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含枢”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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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15 朱含枢.超光速致密射电源—新近之观测与其物理涵义.全国射电文学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天文台刊,副刊),1984.9
 
<br>  15 朱含枢.超光速致密射电源—新近之观测与其物理涵义.全国射电文学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天文台刊,副刊),1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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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编;刘东生 主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 天文卷 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05.第358-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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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编;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 天文卷 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05.第358-374页.

2021年2月15日 (一) 16:00的最新版本

朱含枢(1933~)
朱含枢,射电天文学家,我国射电天文学最早研究者和学科开创人之一。发现类星体核心存在螺旋型磁场和非轴向喷流;提出活动星系核一种新模型;发现活动星系核中存在磁场发射现象,推进了对活动星系核的认识。

  朱含枢,1933年10月12日生于浙江省青田县,父母亲都是医生,他们是朱含枢成长过程中影响最深的第一任老师。父亲朱国基是穷塾师的儿子,因目睹军阀混战,吏场腐败,遂舍弃投考士官军校的仕途机会,毅然选择了以医学济世的人生道路。朱含枢少时尝闻父亲铲完麦田,千里负笈省城求学,严冬以书压被御寒,或竟拥被坐眠的困苦情况,以及历经千难万苦、半工半读,终至浙江医科大学毕业的历程,深受震撼和教育。后日本南侵,父亲让妻儿避难乡间,自己则从青田医院院长任上奔赴国难,往任战时救护总队外科主任。迨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细菌战,浙东一带鼠疫横行,父亲又受命于危难之时,负责临时省城一带的鼠疫防治工作,秉着他“苦干、实干、硬干(冒着生命危险和创造条件干)”的精神,出生入死,日夜奋战在第一线指挥战斗,终将猖獗一时的瘟疫扑灭。父亲一生建多所公立医院治愈许多垂死重伤疑难病人,匾额与病家的鞭炮锣鼓常有所闻。母亲携子避难,仍为人治病。一次暴风雨中,她从一座十数米高的石拱桥上跌落山涧,被山洪冲走数十米,幸被刮倒的大树拦住,得以攀援登岸,已是周身受伤,但仍踉跄支撑诣病家接生,而自己则因受伤和风寒卧病数月。父母亲那种求知好学、敬业、创业、艰苦奋斗、服务、奉献社会的精神对朱含枢后来的科学研究和终身的工作都是一种不竭的激励和鞭策。另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则来自抗战时期所经受的颠沛流离生活和后来所认知的近百年来中国所忍受的屈辱和深重的民族灾难,从而激发出来的要富国强兵和必须报效祖国的思想。
  小学以全校第二名优秀成绩毕业,朱含枢考入浙江省立联合初级中学,后转入省立建国中学。在这里他受到了较好的数理和文化的基础教育。在数理基础方面,特别是物理和逻辑思维方面受到很好的启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能够长时间思索和钻研一个问题,并经常能解一些其他同学不能解的疑难习题。在文化基础方面,除接受一般的近代文史知识以外,还接受了孟子和论语中一些较少受时代局限的篇章,特别是接受了孟子和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做人道理的章句,以及一些反映中华民族气节、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当时有一位邵梦兰教师(后任东吴大学教授)要求学生对各章各句背诵并吟唱古诗词,并对学生所学孟子论语篇章进行课堂默写考试,朱含枢经常交头卷,因此经常可以满分以外再加5分。另一方面,启发式的教育也有助于启迪学生的想像力(想像力联系创造力),例如另一位教师要求学生写文章描写燕太子丹在易水之滨送别荆轲的慷慨悲壮场面。朱含枢写了一篇情景并茂的文章,该老师课堂表扬为有丰富的想像力。这些教育使学生们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终身受益。中学时代的朱含枢有较强的记忆力,当时连历史地理也会背,对外语的背诵是例行的事。
