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瑞麟
陶瑞麟（1914～1979）
陶瑞麟，柴油发动机技术专家和液体火箭发动机工艺制造专家，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制造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在上海从事多种功率柴油发动机的设计、试制工作，亲自参与并领导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735千瓦中速增压柴油机的试制生产，该产品达到了同类产品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60年代初，担任火箭总装厂（211厂）副总工程师，主持生产技术准备，组织完成了211厂的扩建工程和技术改造。在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中，组织工艺攻关，解决了试制生产中的一系列技术关键。他重视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和预先研究，为211厂的建设与发展、液体发动机的研制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陶瑞麟，1914年9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祖父经营丝绸业，并有近百亩土地。其父陶丽生继承遗产，开设绸缎庄。由于一家大钱庄的倒闭，陶家的全部存款被侵吞，家业从此衰败。
1929年春，陶瑞麟勉强读完小学，在难以继续升学之时，多亏姑母大力资助，才考入浙江省立杭州初级中学。为了报答姑母的恩情，他发愤读书，争取早日谋生立业。1931年8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惠兰中学高中部，后转学到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依靠亲戚资助上学的陶瑞麟，除刻苦读书外，还利用假期当家庭教师的收入补贴学费。生活的艰辛使陶瑞麟养成了俭朴、勤奋好学的优良品德。1934年8月考入浙江大学，在化工系学习了一年半后转入机械系学习。
1937年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向中国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继而，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浙江大学被迫从杭州迁至建德。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沪杭两地相继沦陷，学生们无家可归，经济来源基本断绝。陶瑞麟等十几位同学在校长竺可桢的鼓励下毅然投笔从戎，于1938年2月前往湖南湘潭入伍，被分配到陆军二零零师机械处任少尉技佐，负责军械的保管与收发工作。1939年1月随部队撤到广西全县，部队改编为陆军第五军，陶瑞麟任机械处上尉技佐。国民党军队为了保存实力，总是避战而退，号称机械化部队的二零零师，基本上没有跟日本侵略军打过仗，同学们都非常失望。1939年8月，他们集体辞职返回浙大继续读书，先后在广西宜山、贵州遵义学习两年。1941年8月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1941年9月，陶瑞麟经学校介绍在祁阳湖南省机械厂任技术员。翌年转到昆明中央机器厂任工务员、助理工程师，分管内燃机制造。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9月在上海私营新中工程公司任工程师兼业务部副主任。1952年11月，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新中工程公司更名为公私合营新中动力机厂。他历任基建科长、设计科长、总设计师、副总工程师等职，致力于船用柴油机的仿制和自行设计；领导并参与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735千瓦中速增压柴油机的试制工作并取得了成功。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提高，形成多功率系列化产品。由于他的思想政治觉悟逐步提高，1959年6月30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0年5月，为支援国防建设，陶瑞麟从上海调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工作。历任211厂副总工程师、代理总工程师、液体火箭发动机厂（179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所副所长、211厂技术顾问等职。
