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兴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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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兴先,农学家。1915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3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后留校任助教。1945年至1946年先后赴美国农业部棉花生理研究室和康奈尔大学进修。回国后,历任浙江大学农学院副教授、教授,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是第一届浙江省人大代表。1954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研究员,国家人与生物圈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在过兴先的主持下,科技人员研究了浙江棉田的轮作对棉苗生长的影响,指出麦类和苜蓿间作的栽培较为合理;总结出当时宁波等地绿肥面施而又长期 不耕的习惯,违背了保持和提高地力的原则。他对棉花的品种、播种期和密度等 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探究,这些在反复实验和实践中的得出的经验,为浙江棉花产量在短短几年里迅速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过兴先对棉花生理生态和栽培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摸清了气温、光照与棉株现蕾、开花、蕾铃脱落和棉铃发育的关系,为浙江省棉花增产,提出了一系列栽培技术措施。1984年,已古稀之年的他多次去新疆产棉区考察,历时七年,全面分析了新疆棉区气温条件的优势和秋季降温的特点,提出了促使棉株早发育、棉桃早成熟的措施。


1915年7月,过兴先生于江苏无锡八字桥的小康之家。他5岁丧父,母亲温厚端庄,乐善好施。还有他的外祖父,也是那样的为人。他童年受到母亲与外祖父的影响,萌发了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心,在中学时有一个想法,大学毕业后,将家里的田产分配给农民。
1934年夏天,他考入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一年后转入农学院农艺系作物组。1936年,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教授出任校长,他提倡民主治校、学术自由和求是精神,全校师生欢声雷动,额手称庆。可是1937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先有7月7日芦沟桥事变,接着于8月13日,在上海发动疯狂进攻,全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11月初浙大决定西迁,先迁建德,再迁吉安、泰和。1938年7月,他结业于农学院农艺系,被选留校任助教。当时浙大和江西省政府合作,在泰和县沙村合办一个垦殖场,吸收苏、皖、浙流亡的难民。过兴先和一位同班同学被派去当指导员,投身于筹建和生产第一线。不久竺校长又派他们做吉安专区的农村调查,原来竺校长很关心江西农村的贫困和人口下降等问题。那时根本没有长途汽车,3个月里,两人分工徒步走遍吉安专区11个县,一路上所见所闻,怵目惊心。这时,过兴先恍然若失,对自己学农的抱负,开始困惑起来,而得到一朴素的认识,振兴农村,非在政治、经济、教育三方面着手不可。
吉安区域,当年是国民党剿共战争剧烈的地区,破坏惨重,到处是断垣破壁,还可发现不少红军留下的标语。人民衣不蔽体,饿殍遍野,农村老人稀少,根本看不到一个壮丁,种田的都是妇女,多数才出世的婴儿患“七日风”而死亡,原因是接生时使用的剪刀,全不消毒。那一幕幕的悲惨景象,使他心如乱麻,寻思振兴农村经济的“妙方”。
在西迁流亡道上,在建德工读学生办了一个油印的小报,专门报道从收音机里到的抗战新闻,他每天傍晚在街上卖报,颇受居民欢迎。他乘船押运学校的图书、仪器;1939年冬,浙大又从广西宜山辽往遵义,在贵州都匀设转运站,他在该站协助陈鸿逵教授工作,这对他说来是极好的锻炼。

