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影像志：文军西征（3）
───艰难入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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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就在前一日，苏州、嘉兴相继陷落。从广播中得知消息的浙大师生，深感建德也不是安居之所。决定再搬至江西南部，竺校长亲自奔波，联系落实校址事宜，后江西省政府同意拨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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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07日 CCTV-1 01:18 播出 见证·影像志：文军西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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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08日 CCTV-1 04:58 播出 见证·影像志：文军西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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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影像志：文军西征(1)
───风雪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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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国立浙江大学内发起了一场驱逐校长郭任远的运动，反对军管大学体制，要求撤换校长，集体学生罢课，此事几经周折，教育部调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接任校长一职，竺可桢受任于危难之际，此后，与浙大风雨同舟十几年，把国立浙江大学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发展阶段，成就了战乱时期的辉煌。
本集主要人物竺可桢，通过竺可桢接任校长的前后经过，将南京和杭州两地的战前状态进行展示和描述，附以王淦昌、束星北、谈家桢等人物的故事，展示抗战前教授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文军西征（1）风雪丙子
1936年1月28日，丙子年正月初五，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雪后放晴。在民间，这一天是五路财神的生日。从清晨开始，送财神像的小贩就开始挨家挨户敲门，大街小巷鞭炮声不绝于耳，商号店铺纷纷开业，恭迎财神。
临近中午，南京著名的美丽川菜馆热闹起来。一间包厢里，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几位教授设宴邀请圈内学者朋友一起小聚。席间有一位身材偏瘦，戴着玳瑁边眼镜的中年学者。他是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
1890年，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1910年，他考取第二批留美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资格，先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气象学。1918年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创建中国高等学校中的第一个地学系。1928年，竺可桢又创办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并在南京建立北极阁气象观测台和地震观测台，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
朋友相聚，又正值春节，大家兴致极高。推杯换盏之间，不擅烟酒的竺可桢也喝了几杯家乡的绍兴黄酒。坐在竺可桢一侧的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地质学家翁文灏。翁文灏告诉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内部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运动，要驱除现任校长郭任远。有人向教育部推荐竺可桢接任校长一职。
国立浙江大学位于浙江省省会杭州。1935年底，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两天后，浙大联合全市各校学生，冒雪在杭州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浙大学生会主席施尔宜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施尔宜（原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32级学生 97岁）：我们是带头游行示威到省党部省政府，大街上最后到日本领事馆，那么最后到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就要求政府抗日，收复实地，这个一路上的口号主要是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
张哲民（原国立浙江大学土木系35级学生 91岁）：大家在拼命喊，喊了以后，杭州整个转了一圈。转了一圈以后呢，所以很快组织起杭州学生联合会，想到南京去请愿，但是校长知道了。
12月20日晚，就在浙大学生准备赴南京请愿的前一夜，浙大校园突然被军警包围。按照校长郭任远提供的名单，军警逮捕学生会代表12人。校方还贴出布告，开除学生会主席施尔宜、副主席杨国华学籍。1933年，郭任远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他长期在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招致师生不满。这一次，被激怒的浙大学生决定，罢课“驱郭”。
1月22日，春节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带着大批宪兵特务来到浙大，召集全体学生训话。
何亚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蒋介石说我是浙江人，你们是我家乡的弟子，我是非常关心你们的，但你们现在这样的胡闹是政府不允许的。前面的事情就算了了，你们立即给我们复课，不能哪里说，校长你们说驱逐就驱逐的。
张哲民：大家不理他。也不说，不表态，蒋介石也没有办法了，但蒋介石知道这个校长确实失去民心了。
不久，行政院在第257次例会上，免去郭任远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职务。蒋介石派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物色新的校长人选。陈布雷的胞弟陈训慈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竺可桢。
美丽川菜馆中，宴会还没有结束。竺可桢仍在听翁文灏讲述浙江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得知有人推荐他接任浙大校长，倍感意外。
竺安（竺可桢之子）：他刚开始听到他也没有在意，因为觉得这都是传言，也不会是真的，他想因为在科学研究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去当校长又不是他的特长。
宴会结束后，竺可桢回到南京珞珈路22号的家。不久前，竺可桢贷款盖了这栋小楼，希望妻子和五个子女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并打算在南京长期定居。
竺安：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是生活比较好，比较安定的。因为那时候的这个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待遇都是比较高的，一般都是大学三百到六百（银元）吧，所以一般做教授他都买得起房子。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竺可桢对古都南京很有感情。他毕生从事的气象研究就起步于这个城市。1928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竺可桢出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从这年元旦零时起，他通过安装的测候仪器，开始南京地区每小时一次、昼夜连续的地面气象观测。随后，竺可桢开始在南京城南的北极阁筹建气象研究所。他亲自督导施工，很快，满目荒凉，杂草丛生的鸡笼山山顶，耸立起一座中西风格交融的建筑——北极阁气象研究所。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首都计划”已全面启动，“建设新首都”是一句激动人心的口号。中山陵、美龄宫、音乐台、中央体育场，一座座风格各异的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直通中山陵的城市大道两旁，“法国梧桐”郁郁葱葱。
梧桐又称悬铃木，原产中国云南，后被法国传教士带回欧洲种植，并加以改良。在法国，它被称为“中国梧桐”。
进入1936年，南京的建设初具规模，7个城区常住人口达到70多万。在紧张忙碌的建设后，南京人开始享受多姿多彩的都市生活。新街口刚刚开业的中央商场内，3000多种日用商品让人流连忘返。大华、世界、首都和新都四大影戏院，每月都有好莱坞新片上映。竺可桢也经常带着家人去看电影。在竺可桢儿女们的记忆中。由好莱坞童星秀兰.邓波儿主演的影片《可怜的富家小姑娘》，是1936年初最好看的电影。
竺安：印象很深刻，这个电影挺好的，秀兰?顿波尔的小孩特别可爱。
竺可桢一家安定的生活很快就被打乱。几天来，又有人陆续告诉竺可桢，教育部很可能派他接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一职。竺可桢心事重重，在日记中写道：大学校长的职务，它的繁重程度10倍于研究所所长，而且需要三五年才能看到工作的成效，我不善于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人，也不屑于这么做。
竺可桢在日记里曾经写道：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长，且欲见能效非三、五年，所能为事。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
竺安：他自己是不愿意去的。因为你到底是气象研究所已经经营了快十年了。而且已经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愿意再去当一个大学校长。
1936年3月16日，南京玄武湖旁的鸡笼山上，梅花含苞初放。一枚氢气球缓缓从山顶升起，向城市上空飘移。这是竺可桢带领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放飞的探空氢气球，此时，探空氢气球、飞机探测等气象业务刚刚在国内开展，但竺可桢却不得不将工作重心暂时转离气象研究所。
十几天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召见了竺可桢。
竺安：蒋介石作为最高权威，也不用跟你多谈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定下来了，你去嘛，你又是浙江人，去办浙江大学，那么浙江大学现在比较混乱，就依靠你来把这个残局收拾了，把浙江大学办好。
