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树藩

宁树藩，安徽青阳人。1941年就读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外文系，1943年转学广东坪石中山大学外文系，1946年夏毕业。曾任《徽州日报》副刊《文艺之家》主编。1955年起，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校图书委员会委员、系务委员会委员、系资料室主任、《新闻大学》编委、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系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新闻事业分支副主编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曾参加《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史》、《新闻学简明辞典》编写工作，并主编《新闻学基础》。曾获上海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复旦大学研究生教学优秀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著有学术论文教十篇。

走上学术之路

生：宁老师，您是安徽青阳人吧？能和我们说说您年少时候的读书经历吗？

宁师：对，我是安徽青阳人，1920年生的。那时候家里经济情况比较好，在我6岁的时候，家里为我请了个秀才，教我《四书五经》，当时就是背啊，读不懂啊，是很传统的旧学。这样的学习一直持续了10年。现在看来，那时候的古文学习经历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特别有好处。16岁那年，我上了新学堂，在当时的青阳初中，我成绩很好，尤其是外语和数学，经常拿全校的第一名，语文也不错。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搬到山区，我就没有去了，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写诗，并且经常在《前线日报》上发表文章。后来转到黟县的复旦附中读书。那个中学是当地一个复旦毕业的校友，经过复旦的准许开的新式中学，我和复旦的情缘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到复旦附中，一下子从初二上跳级到高一下，很多东西都没有学过，成绩也很好，尤其以外语成绩为最好。当时学校有保送名额，高中毕业后，我就成为保送的5个同学之一，保送到了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外语系。浙江大学当时的学风很好，我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大学时光。因为战事，学校被迫搬往贵州，我在随学校搬迁的途中，经过广州中山大学，碰到了当时在那里学习的旧时同学，他们劝我留在中山大学继续读书，当时我自己也不太愿意去贵州遵义，所以就留在中山大学继续读书。中山大学的学风没有浙江大学严谨，很自由。我在那里开始写作，写诗，很多文章在报纸上发表。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被迫外迁，我于是步行回安徽。在家乡教了半年书，一直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才回中山大学毕业。毕业后又回安徽教了3年书。

生：你什么时候到复旦的？

宁师：解放以后我来到了上海，当时想一定要去从事革命工作，就去华东革命大学接受培训。这所学校是专门为党培养干部的地方，经过几个月培训后分配到大西南。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有个指示，上海的建设不需要留一些人才吗？因为我读过大学，学的又是外语，算是层次比较高的，组织上就把我留在了上海。1950年到复旦大学。刚开始教政治课，从事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研究。从50年到55年，我扎扎实实地读了5年马列著作，把马列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从头至尾认真梳理了一遍。这五年的马列学习，也是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很有帮助的。所以我感觉现在很多人对学马列兴趣不大，其实是不明智的。

生：那你后来又怎么转到从事新闻史研究上去的了呢？

宁师：我的成长和王中教授是很有关系的。当时他刚来复旦大学做新闻系主任。有一次我们政治课请他做报告，同他聊天，聊天当中他对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说，我们新闻系缺从事现代新闻史方面的老师，你又是从事现代革命史方面研究的，不如来我们新闻系吧。就这样，经过他的努力，1955年秋，我就半路出家，来到新闻系从事现代新闻史方面的研究。在王中教授的支持下，我全力以赴，对新工作积极性很高。刚来一年，我就写了1.8万字的专业论文《中国工人阶级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在《复旦学报》上发表，还得到了我国出版界老前辈张静庐先生来信鼓励，更加增强了我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信心。研究历史，史料为先，当时做得最多的一项工作是整理史料。我经常去上海街头的旧书摊碰运气，去摊主私家旧书报库选购，现在复旦新闻学院资料室很多珍贵报刊就是这么获得的。

