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竞之

周竞之(1918- )
周竞之，江苏溧阳人，1918年11月24日出生。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系，曾在贵阳铁路局、上海铁路局工作。1952年调入铁道兵部队，参与抗美援朝，转战祖国南北。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部副总工程师。1983年9月离休。离休后任铁道部第十三工程局技术顾问。

周竞之，1918年11月24日，出生在江苏溧阳县城。江苏除了风景秀丽，盛产丝绸、稻米外，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盛产“才子”。以致多少年来人们总结说：“南方才子北方将”。
周竞之生长在一个旧式的大家庭里。他祖父这一辈兄弟三人，兄弟三人成家后仍住在一个共同的大院子里。这种家庭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是堪称样板的一种家庭。能在这样一个妯娌众多、关系复杂的大家庭中和睦相处，这本身就说明着兄弟三人的素质和品格。
也正因此，周竞之的堂兄弟姐妹很多。以致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每一个比较重要的大城市里，几乎都有周竞之的亲属。仅北京就有四个。
周竞之的父亲是个读书人，喜欢读书也信奉读书。虽说不至于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他认为读书是一个人成就事业和修养自身的最好方式和最好途径。所以格外小心地培养他的孩子读书。那时送孩子读书不存在“公费”，全要靠经济上支撑得住。有时候日子过得拮据，他父亲便实行一种“传帮带”的政策。而事实上，周竞之的叔叔就是由他的父亲供养上学的，叔叔读出来后又供他，他大学毕业了又供弟妹。
周竞之读书很勤奋，他一帆风顺地考上了中学，以后又考上了浙江大学，专攻土木系。那时候，他风华正茂，信心十足，对未来有许多美好的憧憬。最使他着迷的憧憬是：在未来中国的大地上，将出现许多令国人耳目一新的工程项目，而这些项目有不少是他亲手设计和实施的！这是梦？似乎是，似乎又不是。梦是现实的反映，现实是梦的衬托。反正，梦与现实的关系总是若即若离、密不可分的。
但是周竞之的梦却做得并不长久。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10月，日军在上海与杭州之间的金山卫登陆。之后迅速包抄南京、徐州。浙江大学紧急后撤。于是，周竞之和全体师生一道，开始了逃亡生活。
年底，他们逃亡到江西吉安。吉安有个白鹽洲中学。这里不仅是有名的风光胜地，而且是民族英雄文天祥读书的地方。或许是学校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们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他们在这里住下了。当年冬天还在这里举行了期末考试。
吉安是南方，可是冬天却相当寒冷。但气候的寒冷却无法封冻大学生们那一腔激情。常常在清晨或黄香，三五成群的大学生们膽望着山峦起伏的土地，高声诵唱文天祥那千古不朽的动人诗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一九三八年元月，期末考试结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又转移到吉安附近的泰和县住了半年。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吉安还是泰和，都是京九铁路穿越的县份，又都同属于铁道建筑总公司赣州指挥部修建的辖区。阀别了半个世纪之后，周竞之又一次来到旧地，只是，这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个风采焕发的大学生，而是一位历尽沧桑、满头华发的铁路老工程师了。更本质的变化是，半个世纪前他是来这里躲避战祸，而今天，他是随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这里，要来这里重塑山河！但这都是后话了。而当时，二十尚末出头的周竞之可看不到这么久远。他只是在认真读书的同时，感到有一种“国破山河在”的凄凉。
