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俊德
钦俊德(1916-)
钦俊德，昆虫学家，中国昆虫生理学的开拓者。长期研究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要害虫的防治，为蝗虫、棉虫、黏虫等的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关于棉蚜天敌七星瓢虫的人工饲料、大量繁殖及其有关的基础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昆虫与植物关系的研究方面，20世纪40年代末在国际上率先提出链索理论，20世纪80年代写成《昆虫与植物的关系》的专著。为中国昆虫生理学培养了大批人才。
1916年4月12日，钦俊德出生于浙江省安吉县农村的一个小学教员家庭。他的老家位于西苕溪边，四周翠竹成林，溪中群鱼戏水，林中虫飞鸟鸣，钦俊德自幼就爱上那充满生机的自然界。他在嘉兴秀州中学高中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教初中的动物学和植物学。1936年考入浙江大学生物系，后因在东吴大学获得梁士诒奖学金便转学到苏州。当时东吴大学的教师队伍很强，由于他是奖学金获得者，很受老师们的赞赏，这对他很有促进作用。为了不辜负老师们的期望，他更加努力学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吴大学先迁到湖州，后因战局严重而解散，钦俊德只好暂回安吉老家。翌年东吴大学在上海复校，他便克服种种困难从安吉转道温州去上海，靠奖学金在东吴大学继续学业。在大学的最后一学期中，他在徐荫祺教授的指导下，收集上海一带的五种仓库害虫进行观察研究，作为毕业论文，这是他研究昆虫的开始。
1941年钦俊德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吴大学。同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在李汝祺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实验动物学，同时兼任胡经甫教授无脊椎动物学的助教。这期间他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生物学经典著作，并开始进行“北方狭口蛙变态时色斑的形成”的试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停办，他又一次被迫辍学，南返到安徽屯溪新成立的江苏临时中学任教。燕京大学在四川成都复校后，他在同学的多方帮助下，于1943年春辗转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历时两月到达成都，在刘承钊教授主持的燕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不久，他随刘承钊远行赴当时的西康省，乘修筑康青公路的机会采集两栖爬行类和昆虫标本。这次采集历时两月，从康定翻过折多山经道孚、炉霍直达甘孜，途中天天骑马，相当艰苦，但收获很大，而且饱览高原景色。回到成都，钦俊德在图书馆中看到新出版的英国著名昆虫学家Wigglesworth的《昆虫生理学大纲》，进行详细阅读，深受启发，从此对昆虫生理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4年钦俊德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昆虫组任助教。在刘崇乐教授指导下研究昆明的家蝇天敌，同时也采集昆明一带的寄蝇标本。抗战胜利后，他考取了前教育部的公费留学，被派往荷兰学习动物学。
1947年钦俊德到荷兰后进入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院。他先跟实验胚胎学家Trampusch博士研究水螅体的生理梯度，后在J.tenCate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昆虫生理学。tenCate是荷兰著名教授，早年受业于俄国巴甫洛夫，对动物神经生理学造诣很高，他原来建议钦俊德研究昆虫的胆碱酯酶，后在助教DeWilde博士的建议下改为研究马铃薯甲虫与茄科植物的生理关系，作为博士论文。马铃薯甲虫是西方的一种重大农业害虫，当时欧洲各国十分重视，组织了农业、昆虫生理生态、植物育种等各方面的专家进行综合研究，钦俊德有机会参加有关的讨论会，很受启发。1948年他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昆虫学大会，结识了很多著名昆虫学家，如Silvestri，Wigglesworth，Kennedy等，并与DeWilde，Kennedy，Grison，Busnel等专家联名向大会提出研究和防治马铃薯甲虫的国际合作方案。1949年底，钦俊德完成了“马铃薯甲虫在幼虫期与某些茄科植物的生理关系”的论文，1950年初获得理科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被荷兰的有名期刊TijschriftvoorPlantenjiekten接受发表，受到昆虫学界的重视。
