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浙会与《经世报》

兴浙会
又称兴浙学会,由章炳麟发起,1897年6月开始酝酿筹建事宜。8月,在董祖寿、连文澂等赞助下,刊布章程并征求会员,兴浙会正式成立。该会设在经世报馆内,并以《经世报》为其机关报。章炳麟等出于与康有为的对抗心理,通求标榜越王勾践、吴大帝直至吴越王钱缪以来的独立自主精神,号召学习刘基、于谦、王守仁、黄宗羲和张煌青等先辈的优秀榜样,以期振兴浙学、替浙人扬眉吐气。该会讲求“学问之道”,主张钻研政法、艺事、商务、舆地等学问。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反清意识。
1898年初,《经世报》停刊,该会也停止活动。
该会总结浙江人民自立图强的历史和元末以来反对异族压迫的光辉传统,号召通达时务,研治经世致用之学,首次公开宣传反清思想,在全国引起了某种程度的震动,故不失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学会组织之一。

《经世报》(1897一?)
清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五(1897年8月2日)创刊。旬刊,农历逢五出版。连史纸雕版印刷,相当于16开大小,线装成册,每期三四十页不等。馆址在杭州上扇子巷,在上海新马路福海里设分馆。
《经世报》由兴浙会创办。该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夏成立于杭州,由董祖寿、连文澂、章炳麟等发起,是维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社团之一。《经世报》的主持人是胡道南(钟生)、童学琦(亦韩)。主笔政的是宋恕(燕生)。参加编务的有陈虬(志三)、瞿昂来(鸿汀)、董祖寿(伯马癸)。章炳麟(太炎)早期也参与《经世报》的编撰,后受聘去上海编《实学报》。
该报取名“经世”,含以春秋大义治理世事之意。在《经世报例言》中曾宣示:本报“愿与各新报翕效嘤鸣,自固气类,隐存《春秋》经世之责,无忘同舟共济之怀”。托古言政,是这张报纸的宗旨。主要读者对象为知识阶层,所以文字比较深奥,论述多于消息。
内容分列12个固定栏目:《皇言》、《庶政》、《学政》、《农政》、《工政》、《商政》、《兵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本馆论说》。此外,还有《兴浙文编》、《附录》两个不固定的特别栏目。《兴浙文编》刊登的是结合浙江实际的研究文章,登载过《兴浙会序》、《求是书院章程》、《杭州府林启请筹款创设养蚕学堂禀》、《拟修绍兴三闸议》、《论浙矿》、《浙江各府厘局总略》、《浙江减定粮价表》等文章。
《经世报》只出10多期。现在见到的藏报最迟为当年12月的第16期。

缅怀前辈 期望当代 –缅怀我国前辈农业科学家

缅怀前辈 期望当代
–缅怀我国前辈农业科学家

高亮之

(本文得到我院冷福田、汤玉庚、吴光南、钱思颖、郭绍铮、杨运生、袁丛Yi、历以仕、阮德成、茅鸣皋、顾本康、黄骏麒、曹暘、汤邦根等多位先生的补充、修改,并参照了祝兆其先生所整理的《中农所史料》。为此,特深表感谢。)

一. 编辑本书的由来和过程

这本书是由江苏省农科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院老科协’)负责编辑的。在2004年江苏省农科院庆祝成立70周年时,院老科协在它的会刊《金秋通讯》上,出了一期专刊。我写了一篇回忆几位老领导、老专家的文章。几位所长看后认为写得很好,要求我到所里给年轻人讲一讲,说是对他们有益。《金秋通讯》上还登载过几篇怀念已故老专家(如朱凤美、梅藉芳等)的文章,大家反映都很好。在这个背景下,我与院老科协几位理事商量,是否组织更多的老同志,为农科院已故的老领导、老专家出一本怀念文集。他们都表示赞同。这件事后来在理事会上得到一致同意。我们向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严少华院长和宣荣书记都有批示,表示完全支持,并指定由院办和党办协助完成。我们组成一个编委会,有:阮德成、茅鸣皋、吴光南、袁从祎、黄骏麒、顾本康、汤邦根和我参加,由汤邦根和我具体负责。

关于这本书的怀念对象,不能没有一个范围。经编委会商议,决定是:江苏省农科院已故的文革前的副研究员以上的老专家,以及几位有较大影响的老领导。

当然,已故的老专家中,有几位在文革前,虽未评为副研,但确实有很大贡献(比较突出的如:汪祖华、万长寿、王法明、萧庆璞、许济川等),由于有上述规定,暂时未能列入。如果以后再出本书的续集时,他们肯定是要列入的。

本书文章的体裁上,确定以个人回忆性的怀念为主,并不要求为所怀念的对象写出传纪。他们中不少人的小传,在有关的辞书中已经能找到。当然,如果文章对于怀念对象的业绩能有较全面的反映,是欢迎的。

在撰写人的名单初步确定后,2005年春季,专门召开过一次撰写人会议,院办、党办的负责人都参加了。我们对于编写此书的目的归纳了几点:1)缅怀已故老专家;2)给已故老专家的亲友一些温暖和安慰;3)给中青年科技人员一些启示和教育;4)为省农科院留下一些史料。撰写人虽然绝大部分也已经是60-80岁之间的老同志,大家都热情支持这件事,并且积极承担了任务。

此后一年多时间内,撰稿的老同志,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许多老同志,为了写作内容的确切,都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力争取得可靠的资料。例如朱烨先生特地写信到北京,与刘春安老所长的孙子取得联系;吴光南先生写信到浙江大学,与周承钥先生的同事季道藩、张上隆教授等进行联系。

为了让读者对这些老专家有一些形象化的认识,我们又发动大家提供了不少难以见到的老照片。

编辑这本书的计划告知卢良恕和孙颔两位老院长后,他们都表示十分支持。卢良恕先生寄来了题词;孙颔先生认真地看了几篇稿样后,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在大家的努力下,目前这本怀念文集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由于这本书的怀念对象,许多是中国第一代或第二代的著名农业科学家。可以说,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的创建,他们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因此,估计这本书,不仅是江苏农科院的老、中、青三代农业科技人员愿意读的;并且对于在中国或海外从事和关心农业科学的华人,都是有意义的。

二.中国近、现代农业科学的开创人

历史就像一本书,一页一页地、一天一天地向前进展。今天的江苏省农科院,就是昨天的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也就是前天的华东农科所,又是大前天的中央农业实验所。

严格说来,当年的华东农科所,不仅接收了中央农业实验所,还接收了中央畜牧实验所、全国棉产改进处、全国烟产改进处、中央林业实验所等。这本书中所怀念的老专家,绝大多数都在这几个所中工作过。如果将时间再往前推,那么,在抗战以前,中农所刚成立时,这些所又曾在一起。后来(1941-42年)在重庆时,逐渐分立出来。因此,现在谈论这些老所,通用‘中农所’这个名词,也是可以的。

凡是研究中国现代农业科学史的人,都不能不谈中农所。中农所的创建是中国第一代农业科学家的业绩。要真正地理解目前这本书中的人物,不能不从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的开端说起。

应当说,中国现代农业科学是从满清晚年、民国早年开始的。

中国近代最早的农业大学是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成立于1905年。1914年发展为国立农业专门学校。其它几个较早的农科大学有:清华学堂农科(1921),金陵大学农林科(1914)、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1917),该农科在1921年时成为东南大学农科。还有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1913,专科)等。

罗振玉是京师大学堂的农科监督。但他本人是一个国学家,而不是农学家。

中国农学界一般认为邹秉文先生(1893-1985)是中国现代最早的农学家。邹秉文,江苏泰兴人。1910年去美国上中学。1912年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科专修植物病理学,1915年获学士学位。1916年回国,先任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后来任南高师农科主任。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农业教育方面。南高师农科和东南大学农科培养出:金善宝、周拾禄、吴福祯、冯泽芳等一批早期的中国著名农学专家。

但是,中国第一代农学家不只是邹先生一人。

中农所的前所长沈宗瀚先生(1895-1980),浙江余姚人。1914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3年留学美国,在乔治亚大学得硕士学位;1926年,在康乃尔大学攻读遗传育种,以《小麦出穗迟早之遗传》论文,得博士学位

中农所稻作系主任赵连芳先生(1894-1968),河南罗山人。1922年留学美国,1925年,以《水稻连锁遗传研究》论文,得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

卢守耕(1896-1988),浙江余姚人,1915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30-1933年康乃尔大学学习,得博士学位。1933-36年中农所技正,为我国水稻育种奠定基础。

沈宗瀚、赵连芳、卢守耕等,可以认为是中国第一代作物育种学家。

中农所前副所长钱天鹤先生(1893-1972),浙江余杭人。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1918年得农学硕士学位,回国后,1919年任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他可以认为是中国第一代蚕桑学家。

中农所前所长谢家声先生(1887-1983),安徽无为人。1914年在金大文科(与陶行知同班)毕业后,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植物病理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后任金大农林科副科长,东南大学农科代理主任。

中农所植保系主任朱凤美先生(1895-1970)江苏宜兴人。1913年考入南京江苏第一农业学校,1918年赴日本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学习,1921年回国。他与戴芳澜(1893-1973)、俞大绂(1901-1993)、邓叔群(1902–1970) ,并列为中国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

中农所棉作系主任孙恩麐(1893-1961)江苏高邮人,1911年考取公费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4年与钱天鹤等同行赴美,在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后又转入路易斯安娜大学攻读棉花专业,1918年获硕士学位,论文为《棉花育种之研究》。他是中国棉花科学的创始人。

中农所技正周拾禄先生(1897-1983),浙江义乌人。1921年南高师农科毕业,1930年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三年。1933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1936年,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他被任命为技正。抗战时期倡议建立全国稻米检验监理处。他是中国稻作科学领域的开创人之一。

中农所技正戴弘先生(1903- ),浙江温州人,15岁时,东渡日本求学。1924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专攻农艺化学,1927年毕业,获农学士学位。他是中国土壤肥料研究的开创人。

中农所畜牧兽医系主任程绍迥(1901-1993), 四川黔江人,1921年去美国依阿华州立农工学院攻读畜牧兽医专业,1926年取得了兽医博士学位和畜牧学学士学位,又进入美国约瀚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系,3年后,获该院免疫学科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兽医科学开创人之一.

以上沈宗瀚、钱天鹤、谢家声、赵连芳、孙恩麐、朱凤美、周拾禄、程绍迥、戴弘、等,从年龄或学历来说,都与邹秉文接近,他们应当说,都是属于中国第一代的现代农业科学家。

中农所就是他们这几位中国最早的农业科学家所创建。本书所怀念的老专家,更多是属于中国第二代的农业科学家。如梅藉芳、周泰初、俞履圻、杨立炯、崔继林、华兴鼐、奚元龄、沈梓培、傅胜发、林郁、吴光远、姜承贯、曾勉、盛彤笙、郑庆端、何正礼等。无疑,他们都是在中国农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早期开拓者,是新中国农业科学的开创性人物。

三,中农所的创建和贡献

中农所的创建是中国现代农业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农所的筹建是在1931年。回顾一下历史,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政治局面。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国家各方面的建设。

1931年4月,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委员会,指定穆湘玥、钱天鹤为正副主任,委员有:沈宗瀚、谢家声、赵连芳等。同年10月实业部公布《中央农业实验所章程》,选定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为所址。

1932年1月,中农所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任命实业部长陈公博兼所长,钱天鹤为副所长。钱天鹤克服许多困难,征购得到土地2570亩,就是今天江苏省农科院的所在地;1934年,政府任命谢家声为所长。到1937年,完成稻作、麦作、蚕桑、病虫害、兽医五座实验大楼与行政大楼的建设;所领导积极招聘人才。先后聘请沈宗瀚、沈骊英、赵连芳、马保之、冯泽芳、卢守耕(农艺)、吴福桢、朱凤美、蔡邦华(植保)、戴弘、张乃凤(土肥)、孙本忠(蚕桑)、程绍迥(畜牧)等一流农学专家,同时吸收一批年青农学家,如杨守仁、杨立炯、柯象寅、林郁、卜慕华、龚弼等,又聘请美国的洛夫(H.H.Love)韦适 (J.Wishart)、 海斯 (H.K.Hayes)、里查逊(L.Richardson)等国外著名专家为总技师或顾问。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日军迫近南京,中农所被迫西迁。先在湖南长沙设办事处,1939年迁到四川省荣昌县;1942年迁到重庆北碚天生桥,占地400余亩。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五省设立工作站,并外派一批专家到各省指导工作。1941年,将中央畜牧实验所和中央林业实验所分立出来。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1月起,中农所从北碚迁回南京。所长谢家声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任职,1947年,农林部任命沈宗瀚任所长,吴福桢任副所长。

中农所在全国设立许多分支机构,如北平农事试验场、北碚农事试验场,安阳棉作试验场,武功农业试验场、崇安茶叶试验场等。

1948年冬,解放军紧逼南京,中农所奉令疏散。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裁去次要人员,专业人员分散到长沙、杭州、崇安、柳州、上海等地,并在以上地点设立工作站。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中农所由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接管。

中农所在1932-1949年的17年间,做出不少成绩,为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主要有:

1)在全国征集了水稻1万多个,小麦8千多个原始材料。这批材料为后来,以至解放后的稻麦育种工作,提供了资源。

2)选育出水稻:帽子头、南特号、胜利籼、中农4号、中农34号等;小麦:骊英1号、3号、6号等优良品种,在40-50年代的长江流域稻麦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3)引进并推广美国优质的陆地棉,以代替品质较次,产量较低的中棉,对抗战时期的棉花增产,有很大贡献。

4)对于严重危害稻麦生产的水稻螟虫、小麦黒穗病、小麦线虫、粮食仓库害虫等,研究并推广了防治方法。

5)在土壤肥料研究中明确:各地大多数土壤的养分含量,以氮素为最缺乏,磷素次之,钾素比较充足。这个结论对于各地施肥很有帮助。

6)改良了蚕种和桑树栽培技术,发明防僵粉,有效地防止了蚕病

7)制造并推广了猪、牛瘟血清和各种疫苗,在各地防治猪、牛瘟,成效显著。

8)开展了油桐的育种,改进其栽植方法。

以上这些成绩,对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发展、保证农产品供应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直接地支持了抗战的胜利。其中许多研究成果,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依然发挥着作用。有些工作,如稻、麦、棉、大豆、玉米、甘薯等农家品种与国外品种的征集,是有长远价值的。

如果我们说:抗战时期对于北京故宫文物的迁移与保护,为祖国文化作出重大贡献;那么,中农所对于一万多份水稻、八千多份小麦的原始材料的迁移和保护,对于中国农业,同样是作出了非常可贵的贡献。这些稻麦品种资源,现今统一存放在北京中国农科院品种资源库,作为国家重要财富而保存。

1946年农林部恢复设立棉产改进处与烟产改进处,与中农所基本上在一起。该所集科研,推广、加工、营销等在一起,现在看来,仍然是一钟农业科技工作的好形式。

本书的怀念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中农所、中畜所、棉改所时期的高、中级农业专家。我们今天怀念他们,不能不考虑到他们在那一时期的奉献。

中农所时期,农业科学家有许多动人的事迹。特别值得后人深深怀念的是:沈骊英女士。

沈骊英(1901-1941),浙江桐乡乌镇人。1924年留学美国,在威尔斯来大学研读植物学,后在康乃尔大学学习农学。与沈宗瀚同学,1930年结为伉俪。1933年任中农所技正,负责小麦育种工作。抗战期间,带了三个孩子,辗转湖南,贵州、四川等省,仍坚持田间试验。他患病时不能下田,还请人抬到田间工作。八年中,选育出骊英1号,3号,4号,6号等品种,在各省广泛种植,为大后方的粮食增产做出重大贡献。因过度辛劳,1941年,在实验室工作时突然病倒,抢救无效而早逝。重庆、贵阳两地都开了追悼会。邓颖超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感人的文章:《中国妇女光辉的旗帜—沈骊英女士》。本书列入附录中。沈骊英,可以认为是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史中女性科学家的杰出代表。她的墓地安置在江苏省农科院中。

四,华东农科所到江苏分院

1949年5月初,南京市军管会开始接收国民党政府留在南京的一些农业单位,包括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棉产改进处、烟产改进处等。10月上旬,上述单位移交给华东农林部驻宁办事处接管。1950年3月,决定成立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由华东农林部领导。华东农科所由原中农所、中畜所、中林所、棉改处、烟改处等单位合并而成。设立:

稻作系:主任 周拾禄,副主任 周泰初

小麦杂粮系:主任 梅藉芳

特用作物系:主任 华兴鼐

植物保护系:主任 朱凤美 副主任 傅胜发

园艺系:主任 姜承贯 副主任 吴光远

蚕桑系:主任 孙本忠

土壤系:主任 戴弘 副主任 蒋德琪

农具系:主任 蒋耀

畜牧系:主任 郑庆端  副主任 何正礼

森林系:主任 吴志曾

华东农科所当时的专家阵营之强,列于全国农业科研单位之首。当时,农学界都说,全国农业科研系统四分之一的第一流高级农业专家,都集中在华东农科所。

1958年,随着国家的大区体制的撤销,华东农科所归中国农业科学院与江苏省政府双重领导,改名为: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

1965年全国第三届人大,江苏分院共有七位代表当选。在全国,一个科研单位有那么多代表当选,是极少有的,说明当时专家阵营之强。

文革开始后,整个机构受到极大冲击。经过2-3年的所谓的“造反”、“夺权”、“清理阶级队伍”后,1969年底,绝大多数科技人员派往五七干校,1970年陆续下放农村。

文革后期,一度恢复为江苏省农科所,由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科研人员逐渐归队。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这个机构归江苏省省委、省政府领导,改名为:江苏省农科院。大多数原来的科研人员先后归队。

从1950年到1966年文革之前共16年,也即华东农科所到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时期,是这个实力强大的农业科研机构的辉煌时期。本书所怀念的老专家,都是这个机构的科研支柱。他们在这个时期中,为新中国与华东地区农业科研事业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

华东农科所领导着华东五省一市,即: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和上海市的农业科研工作,因此,也承担着研究解决华东地区农业生产中的重大技术问题的重任。

这个时期完成了一大批科研项目,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本书所怀念的已故老领导与老专家。当然,其他许多没有被列入本书的已故老专家,或者,当年虽然较年轻,现在也已到了古稀之年的,目前在世的老专家,也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1)培育或引进了一大批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如水稻:南京1号、南京6号、南京11号、农垦57、农垦58等;小麦:华东5号、6号、矮杆早、吉利麦等。棉花:长绒1号、2号、3号、宁杂1号、宁棉1号、7号、12号等;甘薯:宁薯1号、2号等;大豆:豌豆团、宁镇1号等。这些品种都在相当范围内得到推广,例如南京11号水稻,在长江流域推广面积,累计达到6000万亩以上。

2)征集了一大批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品系或原始资源。水稻征集的总数在2万份以上,其中包括极珍贵的数千份野生稻稻种资源。小麦征集保存了5000多份;棉花征集保存了1340多个国内外品种资源。其他如玉米、大豆、油菜、甘薯等,都收集和保存大批国内外宝贵的品种资源。这批材料为今后长期的育种工作提供了基础。

3)园艺作物方面,引进或选育西瓜品种“新大和”等,成为华东地区主栽品种,因集中种植在中山陵四周,人们称为“陵园瓜”。生产上应用在三十年之久。其他有:早丰辣椒、364,524蕃茄、苏州长茄、无籽西瓜等,都深受群众欢迎。选育出桃的新品种:雨花露,成为全国著名的早熟桃品种。

4)在作物栽培方面,最突出的就是总结和推广全国水稻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量经验。这项工作组织了本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数十位科研人员合作研究,这样的以劳模经验为中心的综合性研究,在国内外属于创举。陈永康经验的推广在全国的影响很大,对于提高我国的水稻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棉花营养钵育苗技术为国内首创,为难我国棉花产量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

5)在耕作制度方面,在里下河地区的沤改旱、淮北地区的旱改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单改双,沿海地区棉区的一熟改两熟等方面,其主要科学技术,都是由华东所和江苏分院的专家研究解决。

6)江苏省的农业区划研究为江苏省农业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国内也属领先。

7)苏南望亭农业样板的建立,淮北小麦生产的调查和霜害防御,沿海盐碱土地区棉花增产等都对有关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8)土壤肥料方面:查明盐土、花碱土、板浆白土等低产原因,提出了改良与增产措施;在水土保持、土壤调查、土壤培肥、和发展绿肥、牧草研究等方面,当时在全国南方均属领先地位。

9)植物保护方面,水稻三化螟虫,稻瘟病、稻白叶枯病、稻纹枯病、小麦吸浆虫、小麦黑穗病、小麦赤霉病、棉花红铃虫、棉花苗期病害和果树病虫害等研究,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于粮棉与果树增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10)畜牧兽医方面,新淮猪的育成,牛瘟、猪丹毒、猪瘟、巴氏杆菌病、猪气喘病等的疫苗的研制成功,保障了我国几十年的畜牧业发展

11)在农业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有:小麦春化特性的研究,大豆、水稻光周期研究,棉花营养生理研究等,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

华东所到江苏分院的农业科研成果相当多,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了。

在这个时期中,本书所怀念的老领导和老专家们,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就是人才的培养。50年代为华东农林干部学校讲课,举办了多个农业科技培训班,如华东土壤训练班、全国栽培学习班。华东植保学习班、江苏省科技大学、陈永康耕读大学等。

文革之前,顾复生老院长提出“老母鸡”的指导思想,要求在中农所工作过的老专家,培养科技接班人;同时也要求当时中青年农业科技人员认真向老专家学习。顾老这个思想在解放后全国性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顾老“老母鸡”思想的带动下,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专家成长起来,成为八、九十年代江苏省农科院的主要骨干力量。他们为中国和江苏省的农业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并使江苏省农科院的成绩在当时全国省级农科院中名列前茅。

五.农学前辈们的高尚精神

本书的各篇怀念文章中,显现出农业科学前辈科学家的感人肺腑的高尚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本书的写作者这一代农业科学家,有深切的感染。我们相信,对于当代的中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也将会有长远的教育意义。

这种精神,归结起来有以下一些方面:

1. 热爱祖国,矢志不移的精神

本书所怀念的中国第一或第二代著名农业科学家,他们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全都热爱祖国,为了祖国的富强,在各种艰难、受挫的环境下,坚贞不移。

沈宗瀚、钱天鹤、赵连芳、沈骊英、姚醒黄、周承钥、郑庆端、何正礼、夏禹甸等都在美国留学;奚元龄在英国留学;盛彤笙在德国留学;朱凤美、周拾禄、崔继林等在日本留学;曾勉在法国留学;梅籍芳、姜承贯、吴光远、周泰初、华兴鼐、林郁、龙承德、傅胜发等都在美国进修过。他们都在学成之日,毫不犹豫地回国工作。何正礼、奚元龄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毅然回国。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毅然选择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农业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遗憾的是,他们中有的在50-7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例如,周拾禄、周承钥都曾经被划为右派。其他老专家,在文革中,几乎都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1945-46年去美国进修的一批专家,甚至被怀疑为“美国间谍”。但是他们全都忍辱负重,拳拳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周拾禄先生在错划右派期间,日以继夜地专心翻译日本的稻作文献,为后人留下了十分有价值的学习资料。朱凤美先生在受批判期间,在牛棚中,依然极其认真地为各地来的请教者解答植物病理方面的疑难问题。他们这种不移不屈的爱国之心,使他们的学生和后辈们无不为之心酸而感动。

这里应当提到的是:1949年时,也有一些中农所的专家,在沈宗瀚所长带领下去了台湾,如蒋彦士、马保之、张宪秋、金阳镐、龚弼等)去了台湾。他们都为台湾的农业建设做出了贡献。沈宗瀚在1949-1980年,是台湾农村复兴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他为台湾农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因此,他们为台湾农业所作的一切,当然也是对于祖国的奉献。中农所有几位专家,如钱天鹤、赵连芳等,1949年后,主要在国际农业机构工作,他们也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2. 关怀农民,献身农业的精神

本书所怀念的中国著名的农学专家,当年在国内求学,或出国留学,都选择了农学这个专业,而没有选择当时可以谋求较高收入的工学、医学、法律、金融等专业。他们是什么出发点?可以说,他们都是为着中国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贫困的农民大众,为着中国的现代农业的振兴。这种选择,本身就值得人们肃然起敬。

沈宗瀚先生早年在日记中写道:“我出生农村,自动帮助家中农事,牧牛、车水、除草等,颇为熟练,且深悉农民疾苦,毅然立志为最大多数辛劳之农民服务。”他的思想是有代表性的。

著名甘薯专家张必泰先生十分关心淮北地区农民的疾苦。50-70年代,他深入农村,几乎跑遍徐淮地区的所有乡镇,调查甘薯生产中存在的贮藏期的烂种、田间翻蔓等问题,经过研究,提出有效措施,深得农民欢迎。

3. 立志科学,严格严谨的精神

朱凤美先生年轻时,立志植物病理学研究。当时,这门科学,在中国还是空白。他带着科学救国的思想,于1918,1927年两次东渡日本,去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植物病理学。他的一生始终在为中国的植物病理学尽心尽力,至死不渝。

朱先生在科研工作中的严格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是有名的。他在主持华东农科所和江苏分院植保系工作期间,对于共同工作的青年人要求十分严格,实验记载亲自检查,试验结果反复核算。每篇对外发表的论文或研究报告,都要经过他的认真审查,逐字校对、修改,凡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不拿出去。凡是马虎从事的,都会受到他严肃批评。

以朱先生为代表的这种“三老”(老实人、老实话、老实事),“四严”(严肃、严格、严密、严谨)的科学作风,就是人们所谓的“孝陵卫精神”。

4. 学而不厌,自主创新的精神

何正礼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兽医专家,他任华东农科所畜牧兽医系副主任时,已经是名扬中外的兽医专家,但他学而不厌,经常阅读国内外兽医杂志,并且自费订阅英国的兽医公报,掌握国际上兽医最新研究动向。他还对植物学和中草药感兴趣,亲自采集多种草药,制作标本,建立草药圃。

他在兽医研究中十分重视自主创新。不迷信前人经验,也不盲从国外经验。在猪气喘病菌苗的研制中,国外报道在病愈猪的血清中没有发现抗体,认为难以制成菌苗。国内上百个单位都纷纷放弃了研究。在何老主持与鼓励下,课题组经过十多年的反复试验,终于获得可用于生产的菌苗,基本解决了猪气喘病的免疫问题,完成了一项重大的自主创新的成果。

5, 深入田间,深入农村的精神

农业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农作物,是在田间生长的,它的服务对象,农民和农业,都是在农村的。因此,农业科学不能离开田间,不能离开农村。这是农业科学和各种其他科学的重要区别。

本书所怀念的著名农业专家,可以说都有不辞辛劳,深入田间,深入农村的精神;有些专家并且是连续多年,较长时间地在农村生活、工作。

杨立炯先生在中农所时期,是研究水稻细胞遗传的,以实验室工作为主。解放之后,他从事水稻栽培研究,经常带领工作组,到江苏苏北的里下河地区研究水稻烂秧和培育壮秧问题;1962-1965年,他已经50多岁,他老当益壮,担任苏南望亭稻麦生产样板工作组的组长,带领着几十位中青年农业科研人员,与农民生活在一起,进行水稻和小麦的高产示范田的技术指导,并研究解决在不同土壤等条件下怎样运用陈永康经验,怎样在单季稻和双季稻两种制度中达到高产等问题。

望亭样板的水稻高产经验,在60-70年代,影响苏、浙、皖、沪、湘、鄂等省市,对于当时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

5.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

农业科学是探索农畜生物生长发育规律,寻求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的科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它就不容许有任何虚夸不实,而必须实事求是,根据数据和事实下结论。

中国在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中,全国出现了一股严重的浮夸风。各地报道有几千斤,几万斤的稻、麦亩产。江苏分院的农业老专家们并没有跟着这股风转。

陈永康同志当时就不相信有几千斤的水稻亩产。领导人问他的水稻单产时,他准备着带‘保守“的帽子,:“我的水稻田最多一千多一点。”水稻栽培专家吴闓直先生,见到报刊登载水稻“卫星田”的产量的不断升级。他就产生疑惑:“丰产指标过高,究竟是跃进,还是冒进?”他负责省委书记江谓清的双季稻高产田,最后以早稻900斤,晚稻500斤的产量如实上报。

这种不随风转,不怕压力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6. 诲人不倦,抚育青年的精神

本书所怀念的农业老专家,都十分重视对于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培养。

凡是与崔继林先生接触过的科技人员,无不对于他的诲人不倦,乐于育人的精神所感动。他本人熟悉英、日、俄等多国语言。他自己的专业是植物生理,而他阅读的科学文献,涉及作物遗传育种、作物生态与栽培,植物病理学,农田杂草学,农业气象学等。在他晚年,他广泛阅读国外分子生物学的书籍和文献。由于他学识渊博,思路敏捷,各种专业的中青年科研人员都喜欢找他请教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即使一时答不出,他也认真地去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可能第二天,就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本书中的各篇怀念文章,都讲述了撰写人接受老专家的培育过程。例如黄骏麒谈到华兴鼐先生对于他的帮助;傅寿仲谈到姜承贯先生对于他的引导;邱瑞镰谈到张必泰先生对于他的恩情;蒋荷谈到周泰初先生对于她的教导;董亚芳谈到何正礼先生对于她的培育等等。

江苏省农科院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大批优秀的农业科学家的成长,都与本书所怀念的老专家们的精心抚育分不开。

六.寄希望于当代青年农学工作者

历史这本书翻过一页又一页,时代已经进入了21世纪。

今天的中国,中国的农业,国际农业科学,已经与本书的怀念对象当年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了。

华东农科所与农科院江苏分院时期,中国农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农业科学追求的目标主要是各种农作物的高产和减灾、畜禽动物的增产和防疫。当前和今后的农业科学追求的目标要广泛得多,如农作物和畜禽动物的优质和高效,食品的安全、农业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农业的产业化、外向化与区域化,农产品的加工、保鲜,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农民的致富,新农村的建设等等。

国际农业科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将农作物和畜禽动物的育种、植保和防疫工作,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计算机、软件、遥感、GIS、GPS和全球网络等所组成的电子信息技术,使整个农业科学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科学服务于农业的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当代的青年农学工作者,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国家和人民对于农业科学的新要求,攀登国际农业科学的新水平。

任务是不同了,研究的手段和水平也提高了,但是人的精神是不变的。本书所介绍的老一辈农业科学家的高尚精神是他们留给当代青年人的无价的精神遗产。

老专家们的热爱祖国,矢志不移的精神;关怀农民,献身农业的精神;立志科学,严格严谨的精神;学而不厌、奋发进取、自主创新的精神;深入田间,深入农村、深入实际的精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金光闪闪的精神和品行,难道不值得年青一代虚心地学习吗?

本书的各篇文章的作者,现在绝大多数也已经是古稀之年。他们对当代年青一代的农业科学工作者都有殷切的期望,希望你们踏着老一辈农学家的足迹,继承老一辈农学家的高尚精神,为中国21世纪的农业科学做出更光辉的成绩,为中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作出你们新的贡献!

2005-12-7 初稿

张浚生:漫谈大学合并

(原载于《大学(研究与评价)》2009年第6期)

[摘 要] 通过对浙江大学合并的背景、过程、发展和效益等分析,说明通过合并,浙大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达到了合并的预期目的,从根本上提高了学校的办学层次、水平和质量。大学合并之后的发展关键在于实施整合措施,如提出高奋斗目标,调整学科结构,制定与落实发展规划,细致处理各项政策等。
[关键词] 浙江大学;大学合并;融合;学科建设

20世纪末期,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中一项内容是一批大学实行合并。本次院校合并工作起因于1994年原国家教委在上海召开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在这次会上,为改变当时高校隶属关系比较复杂且条块分割的状况,提出了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八字方针和五种形式。八字方针是“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五种形式是“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协作办学、合作办学、划转地方政府管理”。在实施这个方针的过程中,1998年9月15日由原来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新浙江大学成立已经10年,总结和回顾一下四校合并的历程和成效将有助于增进人们对20世纪末期院校合并相关问题的理解,并且为其他合并院校发展提供借鉴。
一、新浙江大学:四校合并
浙江大学前身是1897年在杭州成立的求是书院,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四所现代大学之一。学校历经变化,1927年定名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的名字延续至今。1936年,著名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杭州沦陷,竺可桢率领浙江大学师生经江西、广西,辗转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坚持办学。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浙江大学汇聚了众多名师,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20世纪40年代英国科学史专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剑桥大学生物学家李约瑟博士先后两次到浙江大学参观考察,盛赞当时的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有些院系被分散到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留下的分成四所院校,原厦门大学的工学院和之江大学的工学院部分专业调入浙江大学,和其工学院组成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及一部分文理学院的学科组成浙江师范学院,后发展为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农学院单独成为浙江农学院,后发展为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单独成为浙江医学院,后发展为浙江医科大学。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许多原来的综合大学被拆解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等,还成立了许多专科学院,如钢铁学院、化工学院、地质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等。有些学院经过调整后,设有文学院和理学院。这些学校称之为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即是说,此次院系调整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理、工、农、医、法学科俱全的综合性大学不复存在。特别是工科院校,缺少理科的支撑,教学质量难以提高。有鉴于此,浙江大学于1957年在工科院校率先恢复理科,但相对于过去浙江大学的理科力量薄弱得多。许多教育界人士希望国家能尽早恢复或建立一些学科齐全、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9年,浙江大学校长刘丹率领一个教育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回国后就访问所得认真进行整理总结,提出在我国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特别指出:“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使得一些基础较好的、拥有文、理、工、农等学院的老大学都分成文理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及一些专门学院,以致当前全国竟没有一所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学院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这对我们这样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很不相称的,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缺陷。因为,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各门学科互相渗透,新兴边缘学科不断产生,而多科性综合大学由于各种人才汇集,图书仪器也比较齐全,容易吸引和组织校内外各门学科的专家,经各方面合作,突破传统学科的框架,有效地发展跨学科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学,因此较快适应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同时,师生在这样的大学里教学,耳濡目染,集思广益,思路开阔,有可能比在单科性学院和文理大学里教得更好,学得更活,提高得更快,更有利于出高质量人才和成果。”并且建议“从长远的战略观点考虑,我国当下决心在各大区、重大城市创办或恢复一些综合性大学”。由于当时的条件,这个建议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四校曾经签订过一个联合办学的协议,但还是不能起到一个综合大学的作用。因此,四校的领导层一直在考虑如何实现这个愿望。
前已述及,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就高等教育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结构布局进行了调整,开始有一些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大学。在这个情况下,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院士和浙江大学副校长王启东教授1996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主动向中央政府提出原来分开的四所大学重新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提议,并得到中央领导、教育部和浙江省政府的支持。经过两年的沟通协调,并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于1998年9月15日重新合并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有人批评我国的大学合并是政府领导人的长官意志,是瞎指挥。以四校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而言,并非如此,而是学校基于发展愿景提出申请并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而实现的。
二、新浙江大学的跨越式发展
我国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有相当数量的大学实行了合并。确实,有些学校合并是成功的,效果是好的,学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的合并并不成功,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对大学的合并是否有必要,有各种议论甚至批评,这也是很自然的。浙江四校的合并,各界普遍认为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李岚清副总理在《教育访谈录》中谈到大学合并这项工作时认为“浙江大学就是个成功的范例”,并说“该校合并以后,教师实力、学科结构、学校的扩建、办学规模、教学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国内都名列前茅”。“无论在软件还是硬件方面,都加快了创建一流大学的步伐”。2004年7月,教育部周济部长在一次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六年来(指新浙江大学成立六年)浙江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发展的标兵,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
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学者也以新浙江大学的成立作为例子,认为合并后的浙江大学“规模之庞大、学科之齐全、实力之雄厚,令人刮目相看。新浙大的组建,是我国大学教育体系改革的又一重大突破,是世纪之交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也是我国高校实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重要成果”。1[2] 众所周知,作为一所高层次的高等学校,必须承担起三项重要任务:为社会培养一定数量的具有高综合素质的人才,创造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从这些方面看,十年来浙江大学可以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一)人才培养
新浙江大学合并时,必须保持原来四校的本科生招生规模并所有增加,但同时又坚持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统筹发展,适度控制本科生规模,逐步加大研究生规模。在教育理念中坚持“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确定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的培养目标。加强专业整合与改造,优化专业布局。经过调整,从合并时的144个专业调整为112个。经过10年发展,在校全日制学生的规模和结构持续优化,研本比从并校初期的1∶4.5提高到1∶1.4。至2008年6月在校全日制学生总数39136人,其中本科生22922人,硕士生9591人,博士生6623人;其中,专业硕士研究生6291人,外国留学生1774人。
由于教学资源、培养方案不断优化,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高。2003-2007年浙江大学学生参加国际大学生学科竞赛共获奖74项,其中有两队两次获得美国大学生数模竞赛最高奖——INFORMS奖;参加国家级大学生学科竞赛共获奖100多次。浙江大学本科生还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200多篇,其中有的是影响因子大于6的国际权威刊物。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数及提名数均列全国高校前列。数学专业在读博士生还在《美国科学院会刊》发表论文,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高校首次在该杂志上发表的数学论文。200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了“首届中国百篇最具影响优秀国际论文”,浙江大学共有6篇入选,其中2篇的第一作者是在读博士生。
(二)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关键。学校的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规划为重点,全面提升科学竞争力,支持重点,优化布局,整体推进。根据学科规模、学科水平、发展潜力、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及学校学科整体布局的要求,对不同学科实行分层次滚动建设。合并初期浙江大学有13个国家重点学科,主要集中在工学、农学、理学和教育学门类。经过10年建设,2007年经国漫谈大学合并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已经形成14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10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国家重点学科覆盖二级学科达71个,涵盖了工学、理学、农学、医学、管理学、教育学、法学、文学八个学科门类。重点学科数显著增加,覆盖面更广,学科分布更加合理,结构显著改善。原四校共有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1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75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学科217个。现在,浙江大学在11个学科大门数上有41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245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321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学科,1个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14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43个博士后流动站。
(三)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讲都有重大突破。科研队伍的规模和水平,科研基地的建设上都取得重要进展。我国实行的973计划,是国家支持基础研究中体量最大的项目类型。截至2007年,浙江大学已获批项目8项,居全国高校前列。十年来全校科研经费从3.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4.02亿元(2008年达17亿元)。被SCI收录的论文从346篇增长到3146篇,授权专利数从78项增加到803项。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质量不断提升。目前进入ESI前1%的学科已达到10个。2007年,到校的科研经费、获国家科技大奖数、国家重点实验数、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数均达到全国高校第二位。SCI收录论文数、输出技术合同交易额均居全国高校第一位。EI收录论文数列全校高校第二位。经过10年发展,与国际知名大学比较,浙江大学的科研已经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规模基础。
(四)社会服务
浙江大学的合并是省部共建,共建的基础就是对全国和浙江省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在服务立项上以浙江省和长江三角洲为重点,服务西部,面向全国,不断拓展。在服务内容上教育与人才培养、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决策咨询全面推进。在服务形式上,从教师自发的项目合作到学校有组织地进行资源整合。在科技合作和成果转化方面,学校与地方、企业的科技合同金额从8000余万元增加到7亿元。十五年来,完成地方政府和企业的R&D(研究与开发)项目19000余项目,合同金额超过33亿元,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01年经国家科技部、教育部批准,首批浙江大学科技园开始创建,以“一园多点”方式,主园区在杭州,并在浙江宁波和江西南昌建立了分园,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辐射。
在人才培养上不仅比合并前培养了近三倍的全国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和研究生,还分别和杭州市、宁波市政府合作组建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独立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大学城市理工学院,现在两所学院的在校本科生人数分别达到了12000人左右。总之,对照教育部1998年四校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的文件中提出的“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对于面向21世纪在我国组建若干所规模大、层次高,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希望“新的浙江大学建设成为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学,为浙江省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学术繁荣做出新的贡献”。新浙江大学10年的建设和发展为达到这个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四校合并的效益分析
通过合并,新浙江大学的学科布局结构合理,学科综合实力得到增强,从而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完成大学为国家和社会承担的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一)合并提高了办学的层次和水平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都必须是多层次多元化的。有些大学应该负起提高整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和科技水平,应该是创新能力的体现者,是知识文化的创造者;有些学校则负责提高全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有些应比较直接解决面对社会的问题,包括技能性的训练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能力。不同类型的大学总体上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存在分工不同,高层次的大学由于历史的原因或其内在的能力,就应该负起一般大学难以承担的更为重要的责任。并校前,四所高校一所属部属学校,三所为省属高校,各自都在其所属的层次上处于前列,但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向前迈步也都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三所省属高校要进入全国重点大学的行列,难度更大。通过合并,三所省属大学都进入了全国重点大学的行列,无论从招生、教师安排、教师聘任、职称晋级、科研项目的申请、成果评定等都在高层次上运行,这对于培养数量更多的高层次学生以及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都提供了良好条件。例如四校合并经过10年的发展,学校的师资队伍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学校过去10年共聘请国外专家、学者3000人来校讲学,进行合作研究和指导研究生。320余名国际知名学者获聘学校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其中包括数十名诺贝尔奖、菲尔茨奖、图灵奖获得者,如国际数学科学大师丘成桐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戴维·罗格斯教授、菲尔茨奖获得者威腾教授(EdwardWitten)、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教授等。
(二)多学科综合有利于学科交叉,产出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就科学技术而言,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科仍然在高度地分化,同时许多不同的学科又相互交叉、融合、渗透,并在此过程中产生许多新的学科和边缘学科。而且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综合性大学由于其学科较为齐全,有利于在内部组织这类交叉学科的研究平台,而且对培养学生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实施学科交叉的能力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近年来我国实行“111引智计划”,即从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优势学科队伍中,引进、汇聚1000名海外学术大师、学术骨干,在国内高校建设100个一流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以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科技成果、提升学科的水平、提高该校整体水平和国际地位,这是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为在我国高校中落实建设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大学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由于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综合实力较强,该计划自2006年启动以来,学校已有三个项目成功入选。
(三)在更高层次上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近几年来,浙江大学参与国家一些重大项目的研制,如神舟号飞船的工程项目等,并在其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近年来,化工学院教授在有机半导体研究中发现了光学极性反转现象,理学院物理系教授在铁基超导体中的新发现和农学院教授发明的控制转基因水稻“意外传播”等都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政府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决策后,浙江大学积极参与,先后派出28名高层次人才赴浙江省湖州市挂职,参与这项工作的教授专家近4000人次,并有1000多名在校大学生前往参与社会实践及学习锻炼,学校还与有关部门及企业签订合作项目300多项。如支持杭州市的建设,市校合作共同开展建设“和谐杭州示范区”,为杭州市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四)通过结构布局调整以便充分利用资源四校合并前,据当时统计,重复建设的学科有16个,占当时四校学科总数的10%。同一学科中高层次人员分散在不同学校,有的学校一些重点学科只有极少数高层次人员。合并后,有关学科无论从人员结构和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方面都得到加强,保证了学科建设更快地提高。如果不合并,每个学校都在考虑增加更多的专业,建设更多的学科,这种学科建设低水平重复的情况会逐步增加,必然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以管理成本而言,合并前四校校级领导成员共38人,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校级领导成员13人,几近于原来人数的1/3。中层管理人员经过两次调整,只占原来四校中层管理人员的40%,管理成本大大节约。人员经过筛选,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
四、四校合并后的整合措施尽管四校同根同源,但毕竟各自发展了46年,在此期间各校各自发展,都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而且由于领导体制、内部管理上存在差异,学校合并后也必然涉及到利益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工作上必须认真处理好有关问题。
(一)提出高的奋斗目标,以发展促融合学校合并后只有一个统一的法人,实行人、财、物、教学、科研五统一,如果仍然分散,必然难以达到真正的融合,也会失去合并的意义。而要做到真正的融合,首先要使全校人员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既是鼓舞人心的,又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为此在并校时就十分明确合并的目的,绝不应单纯追求规模大,而应该追求层次高。学校明确提出,经过合并,要在国内建设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大学,在20年内,也就是浙江大学建校120年(即2017年)左右能够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并且提出了分步实施的计划,即五年打基础,十年见成效,再奋斗十年达到既定目标,以此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并要求全校上下树立“一流意识、全局观念、奉献精神、踏实作风”的精神风貌,同心同德为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努力。
(二)及时调整学科结构,制订发展规划并认真组织实施学校合并之后,将原来的有关学院按照“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的原则予以调整,重新组建了20个学院,其中理、工、农、医等14个学院,经济、管理、人文、法学等6个学院,随后又做了一些调整,增设了计算机及软件学院、航空航天学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运作,最近又对学科结构、管理体制进一步加以调整,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学科建设的科学性及运作的高效性,以利于学科更好地发展,水平更快地得到提高。为了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浙江大学及时制定了发展规划。从1999年开始,广泛发动院、系、部门进行讨论,紧密结合国家实施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在深入讨论归纳的基础上,先后制定的《浙江大学中长期事业发展纲要》、《浙江大学学科与队伍建设规划》、《浙江大学“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等多项规划,通过这些规划的制定,在学校建设发展的基本思路、发展步骤和重大措施等方面取得了共识。规划制定后,学校不断创造条件,认真组织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三)细致处理各项政策学校合并,涉及各方面的问题很多,如人员的精简分流、原来各校的许多制度的差异、同类人员工资福利的不同等。对此必须进行细致的处理,以保证学校秩序的稳定。总体原则是就高不就低,过去哪个学校的制度更合理、更有利于提高办学水平就吸收采纳或适当调整成为新浙江大学的规章制度。分流人员如工作岗位、职务变动,原来工资待遇继续保持三年。年轻的员工调整后鼓励带薪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总之,合并后要使得每个成员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工作井然有序,人员心情舒畅。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有一个稳定的校园环境,不能操之过急。为此,学校用了半年时间调整行政部门,院系调整则花了一年时间。
(四)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保证学校各项事业快速发展为了支持学校合并、省部共建,国家和浙江省都投入了大量经费,对于这些投入的经费,学校认真安排投入到学科建设中,同时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加快学校软硬件建设。并校之初,学校生均办学资源的排名曾降至部属高校的下游水平,目前总体办学条件有了跨越式发展。十年间,实验室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新建重点实验室20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4个,11教育部重点实验室8个,浙江省重点实验室8个,仪器设备总产总值从4.3亿元增长到19.9亿元。在基本建设方面,仅以学校基建处负责的项目为例,共完成投资额30多亿元,完成建筑总面积94.8万平方米。同时利用各种资源,新建教职工专用房80多万平方米,是1998年教职工住宅面积的1.4倍。财务总收入从1998年的7.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43.5亿元,固定资产值从10.3亿元增长到61.8亿元。占地3100多亩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于2002年10月份正式投入使用,一个“现代化、网络化、园林化、生态化”的新校区展现在人们面前,为师生的学习生活环境的改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五、总结
总体而言,四校合并工作是成功的,学校一直保持稳定,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分三步走的计划,前两步已经达到了既定的目标,为今后十年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浙江大学的合并之所以成功,因素很多,包括中央、教育部、浙江省、杭州市等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四校属于同根同源的内在联系,全校上下一致奋发积极向上的精神等。经过浙江大学并校十年的实践,笔者认为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布局进行改革调整是必要的,当时提出的“八字方针”也是正确的。改变自1952年以后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的状况,在有条件的地区或学校恢复或建立一批学科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很有必要。把过去分散在各个有关部门管理的学校归并到教育部或所在地方政府管理也是合理的。而且就我国的情况而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由一些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经济、技术的状况已经改变,再由其管理大学和专科学院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至于社会各界对20个世纪以来进行的大学合并工作仍有一些争论,或是因为有些人对这项改革的全过程缺乏深入了解;或者是因为确有部分院校合并工作不成功,合并不仅没有带来新的发展面貌,还遗留了一堆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对于院校合并,一方面要具备前提条件和需要,另一方面在合并工作中要重视实现真正的融合。此外,合并还需要足够的外部支持。总之,如果开始并校的目的不明确,条件不成熟,就难以成功。而且就一个国家而言,也并无必要把大学都办成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大学必须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类型,分担不同的任务。