  1949年建中并入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1950年朱含枢毕业于该校。在南方各高等院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中,他选择报考国立浙江大学电机系,这是因为电机系对数理要求比其他系高,也与他所喜爱的物理专业较近,同时当时奉行列宁的名言“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加电气化”,而纯粹学理或文的学科不受考生青睐,在出路方面也有困难。在北方各高等院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中,他报了唐山钢铁学院,因为感觉到富国强兵与钢铁分不开。发榜后,南北统考均录取。尊重他母亲的意见,他就读于杭州本地的浙江大学。在社会活动方面朱含枢被选为浙江大学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在别的学年中又被选为课代表。在学习和毕业设计中都表现出不满足于课堂教学内容,而喜欢独立钻研和自己找文献和参考资料。在毕业统一分配时他被提前选派到中国科学院,分配到紫金山天文台。当时有一门新兴的学科——射电天文学在英国和一些发达国家蓬勃兴起。朱含枢被分配在紫金山天文台与这方面工作的需要有关。

皈依天文学
  朱含枢最初对离开原先所学专业有所不舍,希望能回到原专业方面工作。后中科院电机学研究所来人替换,但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未能同意,后经孙克定副台长暨其他领导以紫台之需要和青年可塑性较大相劝导,复蒙张台长遇之以器重、启迪和教导,朱含枢遂应允留下,许紫台以驱驰。渐之,朱认识到射电天文学乃是以近代无线电电子学成就为基础,以研究宇宙中于光学上不可见之等离子体内物理过程的新兴交叉学科,它将两个饶有兴趣和极富前景的领域糅合在一起,极具吸引力,且较原先专业更为宽广,亦更贴近于自然,遂幡然归心,皈依于天文学。
  朱含枢最初参加的天文工作是紫金山天文台60cm反光望远镜的恢复工作。要修复这样的望远镜在当时是天文界的一件大事、难事。中国科学院在当时国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专门从民主德国请来专家组(含电气工程师,光学、机械技师共3人)。紫台在台长领导下也成立相应的3人小组,整个工作在1953年第4季度开始,历半年而完成。恢复后的该望远镜成为我国天文界的观测主设备。
  嗣后承担的工作是为60cm望远镜研制配用的光电测定星光的设备,该项工作系张钰哲台长提出,物理研究所陈芳允研究员指导,由朱含枢在物理研究所研制完成,其所设计可观测到的极限星等为12等星,带有一定的探索和开创性(在国内并无先例)。配用于望远镜后成功地观测到了食变星御夫座WW的正弦型光变曲线。这是我国天文界第一次星光光电观测,也是在张台长指导下朱含枢完成的第二项天文工作。

中国射电天文学非常规开局
  1954年朱含枢受紫台张钰哲台长指派到中科院近代理物研究所进修及工作,师从无线电物理学家陈芳允研究员。张钰哲并写信将朱含枢介绍给他的挚友周培源教授。到物理所进修主要是为开展射电天文学研究工作作准备,同时也参加物理所的无线电物理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近代物理研究所是我国各近代学科的摇篮和基地,这里汇集了众多的各学科第一代精英。在这里有机会与各方面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朝夕相处,与老科学家接触,聆听教诲,并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及讲习班,受到很大的得益和启迪,这是朱含枢的第一次视野开拓,也是在物理所第一次接触到自然辩证法。
  1956年朱含枢受派作为中科院第一批留苏研究生赴前苏联研究学习射电天文学。1956年8月下旬抵达列宁格勒(现为圣彼得堡)的前苏联科学院中央天文台(即普尔珂沃总天文台)为射电天文学研究生。
