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圻

褚圻(1921—1987)，江苏省靖江县人，中共党员，上海市第七届、第八届人大代表。褚圻于1943年浙江大学农学院肄业后，毕生从事教育科学事业，曾在上海中学执教九年， 1956年调入上海师范大学前身上海第二师范学院生物系，历任系副主任、系主任、教授。
褚圻先后从事中学教材教法和遗传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科研成果丰硕，主要学术论著有《有性繁殖》、《遗传学》、《生物进化论》、《生物学教师手册》、《作物遗传学手册》和《高中生物学》等十多部，以及《五种同核异质水稻雄性不育系线粒体结构的研究》等论文多篇。在全国生物教育界具有很高声望。
褚圻于1955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师，195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1978年被评为上海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979年又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褚圻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与敬业，及其高尚的师德、丰富的学识、新颖的理念、优良的风格是永留学界的宝贵财富。
忠诚教育事业 毕生鞠躬尽瘁
褚圻1921年7月出生在江苏省靖江县孤山区黄庄乡一个殷实家庭。他的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曾在常州府中学堂担任过化学教师。褚圻幼年在私塾受启蒙教育，1932年随家移居靖江县城，开始进入学校读书，并于1936年7月读完初中。1937年至1941年正值我国遭受日寇大肆侵略时期，他先后在江苏和上海的四所学校求学，高中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1943年肄业后开始了终其一生的教师生涯，先后在贵州、四川、湖北的中学和师范学校教授数理化、生物、语文等课程。1947年暑假辞职还乡后受聘于上海中学，任生物教师。1956年9月，褚圻调入上海师范大学前身——上海第二师范学院生物系任教，历任上海二师院、上海师院、上海师大遗传学教研室主任、生物系副主任、主任，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热土上孜孜不倦地耕耘了三十一个春秋，直至病逝。
褚圻的整个青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度过的。他在入党申请报告中写道：“自己对当时日寇侵略、蒋介石消极抗战、国民党腐败无能、贪污作恶、官僚政客互相倾轧、军队横行欺压平民等现象都极为不满，向往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在大学读书期间还曾当选为学生代表会主席，组织和参加过打倒孔祥熙的学生运动。上海临近解放时，经人介绍参加了当时进步的外围组织‘教师联合会’，有机会读到《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刊，带着期盼的心情迎接了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褚圻更加热爱教育工作，在中学生物学教学研究中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取得了杰出的成绩。1955年被评选为上海市优秀教师，1956年又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并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十年动乱中，褚圻遭受迫害，但他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坚信党的领导，矢志不移地献身我国教育事业。粉碎“四人帮”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精神焕发、勇挑重担。上海师范学院复校后，他毅然出任生物系主任，加倍努力地工作，带领全系师生员工重建生物系，使生物系在较短时间内，在教学、科研、科技开发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78年，褚圻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1979年又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褚圻曾历任上海市第七届和第八届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生物教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上海市生物教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长、上海市种子学会理事、上海市农业现代化领导小组成员、上海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生物教学》杂志副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自然科学丛书生物学编委等职务。褚圻曾多次向党组织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终于在1984年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褚圻在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工作期间，积劳成疾，最后因患癌症于1987年4月11日逝世，终年66岁。
悉心生物教育 育人业绩斐然