被蒋介石召见后的第二天，竺可桢冒雨赶往上海拜见他的上司，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领导，是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下设物理、化学、工程、气象、历史语言、心理、教育等十四个研究所，第一任院长是蔡元培。中央研究院筹建之初，蔡元培就邀请竺可桢负责筹建气象学方面的研究机构，自此，竺可桢就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再未更换过工作。
蔡元培给竺可桢的建议是，可以暂时接管浙大，同时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此时，竺可桢的妻子张侠魂也开始鼓励丈夫接任浙大校长。
竺安：她就认为我父亲的能力比较强，应该做更大一点的工作，那么你管一个大学，比一个研究所总要大得多。
经过反复考虑，加上妻子的鼓励，竺可桢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郭任远的失败，其实是国民党党部的失败。在这个时候，我如果不为浙大考虑，采取明哲保身的做法，那么国立浙江大学必将陷于国民党党部的手中。
1936年2月23日，竺可桢在日记里写道：“郭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故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
3月8日，竺可桢拜访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同意就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一职，但提出三项条件：一是财政须源源接济；二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三是时间则以半年为限。
做出就任浙大校长的决定后，竺可桢开始安排气象研究所的后续工作。3月16日施放的探空氢气球，升空高达17714米，获得大气平流层的压力、温度、湿度等气象资料，这在东亚各国中属于第一次，弥足珍贵。
4月7日，国民政府行政会议通过决议，任命竺可桢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半个月后，竺可桢离开南京的妻儿前往杭州，走进国立浙江大学。
国立浙江大学的前身是1897年由杭州知府林启创办的求是书院。它是中国近代效法西方学制，创办较早的新式高等学校。学校几经更名变革，在1928年7月，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国力浙江大学是浙江省唯一的一所全国性高等教育院校，校本部和文理学院、工学院位于城东庆春门内慈湖之畔，农学院在庆春门外的华家池。
段怀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当时这个浙江大学虽然冠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学生人数还不到800多人，没有产生全国范围内的影响，而且专业设置、经费、师资配备，以及学生人数，包括校舍这样的情况，当时的浙江大学规模有限。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春夏之交，竺可桢来到杭州，正值这个城市最美的时候。民国成立后，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钱塘门至涌金门的城墙和旗营城垣被拆除，沿湖筑路，并兴建公园、自来水厂，扩展电厂。1929年，杭州还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西湖展览会。三十年代的杭州，风景秀美，游人如织。一些商人富豪，名人雅士，纷纷在北山路和西湖边修建私人园林。
竺可桢来到杭州的这个月，杭州市民正在议论一件新鲜事，风景秀丽的六和塔下，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结婚，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证婚，大上海的电影明星赵丹与叶露茜、蓝苹与唐纳、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新人结为夫妇。后来，这三对新人相继发生婚变，有人戏称：“六和塔下六不和”。
就在三对明星举行婚礼的同时，六和塔旁的钱塘江畔，第一座由中国人设计施工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这个月，杭州市民还在报纸上看到了竺可桢就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宣誓词。
4月25日，杭州城内风和日丽，浙江大学的健身房内聚集了全校的8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这一天，竺可桢正式接任浙大校长，欢迎会上，竺可桢发表题为《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就职演说。竺可桢不善言辞，面对800多名师生，显得有些紧张，但他还是清晰地表达了自己融合中西文化后形成的教育思想。
段怀清：他自己总结了大概这么样的三条。他觉得就是办这样一所大学，主要是要强调的，一个是服务精神，而且他把服务精神放在大学办学的第一条，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第二个就是核心信仰，就认为，一所大学，它应该有它自己的核心信仰，第三个他强调健康教育。
在讲话中，竺可桢还谈到了办好一所大学的要素，最重要的是要礼聘一批好教授，要有充足的图书、仪器和一定水平的校舍，其中教授人才最为重要。
面对动荡不安的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根据自己的办学方针，兴学改革。他走马上任后走的第一步棋是扩充师资。
9月初，新学期开学，浙大校园内桂花含苞待放。一位身着西服，相貌俊朗的年轻人走进校门，他不是浙大的新生，而是竺可桢新聘请来的物理系教授王淦昌。
王淦昌是江苏常熟支塘镇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年后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的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从事研究。1934年，王淦昌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山东大学，后经浙大物理系教授何增禄介绍，被竺可桢聘请到浙大任教，时年29岁。
李曙白：他到浙大以后，绰号就是叫Baby professor，娃娃教授。为什么叫他娃娃教授，其实Baby在英语里面除了是小孩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某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单位里面最小的，当时他是（浙江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竺可桢对这位娃娃教授宠爱有加，亲自陪他在校园内参观，还向他展示物理系的“镇系之宝”——学校千方百计从比利时购买回来的核物理研究材料镭。随后，竺可桢还在杭州的寓所中设宴款待王淦昌。
李曙白：在餐桌上就有一盘西湖醋鱼。竺可桢他就说这是我夫人亲手做的，他说她刚刚来，手艺可能不怎么样，但是这个鱼呢是正宗的西湖鱼，就是醋呢也是正宗的镇江的老醋，从这一点也看出来，竺可桢很爱惜人才，也非常重视王淦昌的到来。
竺可桢识别人才，眼光独到。王淦昌到浙大物理系任教后，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取得突出的成绩，在国际物理学界获得盛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发展核工业，调任王淦昌参与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工作。
1999年，鉴于王淦昌在研制核武器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共中央追授王淦
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36年下学期开学时，被浙大新聘任的教授、讲师共有30多人。当时，国立浙大已有一批优秀的教授，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周厚复等人，为加强文理方面教授的力量，竺可桢专程到上海邀请自己的老朋友，原交通大学教授，物理学家胡刚复，委以文理学院院长的重任。同时竺可桢还将自己在东南大学任教时期的得意门生，张其昀、陈训慈等人聘请到浙大。但这时，学校里却流言四起。
段怀清：曾经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匿名信，列举了竺可桢到了浙江大学来了之后的种种“劣迹”，我们打个引号，就是这样的“劣迹”。列了十条还是九条等等，其中就是指的有一点，他在用人方面。
竺安：因为他过去是东南大学的教授嘛，说他到了浙大来了以后，聘请的教授都是东南大学派的，那么的确像张其昀、什么诸葛启是东南大学的毕业生。
段怀清：好学校的学者、好学校的毕业生为什么我们不能要呢，我觉得在这点，恰恰相反反映出竺可桢办学，他是认人这个不避嫌。
匿名信的事情并没有影响竺可桢的情绪，他早已预料到，学校调整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
此外，竺可桢还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因为他从小身体瘦弱，曾被同学胡适嘲讽过。
竺安：那胡适就说，此君活不到二十岁，说竺可桢你这个身体太瘦了，二十岁都活不到。到了美国以后，受到西方的教育，重视体育，重视营养卫生，身体才慢慢好起来。
中国近代体育教育的发展，与洋务运动后逐渐兴起的新式学堂同步。维新派中的几个代表人物都非常重视体育教育，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了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一书，译名为《劝学论》，他是最先在中国传播德智体并重教育的人。新式学堂在中国兴起后，体育课成为新学与传统旧式私塾教育最大的区别。此后，体育教育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
经过慎重考虑，竺可桢决定由体育教育家，41岁的舒鸿担任国立浙江大学体育系主任一职。
舒鸿189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父亲舒高第是著名翻译家。1919年，舒鸿留学美国，在斯普林菲尔德学院攻读体育专业，是篮球之父詹姆士?奈史密斯的得意门生。1926年，舒鸿回国后，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华体育裁判会。上海租界里举行的万国田径比赛，不允许中国人担任裁判，被激怒的舒鸿向美国裁判协会提出抗议。
舒昌荣（舒鸿之子）：这个官司就一直打到美国裁判会，裁判会里面为了公平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出了考试题目，就到上海给他们考试，中国人有四位裁判员参加。外国人有五位，考的结果中国人的成绩是88分到94分，洋人只有一位是60分。（考试及格的）五位都成为美国裁判的正式会员，这四个人是中国第一批国际裁判。
1930年，舒鸿应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之邀，来杭州筹备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四年后，舒鸿到浙大任教，竺可桢接任校长后，舒鸿担任体育系主任。
此后，舒鸿在浙大培养出一支出色的篮球队，在与其它高等学校的较量中屡战屡胜。在国立浙江大学，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
这一年，竺可桢还作出一项特殊的规定，一年级新生入学暂不分专业。