陶瑞麟在一院工作的20年中，曾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制造的技术负责人，组织和参加211厂的技术改造和扩建工程；主持领导了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试制生产、技术攻关和预先研究工作。他参加了我国的中远程导弹液体发动机制造的全过程，为祖国的国防科学技术倾注了全部学识和心血，付出了辛勤劳动和毕生精力。
1979年7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5岁。
研制柴油发动机的总设计师
1954年3月，上海公私合营新中动力机厂，为了加强184千瓦船用柴油机和6350型柴油机试制工作的领导，成立了新产品试制委员会，他是主要成员之一。
仿制184千瓦船用柴油机以美国的184千瓦柴油机为原型；6350型柴油机的样机系捷克6L-350型。准确测绘是仿制工作的重要环节。出图后，他带领设计人员深入生产现场，与工人们苦干了一年多，解决了材料及加工技术等一系列问题。184千瓦船用柴油机于1955年4月仿制成功，当年即投入批量生产。6350型441 千瓦船用柴油机于1956年12月仿制成功，经一机部组织技术鉴定，结论是：“该机符合技术任务书要求，符合部颁标准。”
在柴油发动机的试制过程中，为解决国家缺乏大型钢锭和大型锻压设备的困难，他决定，曲轴采用合金铸铁代替锻钢，并攻克了加工中的许多技术关键，总结出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经验。该项新的工艺技术属国内首创。
1957年初，又相继试制成功6350-1型441千瓦船用柴油机，新中动力机厂成了全国第一家能够生产大功率柴油机的企业。1957年5月，新中动力机厂提前7个月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尔后，陶瑞麟和他的同事们继续攀登柴油发动机的研制技术高峰，先后测绘仿制国外3种不同的增压器获得成功，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自行设计，研究柴油机加大功率的废气涡轮增压问题，将自制涡轮增压器分别装在441千瓦和588千瓦的非增压柴油机上，使其功率分别提高到735千瓦和882千瓦。在试制441千瓦及588千瓦柴油机时，曾发生扭转振动技术问题，他亲自参加测试和理论计算，核算振动应力是否符合国际航行安全标准，以此作为交货验收的依据。
陶瑞麟在柴油发动机的仿制和自行研制中，利用废气涡轮增压技术提高了柴油机的功率。其自行设计制造的735千瓦中速增压柴油机达到了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曾在北京和民主德国莱比锡工业展览会上展出，受到国内外的好评。
液体火箭发动机试制生产的技术总指挥
1960年5月，国防部五院正处于大建设、大发展时期，陶瑞麟被调到211厂工作。他怀着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决心，积极投入了工厂的技术改造和扩建工作，配合基建部完成了厂房的工艺布置和设备安装任务。7号、8号厂房的按期交付使用，为发动机研制和工艺装备制造提供了基本条件，为新型号研制奠定了基础。
当“1059”近程导弹仿制成功后，担任211厂副总工程师的陶瑞麟同广大科技干部、工人，立即投入到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发动机5D60的试制工作中。他们克服了缺乏材料、设备、工艺技术等重重困难，完成了发动机的大量零、组件制造和组装任务，试制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发动机试车后，发现燃烧室破裂，原因是强度不够。重新投产，时间已来不及了。他凭借设计柴油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大胆提出了在预燃室加固的“马蹄掌”补救方案，得到设计、工艺技术人员的赞同。这种简易而实用的工艺方法确保了1961年11月28日5D60发动机的首次试车成功。
与此同时，陶瑞麟还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进行5D10发动机的生产技术准备和燃烧室、涡轮泵、燃气发生器、活门自动器的试制生产。于1963年年底试制完成了7台5D10燃烧室。
1965年初，211厂进行了机构调整，划分为五厂一处。其中，火箭发动机制造厂（179厂）由陶瑞麟担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主持YF-2发动机的试制生产、YF-21发动机的生产准备和履行对口包建任务，并抓紧YF-21发动机的生产技术准备。
为了充实加强179厂的研制力量，除新工艺研究室外，还组建钣金车间、建立发动机喷嘴生产线、增辟钎焊装配间。为适应多型号小批量生产的特点，陶瑞麟积极主张引进、推广和应用组合夹具。实践证明，这些技术组织措施，对发动机的试制生产，起到了保证和促进作用。
