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绪

王承绪（1912-2013）
1912年6月生，江苏省张家港市南沙镇人。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教育系并留校任教。1938年公派赴英留学，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1941年获伦敦大学教师证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诺丁汉大学当讲师。1947年应邀回国任教。历任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浙江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系主任、副教务长，杭州大学教育系教授、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及名誉所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APEID计划杭州大学联系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第五、六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理事、顾问，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合作顾问委员会委员，民盟浙江省委常委。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获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荣誉院士称号。2003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革新终身成就奖。2009年获浙江大学教师最高荣誉“竺可桢奖”。2010年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特殊贡献奖”。1951年2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教育大家的百岁人生
1912年6月，王承绪出生于江苏江阴三甲里镇（现张家港市南沙镇）。1928年初中毕业后，他考入无锡中学师范科（即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从此一生与教师职业结缘：“1931年我师范毕业当小学老师，后来出国学教育，回国后教书，都是教育，有70多年了，脑子里面就是教育，就是想着怎样把教师做好，把当教师的本领学好，把外国可以借鉴的东西都学好。”他曾对学生说：“教育对我来说是很神圣的事情，一开始学教育，是当时相信教育救国论，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很重要，我想在这个行业为国家多做贡献。我很喜欢当教师，正如孟子所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我真觉得是这样的。”
1932年王承绪进入名师荟萃的浙江大学教育系学习，这促使他树立了学习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发展本国教育事业的观念。当时浙大教育系的外文图书资料非常丰富，极大地激发了王承绪钻研外国教育的热情和兴趣。他在一年级时就撰写了《意大利的新教育》并发表在1939年第9号《江苏教育》上，此后又陆续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发表多篇介绍苏俄、波兰、墨西哥、土耳其等国教育状况的论文。浙江大学毕业后王承绪留校工作，并旁听和自学了德文和法文。
1938年王承绪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并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深造。一年之后，他在浙大时的同班同学、夫人赵端瑛也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发展心理学，师从弗洛伊德之女安娜·弗洛伊德。1941年王承绪顺利完成学业，取得硕士学位和教师文凭，并自学了俄文。在英国的留学不仅奠定了他坚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同时也开辟了英国教育研究的新领域。
在二战所致交通中断、归国无期的情况下，王承绪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参与创办《东方副刊》并任总干事，为打破日本侵略者的文化封锁，向国内传递最新的国际学术信息，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44年11月至1947年1月，《东方副刊》共出刊20期，王承绪发表论文27篇，占全部论文的十分之一，其中有关外国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国际教育合作的论文有17篇。
1946年，王承绪夫妇决定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放弃博士学位，提前回国服务。在伦敦候船返国期间，王承绪参加了同盟国教育部长会议；以中国代表团秘书的身份赴巴黎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为该组织首批出版物《基本教育》一书撰写了《略论基本教育》一文，他不仅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还为《大公报》撰文介绍教科文组织。这些绝好的实践，使他深刻体会到比较教育在沟通思想、促进和平上的巨大作用。
1947年1月，王承绪夫妇终于突破重重困难，登上了战后英国开往中国的第一艘货船，辗转3个多月回到祖国，从此一同在浙江大学教育系任教。2001年5月，浙江大学为他们隆重举行从教七十周年、九十华诞庆典，他们相濡以沫、风雨同行70多年的伉俪深情，一直以来令人感动和敬佩。
王承绪先后主持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比较教育》教材，出版及主编《伦敦大学》《比较教育学史》《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等重要著作，对繁荣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发展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积极倡导和引介外国教育思想，翻译出版了《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学校》《西方现代教育论著选》等诸多经典著作，极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宝库，对更新教育观念、推动教育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0年，王承绪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合作咨询委员会委员。他牵头在浙江大学成立了“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计划(APEID)联系中心”。在80多岁高龄之际，他还多次出国考察，参加国际教育组织会议，了解最新发展动态，推动APEID各成员国之间合作，推动教育创新与社会发展。
2003年，“鉴于其在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首个“亚太地区教育革新终身成就奖”授予王承绪。对于荣誉，他淡然处之，一再强调：“这个荣誉属于和我一起工作的集体，属于我们亲爱的祖国。”

