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胡桢
汪胡桢（1897年7月12日-1989年10月13日）
水利工程专家。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佛子岭水库大坝，促进了我国坝工技术的发展。还主持了治理黄河的第一项枢纽工程—一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在教育上学风严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了几代水利人才；在学术上不断探索进取，主编和编写了《中国工程师手册》等大型工具书。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妻子陈蕙珍。
儿子汪胡熙，1950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参加抗美援朝，后任铁四师十九、二十兵团司令部总工程师，为国防建设积极奉献了一生。
女儿汪胡炜，参加解放军第二十三军政治部文工团，抗美援朝时随军入朝前线各战地慰问战士。后转地方工作。
汪胡桢1897年7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府（嘉兴市）。1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生活的艰辛使少年的汪胡桢养成了勤劳简朴的习惯。他刻苦学习，1915年中学毕业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先生的学生。在李先生的教育和影响下，他懂得了“什么是水利”。汪胡桢从上水利第一课开始，就爱上了这个行业，并立志改造自然，征服江河，振兴中华。
1920年，汪胡桢赴美入康奈尔大学研习水力发电工程，成为中国最早出国学习这门工程的人。1923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并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铁路电力公司实习，曾参加摩尔根瀑布（MorganFalls）水电站、骚吐斯水电站（Saw－toothWaterpowerPlant）的设计和施工，使其学业更为坚实。为了解欧美水道情况，他到过美国不少地方，回国时又去了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德国等国家，参观了许多水电站。这次环球旅行，使他增长了见识，打开了眼界，开拓了思想，这为他后来在从事水利工作中，孜孜不倦追求科学技术进步，勇于创新打下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1924年汪胡桢回国后，在南京河海工科大学任教。1927—1929年，他任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和浙江水利局副总工程师时，引进了风行欧美喷射沙浆用的“水泥枪”（CementGun），在闻家堰石塘塘面试用，塘缝被封住，塘后覆土不再流失，节省了年修费用。1929年，汪胡桢出任导淮委员会工务处设计组主任工程师，参加制定了导淮工程计划，因无费用，计划被束之高阁，但他用退赔的庚子赔款，设计建成了计划中的邵伯、淮阴、宿迁三个船闸。1931年，长江、淮河发大水，堤防、涵闸大都被毁，遍地灾民。他领导修复了西起正阳关、东抵五河县长达200公里的淮河大堤及涵闸几十处，疏浚了淮河支流北淝河。1934年，汪胡桢任整理运河讨论会总工程师时，亲自踏勘了从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仅用一年半的时间，编制完成了《整理运河工程计划》一书。因国家多事，此计划未能付诸实现。1946年，汪胡桢任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领导修复了因抗日战争破坏的钱塘江海塘缺口。
1931年，中国水利学会成立，汪胡桢是创始人之一，历任第二至第十届董事、第七届副会长、并兼出版委员会主任，主编《水利》月刊。《水利》对交流水利科学知识，促进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把水利古籍编印为《水利珍本丛书》，并与商务印书馆商妥将《行水金鉴》及《续行水金鉴》刊入《万有文库》中。1938—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汪胡桢在上海不愿为日寇工作，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组织一大批人从事翻译和著作工作。他翻译出版了奥地利工程师旭克列许著的《水利工程学》。该书对各种水工建筑物进述十分清楚，插图又多，成为当时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主编出版了《中国工程师手册》。这本书收集了国内外许多宝贵资料，共有基本（理论）、土木、水利等三册。这使中国工程师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手册，对以后的工程技术人员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为了这部巨著，汪胡桢卖掉了房子来支付稿费和出版费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汪胡桢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后兼治淮委员会委员，佛子岭水库总指挥，1955年，任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局总工程师，1960—1978年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除担任高班水工结构课程外，还率领学生去京郊水利现场进行直观教育，讨论方案，审改设计。