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中国科教

栾殿武

武藏野大学 环球学院，日本 东京 135-8181

栾殿武，男，武藏野大学环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比较文学，近代留日学生史。

摘要：本文以现存的《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日华学堂日志 第一冊》（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改 学堂日志》（1899-1900年）以及其它相关资料为基础，阐述日华学堂成立的过程并通过分析课程设置和宿舍管理，探讨日华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日华学堂与嘉纳塾以及成城学校并列，在早期清国留学生预备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还在课程设置和宿舍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留日学生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

关键词：日华学堂；清末；留日学生；高楠顺次郎；宝阁善教

引言

1896年，13名清国学子来到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的监督下学习日语，翻开了近代留日学生的历史篇章[①]。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留日学生人数增至8,000名，1907年达到最高峰，人数猛增至13,000人[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留日热潮的开端。

谈起清末学子来日留学的预备教育，以弘文学院最为著名。嘉纳治五郎在前述的嘉纳塾之后，为了接收清廷公使李盛铎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的学生，于1899年10月在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二番地开设了亦乐书院，聘任三矢重松为主任教授，监督并教育5名学生[③]。1902年，北京警务学堂派遣数十名学生留日，亦乐书院便将校舍迁移至牛込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地，改名为弘文学院，后又更名为宏文学院。为了适应清末大量学子涌入东京留学的需求，弘文学院增设了5所分校，接收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进行日语和“普通学”的预科教育，规模兴盛一时，至今也广为所知。

但是，在弘文学院创建之前，还有一个专门从事中国留日学生预科教育的日华学堂，至今并未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该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也未得到充分探讨。日华学堂成立于1898年6月，以对于清末留日学生进行速成教育为目的，教授日语和普通学，是一所为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预备学校。日华学堂由高楠顺次郎[④]担任总监，受外务省委托而设，虽然学堂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曾经在此求学，是一所值得关注的教育机构。

高楠顺次郎（1866-1945）

日本最早阐述留日学生教育史的论述是松本龟次郎的〈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⑤]，他在论述第一期留学生教育时未曾提及日华学堂。不仅如此，就连〈史话 高楠顺次郎〉[⑥]，《高楠顺次郎先生传》，《雪顶·高楠顺次郎研究 其生涯与事迹》等阐述高楠顺次郎生平的著作也没有涉及创立日华学堂以及清末留日学生的教育，仅在附录的年表中“1898年的部分”写道“此时，设立日华学堂，监督支那学生”。由此可见，高楠顺次郎设立的日华学堂以及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理解。

因此，本文将以现存的《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日华学堂日志 第一冊》（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改 学堂日志》（1899-1900年、以下统称《日华学堂日志》）[⑦]以及其它相关资料为基础，阐述日华学堂成立的过程并探讨日华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 关于日华学堂研究史的概略

以日华学堂为研究对象的先行研究，据笔者的管见，主要有以下主要论述。

最早介绍日华学堂的论文是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五）〉[⑧]，实藤在文章中根据《日华学堂章程要览》，介绍了日华学堂开设的时期、宗旨、开设的课程以及25名留学生的入学时间和姓名[⑨]。而且，实藤在〈日华学堂的教育——留日学生史谈（五）〉[⑩]中，公开了《日华学堂日志》节选，同时参照宝阁善教的日记《灯焰录》（1898年）和《行云录》（1899年），进一步分析了日华学堂的教育。

吕顺长在《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的〈第八章 浙江早期留日学生〉中，以日华学堂创立的时间和浙江省出身的学生为主，介绍了浙江早期派遣留学生的经过以及这些学生在日本学习以及其后的经历，特别是对于汪有龄等求是书院出身的4名学生的调查详实，对于理解《日华学堂日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孙安石在《留学史研究的现阶段》中整理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收藏的相关资料的目录，其中有很多涉及早期清国留学生的资料，日华学堂的学生又受到了学界的瞩目。其后，柴田幹夫翻刻了《日华学堂日志》全文，发表了题为〈《日华学堂日志》1898-1900〉的论文[⑪]，日华学堂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⑫]。

• 《日华学堂章程要览》

1898年，浙江巡抚廖寿丰决定挑选8名学生，派遣到日本留学。同年6月，4名求是书院[⑬]的学生和4名浙江武备学堂学生来到日本[⑭]。《读卖新闻》（1898年6月10日）曾经以神户发送的电文“清国留学生到来”为题报道了学生们9日晚经海路离开神户，而且12日又报道了学生们的姓名[⑮]。

最初，他们住在目挽町二丁目的厚生馆，外务省特派候补翻译官酒匂祐三每天为求是书院的4名学生讲授2个小时日语。随后，高楠顺次郎受外务省之托，在本乡区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租借民房，聘请中岛裁之[⑯]为堂监，监督学生学习日语和普通学（算数、历史、地理等），这就是日华学堂的开始。外务省委托高楠顺次郎创建日华学堂的原因是1898年3月2日，高楠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同时兼任逓信大臣末松谦澄的秘书，因此受到外务大臣的秘书三桥信方的委托而创建了日华学堂[⑰]。

《日华学堂章程要览》（《皇朝蓄艾文编》第16卷所收 上海官书局  1899年6月）

日华学堂的宗旨是“專在教養清國學生。務使學生從速講習我言語。諳熟我習俗。並修普通各科之學。而為治專門各科之地步。以期培成其材。”[⑱]由此可见，日华学堂是以学习日语和普通学科目为主的预备校。根据招生简章介绍，日华学堂的课程“分為二科。一曰正科。一曰另科。正科分為普通預備科及高等預備科。另科分為預備撰科及日語專修科。”所谓另科即是别科。

普通预备科正科的学制为两年，是进入高等学校（高中）和高等专门学校的预备课程，课程以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为主，主要补习中学的基础课，即所谓的普通学。

高等预备科正科的学制为一年，是进入帝国大学各个专业的预备课程，主要教授法学、文学、工学、理学、农学等各种专业课程的基础。

预备选科的学制无年限，一般大约两年为期，主要是为在正科学习的学生速成专业课，达到尽快进入帝国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的水平。

日语专修科专为学生速成日语，学制为一年。

以普通预备科正科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例，具体如下：

前學期                         後學期

日語	說話	十二點鐘	日語	說話	讀書	八點鐘
	讀本	六點鐘		作文	文法
	文法	三點鐘
算學	算術	三點鐘	英語	說話	譯讀	九點鐘
				作文	文法
歷史	萬國史	三點鐘	算學	算術		六點鐘
				幾何
輿地學	萬國地理	二點鐘	輿地	萬國地理		二點鐘
			博物	植物學		二點鐘
每一禮拜　計二十九點鐘	每一禮拜　計三十點鐘

普通预备科第二学年课程表

前學期                         後學期

日語	作文文法	五點鐘	日語	作文	文法	五點鐘
	譯讀			譯讀
英語	會話譯讀	七點鐘	英語	說話	譯讀	七點鐘
	作文	文法		作文	文法
算學	幾何學	六點鐘	算學	代數學		六點鐘
	代數學			三角術
歷史	萬國史	二點鐘	歷史	亞洲史		二點鐘
	萬國地理	二點鐘	與地	地文學		二點鐘
博物	物植學	二點鐘	博物	動物學		二點鐘
	動物學
格致	格致學	六點鐘	格致	致學		六點鐘
化學	化學		化學	化學
每一禮拜　計三十點鐘	每一禮拜　計三十點鐘

引自《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前出）

从课程表可以了解最初的学生学习的课程，速成的重点和每周的学习时间。

每学年分为前后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从9月5日至第二年2月15日，第二学期从2月20日至7月20日。每天上课5、6个小时，根据课程的难易度随时调整。星期日和中日两国的节假日休息。寒假自12月29日至第二年1月7日，暑假自7月11日至9月4日，但同时规定7月22日至8月20日，每天要进行2、3个小时的集中讲义。

高楠顺次郎任总监，管理学堂的资金、人事和总体运营。中岛裁之任第一代堂监（1898年7月19日-9月20日），宝阁善教[⑲]任第二代堂监（1898年9月25日-1900年10月），第三代堂监高嶋米峰[⑳]（1900年9月16日-11月29日）[21]，堂监负责学堂的日常管理，并记录日常工作。从现存《日华学堂日志》的笔迹推断，两部日记由不同的人记录。

现存的《日华学堂日志》

除此之外，学堂人数增加后，还增设了管理宿舍和学生起居生活的舍监。第一代舍监是田代直树（1899年3月30日-9月1日），第二代舍监是上田三德（1900年3月17日-6月28日），第三代舍监由高嶋米峰（1900年9月16日-11月29日）兼任。

根据高楠向外务省提交的《南洋公学堂学生就学概况报告》，担任各个课程的教师和一周的授课时间如下：

高楠顺次郎（英语，3小时）、宝阁善教（英语语法，3小时）、梅原融（物理、化学、会话、读解，15小时）、海野（土屋）诠教（日语语法、读解、作文，12小时）、林田源太郎（历史、英语，6小时），吉川寿次郎（植物、算数、几何，6小时）、樱井义肇（地理，3小时）、酒匂祐三（日语会话、读解，3小时）、浅田驹之助（会话、实习临时助手、物理，6小时）[22]。

高楠、宝阁、梅原、樱井都是京都西本愿寺文学寮出身，而且都是《反省杂志》的同人。1898年6月，日华学堂创建之初，高楠是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宝阁是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三年级学生，梅原是庆应义塾文科毕业生，而且是文学寮教授兼舍监，海野和林田是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吉川是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三年级学生，樱井是文学寮教授，酒匂是外务省候补翻译官，浅田是彦根中学原教师[23]。

从招生简章来看，正科和别科的课程安排十分工整全面，第一学年以速成日语为主，辅之以补习英语和普通学，第二学年则增加英语和普通学的学时，为升入高中和专门学校打基础。这个课程设置为其后的各类留学生学校展示了教学模式。

• 日华学堂的学生和校舍

如前所述，日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是1898年6月入学的浙江求是书院的学生，他们是钱承鋕、陆世芬、陈榥、何燏时[24]。

9月25日，汪有龄转入学堂[25]。汪有龄最初是杭州府蚕学馆派到日本学习养蚕技术的，1897年12月15日到达神户，先在大阪向山本宪学习日语，经过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孙淦的推荐，1898年3月，到埼玉县儿玉郡競进社开始学习养蚕[26]。其后，汪有龄对时事政治产生兴趣，报请杭州府知事改换专业，得到许可之后进入日华学堂，继续深造。

《读卖新闻》（1898年6月12日）

10月31日，孙淦又介绍自费留学生吴振麟进入日华学堂[27]。这6名学生都是浙江杭州府派遣或者孙淦介绍的，也是孙淦负责监督的学生。

宝阁善教与浙江省派遣留学生的合影　后排自左何橘時、宝閣善教、陈榥

前排自左钱承鋕、陆世芬、汪有齢、吴振麟 （引自『宝阁先生追悼号』中央商业高等学校，1940）

1899年1月20日，南洋公学派遣的章宗祥、富士英、雷奋、胡礽泰、杨荫杭、杨廷栋[28]入学。他们留学的目的是希望学习政治和法律。由于日语水平不同，学堂设立了甲乙两个班，分别教学。学堂的学生人数达到12名。

2月6日，自费生陈玉堂入学，他来自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兄长陈步銮是广东的富商。据章宗祥的回忆，“同居年余，无人通其语言，其人甚有血性”[29]。3月17日，自费生郑康耆[30]拿着三桥信方的介绍信请求进入日华学堂，三桥秘书受清朝派驻日本的代理参赞罗庚龄的委托，介绍郑康耆入学。

3月31日，北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以及北洋水师学堂派遣的12名官费留学生入学。他们是黎科、張煜全、王建祖、張奎、金邦平、周祖培、安庆澜、高淑琦、蔡成煜、沈琨、张锳绪、郑葆丞[31]。来自北洋水师学堂的6名学生本来为了学习海军技术留学日本，但是日本的海军省不允许他们进入海军学校，因此不得已改变初衷，进入日华学堂学习[32]。学堂的学生增至26名，达到了在学人数的最高峰，在当时超过了嘉纳塾，初具学校规模。

5月21日，自费生梁炳光和谭锡鏞希望入学，但6月2日辞退。当时，横滨有大同学校，主要接收自费留学生[33]。

1898年6月，最初的校舍位于本乡区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11月27日搬至指谷町一四〇番地。1899年1月，南洋公学的学生入学，再加上两位自费生入学后，人数达到14人，房间拥挤，且学堂初具规模，便于3月30日搬至本乡区驹込东片町一四五番地。这幢建筑原是下宿屋，名叫“金花楼”。根据现存的借据，这是一幢木结构二层瓦房，一层面积是75坪3合3勺（约合249平米），二层面积是76坪1合3勺（约合251.7平米），一个月的租金为75日元。

1899年3月30日驹込东片町一四五番地

1898年11月27日指谷町一四〇番地

1898年6月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

日华学堂的三个校舍兼宿舍

当时的日华学堂是一楼做为教室，二楼做为宿舍。东片町的校舍的图纸现在已无法找到，但是从宝阁记录的日志来分析，校舍的结构应该是一楼有门房、教室、会客室、堂监室、佣人宿舍、浴室；二楼是寝室、食堂、谈话室、盥洗室、舍监室。

刚建校时，只有宝阁一人和学生们同吃同住，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搬到东片町的校舍之后，由于规模扩大，学堂聘请舍监，专门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34]。如前所述，第一代舍监是田代直树（1899年3月30日-9月1日），第二代舍监是上田三德（1900年3月17日-6月28日）。

从1899年3月至1900年7月，这个时期是日华学堂的鼎盛期，26名学生共同生活。1899年1月20日南洋公学的6名学生入学之后，人数达到12人，为了管理学生生活，学堂按照训育的理念，25日制定了宿舍的规章制度[35]。通过集体生活，陶冶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要览》第四章规定如下：

• 學生舉止動靜須存中國體制。併挹日本習俗優長之處。以期完美。
• 學生務重禮節。敦尚信義。以期言行一致。
• 凡學生自應遵照本堂所定章程以及隨時所示條例。并須聽從師長約束。
• 凡學生在教堂時。慎其言語。舉動悉聽教習指導。除辨難質疑外。不得擅自闲談。
• 學生每進講堂就講。及課畢退堂之時。應即起行禮。在教堂外遇見教習。亦須行禮。
• 學生在學堂。隨時務遵規約。考試及授業之時。非經教習准允。不准交談。如有違者治罰。
• 學生房間務宜潔淨。整理器件為要。
• 凡在房內。以靜肅為要。不准喧嘩。看書亦須默會。勿妨別人修業。
• 學生在房修習之時。非有緊要。不准至別人之房闲談。
• 晨起夜寢時刻。冬夏稍有遲早。大率晨起在午前六點鐘。夜寢在午後十點鐘。
• 學生就床必須滅燈不准闲談。
• 一切茶果點心不准學生帶進房內。
• 學生走街隨時留意舉措。以持體面。
• 學生例准出外游走之外。不准出門。遇有不得已。須告明舍監允准後。方得出門。
• 學生遇有疾病。或有事故。不能到講堂肄習者。必須報明舍監。
• 學生遇有疾病。應即報明舍監請醫診治。
• 學生遇有來訪人。除考察員由職員導引外。不准延入房內。只准客廳會談。
• 以上所開學生。如有違背。應即加戒飭。再三戒飭仍有不遵。視其輕重處以謹飭停學黜退不等。

由此可见，学堂对于学生的日常生活的管理相当严格。第一条～第三条是作为学生的基本准则；第四条～第六条规定了上课时听讲的态度，行礼、肃静、禁止闲谈，规定得相当细致，这是当时日本学校教育的基本方针；第七条～第十七条是宿舍的基本规章，其中包括共同生活中需要遵守的礼貌，特别是第八条和第九条，在房间里保持肃静，看书时禁止朗读，不准至他人房间闲谈等，规定相当严格，但是如果和东京同文书院的宿舍规章比较，并没有“舍内应保持清洁，不得将东西丢弃至窗外，或者不得在痰盂外吐痰”（第七条）、“在宿舍内应保持肃静，不得唱歌喧哗”（第八条）、“进宿舍时要去掉鞋上的污泥，不得弄脏舍内”（第九条）、“在宿舍内不准随意烹调”（第十一条）等针对清国留学生的特别规定，内容属于一般宿舍管理章程之内。

• 日华学堂所发挥的作用

1898年6月，日华学堂创建时，东京只有两个接收清国留学生的预备校[36]，一是嘉纳塾。二是成城学校[37]，该校于1898年7月设立清国留学生部，主要负责清国政府派遣的武备学生的教育。这个时期，清朝地方政府派遣，经由外务省接收的留学生，武备生进成城学校，文科生进日华学堂。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日华学堂印刷了《日华学堂章程要览》，交给矢野文雄驻清国全权大使50份，还交给驻上海、天津、汉口、杭州领事馆各30份，同时还托付湖北留日学生监督，盐运使衔分省知府钱恂[38]50份，而且还委托孙淦将章程寄到清国的报社，请他们向清政府相关人士和报社宣传，积极募集学生。

同时，为了扩建学堂，1899年2月20日，高楠、梅原、樱井、麻田商议修建新校舍，21日，宝阁和麻田一起去三井银行，交涉贷款建校事宜。3月7日，宝阁再次和麻田去三井银行，商议贷款之事[39]。在此之前，校舍都是借用民房，规模较大的也是下宿屋，主要以住宿为主，要扩大规模，需要建设以教学为主的校舍，这也是高楠等人下决心建校舍的基本想法。可见，这个时期，高楠和学堂的教师们已经预见到预科教育的前景，计划大规模招生。尽管建新校舍的计划没能实现[40]，但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高楠等人认真办学的基本理念。

日华学堂建校后，就受到留学生教育方面的各界人士的瞩目，东亚同文会干事柏原文太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本田增次郎、成城学校干事田村松之助、王子养蚕传习所的下井盛夫、《教育时论》编辑主任辻武雄、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本愿寺理事名和渊海、文学寮长薗田宗德、同文会员中西和井深、清国留学生总监督夏偕复、亦乐书院主任教授三矢重松、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法学士田中次郎等先后来访，其中不乏留学生教育方面的重量级人物。除此之外，嘉纳塾的学生、成城学校的学生、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琨、外务省的翻译官楢原陈政，并推荐自费留学生。清国公使馆也非常重视日华学堂，多次派官员视察[41]，浙江留学生监督孙淦和南洋留学生监督钱恂也经常到学堂访问，这些也反映出当时各界对于日华学堂的重视。

在学校制度方面，日华学堂的学制工整，课程科目齐全，适合各类留日学生速成的需要。在教学管理方面，有堂监和舍监，同时还制定了学生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在招生方面，学堂制作了《日华学堂章程要览》，详细介绍了学堂的宗旨、学年学期放假、学科课程、考试毕业、入学退学、学生须知、学堂沿革、在学人数等，内容翔实，制度规范。

制度规范还体现在校服，1898年10月，学堂请武田店为学生们定制了制服、皮鞋、帽子，尽管是速成预备学校，在校服方面，仍然按照正式的学校规范，这一点也体现了高楠的教育思想。

如前所述，在日华学堂学习的学生，最多的时候达到26人，除个别退学以外，大部分都进入旧制高中、专门学校、帝国大学继续深造，回国后成为国家有用之才[42]。

1899年9月，7名学生进入第一高等学校学习，开创了留学生进入日本旧制高中读书的先河。其中，何燏时、陈榥、陆世芬进入工科，汪有龄、吴振麟、钱承鋕、章宗祥、胡礽泰进入法科。富士英、雷奋、杨荫杭、杨廷栋、王建祖、周祖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另外11人作为选科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和工科深造。黎科、郑葆丞进入土木工学科；張煜全进入政治科；金邦平进入农学科[43]；沈琨、张锳绪、高淑琦进入机械工学科；安庆澜进入造兵工学科；張奎、蔡成煜进入应用化学科学习。