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他们骄横万端。他们在南京进行了灭绝人寰的大屠杀以后，又长驱直入，猛攻武汉。浙江大学的师生员工只好继续逃亡，一直逃到广西宜山。
1939年2月5日——事隔五十四年后，周竞之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一天。完全是突然之间，日本飞机扑来对浙江大学的临时校舍狂轰滥炸。一批炸弹扔光后，第二批飞机紧接着继续扔……细心的人数了数，弹丸之地的临时校舍，前后竟扔下了一百多颗炸弹！
炸弹的气浪掀得风啸涛吼，炸弹的碎片击得树倒屋摇；烟尘使天地黯然，烈焰使鬼神泣号……无论是儒雅的教师还是单纯的学生何曾见过这种场面？但是，毕竟是特殊年代锤锻出一批特殊的人，浙江大学这批师生员工和日本飞机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又空前机敏的斗智。他们组织得是那样完美，有人负责监视空中，有人负责安排地面；有人传送消息，有人组织疏散。敌机一来，大伙儿跑窜一空。敌机扔下炸弹，大伙儿就远远地嘲笑着观看。到最后，敌机彻底不来了。检查一下队伍，竟无一人伤亡！不仅如此，师生员工们疏散时还携带着各自的书籍教材。唯一的损失是校舍。没处住宿了，大伙儿只好动手搭盖草棚。
许多年以后，中国电影界拍了部电影《流亡大学》。周竞之从报纸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非常留心这部电影。他是在流亡中上完的大学。他对这样一种生活有特殊的感情和特殊的理解。一边看电影的介绍，他一边嘀咕：怎么回事？这不就是写的我们学校吗？再往下看，他更加坐不住了。到完完全全弄明白电影拍了些什么内容时，他已经完全呆住了。一点儿不错，这就是说的浙江大学的事！他的母校的事！他们当年那一群热血青年的事！
那天晚上，周竞之彻夜未眠。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使他早已不像学生时代那样容易激动，但是当以往这一段生活再一次展现在眼前时，他却百感交集了！这里边有他火热的青春，有他人生中无悔的选择。从那时一直延续下来的漫长岁月中，他行踪无定，脚步匆匆，早已忽略甚至淡忘了许多往事；而如今，像是有一道闪电，帮助他看清了很多很多。
他想起自己这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都与战争有缘。抗日战争打了八年，胜利了，都又打起了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打胜了，建立起新中国，谁知又开始抗美援朝……
周竞之真正进入军队，就是从抗美援朝开始的。1940年8月周竞之大学毕业以后，到贵阳铁路局当技术员，五年后晋升为工程师。后到上海铁路局工作。1952年，上级决定抽调一部分技术骨干力量到铁道兵部队去，他第一个报了名，并获得了上级的批准。于是他成为铁道兵七师中的一员。以后又转入三师。从此，他跟随这支英雄的部队转战在祖国的天南海北。从大学毕业到离休的43年中，尽管几经周折，他没有离开过铁路，与铁路结下了缘份，达也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
那时他们承担的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修筑从朝鲜的贵省到界川的铁路。一共上了五个师的力量，完全是人拉肩扛，结果短短三个月就铺轨通车。紧接着往德川修。修着修着，美国兵打上来了。于是铁道兵成了第一线上的战士。他们协同兄弟部队紧急狙击，没黑没明地掏山洞挖掩体。整整坚持了三天三夜，直到后续部队赶上来。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他很快又去修筑东南沿海的鹰厦线，以后又修章龙线、章平线、湘黔线。
1957年，周竞之被打成了右派。周竞之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两条。
第一，当时号召和组织大家学习辩证法。辩证法这东西比较玄，怎么去理解和把握它，比较难。比如明明是做了好事，但“好事可以变坏事”；同样，一个人明明做了坏事，但“坏事可以变好事”。于是大家便议论不休。周竞之开口了。他说话从来都是直通通的。他说：“辩证法，搞不懂。好像是变戏法。”这一下了不得。周竞之的第二个“错误”是他对统购统销、一平二调和刮共产风不满。他认为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浮夸。