褚圻热爱生物学教学工作，为提高我国中学生物学教学质量倾注了大量精力。他在1981年的工作小结中写道：“应该尽可能关心中学生物学教学，做到来自中学，不忘中学，多做一些提高中学教学的工作，这也是师范学院义不容辞的任务……”褚圻言行一致，为提高我国中学生物学教学质量不遗余力。他从悉心培养师范生到积极参与教师职业指导及专业培训等活动；从热心为中学生物教师编写教学工具书、中学生物学教材和参考书到积极参与中学生物学教材、教法的改革，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上海中学的生物学教学实践是他在中学生物学科领域研究的光辉起点。上海中学是一所蜚声海内外的名校，已有一百多年历史。1947年至1956年，褚圻在上海中学任教，并担任生物学科教研组组长等职务。在上海中学工作的九年中，该校生物学科声名远扬，他是上海中学校史上的十大名师之一。
据当年上海中学的学生回忆，褚圻先生的生物课上得非常精彩，引人入胜。在教学中他采用启发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引导学生热爱科学、热爱生物，十分重视对学生实验技能的培养。
褚圻不仅自己讲课精益求精，还和生物教研组的老师们一起钻研、探究新的教学方法，带领全组教师互帮互学，共同提高。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中学顾巧英老师调到生物教研组任教。在褚圻的指导帮助下，顾老师通过自己努力，成长为一名中学生物学教学领域中出色的、有影响的特级教师。在1955年第7期《人民教育》上专门刊登由上海市教育局撰写的介绍她的文章：《顾巧英的教学质量是怎样提高的》。该文列举了许多例子，详细介绍顾老师如何在教研组帮助下逐渐提高教学质量的过程。据顾老师回忆：“褚圻先生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很有个性的人，他思路敏捷，接受新事物快，文笔流畅，口才好；当年褚先生几乎将他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工作中，白天组织教研组老师一同钻研教学大纲，集体备课，教研组教师之间相互听课，课后评议；有时深夜他还与余庆璋等老师在实验室里一起探讨高中教材，探究如何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实验课教学质量等问题；他还大胆鼓励组内教师使用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使教师们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得到了迅速提升。”
为配合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以及学习兴趣，褚圻还积极组织教研组老师开展课外活动，建立生物实验园地和小型生物园；组织动物课外饲养小组，在校园里和教室内布置生物角；组织学生成立课外兴趣小组，进行生物科学试验，激发学生学习生物课的兴趣，这些活动显著增强了学生动手能力，提高了教学质量。20世纪50年代上海中学的生物角和生物园地在上海市乃至全国独领风骚，成为上海中教系统开展课外活动的一颗明珠。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市中学教育飞速发展，师资短缺现象十分严重，市政府抽调机关干部进行短期培训，然后转业为中学教师。1956年暑假前夕，一千多名受培训的学员即将结业。此时，对于改行做教师，尚有不少学员思想不稳定。培训班领导让李方淑老师到上海中学邀请褚圻在学员结业典礼上做报告，谈谈他热爱教育工作、献身教育事业的体会，启发学员们树立为教育事业终身服务的专业思想。李老师说，这是她第一次与褚圻先生相识，但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在学员毕业典礼上，褚先生现身说法、情真意切、敞开心扉，介绍了他自己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在培养青少年成材中获得的幸福感。他语言生动，感情充沛，学员们深受感染，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在上海中学工作期间，作为生物教研组组长，褚圻对从师范院校送来进行教育实习的大学生，都十分认真地接待与安排，并悉心指导，使实习生在教学实践中快速地成长。褚圻在指导实习生时，从写教案、试讲、听课、评议等各个环节上都事必躬亲，使实习生真正认识到做一个生物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和本领。
褚圻来到上海师院后，为促进中学师资队伍的成长更是倾注全力。褚圻经常利用假期对中学生物教师进行培训，为他们讲授教材教法及系统专业知识。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学生物学的教学质量，他还深入上海市北中学等学校进行植物学和动物学系列实验指导。
20世纪60年代，教育部指示，全国各省市普通中学初三年级都必须开设农业生产知识课，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组织力量因地制宜编写课本。上海市教育局将此任务交给上海师范学院生物系，系里决定由褚圻担任编写组组长，韦安阜老师任副组长，并抽调十名应届毕业生及余庆璋、陈再光两位中学老师共同参加编写工作。编写组在褚圻的领导下，从下乡调研上海郊区的生产情况到向农业局专家和技术人员请教生产技术和农业政策，编写组按统一大纲分头撰写，然后由褚圻、韦安阜统稿，该教材高质量地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按时出版。任务的圆满完成，褚圻功不可没。
十年“文革”浩劫，我国教育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生物学教育也不能幸免，而国外遗传学发展迅速，致使我国中学生物学教学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拉得更远。“文革”期间中学生物教师很少有机会阅读生命科学的最新书刊，不了解遗传学的最新进展，尤其对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内容知之甚少。“文革”结束后，学校教学逐渐回归正常，在高中生物学教材中也编入了关于细胞遗传学的基因学说和分子遗传学等内容，这让从未学习过这些知识的中学生物教师在教学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此，上海市教育局教研室多次请褚圻先生向全市高中生物教师讲授遗传学，他都欣然答应这种既无报酬、且要自己支付车费的讲课活动。他在大教室里，充满激情地讲解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的新知识、新成就和新进展，使中学生物教师的遗传学知识迅速得到更新，加快赶上国外遗传学研究的步伐。遗传学系列讲座共有20讲，许多曾聆听过褚圻讲座的教师们回忆，褚先生讲课生动、内容翔实，理论联系实际，让大家耳目一新，收获丰硕，及时解决了他们在教学中的燃眉之急。为了更进一步帮助各区县高中骨干教师熟悉教材中的实验内容，熟练掌握遗传学实验技能，褚圻还在上师大生物系举办了“遗传学实验培训班”，这一举措深受中学教师欢迎，获得了广泛好评。