段怀清：一年级不分专业，这个东西在当时中国大学里面，我觉得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想法。一直到现在浙大是这样子，我们新生入校之后，前两年是不分小专业的。但是在1936年的时候竺可桢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之所以注意到一点，专业分早了之后，对学生的通才教育的发展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1936年底，经过竺可桢半年多的努力调整，动荡不安的国立浙江大学逐渐恢复正常。学校声誉日增，报考人数也有明显增长。竺可桢初次显露管理方面的才能，他为人谦和的态度赢得师生们的尊重，国立浙江大学开始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这一年，竺可桢还做了一件小事，补发一张特殊的毕业证，给“一二九”运动中被开除的原浙大学生会主席施尔宜。
见证·影像志：文军西征（2）
───烽火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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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点燃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导火索，抗日战争爆发。11月5日，日军在距杭州仅有120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战火迅速向浙江的省会蔓延，出于战时情况的需要，国立浙江大学成立“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由校长竺可桢担任主席。日军濒临城下，为保全教育资源，竺可桢决定举校西迁……
文军西征（2）烽火杭城
1937年2月10日，农历丙子年除夕。清晨，杭州下了一场大雨。上午9点后，天渐渐放晴。灵隐寺内人满为患，香客们前一天夜里就开始排队，争先恐后“烧头香”。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新年，几天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内战停止，更多的人能够回家过年。
这天晚上，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只身一人来到杭州城东的刀茅巷，在同事家里吃年夜饭。此时，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还不满一年，去年上任时，因并非己愿，只应允教育部帮助浙大度过动荡期，所以没有将南京的家人接到杭州。
春节后，竺可桢一再向教育部反映，提醒他们自己一年的任期已到，请另派人接任浙大校长一职。他的辞呈教育部没有接受，身兼多职的竺可桢只得经常往返于沪宁杭之间。
5月24日，二百多名师生将国立浙江大学新教室楼的大教室挤得满满当当。原子核物理学创始人，192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尼尔斯.玻尔正在演讲关于原子核的报告。浙江省广播电台全程实况转播。
几天前，玻尔夫妇和儿子汉斯访问中国。到达上海后，竺可桢马上派人将玻尔请来杭州，到国立浙江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玻尔用英语演讲，他的儿子汉斯.玻尔配合放幻灯。现场的学生第一次看到了核衰变过程的演示。这一天，17岁的许良英也坐在台下。
许良英（原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39级学生 88岁）：他用英文讲的，没翻译的，所以我因为听力不行啊，只听到一句话，第一句话，Hangzhou is a beautiful city。杭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他的儿子放幻灯，他讲原子核反应，幻灯里面看看，我有些东西懂的。
玻尔来到杭州后，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与王淦昌不离左右，不断向玻尔请教、发问，有时还有争论。5月25日，玻尔离开杭州。送行的路上，束星北与王淦昌依然没有放过与这位物理学大师切磋的机会，玻尔的儿子汉斯在日记中记载：
“5月25日，束博士、王博士和何博士陪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并不停地和我父亲讲话，当我们分手时，天正下着雨，但我仍然看到强壮而坚定的束博士面带微笑站立在倾盆大雨中，只为尽可能地与我父亲多争论上几句。”
——《汉斯?玻尔日记》
李曙白：玻尔回去以后，这么一个大家来过了，国内许多对物理很多热衷的一些学生、青年也就给他写信，希望就是玻尔介绍这些学生他们，到国外去学习，介绍给一些很著名的导师，玻尔给他们的回信说，你们中国有束星北，有王淦昌这样的物理学家，你们还要到国外干什么呀。
5月里，杭州市政府还举行了建市十周年纪念活动。到1937年，杭州的柏油路已建成10多万平方米。沿西湖一面，铁链水泥栏杆得到改造，还装置了电灯，增设凳椅，方便市民游览休息。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西湖十景，与清代新命名的西湖十八景，经过修缮后，更加秀美动人。杭州大小商店一律减价，晚上开游艺会，但这已是杭州人在1937年最后的美好记忆。
两个月后，杭州进入最闷热的季节。7月7日，杭州举行了一场防空演习，第二天，报纸上登出“卢沟桥事变”的消息。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赶往江西庐山，参加由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出席谈话会的共有200多位各党派、民主团体人士以及学者名流。教育界代表中，除了竺可桢，还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及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关于战时教育问题，代表们达成一项决议，如战事发生，学校不停办。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明确国民党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的态度，是对日采取不求战而应战的政策。5天后，竺可桢回到杭州。此时，国立浙江大学已放暑假，昔日人来人往的校园里，显得十分安静。竺可桢开始忙于下学期教授的聘任及招生工作。29日夜里，竺可桢接到秘书诸葛麒的电话，得知平津失守，南开大学遭到轰炸。
顾建民（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日军在大举进军的同时，他对中国的高校进行了有意的破坏，1937年7月29号，天津沦陷以后，日军对南开大学进行了维持四个小时的集中轰炸，在轰炸之后他还把军车开进了南开大学，把没有炸毁的楼房浇上汽油，进行焚烧，使之成为一片废墟。
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的校舍、图书以及大量教学设施损失惨重，以当时货币计算，损失约300万元法币。校内重达13000斤的校钟也被日军抬走。南开大学成为抗战爆发后，第一所罹难的中国高等学府。
战争爆发前，中国有高等教育院校108所，教师和员工12550人，学生近42000人。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大兴新学后，中国高等教育历经30多年的发展，不断壮大并趋于稳定。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开始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进行蓄意破坏。著名的北京大学红楼被日军占领后，变成宪兵队驻地和刑场。清华大学被强占为“北平日本陆军野战医院”。
顾建民：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对局势估计不足，对高校是不是内迁也有不同的看法，当时（国民）党内有人甚至提出焦土抗战政策，认为高校不便内迁，与国土共存亡，像平京沪等地的高校，由于缺乏应急机制，导致学校图书设备和资料，随着校舍毁于炮火，损失非常惨重。
得知南开大学被炸的消息后，竺可桢立即赶往南京的国民政府教育部。8月1日，蔡元培、竺可桢等七位教育界人士，联合致电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谴责日本肆意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行为。
几天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三校联合考试招生，考试照常在南京中央大学内进行。8月12日，上海各大学在闸北、江湾、吴淞等地举行新生入学考试，考试刚刚进行半小时，校方突然宣布停止，劝考生立即离开。第二天，淞沪会战爆发。
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十三号星期五，西方风俗里是不吉利的日子，日本侵略中国中部从今天开始，实为东亚的极大不幸。
“十三（号）星期五，西俗称为大不利，日本侵略中国中部始于今日，实东亚之大不幸也。”
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距上海仅有200公里的杭州城内乌云密布，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因无法返回北平，暂住在杭州朋友家中，他这样描述这一天在杭州的经历：
我正坐在柳荫下欣赏湖边浅水中鱼儿穿梭往返，城的这一边隐隐传来阵阵雷声，有人打电话给我：“喂，你听见没有”，接着又是一阵雷声，“是呀，在打雷”，“不是，敌人在轰炸我们的机场”。
——蒋梦麟《西潮》
8月14日，日本航空队司令官命令驻守台北的木更津和鹿屋航空联队，袭击杭州笕桥机场及中央航空学校。此时，中国空军第四飞行大队刚刚从河南周家口飞抵杭州。杭州上空，中日之间的首次空战打响。
经过半小时的激烈战斗，中国空军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自身无一损伤。年轻的中国空军给日军主力航空联队以沉重打击，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
这场空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为纪念首次空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但日军随即开始在沪宁杭沿线实施报复性轰炸。
笕桥空战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首次遭遇轰炸。此时，竺可桢正在赶往南京的长途车上。到达南京后，竺可桢立即赶往北极阁气象台，召开气象研究所的所务会议。会议决定，从18日开始，不向各报提供天气预报，以免日本空军得知天气消息。
19日午后，竺可桢正在北极阅气象研究所商谈观测预报部与航空委员会合作的事宜，警报声再次响起。这次，竺可桢和同事们没有躲警报，而是登上看台，观看南京上空的混战。
竺安：开始轰炸的时候呢，气象所的人都在山上面观看，就像看热闹一样，看什么地方炸了，什么地方丢了炸弹，后来突然飞机的声音靠得很近了，炸弹的声音，就地也震动起来了，然后我父亲还有其他的人就赶紧到地下室，等到警报解除了以后出来观察，气象所是没有挨到炸弹，中央大学是给炸了。
南京遭受连续轰炸后，竺可桢开始组织搬迁气象所，同时全家搬至杭州，将刚刚住了两年的南京新寓所托付他人。
竺安：那时候小嘛，搬个家等于去玩。当然我父亲呢是，肯定是恋恋不舍，好不容易建起一个新的房子，还没住多久就要搬走，而且这一搬走，以后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
竺可桢将家人安顿到杭州后，马上回到浙江大学主持工作。为应对战争，国立浙江大学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下设总务、警卫、消防、救护等9个部门，竺可桢担任主席。
此时，淞沪会战进入激烈的对峙阶段，上海的高等教育院校陆续遭遇轰炸。
8月13日至10月15日，
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吴淞商船学校、东南医学院全部被毁；
复旦大学、同德医学院、持志学校大部被毁；
暨南大学、大同大学、正风文学院等局部被毁；