1957年5月他被开除军籍，剥夺技术少校军街，把1954年定的二等三级工程师(相当于现行四级工程师），降为三等三级工程师（相当于现行六级工程师）。原来的少校技术科长也被撤掉了。更可悲的是他的父亲也因此而忧伤过度，离开人世。
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生理和精神上的厄运双双而至。但他不仅承受了这最大不幸的打击，而且用自身的力量平衡了命运带来的不公平。
当时，他找了某领导论理，可无济于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精于铁路线路的设计和施工，虽然被开除军籍，但是，并没被遺返回乡而是被所谓“控制留用”，放到下属单位仍然担任工程师，成了该部“穿蓝衣服的右派工程师”。他想，既然如此，那就随它便吧，反正是要生活下去，我干我的事业。
在很大意义上，周竟之很可能是沾了铁道兵的光。铁道兵铁道兵，顾名思义，这支军队不光是要打仗，而且更要建设。而搞建设周竞之是把好手。
于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政治上高度统一和高度纯洁的队伍里，竟破天荒地留下了他这个“右派〞！于是他继续留在铁道兵里工作，继续钻在深山老林里勘察线路，计划并安排施工；也继续和团长师长们争辩问题，并且往往一争，就争辩得脸红脖子粗。那一刻，他从来就没有“右派”意识，从来就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而争辩的对方也同样被他的气势所震慑，往往是在争辩结束以后，才不无诧异地想起，怎么回事？他不是个右派吗？右派还这么猖獗？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只要稍稍经过“文革”以及此前那些政治运动的人，都会知道那个年代中人们头顶上笼罩着怎样一种可怕的恐饰气氛。那时候广播里天天高唱的一首最有名的歌曲是《社会主义好》。而这首名曲中的名句又是“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而周竞之这个右派，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1960年12月，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可仍然是“摘帽右派。”工作中受人暗中监视，别人出了问题，拿他试问，一些重要的科技讨论会议不让他参加。在这种环境中，他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一条条新建铁路按着他与同事们精心设计的蓝图铺设着人的命运也有走红的时候。1965年，他又被重新接收人伍。
1964年秋，他跟随部队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号召，走进了绿色宝库的大门，立即被这里的一切给迷住了。
修铁路，首先要进行实地考察，在原始森林里一走就是几天、几十天，这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而他可以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下，顶风冒雪、步行七百华里，实地考察从嫩江至太阳沟的全线设计，可想之，当时的大兴安岭处处是雪峰冰川，沼泽塔头地，山中有荆棘、野兽，每行走一步都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甚至会遇到生命危险。
当时，组织上决定选派几位年轻的同志去，可他获知后，立即找到有关领导说：“大兴安岭的木材遍地，都被封在深山里运不出，铁路早修通一天，就要多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啊！请组织上不要过多地考虑我的安全。”组织上和同志们是了解他的。他性格倔强，在工作中，凡重要的设计他都要亲自把关，他的工作不在嘴上，而在“跟”上。领导上那能拽住他呢?
就这样，他一个人就启程了，为确保他的安全，组织上选派了几位年轻的助手陪他去了。他的这次实地考察，修改了沿线三项不合理设计，使工期缩短了三个多月，为国家节省了几十万元资金。
会战初期隆冬的一天，他站在冰天雪地里昼夜指挥着桥基混凝士灌注，由于疲劳过度，一阵晕眩，竞没有看见徐徐下落的吊头，钢铁斗子砸在他的腰背上，疼得他浑身颤抖。他脸色腊黄，双颊滚出了豆大的冷汗，战士们要背他去卫生队，他拒绝了，在场的干部要扶他上工棚休息，他又止住了，等到一个桥基灌注下来，他瘫倒在雪地上。师长阎景祜闻讯后跑来大声叫道：“老周，你就不要命了！"这位刚强的师首长再也说不下去了，眼眶湿润了，在场的战士们见此情景，一个个都失声地抽泣了起来…