  由于在物理所的工作和学习,来苏以后很顺利地接上了在前苏联的研究生论文工作和各项学习,并与苏方同事打成一片。除了论文工作,即偏振射电望远镜的研制和太阳射电偏振辐射的观测与研究课题以外,他还着意留心和学习,吸取其他研究室组和实验室工作的经验,包括宇宙射电方面研究的经验,为日后在国内开展射电天文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初在离开北京及抵达前苏联以后,张钰哲及当时紫金山天文台党组织领导曾殷殷嘱托和写信给他:“今后开展射电天文学工作主要依靠你。”所以朱含枢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思,惟恐托付不效,有负张先生和紫金山天文台党组织领导的信赖,并不断探索在国内开展射电天文学的道路。考虑到射电天文学系交叉学科,需要有无线电物理和天体物理两个方面的人才和兼懂这两个方面的人才,需要有多学科的配合和相当规模的设备基础,而当时紫金山天文台均不具备这方面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在当时做纯天文研究的天文台内,如按照常规的方式启动和白手起家,将非常困难,并将旷日持久而难以奏效。了解到1958年4月19 日在我国海南岛有一次日环食。而日环食借助月亮逐步遮盖和离开日面可提供精细研究日面各局部活动区的射电辐射的可能。考虑到射电天文高灵敏度的微弱讯号检测技术和天线技术对远程雷达和被动雷达技术,微波遥感技术和无线电电子学本身都具有重要意义,遂与前苏联射电天文学家共同发起筹措了1958年我国海南岛日环食两国科学院射电天文多波段联合观测,旨在研究太阳局部活动区的亮度分布和偏振辐射,推动国内射电天文开局和迅速组建起射电天文队伍,并使这支队伍在日食观测的进程中得到训练和实习。同时通过联合观测引入微波辐射遥感技术和射电望远镜技术,以利于我国无线电电子学和国防技术的发展。当时建议这种联合观测应是双方对等的,我方可请朱含枢的老师陈芳允研究员带队,其中一个波段的偏振射电望远镜可由朱含枢负责研制完成,并携回观测,我方观测队员可从各有关研究所、院校中抽调有一定工作经验者组成。另与苏方实验室讲定,借留两个波段的射电望远镜(两架)在北京以为我方蓝本,这样我方即可以经过联合观测实习的队员为基干,快速地复制和研制射电望远镜,并开展有关的观测研究。当时考虑北京靠近物理所、电子所,各方面条件较优越,所以建议将我国未来的射电天文基地建在北京,有关的建议和计划于1957年夏初寄回给张钰哲台长,另外得到来苏访问的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和周培源的支持,请他们直接将报告带回国内交科学院领导。当时由周培源指派朱含枢作为我方代表,在前苏联参加联合日食观测的准备工作。当年下半年联合日食观测经中苏双方科学院订为1958年的合作项目之一。值得提及的是关于向苏方实验室借留两台射电望远镜在北京以为我方蓝本事,曾受到苏中央天文台同事、射电天文部实验室负责人Д.В.КороΛьков的反对,他对朱说,如果将射电望远镜留在北京归人家使用,去提前开始射电天文工作,那么你回去以后还能做主人吗?意谓你将只有听人摆布,受人掣肘,当不了头了。但当时朱含枢完全不考虑个人因素,只考虑有利于国家,希望国内早日开始,以建立基础,坚持向苏方提出要求。后苏方还是同意将射电望远镜借留在北京。
  对于这次日环食观测,我国科学院和高教部都很重视,成立了专门的日环食观测委员会,由著名的天文学家、无线电物理学家和教授组成。前苏联方面参加观测的机构有前苏联科学院中央天文台,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阿尔美尼亚共和国科学院天文台,莫斯科大学天文台,高尔基大学无线电物理研究所等。科学工作人员共21人。中方参加的单位有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含上海天文台),电子学研究所,北大,清华,南大,武汉,中山等大学物理系及无线电系共科学工作人员26人(不包括其他辅助人员)。观测工作在张钰哲台长的布置安排下,由苏方队长A.П.莫尔查诺夫和中方队长陈芳允两教授率领。该次日食观测的特点是集中了较为齐全的多个波段(0.8~50cm)的射电望远镜进行观测(其中5cm波段偏振射电望远镜系由朱含枢研制完成)。所有的设备都顺利地完成了日食观测工作,取得了十分丰富的资料以供进一步研究。为确保安全,国家有关方面安排由海军军舰将射电望远镜运送渡海,并在观测地点周围设高炮阵地。日食观测后由苏方专家举行了多场学术报告会,我方参加观测人员于日食观测后集中在北京训练,嗣后即以苏方借留的两架射电望远镜为蓝本在北京沙河、七里渠等地开始研制射电望远镜,后在南京武汉等地亦开始了射电望远镜的研究工作。这以后由电子学研究所副所长陈芳允、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和北京天文台台长程茂兰等主持制订了射电天文学的发展规划。
