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范岱年（1926- ）
范岱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自然辩证法通讯》副主编、主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1926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他父亲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范寿康先生。范先生从出生到十岁都生活在浙江上虞。
1936年母亲因病去世，当时父亲在武汉大学任哲学教育系教授，将范先生与其兄弟姐妹接至武汉。在武汉，范先生就读于武汉大学附属小学。
1938年南京失守后，范先生与兄弟姐妹共七人逃到长沙投奔祖父。逃至长沙后，武汉也相继失守，祖父祖母出于安全的考虑，决定将范先生与其他三位年长的孩子带至广西，其余送回老家避难。到达广西后，因当地教学质量差，范先生约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去学校上学。这段时间，范先生在祖父的指导下读完了《孟子》、《古文观止》、《岳阳楼记》、《出师表》等，受了很多传统文化的教育，初步形成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认识。
1940年，日本军队攻入广西南部，祖父母又将范先生与其兄长送至重庆，与当时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职的父亲团聚。范家在重庆时住在受共产党思想影响较深的赖家桥地区，范先生就是在这里听到党员讲《社会发展史》，接触到了普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时三厅的图书馆资源非常丰富，范先生经常去借书，在这里读到了《鲁迅全集》，还有《母亲》、《铁流》、《毁灭》等苏联小说，虽然因年幼还不能完全知晓书中的含义，但总的来说开始觉得共产党不错，国民党不好。
1942年，范先生初中毕业后，与哥哥和二姐追随大姐到了贵州安顺黔江中学读书。在黔江中学时，范先生为了看书方便，主动申请在图书馆帮忙。他利用课余时间在图书馆自学了大学数学与物理的课程，读了《居里夫人传》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进化》，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阅读苏联小说外，范先生也《大学》、《礼记》、开始接触狄更斯、罗曼·罗兰、夏洛蒂·勃朗特等人的作品，受到了西方人道主义的影响。到高三新学期开始，因新换的任课老师教学水平低，学生自发组织罢课以求更换老师，范先生班里的“ 班主席"因而被学校开除，范先生与其兄长等同学也因此主动退学。退学后，范先生经同学介绍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小学教书，一边教书一边准备考大学。范岱年先生原本想考西南联大，但是当时大学分区招生，贵阳只有贵州大学与浙江大学两所学校招生。
1944年秋天，范先生以同等学力的身份考取贵州大学和浙江大学，最后选择了浙江大学。范先生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就选择了物理专业。因为抗战的原因，浙江大学校区几经西迁，在贵州的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办学。范先生大一在永兴校区读书，大二在湄潭校区上学。当时浙大的功课非常繁重，所以范先生一心在学习上，希望将来能做个大学教授。到了1946年夏天，浙江大学搬回杭州。这时，范先生的父亲范寿康已经在台湾任职，他只好利用暑假与兄弟姐妹到台湾与父亲团圆。因考虑到父亲一人养家，经济压力大，范先生与哥哥、大姐主动去打工以增添家用。他到台湾师范大学去做文书，并将暑假赚取的薪酬交给父亲，直到9月开学回到杭州。
1946年12月24日，“沈崇事件”发生，各个高校都掀起了学生游行运动，范先生也参与其中。
1947年发生了国民党采取暴力手段对付游行学生的“五二零血案”，浙大学生为表抗议开始罢课，范先生在罢课期间参加了学校的“乌鸦歌咏队”，还到杭州的贫民区去宣传国民党的劣行。后来罢课事件愈演愈烈，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于是学校提前放假，范先生在放假后又到台湾，到秋天浙大通知复课后才回到杭州。
1948年夏天，范先生在束星北教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报告。大学毕业后，范先生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不过因为当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只招一名研究生，竞争相当激烈，范先生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又回到浙大，考取了浙大物理系的研究生。由于当时浙大物理系的地下党员很多，地下党员注意到范先生每次都是学生运动的参加者，而且还是“乌鸦歌咏队” 的成员，觉得他思想积极向上、值得信任，于是就想把他发展为党员。决定入党后，范先生“以学习为主”的想法变为了“以党工作为主” 。入党后，范先生进入了宣教支部工作，开始关心军事形势，阅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办的《时代日报》，将新的战争形势做成大字报来进行宣传，也开始阅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
1949年1月，蒋介石下台，李宗仁上台，浙大积极分子展开示威游行活动。当时负责积极分子工作的许良英同志让范先生写一篇有关此次活动的报道，于是他写了一篇题为“ 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 的报道，发表在香港的《群众》刊物上，这篇报道是范岱年先生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
1949年3月，范先生被组织调到新成立的中学区委做委员，负责领导几个中学的党支部做“应变” 工作。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解放后的革命氛围让很多青年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想留在学校投身科研，而想出来参加运动，认为为人民服务才光荣。所以当时很多浙大的地下党员都参加了军委会，范先生也是其中一员。他被分在杭州市军管会青委组织部党工科工作，享受包干制待遇，参加杭州市解放初的改革运动和学校系统的党团建设工作。因为范先生一直为党工作，所以之后上级又将他调到了杭州市市委组织部。从1949到1952年这三年的时间里，范先生都是在为党工作。
1952年国家开始科学归类，准备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党中央规定凡是有科学背景的党员都要求回归搞业务。当年9月，范先生经许良英提名被调到中国科学院院部做行政干部，与许良英先生一起在《科学通报》编辑室工作，负责编辑《科学通报》。由此，范先生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