沪江大学、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商学院、市立体育专科等校舍被日军占据。
顾建民：据当时不完全统计，战前高校108所，这108所高校当中陆陆续续受到轰炸达到了91所，其中的25所高校被迫暂停办学。
面对战争，各大高校只有三种选择：一、关闭学校；二、接受日寇和汉奸的“维持”保管；三、向内地迁移。为保存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人才，众多高校选择了向内地迁移的艰难之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也对战时教育做出部署，先后颁布《战时内迁学校处置办法》、《社会教育机关临时工作大纲》等文件。
不久，经教育部商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向湖南长沙迁移，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时，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三校迁往西安，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
同时，上海各大高校也开始陆续迁移。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迁校前，做了一件冒险的事情：
我晓得在战事结束以前恐怕没有机会再见到父亲和我的老家，而且战局前途很难逆料，因此我就向朋友借了一辆别克轿车驶回家乡。这时父亲年纪已经很大，看到我回家自然笑逐颜开。我离家重返南京时告诉父亲，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
——《西潮》 蒋梦麟
竺安：当时杭州城谣言很多，再加上有日本的轰炸，人心是比较乱，竺可桢呢是一个头脑冷静，思维是很科学的人，上海离杭州是190公里，如果它不到100公里之内的话，我们是不用迁校的。
9月16日，杭州天气阴沉，这一天是国立浙江大学新学期开学的日子。由于战乱，新学期招收的366名学生中，报到的只有174人。松江战区的考生蔡致谟在这一年考入浙江大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日本飞机在我的故乡——松江投过三次炸弹，第三次轰炸正遇两辆客车在松江火车站会车，一阵烧夷弹，烧死了八百多难民！正是那天，我收到了母校国立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单。搭火车往杭州去，颇非易事，沪杭线上，北上南下的火车全塞满了难民。足足受够了五小时活罪，才算到了杭州。”
——《随校西迁记》 蔡致谟
174位新生陆续来到杭州，成为国立浙江大学战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
葛起新（原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37级学生 91岁）：我考取了浙大以后呢，九月份就出来报到。
唐觉（原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37级学生 91岁）：一到大学来报到，先要剃光头，要剃一个光头才能够报到。
杨士林（原国立浙江大学化工系37级学生 89岁）：那个时候大学一年级要实行军训，是军事教官来管的，所以他说要你剃光头。
唐觉：那时候我们新生嘛，也有组织的，组织我们要去抗日宣传嘛。
开学两天后，正值“九一八”纪念日。上午七点半，全校师生在细雨中召开“勿忘国耻六周年纪念大会”，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上台致辞，演讲的题目是“日本财政之危机”。随后，竺可桢宣布，一周后，一年级新生要迁至天目山。
何亚平：在八一三以后啊，杭州已经是有点儿人心惶惶了，而刚刚入学的这批小孩子们，竺校长认为应该给他们找一个安静的环境，不要受这些战火纷飞、混乱环境的影响，就选择了西天目（山）的禅源寺。
天目山位于浙江省西北部临安县境内，距杭州94公里。竺可桢与西天目山禅源寺的方丈妙定商议，租借寺院多余的房屋，作为新生教学和生活用房，租金每月四百元。开学后不久，一年级新生坐着校车来到天目山。
葛起欣：学习环境很好，很安静，那山上没有什么其他人，就在一个庙里面。
唐觉：在那边听到这个水声音啊，静的时候沙拉沙拉沙拉，听得很清楚，环境挺适宜读书的。
杨士林：我们住的这个庙很大，禅源寺，里面和尚也很多，所以我们是小和尚，他们是大和尚，我们是光头嘛，所以大和尚带小和尚，他们念经我们念书。
一年级的同学在天目山静心读书后，学校在这里率先推行导师制，这在全国高等教育院校中还属于第一次。但浙大校本部二、三、四年级的同学，却无法安心上课。此时的淞沪会战还在激烈交锋中，中日双方不断向上海增兵，杭州城几乎每天都有警报响起。警报一响，所有师生都必须躲进防空洞或地下室里，没有人知道，上海还能支撑多久。
“自浙大九月廿日上课至十月卅号，六星期中因警报而不能上课时间，自晨至晚平均为16%；最坏为8——9，占28%，；次之下午2——3，为22%。从前以为平均占40%，实过多也。”
——竺可桢1937年11月3日日记
9月26日，中秋节过后，杭州满觉陇的桂花在风雨中飘摇落下，散发出淡淡的幽香。这是杭州一景，满陇桂雨，但杭州市民早已无心观赏。这天清晨，六和塔附近的钱塘江畔传来阵阵汽笛声，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铁路桥正式通车。但通车的第一天，迎来的却是逃难大军。这座苦命的大桥，也从这一天开始，源源不断地向上海输送抗战物资。
钱塘江大桥通车的同一天，华北战场上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遍全国。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口以东5公里处设伏，全歼日军第二十一旅团辎重队一千多人，这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胜利。
10月10日，在平型关大捷的战报中，南京市民度过了中华民国第26个国庆节。
4天后，南京朝天宫教育部的临时办公室里，教育部长王世杰接见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竺可桢提出，近来杭州空袭不断，学校很难正常上课，是否需要迁校，想征求教育部的意见。王世杰主张浙大不迁校，他希望浙大留在杭州，分散上课。对于中央大学内迁重庆的事情，王世杰不以为然，他认为战争不久即会结束，中大势必迁回。
竺安：毕竟中国很大，日本很小，所以一般人总是抱着一种乐观主义的心理，打打我们总能打赢的，总是希望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一开始就准备要迁校什么的，没有这种想法，说不定还打赢了呢。
竺可桢听取教育部的意见后回到杭州，此时杭州城内的各座寺庙里，已经挤满了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兵。刊登在第132期良友画报上的这张照片中，杭州寺庙里的尼姑，新购置了缝纫机，正在缝制棉背心送给战士。国立浙江大学内，学生自治会也在赶制棉衣，准备捐献给前方战士用作过冬。
不久后，在淞沪会战正面战场没有取得进展的日军，转变了战术。
11月5日，日军突然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策应上海派遣军迂回包围上海。战局急转直下，8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4天后，上海失守。全公亭距杭州市区仅有120公里，国立浙江大学内人心惶惶，校长竺可桢立即决定，举校迁至120公里外的浙江建德。
迁校命令下达后，各系迅速准备，但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却不见了踪影。
刘海军：著名教授跑哪去了，因为竺可桢先生要召开教授要商讨怎么应对当前的时局，都要西迁了学校。束星北不见了，到处找学校都没有，家里也没有。问家里说不知道到哪去了，最后有人说我看见束先生，他在一个被临时改造为军营的一个学校操场上，老师不相信，就去找。果然在操场上发现了束星北。这时候束星北什么样子，剃着光头，一身戎装，端着上刺刀的枪，对草札子假想敌，在杀声震天的口号中正在那里练刺杀。
性格冲动的束星北最终被校方召回，准备西迁。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在办公室将图书仪器装箱时，一封从日本发来的电报让苏步青放下了手中的工作。电报的内容是：苏步青的日本岳父病危。在留学日本时，苏步青结识了后来的妻子苏米子，结婚后她随苏步青来到中国。苏步青将电报递给妻子，让妻子选择去向。
苏德晶：我妈妈就这么一句话，就讲你不走嘛我也不会走的。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家里全讲日语，我就知道这么一个印象最深，就讲你不走我也不走，我爸爸讲不走，他要跟学校共存。
11月11日傍晚，深秋的杭州阴冷潮湿，钱塘江被一层薄雾笼罩着。从这一天开始，浙大师生分三批从钱塘江畔的江干码头出发，走水路西行。此时的江干码头，逃难人群如潮水一般。浙大师生在兵慌马乱中，离开了他们心中的天堂——杭州。
文军西征（3）艰难入赣
1937年11月中旬，初冬的霜雾笼罩着浙江省西部的小城建德。几天来，城内的江边码头陆续停靠了很多客船，一群群年轻的学生下船后，走进建德城，他们的胸前都佩带着国立浙江大学的校徽。
几天前，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战败结束。11月12日，上海沦陷。杭州人开始逃难。位于杭州的国立浙江大学，将所有能带走的图书仪器装箱，举校搬迁到距杭州120公里的建德县。
建德古称严州府，又称梅城，是富春江、新安江和兰江三江汇合处的一座古城。国立浙江大学搬来后，师生员工加上家属有一千多人。办公室、教室、宿舍分散在城内各处。加上其它迁来的学校，建德一时成了学校城。以致课余饭后，街巷拥挤。
唐觉：街上全是我们的学生了，吃饭我们是在街上吃的，学校里吃贵，街上吃比较便宜，一天一毛钱。
赵人龙（原国立浙江大学土木系36级学生 90岁）：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们，是这个城墙的话，它建的时候，建成好像一朵梅花的形状，学生好奇心，下课以后就到城墙上去跑。
从12月1日开始，每到中午，建德的一些当地人就会到街上去买一分钱一张的《浙大日报》，了解战事新闻。
何亚平：浙大迁到建德以后，消息比较闭塞，没有报纸。可是在战火纷飞这个年代里，人们最想了解的是战况如何。那么这个时候学校决定就办了《浙大日报》，当时就是仅有的收音机派两个学生，每天在那收听广播，然后把它编辑，用蜡版刻出来，连夜就印好。每天中午争相购买传阅，也成为当时建德城里面的一个热闹场面了。
一天下午，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苏步青的妻子苏米子，正在新安江边洗衣服，她背后背着刚满月的孩子，旁边还有正在玩耍的四个子女。一个月前，分娩不久的苏米子就随着丈夫苏步青迁到建德，一家人暂居在民房里。这一年，他们的大女儿苏德晶只有八岁。
苏德晶：那个时候，我们家人就是有七口人，一间房间住不下，所以两间平房，挤得不得了。那我妈妈每天还要买菜做饭，那小的，我小弟弟才两个月嘛，一个多月嘛，老五，背在背上就到河边洗衣服。
有一次，我贪玩跑到水中间去，就被水冲走了，我妈妈很厉害的，我妈妈她会游泳，她把背的孩子放下来跳到江里面去把我抓回来，后来我就很怕水。
此时，苏步青正在城中的天主教堂内上课。这座小小的天主教堂，被浙江大学临时改作教室。苏步青写得一手工整漂亮的板书，学生们专心记笔记。这一年，35岁的苏步青已经在浙江大学任教7年。几天来，《浙大日报》上的战况让苏步青的心中充满焦虑。
上海沦陷后，日军迅速北上，分三路包围南京。苏州、嘉兴、无锡等地相继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陷。6天后，《浙大日报》上刊登“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战火迅速蔓延，浙大的避难所建德已不能安居。几天前，这座小城，第一次响起了防空警报。
苏德晶：建德那时候乱得要命，主要是人心惶惶都是。
张哲民：当时我们是不能安心读书了，没安心读书了。