在荷兰完成学业后，钦俊德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昆虫生理学。在著名生理学家A.G.Richards教授指导下研究欧洲玉米螟与抗虫甜玉米的生理关系，以及美洲蜚蠊肌肉ATP酶的温度系数。他工作得很出色，学校和导师都对他印象很好，拟聘他留下来工作。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强烈的爱国心使他迫切地希望早日回国，为祖国的富强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祖国正在抗美援朝，他认为中美两国在政治上是根本对立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应该再留在美国。因此，他毅然决定返回祖国。
1951年2月，钦俊德怀着兴奋的心情离美经香港回国。当时中国科学院已成立，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主任陈世骧、副主任朱弘复正在筹建昆虫学各分支学科的实验室，钦俊德被聘为昆虫生理室的负责人。从那时起，钦俊德作为一个开拓者，在我国昆虫生理学这块处女地上辛勤耕耘40余载，为完成生产任务，为发展学科和培养人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除孜孜不倦地进行科研工作外，钦俊德还热心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在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讲授昆虫生理学课程，教学认真，深受学生欢迎。长期以来，他是中国昆虫学会的理事，是学会活动的积极分子。20世纪50年代他曾主编《昆虫学译报》，1973年《昆虫学报》复刊后，他先后担任副主编和主编。他曾任学会中昆虫生理生化专业组组长，在1980年和1985年分别在上海和南京召开了学术讨论会和工作座谈会，对于全国范围内昆虫生理学的科研和教学起了促进作用。他还负责科普组的工作，曾为科教电影《昆虫世界》进行设计编撰，并写过《昆虫世界》、《怎样研究昆虫》、《昆虫的鸣声》等科普小册子。1992年在北京召开第十九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他作为顾问委员会成员，对筹备大会的分组讨论和拟定大会主题等起了重要作用。在大会上做了“昆虫在中国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的报告，获得中外与会者的好评。大会期间中国昆虫学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他被推选为该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
1979年钦俊德应荷兰科学基金委员会(ZWO)的邀请，赴丸亨宁报农业大学昆虫系任客座教授，仍继续研究马铃薯甲虫。1980年去日本京都参加第16届国际昆虫学大会，报告对七星瓢虫人工饲料的研究结果。1982年参加了在荷兰举行的第五届昆虫与植物关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介绍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概况。
钦俊德的外文水平很高，除精通英语外，还能阅读俄、德、法、荷等多种外文。他曾将库兹涅佐夫的《昆虫生理学基础》由俄文译成中文，他主持翻译了国际上第一本《昆虫生物化学》，以及数集《昆虫生理学研究进展》等等，积极帮助国内同行和高等院校师生及时了解国外动态。
钦俊德治学态度严谨，在实验工作中尊重客观事实，从不轻易下结论。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负责主编《昆虫学报》，每篇稿件他都严格把关，因此该学报被评为没有差错的先进期刊。在担任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职务时，创办了《中国昆虫科学》英文版期刊，任主编，并组织了昆虫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对国内流行的昆虫学名词进行审定。他是昆虫生理学界的老前辈，学识广博，经验丰富，全国各地不断有人慕名前来或写信向他请教，他总是耐心地给以帮助。他平易近人，乐观幽默，虽已年逾古稀，看来却似未及花甲，精力仍然十分充沛。1991年11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
钦俊德为人正直，富于爱国心。1951年回国后就积极要求进步。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前昆虫研究所的工会主席。他很早就有入党的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他提高了对党的认识，增强了入党的决心，终于在198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现在他除了负责几个课题和指导研究生外，正在抓紧时间著书立说，把数十年的心得与创见传播于群众。