『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　陆军学生之部』（3-2530-0148～0149）

随着到东京留学的人数增加，留学生之间横向交流日益频繁，1899年秋，清国留日学生第一个社团“励志会”在东京成立，成员有44名，其中日华学堂出身的学生就有17名[44]，据曹汝霖的回忆，他们定期召开学术研究和讨论时事问题的讨论会，加深友谊[45]。会员来自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直隶、安徽、广东、福建等地，其中早期派遣留学的浙江、江苏、湖北占大多数。他们超越地缘因素，萌生国家意识，根据政治主张形成了稳健派和激进派，激进派组织留日学生结成革命团体，参加早期革命运动，对其后东京青年会[46]、军国民教育会[47]、清国留学生会馆、中国同盟会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00年，陆世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金邦平、富士英、周祖培、章宗祥、钱承鋕、呉振麟又加入译书汇编社[48]，参与出版月刊《译书汇编》，翻译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文献，其中，雷奋、杨荫杭、孟徳斯鳩的《法意》、穆勒《论自由》等著作。译书汇编社最初的名称是”励志会译书处”,发行人是沈翔云，但地址是在本乡区东片町一四五番地,也就是日华学堂的校舍,由此可见日华学堂的学生在其中担当主要角色。

后排左起  蔡鍔、呉振麟、冯阅模、高逸、章宗祥、曹汝霖

前排左起金邦平、陆世芬、王璟芳、吴禄贞、张绍曾、钱承誌、范源廉

杨廷栋不但参与《译书汇编》，翻译《政治学》、《政法哲学》、《民约论》等欧美法律和政治名著，同周祖培共同翻译了《女子教育论》，宣传启蒙思想，还与雷奋一起于1901年6月25日在东京参与创刊《国民报》，主张民族主义、自由平等，批判康梁的思想，提倡政治改革和革命。他翻译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于1902年以《路索民约论》为标题，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这是卢梭《社会契约论》最初的中文译本。

章宗祥翻译了《国法学》、并著有《日本游学指南》，为其后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们提供了选择学校和日常生活的指南。除此之外，杨荫杭翻译了《名学》、这是加藤弘之的《物競论》的中文译本。

译书汇编社最主要的贡献是首次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政治学或国家学以及法学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和引介西方政治学理作出了贡献。

1901年9月，清廷下旨将各省书院改设为学堂，各地陆续出现一批官办和私立学堂，教科书成为迫切需要。译书汇编社成立之后，又组建了教科书译辑社，主要翻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陈榥和何燏时虽然未加入这两个组织，但是也先后参与了翻译工作，其中陈榥翻译了《中学物理教科书》、《物理易解》、《中学代数教科书》，何燏时翻译了《中学生理教科书》[49]。由此可见，当时留学生们对于翻译和推广新知识的热情以及教育救国的政治理念。

1902年，留日学生骨干发起开设清国留学生会馆倡议时，范源廉等7名留学生组成了起草委员会，其中就有呉振麟、章宗祥、金邦平3人[50]。留学生会馆成立之后，在当时是留学生的大本营、俱乐部、出版总部、讲演所，这里负责接待人生地疏的新留学生，还为留学生升学向公使馆做担保，同时，还开设日语补习班，为刚到东京的留学生排忧解难。呉振麟、钱承鋕、陆世芬、金邦平、章宗祥作为干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1]。

1902年5月，吴汝纶到日本考察教育体制时，与文部大臣以及其他教育界人士会谈，吴振麟、章宗祥、张奎在场担任翻译并做笔录。其中，章宗祥担任了吴汝纶与文部大臣菊池以及大学总长山川会谈的记录[52]，张奎担任与前文部大臣滨尾新会谈的记录[53]，吴振麟担任与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以及伊泽修二的会谈记录[54]，他们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受到当时清政府和公使馆的重视。

日华学堂的学生，作为早期留日学生，还发挥了留学生领袖的作用，在1902年7月围绕成城学校入学问题发生的吴孙事件[55]中，留学生和蔡鈞公使发生冲突，清廷派載振到日本调查，9月5日，載振在留学生会馆面对400名留学生进行了訓諭，张锳绪作为留学生总代，代表留日学生致答词。陈榥在东京帝国大学在学期间，曾任留学生总会的学务干事。

结语

众所周知，早期留学生赴日留学是张之洞的《劝学篇》的推动和日本文武官员努力的结果[56]，这些留学生绝大部分是官费生。他们受到日本政界和教育界的重视，上田万年就曾发表〈关于清国留学生〉[57]，阐述了留学生教育的意义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关于日语教育的方法和教学时间的方案，还有通过寄宿进行训育的思想。高楠顺次郎是上田万年在东京帝国大学亲手提拔的年轻讲师，在留学生教育方面，应该受到了上田的教育思想的影响，而且，在日华学堂的管理方面，忠实地执行了上田的留学生教育思想。

日华学堂与成城学校并列，作为外务省指定的清国留学生预备教育机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培养了早期的公费留学生，从该校毕业的学生分别经过在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东京专门学校、高等商业学校的深造，在留学期间积极参与组建励志会和译书汇编社等团体，其中有的还是学生领袖，锻炼并发挥了领导才能，回国后则成为活跃于各界的栋梁之才。

由此可见，日华学堂的预备教育应该说是成功的。以高楠为首，日华学堂的教师大多出身于京都西本愿寺文学寮，他们遵照佛教精神热心地教育和指导留学生。

除了教育以外，在生活方面，教师们在课余时间带学生们参观东京的上野公园、动物园、小石川植物园、浅草凌云阁、飞鸟山等各种地方，让学生了解日本文化，熟悉日本的生活，同时不允许学生们出入料理店，以免学生们受到勾引，沾染上不良风气[58]。而且，宿舍中平时禁止饮酒，只有逢年过节时允许少量饮酒。这是因为日华学堂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反省会成员，他们在西本愿寺文学寮读书时就戒烟戒酒，因此他们也将这一宗旨引入宿舍管理之中，致力于培养留学生们具备高尚的品德。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高楠和宝阁等商议制定堂规，明确规定“晨起、就寝、饮食、散步”等日常作息时间[59]。而且，他们还积极寻找新校舍，从1898年7月的本乡区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11月27日搬至指谷町一四〇番地，1899年3月30日又搬至本乡区驹込东片町一四五番地，三易其址，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这三个校舍的特点就是都在第一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附近。同时，为了适应学生们饮食习惯，不仅订购猪肉，还派厨师去三崎町的嘉纳塾观摩[60]。

而且，鉴于学生们不服水土，体弱多病，在学生人数增加后，不便带到校外散步的情况下，高楠指示在校舍内增设双杠、单杠等运动设施[61]，让学生们平时在校内锻炼身体，这也是高楠贯彻新型教育理念的举措。这对于从来没有参加过体育运动的留学生来说，应该是十分新鲜的体验。

日华学堂是当时为数极少的接收清国留学生的学校之一，日本学界缺乏教育留学生的经验，三崎町的嘉纳塾的嘉纳治五郎、本田增次郎，继任的三矢重松都曾经访问日华学堂，因此日华学堂在交流经验，互相促进留学生教育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各界人士的来访也反映出当时各界对于留学生教育以及对日华学堂的重视。

日华学堂办学时代，正值戊戌变法时期，大清国内兴起新式学堂教育，缺乏教科书，日本的出版界抓住商机，积极筹备翻译出版普通学校教科书，金港堂的理事就曾发出邀请，希望听取学生们对于翻译出版教科书的意见[62]。还有一些学习汉语的日本学生来访，希望和留学生交谈[63]，这些对于民间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高楠顺次郎创建日华学堂之后，又与梅原融等一起筹建日本桥简易商业夜校[64]， 1902年5月，又与南岩仓具威、宝阁善教、梅原融、前田慧云、樱井义肇等一起创建了中央商业学校[65]，1924年设立了武藏野女子学院。高楠顺次郎和宝阁善教、梅原融等人，都是刚刚留学归国或者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虽然热心于教育事业，但经验不足，他们通过经营日华学堂积累了中等教育和管理学校的办学经验。

日华学堂与嘉纳塾以及成城学校并列，在早期清国留学生预备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还在课程设置和宿舍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留日学生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

注释：

[①] 这13名学生是唐宝鍔、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翬、吕烈輝、馮闇謨、金維新、刘麟、韓寿南、李宗澄、王作哲、趙同頡、翟世瑛。来日后不久4名回国，2名中途退学，3年后毕业的只有7名。嘉纳在神田三崎町租民宅作为校舍，请高师附中英语教师本田增次郎负责教育和起居。

[②] 这个数字源自《关于清国留学生教育协会员的行动》（乙秘第570号、1907年6月6日）、《在本邦清国留学生举动报告》（《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第一巻、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

[③] 他们是戢翼翬（湖北、21岁）、鄒瑞昌（安徽、25岁）、熊垓（江西、17岁）、黄大暹（四川、17岁）、李盛銜（江西、19岁）。戢翼翬是1896年来日留学的13名学生之一，此时已经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学习。

[④] 高楠顺次郎（1866-1945）出身于广岛三原，1889年毕业于西本愿寺普通教校，1890年起先后在英法德国留学，专攻印度学。1897年回国，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1899年晋升为教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日华学堂总监、参与创建中央商业学校、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武藏野女子学院院长、东洋大学校长。

[⑤] 松本龟次郎《中华五十日游记》附录，东亚书房，1931年7月。

[⑥] 前岛信次《大法轮》1951年7月刊-10月刊。

[⑦] 参照实藤惠秀和柴田幹夫翻刻的《日华学堂日记》（1898年）和《日华学堂日志》（1899-1900年）。

[⑧] 《日华学报》第62期，1937年7月。

[⑨] 实藤在其后出版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1960年）中基本收录了同样的内容。

[⑩] 《东亚文化圈》第三卷第二期，1944年。

[⑪] 《新潟大学国际中心纪要》第9期，2013年。

[⑫] 除此之外，还有徐苏斌〈关于战前留学日本的中国技术人员的研究〉、韓立冬〈《五校特约》之下的一高特设設予科〉、洪涛〈清末留日学生－以江苏省为中心－〉、横井和彦、高明珠〈中国清末留学生派遣政策的展开：与日本留学生派遣政策的比较〉、張允起《日本法政思想研究》、史洪智〈日本人法学者与清朝末期的政治改革〉、刘建云〈清末早期的留日政策与郭开文的日本留学〉、胡颖〈关于清末中国人日本留学生的研究－从留学经费的视角出发〉、拙文〈高楠顺次郎的教育思想——通过日华学堂学生暑期学习的考察〉等文章都分别涉及到日华学堂的学生。

[⑬] 浙江巡抚廖寿丰向光绪皇帝递交《清浙江巡抚廖寿丰创办求是书院兼课中西实学事奏折》奏折，获准后，1897年，廖寿丰携杭州知府林启及一批地方乡绅创办了求是书院，当年招收了“举贡生监”30名。求是书院讲求实学，是中国早期的近代高等学堂之一，自1898年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901年改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28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⑭] 他们分别是求是书院的钱承鋕、陆世芬、陈榥、何燏时和武备学堂的萧星垣、徐方谦、段兰芳、谭兴沛，其中武备学堂的学生是首批到日本留学的武备生。

[⑮] 同行的是候补知县张大镛（字声之），他和蒋锡之（字嘉铭）一起带队，参观日本各类学校之后，8月返回浙江。

[⑯] 中岛裁之（1869－1942）熊本县出身，1891年毕业于西本愿寺普通教校，同年去中国各地漫游，1892年作为外务省第二批派遣留学生再度去中国。回国后于甲午战争中做为翻译再次来到中国。1898年进入保定莲池书院，拜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为师，同时在书院教授日语和英语。不久后回国，任日华学堂的堂监，2个月后辞职，1899年1月随西本愿寺新门大谷光瑞去中国巡游，后又来到成都，担任四川东文学堂教习。1901年来到北京创建东文学社。

[⑰] 同年6月以后，高楠为了集中精力处理日华学堂的工作，7月8日辞去逓信大臣秘书的职位。

[⑱] 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皇朝蓄艾文编》第16巻所収、上海官书局、1899年6月）

[⑲] 宝阁善教（1868-1939）福井县出身，毕业于西本愿寺普通教校，1891年进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学习。1896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历史1899年毕业于国史科。担任日华学堂堂监之后，1901年担任高轮佛教大学教授。1902年与高楠等人一起创建中央商业学校，1907年任中央商业学校主监，1935年就任财团法人中央商业学校理事长。

[⑳] 高嶋米峰（1875-1949）新潟县，出身毕业于哲学馆，早年受基督教影响提倡新佛教运动，创立新佛教同志会，提倡禁酒禁烟废娼运动，并创刊《新佛教》杂志，曾任东洋大学第12代校长。

[21] 据《高嶋米峰自叙传》的年谱介绍， 1900年9月16日高嶋搬入日华学堂，接替宝阁监督留学生，11月23日，加藤玄智推荐高嶋进博文馆，11月29日，由日华学堂搬入龟鹤馆。

[22] 浅田辞职之后由美浓田（野田）琢磨（代数）代替。

[23] 一周的报酬明细为：宝阁15日元，梅原20日元，海野12日元，林田7日元，吉川8日元，樱井5日元，酒匂7日元，浅田6日元。参照（《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陆军学生海军学生外之部》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请求号码3-2530-66）

[24] 钱承鋕，字念慈，出身于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时年23岁。陆世芬，字仲芳，出身于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时年23岁。陈榥，字乐书，出身于浙江金华府义乌县，时年21岁。何燏时，字燮侯，出身于浙江绍兴府诸暨县，时年21岁。

[25] 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汪有龄十九》（1089页）。汪是浙江省杭州府人，时年21岁。

[26] 参照《读卖新闻》（1898年6月10日和12日），其中有关于汪有龄和稽侃的报道。

[27] 吴振麟是浙江省嘉兴府嘉善县人，时年19岁。

[28] 章宗祥来自浙江湖州府乌程县，时年21岁、雷奋来自江苏松江府华亭县，时年20岁、以上为师范生。富士英出身于浙江嘉兴府海盐县，时年19岁、胡礽泰出身于江苏太仓州宝山县时年21岁、杨荫杭出身于江苏常州府无锡县，时年21岁、杨廷栋出身于江苏省苏州府吴县，时年19岁、以上4名是中院生。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宝阁善教提交给青木外务大臣的报告（《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陆军学生海军学生外之部》，请求号码3-2520-0052）。

[29] 陈玉堂来自广东潮州府，讲潮汕地区的方言，因此和来自江浙一带吴方言地区的学生以及广东粤方言地区的学生语言不通，无法交流。

[30] 郑康耆来自广东香山县，时年19岁，当时寄居在横滨居留地221号馆。（《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陆军学生海军学生外之部》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请求号码3-2520-0074）。

[31] 黎科来自广东新会县，20岁、張煜全来自广东广州府南海县，19岁、王建祖来自广东番禺县，21岁。以上3人是头等学堂学生。張奎来自江苏松江府上海县，18岁、金邦平来自安徽徽州府黟县，18岁、周祖培来自江苏苏州府吴县，18岁。以上3人是二等学堂的学生。其余的6名来自北洋水师学堂，安庆澜、蔡成煜、張锳绪出身于直隸省天津府天津县，分别为20岁、20岁、23岁。高淑琦来自浙江杭州府钱塘县，22岁、沈琨是直隷省静海县出身，23岁、郑葆丞来自福建福州府闽县，19岁（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

[32] 参照《汪康年师友书札》（同前）中《汪有龄二十六》（1096页）。

[33] 1897年，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在横滨创建了大同学校，校长是犬养毅。

[34] 田代直树只担任了半年舍监，9月1日进入时事新报社。

[35]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9-1900年）1899月1月25日的记录。

[36] 1899年，柏原文太郎等创建了东京大同学校，地址是牛込区东五轩町，主要接收亡命日本的青年，蔡锷和范源廉曾在该校学习。1899年10月，东京同文书院在东京牛込区山吹町291番地成立，接收福州东文学堂的学生开始授课。

[37] 成城学校始建于1885年，是以步兵军曹出身的日高藤吉郎创建的“文武讲习馆”为主体，1886年8月改名为成城学校。该校为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校。陆军省每年为成城学校提供1200日元的补贴作为办学经费，宫内省提供校舍的用地，第一代校长是日高藤吉郎，第四代校长是川上操六，第七代校长是儿玉源太郎。

[38] 因钱恂此时临时回国，日华学堂便托付他带回招生简章。参照《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 杂之部》（3-2533-0009）。

[39] 参照《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改 学堂日志》2月20、21以及3月7日的记载。

[40] 1899年初，宝阁曾经和麻田多次去三井银行商议贷款修建校舍，并选中了地址，但是最终三井银行未同意贷款。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9年3月24日）。

[41] 公使馆员廖宇春、冯氏、朱氏曾多次视察日华学堂。

[42] 章宗祥、金邦平在北洋政府出任内阁成员；汪有龄作为法律专家参与起草宪法和南北和谈；王建祖、張煜全、何燏时等在教育界先后担任校长；吴振麟、富士英、胡礽泰任外交官；杨廷栋、雷奋、张锳绪、陈榥、杨荫杭曾在政府部门任职，而且他们大多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

[43] 金邦平后从农学科退学，转入东京专门学校学习。

[44] 这17名成员是张锳绪、陆世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金邦平、富士英、章宗祥、钱承鋕、陈榥、吴振麟、沈琨、黎科、张奎、郑葆丞、高淑琦、蔡成煜。

[45] 参照《曹汝霖 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

[46] 1902年12月留日学生叶澜、汪荣宝、秦毓鎏、张继等发起成立，青年会的会约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表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日华学堂出身的金邦平也是发起人之一，他们大多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青年会是留日学生中具有革命倾向的团体，对留日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47] 1903年5月，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学生军。留日士官生蓝天蔚被推为学生军队长。清朝留学生监督和日本警方出面干预，迫令义勇队解散。同月，留日学生再度聚会，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该会主张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以军事拒俄。

[48] 参照月刊《译书汇编》第2年第3期的广告。社长是戢翼翚，雷奋、杨荫杭主持日常工作。

[49] 参照《江苏》第一期卷末广告。

[50] 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是范源廉、呉振麟、章宗祥、曹汝霖、程家樫、高逸、金邦平。

[51] 留学生会馆的干事是呉振麟、钱承鋕、范源廉、蔡锷、陆世芬、王璟芳、曹汝霖、张绍曾、高逸、吴禄贞、金邦平、章宗祥。

[52] 参照《东游丛录》〈文部大臣菊池谈片〉（73页）和〈大学总长山川谈片〉（77页）

[53] 参照《东游丛录》〈前文部大臣滨尾新谈片〉（83页）

[54] 参照《东游丛录》〈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氏谈片〉和〈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氏谈片〉（85和87页）

[55] 当时在留日学生中，军事是热门，驻日公使蔡钧为防止革命排满，禁止各省自费学生学陆军。7月28日，吴稚晖、孙揆均等26人为此到使馆请愿，举行静坐。蔡钧勾通日警，拘留了吴孙两人。在起解时，吴稚晖跃入城壕自沉，因河水不深而遇救。此事激起留日学生极大愤怒，联名致电外务部，要求撤回蔡钧，酿成了”成城入学”事件。

[56] 文官有驻清公使矢野文雄，贵族院院长近卫笃麿等，武官有福岛安正，宇都宫等。

[57] 参照《太阳》第四卷第十七期评论栏（1898年8月20日发行）

[58]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8年8月18日和8月21日的记述。

[59]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8年11月7日和1899年1月22日以及25日的记述。

[60] 据厨师汇报，日华学堂在衣食住方面都要比嘉纳塾更加规范。参照宝阁善教的日记《灯焰录》1898年10月19日的记载。

[61] 据《日华学堂日志》记载，1899年5月17日订购体育器械，25日在学堂南面安装单双杠。

[62]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900年6月20日-21日的记载。

[63]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9年11月8日的记载。

[64] 该校于1900年6月开始筹建，10月3日晚6点正式开学。参照《龙北先生追忆集》第22页。

[65] 中央商业学校最初建于京桥灵岸岛，战后，1951年改组为中央商科短期大学，1966年改名为中央学院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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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口述历史中的复旦名师文化-沈伯埙
访谈人:常琳迪娜古丽
访谈时间:2010年4月
访谈地点:沈伯埙教授家中

沈伯埙
1927年出生，江苏常州人。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先后在物理系、电子工程系任教，主要从事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教学工作，历任基础与电子线路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88年晋升为教授。1980年起参加世界银行给中国的教育贷款工作，1982年被教育部聘任为大学发展项目审议委员会委员，1986年起担任国家教委大学发展项目顾问。

常、迪：复旦物理系的实力是一开始就这么强的吗?
沈：不，不，不。解放前复旦大学是偏重于文科，当时是国立大学，文科比较行，理科也有，但是差一点。老的复旦，是没有物理系的，也没有数学系，我去读的时候就有了，它当时叫数理系，合在一起。那时候复旦这方面不行的，很普通的。1952年中央有个政策叫院系调整①，院系调整以后，像周同庆是交通大学的，王福山是同济大学的，苏步青、谈家桢、谷超豪都是从浙江大学调过来的，还有好多其他学校的，这下子复旦行了，厉害了。因为当时交通大学已经很行了，浙大也很行啊，你把它们加一起，就更厉害了②。