学生眼中的沈善炯 朱家璧访谈录

  受访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朱家璧研究员
  访谈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8年7月30日,2008年8月1日
  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熊:请介绍一下您的经历以及您所了解的沈善炯先生。
  朱:我生于1935年,1956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毕业,然后被分配到植物生理研究所。
  熊:做研究实习员?
  朱:毕业分配时,学校让我考植物生理研究所沈善炯先生的研究生,考得上就在那儿做研究生,考不上就做研究实习员。我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怎么复习,就去考了一下,结果没考上。那一年,王孙仑考上了。他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在东北哈尔滨某医院做过三四年医生。他早就有心考沈先生的研究生,准备得非常充分。洪孟民和金以丰是沈先生最早的研究生,1955级的。
  由于没有考上研究生,所以我以研究实习员的身份到微生物研究
室工作。沈先生是这个研究室的主任,他重视学科交叉,希望能够与不同专业的有学问的人多做交流,一起合作研究。所以,这个室从外面聘请了一些兼职人员。植物病理学家、南京农学院的方中达教授是其中的一位。他大概比沈先生大一两岁,是沈先生在云南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时的同学。沈先生想用噬菌体做材料开展一些研究,就让我去跟方先生学习。他亲自坐火车带我去南京。在我之前一年有一个叫杨常仁的研究实习员已被沈先生送到方先生那里,以后,我们两个就跟方先生工作。我在南京待了一年,1957年回到所里,继续用噬菌体为材料做一些研究工作。方先生每个月来一次指导工作。方先生每次来,沈先生都跟他一起听我们汇报和讨论安排工作。
  然后很快就开始了“大跃进”。我们所先是下乡“总结农业丰产经验”,然后“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时是不做业务的,每天都在小高炉上忙到很晚,我也参加了。
  熊:沈先生呢?
  朱:我记得“大跃进”时沈先生下厂了,他跟上海制药三厂一直有联系,厂里经常派人到我们微生物室来,沈先生也过去,跟他们一起开会讨论。下厂跟运动是否有关我记不清楚了。
  然后沈先生去苏联工作了一年,他回来之后,将微生物室扩建成立了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当时中国科学院要发展微生物研究,虽然在北京已建立了一个微生物所,但觉得上海的力量挺强,就在我们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之上,又组建了一个。
  熊:上海微生物所坐落于什么地方?
  朱:我们微生物所被安排在有机所的一幢大楼中。为什么会到那里去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50年代上海分院原计划在零陵路345号的空地上为实验生物所、生化所、生理所、植物生理所各造一幢科研大楼,可是因为“大跃进”运动,只落成了一幢——植物生理所的这幢。有一次分院开会时,有机所的党委书记提出,你们植物生理所面向农业到农村去,那么在城市里就不必要保留高楼大厦了,这幢楼就给我,(大意如此,当时还用了一些先进口号)。会上就这么决定了。后来我们植物生理所的人经常“骂”我们当时的党委书记赵毅无能——送掉了实验大楼。现在科学院决定让我们微生物室独立建所,到什么地方建呢?最后就定在已给有机所的那幢楼的四楼——给了我们半层楼,共十几个房间。1960年时整个微生物所都在有机所那楼上。那幢楼现在不存在了,就在今年刚刚被炸掉了。
  熊:此前你们微生物室在哪里办公、做实验?
  朱:最早,微生物室在武康路69号,1956年我刚分配过来时就在那里上班。那是一幢在“三反”、“五反”时没收自一个资本家的小洋房,底层五六间,楼上两三间,前面还有个花园,现在已被拆除了,在Ill$JD建了分院的一幢宿舍。此外,岳阳路320号也有一两间微生物室的实验室。
  熊:上海微生物所存在了多长时间?
  朱:1959年酝酿,1960年正式成立,1961年撤销,上海微生物所只存在了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又回归植物生理所。
  熊:这个所留下来的文献材料较少,请您多介绍一下它的情况。
  朱:成立所之后,我们仍不时去岳阳路一起开大会,回归植物生理所后也没变更位置,所以我对这个所印象不太深了。只记得当时工作红火,我们业务抓得很紧。大家忙忙碌碌,没有闲逛的,从早到晚没什么空余时间。早上8点以前大家都到实验室,晚上经常忙到深夜九点、十点才回家。
  熊:工作这么忙,是沈先生要求的吗?
  朱: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微生物室就已经有了这个风气。工作抓得很紧,白天没有人坐在那里闲聊的。这个室与植物生理部分的工作性质不太一样,植物生理部分的工作人员平时经常下乡、下点,在外面的时间多,冬天回实验室整理、总结资料,相对比较闲一些。我们忙,跟微生物材料的生长周期比较短也有关系。
  熊:忙碌风气的形成与沈先生关系更密切吧?
  朱:那当然,沈先生是业务负责人。他的脾气多急啊,什么事情今天交代了,明天早上就问,就要看结果。你要是做出了稍微像样点的东西,他会过一阵就来看一次,有时候一天要我们汇报两次。而且他总是一本正经,所以我们看到他是有点害怕的。我们这些人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这里,在他的要求和训练下,很快就养成紧张工作的习惯。
  熊:当时上海微生物所有多少人,党的领导人是谁,分几个室(组)?
  朱:那时候微生物所也就三五十人,除原来微生物室的党支部书记陈广澧外,上级还派来了杨坚作为领导主管政治,他是一个团级以上的干部,合并以后任植物生理所党总支副书记。所内分五个组:代谢组,组长是陈俊标,成员包括王孙仑、顾德安、徐美琳等;生长发育组,组长焦瑞身;噬菌体组,组长司稚东;遗传因子组,组长洪孟民;自养菌组,组长宋鸿遇。焦先生、司先生都是沈先生请来的。
  熊:您当时是什么职称?
  朱:1960年时我升为助理研究员,洪孟民、陈俊标等当时可能已经是副研究员了。
  熊:那时候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你们的工作可有困难?
  朱:研究经费一直是上面拨的,上面对我们很支持,没听说化学试剂、仪器不够的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做的题目是比较多的,而且理论课题占大部分。
  熊:请介绍一下1962–1964年间沈先生的工作状况。
  朱:从广外1回来后,他的积极性变得更高了,工作抓得非常紧,憋着劲要赶超。
  熊:那时候他自己动手做实验吗?
  朱:我到所之后他自己动手就比较少了。他太忙,主要是做指导。他站得高,看得远,提出一个个的题目,指导学生去做,然后分析结果。看结果时,他是比较具体的,直接询问操作者。
  熊:那几年你们主要在做什么研究?
  朱:大概从1960年起,沈先生带着一些学生开始研究细菌遗传。我从1962年起也开始做遗传生化方面的课题。洪孟民、陈蕙珠等是以青霉素处理细菌,从对青霉素呈抗性的细菌中提取核糖核酸(RNA)作为材料进行细菌的遗传性转化因子的研究。沈先生让我以链霉素为材料做试验,结果,未能证明他们的观点。以后还进行了枯草杆菌中丙氨酸脱氢酶和谷氨酸脱氢酶等的研究。
  那个时候,沈先生跟支部书记陈广澧谈话很多。我当时心里说,怎么你们每天都有那么多讲不完的话!要知道,因为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我们实验室内,不要说跟沈先生,就是年轻人之间也不怎么闲聊的。同事、同事,真的只是共同工作,不大谈生活的,更不会私下交流对社会上某些事物的看法。万一不小心说出来的话在下一个运动时被告发出来了呢!但沈先生和陈广澧不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之间的关系都相当融洽。陈广澧是专职的行政干部,不搞科研,平时她对贯彻沈先生的意图是十分积极的。我们从来没想到陈对沈有那么多的“意见”。
  熊:“四清”运动是怎么在你们研究所开展起来的?
  朱:我们所是“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也即重点单位),当时分院的头头们都来了。新上任的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白学光管整个分院的运动,冶金所党委书记李学勤具体管我们所,派了一个工作队过来。驻扎在我们微生物室的有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孙仲祥,是从生化所过来的党政人员。其他工作队队员也来自分院系统,主要是外所的党政人员。他们到所里来发动群众,一个个找,个别谈话。
  有一天晚上,党支部开会。支部书记陈广澧说:现在正搞“四清”,请大家对支部的工作提提意见;支部不是空的,支部成员平时有哪些做得不恰当的,有哪些资产阶级作风,大家在会上谈谈。
  我当时不知道陈广澧已经揭发沈先生了,还以为只是一次平常的会。而那天沈先生一到会就发火,说生化所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讲徐京华“叛党”(或者“叛国”,一直到今天我都没弄清楚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对他那种凶巴巴的样子有看法,就开始对他提意见。我们支部内的几个党员平时都不大受沈先生的重视。沈先生这个人很直,说话不讲什么策略,他觉得某个人好,就直接讲谁比谁好,而得到他表扬的那几个人都不是党员,所以,我们几个党员心里就有点不平衡。我那天在会上说:你是党员,为什么在业务上不多培养培养我们这几个党员?我们几个在工作中也都是很肯干的,只是因为个人的基础、资历等原因,暂时没有产出突出的成果。要注意红和专的问题、组织原则,等等。
  沈先生根本就听不进去,我一讲他就走。我也生气,心想平常没机会说,在支部会上,我给你提点意见,你为什么站起来就走呢?这是什么样的态度?我就是要讲给你听。所以他一走我就停,他一来我又讲。这样反复了几次,他气得要命。后来我才明白,沈先生这个人根本就不管你是不是党员,哪个在工作上有成绩,或者有新发现,他就表扬谁。而那天晚上他之所以火气特别大,还因为此前陈广澧已经在工作队召开的会议上揭发了他,并给他戴上了“叛国”、“反党”的帽子。
  熊:那次揭发对沈先生的打击很大。
  朱:长期以来,沈先生都是一心一意搞科研,一下子被扣上那么大的罪名,他完全不能接受。尤其是他比较重感情,原来无话不谈的人,居然一直在拿着本子记载他的“反动言论”,并突然在领导面前揭发他,这令他更加受不了。本来他还有机会去申辩一下的,但他这个人一点都没手段,伤了感情之后,硬是一句话都不肯讲,只是要求大家对他进行调查。可一旦成了运动的靶子,又怎么会调查出真相?人无完人,总是能挑出问题的。比如,虽然他爱国,但在运动中有入揭发,他在发起火来时,也说过“这里还不及美国”这样的话。再如,困难时期,面对食堂所提供的极差的饭食,他曾发牢骚说。吃得还不如日本监狱好。在运动的时候,这些话语被曲解成他在宣扬共产党中国还不如美帝国主义、日本法西斯,并被上纲上线为叛国、反党。
  熊:陈广澧在多年以前就想着要揭发他?
  朱:记录他人讲的话,是陈广澧的一个习惯,并不意味着那个时候她就想着要揭发某人。我猜测,她之所以突然揭发沈先生,主要是因为她的政治嗅觉。她是搞政治的,感觉“四清”运动的对象可能包括沈先生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殊党员”。为了“立功”,为了划清与沈先生的界限,她做出了第一个起来揭发的选择。
  熊:沈先生平时也很重感情,对吗?
  朱:沈先生性子急,处事不讲情面,不管是谁,如果他认为做得不对,马上板着脸,心里一想通,又立即来个180度的转弯。他同情弱小,有时候心肠很软。举个例子:有一天,金以丰弄坏了一个比色皿,她生怕沈先生批评,都快急死了。我们就帮她出主意,让她一看到沈先生就哭。结果正如我们所料,沈先生不但不责备,反而过来安慰她。
  熊:“四清”时他已经挨过整了,为什么“文革”一爆发,又开始整他?
  朱:正因为他已经被整过了,所以批判材料比较现成。记得有一次开大会斗他。开会之前,党总支就已经布置好:你发什么言,他发什么言,一定要把会议开得既上纲上线、十分隆重,又不重复。于是,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一个个走上台去,有的批他的同志关系,有的批他的工作作风……他最欣赏的学生王孙仑,则被要求站出来揭发沈先生在业务中的问题。那时候没办法,要人人过关的,王孙仑也不得不上台去说。
  熊:就算不愿意,也必须上台去表态?
  朱:也不完全是违心的。我当时确实认为,想抢先、想出名、有一点成绩就要炫耀,这些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那个时候,关于何为资本主义道路,是有明确评价标准的。我当时认为,沈先生的某些做法,对得上那些“标准”。不能说我讲的那些话都是违心的,我当时并无那么高的觉悟。如果大家都认为假,都感觉违心,运动怎么能搞得那么厉害,怎么能让全国有那么多人参与?
  熊:看来当时的评价标准是个重要问题。当时组织上有没有动员沈先生去讲什么话?
  朱:在批判别人,如批判殷宏章先生时,也动员过他。但沈先生这个人,硬就硬在这里。虽然他私下也曾提及过殷先生的缺点,但让他在公开场合去批斗老师,他绝不肯为。他非常倔强,有一次人家斗了他十天十夜,他仍然既不自己认罪,也不揭发别人。
  运动的时候,有些人一挨斗就乱七八糟交代,但沈先生从来都不乱揭发人,这令我十分佩服,两相比较,更显沈先生的正直。从此之后,我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以前我不是说他偏心嘛,后来也没意见了。他固然没表扬我们,但也没对谁使过坏。他的脾气是有点大,但那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熊:沈先生那代人受传统教育比较多一点。
  朱:在我的印象里,沈先生对父母、老师,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的。我觉得他头脑中有一些传统的东西,非常讲究忠孝仁义。他觉得父母、老师是他的长辈,小辈是不可以去讲长辈的。而我们这些低他们一辈的人,脑子里没有这些东西。拿我来说,是在教会学校长大,中国传统的东西接触得很少;上大学之后,上面又要求我们对传统持批判态度。
  熊:请介绍一下1973年沈先生在植物生理所建立生物固氮组的过程。
  朱:1978年后我才参加这个组。我在“四清”时讲过他,他对我印象不好,所以在组建新的生物固氮组即开展遗传(分子遗传)研究时,他没有点我的名。
  熊:那时候他有权力挑选工作人员了?
  朱:应当还是有一定权力吧。1974年时,他被结合到所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所谓他“反党”、“叛国”,都没有真凭实据,而脾气不好、态度不好什么的,都不是原则性的,所以后来就把他结合了进去。
  熊:沈先生是不是很重视培养人才?他培养了多少学生,其中有哪些特别优秀?
  朱:他很重视培养人才,但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并不见得很多。像我这种跟着他的工作人员(我来所做研究实习员时,所里明确说沈先生是我的导师),先后有一二十位。在恢复研究生制度之前,他为很多单位,如中科院遗传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医药工业研究院、华东化工学院、武汉大学、广东微生物所、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培养过进修人员,他们大都是单位中的骨干力量。他还培养了30多位研究生,除我们所的以外,上海交通大学也有过一些,他们现在大部分都在国外。在这四五十位学生中,王孙仑、洪孟民、金以丰、熊跃等人是特别优秀的。可惜王孙仑在“文革”时期就去世了。洪孟民是我们单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金以丰是南京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教授。熊跃现在四十七八岁,几年之前就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正教授了。
  熊:可以从哪些角度认识沈先生,请提供几个关键词。
  朱:爱国、正直、认真、直率、倔强、重感情、爱打抱不平,这些都是他的特点。

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研究(1912-1949)

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研究(1912-1949)

院 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
专 业:教 育 史
研 究 方 向:中国近现代教育
博士研究生: 慕景强
指 导 教 师: 金林祥 教授
2005年4月完成


论文摘要

民国期间,社会几乎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中。可以说,民国的历史是一部政权频繁更迭、战乱不断的历史。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当然这也和清末、民初西医教育一直为外国势力所垄断有关。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的结果,使医学教育几乎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当局虽偶有教育改革政令,多数情况下应者寥寥。政府的不作为,却也给了医学教育自由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在1926年至1937年这段时间里,政局相对稳定,民国西医发展也流派纷呈,成为民国西医教育发展的辉煌时期。

我国西医教育源于传教士。从客观上讲,传教士和教会医院在把西医引进中国和培训医务人员上功不可没。另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西医派别之争,在学术上起到了百家争鸣的效果,这也促进了民国西医学术的发展。但这些传教士与国外政府或团体,有些是为本国的侵略政策服务,也有一些是抱着人道主义或宗教信仰的原因来到中国办医学教育。所以,我们对西医来华的评价在看到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其负面影响。

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便是重新去追寻那段历史,尽量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中探寻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脉络,总结得失,给历史以应有的尊重:谁为民国的西医教育做出了贡献?有哪些贡献?民国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又贡献了什么?如何评价民国的西医教育?

由于一篇论文无法面面俱到,综合各方面因素,本文最终选择从四个角度切入民国医学教育的历史。也就是说,本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四章。

第一章从时间维度上对民国西医教育做一个总体的把握。为了研究的方便,把民国西医高等教育划分为三个时期来展开:奋力前行的萌芽时期(1912年——1926年);西医教育本土化及其鼎盛时期(1927年——1937年);逆境图存的低谷时期(1937年——1949年)。本章对民国前期西医的出现及其发展情况亦作了简要的回顾,作为本章第一节的内容。

第二章对民国西医高等教育采取了从类型切入,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的依据既考虑了各院校的主办者,又考虑创办的时间顺序,分为四类,每一类选取其典型代表进行论述:教会医学在民国期间无论在办学数量还是在办学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影响也最大,因此,教会西医高等教育便作为第一种类型,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以其鲜明的特点和高质量而成为教会医学教育的典型代表;第二种类型为国民政府办西医高等教育(含国立和省立),主要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上海医学院为例;第三种类型为外国政府或财团办学,主要选择同济作为例子;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些实业家开始创办教育——国内私人办学为第四种类型。并且在章末对这四种类型院校的办学经验及其得失进行了对比分析。

协和医学院在我国现代医学教育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培养的众多高质量的医学人才,对我国的医学教育、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发展都曾起到很大的作用,协和的历史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几十年欧美医学对我国医学的重大影响。因此,第三章以协和医学院为个案,对现存的、能够找到的协和历史资料进行深度挖掘,对它在教育方针、指导思想、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长期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在梳理那段历史的同时,力图给协和一个客观的评价,并对协和对于我国当前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可资借鉴的地方做了探讨。

第四章以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为研究对象。民国初期,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主要是以“英美派”为主,后来则变成了“德日派”的天下。实际上,民国东北地区大部分时间是在日 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西医教育,鲜明的日 本特色应该是其最大的特点,当然,东北也不仅仅都是日 本式的西医教育,还有其它类型的办学方式,但都带有明显的东北地域特色。在承认沙俄和日 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并且区分政 治与学术、日 本军人和日 本人民的前提下,本章对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成绩与经验进行了总结。当然,战争给中国及日 本人民带来的伤害是让人痛心的。

在本文结论部分,总结了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的主要成就、基本经验与历史教训,并对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探索。最大的成就是西医的开创之功,民国期间,西医教育从无到有,从一开始教会医院的零星授徒,到后来几乎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医学院校的出现,从最初的主要由教会办学到后来逐渐收归国有、国家自办医学教育等一系列过程基本实现了西医教育的本土化,最终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另外一个重要成就当然是培养的医疗人才,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分布范围上,都比民国初年有了质的飞跃。在培养了大量的医疗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卫生行政、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各级各类人才,为之后西医教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民国积累了丰富的开办医学教育的经验,对中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主要经验有:积累了丰富的在不同条件、背景下的多元办学模式的经验;如何合理进行医学教育资源配置,在特殊状态下如何发展医学教育的经验;以及建立传统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等等。现时的高等医学教育依然面临办学模式、资源配置、教育模式等一系列问题,民国的这些经验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看到好的经验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民国西医教育带来的教训:现在的高等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民国时期就已埋下了劣变的种子,但这一负面经验更加有助于我们认清现实,坚定前进的方向。


民国前西医教育发展的简单回溯
——1912年前中国西医教育的起源及发展

(一)西医的出现及其历史必然性
西方医学进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已通过一些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到我国。一方面由于这些传教士在中国接触的范围也很有限等原因,当时的西医学在我国影响不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古老文明历史的封建帝国,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医学上,中医源远流长,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加之当时的统治者闭关自守,片面排斥西方医学,以致在鸦片战争前的200多年里,西医流传不开,未能在我国发生明显的影响。

西医学大规模传入我国,是在19世纪中叶,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这时的西医学本身已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它已成为奠基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其特点之一是以科学实验和分析为主。

这时(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的西人主要有商人、外交官、军人和传教士。从本质上来讲,他们都是为了征服中国,只不过采取的手段不同罢了。对于传教士而言,是要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文化,征服中国社会,使中国人皈依上帝,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和灵魂。他们无法理解在中国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竟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完全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于是,他们近乎狂热地投入到“拯救灵魂”的工作。

光有热情和毅力是不够的,最初纯粹的想通过传播宗教来改变中国的做法处处碰壁。而这时的中国以传统武器和观念对抗西方的入侵也连连失败,也正在苦思良策。看来必要的方式和手段是需要采取的,出于不同的需要,双方都把注意力投向西学,中国人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西人想以西学作为诱饵,于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空间里,理智克服了情感,本来相异的科学和宗教,使中西在其中找到了可以合作和交流的共同点。

西医作为最初的传教手段之一,因其相对于古老的中医显得见效快等原因,经历了一段观察和体会而使人们相信了它的科学性。西医最初传入时期,国人是抱着抵制的心态的。其实任何新鲜的事物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一开始大都怀着戒心,用惊奇的眼光远远地观察着。慢慢的,当发现没有什么危险之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便逐渐地靠近,伸手轻轻试探、触摸、把玩不停,最后开始喜欢、欲罢不能。

我国西医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在最初的抵制过程中,传教士通过免费等手段,首先在贫民中打开缺口,逐渐消除人们的戒心。手术的神奇和西药的速效,相对于古老而见效缓慢的中医,人们的心理防线逐渐消退,并且开始向西医靠拢。历史证实,人心的向背往往会成为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于是,西医在我国的发展便水到渠成,并且后来居上,后来的势头和规模都超过了传统的中医。(当然,这其中的原因除了西医固有的优势外,国民政府对中医的人为扼杀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其明显的医疗效果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很快就在中国站住了脚。面对中国广大的需求,同时从事传教与医疗工作的传教士医生不但很快把两种角色的职能分离,而且把培养中国医生,让西医科学更快地传播当成己任。

对于二十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几种确实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一、种牛痘以预防天花;二、奎宁治疗疟疾;三、洋地黄纠正心力衰竭;四、止疼剂和麻醉剂;五、还有一类药物值得提一下——即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发明的阿斯匹林。此药的发现标志着“西医”要向现代医学转化,所以早期人们的常识中阿斯匹林似乎是西医的代表。

西医这时在临床方面最主要的阵地是外科以及与外科相关的眼科、妇产科等。那些精明的传教医生看准了中医在这方面的弱点而充分发挥其长处。如老年性白内障手术最有立竿见影之效果,体表良性肿瘤的切除、断肢术、外伤的止血和清创缝合、膀胱结石(外人最先设医院的广州地区恰是此病高发区)是外医最先选择的手术。稍后,随着麻醉和无菌技术的逐步改进,西方医学在外科、眼科、妇产科、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优越性便日益突出了。二十世纪初来华的外国医生仍常利用他们在眼科、外科(战伤外科尤为中医所短)等方面之特长,通过白内障摘除、兔辱修复、枪弹取出等手术打开地盘。

(二)西医教育的最初形态及其标志

1、西医教育的最初形态——师授徒

在1900年以前,我国西医人才的培养与教会医院有密切联系,教会医院为医疗上的需要,兼收中国学徒。一般收一、两名学徒,教以浅近的医学知识,其目的不过是训练敷裹的护理人员或传教师。这种学徒式的训练方法成效不高,很难算得上是正规的医学教育,而且培养出来的人不能满足当时医疗上的需要,能够培养出象关韬这样出类拔萃的医生的毕竟是极为罕见的,但毕竟还是培养了一些中国的西医人才。

(1)第一位来华医生皮尔逊的贡献
第一位来华医生据史料记载是英国的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 皮尔逊医师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医官,皮尔逊在1805年,在广州引入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种痘法,这是西方医学技术第一次输入中国。

皮尔逊写过一篇《种痘之理论与技术》的文章,当时由其徒弟南海丘浩川(因为头部很长,还得了一个“长首医生”的雅号)将其关于种痘方面的文献辑成一书,翻译成汉语名为《引痘略》,在1817年刊印发行,此后,种痘术便在社会上广受欢迎。但由于求诊者越来越多,仅靠皮尔逊公司的几个同事的义务协助,远远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在1806年招募了多名中国员工,皮尔逊亲自传授技术。而丘本人也是皮尔逊的得力助手之一,并且对于种痘术的推广,居功甚伟,同时也首开西医师带徒的先河。

皮尔逊兢兢业业,督促自己的生徒们工作,在其在华的27年间,从未间断过。所以,在其离华前,看到自己带来的这一技术在广州几乎普及,而且还远播他省,最远还到了北京,他感到非常欣慰。

对于皮尔逊的功绩,他的同行们对他的评价甚是中肯,嘉约翰医师说:“我医界中厥功之伟有能如雅纳尔之不辞劳瘁,以行善济世为职业者,其唯皮尔逊乎。其名将载诸简册而永垂不朽,宜哉!”汤姆森医师于1932年的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曾撰一文,题为:《来华行医之第一恩人》,以贻皮医师,谁曰不宜。

(2)关韬的习西医经历

和皮尔逊所带生徒的学习内容不同,关韬是中国近代学习西医全科的第一人,但学习形式依然是“师授徒”的形式。

关韬还是第一位西式军医。他出身于广东十三行商业画家世家,他的叔父关乔昌和关联昌是著名的广东商业画家,和来自欧美的外国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在关乔昌的指引下,关韬自愿跟随基督教(新教)第一位医药传教士伯驾学习西医。

关韬聪颖好学,在伯驾的指导下,能独立施行常见的眼病手术、腹腔穿刺抽液、拔牙、治疗骨折及脱臼等。他品学兼优,深为伯驾器重,伯驾休假回国,他代为主持眼科医局。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到福建清军服务,赏五品顶戴军衔,是中国第一位西式军医。战争结束后回广州挂牌行医,他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很受中国人和外国侨民的欢迎。1866年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在广州仁济大街的新院落成后,特请伯驾的传人、中国医生关韬出任医院助理,医院引以为荣。

同治十三年(1874年)关韬英年早逝,对于中国西医界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关韬在关乔昌的指引下,自愿随伯驾学医,开中国人师从外国人学习全科西医的先河。他是积极的实践者,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才智使西医逐步为中国人所接受,促进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第一代西医生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2、中国第一个正规西医毕业生——黄宽

黄宽,1829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东岸乡。1841年黄宽12岁时,赴澳门就读于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马礼逊学堂系澳门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

马礼逊学堂第一批招收6名男生,有黄胜、李刚、周文、唐杰、黄宽、容闳。这是西方向中国传播西学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所洋学堂。1841年11月1日马礼逊学堂迁到香港继续办学,黄宽、容闳等随学校迁来香港就学。黄宽等在马礼逊学堂前后读了6年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846年,容闳、黄胜和黄宽一起去美。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

黄宽在孟松学校毕业后,于1850年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第一个留英医学生。黄宽在该校学习5年,1855年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三(一说第五名),获金牌等奖状及医学士学位。毕业后留英在医院实习2年,并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获博士学位。黄宽在英前后学习7年,1857年返回香港,服务于香港伦敦会医院。1858年赴广州,接办合信(B.Hobson)在沙基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院。黄宽对该院大力整顿,使该院业务蒸蒸日上。据1859年报告,该院有病床80张,住院病人430人,门诊病人达26030人。黄宽亲授生徒4人,以协助其医务。从1862年起又参加了该院培养中国医学生的教学工作。1866年博济医院创设南华医学校,黄宽被聘到该校任教,与嘉约翰共同负责教学工作,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教师。

1862年,黄宽一度应李鸿章聘至幕府担任医官,不到半年,因对仕宦生活不感兴趣,即行辞职。同年返回广州继续在自设诊所内行医。1863年海关医务处成立,聘医官17人,其中16人系外籍医师,唯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为国人黄宽所任事,这足以反映黄宽在当时西医界的地位。

黄宽在医务方面也多有建树。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华,黄宽任代理博济医院院长。任代理院长期间,他所施行的手术次数,较过去任何一年的同期都多。就医校招收的学生人数来说,也较过去为多。1867年博济医院首次进行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由此可以看出,黄宽在当时博济医院内教学、诊务方面所占的重要地位。1875年黄宽又兼任西南施医局主任。黄宽尤其擅长外科,1860年黄宽曾施行胚胎截开术一例,这是国内施行这种手术的第一例。容闳称黄宽是当时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优秀外科医师。

黄宽终身忙于诊务与教学,著述不多。1878年10月12日,黄宽患项疽,因突然发作而辞世,享年49岁。

最初的“师授徒”的西医教育模式到了黄宽这里发生了质的改变:黄接受的是正规的西医教育,成绩斐然,并且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医院管理及医学教育理念带回中国,应用到医院的日常运作及教学工作中。在解除民众疾苦的同时,积极培养西医人才,虽然学生人数不多,但开观念之先,为正规西医教育的出现做了人才及管理方法上的准备。


(三)西医教育正规化的先决条件

1、政策上的支持——清末医学教育的改革举措

清末,一些有识之士便已提出西医教育,郑观应在他的《考试》篇中,批判了传统科举考试之后,主张改革考试制度,提出应“挂牌招考西学”,并且于“三试内外医科配药”。

张之洞提倡洋务,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对西医的认识也局限于兵事武备。他在《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中说:“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张提倡西学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御外辱,而战争中多是外伤,中医便显得力不从心,而西医在治疗外伤方面的奇效便显现出来。张看到这一点,意识到西医对于战争的重要,于是提出上述观点,并付诸实施。张之洞的这一见识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军医思想的发端。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4月23日,德宗决心下定国事的上谕,创办京师大学堂,在专门学中设立卫生学(包括医学),7月,谕管学大臣孙家鼐,认为“医学一门,所关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求考中西医理,令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在孙氏筹办京师大学堂疏中,分为十科,第十科为医学科,但未实行。

在学制改革中也有关于医学教育的具体规定:《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在1902年8月15日颁布,其中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五节:于高等学堂之外,得附设农、工、商、医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俾中学卒业者亦得入之。但此章程未及实施,便于次年(1903年)废止。1903年6月27日,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颁布)第四节将大学堂分为八科,第四科为医科大学。分两门,一为医学,30门;一为药学,17门。医本科修业年限为三到四年,预科三年。

这一系列的规定,为此后各地开始设立医学堂、聘外国医生为师、引进西方医学教育等方面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和支持,客观上促进了西医教育的发展。

2、学术研究的出现——西医团体

(1)中国博医会与西医学术团体的发展

早期西医教育的发展是与各类医学学术团体及学术期刊的发展分不开的。据可查资料,中国博医会是我国最早的西医学术团体,1886年,教会医生的联合组织——中国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在上海成立。1887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中国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是当时中国博医学会的刊物,主编为J. G. Kerr。其初始目的是为教会医院之间交流信息,总结工作经验,撰稿人都是教会医院的外籍教会医生。此刊1907年在中华医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改名为Chinese Medical Journal。

这个时期有很多教会医生来华,将西医广泛传入我国。当时,我国面临着各种烈性传染病的威胁,例如霍乱、鼠疫、天花等,如果有简单的预防措施,不少人的生命是可以挽救的。博医会报着重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刊登的内容大多数是有关麻风病、鼠疫、霍乱、痢疾等传染病的报道,贡献巨大。当时我国还没有正式的医学院校或护士学校,没有西医文献,也没有预防医学工作。由于受过现代医学科学训练的中国医生逐渐增加,此杂志的作者中,中国的西医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从1916年至1921年,此刊开辟日 本医学文献介绍栏,起到中日医学信息交流的作用。1932年1月博医会报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部分合并,正式改名为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Chinese Medical Journal),并单独出版发行。

博医会报从一个教会医生交流经验的刊物逐渐发展为有相当水平的医学学术期刊,为中外医生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园地,医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同时,学术研究气氛的浓厚也对医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这之后成立的医学团体还有由沈敦和等人在1904年创办的中国红十字会、1909年成立的中华护士会等。

3、教材的准备——西医书籍的编译

(1)早期西医书籍的翻译

如果说最早的西医文献,一般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Matthieu,1552~1610)开始。而成册最早译著西医著作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Terrenz,1576~1630),1621年来华译《人身说概》。估测该书成于1621~1630年。《人身说概》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但实际所起的作用及影响并不大。

西医译著在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的,首推英国皮尔逊著的《种痘奇法》,该书著于1805年,1815年由斯当顿(Staunton)译成中文,皮尔逊的学生丘浩川于1817编译成《引痘略》,风行一时。因此,也有人认为皮尔逊的《引痘略》应该是西医文献在中国流传的起点。而西方医学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应自合信的中文著作出现开始。

合信(1816——1873 Benjamin Hobson)英国人,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1816年生于诺桑普敦的韦尔弗德,毕业于伦敦大学医学院,1839年受伦敦会派遣来中国。他是以传教医师身份来华,抱有善意,致力于治疗和著述的少数的几个人之一。

合信翻译成中文的医学著作有:
《全体新论》(An Outline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咸丰元年(1851年)
《西医略论》(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咸丰七年(1857年)
《内科新说》(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同上
《博物新编》(Medical Vocabulary) (约1859年)
《妇婴新说》(Treatise on Midwifery and Disease of Children)咸丰八年(1858年)

继合信之后,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西医药书籍的翻译当推广方言馆,同治九年(1870年)开始招生,后改名兵工中学堂,下设翻译馆。译著西医书最多的一个是傅兰雅(多与赵元益合作),傅兰雅翻译的西医书籍主要有:《儒门医学》(1876年,4卷,赵元益笔述);《西药大成》(1879年,10卷,赵元益笔述);《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79年,1卷);《英国洗冤录》(1888年,2卷);《孩童卫生论》(1893年,1卷);《初学卫生论》(1卷)等。另一人为嘉约翰。他两人的译著约占这时西医书的一半,傅兰雅重卫生学,嘉约翰则专重临床外科。

(2)丁福保对西医书籍翻译的贡献

自1890年代以后,在已传入的西医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渐觉所学知识的陈旧浅显,于是才有清末大规模从日 本转口引进西医学说之举。丁福保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丁福保(1874-1952年)江苏无锡人,生于书香世家。26岁时因用功过度患病,于是潜心医学,复从翻译馆赵元益习医学,对中西医之生理、解剖、药物、卫生皆有所致力,故具备了中西医两方面的基础。丁福保自学习日文后,即开始阅读并翻译日 本医学书籍。丁福保的弟子陈邦贤记述此事:“中国自西洋医学传入以后,一般学医者渐知趋重于新理新法的一途;惜译本很少,仅有合信氏、傅兰雅、赵静涵等译述的二十余种;非浅显,即陈旧;编译医书,已有迫切需要的趋势。吾师丁福保先生有鉴于此,因念日 本与我国同种,自古东洋诸国,如朝鲜、日 本等向奉汉医为圭臬,特以革新较早,进步较快,所以明治维新以后,医学为之一变,现已有登峰造极之势;我国要改良医学,设假道于日 本,当较欧美为便利。”

丁福保自1908年至1933年共翻译日 本医学书籍68种,名为《丁氏医学丛书》,丁氏译书篇幅简短,行文流畅,虽不合医学校之用,但颇受中医及一般普通社会所欢迎。译书内容涉及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诊断学、内科、传染病、精神病、皮肤病、妇科、药物学、细菌学、乃至西洋医学史等门类。“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超过了他以前的译著者,从而比较全面地将西方医学介绍给中国。”并且丁福保的译书在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上获最优等奖,在万国卫生会及罗马卫生赛会上都获最优等奖,内务部给予奖励,这在当时我国医学界是从未有过的创举。

丁福保对西医书籍的翻译,迅速及时地输入境外新的医学知识和成果,对于其所在的上海成为西医学传入的重要基地,推动上海乃至全国的西医教育及西医学的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翻译西医著作的工作中的华人学者除了丘浩川、丁福保等人外,还有方以智、尹端模等。

(3)中国早期西医书籍的编译总结

中国早期西医书籍的编译,多属于个人行动,译出来的书往往偏重于某某科目,对于整个医学的发展没有平均的把握,而且翻译所用的名词,极不统一,在印刷与装订上更是五花八门。为此中国博医会在1890年成立名词委员会,在1905年又成立一编译委员会。医学名词审查在统一西医名词中文译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得西医书籍的出版及医学名词的使用逐渐正规化,使得西医书籍具有了正规教育中教材的特点与功能。为正规西医教育的出现及广泛开展作了充分的准备,对我国西医教育事业的贡献是极大的。
晚清西医书籍的编译的参与人数在逐渐增多,医学文献的种类也在增加,译著质量较最初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都是不小的成绩,早期学者的贡献不应该被忽视。


(四)正规西医教育的出现及其发展

1、正规西医教育出现的标志——第一所西医学校

在华的各派教会逐渐认识到联合的重要性,于是相继成立了几个质量较高的医疗中心,以医院为基础的生徒培训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许多医院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开办了医学校。有感于医生的严重缺乏,1866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内设立“博济医校” (又称博济医学校),成为中国最早的西医教会医科学校,目标是培养中国自己的西医人才。1879年,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医学校从博济医院中分离出来,正式更名为“南华医学校”(The Canton Medical College)专门从事医学教学工作,学制为四年,延用粤语教学。当时,黄宽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教习;嘉约翰执教药物化学;关韬教临床各科。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华。

该校开始只招男生,1879年招收了中国第一位医科女生入校学习。它虽比1874年创建的英国女子医学院迟5年,比1850年美国创建的女子医学院晚29年,但招收女生在当时的中国,被认为是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由该校培养出相当数量的中国西医奠基人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即为该校招收的学生。孙中山先生曾于1886年在此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入学次年,由于孟森(Patrick Manson,1844-1922)在香港创办“香港西医书院”(Hongkong Medical School,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学制五年,完全用英语教学),孙中山于是在1887年离开博济,去香港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1892年毕业。孙中山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从香港领取医师执照的第一个中国人。该校学生中,还有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广仁

在中国,博济医学校最早开创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工作。这所医校培养出了大批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多在华南地区活动,直接从事医疗事业或者是进入其他医学校担任老师,对该地区的西医传播有很大的影响。1904年南华医学校改名为华南医学院,1936年,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为现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

2、正规西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1) 国人自办西医学校

我国仿照西洋自办的医学堂,最初是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北京同文馆所设的科学系,其中有对医学科学的研究,聘杜琼(Dudgeon)为内科学教授,这是国人自办西医教育、学习西方医学的开端。

中国官方注意到西方医学的长处并开办医院及西医教育起始于洋务派。清朝政府的官员,直到19世纪后期才逐渐认识到西方医学外科的优点,开始把它应用于军事医学,相继创办了几所中西合璧的医学校。众所周知,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他信奉西医,对于西医的推广乃至西医在晚清社会所起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8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医学馆,学制四年,用英语教学,专为海军服务。1893年医学馆新校舍在天津大沽路落成,改名为“北洋医学堂”(Peiyang Medical College),林联辉被任命为北洋医学堂首任校长兼李鸿章私人医生。1915年,北洋医学堂改属海军部管辖,并改名为“海军医学堂”(Navy Medical College),1928年停办。1902年北洋大臣、北洋督练公所督办袁世凯在天津开办北洋军医学堂,专为陆军服务。

以上医学校,虽属国家经营,但是并非为新医学而办医学,而是为了练新军而办的军医。因此,谈中国医学教育史,不可抹杀军医。直到1903年,清朝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设立了医学实业馆,才使中国的医学教育从军事医学狭小的范围中走出来。医学实业馆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5月11日开馆,有教员4人,计中医内科教习1人,中医外科教习1人,西医教习2人。讲授中西医学,并诊治病人。医学馆虽然只办了4年多就停办了,但为中华民国建立后创办真正为医学而办的医学校——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创办)提供了条件。

(2) 外国办医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与国人自办西医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不同,在博济医校成立到民国建立之间的几十年里,外国教会、政府、民间团体纷纷在我国建立医院、医学院校,培养学生,并且数目颇为可观。