二十年，他为打开绿色宝库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修起了北国边疆的第一条铁路线，参加勘测设计的铁路线一千多公里，先后修改设计方案三十多项，为国家节省投资三千万元。架起了上百座大小桥梁，盖起了接近于一座中等城市的高楼和房屋。可他却从壮年眨眼之间到了暮年。铁道兵部队的干部战士都说：“二十一年来，周总工程师象煤一样，牺牲自己，献给人类；象煤一样，竭尽全力，发光发热，他真不愧为在开发建设大兴安岭中一块熊熊燃烧的‘优质煤’。”
1979年这一年又是双喜临门，61岁的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部副总工程师，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扫多年压抑的心情，更加勤奋地工作着。
1983年9月，64岁的周竞之正在四年后烧起一场举世闻名大山火的大兴安岭，勘察设计一条新的森林铁路。他丝毫感觉不到自己过了花甲之年。渴饮山泉，倦卧沟谷，像年轻人一样奔忙着。这是他生命途程中情绪最佳的一段时光。
一个傍晚，他布置完第二天的工作，兴冲冲地回到青松和白桦遮掩的帐篷里。他呆住了，一纸命令告诉他，他被批准离休了。
他在帐篷的苍松下站了好久，他觉得自己比那松树年轻得多，就象自桦一样茁壮。那夜，他躺在帐篷里失眠了。
他又踏上了一条新的征程。
在祖国西南的重庆市北培区静宁路，有一套军队离休干部的住房，可这套房的唯一主人却常年不在这里居住，石活跃在遥远的东北。主人就是周竞之。原来，他离休后，考总晚年孤身一人总会有许多不便之处，便请求组织把他安置在家居重庆的弟弟身边。1984年经上级批准并拨款在重庆为他修建了住房，可他却一直在工作过的原铁道兵某部现为铁道部第十三工程局继续他的事业。
人要珍惜自己存在的价值，就要为社会创造价值。他诚恳地透露，除了生存需要的基本条件外，自认为第一位的东西就是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中，他随铁道兵新建指挥部赴朝，为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建功立业；和平建设时期，他随部先后参加了鹰厦线、滇黔线、向乐线、烟白线、伊敏线、嫩林线等新建铁路的勘测、设计和施工。尽管后来他在政治上受到了种种磨难，但是，他仍然倾心于他的事业，钻研业务。为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他对所承担的每条新建铁路都提出了改善设计的方案，不论登与夜，风和雨，哪里是建设重点，哪里是施工难点，哪里就有他。他成为原铁道兵整个系统内十几位赫林有名的高级工程师之一，为祖国的铁路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是啊，他怎么能离开他从事的事业去享清福呢？在他看来，对事业的追求与生命的延续是等同的。他与铁道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在原铁道兵某部工作了三十多年，更主要的是，那里有熟悉他的人，需要他的人，信任他的人。自离休以后，他奔波于大连、图门、哈尔滨等地，为第十三汇程局所承担的一些重要工程献计献策，并重点参与了该局第一工程处在辽东半岛承担的大连市富丽华大酒店的基础工程、和尚岛公路、七仙岭公路、香炉礁立交桥、沈阳至大连公路韩家岭段、普兰店海湾大桥以及北引线等工程项目。
由于铁道部第十三工程局引进了竟争机制，实行自负盈亏，所以，他们不只是修建铁路，其它工程项目也需要靠自身的力量去投标。这样也给他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每参加一项.工程投标，他都充分调查研究反复论证，对工程设计、施工.方案和预算他都亲自搞。别人搞过的，他也要重新核对，务求谁确无误。
由夏威夷设计所香港分所设计的高二十四层的富丽华大酒店，是中外合资修建的，为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又增添了新的光彩。可现在有多少人能知道支撑这座大酒店的基础工程，是他与第一工程处奋战的成果呢？1985年5月，第一工程处中标大连市富丽华大酒店的基础工程。由于酒店外观造形别致，如同两个对接的“腰子”型，致使基础工程复杂，要从23米深处筑起88根混凝土椎，并且要避开基础区的地下人防工事。这样确定每个桩的准确位置就是施工初期的关键，就连香港设计所的人员在实地也标不出准确位置。此项任务不仅难度大，而且工期短，八十八天的任务，延期一天罚一万元，提前一天奖一万元。