常、迪：中央很照顾复旦啊。
沈：很照顾，很照顾，我认为是有意识的，所以当时一下子复旦就很行。我进去的时候已经调整好了。刚才讲那个基础课都是这些教上的，这些老师呢，站得高，讲问题深刻。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就是周同庆讲课，我们物理里面有一个叫“康普顿效应”，周同庆讲课的时就跟我们讲：当时我和康普顿一起做实验。欧呦，这个厉害了!周同庆在的学校就是爱因斯坦在的学校——普林斯顿大学，那个时候应该爱因斯坦还在吧，厉害了，相当行，周同庆真行!他脾气不太好，但是学术是相当行的。周同庆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获得了博士学位，因为他成绩优秀曾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金钥匙”奖。
常、迪：院系调整时物理系是什么样的具体情况?
沈：物理系就是王福山、周同庆这些名教授都调过来了，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人，物理系力量还是很强的。周同庆在交大不是一般的教授，好像是交通大学理学院院长，很厉害的。
常、迪：沈老师，当时物理系的实验设备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沈：仪器设备应该讲还是不错的，有很多，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学校来的了，反正院系调整了嘛，东西就拿过来。有很多仪器设备都是进口的。我印象中，复旦在实验方面是很重视的，你单单读理论没有用。那个时候我记得，王福山是我们系主任，他专门抓实验。他是留德回来的，后来我呢，大概是1981年吧，我到德国一个学校去考察，他说你们来考察总是要了解教学的情况的，我来给你们上两堂课，那么你们就了解了。结果我们就去听课啦，这个课啊根本就是一个实验课，这个东西怎么样过来，怎么样过去，当然它是很高深的了，他们想尽办法做成演示的实验，演示好以后，老师就在黑板上写了，今天讲的这个是什么运动当中的什么问题，写一下，好，下课。我们说公式你怎么不推导，他说这个不需要推导，书上都有的。他们非常重视实验。所以德国呢基础很扎实的，对实验非常重视，特别严谨。而且有些实验你想不到的，很抽象的东西他把它做成一个实验，花很多功夫去做啊。复旦后来对实验一直很重视，系主任他主要抓实验。有些学生毕业以后就待在实验室。待在实验室好像没有什么出息、没有什么名堂；王福山大概和党委也一起研究了，按道理毕业以后先是助教，这批人毕业以后待在实验室的，首先把他们升讲师，让大家觉得有奔头。复旦那时候还有王零同志，是党委副书记，他是抓物理系的，对实验也很重视。我觉得对于物理而言，实验是相当重要的，其他东西是空的，空的东西你没有经过实验的证明，你怎么知道你对不对呢?实验室有位老师也升教授了，很严格的，女学生有时候被他讲得要哭的。比如很简单的，一个电表，你测量以后，电流多少或者电压多少，他叫你读，比如说，13.5，他说不对，是13.2，读错了。骂得女同学要哭，因为差一点是不行的，很严谨的。

①1952年院系调整对复旦物理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该年在原数理系物理组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物理系。教师组成如下：(1)原数理系物理组留系11位：江仁寿、王恒守、叶蕴理、黄瑞璋、何育辽、章志鸣、戴乐山、王樨德、周福洪、华惠迪、吴治华。(2)其他高校调整来系14位：王福山(同济大学)、周同庆、方俊鑫、蔡祖泉、周雄豪、华中一、蔡怀新(以上交通大学)、卢鹤绂、殷鹏程、赖祖武、郦庚元、裘志洪(以上浙江大学，后二位以研究生身份随卢鹤绂来系)、周世勋(沪江大学)、汤睿(大同大学)。(3)1952年或稍后来系7位：谢希德(由美国绕道英国，于1952年11月到校)、吴椿、吴剑华、沙闺丈、李仲卿(1953年)、郑广垣(1954年)、毛清献(1954年)。物理系系址从原数理系600号楼迁至200号楼，并以登辉堂(今相辉堂)整个一楼为普通物理和中级物理实验室，以及实验仪器储藏室。调来教学仪器设备的高校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和上海工专等?参见《复旦大学物理系系志》，未刊。

②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的王迅院士也有相应回忆：“我们考入复旦时正值院系调整整，复旦并入了原来浙大、交大、同济等等好几所高校的物理系的师生，师资力量大大加强。原来复旦只有数理系里面有一个物理组，学生做物理实验都要从江湾赶到徐家汇的交大去做。院系调整以后，复旦有了物理系，有了六位正教授。”参见王迅：《我的大学老师》，载《风雨春秋物理系》，复旦大学物理系编，2005年。

兴浙会
又称兴浙学会，由章炳麟发起，1897年6月开始酝酿筹建事宜。8月，在董祖寿、连文澂等赞助下，刊布章程并征求会员，兴浙会正式成立。该会设在经世报馆内，并以《经世报》为其机关报。章炳麟等出于与康有为的对抗心理，通求标榜越王勾践、吴大帝直至吴越王钱缪以来的独立自主精神，号召学习刘基、于谦、王守仁、黄宗羲和张煌青等先辈的优秀榜样，以期振兴浙学、替浙人扬眉吐气。该会讲求“学问之道”，主张钻研政法、艺事、商务、舆地等学问。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反清意识。
1898年初，《经世报》停刊，该会也停止活动。
该会总结浙江人民自立图强的历史和元末以来反对异族压迫的光辉传统，号召通达时务，研治经世致用之学，首次公开宣传反清思想，在全国引起了某种程度的震动，故不失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学会组织之一。

《经世报》(1897一?)
清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五(1897年8月2日)创刊。旬刊，农历逢五出版。连史纸雕版印刷，相当于16开大小，线装成册，每期三四十页不等。馆址在杭州上扇子巷，在上海新马路福海里设分馆。
《经世报》由兴浙会创办。该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夏成立于杭州，由董祖寿、连文澂、章炳麟等发起，是维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社团之一。《经世报》的主持人是胡道南(钟生)、童学琦(亦韩)。主笔政的是宋恕(燕生)。参加编务的有陈虬(志三)、瞿昂来(鸿汀)、董祖寿(伯马癸)。章炳麟(太炎)早期也参与《经世报》的编撰，后受聘去上海编《实学报》。
该报取名“经世”，含以春秋大义治理世事之意。在《经世报例言》中曾宣示：本报“愿与各新报翕效嘤鸣，自固气类，隐存《春秋》经世之责，无忘同舟共济之怀”。托古言政，是这张报纸的宗旨。主要读者对象为知识阶层，所以文字比较深奥，论述多于消息。
内容分列12个固定栏目：《皇言》、《庶政》、《学政》、《农政》、《工政》、《商政》、《兵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本馆论说》。此外，还有《兴浙文编》、《附录》两个不固定的特别栏目。《兴浙文编》刊登的是结合浙江实际的研究文章，登载过《兴浙会序》、《求是书院章程》、《杭州府林启请筹款创设养蚕学堂禀》、《拟修绍兴三闸议》、《论浙矿》、《浙江各府厘局总略》、《浙江减定粮价表》等文章。
《经世报》只出10多期。现在见到的藏报最迟为当年12月的第16期。

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和总金额统计

缅怀前辈 期望当代
–缅怀我国前辈农业科学家

高亮之

（本文得到我院冷福田、汤玉庚、吴光南、钱思颖、郭绍铮、杨运生、袁丛Yi、历以仕、阮德成、茅鸣皋、顾本康、黄骏麒、曹暘、汤邦根等多位先生的补充、修改，并参照了祝兆其先生所整理的《中农所史料》。为此，特深表感谢。）

一. 编辑本书的由来和过程

这本书是由江苏省农科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院老科协’)负责编辑的。在2004年江苏省农科院庆祝成立70周年时，院老科协在它的会刊《金秋通讯》上，出了一期专刊。我写了一篇回忆几位老领导、老专家的文章。几位所长看后认为写得很好，要求我到所里给年轻人讲一讲，说是对他们有益。《金秋通讯》上还登载过几篇怀念已故老专家（如朱凤美、梅藉芳等）的文章，大家反映都很好。在这个背景下，我与院老科协几位理事商量，是否组织更多的老同志，为农科院已故的老领导、老专家出一本怀念文集。他们都表示赞同。这件事后来在理事会上得到一致同意。我们向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严少华院长和宣荣书记都有批示，表示完全支持，并指定由院办和党办协助完成。我们组成一个编委会，有：阮德成、茅鸣皋、吴光南、袁从祎、黄骏麒、顾本康、汤邦根和我参加，由汤邦根和我具体负责。

关于这本书的怀念对象，不能没有一个范围。经编委会商议，决定是：江苏省农科院已故的文革前的副研究员以上的老专家，以及几位有较大影响的老领导。

当然，已故的老专家中，有几位在文革前，虽未评为副研，但确实有很大贡献（比较突出的如：汪祖华、万长寿、王法明、萧庆璞、许济川等），由于有上述规定，暂时未能列入。如果以后再出本书的续集时，他们肯定是要列入的。

本书文章的体裁上，确定以个人回忆性的怀念为主，并不要求为所怀念的对象写出传纪。他们中不少人的小传，在有关的辞书中已经能找到。当然，如果文章对于怀念对象的业绩能有较全面的反映，是欢迎的。

在撰写人的名单初步确定后，2005年春季，专门召开过一次撰写人会议，院办、党办的负责人都参加了。我们对于编写此书的目的归纳了几点：1）缅怀已故老专家；2）给已故老专家的亲友一些温暖和安慰；3）给中青年科技人员一些启示和教育；4）为省农科院留下一些史料。撰写人虽然绝大部分也已经是60-80岁之间的老同志，大家都热情支持这件事，并且积极承担了任务。

此后一年多时间内，撰稿的老同志，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许多老同志，为了写作内容的确切，都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力争取得可靠的资料。例如朱烨先生特地写信到北京，与刘春安老所长的孙子取得联系；吴光南先生写信到浙江大学，与周承钥先生的同事季道藩、张上隆教授等进行联系。

为了让读者对这些老专家有一些形象化的认识，我们又发动大家提供了不少难以见到的老照片。

编辑这本书的计划告知卢良恕和孙颔两位老院长后，他们都表示十分支持。卢良恕先生寄来了题词；孙颔先生认真地看了几篇稿样后，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在大家的努力下，目前这本怀念文集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由于这本书的怀念对象，许多是中国第一代或第二代的著名农业科学家。可以说，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的创建，他们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因此，估计这本书，不仅是江苏农科院的老、中、青三代农业科技人员愿意读的；并且对于在中国或海外从事和关心农业科学的华人，都是有意义的。

二．中国近、现代农业科学的开创人

历史就像一本书，一页一页地、一天一天地向前进展。今天的江苏省农科院，就是昨天的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也就是前天的华东农科所，又是大前天的中央农业实验所。

严格说来，当年的华东农科所，不仅接收了中央农业实验所，还接收了中央畜牧实验所、全国棉产改进处、全国烟产改进处、中央林业实验所等。这本书中所怀念的老专家，绝大多数都在这几个所中工作过。如果将时间再往前推，那么，在抗战以前，中农所刚成立时，这些所又曾在一起。后来（1941-42年）在重庆时，逐渐分立出来。因此，现在谈论这些老所，通用‘中农所’这个名词，也是可以的。

凡是研究中国现代农业科学史的人，都不能不谈中农所。中农所的创建是中国第一代农业科学家的业绩。要真正地理解目前这本书中的人物，不能不从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的开端说起。

应当说，中国现代农业科学是从满清晚年、民国早年开始的。

中国近代最早的农业大学是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成立于1905年。1914年发展为国立农业专门学校。其它几个较早的农科大学有：清华学堂农科（1921），金陵大学农林科（1914）、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1917），该农科在1921年时成为东南大学农科。还有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1913，专科）等。

罗振玉是京师大学堂的农科监督。但他本人是一个国学家，而不是农学家。

中国农学界一般认为邹秉文先生（1893-1985）是中国现代最早的农学家。邹秉文，江苏泰兴人。1910年去美国上中学。1912年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科专修植物病理学，1915年获学士学位。1916年回国，先任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后来任南高师农科主任。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农业教育方面。南高师农科和东南大学农科培养出：金善宝、周拾禄、吴福祯、冯泽芳等一批早期的中国著名农学专家。

但是，中国第一代农学家不只是邹先生一人。

中农所的前所长沈宗瀚先生（1895-1980），浙江余姚人。1914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3年留学美国，在乔治亚大学得硕士学位；1926年，在康乃尔大学攻读遗传育种，以《小麦出穗迟早之遗传》论文，得博士学位

中农所稻作系主任赵连芳先生（1894-1968），河南罗山人。1922年留学美国，1925年，以《水稻连锁遗传研究》论文，得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

卢守耕（1896-1988），浙江余姚人，1915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30-1933年康乃尔大学学习，得博士学位。1933-36年中农所技正，为我国水稻育种奠定基础。

沈宗瀚、赵连芳、卢守耕等，可以认为是中国第一代作物育种学家。

中农所前副所长钱天鹤先生（1893-1972），浙江余杭人。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1918年得农学硕士学位，回国后，1919年任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他可以认为是中国第一代蚕桑学家。

中农所前所长谢家声先生（1887-1983），安徽无为人。1914年在金大文科（与陶行知同班）毕业后，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植物病理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后任金大农林科副科长，东南大学农科代理主任。

中农所植保系主任朱凤美先生（1895-1970）江苏宜兴人。1913年考入南京江苏第一农业学校，1918年赴日本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学习，1921年回国。他与戴芳澜（1893-1973）、俞大绂（1901-1993）、邓叔群（1902–1970） ，并列为中国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

中农所棉作系主任孙恩麐（1893-1961）江苏高邮人，１９１１年考取公费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４年与钱天鹤等同行赴美，在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后又转入路易斯安娜大学攻读棉花专业，１９１８年获硕士学位，论文为《棉花育种之研究》。他是中国棉花科学的创始人。

中农所技正周拾禄先生（1897-1983），浙江义乌人。1921年南高师农科毕业，1930年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三年。１９３３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１９３６年，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他被任命为技正。抗战时期倡议建立全国稻米检验监理处。他是中国稻作科学领域的开创人之一。

中农所技正戴弘先生（1903- ），浙江温州人，１５岁时，东渡日本求学。１９２４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专攻农艺化学，１９２７年毕业，获农学士学位。他是中国土壤肥料研究的开创人。

中农所畜牧兽医系主任程绍迥(1901-1993), 四川黔江人,1921年去美国依阿华州立农工学院攻读畜牧兽医专业,１９２６年取得了兽医博士学位和畜牧学学士学位，又进入美国约瀚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系，３年后，获该院免疫学科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兽医科学开创人之一.

以上沈宗瀚、钱天鹤、谢家声、赵连芳、孙恩麐、朱凤美、周拾禄、程绍迥、戴弘、等，从年龄或学历来说，都与邹秉文接近，他们应当说，都是属于中国第一代的现代农业科学家。

中农所就是他们这几位中国最早的农业科学家所创建。本书所怀念的老专家，更多是属于中国第二代的农业科学家。如梅藉芳、周泰初、俞履圻、杨立炯、崔继林、华兴鼐、奚元龄、沈梓培、傅胜发、林郁、吴光远、姜承贯、曾勉、盛彤笙、郑庆端、何正礼等。无疑，他们都是在中国农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早期开拓者，是新中国农业科学的开创性人物。

三，中农所的创建和贡献

中农所的创建是中国现代农业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农所的筹建是在1931年。回顾一下历史，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政治局面。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国家各方面的建设。

1931年4月，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委员会，指定穆湘玥、钱天鹤为正副主任，委员有：沈宗瀚、谢家声、赵连芳等。同年10月实业部公布《中央农业实验所章程》，选定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为所址。

1932年1月，中农所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任命实业部长陈公博兼所长，钱天鹤为副所长。钱天鹤克服许多困难，征购得到土地2570亩，就是今天江苏省农科院的所在地；1934年，政府任命谢家声为所长。到1937年，完成稻作、麦作、蚕桑、病虫害、兽医五座实验大楼与行政大楼的建设；所领导积极招聘人才。先后聘请沈宗瀚、沈骊英、赵连芳、马保之、冯泽芳、卢守耕（农艺）、吴福桢、朱凤美、蔡邦华（植保）、戴弘、张乃凤（土肥）、孙本忠（蚕桑）、程绍迥（畜牧）等一流农学专家，同时吸收一批年青农学家，如杨守仁、杨立炯、柯象寅、林郁、卜慕华、龚弼等，又聘请美国的洛夫（H.H.Love）韦适 (J.Wishart)、 海斯 (H.K.Hayes)、里查逊（L.Richardson）等国外著名专家为总技师或顾问。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日军迫近南京，中农所被迫西迁。先在湖南长沙设办事处，1939年迁到四川省荣昌县；1942年迁到重庆北碚天生桥，占地400余亩。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五省设立工作站，并外派一批专家到各省指导工作。1941年，将中央畜牧实验所和中央林业实验所分立出来。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1月起，中农所从北碚迁回南京。所长谢家声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任职，1947年，农林部任命沈宗瀚任所长，吴福桢任副所长。

中农所在全国设立许多分支机构，如北平农事试验场、北碚农事试验场，安阳棉作试验场，武功农业试验场、崇安茶叶试验场等。

1948年冬，解放军紧逼南京，中农所奉令疏散。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裁去次要人员，专业人员分散到长沙、杭州、崇安、柳州、上海等地，并在以上地点设立工作站。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中农所由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接管。

中农所在1932-1949年的17年间，做出不少成绩，为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主要有：

1）在全国征集了水稻1万多个，小麦8千多个原始材料。这批材料为后来，以至解放后的稻麦育种工作，提供了资源。

2）选育出水稻：帽子头、南特号、胜利籼、中农4号、中农34号等；小麦：骊英1号、3号、6号等优良品种，在40-50年代的长江流域稻麦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3）引进并推广美国优质的陆地棉，以代替品质较次，产量较低的中棉，对抗战时期的棉花增产，有很大贡献。

4）对于严重危害稻麦生产的水稻螟虫、小麦黒穗病、小麦线虫、粮食仓库害虫等，研究并推广了防治方法。

5）在土壤肥料研究中明确：各地大多数土壤的养分含量，以氮素为最缺乏，磷素次之，钾素比较充足。这个结论对于各地施肥很有帮助。

6）改良了蚕种和桑树栽培技术，发明防僵粉，有效地防止了蚕病

7）制造并推广了猪、牛瘟血清和各种疫苗，在各地防治猪、牛瘟，成效显著。

8）开展了油桐的育种，改进其栽植方法。

以上这些成绩，对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发展、保证农产品供应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直接地支持了抗战的胜利。其中许多研究成果，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依然发挥着作用。有些工作，如稻、麦、棉、大豆、玉米、甘薯等农家品种与国外品种的征集，是有长远价值的。

如果我们说：抗战时期对于北京故宫文物的迁移与保护，为祖国文化作出重大贡献；那么，中农所对于一万多份水稻、八千多份小麦的原始材料的迁移和保护，对于中国农业，同样是作出了非常可贵的贡献。这些稻麦品种资源，现今统一存放在北京中国农科院品种资源库，作为国家重要财富而保存。

１９４６年农林部恢复设立棉产改进处与烟产改进处，与中农所基本上在一起。该所集科研，推广、加工、营销等在一起，现在看来，仍然是一钟农业科技工作的好形式。

本书的怀念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中农所、中畜所、棉改所时期的高、中级农业专家。我们今天怀念他们，不能不考虑到他们在那一时期的奉献。

中农所时期，农业科学家有许多动人的事迹。特别值得后人深深怀念的是：沈骊英女士。

沈骊英（1901-1941），浙江桐乡乌镇人。1924年留学美国，在威尔斯来大学研读植物学，后在康乃尔大学学习农学。与沈宗瀚同学，1930年结为伉俪。1933年任中农所技正，负责小麦育种工作。抗战期间，带了三个孩子，辗转湖南，贵州、四川等省，仍坚持田间试验。他患病时不能下田，还请人抬到田间工作。八年中，选育出骊英1号，3号，4号，6号等品种，在各省广泛种植，为大后方的粮食增产做出重大贡献。因过度辛劳，1941年，在实验室工作时突然病倒，抢救无效而早逝。重庆、贵阳两地都开了追悼会。邓颖超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感人的文章：《中国妇女光辉的旗帜—沈骊英女士》。本书列入附录中。沈骊英，可以认为是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史中女性科学家的杰出代表。她的墓地安置在江苏省农科院中。