1887年统计有38个中国学生在教会医院里受训练。广州教会医院自1828年开办起至1894年共计训练出100名医学生,分布在广东。1897年估计,当时中国共计有598名西医毕业生,在校者194人。1902年报告共有102名医学传教士在华。1905年报告当时在华传教士3445人,其中行医者301人(男207人,女94人),教会医院166个,诊所214个。由此分析,我们对民国前西医在中国医疗卫生事务中会有多大作用,便可得出结论了。而在1915年报告,中国当时共有23个医学教会学校。

据手头掌握的资料进行不完全统计,到民国成立(1912年)前,国内基本达到高等教育水平的主要的西医院校有12所。见表一:民国成立前西医院校统计

从表中信息可以读出:这些院校分布非常广泛,分布城市有9个;办学形式也比较多元,有国立、省立、教会、私立及国外政府团体等形式。对于这些院校的具体办学特点,本文还要在第二章分类型具体论述、比较。

3、民国前西医教育的成绩与不足

民国前这一段时间,西医教育发展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有:

(1)西医教育完成了从“师授徒”到正规学校教育形式上的转化
西医来华初期,教会医院以招收生徒的方式培训,都是一种水平较低的不正规的医学教育,但各地教会医学堂和教会医院所招收生徒的人数也在逐年增长。随着民众对西医的逐渐信赖,需求也不断增长,正规西医院校的出现成了必然。以博济医校为开端,到民国前,西医院校的数量不断扩大。

表一:民国成立前西医院校统计

学校名称  所在城市  成立年份  隶属  入学资格  修业年限
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太原  光绪八年  私立  高级中学  五
齐鲁大学医学院  济南  宣统元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江西医药专科学校  南昌  光绪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同济大学医学院(吴淞)  上海  光绪三十四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上海  光绪三十二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震旦大学医学院  上海  光绪二十九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陆军军医学校  南京  光绪二十七年  国立  高级中学  五
南通大学医学院  南通  宣统三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协和医学院  北平  光绪三十二年
民国四年改  美国  大学三年  五
光华医学院  广州  宣统元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夏葛医学院  广州  光绪二十五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辽宁医科专门医学校  沈阳  宣统二年  教会  高级中学  七

(2)正规医学教育的标志特征已经出现

其一是以合信、傅兰雅、丁福保等个人翻译西方医学书籍为起始,接着便出现了广方言馆等官方机构系统地翻译西方医著,对西方医学著作大量而准确的翻译是西医教育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其二是以博医会、中华护士会等为代表的带有学术研究功能的医学团体的纷纷成立,它们以学术研讨会,创办会刊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学术进步的同时,也促进了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

其三是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西医的有效性,并有意识地为发展西医教育提供方便,逐渐完善一系列相关政策,给西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西医、西医教育系统的传入及西医书籍的翻译将比较先进的医学理论、医疗技能以及医学教育思想和方法引入我国,打破了封建王朝的闭锁局面。同时,对学生外语及医技的强调,也为我国以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医学教育培养了后备力量,这对我国的医学科学和近代医学教育体制的确定,具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3)一些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西医院校相继成立

正规西医教育出现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医学院校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校——博济医校的建立,随后是以教会办学为主体的各种办学形式的医校相继出现。并且日后在民国西医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院校也相继成立:齐鲁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吴淞)、震旦大学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等。甚至被认为是第一所正规西医高等教育的院校——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也于民国前创建。

(4)国人自主办学意识开始觉醒

从最初的在传教士手下充当学徒,学习一些粗浅的医疗知识,到后来的以黄宽为代表的出国系统学习先进医学理论、技术,并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医学教育管理理念带回到国内,运用到医学院校的创办和管理中。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清政府中也开始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医学教育的发展,这一切都显示出国人自主办学意识觉醒,为民国时国人完全自办西医教育打下了基础。

从客观上讲,外国政府、团体、传教士和教会医院在把西医引进中国和培训医务人员上功不可没,我们在评价西医来华一事是必须承认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教会及外人所办的医学校虽然设立在中国土地上,但它们不必向当局备案,无视中国主权。中国有关的领导部门,不得过问学校的行政和教学,人们因此称呼这种学校是设在中国领土上享有治外法权和其他各种特权的“外国文化租界”。因此,当时我国的医学教育大权,实际掌握在帝国主义者和外人手中。此时,这些学校还都照搬外国的体制,中国学生虽然接受了正规的医学教育,但医学教育还没有纳入我国正式的教育系统。

另外,外人办学目的显然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落后,而想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其中有一些人还有另一些目的:用中国人的钱训练出中国的“西医”,企图以此来控制我国的医疗事业;抱着人道主义或宗教信仰的原因来到中国行医;还有一些甚至是利用教会医院进行新疗法、新药或他种试验,医疗事故也屡有出现。这一点,我们从传教士俾德尔(Beadle)话中可略见一斑:“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教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他称赞伯驾(Peter Parker)说:“泰西大炮不能举起中国门户的横示,而伯架医师的外科小刀即打开其门。”这可以看作他们别有用心的最好自白。


关于学制改革

两次学制改革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中国近代学制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中国近代三部学制的出现,既是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到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同时又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近代的西医教育,客观上讲,需要制定学制、统一课程,但由于中国西医教育自身的特点:民国初期几乎都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把持、操纵,各自为政,中国官方的学制规定很难对其发生影响。第一次学制改革(1902年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及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中关于医学教育的规定很简单,虽然这个学制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它毕竟标志着我国对医学教育有了正式的制度规定。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两次学制改革:

1、1912-1913学制中有关医学教育的规定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由于清末的“癸卯学制”虽经多次补充修订仍不断有批评意见,此时加之政体变更,彻底改订清末学制已成必然。学制草案几经讨论,后来,在参照日 本学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经验,最终于9月初,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民国学制系统的结构框架,即壬子学制(当年为阴历壬子年)。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一些法令规程,这些法令法规使壬子学制得以充实和具体化,有些与壬子学制略有出入,但无碍壬子学制的结构框架,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又称1912-1913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在高等教育阶段不分级,设立大学。大学实际分为预科、本科、大学院三个层次。其中预科三年;本科3-4年,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本科之后设大学院,不定年限。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学位制度。另外,在主系列之外的各类学校中,还设有与大学平行的专门学校,包括医学、药学。医学51门,药学52门。后又颁布了专门学校规程,医学48门,药学31门。这个学制一直执行到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壬戌学制》为止。

1915年9月,北洋当局又公布高等文官考试命令,凡在国外高等学校修习各项专门学科3年以上毕业并获得文凭者,皆可参加考试。考试分为一、二、三、四等。报考医科的第二试为基础医学,第三试为临床医学。报考药科的第二试为物理、化学、调剂学、生药学、制药学等科目,第三试为各科实际操作。可见民国初年已制定医学考试规程。

2、1922新学制中有关医学教育的规定

“壬戌学制”又称“1922学制”或“新学制”,此学制把大学分为四个层次:①大学:可设单科或多科,取消大学预科,学制4-6年,医科规定至少5年。②专科学校:学制3年,如超过3年,与大学待遇同。③大学、专科学校:可设立专修科,年限不定。④大学院:招收大学学院本科毕业生,年限不定。
1926年,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两年的预科。将原定五年的医学课程改为六年。医科一年级,兼授各种预备科目,使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入医学正科。新制颁布后,许多学校开始采用,以便直接接收高中毕业生而增加学生人数。但也有极少数医学院坚守其造就程度高深医师的主张,仍沿用预科。

3、两次学制改革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学制改革虽然规定了修业年限和课程,但执行情况如何呢? 1930年的医学教育委员会决议:医学院为高中毕业后6年;医学专科学校为高中毕业后学习4年。以当时在上海的医学院校为例,其修业年限各不相同,五年者为上海女子医学院(1924年成立)、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六年者为震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但六年制的都包括先修科的课程在内。

再看下表:表二:1933年度我国医学院校情况调查

这是1933年做的统计,从入学资格上可以看到有四种不同规定;修业年限更是四、五、六、七年各不相同,其中北平协和医学院其实是八年制,一直到现在都没变过,这是医学界公认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两次学制改革对我国的医学教育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范围还不是十分理想。
影响不大的原因可能有:其一是一些医学院校的主权还掌控在外国人手里,他们可以无视我们的规定;二 新学制不符合中国国情,西医教育毕竟在中国发展历史不长,学制的制定者对于我国西医的现状了解不深,一刀切的做法不符合国情。

虽然影响范围有限,但就两次学制改革及新学制的颁布、实行,对医学教育规定了修业年限与必修科目来讲,表明从此以后,我国的医学教育开始纳入正式的教育系统,这也是我国医学教育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表二:1933年度我国医学院校情况调查

省份  学校名称  成立年份  隶属  入学资格  修业年限
山西  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光绪八年  私立  高级中学  五
山东   山东医学专科学校  民国二十一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齐鲁大学医学院  宣统元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四川  华西协和大学  民国三年  教会  高级中学  七
江西  江西医药专科学校  光绪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江苏   国立上海医学院  民国十六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上海女子医学院  民国十三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同德医学院  民国十七年  私立  高级中学  五
同济大学医学院(吴淞)  光绪三十四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东南医学院  民国十五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光绪三十二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震旦大学医学院  光绪二十九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陆军军医学校  光绪二十七年  国立  高级中学  五
南通大学医学院  宣统三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河北   北平大学医学院  民国元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协和医学院  光绪三十二年
民国四年改  美国  大学三年  五
河北医学院  民国二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六
河南  河南大学医学院  民国十七年  省立  高级中学  六
浙江  浙江医药专科学校  民国元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湖南  湘雅医学院  民国三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云南  云南军医学校  民国二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四
广东   中山大学医学院  民国十五年  国立  高级中学  五
光华医学院  宣统元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夏葛医学院  光绪二十五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香港  香港大学  光绪十三年
民国元年改  英国  英高中学  五
满州   哈尔滨医学校  民国十四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四
满州医科大学  民国十年  日 本  大学二年  四
辽宁医科专门医学校  宣统二年  教会  高级中学  七

但是,中国近代学制酝酿、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传统教育制度与西方教育制度冲突交融的历史,西医教育制度在我国从无到有,逐渐溶入世界医学教育发展的潮流之中。这一事件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启示,如摆脱自我封闭,走向世界,这是中国西医教育发展的必然之路;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必须与本国教育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逐步发展逐步提高的过程。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我们看到差距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希望。


关于课程标准的厘定与教材建设

1、医学教育的课程标准

自1912年学制制订以来,教育部公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规定了修业年限与必修科目,医学教育的学制及课程设置便确定下来,医学51门,药学52门。后又颁布了专门学校规程,医学48门,药学31门。当时还规定私立大学设置医科者,需开具临床实习用医院之平面图及临床实习用病人之定额,解剖用尸体之数目,呈请教育总长之认可。从此我国才开始将医学列入正式教育系统。

医学专门学校的课程标准在1931年8月由医学教育委员会拟定,和民国元年的医学专门学校课程相似,但实际课程增多了。规定在入学后三年内完成,第四年为临床实习。由于课程极为繁难,三年之内修完,几乎不可能。因此有人建议,我国的医学专修科应参照俄国的医学教育制度,把医学分为若干科(如卫生科、预防治疗科、内科、外科等)。就当时国情(医师缺乏)来讲,经济实效,又不至于造就出庸医。

但自从1931年以后,关于医学院的课程,一直没有统一规定。所以国内各院校间课程极不一致。如同济、中山、国立北平、同德等是按照“德日课程”;而国立上海医学院、北平协和、齐鲁、湘雅、圣约翰、华西等是按照“英美课程”;震旦是按照法国的课程。

虽然教育部与卫生部共同拟定了医学教育的学制及课程标准,实际上,各专科学校好象也没有奉行,李涛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据李涛《民国21年度医学教育》一文中调查,当时医学院中的课程,各校都不一致,有的学科教学时数参差甚大。也就是说,当时虽然定有规程,但各学校仍是各行其是,极不统一。具体情况参看表四:民国二十一年十二医学院校课目教学时数比较表。

表四:民国二十一年十二医学院校课目教学时数比较表

校名 解剖 生理 生物化学 病理学 药理 卫生学 内科 小儿科 妇产科 皮肤花柳科 外科 眼科 耳鼻咽喉科
北平大学医学院 644 38 204 510 221 136 544 102 170 170 442 170 102
上海医学院 578 255 204 544 204 127.5 663 255 255 93.5 629 102 85
中山大学医学院 636 408 102 527 272 102 612 136 187 136 459 136 136
江西医科专校 765 272 204 510 136 68 408 68 204 174 47 102 102
河南大学医学院 816 442 340 374 102 646 136 323 408 714 136 204
上海女子医学院 782 306 476 374 102 663 170 306 102 442 17次 17次
夏葛医学院 1080 252 324 432 360 90 1080 252 674 36 630 81 81
协和医学院 561 218 225 462 176 185 808 187 386 121 572 60 39
齐鲁大学医学院 744 300 204 546 192 126 100 140 96 80 570 100 54
华西协和大学 840 308 246 633 225 75 810 99 246 54 621 45 54
圣约翰医学院 768 288 144 528 224 96 688 33 96 32 512 16 16
湘雅医学院 724 252 160 496 144 46 912 64 144 16 848 64
南通医学院 782 306 255 561 170 170 578 102 288 170 595 119 68

(说明:解剖包含组织及胎生,病理学含细菌学,内科含精神病学。)

从表中数据可以发现:医学院校,在传统的课程设置上,差别并不大,差别主要在于具体课程的课时数上,有些竟然十分悬殊。当然这里相差悬殊有一部分可能是统计方法的误差,各学校对课时的理解不同,比如有的学校会把实验学时也加入课时里。

1935年,教育部颁行“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要求全国各大学医学院及独立医学院或医科一律试行。课目表对于具体课程及学年课目时数的规定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允许地方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通,但变通的部分需预先提交教育部核准才可实行;另外,课目表特别提出应重视预防医学及公共卫生观念,以符合治疗与预防并重的原则;强调国文教学,教学时间至少为一年;第一外国语的教学时间不得少于全部外国语时间的三分之二。

除一些传统的医学课程外,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主要是新的课程不断出现,并列为选修或必修课。比如,鉴于民国初年医学教育市场管理的混乱,有识之士提出单独设立医政学,缘由是医师一般不懂法律,而一旦有医疗纠纷发生,只能听从政府当局的误解,也毫无办法。“以不知法律而被人驳击,不能畅意进行,是以医学、医术之精神全抛之于技艺小生活中,吾之加入是科,鉴于此而早为之计。吾深望吾国政府当局之陶冶人材,及医育规程之规定,宜取斯制。则吾国于世界文明之医学,虽为后进国,而教育之前途其效果当在诸强之上。”同样新加独立设置的课程还有老人病学、光线治疗学、血清治疗学等。

随时代的进步,医学科学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新的理论、新的技术也相应的会出现,出现新的课程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在今天,医学院校里卫生管理、老年病学、放射诊断(X光)等课程的设置几乎成为一种常识。但在民国时期便提出独立设置,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远见的。

2、教科书编审原则的探讨

(1)教科书的编辑原则

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es Committee直译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曾经几经讨论,确定了一套编辑出版教科书的原则。但这是对于所有学科来讲的,具体到医学就有了困难,由于西医是完全的外来品,国人接受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最大的障碍来自翻译,同时精通医学和汉语的专家在西医来华之初几乎是凤毛麟角,大面积翻译西医书籍之难可想而知了。

所以在好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统一编写的教科书,大多数靠自编的讲义。后来,李涛提出了医学教科书的六条标准:①本学科医学专家担任编译;②须以本国实际材料为基础;③须求精详,不繁琐;④须采用统一审定词汇;⑤须有精美插图;⑥须采用通俗语体。当时国内出版的医学教科书有近百种,以博医会发行的最多,其次是同仁会,商务印书馆及私人出版的。多与教科书的标准不符,学生家境富裕的则购买外国医书或国内出版的医书,无钱的则只有抄写讲义了。当时出版教科书,翻译占90%,编著占10%,由于当时我国尚缺乏基础性的研究材料,要求教材内容结合本国实际,尚无可能。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及条件,医学教材建设能达到这一程度,已属不易,主要贡献是在编辑原则上做了探讨,为以后的进一步完善教科书编辑打下了基础。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些对医学教育作出自己努力的先行者表示敬意,并对他们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

3 教科书的审查

教育部与卫生部为了提高医学教育程度,特于1929年会同组织成立了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助产、护士等专业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医学、助产、护士等学校的课程,厘定学制,订立课程标准等。医学教育委员会的职责为:派员视察国内各医学校;拟定医药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统一考试办法;拟定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课程标准;拟定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设备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于教科书的审查。

为此,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编审委员会,负责教科书的审查。并在1937年颁布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编审委员会图书审查及审查致酬办法(26年度5月7日),对教科书的审查过程、注意要点、职责分担等都做了详细规定。教科书的审查过程及编审委员会的工作流程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例,这两门学科一直是西医最重要的两大基本学科,我国的生理学教科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赴欧美和***留学人员的回国以及生理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国人自编的介绍生理学的著作才逐渐出版。1925年林可胜由美国回国,主持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成为该校第一位生理学教授。1926年在他的发起下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至此,生理学才正式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起来。这两门课程的教材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对其审查也格外严格。


关于法律法规的健全

1、医学教育主权的逐渐回收

这一时期是以上海医学院的创立为标志的,它是我国完全独立自主办医学教育的标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政 治形势发生变化,加之国人在教育主权方面的奋争,许多院校逐渐收归国人自办,典型的有在1917年收回的同济。到了1926年以后,更多的学校被收回自办,另外政府也为了满足医疗需要自建了一些院校。前面提及,在医学教育委员会1937年做的调查统计中,全国当时还有公、私立大学医学院及医药牙医专科学校与专修科,共33校。其中国立8校,省立8校,已立案的私立院校有14所,未立案的3所。可以看出,大多数医学院校已经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下,私立院校中有的还是国内实业家办的,比如私立南通医学院等。

收回自办及自己新开办的趋势一直也没有停止,据另一份资料显示:在统计的42所医学院校中,国立已达21所,省立9所,私立12所,较1937年的统计已大为提高。

2、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

随着卫生行政与医学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健全,这期间还有医学教育委员会的成立,相应地在课程标准的设立及教材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比如颁布图书审查办法等。另外,开始实行医师登记制度,颁布医师暂行条例。1929年卫生部开始规定西医称为“医师”(中医称为“医士”)。并于同年1月15日颁布医师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医师需呈领医师证书,始得执行医师业务。其呈请给予医师证书,需具有一系列资格要求。 医师暂行条例的颁布,首先是对医师队伍管理专业化,正规化的表现;其次也可以尽量把不合格的医生和庸医排除在医生队伍之外,为国人的健康负责。

还有人提出颁布保护医师法规,这都反映了医师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是医学发展进步的标志。

当然,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建立奖励制度。因为只有医学科学的发展,医学教育的内容才能不断更新,并向前发展,而医学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激励与奖励的,比如“手术之改良、器械之新案、新药之发明、微生物之发现”等,这些都会为人类“造永久之幸福,国家增莫大光荣”。因此,有人提出当局应当予以奖励,在行政上取奖励主义。

总之,1927年以后这一段时期是我国西医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国人自办的医学教育红火发展,这有许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广大知识分子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除一部分走向革命,其中有一部分企图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从而策励一些知识分子从事科学与教育事业,对医学教育起有积极的影响。

其二,自1927年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权处于相对稳定阶段,社会经济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医疗卫生与医学教育事业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其三,从知识分子与科学发展的情况来看,自从西方医药学传入我国后,经过几十年的消化孕育,中国知识分子的业务素质逐渐成熟,技能也有所长进,因不满外来医学势力对中国医务人员的歧视与压制,促使他们另立门户,自办医学院校。

此一时期的医学教育情况,虽然是大有进步,但也是不容乐观的,从欧洲或日 本的医学统计数据来看,每一千市民当中应有医士一名,反观我国,四万万人民之中,仅有医士一万两千名,医学教育普及的程度如何可想而知了。但和二十年前(1908年)相比,当时(1928年)全国医士不足八百人,达到一万两千多,可见是进步很快了。但用欧美的比例计算,我国现应有的医士数为四十万。我国当时有二十个省,按每省每年培养二千人计算,需十年才能达到四十万。因此,医学教育的继续发展刻不容缓,由于无法速成,所以,有识之士提出应先注重公共卫生及疾病之预防。这些都在以后国人自办的医学院校中有所体现。


关于教会医学教育办学特点总结

就西医教育来讲,在民国期间教会医学一直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抛开其开创之功,最初来中国的目的及宗教课程设置等特点不谈,下面仅对给中国西医教育带来巨大益处和具有启示作用的特点进行总结。

1、精英教育路线

教会医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医界精英,培训一批将来还能在中国的医学院里担负起教学工作的本地医生。当然,这里并非说所有的教会医学院都带来了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就总体情况而言,教会医学教育的水平要高于其它类型的院校。特别是几所重要的教会学校,在民国医学教育界举足轻重,其影响一直到现在:

圣约翰医学院创办早,学制长,重质不重量,故其毕业生成才率高,校友中颜福庆等都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名医。约大医学院存在的56年中,只培养了466名毕业生。

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高质量教育可以由以下三个事实来证明:要纽约州立大学(1934年)董事会的绝对特许证书下,才能由华西协合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和牙学博士学位;全部课程按照美国医学院联合会所规定的美国、加拿大医学院所使用的普通A级标准;学院拥有与美国、欧洲大学同等地位的合格人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因杰出的贡献而获得若干荣誉称号。另外,图书馆的藏书以及期刊的数量和质量也是一所院校教学及科研水平的标志。华西协合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杂志、书籍和超过200余种的期刊,在中国医学图书馆中它排列为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

1914年,华西协合医学院开学不久,牙科学教育在医学院的全部课程之中就确立了自己的位置。1917年成立了牙科学系,到1921年时,该系上升为牙科学院.。华西牙科是我国最早的高水平牙科专业,对我国口腔医学专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任何其他一所大学的一个系或者学院开设牙科之前,现代科学的牙科教育已经在华西协合大学牢固地扎下了它的根基。牙科学吸引了华西协合大学中的最优秀一群学生。由于华大牙科学院处于中国唯一牙科学院的独特地位,其毕业生在中国许多中心城市中供不应求。

湘雅医学院:1913年,湖南育群学会和雅礼布道团(Yale Mission)签定协议,筹建长沙湘雅医学院(Hunan-Yale College of Medicine at Changsha,后改为Hsiang-Ya Medical College)。1916年,首届新生入学,学制五年(不包括预科两年),完全用英语教学。湘雅是继上海圣约翰之后又一所高水平的教会医学院。在当时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说,可见湘雅的实力。

但是据1932年的评估,在中国的教会医学校中,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程度最高。 由此看来,在中国的教会医学院中,华西协合、上海圣约翰、湘雅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是医学教育水平最高的,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各领风骚罢了。时至今日,这几所院校(上海圣约翰现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中国医学教育领域依然处于执牛耳的位置。这都是这些院校一直执行精英教育路线的结果。

2、语言教育逐渐成为卖点

教会医学院最大的教学特色、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志是他们的外语教育(一般都是英语),许多学校因此而远近闻名。教会学校自建校以来,一般都用英语教学,几乎包括了所有课程。偏重英语,仿效照搬英美教育制度,是在华教会大学的普遍倾向。

教会医学院校外语之所以盛行,首先是西医自身特点的需要。教会学校的教学语言问题,一直褒贬不一,学术本无国界,在我国创办的医学校,教授语文,当然是国文最为恰当。但事实是,民国时期的实际情况却不具备用国文的基础。“医学仅为高等教育之一,学生求学,初非仅囿于讲义,必也旁争典籍,集群书,以自动研究为原则。”我们都知道,西医是由西方输入的,而且时间还不长,西医参考书籍几乎没有国人自己箸的。如果只是依靠译本,医学发展的前沿知识是无法及时得到的,许多译本的内容早已过时,“于科学上推陈出新之意义,大相刺谬,”即使勉强采用译本,在市面上能见到的也是凤毛麟角,是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的。“况翻译文字,无非刺取精义,与原文多有出入之处,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奉为准绳,徒多误解。”况且最新出版的杂志,浩如烟海,怎么可能一一翻译过来,如果不能,那么一些新颖学理,又怎么能知道呢?

因此,可以说,只用国文教授,弊端多多。研究医学,不是国文学好了就能取得好的效果的;但提倡新医学,又不得不注意国文的使用。解决之道,当然是两者兼用,国文为主,西文为辅。比如讲义应该用国语,而参考书,“不妨广购西书兼施并用。”

其次,是学生沟通的需要。早期教会学校,也有人曾提倡白话,尝试用官话教学,但因学生大多数来自本地而不得不改用本地语。但后来,学校招收学生逐渐增多,学生来自各地,都有各自的方言,最初很难沟通,逐渐地英语反倒成了学生共同拥有的沟通语言。

再次,是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圣约翰为例:最初的学生与其他教会学校的学生并无二致,均为贫寒的教友子弟。在开设英文部后,圣约翰不久便成了通商口岸商家子弟趋之若骛的洋学堂。这一动向,其实在英文部开设之初学校便已觉察,当时社会上之青年子弟因英语可以帮助经商而“颇愿习此”。于是,教会医学院学生的成分和他们的入学动机发生了变化。

而外语的教学也从最初的完全是因为西医教育的特殊性,而转变为学校用以扩大影响,广招学生的主要卖点。

3、内外结合的管理体制

教会大学的组织和管理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部分。内部指教会大学的内部管理机制。教会大学一般都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具有办学自主权。他集职务、权力、责任于一身,但必须对董事会负责。而外部主要指教会学校管理中的社会力量所起的作用,一般来说包括托管委员会、基金会和校友会。

董事会拥有很高的地位和较大的权限,它处于整个学校管理系统的顶端,是学校最高决策机构和权力机构,可视为是学校的“最高法院”,享有裁决学校事务的全权。因此,董事会有权对全校的总政策、财政、学术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并监督这些政策在全校有效地贯彻实施。
我国高校董事会的建立并非是新鲜事物,民国期间,医学院校设立董事会是很普遍的事情,因为学校大都是外人创办,而外国学校一直有董事会的历史。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改造,高校不再设董事会,而是建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高校领导体制,医学院校都取消了董事会。改革开放以来,董事会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进展重新进入高校。1980年代,“产学合作教育”模式的引入诱发了高校董事会的产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董事会走进了高校领导体制。这也是顺应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应该是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积极参与相结合的体制。董事会成了这种社会与学校双向运行的有效组织模式。

作为外部管理机制中的校友会,教会医学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其中,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会在众多同类社团中独具特色,1999年2月,还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世界各地校友第四届联谊大会。绝大多数校友对母校有一种回报的心愿,特别是一些事业有成、功成名就的校友。校友会为学校捐款用于改善教学条件,使学校办学条件大为改观。各地校友还建立实习基地,开阔了学生视野,提高了就业机会和竞争力。因此,可以说校友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是学校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理想的实现——协和办学特点分析

从现代医学教育概念来讲,美国的医学教育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我们现在称其为美国传统医学教育模式。1893 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建立和1910年弗莱克斯纳(A.Flexner)报告的发表,标志着美国的医学教育从带徒培训向以大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教育制度的转变。在美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对美国医学教育的改革影响最深远的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莫属。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是一所真正大学教育型的医学院。 1893年建立时,它是作为当时美国的一所样板医学院而得到发展的。作为一所示范性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对美国当时执行的医学教育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一改革的成果,后来成为其他医学院校进行教学改革的样板。
1908年,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弗莱克斯纳及医学院教育常设委员合作,经过两年的努力,1910年正式发表了弗氏报告,并成为此后指导美国医学院教育发展的政策性文件。

弗氏报告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美国医学教育的历史;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各州和加拿大各省医学院的状况,并提出改善医学教育的措施。显然,弗氏的报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影响下完成的。

该报告发表后,要求改革医学教育的呼声遍及全国,重视提高教育质量一时成为风气。许多不够条件的学校陆续关闭。美国全国医学校的数目从1907年的160所减至1914年的100所,毕业生的数目从1900年的5700减至1919年的2300。上述各项建议亦为许多医学院校所接受。率先付诸实施的有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和哈佛等医学院校。

当洛克菲勒医学院研究所看了弗氏报告以后,这一研究所所属的总教育委员会做出了资助医学教育改革的决定。北京协和医学院就是美国医学教育的潮流影响下,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等为榜样而创办的

当年洛氏选定在北京创办协和医学院,除了政 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企图在美国以外,摆脱美国高等医学教育中的一些不太合理、不太科学的旧传统,利用他家族的经济实力,创办一所“新时代”、高质量、带实验性的小型高等医学院。

(一)高规格的教育标准

当初创办协和医学院这样一所世界第一流的高质量的医学院,目的并不在于培养善于行医的医生,而是要培养出对中国医学和卫生事业发展有影响的人才。协和不像别的医学院那样鼓励学生毕业后开业行医,它一向鼓励学生献身于教学和科研,做各个学科的业务尖子

1920年4月14日协和医学院董事会正式通过协和医学院的科学宗旨(Scientific Aims)。这一决议是弗莱克斯纳和韦尔希首先提出来的,其内容为:

(1)可与欧美最优的医学校相媲美的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包括:医本科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教师和临床专家的毕业后教育;临床医师的短期进修教育。
(2)提供科学研究的机会,特别是有关远东的特殊问题的研究。
(3)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

在中国办一个第一流的医学院,以培养一流的医学人才——临床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卫生行政专家,为中国的卫生事业和世界医学做出贡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带根本性的方针,也是学校一贯的方针。回顾建校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这一方针在其具体执行过程中基本上得到了贯彻而较少受到干扰。

为了保证如此高的标准的实现,协和医学院在创办之初就提出,学校的宗旨是办“可与欧美最优的医学校相媲美的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并且采用长达八年的学制。直到现在,协和医科大学依然是中国唯一一所设有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的医科大学

从创办一直到1940年代,协和的内部装备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协和有一套科学的行政和业务系统,包括行政体系、后勤体系和教学体系。前两者是为了保证教学体系的顺利运行。协和十分重视保证学生的业务质量,采取筛选、淘汰的方法来选拔学生。

正是有了世界一流的装备,有了一套科学的行政和业务系统,有了一套独到的学生选择和培养办法,才使得协和的教育宗旨得以实现。

(二)极其严格的考核制度

为了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协和历来重质而不重量,每年招收医学生不超过30人(医学生最多的一年为1935年的32人)。即使是这有限的30个左右学生,也很难都按时全部毕业,往往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核、竞争后,到毕业时所剩不多。

1、医本科阶段的考核

协和的考试与众不同,考试的目的着重在检查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和实际操作的能力,并藉以了解教学效果。一般每一学科授课终了时进行一次考试,考试及格分数至少为75分,每科分数在65-74之间的,给予补考机会,但最终分数无论如何不会超过75分。

考试并不频繁,但范围很广,而且重视实验。学生成绩并不专凭分数,而是由经验丰富的教员把平时的考核成绩加入。教师平时的考察和评估往往占更大的比重。熟悉学生的教师应能对其做出较全面和正确的判断。考试不只注重检查学生记忆的能力,而更着重于其融会贯通和正确思维的能力,临床课的考试尤其如此。对于学生,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优的受到表扬鼓励,差的予以批评或淘汰。

学生入学后功课很紧,又实行淘汰制。特别是在第一和第二学年因学习成绩差,或因健康原因而被淘汰(留级或转学他校)的往往占入学人数的1/4或更多。医学生入学后还有严格的淘汰制度,特别是在第一、二学年,由于学习成绩差或健康等原因而留级或转他校者,往往占入学人数的1/3或更多。学生的录取不仅凭入学考试的分数,还要参考其医预科的学习成绩和推荐情况。学生每一门学科的学习亦不单凭一次大考,而要参考平时经常性的测验和教师对学生学习和工作态度的观察。

关于协和严格的淘汰制,协和毕业生高润泉深有感触,他回忆道:
协和毕业的学生质量高,这与对学生的严格挑选和淘汰有关系。这种挑选和淘汰从医预科时就开始了。我1935年考燕京大学医预科时,报名的有60余人,考上的仅有8人。

凡学习不好的就要被淘汰,不是留级就是退学。有时被淘汰的并不一定是功课不好,老师的印象也极为重要。听说曾有因为老师认为他的仪表举止不适合做医生而被责令退学的。由于这种严明的奖惩,无情的淘汰,同学间竞争十分激烈。

我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对自己协和的求学经历用了“惊人的淘汰率”来概括,可能他现在想来,最难以忘怀的就是那残酷的淘汰。他回忆:
要想进协和,最好先进燕京大学,在医预科学习三年。1933年我考入燕大医预科,全班共有52名同学。到1936年考协和时,却只有15人被录取。进协和那年,我19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

一进校,压力便扑面而来。能否在协和读下去,关键是一年级。我们上一班,读完一年级后,因学习成绩不合格离校的有四人,留级的有四人。学校的意图是对经过一年学习表明不适合学医者,早一点淘汰,有利于学生及时转入其他专业。按照教学安排,五年级的学生到医院做实习医师;毕业后,部分同学留院做住院医师。其实,就是留院做住院医师,竞争也还在继续,因为还要经过四五年的工作考察,最后只能选拔出一个人任住院总医师。
一年级刚开始,上的是组织学和解剖学,都是形态学科,主要靠死记硬背,对此我毫无兴趣。老师要求对每一块骨头,就连腕骨等人体内较小的骨头都包括在内,不但能辨认,而且仅靠手摸,就能叫出名称,并分出是左是右。我就别出心裁,告诉同学,靠手摸来辨认还算不得本领,我能将骨头向空中一抛,不等骨头落下,就能叫出名称。同学们以为要用这种办法考虑,也都忙于练习掷认。开这种玩笑,不过是为了调剂一下枯燥的学习生活。

2、从住院医师到住院总医师——毕业后继续教育阶段的考核

医本科阶段结束后,才仅仅是从医生涯的开始,要成为合格的协和人,还需要进行更加严格的培训。这就是毕业后的继续教育,协和采用的是住院医师制度。

本校学生毕业后多数志愿留校工作,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专业水平。少数人直接到临床前期各科继续深造,进行科学研究,并担任助教工作。多数人则入临床各科,做助理住院医师,积累临床经验,向临床专业发展。由于协和每年毕业生较少,本校毕业生经常不敷分配,因此每年均从国内各兄弟院校毕业生中择优选聘补充(有的先补做实习医生)。上海医学院、湘雅医学院、沈阳医学院、齐鲁医学院等均曾有优秀毕业生受聘来协和医院做助理住院医师或实习医师,做出良好成绩。他们当中多数于一二年后各自回原单位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也有少数留在本校,加入了本校的骨干队伍,继续发展,成为专才。这一制度起到了防止协和本校人才“近亲繁殖”的作用,并加强了与各兄弟院校的联系。

助理住院医师每年聘任,任期一年,第二、三年名额递减,择优留用。未被聘任的可申请转入其他需人的部门(科)或转入国内其他院校或医院。每年从做完二年或三年的助理住院医师中可以有一人升为总住院医师(内、外、妇产科),其他可以为助教。

总住院医师是令人羡慕的职务,因为在其一年(偶为二年)任期内,他是直接在科主任领导下工作,与科主任的关系至为密切,成为科主任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锻炼机会。他要帮助科主任安排全科的教学工作,包括教学巡诊、临床示教和临床病理讨论会等。

这种住院医师制度首先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建立的。它要求青年医师一定住在医院里,每日24小时对其所分配的病人负全部责任。并且立下严格的规定,住院医师要及时完成对病史的记录、各种检查以及对病情的初步处理。住院医师的工作在上级医师(科主任和主治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要保证质量,一丝不苟;在同辈之间竞争竞赛,一年一评定,决定续任、提升或不续任。

住院医师一天的工作由于十分繁忙,为了使身体能承受这么大量的工作,后勤保障是十分重要的。协和在这方面也做的非常充分,住院医师的伙食完全由医院供给,一日三餐及两次茶点(下午4时及晚上10时半),质量很高,可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忙累,大多数人往往是食欲欠佳,甚至“望食兴叹”。住院医师整日忙着工作和钻图书馆,久不见“天日”,因而面色苍白,当时习惯叫“协和脸”。

协和住院医师的聘任是一年一度的,每年总有1/3左右的人被停聘。每批实习医师大约20人左右,经过三至五年的竞争淘汰,最后选出一名总住院医师和一名第一助理住院医师。这种“宝塔尖”制度,至今各国都在采用,虽然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后来,协和基本上延续了这种做法,但或要求不严,或时期不够,因此在训练的效果上有时就不够理想。

3、受益匪浅的内科大巡诊

协和实行内科大巡诊制度。总住院医师先要从各专业组、各病室选出具有某些特点的病例,经主治医师同意,内科主任认可,先行公布。所选的常是较复杂和疑难的,或是罕见的病例,或在诊断和治疗中有不易解决的问题,或有某种新的经验教育值得学习和重视等等。经常参加的有全科的医生,包括各专业组的主任、主治医师、住院和实习医师,进修人员和高年级学生;病例选定公布后,负责的助理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就要积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大巡诊开始时。首先由实习医师报告病例,要求完整而扼要,不遗漏重要资料,又要避免琐碎。继之由主治医师发言,然后是大家提问并进行讨论。任何人都可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进行争辩,百家争鸣,气氛既严肃又热烈。有时各持己见,难以统一。最后,通常由科主任综合众人意见,表明自己的见解,作总结性的发言并指示下一步的诊治措施。一时未能解答的问题,往往可以进一步地观察、检查,或从外科手术中的发现得到解决。如病人不幸死亡,则可能从尸体检查中得到答案。新的资料,都可在以后的大巡诊时向大家作追随报告。

每次大巡诊,常常给每个参加者都留下难忘的印象,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这种制度无疑对不断提高医疗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级医生通过参加大巡诊也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因为各自的发言都可反映各自的学术水平。

内科大巡诊并非协和的独创,在国外一些大学的医学院里也有。协和毕业生邓家栋回忆他1939年在美国时,就曾参加过哈佛、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和斯坦福等大学医院的内科大巡诊。虽然做法和风格不尽相同,但热烈的场面都是差不多的。在我国,有些大医院同样也曾实行过类似的大巡诊,看来这是一个受欢迎的制度。

协和的八年制教育以及其后三四年的住院医师制,为培养高级医务人才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没有扎实的基础,便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达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境界。

(三)强调实验室和临床实践的课程设置与改革

1、建校初期的课程设置特点

建校初期医预科和本科的课程均曾参考当时美国少数最高水平的医学校的计划。三年医预科的必修课程包括:中文,两年共192学时,一半用于作文;英文,规定同上;生物,1 1/2年,共384学时,2/3用于实验室,内容包括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学,胚胎学及遗传学;数学,96学时,重点为数学分析;化学,1 1/2年,内容包括:(1)普通化学,定性和定量分析共416学时,2/3用于实验室。(2)有机化学,128学时,2/3用于实验;物理,两年,共384学时,2/3用于实验室。共有六门课。

学生读完医预科,进入本科之前仍需通过入学考试。本科生的录取,除考试成绩外,还需要参考其在预科时的学习成绩和个人的智力、兴趣和学习态度等的表现。

1926年,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两年的预科。协和已于1925年取消了预科,因为当时中国“各大学之科学教授进步甚速,颇有预备学生能直接考入本校者。”于是,协和根据各校实力,确认了一些学校的学生具有直接考入协和的资格。主要有:广州岭南大学、福州福建协和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南京东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京燕京大学、长沙雅礼大学等。

建校初期,临床前期各课程主要集中于第一、二学年讲授。第二学年的第三学期设病史、物理诊断和常规化验课作为进入临床的准备,内容包括内科病理生理、问诊、物诊(眼底镜、耳镜的运用及放射诊断基础)、动物外科(创伤愈合)等。第三学年为临床各科门诊轮转见习,第四学年为病房轮转见习。第三及第四学年每周有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CPC)和临床示教,另外还有有关医德、医史、法医和医学心理学等专题讲座。

2、连续的几次课程改革——更加注重临床实习

根据学校的教学方针,在建校初期即特别强调实验室和临床实践的重要性,课堂授课时间相对地少,不超过三分之一。这一方针的具体贯彻也是在实践中多次修改,使得课程的设置更加合理,具体表现为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几次课程改革。

1924年进行了第一次改革,目的在于使临床前期各科与临床有较密切的结合。改革后的课程从1924年开始实行。1927年进一步减少了课堂授课的时间,从1925~1926年约为4400学时减至每年约3900学时,目的是使学生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第二和第四学年)。

1928年的更重大的改革关系到临床阶段的学习,即把原在第四学年的病房见习(Clerkship)改在第三学年,而将门诊见习改在第四学年。因此初入临床的学生先在病房见习比在门诊有利得多。门诊病人众多,医师常忙于应付,匆匆检查,观察不易细致,诊断常易错误或不全面。门诊病人常不能按规定时间来复诊追查,不利于了解病情发展和治疗效果的追随观察。由于门诊的这些特点,学生先在门诊见习,虽亦有高级主治医师辅导,仍有可能养成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关于这些问题,当时的内科主任教授狄瑞德(F.R.Dieuaide,课程改革的主持者),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有详尽的论述。根据改革后的课程,临床各科的课堂讲授时间大大减少,主要是结合病例进行教学。

临床前期各科的教学强调实验室的严格训练。学生要按照《实习指导》进行实地操作,严密观察,做到以实践验证理论,加深对理论的认识。

临床采用导师制,因学生人数少,通常可有一个教授或讲师负责带一个学生,因材施教。临床各科的教学主要结合病例进行床边示教、巡诊讨论和“临床病理讨论会”(CPC)等,对各种疾病的诊断治疗的种种问题分析讨论,使学生学习并掌握辩证的临床思维方法,培养其对待病人的正确态度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第三学年课堂授课时间为每天两小时,第四学年为临床示教,每天一小时。

第五学年的临床实习采取专科实习的办法。一年的实习不仅给他机会在业务上得到培养提高,同时也给了他业务以外的社会锻炼,如组织纪律性、与同事们的友好合作、对病人和对工作的责任感、独立判断和工作的能力等等。因此一年的实习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其进一步成长和发展打下良好和坚实的基础。

协和特别重视实习,协和做法的关键在于:学生在教员的指导下,对其病人负一部分责任,而同时还有研习和医护的自由。由于工作有意义,学生的地位虽然没有改变,医院也能给学生一定的任务,学生同时受医院规则和学校规则的管束。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从毕业生到住院助医的角色转换了。据考察,协和的实习生之于医院及实习生地位之于学生,其重要性,在欧洲也没有任何同类办法可比。

实习一年后,完成了八年制大学的学习,拿到医学博士的毕业文凭,取得了行医的资格,这是临床医生教育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一年的实习确实为长期从事临床专业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但这仅是初步的,还很不够,还应该接受住院医生训练。住院医师也实行24小时负责制,但具体任务不同。当时协和医院内科有十几名实习医生,但住院医师在编制上人数却很少,只有四名第一年住院医师,两名第二年住院医师,一名第三年住院医师和一名总住院医师。每年3月底以前,院方发出下学年的聘书。没有收到聘书的实习医生在值好最后一小时的班后,改到其他部门或单位工作。少数被聘为内科住院医师的实习医生,在6月30日晚上交完班。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大气,就在同一天晚上,开始在24小时负责的住院医师的道路上,继续奋斗了。

(四)雄厚的师资力量与优越的培养方法

1、专家教授

协和是按美国当时一流医学院的标准建立的,除了设施、管理等方面的一流外,最主要还是体现在协和所拥有可观的一流专家教授的数量上,这也是协和“三宝”之一。校长顾临认为,一些程度较低的医学校成绩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教授人才的缺乏。对于这类学校,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人才、严格的管理,其教育质量总是很难改善的。

建校之初的1917—1921年间,就聘请了各科专家来校任教。哈佛和约翰·霍普金斯两大学的医学是美国著名的医学院,有许多医学专家,如约翰·霍普金斯的病理学家韦尔奇、内科学家奥斯勒、外科学家霍尔斯特德和妇科学家凯利有“四巨人”之称。霍尔斯特德曾推荐他亲手培养的优秀的住院医师泰勒为协和医院首任外科主任教授。