南京沦陷这天，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正在江西吉安、泰和两地进行考察，准备为浙大寻找下一处避难所。考察中，竺可桢得到江西省政府教育厅支援。经江西省政府会议决定，拨吉安县青原山和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校址落实后，竺可桢立即返回建德召开校务会议。因为南京沦陷，大家开始担心杭州的命运，如杭州失守，浙赣线必将中断。会议决定，提前做好迁校准备，在寒假前撤离建德，迁往江西。
再次迁校的决定让苏步青面露难色。由于妻子刚刚分娩，随校迁移，有诸多不便。苏步青决定先把妻子和孩子送回自己温州平阳县的老家，然后再跟随学校内迁。他的想法得到校长竺可桢的许可，并给苏步青两个月的假期安顿家事。
何亚平：临走之前，竺校长专门找了当时的浙江省主席朱家骅，写了一个手谕，通行证，就说苏步青教授的夫人是日本的友好人士，沿途军警不得阻拦。
苏步青的妻子苏米子原名松本米子，是日本仙台人。苏步青留学日本时两人相恋。婚后，米子改随夫姓，并随丈夫来到中国。由于自己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苏米子开始跟随丈夫流离失所。这张特殊的手令，让苏步青对竺可桢十分感激，他用信封包好手令，收拾行李送妻儿回老家。
苏德晶：我妈妈背着小的，我爸爸呢抱着老三，我就拽着我爸的衣服上，我弟弟就拽着我妈妈。每次吧，到一个站的时候，就有宪兵查。有时候我小弟弟他不是哭嘛，哇啦哇啦哭了，我妈妈就要哄他，哄他的时候啊，就是会露出一些日本人的样子出来，我们中国人嘛，你鞠躬绝对不会鞠那么深。怀疑我妈妈日本人，主要因为有个手令吧，那就好办。
国立浙江大学迁离建德前，还有几位教授与苏步青一样，把家人先送回了老家。此时，校长竺可桢开始为杭州的命运担忧。南京沦陷后不久，由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奎斗组织的12名学生，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所属的诸嵊新宁游击总队，这是浙大第一批入伍的同学。12月9日，学校派校车将他们送回风雨飘摇的杭州城，到游击总队报到。他们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协助炸毁刚刚建成通车的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铁路部分连接浙赣线，国民政府决定炸毁大桥，以延缓日军前进的速度。
12月23日，日军开始攻打杭州。浙江大学的12名游击队员，迅速赶往钱塘江畔，协助军队，爆破大桥，学生会主席刘奎斗负责爆破钱塘江东岸的义渡码头。
杨达寿（《刘奎斗传》作者）：码头它是伸到江里去的，非常难炸，这个要人爬到下面去。因为要绑这个炸药，那么他是要绑到这个桥墩里去，就是绑不牢固啦，所以这个工作呢，是刘奎斗去挑的，那么是非常艰苦。他就两个人，完成了，爬下去，那么把炸药弄好。
下午5点，日军的先头部队已隐约出现在桥头，逃难的人群被强行拦阻。中国军队随即点燃所有的爆破引线。
随着一声巨响，总长1453米、历经925个日夜、耗资160万美元的钱塘江大桥，最终在通车的第89天，瘫痪在日军侵略的烽火中。
爆破结束后，浙大的12名游击队员，静静的站在江边，看着烟火中的钱塘江大桥，心情沉痛。
1天后，杭州沦陷。
这天，建德下起了雨。位于小南门的建德码头边，停满民船。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浙大师生分批撤离建德，迁往700多公里外的江西吉安。
校务会议上，迁校的行程安排已经作了周密的计划。首先从建德乘民船抵达兰溪，再换小船溯梅溪至金华，准备在金华搭火车至江西境内，经樟树，最后抵达赣南的吉安、泰和。
这段计划周详的西迁之路，却因战乱，变得异常艰辛。
竺安：这个时候交通呢是非常困难，原来就是一种很落后的交通技术，都是人撑着船
唐觉：老是要上岸的，因为这个摊很浅，这个船人坐的多了以后，有行李什么，船底下会搁牢的，所以要下来走路，那么有的时候就帮着船上的人们拉纤。
12月26日晚上，竺可桢处理完建德的搬迁事务后，最后一个赶到兰溪的萍香旅馆，与带队老师会合。更大的困难摆在面前。
为了节省经费，竺可桢决定大部分师生从兰溪步行至金华，再搭难民车南行。但这个决定却遭到一些教授的反对，因天气寒冷而患风寒的体育系主任舒鸿与家眷较多的梁庆椿不愿前往金华。分歧之下，迁校队伍兵分两路。舒鸿和梁庆椿等人带领一部分女生和家眷走水路至常山，竺可桢则带领大批学生和教员步行至金华，准备搭难民车。
方淑姝（原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35级学生 91岁）：一天要八十里路要赶到金华，赶在敌人以前，因为怕日本人，怕日本兵从杭州到江西去，也要走浙赣铁路嘛，我们也要走浙赣铁路，所以我们一天就要赶到这个京华。
唐觉：脚底下都起泡了，都起泡了嘛，教官跟我们一起走的，这些教官他们很懂的，拿了根针，把它火上边烧一烧以后，把泡刺破，刺破了把里面的汁液，把它流掉，流掉了以后，这把皮不好拿掉的，这样子，到了第二天嘛，就好了。
赵人龙：到金华的话，那个时间，金华的话，这个城里面好多地方（人）都撤退了，我们记得到金华，到了以后没有地方住，那看到这个中国银行开了大门在那边，一个银行空空如也，空的，所有东西都搬走了，那我们就住在这个中国银行，住了一个晚上。
金华位于浙江腹部，是浙赣铁路线上的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2月27日中午，竺可桢和一部分教职员工先期抵达金华。金华市内，已经一片萧条，大多数金华市民已经逃离。
下午两点，竺可桢到金华火车站联系车辆。刚到火车站，日军轰炸机飞抵金华上空，轰炸火车站。
日机很快投弹，爆炸声越来越响，忽然一个炸弹落在窗外，震动剧烈，我马上趴到了地上。
未几日机来投弹，渐投渐近渐响，一弹声震窗户，余即伏地。
——《竺可桢日记》1937年12月27日
竺安：我父亲一下子趴在地上了，他觉得马上这个下一个炸弹就要落到这个房顶上了。最后就过去了，那个是最后一个炸弹，受了一场虚惊，没炸着，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形势是很紧张的。
日军轰炸金华后，浙赣铁路运输中断，客货车停开。陆续抵达金华的浙大师生，只能等待途经金华的难民车。但难民车在衢州被军队扣留，转道南昌，用来运输从广西到浙江作战的援兵。师生们被困金华，人心惶惶，一些人不愿再随校西迁。
竺安：当时农学院有六个教师，就是不辞而别。因为他害怕了，日本人快要打来了，课还没讲完啦，你这个学期没有结束嘛，但是这六个老师呢，他就是说害怕了，我们还是赶紧先跑吧，所以在金华呢，就不辞而别。
经过竺可桢的多方努力，学生们终于在两天后，坐上了一辆开往江西的敞篷铁皮车。
方淑姝：没有篷的货车，我们大家就往货车上爬，爬得大家就坐在地下嘛，就坐在火车，又没有凳子又没有什么的，自己带了点干粮，所以又冷又饿。
张直中（原国立浙江大学电机系36级学生 91岁）：那个时候正是下有冰雪的雨，大家在一个车子里面，那挤得不得了，等于是我睡在你身上，我睡在他身上，这个样子。就是有一个笑话，我们有一个同学，第二天早上觉得脚很痒，脚很痒，他就拿起这个脚来搔，一搔另外一个同学大叫起来，搔错了，不是他自己的脚，是另外一个同学的脚。
袁可志：火车坐到有一个小站叫古芳，古芳的小站火车坏了，停了。停了以后我们好多人都下来推，那当然了，火车怎么能推得动呢，推不动的。
赵人龙：那么一个学生调皮得很，看到火车在这个车厢上面的话，白漆漆的字，浙赣，他拿来粉笔上面写几个字，浙字下面加个大，变浙大，赣，赣的上面加的这个迁，迁移的迁，变成浙大迁赣。
凄风冷雨中，大部分学生坐着这辆敞篷铁皮车，缓缓驶入江西。而另一部分学生和家属员工也已从兰溪坐船抵达常山。
常山是浙江省的西大门，师生们赶到时，正值常山橘子上市的季节，卖橘子的小贩随外可见，但要从这里租车租船到江西玉山，却十分困难。师生们只有到达玉山，才能坐上火车赶往最后的目的地——吉安。情急之下，大多数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徒步赶往玉山。
唐觉：常山到玉山的话，这时还要路多了，120里路一天，从天亮走起，走到晚上黑了都还没走到。
玉山位于江西省的最东部，是浙赣铁路总局所在地。12月底，从常山赶来的学生和家属陆陆续续抵达这里。大家兴奋的认为，很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吉安了。然而，时处乱世，想要在玉山找到火车，运送浙大师生到吉安附近的樟树镇，却异常困难。
1938年1月1日，新历元旦。玉山火车站内，校长竺可桢正在努力与铁路局联系车辆，却得知常玉公司的汽车在常山被四川兵扣留，车上有他的妻子张侠魂和几个子女，竺可桢忙打电话到常山，汽车才被放行。晚上七点，竺可桢与妻儿相逢，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新年。车辆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竺可桢一家暂住在旅馆里，竺可桢的小儿子竺安却闯了祸。
竺安：旅馆里面我们家里有很多箱子，这个箱子呢已经年久了，老化了，有的地方就破开，破开以后这个纸就卷起来了，我看卷起来的就像刨花，我说一定很容易着火，拿个火柴点了一下，点了一下呢，又害怕了，我就跑掉了。实际上后来没着起来，因为它是很厚的一层一层粘在一起的纸，又有油漆，但是就已经烧黑了，烧黑了后来一查问嘛，就是我。
平时一向和蔼的竺可桢，这次狠狠的教训了小儿子竺安。
竺安：那我父亲气得要命，本来这个事迁校的事情已经弄得他焦头烂额了，你还在这里添乱，按在床上就打了一顿屁股。打了一顿屁股呢，我还觉得很委屈，觉得太委屈了，就想投河自杀，我就想。
年仅8岁的竺安偷偷跑出旅馆，在玉山城里打转，因为路不熟，没有找到玉山城内的河流。竺可桢和妻子张侠魂四处寻找，最终找到了竺安。
竺安：这件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但是现在想起来呢，的确是很愧疚的。
1月7日，在浙大师生被困玉山整整11天后，铁路局终于同意拨十三节车皮给浙大使用。天刚放亮，学生们就挤在玉山火车站的站台上。这辆火车，除三节客车车厢外，其余都是拉货用的高边敞篷车。男同学们自觉地把客车车厢留给教授和女同学乘坐。在拥挤的人群中，一年级新生唐觉登上了一节铁皮车。
唐觉：一个铁皮车上吃过炸弹，铁皮往里边翻，毛的嘛，衣服都割破了嘛。晚上的风就从孔孔里面，呼噜呼噜吹进来的，脚是冷得不得了。大家挤在一块儿的，你的脚，我的脚都分不清了，大家睡着觉，冻僵了，麻了。
赵人龙：大家不能睡觉，睡着以后要挨冻，要感冒，那怎么办呢，大家唱歌嘛，大家唱《东北松花江》什么的。
唐觉：吃也没得吃的，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都硬撑着的，没办法，逃难吗，这就叫作逃难的味道，能逃就是好了。
1月20日，国立浙江大学师生经过了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最终抵达江西吉安。他们从浙江建德出发，途经金华、玉山、樟树等地，行程752公里。迁校的目的地本是江西泰和，但由于战局发展迅速，浙大提前撤离建德，泰和房舍还未准备就绪，而吉安有两所学校正在放寒假，所以全校师生暂时栖居吉安。
吉安位于江西中部，禾水在此汇入赣江。城内赣江的堤岸长7.5公里，有一座浮桥与江中的白鹭洲相连。白鹭洲是一个长约2.5公里的江中小岛，自古闻名的白鹭洲书院就建在岛上，浙大的学生们暂居在岛上的吉安中学。
白鹭洲环境优美，景色怡人，学生们在这里暂时休息下来。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之间产生了更深的感情。
袁可志（原国立浙江大学电机系36级学生 91岁）：初到白鹭洲的时候啊，有一天早上我去洗脸的时候，正好一个女生叫范文陶，只有我们两个人。她呢就说今天的洗脸水不热，不够热。我说可以呀。她呢就伸出手来摸底我的手了，啊哟，我一下子就像触电了一样，从此以后我就跟范文陶就好起来了，不过那个时候啊很单纯的，浙大的同学经过西迁，真是共患难同甘苦，感情特别深。
全体师生抵达吉安两天后，国立浙江大学在吉安中学复课，学校暂不放寒假，并决定在一周后举行期末考试。
方淑姝：我们竺校长是抓学习抓得很紧的，那么在那里就大考，我们也举行大考。
唐觉：考试的话，一直动荡，所以这个功课要考好分数这是很难的。当然也有些同学考得好的，大多数都考不好的，能够及格都已经是拜天拜地了。
到达吉安后，竺可桢一家以每月十元的价格租下城中木匠街53号。此时，竺可桢的大儿子竺津，背着父母报考了中央军校。很快，竺津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收到了中央军官学校第十四届考生的录取通知书。
从送通知书的军事教官口中，竺可桢得知，前线急需军事人才，已经内迁成都的中央军校，将三年的学习时间压缩到六个月。虽然竺津近视400度，但成绩优秀，破格录取。
竺可桢夫妇并没有因为儿子出色的成绩而高兴。而是极力反对年仅16岁的竺津入军校学习。
竺安：我父亲觉得你才高中一年级参什么军啊，你现在应该首先把学业学好，但是他呢非常固执的，一定要参军，不同意他硬要走也没有办法，那只能够让他走了。但是我父亲也是很伤心的，你去参军了以后，不定能不能回得来，母亲是已经哭得很厉害了。
