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惟洨

向惟洨(1926-2005)
向惟洨，浙江镇海人，1926年生。1944年高中毕业以前都是在上海度过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紧接着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而蒋的攘外必先安内、对日退让和列强的绥靖政策，导致订立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但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没有被熄灭。在抗日爱国老师的组织下，向惟洨在“一·二八”抗战中就参加去永安大楼和电影院散发传单，去贺绿汀音协参加唱抗战歌曲和为地下组织传送信息等活动。经历了“一·二九”运动、卢沟桥事变，特别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受到四行八百壮士的浩然之气的熏染，爱国情绪在年轻的向惟洨身上茁壮生长。
1944年，日本军方为了挽救南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的战役。向惟洨正高中毕业，约了几位不愿当亡国奴的同学，想去延安。但洛阳陷落，北路不通，转而改走南路奔大后方求学。6月4日九人结伴离开上海，18日到浦城，衡阳失守，八人不想继续前行。他打着摆子，一个人抱病到了重庆，已是8月7日。统考期已过，瞎闯入交大，遇见原不认识的教务长李熙谋，被告知浙大二次招生，报考被录取。
好不容易历尽艰险来到贵州浙大，不想湘桂战役国民党军溃败。入学不久，敌人轻易到达离遵义不远的独山。该怎么办？向惟洨和施弦是永兴最早报名参加青伴远征军的，两人常在永兴街头谈到深夜。因为当时昆明寄来《评蒋介石国庆讲话》贴在民主墙上，报了名是否应该从军，他们心中还是有疑虑的。他说在遵义湘江大戏院有过一次辩论，位化工系三年级的同学说，看到街上走过的壮丁，就可知国民党有多腐败，我们怎么能到这样的军队里去呢?这位同学是报了名没有入伍的。另一位则认为正因为它黑暗，我们更应带着光明的火种跳向深渊去奋斗。知情者回忆，那时向说过“不人虎穴，焉得虎子”。向惟洨认为，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姑不论谁是谁非，都体现了青年学子爱国之心、忧国之情。我想比起有人贬低对方来抬高自已，这显出向惟洨可贵的求是品格。报名后他曾去重庆看望乡绅俞佐宸，俞劝他不用从军，说可以资助他继续上学，还说将来可以回到宁波，一起办一番事业(解放后，俞曾任宁波市副市长)。向说我去从军不是因为钱,在当前抗日高于一切,乃毅然决定从军。
1945年1月15日，在四川綦江青年远征军202师正式入伍当天，向惟洨和大家一起，经历了与师长和政洽部副主任之间面对面的“青年军是国军还是党军”之争，公开表明了从军为抗日、反对打内战的政治态度。此后他和三十多位浙大同学去重庆干训团电信大队受无线电收发报训练。李家镐等在綦江被捕以后，消息传来，电信大队浙大同学在从军会长胡新主持下，找在重庆开会的竺校长和李家镐的父亲李熙谋进行营救。电信大队结业回到綦江，向惟洨和大家去迎接被捕同学出狱，陪他们理发、吃饭，还曾利用实习电台管理松散的条件，帮助被捕释放后去考译训班的李家镐来此中转，给他挂上我们在干训团的纪念章，以防再次出事，以便安全离开。
向惟洨曾评论青年军的中下级干部的“人物众生相”，认为都是中国人，绝大多数是爱国抗日的。如连长黄文敏，为人正直，有能力，对士兵度友好。指导员严伯麻，与我们中有的是中学同学，都是学生出身，能够允许我们出油印的《春蕾》，心情是有相通之处的。关于《春蕾》，连长暗示过说上头很注意，就是说不要太出格了。向还寄来过份歌纸，田汉和冼星海作于1936年的《青年进行曲》说一位排长好唱这支歌。向在评论末了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祝愿他们在世平安”。我同意这些评述。至少在通讯二连是求实之论。对人对事，求是求实，具体分析，不概念化简单化，是向惟洨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品格。
日本投降了，当时我们想，没有为“寸山河一寸血”出过力，也许远征日本会用得着我们。后来台湾光复，又想，不能去日本，怕是要去台湾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酝酿，连长同意，向惟洨开班教日语。那时我们确实还是幼稚，其实，日本打败了，青年军干什么，蒋介石早有打算青年军的经历，对浙大綦江从军同学来说，接受的反面教育，如杨正衡所说，是今后走向革命的基础，也就是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打下了基础。1995年回母校聚会，李家镐说，我们从军同学没有一个走向反面的。向惟洨就一直积极参加浙大的学生运动。从1946年到1948年，历任各届学生自治会代表，1947年“五·二○”运动中任罢课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子三遇害后任惨案处理委员会委员。后在自治会首次普选中被选为理事，1948年连任一次。在白色恐怖加剧，一些过于暴露的同学撤退去苏北的情况下，1948年秋党组织征求了向惟洨的意见，向惟洨勇敢地挑起了代表会主席的重担。向在自治会的工作，《丁冬友讯》15期杨铭的回忆文章提到一些，如去上海兄弟院校控诉于子三被害，带回批挽联。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危险的。另外“一·四”事件中，为了冲破反动派对浙大的信息封锁，向惟洨组织人写信去街上一个一个邮筒放几封，把消息传到校外去。其他些事竺校长日记有记载，就不一一说了。
作为复员青年军，参加学生运动还比别人多一层压力。反美军暴行开始的大游行，我们参加了，而且还穿军装参加维持秩序的纠察队。在“五・二○”运动中，我们还发表了致全国复员青年军的公开信，提出“青年军不打青年军”、“当年从军为抗日，我们今日反对打内战”等主张。此事是在看到报上有复员青年军破坏学生运动，向惟洨等住在义斋的六人议论发起，由何表澄去向本组成员征求签名，以浙江复员青年军同学的名义发表的。夏令营后，复青同学会改为联谊会，我们同学没有人参加理事会。到1948年秋，联谊会来请向惟洨当理事，还说不参加不好吧。向说:“我是自治会的理事会主席，不怕把你们赤化了吗?在这以前，预干局还通知开除田万钟和李德容的军籍，给向惟疫和保送生陈全化警告，其实这都是放空炮。另外还通知取消向惟洨和施弦的公费待遇，因为他俩的公费是从军前原有待遇的恢复预千局管不着，也没起作用。
向惟洨1947年9月在学运高潮中参加进步社团干社，后改为新青联，最后转人地下党直接领导下的新民主青午社。干社成立时他被推为主席。解放后参加青年团，195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杭州解放。暑期他参加市青千校。当年秋，以系级代表身份出市学生代表大会。1950年浙大毕业后去大连理工学院任教，离休前为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教授。曾任大连浙大校友会副主席，校友总会成立起，即积极参与各项校友活动。朱兆祥同志任宁波大学校长时，请他参与宁波大学的筹建工作，1986-1992年出任教务长。他在教育工作中，重视教学过程的研究，还十分关注竺可桢教育思想研究活动的开展。
向惟洨2004年11月因胃癌开刀。今年2月，向来一信，谈到国事社会主义，还有《青年从军在浙大》的定稿问题。他自己的病情只字未提，直到病危，他大女儿向苏来电，方知实情。他在2005年6月11日去世，享年七十九岁。朋友们听到他病逝的消息，都觉得十分意外、十分可惜、十分哀伤。《丁冬友讯》和向惟洨生前好友要我写点文字纪念他，是为记。
转自《丁冬友讯》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