致力研究害虫防治取得显著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亚飞蝗对农业生产的危害非常严重，国家每年必须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防治，方能不致成灾。1951年9月中国昆虫学会于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吴福祯、杨维义等昆虫学界老前辈召开座谈会，讨论在三年内消灭蝗灾，并组织研究蝗虫的队伍。钦俊德当时回国不久，刚开始研究家蚕和野蚕的杂交。他急国家之所急，立即停下原有的工作，全力以赴投入飞蝗的研究，并给尚在国外的邱式邦、马世骏去信，请他们回国参加治蝗工作。1952年钦俊德去洪泽湖、微山湖考察飞蝗发生地，东亚飞蝗生长在湖滨的低洼荒地，蝗卵经常受到水淹，因此当地群众中流传着一些不科学的说法，例如说鱼籽可以出蝗虫，蝗虫可在芦苇叶上产卵繁殖等。钦俊德感到有必要研究飞蝗的卵期生理和生殖、食性等特性，以便做好对蝗情的预测预报，提高治蝗效果。从那时到1958年，他带领室里的科技人员共同研究了蝗卵的耐干能力，浸水对蝗卵胚胎发育和死亡的影响，以及飞蝗的食料植物和食物利用、飞翔能力等等，为解释飞蝗发生数量消长和时间变化以及对改造蝗区根治蝗害提供了理论依据。1953年钦俊德在微山湖参加飞机灭蝗，那时用六六六粉剂灭蝗，飞机撒药量很大。当时微山湖铜山到沛县一带蝗区面积有几万亩，六六六粉供应紧张，拟发电向农业部告急，钦俊德考虑此药有正温度系数的特点，温度高时杀虫作用强，建议在晴热天气可减少用量，加强检查效果，经过实践证明，他的建议完全正确，从而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农药和人力。在进行了大量深入细微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钦俊德与马世骏等在1954年与1958年两次向中央农业部提出根治飞蝗蝗害的具体建议。他们多年的研究成果最后总结为“东亚飞蝗的生态生理学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治蝗害中的意义”，于1982年集体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成果奖二等奖。
当威胁农业生产的蝗害基本上被控制之后，钦俊德又投入了夜蛾科大害虫棉铃虫和粘虫的防治工作。从1961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与青年们一起从事棉铃虫和粘虫的食性和营养的研究。探明了棉铃虫的感觉辨别能力和营养特点，从而揭示了它的选食规律。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指出在解释昆虫的食性对植物的营养效应和对昆虫的感觉刺激性是有密切联系的。对粘虫的研究一方面说明水分在幼虫营养上的重要性及其对生长的影响，从而为预测此害虫的猖獗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揭示了成虫期的营养条件与其发生和为害的密切关系。
除了研究农业害虫，钦俊德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曾两次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委托，进行医学昆虫跳蚤和蚊虫的生理生化研究，他都很好地完成了这些国防任务。
为了适应害虫综合防治的需要，钦俊德从1975年开始从事害虫天敌生理的研究。当时在我国北方棉区大面积利用七星瓢虫防治棉蚜，获得良好效果。由于七星瓢虫在自然界发生的时间和数量每年不同，因此急需解决其人工饲料和大量繁殖问题，以保证防治需要和提高利用水平。钦俊德毅然放弃自己专长的植食性害虫的食性营养研究，带领研究室的科技人员一起投入棉蚜天敌七星瓢虫的人工饲养的研究。七星瓢虫是专吃某些蚜虫的捕食性昆虫，其食性特化较强，对食物非常挑剔;又有生殖滞育的特性，当环境条件和食物不适宜时，生殖腺停止发育而进入生殖滞育期。因此，要用人工饲料喂养并使雌虫产卵是非常困难的。从1970年以来许多单位已经试验了上百种人工饲料，均未能使雌虫产卵，正在纷纷下马。钦俊德知难而上，凭着他在昆虫食性和营养生理方面的丰富经验，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研制成功不含昆虫物质、配方简单的成虫人工饲料，在国内外首次突破了使人工饲养的七星瓢虫产卵的难关。并研制成功幼虫人工饲料，这样就为此种天敌的人工大量繁殖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捕食性天敌的人工饲养开辟了道路，对害虫生物防治作出了贡献。同时，钦俊德组织研究室的科技人员对七星瓢虫进行了大量基础研究，不仅为人工饲料的研制和改进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比较深入地揭示了七星瓢虫营养、代谢、生殖的特点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填补了此种重要捕食性天敌生理生化研究的空白。七星瓢虫的研究被誉为以任务带学科的一个典范，全部工作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在天敌生理方面，钦俊德还指导了赤眼蜂人工寄主卵的研究。赤眼蜂是一种卵寄生蜂，是许多重要农林害虫的寄生性天敌。为了满足大面积防治害虫的需要，研究室的人员经过多年努力，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用不含昆虫物质的培养液使赤眼蜂在人工卵内产卵并发育至成虫。这一成果在1986年广州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赤眼蜂学术讨论会上获得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1987年被评为国家自然科学成果奖四等奖。