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结束，泰和方面的房舍也已准备就绪。在吉安过完旧历新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乡间。
刚刚在温州老家过完春节的苏步青，也告别日本妻子苏米子和五个子女，开始前往泰和与学校会合，继续他抗战时期的教学生活。
文军西征（4）赣江风雨
1938年3月，江西省中南部的小县城——泰和，春意渐浓。不久前，为躲避战乱西迁至此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已全部住进泰和城西二点五公里的上田村。
泰和又名白下，千里赣江自南往北穿越其中，自古以盛产乌骨鸡闻名。泰和上田村，古时有两座书院，大原书院和华阳书院，村中还有趣园和遐观楼。这里文风鼎盛，曾有无数学子慕名而来。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在这些老宅中稍事安顿后，继续教学。经历千辛万苦的流亡，浙大师生终于在这个安静僻远的小村庄，获得暂时的安定。
何亚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在整个西迁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点既是避开了大城市，都在穷乡僻壤，一些战火影响比较小的地方，这既有了一个良好的教学和科研的环境，也有一个比较安定、价格比较低廉的生活条件。
随校西迁的国立浙江大学外文系德文教员米协尔，后来在《前进中的浙江大学》一文中这样写道： “从迁校开始，便抱定念头，绝不迁到汉口、重庆或长沙等大城市，因为已经有很多大学搬迁到了那里，倘如日军逼近，逼迫学校再次迁移，集中在一地是一个错误，而要到那些从未接触大学生活的地方，使大学教育与中国的内地开发得到结合。” （上字幕）
3月24日，盛放的油菜花已将泰和的乡间映成一片金黄。清晨，浙大校长竺可桢的小儿子竺安背起母亲为他准备的书包，和其他几个教授的孩子一起走在田间小路上。这一天，是泰和澄江小学开学的日子。
赣江流经泰和的一段，又名澄江。为使当地孩子和搬迁中的教职工子女都得到良好的教育，国立浙江大学与泰和地方政府联合创设澄江小学，老师全部由浙大高年级学生担任。
竺安：开学没多久，正好是台儿庄大捷，那么就有一次好像是全校大会，其实全校也没多少人啦，有个老师，就是浙大的学生给我们讲事实报告，还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图，台儿庄在什么地方，这个是陇海路，这个是京浦路，旁边有一个支线，支线上这个地方叫台儿庄，在这里打了一个大胜仗。
澄江小学开学前，日军开始攻打徐州。镇守徐州门户台儿庄的中国军队只能背水一战。从24日开始，日军向台儿庄反复猛攻，多次攻入庄内。4月3日，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军队发起全线反攻，激战四天，击溃侵华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灭日军一万多人。台儿庄大捷是抗战爆发后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
台儿庄激战的时候，泰和上田村的大原书院外停下一辆卡车，从车上下来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被尊称为一代宗儒的国学大师马一浮(1883-1967 幼名福田，号湛翁、绍兴上虞人，著名国学大师。)
不久前，马一浮决定去流亡泰和的国立浙江大学任教，讲授国学。听到卡车的声音，校长竺可桢赶紧走出办公室迎接马一浮。此时，距两人初次见面已整整两年。
马一浮祖籍浙江，1883年出生在四川成都。6岁时随父母回到老家——浙江绍兴关东镇，与竺可桢是地地道道的同乡。16岁时，马一浮参加绍兴县的科举考试，应试者中除了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竺可桢的大哥竺可材也在其中。这次科举，马一浮高中榜首，其他几人位居其后。1903年马一浮留学欧美，回国时带着马克思的德文版《资本论》。中年后，马一浮隐居西湖，潜心研究古代哲学、佛学和文学。
段怀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他是一个隐士，但是他的这个社会影响力，已经早就越出了杭州，在当时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以来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偏保守的这一个知识分子群体里面，马一浮的影响力是普遍存在的。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候，听人说，那简直这个人厉害得不得了，你要请他来。你得把他请动了，那浙江大学在全国的教育界的地位会马上因为马一浮，你请动了马一浮而得到提升。
两年前，刚刚就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曾两次拜访已经隐居三十多年的马一浮，希望他出山就任国文系教授，但马一浮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拒绝了竺可桢的好意。两年后，他却主动走进国立浙江大学的校门。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杭州接连遭到轰炸。54岁的马一浮也被日军的炮火，赶出了西湖边的书斋。马一浮一家及其门生王星贤等一行15人，随难民颠沛流离。除了随身行李外，书籍就装了一百多箱。他们先逃到桐庐，随后又转至开化。一直过着隐居生活的马一浮，突然被抛入尘世，又逢兵荒马乱，非常不适应，众多的行李和他积攒的大量书籍，也给这次逃难增添了很多负担。听到浙江大学搬迁到泰和的消息，马一浮给竺可桢写了一封求助信。
段怀清：他很快地就对马一浮的来信做出了反映，并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欢迎之意，欢迎马一浮到浙江大学来任教的。
马一浮来到泰和后，受到国立浙江大学师生的热诚欢迎，在趣园遐观楼前，竺可桢亲自给浙大的教授们拍下这张照片，马一浮站在了正中间。
段怀清：马一浮的身材不高，在浙大的那些知名的教授排队照相的时候，可以看到最矮的那个就是马一浮，而且头颅硕大无比，很大的一个脑袋，留着长须，然后眼睛很大，非常地明亮，有神。
不久后，上田村中的趣园里，马一浮正式开讲国学。这是他第一次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学生们。马一浮满腹经纶，引经据典，来听讲的大多为文科高年级学生，还有一些是对古文有兴趣的老师。竺可桢只要有时间，便会恭敬的坐在第一排，拿出笔和本，像学生一样，认真听老夫子讲之乎者也。
马一浮来到泰和的这个月，很多家在战区的学生领到了教育部发放的第一笔贷金。1938年2月，刚刚上任一个月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公布《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
其中规定专科以上学生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的证明必须接受救济的人，可以向所在学校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全额每月8-10元，半额每月4-5元。办法还规定，学生毕业后，必须在三年内以其收入归还贷金。
顾建民（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当时由于战争许多学生流离失所，要读书十分困难。陈立夫认为，就是说，学生不仅仅要教，而且要养，于是呢，他就是建议设立代金制，代金制就是由学生向国家借款来维持生活，完成学业。
得知消息后的学生纷纷向学校申请贷金。国立浙江大学的学生大多来自江浙一带。战争爆发后，江浙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先后沦陷，很多家在沦陷区的学生断绝了经济来源。一年级新生董维良，因为家乡常州已经沦陷，也向学校申请了贷金。
董维良（原国立浙江大学机械系37级学生 89岁）：我是贷金的学生了，很多，我们同学很多都像我一样的，家里都沦陷了，请求贷金这样子的。
顾建民：由于当时法币贬值很快，如果按照当初借的那个数目来偿还的话，等于不还。陈立夫向财政部申请，改贷金制为公费制。
董维良：后来到最后我的毕业证书上面有，整个上学的时候，一共贷的318块钱，可是我后来也没有还。
陈立夫对自己制定的这项政策十分满意，他在199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以完成学业的人，共有12800多人，这些都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没有贷金公费制，不知会有多少人失学，这才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以完成学业者，共达128000余人之多，此等皆是国家不可少之人才???如无贷金及公费制，不知道有多少人失学，将为国家一大损失。”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
3月25日，竺可桢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青年男子，他的学生陈训慈，浙江图书馆馆长，他此行的目的是与竺可桢商量《四库全书》的运送问题。
清乾隆时编撰的四库全书，当时共抄录七部，其中三部早已毁掉。抗战开始后，原在热河、奉天的两部落入敌手。余留的二部，其中原在北京故宫文渊阁的已迁至四川；原在杭州文澜阁的36000多册，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由浙江图书馆装成140箱，运到浙江富阳存放。随着日军逼近，浙江图书馆想把它运至建德，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不拨经费。得知情况后，竺可桢马上派校车将四库全书运到建德。后又指派专人，途经五省，几经周折，将四库全书文澜阁本全部安全运抵贵阳附近的地母洞存放，战后运回杭州。
4月，泰和进入雨季。当地人最害怕是就是4月迎梅雨和6月送梅雨的季节。赣江流经泰和，几乎年年泛滥。赣江两岸是泥沙淤积而成的平原，因而常常遭遇水害。国立浙江大学迁到泰和后，师生们大多数居住在当地最富有的乡坤萧百万的宅院里，校长办公室所用的临清书屋，曾是萧百万家族子女读书的私塾；浙大师生用来举行重大活动的礼堂咸正堂，是萧百万家族的宗祠。在这些宅院的楼壁墙角，常能看到淹过的水痕。这些水痕引起了竺可桢和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的注意。
何亚平：竺校长。就和胡刚富先生一块商议，并且和当时（的）地方当局，以及江西省政府协商，由他们出钱，浙大出力，让那些逃亡的难民，以及当地的农民来做，修了一个十五里长的长堤。
一天，泰和人发现，赣江边出现了一群年轻学生的身影。国立浙江大学土木系的学生在教授唐凤图、吴钟伟的带领下，开始勘测赣江的水位和地基。土木系的学生赵人龙也在其中。
赵人龙：我们正在测量的时候，好多老乡也在看啦，可能是（感到）稀奇，没见过，好多仪器没有见过，主要测的话，把赣江东岸水平线给它测下来，同时在赣江边上设计一个水尺。
经过土木系师生的勘测设计，大堤在四月底开工。两个月后，防洪大堤终于赶在汛期前完工。防洪堤东起泰和县城，西至梁家村，全长七点五公里。第二年洪水来时，躲过灾害的泰和村民，纷纷称颂浙大的功劳。此后，上田村再未遭受水灾，为纪念国立浙江大学的功绩，村民称此堤为“浙大防洪堤”。江边还有一码头称为“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就在浙大师生为筹建泰和的防洪大堤而忙碌时，《浙大日报》上登出消息，4月10日长沙湖南大学被炸，死伤人数过百，图书馆全毁。
这个时候，中国抗战前已有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受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被迫停办的学校，教师失业，学生辍学。有的学生因战火阻隔，不能返乡，只能四处流浪。一些学生拿着原有学校的证明，寻找尚在坚持办学的大学“借读”，浙大也收留了不少“借读生”。