为解决YF-2发动机的燃烧不稳定和燃烧室内壁多次被烧穿的问题，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和工人，自行设计制造了一套等离子喷涂设备，采用钨层、钨加氧化锆层、氧化铝层的多层喷涂方法，提高了燃烧室内壁的防热性能。
1966年12月2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程导弹试验成功后，他的工作重点就转向了组织指挥YF-2发动机的批生产及工艺定型、YF-3高空发动机和YF-21四机并联发动机的试制生产等任务。
1970年后，他着重抓了氢氧发动机的试制生产。
他热爱航天事业，深入实际，勤奋工作。团结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攻克了很多技术关键。他勇于承担责任，用实际行动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他多次告诫工艺人员：“工艺技术本身，就是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就要用科学态度去对待。从实际出发，忌主观臆断，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做好工作”。几十年来，他正是这样做的。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为广大科技人员做出了榜样。
组织工程技术人员 攻克高温钎焊工艺关键
我国自行研制的中程导弹，发动机燃烧室为波纹板夹层结构，需采用高温钎焊工艺。解决高温钎焊技术问题是研制发动机的一大关键技术。高温钎焊，首先要设计制造高温钎焊炉。当时，液体火箭发动机高温钎焊工艺在国内还是空白。在一缺乏参考资料，二没有实物借鉴的情况下，陶瑞麟积极组织设计员和工艺员，成立了钎焊工艺攻关小组进行调研和准备设计方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大家提出的核心问题是：采用哪种加热方式？钎焊炉的设计温度是根据钎焊料的熔点及焊接过程来确定的。其加热方式有两种方案，即电热式（电阻丝）和火焰式（燃气）。他在听取多方面意见后决定：钎焊料的供应问题由他亲自与材料工艺研究所协商确定；鉴于两种加热方法各有利弊，可同时进行试验，实施步骤是先搞小型的钎焊试样试验，然后再扩展到产品工艺试验。
攻关小组在使用材料工艺研究所提供的钎焊料进行多次工艺试验取得成功之后，才逐步过渡到1∶1的模拟试验和产品工艺试验。根据试验取得的成熟实验数据，用自行设计制造的高温钎焊炉，先后钎焊出5台工艺产品5D10燃烧室。在钎焊过程中，曾出现真空度不好的问题，难以保证高温真空钎焊质量。他建议购买一套医疗器械上的真空多挡阀，使真空度有所提高。正当钎焊质量逐渐提高，试验转入正式产品投产时，在高温钎焊的工艺规程没有变，操作方法也没变，却出现了6台燃烧室批次性的钎焊质量事故，即在同一个产品上，有的地方焊上了，有的地方没焊上。
面对意外的沉重打击，陶瑞麟毫不气馁，认为科研工作中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其中必有我们尚未认识的原因。于是，他立即召集有关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一起进行分析研究，并决定再次进行工艺试验，通过试件寻求钎焊质量不合格的真正原因。经过3个月夜以继日地反复试验，终于找出了钎焊质量不合格的直接原因。它既不是工艺差错也不是操作失误，而是钎焊料质量有问题。在进行同批号的试片钎焊试验中，重现了和6台报废燃烧室钎焊情况完全相同的现象。经过逐件检查试片和所用钎焊料的编号，发现前后两批原材料的铝含量不同。起初，人们并不知道铝含量高会影响钎焊质量，所以在技术条件上没有加以严格控制，因而造成6台燃烧室钎焊报废事故。由此修改了供货技术条件。燃烧室高温钎焊工艺关键遂告突破。不仅为YF-2发动机的试制和批生产开辟了道路，而且为研制推力更大的液体火箭发动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为满足YF-21发动机燃烧室的高温钎焊，他又组织非标准设计科和有关车间，参照原高温真空钎焊炉的结构及加热方案，加大尺寸，提高真空度，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高温钎焊炉，用于YF-21发动机燃烧室的钎焊。在此基础上，为准备高空大喷管发动机的高温真空钎焊，又在70年代自行设计制造了我国惟一一台大型卧式冷壁反辐射钎焊炉。它不仅比第一台大型高温钎焊炉更大，而且在技术性能上作了改进和提高，荣获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重视新工艺，引进新技术，注重预先研究
导弹和运载火箭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与应用，涉及到各有关专业技术。特别是在我国自行研制的型号中，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已越来越多。因此，预先研究已成为型号研制的前提。