生：解放不久，百废待兴，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系，复旦新闻系的新闻史教材修订对当时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宁师：对，1959年到1963年夏，我们的教学活动进入正常时期后，我的主要工作就转到新闻史教材的修订上来了。当时我参与编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这本书源自于高级党校编的《中国现代报刊史》，这个稿件五章中的1、3、5章为新调到我们系的丁树奇、李龙牧两位教授写的。当时系里面决定重写2、4章。我分工写第2章。虽然只有一章，但是我感到任务繁重，便全力以赴，写成8万多字。1962年由复旦出版社付印。当时没有出版，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新闻史教材中最早的一本。这期间，我还参加了《辞海》中国新闻史条目的撰稿工作。

新闻是信息

生：文革后，您除了新闻史方面的研究之外，在新闻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当时怎么兴趣一下子又转到理论上来了呢？

宁师：我想这受王中教授的影响比较大。文革后，王中教授平反，恢复了复旦新闻系主任。当时复旦的新闻理论讨论十分活跃，我因为多年学习马列理论的缘故，也经常参加讨论，兴趣很大。我当时和王中讨论，如何改变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沉闷状态。他建议我可以把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统一起来研究，这样既有利于突破斗争史的束缚，也可以使三者相互促进。于是我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首先从新闻业务着手，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报刊业务变革概述》的文章，1982年，还为新闻系短训班开设了《中国近代新闻文体的演变》课程。

生：您著名的“新闻信息观念”就是在这次短训班的讲稿中提出来的吧？您也是首先国内对陆定一“新闻定义”做修改的人之一，“信息概念”的突破，在当时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

宁师：我在《中国近代新闻文体的演变》讲稿中指出：“新闻特性就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新近信息”，信息观念虽然表达还不明确，但是是国内第一个提出的，之前我们都是遵从陆定一的新闻定义。接着，1984年我又在《新闻大学》上发表文章《论新闻的特性》，对信息观念进一步发挥。1987年发表《新闻定义新探》，正式以定义的形式，将这一观念确认了下来。现在信息观念已经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可是在当时，谁要去反对陆定一的定义，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学术研究，首先应该归根溯源，仔细探究定义的真正含义。其实对于“新闻”一词，学界一直未能区分“新闻”（信息）与“新闻作品”（信息载体）。

文化大革命前，我的思想还是左的。主要的问题是“唯上”，上面一个指示就跟着走，缺乏独立的学术思想。文革后我就渐渐有想法了，我称之为一个口号：“实事求是”。你说，文化大革命前，我反对“实事求是”吗？相反，我非常尊重“实事求是”。当时实事求是在脑子里面怎么确立起来的，真正理解吗？不理解啊。上面一个口号，一个指示，就把它引用的文章中，那不是真正的从实际材料出发，不是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考虑问题，那是唯上唯书。口头上讲不要唯上唯书，实际上脑子里还是唯上唯书的，这个自己不知道啊。我不是用实事求是来指导我的工作，而是用马列理论，毛主席教导等教条来指导的，它们才是我最高的原则。应该来说，“实事求是”才是最高原则。这一点，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才体会到。以前的左是萌芽状态的，自己没有意识到，是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左无限放大，很清楚摆在你面前——是错误的。所以虽然说文化大革命是很坏的事情，但对我思想解放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可以说，我实事求是治学思想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才真正总结树立起来的。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我们搞学术，要不要为政治服务呢？我们搞学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应该的吧。所以在选题的时候我会考虑，这个题目对当前建设是不是很帮助。但是搞研究的最高原则是实事求是，其他不管，不考虑什么服务。如果这个服务，那个服务，那还搞什么研究呢，谈什么求是呢？即便服务，那也是站在科学的角度来服务。所以我把求是当成最高原则，我现在就是这样。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够研究出问题的真知，至于是不是发表，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思想上有了很大突破，过去不敢。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陈独秀与新青年》，首先给陈独秀平反。这个谁敢啦？当时我写的时候大气候是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啊。我把材料一看，反复比较，我得出结论：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谁是马克思主义者啊？我就敢写。当时讲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恐怕我是第一个人。这篇文章后来马上被北京《新华文摘》转载，如果不是经过思想解放，我敢这么写吗？前不久我看到有内部讲话还说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我看到的历史材料，我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谁是呢？