当治疗及诊查疾病时,经常会出现一些疑难问题,这也提供了充足的研究素材。作为医学校的专家教授,在空余时间,利用学校的优良设备,做些研究工作,况且各科专家,汇集一堂,相互切磋,对于医学的发展大为有利。
教授的工作,不仅限于课堂讲演和实验室指导,学生本身自能凭借课本而了解课程的内容及方法。但“审查科学之精神,改革思想之动机,非仅读书所能得,必与毕生努力研究之明师宿儒讨论接触。”所以说,学校造就领袖人才,不在于学校富丽堂皇的建筑,也不在于丰富精良的设备,而在于教授的品学德望

协和的专家教授除了授课和科研外,还参加学校周五晚间的讲座,请名家教授们作报告,这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著名泌尿外科专家施锡恩回忆协和每周五的讲座时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内容不局限于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方面。在这些讲座中,我聆听过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和我国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讲演、诗朗诵,还听过马寅初先生的演说。最有意思的是信奉基督教的协和,也为无神论者提供讲坛,还有过有关宇宙、地球形成,乃至从猿到人的进化发展的报告。所以我认为协和的学术空气也是比较自由的。当初,像协和这样的学院,每逢星期日上午有宗教活动,听牧师传道,但不强求全体师生员工都去参加。有一些神学家讲道,往往有很深的哲理,而不是随意捧出上帝来作愚昧的迷信宣传,往往还有另外一种目的,那就是学、听英语,因为所有的节目都用英语,是个学习的好机会。

正是在一批专家教授的带领下,协和成了我国西医领域许多专业的滥觞之地。妇产科病理学家麦克维教授,来中国之前,他刚刚从欧洲学习完回到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不久。著名的妇产科病理学家施罗德和迈耶都是他的老师。在中国,麦克维带领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妇产科病理学家的林崧一起开展妇产科病理学的工作。这项工作当时不仅在协和是首创,在国内也可以说是首创。

放射学在我国开展较晚。虽然在某些教会医院已较早地应用X线检查病人,但放射学作为一个专业,则是从1919年保罗·霍奇斯教授在协和医学院创建了放射科开始的。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的放射学专业。协和放射科对我国放射学的开拓、奠基和发展,长期起着巨大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像这种协和具有开创之功的专业还有许多,比如公共卫生、泌尿科等等。

2、视野开阔的师资培养制度

协和对师资的培养主要有医师进修制度、国外留学制度、客座教授制度

(1)进修教育是协和的主要任务之一,进修有不同的方式,住院医师制度是临床医生的主要进修制度。

协和从开办时起每年开设一些临床前期及临床各科的专题讲习班和短期进修班。除本校毕业生外,也招收全国各地一些兄弟院校的专业人员来协和做实习医师或助理住院医师,向他们介绍新知识和新技术,给他们以知识更新和专业提高的机会。

协和也招收少数观察员(Observer),一般为期一年。临床前期各科的进修,则通过做进修生、观察员或研究生(Research fellow)的方式参加各科的实验研究工作,时间长短不一,均不授学位。少数进修人员被本校留为正式工作人员或教学人员,多数则回其本单位或其他地方工作。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做出重要贡献,也有不少人成为国内许多兄弟院校、医疗卫生及科研单位的重要骨干或担任领导工作。

(2)年轻教员(临床前期及临床各科,不限于本校毕业生)在校工作三至五年,已有较好的基础之后,常可得到留学国外深造的机会。这是由学校有计划地预先安排的。每年选派的人和名额由教授会议讨论决定。被选人员可得到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较多)及欧洲(英、德、奥等国)进修一年或二年。他们分别到由学校及中华医学基金会代其预先联系好的最高学府,在名师指导下学习和工作,目的是在其已有的专业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新的知识和技术,一般不以多得一个学位为目标。他们返校后成为各自专业的医疗、教学和科研骨干前,可根据各自的条件被提升为讲师或副教授。

(3)协和既有出国留学的“派出去”制度,同时也有客座教授的“请进来”制度。他们开设讲座,把自己的专长和当代世界最新成就介绍给学生和教职工,是学生和教师科学研究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的重要因素。

客座教授是协和编外教授,一般都有着较丰富的教学、科研及临床经验。其全部往返路费及在京的住宿和生活费用由协和提供。客座教授制提高了协和医学院的科研及教学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

(五)充足的教学研究资源与完善的后勤

协和的图书馆和病案室以其丰富的馆藏和完善的管理而闻名,与前面提到的“专家教授”合称协和“三宝”。

1、图书馆(图书资料)

评价一所大学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就是该校的图书馆馆藏资料(包括图书和杂志)的数量和质量。协和医学院图书馆自建校开始,其所藏图书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

图书馆是作为研究的预备,应该为个人的研究提供机会,藏书的丰富与否是其重要指标。藏书的内容还要新,要能反映最新的科学发展信息,足以吸引学生利用。据统计,1924-1934十年中,协和学生总数增加并不见多少,但能利用图书馆的学生数却增加了将近九倍。协和图书馆期刊的数量在民国时是全国第一的,在一本回忆华西协合的书中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该馆(指民国时期的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杂志、书籍和超过200余种的期刊,在中国医学图书馆中它排列为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的管理采取了即便在当今也不显落伍的管理方式。图书馆采用开架式,因此阅览室和书库结合在一起,阅览室四周均排列书架,图书按分类次序摆在书架上,读者不但可以自行查找,很快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书,还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同类书的内容。因此很少有读者在目录柜查卡片,这比闭架式的图书馆要节省许多时间。它的缺点是还书时容易把书放错位置,为防止这点,馆里要求读者把书放回原处或放在阅览桌上,由工作人员按时清理桌面时放回原处。另外,工作人员每周还要检查一次书架,发现放错位置的书随时纠正。

新书采购严格把关,为了能把最新、最前沿、也最权威的医学书籍采购来,图书馆形成了自己的采购方式。购买新书要经过这样几道手续:①各科建议购买的新书,先列单交给馆长,馆长从美国医学会出版的《积累图书索引》中核对价格、出版时间和出版单位;②交图书馆委员会通过;③由图书馆做订书单;④交医学院的庶务科寄至各国代理商店购买。各种图书只买一本,若有新版本才可再买。每本新书都做一张采购片,片上记着书名、作者、版次、出版年代、价格、建议买此书者、代办商、订购日期。新书收到后登记收到日期、实付价格,随书交副馆长分类编组;帐单由馆长签字后交会计科付款;然后由副馆长分类、给主题,交编目人员编目、练习生加工后上架。(所采用的工具书有美国医学会出版的《主题表》、《作者号码表》和《分类法》。)

这种采购法很可惜现在已经很少有学校严格使用了。即便在用,范围也有限,学校也最多找各科教授建议或清单上圈选一下。商品经济的冲击,采购回扣的巨大诱惑,已使部分院校的图书采购、期刊订阅偏离了应有的方向。图书采购、期刊订阅已经成了高校腐 败的温床,盗版书唐而皇之地出现在高校图书馆的书架,昂贵且不实用的进口期刊在刊架上孤芳自赏也不再是希奇的事情。

协和图书馆在发展中历经战火,却幸运地保存下来,学校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门诊病历完好无损。这要归功于一位名叫松桥(Matsuha- shi)的日 本少佐的努力。此人战前曾利用过这座图书馆,深切体会到它在科学上的重要性,对协和图书馆给予了保护。图书馆除了重要的西医课本外,还有在1936-1937年获得的关于传统的中医体系的丰富藏书。这些中国书籍在日 军攻击珍珠港之前已被复制在微型胶片上,至今仍珍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U.S. Library of Congress)内。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学藏书后来被评估价值200万美元。甚至有一份报告称其构成了“该医学院最重要的知识财富”。

2、病案室(病案资料)

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案管理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这不仅因为它有着与这个医院同龄发展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在数十年的发展中,协和病案室创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病案管理方法,为医疗、教学、科学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病案资料,促进了医、教、研工作的开展。

自1921年元月建立协和第一份病案以来,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变革,这个医院至今已积累的病案总数接近200万册,其中包括住院病案46万余册。病案资料的收集和贮存,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协和的许多医务人员,通过复习和分析病案所提供的大量资料,对临宋实践经验不断总结、提高认识,再把提高了的认识上升为理论,用以进一步指导临床实践。在建立病案室的初期,就考虑到病案的科学管理,主要是尽可能达到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病案资料。围绕病案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根据查找病案的各种条件,设计了系统的管理方法,这包括:1、整体制的集中统一管理的病案系统;2、统一编号的管理方法;3、建立病人的姓名索引(按罗马拼音英文字母顺序排列;1958年改为按汉语拼音字母排列),作为按病人姓名查找病案的依据;4、建立病人的入院登记,以掌握其住院情况,同时提供按入院日期查找病案的线索;5、建立出院时间查找病案的线索;6、建立疾病分类索引,根据病案记录病人所患的疾病诊断进行分类编目,(随着医学的发展,近年来分类方法有所变更,从1984年起使用的《国际疾病分类》进行编目),它是医师分析研究病案时,进行检索的主要手段;7、建立手术分类索引,根据患者所施的手术和其他医疗操作进行分类编目,这也是医师检索病案的一个重要方法。

协和病案室自己创建的这一套病案的科学管理方法,为我国近代病案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基本方法在我国不少单位至今仍被广泛沿用。协和的病案管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学的发展,不断改进和完善。如今,协和病案室已经部分地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

1980年,根据协和医院60年来病案分类编目的经验,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疾病分类及手术分类名称》一书,弥补了我国这一领域内的空白。北京协和医院所保存和管理的近百年的病案,包括老协和的病案,仍不失为协和医院的一种宝贵资料,为医疗、教学、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服务。

3、完善的后勤保障

协和为了保证八年制的质量,学生在协和经历近乎残酷的学习竞争的同时,学校也为学生提供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生活、学习环境。据协和毕业生李果珍回忆:

在协和上学,学习负担虽然特别重,可学校给准备的学习条件却很好,衣服自己不用选,由洗衣房洗;房间卫生不用打扫,有工友管;就连被子也用不着叠,早晨起来拔腿就走。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并不过分,主要是为了让学生用全部精力搞学习

协和1932年毕业生、公共卫生专家严镜清回忆当年协和的生活时,这样描述:

记得我第一晚进入文海楼宿舍的卧室与卫生间时,我的印象是远比我在上海中学时的条件好得多,其实相当于当时美国第一流医学院的物质设备水平。我当时即有身处“象牙宝塔”的感觉。至于教学上应用的仪器设备,它的数量和质量也是第一流的。图书馆中图书杂志数量丰富,管理科学化,阅览方便。总之,物质条件优越。

学校为了学生能有健康的身体来面对繁重的学业,在体育锻炼方面也应有尽有。学校有网球及篮球场,冬天有溜冰场,均由师生共用。多数学生平时很少体育活动。在二、三十年代每星期日及假期由学校派车将学生送往郊外风景区活动、游览和休息,以增强学生体质(此事在卢沟桥事变后取消)。宿舍环境安静,宽敞舒适,两人或单人一间。因宿舍离学校和医院很近,学生可在晚饭后回到实验室或图书馆学习。

学生从事脑力劳动,营养当然要跟上。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膳食营养,体弱者免费供给鱼肝油等以补充营养。校医对学生定期进行常规健康检查,有病可得到及时治疗并免费住院

协和学生优越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与当时国内其他公、私立大学的情况相比是独一无二的,为学生安心学习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当然因此也曾受到外界批评,认为可使学生脱离社会现实。



以史鉴今——民国西医高等教育总结与启示

关于民国的西医高等教育,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总结:西医对于中国来讲是完全的舶来品,所以最大的收获当然是西医的开创之功,清末和民初动荡的社会环境为西医来华提供了契机,民国期间,西医教育虽历经坎坷,但毕竟从无到有,从一开始教会医院的零星授徒,到后来几乎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医学院校的出现,从最初的主要由教会办学到后来逐渐收归国有、国家自办医学教育等一系列过程实现了西医教育的本土化,最终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

不管西医最初来华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其最终效果是有目共睹的:通过37年的坚持发展和不断探索,培养的医疗人才在数量上比民国初年有了质的飞跃(虽然在整体的医生与人口的比例上还不容乐观),在范围上也几乎遍及全国(虽然各地区的分配布例还很不均衡)。在培养了大量的医疗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卫生行政、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各级各类人才,为之后西医教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既作了人才上的储备,也积累了丰富的开办医学教育的经验,对中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民国时期培养的医学教育人才现在依然活跃在医学教育第一线的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对民国医学教育的总结更多的应该是在经验、教训方面。下面便对民国时期西医高等教育对现在仍然具有的启示作用作如下总结:

1、多元办学模式的启示

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层无暇过多顾及医学教育,反而给了医学教育以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如果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来形容民国期间的医学教育决不为过。

就民国时期国内医学教育的流派来讲,经过最初的众多流派相争,最后形成了两大主要流派对垒的局面:“德日派”占主导地位的东北地区(俗称关外)和“英美派”天下的关内地区(并非绝对由哪一派统治)。各种院校中,既有单设的专门医科院校,也有附设于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

从办学主体来看,存在着多种办学模式,主要的有四种:首先是最初的由传教士带来的教会医学,在民国期间无论在办学数量还是在办学质量上,教会医学都是首屈一指的,影响也最大;其次,随着国人自主意识的觉醒,政府逐渐收回教育权开始自办西医院校,于是便产生了国内政府办西医高等教育(含国立和省立);另外,除教会办学外,后来国外政府及大财团也加入了竞争,这一类办学特点是经费充足,办学质量高,影响极大,典型代表是北平协和医学院和上海的同济医学院;最后还有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些实业家创办的医学教育,也成为西医院校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即国内私人办医学院校。

不同的办学主体,其办学思路也不尽相同:教会及外国政府或财团在认清中国的现实的前提下,把目标定在培养医界领袖人物上,走精英教育路线,先为中国培养一批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再利用他们的能力扩大影响。所以,这两种类型的院校一般采取长学制模式(七到八年),招生人数相对较少;相反,其他两种类型的医校虽然也明了中国现实,但考虑自身实力,以及为了满足当时急需医疗人才的现状,大多走与国外办学互补的路线——大众教育路线,学制较短,一般五年左右,培养直接面向民众的医疗人才。它们的学制一般比较短,招生人数较多。

各种办学模式的学校,其办学特点也不尽相同,仅从学术角度讲,流派纷呈,相对自由的竞争环境,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也使得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呈现繁荣兴旺的局面。

1949年以后,在“以苏联为师”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我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使所有的大学都采用了统一的办学模式: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根据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也就是说,就医学院校来讲,都改为单独设立,比如由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等校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由原齐鲁大学药学系、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合并成立华东药学院等。1952年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时,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私立学校全部被接收为公立。比如:南通学院医科改建为公立医学院,定名苏北医学院。

单从形式上讲,整齐划一的办学模式虽然有利于统一规划管理,但也必然导致管理及发展上的僵化,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点。1978年以后,国门再次打开(和清末民初时的打开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欣喜地看到各种办学模式又开始出现:长学制模式的探讨;民办医学教育的出现;中外合作办学;多数医学院校又开始合并到综合性大学之下……相信这次建立在综合国力强大基础上的医学教育的“百花齐放”会带来医学教育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但也要警惕一些院校不顾自己实际情况的盲目“跟风”现象。

2、对医学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启示

中国西医教育首先在广东、上海等沿海城市出现,然后西医教育从南往北,从沿海向内地,从城市到乡村逐渐发展。

整个民国期间,沿海城市的西医教育发展最快,规模也最大,先进程度也最高。但相对于中国人口总数,西医生数量还远远不够,这是不争的事实。1937年前后的英国每八百人有一医师,美国每一千人有一医师,而中国则每三万人有一医师,且分布非常不均匀,大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比如上海就占22%。大城市也并非都能普及,当时的南京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中国的医师,大多被城市所吸引,宁愿在城市中挣扎生存,也不愿意到乡村去。根据1937年教育部医学教育调查统计,当时全国有公私立大学医学院、独立医学院、医药、牙科学校与专修科总计33所。从地域分布来看,上海、北京、广州居多。

也就是说,在1937年以前的中国,医学教育资源的配置极不平衡,优秀的医学教育资源大都集中于上海、北京、广州以及一些沿海发达地区。***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便意识到保存教育火种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大批院校搬迁到远离战区的地方,重庆、成都和西安成了首选。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学校纷纷迁回原地,但还有一部分院校没有回迁,比如西北医学院就以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回迁,最终落户扎根于西北,后来为西北的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国民政府在战争初期做出了大批医学院校内迁的决策,虽然有所损失,但保持了医学教育的延续性,既为战争提供了一定的医疗服务,又防止了学生的流离失所。接连的战争给医学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也创造了战时医学教育的新篇章:创造了适应战争需要的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取得了院校搬迁与联校办学的宝贵经验,客观上促进了医学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1949年以后,国家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在各省区或新建或搬迁了一些医学院校,一定程度上使医学教育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但是在实际上,即便是到了现在的21世纪,医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失衡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优秀的医学教育资源仍然集中于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依然令人堪忧,虽然许多地方也都设有各级各类医学院校,但医学教育质量亟待提高。

现在虽然条件不同了,但我们可以借鉴民国时期联校办学的思路:学校无法联合,但优秀的教学资源可以联合,优势互补。在边远地区学校之间,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学校之间都可以建立教育资源合作互补机制,互相交流、合作。同样,国内院校和国外高水平院校之间都可以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

3、西医教育模式的建立与启示

民国医学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培养模式:学生的入学考试以及在学期间的一系列考核大多表现出重视理论与实践想结合的特点;课程设置上渐趋一致;教学方法上主要是以教师、课堂、教材为中心的模式;不论学校学制长短,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办学,基本上都采用基础、专业和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教学与科研并重:在师资培养上个别学校的成功做法也逐渐被广泛采纳,比如导师制、住院医师制度、进修制度、出国留学、客座教授制度等。这些做法最终固定下来,形成所谓的传统医学教育模式。

在当时,整个医学的发展的特点是把人作为纯生物来研究,把人体看成由各种零件组成的大机器,认为认何病都必须而且都能在人体大小零件上找出毛病,都可能在器官、细胞上找到可测量的形态或化学改变,都能找出相应的治疗手段,我们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

生物医学模式及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在过去医学人才培养中发挥了无可非议的作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原有的一些优点逐渐异化、僵化,导致现在暴露出与时代发展和21世纪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弊端:

首先,这种纯生物医学模式从指导思想来讲,具有较大片面性,它受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孤立静止地看待问题,不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其次,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模式集中表现为应试教育的特点,评价体系是应试指标,且是静态评价,方法单一致使受教育者对知识过分记忆;教育方式采取灌输式;学生对教师讲解内容消化方式是记忆;教育结构畸轻畸重,学生综合素质较低,人文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另外,近些年来,基础、专业和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僵化,基础脱离专业,理论脱离实践的情况改善不大。课程体系沉旧,培养目标滞后,各科都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都想把学生培养成本门学科的专家,加深了有限的学习时间与无限增长的知识之间的矛盾。而且教师整体素质偏低,绝大多数教师都是从狭窄的专业模式培养出来的,习惯并拘泥于传统的学科范畴,其自身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观念不能适应新医学模式的要求。

进入21世纪,高科技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疾病谱的变化,使得新世纪对未来的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关系到现行的医学教育模式的更新,也是全球医学教育改革的热门话题。相对于传统的纯生物医学模式而言,建立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教育模式已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这种医学教育模式强调把医疗对象看成活着的人,病人不仅具有生物性,而且具有社会性。不是消极被动地参与医疗活动,而是主动积极地参预医疗活动。疾病也不仅是身体的疾病,是致病因子、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环境因素参与的结果。

民国时形成的传统医学教育模式虽然现在已经弊端显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传统模式毕竟在民国及之后的一定时期内为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核心精神还将一直发挥作用。我们现在依然可以从民国时期的高等医学教育中汲取营养,获得启示。我们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现在还要发扬民国医学教育精英们的忘我奋斗与不断创新的精神,相信在充满生机的21世纪,医学教育模式问题也会得到完满的答案,也会培养出更多合格的医学人才。

4、要增强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启示

民国时期,许多人透过西医感受到西方文明,信服现代科学。西医既集技术与科学为一体,也集真与善于一身。透过传教医师的行医,人们能够看到迈越中医的回春妙手,想象出高超技艺背后的玄思邃理,感受到济世救人的慈悲心肠。在来华传教士当中,逞凶作恶者有之,为虎作伥者有之,但传教医师普遍受到人们的好评。这也是西医的威力和魅力所在——医学科学精神的感染力。可以说,医学科学的特点使医学教育本身也最具人文关怀精神。

宗教起源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追求,基督教倡导“博爱”主义,早期的医学传教工作要求传教士处处显现出基督徒的奉献与仁爱。教会医院多以“普爱”、“博爱”或“仁济”为名,也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在教会医院对病人的态度上,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体现出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一般说来,传教医师特别注意医院留给病人的第一印象,因此极力做到待病人就像客人。当病人走进医院时,首先遇见的门卫和挂号人员必须对他礼貌周到。他们是病人在医院的第一接触,他们的热情周到,很容易使病人消除陌生感和畏惧情绪。可见,西医教育来华之初是带有人文精神的,这也体现在教会医学校早期宗教课程的设置上,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民国时期的宗教课程后来基本流于形式或成为学生学习外语的工具,最后被完全撤消。

整个民国时期,医学教育课程自1912年便有具体规定,后来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新课程不断出现,也陆续被列入教学计划,但对于人文课程的安排则一直没有被认真考虑过。这既和医学科学自身特点有关:专业课程科目多,学习任务繁重,也和当时的国内局势有关: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医学院校一般除医学课程外,都安排党义和军训课,有时上点中文,内容也不外乎伦理、经训和古文之类。历史课上,外国办院校一般都宣扬其本国的历史。在东北则更加严重,日 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统治,1940年派来日 本军退役大佐进驻各医校任学监,制定“校训”,每周举行一次“遥拜”和“奉读”,新设“国民道德”课,以麻痹毒化学生。总之,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的设置少得可怜,医学生人文精神(Humanism)的培养效果可想而知了。

1951年中国政府提出,要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有人认为当时中国政府只从经济建设的短期需要出发,滋生了急功近利的教育理念,着重培养大批工科专业技术人员,而与实用技能训练无关的重要系科则被连根拔掉,由此造成了人文精神的流失。学生在一种高度威权主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哲学的引导下被作为工具加以训练。是“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给现今国人道德精神的劣变埋下了种子。这种人文精神缺失在医学教育领域显得尤为严重,其实,这劣变的种子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埋下从历史上寻找原因是对的,但我们不能仅仅是把责任推给历史了事,关键的是要找出解决问题之法,防止历史重演。

现在的高等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医生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高科技诊疗手段,似乎很多病人正期待着更系统化的治疗,并开始抛弃那种完全医学化的治疗方案。医生们得时刻提醒自己:他们最终的治疗是要针对每个具体的病人,每位患者的要求必须得到重视。人文精神培养,医学生首先要了解医学的历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医学史的意义价值即包含其中)就是,现代医学是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完善,年复一年、或多或少的重要医学理论和实践积累的总和。很多刚从医学院校走出的新生经常毫不理会他所从事的医学和科学的发展进程,对于过去前辈医生所犯的错误嗤之以鼻,同时对医学和科学的发展几乎处于半盲状态。可能在外行人看来,医学史与过去和未来几乎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无论专业知识还是专业知识技能都只能存在于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中,都以文化素质和文化知识为基础,加强医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是通过它的教学过程,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沟通不同学科专业的联系,拓展和加深专业教育,使医学生获得更加综合的学科知识,不断地完善个性,提高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具体做法是改革课程体系,构建新的教学计划。单从课程设置来看,除了医学专业课,马列和思想品德课以外,针对我国医学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的情况,应开设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辩证法、医学法学、医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并逐步纳入必修课计划。

面对21世纪生物——生理——社会医学模式,将全面主导医疗卫生实践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当代医学生不仅应有扎实的医学专业知识和实用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必须具备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今天,知识性的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已无可置疑,但专业知识只是做人的条件之一,而非全部。职业技能只是做人的手段,而非目的。我们的医学教育若不以人,而是以知识为本,将手段作为目的,忽视人格理想、道义境界、社会职责的培养,最终必将使人沦为知识的奴隶。


近代中国西医高等教育大事年表(1800-1949)

1805 英国的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成为第一位来华医生。在广州引入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种痘法,这是西方医学技术第一次输入中国。

1820 真性霍乱(俗称吊脚痧)传入中国。

1821 汪期莲辑《瘟疫汇编》,记载苍蝇为瘟疫(霍乱)传染之媒介。天津发生疫病,寇兰皋以隔离与焚名香、嗅香药得免。

1827 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澳门眼科医院成立。

1828 北京设种痘公局。
高文晋著《外科图说》记述外科刀剪钳针等器械图式。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美国人,到达广州,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及神学院,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医药传教士。

1835 伯驾在广州十三行新荳栏街的丰泰行租屋开设眼科医局(Opthalmic Hospital),这是远东地区最早开设的教会医院。
中国第一次施行割除乳癌手术。

1836 第一次施行扁桃腺割除术,主刀医生为伯驾。
江考卿著《江氏伤科方书》用骨移植木治疗复杂骨折。
在广州,伯驾医生为林则徐治疗疝气和哮喘病建立病历,编号是6565,这是我国最早保存下来的西医病历。

1844 中国第一次施行膀胱结石手术。主刀医生为伯驾。

1844-1848  英、美以教会名义相继在澳门、厦门、宁波、上海、福州等地设立医院和医学校等。

1847 第一本医学字典《中英文医学辞汇》出版。
中国第一次试用乙醚麻醉法,医生为伯驾。

1848 中国第一次试用氯仿麻醉法,医生为伯驾。

1851-1864 太平天国兴办医院、疗养院。
天津设保赤堂(后改名保赤牛痘局)施种牛痘。

1854 嘉约翰(Glasgow John Kerr1824-1901),医学博士兼法学博士,美国长老会教士。来华主持博济医院院务,时间长达45年,并在华首创精神病病院。

1855 中国第一个西医毕业生——黄宽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

1856 关韬任军医,为中国军队任用西医之始,是中国第一位西式军医。

1860 中国第一次施行胚胎截开术。

1865 北京同文馆设科学系,其中有医学科学之研究,聘杜琼(Dudgeon)为内科学教授,这是国人自办西医教育、学习西方医学的开端。
中国湖南设牛痘局。

1866 博济医院创设南华医学校,黄宽被聘到该校任教。

1867 博济医院首次进行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

1868 中国河南设牛痘局。

1871 中国福建一带发现丝虫病(阴囊象皮肿)患者。

1872 中国第一所中西医院成立,为香港东华医院,分中西医两部分诊治疾病。

1874 关韬英年早逝。

1878 中国海关(上海、厦门)开始办理检疫。
中国第一次施行卵巢肿瘤截除手术。

1879 博济医院招收第一个医科女生入学。

1880 《西医新报》在广州发行,为我国最早之西医杂志。
文恒理(Herny W.Boone)在虹口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创设的医科,即后来的圣约翰医学院。

1881 李鸿章创北洋医学堂(最初名为医药馆,医学馆)。

1884 唐宗海著《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中西汇通”之名自此始。
中国女子留学第一人金韵梅毕业于美国纽约女子医学校。
佛山成立中国疯人院。

1886 教会医生的联合组织——中国博医会在上海成立。

1887 第一种英文医学杂志《博医会报》在上海发行。《中国医学杂志》创刊。

1890 中国博医会成立名词委员会。

1891 第一所女子医校——苏州女子医学校成立。

1892 中国博济医院施行第一例剖腹产术。
朱沛文著《华洋脏象约纂》,亦试图中西医学之汇通。马培之著《外科传薪集》。

1894 余景和著《外利医案汇编》并作气管切开术,抢救白喉患者。

1898 中国广州建立精神病院。
京师大学堂创办,在专门学中设立卫生学(包括医学)。

1899 广州女子医学校成立,后改名夏葛医学院。

1900 中国近代第一次进行甲状腺切除术。
丁福保(1874-1952年)1900年——1914年由日文译成之医学著作总计达六十八种,编为《丁氏医学丛书》。

1901 郑肖岩著《鼠疫约编》。

1902 袁世凯在天津设立第一所军医学校——北洋军医学堂。后改为陆军军医学校。
《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颁布,其中钦定高等学堂之外,得附设农、工、商、医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

1903 京师大学堂设“医学实业馆”,二年后改称医学馆。
北京医学院成立。

1904 广州华南医学院成立。《医学报》创刊。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第四节将大学堂分为八科,第四科为医科大学。分两门,一为医学一为药学。医本科修业年限为三到四年,预科三年。
中国红十字会创办,初名万国红十字会。

1905 李平书、张竹君创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按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条例在美国注册。定医科课程为五年,毕业者授予博士学位。
伦敦会与英国、美国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UMC),即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PUMC)的前身。协和护士学校同时诞生。
“中国医药学会”成立。上海圣约翰医学院正式组成。

1907 中国国民卫生会成立。
中国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改名为China Medical Journal。是当时中国博医学会的刊物。
德国医学博士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创办的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后改名同济医工学堂。

1908 齐鲁大学医学院成立。私立震旦大学医学院成立。

1909 第一个中国女看护钟茂丰毕业于伦敦葛氏医院。
中华护士会成立,为我国第一个护士组织。
郑豪创办广东光华医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的西医医学院。
洛克菲勒根据其顾问格士(Frederick F·Gates)的建议,派出一个“东方教育考察团”。
颜福庆(1882~1970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是在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

1910 华西协合大学成立。
上海设立隔避医院。

1911 第一个卫生教育组织“中华卫生教育会”成立。伍连德主持扑灭东北鼠疫大流行获得成功,伍氏担任在沈阳召开的国际鼠疫会议主席。
南满医学堂在沈阳建立,这是我国东北最早出现的高等医学校,
辽宁医科专门学校成立。南通学院(医科)成立。
浙江医药专科学校成立。
我国最早的牙医培养机构——俄侨第一齿科专门学校在哈尔滨成立,这是我国最早的口腔医学教育机构。1923年成立俄侨第二齿科专门学校。

1912 杭州医科特别学校开幕。上海震旦大学医学校开幕。
中国第一所国立民用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中华民国教育部任命汤尔和为校长。

1913 湖南雅礼医学校在长沙筹备,并开始授预备课。
中国第一部解剖法令——《解剖条例》公布。
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正式成立,其董事会于1914年1月召开一次会议对中国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同意对中国医学教育进行投资。
伍连德在《中国医学教育》发表长篇备忘录。

1914 湖南省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联合开办湘雅医学校。
华西协合医学院创办。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设化学实习室及解剖学实习室。
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第二次中国医学教育考察团。

1915 中华医学会成立。《中华医学杂志》创刊。
天津医学校由海军部接管,改为海军医学堂。
北洋当局公布高等文官考试命令,对医科考试做了规定。
洛氏基金会和中华医学基金会就组织第三次医学教育考察团来我国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1916 河北医学院成立。

1917 北京同仁医院牙科训练班开学。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成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收回国人自办,定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
华西协合医学院成立了牙科学系,1921年,该系上升为牙科学院.。

1918 上海同德医学校成立。

1919 北京中央防疫处成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成立。
保罗·霍奇斯教授在协和医学院创建了放射科。

1920 中国解剖及人类学会成立。北平协和女子医学校成立。

1921 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成立。
江西医学专科学校成立。

1922 “壬戌学制”又称“1922学制”或“新学制”颁布,医科规定至少5年
中国教育委员会报告指出:“促进女子医学教育,不但保持固有之女子医学院,而使女子在男女同学之医学校有同等机会”。
在瑞士的日内瓦国际护士会召开会议,正式接纳中华护士会为第十一名会员国。将“Nurse”一词译定为“护士。

1919-1924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

1923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改建为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是我国最早改为六年制的医学校。
兰安生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这是中国医学教育历史上第一次有专为医学院本科学生教授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开端。

1924 上海女子医学院成立。
陈克恢肯定麻黄素的止喘功能,并小量提取。

1925 林可胜由美国回国,主持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成为该校第一位生理学教授。
兰安生教授在北京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公共卫生事务所——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

1926 中国生理学会成立。伍连德肺鼠疫论文发表。
中山大学医学院成立。东南医学院成立。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成立。
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两年的预科。

1927 广州第一中山大学医学院成立。
中央大学医学院在上诲成立。北平大学医学院成立。

1928 河南大学医学院成立。

1929 教育部、卫生部联合组织医学教育委员会。
公布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部组织法,同时公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药师暂行条例及医院、药商,麻醉品等管理规则等。
上海中法大学及济南齐鲁大学医学校、药学校开学。

12月2日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

1930 中国海港检疫处建立。政府公布中央防疫处组织条例等。
医学教育委员会决议:医学院为高中毕业后6年;医学专科学校为高中毕业后学习4年。
私立同德医学院成立。

1931 云南军医学校成立。
上海医学院创办学术性刊物《医学》(季刊),后因战事而停刊。1936年4月,重新创办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季刊》。
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法医学教研室。

1932 中华医学会与博医学会合并为中华医学会,有会员1200人。中华医学会杂志刊行。王吉民、伍连德合编《中国医史》(英文版)出版。
山东医学专科学校成立。
司法部法医研究所成立于上海,同年教育部规定国内各大学及专门以上的医学校,法医列为医科必修课,中国法医教育自此奠定基础。

1934 国家麻醉药品管理处建立。

1935 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成立。上海成立生育控制病房。
教育部颁行“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

1936 博济医学堂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
中山医院落成。
夏葛医学院将全部设备移交给岭南大学,自此夏葛医学院不复存在。
出台《指定各医学院办理医学师资进修办法》。

1938 1938年至1946年间,处于敌占区的四所基督教会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平燕京大学,相继迁到华西坝复校,与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共同在一个校园里上课,极一时之盛。
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
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1939 白求恩医生逝世于河北省完县。
原北平大学医学院独立,称国立西北医学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从1939年开始组织学生赴日修学旅行。

1942 日 本侵略者对美英等国家在华创办的学校——北平协和医学院、北平燕京大学予以封闭。

1943 省立湖北医学院成立。

1945 日 本帝国主义销毁在东北的细菌制造所,引起鼠疫再次发生。

1946 满州医科大学改为沈阳医学院。

1947 中华医学会成为世界医学会组织成员。圣约翰大学向国民党政府立案。
东北鼠疫流行。
协和医学院复校。

1948 《大众医学》创刊发行。

1949 1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

历史的回顾——关于华中工学院的办学历程 朱九思

历史的回顾——关于华中工学院的办学历程
朱九思

Ruth Hayhoe(女,中文名许美德)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资深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1992年5月,Hayhoe教授来我校做学术访问,作者应她的请求,与她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谈话。主要谈“文革”后期到1984年底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但也涉及“文革”前“十七年”的主要问题,从这一点上说,这篇谈话基本上是作者对1953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办学历程的总回顾。

Hayhoe教授请我谈一谈在华中工学院办学的一些情况。今天就着重谈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到1984年底我从学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前这一段时间内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先声明两点:一是既然要谈想法和做法,就要用第一人称,较多地谈到自己,但这绝不是夸耀自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很多人,包括我过去熟识的一些战友,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我们这些人不过是革命战争中的幸存者,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办学的一些做法,当时在学校主持工作的军代表一把手主要负责人刘崑山同志都是赞成和支持的。如果得不到他的支持,那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就这一点说,应该肯定刘崑山同志对于那一时期我们学校的工作是有功劳的。二是我们现在来研究历史,总要谈到过去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应该离开过去的历史条件,用现在的观点来苛求于过去,甚至否定过去。过去高等教育成绩很大,培养了千百万人才。如果不是这样,我国几十年来成绩的取得是不可想象的。

下面就开始谈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和怎么做的。

“文革”后期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解放干部。我于1970年6月被“解放”,从当时搞“斗批改”的咸宁县马桥镇回到学校。当时没有多少工作,非常清闲,校园也非常安静,很自然就想得很多。当时想的也并不系统,现在归纳起来,有下面一些内容。

(一)毛泽东的两句话引起的思考

当时毛主席有一个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见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我想毛主席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看来是有人认为不要办大学了。1969年底,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师生职工都搬到咸宁县去搞“斗、批、改”,就有人猜测,今后这所大学可能不办了。据说当时国家某一个部的一个单位,就曾打算搬到我们学校来。武汉市的一个工厂(武汉市半导体厂)就已经搬到学校里来了。搬来的时候还说由学校和武汉市共管,是为了便于教学实习。搬进来以后,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来学校占了一栋大楼、一栋宿舍,还有食堂等。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讲这两句话,我当然感到很重要,使我们看到了曙光。

1971年3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到会的主要是一些大学的负责人。我们学校,当时刘崑山确定我和赵旭(军宣队的一位副指挥长)两人去参加会议,并且指定我负责。这个会议的规模较大,大约有600人,中央各个业务部门都有人参加。会议拖拖拉拉开了3个月。会上,四机部等部门的人来找我,希望我们学校设置一些新专业,当时提出来的有激光、无线电通信等七八个专业,还有一机部提出要设置光学仪器专业。总共提出要我们设置10个新专业。这就说明,大学还是有用的。我们是来者不拒,当场就决定办。当时接受办这么多新专业的,只有我们学校。回到学校以后,刘崑山同志很支持。他只提出办雷达专业不容易,需要军用设备,对其他专业,他都同意。所以,除去雷达专业未办,其余9个专业我们都办了。当时也不像现在,办专业上面没有怎么管,不要报请审批。

(二)院系调整引起的思考

“文革”中对学习苏联破除了迷信,开始是有所怀疑,后来,怀疑的成分增加了。

我想,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2年以后,为什么要学习苏联?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从教育科学来看,找不出原因。在当时情况下,政治上的原因是主要的,但这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又想,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对不对?我认为,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说一部分对,是因为当时全国205所大学中,私立大学不少,办得好的只有极少数,如南开大学,是张伯苓办的,办得很好。在抗日时期,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起,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但是多数私立大学办得不怎么好,少数办得很差。如中华大学,就在武昌粮道街,当时人们是瞧不起的。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各省办的大学,有些办得还好,有些办得也不怎么样。还有21所教会大学,教学质量一般还比较好。例如武汉有一个华中大学,规模很小,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办得不错,后来调整到华中师范学院,成为华中师范学院前身的一部分。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圣约翰大学等,都是办得比较好的。但是这些大学毕竟是教会办的。因此,这3类学校在当时情况下须要调整。说一部分不对,是当时的国立大学,如能冷静考虑,是可以不调整的。当时国立大学很少,全国不过十几所,而且都办得不错。1952年调整时,这些大学本身都应该保留。例如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以后,办得很有生气,很有影响。院系调整时,为什么要把北京大学的农学院、医学院分开独立出去,以至于把生物系和农学、医学分开呢?我看这样做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大可不必。又如,清华大学在梅贻琦主持下,办得也很好,但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却被肢解了,理科、文科调整到了北大,清华变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有什么理由?直到现在,清华许多老校友和在校的许多老教师,对此意见很大。

据说,清华的校史现在只写到1949年,以后的尚未写,因为很难写。前几年,清华已开始重新办理科和文科,但是要办到过去那样的水平,谈何容易?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办得很好。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由北大的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三位校长组成联大常务委员会。蒋梦麟、张伯苓经常不在学校,日常校务工作主要靠梅贻琦主持,在当时艰苦情况下,很不容易。再如浙江大学,竺可桢当校长,办得很有特色。原来浙大的校长是郭任远,因为“一二·九”时镇压学生运动,被学生轰得待不下去了。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他很重视浙大,特邀竺可桢出任校长。竺可桢原在当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主任(所长),蒋介石要他当浙大校长,他向蒋介石提出要拨足经费,要允许他自主地聘请教员,蒋介石都答应了。竺可桢主持浙大工作后的第二年,抗战爆发。由于敌人进犯,在竺可桢带领下,浙大硬是搬迁四次,师生上千人长途跋涉,最后到了贵州才安顿下来,十分艰苦。就大学说,这是抗战期间绝无仅有的。有个电影《流亡大学》,就是描写浙大搬迁的故事。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团结了一批教师,保存了浙大的元气,而且越办越好。像浙大这样的大学,本来应该保留下来,但在1952年院系调整,理科和文科的主要部分调整到复旦大学。所以前几年复旦得到重点投资,浙大没得到,浙大的同志们有意见。除去北大、清华、浙大,当时的国立大学还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南京大学(即国民党时期的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总共不过十几所。院系调整时一刀切,以致全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关于专业的口径太窄,当时还没有想到。还有学习苏联的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学校没有自主权,教学计划就是法律,过分集中,在“文革”后期也还未考虑到。至于我们当时办那么多新专业,是由于“文革”中的混乱状态,上面没有人管。

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的地区布局有了一些好的变化,我是认同的。但是如果不经过院系调整,而通过行政办法也是可以解决的。1956年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迁到西安,就是一个例子。

50年代前期,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工作正是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当时中央文委和高教部负责人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意思是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不是不先进的经验,还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句话完全正确,讲得也比较多。但是,话虽这样讲,而在实际工作上几乎是全部照搬。特别是我们工科院校,是百分之百地照搬。通过院系调整,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乃至于教材等,文科、理科我不清楚,工科可以说是完全照搬。到1958年,我们国家提出了“大跃进”,虽然主要是指经济工作,但也波及各个方面,包括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工作,实行“教育革命”。当时提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的意图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摸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但在“大跃进”过程中,很多事情做得很不对头,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暴露出来,事与愿违,因此1961年、1962年进行调整。尽管“大跃进”做得不对头,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已经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了明确的结论,但是就破除苏联的框框、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这一个愿望来说,却是好的。例如当时有一部分高教部直属的工科院校,包括我们学校在内,办了一些理科专业,用历史的观点来看,用教育科学的观点来看,都是对的,因为理和工的关系太密切了。但是到1961年、1962年调整时,把新设的专业包含理科专业停办了。当然办过了头的应该停办,但是也要区别对待,已经办起来的非常少的理科专业就不一定停办。而当时却一律停办,说到底还是受全盘学习苏联的思想所支配。在高教部原来所属学校中,只有一个学校没有停办,就是浙江大学。浙大和我们一样,原来都是高教部直属学校。到1958年,在“大跃进”气氛下,把很多原来高教部直接管的院校下放到省管。但到1961年、1962年调整时,又收回去,还是由高教部直接管。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是浙江省副省长周荣鑫兼任,于是由省出面,坚持浙大仍由省里直接管。在这种情况下,浙大办的6个理科专业没有停办。因此在我们这种类型的工科院校中,现在理科专业办得最强的算浙江大学,因为它时间长。这虽是历史上的个别事件,但很能说明问题。

杨秀峰同志1983年去世,就在两三年前,不知谁编了一本《杨秀峰教育文集》正式出版,是他当部长时的一些讲话。我从报上看到对这个文集的介绍,其中突出了这样一点,说杨秀峰在1949年之后,特别在1952年之后,他的教育思想,最主要的是主张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觉得这篇介绍说过了头。不错,那些话是他讲的,而且一再地讲,但表现在实际工作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在他生前,包括我在内,大家对他都非常尊重,身后出这样一本教育文集当然很好。但是作为我们了解历史情况的人看了以后,觉得不一定要这样介绍。当然这绝不能责怪杨秀峰以及其他有关的负责人,前面已经讲了,当时之所以全面学习苏联,我认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而在那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不出现那种情况,也许是奇怪的。

这件事使我联想到北京大学有位老教授,1987年以九十高龄去世的曹靖华。他20年代初期与末期,两次去苏联留学,所以不但俄语很好,而且对苏联文学造诣很深,对苏联国情也很了解。他与鲁迅有非常密切的交往。正是他,1936年通过鲁迅转告上海有关的共产党员,将著名共产党员女作家丁玲,从南京国民党政府监视控制的苦海里拯救出来。他50年代担任北大俄语系主任期间,针对当时照搬苏联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的情况,他说:“我们是中国人,是北京大学,不是苏联人,不是莫斯科大学,也不是基辅大学,应该考虑中国的需要与实际。”这些话讲得多好啊!这是一种科学态度,对就对,有问题就有问题,不那么含含糊糊的。当然苏联的高等教育也有某些优点,例如对实践性环节就很重视,问题是不应全盘照抄。