李曙白：1938年1月，学校的特种教育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讨论借读生的事情。当时说，浙大决定收50名借读生，借读生的数量还是不少的。这恐怕是流亡过程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吧。
一天，一个叫盛祖嘉的男生拿着一张原沪江大学的学生证，风尘仆仆的来到泰和，希望能在浙大借读。经校方同意后，一直对遗传学颇感兴趣的盛祖嘉，坚持要去生物系。
盛祖嘉（原国国立浙江大学借读生）：借读嘛因为是抗日战争开始了。原来的沪江大学是没有离开上海，那么我就是不愿意留在上海，我就着跟浙大走了。
在上田村一间普通的民房里，生物系学生正围在一起做实验，盛祖嘉在人群中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生物系教授谈家桢。这间普通的民房，已被谈家桢改造成临时实验室，开展果蝇细胞遗传学的研究。
谈家桢是浙江宁波慈城镇人。1926年，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苏州东吴大学，3年后进入燕京大学，攻读生物学研究生。1934年，谈家桢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开始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留学生涯。1937年，竺可桢把28岁的谈家桢请进国立浙江大学的校门，他希望谈家桢能把浙大生物系建成一处遗传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受到重用的谈家桢，得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
然而入校后不久，日军便逼近杭州，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谈家桢也只得收拾行囊，随校西行。
李曙白：谈家桢走的时候，他就带着一个大木箱子，很大的木箱子，然后一到这个地方，因为他是搞遗传的，那里面许多仪器呀，蒸发皿呀、显微镜呀，包括书籍资料他全部装在这一个箱子里，每到一个地方，他打开箱子，他就可以开始上课，开始做实验了，所以大家就叫他那个箱子是百宝箱。
在泰和，谈家桢决定带领盛祖嘉一起从事一个关于“果蝇基因定位”的课题研究，这个课题需要一定数量的果蝇，按惯例，研究用的果蝇都是在培养室繁殖饲养，但在当时条件下，谈家桢不可能建立培养室。于是，他只能亲自动手，带领自己的学生到野外去捕捉活的果蝇，再精心喂养，以便实验之用。
盛祖嘉：采果蝇就是拿一个瓶子，瓶子里面放点烂香蕉，挂在树上，或者放水边什么地方，你今天放在那边，明天会拿那里面就有果蝇。
泰和乡间，生物系学生采集实验用昆虫的场景，成为上田村的一道风景。
6月初，过了端午，赣江的水温已适宜游泳。一天，竺可桢与体育系主任舒鸿一起畅游赣江，游着游着，两个人发现，这段江流很适合游泳。于是，两人一边游泳，一边用脚勘探，选中一处水流平稳的浅水区，让人用竹竿和绳索圈成一个临时游泳场，供学生使用。于是，游泳成为学生的必修课。
唐觉：浙大的游泳是比较很注重的，舒鸿先生带人游泳是很注意的。所以我们都去游泳的，那时候我们才初学，还不太会游泳的。
为了让新生尽快学会游泳，舒鸿规定，学生必须游完50米方可及格。当时，很多学生从来没有游过泳，一上体育课，见到江水就往后躲。
舒昌荣（原国立浙江大学体育系主任舒鸿之子）：他想了个办法，就是拿个桌子放在潜水的地方，桌子固在水里面，每个人每天要报到的，一定要下水，下水了之后去签报到，既然下了水当然游泳了嘛。
一段时间的练习后，学生们都学会了游泳。这年初夏，泰和的赣江边热闹起来。
赵人龙：学校给我们在江边搭了两个台，那么大家可以学着跳水，一个地方呢，比水面高一米多，一个么大概两米高。我是跳不好，跳的叫冰棍。
方淑姝：我们在泰和那个沙滩很好啊，在赣江里游泳，我也去游泳，我会游泳那时候。
赵人龙：当时我们从浙江来的时候，从杭州来的时候，很少人带游泳裤什么，需要在街上买，所以大家说（泰和的）裁缝师傅发财了。
舒鸿和竺可桢的游泳技术都非常好，竺可桢还常常带家人到赣江中游泳，这张照片是他与小儿子竺安在赣江中的合影。
竺安：只要有机会他就带我去游泳，他自己也喜欢游泳，他也希望小孩对游泳感兴趣。所以我对游泳的兴趣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就在国立浙江大学的学生躲在江西泰和的小城边安心读书时，华北侵华日军已将战场推进到黄河边上。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在6月9日下令，炸开河南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黄河决口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
黄河决口迫使更多的苏、浙、皖百姓流离失所。来到江西的难民，缺乏生活来源和依靠。国立浙江大学和江西省政府商议合办垦殖场，一来解决一部分难民的生计问题，二来也可以促进地方的农业发展。国立浙江大学选定沙村附近高垄一带的荒田600多亩，由土木系学生勘定、测绘，建立沙村示范垦殖场，并由农学院负责主持筹划，安置了140多名战区难民。
竺安：为当地服务，这个是（父亲）他一贯的思想，难民完全靠政府救济，那是不可能的，没有那么多钱，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安排他们生产自救，正好泰和它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方，有很多地方是荒地，那么这些地方让他们开垦起来自食其力，这样子国家也不用负担了，这些难民他生活也安定了。
何亚平：那个垦殖场的地和周边的农田不一样，因为垦殖场当时都是荒地。浙大到那安排了几十户难民，把它都弄成条田。。到现在那个地方都和周边的土地不一样。它就是大田一样的，四方四正的，很有气势，这个地方是他们泰和的农业高产和示范的地方。
6月26日，星期天。这天早晨，农学院学生过兴先起了个大早，洗漱完毕后，换上了深蓝色的校服，这是他在正式的场合下，最后一次穿这身校服了。过兴先匆匆赶往萧氏祠堂，参加国立浙江大学第十一届的毕业典礼。过兴先到达时，祠堂里已经坐满了即将毕业的学生们。祠堂里的讲案上，摆放着一摞盖有国立浙江大学红印的毕业证书。八点半，毕业典礼准时开始。校长竺可桢上台致词，面对70名学生，他发表了讲话《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
毕业典礼结束后，学习成绩一向优秀的过兴先，并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离开学校，而是留校担任助教，并被派往刚刚成立不久的沙村垦殖场工作。
过兴先（原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34级学生 93岁）：到了沙村开荒啊，很简单，因为原来是抛荒（地），原来是熟地，因为战争关系，好多年没有种了，抛荒的地啊，一般土壤的肥力还比较好，种上去容易有比较好的收获。
秋末的一天，沙村附近狭小而泥泞的乡间小道上，出现了背负行囊的过兴先。他是受竺可桢之命，趁农闲来乡间调查农村破产和人口锐减的问题。
过兴先考察五个县的农村后，详细地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景：“我所到五个县的农村，情况基本相同。只见村村萧条，户户贫困……我没有见到一个老翁，老妇也不多，少数四十岁上下的男子都是病残者，二十上下的男子根本没有。田里的重劳动都由妇女干……婴儿死亡率极高，原来产妇分娩剪脐带的剪刀未经消毒，婴儿感染破伤风细菌而死。”
——《沙村一年》过兴先
送走抗战后的第一批毕业生，国立浙江大学特种教育委员会在校长办公室里召开会议，与会者心情都很紧张，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泰和已不再是一个安全之地，国立浙江大学不得不考虑再次搬迁。
文军西征（5）悲欣泰和
1938年6月30日，江西中部的小县城泰和，天刚蒙蒙亮，上田村萧家的临清书屋里，暂居在此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就早早起床了，妻子张侠魂正在帮他收拾行李。这一天，竺可桢要赶往已搬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教育部。
6月初，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把进攻目标转向中国战时的军政中心——湖北武汉，抗战史上中日双方最大规模的会战，“武汉会战”开始。6月底，沿长江两岸向西进犯武汉的日军，抵达江西境内，并相继攻陷江西北部的马当和彭泽两地。九江附近的长江江面上，已有日军军舰游弋。消息传到同是江西境内的泰和县城，人们开始坐立不安，因战乱西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不得不考虑再次搬迁。
校长竺可桢决定亲自跑一趟，到教育部申请搬迁，并寻找下一处落脚之地。
何亚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每一次迁移的地方，都前面去考察、联系，筹划妥当了，再来安排车呀、船呀，行径路线呀，这些很细致的接待工作。
收拾好行李，竺可桢抱了抱家中的几个儿女，然后和妻子一起出门，来到上田村中的大原书院，这是浙大在泰和的临时教室和办公室。大原书院外，停着三辆卡车，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正在组织一些学生往卡车上搬东西。这一天，与竺可桢同行的浙大师生有二十多人，胡刚复要陪同竺可桢一起去汉口的教育部，而其它学生则赶往武汉会战前线，慰问前方将士。
不久前，国立浙江大学师生组织了前方将士慰劳队，决定利用暑假去前线捐赠物品慰问战士，校中教职员工纷纷捐款，购置了一些药品，这次将一路运往武汉。药品装车后，二十多位师生挤进三辆卡车内。竺可桢与妻子张侠魂简单告别后，转身上车。车子开动，车内的学生纷纷向校长夫人挥手告别。
竺安（原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子）：因为我母亲在学生当中也有蛮好的口碑，她特别发动家属、女学生支援前方。
何亚平：张侠魂女士也是竺校长重要的一个助手。她对于浙大的学生，尤其是贫苦的女生，只要她知道你有什么困难，她都千方百计地去想办法帮助解决。
7月初，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闷热无风。武汉，地处长江中游，人口200多万。南京沦陷后，重庆成为陪都，但搬迁武汉的军事行政机关和汇集于此的各路政治文化名人，使武汉更像是战时的首都。竺可桢来到武汉后发现，日军要进攻武汉的消息，让这里的人们热血沸腾。“保卫大武汉”是各种报纸醒目的头号标题，报纸上充斥着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消息。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在此屯军110多万，空军的整个家底——100架飞机和海军仅有的40艘军舰也先后赶到。与此同时，为安全起见，国民政府的军事行政机关开始陆续迁往重庆。此时，教育部的大部分办公部门已经迁走，只留下位于德租界汉中路第六小学内的临时办公室
7月4日下午，竺可桢与胡刚复走进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临时办公室。竺可桢向陈立夫陈述说，日军已进犯江西，泰和不再是安全之地，浙大计划再度西迁。听了竺可桢的想法，陈立夫面露难色，他并不主张浙大再迁，谈话无果而终。
没有得到教育部的迁校批准，竺可桢忧心忡忡。他觉得，即使短时间内日军无法深入到江西中南部，但只要南昌陷落，浙赣铁路就会中断，到时再迁，为时已晚。于是竺可桢决定暂留汉口，找机会再与教育部协商。因为还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竺可桢决定顺路到武汉附近的几个气象测候所检查一下工作。
竺安：他一直是这个眷恋着他的气象研究的事业，他要监管一下气象研究所。
三天后，是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在武汉三镇。刚刚成立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战献金”活动。从早到晚，献金的人络绎不绝，连续5天，总捐款金额超过一百万法币。这次活动将武汉民众的抗战热情推到了顶点。
捐款最踊跃的，是擦皮鞋的孩子、黄包车夫、码头工人，甚至还有乞丐。
汉口孤儿院的孤儿走上街头，义卖报纸，响应“抗战献金”的号召。已抵达汉口的浙大前方将士慰劳队，将准备好的药品全部捐赠给前方部队。