四，华东农科所到江苏分院

1949年5月初,南京市军管会开始接收国民党政府留在南京的一些农业单位,包括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棉产改进处、烟产改进处等。10月上旬，上述单位移交给华东农林部驻宁办事处接管。1950年3月，决定成立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由华东农林部领导。华东农科所由原中农所、中畜所、中林所、棉改处、烟改处等单位合并而成。设立：

稻作系：主任 周拾禄，副主任 周泰初

小麦杂粮系：主任 梅藉芳

特用作物系：主任 华兴鼐

植物保护系：主任 朱凤美 副主任 傅胜发

园艺系：主任 姜承贯 副主任 吴光远

蚕桑系：主任 孙本忠

土壤系：主任 戴弘 副主任 蒋德琪

农具系：主任 蒋耀

畜牧系：主任　郑庆端　　副主任　何正礼

森林系：主任 吴志曾

华东农科所当时的专家阵营之强，列于全国农业科研单位之首。当时，农学界都说，全国农业科研系统四分之一的第一流高级农业专家，都集中在华东农科所。

1958年，随着国家的大区体制的撤销，华东农科所归中国农业科学院与江苏省政府双重领导，改名为：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

1965年全国第三届人大，江苏分院共有七位代表当选。在全国，一个科研单位有那么多代表当选，是极少有的，说明当时专家阵营之强。

文革开始后，整个机构受到极大冲击。经过2-3年的所谓的“造反”、“夺权”、“清理阶级队伍”后，1969年底，绝大多数科技人员派往五七干校，1970年陆续下放农村。

文革后期，一度恢复为江苏省农科所，由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科研人员逐渐归队。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这个机构归江苏省省委、省政府领导，改名为：江苏省农科院。大多数原来的科研人员先后归队。

从1950年到1966年文革之前共16年，也即华东农科所到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时期，是这个实力强大的农业科研机构的辉煌时期。本书所怀念的老专家，都是这个机构的科研支柱。他们在这个时期中，为新中国与华东地区农业科研事业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

华东农科所领导着华东五省一市，即：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和上海市的农业科研工作，因此，也承担着研究解决华东地区农业生产中的重大技术问题的重任。

这个时期完成了一大批科研项目，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本书所怀念的已故老领导与老专家。当然，其他许多没有被列入本书的已故老专家，或者，当年虽然较年轻，现在也已到了古稀之年的，目前在世的老专家，也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1）培育或引进了一大批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如水稻：南京1号、南京6号、南京11号、农垦57、农垦58等；小麦：华东5号、6号、矮杆早、吉利麦等。棉花：长绒1号、2号、3号、宁杂1号、宁棉1号、7号、12号等；甘薯：宁薯1号、2号等；大豆：豌豆团、宁镇1号等。这些品种都在相当范围内得到推广，例如南京11号水稻，在长江流域推广面积，累计达到6000万亩以上。

2）征集了一大批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品系或原始资源。水稻征集的总数在2万份以上，其中包括极珍贵的数千份野生稻稻种资源。小麦征集保存了5000多份；棉花征集保存了1340多个国内外品种资源。其他如玉米、大豆、油菜、甘薯等，都收集和保存大批国内外宝贵的品种资源。这批材料为今后长期的育种工作提供了基础。

3）园艺作物方面，引进或选育西瓜品种“新大和”等，成为华东地区主栽品种，因集中种植在中山陵四周，人们称为“陵园瓜”。生产上应用在三十年之久。其他有：早丰辣椒、364，524蕃茄、苏州长茄、无籽西瓜等，都深受群众欢迎。选育出桃的新品种：雨花露，成为全国著名的早熟桃品种。

4）在作物栽培方面，最突出的就是总结和推广全国水稻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量经验。这项工作组织了本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数十位科研人员合作研究，这样的以劳模经验为中心的综合性研究，在国内外属于创举。陈永康经验的推广在全国的影响很大，对于提高我国的水稻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棉花营养钵育苗技术为国内首创，为难我国棉花产量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

5）在耕作制度方面，在里下河地区的沤改旱、淮北地区的旱改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单改双，沿海地区棉区的一熟改两熟等方面，其主要科学技术，都是由华东所和江苏分院的专家研究解决。

6）江苏省的农业区划研究为江苏省农业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国内也属领先。

7）苏南望亭农业样板的建立，淮北小麦生产的调查和霜害防御，沿海盐碱土地区棉花增产等都对有关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8）土壤肥料方面：查明盐土、花碱土、板浆白土等低产原因，提出了改良与增产措施；在水土保持、土壤调查、土壤培肥、和发展绿肥、牧草研究等方面，当时在全国南方均属领先地位。

9）植物保护方面，水稻三化螟虫，稻瘟病、稻白叶枯病、稻纹枯病、小麦吸浆虫、小麦黑穗病、小麦赤霉病、棉花红铃虫、棉花苗期病害和果树病虫害等研究，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于粮棉与果树增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10）畜牧兽医方面，新淮猪的育成，牛瘟、猪丹毒、猪瘟、巴氏杆菌病、猪气喘病等的疫苗的研制成功，保障了我国几十年的畜牧业发展

11）在农业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有：小麦春化特性的研究，大豆、水稻光周期研究，棉花营养生理研究等，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

华东所到江苏分院的农业科研成果相当多，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了。

在这个时期中，本书所怀念的老领导和老专家们，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就是人才的培养。50年代为华东农林干部学校讲课，举办了多个农业科技培训班，如华东土壤训练班、全国栽培学习班。华东植保学习班、江苏省科技大学、陈永康耕读大学等。

文革之前，顾复生老院长提出“老母鸡”的指导思想，要求在中农所工作过的老专家，培养科技接班人；同时也要求当时中青年农业科技人员认真向老专家学习。顾老这个思想在解放后全国性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顾老“老母鸡”思想的带动下，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专家成长起来，成为八、九十年代江苏省农科院的主要骨干力量。他们为中国和江苏省的农业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并使江苏省农科院的成绩在当时全国省级农科院中名列前茅。

五．农学前辈们的高尚精神

本书的各篇怀念文章中，显现出农业科学前辈科学家的感人肺腑的高尚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本书的写作者这一代农业科学家，有深切的感染。我们相信，对于当代的中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也将会有长远的教育意义。

这种精神，归结起来有以下一些方面：

1． 热爱祖国，矢志不移的精神

本书所怀念的中国第一或第二代著名农业科学家，他们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全都热爱祖国，为了祖国的富强，在各种艰难、受挫的环境下，坚贞不移。

沈宗瀚、钱天鹤、赵连芳、沈骊英、姚醒黄、周承钥、郑庆端、何正礼、夏禹甸等都在美国留学；奚元龄在英国留学；盛彤笙在德国留学；朱凤美、周拾禄、崔继林等在日本留学；曾勉在法国留学；梅籍芳、姜承贯、吴光远、周泰初、华兴鼐、林郁、龙承德、傅胜发等都在美国进修过。他们都在学成之日，毫不犹豫地回国工作。何正礼、奚元龄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毅然回国。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毅然选择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农业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遗憾的是，他们中有的在50-7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例如，周拾禄、周承钥都曾经被划为右派。其他老专家，在文革中，几乎都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1945-46年去美国进修的一批专家，甚至被怀疑为“美国间谍”。但是他们全都忍辱负重，拳拳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周拾禄先生在错划右派期间，日以继夜地专心翻译日本的稻作文献，为后人留下了十分有价值的学习资料。朱凤美先生在受批判期间，在牛棚中，依然极其认真地为各地来的请教者解答植物病理方面的疑难问题。他们这种不移不屈的爱国之心，使他们的学生和后辈们无不为之心酸而感动。

这里应当提到的是：1949年时，也有一些中农所的专家，在沈宗瀚所长带领下去了台湾，如蒋彦士、马保之、张宪秋、金阳镐、龚弼等）去了台湾。他们都为台湾的农业建设做出了贡献。沈宗瀚在1949-1980年，是台湾农村复兴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他为台湾农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因此，他们为台湾农业所作的一切，当然也是对于祖国的奉献。中农所有几位专家，如钱天鹤、赵连芳等，1949年后，主要在国际农业机构工作，他们也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2． 关怀农民，献身农业的精神

本书所怀念的中国著名的农学专家，当年在国内求学，或出国留学，都选择了农学这个专业，而没有选择当时可以谋求较高收入的工学、医学、法律、金融等专业。他们是什么出发点？可以说，他们都是为着中国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贫困的农民大众，为着中国的现代农业的振兴。这种选择，本身就值得人们肃然起敬。

沈宗瀚先生早年在日记中写道：“我出生农村，自动帮助家中农事，牧牛、车水、除草等，颇为熟练，且深悉农民疾苦，毅然立志为最大多数辛劳之农民服务。”他的思想是有代表性的。

著名甘薯专家张必泰先生十分关心淮北地区农民的疾苦。50-70年代，他深入农村，几乎跑遍徐淮地区的所有乡镇，调查甘薯生产中存在的贮藏期的烂种、田间翻蔓等问题，经过研究，提出有效措施，深得农民欢迎。

3． 立志科学，严格严谨的精神

朱凤美先生年轻时，立志植物病理学研究。当时，这门科学，在中国还是空白。他带着科学救国的思想，于1918，1927年两次东渡日本，去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植物病理学。他的一生始终在为中国的植物病理学尽心尽力，至死不渝。

朱先生在科研工作中的严格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是有名的。他在主持华东农科所和江苏分院植保系工作期间，对于共同工作的青年人要求十分严格，实验记载亲自检查，试验结果反复核算。每篇对外发表的论文或研究报告，都要经过他的认真审查，逐字校对、修改，凡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不拿出去。凡是马虎从事的，都会受到他严肃批评。

以朱先生为代表的这种“三老”（老实人、老实话、老实事），“四严”（严肃、严格、严密、严谨）的科学作风，就是人们所谓的“孝陵卫精神”。

4． 学而不厌，自主创新的精神

何正礼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兽医专家，他任华东农科所畜牧兽医系副主任时，已经是名扬中外的兽医专家，但他学而不厌，经常阅读国内外兽医杂志，并且自费订阅英国的兽医公报，掌握国际上兽医最新研究动向。他还对植物学和中草药感兴趣，亲自采集多种草药，制作标本，建立草药圃。

他在兽医研究中十分重视自主创新。不迷信前人经验，也不盲从国外经验。在猪气喘病菌苗的研制中，国外报道在病愈猪的血清中没有发现抗体，认为难以制成菌苗。国内上百个单位都纷纷放弃了研究。在何老主持与鼓励下，课题组经过十多年的反复试验，终于获得可用于生产的菌苗，基本解决了猪气喘病的免疫问题，完成了一项重大的自主创新的成果。

5， 深入田间，深入农村的精神

农业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农作物，是在田间生长的，它的服务对象，农民和农业，都是在农村的。因此，农业科学不能离开田间，不能离开农村。这是农业科学和各种其他科学的重要区别。

本书所怀念的著名农业专家，可以说都有不辞辛劳，深入田间，深入农村的精神；有些专家并且是连续多年，较长时间地在农村生活、工作。

杨立炯先生在中农所时期，是研究水稻细胞遗传的，以实验室工作为主。解放之后，他从事水稻栽培研究，经常带领工作组，到江苏苏北的里下河地区研究水稻烂秧和培育壮秧问题；1962-1965年，他已经50多岁，他老当益壮，担任苏南望亭稻麦生产样板工作组的组长，带领着几十位中青年农业科研人员，与农民生活在一起，进行水稻和小麦的高产示范田的技术指导，并研究解决在不同土壤等条件下怎样运用陈永康经验，怎样在单季稻和双季稻两种制度中达到高产等问题。

望亭样板的水稻高产经验，在60-70年代，影响苏、浙、皖、沪、湘、鄂等省市，对于当时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

5．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

农业科学是探索农畜生物生长发育规律，寻求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的科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它就不容许有任何虚夸不实，而必须实事求是，根据数据和事实下结论。

中国在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中，全国出现了一股严重的浮夸风。各地报道有几千斤，几万斤的稻、麦亩产。江苏分院的农业老专家们并没有跟着这股风转。

陈永康同志当时就不相信有几千斤的水稻亩产。领导人问他的水稻单产时，他准备着带‘保守“的帽子，：“我的水稻田最多一千多一点。”水稻栽培专家吴闓直先生，见到报刊登载水稻“卫星田”的产量的不断升级。他就产生疑惑：“丰产指标过高，究竟是跃进，还是冒进？”他负责省委书记江谓清的双季稻高产田，最后以早稻900斤，晚稻500斤的产量如实上报。

这种不随风转，不怕压力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6． 诲人不倦，抚育青年的精神

本书所怀念的农业老专家，都十分重视对于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培养。

凡是与崔继林先生接触过的科技人员，无不对于他的诲人不倦，乐于育人的精神所感动。他本人熟悉英、日、俄等多国语言。他自己的专业是植物生理，而他阅读的科学文献，涉及作物遗传育种、作物生态与栽培，植物病理学，农田杂草学，农业气象学等。在他晚年，他广泛阅读国外分子生物学的书籍和文献。由于他学识渊博，思路敏捷，各种专业的中青年科研人员都喜欢找他请教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即使一时答不出，他也认真地去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可能第二天，就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本书中的各篇怀念文章，都讲述了撰写人接受老专家的培育过程。例如黄骏麒谈到华兴鼐先生对于他的帮助；傅寿仲谈到姜承贯先生对于他的引导；邱瑞镰谈到张必泰先生对于他的恩情；蒋荷谈到周泰初先生对于她的教导；董亚芳谈到何正礼先生对于她的培育等等。

江苏省农科院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大批优秀的农业科学家的成长，都与本书所怀念的老专家们的精心抚育分不开。

六．寄希望于当代青年农学工作者

历史这本书翻过一页又一页，时代已经进入了21世纪。

今天的中国，中国的农业，国际农业科学，已经与本书的怀念对象当年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了。

华东农科所与农科院江苏分院时期，中国农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农业科学追求的目标主要是各种农作物的高产和减灾、畜禽动物的增产和防疫。当前和今后的农业科学追求的目标要广泛得多，如农作物和畜禽动物的优质和高效，食品的安全、农业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农业的产业化、外向化与区域化，农产品的加工、保鲜，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农民的致富，新农村的建设等等。

国际农业科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将农作物和畜禽动物的育种、植保和防疫工作，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计算机、软件、遥感、GIS、GPS和全球网络等所组成的电子信息技术，使整个农业科学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科学服务于农业的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当代的青年农学工作者，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国家和人民对于农业科学的新要求，攀登国际农业科学的新水平。

任务是不同了，研究的手段和水平也提高了，但是人的精神是不变的。本书所介绍的老一辈农业科学家的高尚精神是他们留给当代青年人的无价的精神遗产。

老专家们的热爱祖国，矢志不移的精神；关怀农民，献身农业的精神；立志科学，严格严谨的精神；学而不厌、奋发进取、自主创新的精神；深入田间，深入农村、深入实际的精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金光闪闪的精神和品行，难道不值得年青一代虚心地学习吗？

本书的各篇文章的作者，现在绝大多数也已经是古稀之年。他们对当代年青一代的农业科学工作者都有殷切的期望，希望你们踏着老一辈农学家的足迹，继承老一辈农学家的高尚精神，为中国21世纪的农业科学做出更光辉的成绩，为中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作出你们新的贡献！