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有个讲话。这时正是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从社会主义改造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确定的方针、路线都是正确的。当时毛主席听取了国务院所属、与经济建设有关的几十个部的工作汇报,然后在1956年4月25日做了一次讲话,后来给加上题目,叫《论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中的最后一个就是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紧接着他又说:“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的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些话不用解释,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在1952年,不仅高等教育照搬照抄苏联的,连中小学也是如此。苏联规定小学生7周岁才能入学,本来我国传统,不说是6周岁,5周岁就可以入学。这是中国流传下来的,习惯叫“虚岁数”,5岁就算6岁。苏联小学是5年一贯制,我们也把6年改成5年。诸如此类照搬,后来特别是“文革”后,7周岁入学才打破了。说来也很有意思,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不久,他倒是做了个决定,把7岁入学改成6岁入学。

(三)出国之方向引起的思考

对我影响较大的是1979年教育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安排,由教科文出钱,我们国家派两个高等教育考察团出国访问,一个到美国、加拿大、日本,一个到西欧的西德、英国可能还有法国。我参加的是访问美、加、日3国的团,指定由我负责,一共5人。3月16日从北京起飞,5月底回到北京,一共是两个半月。其中在美国待的时间最长,37天;在加拿大17天;日本19天。

到3个国家访问之后,对我思想上影响最大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是大学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并重,结合得很好。当然还有个社会服务,但特别是教学与科研结合得很好,结果是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都高,甚至很高,这个印象很突出。当然,就我国来说,1958年的“大跃进”中已开始重视科研。苏联的大学以教学为主,因此我们学苏联也是以教学为主,50年代前期对科研几乎是不闻不问,但1958年突破了这一点。一些学校,特别是我们这类学校觉得很有必要搞科研。这时高教部也觉得大学应该搞科研。1959年,当时副部长蒋南翔同志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小型科学研究方面的会,说不搞不对,但毕竟还是刚刚起步。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8月上旬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到会的是教育界的15名教授、科学院系统的15名研究员,开了几天座谈会,最后邓小平同志讲话。其中有一点讲到,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学,必须是两个中心,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非常明确。同时,1972年以后,我们也大抓了科研工作。尽管如此,出去一看,感受就大不一样。这些发达国家的大学,教学和科研结合得很紧,不仅对大学的提高好处很大,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有很大贡献。特别是这些国家有个共同点,就是不像我国学习苏联建设了一个庞大的科学院。

现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研究机构有一百几十个,遍布全国。

在这些国家中,尽管国防部门和其他某些部门以及少数大的企业里有些研究机构,但国家的基础研究和若干尖端科学技术研究还是放在大学。特别像美国,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把大量经费给一些办得好的大学,从事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的研究,作用非常之大。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实验室,也是国家给钱,由大学管。像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规模很大,全部是国家的有关部门投资,由学校负责。又如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规模也很大,全部是国家有关部门投资,交给学校管,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校水平提高了,培养出的人的水平也高了,也解决了国家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集中起来使整个国家的国力强大了,形成良性循环。但是,我国学苏联分成两个体系,既办了许多大学,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学院,分散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很不合理。这就是访问以后第一个突出的感受。

另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是综合性的。出访之前,对美国少数著名大学的历史已有所了解。访问37天,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它们开始建立时,一般都不是综合性的,而且规模很小,学科很少。像麻省理工学院,1861年建立时,办的是机械学科,只有15个学生,后来逐步发展,增加学科。1930年学校董事会聘请物理学家康普顿担任院长以后,开始办理科,也重视文科。他任院长将近20年,把学校办得大有名气。基里安原任副院长,是学工的出身,1948年接任院长,又进一步加强文科,把学校办得更好。又如美国的许多州立大学,特别是1862年《赠地法案》通过以后的土地赠予大学,开始创办时一般都是两个内容,一是农业,二是机械。

有一所大学,就是得克萨斯大学,尽管现在已是规模很大的综合性大学,但还是用100多年前古老的名字,叫“得克萨斯农业与工程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美国一般知名大学这种从小到大、从单科或者学科门类很少到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过程,归根结底,反映了美国整个国家在过去200多年当中不断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给我的第二个突出的印象。

特别是在日本期间,我们访问了东京工业大学,这是一所水平很高的工业大学,也是国立的。访问时校长介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东京工业大学完全是工科,但二战结束以后,开始办理科。为什么?因为需要,感觉到只办工科不办理科,不论是对国家的需要还是对学校的发展,都不适应。他介绍以后,我说我们的情况跟他们相反,原来理科和工科结合在一起,现在倒是起了变化,1952年以后理和工分家了。因为我们是工科院校,所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也可以说受了一种刺激。这就是在我思想上发生影响的第三点。

(四)中学教育给我的影响

这个说起来似乎很有点奇怪,但我反复考虑后觉得并不奇怪。尽管在大学工作了30多年,但青少年时代所受的中学教育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对我“文革”结束前后办大学的思想影响更大。

我很幸运,青少年时所在的中学是当时很好的一所中学。我是江苏扬州人,学校叫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这个学校好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就是说,北方办得最好的中学是张伯苓办的南开中学,南方就是我的母校。我在这个学校受了6年教育。这个学校也有不少扬州以外的学生,主要是江苏省内的。但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谢义炳,湖南人,他竟来扬州中学读高中。他还健在,是北大的教授,也是科学院学部委员。

这个学校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教师水平高,教书教得好。学校的校长叫周厚枢,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是学化工的。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但聘本地的,还从江苏的南部聘请,因为不论是经济上、文化上,长江以南比江北要好,比较发达。第二,课程设置有特点,首先是文理并重。现在中学重理轻文,使学生容易形成偏废,很不好。尽管我们那时考大学报工科的比较多,因为有个饭碗问题,扬州中学毕业生也不例外,但在课程设置上还是文理并重。语文(那时叫国文)和英语当然重视,但中外历史和中外地理也同样重视,内容很充实。相比之下,现在中学史地课的内容相当单薄,学生又偏科,从长远看,实在令人担忧,因为史地教育实质上是爱国主义教育。课程设置的另一个特点,概括地讲,就是比较丰富。例如英语,各校都一样,但校长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叫叶长青,苏州人,燕京大学毕业,除教普通英语外,他又提出要开“英语修辞学”,校长同意,讲得非常好。其实这是大学英语系的课,但是我们中学竟然安排了。又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开出这3门独立的课程,在一般中学很少,因为既要增加课时,又要有教师讲。但我们这个中学每门课讲一个学期。虽然学时很少,每周只讲两堂课,但硬是3门课独立。

此外,生理卫生课学1年,讲的还要多。我们都是青年人,生理方面很多知识不懂,学1年,对我们帮助非常大,懂得很多生理上的基本知识。这位教师叫朱白吾,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课也讲得好,连男女生殖器官都讲,有点接近于现在人们倡导的性教育。他严肃地讲,同学们也严肃地听,绝不在课后借此开玩笑。这也说明学校的风气很好。再如,在高三,数理化除去基本课以外,还设选修科。这在中学也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很少很少。另外,用英文教材,从初中三年级就开始用英文教材。我们中学不是教会学校,但在初三时就用英文原版教材《立体几何》,高中数理化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英文版教材。这对于英语的巩固和提高好处极大。另外,学校走廊上张贴报纸给大家看,除中文报纸,还有一份英文报纸,是当时上海出版的《大陆报》,下课后我们在那里看看,哪怕看看标题也好,总能增加一些有关词汇嘛。学校很重视实验,这在中学是应该的,但当时限于财力,不少中学是困难的。不仅要房子,更要有基本的设备,于是就难了。我们开始在大楼里做物理、化学实验,后来专门盖了一幢房子,前面是科学馆,和后面的礼堂连在一起,叫“树人堂”。中国有句古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时盖那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很不简单,很有点气魄。前面的科学馆是四层楼,除去物理、化学实验室,又增加了生物实验室。学校也重视图书馆。当然用大学的眼光来要求中学是不现实的,但相对而言,学校还是重视图书馆的。因为我很喜欢看课外的书,喜欢看中外小说,自己买没那么多钱,图书馆有。还有其他的书,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万有文库”丛书,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买来也很花钱,但学校有。现在我的母校还是办得不错,七八年前又盖了新的实验楼。

今年是我的母校建校九十周年,正在盖图书馆,政府给100万元,学校还想再好一点,要花120万,差的20万元向校友募捐。学校也很重视体育,体育教师在扬州聘请不到好的,就到外地聘请,初中、高中的体育老师都是外地的。美术老师是从上海附近某县请来的,叫吴人文,颇有造诣,大礼堂主席台上方的浮雕就是他的作品。音乐老师李崇祜是20年代从事中等教育的著名教育家李更生的女儿。正因为有如此种种情况,1930年从扬州中学毕业的胡乔木同志(那时名叫胡鼎新)去年11月的题词是:“扬州中学,我亲爱的母校,我青春的摇篮,愿你永葆美妙的青春,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发扬光荣的传统。”

我们的校长还很有些想法,1931年,他又办了土木工程科。一个普通中学办土木工程科,现在并不奇怪,类似职业高中的做法。但那时中学办土木工程科,恐怕是全国唯一的。而且教师也请得好,办得不错。现在我的家乡有个扬州工学院,机、电、土木都有,但办得最好的是土木工程系,因为它的老底子就是当年扬中的土木工程科。现在我们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是扬州人,他高中时代就是这个土木工程科的学生,1991年12月,他为扬州中学的题词是:“怀念前贤,激励后昆,继往开来,团结奋进。”此外,我的母校1935年接受国立同济大学的委托,办了普通科德语班,毕业后可直升同济。1937年,又办了机电工程科。

那时我们学那么多课程,但负担并不感到重,还看了很多课外的书,照样参加体育活动。考试前当然要准备,但并不很紧张,原因就在于教师教得好,加上实验等措施,教学质量是高的。每年高中毕业3个班150人左右,少数人跟我一样,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没有考大学,找工作做。大多数都考大学,全部是国立大学。报考私立大学只有一家,就是南开大学,对其他大学根本看不起。教会大学因收费很高,一般不去。我1935年在扬中毕业后,通过熟人在浙江大学找了个工作,当职员。到1936年春,哥哥来信,说你当小职员不是办法,还是考大学,哪怕家里喝稀饭也供给你读大学。于是这年6月,我把铺盖一卷,离开了浙大,就是说不准备再回到浙江大学干了,丝毫没想到万一考不取怎么办。当时找工作也并不那么容易,但无形中认为这不成其为问题,考大学一定会成功。这在我们学校形成了一种风气,只要考大学没有不成功的,就是这么一种程度。那时考武汉大学也并不简单,各科考试科目与考题完全一样,平均是5个取1个。这不是讲我个人如何如何,而是讲我很幸运地进了那么一所中学,学校的学风和教学质量就是那样好。正由于我有那么一段难忘的中学时代,这就不能不使我回忆起往事,并且联想到现在的工作。我想:那时是国民党统治,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那是一所中学,现在办大学,而大学的条件,要比中学优越得多,几十年前,可以把一所中学办得那样好,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把一所大学办好呢?我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提出一些办学的做法,无疑受到某些大学的影响,受到去国外访问的影响,但确实也有当年扬州中学的影响。可以说,长期潜伏在我思想深处的扬州中学是我的第一个榜样。

下面谈一谈做法,主要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一直到1984年底离开校长岗位之前,这段时间内的一些做法。

(一)扩大与加强教师队伍

一个学校要办好,教师队伍很重要。一个中学或是一个大学的负责人,如果不懂得教师的重要性,就等于不懂得办学校,当然也办不好学校。历史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蔡元培1917年到北大当校长,为什么能在短短的7年当中把一个相当腐败的旧北大改造过来呢?有多方面原因,譬如说教育方针很重要,但他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聘请了一批好的教师。同样,张伯苓办南开中学、办南开大学,私立学校要聘请比较好的教师,是很困难的。但是他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经费问题,聘请好教师。竺可桢也是如此。至于说清华大学,有其独特的历史,是用美国退回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因此,第一钱多,第二清华早年就是留美预备学校,在美国的留学生多,回来后有些就在清华教书。这一点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哪一个学校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是,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当年的处境并不如清华,他们之所以能把学校办好,尽管有各种原因,但最重要的就是聘请了一批好教师。

从“文革”后期开始,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地充实教师队伍,我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从1973年开始,特别是“文革”之后,从外面引进教师。当时知识分子不被重视,因此从校外找教师比较容易。

第二个措施是“文革”一结束,就办了一个“回炉班”,将“文革”中没有学满5年毕业的一批学生,特别是1968—1970年毕业的,5年只学了两三年,甚至只学了1年,仍然发了大学文凭,但实际业务知识并没有达到毕业的程度,让他们回校再读2年,好像把一个烧饼再放到炉子里重新加一加温,所以叫“回炉班”。这倒不是来自上面的通知,是我们自己定的。那时上面不管,我们就自己干。来这个班学习的大约有200人,我们的目的是想从中留一批教师。其他学校是否有这个做法,我没调查,可能有也不多。后来我们留下来其中大约一半的人。那一时期,“文革”中没有读完5年的学生,在毕业时,留了200多人当教师,后来也集中补课2年多,再加上留下“回炉班”的一批人,这就有利于教师在年龄上有了连续性。

第三个办法是“文革”后期,按全国统一规定,招收工农兵学员,办了5届。也是为了年龄的衔接,工农兵学员每届毕业都留了一定的数量,既注意政治条件,确实也壮着胆子注意业务条件。留下的这批工农兵学员,现在有不少人已在搞党政工作,仍在教研室搞业务的也不错。这批人中,过去10年有些到外国去学习,也很不错。我们留下的一批工农兵学员虽然比较好,但在“文革”中所受教育很不够。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特定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文革”后就将他们集中起来补课,进一步培养提高。

1977年恢复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的招生制度,77、78级这两届学生很不错,毕业时我们下决心多留了一些。这批人有的下过乡、当过工人、当过兵等等,经受了锻炼,学习也不错。79、80级这两届又继续留了一些,这样我们的教师队伍就不断扩大了。究竟从外面调进来多少人,我没有要人事部门统计过,只能这样估计,“文革”开始全校教师是1100人左右,到1984年教师已达2600人。除了从1968—1970年毕业生、工农兵学员、77级以后留校的和原有教师中调走和去世的,大约从四面八方调进600多人。从全国来看,可能只有我们一个学校这样做。

在扩大教师队伍的同时,大力抓教师的培养提高,要求教师补外语、补数学。“文革”后,很多教师到图书馆看外文期刊有困难,一是外语差,二是人家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看不懂。所以号召大家尽可能参加补课。同时,把留校的1968—1970年毕业生、工农兵学员集中起来,主要加强基础,补数学、物理,进行了2年。从1980年开始,每年暑假期间,聘请十几名外籍语言教师(大多数是英语,还有两三名日、德语教师),集中办教师外语学习班。教师的外语有了提高,就想办法派出国学习。从1979年开始尽量往外派,派教授、副教授出去当访问学者,讲师、助教也可以出去短期进修,或者去读学位。我在位那几年,从教育部外事局了解到我校派出的人数在各高校中是较多的。为了提高英语教师的教学水平,还给些特殊照顾,给资料室多拨点钱,多买点外文书刊。英文的《中国日报》我看很不错,词汇很丰富,特别是有些新出现的单词字典上找不到,报上经常出现,光靠教材是无法知道的,于是给每个英语教师订一份《中国日报》。那时财务部门有点意见,觉得有些浪费,我装着没有听见,花这点钱非常有限,但对教师帮助很大。

第三个措施是职称的评议。国外叫学衔,“文革”前就停了,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要不得。“文革”后恢复,但是怎样评呢?我觉得胆子要大一点。“文革”后有些同志心有余悸,因为“文革”很厉害,心里很怕,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思想顾虑不可能。比如,1977年开班让中老年教师补外语、数学,当时我们党委有一位副书记就说这件事是不是晚一点,做早了目标太大。职称评议我主张胆子大一点,因为中断了十几年,积压了很多问题,如果不在原则范围内多提一点就不可能解决问题。这样做校内没有什么意见,但来自主管部门的压力很大,同全国各地一比就议论,说我们把副教授提多了(教授要经过全省评定)。他们打电话问北京、上海,你那里教授、副教授提了多少,问得很具体。又说武汉这里,哪怕是重点大学,也不能超过北京、上海。我觉得,武汉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而不按自己的情况办事呢?我认为不能让步。事实证明,当时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最近杨叔子当选为学部委员,他在很多场合都讲,他之所以能成为学部委员,当然最主要的是学术水平要高,但职称也很有关系,“文革”后1978年,第一批就将他从讲师提为副教授,1980年(他47岁)紧接着就提为教授(按一般规定,要隔5年才能提教授),这对他成为学部委员也是起作用的,因为提升教授以后,在外面参加学术活动所起的影响就大不一样。

上面这些做法得到以下几点好处:第一,适应了学校发展的需要。那几年,学校发展相当快,专业增加很多,学生人数也增加了,特别是还有些新的学科,如不增加教师怎么能适应需要呢?第二,基本上解决了“断层”问题,补充了一批30到40岁的教师,这在有些学校很严重。第三,对避免近亲繁殖起了点微弱的影响。特别是我国的重点大学,都是留自己培养的人,近亲繁殖现象很严重,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影响虽然微弱,事实证明有些好处,有些中年教师很不错,是从外面调进来的。去年评职称,年龄在45岁以下破格提为教授的有10人,其中有几人就是当年从校外调进来的。如计算机系研究数据库的冯玉才,现在在国内已处于第一流地位,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又如图像识别研究所的李德华,是武大数学系毕业的;低温工程的带头人郭方中,现在是教授,当年是哈工大本科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就是过去调进来的,现已50多岁;计算机科学教研室主任黄文奇,现在54岁,北大毕业的,研究成果水平高,我鼓励他申请博士点。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文革”后期,武汉机械学院的一部分与我校合并,大约来了六七十位教师。

(二)增加新专业,改造学科结构,使学校转变为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

“文革”开始,1966年学校共设有18个专业。从“文革”后期到80年代初,先后三次增设新专业。第一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增设了9个专业;到“文革”结束以前,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专业,其中包括从武汉机械学院合并过来的制冷、压缩机和焊接3个专业。第二次是1978年到1980年,增设了系统工程、生物工程、建筑学、建筑结构、物资管理、工业管理等专业。第三次是1980年以后陆续增设的文、理科,因不是工程性专业,很费周折,大约延续了四五年之久,来之不易。另一方面,“文革”结束不久,停办了2个专业,即电真空专业和电器专业。原因是电真空已落后,已经到了集成电路时代,电子管只有范围很窄的特殊用途;电器专业面太窄。这2个专业的教师大部分转到激光。现在激光专业的李再光、丘军林原是电器专业的,李适民原是电真空专业的。加上那几年调进的教师特别是物理教师有少数人安排在激光,这就使激光专业的力量大大增强。另一个变化是将自控专业和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合并,这2个专业有很多共同点。后来因教师之间有意见,1986年又分开了,这种做法不一定好,也是积习难改。到1984年12月我不任校长时,全校有51个专业,比“文革”开始时增加了183%。专业数增加了,结构上呈现综合化。

办文科和理科难度较大,除去调进一些教师,还采取其他办法。如数学系,当时请吉林大学的徐利治教授来兼任系主任,作为学术带头人。又如中文系,带头人严学宭,是中南民族学院的副院长,1980年主动找我谈办中国语言学科,我很赞成,建立了中国语言研究所,后来发展成汉语言文学专业,建立了中文系。如没有严学宭教授带头,那比办数学系还难。数学系原来还有一批中老年教师,中文系是一点底子也没有。严教授已于去年底以81岁的高龄去世了。建筑学是一个既古老又特殊的学科,我国历来把它划在工科类,很不恰当。我看它是一个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很不好办。为办好建筑学系,除调进黄兰谷和其他一些教师,又请清华的周卜颐教授来兼任系主任,请黄康宇、蔡德庄、童鹤龄、张良皋等几位老先生和清华的美术老教师华宜玉来兼职。为办好文科和理科,第二个办法是80年代初期办了一些文、理科方面的刊物,想借此与学术界建立关系,一共办了9种刊物,包括《新建筑》和《高等教育研究》在内,得到外界的许多帮助。

(三)在困难情况下尽可能改善办学条件

当时是“文革”结束前后的几年,最大的困难是经费紧张,但还得想办法改善办学条件。首先是实验室,值得谈的有这么几点:一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系,船舶设计与制造是基本专业,需做船模试验,要建一个船模试验水池。我们在“文革”前就想建船池,到“文革”后期感到不建不行了,于是下决心建。我们的船池175米长、6米宽、5米深,终于建成,比较实用。再一个是计算机,我们一直没有。买进口的没外汇,又很贵。当时国内只有一种型号叫做“121”的过了关,是贵州凯里某厂生产的,售价40多万元。但用的不是集成电路,而是晶体管,很快就要过时。尽管如此,老等着也不行,还是咬紧牙关买。有了这台机子,我们的教师就有了用武之地。大约到1982、1983年,大家都不愿用这台机子了,因为速度太慢。我建议保留下来,让后人了解历史,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后因房子不够,拆了,很遗憾。另外,花了18万元买了一台上海产的电子显微镜,还是没有外汇,买不起国外的,只好买这台唯一的国产试制品。还有一件事,前面说了,1979年出国访问,在美国访问快结束以前,住在纽约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总部。一算账,教科文给我们的25000美元只花了不到10000美元,估计到加拿大和日本也不会超过10000美元。大家商量,用节余的钱,买3台微处理机,每个学校1台,很高兴,总算有了微型计算机。我生怕放在箱子里压坏了,就提在手上,从美国一直提到加拿大、日本和北京。回来给有关教师一看,才知道不是正规的微型计算机,是简单的单板机。回过头来看这是笑话,但当时就是如此困窘。现在大不一样了,全校已有微型计算机将近1000台,大多数是用科研经费买的。另外1980年有一个新的机遇,我们与国家物资总局建立了协作关系,建立物资管理专业,为他们培养学生,纳入国家计划;同时为他们培训在职干部,作为专修科学3年,都不收费,条件是希望物资总局给一笔钱,我们从国外买一台性能较好的小型计算机。他们同意,问要多少钱。一天晚上,我特地挂国际长途电话,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计算机研究的李凡教授请教,因为他父亲在武汉大学是我的老师。他很内行,建议买美国有名的数字设备公司(简称DEC)的PDP11小型计算机,35万美元一台。物资总局给了100万元人民币,我们请省里支持,将这笔钱换成35万美元,买了一台PDP11小型计算机,真是如获至宝。

第二个办学条件是图书馆。如果办大学只懂得找教师、建实验室,而不懂得图书馆的重要性,还是有很大的缺陷。我看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斯坦福大学》一书,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动。1884年斯坦福未满16岁的儿子去世了,为了怀念他的儿子,斯坦福办了以他儿子名字命名的大学,我国习惯上称之为斯坦福大学。不久,斯坦福本人也去世了。尽管有一大片土地,斯坦福生前说过不准卖,那时也没有想到将土地出租,经费困难。为解决图书馆买书的经费,斯坦福夫人将自己的首饰变卖,真了不起。尽管“文革”以后那几年,经费紧张,但为了办好图书馆,图书经费还是逐年增加。到1984年,图书馆经费占学校总预算的5%左右,特别注意购买外文杂志和外文科技书,因为经“文革”10年,对国外的情况很生疏。国家规定,买国外书刊都要经北京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国家给它一笔外汇,各单位只需付给总公司人民币,所以经费有一大半给了总公司,买外文书刊。1980年成立湖北省外文书店,开幕时,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来了一位副总经理,他在会上讲话,说全国大学买外文书刊最多的,一是北京大学,二是华中工学院。我们感到这样做对教师帮助很大。我们新办的数量经济学专业,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问林少宫有何要求,他说要订5种国外刊物。国家规定,订国外刊物每年只能递增3%,这时我们的递增数已经满了,正好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来了2位工作人员,我跟他们说明新办专业的需要。他们很帮忙,不经过省里这道关,直接由总公司给我们增加5种。中国有句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分的信息就等于“无米之炊”。另一个例子是王君健,原来教材料力学,后来教流体力学,1979年开始改行搞生物工程,头几年是生物力学,最近几年彻底改行搞生物技术。他很用功,天天到图书馆看这方面的书,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很满意,想看的书图书馆都买来了。他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却很少为人所知。生物工程系也是全校最小的系,只有100名左右大学生、十几名研究生、20多位教师。他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他是非常认真地在那里干,看得很远。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他说他从事的学科再过几年才能有所冒尖,对国家建设事业真正起作用。所以,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人,对他就毫无兴趣了。

第三个办学条件是盖房子。那几年,盖房子经费很困难。但人员增加了,总得有地方住。现在我校东区有一批房子是两层楼平顶房,很不好看,因为是平房改建的。那时基建计划控制很严,但改建房屋可以不算计划,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概是1979年,盖房子差50万元,只好找湖北省财政局局长韩鸿儒,请他帮助向银行说句话,借50万元。现在看50万元不在话下,但当时却是一道难关,而且不解决不行。

(四)大搞科学研究

1971年,学校的大批教师干部还在咸宁的向阳湖边办农场。1972年99%的人回校了,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但教学任务不多,许多教师没有具体工作,有时间搞科研。我们也认为应该搞科研。另一方面,从外界情况看,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原来直属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文革”期间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全部处于停顿状态。但生产中有些技术问题要解决,找到我们,要我们承担研究任务,他们给经费。因此,那时我们与电子工业部、机械部、水电部的关系很密切,1972年后学校研究工作出现了一个新局面。1976年“文革”结束,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1977年暑假,组织一批教师查阅国外资料,了解世界学术动态。本校图书馆查不到的,就到北京、上海的情报所去查,要求每一个学科按专题写出调查报告,编印《国外科技动态》,每期一个专题,一共出了七八十期。这就叫调查研究嘛,不了解情况怎么干事?1978年下半年进一步出铅印本,每一期包含好几个专题,出了十几期。同时恢复出版全校性的学报。还办了《科技译报》,发动教师把国外各种期刊上与我校专业有关的好文章翻译出来,跟学报一样一期一期地出。《科技译报》共出了10期以上,给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北京)寄了一份,他们很高兴,认为做得很好。《科技译报》在1979年下半年停办了,因为多数教师经过学习外语,可以直接看外文书刊了。

由于从1972年到1978年开科学大会以前,我们的科研工作发展较快,工作做得较好,解决了不少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1978年国家召开科学大会,我们受到表扬。大学只有我们和浙大受到奖励,得到奖状,写的是“科学研究先进集体”。会前要我准备在会上发言,我准备的发言稿题目是《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是比较新的观点。这篇发言稿送到教育部,引起教育部内部的不同意见,比较多的是不赞成,认为这把教学放到了次要地位。其实这是误解。科学大会主要是国家科委筹备,他们看了赞成这个观点,作为大会发言稿在会上印发了。这篇文章并不是轻视教学工作,而是说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说明科研工作是“源”(起源、发源),教学工作是“流”。就是说,教学工作总是传授在科研工作中取得成果进而总结出的间接知识,因而是“流”。教学与科研是密切相关的,而科研必须走在前面,是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降低教学的地位。科研水平高,就会使教学水平也高。

正因为那几年科研工作做得较快较好,到了1980年国家颁发《学位条例》以后,1981年第一次和1983年第二次评议硕士、博士学位点,我校评上了13个博士点、37个硕士点。因此1984年我国首次在大学设立研究生院,我校是第一批设立的22个研究生院之一。当时设立研究生院的条件之一,就是博士点要超过10个。我们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在学科方面,在研究工作方面,属于高科技范畴的少了一点。在这一点上,我还要说几句我们的生物工程,它属于高科技。最初是生物力学,王君健在1986年逐渐感到生物力学虽是较新的学科,国际上也不超过30年,但继续搞下去发展前途不大,于是下决心改为生物技术,属高科技范畴。他今年60岁,但钻研精神很好,已从其他学科转过来6年了,情况不错,他很有信心。这学科涉及农业比较多,我国的农业总要出现新局面,要用到它。我认为办生物工程是我们下的一步特殊的棋,要有点眼光。邓小平同志今年视察南方时有个讲话,全世界都知道,其中有这么两句,一定要搞高科技,越高越好。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学校怎么办?一定要重视高科技,生物工程已办了10年,还应办其他高科技学科。国际上高科技发展很快。发达国家不仅看到10年、20年之后,甚至看到50年之后,所以我们既要看得高,也要看得远。事在人为。

(五)开展国际交流

今天我们在这里交谈,也是国际交流。我校从1978年起就开始起步,1979年和外国有关大学建立正式关系。建立关系最早的是美国南加州的圣迭哥加州大学,我们送去一批访问学者。我们很重视派送访问学者,派读学位的研究生已被校内外所公认。另外请外国学者讲学,其中水平高的聘为名誉教授。我当校长时,对我们帮助很大的一位是田长霖,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他是我校名誉教授,1989年以前,先后回来四五次。从办大学来说,我们很谈得来,他提的一些意见,对我们很有帮助。例如,他说近亲繁殖很不好。他知道我国越是重点大学就越是近亲繁殖,希望我们国家有那么一天下个决心规定,自己培养的博士生也好、硕士生也好,一个不准留,以免引起互相间的戒心,因都怕各校自己把好的留下了。从长远说,近亲繁殖害处太大。田长霖说伯克利分校还有个规定,凡是新来的青年教师选科研题目,不准和系里的任何一个教师相同,要另定新的科研课题。尽管我国现在还办不到,但这是经验之谈。另外,我们激光学科最初搞二氧化碳激光器,技术上被一个问题卡住了。我们请来一位美国教授,叫坎特罗维茨,是美国工程科学院的院士。他实践经验也很丰富,反复和我们教师讨论,最后解决了。其他来的教授对我们也有帮助。

再谈谈教学方面。当时对教学的日常工作很重视,加强了教务处,特别是将教学研究科的干部配备好,要求他们深入了解情况,及时反映上来,加以研究。曾经发现电类学生不重视制图课,有些学生课外作业潦草,少数学生考试舞弊,个别教师评卷不够认真等等,都一一严加解决。

那几年还着重抓了两件事。

一是试验用英文版教材,先从高等数学开始,其次是普通物理,再次是个别技术基础课。教材是英文的,但教师讲授还是用中文,可以用英文讲一些名词术语。而且原来的中文本教材照样参考。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使学生既学了课程内容,又提高了英文程度。据了解,开始几周,学生很吃力,要查英汉词典,但几周以后就正常了,这些课程的英文语句一般不复杂,词汇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些,几周以后就熟悉了。当时,刘颖、陈挺、马毓义几位副院长都赞成,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1988年夏天我在北京访问航空航天部下属某研究所,遇到一位年轻的校友,他很高兴地告诉我,由于在校时用了3门英文版教材,再加上基础英语课,他的英文水平大为提高,因此所里办科技人员英语学习班,他成为一个“小教员”。我问他是否在中学时英语学得特别好。他说他是青岛某中学毕业,英语程度属中等。当然,某些教师对此是有意见的,这在预料之中,因为他们自己的英语就不大行,特别是习惯势力很厉害,人们总是希望驾轻就熟,省力嘛。但是世界上难道就有这样的事,可以不费多少力气而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吗?

二是着重抓教师的教学法,克服对学生“抱着走”的现象,以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一点道理很清楚,不多说了。

尽管如此,我认为最大的憾事,是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没有来得及做好调整、改造专业这件有关学科建设的大事。50年代初期,照搬苏联的做法,专业数量很多,口径很窄,这在苏联的高等教育历史上,主要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产物。其实苏联50年代后期已发现这样做有问题,逐步有所改进,开始放宽专业口径。我们50年代那样依样画葫芦,与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还可以勉强适应。但严重的问题就在于“文革”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还是抓住50年代初期学来的那一套不放,在那个已经过时的老框框里跳不出来,这就非常不对头,很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本来1977年,教育部已经调集了一批人进行专业调查,我校的王嘉霖去了一年,准备调整。遗憾的是直到1984年底,还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专业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前提,不调整、不改造,学科建设是困难的,就好像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样。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引以为这是我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极大的憾事。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1936年暑期考进武汉大学,迄今已62年多,可以称得上是武大的老校友了。我很热爱我的母校。正由于此,这里我要提起一件事。最近我从武大北京老校友会办的《北京珞嘉》1998年第2期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实行强强联合,把武大办成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署名为“武大武汉校友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呼吁:武汉大学和在武汉地区原来从武大分出组建的华中理工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按李岚清副总理指明的‘共建、联合、调整、合并’的方针,实行强强联合,把新建立的武大办成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武汉大学。”正好从武大台湾校友会办的《珞珈》第138期(今年1月1日)上,看到《武汉校友聚会为母校献计献策》一文中,谈到去年5月23日武汉校友会开会的情况。会上有一位校友说:“这几十年母校的确有了很大发展,但地位下滑。她就像一位母亲,生多了儿女,自己虚了亏了,伤了元气,身体再没有恢复到以前的健壮。这个俗气的比喻,形象地道出了华工大、华农大、水利电大、同济医大等一个个从母体分离时,从教师到学生,从设施到土地,挑选什么就割爱什么,母校无私奉献的现实。”最后,会议决定写一呼吁书,将分出去的上述4所大学,与现在的武大合并,实行“强强联合”,建立新的武汉大学。

说来也很凑巧。我是1953年华中工学院(20世纪80年代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成立时调来工作的。当时正处于院系调整期间,所以对上引的两段话中所说的这几个学校的形成,我是很清楚的。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认为有必要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

华中理工大学(原华中工学院)是这样组成的:原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等4校的机械系全部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华南工学院机械系的动力部分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以及这些学校的部分基础课教师。后面4个学校来的教师,在人数上远超过武大来的。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最初名武汉水利学院)是这样组成的:1950年5月将原湖南大学水利系与武汉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合并为武汉大学工学院水利系;1952年4月至1953年10月,又将广西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华南工学院、湖南农学院、江西农学院、武昌中华大学等校的水利系、科先后并入,成立了武汉大学水利学院。这时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1952年国家已经决定,按苏联模式实行全国性大规模院系调整;1952年冬,在中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直接领导下,已决定成立“三院”建校规划委员会,所谓“三院”,就是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武汉水利学院,地址预定在武昌关山地区,即现在华中理工大学一带,所以这时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已经是过渡性的,在武大内部尽人皆知。1954年12月,天津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沈阳农学院及河北农学院等校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与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合并,并从武汉大学正式分离出来,成立武汉水利学院。1959年夏,又增设了电的方面的专业,改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同济医科大学是这样组成的:1951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为中南同济医学院。但两个医学院的历史大不相同。原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成立于1907年,由德国医生宝隆博士创建,校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附属医院叫宝隆医院,很有名。原武汉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创建于 1947年,学院与医院的院址均在现在阅马场附近的湖北教育学院内。上海解放时,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有381人,教职工653人。武汉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仅有94人,教职工仅有49人。所以1951年两院合并时,从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来说,原同济大学医学院显然是主体。

华中农业大学(原名华中农学院)是这样组成的:1952年,由湖北农学院全部系科和武汉大学农学院以及湖南大学、河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农学院部分系科合并而成。湖北农学院与武汉大学农学院的历史,也很有悬殊。湖北农学院是由张之洞创建于1898年的湖北农务学堂演变而来,所以去年(1998年)华中农业大学举行一百周年校庆纪念会。1903年,湖北农务学堂扩充为湖北高等农务学堂,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农科大学之一。1937年改为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1940年在恩施改名为湖北省立农学院。1950年定名为湖北农学院。1906年,校址在武昌宝积庵,抗战胜利后仍回原址。1952年合并前,有学生731人。武汉大学农学院成立于1936年秋,抗战爆发后迁四川,于1938年并入中央大学农学院。抗战胜利后,武大迁回珞珈山,恢复农学院,合并前有本科生450人,专科生近200人。由此可见,不论从哪方面来看,合并前的湖北农学院不能不是华中农业大学的主体。

我毫无贬低我的母校的意思,正是作为一个老校友,有责任实事求是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免时间越久,后来者越发搞不清楚。希望母校的同志们和现在武汉市的校友们以及各地的校友们,不要产生任何误解。

李梧龄回忆录《泣血年华》

李梧龄回忆录《泣血年华》
--作者:李梧龄

目录

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第二章 收容站的十天
第三章 小庙岗和大庙岗
第四章 筑路队
第五章 涛城分场
第六章 白云山右派队
第七章 分流庙拘留所
第八章 分流一队
第九章 分流四队
第十章 判刑前后
第十一章 放马场
第十二章 尾声
附件 小虞回忆

  我从学校毕业工作不满一年就被打成右派,然后被投入劳改,先后经过劳动教养和判刑劳改两个阶段。等到平反时已在监狱中渡过了二十一个春秋。恢复工作不久又患了重症哮喘,依赖激素维持生命,终于一生毫无成就。种种往事不堪回首。曾写了一篇短文以自娱,叙述在狱中吃狗肉的一件有趣却又辛酸的往事。我的一位朋友见了,建议我将过去之事全部写出来。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按照事件的先后写来。这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人生的真实记录。我平平叙来,不加文字修饰,也很少发挥自己的感想。我希望用这篇文字来向亲朋好友诉说我的亲身遭遇,使他们了解当年思想狱以及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情形。说到我的经历,当然免不了涉及我所遇见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只要是真实可靠、完整或比较完整的,我都记录在文中。可惜由于在狱中不可能记日记,有些记不清的,只好略去,记得的,也往往是个故事梗概,写来未免不够生动。然而,我宁可要真实而不去文学加工这些内容。因为有个故事梗概也足够了,让事实去说明问题不更胜于文学的创作吗?

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一 学生时代

  我是1953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当时正值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将所有大学的院系拆散,再按苏联模式重新组合。复旦大学是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即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其物理系是由原来上海地区各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物理系合并而成。学校的制度都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例如上午连续上五节课而下午则为自修。这种课时安排只维持了两年,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系是一个大系,每届新生有120人左右,分为甲乙两班,我被分在乙班。一年级乙班的物理学是由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课的,王先生原是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是一位忠厚长者。当时的教材也都照搬苏联的,物理学用的是福里斯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学》。书倒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是其民族狭隘性和政治宣传实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贡献都被说成是俄国的,还会有“列宁写道…”,“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这类莫名其妙的文字,实在令人讨厌。

  一边倒学苏联的另一措施是废除英文,大学里全部从头学俄文。一年级时的俄文教师名叫郁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琐而且素质极差。有一次教到каша 这个字时说“这字是稀饭,但外国人的稀饭比我们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东西的”。正好这同一课中又教到了чай 这个字,他于是操无锡语大呼道”外国人不像我们,外国人吃茶要放糖的”。我听课至此实在忍无可忍,便对身旁的同学骂了声“放屁”。不料此话却被他听见了,便指着我问“你说什么?”我不动声色地就坐着回答说“我说你放屁”。他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气得混身发抖,涨红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着门大声吼叫道“你,你,你给我出去!” 我于是毫不在乎地离开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来找我,要我检讨。我说我何错之有?他说“郁去病大闹,表示不肯来物理系上课了。王先生不得不为此向外文系道歉。这件事本应王先生自己找你谈,但他又不愿意。所以我来了”。这样,我只得写了检讨。过了几天,布告栏中贴出我被记大过的布告。这个大过只是装样子而已,它从未被撤消,但在我后来提前毕业时,也未被按规定写在文凭里。不过经此以后,我对俄文反感更深。郁去病这个人相貌奇丑加之一脸媚苏之态,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上课时我感觉到的简直象是看讽刺剧。所以我从不听讲而最喜欢他举行临时测验,因为可以缴上白卷就走。到了学期终了,我花一个多星期苦功,在大礼堂全校一年级的俄文考试上仍然第一个交卷。我们班上有一位俄文成绩非常好的同学和我一前一后走出礼堂,她很不高兴,认为我缴白卷还要抢在她前面。而郁去病拿着我满分的考卷气得不得了,对同学说“他平时成绩不好,给六十分!”。

  其实象郁去病这样素质的人当时大学里也并不少见,我们看到了趾高气扬的所谓苏联专家,他们年纪轻轻却在其上课的教室里要备上火炉。总有一伙人满脸谄笑地围着他们转。那时大学里有四门必修课,分别是: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党史。单看堂堂中国的大学,每人必得去读苏联的共产党历史就已经够令人气愤的了,更何况这四门强迫要上的课无一不是很荒诞的。中国革命史而不谈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却立论在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单凭列宁说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句空话而不问列宁身后事实如何,不问斯大林非但没有实行列宁的话,反而变本加厉利用美国要他们在德国投降后出兵打日本的机会逼迫中国接受外蒙独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条件的事实,就把苏联顶在头上,开口闭口肉麻地叫“老大哥”。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就对中国近代史有过兴趣,我从史料上读历史并不要人家把史观强加给我。在我看来历史是历史人物的奋斗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时候历史课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物都失去了个性,历史被简单化为:因为某人是某阶级的,所以如何如何。大学里的革命史课一点也不比中学里的多点内容。上课的教员也完全没有学者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政工干部,拿着讲稿念经而已。

  我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对化学发生极大的兴趣。我买到了影印的Linus Pauling 的书,对他用量子化学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学键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时《科学通报》杂志却连篇累牍地用所谓的辩证唯物论对Pauling的共振论进行批判。我看透了这种批判的毫无道理。果然,不久批判销声匿迹了。事实上苏联也不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学说。这件事使我认清了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实质。我查到了用斯大林名字发表的两本小册子《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大学里的这门课程却就是这点内容,一个下午便可读完的东西却烦琐化成两厚本书,适足以让低能儿读得昏天黑地而已。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原理,都是空话。例如所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这话并没有指出关联到了什么程度,就谈不上对具体事物有任何指导意义。只能用来做事后诸葛亮来骂人而已。二年级的政治课是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很可笑的,马克思的一本剩余价值的小册子,也是两个小时可读完的书,被扩大为两厚册,加了一些最简单的算式就貌似科学被那教员翻来覆去地讲。那时还有所谓课堂讨论。我实在不愿意作违心之论,对 “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之类的屁话进行了反驳。

  一年级时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为所谓的“落后份子”,除了因政治课迟到上过布告栏被叫到教务处挨骂外,还有逃避文娱活动。那时规定下午三点半有种种活动,其中文娱活动非常无聊,例如坐个圆圈在背后抛手帕或做“我们要拣一个人”之类小孩子游戏。大学里强制要参与这种活动岂非笑话?我不得不常常逃到虹口公园去看书。

  到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并没有看到胡风万言书(1)的内容。那时学校新建了学生食堂,也兼作夜自习之用,故沿壁有一些书橱。我特地在其中找到了两厚本胡风的作品,其中文艺理论文章文字别扭,且多马列主义词句,就一翻而过。在诗作中,我见到了一个长篇《时间开始了》,居然是对毛泽东极尽阿谀之能事的,足以和后来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媲美的作品。觉得简直是个绝大的讽刺,当然也因此不认为他的诗有什么高明。于是从公布的《材料》(2)得出他是和周扬等争权夺利,派系之争而已。但是仍对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认为不合法制精神。在背后说了三篇《材料》的按语为横蛮无理断章取义,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反革命的证据,并怀疑获得私人信件的手段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只语来定罪是将思想等同于行动,毫无道理。不久见到报上声势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者名声之大,其文章用词之凶恶蛮横等都使我感到气愤。后来,这些人几乎也都未能逃过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命运,而他们开创的谩骂文风也都轮到他们自己去享受。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们的大名了,反正对这些人历史自有公论,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随之而来的肃反运动的对象!班级中负责肃反运动的同学竟然对与我最要好的同学说:李某人的大前提已经肯定,“他对你抓得很紧,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语。那时所谓“大前提肯定”一般都被理解为指某人是美蒋特务之类,我那同学经不起这样的恐吓,就揭发交代了我平时的一些言谈。批斗会的范围还只不过是在班级之内,其具体情况已记不详细了,但还记得居然派了一个同学连我上厕所也跟随着,好像怕我会寻短见似的,我也因而频繁如厕以作弄他。放暑假期间他们还有一次把我叫到一个同学家去,我故意用香烟将指甲熏黄了,做出深受打击苦于思考的样子,以满足他们的狂热。其实这些人何尝蠢到会相信我是特务!无非是拼命表现自己,梦想得到好处而已。

  由于我和其他系的同学交往不多,对肃反运动的全貌就不够了解。我总算还未被关起来失去全部自由。但只要设想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学习在一个环境里的一个热情、外向的人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他露一丝笑容。无不莫名其妙地一脸漠视。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迫害!

