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

向达（1900年2月19日—1966年11月24日）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专家；字觉明，笔名方回，有时署佛陀耶舍。
　　湖南溆浦人。土家族；卒于1966年11月24日；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着重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完成力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翌年刊出《中西交通史》；1935年秋赴欧洲，访求中西交通史、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写卷等重要资料 ，1938年秋，携带数百万字资料返国。返国后，先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
　　194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代表北京大学于1942 年春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万佛峡等；返重庆后，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 的几个问题》。
　　1943年7月～1944年，向达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赴河西。他两到敦煌，除对敦煌地区诸石窟留下了重要记述外，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后来陆续发表。
　　1949年后，向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等职；刊出了一系列中外交通史资料，并发表有关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学方面论文多篇，出版了《蛮书校注》；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1958—1960年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从刊》；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严重迫害和凌辱，11月24日不幸逝世；1980年获得平反昭雪。
　　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及《史料目录学引论》、《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等

早年靠寡母节衣缩食读完小学、中学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19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任职期间，先后译出卡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若干章、《印度现代史》等外文著作，写成《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唐代刊书考》，以及结合实地考察写成的《摄山佛教石刻小记》、《补记》等论文。
　　在目录学中，写有《史料目录学引论》、《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等。著述主要有《印度现代史》、《中西交通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佛曲考》等和论文70余篇。
　　1930年，向达到北平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利用馆藏丰富文献，着重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他完成力着《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年刊于《燕京学报》专号），奠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从此在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卓然成家，为中外学界所瞩目。翌年刊出《中西交通史》，受北京大学历史系之聘，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1935年秋赴欧洲，先在素以收藏东方善本著称于世的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工作，抄录了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资料。1936年秋转赴伦敦，在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检阅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等写卷，抄录了与来华耶稣会士 向达译稿和太平天国有关的重要文献。1937年末访问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科学院、博物馆，考察各处窃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等藏品。在巴黎期间，着重研究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卷，抄录了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有关文献等。1938年秋，携带数百万字资料返国。
　　返国后，先在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于1942年春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万佛峡等。返重庆后，针对某些名流随意剥离洞窟壁画的行为，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提出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进行管理，开展研究工作等建议。这一建议对促进“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立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7月至1944年，向达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赴河西。他两到敦煌，不顾隆冬酷寒，呵指笔录，除对敦煌地区诸石窟留下了重要记述（如《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外，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即后来陆续发表的《敦煌藏经过眼录》、《西征小记》、《莫高榆林杂考》、《两关杂考》、《唐代俗讲考》等。俗讲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两关的考证系两度亲自踏勘汉代玉门、阳关故址的结果，不同于书斋中仅从文献进行考据之作。
　　1949年后，向达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历史研究》及《考古学报》编委等职。
　　1957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他不计个人得失，更加勤奋工作。
　　1959年以后刊出了一系列中外交通史资料，并发表有关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学方面论文多篇，出版了倾注多年心血的《蛮书校注》。
　　1964年向达为校订《大唐西域记》曾拜访陈寅恪，久已不作施的陈寅恪赋诗云：“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公参。”可见陈寅恪对向达的钦佩和厚望。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向达备受折磨凌辱，不幸于11月24日离开人世。
　　章诒和回忆说："向达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一代学界宗师，竟然是以这样惨烈的方式告别了多舛的人生！
　　向达是一个近乎纯粹的学者，他用童真般的激情，践行着一个学者的良知，追逐着学术梦想。他说："近代科学进步，是以纯粹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纯粹科学是体，应用科学是用，有体然后有用。单只讲用，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今日如果不务根本只图眼前，则中国将来科学的前途，可能与同治时代的维新同其命运。"这和德国的“精神大臣”洪堡的教育理念何其相似： “不应就其利益直接相关者要求大学，而应抱定以下信念：大学倘若实现自身目标，那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目标，而这样的收效和影响的广大，远非国家之力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