  朱含枢是我国射电天文学的最早研究者和学科开创人之一,大家了解这一情况,所以在1959年陈芳允写信给当时还在前苏联学习的朱含枢,告知在北京沙河已建立起射电天文站和一支射电天文队伍,等候着朱含枢回到北京开展工作。当时的北京天文台台长程茂兰也去信朱含枢,告知北京台初创、困难不少,希望朱含枢早日回到北京台工作(当时朱含枢的编制已由紫金山天文台转到北京台)。嗣后,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去信朱含枢告知南京城市改建情况已非昔比,希望朱仍回到南京工作。1960 年中苏交恶,朱含枢于1960年返回国内工作,回到张钰哲台长身边。
  朱含枢在苏期间还有一件值得叙述的事是关于哲学的学习。前苏联科学院研究生除通过专业考试和论文答辩以外,还需要通过一门哲学考试。考试委员会由物理、生物、化学等各方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组成,应试者由抽签决定题目,并在约20分钟内准备好一篇报告。例如抽到“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则报告者必须从古希腊的时空概念、中世纪和近世牛顿的时空概念一直讲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时空概念,然后由各位主考委员提问各种问题,最后由投票决定分数。由于题目的范围非常广,很难于准备。一些有很多论文的在职“老童生”也对哲学考试感到胆怯。前苏联科学院为了让中国科学院第一批研究生能过这一关,专门由科学院哲学教研室为他们开设了一门包括哲学史的哲学课。当时由于研究生语言方面的困难,所以教研室的哲学课由朱含枢担任口译。朱含枢感到这门课特别是哲学史对开拓和启迪人们思维很有帮助,其中关于人类思想史和辩证逻辑对于今后的科研工作和社会生活有一些用处,但是朱含枢对于有些观点也仍有些异议。

射电天文学在中国南方的艰难再创业
  朱含枢从前苏联回国后,最初科技业务方面从事的任务是观测前苏联183.6兆周宇宙火箭讯号。考虑到火箭的高速运行和电波经电离层时其偏振状态(电场的极化方向)将发生显著的旋转(法拉第效应),遂采用了四个直径至70cm的大型螺旋天线组成的小阵作为接收天线,这种较轻便的结构较符合当时加工条件和经济能力,同时也兼可作为米波段的太阳射电望远镜的天线。当时由部队调来许多转业军人作为金工方面的加工力量,同时在实验室进行接收设备的研制,一切进展顺利。回国后3个月,朱含枢在60年代第一届天文学会学术会议上提出了“用于观测前苏联183.6兆周宇宙火箭讯号的螺旋天线”(包括电波在电离层传播所经受的法拉第旋转的计算)的学术报告,受到学术会议主持人、复旦大学物理系主任周同庆的好评。朱含枢并提出将射电天文学与人造卫星观测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的观点。
  但不久,朱含枢被派到农场劳动锻炼,工作则由能够接替的助手继续进行。在几处农场辗转劳动锻炼半年后又返回紫台,此时科技业务主事方面重新提出了专注于射电天文方面的任务。当时紫金山天文台射电天文方面的基干力量是海南岛日环食观测后在北京射电天文台训练班学习过的一些大学毕业生,以后又陆续充实了清华,北大,浙大,南大,南工,武汉等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物理系和天文系的毕业生,遂逐步形成了一支有相当力量的射电天文队伍,并逐步建立了一系列厘米波到毫米波的射电望远镜,这些望远镜较原先前苏联望远镜已有了许多改进。朱含枢提出了“小而精”的口号,即在当时许可的条件下,做到精益求精,还研制出了能在太阳日面辐射背景上检测出圆偏振辐射的圆偏振射电望远镜,其漂亮的圆偏振记录曲线受到了国际著名射电天文学家的W.N.Christianser教授访华回澳后的称许和他当年的学生,后为美国国立射电天文台台长的M.Goss博士的好评。在圆偏振射电望远镜之后朱含枢又研究出了能测量表征入射射电波全部偏振特性(I.Q.U.V.四个参数)的全偏振射电望远镜,此射电望远镜可以在观测过程中连续定标,并在1967年新疆日食观测(完全由我国自主开展的射电天文日食观测)中分解了日面活动区两个极性相反的核结构,取得了优于国外同期水平的结果(前苏联在射电天文偏振测量方面在当时处于国际领先,而我们则在掌握了前苏联这方面技术以后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该项日食观测项目及3.2cm波长总强度射电望远镜均获1978年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
  在建立了当时在国内水平较高的太阳射电望远镜后,紫金山天文台即开始对太阳射电进行常规观测,并结合光学方面色球望远镜的观测,对太阳活动的耀斑和质子事件开展预报工作。