还有一件事情，我给陆定一的定义进行修改。这个问题很大了。当时陆的定义在我们党里面是经典定义啊。我从新闻史的研究中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新闻作品是信息的载体，不是信息。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错得一塌糊涂。比方说，新闻有没有阶级性，这个很简单，新闻作为一种信息，是头脑外面的，没有阶级性。但是作为作品是可能有阶级性的。当时北京还有人辩论，新闻有没有可读性，我讲很简单，新闻是一个作品嘛，报道是传播信息的手段，不是新闻的本身。他们的错误就把新闻与新闻作品混淆起来了。当时《大百科全书》新闻卷开理论研讨会，我就提出要修改陆定一的新闻概念，当时没有人支持啊，还是用陆定一的概念。不过把我的信息观点作为补充附在后面。接着，1984年我又在《新闻大学》上发表文章《论新闻的特性》，对信息观念进一步发挥。1987年发表《新闻定义新探》，正式以定义的形式，将这一观念确认了下来。现在信息观念已经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可是在当时，谁要去反对陆定一的定义，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学术研究，首先应该归根溯源，仔细探究定义的真正含义。其实对于“新闻”一词，学界一直未能区分“新闻”（信息）与“新闻作品”（信息载体）。

新闻学名实不符

生：除了“信息”观念之外，您的“两个新闻学”的观点也影响非常大。1994年，您在给黄旦的《新闻传播学》序言中，首次提出了新闻学的名实矛盾问题。

宁师：我认为，一个学术研究要讲究概念的准确，这是起码的要求。比如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它们都是以研究对象来定义的。比如你研究经济学，是以经济为对象的。历史学，是以研究历史为对象的。“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新闻”，你说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新闻学是这样子吗？现在的新闻学是以报纸为研究对象，报纸里面，新闻是主要研究对象，但是还有评论，还有副刊文学，还有其他东西，还研究媒体经济，研究怎么挣钱，这些东西用“新闻学”怎么能解决呢？它应该是“报学”，十九世纪的普遍说法都是报学，如《论报馆有益于国是》等等，当时“新闻学”这个名字没有啊。“新闻学”这个名词来源于日本。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修改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有100多年之久，已经约定俗成了，只好承认它。但是科学上我们要区分它，回答它。现在我们用“新闻学”这个词，但是这个“新闻学”应该是广义的新闻学，不是真正的以研究新闻为对象的，它的研究对象比较庞杂。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得实事求是。一个科学对概念都不管，还叫什么科学，“新闻学”是什么科学，它可以对基本概念错乱都不顾。