1965年，率领师生完成了“黄河碛口拦沙库设计方案”。1978-1980年任中国水利学会第二届临时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79年调任水利部顾问，1981—1985年分别被选为中国水利学会第三、四届名誉理事，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四、五届名誉理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顾问。汪胡桢是第一、二、三、五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中国委员会常委、第六届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汪胡桢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报效祖国的愿望得以实现。为此，他满怀热情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的水利事业中去，为中国水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现代水利技术的开拓者
50年代初，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刚问世不久，仅美国及阿尔及利亚各有一个成功的例子。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诞生不久的大地上，却矗立起一座由中国工程师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佛子岭水库大坝。这不仅在当时被国内水工界视为奇迹，这座水库的设计和施工，就是汪胡桢主持的。
1950年，汪胡桢担任治淮委员会委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与制定“治淮方略”。他和钱正英在曾山同志的率领下，专程去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得到总理的积极支持。治理淮河是汪胡桢为之奋斗了半生而没有完成的愿望，如今这个愿望得以实现，他心情十分激动。当“方略”一获批准，汪胡桢就率领工程大军前往大别山区，筹建“方略”中主要工程措施之一的佛子岭水库。该水库位于准河上游淠河上，规模宏大，技术复杂，加之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正在进行，建材不足，技术人员缺乏，施工机械更缺，连振捣器都没有，且大别山区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在此情况下，必须节省水泥，因此选用什么坝型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提出了混凝土重力坝、土坝、钢筋混凝土平板坝及连拱坝等四种方案。汪胡桢极力推荐采用连拱坝，它的体积只是重力坝的1/5。由于连拱坝在国内首次采用，加之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器材、资料无法取得，连拱坝的设计施工及抗震性能的计算比混凝土重力坝复杂得多，因而一开始不易被人们接受，甚至苏联专家也认为无法实现。由于汪胡桢的远见卓识，旁征博引，最后终于获得专家们和领导的赞同，决定采用连拱坝。
水库施工中，汪胡桢解决了种种技术难题。坝体施工中，缺乏升高塔和拱模板，如果采用常规的木模，只一次性使用，浪费太大，速度慢，且随坝体升高拱模板制作困难。汪胡桢亲自领导设计了用砂箱为支座的半圆拱滑升钢模壳，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由三骱拱架及钢板组成，由拉杆吊起，支座和垛面接触处设砂箱，内储烘干的石英砂。砂箱有阀，开阀时干砂流出，钢模壳即下滑10厘米，和凝固的拱圈混凝土相脱离，吊升和拆模甚为灵活。接着他又为拱圈浇筑混凝土拟出流水作业程序，大大节时省力。为确保薄结构连拱坝坚固耐久，汪胡桢查阅国内外资料，筹建混凝土实验室，派人外出到科研单位学习。他将习惯常用的水泥配料体积比改为重量比，并在混凝土中外加添加剂，提高了混凝土的可塑性、密实性和耐久性，为创建高质量的混凝土连拱坝奠定了科学基础。
经过3年奋战，1954年冬，中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也是亚洲第一座连拱坝，终于矗立在世界的东方。如今连拱坝已平安度过40个春秋，历经洪水考验，至今坝面碳化度不超过0．5厘米，而七八十年代修建的混凝土坝坝面碳化度都达到1厘米以上。佛子岭水库的建成，开拓了连拱坝在中国的新纪元，以后又在梅山水库建成了当时世界最高的连拱坝，提高了中国水利工程技术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