  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咏章,他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与世无争,极少谈自己的看法,各方面无任何突出之处,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哲理,故能免祸。另一位同学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两班,因病休过学,才与我同班,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负担着家庭,当他知道我也穷困时,便介绍我与他一起去一处补习班教书。这在当时是很担风险的,因为违犯了校规。追忆到我在读高一时,曾因申请减免学费未成而几乎失学,后来也是得到比我高一班的顾彪同学的帮助,在他开办的补习班教书。顾彪后来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他同时还负担着母亲和弟弟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为此竟被开除(3)。由此可见薛瑞相同学是如何仗义了。

  到了第二学期,政治空气松动了,负责肃反的同学对我说“你的问题经过审查,没事了。”就这样一句话,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笔勾销。幸而我胆大,或许是麻木,对这迫害毫不在乎,没有任何精神创伤。但也正是没有因此而对共产党惧怕,存戒心,没有悟出在这个社会里,思想也必须时时和共产党保持一致,否则便算犯法.所以两年后才又惹了祸。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久,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重视起学习来了。于是又要我在年级的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和同学们恢复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去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下火车,满耳朵只听见“劳驾”、“借光”。听惯了上海街头的粗话,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时便听不到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年来民风的变化。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那时还很简陋,我们去的实验室只有一位大学毕业的姓傅的工程师负责研究,两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都十分热情。研究的项目有三,我现在只记得一项是超声探伤,另一项是研制铁氧体材料。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要制造一种用于三路载波电话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而当时苏联已用上了十二路载波电话,美国更是超过百路。然而院里的保密制度却非常严格,我们所做实验的记录在离开时都以帮我们核对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其可笑的是当我去他们图书馆借阅很普通的国外杂志时,竟以保密为由不能看杂志,只能借到杂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镜阅读。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陪同我们北上的复旦讲师黄先生因为其人事材料未及时送到,竟然被拒之门外。她也乐得不必担任指导,只在休息时间来看看我们罢了。

注:
(1)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胡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国后长期和左联的领导周扬意见相左,53年被党内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为“反现实主义”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54年7月他上书言事内容主要为对林、何的答辩并说明自己的文艺主张: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当作了黑格尔底绝对精神,以为一切都是从‘政治’出来的,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面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要通过写人去写出‘人生的真实’,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这些意见当然是对的。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泽东,55年5月当他得知毛要将他的信公布时,赶紧写出检讨声明,求周扬上达天听,但为时已晚。
(2)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评语为毛泽东所写。
(3)一年后,化工学院表示当时的处分重了一些,但为了学校的面子,他不能回化工而转到水产学院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轮驾驶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二 毕业前后

  实习结束回到上海后得知我们这一年级要分两个专业,我选的半导体专业要集中到北京大学去学。于是家里便为我准备了棉衣棉裤。因为火车票的关系,六十几个同学要分三批走。当第二批走的名单宣布后,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女同学跑来说:“我的外婆和妈妈舍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几天。能不能请你和我对调。“于是我们俩人一同去学校,对系主任王先生说了。王先生对她说:“你可以另外找同学调,但不能和他调。”我听了很纳闷。后来第三批名单宣布了,仍然没有我。直到开学后好几天,才有电话来叫我去学校。一路上我估量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运动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当我踏进系办公室时,一看已有五位同学等在那里,他们都是党、团员。大家相视一笑,就知必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们。不一会儿,系主任叫我们进去说:“你们几人已提前毕业,留任助教了。”系主任助理戴乐山先生补充说:“祝贺你们已成为年轻的物理学家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戴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上一班同学中的优秀者都给科学院要去了,我们担心到你们毕业时留不下来,故报请教育部让你们提前毕业,批文还未到,但北京的电话已来了,马上通知你们。”接着便安排了工作,他们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叫我马上去吴剑华先生处报到,担任理论力学助教。最后,王先生说:“你们可以先去财务处领薪水。”

  当时正完成了工资改革,高等学校教师工资分12个等级,1到3级为正教授,4到6级副教授,再往下则各有3个级别的讲师和助教。我们头三个月领试用工资,然后是12级助教的65.5元工资。当时可说是对知识界较宽容的年代了,不久,运动迭起,次年毕业的人工资就只有48元了。

  在二年级时,吴剑华先生曾教过我。我受命到他处去报到时,他正受命开数学系的理论力学课,数学系对此课程的要求很高,此时他借来一书架的参考书正在认真地写讲义,见到我去报到担当他的助教非常高兴。当时他薪金刚提高到133元,即讲师最高级别的工资,又适逢补发工资,便邀了正好来访的郦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宁路凯福饭店吃饭,饭后还看了电影。席间,两位先生相互谈了一些系里教师间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教师生活中不为学生所知的方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过得非常愉快,学生们都爱戴我,不但我负责的力学而且在其它功课中发生的问题也常有同学来找我。此外,三年级时指导过我做研究的王恒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做研究。工作后经济也解了困,我负担起了家庭的开支。眼盼着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

  吴剑华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诚恳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一个人住在复旦的淞庄宿舍里,生活很简朴,工作之余,天南地北地和我无话不谈。有一次谈起他的经历。他是抗战胜利前夕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胜利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等地教书,1948年他在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那大学的学生虽说一般都是富家子弟,但在那年头也多半很左倾,他们对校方一个管总务的不满,认为他账目不清,吴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评那总务说“你怎能如此呢。”于是就有了矛盾。国民党溃败前夕,学生们组织应变护校活动,矛盾日益加剧,他感到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家苏北海安。1949年2月,当地政府三次上门邀请他参加革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苏南行政公署的教育处报到。穿起了军装,后来随军南下,所属单位简称为苏南文教处,他戴上有“军管”两字的臂章,参加接管江南大学等学校的工作。他说:“工作很简单,到了一校,校长表示拥护政府接管,于是组织校务委员会接管权力。”这样干了几年,他深感其中人际关系之复杂。于是,趁有所谓归队政策之机会,在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

  接着他谈到了来复旦后的遭遇,当时复旦物理系才二十几位教师,不久来了个总支书记钱孝衡,此人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恰好系里有有两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便设法赶走了一位而又处处难为另一位。这另一位只不过是位教辅人员而已,名叫周长春,在肃反时竟被关了起来。吴先生为此打抱不平,就也从此受到钱的迫害。钱到物理系后发展了许多人入党,周世勋等都是他介绍入党的。他告诉我说周世勋48年去美国留学,50年还未读出学位就回国受聘于基督教的上海沪光大学为副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复旦。由于他的职称与学术水平不相称,就用上了各种手段,在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自己,打击别人,无所不用其极。经吴先生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为何周平时总是那么装模作样,架子十足。有一次在习题课上,竟然板着脸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说:“这种问题也来问我!问助教去!”原来是为了掩盖他的不学无术。

  吴先生使我明白了原来高等学府也并不是一片净土。

三 反右运动 (一)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恒守先生家去,他们正用着早餐,先生问我:“看过今天的文汇报吗?”我说没有,其实我醉心读书从不看报。先生说:“怎么可以不看!”边说边指着沙发上的报纸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系的秦素美教授,她对着先生微嗔道:“为什么人家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起身将报递了给我。那报上登载着先生一篇题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副标题是乱、偏、糟三个醒目的字。文章批评了在高校中,由校长还是由集体领导的制度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也没有制定出来。在业务领导方面,生硬地学习苏联等。我说这意见当然是对的,并补充说例如谁不知道理科应该和工科结合并指导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结合呢;又何必非学苏联不可呢?

  我们接着讨论了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诉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共产党很能接受意见。他谈到参加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情况。讲了一件事,原来先生曾作为政协委员参观过上海火车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从内蒙古运来的牛经设有养牛场的大场站不下车,却要转运至江湾站下车,理由是铁道部不允许,怕脏,然而从另一处运来的猪却是在大场站下的。怪不得我们经常在上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牛被驱赶着沿邯郸路走向市区的屠宰场。先生就此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意见。说经过长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还要经此折磨呢?要说是脏,则牛、猪又有何区别呢?他在会上风趣地说,如果真的火星上有人,用望远镜看地球时,岂不要奇怪为什么上海的牛常常大游行?他很得意地说这一幽默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一句玩笑话不但被大肆宣扬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而且还存心造谣在报上登漫画,画王先生在火星上用显微镜看地球,辱骂道:堂堂物理学教授竟不知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区别。这是后话。

  从王先生家回来后,我心中很轻松,并对文汇报也有了兴趣。这正是短暂的一段大鸣大放时期。报上批评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气息。校内也召开了许多鸣放会,出现了大字报。我除了听听宿舍中同事的议论外,并无暇去参与这些集会或看大字报。有一天晚上,原同班的马明敏同学等几个人到我宿舍来说她们班级正召开着座谈会,并邀我参加。那时我正看着书,便拒绝了。她奈何我不得,便玩笑地将拉线开关一拉,娇嗔道:“不让你看书!”她们一走,我就到门口去开灯,但转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着去了,何况我们本是同班同学,怎能毕业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灯,跟了上去。就这样,参加了物理系四年级的鸣放座谈会。

  座谈会设在1200号教室大楼四楼西边的大教室里,中间用课桌围了个方块。同学们拥我坐到了桌边,四面一望济济一堂,原来除了物四同学外还来了许多人。发言此起彼伏十分踊跃。 到会的还有人事科长王零,原来这是一个向人事科提意见的鸣放会。同学们举了许多事实来提意见,然而王零却不作一声。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同学促我发表意见, 我拗不过他,便站起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提了许多,到底对不对呢?大家说人事科中每人有个人事袋,装着当事人无法知晓更谈不上分辩的告密条子,而这告密却严重影响着当事人的前程(4)。我看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长王零既然在座,何不表个态,省得大家无的放矢!要是真有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的问题了。人事科做这种黑暗,见不得人的勾当,太不应该了。更不去说有人提到的党的人事科这种说法了,党作为一个整体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怎能管到党外人头上来呢。反之,如果我家中保有党员的档案,你们如何看法呢。所以,如真有这种性质的人事袋,应该烧掉!

  王零真不愧是个老奸巨滑。借这机会就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可是大家提的意见还不够尖锐。请下次开会再提。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到了6月,报上的情形已经大变了。一派声讨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几乎都是是非颠倒的漫骂。然而我还完全没有感到迫害将临。我们的宿舍里仍然随便地议论着报上的文字,例如葛佩琦说当年共产党进城“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人民也会推翻共产党,甚至于要杀共产党。这话在要杀共产党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为何要自认前提已经成立而说葛要杀共产党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又是同时提前毕业的王兆永同学对我说:“今天下午四点半请你开会,对党提意见。”王兆永原是在肃反时负责整我的同学,但在毕业后,住在一起,学业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对彼此的为人都有了了解。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枕边放着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看呢。他说这毕竟更符合事实。又有一次我对他发牢骚说:“共产党不懂得尊重人。”我指的是某次宿舍门口贴出布告称;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务必出席,云云。但结果会上说的不过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来不吃油的农民现在也吃油了。于是,油的供应便有些困难。下个月起,要发油票来限量供应。我说,发个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重要会议呢?再说,建国时期要省下油来换外汇买钢铁,我们也理解,也愿意束紧裤带支援国家。但为何要说这种混话来骗我们呢?再说召集应对会议负有责任的人来开会是发通知,而对会议没有责任的人来说应该发请柬。你们动不动就以命令的口气出布告,又不写内容。岂非不尊重人吗?当时他对此不置可否。但这一回却真的拿出一张复写的请柬来。说:
  “这次是我们党诚心诚意地请你提意见,你看,这不是请柬吗?”

  果然,请柬上有邀请参加整风座谈会云云的字样。王接着又重提了我过去的牢骚,说现在党已经懂得尊重人了。听我再三回答说对此不感兴趣后,他又说:
  “这次不但党请你提意见,而且我本人也很想听听意见。这样吧,作为交换条件,我先请你看电影。”

  这样,我们去海宁路看了第一场电影。散场后,在回校的公共汽车站上,我推他挤上了车,却缩开了手让车门在他身后关闭了。车子起动的瞬间,他转过身来,苦笑着点点车窗,说:
  “你呀!就是不肯开会。”

  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就等了第二辆车,到了学校。

  鸣放会的会场设在普通物理教研室,与会的是全体物理系助教。谈了一会儿后,沈天增(5)发言说:
  “我怀疑这次运动会不会是钓鱼?……”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郭有思便跳了起来,指着沈的鼻子骂他右派份子。沈天增并不雄辩,发言时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挥地书生气十足。听了郭有思以及跟着贾起民(6)等的臭骂,不禁呆了。

  我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想当年肃反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受不了惊吓。一年多不和我说话。现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没有过知心的交谈。我却要让你看看我是怎样对待朋友的。

  这样我举手打断了接连着的批判发言,站起来辩道:
  “我所听到的,沈天增并没有肯定地说共产党钓鱼;如果他肯定了,他就不可能说出来。否则不合逻辑。他的意思只可能是:希望共产党不要钓鱼。再说这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报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这句话不但阻止不了他们的无理吼叫,郭、贾二人反而马上指着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这样,矛头便转到我的头上。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辩论可言,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攻击。这帮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责问的口气吼出各种各样的辱骂。行文至此,我所用的“责问”一辞其实是不确切的,他们并没有“问”的意思,而是要套出我更多的话来供他们攻击。所以我一答辩就引来更多的攻击和挑衅。我相信他们是预先密谋策划过的。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时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动声色,甚至和你一同发议论,也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表示不满,但是在运动来前,他们便被召集起来进行阴谋策划。到时一拥而上完全丧失了人性。我如稍微关心点校内形势,就应知道许多单位已在批斗右派,不会中圈套前来开会。但即使不来开会,也逃不过这一劫;有一位讲师吴椿,平时很少说话,到了59年,他正在图书馆看书,钱孝衡去找他说:“你现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还是有前途的。”从此降职降薪成为贱民。后来知道,定他为右派的依据只是他对生产的火柴杆改短和买来的布缩水太多发了牢骚。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党支部书记王兆永却并不知道我的事情会如此严重,大概仅是受命诱我开会而已。

  他们责问我王恒守是不是右派,我断然否定。又问章伯均、罗隆基。我说他们是不是右派又何必要我来评定?在被逼不过时,我只好说就算他们是右派,但单凭报上的材料是不足为据的,必须另有依据。

  因为沈的发言中曾有怀疑共产党的本质是否结党营私之语,便七嘴八舌地责问我:
  “为什么你反对党的领导?”

  我答道“何以见得我反对了党的领导?”

  “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规定了,你认为如何?”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应由人民按选举结果决定。”

  “你为什么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

  “如果定死了则万一将来党蜕化变质怎么办?”

  此语一出,跳起了一个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华中一(8),他居然随身携带着党章,从口袋中掏出来念道: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自以为有理地据此反问“既是先锋队怎可能蜕化变质?”

  我听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讥道:“党章规定的不过是你们奋斗的目标,那有一规定即成事实之理?正如物理学上有理想气体的假定,和实际气体是有区别的。难道说你认为被你们骂的国民党其党章就规定了党员皆地痞流氓?”

  又有人提到我肃反时被检举的一句话,说我讲过若鞍钢被美国扔了炸弹,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国士兵被杀,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也毫不同情。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挑拨之辞。事实上,我当时是指着报上的一段话而作的评论。报上将美国飞机在朝鲜炸我阵地说成是不人道。我批评其不会宣传,说这和人道无关,我军也要炸他们的阵地。如说其不人道,应举的是炸我妇女儿童。即使炸了鞍钢,杀了士兵也不干人道之事。可在恶意挑拨之下岂容分辨?马上大呼说我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云云。这样一直瞎吵到时间不早了。散会前令我表态,我说:
  “我根本不关心整风,也无意提意见。今天来此开会全无准备。想不到有此结果。”

  于是他们便令我于7月1日再开会。

  7月1日的会规模已为全系教职工会。是针对我的批判会,先令我发言。我并未说任何新观点,不过是对他们的恶意攻击作些解释而已。然而我被迫而随便的发言后来却被他们说成是反党八大纲领。现根据复旦当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录其中以“八点纲领性意见”为标题的一段如下:

  1,我要求大家抱着纯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有人说这不可能,说不是这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所谓只有两种立场的看法,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而客观真理不见得就是马列主义,我的本意对党并无敌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那是马列主义的偏见。

  2,从古到今都有爱国人士,如杜子美、陆放翁等,只要是爱国人士,都是为低层人民诉苦的,当然,所谓‘低层人民’就是劳动人民。他们要为低层人民诉苦不外是这三个理由:(1)他们是大多数,(2)他们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无知。(3)没有人做他们的代言人。爱国人士为无产阶级着想,不等于承认无产阶级领导。

  3,我没有认为资本主义优越;对社会发展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是学政治的,也不感兴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种理想,可以不相信,唯物主义不反对说有的东西我们还未知吧?我说过人类道德不可能达到,这是不是校刊标题上说的‘反对社会主义路线’呢?我说不是。但一定要说成引导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的路,我不赞成。

  4,我觉得党有缺点,我接触到的党员就都有缺点,(这)说明(了)党的实质。我现在赞成共产党是因为其它党没有执政能力;现在因为只有共产党领导,不得不如此,(但)没有什么理由说一定要共产党领导。我说多党制有好处,是指几个政党互相监督。

  5,宪法是百年大计,希望一直用下去;但是否将来有别的政党更强大,现在还不知道。

  6,储安平、葛佩琦的话,本人乐于引用,譬如‘杀共产党人’我认为是忠告,我不为他们辩护,因为指明他们是右派分子的,一定还有其它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么?所以不能肯定他们是右派分子。但就他们的发言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错。共产党不是傻瓜,他们也不是傻瓜。如果认为死人穿过的衣服不能穿,是一种迷信;那么,我们也就不能认为他们讲过的话,我们就不能讲。

  7,我觉得对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的人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肃反。有一部分不是在肃反革命,譬如我在肃反时被斗,我就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事实全国都有,不是个别错误。我怎么是反革命呢?这是有点杀鸡给猢狲看的。又譬如我一到系内工作,就发现即使在系内教书的,就不如我在学生时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后骂,这是为了政治问题(吗)?(是)由于党脱离群众,有人拍马屁,党爱马屁的缘故。

  8,物四会上有人讲到我系有教师领学生到北京去生产实习,因为人事材料未到,就不许进实验室,这是对知识分子信任吗?我还从很多小说上看到党 ‘只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议烧掉人事袋。

  这里,我举杜甫、陆游为例指出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也并不是没有真理和正义。把一切都说成非共产党领导不可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我反不反对共产党,而是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不能自封为不可反对的(9)。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种理想,我不反对有人持这种理想。但以此理想为据认定了现在共产党正领导着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决不可怀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讲完以后,接着就又是连珠炮般的责难,虽说责问却又不许答辩。当有人问:“ 你曾说肃反是杀鸡儆猴,那末谁是鸡,谁是猴子?”时,因我已多次要求发言,名义上主持会议的系主任王先生说:“让他讲话!”我便起立说:
  “大家是鸡也是猴子。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还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和活猴包括在座诸位。”

  这帮仗势欺人,只管自己胡说八道骂人,不容反唇相讥的“好汉、英雄”们,这一下可不得了啦。简直是捅了马蜂窝,全场乱作一团,几十只手指着我乱嚷。会开至此也就散了。

  过了数日,批判会扩大到全校范围,在登辉堂(10)举行。戏台上坐了主席团,前排空出一段放着麦克风,我和沈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听训。当听到我敬重的黄烈德和周怀恒先生(11)发言时,我简直莫名其妙啦,周大声地用他的宜兴官话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来,作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过一会,接着说道:
  “我最好的学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对身旁的沈天增说;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多次要求发言,都被“ 不许右派放毒(12)”的呼喊制止。有一次还是主席台上的王先生说了才让我说话。我走到麦克风前说:
  “我听了半天,似乎你们在批判一个也叫李梧龄的人,可这是你们想象出来的人,不是我。他在哪儿?……”

  等不得我说下去,便是一片疯狂喊叫。鬼使神差他们是没有闲情欣赏这点小小的幽默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说理斗争。

  这以后,校刊就登起骂我的“文章”了。这里我用引号是因为从文字水平而言,这种东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后,我教的数学系四位同学来到宿舍向我致意。可他们很快便被团支部围攻,其中三人被迫认错。唯有一位女同学赵丽珠不畏强暴,反而敢于当众和我说话。后来她受到勒令退学的迫害(13)。她自己不低头却劝慰我不要辩论而要检讨,我答以: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还大呼臣罪当诛,皇恩浩大。吃了耳光还要大呼快乐不止。”
  “如你已经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业。那当然应该硬骨头到底。但是你的事业还才开始,如因此夭折,岂非可惜!”她这样说。

  大会以后,转入小会的阶段。十来个“积极分子”像开了发条会跳的玩具青蛙一样围着我闹。这种批判会如果留有记录将是十分有趣的。可惜因为完全是疯话而不可能完整地回忆出来。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缴械投降”。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开口闭口说我向他们“进攻”了。不按他们的意思臭骂自己就算的“进攻”了他们!整个的会议就象一群小孩子在玩假打仗,说的胡话大概只有《爱丽思漫游奇境地》里的御前会议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会议开始时有人故作诚恳姿态地说;
  “我们是在帮助你,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打击你。”

  “怎么会呢”我不无讽刺地答道“帮助和打击完全是两码事,谁也不会误会的。你们的意思我当然明白。”

  于是我便受命检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对任何一件事提过具体意见,更没有写过文章、贴过大字报。就无法对某件具体的事做检讨。所有的只是平时言谈,怎能记得?而经他们举出的又往往断章取义走了样。于是只好泛泛而谈,说从小读的书不对,认为政治是“狙公饲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因此太不关心国家大事。受《民约论》之影响很大,认为政党也不过是一个法人团体,和每一个人民应该是平等的。根本没有学习过宪法,不知道有规定共产党领导之事,平时爱好科学喜好纯客观地看问题等等。

  其实,我和他们谈书本,他们又何尝听得懂?如果他们真的能虚心听我的“检讨”则实际上我是在给他们上最基本的民主主义课。我总是说“过去我错误地认为┄”,其实这些认为当然并不是错误的。例如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论述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但他们也根本不管我说的是什么!只等我说完就莫名其妙地、胡说八道地攻击。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要表现其自己,妄想得到好处。狼捕到了猎物就要撕裂它。求饶是根本没用的,但不检讨也不行。否则他们没法交代;“什么?你们这么多人竟制服不了他!“啊呀呀,这可不得了,这可误了大事,误了他们的前程。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一个贼踏着垫脚石正爬墙到半空时,忽地垫脚石倒了的狼狈不堪样子。不!不仅是狼狈,他居然愤怒起来。一个惯窃没有偷到皮夹会比失去皮夹还要难过!

  就这样,两、三天一斗地过了一个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电话铃响了。想不到我小学时的王校长(14)打来电话。
  “你怎么样了?你要当心点呀!今天的报纸……我查电话簿…”

  我赶紧下楼,从厨房窗口取来解放日报,只见第二版上大标题《李梧龄百般咒骂共产党和新社会》。其实一个多月以来报纸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至。例如有这样的大标题《驳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之类。外行当然不能领导内行!这是普通的常识,怎么成了谬论呢?后来新闻日报的文章居然说我出身“军阀家庭”可见胡说八道到什么程度。不过当天我看到报虽然一笑置之,却也马上把报藏起,怕被父亲知道了会担心。后来终究瞒不住,老人家只是笑笑说:“我的儿子虽不明利害,是非却是知道的。还不算太糊涂。” 毫无害怕之意。抗战时我家沦落在上海,他拒任伪职而失业。后来一贫如洗。但老人家言传身教的人品使我终生受益。虽处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报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好排在第四。我哈哈大笑对一位朋友说“我可是神呢”。

注:
(4)80年代时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学在肃反时无中生有地密告为加入过我的小集团,虽以优秀成绩在山东工学院毕业,却得不到重用,后来文革时与干部一起劳动,干部说“咦!你根本不像是档案中写的那种样人。”在他追问下,才得知实情。告密者是个党员,曾争取我入团,我则叫他也不必问政治,但我们私交不错。他就读于南京航空学院,通信甚密,肃反后失去联系。80年代见面时也牢骚满腹。不知他当时何以出此,更不知几人受害。1997年向明中学校庆,我们班级同学欢聚一堂,一位当时的党员同学黄绍元坦诚地告诉我,当时徐还是团员,是受黄之命来和我要好的。黄说:“你当时如能因此入团,徐就立大功了。那时,天主教徒吴宝昌同学是我们的打击对象,你是争取对象,因为要发展又红又专的党团员。”我不禁发笑,还只是个中学生哪谈得上“专”?黄在会上深深致歉,说他当时伤害了我们,这使吴和我都大为感动。当然对我是谈不上伤害两字的。黄后来在大学里也被打为右派。同学会上还见到一位从五爱中学转来仅在高中同学一年的党员,他说他大学四年就读了四个大学。显然是个职业学生了。
(5)沈天增和下文将提到的郭有思,贾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批提前毕业的。那年共提前了12个同学毕业当助教。
(6)郭、贾二人当时最是 穷凶极恶。文革中郭带头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家,忠厚如王先生对吴剑华先生说:恨不得杀了他!可见郭当时的面貌,后因和人姘居而一蹶不振。平反后我和一位当年在北京的同学说起贾,她问我为何如此厌恶他,我以当时情况相告。她却讲出令我吃惊的事来。原来贾是80年代才入党的,入党时说很后悔当年之事,说那时支书薛履端抛材料,他充了大炮。薛当年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见到我时,左右一看若无人便向我露齿微笑,我一直还感激她呢。
(7)毕业后,经王兆永提出,沈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家去相互作报告讨论物理问题。
(8)华中一当时并不是助教,却来此开会。他交通大学毕业,虽为党员却不服从毕业分配,不肯去外地。后来趁周同庆教授负责研制X光管的机会,跟来复旦。他反右起家,摇身一变成了电真空专家。据负责文革期间主编工农兵物理教材的吴剑华先生后来告诉我,看了令他编的《直流电路》一节后,曾当面指责他“连抄书都不会!”后来他居然荣任复旦大学校长之职。他“指导”的研究生无不对其“学问”摇头。有一位和他争论后,正担心报复,不料却被送出国去也。
(9) 我当时心里想到而还未直说的是Republic这个词就是指的废除由某个个人或集团世袭的统治。岂能借消除阶级的空想理论为名而行恢复等级之实。
(10) 以已故李登辉校长命名的复旦大礼堂。
(11) 两位先生都教我数学,黄先生教微积分,极好。运动后期被查出少年时曾加入过三青团而被劳改。80年代再见到他时,垂垂老矣。
(12) 用放毒一词来描述不同于官方的意见也的确够妙的了,既然是毒,当然可以使人中毒,被如此威力无比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又是最聪明的劳动人民居然如此容易,竟象中了毒品一样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见,以至不得不动用专政手段来 “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了。
(13) 她此后当了多年的中学代课老师,平反后,读过两年大学的她得到毕业文凭。可见文凭是待遇而非学历。
(14)小学毕业后我就没有再去看望过王明玉校长,她是从电话簿中查到号码的,足见老师对学生爱护之深。 平反后,我去看望王校长,他的丈夫周先生也在家。谈起往事才知道周先生原是地下共产党员,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车逃的命。但因此脱党。他说“幸亏如此,要不然的话为了这样的社会送了命,岂能暝目!”说罢掩面,不胜唏嘘。
(15) 单从这标题将牛鬼、蛇神两个词拆成四个就可见其水平了。

三 反右运动 (二)

  我家的这位朋友名叫王湛贤笔名阿湛是新民晚报副刊编辑。常来我家看书。曾有一次读到《水经注》中一则秦始皇去见海龙王的故事,就译成白话,发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皇知道海龙王有许多宝贝,很想见识见识。海龙王于是托梦说,可以来,但不准带画家随从。然而秦始皇还是带了一位画家混在随从中。果然,海龙王宫中琳琅满目,不胜其豪华。酒足饭饱后。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上海水分开,让路而回。海龙王此时才发现问题,知道自己被画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虾兵蟹将追赶而来,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将过来。可怜秦始皇只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随行人员。海龙王相貌其丑无比,不愿留下形象。是以后世无传。

  鸣放期间,该报社长林放动员提意见。当时报界都在议论新闻自由、民办报纸之类话题。社长又拍胸保证言者无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来,得了消息。自己马上转向不说,却仍然不动声色地继续动员鸣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说了。就此上当,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成大罪,说成是影射共产党丑陋,不让新闻自由云云。

  阿湛后被送去青海劳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时新民晚报还未复刊,无人问津。阿湛没有家室,他的姐姐曾来找我写信,多方求助,都无消息。阿湛的舅夫是柯灵,对他也无援助。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家就此消失了。当年他送我的一本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留下来。

  报纸也惊动了吴剑华先生,他在学期将结束时,向我交代了考试事宜说: “我回乡去了,有事写信,就写苏北海安吴剑华收好了”。看报以后,吴先生提前回到学校,并马上赶到我家中来规劝我小心为要。他因此参加了本可避开的会议,会上又仗义执言说:“我是了解李梧龄的”等等。于是被人攻击,加之他平时说了一副对联“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错、万错,马屁不错”,批评医务室时说了“横眉冷对同学指;俯首甘为病魔牛”。在钱孝衡等的策划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后来还了解到他被人捕风捉影地检举说他曾任美军翻译官。事实上,他只是在读大学最后一年时,全班参加英语培训而已。还没来得及为抗战服务就已胜利了。吴先生后来也被送去下放劳改,但为时不多,放回后领很低的工资,教了许多课。平反后,他坚持要那检举人道歉;但那人却抵赖不认帐。86年他退休时,又不按规定剥夺了他离休(16)的权利。经他多次上告市委组织部,于1992年才争得此待遇,但在工资级别等方面仍被压底。

  事实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对于造成冤案的那帮鹰犬是从没一个受惩罚的。他们仍然往往居于高位,极尽压制之能事。

  这一年的暑假,我们年级留在上海的约40余人中,却有15人被打成右派。王兆永在党支部的会上说了对我的了解,反对对待我的方法。说那样不符合毛主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极因素为更消极因素了。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党员,未被劳改。他很快被脱去右派帽子。78年右派问题总解决后,钱孝衡对他说:“因为你是党员,所以打你右派。因为也要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右派啊。”

  物理系的同学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这和学科学时的思维方法有关。我同班同学们主要是在讨论等额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些讨论会是在党委的策划下召开的,讨论题也是受其启发的。可见用心之险恶。这两个问题,特别是选举,即使从字面来看也是从若干个中选择之意。居然发明所谓等额选举之说,还标榜说是最民主的,岂非笑话!学校中动员了一批学马列主义的研究生来做打手,真不知道这帮研究生是用什么逻辑思维来做研究的。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的确是当代的一批“社会科学精英”,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在那时就已懂得了“上级说的就是真理”和“谁的官大就听谁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哲学,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学到老了还是学不会。当时物理系三年级的杨福家也是跨年级的打手之一。当有人责问他“你看来是有背景的”时,他公然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是有背景的,是党指示我来和你们斗的。”果然他反右以后被送往丹麦留学,成了特别培养的对象。

  未毕业同学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学。她是王造时的女儿,当然在劫难逃。班上逼她发言检举自己的父亲。她被逼不过,同意发言。临上场却说:
  “我的父亲,他,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很伟大的。”

  于是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从不屈服。还带了本英文小说去看, “你们的话我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指责她时,她转身就走。主持会议的人指使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同学去拉她回来,她怒斥他“你想干什么!”那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毕业,在同济大学工作,曾在他家帮其父誊写过演讲稿。此事被她的一个好朋友在也被打为右派后说了出来。于是又多了一个右派。

  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亲亦于文革的监狱中去世。我写回忆至此,忍不住停笔唏嘘。回想起在复旦吃最后一顿饭时,正碰上她,同桌用餐,相互勉励的情形,犹如昨日却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儿反对父亲,不成,则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学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开学后,我没有被安排工作,逍遥自在得很。继续跟着王恒守先生做研究。故仍常去他家。讨论之余,天南地北,论古说今,相聚甚欢。王恒守先生这时早已成了报上连篇累牍咒骂的对象。他风趣地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上,王中出了一个灯迷“寡人经常右倾”打现代人名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是王恒守。

  王中是新闻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辉堂主席台上,闲不住写了个条子“阳夕光西无常明,监囚亡灵呼曲冤”,递给主席诸君。这些主席正是:杨西光,吴常明,邹剑秋,王零和胡曲园。他们一个个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状之一是说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语近幽默,却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闻为教育人民的观点相容呢,虽说人民是主人,据说又最聪明,何必佣人去教育?

  王恒守先生主要是说了大学应该教授治校。老先生为人耿直、爽朗,经常出语幽默。他这时也经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斗,对我说:
  “开会必须剃了光头去,才不怕揪辫子。”

  我答道:“那也没用,他们会捻你汗毛当辫子。”

  说罢两人大笑。但他还是做了极详细的检讨,洋洋数十页,其中提到我的部分甚至将我得过学生科研奖,他在奖品簿子中题了一首诗“声光电热探真诠,莫让前人先著鞭;数理文章通一变,乾坤扭转几重天”也算罪孽写了进去。造的理由是使我骄傲了才会变右派。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谨慎,也可说明在运动中人们的心态。在没有法制约束的一批恶棍的围攻下,很有一些人顶不住时,不但把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来,而且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别人头上。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好象推说自己思想受某人影响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所防备也。

  记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会楼楼上,被斗罢以后走下来。看见大厅里正在斗孙大雨。便走进去观摩。只见孙站在前面答复责问。也早成右派的图书馆馆长潘某、生物系教授张某分别登场责问,因为孙忘记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内容。他们指责说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还会说:
  “那天谈得很晚,你舍不得请我们吃饭,是到宝大(18)去吃的。”

  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纷纷嘲笑,辱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即使对他的吝啬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都是忠君爱国之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了表面,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事隔多年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也是原因。这不正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小的饭店,只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件事发生在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编目。”蔡是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房间,书籍主要都在外间,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阅览。里面是个小间,放即期期刊,有沙发。我搬了桌椅进去放上打字机办公。系图书馆并不每天有新书来,工作太轻松了,明摆着是硬添出来为了不让我闲着而设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也兴致勃勃地去大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图书馆学的书看。发现了图书馆目录的许多不足之处。至少就系图书馆而言,其图书分类竟还用的是几十年前的王云五分类法。于是我按当代的物理学拟定了一张新的分类表,请示系主任同意后,开始将书籍全部重新编目。

  我这时在学校宿舍里无人说话,便搬回家里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时,约九点钟到校。不久他们传话说我应按时上班。我回话说;我是教师,本没有上班制度,何况你们安排的是“指导编目”。我不但每本新书都亲自编好目,打好卡片,还主动提出重编全部目录。这点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时间。如要我按上下班制度上班,请先降我为职员。他们也就没有再坚持。

  转眼秋去冬来,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亲为我选12月1日结婚。照农历算法,这也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金美梅相爱五年了,双方家长也有往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婚事。我父亲按着古礼还亲自去求亲,约定了婚期。只是因为我的事见报以来,金的同事们都劝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没有事先与她们说过。这一天,她去见工会主席魏芹请结婚假期。魏吃惊地说:
  “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

  魏芹的口气不无威胁,但我们也没有当它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早已办好了结婚登记。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结婚证书时,其上赫然签名证婚的卢湾区区长关百胜却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单位是岳阳路小学。教导主任吴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报到任职的。吴的男朋友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她俩关系本不错,每当她们学校开舞会时,她总希望我去参加。当我提前毕业任助教后,她不无嫉妒之意。这也许是她以后如此穷凶极恶的缘故吧。

  小学的整风运动起步晚,一开场就反右了,这时刚“揪”了几个右派,所以她们认为金美梅简直是胆大妄为极了。不久她也当然成了右派。其实她根本没有鸣放过任何话,于是连平时说过美国货好也算是罪名了。这时放了寒假,我说不要理睬她们,不必去开会。

  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然是叫她去挨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全陌生的。“凭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名右派。校长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光荣的劳动却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好校长邵华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凌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右派后分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 号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人非他,原来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楼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个水平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天得买些小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脚”即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自封为老虎。这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个书架说”我够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地问道:“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不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我说:“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气愤地说“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 ”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到兆丰公园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了一个大西瓜。也许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天天坐在图书馆门口管签到,读着永远读不完的《东周列国志》。他说”老人老矣,所见实多”,对人际关系有他的看法。

  分别时我说:“谢谢你的指点,我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然而我却打定主意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没人找我,但第二个月起工资七折,算我病假了。到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电话召唤到学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怀新。他出示几页纸,说:“你签名。”原来纸上写了一百四十多条所谓我的言论。

  我说:“我不能签名,这不符合事实。”

  “拣你同意的签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签不同意。”

  “这全部都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不是简单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 于是我就逐条批驳,写完签上字给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电召我去校,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谈,在座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来不久,只见他衣冠楚楚,扣子钮到衣领22,一脸正经的样子。坐定后,王先生对我说:“领导决定对你的处份为劳动教养,但考虑你的前途,让你去封溪乡劳动。明天报到。”问我“有何意见?”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说:“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你就不奇怪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

  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对我说“那你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室的一位女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 ”这样我就回了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车去复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说要填会客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上。还是那位女职员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坐下,她又说:“喔,刚才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纸念道:“……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动手动脚拉我。

  我厉声责斥道:“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欲走,却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登辉堂做报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学校好了。”于是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注:
(16) 按规定凡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的,其退休称为离休,待遇远高于一般退休人员
(17) 这里我选“抖”字而不用“说”字,因为前者更说明问题。抖衣服时不但口袋里的东西,而且连灰尘也都抖出来了。
(18) 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19)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即今中山公园。
(22)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一个中学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有知识的干部样子。