1955年，范先生应许良英先生的要求协助他编写《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本书，这本书是范先生参与写作的第一本书，于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胡风问题后，许良英先生被调到哲学研究所。范先生则继续负责《科学通报》工作，相继在科学院做过编辑部副主任、宣传处副处长，之后又调到了科学院办公厅、资料室做副主任。其职责主要是研究科学政策、起草科学院上交中央的文件等，还参与起草了第二次学部大会郭沫若院长报告文件。
1957年，许良英被打为右派，考虑到范岱年与许良英是校友，又是经许良英提名调到科学院工作，多年受许良英的直接领导，上级要求范岱年揭发许良英。但是范先生认为许良英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没有按照要求与许良英“划清界限”，所以范先生也被打成了右派。由于问题较轻，范先生被打为右派份子，行政级别降三级，工资由120多块降到了89块，被开除党籍。范岱年因保留了工会会员籍，所以还有机关干部的身份，但是作为右派份子还需要下乡劳动。于是，范先生被分到河北藁城劳动一年，之后又在安徽来安劳动一年。劳动两年回京后，上级认为范先生并没有改造好，不能再让他继续留在院部工作了，就将其分配到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负责编目与采购。直到1962年，范先生才“摘掉帽子”。因为“带帽”的缘故，之前和他交往的女朋友与他分手，范先生的终身大事因此耽搁。
1962年，范岱年先生经兄长的介绍，认识了同为“摘帽右派” 的陈养惠女士，两人喜结连理。摘帽后，科学院考虑让范先生去物理教研室教书，尽管范先生在科技大学时也听了朱洪元、张宗烨等两位物理学家的课程，但觉得自己已经多年没有研究物理，很是生疏，就没有去教书。
1962年，自然辩证法组筹备了一个盛大的编译计划，希望由有外文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的“摘帽右派”将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著作编译出来。编译计划选取了爱因斯坦、薛定谔、海森伯、玻恩等人的著作，范岱年先生负责的是薛定谔与海森伯著作的翻译。因为当时范先生还属于“控制使用”的阶段，只允许做内部工作，不准对外，所以翻译的文章是以“代山”的笔名发表的。范岱年先生由此开始展开比较系统的翻译工作。恰逢当时，龚育之决定让《自然辩证法通讯》复刊，正缺一个专职编辑，范先生就毛遂自荐，获得了相关领导的认可。由此，范先生成为了哲学所的一名专职编辑，独立负责《自然辩证法通讯》的稿件组织、加工、印刷、校对，到最后的发行、包装等事宜。从1963年到1966年，范先生一直在哲学所工作，一边做编辑，一边将薛定谔与海森伯的两本书翻译出来，并与陈步合编了一本《控制论哲学问题文集》。
1966年，由于哲学所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 是对东欧与苏联科学家的反马克思主义言论进行批判，于是收集了很多资料准备进行批判。当时分配给范先生的工作是批判茵菲尔德，所以范先生就搜集了很多有关茵菲尔德的资料准备对他进行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哲学所很多人都因手头上的资料受到牵连，范先生也在其中。
1970年范先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担任炊事员，直到1972年才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范先生做了很多翻译工作，如翻译海森伯的著作等。
1972年受许良英之托，参加《爱因斯坦文集》( --卷本) 第二卷中德文与俄文的科学论文的翻译以及第一卷中的校对工作，直到1975年范先生才完成自己负责的部分；于光远回到北京后，希望重新校正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于是委派范先生与陈国邦根据德文版与俄文版的《自然辩证法》重新校正一遍，并出版了一个新版本，但这个版本的顺序是根据当时推崇的“ 一分为二” 的体系进行编排的，与原文不符，所以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1978年年底，范先生恢复党籍，由哲学所控制使用变为了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副主任，恢复了处级干部的身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范先生成为常务理事。
1978年《自然辩证法通讯》复刊后，主管单位变成了中国科学院，由李宝恒任副主编。因《自然辩证法通讯》不再由哲学所负责，时任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的范先生认为一个研究所不能没有自己的刊物，于是向当时的副院长于光远申请创刊，并很快得到批示——创立《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
1979年，范先生为参加“ 爱因斯坦100周年普林斯顿纪念会’ ’ 到美国访问。在美国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访问，范先生看到了美国科技的迅速发展，于是搜集了很多资料准备对美国科技史进行研究，还接触到了瓦托夫斯基的著作，将其带回国并准备翻译。
1980年，范先生被调到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担任副社长兼任常务副主编，负责杂志社的编辑和行政工作。从1980年到1987年底退休，范先生一直负责《自然辩证法通讯》的编辑工作。退休后，范先生被邀请至美国波士顿大学做访问教授。于1988年去到美国，在波士顿大学开了一学期的课，教中国的自然哲学和与科学哲学。后又到另一所大学帮一位要生产的女老师代了两个月的“ 中国医学史” 课程。因中西医学知识相差很大，所以范先生在备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甚至还曾因备课有过胃出血的经历。
1991年回国后，范先生因为抛却了行政职务和工作职能，闲暇时光多了起来，就开始做一些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此这类文章也开始多了起来。在这期间仍兼任《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到1994年，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到1999年。到2009年胡新和任《自然辩证法通讯》主编后，范先生又成为编委会中的一员。另外范先生也一直在做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社会科学系的兼职教授，指导了一批研究生如胡新和、胡志强等。
虽然范先生已是一位88岁的跨世纪老人，但是思维仍非常敏捷，身体也是非常康健，每两年一次的全国科学哲学年会上也总会看到他的身影。88年的风风雨雨，逃难、“右派”与“摘帽右派”的经历，已经在这位老人身上看不出丝毫的印记，我们衷心地祝愿他安康和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