1982年，江西省教育厅教研室慕名邀请褚圻给全省参加生物教学暑期培训班的高中骨干教师讲授遗传学。据陪同前往的上海市教育出版社李方淑老师回忆：“褚老师的讲课非常成功，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而且声音洪亮、有声有色，学员们听课十分认真，手不停地记笔记，会场鸦雀无声，我坐在数百人听课的大会堂最后一排，也能听到他不用麦克风的声音。大家都认为褚老师的讲课生动、百听不厌、受益匪浅。我也领略了他讲课的风采，十分钦佩他的讲课艺术。”
褚圻在讲课、报告之外，为了更有效和持久地辅助中学教师，他还热心编写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积极倡导和参与中学生物学教改研讨。
1985年至1986年期间，褚圻主持了上海版高中生物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他不仅将生物学的新知识和新进展写入新教材，同时还引进和吸收了美国、日本等先进的国外教科书和实验教学内容。他厚积薄发、兼容并蓄，使我国中学生物学教学能够与当时国外的先进水平相接轨。在此之前，全国统编的高中生物学教材各章节难易程度很不均衡，在遗传学部分难度突然提高，被生物教师比喻为异峰突起，每当教师按照教材顺序讲到这部分教学内容时，学生往往无法适应。而由褚圻组织编写的新教材，各章节难易程度均衡安排，循序渐进，将原来只是遗传学部分的高峰，化成全学科一同提升后的高原。上海版高中生物学新教材的使用，受到国内教育界和知识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好评。新教材在上海使用的年限较长，在教学相长中，培养了一代生物教师，也使一批批学子受惠。值得一提的是，中学生物学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由陈桢这样的生物学大师，后来是由方宗熙那样的权威专家编著，褚圻在“文革”后主持编写同类教材，这是多么光荣和艰巨的一项任务。褚圻扎实、严谨的科学知识功底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编写生物学教材外，褚圻还撰写了许多与中学生物学教学相关的参考书。196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扩大中学教师知识面的丛书，以提高生物教师教学水平，同时该丛书还可作为大学生物系学生的课外读物，《有性繁殖》一书是这套丛书中最先出版的一本。他用生动的文字描述生物界许多动物，在长期进化历程中所形成的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和特定行为，都通过有性繁殖，传宗接代，绵延种族本能相适应，这是一本富有趣味性的科普读物。不久，“文革”开始，这套丛书的出版计划遭遇夭折，《有性繁殖》这本书成了该套丛书受人爱怜的孤儿。
“文革”结束后，高中生物学教材编入了关于细胞遗传学的基因学说、分子遗传学等内容，为了帮助生物教师克服教学中的困难，褚圻不仅通过举办大型讲座，对中学教师进行培训。而且，还精心撰写了《遗传学》学术专著全面论述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新进展、新成就。全书约30万字，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图文并茂，有98幅插图，每一幅都由褚圻自己精心设计和绘制。《遗传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成为热门的畅销书，被上海市出版局评为优秀图书。该书的出版，不仅及时地为生物教师提供了一本价值极高的教学参考书，而且还成为当时全国许多大专院校生物系遗传学课程的教材和重要参考书，该书在相关的著作和论文中引用率极高。同期出版的《生物进化论》是《遗传学》的姐妹篇，也是一本高中生物教师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在生物学教学中同样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为便于生物教师备课时查阅相关的生物学知识，褚圻还组织生物系教学法教研组全体老师编写《中学生物学教师手册》，褚圻任主编。该书于1983年12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73万字，548幅插图，582条条目，这是一部生物学教学辞书性质的大作，它的出版深受好评，十分畅销。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褚圻为我国中学生物教师编写的书籍还有：《遗传学的米丘林路线》、《米丘林的原理和方法》、《学校青少年米丘林科学小组》、《植物的生活一章的教学》、《植物的繁殖一章的教学》、《花和植物的繁殖》、《中学实验园地作物栽培实习》、《脊椎动物----鱼纲》、《种子和它的萌发》、《种子的构造：图集》(陆时万、褚圻合著)、《高级中学课本生物教学挂图》、《生物教师的备课》(汤静怡、褚圻合著)等。这些书籍的出版，不仅帮助中学生物教师提高了教学质量，还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对自然界的热爱和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1981年8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学教材编写组，在北京召开中学生物学改革研讨会，邀请全国主要省市教育厅、局生物教研员、部分大学生物系教授、部分优秀中学生物教师和上海教育出版社生物学科编辑组四十余人，研讨中学生物学教材改革问题。褚圻、李方淑和顾巧英三位老师作为上海代表被邀请参加会议。褚圻在会上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