2005-12-7 初稿

　　受访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朱家璧研究员
　　访谈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8年7月30日，2008年8月1日
　　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熊：请介绍一下您的经历以及您所了解的沈善炯先生。
　　朱：我生于1935年，1956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毕业，然后被分配到植物生理研究所。
　　熊：做研究实习员?
　　朱：毕业分配时，学校让我考植物生理研究所沈善炯先生的研究生，考得上就在那儿做研究生，考不上就做研究实习员。我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怎么复习，就去考了一下，结果没考上。那一年，王孙仑考上了。他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在东北哈尔滨某医院做过三四年医生。他早就有心考沈先生的研究生，准备得非常充分。洪孟民和金以丰是沈先生最早的研究生，1955级的。
　　由于没有考上研究生，所以我以研究实习员的身份到微生物研究
室工作。沈先生是这个研究室的主任，他重视学科交叉，希望能够与不同专业的有学问的人多做交流，一起合作研究。所以，这个室从外面聘请了一些兼职人员。植物病理学家、南京农学院的方中达教授是其中的一位。他大概比沈先生大一两岁，是沈先生在云南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时的同学。沈先生想用噬菌体做材料开展一些研究，就让我去跟方先生学习。他亲自坐火车带我去南京。在我之前一年有一个叫杨常仁的研究实习员已被沈先生送到方先生那里，以后，我们两个就跟方先生工作。我在南京待了一年，1957年回到所里，继续用噬菌体为材料做一些研究工作。方先生每个月来一次指导工作。方先生每次来，沈先生都跟他一起听我们汇报和讨论安排工作。
　　然后很快就开始了“大跃进”。我们所先是下乡“总结农业丰产经验”，然后“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时是不做业务的，每天都在小高炉上忙到很晚，我也参加了。
　　熊：沈先生呢?
　　朱：我记得“大跃进”时沈先生下厂了，他跟上海制药三厂一直有联系，厂里经常派人到我们微生物室来，沈先生也过去，跟他们一起开会讨论。下厂跟运动是否有关我记不清楚了。
　　然后沈先生去苏联工作了一年，他回来之后，将微生物室扩建成立了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当时中国科学院要发展微生物研究，虽然在北京已建立了一个微生物所，但觉得上海的力量挺强，就在我们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之上，又组建了一个。
　　熊：上海微生物所坐落于什么地方?
　　朱：我们微生物所被安排在有机所的一幢大楼中。为什么会到那里去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50年代上海分院原计划在零陵路345号的空地上为实验生物所、生化所、生理所、植物生理所各造一幢科研大楼，可是因为“大跃进”运动，只落成了一幢——植物生理所的这幢。有一次分院开会时，有机所的党委书记提出，你们植物生理所面向农业到农村去，那么在城市里就不必要保留高楼大厦了，这幢楼就给我,(大意如此，当时还用了一些先进口号)。会上就这么决定了。后来我们植物生理所的人经常“骂”我们当时的党委书记赵毅无能——送掉了实验大楼。现在科学院决定让我们微生物室独立建所，到什么地方建呢?最后就定在已给有机所的那幢楼的四楼——给了我们半层楼，共十几个房间。1960年时整个微生物所都在有机所那楼上。那幢楼现在不存在了，就在今年刚刚被炸掉了。
　　熊：此前你们微生物室在哪里办公、做实验?
　　朱：最早，微生物室在武康路69号，1956年我刚分配过来时就在那里上班。那是一幢在“三反”、“五反”时没收自一个资本家的小洋房，底层五六间，楼上两三间，前面还有个花园，现在已被拆除了，在Ill$JD建了分院的一幢宿舍。此外，岳阳路320号也有一两间微生物室的实验室。
　　熊：上海微生物所存在了多长时间?
　　朱：1959年酝酿，1960年正式成立，1961年撤销，上海微生物所只存在了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又回归植物生理所。
　　熊：这个所留下来的文献材料较少，请您多介绍一下它的情况。
　　朱：成立所之后，我们仍不时去岳阳路一起开大会，回归植物生理所后也没变更位置，所以我对这个所印象不太深了。只记得当时工作红火，我们业务抓得很紧。大家忙忙碌碌，没有闲逛的，从早到晚没什么空余时间。早上8点以前大家都到实验室，晚上经常忙到深夜九点、十点才回家。
　　熊：工作这么忙，是沈先生要求的吗?
　　朱：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微生物室就已经有了这个风气。工作抓得很紧，白天没有人坐在那里闲聊的。这个室与植物生理部分的工作性质不太一样，植物生理部分的工作人员平时经常下乡、下点，在外面的时间多，冬天回实验室整理、总结资料，相对比较闲一些。我们忙，跟微生物材料的生长周期比较短也有关系。
　　熊：忙碌风气的形成与沈先生关系更密切吧?
　　朱：那当然，沈先生是业务负责人。他的脾气多急啊，什么事情今天交代了，明天早上就问，就要看结果。你要是做出了稍微像样点的东西，他会过一阵就来看一次，有时候一天要我们汇报两次。而且他总是一本正经，所以我们看到他是有点害怕的。我们这些人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这里，在他的要求和训练下，很快就养成紧张工作的习惯。
　　熊：当时上海微生物所有多少人，党的领导人是谁，分几个室(组)?
　　朱：那时候微生物所也就三五十人，除原来微生物室的党支部书记陈广澧外，上级还派来了杨坚作为领导主管政治，他是一个团级以上的干部，合并以后任植物生理所党总支副书记。所内分五个组：代谢组，组长是陈俊标，成员包括王孙仑、顾德安、徐美琳等；生长发育组，组长焦瑞身；噬菌体组，组长司稚东；遗传因子组，组长洪孟民；自养菌组，组长宋鸿遇。焦先生、司先生都是沈先生请来的。
　　熊：您当时是什么职称?
　　朱：1960年时我升为助理研究员，洪孟民、陈俊标等当时可能已经是副研究员了。
　　熊：那时候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你们的工作可有困难?
　　朱：研究经费一直是上面拨的，上面对我们很支持，没听说化学试剂、仪器不够的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做的题目是比较多的，而且理论课题占大部分。
　　熊：请介绍一下1962–1964年间沈先生的工作状况。
　　朱：从广外1回来后，他的积极性变得更高了，工作抓得非常紧，憋着劲要赶超。
　　熊：那时候他自己动手做实验吗?
　　朱：我到所之后他自己动手就比较少了。他太忙，主要是做指导。他站得高，看得远，提出一个个的题目，指导学生去做，然后分析结果。看结果时，他是比较具体的，直接询问操作者。
　　熊：那几年你们主要在做什么研究?
　　朱：大概从1960年起，沈先生带着一些学生开始研究细菌遗传。我从1962年起也开始做遗传生化方面的课题。洪孟民、陈蕙珠等是以青霉素处理细菌，从对青霉素呈抗性的细菌中提取核糖核酸(RNA)作为材料进行细菌的遗传性转化因子的研究。沈先生让我以链霉素为材料做试验，结果，未能证明他们的观点。以后还进行了枯草杆菌中丙氨酸脱氢酶和谷氨酸脱氢酶等的研究。
　　那个时候，沈先生跟支部书记陈广澧谈话很多。我当时心里说，怎么你们每天都有那么多讲不完的话!要知道，因为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我们实验室内，不要说跟沈先生，就是年轻人之间也不怎么闲聊的。同事、同事，真的只是共同工作，不大谈生活的，更不会私下交流对社会上某些事物的看法。万一不小心说出来的话在下一个运动时被告发出来了呢!但沈先生和陈广澧不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之间的关系都相当融洽。陈广澧是专职的行政干部，不搞科研，平时她对贯彻沈先生的意图是十分积极的。我们从来没想到陈对沈有那么多的“意见”。
　　熊：“四清”运动是怎么在你们研究所开展起来的?
　　朱：我们所是“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也即重点单位)，当时分院的头头们都来了。新上任的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白学光管整个分院的运动，冶金所党委书记李学勤具体管我们所，派了一个工作队过来。驻扎在我们微生物室的有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孙仲祥，是从生化所过来的党政人员。其他工作队队员也来自分院系统，主要是外所的党政人员。他们到所里来发动群众，一个个找，个别谈话。
　　有一天晚上，党支部开会。支部书记陈广澧说：现在正搞“四清”，请大家对支部的工作提提意见；支部不是空的，支部成员平时有哪些做得不恰当的，有哪些资产阶级作风，大家在会上谈谈。
　　我当时不知道陈广澧已经揭发沈先生了，还以为只是一次平常的会。而那天沈先生一到会就发火，说生化所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讲徐京华“叛党”(或者“叛国”，一直到今天我都没弄清楚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对他那种凶巴巴的样子有看法，就开始对他提意见。我们支部内的几个党员平时都不大受沈先生的重视。沈先生这个人很直，说话不讲什么策略，他觉得某个人好，就直接讲谁比谁好，而得到他表扬的那几个人都不是党员，所以，我们几个党员心里就有点不平衡。我那天在会上说：你是党员，为什么在业务上不多培养培养我们这几个党员?我们几个在工作中也都是很肯干的，只是因为个人的基础、资历等原因，暂时没有产出突出的成果。要注意红和专的问题、组织原则，等等。
　　沈先生根本就听不进去，我一讲他就走。我也生气，心想平常没机会说，在支部会上，我给你提点意见，你为什么站起来就走呢?这是什么样的态度?我就是要讲给你听。所以他一走我就停，他一来我又讲。这样反复了几次，他气得要命。后来我才明白，沈先生这个人根本就不管你是不是党员，哪个在工作上有成绩，或者有新发现，他就表扬谁。而那天晚上他之所以火气特别大，还因为此前陈广澧已经在工作队召开的会议上揭发了他，并给他戴上了“叛国”、“反党”的帽子。
　　熊：那次揭发对沈先生的打击很大。
　　朱：长期以来，沈先生都是一心一意搞科研，一下子被扣上那么大的罪名，他完全不能接受。尤其是他比较重感情，原来无话不谈的人，居然一直在拿着本子记载他的“反动言论”，并突然在领导面前揭发他，这令他更加受不了。本来他还有机会去申辩一下的，但他这个人一点都没手段，伤了感情之后，硬是一句话都不肯讲，只是要求大家对他进行调查。可一旦成了运动的靶子，又怎么会调查出真相?人无完人，总是能挑出问题的。比如，虽然他爱国，但在运动中有入揭发，他在发起火来时，也说过“这里还不及美国”这样的话。再如，困难时期，面对食堂所提供的极差的饭食，他曾发牢骚说。吃得还不如日本监狱好。在运动的时候，这些话语被曲解成他在宣扬共产党中国还不如美帝国主义、日本法西斯，并被上纲上线为叛国、反党。
　　熊：陈广澧在多年以前就想着要揭发他?
　　朱：记录他人讲的话，是陈广澧的一个习惯，并不意味着那个时候她就想着要揭发某人。我猜测，她之所以突然揭发沈先生，主要是因为她的政治嗅觉。她是搞政治的，感觉“四清”运动的对象可能包括沈先生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殊党员”。为了“立功”，为了划清与沈先生的界限，她做出了第一个起来揭发的选择。
　　熊：沈先生平时也很重感情，对吗?
　　朱：沈先生性子急，处事不讲情面，不管是谁，如果他认为做得不对，马上板着脸，心里一想通，又立即来个180度的转弯。他同情弱小，有时候心肠很软。举个例子：有一天，金以丰弄坏了一个比色皿，她生怕沈先生批评，都快急死了。我们就帮她出主意，让她一看到沈先生就哭。结果正如我们所料，沈先生不但不责备，反而过来安慰她。
　　熊：“四清”时他已经挨过整了，为什么“文革”一爆发，又开始整他?
　　朱：正因为他已经被整过了，所以批判材料比较现成。记得有一次开大会斗他。开会之前，党总支就已经布置好：你发什么言，他发什么言，一定要把会议开得既上纲上线、十分隆重，又不重复。于是，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一个个走上台去，有的批他的同志关系，有的批他的工作作风……他最欣赏的学生王孙仑，则被要求站出来揭发沈先生在业务中的问题。那时候没办法，要人人过关的，王孙仑也不得不上台去说。
　　熊：就算不愿意，也必须上台去表态?
　　朱：也不完全是违心的。我当时确实认为，想抢先、想出名、有一点成绩就要炫耀，这些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那个时候，关于何为资本主义道路，是有明确评价标准的。我当时认为，沈先生的某些做法，对得上那些“标准”。不能说我讲的那些话都是违心的，我当时并无那么高的觉悟。如果大家都认为假，都感觉违心，运动怎么能搞得那么厉害，怎么能让全国有那么多人参与?
　　熊：看来当时的评价标准是个重要问题。当时组织上有没有动员沈先生去讲什么话?
　　朱：在批判别人，如批判殷宏章先生时，也动员过他。但沈先生这个人，硬就硬在这里。虽然他私下也曾提及过殷先生的缺点，但让他在公开场合去批斗老师，他绝不肯为。他非常倔强，有一次人家斗了他十天十夜，他仍然既不自己认罪，也不揭发别人。
　　运动的时候，有些人一挨斗就乱七八糟交代，但沈先生从来都不乱揭发人，这令我十分佩服，两相比较，更显沈先生的正直。从此之后，我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以前我不是说他偏心嘛，后来也没意见了。他固然没表扬我们，但也没对谁使过坏。他的脾气是有点大，但那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熊：沈先生那代人受传统教育比较多一点。
　　朱：在我的印象里，沈先生对父母、老师，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的。我觉得他头脑中有一些传统的东西，非常讲究忠孝仁义。他觉得父母、老师是他的长辈，小辈是不可以去讲长辈的。而我们这些低他们一辈的人，脑子里没有这些东西。拿我来说，是在教会学校长大，中国传统的东西接触得很少；上大学之后，上面又要求我们对传统持批判态度。
　　熊：请介绍一下1973年沈先生在植物生理所建立生物固氮组的过程。
　　朱：1978年后我才参加这个组。我在“四清”时讲过他，他对我印象不好，所以在组建新的生物固氮组即开展遗传(分子遗传)研究时，他没有点我的名。
　　熊：那时候他有权力挑选工作人员了?
　　朱：应当还是有一定权力吧。1974年时，他被结合到所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所谓他“反党”、“叛国”，都没有真凭实据，而脾气不好、态度不好什么的，都不是原则性的，所以后来就把他结合了进去。
　　熊：沈先生是不是很重视培养人才?他培养了多少学生，其中有哪些特别优秀?
　　朱：他很重视培养人才，但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并不见得很多。像我这种跟着他的工作人员(我来所做研究实习员时，所里明确说沈先生是我的导师)，先后有一二十位。在恢复研究生制度之前，他为很多单位，如中科院遗传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医药工业研究院、华东化工学院、武汉大学、广东微生物所、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培养过进修人员，他们大都是单位中的骨干力量。他还培养了30多位研究生，除我们所的以外，上海交通大学也有过一些，他们现在大部分都在国外。在这四五十位学生中，王孙仑、洪孟民、金以丰、熊跃等人是特别优秀的。可惜王孙仑在“文革”时期就去世了。洪孟民是我们单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金以丰是南京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教授。熊跃现在四十七八岁，几年之前就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正教授了。
　　熊：可以从哪些角度认识沈先生，请提供几个关键词。
　　朱：爱国、正直、认真、直率、倔强、重感情、爱打抱不平，这些都是他的特点。

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研究（1912-1949）

院 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
专 业：教 育 史
研 究 方 向：中国近现代教育
博士研究生： 慕景强
指 导 教 师： 金林祥 教授
2005年4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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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民国期间，社会几乎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中。可以说，民国的历史是一部政权频繁更迭、战乱不断的历史。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当然这也和清末、民初西医教育一直为外国势力所垄断有关。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的结果，使医学教育几乎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当局虽偶有教育改革政令，多数情况下应者寥寥。政府的不作为，却也给了医学教育自由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在1926年至1937年这段时间里，政局相对稳定，民国西医发展也流派纷呈，成为民国西医教育发展的辉煌时期。

我国西医教育源于传教士。从客观上讲，传教士和教会医院在把西医引进中国和培训医务人员上功不可没。另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西医派别之争，在学术上起到了百家争鸣的效果，这也促进了民国西医学术的发展。但这些传教士与国外政府或团体，有些是为本国的侵略政策服务，也有一些是抱着人道主义或宗教信仰的原因来到中国办医学教育。所以，我们对西医来华的评价在看到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其负面影响。

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便是重新去追寻那段历史，尽量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中探寻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脉络，总结得失，给历史以应有的尊重：谁为民国的西医教育做出了贡献？有哪些贡献？民国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又贡献了什么？如何评价民国的西医教育？

由于一篇论文无法面面俱到，综合各方面因素，本文最终选择从四个角度切入民国医学教育的历史。也就是说，本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四章。

第一章从时间维度上对民国西医教育做一个总体的把握。为了研究的方便，把民国西医高等教育划分为三个时期来展开：奋力前行的萌芽时期（1912年——1926年）；西医教育本土化及其鼎盛时期（1927年——1937年）；逆境图存的低谷时期（1937年——1949年）。本章对民国前期西医的出现及其发展情况亦作了简要的回顾，作为本章第一节的内容。

第二章对民国西医高等教育采取了从类型切入，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的依据既考虑了各院校的主办者，又考虑创办的时间顺序，分为四类，每一类选取其典型代表进行论述：教会医学在民国期间无论在办学数量还是在办学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影响也最大，因此，教会西医高等教育便作为第一种类型，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以其鲜明的特点和高质量而成为教会医学教育的典型代表；第二种类型为国民政府办西医高等教育（含国立和省立），主要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上海医学院为例；第三种类型为外国政府或财团办学，主要选择同济作为例子；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些实业家开始创办教育——国内私人办学为第四种类型。并且在章末对这四种类型院校的办学经验及其得失进行了对比分析。

协和医学院在我国现代医学教育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培养的众多高质量的医学人才，对我国的医学教育、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发展都曾起到很大的作用，协和的历史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几十年欧美医学对我国医学的重大影响。因此，第三章以协和医学院为个案，对现存的、能够找到的协和历史资料进行深度挖掘，对它在教育方针、指导思想、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长期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在梳理那段历史的同时，力图给协和一个客观的评价，并对协和对于我国当前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可资借鉴的地方做了探讨。

第四章以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为研究对象。民国初期，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主要是以“英美派”为主，后来则变成了“德日派”的天下。实际上，民国东北地区大部分时间是在日 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西医教育，鲜明的日 本特色应该是其最大的特点，当然，东北也不仅仅都是日 本式的西医教育，还有其它类型的办学方式，但都带有明显的东北地域特色。在承认沙俄和日 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并且区分政 治与学术、日 本军人和日 本人民的前提下，本章对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成绩与经验进行了总结。当然，战争给中国及日 本人民带来的伤害是让人痛心的。

在本文结论部分，总结了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的主要成就、基本经验与历史教训，并对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探索。最大的成就是西医的开创之功，民国期间，西医教育从无到有，从一开始教会医院的零星授徒，到后来几乎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医学院校的出现，从最初的主要由教会办学到后来逐渐收归国有、国家自办医学教育等一系列过程基本实现了西医教育的本土化，最终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另外一个重要成就当然是培养的医疗人才，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分布范围上，都比民国初年有了质的飞跃。在培养了大量的医疗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卫生行政、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各级各类人才，为之后西医教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民国积累了丰富的开办医学教育的经验，对中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主要经验有：积累了丰富的在不同条件、背景下的多元办学模式的经验；如何合理进行医学教育资源配置，在特殊状态下如何发展医学教育的经验；以及建立传统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等等。现时的高等医学教育依然面临办学模式、资源配置、教育模式等一系列问题，民国的这些经验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看到好的经验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民国西医教育带来的教训：现在的高等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民国时期就已埋下了劣变的种子，但这一负面经验更加有助于我们认清现实，坚定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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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西医教育发展的简单回溯
——1912年前中国西医教育的起源及发展

（一）西医的出现及其历史必然性
西方医学进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已通过一些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到我国。一方面由于这些传教士在中国接触的范围也很有限等原因，当时的西医学在我国影响不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古老文明历史的封建帝国，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医学上，中医源远流长，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加之当时的统治者闭关自守，片面排斥西方医学，以致在鸦片战争前的200多年里，西医流传不开，未能在我国发生明显的影响。

西医学大规模传入我国，是在19世纪中叶，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这时的西医学本身已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它已成为奠基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其特点之一是以科学实验和分析为主。

这时（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的西人主要有商人、外交官、军人和传教士。从本质上来讲，他们都是为了征服中国，只不过采取的手段不同罢了。对于传教士而言，是要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文化，征服中国社会，使中国人皈依上帝，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和灵魂。他们无法理解在中国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竟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完全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于是，他们近乎狂热地投入到“拯救灵魂”的工作。

光有热情和毅力是不够的，最初纯粹的想通过传播宗教来改变中国的做法处处碰壁。而这时的中国以传统武器和观念对抗西方的入侵也连连失败，也正在苦思良策。看来必要的方式和手段是需要采取的，出于不同的需要，双方都把注意力投向西学，中国人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西人想以西学作为诱饵，于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空间里，理智克服了情感，本来相异的科学和宗教，使中西在其中找到了可以合作和交流的共同点。

西医作为最初的传教手段之一，因其相对于古老的中医显得见效快等原因，经历了一段观察和体会而使人们相信了它的科学性。西医最初传入时期，国人是抱着抵制的心态的。其实任何新鲜的事物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一开始大都怀着戒心，用惊奇的眼光远远地观察着。慢慢的，当发现没有什么危险之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便逐渐地靠近，伸手轻轻试探、触摸、把玩不停，最后开始喜欢、欲罢不能。

我国西医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在最初的抵制过程中，传教士通过免费等手段，首先在贫民中打开缺口，逐渐消除人们的戒心。手术的神奇和西药的速效，相对于古老而见效缓慢的中医，人们的心理防线逐渐消退，并且开始向西医靠拢。历史证实，人心的向背往往会成为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于是，西医在我国的发展便水到渠成，并且后来居上，后来的势头和规模都超过了传统的中医。（当然，这其中的原因除了西医固有的优势外，国民政府对中医的人为扼杀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其明显的医疗效果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很快就在中国站住了脚。面对中国广大的需求，同时从事传教与医疗工作的传教士医生不但很快把两种角色的职能分离，而且把培养中国医生，让西医科学更快地传播当成己任。

对于二十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几种确实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一、种牛痘以预防天花；二、奎宁治疗疟疾；三、洋地黄纠正心力衰竭；四、止疼剂和麻醉剂；五、还有一类药物值得提一下——即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发明的阿斯匹林。此药的发现标志着“西医”要向现代医学转化，所以早期人们的常识中阿斯匹林似乎是西医的代表。

西医这时在临床方面最主要的阵地是外科以及与外科相关的眼科、妇产科等。那些精明的传教医生看准了中医在这方面的弱点而充分发挥其长处。如老年性白内障手术最有立竿见影之效果，体表良性肿瘤的切除、断肢术、外伤的止血和清创缝合、膀胱结石（外人最先设医院的广州地区恰是此病高发区）是外医最先选择的手术。稍后，随着麻醉和无菌技术的逐步改进，西方医学在外科、眼科、妇产科、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优越性便日益突出了。二十世纪初来华的外国医生仍常利用他们在眼科、外科（战伤外科尤为中医所短）等方面之特长，通过白内障摘除、兔辱修复、枪弹取出等手术打开地盘。

（二）西医教育的最初形态及其标志

1、西医教育的最初形态——师授徒

在1900年以前，我国西医人才的培养与教会医院有密切联系，教会医院为医疗上的需要，兼收中国学徒。一般收一、两名学徒，教以浅近的医学知识，其目的不过是训练敷裹的护理人员或传教师。这种学徒式的训练方法成效不高，很难算得上是正规的医学教育，而且培养出来的人不能满足当时医疗上的需要，能够培养出象关韬这样出类拔萃的医生的毕竟是极为罕见的，但毕竟还是培养了一些中国的西医人才。

（1）第一位来华医生皮尔逊的贡献
第一位来华医生据史料记载是英国的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 皮尔逊医师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医官，皮尔逊在1805年，在广州引入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种痘法，这是西方医学技术第一次输入中国。

皮尔逊写过一篇《种痘之理论与技术》的文章，当时由其徒弟南海丘浩川（因为头部很长，还得了一个“长首医生”的雅号）将其关于种痘方面的文献辑成一书，翻译成汉语名为《引痘略》，在1817年刊印发行，此后，种痘术便在社会上广受欢迎。但由于求诊者越来越多，仅靠皮尔逊公司的几个同事的义务协助，远远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在1806年招募了多名中国员工，皮尔逊亲自传授技术。而丘本人也是皮尔逊的得力助手之一，并且对于种痘术的推广，居功甚伟，同时也首开西医师带徒的先河。

皮尔逊兢兢业业，督促自己的生徒们工作，在其在华的27年间，从未间断过。所以，在其离华前，看到自己带来的这一技术在广州几乎普及，而且还远播他省，最远还到了北京，他感到非常欣慰。

对于皮尔逊的功绩，他的同行们对他的评价甚是中肯，嘉约翰医师说：“我医界中厥功之伟有能如雅纳尔之不辞劳瘁，以行善济世为职业者，其唯皮尔逊乎。其名将载诸简册而永垂不朽，宜哉！”汤姆森医师于1932年的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曾撰一文，题为：《来华行医之第一恩人》，以贻皮医师，谁曰不宜。

