陈庆英

刻在心灵深处的记忆――怀念我的老师陈庆英
日期：2013-05-13 作者：曾传智
平时夜里上床即睡、一觉天明的我，今天凌晨三时醒来，却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再入睡。原来是两周前参加原台州师专72中文2班同学会时，碰到几位老师，他们大概还记得，在台州师专时，我与陈庆英老师是关系最好的一个，他们特意向我讲述了陈庆英老师凄凉的晚境和萧瑟的身后。陈老师夫妻俩于85年从金华浙师院调到杭州，在当时的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现为浙江传媒大学）任教，陈老师与他的妻子文声唤（文心慧？）老师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不擅于人际交往，加上两人身体又不好，更不幸的是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毕业在杭州市一人民医院工作的儿子精神出了问题，在新的环境缺少朋友熟人的帮助宽慰，夫妻俩先后一年去世，留下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不知如何生活。当时听得我全身发凉，泪水盈眶，既为陈老师的晚境和身后悲伤，又为自己疏于与陈老师联系而自责。
自同学会回来，总是心有戚戚。凌晨不能入睡，往事幕幕涌上心头。
1970年，当时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发文，把浙江师范学院一分为三，即金华、台州、丽水。浙师院的三分之一教师和校产分到台州后，台州地区革委会决定办台州地区第一所大专，招收工农兵学员入学。我有幸作为工农兵学员于71年三月推荐入学。那时，还是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我们一到学校，许多老师都自觉地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打成一片，但在开始的几周内，我们从没看到陈老师的身影。一天夜自修时，陈老师来到教室，问这是中文2班吗，当时同学们都笑了起来，大概是觉得其他老师早就与我们这些学员打成一片了，竟然还有找不到上课教室的老师中的异类。第二天，他给我们讲的是毛泽东词《卜算子.咏梅》。其他老师讲毛泽东诗词时，大多按流行的注解宣讲，只是在典故上作些自由发挥。而陈老师却没有这样讲，他围绕“读陆游词，反其意而用之”展开，即“为什么反其意而用之”“怎样反其意而用之”“反其意而用之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一上午的课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我认真地记着笔记。此后，凡是他的课，我都记得很认真，课后都作适当的整理。听陈老师的课，一晃过去了四十余年，期间多次搬家，散失的书刊颇多，但听陈老师课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也算是陈老师留给我的一点纪念和慰藉了。
那时的读书，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习和下乡。那时下乡一去就是半月，师生一道都是背着背包徒步去的。虽然看着陈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背着大背包徒步三四十公里，有点于心不忍，但那时我还只有十七岁，身弱力薄，自顾不暇，虽有心也无力。下乡时，我们经常一起在乡间小路上散步。散步时，他与我聊起他的经历，他反右前是《东海》杂志编辑，杂志在反右时停办，当时去向是新闻出版单位或大学教书，他选择了大学。他说，他是过来人，从自己的经历看，一个人如果在政治上不跟上发展大势是要吃亏的，并告诉我说这些话的原因。原来，文科党总支在讨论学员情况时，我成了走白专的危险人物。班主任知道陈老师与我谈得来，叫他与我谈谈。当时，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入学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所有共青团员都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非团员大多向团委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我却一直未写入团申请书。而政治学习讨论时，我也很少发言。我当时觉得，我进师专是读书的，何况我是68届初中毕业，实际只读过一年初中，其余两年学校搞文革，没上课。师专毕业后要去中学当教师，不读点书怎么行。当时学校图书馆开放的书很少，绝大部分古今中外名著都是所谓毒草，不能出借。陈老师曾对我说，鲁迅文笔极其精炼，可多读鲁迅的文章。因而，我平时都捧着《鲁迅全集》阅读，班里有一女同学戏称我为“小鲁迅”。听了陈老师的告诫后，我即写了入团申请，但只有五句话。临毕业前，团委在讨论是否通过我入团时，有人提出仅五句话的申请，不宜通过。幸有我同桌是复员军人，且是团委干部，帮我力争，才勉强通过。