1940年2月,浙大在遵义恢复上课,他立即被派为浙大农学院迁往遵义以西75公里的湄潭县的先遣队队员,他陪同张绍忠教务长同往,到达湄潭以后,立即投入筹备农学院新院址的工作。
湄潭风景旖旎,是可媲美杭州,筚路蓝缕,首先在西门外离城约2公里的牛郎背开辟了实验农场,将近旁的一个贺家祠堂修茸补苴,便是农艺系和园艺系的实验室。后来又在小山坡上,以干打垒的办法,夯起了土墙,盖上了草篷,造了6间简易宿舍,每人一间,凑合着住了。这种土房,冬暖夏凉,夜阑人静,油灯一盏,专心攻读,孜孜不倦。他除了担任教学任务外,开展了棉花研究工作。
实验农场,建在湄江畔,江水潺潺,悠悠流淌,建造了几个高架水车(上名叫简车),流水自动灌入水渠,灌溉甚为方便。土壤条件也不错,农场工人大部来自浙江,随学校西迁而来,这样,建场工作顺利完成。
他的科研课题为“美棉的生殖生长及其与气候的关系”。棉株的生殖生长情况,每天要在棉田观察做记录,下雨天撑着雨伞搞,现蕾、开花盛期,单独忙不过来,得请朋友陈锡臣帮助。在竺校长的支持下,武汉测候所迁至湄潭,可提供所需要的气温记录。通过大量的精细的观察记载和分析,他发现现蕾曲线的起伏与最低气温曲线极相吻合,正常的现蕾、开花结铃出现在最低气温20℃之上。
1944年,中华农学会主办为孙玉韦先生奖金征文,在全国范围内,评选一名棉花学术论文,过兴先应征的这篇论文被评上了。论文的主审人是著名棉花专家冯泽芳教授,他很赏识这篇论文与作者,从此彼此相识而相知。浙大西迁至遵义和湄潭以后,虽在抗日战争年代,却是浙大稳步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风景如画的湄潭,湄江环绕县城,水声潺潺,丹红翠绿,五采缤纷,花香鸟语,整个浙大校园里,学术空气极为浓厚活跃。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教授,在1944年曾参加了浙大在湄潭召开的中国科学社年会,李约瑟盛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过兴先的棉花科研和其他很多研究工作一样乃在这样优良的背景下取得的。
他为了充实与农业科学有密切的基本学科,从农场进城旁听著名的罗宗洛教授的植物生理学,每周两堂课,每堂课不折不扣两小时,课间不休息。授课一学年,他提早人城,寒暑不辍,专心听讲,这门课充实了他的基础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
1945年春天,他考取公费去美国进修,在美国一年,主要在一位著名的棉花生理学家的实验室里,了解工作和阅读文献,他曾去过几个州的棉区考察调查,获益颇多。1946年夏,从美国回来以后,在浙大农学院任副教授,1950年升为教授。1947年冯泽芳教授和浙大协商,邀请过兴先到农业都棉产改进处工作,浙大同意以借调的方式,暂在该处工作。于是他便在上海附近的太仓棉场,进行中美棉的施肥试验,同时在南汇、奉贤等棉区进行调查,所获得的科研成果,对中棉改种美棉和棉花施肥技术有一定参考价值。
1948年2月,由浙大物理系助教周志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杭州解放,他奉命参加农业单位的接管工作,接着调至浙江省农业改进所,不久担任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他主持业务外还腾出时间,参与棉花的试验工作,在萧山棉场,先后进行了几个棉花栽培试验,又在余姚等地和农民合作试验,浙江的主要棉区都去调查过。他们的试验和推广工作密切结合,在棉花增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上海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罗宗洛所长也欣赏过兴先的工作,该研究所好些研究人员,系当年湄潭时代过兴先的朋友或同学,双方搞协作,一搭即成,共同进行棉花营养生理与落蕾落铃的研究。