继佛子岭工程之后，汪胡桢又投入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三门峡水库是黄河治理计划的第一项工程。1956年初，成立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汪胡桢和李鹗鼎被任命为总工程师。汪胡桢以花甲之年，付出他全部心血，晨夕都在施工前线指挥。三门峡水库工程是委托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设计的。在此之前，汪胡桢曾建议，不必委托苏联，认为中国工程师完全有能力自己设计，尽管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但他一贯主张自力更生的精神令人敬佩。在施工中发生与苏联原设计不一致意见时他总是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在截流设计上，原苏联设计是在神门浅水道预建一道截流闸。1957年春，大水把已建好的一个闸墩冲走，苏联专家仍坚持恢复闸墩，汪胡桢则提出打拦石桩代替原修闸方案。该方案被采用后，既节省了时间和费用，也保证了截流的成功。浇筑大坝混凝土时，汪胡桢提出按不同部位采用不同标号的混凝土，因而节约了水泥。此外，他还提出过大面积通仓浇筑的设想，当时虽然限于条件未能实现，但以后一直仍是混凝土筑坝工程要追求实现的目标。汪胡桢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继续探索寻求新的筑坝方法，曾亲自设计、计算提出了“格箱式浇筑法代替柱状法”，设想创造混凝土格箱坝和土石格箱坝两种新坝型。对高坝通航问题，汪胡桢大胆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使江船一步升降137米水位差的井式船闸的设想。目前，国际上船闸上下游水位差距比较大的不过2030米，达到50米的还在设计中。这个设想给今后工程技术的发展开拓了思路，提出了课题。
卓越的水利教育家
汪胡桢本人不仅在水利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水利建设人才。早在1935年，在他建议下，利用工赈，以他为主考，录取了严恺、张书农、王鹤亭、伍正诚、粟宗嵩、徐怀云、薛履坦等分赴英、美、德、法、荷留学，现在他们都已成为中国卓越的水利专家。在修建佛子岭水库时，人才奇缺，他带领一批知识分子边干边学。汪胡桢把从国外带回的书送到图书馆，成为大家争相借阅的书；他亲自讲授“坝工设计通则”、“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等课程，人们把工地称为“佛子岭大学”，并亲切地称他为校长。这个大学培养了一代新人，如曹楚生、曹宏勋、朱起凤等现均已成为技术骨干，在水利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960年，汪胡桢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理论联系实际是他一贯的教育之道，他除编讲义亲自授课外，还关心实验室的建设和学生的生产实践。1965年，年已67岁的汪胡桢，亲自带领师生，去黄河中游碛口实地勘测设计，住窑洞、吃粗粮，完成了“碛口拦沙水库设计方案”。后因文化大革命，工程未进行。但他为治黄事业倾注自己心血的精神和身体力行的治学风范，一直为人们称道不已。汪胡桢见学院图书馆图书不多，两次慷慨捐藏书2000余册。第一次是从他浙江老家将80年来积累的1500余册藏书自费托运到北京，赠送给学院图书馆；第二次是在临终前的几天里，自己整理好几只大纸箱，他除了留下一部分工具书外，全部送给了学院。谁知书箱尚未邮出，人已离去。他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水电学院校舍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国际外文书店占用，为此他不辞辛苦与外、文局局长会谈，还亲自绘制校舍图和分家图。在中国人大会议上，汪胡桢不止一次地提出退还校舍的提案。
汪胡桢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但当人们要宣传他时，他却说：“我已经老了，应该多留些版面给那些有贡献的中青年同志”。
在学术上不断探索进取
在水利水电、铁道、煤炭系统等工程建设中，地下洞室的力学分析是最繁琐的工作，不仅费时，且易出错，是设计人员最感头痛的事，为此，汪胡桢撰写了《地下洞室的结构设计》一书。该书以地下洞室中最常用的圈门式结构为准，推导出力学分析中全部所需公式、载常数的一般算式，并用电子计算机算出上述常数的数值，列成计算表，供查用，大大加快了计算速度，提高了设计质量。此外，还撰写出版了《水工隧洞的设计理论和计算》；主编和编写了700余万字的《现代工程数学手册》。这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大型工具书之一，它侧重于数学理论与方法在工程和科学中的应用，因此，它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科学工作者所迫切需要的工具书之一，在工程科学技术人员和数学工作者之间也起到一定的桥梁作用。汪胡桢编著这些书时，已年逾八旬，身患糖尿病、腿部神经炎、白内障，走路艰难，左眼失明，右眼只有0.1的视力，看书、写字必须用高倍放大镜，每天伏案工作六七小时，甚至大年初一也不休息。
修建长江三峡水库是世界瞩目的巨大工程，1984年，汪胡桢参加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探讨，他激动不已，发出“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我还想背上行李去三峡工地大干一场”的坚强心声。然而毕竟年纪不饶人，力不从心了，于是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为三峡工程出谋划策上面。他先后发表了20多篇有关大坝选型、船闸设计与移民工作等重大科研课题的论文，提出了不少大胆独创的设计构思。例如三峡的船闸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程，水位差高达100多米，中国自己能不能不靠外援而自己设计呢？汪胡桢认为，中国几十年的水利建设，除三门峡外都是自己设计的。他谆谆告诫大家中国曾领先于欧美各国几个世纪，首先发明了船闸，今天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于是他写出了高水位船闸设计的论文。水库淹没区的居民迁移问题，是建库工程中耗资巨大，且工作十分棘手的问题。过去由国家给移民迁移费自行解决，此办法遗留问题多，后来用移民费建设移民区，虽然克服了不少移民生活居住困难的问题，但生产资料、发展生产等问题还没有解决。汪胡桢写出开发性移民的论文，他提出应给移民营建经济林、建设水库渔业基地及兴办新工业区，使移民不但能在新地区居住生活，而且能从事生产，使移民费用变成企业投资，而后以生产税利形式再上缴给国家。他的这种开发性的思想，在经济还不太发展的1983年提出，是难能可贵的。当时得到部领导的重视，发展到现在，开发性移民政策已成为主要的移民政策。