7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当时地区革委会宣传部要求台州师专负责编写一本学习《讲话》辅导资料。师专把编写任务交给陈老师，陈老师提出我进入编写组。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编写组自然名义上是领导挂帅，其实所谓的编写组仅陈老师一人，我作为学员才疏学浅，帮不上多少忙，唯一能做的是帮陈老师誊抄一下。我毕业离校后，陈老师在书印好后，寄给我一本。他说，书，本来是说要正式出版的，但地区领导后来觉得正式出版责任重大，在当时政治形势下，大概只有中央宣传部有权发行这样的辅导用书，下面编写的只能作为内部学习资料发行了。这本书，在我看来是充分体现陈老师的学识和功力的，但观点必然是迎合当时形势的，否则，也不可能在区县一级内部发行。书的署名虽然只是“编写组”，但仍是作为陈老师留给我的纪念品珍藏着。
74年暑假，我们台州师专毕业学员因待遇问题重新汇聚到学校。师专是以大专名义招生的，但当时大专必须经国务院审批。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切乱套，招生以后，领导才知道有这一程序，结果就使我们这一批人陷入尴尬的境地。分配到学校，编制却无从解决，只是作为师专的见习生。于是，我们回校，向地区革委会领导请愿。一天深夜，从地区革委会回到学校，去水井边洗凉水澡，结果受凉，夜里高烧昏迷，同学用担架抬我到地区医院。清醒后，我才知道当时高烧达40度。从医院回来后，陈老师把我接到家里，每天嘘寒问暖，精心照料着我。他给我下稀饭的一道菜我一直都记着，那是炸紫菜。他说台州人紫菜都是烧汤的，其实炸起来吃也别有风味。差不多四十年了，陈老师在灶台前忙碌的高大身形至今还时常在我眼前晃动，挥之不去。
我工作的头十年，是在一个偏僻的乡下中学。那是一个想读书而无书可读的年代。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各种经典也开始陆续出版。但偏僻的乡下，仍买不到可读的书。陈老师知道我无书可读的苦恼，先后给我寄来王力的《古代汉语》、林庚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许慎的《说文解字》、《历代文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等书。后来我能从一个偏僻乡村的初中语文教师站上县城里的省一级重点高中的讲坛，主要得益于陈老师寄来的这些书。
85年，我参加了浙师大的本科函授招生考试，那年函授招生录取比例是6:1.因我没受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考后，虽然觉得还顺手，仍然心里不踏实。写信给陈老师，叫他帮我看一下分数。陈老师回信说我考得很好，四门百分制的课目，达到每门80分左右，属全省极少的高分。我很高兴，可以再次聆听陈老师的教诲了。暑假到浙师大面授，来到陈老师家，他正忙于搬家。他们夫妻俩经过许多艰难曲折，总算调到杭州去了。他向我讲了调动的过程，上海大学要他俩去，省里不放；浙大文学院要调他俩，师大不同意；这次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因省政府全力支持这所学校，才获成功。年纪大了，去杭州，生活、医疗条件等好些。我既为陈老师调动成功高兴，又为自己不能再次聆听陈老师讲课遗憾。
86年，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到杭州旅游，来到陈老师家。陈老师又一次亲自下厨，招待我们一家，他与文老师一道与我们一家合了一张影。照片中，他与文老师慈祥的面容成了永久的定格。92年我曾去浙江教育学院参加完中校长培训，我带着刚出版的拙著《诗河漫步》去拜访陈老师。当时，他已患较严重的冠心病，文老师也因脚跌伤，卧床休息。他的儿子在市一人民医院上班很忙，无暇照顾他俩。他看到我的书后，由衷地向我祝贺。并强挣起身，要为我做饭，我实在有点于心不忍，但看他热切地挽留，我又不忍拂他的意，留了下来。那次，从他家出来，鼻子酸酸的，觉得他俩晚境有点凄凉。但正如刘亮程所说的，人生的冬季，只能独自经受，别人是很难帮上忙的。
92年杭城一别以后，因忙于为生活和工作奔波，没有再与陈老师联系。因那时去杭州要乘十多小时的车，如果没公差，自己仅供维持必需温饱的微薄的工资也难以承受。过了两三年，听浙师大毕业的一教师说，陈老师已去世。这时我为自己没有与陈老师保持经常联系而懊悔，想与文老师联系，但觉得联系上文老师，又能与她说什么呢？我只能把自己对陈老师的怀念和愧疚之情放在心里。这次听了他原来浙师大的同事潘锡阳、许红莲、陈章荣等老师的讲述，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陈老师，他是一个好老师。83年浙师大组织了一次学生评老师活动，他是中文系两个得分最高的老师之一。他待人和蔼，专心学问。可这样的好人为什么晚境如此凄凉、身后如此萧瑟呢？老天真不公啊！
我，作为一个备受他关爱的学生，在他需要安慰和帮助的时候，又为他做过什么呢？子欲养而亲不在，我只有深深地自责！
往事历历在目，我只能用文字记下这些，算是我对陈老师的永久的纪念。写下这些，泪水已潸然落下。
我打开窗户，天已大亮，春日的晓风拂不走我心中的凉意。我从阳台上摘下一朵开得正艳的月季，把她一片一片地撕开，抛向空中，以此遥祭铭刻在我记忆深处的终生最敬仰的老师陈庆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