1954年秋,他从杭州奉命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他来京报到之前,满心欢喜,希望趁此机会,可以专心致志搞科研。那知报到时,院领导向他大谈科学院急需科学管理人才,强调了科研组织工作的迫切性,让他参加学术秘书处工作。1956年,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成立,他以研究员身份担任学术秘书,协助该学部主任竺可桢副院长进行日常工作。1957年科学院领导同意他抽出一定时间,搞点科研。他便在华北农业科学院进行棉花科研。他对比了长江流域和华北的气候条件和棉花蕾铃脱落的异同,设计了遮光试验,研究光照强度与蕾铃脱落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在北京地区,光照条件比南方好,脱落率也比较少。但在棉株开花盛期往往阴天多雨,此时光照强度不足,增多落花落蕾,甚至在现营盛期,阴雨连绵,落蕾率也会增加。该年秋天,农业部组织代表团,赴苏联参加棉花科研工作会议,在会议上他宣读了论文,并在乌兹别克棉区参观,首次看到干旱区棉区棉株优良的长势,和一望无际的灌溉沟渠,这给他深刻的印象。
中国科学院的学部是该院学术领导机构,生物学部在全国有20多个研究所,学科众多,工作范围广,任务重,诸如科研方面任务的制订,科研项目的组织协调,科研成果交流等等。过兴先感到工作负担一天天重起来,为了全力以赴做好学部工作,他毅然决定割爱棉花研究。过兴先作为生物学部副主任,他都要参与组织管理。荦荦大者,重大项目如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黄淮海旱涝盐碱综合治理,生物工程,生物固氮,中国动物志、中国植物志和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编纂等等,他从计划制订,组织协调,条件配备等,几十年的组织工作中,不知化了多少精力,贡献颇多。
1969年他在湖北潜杠五七干校劳动期间,看到大片棉田,心中为之一快。9个月后,他主动向连队提出建议,划出20亩棉田,作为连队的丰产试验田,由他出主意,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亩产保证比普通棉田增加一成以上。试验结果,他的诺言实现了。
这是他念念不忘棉花的一个插曲。可是也有些闲言碎语,有的人说:“过兴先真傻,文革中吃的苦头还不够。”那里知道他在试验田里有他的甜头呢,一不做,二不休,他还应邀到其他连队,作了几次棉花栽培的科普报告。
科学的春天来了,科学院也获得了新生。1980年,科学院评选模范党员及先进党支部,过兴先和他的爱人薛禹谷(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双双获得了模范党员的称号。当时在《光明日报》、《科学报》都登载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可是他并不踌躇满志。他自1954年来到科学院以来,几十年的组织管理工作,十分操劳,有时甚至抱病工作。他不仅任劳,还要任怨。
70年代初期,他才从“五七”干校回京不久,倡仪搞基础理论经的研究,鼓舞我国科学家应有敢闯科学前沿的豪情和勇气。建议将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列为重要项目,针对当时存在的抹煞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科学院内外几十个研究所和高等院校,踊跃响应,1972年在长春举行首次化学模拟生物固氮会议时,就制订出科研计划,组成了协作领导小组,其后每隔一二年开会一次,以便交流科研成果,调整课题,加强协作,协作组科研人员约200人,队伍强大,其中学部委员6人,他们当时正苦于不能搞理论研究,这一下好比英雄有用武之地。协作组由于有优秀的学术带头人,人人都要争H气的干劲,友好的协作,加上生物学和化学的活跃交流和渗透,促使研究成果捷报频传,其中化学模拟新模型的创立,量子化学方面的推理,固氮酶活性中心的探索,固氮基因结构功能等,都处于国际前列,有的领先。随着一年年的工作进展和国际学术交流,这一项目的勃起,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重视。1972年至1983年,过兴先一直被推选为协作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