这一天，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江西小城泰和，已经放暑假的国立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妻子张侠魂的组织下，举行了纪念活动。
竺安：她就是对于这个，在后方支援抗战真的是非常积极，不遗余力。那么在抗战一周年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当地的报纸上。
张侠魂是湖南湘乡县人，张家有姐妹四个，侠魂最小。二姐张默君是著名的妇女活动家，《神州女报》创办人。张侠魂从小受姐姐影响，性格开朗正直，并有侠义之气，喜欢冒险。1916年夏天，南苑航空学校试飞飞机，张侠魂搭乘飞行，成为中国第一位乘坐飞机的女性。
张侠魂与竺可桢的婚事，由姐姐张默君促成。1918年，张默君在赴美留学期间，结识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的竺可桢，见竺可桢才华横溢，人品正直，就主动为妹妹牵线。两年后，竺可桢回国，随即与张侠魂结婚，婚后生育三男两女。一家七口，生活幸福美满。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后，张侠魂和五个孩子随着竺可桢一起流亡。
00：09：43：00——00：10：35：00
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结束后，张侠魂急忙回到泰和的家中。几天来，二儿子竺衡，一直在发烧，这让张侠魂很担心，同时，她发现自己偶尔也会发低烧。
此时，依然留在武汉的竺可桢，从汉口汉关码头乘渡轮到了武昌，准备去位于石灰堰的武汉测候所布置测候工作。途中，一些熟悉的街道勾起了他的回忆： 民国九年时，我与侠魂结婚后，来到武昌高等师范，住在石灰堰四号有半年的时间，到今天已将近19年了，经过此处，竟然不知道它的所在，屋虽在而人事全非，徒增感慨。
“当民国九年余与侠结婚后来武昌高师，住石灰堰四号凡半年。迄今将十九载，经其处，竟不识其何在矣。屋虽在而人物全非，徒增感慨而已。”
（引文：1938年7月8日日记）
离开泰和一个多星期的竺可桢，有些想念家人。
竺安：他们的感情是很好的，我没有见过他们吵架、红脸，但是我父亲作为当时这种受儒教教育的人，他感情不是很外露的。
从测候所回到汉口后，竺可桢邀请担任广西省政府高等顾问的教育家马君武一起吃晚饭。席间，竺可桢提出再迁浙大的想法。马君武告诉他，广西已先后出兵48万，浙大如迁移广西，尚有多余的房屋。
7月10日这一天，在竺可桢努力下，教育部长陈立夫终于同意浙大再次迁校。得到迁校批准后，竺可桢马上雇了一辆车，与助手胡刚复一起，经湖南前往广西，为浙大寻找下一处避难所。
广西桂林，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所在地。自古以“山水甲天下”而闻名。全面抗战开始后，大批文化界人士避难于此。作家巴金，就住在漓江东岸。文化名人聚集，使得桂林出版业盛极一时。桂林先后出现大小书店、出版社178家，印刷厂109家，每月平均出书40种，被称为“出版城”。
7月23日，到达桂林的竺可桢与广西省政府教育厅协商，最终落实了浙大的下一个落脚地——广西宜山标营。校址落实后，竺可桢准备和胡刚复一起去宜山实地考察。正要出发时，一封加急电报，拦住了竺可桢。
电报上说，竺可桢的夫人张侠魂患痢疾一直未愈，请校长速回泰和。
竺安：发过好几次电报，或者是长途电话，因为也不敢讲详细的病情，只说是病比较厉害，希望他早点回。
看过电报后，竺可桢派胡刚复去宜山考察，自己匆匆赶回泰和。此时，距他离开泰和已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次子竺衡和妻子张侠魂相继得病。
竺安： 有一天晚上就突然我母亲跟我二哥发病，发病了，但是当时我们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就是我二哥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而且床上全都是拉的大便，后来可能听我姐姐讲，说他们得痢疾了。
7月25日傍晚，泰和的天色渐渐变暗，田间劳作的农民已收工回家，上田村显得很安静。赣江大堤上，站着竺可桢的三个孩子，他们朝村外张望着，等待父亲归来。8点过后，一路颠簸的竺可桢终于回到泰和上田村，等候已久的孩子们一下子扑到了父亲的怀里。竺可桢抚慰着几个孩子，却没有看到次子竺衡。
衡，是竺可桢和张侠魂在1924年生下的第二个儿子，自幼聪明懂事，勤奋好学。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泰和后，竺衡在吉安中学二年级读书，他曾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一个沉默寡言，忠直、爱自由而又辛勤的新少年。竺衡的性格与父亲十分相似，是竺可桢最疼爱的孩子。
竺安：那么他一看我姐姐跟我们两个，大哥是参军了，二哥怎么没在呢？ 他当然就要问我姐姐了，他说衡儿呢，那我姐姐说衡儿没得了。
竺可桢外出后，突发痢疾的竺衡，病情越来越严重。就在竺可桢接到加急电报的前两天，年仅14岁的竺衡在泰和去世。
听到竺衡去世的消息，竺可桢一时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眼泪潸潸而下。
半年前，竺可桢的长子竺津刚刚参军。半年后，次子竺衡又离他而去。丧子之痛，让竺可桢悲伤不已。为缓和情绪，竺可桢不得不先到教务长郑晓沧的家里歇息片刻。此时，生病的妻子张侠魂，还不知道儿子去世的消息。稳定情绪后，竺可桢强忍悲痛，踏进家门，来到妻子的床前。
竺安：当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说话也不大说得出来，就讲了那么一两句，你再不回来我要见不着（你）了。
回家后，竺可桢在病榻前悉心照顾爱妻，寸步不离。略通医术的竺可桢，每天给妻子测脉博，量体温，把病情详细记录在日记本上。他还四处寻医问药，希望张侠魂能早日康复。
竺安：有一点病急乱投医这样子，只要是附近比较有名的医生，西医也请来看，中医也请来看，但是没有有效的药治不了。就因为太偏僻了，比如说，你要到上海，或者到广州什么这些地方去买，那就是太远了，根本也来不及，也没这个条件。
时处乱世，治疗痢疾的特效药无法买到，张侠魂的病情一天一天加重。
竺安： 母亲的病越来越重了，而且也生了褥疮，褥疮一得了以后也是好不的，只能给她经常翻身、擦洗，各种各样的药想得到的药都要试，那么他还是经常给她量体温、量脉搏，脉搏很快，肯定心脏要衰竭那个样子，体温也高起来，也退不下来。
8月3日，时处盛夏，江西泰和潮湿闷热。上午，竺可桢的一些同事陆陆续续走进临清书屋，厢房里的病床上，张侠魂已经处于弥留之际，坐在床头的竺可桢神色悲伤，几个孩子站在床边。
70年后的2008年3月，竺可桢与张侠魂最小的两个孩子竺安和竺宁重访泰和旧居。1938年的场景，仍然清晰地留在垂暮老人的记忆中。睹物思人，八九岁时的记忆布满灰色。
竺安：在这个房间里，我就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死亡，知道母亲就要死了，我们就要，就要失去我们慈爱的母亲。
竺宁（原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女）：我母亲那个脸上，她是褥疮，脸上纱布贴得都，满脸都是，身上，很痛苦的，当时觉得很害怕，没有母亲了，好像这个世界非常地一种恐惧的感觉。
竺宁：我父亲非常悲痛，几乎要哭出声来，那我父亲也说，20年相亲相爱，你这一朝就甩手走了，非常地悲痛，但是呢也知道是人力无法挽回，非常矛盾的心情下面，非常悲痛地看到我母亲咽了气，走了。
这一天，心情沉痛的竺可桢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简短的文字：“8月3日，星期三，泰和，侠于上午十一点二十四分去世，悲哉！”
（引文：竺可桢当天日记）
第二天，张侠魂遗体入殓，竺可桢将妻子平日最喜欢的一块手表和一支自来水钢笔放在棺内，并把一枚银戒指戴在妻子的小手指上。绕棺一周后盖棺，自此，相守近19年的眷侣，天涯永隔。
在竺可桢回到泰和的同时，广西宜山郊外，一处名为标营的空房子里，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正在考察新校址。虽然地处郊外，房子也是用竹子和茅棚搭建，条件简陋，但标营周围环境依山傍水，宁静安逸，很适合学习。转了一圈后，胡刚复伸开双臂，这是他考察校址时的“测量工具”。
李曙白：胡刚复搬迁当中的作用，当然非常地大。他整个西迁的策划，西迁的布置安排呀，这些东西都是他打前站，他有一个特点，两手张开来。他先量过，我手张开是，比如说是一米七啊，一米八啊，他先量过的，然后他跑到哪个房子里，几步一下子他就知道这个房子有多大面积，可以干什么事情。
胡刚复与竺可桢是多年的好友，听到张侠魂病逝的消息，非常悲痛，但却不能赶回泰和参加葬礼，落实校址，事关重大。几天来，胡刚复经常联系在泰和的竺可桢，除了一些安慰的话语，他还要跟竺可桢商议迁校的一些具体问题。竺可桢嘱咐胡刚复，尽快落实在广西宜山的校舍。此时，武汉会战正在激烈进行中，竺可桢认为国立浙江大学应立即迁离泰和。
8月10日，被国立浙江大学改为临时礼堂的萧氏宗祠内，传出阵阵哭泣之声，浙大师生正在公祭张侠魂。
何亚平：那是整个浙大西迁当中最悲壮的一次纪念活动，全场痛哭流涕。而且，在她的相片下面，放着的就是她在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发言稿，可见她在浙大师生心目当中，的的确确是一个十分令人尊敬的师母。
张侠魂追悼会举行3天后，国立浙江大学告别了他们安居半年的江西泰和，开始迁往广西宜山，先行出发的是教职工先遣队。
8月19日，首批图书仪器装船起运；
8月30日，第一批教职员启程；
9月15日，首批女生出发。
送走大批师生后，竺可桢组织下葬队，将张侠魂与竺衡的灵柩葬于泰和松山。
两天后，竺可桢带着小儿子竺安来到妻子墓前做了最后告别，再一次随学校踏上向西的流亡之路。
国立浙江大学离开泰和后，竺可桢没有再回到过这里。半个世纪后，一些浙大的学生陆续重访泰和，却已找不到令人尊敬的校长夫人的墓地。
王明善（江西省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她的墓地我们在寻访遗址过程当中，一直没有发现。找不到张侠魂女士的墓地，对浙江大学，我想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肖用桁（江西省泰和县博物馆馆长）：我有一个朋友，知道这件事就帮我借了一本竺可桢日记，我立即按照日记上所记载的位置进行调查。这个山叫作松毛岭，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被炸了，被盗墓者炸开了，但是墓况很完整。为了对这个墓进一步确认，把那个调查结果发给了竺可桢的儿子竺安。
2008年3月21日，竺安和妹妹竺宁来到泰和，到松毛岭寻找母亲的墓地。
竺安：让我们去确认一下，当然我们也没有这个印象，但是从我的记忆，当时送我母亲入葬的时候，这条路还是有点像的，这个山坡也有点像，但是这个记忆肯定是不准确的。
经过竺安的同意，现场人员开始清理墓葬，一只带着泥土的钢笔被清理出来。
肖用桁（江西省泰和县博物馆馆长）：日记上面所记载，下葬的时候，放了三件东西，一个是十七钻的一块表，另外waterman钢笔，还有呢就是一枚银戒指。当时我认为盗墓贼可能把怀表，那个钻石表拿走了，戒指也可能取走了。但是那支钢笔过了几十年可能没有用了，很巧，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就清理出了一支钢笔。
竺安：把这支钢笔找到了，而且这个钢笔就是waterman牌子的，跟我父亲的记载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就确定无疑了。当然心里面很高兴，因为这个，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我离开泰和以后七十年了，从来也没有再去过。
七十年前，张侠魂下葬后，竺可桢随校西迁。这条迁校之路，依然艰难。路途遥远，迁校委员会给每位同学发放20元路费，大家分组前行。有20名学生，，组织步行团，以锻炼社会活动能力。他们引用鲁迅的名著《呐喊》，自称呐喊步行团。步行团分两路，沿途收集各地民风、民俗，还时常登台演出，宣传抗日，到10月底，才安全抵达宜山。
奔向广西宜山的路上，失妻丧子的竺可桢心情沉痛，几乎夜夜失眠，他通过写诗来寄托对妻子的思念。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岂知一病竟不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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