1982年，褚圻亲自赴东北师范大学与赵锡鑫教授等商讨筹建全国生物学教学研究会，并商议组织相关高师院校合作编写“文革”后第一本生物学教材教法讲义。该讲义为以后高等师范院校生物学教学法的教材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4年12月，作为上海市生物教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长的褚圻，带领市生物教学研究会的老师们承办了“全国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研讨会。会上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代表交流了论文，展示教学仪器和自制的教具。会议受到一致好评，为促进全国中学生物学教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褚圻为中学生物教学所做的工作，不只是培养和指导了一代中学生物老师，向一届又一届中学生传授了生物学的新知识和新进展，同时也带领一批中青年教师建立了较高水平的生物学学科的教学方法。曾经与褚圻相处过的同事、学生们在回忆中，都有这样的评价：褚圻老师是一位在学术上与时俱进、高瞻远瞩、具备超前思想和乐于奉献的学者。
教育理念新颖 教学方法独特
褚圻说过，“人类的性状能够遗传，但知识不能遗传，知识要靠我们教师用智慧的火把去点燃学生智慧之火，一代代薪火相传。”他在几十年的教育、教学生涯中就是这样不断用智慧的火把去点燃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智慧之火。
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重视培养学生实践技能、留给学生思考与发挥的空间，是褚圻教育理念和教学风格的核心。
褚圻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深入浅出、有声有色，学生一堂课听下来既感到学到了很多东西，又感到很轻松。他别具一格的教学风格给他的所有学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有一位叫胡伯威的作者发表了一篇名为《怀念解放初上海中学我的老师们》的文章。在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解放初(1950--1953年)我在上海市上海中学(以前叫“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读高中。那时的上海中学为什么好，为什么在全国赫赫有名，归根结底是那里英才荟萃。其中当然也包括学生生源好(考进上中很不容易，这有茅盾的短篇小说为证)，但最重要的还是上海中学的老师棒，几乎个个都棒。至少我觉得听他们讲起课来比我后来在北大的那些老师还精彩。”“生物老师褚圻风格别致。生物形态和分类早在初中动、植物学中教过了，所以他讲的主要是细胞学、进化论和遗传学基本理论。看起来他在遗传学方面特别有心得，也许主要是因为苏联遗传学的那场“革命”在解放初开始触动了中国学界。褚先生不甘落伍，也发表了一个图文并茂的小册子《遗传学的米丘林路线》，发给我们每个同学一本作为参考书，因为那时的教科书还没有来得及放进这些内容。我因为一接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为之倾倒，给我理解生命世界的种种奥秘‘开了天目’。褚先生本人的确是很有素养的，整个生物课讲得引人入胜。”
不只胡伯威，曾在上海中学师承褚圻的学生，谈到褚圻先生的教学都会由衷表示出赞许和折服。
褚圻新颖的教育理念和独特的教学风格当然也使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学生们受益匪浅。褚圻以前的学生、以后又成为同事的生物系老师们，如今在回忆褚圻先生时，对他的教育和教学方法也都赞不绝口。
褚圻在上海师范大学工作数十年中，一直都站在生物系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不仅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更是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师资人才，他们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优异成绩。杨庆尧教授是上海师范大学著名抗癌新药云芝糖酞(PSP)的发明人，杨老师认为，他是感受着褚先生独特的教育和教学方式成长起来的，他的创造发明源于父亲的基因，亦受益于褚老师的创新教育，迄今杨庆尧教授已有九项发明专利，四项全国和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荣获“中国当代发明家”称号。
褚圻的课堂教学不是知识的堆砌，他交给学生的是开启知识的钥匙。他上课往往先从科学实验的设计和过程讲起，要学生一起来分析实验，推理和讨论，然后才导出科学结论。他的备课笔记只有几张精心设计的教学卡片，上面记录着实验数据和谈话提纲。课堂中他积极启发学生参与讨论，课堂气氛十分活跃。这种教学方法，既生动地传授了知识，又培养了学生的分析、推理和归纳能力。
褚圻在课堂教学中也经常向学生介绍一些重大科学成果的由来。让学生了解这些著名科学家是怎样设计实验的，采用了什么样的科学方法，得出怎样的结果，对实验结果又做出怎样的解释，取得何种结论等等。这种通过层层解剖、分析、推理和归纳的教学方法，非常利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孕育创新人才。
褚圻还十分注重教学实践，除教学中广泛采用挂图、模型、幻灯等教具外，还热心兴建实验农场、植物园、菌种厂、实验室、标本室等教学实践基地。鼓励师生在基地、实验室中实习和进行科学实验。让学生通过杂交实验，深化遗传学学习；让学生通过作物的栽培，学习农学和植物保护学；让学生在鉴定动、植物物种的过程中，学习分类学；让学生在养鱼、养虫和饲养禽畜中，拓展动物学和胚胎学的知识；让学生在实验室中，探索和验证生物学原理；让学生在菌种厂参观放线菌和蘑菇菌种的生产过程中，学习微生物学等等。