  在回国之前,朱含枢就怀抱着要在中国建立大型天线或大型天线阵(高分辨本领的观测设备)的志向。但回国以后所面临的生活环境和国家的经济情况与原先所想像的相去甚远。当时国际上由多个抛物面天线组成的各种类型的天线阵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每一种新的大型天线阵大抵也只能领5~10年风骚(包括澳大利亚的36面13.7m抛物面天线组成的3040m直径的Culgoora圆形天线阵),很快就会被分辨率更高的天线阵所淘汰,这使得朱含枢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国外的大型天线阵,否则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
  还有一种大型天线是由朱含枢的导师C.э.xaйкин教授提出的由平面金属板所组合成的抛物面型带状大天线,这种天线可以达到数百米到数千米的孔径,可以在一系列技术上同时工作。在建造成本方面也相对经济。但是在朱含枢回国以前参加的一次对蟹状星云射电源的观测中发现,该型带状射电望远镜存在着显著的赝偏振效应,即电磁波在入射该天线后,其偏振状况发生了畸变。按照理论,蟹状星云的射电辐射应该主要是线偏振的,这是该射电源中相对论性电子的同步辐射的特征性标志,但是该次观测却记录了显著的圆偏振,这与理论预期甚相违背。偏振观测关系射电源的磁场结构和辐射机理,是不能允许有显著的赝偏振的,但是人们对造成这种赝偏振的根源和物理过程都不清楚。另一方面朱含枢已看出带状天线较贴近于地面,必然会截取较为显著的地面噪声辐射。再者其天线波束成刀状,而非铅笔束,所以尽管有很多人劝说,朱含枢却没有按照他导师的建议,在国内也建立带状大天线。实践证明朱取这种慎重的态度是正确的。
  自回国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内,朱含枢一直在探索实现高分辨率(或即关于建立大型天线或天线阵)方面的问题。有关上述的射电天文工作和一点进展是在比较艰难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取得的。由于对开展射电天文工作的高度热情和责任感,朱含枢和他的同事们常常是在半饥饿的状况下工作到晚间11、12点钟。由于食物和营养不足,导致了浮肿的代谢疾病,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停止工作。当时运动一个接一个,朱含枢也沾边与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些冲击,多次到农村劳动锻炼和集训,到港务局作为码头工人劳动,到矿山劳动,以及作为工作队员被派往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期间朱含枢还曾主动到最艰苦的环境去生活和劳动,并体会到真正的劳动人民是爱护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也愿意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一阶段要说有收获的话就是在心里注进了些工农的思想感情,认识到在中国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大多数,并在今后的科研思想上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决不能搞那种“粗犷式”的贸然引进或照抄国外的大型设备而毫无创意,致使该设备无先进性,或因性能指标不如人而最后被搁置一边,那样就真对不起劳苦大众。同时也明确必须尽力用最少的钱做最好的工作,反对一切奢侈浪费现象。
  在科研思想和科研方法方面给朱含枢以深刻影响的还有张钰哲、陈芳允两位前辈科学家。是他们指引了朱含枢由工程转向物理而后转向天文(射电天体物理)。他们的真诚信赖和鼓励使朱含枢勇往直前;他们对祖国和科学事业的挚爱,对真理的追求和严谨的学风,创新的精神,以及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和对年轻人的启迪、爱护和长者风范和高风亮节是永远鼓舞着朱含枢的学习楷模。为了纪念张钰哲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朱含枢在科学时报上撰文,并写了这样的诗句以为礼赞,其诗曰:
  管窥苍穹天风寒,哲人心血育烂漫;
  扶摇凌越行星际,仰之弥高弥璀璨。

赝偏振问题的突破和活动星系核(类星体)核心中的重要新发现
