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庆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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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庆栋(1932-2013)
姚庆栋教授,1932年2月出生在浙江省瑞安市,1947年考入浙大,1952年在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就留在浙江大学工作,担任教学和科研以及教育行政工作,1983年起任教授。他曾经担任电子学会、通信学会和图像图形学会的理事,通信学报和图像图形学报的编委。1989年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6年评为国家八五攻关先进个人,1997年获得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奖。87年至今,负责过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六项国防科工委项目,已培养50多名博士生,硕士生60多名。退居二线后,他仍然担任培养硕士和博士的教育任务和参加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一直起着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同时还在教学科研前线和年青教师学生们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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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年前,战火纷飞的年代,浙江瑞安一位15岁的少年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他与两位中学好友相约,一起选择浙大就读,从此与浙大结下一生之缘。
毕业后,他留校任教60多年,在求是园里度过了人生中的绝大部分时光。他参与并见证了浙大信息与通信科学学科的创建与壮大,用学识与智慧推动了芯片设计和中国高清电视的发展。他叫姚庆栋,2013年8月,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清明时节,40多位姚老师的同事、学生、亲友相聚在玉泉校区邵科馆,追忆这位让他们难以淡忘的好老师、好领导,一生做了很多很多事,而只以“我是个教书匠”自称的姚老师。
在他们的追忆中,我们仿佛还能看见他骑着老旧的自行车,沿着上坡向着半山腰的信电系大楼,缓缓前行。

不为人知的十一系
“由于严格的政治检查和保密要求,不能请系外的教师。所以,全靠他带着另外几位教师给我们上课,姚老师承担了主要课程。他总是能把知识原理的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晰透彻。”信电系的退休教师朱小富说,上世纪60年代初,浙大曾短暂出现过一个秘密的“十一系”,培养导弹与火箭方面的国防人才,姚庆栋是受国家委托创办“十一系”的负责人之一。由于浙大地处东南沿海国防战略前沿,不适应保密科技研究的整体布局,十一系在创办三年多后被解散,但当年的两届学生,大多数在国防科技领域为国家贡献着力量。
“我也是最近在与他一起创建十一系的几位师长聊起时才知道。”儿子姚远说,特殊的年代,没有资料、没有师资、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创办这样一个前沿和全新的国防科技专业,实在令人钦佩。“父亲离世前两星期,他还托妹妹帮他买了最新一期的《舰载武器》杂志,他一直还是很关心国防科技的。”
十一系解散后,姚庆栋回到刚刚组建不久的无线电系,当时,国家无线电通信类人才十分紧缺,被周恩来总理称作“盐”。浙大的第一届学生,就是从电信三年级学生中抽出15个学生,成为无线电系的第一批学生。

给教师补课
原浙江大学副校长、原信电系系主任顾伟康与姚庆栋先生共事了很多年,他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在系里补习英语的经历。六七十年代,他还是小年轻,而姚庆栋正在主持无线电系的教学和生产工作,“我们系里一大批60年代毕业的年轻教师,有的刚从学校毕业就遇到了文革动乱,有的在文革年代荒废了学业。姚老师拼命工作,带头给青年教师补习专业课和外语,他说,学好了外语,就能看外文资料,还能到外面学习,一定要开眼界。”
姚庆栋在极短的时间里把青年教师组织起来,开设了通信原理和图像编码两个讨论班。他领导全系进行教学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把原来按典型设备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教研室、课题组逐步改造成以学科方向组织起来的研究所、室、组,开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奠定了无线电系的发展方向。
顾伟康感慨于姚庆栋毫无保留地带领青年教师的热忱:“我刚留校工作不久,姚老师就带我到图书馆、资料室,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查资料,如何做卡片,并教我们如何做学术报告,这些方法使我受益终身,至今我仍然沿用这些方法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

死的“转换器”活的“芯片”
张明1994年做博士研究生时,姚先生给他布置了一个课题:做一块实时图像处理芯片。那时候,只有国外的极个别的大公司才从事这一领域的芯片研究,国内还并无研究力量,甚至连课题也没有。姚老师是从一个863项目中,单独划出一块支持他的研究。
据《经典浙大》记载,1985年左右,姚庆栋在国内率先设计了模数转换电路,用国内生产的元器件做成了当时国内指标最高的模数转换器。还组织专家开了鉴定会,认为这个转换器很成功,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转换器一“出生”就意味着“死亡”,因为这个转换器有台式机的主机箱那么大,同样的功能,在国外已经可以在四分之一张名片大小的芯片上完成。国内只能生产一些低端元器件。从国外进口,不但价格昂贵,还只能买到比最新技术陈旧两代的产品。一旦中国用自己的本土元器件自行开发出系统,国外马上允许将相同功能的芯片出口到国内,打压中国本土产品。
怎么办?是做纯理论,还是理论和研发并进?1987年,姚庆栋、顾伟康、仇佩亮三人一起商量学科未来走向,虽然有“前途未卜”的忧虑,但姚庆栋的一番话给了大家士气:“就算趴在地上,也要把自己的产品做出来……既然我们这方面还不行,就尽可能从现在开始做,总有一天我们能学会!”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姚老师带领课题组研发出BAP128芯片和相应全套软件。该芯片是当时国内设计芯片中规模最大的。原信息学院常务副院长、原信电系系主任仇佩亮说,姚老师课题组还把该芯片成功地应用到军事863项目中,“他开创了浙江大学ASIC设计的先河,他也是国内SoC设计的先驱。”
“早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姚老师就预见到信号处理与通信密不可分,他始终坚持把信息处理和信息传输捆绑在一起。同时也由于姚老师既是图象编码的权威、又是数字通信专家,才有能力横跨两个领域。事实证明这样的结合对于以后两个二级学科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奠定了浙江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的基础。”

孵化“数字电视”
北京大学电子系徐孟侠是数字电视领域的知名学者,他向《电视技术》投稿的学术论文结尾,深情地写下了对姚庆栋的缅怀:“谨以此文悼念刚去世的中国内地数字电视的先驱者浙江大学姚庆栋教授。他在改革开放后,从64kbit/s可视电话系统到数字电视传输和音频编码的SoC设计和产业化,为中国实现‘中国电视强国梦’奋斗了35年,……姚庆栋老师倡导和主编中国内地第一本名为图像编码基础的教科书,可令姚老师欣慰的是:这本教科书每年培育一批批年轻学子,中国的‘数字电视’强国梦后继有人!”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蒋全璋说,有一段时间,西湖牌的模拟彩电在全国处于不错的地位,但是总觉得图像清晰度不尽人意,有许多问题无法在模拟领域得到解决。“姚先生的许多学生都曾在我们公司做过研发,记得当时他就说,只有发展高清数字电视才是我们行业的出路。”
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始支持数字电视领域的研究,浙大的学者参与其中,负责难度最大的传输部分。四年过去,国内第一套样机诞生,这是世界上第四套完整的数字电视系统,整套方案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果。此后一年,用于1999年国庆50周年庆典的试播样机研制成功,浙大的团队做出了发端调制器和收端机顶盒,一共出品了31台自主研发的数字电视机机顶盒。举行国庆庆典时一台放在天安门城楼,其余放在各部委办公室。也就是因为这次试播,国家认识到,数字电视产业化的时机应该是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