张其凡: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

张其凡: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
  一、引言
  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周年的历程。报纸、电视等传媒,不断有三十周年纪念的报道、活动及学术研讨,十分热闹。当此之际,回顾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宋史研究的进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大陆去台湾的著名学者、台湾大学教授方豪先生,就曾对20世纪前50年的宋史研究状况进行过总结和介绍,但较为简略。台湾著名学者、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宋晞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即注意及宋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1966年,在台北第20次“宋史座谈会”上做了《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的发言,谈到各国研究宋史的状况;1981年,在台北第80次“宋史座谈会”上,又做了《世界各国研究宋史近况简述》的报告;1988年5月,他又在《华冈文科学报》第16期刊布《宋史研究的发展》一文,自元代谈到20世纪80年代末;1992年,再刊布《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宋晞先生的这一系列论文,对90年代以前的宋史研究状况,作了介绍与评估,功不可没。
  90年代初,台湾又有两位学者对本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及教学情况进行总结。1992年3月出版的台北《新史学》第3卷第1期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黄宽重先生刊布《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一文,系统总结20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状况。此文1993年载于大陆的《历史研究》第3期上,是故在大陆的影响较大。1992年6月,台湾举办了“大学人文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台湾大学教授王德毅先生在会上做了《宋史教学的回顾》的报告,后收入会议论文集中。文中对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中有关宋史的教学情况做了大致介绍。
  天津教育出版社,曾组织编写出版了“学术研究指南”丛书,惜乎中途而辍,但已出版《宋辽金史研究概述》,1995年10月出版,大32开,1册,39万字,署名“李天石、陈振编著”,其所叙内容,截止于1990年。1997年的《历史研究》第4期上,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曾瑜先生发表了《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比较系统、全面地回顾了20世纪宋史研究的状况。此文略加修正、补充后,刊于《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
  2004年,台湾的“国家科学委员会”,出版了由高明士主编的《战后台湾历史学研究(1945—2000)》丛书,其第4册为《宋辽金元史》,由韩桂华、王明荪编著,大32开,1册,共246页。
  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组织了“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其中的“史学专辑”由陈祖武,杨泓主编,《宋史研究》则由上海师大的朱瑞熙、程郁编写,2006年1月出版,大32开,1册,约38万字。其所叙内容,截止于2000年。
  三十年间,笔者也曾两次总结宋史研究情况。
  1988年,中国历史学会主办的《史学情报》杂志,开辟了“回顾与展望”专栏。在第3期的专栏中,刊布了笔者以笔名“郑飞”撰写的《宋史研究:面临开拓与深入》一文,对1978年—1988年10年间的宋史研究作了简略回顾。
  1998年,笔者又在王曾瑜、宋晞、黄宽重、王德毅诸先生大作的基础上,加以综合、补充,撰成《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回顾》一文,约5万馀言,提交1998年在宁夏银川举行的中国宋史研究会第8届年会。嗣后,曾寄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宋晞教授斧正,再略加修订,刊布于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的《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9、10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南方出版社2002年7月)。其后,全文收入笔者《两宋历史文化概论》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回顾》所述内容,截止于1997年。
  如今,又是10年过去了,笔者不揣冒昧,第3次撰文,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宋史研究的情况。综合前两文所述,补以近10年来的情况,以为此文。不当之处,尚希指正为盼。
  二、宋史研究的进展与研究队伍的分布
  (一)概说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可以10年为1期,分为前、中、后三期。1978年至1987年为前期,1988年至1997年为中期,1998年至2008年为后期。
  前期可谓“文革”后的过渡与恢复时期,宋史研究的队伍以五六十年代人员为主,课题也多可窥见“文革”之阴影。自1978年开始大规模招收研究生后,1981年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毕业,宋史研究队伍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研究课题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彻底摆脱“文革”阴影,开始其科学的历程。1982年,大陆第1次授予18人博士学位,其中有历史学两名,即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葛剑雄与周振鹤。自此,大陆开始了培养博士生的工作。中期,经历1989年事变的波折后,宋史研究开始向深度和广度迅猛扩展,博士研究生开始成批加入宋史研究队伍。后期,大规模招收博士生,加快了队伍建设,扩大了课题范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思想开始解放,禁区不断被冲破,宋史研究开始其蓬勃发展的历程。
  90年代以后,文革前后毕业的研究生成长起来,开始出版著作,于是,好几所院校都有“宋史研究丛书”的编撰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从1992年开始出版“宋代研究丛书”共3批,15本。书目如下:程民生著《宋代地域经济》、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为第1批;贾玉英著《宋代监察制度》,苗书梅著《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周宝珠著《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为第2批,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温伟耀《成圣之道——北宋二程修养功夫之研究》为第3批。据悉,他们正在征集稿件,准备再推出一批。2008年,“宋代研究丛书”又推出“日本学者系列”,已见到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
  河北大学推出了《宋史研究丛书》,已见出版者有:漆侠《知困集》、《探知集》,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金朝军制》,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杨倩描《吴家将》、《王安石<易>学研究》,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裴汝诚《半粟集》,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杨渭生《宋代文化新观察》等。
  云南大学也推出了《宋史研究丛书》,已见出版者有:林文勋《宋代商品经济史研究》,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吴晓亮主编《宋代经济史研究》,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等。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辑了《宋代文化丛书》,由巴蜀书社出版,第1辑有7本: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王晓波《寇准年谱》,舒大刚《三苏后代研究》,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向以鲜《超越江湖的诗人》。该所还长年编有《宋代文化研究》(论文集),已出到第15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编写了“宋帝列传”,1997年出版,共12本:毛元佑、雷家宏《宋太祖》,张其凡《宋太宗》,汪圣铎《宋真宗》,黄燕生《宋仁宗、宋英宗》,仲伟民《宋神宗》,王菡《宋哲宗》,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王曾瑜《宋高宗》,方如金、陈国灿《宋孝宗》,虞云国《宋光宗、宋宁宗》,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宋度宗》,曾庆瑛、刘耕荒《南宋末三帝》。张希清等《宋朝典制》。2004年11月重版,删去了图片,更简陋了。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有论文集《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已出13集,每集皆有宋史文章。他们还编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及续编各1册,人民出版社出版。《续编》为纪念陈乐素先生百年诞辰的论文集。
  2004年,杭州市为弘扬南宋文化,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设立南宋史研究中心,特聘已退休的浙江大学教授何忠礼为主任,方建新教授、徐吉军研究员为副主任,拨出数百万元,组织编写《南宋史丛书》50册。2005年与2006年、2008年,已召开过三次“南宋史研讨会”,2008年的会议还是国际研讨会。《南宋史丛书》已交稿一半以上,预计近两年内将由人民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齐。这是南宋史乃至宋史的一大盛事,也是迄今仅见的地方政府大手笔。2008年12月29日,为已出版的25部书籍,举行了《南宋史丛书》首发仪式。这25部书是:何忠礼《南宋政治史》(46万字),粟品孝《南宋军事史》(47.3万字),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46.6万字),苗春德、赵国权《南宋教育史》(39.6万字),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45.1万字),张锦鹏《南宋交通史》(40.7万字),吴松弟《南宋人口史》(36.7万字),杨倩描《南宋宗教史》(40万字),罗炳良《南宋史学史》(40万字),龚延明《岳飞研究》(38万字),韩酉山《秦桧研究》(40万字),姜青青《马扩研究》(35万字),邹志方《陆游研究》(40万字),束景南《朱熹研究》(35万字),邢舒绪《陆九渊研究》(25万字),辛更儒《辛弃疾研究》(38万字),周梦江、陈凡男《叶適研究》(30万字),张金岭《宋理宗研究》(30万字),俞兆鹏、俞晖《文天祥研究》(30万字),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53.2万字),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16.5万字),顾志兴《南宋临安典籍文化》(29.3万字),邓禾颖、唐俊杰《南宋官窑》(21万字),以上共843万字;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编《南宋史研究论丛》(上、下),上册33篇,下册34篇,共101万字。
  上述这些丛书的出版,大大推进了宋史研究的发展,其功甚伟。
  下面分三个时期,介绍一下宋史研究的进展情况与研究队伍的分布。
  (二)前期(1978—1987年),第一个10年
  1.总说
  第一个10年,大陆的宋史研究大致还在恢复与积聚阶段,其最大事件便是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和《宋史研究通讯》的编纂发行,使大陆宋史学者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交流与交锋的平台。但1987年年会以后,曾有5年间未能举行年会,《宋史研究通讯》也惨淡经营,举步维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史研究会的窘境。
  据不完全统计,这10年间大陆已出版的有关宋史的专著达70部以上,总字数超过1000万。在报刊上发表的宋史研究论文逐年增多,从1978年的80余篇,到1987年的400篇以上,总计超过3000篇。字数超过1500万。宋史研究会编行的年会论文集《宋史研究论文集》,这一阶段出版3本,中州书画社出版了《宋史论集》,中华书局出版了《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宋史研究集刊》,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括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资治通鉴丛论》,共约167万字。从这些数字看,与文革前17年对比,宋史研究可说是空前的繁荣。
  断代史著作也出版了几部,如周宝珠、陈振的《简明宋史》、洪焕椿的《宋辽夏金史话》、杨树森、穆鸿利的《辽宋夏金元史》、吴泰的《宋朝史话》,如果再加上《中国通史》第5至7册和《中国史稿》第5册,则已有6部宋史或宋辽夏金元史专著,还有《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此外,还有一批宋代的专史著作问世,如《宋明理学史》、《宋代社会研究》、《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宋代说书史》、《宋元佛教》、《唐宋词通论》、《宋词散论》、《宋朝兵制初探》、《宋代经济史》、《宋代四川经济述论》等。
  宋代史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也有很大进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陆续出版,《通志》、《文献通考》等大部头史籍也已影印出版。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行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宋元笔记丛书》,也已出版了10多种。不少宋人文集和其他宋代史籍如《宋宰辅编年录》、《元丰九域志》等书也已整理出版,为治宋史者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宋史研究工作。专题史料汇编,近年来则有胡昭曦等人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57.2万字)、汤开建、刘建丽的《宋代吐蕃史料集(一)》(55.4万字)等出版。
  这一时期,宋史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现状尚不能令人满意,有很多缺陷与不足,面临着开拓与深入的艰巨任务。从宏观来说,多卷本《宋史》的编纂工作,迄今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从微观来说,宋代的专史研究不足,还有很多空白点,即或是热点问题,也还需深入。
  宋史研究中,有几个热点:一是经济,包括户等和阶级构成、客户问题、租佃制、地租、差役、户口等问题,每次年会中,总有半数已上是这方面的论文;二是王安石变法与熙丰、元祐党争,包括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物,可称年年有论文,专著不断出;三是两宋之交的和战问题,岳飞、张浚、秦桧、辛弃疾等人物;四是宋初的改革与统一,包括太祖、太宗、赵普、杨家将等人物;五是三次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钟相、杨幺,但近年来已趋向冷落;六是宋蒙战争,包括文天祥等人物。这六方面的论著,占已刊行宋史研究论著的大半。除此而外的两宋历史,则研究不多,甚或空白。如北宋仁宗朝的历史,除庆历新政外,尚少研究;北宋中期的重要政治人物韩琦、富弼,几乎还没有什么研究;北宋后40年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也少有人涉足;南宋除一头一尾外,其余时期的研究也不多。又如两宋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科技史等专史著作,仍付阙如。如果没有对北宋初年到南宋末年的分段详尽研究,没有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专门研究,是很难把握两宋历史全貌的,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多卷本《宋史》的问世。因此,不把目光局限于热点问题研究,多做些“垦荒”工作,多进行一些专题的或专门史的微观或中观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宋史研究也许能有突破性进展。
  在众多的宋史研究论文中,炒冷饭的重复之作时有所见,不认真读书而故作惊人之语的亦大有人在。因此,重视研究信息,提倡严谨的学风,是非常有需要的。宋史研究中,有不少传统的流行观点,如理学统治论、相权削弱论、对土地政策的非议、对某些人物的评论等,占据统治地位长达数十年,仔细考查起来,却都不尽然,甚至南辕北辙。不循于旧说,不慑于权威,实事求是地考察研究,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全貌。为此,应当提倡学术争辩,提倡观点交锋,才能越辩越明。80年代初,在讨论宋江问题时,曾各抒己见、激烈争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还不多见。
  宋代史籍,虽然在长时期中历经战火、天灾及人为的毁损,但存留至今者仍可谓汗牛充栋,不胜其览。也正因此,对宋代史籍还没有足够的重视。现存的宋代文集、笔记、小说等著作到底有多少,迄今仍是未知数,无法确知。这些著作已整理或印行者,还只是一小部分。编辑宋人著作书目提要,整理、介绍、出版宋人著作,势在当行,尚需努力。这是宋史研究进一步开拓和深入的需要。
  “宋代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民族文化心理等方面讲,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的影响,宋代恐怕是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因此,研究并弄清宋代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状况,不仅可以提供历史的借鉴,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近、现代的中国。从这点上讲,以往宋史研究的成果还不够深入,还没有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与其他断代史的研究比较,宋史研究略嫌沉闷,不大活跃,甚至可以说比较刻板,思维方式比较陈旧,因而阻碍了宋史研究的发展,迄今尚未出现大的突破。这些问题,是值得宋史学界深思的。”笔者在1988年写下的这段话,今天看来,仍是有针对性的。
  1988年以前的10年间,宋史研究论著的出版数量还不多,其作者也主要是文革前的老中青作者,80年代后毕业的研究生尚在积蓄力量,晋升职称,争取住房。出版的著作中,也是以个人文集或旧作修订为主,如陈乐素先生的《求是集》,聂崇岐先生的《宋史丛考》,漆侠先生的《求实集》,华山先生的《宋史论集》,关履权先生的《两宋史论》,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徐规先生《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关履权先生《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吴泰、陈高华先生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等书,则是作者积多年之力而为的力作。而朱瑞熙先生的《宋代社会研究》,涉及面广,论点新颖,但分量较小,今天看来,也嫌单薄,更像是论纲。
  2.第一阶段:1978-1982
  第一个10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1978年至1982年为第一个阶段。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宣告“文革”结束。饱受摧残的宋史研究,从浩劫中复苏,慢慢地开始恢复元气,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招收宋史方向研究生的单位有:北京大学邓广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乐素,杭州大学陈乐素、徐规,开封师院张秉仁,上海师院程应镠等5处,成为“文革”后最早培养宋史研究人才的地方。1979年秋天,在开封师院召开了“《简明宋史》审稿会”,宋史学界的隽彦,一时齐聚开封。这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不仅直接促成了大陆1949年以后第一部断代宋史《简明宋史》的出版,更重要的是,完成了宋史研究会的准备工作,确定于1980年在上海师院举行“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
  1980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1届年会”在上海师院(今上海师大)举行,与会代表60多人。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宋史研究会,选举邓广铭为会长,陈乐素为副会长,程应镠为秘书长,理事13人。秘书处设在上海师院。这种组织形式,反映了当时宋史研究的格局。从此,大陆宋史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开始了正常的学术活动。会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1982年10月,在郑州举行了第2届年会,由河南省社科院承办,与会者达80多人。会后,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1984年10月,在杭州举行了第3届年会,由杭州大学历史系承办,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1987年9月,在石家庄举行了第4届年会。由河北大学承办,与会代表107人,会后,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此次会议上,对宋史研究会理事会进行了增补,由于程序的不当,引发了争议。此次会后,宋史研究会的正副会长如下:会长:邓广铭,副会长:陈乐素、徐规、郦家驹、漆侠、乔幼梅、朱瑞熙、王曾瑜,秘书长仍为程应镠,理事共15人。会后,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邓广铭先生1949年以后一直在北京大学执掌教席,此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五主席之一。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王安石、岳飞及其他方面的论文,并最终修订出版了《王安石》、《岳飞传》两书。北京大学又是大陆在“文革”后最早招收宋史博士生的单位。邓广铭还与程应镠一道,在此时主持编纂了第一部大型工具书《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并在80年代完成出版。邓广铭先生于1979年招收了宋史研究生张希清等人。198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
  陈乐素先生于1975年被强迫退休后,一直寓居杭州,进行《宋史艺文志考证》的修订工作。1978年,他在杭州大学复职,出任历史系教授,被推选为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同时,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聘为兼任研究员,故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杭州大学两处招收研究生。在历史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是张其凡,在杭州大学招收了何忠礼、周生春、孙云清、翁福清等4人。他在杭州大学建立了宋史研究室,当时成员主要有:徐规、倪士毅、梁太济、龚延明等人。1979年,陈乐素南下广州,在暨南大学建立宋史研究室,徐规继任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徐规先生是张荫麟、陈乐素先生的及门高弟,他在五六十年代经历坎坷,发文不多。“文革”后,接连刊出《陈亮永嘉之行及其与永嘉事功学派的关系》、《沈括生卒年问题的再探索》(1977年)、《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南宋绍兴十年前后“内外大军”人数考》(1978年)、《沈括“官于宛丘”献疑》(1979年)等文,1982年,更出版《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获日本宋史权威周藤吉之的高度赞扬,从此奠定其在宋史学界的地位。他主持下的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成为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程应镠(1916—1994年),江西新建人,早年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有一段坎坷的经历,“哀乐中年感逝川”。“文革”后,他在上海师院任职,1979年,出任恢复后的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当时,上海师院与华东师大共同承担点校整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的任务。1978年,在程应镠的主持下,上海师院历史系和古籍研究所招收了宋史研究生,包括:吕友仁、李伟国、萧鲁阳、俞宗宪、朱杰人、王松龄等人;聚集起一批从事宋代文史研究的学者,主要有:郑世刚、许沛藻、金圆、孙菊园、裴汝诚等人。他是《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两部大型史籍校点整理的主要组织者和定稿人,他与邓广铭共同担任主编,自70年代末开始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他担任宋史研究会秘书长后,为研究会的发展壮大呕心沥血,付出了大量劳动。继张家驹先生之后,程应镠发展壮大了上海师院的宋史研究队伍,使其成为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开封师院历史系,是“文革”后大陆最早招收宋史研究生的院校之一。张秉仁先生(1910—1994年)主持的宋史研究室,有王云海、姚瀛艇、周宝珠等人。加上《史学月刊》杂志与河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有陈振)当时都设在开封师院,这里也成为宋史研究的基地之一。1978年,以张秉仁先生的名义,招收了宋史研究生,有穆朝庆、魏天安、刘坤太、张德宗等人。在发起十院校共同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后,开封师院历史系与河南社科院历史所又在此时开始共同编写《简明宋史》一书,以填补大陆宋代断代史之空缺。此书于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宝珠、陈振主编,约46万字。
  在这一时期,发表论文的,除邓广铭、陈乐素、徐规、漆侠、吴天墀、朱瑞熙、周宝珠、关履权、陈守忠、李蔚、柯昌基、胡昭曦、万绳楠、杨国宜、王云海、程溯洛、苏金源、李春圃、张邦炜、赵俪生、裴汝诚、杨德泉、汪槐龄、沈起炜等五六十年代已刊发论文者外,也有少数新人出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乃是同毕业于北京大学、同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吴泰、王曾瑜二人。吴泰大学时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毕业后又成为陈乐素先生的研究生,他在这一时期成为宋史研究的风云人物,在这一时期的几个热门话题上,他都发表过重要意见。关于宋江问题的争论,他是首先挑起论战的一方主将,他又较早地提出为岳飞恢复名誉。惜乎他英年早逝于80年代中期,连副研究员也未评上,不免令人扼腕。王曾瑜在“文革”中苦读《宋会要》而出名,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水平较高的论文。还有,与朱瑞熙是同学的蒙文通高足贾大泉,也在此时开始刊发论文。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最年轻的与会者,是41岁的王曾瑜。这一时期宋史研究队伍的年龄,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的宋史研究,从批判“四人帮”谬论开始,逐步扩及宋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其热门课题,主要有四个:①宋江问题,②岳飞问题,③农民起义,④王安石变法,论文也大多集中于这四个课题。
  1978年6月8日,吴泰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一文。接着,邓广铭、李培浩在6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历史上宋江的面貌》一文,在当年《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发表《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有关宋江问题的大论战由此展开,历时约4年之久,成为大陆宋史学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道风景线。吴泰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故而这场论战被有些人称为“学生与老师的论战”,引人注目,得到当时整个史学界的关注。
  有关宋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40年代,余嘉锡先生撰《宋江三十六人考》,认为宋江投降了宋廷;50年代,张政烺撰《宋江考》,以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为据,认为宋江之降是诈降,并且未征方腊。但是,客观地讲,70年代末的论战并非余、张之争的继续,而是“文革”后期评《水浒》运动的馀音,所以争论的问题“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历史上的宋江是否征方腊?”也带有浓厚的“文革”中评《水浒》运动的风格。
  吴泰继《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之后,在1979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上又发表《再论宋江的几个问题》一文,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打过方腊。北郭在1979年第4期《北方论丛》发表《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一文,观点与吴泰一致。邓广铭等人则在1978年8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在1980年第1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没有打过方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引发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很多人撰文参加讨论,但是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服,虽然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但仍未解决问题。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该文据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忠愍集》卷2),认为这是当时人记载,铁证如山,证明宋江确曾投降。邓广铭先生看到马泰来之文后,于1982年第4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一文,承认宋江确曾投降,但仍否认宋江打过方腊。至此,大论战暂告结束,宋江投降,遂成定论,但宋江是否打过方腊,则仍无定论。时过境迁,此后这个问题日渐淡出人们视野,不见有人提起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岳飞是宋史研究中的另一个热门话题。1978年6月,杭州大学在陈乐素主持下,召开学术讨论会,座谈岳飞的评价问题。这是针对“评法批儒”中对岳飞的贬低和攻击而进行的拨乱反正。一时间,有关岳飞的论文充斥报刊,其中主要有:倪士毅等《论岳飞》(1978年),吴泰《应该恢复岳飞的历史地位》(1979年),徐渭平《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史平《略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周宝珠《岳飞冤狱及其平反昭雪前后的斗争》(1979年),汪槐龄《论岳飞的爱国主义》(1979年),邓广铭《“黄龙痛饮”考释》(1979年)、《〈鄂王行实编年〉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1980年)、《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1年)、《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1981年)、《关于岳飞的几个问题》(1981年)、《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2年)、《八百四十年前的一桩大冤案〈岳飞惨遭杀害始末〉》(1982年)、《绍兴八九年内秦桧的卖国降敌和岳飞的坚决反抗》(1982年),王曾瑜《岳飞之死》、《岳飞几次北伐的考证》(均1979年)、《关于岳飞的家世》(1980年)、《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1981年)、《岳飞第一次北伐的考证》(1981年),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0年),蔡栋《〈岳氏宗谱〉和岳飞后代》(1980年),王瑞来《历史上的岳飞与小说中的岳飞》(1981年),豫嵩《关于岳飞的评价问题》(1981年),龚延明《也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1年),张云霄《岳飞与赵构的斗争》(1982年),刘大有《吴玠与岳飞》(1982年)等。龚延明出版了专著《岳飞》(1980年),邓广铭出版了增订本《岳飞传》(1982年),王曾瑜出版了《岳飞新传》(1982年)。这时的岳飞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为岳飞恢复名誉,拨“文革”之乱而反之正。由于岳飞的地位和影响,此问题以后一直有人从事研究,还在杭州成立了由徐规先生担任会长的中国岳飞研究会,召开过多次国内与国际研讨会。
  在这一时期,有关宋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仍是热点。著作有白钢《〈钟相杨幺佚事〉及其史料价值》(197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考述》(197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编《王小波李顺起义史料汇编》(1978年),杨渭生《方腊起义》(1980年),安徽师大历史系《方腊起义研究》(1980年),白钢、向祥海《钟相杨幺起义始末》(1980年)等。《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也应运而出,1979年至1982年间共出了4辑,其中有关宋代的文章有16篇之多。论文则有:邱鸣皋《略论方腊起义的社会背景》(1977年)、《方腊起义大事记略》(1977年),雏飞《谈谈方腊起义的口号问题》(1978年),吴泰《关于方腊评价的若干问题》(1979年),陈振《方腊起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79年),杨渭生《〈容斋逸史〉献疑》(1979年),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1979年),陈得芝《关于方腊的所谓“漆园誓师”》(1979年),朱瑞熙《“三面保义”辨》(1980年),吴泰《方腊出身问题考辨》(1980年),李祖德《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与方腊起义》(1980年),李裕民《方腊起义新考》(1980年),杨渭生《关于方腊起义若干问题的再探索》(1980年),张海鹏、杨国宜《方腊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商榷》(1980年),朱瑞熙《关于〈容斋逸史〉的作者》(1981年),王冠倬《方腊起义军攻占州县考》(1981年),白钢《“圣公”考》(1981年),邱鸣皋《有关方腊的一则资料的辨正》(1981年)。朱瑞熙《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79年),吴天墀《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1979年),周子云《王小波、李顺里贯起义发祥地考辨》(1979年),阎邦本《关于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鲁阳《王小波李顺起义的起因是“贩茶失职”吗》(1980年),杨继忠《〈老学庵笔记〉中王小波“自言”的两个问题》(1981年)。郑从周《谈钟相杨幺起义的特点》(1979年),李文彬《“车船”、“拍竿”及“木老鸦”考》(1981年),曹典礼《钟相起义事略》(1981年)。三大起义之外的有关文章有:陈守忠《试论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的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1978年),关履权《宋代的茶禁和茶户、茶贩的反抗斗争》(1978年),张明福《试论北宋庆历年间的兵变》(1980年),向祥海《范汝为起义简论》(1980年),裴汝诚《关于李金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温岭(陈高华)《南宋末年江西建昌的佃户暴动》(1981年),李文彬《南宋李接起义》(1981年)等。在这几年间,农民起义的研究承接解放后的研究馀绪,热闹非凡,争论颇多,形成一个高潮,并且成立了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但进入八十年代后,日渐衰微,研究者也日逐减少,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的活动,也最终停止了。
  在“文革”时的“评法批儒”中,被认定为“法家”的王安石,风光热闹地被讨论研究着,有关文章十分之多。邓广铭的《王安石》一书,也有幸在1975年改写后出版。“文革”结束后,王安石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仍是热门。《文史哲》1977年第4期发表了吴泰《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及其喉舌散布的一些谬论》、朱瑞熙《四人帮歪曲王安石变法历史的险恶用心》两文,1977年12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泰《王安石的历史遭遇和四人帮的罪恶用心》一文,由此揭开了在王安石问题上拨乱反正的一页。其后,谷霁光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1978年),裴汝诚有《关于〈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的通信》(1978年),邓广铭有《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对〈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的批判》(1978年),颜中其《王安石变法同北宋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1979年)、任奇正《吏治改革的妥协性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979年)等文相继刊发。1980年,王曾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刊出《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洋洋数万言,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引人注目。1980年发表的有关王安石的论文还有:姜国柱《论王安石》,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李之勤《熙宁年间宋辽河东边界交涉研究——王安石弃地数百里说质疑》、《最早诬蔑王安石弃地的不是邵伯温而是苏辙》,杨渭生《王安石在鄞县的事迹考略》,谷霁光、谷远峰《王安石经济思想若干问题试析》,林岑《略论沈括与王安石的关系》等。其后,有关王安石的研究转入了正常轨道,仍然是宋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以此为硕士课题者不少。但是,角度、深度与评价都有了较大变化,更加贴近历史实际。
  除上述四大热门课题外,发表的论文有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特别是租佃制的发展的,有研究宋代人物如宋太祖、赵普、韩侂胄、司马光、朱熹、范仲淹、曲端、余玠、杨家将等人的,还有研究宋金战争的,但比起四大热门来说,还嫌得薄弱与不足。
  总起来说,这一阶段,虽只有四五年时间,但论文数量与研究者数量相比的话,是相当惊人的,这是对文革时期“万马齐喑”局面的一种反动,对重获学术研究权力的一种兴奋。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是其后学术发展的先声,是我们应当记住的。
  3.第二阶段:1982—1987年
  第二阶段自1982年至1987年。
  第一个10年中,宋史研究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宋史人才的培养与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壮大。
  1981年,“文革”后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毕业,开始进入宋史研究队伍。这一批人后来大多成为宋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如兰州大学的葛金芳,杭州大学的何忠礼、周生春,中国社科院的张其凡、上海师院的萧鲁阳、李伟国、吕友仁、朱杰人、俞宗宪,开封师院的魏天安、穆朝庆、刘坤太、张德宗等人。自此以后,每年都有研究生毕业,宋史研究队伍不断有新鲜血液输入,使宋史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统计,1987年,历史学分为14个专业,全国有权授予博士的学科、专业点共计67个,导师115人。其中,中国古代史中有博士点17个,为各专业之首(其他专业均不到10个),导师37人(其他专业最多15人)。专门史有博士点8个,导师9人。这些博士点和导师中,招收宋史方向博士生的导师有中国古代史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河北大学漆侠,杭州大学徐规,专门史(唐宋经济史)的云南大学的李埏。共计4个点4名导师而已。这10年间,宋史的博士点基本没有增加。
  在这10年间,大陆宋史研究的队伍已增多达几百人之多,宋史研究的基地分布南北各省市。
  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在80年代创建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为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邓广铭在1982年率先招收了宋史的博士生,其后又招收了5届,培养出周生春(1982级)、杨若薇(1983级)、陈植锷(1984级)、包伟民(1985级)、罗家祥(1986级)等5位博士。他治史强调基本训练,将“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四把钥匙”。邓广铭治史勇于创新,敢于以精微的论证,推翻前人的定论,无论是他对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的研究,还是对《宋史》的《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正,都反映了这种特点,他对辛弃疾的研究,更是实现了传记、年谱、词与诗文的完整组合。他校点增订了《陈亮集》(1987年),与张希清合作校点了《涑水记闻》(1989年),还著有《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辛弃疾(稼轩)传》、《稼轩词编年笺注》、《稼轩诗文抄存》、《岳飞传》(增订本,1983年)邓广铭不愧是八九十年代宋史学界的领袖人物。
  暨南大学的陈乐素先生,在南下广州后,研究方向转移到宋元明清文化史和岭南地方史上,先后发表了《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1982年)、《珠玑巷史事》(1982年)、《袁本与衢本〈郡斋读书志〉》(1983年)、《桂林石刻〈元祐党籍〉》(1983年)、《略论〈直斋书录解题〉》(1984年)、《北宋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及其历史意义》(1988年)等论文。他平生的论著,大半都汇编为《求是集》第一、二集(1986年、1984年)。1984年,陈乐素在宋史研究室的基础上,为暨南大学创办了古籍研究所(又名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先后招收了三批宋史研究生。陈乐素治史,从目录学入手,以文献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料学、年代学等为基础,强调版本目录与考据,主张“脑、手、笔、腿四勤”,以“时、地、人、事”为“治史四要”。他每有著述,必先搜集大量史料,进行考订、分析、取舍,然后据以成文;继而又以文稿广事商榷,征求意见,几经删改,方肯刊布,因此,其论著考订精审,言而有据,素称严谨。他对《三朝北盟会编》及其作者徐梦莘的研究,对宋代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及其著作《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宋史艺文志》五十年的考证研究,都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宋史的还有常绍温、杨芷华、张其凡等人。
  广州地区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华南师大的关履权、王棣、高美玲等人,中山大学的曾琼碧等人,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的袁征等。关履权(1918—1997年)招收过几届宋史研究生,王棣是他的第一个弟子,1980年入学。关履权出版了《两宋史论》(1983年)一书,还发表了不少论文。曾琼碧出版了《千古罪人秦桧》一书(1984年),发表了经济史论文十多篇,她也招收过宋史研究生。
  上海师大(上海师院改名)的程应镠先生,出版了《司马光新传》、《范仲淹新传》等宋史方面的专著。80年代后期,朱瑞熙调入上海师大。这一阶段,由于程应镠先生是秘书长,故宋史研究会设在上海师大,具体工作由范荧负责。上海师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郑世刚、许沛藻、虞云国、戴建国、顾吉辰、范荧、汤勤福等人。
  杭州大学(原为浙江大学文理学院,1998年又并回浙大)的徐规先生,后来担任了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岳飞研究会会长。徐规,浙江平阳人,生于1920年,1946年以《宋代妇女的地位》获文学硕士学位。他于1986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但在头一个十年中尚未招生。杭州大学也成为培养宋史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其成员有:杨渭生、梁太济、何忠礼、龚延明、包伟民等人。1985年,杭大宋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沈括研究》一书,汇集了相关论文18篇。徐规还主编了两集由杭大宋史研究室编的《宋史研究集刊》,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出版。他还发表了有关宋代文献订误的论文19篇,有关宋代人物、史事考评的论文约20篇。
  杭州与浙江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浙江大学的周生春,杭州师院的林正秋,浙江师大的方如金、陈国灿,温州师院的周梦江等人。
  河北大学的漆侠先生(1923—2001年),1979年定为教授。他创建了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其成员有郭东旭、高树林等人。1983年被批准为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点,是河北省第一个博士点。1985年,他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袁征,1987年,程民生、李华瑞来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阶段,漆侠先生处毕业的博士生仅1988年的袁征1人。漆侠的研究领域一度以农民战争史为重点,曾担任过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研究以宋史为重点,主要集中于宋代经济史的研究。作为国家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之五的《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于1987年和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合共90馀万字,是迄今为止份量最大的宋代经济史研究专著。
  李埏先生(1914—2008年),云南路南人,生于1914年,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曾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向达、姚从吾,攻读宋史。1943年起,即在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学。他是张荫麟先生最为赏识的学生之一,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1982年,他在云南大学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封建经济史研究室,1983年,成为中国经济史的博士生导师。李埏的研究,以唐宋经济为主。1986年,他出版了自选论文集《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
  四川大学也是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亦是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单位之一。吴天墀先生是宋史研究的前辈之一,他生于1913年,别名浦帆,四川万县人。193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三四十年代即有《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1939年)、《王安石性格及变法是非》(1939年)、《张詠治蜀事辑》(1940年)、《烛影斧声传疑》(1941年)等文发表。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西夏史稿》一书,并于1983年出版了增订本。80年代时,他与徐中舒先生共同指导宋史博士生,1985年,招收了蔡崇榜、刘复生为博士生,蔡于1988年毕业,刘于1990年毕业。
  自80年代以来,胡昭曦及其硕士生们,即集中精力于晚宋史、宋蒙(元)关系史的研究,出版了《宋蒙(元)关系研究》与《宋蒙(元)关系史》两部书稿,成为晚宋史研究的中心。四川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曾枣庄和刘琳的主持下,从事《全宋文》的编纂整理,并于20世纪90年代完成。曾枣庄有《苏轼评传》(1982年)、《苏洵评传》(1983年)等著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贾大泉,乃蒙文通高足,有专著《宋代四川经济述论》等。这样,成都便成为雄居西南的大陆宋史研究的重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研究室,一度十分兴盛,80年代时,有郦家驹、朱家源、王曾瑜、陈智超、吴泰、郭正忠等专攻宋史者。郦家驹在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先后在成都、北京受业于蒙文通先生,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他发表了《试论韩侂胄评价的若干问题》(1981年)、《北宋时期的弊政和改革》(1983年)、《两宋时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1988年)等文,又是《中国史稿》第五册的主要作者之一。虽然由于担任行政工作,发表的论文不多,但他在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吴泰掀起了关于宋江、岳飞等方面的大讨论,名震一时。惜乎在80年代即英年早逝。王曾瑜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论文,朱家源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郭正忠关于盐业与经济方面的论文,都有举足轻重之份量。
  河南是北宋首都开封所在省份,也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河南大学(前身是开封师院,改河南师大,再改今名)在文革后是第一批招收宋史硕士生的单位之一。由河南地区学者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1985年)一书,是大陆第一部断代宋史专著。这一阶段,河南地区的宋史研究者主要集中于两处:河南大学与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河南大学宋史研究室,由张秉仁先生创建,后发展为历史研究所,其成员,老一辈的有王云海、姚瀛艇,中青年多为河北大学的博士,如苗书梅、贾玉英等人,还有张德宗等人;该校历史系研究宋史者有周宝珠、程民生、刘坤太等人。在郑州的河南社科院,则有任崇岳、魏天安、穆朝庆、萧鲁阳等人。
  武汉地区高校云集,也有不少宋史研究者。华中师大较早招收宋史研究生,由王瑞明先生指导。其高足罗家祥,硕士学业毕业后,又师从邓广铭先生攻读博士三年。华中师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张全明等人。武汉大学李涵女士(1922—2008年),江苏江阴人,生于北京,194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54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是著名宋辽金元史学家。在70年代末即招收了宋史硕士生。她与刘经华合著了《范仲淹传》,并发表了不少论文。其研究生杨果女士,研究宋代官制颇有成就,硕士论文是研究宋代翰林学士的。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韩茂莉,现在北京大学工作,著有《宋代农业地理》一书。湖北大学的葛金芳,是赵俪生的弟子,以研究宋代经济史为主,著有《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等书。
  辽宁大学的陈光崇先生,乃陈乐素先生弟子,从事史学史研究,发表了《欧阳修的史学》、《资治通鉴述论》等有关宋代史学的文章。他在80年代初招收的学生杨若薇、赵俊等人,后来都去攻读博士,小有成就。杨若薇是北大的博士,出自邓广铭门下,以《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一书获博士学位,现在香港工作。赵俊是华东师大的博士,出自吴泽门下,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同时进行史学史研究。
  长春市的东北师大,有李春圃、杨树森、穆鸿利等人治宋史,李春圃是宋史研究会成立时的理事之一,他和吉林大学的苏金源合编有《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史料彚编》(1965年)。杨树森则和穆鸿利合编了《辽宋夏金元史》(1986年)。
  (三)中期(1988—1997年),第二个10年
  第二个10年中,先是经过了1989年“北京事件”,有几年的沉寂时期,无论是研究生的招生数量还是史学著作的出版情况,史学论文的发表情况,都有停滞甚或衰微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史研究室,与隋唐五代研究室合并,虽有博士授予权,但这10年内未曾招收过1名宋史博士。即可看做是这10年衰微的一大表现。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发表了重要讲话。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经济”概念,中国大陆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热潮。1993年,台湾学者10馀人。在宋晞先生带领下,参加在杭州举行的“纪念岳飞诞辰8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以徐规先生为首,大陆十位宋史学者,赴台北参加“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宋史研究也在两岸交流的频繁中开始其繁荣的历程,进入下一个新的10年。
  1.宋史研究会的发展
  1992年4月,在开封举行了第5届年会,由河南大学承办,与会代表85人。此次会上,邓广铭先生因年事已高,提出辞职,陈乐素先生已于1990年去世。宋史研究会理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并规定以后每4年改选1次。改选后,宋史研究会理事有17人,会长:漆侠,副会长:徐规、郦家驹、程应镠、朱瑞熙、陈振、胡昭曦、王曾瑜。此次会后,秘书处迁至河北保定的河北大学,《宋史研究通讯》也随秘书处迁至保定出版。大会论文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在成都举行了第6届年会,由四川大学承办,与会代表90馀人。会后,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1996年 9月,在昆明市举办了第7届年会,由云南大学承办,与会者90多人。在此次年会上,改选了理事会,共选出理事21人,会长仍由漆侠担任,副会长:徐规、李埏、朱瑞熙、胡昭曦、乔幼梅、王曾瑜。会后,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的三大巨头,邓广铭于1998年去世,陈乐素于1990年去世,程应镠于1994年去世。活跃于1949年以前的宋史学者,至此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从1992年宋史研究会理事会改选后,改革开放后毕业的研究生开始进入理事会。1996年的理事会中,已有50后进入。而研究者中,已有60后开始崭露头角。
  2.宋史研究的基地
  这一时期的大陆宋史研究的基地主要有:
  北京大学有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邓广铭任主任,成员有张希清、邓小南等人。1987年以后,邓广铭先生未再招收博士生。他与张希清合作校点了《涑水记闻》(1989年),还著有《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增订本)(1997年)、《岳飞传》(增订本)(1983年),他的单篇论文,在其晚年编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1994年)与《邓广铭治史丛稿》(1997年)。他还有《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1998年)一书。1997年,在他90寿诞时,为他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仰止集》(1999年)。邓广铭不愧是八九十年代宋史学界的领袖人物。1998年,邓广铭先生去世。2006年,出版了《邓广铭全集》,凡10册。
  河北大学有历史研究所,漆侠任所长,成员有:高树林、郭东旭等人。漆侠先生在这一时期培养的博士生有:程民生、李华瑞(1990年毕业,下同)、贾玉英、苗书梅、胡建华(1991年)、高聪明(1993年)、袁一堂(1995年)、刘秋根(1997年)、王菱菱、姜锡东(1998年)等人。1994年,漆侠与乔幼梅合作,完成并出版了“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之六《辽夏金经济史》,共38万字。漆侠的已刊论文,大部分编入了《求实集》和《知困集》中。1992年,他出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1992年以来,河北大学编辑的《宋史研究丛书》,连续出版了李华瑞的《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高树林的《元代赋役制度研究》、梁太济的《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王曾瑜的《金朝军制》、裴汝诚的《半粟集》等著作,兴旺一时。1998年9月,河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约36万字。
  杭州大学(原为浙江大学文、理学院,1998年又并回浙江大学),有宋史研究室,徐规任主任,杨渭生任副主任,成员有梁太济、何忠礼、包伟民等人。徐规先后担任了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岳飞研究会会长。他自1989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至1997年,已有9人毕业,他们是王云裳、安国楼(1992年)、刘伟文(1993年)、祖慧、刘连开、李勇先(1995年)、史继刚、唐代剑(1996年)、范立舟、曹家齐(1997年)等。除唐代剑由梁太济指导外,其他均由徐规指导。杭州大学已成为培养宋史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10年来,徐规先生先后完成了《全宋诗•王禹偁诗》、《全宋诗•李焘诗》的点校与辑佚工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校勘与辑佚工作(此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梁太济等合作完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整理工作。徐规主持的《宋史补正》工作,被列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已出版龚延明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何忠礼的《宋史选举志补正》、梁太济、包伟民的《宋史食货志补正》三种。1995年,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编辑了《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个人全集,命名为《仰素集》,以怀念恩师素痴(张荫麟)、乐素(陈乐素),全书90万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龚延明、方建新、祖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周生春,也研究宋史。
  杭州与浙江省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杭州师范学院的林正秋、浙江师范大学的方如金、陈国灿、温州师范学院(现温州大学)的周梦江等人。这一阶段,周梦江出版了《叶適与永嘉学派》(1992年)、《叶適年谱》(1996年)等书。林正秋出版了《宋代生活风俗研究》(1997年)等书。著有《北宋文化史述论》(1992年)的陈植锷,也在杭州大学工作,惜于1994年英年早逝,年方47岁。
  云南大学,有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李埏任主任,治宋史的成员有:林文勋、吴晓亮等人。李埏先生培养出博士生14人,治宋史的有林文勋(1991年毕业)、李槐(1992年毕业)、龙登高(1993年毕业)、李桂英(1994年毕业)、黄纯艳(1996年毕业)、吴松(1998年毕业)、孙洪升(1998年毕业)、王文成(2000年毕业)等8人。90年代以来,云南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林文勋的《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与吴晓亮、林文勋主编的《宋代经济史研究》及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等书。因此,云南大学也是培养宋史研究者的重要基地之一。1996年第7届年会即在云南大学召开,李埏先生也于此年被推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1992年,云南大学历史系编辑出版了《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改名)历史系和古籍所均有宋史学者,程应镠先生是其带头人。1993年,他执教50周年时,其学生将其论文汇编为《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4年,程先生去世。1987年,朱瑞熙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调入上海师大古籍所,1997年被四川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199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虽然,1992年时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迁往保定市河北大学,但上海师大仍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其成员还有:郑世刚、许沛藻、顾吉辰、戴建国、虞云国、汤勤福、范荧、程郁等人。上海治宋史者还有上海大学的来可泓,复旦大学的吴松弟、华东师大的裴汝诚、严文儒等人。裴汝诚有《半粟集》(论文集,2000年)。
  四川大学也是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亦是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单位之一。1998年9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天墀的文集《吴天墀文史存稿》,42万字。蔡崇榜的博士论文《宋代修史制度研究》与刘复生的博士论文《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两书,均已在台湾出版。1993年,胡昭曦成为博士生导师。胡昭曦,四川自贡人,生于1933年,1994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至1999年,共招收宋史博士生7人:粟品孝(1997年毕业)、陈廷湘(1997年毕业)、勾承益(1997年毕业)、张金岭(1998年毕业)、张文(2000年毕业)、喻学忠(2002年毕业)、熊瑜(2003年毕业)。蔡崇榜,199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1997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两人:邹志峰、史江。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合著了《宋代蜀学研究》一书,1998年4月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胡昭曦宋史论集》,36.4万字,收文25篇。四川大学在1994年主办了第6届年会。
  四川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曾枣庄的主持下,从事《全宋文》编纂整理的同时,出版了一批宋史研究著作,主要有《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宋人年谱集目•宋编宋人年谱选刊》等工具书,刁忠民的《两宋御史中丞考》、王晓波的《寇准年谱》、王智勇的《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舒大刚的《三苏后代研究》、祝尚书的《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向以鲜的《超越江湖的诗人——后村研究》、李勇先的《〈舆地纪胜〉研究》等专著。四川师范大学的张邦炜,先后出版了《婚姻与社会(宋代)》(1989年)、《宋代皇亲与政治》(1993年)、《中国封建社会兴亡史•两宋卷》(1996年)等著作,着力于宋代社会生活的研究。这样,成都便继续是雄踞西南的大陆宋史研究的重镇。