此后，钦俊德即致力于昆虫与植物关系的研究，一方面指导课题组的人员和研究生研究植物次生性代谢产物对昆虫生长发育和生殖的影响，阐明其作用机理，探索这些天然产物作为新一代杀虫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花三四年时间集中精力写成《昆虫与植物的关系》专著。该书叙述昆虫与植物形形色色的种间关系，阐明它们相互作用的理化基础和演化途径，内容极为丰富。不仅讨论了昆虫对植物的行为反应、营养依赖和生理适应，也讨论了植物对昆虫的防御和避害机制。昆虫与植物的关系除了相互对抗和制约的部分外，尚有互惠共生的部分。因此，从人类农林生产的利益着眼，应根据植物抗虫的特点来减少害虫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并利用益虫消灭害虫以提高生产。该书突出了昆虫与植物协同进化的观点，理论水平很高，充分反映了钦俊德在该学术领域中的独特见解和高深造诣。
学术思想先进注重学科间的结合研究问题
钦俊德早年在国内外受到许多知名教授的培养，再加上他本人的勤奋努力，因而打下了扎实而深厚的基础，在生物学方面的学识十分广博，学术思想先进。他是昆虫生理学家，但他认为要对昆虫这样的动物类群有真正的理解，生理、生态是不可分割的。20世纪40年代他在荷兰研究马铃薯甲虫与寄主植物的关系，用生理学的实验和分析方法研究生态学问题，是这类工作的一个开端，在荷兰昆虫学界颇受重视。后来他的这种学术思想也用于对飞蝗和瓢虫的研究中。例如蝗卵越冬时间较长，很多生态因素发生作用。他以动态的观点研究蝗卵生理，与生态因素联系起来，解释与蝗害发生的关系，在国内外是首创的。
对昆虫与植物的关系，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链索理论(Catenarytheory)。他认为昆虫对寄主植物或食料植物的反应从感觉识别开始，经取食、消化、营养和有毒成分(次生物质)的适应等步骤，最后在某种植物上建立种群。每一步骤均有正反两种因素在起作用，这些步骤衔接犹如链环。例如，他用器官切除的实验证明，马铃薯甲虫幼虫口器触须上的感觉器对于取食不仅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切除触须的幼虫可取食从来不取食的植物。他的这种思想是符合辩证法的。
在近年出版的《昆虫与植物的关系：论昆虫与植物的相互作用及其演化》一书中，他强调了昆虫与植物的关系这个问题在生物界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植食性昆虫与种子植物合在一起约占地球上真核生物的60%。如果没有昆虫的作用(特别是为植物传授花粉)，种子植物在一亿多年的时间(从白垩纪开始)不会演化得这样快，而高等动物的演化又与此有密切关系，没有种子植物的繁荣演化，在地球上恐怕不会出现人类。他指出昆虫和植物都是独立的生命系统，所以有相互作用，形成所谓协同进化。植物的营养成分和次生物质方面的改变必然引起昆虫在生理上的调整，而昆虫的取食也必然引起植物的反应。不同类群的昆虫与植物建立不同的关系(侵害、寄生、授粉等等)，都是经过一定的演化过程。他认为植食性昆虫种下分化也与植物有密切关系，植物能为昆虫形成不同的生境，造成生殖隔离，由此形成新种。不但能造成昆虫的异域宗系，也能造成同域宗系，这是植食性昆虫种类如此繁多的原因。
钦俊德认为学科是人为划分的，目的在于使研究能更深入和方便。如果受学科框框的限制，反而有损于对自然界的真正理解。他研究问题的主导思想就是生理学与生态学、分类学、形态学不可分割，他也一贯注意从进化观点考虑问题。这些观点都贯穿在他的著作中。例如，他认为要理解昆虫这类动物之所以如此多样化，既应分析内在因素，也应看到环境条件的作用。首先是昆虫体形小，寿命短，陆生的生态条件可为它们提供无数的小生境，兼之它们有易于发生遗传变异的内在本质，可在较短期间进行种下分化。其次是它们的机体在结构和功能上高度特化，在胚后期有间接发育的特点，成虫阶段有翅，能飞行，对提供食物的其他生物如植物在分子水平上的相互作用和开拓小生境的能力比较突出，但因寿命较短，行为反应中定型化的成分占主要地位，所以更多地依靠遗传变异建立系统发育中的新谱系来适应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
钦俊德很早就强调在分类学中必须应用生物化学方法。他认为其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对形态上不易区分的种间和种下类群的分类;二是能在分子水平探索生物进化的途径，研究分子进化。在这方面他不仅写过综述性论文进行介绍，而且还培养了研究生。