博学笃行的学界楷模
王承绪说，要提倡师生静下心来读书搞研究，要认识自己，认识这个国家和社会，了解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治学不能离开实际，要从国家社会的需要出发做学问才能摒弃名利，潜心读书、教书与研究。95岁之前，他每天都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给研究生上课就是3小时。百岁华诞之后，他仍然坚持每天读书、看报，与来访者畅谈国家大事、教育学前沿。
王承绪熟诣中外教育经典，精通多国语言，对高等教育有着深入研究。他总能抓住高等教育理论的前沿，以其独特的国际视野，为我国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出谋划策。特别令人钦佩的是，20世纪90年代，王承绪已过耄耋之年，但他仍把大量精力放在翻译国外高等教育的名著上。1998年，86岁的他还学习电脑，大约两个月就掌握了基本技术应用，此后他就在电脑上写文章了。
1999年开始，王承绪主持翻译的“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陆续出版，为中国学者了解和研究国外高等教育打开了重要的窗口，并成为高等教育界引用率最高的丛书之一。面对新世纪、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与机遇，他敏锐地看到了教育创新变革的新实践；2001年，他出版了《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学科和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等三部个人译著，主持翻译出版了《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等；2003年和2008年，他又出版了《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和《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两部译著，完善了创业型大学的案例与概念，为教育创新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国际经验与示范。2009年，他以98岁高龄主编了收官之作《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模式的国际移植比较研究》。
王承绪不仅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更是爱生乐教，成为广大学子的良师益友。他一生学为人师，诲人不倦，甚至在九旬高龄仍身处教学第一线，亲自指导研究生，对人才培养倾注了满腔热忱。他既强调学生扎实的基本功，又注重学生的方法论训练，更鼓励学生提出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模式。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承绪培养出的学生已成为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和政府部门的骨干人才，并影响了几代教育学人。
他认为，比较教育在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人民相互了解方面具有特殊的积极作用。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人应当加强国际化的训练，融入国际学术圈，融入国际化的时代，成为国际型学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当时国际上比较教育领域的一流学者都曾应王承绪邀到杭州讲学。每逢外国专家讲座，他都给研究生创造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并要求他们通过一字一句听录音把报告整理出来，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见识、提高英语水平。除了“请进来”之外，王承绪也想方设法把研究生“送出去”。除为学生争取参加国际会议、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外，他还与英美高校开展校际合作与交流，实施联合培养博士生、学生互访学习等计划，为学生出国学习打造良好平台。
王承绪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在谈论学问之外，话并不多。然而，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博学、谦逊、淡然、纯粹、忘我和包容的品性，对学生具有很强的教育性，学生不知不觉中无不受其感染。不论学生资质聪颖或愚笨、学术上有无成就、行政上有无官职，他都一视同仁，对大家都一样的好。因而学生毕业后都喜欢拖家带口去看望王承绪和夫人赵端瑛。他们就像是自己家里的长辈，嘘寒问暖，静静倾听学生分享他们毕业后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成就、喜悦、不顺和烦恼，他们是学生的港湾。
竺可桢说过：“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对于这番话，王承绪在其八十载的教育探索生涯中做出了最好的诠释。1983年他被评为“浙江省优秀教师”，1993年被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授予建院百年来首次设立的“荣誉院士”称号，2009年获浙江大学教师最高荣誉“竺可桢奖”，2010年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特别贡献奖”。

跨越世纪的爱国情怀
1951年王承绪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副主任、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委员会常委兼文教委主任。曾任浙江省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副主席。2011年被评为民盟中央纪念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七十周年先进个人。
王承绪的学生、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徐辉曾表示，王先生一生有“三爱”：爱国家、爱学生和爱书籍。1991年，他在英国访学时，有一次送短期来访的王先生回国。因为王先生买的书太多了，远远超过规定的行李重量。当时机场嘈杂，王先生听力也大不如前，经他与机场方面争取，对方答应可以适当放宽行李重量，但必须放弃一些图书。王先生不肯，告诉他这些资料十分宝贵，是花了大力气才找到的，国家研究很需要，学生做论文很需要，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徐辉告诉机场方面有关王先生的留英经历和学术荣誉，机场方面也敬佩一位80岁老人的爱国情怀，破例为王先生放行。以后每每想起此事，徐辉都十分感动。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王承绪关心社会，心系教育，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咨询。他说：“我是从事教育学研究的，最关心的当然是科教兴国。”他的大多数提案都与教育有关，如加强中小学环境教育、艺术教育、办好师范院校的艺术专业、培养师资等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他就积极参与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工作，与夫人赵端瑛指导成立初期的杭州第十四初级中学（现杭州学军中学）进行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王承绪自编了一套“听说领先”的英语教材，指导青年教师备课，编写教案，设计教具，力求提高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
1984年，70多岁的王承绪与学校民盟组织的其他同志一起，坐十几个小时的汽车，亲赴丽水山区，考察当地的教育情况，在丽水师专给当地教师讲课，并与师生座谈，一起为发展丽水地区教育、开发浙南献计献策。
王承绪还与盟员沙孟海等20多位省政协委员，一起提交过一份关于“要求恢复林社、建立林启纪念馆”的提案。林启是清末杭州知府，在任期间，兴办了浙江乃至全国最早的大学——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开设浙江最早的中学——养正书塾（杭州高级中学、杭州第四中学前身），创立蚕学馆（浙江理工大学前身），为浙江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优秀人才。后人在风景秀丽的孤山修了林启墓，建了林启社，以示纪念。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启墓遭毁，社屋被占。王承绪等委员8年间连续联名提案，要求修林墓、复林社，不懈地努力最终使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落实。
在担任浙江省政协领导职务期间，王承绪围绕浙江改革和发展大局倾情事业、开拓创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浙江政协事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作为浙江省第六届政协华侨委员会主任，他就归侨侨眷的权益保障，邀请华侨回国探亲、旅游、投资、定居，组织举办华侨第二代、第三代学中文夏令营，增强他们的民族认同感等各种问题提出大量建议。1989年被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授予“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荣誉称号，2004年被评为“浙江省归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
当大家赞扬他为民为政做了许多实事时，王承绪却一再说：“没什么，没什么，都是大家一起做的，也是责无旁贷啊。”
沧桑岁月，世事变迁，铸就了王承绪不平凡的一生。先生虽已仙逝，但他心系国家、献身教育的爱国情怀，开宗立派、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修德甄善、教书育人的师德风范，淡泊为怀、物我两忘的可贵品格，桑榆未晚、彩霞满天的不懈追求，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学人，亦是我们永远学习追随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