  河南大学仍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河南大学在这10年中第一个主办宋史年会——1992年的第5届年会。近年来,该校出版社出版了“宋代研究丛书”两批:第一批有五本,程民生著《宋代地域经济》、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第二批亦有五本, 贾玉英著《宋代监察制度》,苗书梅著《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周宝珠著《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在郑州的河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则有任崇岳、魏天安、穆朝庆、萧鲁阳等人,陈振原来也在此所工作,后调至南京师大。任崇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兼治宋元史和民族史,著述颇丰。魏天安是河南大学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研究宋代经济,有《宋代行会制度史》(1997年)一书。穆朝庆是河南大学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他在《历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等杂志发表过多篇有关人口与经济的论文。萧鲁阳是上海师大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对宋代文献、思想颇有研究。郑州大学则有徐规先生的博士安国楼,他著有《宋朝周边民族政策研究》一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研究室,一度十分兴盛,进入90年代后,却日渐衰微,连研究室也和隋唐研究室合二为一了,从事宋史研究的名家,仅馀王曾瑜、陈智超两人而已。历史研究所也是招收宋史博士生的单位之一,但1997年以前,未招收过1名宋史博士生。虽然如此,郦家驹《韩酉山<秦桧传>序》(1999年)、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1996年)、陈智超的《解开“宋会要”之谜》(1995年)和《宋会要辑稿续编》、郭正忠的《宋代盐业经济史》和《宋盐管窥》及《三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度量衡》等著作,仍有举足轻重之分量,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令海内外宋史学界不敢轻视。
  暨南大学的陈乐素先生,发表了《岭南学者梁廷楠》(1990年)等论文,主编了《宋元文史研究》与《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1集。晚年,他倾注了大半精力,去完成自40年代即已开始的《宋史艺文志考证》的工作,终成初稿。其论著考证精审,言而有据,素称严谨。他对《三朝北盟会编》及其对宋代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及其著作《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宋史艺文志》50年的考证研究,都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1990年陈乐素先生去世后,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于1992年编辑出版了《陈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还从1990年开始编辑出版《传统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至1998年,已出版6集,内中多有宋史研究文章。
  常绍温先生(1923—2005年),1923年生,在四川的武汉大学本科毕业,1950年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到广州后主要从事宋代文化史的研究,发表了《北宋诗风士风与政治》、《略谈南宋女诗人王清惠及其诗词》等文。1987年她出任古籍所所长至1993年,并招收宋史研究生1批2人,1990年毕业。
  暨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张其凡、杨芷华等人。近8年,张其凡连续出版了《赵普评传》(1991年)、《五代禁军初探》(1993年)、《宋初政治探研》(1995年)、《宋太宗》(1997年)等专著,发表了有关政治、军事的多篇论文。199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杨芷华则完成了关于李昴英的系列研究文章,点校出版了李昴英的《文溪存稿》(1994年)。1997年,暨南大学召开了“宋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广州地区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华南师范大学的关履权、王棣、高美玲等,中山大学的曾琼碧等。关履权出版了《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1994年)一书,于1997年去世。曾琼碧也退休了。王棣有关于经济史等方面的论文。
  山东大学在90年代后期,也成为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基地。山东大学的中国古代史博士点是1981年国务院审批的第一批博士点之一,1984年开始招生,1994年,乔幼梅成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开始招生,1996年和1997年各招收博士生1人。乔幼梅在1996年出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她在中青年时曾有过艰辛而坎坷的经历,20世纪80年代后重拾旧业,先后到南京大学与河北大学进修元史和宋史,其研究重点是宋辽夏金经济史,与其师漆侠先生相近。她曾与漆侠先生合著《辽夏金经济史》,又出版了论文集《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山东大学还有王育济,是宋史学界的后起之秀,在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方面常有惊人之语。除一系列宋代政治史的论文外,他出版了《理学•实学•朴学》与《天理与人欲》两书,写作了《宋太祖传》。1996年王育济成为山东大学的博士生导师,199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同在济南的山东师范大学,有赵继颜先生,也以研究宋史为主。1991年,出版了他写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宋辽金元卷》。
  武汉地区高校云集,也有不少宋史的研究者。华中师范大学王瑞明先生有《宋代政治史概论》(1989年)、《宋儒风采》(1997年)等专著,主编了《文献通考研究》(1994年)。华中师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罗家祥、张全明等人。武汉大学的李涵女士(1922-2008年),江苏江阴人,194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她与刘经华合著了《范仲淹传》,并发表了不少论文。她于1988年退休。其弟子杨果女士,研究宋代官制颇有成就,著有《中国翰林制度研究》(1996年)一书。杨果1994年从石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以《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为题,获博士学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韩茂莉,在陕西师大获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做博士后,遂留校工作,有《宋代农业地理》(1993年)与《辽金农业地理》(1999年)等书。湖北大学的葛金芳,是赵俪生的弟子,以研究宋代经济史为主,著有《宋辽夏金经济研析》(1991年)一书,他的思辨与分析能力,在宋史学界是独步一时的。
  根据《宋史研究通讯》统计:1988年发表宋史论文658篇,1989年发表494篇,1990年503篇,1991年434篇,1992年453篇,1993年501篇,1994年500篇,1995年482篇,1996年413篇,1997年442篇。10年间共发表论文约4880篇。
  (四)后期(1998—2008年),第三个10年
  1997年,开始申报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1998年与2000年,历史学先后批准了1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又批准了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大学6所大学为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05年,再批准天津师范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西北大学6校的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至2007年,至少有25所高校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据招生目录与实地调查,至2008年,大陆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单位有18个,具体情况如下: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张希清与邓小南于1998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张希清(2000-2007年)、邓小南(2000年始)招收宋史博士生。张希清招收博士生6人,有:余江宁(2001级)、袁良勇(2003级)、李淑慧(2004级)、朴时贤(韩国、2004级)、邵育欣(2005级)、董文静(2006级);邓小南招收了博士生11人:李全德(2000级)、高柯立(2002级)、梁建国(2004级)、王化雨(2004级)、张祎(2005级)、崔碧茹(韩国、2005级)、方诚峰(2005级)、古丽巍(2006级)、周佳(2006级)、姜勇(2008级)、秦克宏(2008级)。刘浦江治辽金史,2005年开始招博士生,有《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2003年)等。这个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张希清担任主任至2007年。他领衔主编了《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2006年)、《澶渊之盟新论》(2007年)等书,主办了“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邓小南则出版了《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2006年)一书。此中心拥有一个四合院,藏书甚为可观,工作条件也较好。历史系还有赵冬梅等人也治宋史。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彪自2005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他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读的博士,导师王曾瑜,2000年毕业后到北师大工作,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2001年)、《宋代寺院经济史稿》(2003年)、《正说宋朝十八帝》(2005年)、《宋代特殊群体研究》(2006年)等著作。北师大研究宋史的还有罗炳良、汝企和等人。罗炳良有《南宋史学史》(2008年)等著作,汝企和点校了《续编两朝纲目备要》(1995年)。
  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2006年,李华瑞成为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博士生。李华瑞原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03年调至首都师大。2008年,首都师大成立唐宋史研究中心。李华瑞有《宋夏关系史》(1998年)、《王安石变法研究史》(2004年)、《宋夏史研究》(2006年)等书。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00年,李华瑞、郭东旭开始招收博士生,直到2005年,李华瑞调走,郭东旭退休。2001年,姜锡东、刘秋根开始招收博士生。2004年,汪圣铎开始招收博士生。2005年,王善军、王菱菱开始招收博士生。2006-2008年,王曾瑜在河北大学招收了博士生。漆侠有《宋学发展与演变》(2002年)、姜锡东有《宋代商业信用研究》(1993年)、《中国经济发展史•宋辽夏金》(1999年)、《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2002年)等著作,郭东旭有《宋代法制研究》(1997年)、《宋朝法律史论》(2001年)、《宋代法律与社会》(2008年),汪圣铎有《两宋财政史》(上下册,1995年)、《宋真宗》(1996年)、《两宋货币史》(2003年)、《宋代社会生活研究》(2003年)等著作。王菱菱有《宋代矿冶史研究》(2005年)。王善军有《宋代宗族与宗族制度》(2000年)。其他宋史学者还有刘冬春、王青松、刘金柱、肖爱民、丁建军、阎孟祥、王茂华、贾文龙、王晓薇等人。这个中心是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设此,负责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通讯》。这个中心,承办过2000年第9届年会。2005年7月,又举办了“中韩宋辽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漆侠先生共招收了26名博士生,他2001年去世时,尚有博士生10人未毕业。此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在2002年招收博士生6人。2003年招收博士生9人,2004年招收博士生10人,2005招收博士生9人,2006年招收9人,2007年招收7人,2008年招收7人。全国各高校的宋史博士生队伍,以河北大学最为庞大了。宋史研究人员的队伍,也以河北大学最多了。2008年,出版了《漆侠全集》,凡12册。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有程民生(2004年始)、贾玉英(2005年始)、苗书梅(2005年始)等人招收博士生。2007年8月,承办过宋史研究会理事会,举办过宋史研究生讲习班。该院治宋史者还有刘坤太、马玉臣、张明华、孔学、祁琛云、张显云等人。程民生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其著作有《宋代地域经济》(1992年)、《宋代地域文化》(1997年)、《神人同居的世界》(1993年)、《中国北方经济史》(2004年)、《宋代物价研究》(2008年)等。贾玉英有《中国监察制度发展史》(2004年),张明华有《<新五代史>研究》(2007年),马玉臣有《<中书备对>辑佚校注》(2007年)。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乔幼梅招收宋史博士生2人,李晓于2000年毕业,仝路闽2003年毕业。乔幼梅本人于2001年退休,不再招收博士生。王育济于1996年为博士生导师,199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至2007年共招收13人。其中宋史博士生有姚兆余、范学辉(2001年毕业,下同)、高良荃、葛焕礼(2002年)、杨加深(2004年)、徐红(2007年)等6人。此外,山东大学秦汉史的博士生导师马新,在2002年招收了一名博士生谭景玉,从事宋史研究,其博士论文为《宋代乡村行政组织及其运转研究》。这个学校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张熙惟、范学辉等人。
  在山东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徐红,是湖南科技大学(在株洲)的副教授,有《北宋初年进士研究》(2009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裕民,浙江崇德人,1940年生,196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师从邓广铭做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大学工作。李裕民于1996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2001年与2002年招收宋史博士生杨文新与马泓波,两人分别于2004年与2005年毕业。其后退休不招。2007年,李裕民在神木主持召开“全国杨家将学术研讨会”。他发表过200多篇论文,有《<司马光日记>校注》(1994年),《宋史新探》(1999年),《宋史考论》(2009年)等著作,是邓广铭、陈乐素等人之后第二代有影响有成就的学者。2004年,陈峰增列为陕西师大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并于当年招收博士生1人:王青松。2005年招生2人:张小平与刘缙。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陈峰200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此后,他每年同时为陕西师大和西北大学各招收博士生1人。陈峰有《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2000年)、《宋史论稿》(2004年)等,他曾在2005年举办过“朱熹与宋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和宋史研究生讲习班(2007年)。此校研究宋史的还有张明、景新强等人。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蔡崇榜是博士生导师,2000年招收杨世文,2001年招收林平,2003年招收杨建宏,加上2000年与2002年毕业的邹志峰与史江,蔡崇榜共培养博士生5人。刘复生2001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2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2002年,官性根、方燕;2003年,韦兵、何玉红;2005年,祁琛云、石坚军,共计6人。其他还有粟品孝副教授、韦兵副教授等人治宋史,古籍所也有不少人从事宋代文化研究,但不参加宋史研究会活动。川大还有段玉明等人治宋史。2008年进站的博士后王化雨,有可能留校。刘复生有《僰国与泸夷——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2000年)、《中国古代思想史•宋辽西夏金元卷》(2006年),段玉明有《大理国史》(2003年),粟品孝有《朱熹与宋代蜀学》(1998年)、《南宋军事史》(2008年)等著作。
  四川研究宋代哲学思想的还有四川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蔡方鹿,他先后出版了《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1991年)、《魏了翁评传》(1993年)与《宋代四川理学研究》(2003年)等专著。
  四川师范大学,则有张邦炜、张金岭、魏华仙、成荫、方燕等人。张金岭近年调出。张邦炜有《宋代婚姻家族史论》(2004年)和《宋代政治文化史论》(2005年)等书。张金岭有《晚宋时期财政危机研究》(2001年)、《宋理宗研究》(2008年),魏华仙有《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2006年),方燕有《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2008年)。
  云南大学历史系,林文勋于2000年、吴松于2001年、吴晓亮于200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其他宋史学者还有:张锦鹏、刘欣、奎建荣等人。云南大学承办了2008年第13届年会。林文勋与黄纯艳合著了《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商品经济》(2003年),与谷更有合著了《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2005年);张锦鹏著有《宋代商品供给研究》(2003年)、《南宋交通史》(2008年)等。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果2001年成为博士生导师,于2002年开始招生。已毕业5人:廖寅(2005年)、铁爱花(2006年)、陈曦(2007年)、田雁(2008年)、刘广丰(2009年);2007年招生1人,2008年招生1人,2009年招生2人。杨果有《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2001年),此外有陈曦等人治宋史。杨果、陈曦有《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宋元明清时期的江汉平原》(2008年)。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有王瑞明、张全明等人。王瑞明有《宋代政治史概要》(1989年)、《马端临评传》(2001年)、《中国古代史考论》(2007年)等著作,2009年去世。张全明则有《宋太祖的人生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纲》等书,还与人合作撰写了《朱熹集导读》、《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等书。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有罗家祥、雷家宏等人。罗家祥有《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2002年)、《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2008年)等论著,雷家宏则有《宋代社会与文化管窥》(2008年)。
  湖北大学,有葛金芳、曾育荣等人。葛金芳已于2007年退休。葛金芳著有《中华文化通志》第四典《土地赋役志》(1998年)、《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宋辽夏金》(2002年)、《宋代经济史讲演录》(2008年)、《南宋手工业史》(2008年),主编《中国传统社会探研》(2005年)。曾育荣合著有《中国历史•五代》(2009年)。
  武汉地区,将承办2010年的第14届宋史年会。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昌宪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并于同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至2007年,李昌宪共招收博士生14人,内以宋史为题者有10人:宋炯(2002年毕业,下同),吴晓萍、郭文佳、张明(2004年),于海平、史云贵(2005年),常志刚、薛政超(2006年),朱奎泽(2007年),邢东升(2009年),邹锦良(2010年)。魏良弢先生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他招收的博士生中,有3人做过宋史方面的论文:贾海涛(1998年毕业)、路育松(2000年毕业)、程遂营(2001年毕业)。此外有:尤东进、贵和平等人治宋史。李昌宪著有《宋代安抚使考》(1997年)、《司马光评传》(1998年)、《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2007年),发表宋代行政区划的论文多篇。
  上海师大历史系虞云国、黄纯艳于2007年,古籍所戴建国于2004年、汤勤福于2007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虞云国、戴建国、汤勤福、黄纯艳均在中国古代史专业招收博士生。其他还有:范荧、程郁、燕永成、赵龙等人治宋史。上海师大承办了2006年第12届年会。虞云国著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2001年)、《细说宋朝》(2002年)、《学史帚稿》(2009年)等,朱瑞熙有《疁城集》(2001年),戴建国有《宋代法制初探》(2000年)、《宋代刑法史研究》(2008年),汤勤福有《朱熹的史学思想》(2000年),范荧有《上海的民间信仰研究》(2006年),黄纯艳有《宋代茶法研究》(2002年)、《宋代海外贸易》(2003年)等、点校《宋代经济谱录》(2008年),朱瑞熙等人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1998年)、朱瑞熙、程郁有《(二十世纪)宋史研究》(2006年),燕永成有《南宋史学研究》(2007年)、点校《宋太宗实录》(2005年)。
  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历史系有包伟民、何忠礼,古籍所有龚延明、祖慧、方建新,经济学院有周生春。何忠礼在2000-2005年、龚延明在2000-2004年招收宋史博士生,如今,何、龚已退休。周生春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他在经济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招生。包伟民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现已宣布不招研究生。包伟民曾在2000年主办了第一届宋史研究生讲习班,开了个好头。方建新在2004-2009年招收博士生,祖慧则于200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在2009年浙江大学的招生目录上,中国古代史招收博士生的有:方建新,宋史、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周生春,江南区域史;包伟民,宋辽金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招收博士生的有:方建新,宋代文献学研究、浙江古代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祖慧,中国古代职官科举文献。政治经济学专业招收博士生有:周生春,制度经济学。何俊先在古典文献学、后在哲学专业招收博士生,他是200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的,他也研究宋史,致力于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包伟民在2009年实际未招博士生,他已去中国人民大学报到。包伟民有《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2001年)、《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2009年),选编《(浙江大学)史学文存(1936-2000)》(2001年),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1949)》(1998年)。何忠礼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2004年)、《宋代政治史》(2007年)、《南宋政治史》(2008年),点校《朱熹年谱》等。龚延明有《宋代官制辞典》(1997年)、《岳飞评传》(2001年)、《中国古代职官科举研究》(2006年)、《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2006年)。祖慧有《沈括评传》(2004年),方建新有《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2006年)。何俊有《南宋儒学的建构》(2004年),主编《宋学研究集刊》(2008年出版第1辑),与范立舟合著《南宋思想史》(2008年)。此外,还有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1997年)、《两宋文化史研究》(1998年)、《宋代文化新观察》(2008年),梁太济有《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2004年),倪士毅有《中国古代目录学史》(1998年),吴铮强有《科举理学化》(2007年)。
  厦门大学治宋史者不少,也招收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是傅宗文(错。非博导,未曾招生)、陈明光,其他还有:郑学檬(著作《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与唐宋江南经济研究》,2003年版)、杨际平(这两位教授都曾招收和宋史有关的博士生)、徐东升、陈衍德、刁培俊等人。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家齐招收博士生。2009年,他的第一届博士生毕业。曹家齐有《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2002年)、《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2005年)、《宋史研究丛稿》(2006年)、《北宋名臣余靖》(2006年)等书。
  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王棣200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已有博士生毕业。王棣有《宋代经济史稿》(2001年)一书。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张其凡、范立舟招收博士生。张其凡于1998年成为博士生导师,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已毕业博士生13人,如李贵录《三槐王氏家族研究》(2004年),郎国华《从蛮夷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2006年),金强《宋代岭南谪宦研究》(2009年),韦祖松《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2008年),均为其博士论文。范立舟于200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自2007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张其凡有《两宋历史文化概论》(2002年)、《宋代史》(上下册,2004年)、《宋代典籍研究》(2005年)等著作出版,还整理了《张乖崖集》(2000年)和《崔清献公全录》(2008年)两部古籍,范立舟则有《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命运》(2001年)、《宋代理学与中国传统历史观念》(2003年)、《宋代思想学术论稿》(2004年)等著作,与何俊合著《南宋思想史》(2008年)。杨芷华有《李昴英》(2006年,24.5万字)一书。2002年,暨南大学主办了“纪念陈乐素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由陈智超完成的陈乐素遗著《<宋史•艺文志>考证》一书,并出版了《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集》,收录研讨会论文。暨南大学郭声波、吴宏岐、王元林等人,虽是历史地理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也有许多宋史方面的论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王曾瑜为导师,招收过两名博士生:游彪(2000年毕业)、关树东(2003年毕业);他还有两名博士后:沈冬梅、李晓。现在历史研究所治宋史者有4人,沈冬梅、江小涛、关树东3人是副研究员,邓小南的博士梁建国为助理研究员。《中国史研究》的张彤副编审也治宋史。自关树东毕业后,历史研究所尚未招收过宋辽金史的博士生。王曾瑜有《荒淫无道宋高宗》(1999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2001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2002年)、《凝意斋集》、《涓埃集》、《丝毫集》、《王曾瑜说辽宋夏金史》等著作,陈智超有《陈智超自选集》(2003年),沈冬梅有《茶与宋代社会生活》(2007年)一书。
  其他从事宋史研究的人员主要还有:
  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王菡,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李晓,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诸葛忆兵、李全德、皮庆生。王菡有《宋哲宗》(1997年)一书,诸葛忆兵有《宋朝宰辅制度研究》(2000年)与《宋代文史考论》(2002年)等书,李全德有《唐宋变革期的枢密院研究》(2009年),皮庆生有《宋代民众信仰》(2008年),李晓有《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2000年)、《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2007年)、《宋代茶叶经济》(2008年)等书。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吴松弟,他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的博士生。吴松弟撰写了《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的宋代部分,还有《南宋人口史》(2008年)。上海的宋史学者,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姜鹏、余蔚等人,华东师大古籍所的顾宏义、戴扬本、方笑一、严文儒等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李伟国等人。顾宏义有《天裂》(2000年)、《天平》(2007年)等著作,戴扬本有《北宋转运使考述》(2007年),方笑一有《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2008年)。
  兰州市西北师大有陈守忠、李清凌、刘建丽、胡小鹏、何玉红等人治宋史学承办过2002年第10届宋史年会。陈守忠有《宋史论略》(2001年,23万字),胡小鹏有《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2004年,65万字)、李清凌有《西北经济史》(1997年)、刘建丽有《宋代西北吐蕃研究》(1998年)。
  重庆西南大学的张文,重庆师大的喻学忠,均为四川大学宋史方向的博士。张文有《宋朝社会救济研究》(2001年)。
  沈阳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的王美华、耿元骊、赵旭等人治宋史。
  长春市吉林大学的武玉环、程妮娜、赵永春等人治辽金史,偶及宋史。武玉环2003年、程妮娜2005年开始均招收博士生。东北师大的穆鸿利、杨树森等人,也研究宋辽金史。穆鸿利有《河朔集(宋夏元史论)》(2005年)与《松漠集(辽金史论)》(2005年),杨树森有《辽宋金史》(2001年),赵永春有《金宋关系史研究》(1999年)、《辽宋金元史论》(2004年)、《金宋关系史》(2005年)等著作。
  郑州市河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有魏天安、穆朝庆、杨世利等人治宋史。
  芜湖市安徽师大有杨国宜、萧建新、吴晓萍等宋史学者。杨国宜有《包拯集校补》(1989年),萧建新有《宋代法制文明研究》(2008年)、《<新安集>整理与研究》(2008年),吴晓萍有《宋代外交制度研究》(2006年)。2010年,萧建新成为博士生导师。合肥市安徽省社科院韩酉山,出版过《张孝祥年谱》(1993年)、《秦桧传》(1999年)、《韩南涧(元吉)年谱》(2005年)、《秦桧研究》(2008年)等著作。
  南充市西华师大有蔡东洲、胡宁等人治宋史,他们合著过《安丙研究》(2004年)。西华师大还承办过2004年第11届宋史年会。蔡东洲招收宋史的硕士生。
  南昌市的俞兆鹏、许怀林、俞晖等人治宋史。俞兆鹏与朱瑞熙是大学同学,论文甚多,有《谢叠山大传》(1996年)、《求真集》(2004年)、《史林杂俎》(2009年)等著作。
  苏州市的方健,并非教师或研究人员,利用工作之馀的时间研究宋史。业馀治宋史者,当以方健最有成就。有《范仲淹评传》,列入南京大学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中,于2001年出版,凡37万字。
  金华市浙江师大有方如金、陈国灿等宋史学者。他们合著过《陈亮与浙东学派研究》等书。陈国灿有《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2000年)与《南宋江南城镇研究》等书。
  温州大学的周梦江研究宋史,有《叶適研究》(2008年)等著作,还整理了《陈傅良先生文集》(1999年)、《周行己集》(2002年)、《薛季宣集》(2003年)等宋人文集。
  银川市宁夏大学的王天顺、杜建录等人,以研究西夏史为主,兼治宋史。
  由此可以推知,每年毕业的宋史的博士生至少都有十几名,几年下来,数目十分可观。这使大陆宋史研究不仅后继有人,而且队伍持续扩大,成果大量涌现。由于体制所限,首先必须有博士点才能招收博士生,有些颇有成就的先生因此未能指导博士生,有些遗憾。
  有些大学,如吉林大学、东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福建师大、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华中师大、郑州大学等学校,虽有历史学一级学科点,但似未招收中国古代史的宋史方向的博士生。
  1998年8月,在银川市举行了第8届年会,由宁夏大学承办,与会者128人。此次会上,香港会员第1次出席了年会,并增补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陈学霖先生为宋史研究会理事。同时,还有美国及台湾学者列席会议。自此以后,每1届年会,同时都冠以“国际学术研讨会”名义,以容纳台湾及国外学者。会后,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2000年8月,在保定举行了第9届年会,由河北大学承办,与会者67人。会后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2002年8月,在兰州市举行了第10届年会,由兰州大学承办,与会者160多人。漆侠先生已于2001年去世。此次年会上,理事会换届,选出理事25人,实行双会长制,由朱瑞熙、王曾瑜任会长,副会长则有龚延明、张邦炜、杨果、李华瑞、张希清、程民生。香港的理事仍由陈学霖先生担任。会后,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此次年会前,为理事会换届,有些人私下活动,拉帮结派,产生了不良影响,带来了副作用。
  2004年8月,在华蓥山市举行了第11届年会,由西华师大(原南充师院)承办,与会者100多人。会后,由巴蜀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2006年8月,在上海举行了第12届年会,由上海师大承办,与会者160多人。此次年会上,为理事会的换届选举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产生了27人组成的理事会,邓小南出任会长,副会长有11名:副会长兼秘书长姜锡东,副会长李华瑞、程民生、陈峰、刘复生、杨果、葛金芳、戴建国、包伟民、林文勋、张其凡。香港的理事,由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的何冠环先生担任。会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2008年7月底,在昆明市举行了第13届年会,由云南大学承办,与会者130多人,收到论文140多篇。这次年会,首次采用事先出题,召集人员参加讨论的分组形式,收效甚好。会后,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
  2010年的年会,则将于8月份在武汉召开。
  自1992年以后,固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有力地促进了大陆宋史学者交流与促进。自1998年以后,更成为海内外宋史学者的大聚会,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已成为世界宋史研究的中心,中国的宋史研究队伍,也成为世界宋史学界的核心与最重要力量。
  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的《宋史研究通讯》,自1992年以后,基本上每年出版两期,成为海内外宋史学界了解大陆及海外宋史研究情况的一个窗口,影响也日益扩大,迄今已经出版了54期。
  中国宋史研究会曾于2000年在杭州,2005年在西安,2007年在开封,举办宋史研究生讲习班。第四期拟于2009年在北京首都师大举办。这种讲习班,可以让研究生听到名师讲座,互相交流,对研究生学习,大有裨益。
  这十年间,发表的宋史研究论文的数量:1998年,286篇;1999年,375篇;2000年,364篇;2001年,1050篇;2002年,830篇;2003年,986篇;2004年,1094篇;2005年,695篇;2006年,552篇;2007年,424篇。共计约6660篇。
  三、总结与思考
  (一)三十年宋史研究的总结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到,有如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研究人员尤其是专职研究人员,队伍日益扩大。这种情况,从上面介绍中看得很清楚。在现有体制下,这一成果应归功于两点:一是博士点的增多;二是研究基地的确立与增加,试看河北大学与河南大学的例子便可知其重要性。杭州的“南宋史研究中心”,更彰显政府实力。其直接后果是,论著数量大幅度提高。至于其持续性和长久性,尚待岁月考验。
  第二,研究范围扩大,研究深度增加。从主要着眼于经济、政治,扩大到文化、科技,再扩展至其他领域。如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2000)、张金岭《晚宋时期财政危机研究》(2001)、游彪《宋代特殊群体研究》(2006)、陈志英《宋代物权关系研究》(2006)、魏华仙《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2006)、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2006)、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2002)、刘黎明《宋代民间巫术》(2004)、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2006)、韦祖松《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2008)等书的研究视角与内容,都颇有新意。
  第三,加强了学术交流。一是宋史学者之间的交流加强了,各种小型研讨会,如“澶渊之盟研讨会”(2004)、“朱熹与宋代历史”(2005)、“范仲淹学术研讨会”(2008)、“永嘉学派学术研讨会”(2007)等,频繁举办,令人难以兼顾。二是与其他断代史的交流增加了,如1997年在广州召开的“宋元文化史研讨会”,2005年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研讨会”等,都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三是与港台及海外人员的交流频密了。每次的年会,都是一次机会,还有其他国际会议。学者个人出国或造访港台,已司空见惯。互邀讲学,也已常见。中国的宋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宋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二)三十年宋史研究之反思
  反思三十年的宋史研究,下述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民主气氛不足。中国宋史研究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会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本应在学术活动中,张扬民主气氛,达成陈寅恪先生一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有些高倡“民主”者,却深受官场影响,以“权威人士”自居,企图操控学术团体,玩弄官场手段,败坏了学术团体的民主气氛,大大加强了学术团体的“官僚味”,致使矛盾重重,人心涣散。在宋史研究会的几次换届中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是不民主的作风所致,引官场习气入学术界而导致矛盾百出,争讦不已。这个教训,是应该总结和吸取了。很希望年青一代的宋史学者,能在更加民主的氛围中,团结起来,独立思考,为宋史学的繁荣而共同奋斗。
  第二,正常的学术批评缺乏,争论和批评的氛围不足,严重影响了学术进展。笔者20年前即已指出此一问题。然而,20年来,这种风气不仅没有改进,甚而还有加剧。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有些人又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文革手腕、文革语言来进行学术批评,加以人身攻击,上纲上线,甚至诛连十族,引起学者们的反感,败坏了学术风气。在此影响下,研究生与博士生以致年青教师的问题意识不足,讨论时提不出问题,更遑论批评,这对学术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年青学者水平的提高更为不利。
  第三,学术规范不足。一方面,仍有不少论著,不注意新的研究成果,不能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不尊重知识产权,引用他人成果方面不愿注出。近些年来,引用海外学者并注明者日益多了,但引用大陆学者的不仅少而且注明出处者更少,并且恬以为然。另一方面,又有人打着“学术规范”的幌子,行其攻击他人之实,专从他人论著的注释中寻找“抄袭证据”,造谣诬蔑,无事生非,败坏他人声誉,企图制他人于死地而后快!这种人实际根本不懂“学术规范”。这两种倾向都应反对!
  第四,史学理论的匮乏甚或缺失。日本人的“唐宋变革论”,刘子健的“包容政治论”,虽然可以商讨,但其在理论上的建树,不可忽略!或许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近三十年来,大陆这方面的文章都很少。
  第五,有计划的多方位的中观与微观研究,仍感缺乏。而代表宋史学最高水平的多卷本断代史的编写,仍尚待时日。当然,这也有个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有待宋史研究的发展形势决定,是不可强为之的。
2008年11月2日于广州
2009年2月28日修订于广州
附录:
  二十世纪以来香港地区宋史研究概述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经济发达,商业活动占据主要地位。由于香港的大学教师待遇优厚,故能够吸引欧美学者前往任教,有利于教学科研保持在高水平上。香港史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大学中文系,始建于1927年,是香港地区中国历史文化教学与研究的最早的基地。近20年来,赵令扬先生主持中文系,培养了不少中国历史方面的人才,各个断代均有博士教其学,研其事。近年来,宋史是许振兴博士主持。在港大攻读博士学位且治宋史者还有不少,如黄富荣博士即是。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自70年代开始培养硕士,毕业硕士中,治宋史的主要有何冠环、赵雨乐、杨炎廷、伍伯常、曾瑞龙、白智刚、王章伟、张志义等,指导教师是罗球庆先生。罗球庆早年受教于钱穆、牟润孙等人,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教授(1914—1990年)治宋史,1966年起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至1994年退休,长达28年之久。他主要从事宋代军事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发表了《北宋兵制研究》等文。他培养的硕士,不少赴国外攻读博士,如何冠环、曾瑞龙、伍伯常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博士学位,赵雨乐在日本京都大学获博士学位。罗球庆的弟子,构成了香港宋史研究队伍的骨干与支架。1994年他退休时,他的弟子们专门编辑了《宋史论文集•罗球庆老师荣休纪念专辑》,由香港中国史研究会出版。
  1992年,陈学霖自美国来港,就任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旋兼系主任。陈学霖,1938年生于香港,自香港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18年。兼治宋元明史,1993年,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他的《宋史论集》,收其宋史论文9篇。他来后,成为香港宋史学界的领袖人物。2001年,北京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著作《史学漫识》,分为上、下编,收元、明史论文12篇,附录3篇,凡460页,约32万字。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著作《金宋史论丛》,收文10篇,凡276页,内宋史论文4篇。陈氏在1998年当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香港区理事,成为中国宋史界与香港宋史界交往的桥梁。
  陈氏在中文大学担任博士导师经年,所指导的宋元史博士研究生有来自四川的邹重华与胡务,邹重华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士族与学术:宋代四川学术文化发达原因探讨》(1998年),胡务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2000年)。二人毕业后,邹重华留在香港工作,任职京港学术交流中心,业余继续从事宋史研究,已发表论文多篇,并与粟品孝合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2005年);胡务毕业后任教于西南财经大学,他的博士论文于2005年由成都巴蜀书社出版。
  陈氏除执掌中文大学历史系外,还一直担任香港学术水平最高的学报《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的主编,2006年自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退下后,他仍然担任该学报的主编,每年仍往来美国、港台与国内,仍活跃于宋史界,发挥元老的作用。
  在中文大学历史系讲授宋史者,前些年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苏基朗,1997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曾瑞龙博士接任。曾博士于2003年夏离世后,该教席长期搁置,宋史课程亦没有重开,直至2008年秋,才聘得台湾大学宋史名家梁庚尧教授以客座身份重开此一课程。梁庚尧教授在当年12月结束教学,返回台湾。
  陈学霖教授在中文大学的教席退下不久,他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学弟,原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教授戴仁柱(Professor Richard Davis)在2006年8月应聘出任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2009年,被聘为终身教授。戴仁柱的代表作是《宋代宫廷与家族:明州史氏研究》(1986年)。他较为国内学者所知的著作是《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刘晓译,2003年),他最近期的著作,除了《新五代史英译》(2006年)外,还有负责撰写今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五卷《宋史卷•第一部分》的光宗、宁宗及理宗章节。2009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他与马佳合著的《伶人•武士•猎手:后唐庄宗李存勖传》。岭南大学虽没有专门的宋史课程,但戴氏亦指导宋史博士研究生,假以时日,岭南大学历史系会在香港的宋史教研方面增添新力量。戴氏近年多次应邀出席国内多个宋史会议,他逐渐成为香港宋史界领军人物。
  梁天锡教授是香港私立大专院校治宋史的前辈学者,他是珠海学院的博士,长期担任香港能仁书院的宋史教席,著作等身,惜于2006年遽归道山,他晚年著作有《北宋传法院及其译经制度》(2003年)香港新亚研究所亦有年青学人从事宋史研究,不过多数研究成果没有公开发表。
  香港珠海学院(在台湾教育部立案称“珠海大学”),设有中国文化研究所,初由香港大学退休教授罗香林(1906—1978年)任所长,有硕士班与博士班。1978年罗香林先生去世后,延聘宋晞教授为所长迄2007年。珠海书院出版《珠海学报》多期,水平颇高。毕业于该学院的博士有:梁天锡教授,以《宋枢密院制度》获博士学位,他以研究官制为主,著作有《宋枢密院制度》、《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宋宰相年表新编》、《宋宰辅研究论集》等。此外,博士论文还有区静飞的《西夏建国初期与北宋关系》,邓炽安的《南宋权相政治》等。香港珠海学院是香港私立大专中最有宋史教研传统的,2008年9月又聘得刚从北京大学退休的张希清教授讲授宋史课程半年。珠海学院即将升格为香港珠海大学,它将是香港宋史教研的另一生力军。
  刚于年前升格为大学的树仁大学,一直设有历史系,是众多香港私立大专院校最有规模的,它一直开设有宋史研读的本科课程。伍伯常博士曾以客座身份任教数年。去年伍博士转职理工大学,没有再任树仁大学兼课,该科暂由别的教员暂代。倘树仁大学能聘得专治宋史的学者专任此一课程,并在将来开办宋史研究生课程,它将会是香港宋史研究的另一支生力军。
  香港地区学者,到大陆、台湾与世界各地,比较容易,因此,他们和大陆、台湾及欧、美、日本的学者联系比较密切,信息通畅,极利于从事研究。但是,五六十年代,除从大陆去的几位前辈学人外,鲜有从事宋史研究者。盖因其时香港经济尚未起飞,谋生不易也。70年代后,香港经济起飞,生活水准迅速上升,学术研究亦随之而起。1981年5月9日,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宋晞与新亚研究所所长孙国栋合作举办了“宋史研讨会”,为香港研究宋史而举行会议之始。198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春树教授发起召开了“国际宋史研讨会”,为海峡两岸的宋史学者创造了共同研讨的机会。这是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宋史学界的第一次聚会,故到会人数虽只有20余人,但影响颇大,与会的除两岸学者外,还有美国、德国与澳大利亚的学者。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于1985年7月举办了“中国中古史国际研讨会”,出席者有美国、日本、韩国及台湾学者,但无大陆学者与会。
  现据所知,将香港地区的宋史研究者简介如下: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除前述罗球庆与陈学霖外,还有苏基朗(曾用名:苏启龙)。苏基朗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读完本科与硕士学位,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毕业于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博士论文为《福建南部的经济发展(946—1276)》,曾任教于新加坡大学,90年代以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他著有《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1991年)与《唐宋法制史研究》(1996年)等书。他近年转向中国古代法制史,他最近期的著作是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2000)。1997年,苏基朗转授隋唐史,宋史教席由曾瑞龙接任。曾瑞龙1997年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博士学位,乃陶晋生之高足。他热衷于研究军事,从军事学角度来研究宋代战争,令人耳目一新。他撰有《向战略防御的过渡:宋辽陈家谷与君子馆战役(986A.D)》、《北宋初年战略决策研究:以宋太宗第二次经略幽燕(986)为例》、《北宋中叶拓边活动的开端——庆历朝水洛城事件发微》等文。在他任职的五年,在教研方面极有成绩,2003年夏,将他历年研究宋辽战争的成果写为专著《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不幸在2003年夏“非典”期间,染急病辞世,上述一书竟成遗作。他的逝世是香港宋史学界近年最大的损失。2006年他的夫人及同门师兄弟,再将他生前编定的宋夏战争研究手稿,加上数篇未刊文稿,以《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6年)为书名出版。此二书是香港宋史研究近年最有代表性的杰作。他的家人及同门师兄弟会在明年(2009年)初将他在中文大学的硕士论文《北宋种氏将门的形成》整理出版。曾瑞龙在中文大学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有多人,计有陈伟基、郭芳杰、杨军等人。毕业后继续宋史研究而成绩斐然的,首推长期在香港中华书局担任责任编辑的梁伟基,他是中文大学宋史研究后起之秀的代表者,他是曾瑞龙与苏基朗共同指导的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南宋高宗初年(1127—1142)财经官僚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他除了在中华书局编辑数种宋史专刊外,近年还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及《新史学》等一级学报发表多篇论文,包括有:《先南征,后北伐:宋初统一全国的唯一战略(969—976)?》、《南宋政权之建立与财经官僚:高宗初年的知临安府(1127—1142)》、《从“帝姬和亲”到“废立异姓”:北宋靖康之难新探》、《南宋高宗朝吕颐浩执政下的官僚群体构造特质》。
  香港大学的许振兴,以研究杨亿而获博士学位,他以研究宋代史学史与帝王学为主,有《〈古今源流至论〉的宋朝〈宝训〉资料》、《〈三朝宝训〉与〈经幄管见〉——论宋代帝王学的法祖思想》等文,他还对石介进行过研究。2005年,香港瑞荣企业出版了他对宋初斧声烛影悬案考证的著作《宋纪受终考研究》,凡201页。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是香港所有大专院校开设有完整的宋史本科课程及硕士及博士宋史研究生课程者。近年来出自许振兴门下的博士研究生多人,其中研究成绩最受学界激赏的,是原受业于中文大学罗球庆及陶晋生的王章伟,他研究兴趣为宋代社会史,他在中文大学的硕士论文是《河南吕氏家族研究》(1991年),他的博士论文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宋代巫觋信仰研究》(2003年),并于2005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的普及本亦由台湾三民书店于2006年以《文明世界的魔法师——宋代的巫觋与巫术》之书名出版。同样出身中文大学的张志义,亦在香港大学攻读宋史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南宋福建路下四州佛教寺院与地区发展之研究》(2003年)。
  许振兴指导的博士生,研究成绩不俗的还有周莲弟,她的硕士论文是《宋仁宗朝台谏制度研究》(1997年),她的博士论文是《周必大(1126—1183)研究》(2002年)。其他还有现任职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的邹陈惠仪,她的博士论文为《曾巩(1019—1083)经世思想研究》(2003年);稍后的,有罗荣贵,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陈傅良研究》(2004年)。另外,先任职香港岭南大学专业及进修学院的邱逸,他的博士论文是《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2005年)。另有吴锦龙,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元代对宋诗评价之研究》(2008年),而曾震宇亦继续以金史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他现任职于香港公开大学专业及进修学院。
  许振兴指导的宋史硕士生有多人,计有佘慧婷(《王洙<宋史质>研究》,2008年),黄慧娴(《<皇朝大事记>与南宋科举》,2008年)、谢炜珞(《歌妓与唐宋词》,2007年)、曾震宇(《<大金国志>研究》,2003年)、朱国源(《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研究》,2002年)、朱芳(《南宋詠梅词研究》,1999年)、潘正松(《五代至宋初外戚与军事关系研究》,1998年)。另有研究李焘史学的蔡崇禧。
  此外,1984年在香港大学获硕士学位的黄珮玉,其硕士论文《张元幹研究》,于1986年11月出版。
  冯锦荣曾在京都大学求学7载,返港后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以研究中国科技史为主,曾与赵令扬合编《亚洲科技与文明》一书,有《北宋仁宗景祐朝的星历与五行书》等文。
  香港理工大学的何冠环,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学士、硕士后,负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师从陶晋生先生,1990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Politics and Factionalism: K’ou Chun and his T’ung-nein《政治与朋党:寇准及其同年进士》。曾先后任教于香港浸会学院、香港公开进修学院、新加坡理工大学、香港教育学院,现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同时还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授东南亚史。何冠环的硕士论文是《论太宗朝的赵普》。他以研究宋初政治尤其是党争为主,著有《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1994年),发表了《司马光通鉴与金帝王学》、《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宋太宗箭疾新考》、《金匮之盟真伪新考》、《论靖康之难中的种师道与种师中》、《论宋太宗朝武将之党争》、《论宋太祖朝武将之党争》、《败军之将刘平》等论文。2003年6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北宋武将研究》,收文12篇,590页,是其近年代表作之集大成。近年他除了继续研究北宋武将外,还开始对北宋内臣进行研究。2006年,何冠环以高票当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得票数名列第一。他过去几年一直担任香港理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行政职务,2008年底,他调往该校新近成立的中国文化学系,会增加一点宋史教研工作。陈学霖先生离开香港中文大学返回美国以后,何氏已成为香港宋史学界的领军人物。
  何冠环的同门学弟伍伯常博士,从美国学成回港后,一直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至2007年夏转职香港理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他的研究范围是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政治、社会、军事和边区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唐迄五代的军事传统与北宋的统一战略》,他在亚里桑拿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为The Continuity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during the Tang-Song Era: The Social-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Cultural Impact of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uthern Tang《南宋吏治对宋代社会及政治的影响》。他近年发表的计有《北宋初年的文士与豪侠:以柳开的作风形象为中心》、《北宋选任陪臣的原则:论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论中唐以来制御叛藩战略格局的形成》等多篇论文。连同上面提到的邹陈惠仪,香港理工大学现时共有三人研究宋史。
  香港公开大学的赵雨乐,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后,负笈日本京都大学,师从竺沙雅章教授,1993年获博士学位。返港后,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浸会学院历史系。他深受京都学派的熏陶,致力于研究唐宋之际的重大变化,著有《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一)——三班官制之演变》(1991年)、《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1994年,此为其博士论文),在2007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他的唐宋史研究论集《从宫廷到战场:中国中古与近世诸考察》,他的研究范围广泛,发表了《唐宋变革期内诸司使之等级问题初探》、《试析宋代改武德司为皇城司的因由——唐宋之际武德使活动的初步探索》等文。除宋史外,兼治唐五代史,现为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他亦研究香港史,已出版专著数种。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辽史学者杨若薇数年前转任香港公开大学,连同前面介绍的曾震宇博士,香港公开大学现在宋辽金史学者各一。
  香港城市大学的黄富荣,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以研究宋代哲学为主,尤其对“宋初三先生”有较深研究,有《从近年对宋初三先生的研究谈到三先生对宋代理学的影响》、《狂士道学家——石介思想述评》、《孙复生平探索》、《试论胡瑗之改经——胡瑗经学特色之一》、《试论胡瑗的分斋教学法》等论文刊行。近期的著作有《略论胡瑗的分斋教学法及其历史命运》,继续宋代思想史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虽没有历史系的开设,但它设有人文学部,负责通识教育,而且有研究生点。年前来自哈佛大学的钱立方博士曾任教一段时间。钱博士研究宋代盐政,她的博士论文(1994年)译注《宋史•食货志》有关盐的卷帙,修改后已于2004年出版。Cecilia Lee-fang Chien, Salt and Stat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Songshi Salt Monopoly Treatis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4)她离任后,在2006年9月,她的学弟、出身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刘光临博士接替其缺至今。刘博士出身包弼德(Peter Bol)门下,研究宋代财政史,他的博士论文是Wrestling for Pow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1000-1770。他是香港宋史教研队伍另一支生力军。顺便一提,多年前任职香港科技大学吴家玮校长特别助理的秦家德博士(她是秦家懿之妹),亦曾是研究宋史的学者,她的博士论文由西方著名的学报《通报》出版,书名为《北宋的后妃研究》(Palace Women in the Northern Sung 960-1126)(1981年)。她与钱立方博士一样,甚少与香港及国内宋史界交往,故不大为人所知。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常刊出宋史研究的论文。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刊行的《东方文化》与《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也刊出宋史研究的论文。因为香港的学术刊物较少,不少香港学者常在台湾的刊物上发文,在台湾出版学术著作,故常被视为台湾学者。如梁天锡即是一例。90年代以来,香港学者在大陆的杂志刊文者增加,还有在大陆出书的,如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书即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学中文系7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香港学者有关宋代的论文有9篇,具体如下:香港大学中文系李家树《宋程大昌<诗论>对<毛诗序>的态度》,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李学铭《“至道三年避宋真宗讳”考》,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何冠环《败军之将刘平》,香港大学中文系许振兴《<古今源流至论>的宋朝<宝训>资料》,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潘铭燊《宋代教育与印书》,香港城市大学语文学部黄富荣《试论胡瑗的分斋教学法》,香港大学中文系河沛雄的《宋代古文家的“尊韩”》,香港大学中文系周莲弟《论宋仁宗嘉祐时期富弼推行的政策》,香港公开大学邹陈惠仪《曾巩与王安石关系剖析》等,这已是香港泰半的宋史研究队伍了。
  香港的宋史研究者,有两大长处,一是信息灵通,尤其对海峡两岸的研究状况十分清楚;二是学汇中西,往往在接受传统中国文化的教育基础上,又深受欧美文化熏陶,因而其治史往往有过人查处。但研究队伍偏少,且多为业余从事宋史研究,本地区学者之间的专业研讨机会少,是其短处。
  香港的宋史学者,因学校的要求,除了需间以英语讲授宋史外,不少人需要以英文发表宋史著作,好像陈学霖、苏基朗、曾瑞龙、钱立方均曾以英文发表过其宋史研究成果,因此,在欧美颇有影响。
  21世纪后,随着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密切,香港学者参加内地学术活动者日增,研究宋史的学者,以何冠环与内地学术联系最多,其成就也最为引人注目。内地的论文集中,也常收录香港学者的文章。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宋史学者,从海外或国内到来香港,短时期或长时期加入香港的宋史研究队伍。宋史研究生的培养方面,暂时仍以香港大学较有条件。
  至于出版宋史研究书刊方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华书局是出版这方面书籍的最主要出版机构。学报方面,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陈学霖主编),是水平最高、出版最稳定的一级学报。香港大学的《东方学报》,最大问题是常常脱期,论文水平不稳定。本来由岭南大学马幼垣主编的《岭南学报》水准甚高,但因经费问题,出版三期,却无以为继。香港城市大学与复旦大学合编的《九州学林》,近年成为新兴的香港文史学报,香港及海外的宋史学者,均有文章刊载于该学报。
  本概述得到何冠环先生大力协助,谨致深切谢意!
2009年7月於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