  在“小而精”的严谨工作的基础上,紫金山天文台建立了一系列的太阳射电望远镜(厘米波—毫米波),并具备了研制大型射电望远镜和开展宇宙射电研究的技术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紫金山天文台开始跨出了发展射电天文的第二步:一部分人马开始转向毫米波射电望远镜的研制和开展毫米波射电天文学工作,这导致了在青海省德令哈建立13.7m口径的毫米波射电望远镜。由于青海省大气较干燥,对电波的吸收较小,所以毫米波天文台址选在青海。另一方面,朱含枢则看到单个13.7m孔径的毫米波天线其角分辨能力实属有限(在角分的量级),必须要借助干涉测量来提高分辨能力。但是基线长度为数公里,数十千米的天线阵仍然不能满足观测、研究宇宙射电源精细结构的要求。所以必须着眼于洲际距离的干涉测量,循此遂选择了VLBI (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ry)。进行洲际距离VLBI的可取之处在于可以分享(间接使用)世界上的大型射电望远镜;可以达到角秒,亚角秒,毫角秒乃至微角秒的绝高分辨能力,从而可以研究最前沿的问题——活动星系核,可以分享、利用国际上大量的高分辨率的观测资料。朱含枢原先在太阳射电偏振辐射方面研究具有优势,则可以保留这方面优势,而向宇宙射电转移,并可立足于将偏振和VLBI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较其他国家先走一步,使极高分辨率的观测研究与磁场的观测研究结合起来。实践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
  20世纪80年代末,朱含枢进行了中国VLBI网的布局研究,建议在该网要冲地区的主站上建立国内现实条件允许的较大型的低噪声天线,以有效地间接使用国际上最先进的网络来进行天体物理、天体测量和测地等方面当时水平最高的联测,满足以后空间VLBI的需要,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好评。
  磁场是天体物理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天体物理中各类剧烈的扰动和许多高能过程和现象均与磁场相关连。宇宙射电源的偏振辐射携带射电源的磁场结构、辐射机理和辐射传播特性的重要讯息。此种偏振辐射常常只占总辐射强度的百分之几。但是展延射电源的非偏振(其电场的极化方向随机而变,没有一个占优势的方向)的背景辐射也有可能转化为假的偏振即赝偏振。赝偏振常常淹没射电源的真实偏振讯息。
  蟹状星云射电源的真实偏振,按照理论应该是线偏振的,即电磁波电场的极化方向在某一个方向上占优势。但是在朱含枢回国以前参加的对蟹状星云射电源的射电观测则显示它有显著的圆偏振,即电磁波电场的极化方向作圆周状旋转,这与理论预期相连背,即出现了赝偏振现象。赝偏振问题一直是射电天文学中的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人们不明白它的起因和物理本质。朱含枢自前苏联回国后仍然紧紧抓住这个不解的问题进行不懈的探索。他从系统论的观点,从赫兹矢量势位出发,将射电源的偏振特性、天线馈源激励场的偏振特性和天线辐射场的偏振特性三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处理,得出了赝偏振生成的全过程的清晰的物理图景,而由展延射电源非偏振的背景辐射所转生的赝偏振分量则可以从非偏振背景辐射在各类轴对称天线馈源口径上所激励的场计算出来,并与实际观测相符。从所推导出来的公式可见,可以采取正交的可旋转馈源将赝偏振分量剔出,从而使射电天文偏振观测拓展到非常短的波长上(高于150~200GHz)成为可能。此工作也解决了前苏联C.э.xaйKиH教授的抛物带大天线的赝偏振问题。
  在VLBI研究方面主要是间接利用各国大型的射电望远镜进行联测和利用各国已发表的高分辨率的观测资料。在这方面取得的重要新发现有:
  (1)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类星体射电源QSO 3C147(活动星系核,AGN)的核心、喷流区存在螺旋型磁场,此磁场对喷流起聚束和准直作用(通过Pinch效应),并对黑洞旋转能的提取至关重要。揭示并确证了活动星系核(AGN)中正、反向喷流的内禀非对称性,使长期以来关于AGN的正、反向喷流原本是否对称的争议得到了澄清。
  (2)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类星体射电源QSO 3C147核心区存在非同寻常的三喷流结构——含主喷流,迄今未知的侧向(非轴向)喷流和反常的、远长于主喷流的反向喷流。此种异常结构与迄今普遍接受的AGN正、反向对称的双喷流模型及相对论性射束模型(Relativistic Beaming Model)均相矛盾,并揭示了AGN 中还存在另一种前所未知的非轴向喷射机制。
  (3)提出了AGN的吸积盘冕物质发射内禀非对称喷流模型(CME With Intrinsically Asymmetric Jets Model),可解释AGN 的多种形态,新子源的产生与发射,剧烈的时变(Drastic Variabilities)和诸多前所不能解释的现象。