学生在教学基地的生产实践中，所获得的知识是在生物的动态发展或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学到的，它鲜活、实用、贴近生产实际。有利于深化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同时学生在教学基地的实习和实验中，也培养了他们动手技能及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他们日后在社会上发挥作用。
褚圻一贯主张教育要走向社会，支持开门办学，要求教师的科研选题应切合国民经济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大学要为社会服务。1979年，他鼓励杨庆尧接受上海市土产进出口公司委托的“香菇工厂化栽培研究”，后该项目获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1982）；之后他又鼓励杨庆尧接受上海农业局下达的协作任务，开展“用猪、牛粪代替马粪栽培蘑菇”的研究，该研究成果曾被评价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蘑菇栽培的发展”（中国蘑菇生产，P.4，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1983-1984年，“蘑菇液体-颗粒菌种”在全国推广，褚圻亲临一线，不仅主持了首届培训班的开幕，还和杨庆尧、张鉴华等人赴湖南、浙江等地兴办合作生产基地；1985年上海中药三厂为赶超日本抗癌药Krestin(PSK)，褚圻曾亲自出面和他们洽谈，并签定了我校与该厂合作协议。目前，由此研究转化为医药工业产品的云芝糖肽和云芝糖肽胶囊(PSP)，已是国字号二类新药和国家中药保护品种，且享誉海外，是国际公认的两个云芝抗癌多糖之一，与PSK齐名（Alternative Medicine Review,Vol.5,No.1.4-17,2000）。

1984年，褚圻在湖南常德选择合作生产基地
曾担任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后调任上海农学院院长的张德永教授也是褚圻先生的学生，毕业后留校成为褚圻的同事。他认为褚先生高瞻远瞩，居高临下，具有开拓精神。他对学生的培养提倡大胆放手，主张排课不要太紧，应留给学生自我潜能发展的空间。褚圻还提出，在生物系本科学生第八学期时进实验室，在教师指导下开展科学研究，并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这个环节对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科研能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德永教授还说到，褚圻出色的讲课特点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不仅在他曾工作过的上海中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被公认，而且已成为全国师范院校名师互访讲学的成员，同时还经常被邀请到上海农科院定期讲授遗传学课程，为上海农业发展培养科技人才作出了贡献。
曾任南市区政协主席的徐宜尔老师，1959年至1979年在生物系担任党总支书记，她不仅高度评价褚圻的敬业精神和高尚师德，而且对她的教学水平和教学风格也十分称颂。她说：“褚圻先生是一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我曾比较系统听过他的遗传学课。他上课深入浅出，重点明确，思路清晰，言语精练，对我这样一个没有学过生物学的人来说，通过听课，也能基本掌握遗传学的一些基础科学知识。听他课的人都会被他的精神和语言所感染，学生们反映非常好”。
褚圻具有新颖的教育理念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即使在“大跃进”这样特殊的年代，在带领学生下乡劳动中，他还能因时因地制宜，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活动。1958年根据学校安排，褚圻亲自带领生物系60届全体学生，到以种植蔬菜为主的上海近郊参加为期半年的下乡劳动。褚圻向学生布置了四项任务：认真参加田间劳动，虚心向农民学习生产实践经验；创办农民业余中学，学生轮流上课，向农民们传授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开展调查访问，针对当地农民在蔬菜种植中存在的问题，查阅资料，从理论上讲解问题的实质，并进而提出解决方案；以当地所种植的蔬菜为对象，编写了一本《蔬菜栽培》教材。
在编写《蔬菜栽培》教材中，褚圻将全年级同学分成不同的小组，分头完成几种蔬菜的编写工作，全书共编入21种蔬菜，撰写内容主要涉及生物学特性、对种植环境条件的要求、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采摘、选种等方面。褚圻在组织安排、指导编写、提供数据、稿件修改、以及全书编审和定稿中都花费了很大精力。该书约20万字，反映了当时上海蔬菜栽培的先进经验。该书于1958年12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褚圻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编写教材也是高等学校教学的一种新的形式。本书编写的过程中，农业基础学教师和学生在一起调查访问、阅读资料、讨论争辩、编写修改，师生都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习的劲头很大，知识的掌握也比较深入透彻，既解决了实际问题，又提高了教学质量。”
在褚圻创意指导下，使一次被动的下乡劳动，变成了一次使学生能力在各方面都得到快速提升的特殊教学活动。
勇挑创业重担 终获硕果累累
1978年上海师院复校后，褚圻义不容辞地担任了生物系主任。尽管褚圻不久就身患癌症，但仍带病工作，他要和死神抢时间，工作干劲甚至胜过以前，他倾注了全部的睿智、经验、胆识和心血，为生物系的建设和发展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他是生物系基础建设的奠基人。
1972年6月，上海“五校合并”，上海师院生物系并入上海师大总部(现华东师大)生物系，原上海师范学院生物系所有仪器设备、标本、数据也一起搬入总部。从此，植物园、农场荒芜，生物楼底楼成为防空办公室，其它用房也荒废空关长达六年之久。1978年复校初期，满目疮痍的生物系面临很大困难，一切工作都要重新规划，白手起家，特别是实验室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或重建。在褚圻的精心规划和组织下，师生员工齐心协力，在较短时间内，使生物系各个专业的实验室得到了重建，教学秩序很快得到恢复，科研工作也逐渐展开。