（2）关韬的习西医经历

和皮尔逊所带生徒的学习内容不同，关韬是中国近代学习西医全科的第一人，但学习形式依然是“师授徒”的形式。

关韬还是第一位西式军医。他出身于广东十三行商业画家世家，他的叔父关乔昌和关联昌是著名的广东商业画家，和来自欧美的外国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在关乔昌的指引下，关韬自愿跟随基督教（新教）第一位医药传教士伯驾学习西医。

关韬聪颖好学，在伯驾的指导下，能独立施行常见的眼病手术、腹腔穿刺抽液、拔牙、治疗骨折及脱臼等。他品学兼优，深为伯驾器重，伯驾休假回国，他代为主持眼科医局。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到福建清军服务，赏五品顶戴军衔，是中国第一位西式军医。战争结束后回广州挂牌行医，他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很受中国人和外国侨民的欢迎。1866年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在广州仁济大街的新院落成后，特请伯驾的传人、中国医生关韬出任医院助理，医院引以为荣。

同治十三年（1874年）关韬英年早逝，对于中国西医界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关韬在关乔昌的指引下，自愿随伯驾学医，开中国人师从外国人学习全科西医的先河。他是积极的实践者，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才智使西医逐步为中国人所接受，促进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第一代西医生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2、中国第一个正规西医毕业生——黄宽

黄宽，1829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东岸乡。1841年黄宽12岁时，赴澳门就读于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马礼逊学堂系澳门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

马礼逊学堂第一批招收6名男生，有黄胜、李刚、周文、唐杰、黄宽、容闳。这是西方向中国传播西学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所洋学堂。1841年11月１日马礼逊学堂迁到香港继续办学，黄宽、容闳等随学校迁来香港就学。黄宽等在马礼逊学堂前后读了6年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846年，容闳、黄胜和黄宽一起去美。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

黄宽在孟松学校毕业后，于1850年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第一个留英医学生。黄宽在该校学习5年，1855年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三（一说第五名），获金牌等奖状及医学士学位。毕业后留英在医院实习2年，并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获博士学位。黄宽在英前后学习７年，1857年返回香港，服务于香港伦敦会医院。1858年赴广州，接办合信（B.Hobson）在沙基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院。黄宽对该院大力整顿，使该院业务蒸蒸日上。据1859年报告，该院有病床80张，住院病人430人，门诊病人达26030人。黄宽亲授生徒4人，以协助其医务。从1862年起又参加了该院培养中国医学生的教学工作。1866年博济医院创设南华医学校，黄宽被聘到该校任教，与嘉约翰共同负责教学工作，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教师。

1862年，黄宽一度应李鸿章聘至幕府担任医官，不到半年，因对仕宦生活不感兴趣，即行辞职。同年返回广州继续在自设诊所内行医。1863年海关医务处成立，聘医官17人，其中16人系外籍医师，唯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为国人黄宽所任事，这足以反映黄宽在当时西医界的地位。

黄宽在医务方面也多有建树。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华，黄宽任代理博济医院院长。任代理院长期间，他所施行的手术次数，较过去任何一年的同期都多。就医校招收的学生人数来说，也较过去为多。1867年博济医院首次进行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由此可以看出，黄宽在当时博济医院内教学、诊务方面所占的重要地位。1875年黄宽又兼任西南施医局主任。黄宽尤其擅长外科，1860年黄宽曾施行胚胎截开术一例，这是国内施行这种手术的第一例。容闳称黄宽是当时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优秀外科医师。

黄宽终身忙于诊务与教学，著述不多。1878年10月12日，黄宽患项疽，因突然发作而辞世，享年49岁。

最初的“师授徒”的西医教育模式到了黄宽这里发生了质的改变：黄接受的是正规的西医教育，成绩斐然，并且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医院管理及医学教育理念带回中国，应用到医院的日常运作及教学工作中。在解除民众疾苦的同时，积极培养西医人才，虽然学生人数不多，但开观念之先，为正规西医教育的出现做了人才及管理方法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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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医教育正规化的先决条件

1、政策上的支持——清末医学教育的改革举措

清末，一些有识之士便已提出西医教育，郑观应在他的《考试》篇中，批判了传统科举考试之后，主张改革考试制度，提出应“挂牌招考西学”，并且于“三试内外医科配药”。

张之洞提倡洋务，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对西医的认识也局限于兵事武备。他在《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中说：“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张提倡西学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御外辱，而战争中多是外伤，中医便显得力不从心，而西医在治疗外伤方面的奇效便显现出来。张看到这一点，意识到西医对于战争的重要，于是提出上述观点，并付诸实施。张之洞的这一见识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军医思想的发端。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4月23日，德宗决心下定国事的上谕，创办京师大学堂，在专门学中设立卫生学（包括医学），7月，谕管学大臣孙家鼐，认为“医学一门，所关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求考中西医理，令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在孙氏筹办京师大学堂疏中，分为十科，第十科为医学科，但未实行。

在学制改革中也有关于医学教育的具体规定：《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在1902年8月15日颁布，其中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五节：于高等学堂之外，得附设农、工、商、医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俾中学卒业者亦得入之。但此章程未及实施，便于次年（1903年）废止。1903年6月27日，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颁布）第四节将大学堂分为八科，第四科为医科大学。分两门，一为医学，30门；一为药学，17门。医本科修业年限为三到四年，预科三年。

这一系列的规定，为此后各地开始设立医学堂、聘外国医生为师、引进西方医学教育等方面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和支持，客观上促进了西医教育的发展。

2、学术研究的出现——西医团体

（1）中国博医会与西医学术团体的发展

早期西医教育的发展是与各类医学学术团体及学术期刊的发展分不开的。据可查资料，中国博医会是我国最早的西医学术团体，1886年，教会医生的联合组织——中国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在上海成立。1887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中国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是当时中国博医学会的刊物，主编为J. G. Kerr。其初始目的是为教会医院之间交流信息，总结工作经验，撰稿人都是教会医院的外籍教会医生。此刊1907年在中华医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改名为Chinese Medical Journal。

这个时期有很多教会医生来华，将西医广泛传入我国。当时，我国面临着各种烈性传染病的威胁，例如霍乱、鼠疫、天花等，如果有简单的预防措施，不少人的生命是可以挽救的。博医会报着重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刊登的内容大多数是有关麻风病、鼠疫、霍乱、痢疾等传染病的报道，贡献巨大。当时我国还没有正式的医学院校或护士学校，没有西医文献，也没有预防医学工作。由于受过现代医学科学训练的中国医生逐渐增加，此杂志的作者中，中国的西医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从1916年至1921年，此刊开辟日 本医学文献介绍栏，起到中日医学信息交流的作用。1932年1月博医会报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部分合并，正式改名为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Chinese Medical Journal），并单独出版发行。

博医会报从一个教会医生交流经验的刊物逐渐发展为有相当水平的医学学术期刊，为中外医生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园地，医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同时，学术研究气氛的浓厚也对医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这之后成立的医学团体还有由沈敦和等人在1904年创办的中国红十字会、1909年成立的中华护士会等。

3、教材的准备——西医书籍的编译

（1）早期西医书籍的翻译

如果说最早的西医文献，一般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Matthieu,1552～1610)开始。而成册最早译著西医著作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Terrenz,1576～1630),1621年来华译《人身说概》。估测该书成于1621～1630年。《人身说概》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但实际所起的作用及影响并不大。

西医译著在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的，首推英国皮尔逊著的《种痘奇法》，该书著于1805年，1815年由斯当顿(Staunton)译成中文，皮尔逊的学生丘浩川于1817编译成《引痘略》，风行一时。因此，也有人认为皮尔逊的《引痘略》应该是西医文献在中国流传的起点。而西方医学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应自合信的中文著作出现开始。

合信（1816——1873 Benjamin Hobson）英国人，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1816年生于诺桑普敦的韦尔弗德，毕业于伦敦大学医学院，1839年受伦敦会派遣来中国。他是以传教医师身份来华，抱有善意，致力于治疗和著述的少数的几个人之一。

合信翻译成中文的医学著作有：
《全体新论》（An Outline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咸丰元年（1851年）
《西医略论》(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咸丰七年（1857年）
《内科新说》(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同上
《博物新编》(Medical Vocabulary) （约1859年）
《妇婴新说》(Treatise on Midwifery and Disease of Children)咸丰八年（1858年）

继合信之后，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西医药书籍的翻译当推广方言馆，同治九年（1870年）开始招生，后改名兵工中学堂，下设翻译馆。译著西医书最多的一个是傅兰雅（多与赵元益合作），傅兰雅翻译的西医书籍主要有：《儒门医学》(1876年,4卷,赵元益笔述)；《西药大成》(1879年,10卷,赵元益笔述)；《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79年,1卷)；《英国洗冤录》(1888年,2卷)；《孩童卫生论》(1893年,1卷)；《初学卫生论》(1卷)等。另一人为嘉约翰。他两人的译著约占这时西医书的一半，傅兰雅重卫生学，嘉约翰则专重临床外科。

（2）丁福保对西医书籍翻译的贡献

自1890年代以后，在已传入的西医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渐觉所学知识的陈旧浅显，于是才有清末大规模从日 本转口引进西医学说之举。丁福保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丁福保（1874-1952年）江苏无锡人，生于书香世家。26岁时因用功过度患病，于是潜心医学，复从翻译馆赵元益习医学，对中西医之生理、解剖、药物、卫生皆有所致力，故具备了中西医两方面的基础。丁福保自学习日文后，即开始阅读并翻译日 本医学书籍。丁福保的弟子陈邦贤记述此事：“中国自西洋医学传入以后，一般学医者渐知趋重于新理新法的一途；惜译本很少，仅有合信氏、傅兰雅、赵静涵等译述的二十余种；非浅显，即陈旧；编译医书，已有迫切需要的趋势。吾师丁福保先生有鉴于此，因念日 本与我国同种，自古东洋诸国，如朝鲜、日 本等向奉汉医为圭臬，特以革新较早，进步较快，所以明治维新以后，医学为之一变，现已有登峰造极之势；我国要改良医学，设假道于日 本，当较欧美为便利。”

丁福保自1908年至1933年共翻译日 本医学书籍68种，名为《丁氏医学丛书》，丁氏译书篇幅简短，行文流畅，虽不合医学校之用，但颇受中医及一般普通社会所欢迎。译书内容涉及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诊断学、内科、传染病、精神病、皮肤病、妇科、药物学、细菌学、乃至西洋医学史等门类。“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超过了他以前的译著者，从而比较全面地将西方医学介绍给中国。”并且丁福保的译书在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上获最优等奖，在万国卫生会及罗马卫生赛会上都获最优等奖，内务部给予奖励，这在当时我国医学界是从未有过的创举。

丁福保对西医书籍的翻译，迅速及时地输入境外新的医学知识和成果，对于其所在的上海成为西医学传入的重要基地，推动上海乃至全国的西医教育及西医学的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翻译西医著作的工作中的华人学者除了丘浩川、丁福保等人外，还有方以智、尹端模等。

（3）中国早期西医书籍的编译总结

中国早期西医书籍的编译，多属于个人行动，译出来的书往往偏重于某某科目，对于整个医学的发展没有平均的把握，而且翻译所用的名词，极不统一，在印刷与装订上更是五花八门。为此中国博医会在1890年成立名词委员会，在1905年又成立一编译委员会。医学名词审查在统一西医名词中文译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得西医书籍的出版及医学名词的使用逐渐正规化，使得西医书籍具有了正规教育中教材的特点与功能。为正规西医教育的出现及广泛开展作了充分的准备，对我国西医教育事业的贡献是极大的。
晚清西医书籍的编译的参与人数在逐渐增多，医学文献的种类也在增加，译著质量较最初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都是不小的成绩，早期学者的贡献不应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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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规西医教育的出现及其发展

1、正规西医教育出现的标志——第一所西医学校

在华的各派教会逐渐认识到联合的重要性，于是相继成立了几个质量较高的医疗中心，以医院为基础的生徒培训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许多医院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开办了医学校。有感于医生的严重缺乏，1866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内设立“博济医校” （又称博济医学校），成为中国最早的西医教会医科学校，目标是培养中国自己的西医人才。1879年,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医学校从博济医院中分离出来，正式更名为“南华医学校”(The Canton Medical College)专门从事医学教学工作，学制为四年，延用粤语教学。当时，黄宽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教习；嘉约翰执教药物化学；关韬教临床各科。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华。

该校开始只招男生，1879年招收了中国第一位医科女生入校学习。它虽比1874年创建的英国女子医学院迟5年，比1850年美国创建的女子医学院晚29年，但招收女生在当时的中国，被认为是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由该校培养出相当数量的中国西医奠基人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即为该校招收的学生。孙中山先生曾于1886年在此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入学次年，由于孟森（Patrick Manson,1844-1922）在香港创办“香港西医书院”（Hongkong Medical School,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学制五年，完全用英语教学），孙中山于是在1887年离开博济，去香港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1892年毕业。孙中山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从香港领取医师执照的第一个中国人。该校学生中，还有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广仁。

在中国，博济医学校最早开创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工作。这所医校培养出了大批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多在华南地区活动，直接从事医疗事业或者是进入其他医学校担任老师，对该地区的西医传播有很大的影响。1904年南华医学校改名为华南医学院，1936年，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为现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

2、正规西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1) 国人自办西医学校

我国仿照西洋自办的医学堂，最初是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北京同文馆所设的科学系，其中有对医学科学的研究，聘杜琼（Dudgeon）为内科学教授，这是国人自办西医教育、学习西方医学的开端。

中国官方注意到西方医学的长处并开办医院及西医教育起始于洋务派。清朝政府的官员，直到19世纪后期才逐渐认识到西方医学外科的优点，开始把它应用于军事医学，相继创办了几所中西合璧的医学校。众所周知，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他信奉西医，对于西医的推广乃至西医在晚清社会所起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8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医学馆，学制四年，用英语教学，专为海军服务。1893年医学馆新校舍在天津大沽路落成，改名为“北洋医学堂”（Peiyang Medical College），林联辉被任命为北洋医学堂首任校长兼李鸿章私人医生。1915年，北洋医学堂改属海军部管辖，并改名为“海军医学堂”（Navy Medical College），1928年停办。1902年北洋大臣、北洋督练公所督办袁世凯在天津开办北洋军医学堂，专为陆军服务。

以上医学校，虽属国家经营，但是并非为新医学而办医学，而是为了练新军而办的军医。因此，谈中国医学教育史，不可抹杀军医。直到1903年，清朝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设立了医学实业馆，才使中国的医学教育从军事医学狭小的范围中走出来。医学实业馆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5月11日开馆，有教员4人，计中医内科教习1人，中医外科教习1人，西医教习2人。讲授中西医学，并诊治病人。医学馆虽然只办了4年多就停办了，但为中华民国建立后创办真正为医学而办的医学校——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创办）提供了条件。

(2) 外国办医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与国人自办西医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不同，在博济医校成立到民国建立之间的几十年里，外国教会、政府、民间团体纷纷在我国建立医院、医学院校，培养学生，并且数目颇为可观。

1887年统计有38个中国学生在教会医院里受训练。广州教会医院自1828年开办起至1894年共计训练出100名医学生，分布在广东。1897年估计，当时中国共计有598名西医毕业生，在校者194人。1902年报告共有102名医学传教士在华。1905年报告当时在华传教士3445人，其中行医者301人（男207人，女94人），教会医院166个，诊所214个。由此分析，我们对民国前西医在中国医疗卫生事务中会有多大作用，便可得出结论了。而在1915年报告，中国当时共有23个医学教会学校。

据手头掌握的资料进行不完全统计，到民国成立（1912年）前，国内基本达到高等教育水平的主要的西医院校有12所。见表一：民国成立前西医院校统计

从表中信息可以读出：这些院校分布非常广泛，分布城市有9个；办学形式也比较多元，有国立、省立、教会、私立及国外政府团体等形式。对于这些院校的具体办学特点，本文还要在第二章分类型具体论述、比较。

3、民国前西医教育的成绩与不足

民国前这一段时间，西医教育发展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有：

（1）西医教育完成了从“师授徒”到正规学校教育形式上的转化
西医来华初期，教会医院以招收生徒的方式培训，都是一种水平较低的不正规的医学教育，但各地教会医学堂和教会医院所招收生徒的人数也在逐年增长。随着民众对西医的逐渐信赖，需求也不断增长，正规西医院校的出现成了必然。以博济医校为开端，到民国前，西医院校的数量不断扩大。

表一：民国成立前西医院校统计

学校名称  所在城市  成立年份  隶属  入学资格  修业年限
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太原  光绪八年  私立  高级中学  五
齐鲁大学医学院  济南  宣统元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江西医药专科学校  南昌  光绪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同济大学医学院（吴淞）  上海  光绪三十四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上海  光绪三十二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震旦大学医学院  上海  光绪二十九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陆军军医学校  南京  光绪二十七年  国立  高级中学  五
南通大学医学院  南通  宣统三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协和医学院  北平  光绪三十二年
民国四年改  美国  大学三年  五
光华医学院  广州  宣统元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夏葛医学院  广州  光绪二十五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辽宁医科专门医学校  沈阳  宣统二年  教会  高级中学  七

（2）正规医学教育的标志特征已经出现

其一是以合信、傅兰雅、丁福保等个人翻译西方医学书籍为起始，接着便出现了广方言馆等官方机构系统地翻译西方医著，对西方医学著作大量而准确的翻译是西医教育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其二是以博医会、中华护士会等为代表的带有学术研究功能的医学团体的纷纷成立，它们以学术研讨会，创办会刊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学术进步的同时，也促进了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

其三是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西医的有效性，并有意识地为发展西医教育提供方便，逐渐完善一系列相关政策，给西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西医、西医教育系统的传入及西医书籍的翻译将比较先进的医学理论、医疗技能以及医学教育思想和方法引入我国，打破了封建王朝的闭锁局面。同时，对学生外语及医技的强调，也为我国以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医学教育培养了后备力量，这对我国的医学科学和近代医学教育体制的确定，具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3）一些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西医院校相继成立

正规西医教育出现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医学院校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校——博济医校的建立，随后是以教会办学为主体的各种办学形式的医校相继出现。并且日后在民国西医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院校也相继成立：齐鲁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吴淞）、震旦大学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等。甚至被认为是第一所正规西医高等教育的院校——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也于民国前创建。

（4）国人自主办学意识开始觉醒

从最初的在传教士手下充当学徒，学习一些粗浅的医疗知识，到后来的以黄宽为代表的出国系统学习先进医学理论、技术，并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医学教育管理理念带回到国内，运用到医学院校的创办和管理中。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清政府中也开始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医学教育的发展，这一切都显示出国人自主办学意识觉醒，为民国时国人完全自办西医教育打下了基础。

从客观上讲，外国政府、团体、传教士和教会医院在把西医引进中国和培训医务人员上功不可没，我们在评价西医来华一事是必须承认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教会及外人所办的医学校虽然设立在中国土地上，但它们不必向当局备案，无视中国主权。中国有关的领导部门，不得过问学校的行政和教学，人们因此称呼这种学校是设在中国领土上享有治外法权和其他各种特权的“外国文化租界”。因此，当时我国的医学教育大权，实际掌握在帝国主义者和外人手中。此时，这些学校还都照搬外国的体制，中国学生虽然接受了正规的医学教育，但医学教育还没有纳入我国正式的教育系统。

另外，外人办学目的显然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落后，而想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其中有一些人还有另一些目的：用中国人的钱训练出中国的“西医”，企图以此来控制我国的医疗事业；抱着人道主义或宗教信仰的原因来到中国行医；还有一些甚至是利用教会医院进行新疗法、新药或他种试验，医疗事故也屡有出现。这一点，我们从传教士俾德尔（Beadle）话中可略见一斑：“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教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他称赞伯驾（Peter Parker）说：“泰西大炮不能举起中国门户的横示，而伯架医师的外科小刀即打开其门。”这可以看作他们别有用心的最好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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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制改革

两次学制改革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中国近代学制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中国近代三部学制的出现，既是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到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同时又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近代的西医教育，客观上讲，需要制定学制、统一课程，但由于中国西医教育自身的特点：民国初期几乎都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把持、操纵，各自为政，中国官方的学制规定很难对其发生影响。第一次学制改革（1902年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及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中关于医学教育的规定很简单，虽然这个学制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它毕竟标志着我国对医学教育有了正式的制度规定。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两次学制改革：