他接受任务后，仔细复查原图纸设计，找出了原设计图纸中数据有差错，与香港设计人员交涉，港方承认了图纸中的问题，并且敬佩地称他“周老总”。他过去也没有搞过商楼建筑，这样复杂的基础工程也感辣手，因此，他又多次到现场勘案，然后关在屋里花了五天时间，反复计算出了每个桩的精确座标。施工中，又赶上第九号台凤将袭击大连，如基础工程在台风到来之前不能完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不顾施工现：办的泥泞，经常在十几米深的基坑中爬上爬下，现场解决难题，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同工人一起，克服了一道道难关，最后终于提前六天完成了整个基础工程任务，同时也确立了第一工程处在大连的知名度。
他在工作中，注重实际，讲究科学，敢于修正不合理的设计。’他常说：“我这个人就习惯改人家的东西”。
正在建设的沈阳至大连的高速公路，是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1985年底，第一工程处又中标沈大公路韩家岭段，这是沈大高速公路路基的重点工程，是块硬骨头。
为了完成任务，确保工程质最，他不顾年迈，顶着严寒酷暑，飞沙走石，背着一大包图纸，爬大坡，然高岩，有对打着雨伞冒雨进行实地勘察，并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对原设计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方案。经征得辽宁省交通厅和沈大公路总指挥部的同意，对该路段的拉沟坡度、计划线、路基边坡和平面位置进行了合理改变。把施工地段的23座桥涵改变和调整为21座，取消了大拉沟两侧的档墙，这样既缩短了工期，保证了工程质量，也方便了群众，为国家节约资金100多万元。同时，由于改善后的设计使挖和填的土石方量接近，减少了并方，节省了占用土地，否则，如按原丢弃的40万立方米土石方计算，即使堆成8米商，也需占用土地70多亩。节约100多万元，节省70多亩地，这是智慧与勤的结晶。
人们粗略地算了一下，他在韩家岭工地一年时间步行了三千多公里。可要知道，此时他已是68岁的老人了。
他对每项工程质量和施工管理都极端负贵任。一进入施工现场，便俨然是位刚直不阿的法官在执法。
大连市普兴店游湾大桥，是我国目前最大的跨海公路桥，是沈大商速公路的关键工.程。1988年，第一工程处与另一个施工单位共同承建该桥。
自试开工以来，由于困难重重，加上经验不足，致使施工进度缓慢，6到8月份，第一工程处负责的一方只打了一个花。他从该桥北引线工地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深入大桥现场调查分析情况，果断提出改变整个施工机械布局的方案，经过调整，从9月份起到11月初，已打完20个桩。这期间，他每天比别人早起，到施工现场走一个来回，仔细察看地质情况，及时提出处理方案。
住地距施工现场4里多地，道路坎坷不平，还要通过一条距海面7米多商，只有一尺多宽，长约170米的海上人行便桥。11月初，他在工地没带棉衣，原准备回大连取，可这时正赶上第18号桃在32米深处遇到断层，他不顾冷风袋骨，整月導在18号桃转机旁，直至打完该号桩。
人们都承认，他在工地最有发言权。海湾大桥北引线工地上，由于向海中填土方，容易引起坡度塌方，他便来回在新填土的位置，伴着烈日和海风，迎着来回奔跑车辆掀起的浮尘，指挥着大型翻斗车按层次卸土，反复检查压路机压实士方的情况。遇有不符合的地方，他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进行纠正。
他说：“当大家都信任你的时候，你干万不能干对不起大家的事，大家越认为你可靠，你就越不能马虎°。这句普普通通的话语，是不是能算做他的一个警句呢？他愛学习，一生肯钻研技术，六十多岁还坚持跟着电视大学学习英语，以便查阅外文资料。别看他平时不善言谈，但是，他对技术上的问题，有独到见解，并且有理有据，寸步不让。他不怕麻烦，耐心向工程技术人员甚至一个临时工传授技术。在海湾桥工地，他身上带着一份自己绘制的2米多长的丁程图纸，上面记录了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注解，经常提醒人们工程进展到哪一步了，应该干些什么。他还主动把设计上不太街接的大桥南北引线和桥主体三份图纸协调一致，得到了该工程设计院的赞誉。一位现职的总工程师说：“对周老总的责任心，你怎么形容都是不会过份的。”