褚圻在担任生物系系主任期间，非常重视基础教学和科研基地的建设。他积极争取课题经费，并动员有关课题组拿出部分资金，合资建造科学实验楼，还购置设备，开展科学研究，这在全校是首创。我校生物系杨庆尧、童一中、王祖昌、李克昌、丁正民等老师和褚圻本人的许多科研成果都是从这幢实验楼中“飞”出来的。同时，他又积极重建植物园和农场，亲临现场指导建造温室、网室和实验房等。既为教师提供了科研的基础设施，也为学生建立了教学实践的基地。
褚圻在积极组织生物系标本室的建立和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全面规划，还引进了特别擅长进行脊椎动物标本制作的唐氏家族嫡系传人唐子明先生，又与上海动物园密切沟通争取到许多可制作标本的动物体，从而极大地完善了脊椎动物标本室的建设，标本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师范院校之首，曾来参观学习的大批中外来宾、学者，大中小学师生都为之震惊。经多年建设，生物系具有了植物标本室、昆虫标本室、脊椎动物标本室和人体解剖标本室，为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创立了重要条件。褚圻在担任系主任期间，在实验室建设的同时，还非常关心教学科研仪器的研制和购置，使这些仪器设备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为生物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他是中青年教师的良师益友。
褚圻主张，“对于中年教师，应该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条件，开拓前进的道路，决不能束缚他们的创造才能。对于青年教师应该在专业和外文等方面加以具体帮助。”褚圻先生对生物系中青年教师的确特别关心，他在培养青年一代的方法上值得后人学习。他总是信任和鼓励年轻人，要他们争取社会招标的科研项目，勇挑重担。他曾屡屡邀请青年教师参加他承担的各项任务，包括科研协作和教材编写等任务，让他们和老教师一起工作，在共同完成任务中学习、提高。例如，褚圻安排当时的青年教师杨庆尧编写“微生物学实验”新教材，杨老师边实验边学习，提高很快，不久就被高等教育出版社邀请参加“高等学校试用教材《微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的撰写；杨老师还接受褚圻推荐的“分子生物学”书籍翻译任务，边翻译、边进修，终于掌握了这门新学科，并在两年内出版了《分子生物学入门》（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一书。又如，吴吉仁老师原来承担的是农学课的教学工作，复校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加强植物生理学课程建设，褚圻曾多次找吴老师谈心，鼓励他承担植物生理学课程的教学任务。在褚圻的鼓励下，吴老师大胆拓展了自己的专业领域，经过多年的努力，将植物生理学课上得非常出色，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同时在原来的农学以及植物生理学两个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欧善华教授说，他刚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硕士毕业分配到上海师范学院工作时，褚先生非常关心他，鼓励他申报科研项目，使欧老师增强了信心，大胆向上海市科委等机构提出申请，获得到了重要的研究项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周根余老师毕业留校后，褚圻先后送他去中国科学院北京遗传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进修学习，使他在植物遗传学和植物体细胞离体培养两方面的研究能力迅速提升。还有刘士庄、汤静怡、吴天眷、沈光华、李玉莺、顾林娣、阮家超等老师无不是受到褚圻先生亲自指导和关心而成长的。
1958年，褚圻曾鼓励和安排一位没有大学文凭、但擅长动物标本制作的技术员，担任“动物标本制作”教学工作。数年后，又鼓励他将上课用的讲义重新整理、修改，充实一些内容，撰写“脊椎动物标本制作”技术书籍，由他推荐给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在交稿后不久，适逢“文革”开始，不久被退稿。但该书在1985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由台湾台北渡假出版社在台湾再版。
褚圻是“文革”后我校率先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他对研究生的培养过程，是在更高层次上运用他独特的教育和教学方法，激发研究生对研究课题的兴趣、重视研究生实验技能的培训，在指导方式上，大胆放手，留给学生思考与发挥的空间。褚圻不仅着重培养研究生的业务能力，还时常给他们讲做人道理，在生活上对他们非常关心，他所培养的研究生在海内外的工作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成就。
褚圻的用人原则归纳起来是：任人唯贤、不唯学历、不唯职称；重能力、重业绩、重贡献。所以，在他领导下的生物系确实是一个人才辈出、学术氛围十分浓厚的集体。
他是生物系学科建设及科研的开拓者。
褚圻在担任生物系系主任期间，非常重视生物系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1978年前的上海师范大学仅有专科和本科两个教学层次。从1979年起，生物系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当时褚圻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建立遗传学专业硕士点，并获得批准。褚圻和童一中先生为生物系开创了招收研究生的先例，也为生物系其它学科招收研究生树立了榜样。