  (4)首次发现著名剧变天体BL Lac A00235+164中存在过去未知的喷流方位角的快速剧变,应用所提出的AGN吸积盘冕CME模型使该天体的诸种长期令人困惑的剧变现象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5)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并证实QSO 3C147核心区的反向喷流和侧向喷流的远方存在着其所发射的大尺度磁场,从而证明了AGN中吸积盘冕物质发射喷流的存在及该模型的正确性。此AGN吸积盘冕物质发射乃是活动星系核产生剧烈时变及新子源发射(包括那些产生γ射线暴的强烈发射)的起因。
  以上发现的新现象揭示了活动星系核的一些前所未知的重要新本质,特别是螺旋型磁场和发射大尺度磁场(吸积盘冕物质发射)的发现推进了现有对活动星系核的认识和现有不包含磁场的活动星系核模型,受到了国际射电天文学界和天体物理学界的十分重视和相当好评。
  朱含枢与多国科学家进行了合作研究(包括赴瑞典科学院空间天文台进行VLBI无体物理合作研究,及访问多国),多次参加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获得多枚学术奖牌和金奖。他是中国天文学会会员、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
  
朱含枢于从事基础研究之外,心系国运昌盛,于2000年提出关于利用自然能源持续开发西部沙漠、草原的建议和关于海洋开发的建言,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还应邀提出关于统一两岸三地和全世界华人汉文文体的可行方案,为祖国统一大业秉赤子之心。
  (武穆)

简历
  1933年10月12日 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
  1950~1953年 在浙江大学学习。
  1953~1954年 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
  1954~1956年 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进修。
  1956~1960年 由中国科学院派往前苏联科学院研究学习射电天文学。
  1960年 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从事射电天文学研究,任研究员。
  1992年11月~1993年6月 在瑞典科学院Onsala空间天文台从事合作研究。

主要论著
  1 Chu Han-Shu, Cosmic Radio Polarized Wave, its Physical Implications and Problems of Observation at Very Short Wavelength. Proceeding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Nathiagali Summer College On Physics and Contemporary Needs. 1984
  2 Chu Han-Shu, The Physical Nature of Spurious Polarization Transformed from the Background Non-Polarized Radiation of Cosmic Extented Radio Sources. The Impact of VLBI on Astrophsics and Geophysics,eds. M. J. Reid & J. M. Moran. 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8, 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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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含枢.超光速致密射电源.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五十周年(台庆专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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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编;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 天文卷 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05.第358-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