1、1912-1913学制中有关医学教育的规定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由于清末的“癸卯学制”虽经多次补充修订仍不断有批评意见，此时加之政体变更，彻底改订清末学制已成必然。学制草案几经讨论，后来，在参照日 本学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经验，最终于9月初，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民国学制系统的结构框架，即壬子学制（当年为阴历壬子年）。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一些法令规程，这些法令法规使壬子学制得以充实和具体化，有些与壬子学制略有出入，但无碍壬子学制的结构框架，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又称1912-1913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在高等教育阶段不分级，设立大学。大学实际分为预科、本科、大学院三个层次。其中预科三年；本科3-4年，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本科之后设大学院，不定年限。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学位制度。另外，在主系列之外的各类学校中，还设有与大学平行的专门学校，包括医学、药学。医学51门，药学52门。后又颁布了专门学校规程，医学48门，药学31门。这个学制一直执行到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壬戌学制》为止。

1915年9月，北洋当局又公布高等文官考试命令，凡在国外高等学校修习各项专门学科3年以上毕业并获得文凭者，皆可参加考试。考试分为一、二、三、四等。报考医科的第二试为基础医学，第三试为临床医学。报考药科的第二试为物理、化学、调剂学、生药学、制药学等科目，第三试为各科实际操作。可见民国初年已制定医学考试规程。

2、1922新学制中有关医学教育的规定

“壬戌学制”又称“1922学制”或“新学制”，此学制把大学分为四个层次：①大学：可设单科或多科，取消大学预科，学制4-6年，医科规定至少5年。②专科学校：学制3年，如超过3年，与大学待遇同。③大学、专科学校：可设立专修科，年限不定。④大学院：招收大学学院本科毕业生，年限不定。
1926年，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两年的预科。将原定五年的医学课程改为六年。医科一年级，兼授各种预备科目，使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入医学正科。新制颁布后，许多学校开始采用，以便直接接收高中毕业生而增加学生人数。但也有极少数医学院坚守其造就程度高深医师的主张，仍沿用预科。

3、两次学制改革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学制改革虽然规定了修业年限和课程，但执行情况如何呢？ 1930年的医学教育委员会决议：医学院为高中毕业后6年；医学专科学校为高中毕业后学习4年。以当时在上海的医学院校为例，其修业年限各不相同，五年者为上海女子医学院（1924年成立）、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六年者为震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但六年制的都包括先修科的课程在内。

再看下表：表二：1933年度我国医学院校情况调查

这是1933年做的统计，从入学资格上可以看到有四种不同规定；修业年限更是四、五、六、七年各不相同，其中北平协和医学院其实是八年制，一直到现在都没变过，这是医学界公认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两次学制改革对我国的医学教育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范围还不是十分理想。
影响不大的原因可能有：其一是一些医学院校的主权还掌控在外国人手里，他们可以无视我们的规定；二 新学制不符合中国国情，西医教育毕竟在中国发展历史不长，学制的制定者对于我国西医的现状了解不深，一刀切的做法不符合国情。

虽然影响范围有限，但就两次学制改革及新学制的颁布、实行，对医学教育规定了修业年限与必修科目来讲，表明从此以后，我国的医学教育开始纳入正式的教育系统，这也是我国医学教育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表二：1933年度我国医学院校情况调查

省份  学校名称  成立年份  隶属  入学资格  修业年限
山西  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光绪八年  私立  高级中学  五
山东   山东医学专科学校  民国二十一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齐鲁大学医学院  宣统元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四川  华西协和大学  民国三年  教会  高级中学  七
江西  江西医药专科学校  光绪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江苏   国立上海医学院  民国十六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上海女子医学院  民国十三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同德医学院  民国十七年  私立  高级中学  五
同济大学医学院（吴淞）  光绪三十四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东南医学院  民国十五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光绪三十二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震旦大学医学院  光绪二十九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陆军军医学校  光绪二十七年  国立  高级中学  五
南通大学医学院  宣统三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河北   北平大学医学院  民国元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协和医学院  光绪三十二年
民国四年改  美国  大学三年  五
河北医学院  民国二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六
河南  河南大学医学院  民国十七年  省立  高级中学  六
浙江  浙江医药专科学校  民国元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湖南  湘雅医学院  民国三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云南  云南军医学校  民国二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四
广东   中山大学医学院  民国十五年  国立  高级中学  五
光华医学院  宣统元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夏葛医学院  光绪二十五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香港  香港大学  光绪十三年
民国元年改  英国  英高中学  五
满州   哈尔滨医学校  民国十四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四
满州医科大学  民国十年  日 本  大学二年  四
辽宁医科专门医学校  宣统二年  教会  高级中学  七

但是，中国近代学制酝酿、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传统教育制度与西方教育制度冲突交融的历史，西医教育制度在我国从无到有，逐渐溶入世界医学教育发展的潮流之中。这一事件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启示，如摆脱自我封闭，走向世界，这是中国西医教育发展的必然之路；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必须与本国教育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逐步发展逐步提高的过程。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我们看到差距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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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课程标准的厘定与教材建设

1、医学教育的课程标准

自1912年学制制订以来，教育部公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规定了修业年限与必修科目，医学教育的学制及课程设置便确定下来，医学51门，药学52门。后又颁布了专门学校规程，医学48门，药学31门。当时还规定私立大学设置医科者，需开具临床实习用医院之平面图及临床实习用病人之定额，解剖用尸体之数目，呈请教育总长之认可。从此我国才开始将医学列入正式教育系统。

医学专门学校的课程标准在1931年8月由医学教育委员会拟定，和民国元年的医学专门学校课程相似，但实际课程增多了。规定在入学后三年内完成，第四年为临床实习。由于课程极为繁难，三年之内修完，几乎不可能。因此有人建议，我国的医学专修科应参照俄国的医学教育制度，把医学分为若干科（如卫生科、预防治疗科、内科、外科等）。就当时国情（医师缺乏）来讲，经济实效，又不至于造就出庸医。

但自从1931年以后，关于医学院的课程，一直没有统一规定。所以国内各院校间课程极不一致。如同济、中山、国立北平、同德等是按照“德日课程”；而国立上海医学院、北平协和、齐鲁、湘雅、圣约翰、华西等是按照“英美课程”；震旦是按照法国的课程。

虽然教育部与卫生部共同拟定了医学教育的学制及课程标准，实际上，各专科学校好象也没有奉行，李涛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据李涛《民国21年度医学教育》一文中调查，当时医学院中的课程，各校都不一致，有的学科教学时数参差甚大。也就是说，当时虽然定有规程，但各学校仍是各行其是，极不统一。具体情况参看表四：民国二十一年十二医学院校课目教学时数比较表。

表四：民国二十一年十二医学院校课目教学时数比较表

校名	解剖	生理	生物化学	病理学	药理	卫生学	内科	小儿科	妇产科	皮肤花柳科	外科	眼科	耳鼻咽喉科
北平大学医学院	644	38	204	510	221	136	544	102	170	170	442	170	102
上海医学院	578	255	204	544	204	127.5	663	255	255	93.5	629	102	85
中山大学医学院	636	408	102	527	272	102	612	136	187	136	459	136	136
江西医科专校	765	272	204	510	136	68	408	68	204	174	47	102	102
河南大学医学院	816	442		340	374	102	646	136	323	408	714	136	204
上海女子医学院	782	306		476	374	102	663	170	306	102	442	17次	17次
夏葛医学院	1080	252	324	432	360	90	1080	252	674	36	630	81	81
协和医学院	561	218	225	462	176	185	808	187	386	121	572	60	39
齐鲁大学医学院	744	300	204	546	192	126	100	140	96	80	570	100	54
华西协和大学	840	308	246	633	225	75	810	99	246	54	621	45	54
圣约翰医学院	768	288	144	528	224	96	688	33	96	32	512	16	16
湘雅医学院	724	252	160	496	144	46	912	64	144	16	848		64
南通医学院	782	306	255	561	170	170	578	102	288	170	595	119	68

（说明：解剖包含组织及胎生，病理学含细菌学，内科含精神病学。）

从表中数据可以发现：医学院校，在传统的课程设置上，差别并不大，差别主要在于具体课程的课时数上，有些竟然十分悬殊。当然这里相差悬殊有一部分可能是统计方法的误差，各学校对课时的理解不同，比如有的学校会把实验学时也加入课时里。

1935年，教育部颁行“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要求全国各大学医学院及独立医学院或医科一律试行。课目表对于具体课程及学年课目时数的规定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允许地方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通，但变通的部分需预先提交教育部核准才可实行；另外，课目表特别提出应重视预防医学及公共卫生观念，以符合治疗与预防并重的原则；强调国文教学，教学时间至少为一年；第一外国语的教学时间不得少于全部外国语时间的三分之二。

除一些传统的医学课程外，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主要是新的课程不断出现，并列为选修或必修课。比如，鉴于民国初年医学教育市场管理的混乱，有识之士提出单独设立医政学，缘由是医师一般不懂法律，而一旦有医疗纠纷发生，只能听从政府当局的误解，也毫无办法。“以不知法律而被人驳击，不能畅意进行，是以医学、医术之精神全抛之于技艺小生活中，吾之加入是科，鉴于此而早为之计。吾深望吾国政府当局之陶冶人材，及医育规程之规定，宜取斯制。则吾国于世界文明之医学，虽为后进国，而教育之前途其效果当在诸强之上。”同样新加独立设置的课程还有老人病学、光线治疗学、血清治疗学等。

随时代的进步，医学科学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新的理论、新的技术也相应的会出现，出现新的课程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在今天，医学院校里卫生管理、老年病学、放射诊断（X光）等课程的设置几乎成为一种常识。但在民国时期便提出独立设置，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远见的。

2、教科书编审原则的探讨

（1）教科书的编辑原则

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es Committee直译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曾经几经讨论，确定了一套编辑出版教科书的原则。但这是对于所有学科来讲的，具体到医学就有了困难，由于西医是完全的外来品，国人接受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最大的障碍来自翻译，同时精通医学和汉语的专家在西医来华之初几乎是凤毛麟角，大面积翻译西医书籍之难可想而知了。

所以在好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统一编写的教科书，大多数靠自编的讲义。后来，李涛提出了医学教科书的六条标准：①本学科医学专家担任编译；②须以本国实际材料为基础；③须求精详，不繁琐；④须采用统一审定词汇；⑤须有精美插图；⑥须采用通俗语体。当时国内出版的医学教科书有近百种，以博医会发行的最多，其次是同仁会，商务印书馆及私人出版的。多与教科书的标准不符，学生家境富裕的则购买外国医书或国内出版的医书，无钱的则只有抄写讲义了。当时出版教科书，翻译占90%，编著占10%，由于当时我国尚缺乏基础性的研究材料，要求教材内容结合本国实际，尚无可能。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及条件，医学教材建设能达到这一程度，已属不易，主要贡献是在编辑原则上做了探讨，为以后的进一步完善教科书编辑打下了基础。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些对医学教育作出自己努力的先行者表示敬意，并对他们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

3 教科书的审查

教育部与卫生部为了提高医学教育程度，特于1929年会同组织成立了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助产、护士等专业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医学、助产、护士等学校的课程，厘定学制，订立课程标准等。医学教育委员会的职责为：派员视察国内各医学校；拟定医药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统一考试办法；拟定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课程标准；拟定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设备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于教科书的审查。

为此，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编审委员会，负责教科书的审查。并在1937年颁布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编审委员会图书审查及审查致酬办法（26年度5月7日），对教科书的审查过程、注意要点、职责分担等都做了详细规定。教科书的审查过程及编审委员会的工作流程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例，这两门学科一直是西医最重要的两大基本学科，我国的生理学教科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赴欧美和***留学人员的回国以及生理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国人自编的介绍生理学的著作才逐渐出版。1925年林可胜由美国回国，主持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成为该校第一位生理学教授。1926年在他的发起下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至此，生理学才正式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起来。这两门课程的教材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对其审查也格外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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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法规的健全

1、医学教育主权的逐渐回收

这一时期是以上海医学院的创立为标志的，它是我国完全独立自主办医学教育的标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政 治形势发生变化，加之国人在教育主权方面的奋争，许多院校逐渐收归国人自办，典型的有在1917年收回的同济。到了1926年以后，更多的学校被收回自办，另外政府也为了满足医疗需要自建了一些院校。前面提及，在医学教育委员会1937年做的调查统计中，全国当时还有公、私立大学医学院及医药牙医专科学校与专修科，共33校。其中国立8校，省立8校，已立案的私立院校有14所，未立案的3所。可以看出，大多数医学院校已经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下，私立院校中有的还是国内实业家办的，比如私立南通医学院等。

收回自办及自己新开办的趋势一直也没有停止，据另一份资料显示：在统计的42所医学院校中，国立已达21所，省立9所，私立12所，较1937年的统计已大为提高。

2、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

随着卫生行政与医学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健全，这期间还有医学教育委员会的成立，相应地在课程标准的设立及教材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比如颁布图书审查办法等。另外，开始实行医师登记制度，颁布医师暂行条例。1929年卫生部开始规定西医称为“医师”（中医称为“医士”）。并于同年1月15日颁布医师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医师需呈领医师证书，始得执行医师业务。其呈请给予医师证书，需具有一系列资格要求。 医师暂行条例的颁布，首先是对医师队伍管理专业化，正规化的表现；其次也可以尽量把不合格的医生和庸医排除在医生队伍之外，为国人的健康负责。

还有人提出颁布保护医师法规，这都反映了医师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是医学发展进步的标志。

当然，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建立奖励制度。因为只有医学科学的发展，医学教育的内容才能不断更新，并向前发展，而医学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激励与奖励的，比如“手术之改良、器械之新案、新药之发明、微生物之发现”等，这些都会为人类“造永久之幸福，国家增莫大光荣”。因此，有人提出当局应当予以奖励，在行政上取奖励主义。

总之，1927年以后这一段时期是我国西医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国人自办的医学教育红火发展，这有许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广大知识分子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除一部分走向革命，其中有一部分企图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从而策励一些知识分子从事科学与教育事业，对医学教育起有积极的影响。

其二，自1927年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权处于相对稳定阶段，社会经济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医疗卫生与医学教育事业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其三，从知识分子与科学发展的情况来看，自从西方医药学传入我国后，经过几十年的消化孕育，中国知识分子的业务素质逐渐成熟，技能也有所长进，因不满外来医学势力对中国医务人员的歧视与压制，促使他们另立门户，自办医学院校。

此一时期的医学教育情况，虽然是大有进步，但也是不容乐观的，从欧洲或日 本的医学统计数据来看，每一千市民当中应有医士一名，反观我国，四万万人民之中，仅有医士一万两千名，医学教育普及的程度如何可想而知了。但和二十年前（1908年）相比，当时（1928年）全国医士不足八百人，达到一万两千多，可见是进步很快了。但用欧美的比例计算，我国现应有的医士数为四十万。我国当时有二十个省，按每省每年培养二千人计算，需十年才能达到四十万。因此，医学教育的继续发展刻不容缓，由于无法速成，所以，有识之士提出应先注重公共卫生及疾病之预防。这些都在以后国人自办的医学院校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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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会医学教育办学特点总结

就西医教育来讲，在民国期间教会医学一直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抛开其开创之功，最初来中国的目的及宗教课程设置等特点不谈，下面仅对给中国西医教育带来巨大益处和具有启示作用的特点进行总结。

1、精英教育路线

教会医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医界精英，培训一批将来还能在中国的医学院里担负起教学工作的本地医生。当然，这里并非说所有的教会医学院都带来了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就总体情况而言，教会医学教育的水平要高于其它类型的院校。特别是几所重要的教会学校，在民国医学教育界举足轻重，其影响一直到现在：

圣约翰医学院创办早，学制长，重质不重量，故其毕业生成才率高，校友中颜福庆等都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名医。约大医学院存在的56年中，只培养了466名毕业生。

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高质量教育可以由以下三个事实来证明：要纽约州立大学（1934年）董事会的绝对特许证书下，才能由华西协合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和牙学博士学位；全部课程按照美国医学院联合会所规定的美国、加拿大医学院所使用的普通A级标准；学院拥有与美国、欧洲大学同等地位的合格人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因杰出的贡献而获得若干荣誉称号。另外，图书馆的藏书以及期刊的数量和质量也是一所院校教学及科研水平的标志。华西协合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杂志、书籍和超过200余种的期刊，在中国医学图书馆中它排列为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

1914年，华西协合医学院开学不久，牙科学教育在医学院的全部课程之中就确立了自己的位置。1917年成立了牙科学系，到1921年时，该系上升为牙科学院.。华西牙科是我国最早的高水平牙科专业，对我国口腔医学专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任何其他一所大学的一个系或者学院开设牙科之前，现代科学的牙科教育已经在华西协合大学牢固地扎下了它的根基。牙科学吸引了华西协合大学中的最优秀一群学生。由于华大牙科学院处于中国唯一牙科学院的独特地位，其毕业生在中国许多中心城市中供不应求。

湘雅医学院：1913年，湖南育群学会和雅礼布道团（Yale Mission）签定协议，筹建长沙湘雅医学院(Hunan-Yale College of Medicine at Changsha，后改为Hsiang-Ya Medical College)。1916年，首届新生入学，学制五年（不包括预科两年），完全用英语教学。湘雅是继上海圣约翰之后又一所高水平的教会医学院。在当时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说，可见湘雅的实力。

但是据1932年的评估，在中国的教会医学校中，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程度最高。 由此看来，在中国的教会医学院中，华西协合、上海圣约翰、湘雅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是医学教育水平最高的，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各领风骚罢了。时至今日，这几所院校（上海圣约翰现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中国医学教育领域依然处于执牛耳的位置。这都是这些院校一直执行精英教育路线的结果。

2、语言教育逐渐成为卖点

教会医学院最大的教学特色、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志是他们的外语教育（一般都是英语），许多学校因此而远近闻名。教会学校自建校以来，一般都用英语教学，几乎包括了所有课程。偏重英语，仿效照搬英美教育制度，是在华教会大学的普遍倾向。

教会医学院校外语之所以盛行，首先是西医自身特点的需要。教会学校的教学语言问题，一直褒贬不一，学术本无国界，在我国创办的医学校，教授语文，当然是国文最为恰当。但事实是，民国时期的实际情况却不具备用国文的基础。“医学仅为高等教育之一，学生求学，初非仅囿于讲义，必也旁争典籍，集群书，以自动研究为原则。”我们都知道，西医是由西方输入的，而且时间还不长，西医参考书籍几乎没有国人自己箸的。如果只是依靠译本，医学发展的前沿知识是无法及时得到的，许多译本的内容早已过时，“于科学上推陈出新之意义，大相刺谬，”即使勉强采用译本，在市面上能见到的也是凤毛麟角，是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的。“况翻译文字，无非刺取精义，与原文多有出入之处，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奉为准绳，徒多误解。”况且最新出版的杂志，浩如烟海，怎么可能一一翻译过来，如果不能，那么一些新颖学理，又怎么能知道呢？

因此，可以说，只用国文教授，弊端多多。研究医学，不是国文学好了就能取得好的效果的；但提倡新医学，又不得不注意国文的使用。解决之道，当然是两者兼用，国文为主，西文为辅。比如讲义应该用国语，而参考书，“不妨广购西书兼施并用。”

其次，是学生沟通的需要。早期教会学校，也有人曾提倡白话，尝试用官话教学，但因学生大多数来自本地而不得不改用本地语。但后来，学校招收学生逐渐增多，学生来自各地，都有各自的方言，最初很难沟通，逐渐地英语反倒成了学生共同拥有的沟通语言。

再次，是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圣约翰为例：最初的学生与其他教会学校的学生并无二致，均为贫寒的教友子弟。在开设英文部后，圣约翰不久便成了通商口岸商家子弟趋之若骛的洋学堂。这一动向，其实在英文部开设之初学校便已觉察，当时社会上之青年子弟因英语可以帮助经商而“颇愿习此”。于是，教会医学院学生的成分和他们的入学动机发生了变化。

而外语的教学也从最初的完全是因为西医教育的特殊性，而转变为学校用以扩大影响，广招学生的主要卖点。

3、内外结合的管理体制

教会大学的组织和管理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部分。内部指教会大学的内部管理机制。教会大学一般都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具有办学自主权。他集职务、权力、责任于一身，但必须对董事会负责。而外部主要指教会学校管理中的社会力量所起的作用，一般来说包括托管委员会、基金会和校友会。