褚圻在学科建设方面独具慧眼，重点投入建设人体解剖与生理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等学科，并于1981年、1985年先后建立了“菌蕈研究室”和“水生生态研究室”，为以后生物系在这些相应领域取得重要科研成果奠定了基础。
在褚圻任生物系系主任期间，生物系的科研发展迅速，许多成果获得局级以上各种奖励。其中由遗传学教研室的刘士庄和生物化学教研室施承梁两位教师于1984年发明的“棉花枯萎病抗性快速预测法”，能在棉花种子时期判断抗枯萎病能力的强弱，具有准确、快速和简便的特点。此项科研成果被市科委列为上海市十项国内首创科技成果之一。杨庆尧教授的“蘑菇菌种快速制作法”获1986年全国第二届发明展览会金牌奖，获十五届札格拉布国际博览会荣誉奖；国家二类新药“云芝糖肽及云芝糖肽胶囊(PSP)”曾先后荣获上海市科委、国家教委、国家科委等多项科技进步一、二等奖。
褚圻由衷拥护和积极贯彻中央关于“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将生物系通过科研取得的成果转化为经济建设服务。复校后不久，生物系的科技开发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从1984年起，“菌蕈研究室”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学方式，先后为全国十二个省市举办了八十多期培训班，推广应用各种食用菌菌种的栽培技术。生物系研发的“足下垂矫正器”1986年在浙江温州召开现场技术推广会，后又在温州、无锡两地试点作临床应用，受到好评，以后又在全国其它医院被使用。原生物系总支书记张鉴华说，褚先生具有战略眼光，重视生物系科技开发，在重点投入建设解剖与生理学学科后，又在生物系研发对人体具有保健和康复作用的新产品，并组织和扶持部分教师开展相关研究。在研究取得成功后，生物系成立了“上海百奥奇科技实业公司”，实现了科研成果产业化。

褚圻与教师们在育种
褚圻身体力行，带头搞科研。从事农业科研，虽然工作环境比较艰苦，但他具有百折不饶的钉子精神，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成功培育出多倍体菠菜、小将大麦等能够用于生产推广的农作物新品种。在1980年6月19日《解放日报》头版登载了题名为《两代人——记褚圻和他的儿子褚启人》的报导。该报导写道：“有这样一对父子，他们献身于同一个事业——农业科学，选择的又是同一个课题——对于现代农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杂种优势利用。”在报导中还叙述了曾经发生在1968年的事。那是个动荡的年代，一天深夜，褚圻从被监督劳动的“牛棚”回家，对十七岁的褚启人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倾家荡产我无足惜，把我的温室封掉，杂交品种毁掉，那比挖我的心还痛啊!”。由于“文革”的影响，褚圻正在培育的水稻、麦子、棉花、玉米、菠菜等几十个杂交品种都被毁掉了。那天，褚圻想起还有一包新研制、已试种了三年的大麦种子藏在温室内，他要儿子设法从己封掉的温室中将这包种子取回来，褚启人办到了。随后，他又将这包大麦种子“偷偷”地安排到郊区种植。褚圻成功研制的新品种，具有高产、矮杆抗倒伏、耐肥、早熟等优点，被定名为“小将大麦”。这个劫后余生的“小将大麦”，在1979年杭州召开的全国大麦品种资源会议上被列为全国大麦优良品种之一。“文革”结束后，褚圻主要从事水稻细胞质雄性不育遗传规律的研究，积极组织和参与我国杂交水稻协作攻关交流等活动，在该研究领域，褚圻享有一定知名度。我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在1985年为褚圻的教授职称撰写评审意见时，对褚圻在杂交水稻基础研究领域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褚圻先生的代表作“《遗传学》和《中学生物学教师手册》，深入浅出，较全面、较系统地介绍了生物学、现代遗传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这对提高我国在生物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水平具有很大价值和作用。”

20世纪80年代，褚圻在指导研究生
褚圻一生撰写和出版过许多书籍，其中相当部分与中学生物教学有关，也有涉及遗传学等领域的学术专著。曾任上海市遗传学会理事长、国家卫生部部聘医学科学委员会专题委员、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人类遗传学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物学教研室主任许由恩教授对褚圻的《遗传学》一书有过高度的评价。许教授曾在《文汇报》上撰文介绍褚圻先生的《遗传学》一书，并郑重推荐该书为大学生物系及中学生物教师的参考书。许由恩教授在为褚圻申报教授职称撰写的审查意见中写道，“褚圻编著的《遗传学》不但编得好，而且写得好，若干较为深奥的内容均能深入浅出地介绍，而且文字活泼而流畅，读来引人入胜，可列为国内极为突出的遗传学参考书。” 褚圻编著的《生物进化论》，出版后的十几年中，一直被许多高等院校作为“生物进化论”课程的教材，在全国也有着较大影响。
严以律己榜样 襟怀坦荡楷模
褚圻是一位善于当好“班长”的人。与褚圻共事多年的杨斌生教授说，“褚先生在担任系主任工作中，为人作风正派，善于团结同志。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敢挑重担。他非常务实，不讲空话。在领导班子中，他一贯主张和谐团结，有事大家商讨，商定后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相互支持，互不干扰。因此，系领导成员之间大家心情愉快，干劲十足，但如果有问题发生，他作为第一当家人也敢于承担责任，决不推委怪罪别人。”
褚圻是一位很有原则的人。在遇到各种矛盾尤其是涉及干群关系的各种问题时，他都公正地予以处理。所以，褚圻在全体生物系教职员工心中，是一位非常有威望的领导。大家都觉得褚圻不仅能力强，而且襟怀坦荡公正无私，值得信赖。