1983年,他兼任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研究员。同年秋,国家人与生物圈委员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工作会议,他是该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会议。会毕参观各地,他腾出时间做些棉花调查,也领略了吐鲁番、喀什、石河子等地的风土人情,如饥似渴地了解到当地棉花生产和科研动态,同时联系到国内外棉区情况和自己的科研工作经验,他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新疆的气候和棉铃发育的关系,借以探明棉花纤维强度偏低等实际问题。经过这次较全面的调查,使他作出到新疆研究棉花的决心,并酝酿出研究计划的轮廊。说来无巧不成话,1984年,科学院将新疆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列人重大项目,他的棉花研究课题被采纳入该项目,因此他的研究工作又开展起来。1954年他离开杭州到北京,一直到1984年整整30年,长期断离了的旧梦,又获得复苏,满怀豪情,重归棉田。
1984年,他到乌鲁木齐.筹备试验。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他的朋友陈善明校友听他要搞这行当,觉得他年已古稀,新疆不少地方多是大戈壁、大沙漠、大干沟,气候多变,条件艰苦,力劝他选鸟鲁木齐市附近的地点搞试验,可是他觉得良机难逢,壮志弥坚,他自信是能够闯得过去的。后来写了一首诗,答谢朋友们的关怀:
路难已无白骨精,古稀犹存取经心。
重整旧好岂嫌晚,天山南北频驰聘。
事实上,他赴南疆途中,确实遇过险,有一次坐吉普车赴阿拉尔,走的不是公路干线,坑坑洼洼,颠簸不已,忽面车轮陷入深槽里,车再也无法动弹,茫茫荒野,险象环生,久之,侥幸邂逅一辆大卡车,才把吉普车拉了出来,脱了险。事后他写下了观感:
行行重行行,戈壁何尽头。
秃山无寸草,峡谷尽干沟。
万里绝飞鸟,一路少人烟。
驼铃今不闻,偶惊汽笛声。
1984年春开始,他在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上壤沙漠研究所副所长陪同下,下去落实协作的研究单位。每到一地,他毛遂自荐,说明来意,共同商定试验计划。这位副所长是维吾尔族人,熟悉情况,是最好的向导。他先后赴石河子、吐鲁番、阿拉尔、库车、喀什等5个地方联系,结果是意想不到的满意,各单位均乐意协作。该年8月,他又同一位年轻助手,前往各协作点了解试验进行情况,商讨解决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嗣后,他为了增加整个棉区的代表性,又增添了莫索湾、博乐、库尔勒、麦盖提4个协作点,一共是9个点,其试验计划均相同。仅品种不完全一样,试验资料的样品、分析测定均集中在北京进行。他每年从北京赴新疆参与工作,计两个月左右,奔赴各地,有时起早摸黑,亲自动手。1988年,他还在北京进行对比试验,在人工控制之下,专门探索以较低的特定夜温条件(15℃下)对棉叶光合产物的积累和运转及棉纤维发育的影响。他阐明了新疆棉区气温条件鲜明的优缺点,明确提出夜温过低是影响棉纤维发育的限制因子和各地的季节界限。夜温过低(15℃下)明显减少棉叶中淀粉的降解和输出,从而减少纤维发育的醣源。根据夜温过低影响棉纤维拉力差的发现,他提出栽培上应改进的建议。
他在新疆几个地方,作了多次学术报告,加上在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引起了同行的重视,认为有重大学术价值,对争取棉花优质高产,指明了方向,对发展新疆棉花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自治区党委书记亲自到分院招待所看望并赞扬他。他已古稀之年,历尽沧桑,梦断30年,魂牵梦萦,而今得以重振如火激情,流溢出青春的气息,忘我钻研,终于更上一层楼,放出光芒。许多人对于他的干劲和钻研精神、试验设计和研究方法,倍加赞誉。以上成果的得来,也是与新疆农业部门、生产建设兵团、高等院校同行们的通力协作和帮助分不开的。
6年来,他远去新疆,有些长期认识和关怀他的人曾劝他说.你搞了几十年的学部工作,颐养天年,安心写些管理工作的心得和体会,岂不更好?为什么还要重新搞科研?即使要重操棉花旧业,何必老远去新疆?有一位久不通信的同学甚至在信中表示“真是不可思议”。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干了几十年组织管理工作,无官一身轻,重归棉田,如鱼还渊。如今新疆的风光与人物,那里的棉田与同行,他是多么熟悉和爱恋。新疆不啻是他的第二故乡。乡思缕缕,对人生是莫大的鼓舞和安慰。他一生淡泊明志,怡然自得。看来,却有一股青春焕发的气息,向我们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