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迁

李瑞迁(1929- )
李瑞迁，1929年出生，辽宁海城人。1947年考入浙江大学机械系，1951年参军，中共党员。历任学员、助教、教员、主任教员、教研室主任、教务科长、大队长、军区航空修理厂副厂长、训练部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空军少将。1991年退休。退休后担任空军航空机务教育训练研究组组长至今。

与革命事业息息相关的命运
我出生在国难临头的1929年，还不满两周岁，“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就把我变成小难民，跟随父母亲从沈阳逃亡到北平。“七七”事变前夕，刚上了一年小学，因为父亲涉嫌抗日遭到拘留而被迫举家南迁到杭州。“八一三”事变后淞沪抗战失利，再度辍学逃难，又几经辗转从宁波进入当时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区。在刚上初中的第一个学期，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火波及上海，学校停办提前放假。动荡不安的童年生活和断断续续的求学经历，都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所以我从小就把抗日救亡和我的家庭与自己的命运连在一起。开始对国民党政府抗日还抱有幻想，可是当我跟随母亲坐在架子车上穿行河南省去重庆的途中，亲眼看到所谓“自由区”里民不聊生的情景，随身的行李又被国民党军队洗劫一空，还听说“水旱蝗汤”（汤指汤恩伯）是河南四大灾害，思想上就产生怀疑。在重庆南开中学上了两年高中，耳闻目睹蒋管区内政治腐败，特务横行，物价暴涨，民生凋敝，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打内战，更使我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从失望到反对。有幸的是，1947年我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当时在高校中被称为东南民主堡垒的浙江大学。9月入学，10月29日就发生了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在杭州警备司令部惨遭杀害的事件，由此引发学生罢课、军警镇压的学潮。这次学潮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明确意识到在进步和反动两种力量的决战中我应该站在哪一边。1949年5月3日，在兴奋的心情中迎来杭州解放，这一天也成为我一生命运的新起点。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新旧社会对比的现实教育，政治学习的理论思维，暑假去东北工厂实习的切身感受，使我在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产生了以实际行动要求进步的强烈愿望。1950年四年级的新学年开始，系里推荐我参加了学校学生会工作，担任学习部部长，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入了团，在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激情中舍弃学业踏进了部队的大门，从此走上革命之路。

与军校教育休戚与共的历程
当时接收我们这批从杭州参军的青年学生的部队是空军第四预科总队。在入伍当晚的欢迎会上，总队长说：大家来到部队，就是参加了革命，要有一辈子干革命的思想准备。会上听了很激动，会后冷静下来想，参军是为了保家卫国，仗打完了一辈子在部队干革命，学的专业用不上，当工程师的愿望不能实现，这些问题还一时没有想通。不久，华东军区空军聂凤智司令员来总队作报告，讲形势、讲革命、讲前途。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参加了革命，就要以革命的前途为前途，干什么都要服从革命需要，革命事业发展了个人才能得到发展。聂司令员的报告使我们这些刚入伍的青年学生深受教育，我联想自己在解放前后的经历，想清楚了个人命运和革命事业的关系，做一个革命者就要以革命事业为重，正确处理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不能在个人问题上患得患失。这个道理在我以后的经历中得到反复验证。当年从预科总队转到航校后，没有考虑我是学机械工程的，却把我分到电气员班当班长；刚当了40天学员，又从连里调到训练处改做学习助教，给同期乙班上电工课；同班学员毕业分配去了部队，我留校走上了教学之路。这些经历都是我原来没想到的，不仅抗美援朝没过江，而且也没能去部队参战，留校任教还不能发挥所长。正是由于有了服从革命需要的思想准备，引领我在军校教育岗位上迈出了第一步。
1952年末，我被调到一所新组建的专门培养航空机务人员的地勤航校。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1954年我军进入全面建设时期。从那时起到1966年，空军航空工程院校随空军建设发展逐步建立起由初级地勤航校、中级地勤航校和空军工程学院三类院校构成的三级培训体系。其中我所在的地勤航校，从开始培训歼击机机械员、军械员的初级航校发展成为培训歼击机机械师的中级航校。我也在这一时期入了党，坚定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信念，从教学一线的助教、教员、主任教员、教研室主任，到训练机关的教务科科长，学员大队大队长。每一次岗位变动，都与学校建设发展需要密切相关，我也从行动上服从组织分配到思想上能够自觉适应工作需要，努力站好每一班岗。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空军地面院校被定为开展“四大”单位（“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我在这次动乱中也受到冲击，更没想到的是，又被卷进浙大同学的一桩所谓大案中，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说我有“严重历史问题”，从此成为专案组的审查对象，在航校解散前夕被限制人身自由，押送到北京军区空军的一个农场，受隔离审查达一年之久。问题搞清后，我才被转到五七干校有了学员身份，恢复了组织生活。这段经历对我的革命意志是一次考验，当我看到整个革命事业和身边的一切在这场动乱中所付出的沉痛代价，就感到自己的遭遇算不了什么；对于审查，自己的历史是清楚的，心里是坦然的，相信组织总会把问题搞清楚。当我看到复查结论：“对所谓‘严重历史问题’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否定”， “对审查的错误做法予以平反和恢复名誉”时，我衷心感谢组织为我平反和恢复名誉，使我在革命道路上能够继续前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军队建设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也受惠于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能够重新回到院校教育岗位，先是在空军后勤学校工作5年，从训练部副部长、部长，到校长，1983年2月，空军同时发布通报通令，学校为上年度学空一师先进单位和贯彻共同条令先进单位。同年5月，调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1988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1991年退休，为我的任职经历画上了一个句号。