实际上我认为：新闻学有两种，一种是本意新闻学，还有一种是现在我们的概念，是广义新闻学。这个一定要分清楚。这种混乱其实反映出很多的问题。一是我们的学风问题。没区分清楚还可以通行，为什么大家都接受呢？有人就说，那没有关系嘛，我们评论也和新闻很有关联嘛，副刊文学也同新闻也很有关系嘛。那我问你，有关就等同吗？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广播电视出来以后，纷纷向“新闻学”挑战。本意“新闻学”不能涵盖现在的广义新闻学所研究的所有内容，把“新闻学”无限扩大是不行的。一个概念的错误总归要受到惩罚的啊。现在矛盾爆发了，新成立的哪有叫新闻系的？都叫什么传播系，传媒大学。拿新闻涵盖一切的时代过去了，现在用模糊观念来解决问题行不通。另一个问题是：怎么来研究“新闻”？现在普遍都是在报学里面研究，始终不能把“新闻”提出来，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来研究它。因此，就很好回答我前面讲的，我们为什么“新闻”与“新闻作品”不能区分这个问题了。之所以你不能区分“新闻”与“新闻作品”，是因为很大原因上你把新闻、新闻作品放到“报学”里面来研究，跟着实践跑，始终不能把“新闻”抽出来，作为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来研究它，这样就始终不能了解“新闻”与“新闻作品”的区别。思考到这里，我把“新闻定义”和“新闻学名与实”的矛盾这两个大的问题在这里“会师”了，当时我很开心。“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学”，那时候我能感觉它，不能理解它。现在我从思想上把它们串起来了，考察的就是整个新闻学。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很严重，“新闻学”现在缺乏自己的理论体系，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我现在一直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学理追求。我感觉，新闻学研究应该有理论追求。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讲讲新闻史。把新闻史当成思想史来研究，是新闻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个观点王中教授也同意。比如说，“五四运动”中科学与民主是怎么宣传的，这是思想史，不是新闻史。研究新闻史一定要从新闻现象来考察。五四时期新闻的特点，不是科学与民主，它是背景。又比如说“《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方汉奇的《新闻史》中就总结论战有哪几条，这是新闻史吗？不是，这是思想史。又比如，“党报出现”这个现象，才是新闻史研究的大问题。党报宣传党的主张，正因为党报的出现，大论战就开始了。而革命和改良，则不是新闻史的问题，是党报出现带出来的。党报的出现和发展这才是“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所以说现在新闻史的研究是偏离主体的，但总的来说比过去要好。还以党报为例，大革命时期，老的党报消失了，新的党报出现了，党报的发展是一条线，用这条线串起来的啊。但是现在的新闻史没有这条线，很乱。当时我在新闻学院上新闻史这门课的时候，我有一句话：现在的状况是，把我们新闻史上的新闻现象打成无数碎片，拿来串一个政治思想发展的线条，而我们新闻史自己没有自己内在的线条。

此生不止 探索不已

生：您的学生用“山高水长”来评价您的治学风范，您对自己是怎么看的？

宁师：我这个人呢，就是不断思考，不断深化。我认为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做学问不能浮躁，把手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个解决。浮躁不行的，必须一层一层地不断地深思下去。这样的话，最后才能得到真理。而且这个真理的追求也是没有止境的。而且我还想，不但对我自己，还对有些老师提出要求，就是在前进的时候，你不要考虑我现在有什么优点，我现在还缺什么。任何人，包括所谓的鼎鼎大名的大师，都要思考，我现在还缺少思考。理论无止境，只有这样子才能真正做出学问。一定要冷静地思考：我自己还有什么不足，不要一有点小成就就不得了了。

生：宁老师，您退休后应该闲下来，可以休息休息了吧？

宁师：闲不下来。1997年我退休后，一直在进行研究。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还穷思苦想，始终离不开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的思考。2003年我出了一本《宁师自选集》，把我从事新闻学研究近50年来的代表作品选了进去，算是对我学术研究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但并不意味着停步。最近，我还在做一个项目，叫“中国革命根据地报纸分布研究”，这个要花很多功夫。我这个人有一点，我不马虎。比如“根据地出版的报纸”，我首先要弄清楚，根据地到底出版了多少报纸，我要把他们一个个地梳理出来，这要花多少力气啊，我一定要搞清楚。再看以后，为什么是这样的？比如江西报纸，根据地一共400种，江西要占200种，这是什么道理？要弄清楚。一个个报纸都要花时间，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没有现成的答案。现在眼睛不行，看书要用放大镜看。他们说你要求太高了，我讲实话我眼睛看不见，但是不看不行啊。

生：您作为新闻学院的老教师，最想对现在在新闻学院学习的学生说什么？

宁师：对工作要热情，要做学者型记者、专家型记者，知识要广博。随时要注意积累。我们专业知识要学好，对当前的形势，对各种新的东西都要不断积累，并且要不断思考。还有，要自强不息。

（文/封继承，采访/封继承、顾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