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士远

沈士远（1881～1955）
著名教育家，庄子学者。1903年，因父亲沈祖颐在陕西任所去世，家中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老大沈士远返回故乡浙江吴兴求职，被张静江大哥张弁群办的南浔正蒙学堂聘为国文教员。1905年他到杭州的浙江省高等学堂任国文主讲，该学堂为省内最高学府，注重外文、史地、法政、国际时事等新学科，学校风气开通，名师云集达一时之盛。学校聘任的沈士远等老师都是拥护革命的激进分子，他们的民族民主意识对在此读书的陈布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陈布雷回忆录》载，沈士远与学生最接近，学生也极敬仰，“沈先生常以《复报》《民报》《新世纪》密示同学，故诸同学于国文课艺中，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除胡虏’，毫无顾忌”。17岁的陈布雷和几个相知的同学常到沈士远处借阅禁书，非常喜欢那些摆脱八股文束缚用白话写出来的政论文章，这对他后来成为民国第一流的政论家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沈士远也十分欣赏这个得意门生，对其评价是：“已接受并信仰中山先生之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
　　1917年沈士远先生被聘至北京大学预科乙部任教。这时的北大在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办学理念的感召下，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相继聚集，形成了新思想活跃的场所。这时的沈士远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接受者，也是宣传者和捍卫者。“五四”运动爆发前后，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成立了各种组织。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并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北大教授马叙伦任主席，沈士远任书记，直接参与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校长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由于北大师生的极力挽留，另外北大评议会委派沈尹默、马幼渔等人专程前往杭州西湖边宋春舫的别墅——春润庐，恳请隐居于此的蔡元培回北大。最后，蔡元培终于同意，并强调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当时的北大评议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沈士远、沈尹默、马幼渔、钱玄同等人均是评议会成员，有一天他们正在商量事情时，胡适、罗家伦、傅斯年等人找到他们，以革命需要为理由，认为想不受政府控制，只有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办学。沈士远、沈尹默等评议会骨干商量后认为：政府当局对北大校方施加压力，导致蔡元培校长愤然离职。但是胡适等人的提议过于草率，北大如强行南迁必然会分裂垮台。所以第二天评议会上沈士远等人据理力争，讨论的最后结果是不同意迁往上海。
　　1921年春夏，北京又爆发了旨在发展教育事业，争取教职员生存权利的索薪斗争。参加的学校有北京大学等八所高等院校，各校选派三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并举行了游行、请愿活动。在多次向教育部索欠薪无果的情况下，各校教师学生千余人到国务院请愿，李大钊等人也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结果遭到了军警的殴打。据当时的报道，“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人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长达4个多月的索薪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中共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时任北大庶务部主任的沈士远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信徒，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同事，他从思想上同情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并尽力提供帮助。1920年1月的一个傍晚，马叙伦得到军阀政府当夜要逮捕陈独秀的内部消息，焦急万分。他知道陈独秀就住在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刘叔雅的家里，与学校相距约十五六里，时间紧迫，当面去通知陈独秀己来不及了。他当即用电话求助距陈独秀住处较近的沈士远转告。但在电话中又不能说出陈独秀的名字，便说：“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陈独秀得到沈士远的传达后连夜躲避。翌日晨在李大钊的护送下，陈独秀换装乘骡车离开北京，遂得以脱险。
　　沈士远在北大有一个雅号，名曰“沈天下”。著名历史学家谢兴尧在《红楼一角》中回忆：北大预科里的国文功课，最重要的有两门，一是“国故概要”，一是“文论集要”。这两种都选得很好，属于北大的名课。“国故概要”共六册，由周秦诸子讲到汉学考据，又由汉经宋理讲到清代朴学，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渊源流派基本包括在内了。沈士远对庄子学说颇有研究，他学期伊始开讲庄子的《天下篇》，但直至期末放假，还没把庄子的天下打下来，因此学生们便送他一个雅号——“沈天下”。
　　1927年4月6日，躲避在苏联大使馆的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那天正值清明节，沈士远邀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在燕京大学家中聚会。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与沈士远的儿子沈令翔是北大附属的孔德学校同班同学，当晚就借宿在沈家。第二天沈士远在报上看到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因自家离海甸的奉军侦缉队太近，赶紧将李葆华送到城外八道湾的周作人家隐藏。后由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的二弟沈尹默设法争取到公派名额，将化名杨震的李葆华送往日本留学。
　　“五四”运动前后的沈士远思想激进，支持并投身革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亲密战友，是北大革故鼎新的重要成员之一，他既是著名教育家，也是社会活动家。他后来虽寄身官场，但他所任职务始终与教育有关，如浙江省教育厅长、考试院考评委员会副主任等，他为中国现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