与航空机务难以割合的情缘
我从参军到航校当学员就进入了空军航空机务行列；任职期间，在培养航空机务人员的院校教育岗位上，经历了战争年代的速成训练和建设时期从初、中级到高级训练的各个发展阶段；退休后，担任空军航空机务教育训练研究组组长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我与航空机务的缘分可以说难舍难分。
航空机务人员在战争年代与飞行人员同步速成训练，充分说明建设航空机务人员队伍，为飞行人员驰骋蓝天提供保障，对于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战斗巾成长，是多么重要和迫切。当时从前线传来的捷报和关于航空机务人员不怕牺牲保护战友和为了飞机故障不过夜、故障不上天而不怕疲劳、顽强拼搏的事迹，生动地展现了胜利表现在空巾、胜利保证在地面的真实场景。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认识航空机务和投身航空机务教育事业的。回想当年航校建立初期，训练大纲是各个航校的苏联顾问编写的，教材是根据苏联专家讲课内容整理留下的笔记。由于学员文化程度低又参差不齐，讲课时采用形象教学，尽量用实物和模型、教具、挂图配合讲解，理论问题主要讲清物理意义，少用数学推导和公式。对学习特别困难、课堂上不能完全听懂的学员，采用课后开展学习互助和教员进行辅导的方法解决，不让一个学员掉队。形象教学的成果，1953年在北京举办空军航校教学模型展览会，受到各方好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场参观，引起很大反响。对抽象复杂的理论问题讲清物理意义，在后来空军统一组织编写的技术原理教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受到军内外广泛好评，成为空军院校理论教学的一个亮点。1954年，空军召开航校首届教学代表会议，以我为主总结航校建立以来的教学经验，提出理论教学三过程和六项教学原则。此后教学大纲由空军学校管理部统一组织编修。组织教员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编写教材、讲义，研究改进教学方法。这些举措推进了航空机务院校教育逐步走上正轨。我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从中受益很大。令我难忘的是，从1961年到1964年，在空军党委条令教材编审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先是被抽调去杭州参加编写适用于地面院校的《空军院校教学工作条例》（另一版本适用于飞行学校），一年后完成任务，又在本校的编写点组织编写了4本供航空机务中级训练使用的教科书。空军党委条令教材编审小组，是根据毛主席“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的指示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于1959年成立的，刘亚楼司令员任组长，先后从机关、部队、院校抽调编写人员上千人，组成条令、条例、教程、教科书等各类编写组，以杭州为中心，在全国多处设点，开展编写工作。到1965年，共完成各种法规教材三百多本，是空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理论建设。编审小组制定的编写条令教材应遵循的五条原则和在编写工作中刘亚楼司令员带头践行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准则，得到编写人员的普遍认同，总结了许多编写经验。我也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研究能力。
1983年我到空军工程学院工作，正好赶上学院招收的“文革”后首批经过全国统考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学员完成大学本科培训毕业。我从总结这一期的教学经验人手，围绕怎样办好军校大学本科教育进行调研和思考。军校大学本科教育与地方高校本科教育的最大不同点，是培养目标明确规定毕业学员的分配去向和任职岗位，使其既具有高等学历教育的共同性，又具有军事职业教育的特殊性。航空机务的工程对象是航空装备，工程内涵是装备使用保障和维护修理，因此培养航空机务人员的工程教育应当突出航空装备使用维修特色而界定为航空维修工程。1986年6月，受总参军训部委托，由空军工程学院和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共同举办使用维修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会议肯定了学院以航空维修工程为教学方向，交流了学术论文，参观了教育改革成果，并就使用维修工程技术人才在军队建没的地位作用、各层次人才应具备的知识能力结构和课程体系等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会后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学院组织修订和调整了各期的教学计划和大纲。同年10月，适应空军航空机务系统加强维修管理和开发使用微机的人才需求，在空军领导机关的支持下，学院组建航空管理工程与计算机应用系，引进了当时比较先进的VAX -750计算机，迈出了航空机务人员培养模式从单一技术型向技术加管理复合型转变的关键一步。
1987年，学院组织去部队调研，针对部队反映毕业学员维修动手能力不强、带兵和管理部队能力较弱的问题，研究制定各专业教学计划调整方案，开设了一批新课，加强了维修能力培养，在学员中建立模拟中队，实行轮流当班长、区队长。为了进一步解决造成学员任职能力不强的深层次问题，我们借鉴外部经验，结合部队和院校实际，研究提出对大学本科生长机务军官实行上岗训练。上岗训练是针对部队维修岗位和机种型号，以培养初次任职能力为目的实施的专业训练，训练内容包括专业理论训练和实习带教两部分，利用毕业学员正式任职前有一年见习期的时机，分别由院校和部队负责实施。实施结果表明，上岗训练为大学本科生长机务军官全面达到既有初次任职能力又有发展潜力的培养要求，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1992年空军党委在《关于加强空军航空工程机务训练工作的决定》中，对大学本科生长机务军官在初次任职前建立上岗训练制度作出规定。经过多年实践和不断研究改进，上岗训练已逐步完善，成为生长机务军官大学本科学历教育和在职继续教育训练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按照这个模式培养的生长机务军官，由于具有初次任职能力和较强的发展潜力，在三代机的换装训练和形成保障力的工作实践中优势凸显，很快成长起来，涌现出大批技术骨十，许多优秀人才走上了航空机务系统和空军装备系统各级领导岗位。