生活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在进入八十年代的今天，人们赋于生活的实际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可生活对我们这位独身老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他的穿着确实不太讲究，经常穿部队发的一身黄“的确良”，脚下的“解放牌”胶鞋不知磨破了多少双。他说，这身黄与土石沙打交道方便。为了与香港设计人员接触，第一工程处要给他做套西装，他坚决不同意，气得周围的人说他是“怪老头”。他常年在工地，吃的是大钢饭，有时来不及，就泡袋方便面。第一工程处的领导都把他看成是长翠，见他整天劳累，有时就告诉炊事员给他加个菜，他却批评说，你们就知道多花钱。野外住的条件那就更无法与城市相比了，有时化帐篷，有时化板房，什么条件他都能将就。他说：“现在已经是鸟枪换炮了，只要有个铺能睡觉，有个桌子能工作就足够了。”在他看来，贡献远比享受、索取来得坦然和惬意。
瞧，他那副 300 多度老掉牙的近视镜，既说明他的俭朴，也饱含了历尽沧桑的艰辛。他告诉我，镜片是五十年代配的，镜框坏了几个，现在这副是前儿年花了两元多钱买的。
笔者到过他在大连市内的住处，亲眼见过他的全部家当。室内除了一张床、一张桌、一对沙发是公家财产外，属于他的只有两个黄色挎包和一个长形旅行包。其中一个挎包里装有自购的三倍儿童式望远镜，用来在工地上瞭望工程情况；一架红梅牌“傻瓜”照像机，多用于丁程摄影；再有就是「.程图纸与演算稿纸。另一个桍包里装满了有关工程书籍和资料。旅行包装的是替换衣服。
他这么简朴，是没有钱？还是把金钱看得太重？尽管32年间他的工资只长了四元二角，但是对他一个人来说还是够花的。如果说是把钱看重了，那么几个单位曾用商新聘请他，他却坚决不去。这些年来他有一定的积蓄，他说，我不会把它们带到另一个世界的。
和所有的工程设计人员一样，最初，每个人都憧憬着能有一项伟大的、空前的工程能由自已来设计、来指挥、来安排。但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就会明白，伟大的事业从来都不是哪个人的专利，它是许多热情和许多智慧的组合。越是了不起的工程，就越需要许多人在自身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尽职尽责。这是真正平凡的工作，这也才是真正伟大的、充满创造力的生活！周竟之早已懂得了这一点，他人生的目标不再是大波大澜。他重视的是扎扎实实的劳动！
他的劳动不仅造就了一项又一项工程，而且造就了自身——在铁三师乃至以后的十三局，提起周竞之，没有人不伸大拇指头。
十三局衡商指挥部的办公室主任邓炳富曾用一种十分敬重的口气谈到周竞之：“周竟之最突出的优点是认真、求实，不人云亦云。不管什么事，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敢坚持，敢提出自己的意见，决不拐弯抹角。他技术上过硬，一般只要提出问题，就都提在点子上。”
周竞之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上往往有一种气质，有一种作风，这就是通情达理和实事求是。从很大意义上说,这既是一个人长期追求知识所不知不觉中受到的熏陶，又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基础。
周竞之开展批评从来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他的智商在这种官场游戏上也完全等于零。并且这种“零”的记录一直保持到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施工单位在做工程预算时，都尽量多做，越多越好。挣钱嘛，何乐而不为？但是周竟之不同，他做工程预算，利润少一分不行；但多一分也不要。他的哲学是：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要马虎也不要含糊。
毫无疑义，一个机体健康的社会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人和这种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