20世纪60年代初，从仿制转入自行研制的过程中，211厂即逐步开展了新工艺试验，例如高温涂层、爆炸成型、高温钎焊等新工艺。
他自担任211厂副总工程师后，一贯重视新工艺、新技术和预先研究。他同广大科技干部一起，不断充实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并于1963年1月正式成立了新工艺研究试验室。在原有试验室的基础上逐步扩展，相继增加了电解加工、等离子喷涂、等离子切割、电子束焊、高温钎焊工艺试验、数控加工等新工艺试验和预先研究课题。他明确提出“新工艺试验和预研工作要密切联系实际，为科研生产服务”的指导思想。他同有关技术人员、工人一起，用新的工艺方法先后解决了产品头部大面积涂层的质量问题，提高了隔热和抗震性能；用电解加工工艺完成了发动机涡轮泵叶片等关键零件的制造；用等离子切割不锈钢材料；将等离子多层喷涂工艺用于YF-2发动机燃烧室内壁防热，解决了燃烧室内壁多次烧穿问题；采用数控钻孔机床解决发动机燃烧室头部喷嘴环加工问题等。
预先研究是型号研制的前期技术准备，必须要有预见地提前安排，而不能等试制工作展开后再临阵上马。在研制新型号时，预研工作就更加重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战略型号的研制实践和多次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足以证明预先研究极其重要、不可缺少的结论。
陶瑞麟非常关注国内外的科技动态和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他要求科技干部、技术人员一定要注意收集科技信息、科技资料，努力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并应用在实际工作中。1974年，北京工业展览会展出了一台法国小型电子束焊机，很适合我们焊接发动机的密封活门及其他小件。他积极支持引进了这台设备并亲自参加了调试和焊接试验。
1963年7月，他主持编制了《管束式燃烧室工艺研制工作的技术措施计划》，同时成立了管柬式燃烧室工艺研究小组，积极开展预研工作。为解决发动机复杂零件加工困难问题，他决定购买数控机床。在液体发动机的试制生产中，引进先进设备和数控加工是比较早的。实践证明，这些设备在型号研制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用数控铣床加工氢氧发动机燃烧室内壁沟槽，然后用电子束焊进行焊接。完成了精度要求高、加工非常困难的薄壁不锈钢双曲面圆筒形“特形管”的加工任务，为氢氧发动机的研制成功攻克了一大技术难关。
70年代后期，陶瑞麟曾翻译了很多英文科技文献，主要是机械加工和数控加工方面的资料。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当他在病重住院期间，还请同事和家人为他借来许多中、英、俄文科技资料进行阅读或笔译。有的译文曾修改过三四遍，对其中每一词句都是再三斟酌、反复核对。若是英文引用俄文资料时，他还要用俄文进行校对，其严谨治学态度和刻苦学习精神感人至深。从他病逝后收集到的大量译文手稿就可以看出，他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不完全统计，笔译的原始手稿约有千页，可惜未能公开发表。
（张富贵 王紫薇）
简历
1914年9月18日 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1934～1937年 浙江大学化工系、机械系学习，肄业。
1938～1938年 湖南湘潭陆军二零零师机械处，少尉技佐。
1939～1939年 广西全县陆军第五军机械处上尉技佐。
1939～1941年 浙江大学机械系学习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1941～1942年 祁阳湖南省机械厂任技术员。
1942～1946年 昆明中央机器厂任工务员、助理工程师。
1946～1952年 上海私营新中工程公司任工程师兼业务部副主任、副经理、国家标准二级工程师。
1952～1959年 任上海公私合营新中动力机厂基建科科长、设计科科长、总设计师、副总工程师。
1960～1965年 任国防部五院一分院211厂副总工程师、代理总工程师。
1965～1975年 任七机部一院179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1 所副所长。
1975～1979年 任七机部一院211厂技术顾问。
1979年7月2日 在北京逝世。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编;顾诵芬 主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术编 航空卷 二.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2.第5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