随着空军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学院在办好本科教育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发展研究生教育，相应加大了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工作的力度。从1985年开始，试招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学员。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院为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并拥有6个硕士学位授权专业=j1989年，空军学位领导小组在学院主持召开“工程学院申报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论证会”，推荐学院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院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航空宇航系统工程及管理工程”为博十学位授权专业，同时批准学院新增4个硕士学位授权专业。从那时起，学院初步形成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培养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格局，为90年代以后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检查学院研究生工作，认为空军工程学院培养的研究生质量高，学位论文饱满，文献调研和综述较好跟上前沿，有理论深度，达到了国务院学位条例的要求，所授学位质量是有保障的。
1986年，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学院制定了八项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推进教育改革不断深化。1988年总参谋部在海军工程学院召开全军专业技术院校教学改革经验交流会，学院总结贯彻落实军队院校教育改革决定、进行教学改革的经验。我在会上作了“努力实现‘三个优化’，不断深化教学改革”的发言，受到各方好评。“三个优化”的内容：一、优化教学总体设计。一是改进人才模式，培养全面合格学员；二是调整专业结构，改善专业内涵；三是优化教学计划，合理设置课程，科学安排教学环节和教学时间，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加强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二、优化教学内容。一是调查弄清专业发展趋势，明确教学内容改革主攻方向；二是剖析现用教材，建立有特色、高水平、能配套的教材体系；三是在教学和科研实践巾跟踪教学内容的更新和发展，实现教学内容的动态优化。三、优化教学过程。一是加强全系统管理，提高“教”、“学”、“管”、“保”的综合效益；二是实施全过程管理，建立教学过程的良性循环；三是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推进课内课外协调发展。1989年总参军训部徐舫艇副部长来院检查工作时说：空军工程学院是全军工程院校中一所办得有特色的院校，在同行中，在军队和地方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学院的教学改革有一定的深度，提出的“三个优化”我赞成。学院领导在教学改革上有深远考虑。
我开始介入航空机务理论研究工作是在1989年，当时空军航空工程部把编写《空军航空机务人员管理条例》的任务下达给工程学院，由我担任编写组组长，1991年完成编写任务。1992年航空工程部正式下文建立空军航空机务教育训练研究组，正赶上空军引进首批j代机开始换装，怎样使新机尽快形成保障力战斗力，成为当务之急。研究组在空军航空装备技术部外场部的领导下，对三代机的换装训练、技术骨干培养和储备、机务人员院校生长培训和部队日常训练等方面的问题，相继立题进行研究。此后还结合航空机务教育训练在各个时期的重要任务确定课题进行研究，提出对策措施建议，逐步形成航空机务教育训练研究的一条主线。另一条线是进行本系统的学术理论研究，撰写论文和专著。从1997年开始，先是研究撰写《空军航空工程学》，1999年完成初稿后因装备管理体制改变而终止，接着转入空军装备理论体系框架研究。2001年，与空军航空机务维修管理组合作，由我担任主编，撰写《空军航空机务学》，于2005年出版。接着又以《空军航空机务史》编审委员会顾问的名义，参与该书编写研究、纲目制定和有关航空机务教育训练内容的统稿工作。2008年，被聘为空军航空机务文化建设专家咨询组顾问，负责撰写《空军航空机务文化导论》，该书与《空军航空机务史》于2010年出版。此外，研究组还承担空军装备系统理论研究成果的年度评审和有关航空机务教育训练法规、教材的编写、评审以及领导机关下达的其他任务。2012年，遵照空军首长指示，在空军装备部外场部组织领导下，启动空军航空机务人员职业素质建设问题研究，目前还在进行中。回顾研究组建立以来的工作历程，在成员不多，研究任务繁重持续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至今不断线，做了许多实事，主要是空军装备机关对研究工作的重视和对研究组的关心与支持，部队、院校、训练机构为研究工作积极提供信息和人力、物质资源保障，以及研究组成员的自觉奉献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充分发挥了领导、群众、专家相结合的综合优势和整体力量。也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感染，使我成为全组职务最高、年龄最大、工作时间最长的成员。许多人都曾出自关心多次劝我不要再干了，但研究组工作已经成为我的退休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深化了我的航空机务情结，充实了我的精神生活，延续了我的生命价值，使我为晚年过得有意义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