褚圻是一位和蔼可亲、善于为他人考虑的人。作为学者他全面把握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作为领导他全面筹划生物系的发展，表现出了高瞻远瞩和居高临下的风范。但是在面对他的同事、下属，或是他的学生，甚至是生物系的临时工时，却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生物系有些老师这样评价，他“是一位不坐办公室的系主任”。他经常深入各教研室、实验室，与教师、实验员商谈教学计划的制定、听取大家对生物系发展的意见。褚圻作为系主任在安排教师工作时，总能够为大家的长远发展考虑。例如，“文革”后第一届（77级）学生的教学，褚圻把自己执教的课程让出来，鼓励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李玉莺承担遗传学课程的主讲任务。事后李老师知道，褚圻的安排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因为他的遗传学课程上得好早已是人人皆知，如果77级学生遗传学课是由褚圻主讲，下一届再安排李老师上课，会给李老师造成太大的压力，可能影响李老师潜能的发挥。当李玉莺老师知道褚圻先生如此为她考虑时非常感动。经过连续几年给本科学生上遗传学课，李老师的教学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升，受到了师生们的好评。
褚圻不仅能够主动关心同事们的工作和学习，同时对生活上有困难的人，他也会尽力帮助解决。许多生物系已退休的教师在说到褚圻曾给予他们在生活上的帮助时，至今还非常感动。例如，有位教师的妻子在农村，夫妻长期分居，褚圻主动想方设法将这位教师的妻子安排到自己课题组做临时工，并在细胞学制片、显微镜观察、水稻杂交等方面进行悉心培训和指导。还有一位教师，在承担了生物系行政工作多年后，希望能适当调整岗位，褚圻及时找她谈心，为她设想和安排了今后的工作。这位老师在回忆褚先生时动容地说，“系主任有多少大事要做，还有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而对一个普通教师的发展都考虑得如此全面和周到，真让人非常感动。”
褚圻是一位做事效率极高、追求最大效益的人。从他撰写和出版的书籍、从他指导学生下乡劳动取得的成果、从他带领生物系开展学科建设以及促进生物系科研成果开发所取得效益，我们都不难体会到褚圻所具备的这个特点。在“文革”结束后的前几年中，有些生物系课程的教材还不齐全，褚圻鼓励生物系教师，尽快将讲课数据系统整理成文，由他推荐出版，使其它教师也感受这种提升效益所带来的快乐。褚圻是一位勤奋好学，并充满睿智的人。“文革”中，褚圻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劳动。劳动之余，褚圻抓紧时间用日汉对照版毛泽东语录自学日文，为以后在科研中阅读日文文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褚圻是一位不计较个人名利的人。例如，褚圻在组织和指导60届学生编写《蔬菜栽培》一书时，在编写前后以及整个编写和出版过程中，他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还为该书写了序言。但是，整本书从头到尾，我们看不到有褚圻的名字，作者署名是：“上海师范学院生物系三年级学生”，序言署名是：“上海师范学院生物系”。
褚圻是一位身教重于言教的人。他平时很少对师生说套话，他更多的是用他的行动去教育和影响着他的学生们，例如：作为教师，应如何上好课，又应该具备怎样的人品和素质。一些曾是褚先生的学生后来当了教师，他们说，“在自己的一生工作中，一直铭记着褚先生曾经说过的一些有声的话和无声的语言，并在自己的平时生活及工作中，要求自己能够按照褚先生的言行去做。”
褚圻是一位生活简朴的人。他由于家庭子女较多，生活上并不宽余。家里虽然买了冰箱，但为了节省电费却较少启用。但是，对生活上更困难的同事却非常乐于帮助。他曾嘱咐家人将自己家烧的菜送去给管理生物系农场的工人；在每次学校开运动会发给每位教职员工的免费加菜券，他总是将自己的一份送给生物系农场的临时工。一件件小事反映出褚圻关心普通职工的心意。
褚圻是一位非常大度的人。他心胸开阔、待人真诚。在“文革”中，褚圻遭受迫害，但“文革”结束后，他不记旧怨，胸襟坦荡、对人宽容。他还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在他几次遭遇大病时，都能够乐观地面对，即便是扩散的癌细胞在吞噬着他的生命，仍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
我们编写组成员在走访曾经与褚圻先生共事的同事、受业的学生时，他们众口同词：褚圻老师不仅是生物教育史上的一代名师，他更是一位令人崇敬的人师! 斯人虽逝，风范永存。一位名师走进了历史，但他为生物学教育和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开创事业的足迹还深深地留在路上，它是我们继续前进的路标，它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编写组：李建粤、周根余、汤静怡、虞德林 执笔：李建粤)

[附一] 褚圻生平简历年表
1921年7月2日 生于江苏省靖江县孤山区黄庄乡
1928年—1932年7月 在家设私塾受启蒙教育
1932年8月—1941年7月 先后在靖江县小学及中学求学，江苏省南菁中学高中毕业
1941年9月—1943年7月 浙江大学农学院学习
1943年10月—1947年7月 先后在贵州省、四川省和湖北省中学和师范学校任教
1947年8月—1956年7月 上海中学任高中生物教师、生物学科教研组组长1955年 评为上海市优秀教师
1956年8月—直至逝世 调入上海师范大学前身上海市第二师院生物系任教，先后任上海师院、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副主任、主任、教授
1956年 被评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
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77年12月—1987年4月 当选上海市第七、第八届人大代表
1978年 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
1979年 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1984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7年4月11日 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