为水利事业已经做出那么多贡献的汪胡桢，仍自感不足。1989年9月，他得知有医术高明的苏联眼科专家来华的消息后，下决心要去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平时他连抽血都害怕，但为了能重新笔耕，竟勇敢地去接受如此大的手术。谁知20多天后的1989年10月13日，他竟与世长辞，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政协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在追悼他的文章中写道：“他毋需留下更多的遗言，他留下的是毕生的事业，他给的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光辉榜样。”
简历
1897年7月12日生于浙江省嘉兴县。
1917年毕业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1920—1923年在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学习水力发电，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
1923—1924年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铁路电力公司实习。
1924—1926年在南京河海工科大学任教。
1927年任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副总工程师。
1929年任浙江省水利局副总工程师。
1929—1931年任导淮委员会工务处设计组主任工程师、第十二区工赈局局长兼皖淮主任工程师。
1931—1949年1931年起历任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二至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第七届副会长兼出版委员会主任。1936年任中国工程师学会理事。
1934年任整理运河讨论会总工程师。
1935—1937年任中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设计科长。
1938—1945年先后在中国科学社、厚生出版社译书、编书。
1946年任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署赈务组副组长，水利委员会派驻联合国救济总署办事处顾问。
1946—1948年任浙江省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49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
1950—1954年任淮河水利工程局副局长，治淮委员会委员兼工程部长，佛子岭工程总指挥。
1954—1960年任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
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1960—1978年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现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名誉院长。
1979—1982年任水利部顾问。
1989年10月13日逝世于北京。
主要论著
1、 《建筑学报》汪胡桢，周文德，李藕庄等．中国工程师手册．上海：厚生出版社，1944．
2、汪胡桢．水工隧洞的设计理论和计算．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77．
3、汪胡桢．地下洞室的结构计算．北京：电力工业出版社，1982．
4、汪胡桢，罗汝梅，杨真荣等．现代工程数学手册．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
5、汪胡桢．重力坝的主应力网．北京：《水利学报》，1981（6）：61—66．
6、汪胡桢．长江三峡节水船闸的初步探讨，北京：《水利学报》，1983（7）：4753．
7、汪胡桢．怎样实施长江三峡水库经济开发性移民政策．武汉：《人民长江》，1987（5）：24．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编;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术编 土木建筑卷 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06. 第56-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