对开拓昆虫生理学充满信心积极推动学科发展和培养人才
钦俊德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工作，始终是那么勤奋、专注和坚持不懈。对他来说，钻研学问是最大的乐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醉心于名利。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自信，1958年接受研究水稻螟虫的任务，到江苏农村负责探查六六六在水稻中是否有内吸作用及其对稻螟的影响。不料，在当时大跃进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他突然被召回所里，当做“脱离实际”的典型被批判。昆虫生理学被看成是对生产无用的东西，他所领导的昆虫生理研究室被解散了。他被迫放弃自己热爱的专业，参加所里组织的稻虫组到广东、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等地调查稻虫危害情况，直到1960年昆虫生理室才重新恢复。可是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昆虫生理室又第二次被“砸烂”，直到1973年重建。他亲手建立发展的事业两度被摧毁，精心培养的助手被调走，他当然是很痛心的，但他却从未灰心过。他深信昆虫生理学作为实验昆虫学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它能揭示昆虫生命活动的奥秘，能以昆虫为模型阐明生物学中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又能为害虫防治和益虫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是一门很有生命力的学科。他认为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并没有真正的界线，基础理论与应用不能分割，基础理论研究清楚了，解决实际问题便是“水到渠成”。他40年左右的工作证实了这一点。
作为我国昆虫生理学的开拓者，钦俊德除了本人在科学研究上的成就以外，在推动学科发展和培育人才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从国外回来时，在刚成立的实验室里只有一两名助手，经过10多年的努力，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培养了从事昆虫生理学各重要领域(如食性、营养、生殖、激素、神经和感觉等)研究的班子，其中大多数人现已成长为高级研究人员。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感到要进一步提高昆虫生理学的水平，必须开展昆虫生物化学的研究，就组织了一个昆虫代谢研究组，结合昆虫的生长和生殖，研究糖类、脂类和蛋白质的代谢，以及昆虫飞行肌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作用，为发展我国昆虫生物化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除在京津的大学首次开设昆虫生理学的课程外，还结合学会的工作，开展了多种学术活动和组织活动，对全国范围的昆虫生理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作者：翟启慧
简历
1916年4月12日 出生于浙江省安吉县农村。
1936～1941年 考入浙江大学生物系，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学习，1941年毕业。
1941年 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兼任无脊椎动物助教。
1942～1943年 在安徽屯溪的江苏临时中学任教。
1943～1944年 任燕京大学生物系助教。
1944～1947年 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昆虫学组研究助教。
1947～1950年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院学习，1950年获理科博士学位。
1950～1951年 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荣誉研究员。
1951～1953年 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副研究员。
1954年～ 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到1986年为止兼昆虫生理研究室室主任。
主要论著
1 Chin Chunteh. Studies on the physiological relations between larvae of Leptinotarse decemlineata Say and some solanaceaus plants.Tijdschr. Planten ziekten，1950，56： 1—88.
2 Chin Chunteh. High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enzymic activity of the muscle of the American cockroach.Periplaneta americana. Arch. Biochem. Biophys，1951，31： 333—335.
3 钦俊德等. 蝗卵的研究Ⅰ. 昆虫学报，1954，4： 383—398.
4 钦俊德等. 蝗卵的研究Ⅱ. 昆虫学报，1956，6： 37—60.
5 钦俊德等. 东亚飞蝗的食性和食物利用以及不同食料植物对其生长和生殖的 影响. 昆虫学报，1957，7： 143—166.
6 钦俊德. 蝗卵的研究Ⅲ. 昆虫学报，1958，8： 207—225.
7 钦俊德等. 蝗卵的研究Ⅳ. 昆虫学报，1959，9： 464—476.
8 钦俊德，魏定义，李丽荣. 关于棉铃虫食性和营养的某些特点. 昆虫学报， 1962，11：327—340.
9 钦俊德. 植食性昆虫的食性和营养. 昆虫学报，1962，11： 169—185.
10 刘崇乐，朱弘复，钦俊德等. 英汉昆虫学辞典.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62 (初版); 1991(第二版).
11 钦俊德，魏定义，王宗舜. 黏虫营养的研究—成虫对于糖类的取食和利用. 昆虫学报，1964，13： 773—784.
12 钦俊德. 黏虫营养的研究—食物中和环境中水分对于幼虫生长的影响. 昆虫学报，1964，13： 659—670.
13 钦俊德. 抗菌素对于数种害虫的毒效试验. 昆虫学报，1977，20： 21—32.
14 钦俊德. 七星瓢虫成虫代饲料的研究. 昆虫学报，1977，20： 243—252.
15 钦俊德. 谈谈七星瓢虫的滞育问题. 昆虫知识，1978，15： 28—30; 49—50.
16 钦俊德. 中国昆虫生理学三十年. 昆虫学报，1979，22： 241—248.
17 钦俊德. 植食性昆虫食性的生理基础. 昆虫学报，1980，23： 106—122.
18 Qin junde (Chin Chun-teh).Studies on insect-plant relations in China： An Overview. Proc.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sect-plant relationship. Wageningen，1-4 March，1982，269—274.
19 Qin junde (Chin Chun-teh).Utilization of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in cotton aphid control and relevant researches. proc.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Joint Symposium on Biological Control of Insect. Sept.25— 28，1982，Beijing.251—255.
20 钦俊德，陈志辉. 代饲料中水分对七星瓢虫的营养效应. 昆虫学报，1982， 25： 58—60.
21 钦俊德，柯礼道. 以化学纯饲料饲养北京的桃蚜. 昆虫学报，1983， 26： 17—23.
22 钦俊德，柯礼道. 几种植物次生物对桃蚜食性的影响. 昆虫学报，1983， 26： 193—201.
23 钦俊德，陈志辉. 人工饲料中添加脂类和昆虫促幼激素类似物对七星瓢虫取食和生殖的影响. 昆虫学报，1984，27： 136—146.
24 Qin junde Combining ecologied rdform with control in the eliminations of miqratory locust outbreak in China. Advances in Science of China. Biology vol. 1，1985，267—94.
25 钦俊德，许纲. 实夜蛾属近缘种对寄主植物次生物质的反应： 次生物质对幼虫生长和食物利用的影响. 昆虫学报，1987，30： 359—366.
26 钦俊德. 昆虫与植物的关系：论昆虫与植物的相互作用及其演化.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7.
27 Qin junde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of acterating the Components in a simplified diet devoid of insect material. Ecology an Effectireness of Aphidophaga. The Hague： SPB Academic Publication，1988，55—59.
28 钦俊德. 昆虫对我国文化生活的影响. 植保参考，1992，4： 10—13，十九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大会报告论文集. 中国昆虫学会编. 1994，98—101.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编;朱弘复 主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 生物学卷 二.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2001.第369-3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