董事会拥有很高的地位和较大的权限，它处于整个学校管理系统的顶端，是学校最高决策机构和权力机构，可视为是学校的“最高法院”，享有裁决学校事务的全权。因此，董事会有权对全校的总政策、财政、学术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并监督这些政策在全校有效地贯彻实施。
我国高校董事会的建立并非是新鲜事物，民国期间，医学院校设立董事会是很普遍的事情，因为学校大都是外人创办，而外国学校一直有董事会的历史。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改造，高校不再设董事会，而是建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高校领导体制，医学院校都取消了董事会。改革开放以来，董事会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进展重新进入高校。1980年代，“产学合作教育”模式的引入诱发了高校董事会的产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董事会走进了高校领导体制。这也是顺应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应该是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积极参与相结合的体制。董事会成了这种社会与学校双向运行的有效组织模式。

作为外部管理机制中的校友会，教会医学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其中，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会在众多同类社团中独具特色，1999年2月，还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世界各地校友第四届联谊大会。绝大多数校友对母校有一种回报的心愿，特别是一些事业有成、功成名就的校友。校友会为学校捐款用于改善教学条件，使学校办学条件大为改观。各地校友还建立实习基地，开阔了学生视野，提高了就业机会和竞争力。因此，可以说校友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是学校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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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理想的实现——协和办学特点分析

从现代医学教育概念来讲，美国的医学教育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我们现在称其为美国传统医学教育模式。1893 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建立和1910年弗莱克斯纳（A.Flexner）报告的发表，标志着美国的医学教育从带徒培训向以大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教育制度的转变。在美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对美国医学教育的改革影响最深远的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莫属。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是一所真正大学教育型的医学院。 1893年建立时，它是作为当时美国的一所样板医学院而得到发展的。作为一所示范性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对美国当时执行的医学教育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一改革的成果，后来成为其他医学院校进行教学改革的样板。
1908年，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弗莱克斯纳及医学院教育常设委员合作，经过两年的努力，1910年正式发表了弗氏报告，并成为此后指导美国医学院教育发展的政策性文件。

弗氏报告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美国医学教育的历史；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各州和加拿大各省医学院的状况，并提出改善医学教育的措施。显然，弗氏的报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影响下完成的。

该报告发表后，要求改革医学教育的呼声遍及全国，重视提高教育质量一时成为风气。许多不够条件的学校陆续关闭。美国全国医学校的数目从1907年的160所减至1914年的100所，毕业生的数目从1900年的5700减至1919年的2300。上述各项建议亦为许多医学院校所接受。率先付诸实施的有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和哈佛等医学院校。

当洛克菲勒医学院研究所看了弗氏报告以后，这一研究所所属的总教育委员会做出了资助医学教育改革的决定。北京协和医学院就是美国医学教育的潮流影响下，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等为榜样而创办的。

当年洛氏选定在北京创办协和医学院，除了政 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企图在美国以外，摆脱美国高等医学教育中的一些不太合理、不太科学的旧传统，利用他家族的经济实力，创办一所“新时代”、高质量、带实验性的小型高等医学院。

（一）高规格的教育标准

当初创办协和医学院这样一所世界第一流的高质量的医学院，目的并不在于培养善于行医的医生，而是要培养出对中国医学和卫生事业发展有影响的人才。协和不像别的医学院那样鼓励学生毕业后开业行医，它一向鼓励学生献身于教学和科研，做各个学科的业务尖子。

1920年4月14日协和医学院董事会正式通过协和医学院的科学宗旨（Scientific Aims）。这一决议是弗莱克斯纳和韦尔希首先提出来的，其内容为：

（1）可与欧美最优的医学校相媲美的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包括：医本科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教师和临床专家的毕业后教育；临床医师的短期进修教育。
（2）提供科学研究的机会，特别是有关远东的特殊问题的研究。
（3）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

在中国办一个第一流的医学院，以培养一流的医学人才——临床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卫生行政专家，为中国的卫生事业和世界医学做出贡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带根本性的方针，也是学校一贯的方针。回顾建校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这一方针在其具体执行过程中基本上得到了贯彻而较少受到干扰。

为了保证如此高的标准的实现，协和医学院在创办之初就提出，学校的宗旨是办“可与欧美最优的医学校相媲美的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并且采用长达八年的学制。直到现在，协和医科大学依然是中国唯一一所设有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的医科大学。

从创办一直到1940年代，协和的内部装备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协和有一套科学的行政和业务系统，包括行政体系、后勤体系和教学体系。前两者是为了保证教学体系的顺利运行。协和十分重视保证学生的业务质量，采取筛选、淘汰的方法来选拔学生。

正是有了世界一流的装备，有了一套科学的行政和业务系统，有了一套独到的学生选择和培养办法，才使得协和的教育宗旨得以实现。

（二）极其严格的考核制度

为了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协和历来重质而不重量，每年招收医学生不超过30人（医学生最多的一年为1935年的32人）。即使是这有限的30个左右学生，也很难都按时全部毕业，往往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核、竞争后，到毕业时所剩不多。

1、医本科阶段的考核

协和的考试与众不同，考试的目的着重在检查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和实际操作的能力，并藉以了解教学效果。一般每一学科授课终了时进行一次考试，考试及格分数至少为75分，每科分数在65-74之间的，给予补考机会，但最终分数无论如何不会超过75分。

考试并不频繁，但范围很广，而且重视实验。学生成绩并不专凭分数，而是由经验丰富的教员把平时的考核成绩加入。教师平时的考察和评估往往占更大的比重。熟悉学生的教师应能对其做出较全面和正确的判断。考试不只注重检查学生记忆的能力，而更着重于其融会贯通和正确思维的能力，临床课的考试尤其如此。对于学生，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优的受到表扬鼓励，差的予以批评或淘汰。

学生入学后功课很紧，又实行淘汰制。特别是在第一和第二学年因学习成绩差，或因健康原因而被淘汰（留级或转学他校）的往往占入学人数的1/4或更多。医学生入学后还有严格的淘汰制度，特别是在第一、二学年，由于学习成绩差或健康等原因而留级或转他校者，往往占入学人数的1/3或更多。学生的录取不仅凭入学考试的分数，还要参考其医预科的学习成绩和推荐情况。学生每一门学科的学习亦不单凭一次大考，而要参考平时经常性的测验和教师对学生学习和工作态度的观察。

关于协和严格的淘汰制，协和毕业生高润泉深有感触，他回忆道：
协和毕业的学生质量高，这与对学生的严格挑选和淘汰有关系。这种挑选和淘汰从医预科时就开始了。我1935年考燕京大学医预科时，报名的有60余人，考上的仅有8人。

凡学习不好的就要被淘汰，不是留级就是退学。有时被淘汰的并不一定是功课不好，老师的印象也极为重要。听说曾有因为老师认为他的仪表举止不适合做医生而被责令退学的。由于这种严明的奖惩，无情的淘汰，同学间竞争十分激烈。

我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对自己协和的求学经历用了“惊人的淘汰率”来概括，可能他现在想来，最难以忘怀的就是那残酷的淘汰。他回忆：
要想进协和，最好先进燕京大学，在医预科学习三年。1933年我考入燕大医预科，全班共有52名同学。到1936年考协和时，却只有15人被录取。进协和那年，我19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

一进校，压力便扑面而来。能否在协和读下去，关键是一年级。我们上一班，读完一年级后，因学习成绩不合格离校的有四人，留级的有四人。学校的意图是对经过一年学习表明不适合学医者，早一点淘汰，有利于学生及时转入其他专业。按照教学安排，五年级的学生到医院做实习医师；毕业后，部分同学留院做住院医师。其实，就是留院做住院医师，竞争也还在继续，因为还要经过四五年的工作考察，最后只能选拔出一个人任住院总医师。
一年级刚开始，上的是组织学和解剖学，都是形态学科，主要靠死记硬背，对此我毫无兴趣。老师要求对每一块骨头，就连腕骨等人体内较小的骨头都包括在内，不但能辨认，而且仅靠手摸，就能叫出名称，并分出是左是右。我就别出心裁，告诉同学，靠手摸来辨认还算不得本领，我能将骨头向空中一抛，不等骨头落下，就能叫出名称。同学们以为要用这种办法考虑，也都忙于练习掷认。开这种玩笑，不过是为了调剂一下枯燥的学习生活。

2、从住院医师到住院总医师——毕业后继续教育阶段的考核

医本科阶段结束后，才仅仅是从医生涯的开始，要成为合格的协和人，还需要进行更加严格的培训。这就是毕业后的继续教育，协和采用的是住院医师制度。

本校学生毕业后多数志愿留校工作，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专业水平。少数人直接到临床前期各科继续深造，进行科学研究，并担任助教工作。多数人则入临床各科，做助理住院医师，积累临床经验，向临床专业发展。由于协和每年毕业生较少，本校毕业生经常不敷分配，因此每年均从国内各兄弟院校毕业生中择优选聘补充（有的先补做实习医生）。上海医学院、湘雅医学院、沈阳医学院、齐鲁医学院等均曾有优秀毕业生受聘来协和医院做助理住院医师或实习医师，做出良好成绩。他们当中多数于一二年后各自回原单位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也有少数留在本校，加入了本校的骨干队伍，继续发展，成为专才。这一制度起到了防止协和本校人才“近亲繁殖”的作用，并加强了与各兄弟院校的联系。

助理住院医师每年聘任，任期一年，第二、三年名额递减，择优留用。未被聘任的可申请转入其他需人的部门（科）或转入国内其他院校或医院。每年从做完二年或三年的助理住院医师中可以有一人升为总住院医师（内、外、妇产科），其他可以为助教。

总住院医师是令人羡慕的职务，因为在其一年（偶为二年）任期内，他是直接在科主任领导下工作，与科主任的关系至为密切，成为科主任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锻炼机会。他要帮助科主任安排全科的教学工作，包括教学巡诊、临床示教和临床病理讨论会等。

这种住院医师制度首先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建立的。它要求青年医师一定住在医院里，每日24小时对其所分配的病人负全部责任。并且立下严格的规定，住院医师要及时完成对病史的记录、各种检查以及对病情的初步处理。住院医师的工作在上级医师（科主任和主治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要保证质量，一丝不苟；在同辈之间竞争竞赛，一年一评定，决定续任、提升或不续任。

住院医师一天的工作由于十分繁忙，为了使身体能承受这么大量的工作，后勤保障是十分重要的。协和在这方面也做的非常充分，住院医师的伙食完全由医院供给，一日三餐及两次茶点（下午4时及晚上10时半），质量很高，可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忙累，大多数人往往是食欲欠佳，甚至“望食兴叹”。住院医师整日忙着工作和钻图书馆，久不见“天日”，因而面色苍白，当时习惯叫“协和脸”。

协和住院医师的聘任是一年一度的，每年总有1/3左右的人被停聘。每批实习医师大约20人左右，经过三至五年的竞争淘汰，最后选出一名总住院医师和一名第一助理住院医师。这种“宝塔尖”制度，至今各国都在采用，虽然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后来，协和基本上延续了这种做法，但或要求不严，或时期不够，因此在训练的效果上有时就不够理想。

3、受益匪浅的内科大巡诊

协和实行内科大巡诊制度。总住院医师先要从各专业组、各病室选出具有某些特点的病例，经主治医师同意，内科主任认可，先行公布。所选的常是较复杂和疑难的，或是罕见的病例，或在诊断和治疗中有不易解决的问题，或有某种新的经验教育值得学习和重视等等。经常参加的有全科的医生，包括各专业组的主任、主治医师、住院和实习医师，进修人员和高年级学生；病例选定公布后，负责的助理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就要积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大巡诊开始时。首先由实习医师报告病例，要求完整而扼要，不遗漏重要资料，又要避免琐碎。继之由主治医师发言，然后是大家提问并进行讨论。任何人都可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进行争辩，百家争鸣，气氛既严肃又热烈。有时各持己见，难以统一。最后，通常由科主任综合众人意见，表明自己的见解，作总结性的发言并指示下一步的诊治措施。一时未能解答的问题，往往可以进一步地观察、检查，或从外科手术中的发现得到解决。如病人不幸死亡，则可能从尸体检查中得到答案。新的资料，都可在以后的大巡诊时向大家作追随报告。

每次大巡诊，常常给每个参加者都留下难忘的印象，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这种制度无疑对不断提高医疗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级医生通过参加大巡诊也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因为各自的发言都可反映各自的学术水平。

内科大巡诊并非协和的独创，在国外一些大学的医学院里也有。协和毕业生邓家栋回忆他1939年在美国时，就曾参加过哈佛、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和斯坦福等大学医院的内科大巡诊。虽然做法和风格不尽相同，但热烈的场面都是差不多的。在我国，有些大医院同样也曾实行过类似的大巡诊，看来这是一个受欢迎的制度。

协和的八年制教育以及其后三四年的住院医师制，为培养高级医务人才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没有扎实的基础，便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达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境界。

（三）强调实验室和临床实践的课程设置与改革

1、建校初期的课程设置特点

建校初期医预科和本科的课程均曾参考当时美国少数最高水平的医学校的计划。三年医预科的必修课程包括：中文，两年共192学时，一半用于作文；英文，规定同上；生物，1 1/2年，共384学时，2/3用于实验室，内容包括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学，胚胎学及遗传学；数学，96学时，重点为数学分析；化学，1 1/2年，内容包括：（1）普通化学，定性和定量分析共416学时，2/3用于实验室。（2）有机化学，128学时，2/3用于实验；物理，两年，共384学时，2/3用于实验室。共有六门课。

学生读完医预科，进入本科之前仍需通过入学考试。本科生的录取，除考试成绩外，还需要参考其在预科时的学习成绩和个人的智力、兴趣和学习态度等的表现。

1926年，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两年的预科。协和已于1925年取消了预科，因为当时中国“各大学之科学教授进步甚速，颇有预备学生能直接考入本校者。”于是，协和根据各校实力，确认了一些学校的学生具有直接考入协和的资格。主要有：广州岭南大学、福州福建协和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南京东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京燕京大学、长沙雅礼大学等。

建校初期，临床前期各课程主要集中于第一、二学年讲授。第二学年的第三学期设病史、物理诊断和常规化验课作为进入临床的准备，内容包括内科病理生理、问诊、物诊（眼底镜、耳镜的运用及放射诊断基础）、动物外科（创伤愈合）等。第三学年为临床各科门诊轮转见习，第四学年为病房轮转见习。第三及第四学年每周有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CPC）和临床示教，另外还有有关医德、医史、法医和医学心理学等专题讲座。

2、连续的几次课程改革——更加注重临床实习

根据学校的教学方针，在建校初期即特别强调实验室和临床实践的重要性，课堂授课时间相对地少，不超过三分之一。这一方针的具体贯彻也是在实践中多次修改，使得课程的设置更加合理，具体表现为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几次课程改革。

1924年进行了第一次改革，目的在于使临床前期各科与临床有较密切的结合。改革后的课程从1924年开始实行。1927年进一步减少了课堂授课的时间，从1925~1926年约为4400学时减至每年约3900学时，目的是使学生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第二和第四学年）。

1928年的更重大的改革关系到临床阶段的学习，即把原在第四学年的病房见习（Clerkship）改在第三学年，而将门诊见习改在第四学年。因此初入临床的学生先在病房见习比在门诊有利得多。门诊病人众多，医师常忙于应付，匆匆检查，观察不易细致，诊断常易错误或不全面。门诊病人常不能按规定时间来复诊追查，不利于了解病情发展和治疗效果的追随观察。由于门诊的这些特点，学生先在门诊见习，虽亦有高级主治医师辅导，仍有可能养成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关于这些问题，当时的内科主任教授狄瑞德（F.R.Dieuaide，课程改革的主持者），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有详尽的论述。根据改革后的课程，临床各科的课堂讲授时间大大减少，主要是结合病例进行教学。

临床前期各科的教学强调实验室的严格训练。学生要按照《实习指导》进行实地操作，严密观察，做到以实践验证理论，加深对理论的认识。

临床采用导师制，因学生人数少，通常可有一个教授或讲师负责带一个学生，因材施教。临床各科的教学主要结合病例进行床边示教、巡诊讨论和“临床病理讨论会”（CPC）等，对各种疾病的诊断治疗的种种问题分析讨论，使学生学习并掌握辩证的临床思维方法，培养其对待病人的正确态度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第三学年课堂授课时间为每天两小时，第四学年为临床示教，每天一小时。

第五学年的临床实习采取专科实习的办法。一年的实习不仅给他机会在业务上得到培养提高，同时也给了他业务以外的社会锻炼，如组织纪律性、与同事们的友好合作、对病人和对工作的责任感、独立判断和工作的能力等等。因此一年的实习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其进一步成长和发展打下良好和坚实的基础。

协和特别重视实习，协和做法的关键在于：学生在教员的指导下，对其病人负一部分责任，而同时还有研习和医护的自由。由于工作有意义，学生的地位虽然没有改变，医院也能给学生一定的任务，学生同时受医院规则和学校规则的管束。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从毕业生到住院助医的角色转换了。据考察，协和的实习生之于医院及实习生地位之于学生，其重要性，在欧洲也没有任何同类办法可比。

实习一年后，完成了八年制大学的学习，拿到医学博士的毕业文凭，取得了行医的资格，这是临床医生教育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一年的实习确实为长期从事临床专业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但这仅是初步的，还很不够，还应该接受住院医生训练。住院医师也实行24小时负责制，但具体任务不同。当时协和医院内科有十几名实习医生，但住院医师在编制上人数却很少，只有四名第一年住院医师，两名第二年住院医师，一名第三年住院医师和一名总住院医师。每年3月底以前，院方发出下学年的聘书。没有收到聘书的实习医生在值好最后一小时的班后，改到其他部门或单位工作。少数被聘为内科住院医师的实习医生，在6月30日晚上交完班。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大气，就在同一天晚上，开始在24小时负责的住院医师的道路上，继续奋斗了。

（四）雄厚的师资力量与优越的培养方法

1、专家教授

协和是按美国当时一流医学院的标准建立的，除了设施、管理等方面的一流外，最主要还是体现在协和所拥有可观的一流专家教授的数量上，这也是协和“三宝”之一。校长顾临认为，一些程度较低的医学校成绩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教授人才的缺乏。对于这类学校，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人才、严格的管理，其教育质量总是很难改善的。

建校之初的1917—1921年间，就聘请了各科专家来校任教。哈佛和约翰·霍普金斯两大学的医学是美国著名的医学院，有许多医学专家，如约翰·霍普金斯的病理学家韦尔奇、内科学家奥斯勒、外科学家霍尔斯特德和妇科学家凯利有“四巨人”之称。霍尔斯特德曾推荐他亲手培养的优秀的住院医师泰勒为协和医院首任外科主任教授。

当治疗及诊查疾病时，经常会出现一些疑难问题，这也提供了充足的研究素材。作为医学校的专家教授，在空余时间，利用学校的优良设备，做些研究工作，况且各科专家，汇集一堂，相互切磋，对于医学的发展大为有利。
教授的工作，不仅限于课堂讲演和实验室指导，学生本身自能凭借课本而了解课程的内容及方法。但“审查科学之精神，改革思想之动机，非仅读书所能得，必与毕生努力研究之明师宿儒讨论接触。”所以说，学校造就领袖人才，不在于学校富丽堂皇的建筑，也不在于丰富精良的设备，而在于教授的品学德望。

协和的专家教授除了授课和科研外，还参加学校周五晚间的讲座，请名家教授们作报告，这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著名泌尿外科专家施锡恩回忆协和每周五的讲座时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内容不局限于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方面。在这些讲座中，我聆听过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和我国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讲演、诗朗诵，还听过马寅初先生的演说。最有意思的是信奉基督教的协和，也为无神论者提供讲坛，还有过有关宇宙、地球形成，乃至从猿到人的进化发展的报告。所以我认为协和的学术空气也是比较自由的。当初，像协和这样的学院，每逢星期日上午有宗教活动，听牧师传道，但不强求全体师生员工都去参加。有一些神学家讲道，往往有很深的哲理，而不是随意捧出上帝来作愚昧的迷信宣传，往往还有另外一种目的，那就是学、听英语，因为所有的节目都用英语，是个学习的好机会。

正是在一批专家教授的带领下，协和成了我国西医领域许多专业的滥觞之地。妇产科病理学家麦克维教授，来中国之前，他刚刚从欧洲学习完回到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不久。著名的妇产科病理学家施罗德和迈耶都是他的老师。在中国，麦克维带领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妇产科病理学家的林崧一起开展妇产科病理学的工作。这项工作当时不仅在协和是首创，在国内也可以说是首创。

放射学在我国开展较晚。虽然在某些教会医院已较早地应用X线检查病人，但放射学作为一个专业，则是从1919年保罗·霍奇斯教授在协和医学院创建了放射科开始的。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的放射学专业。协和放射科对我国放射学的开拓、奠基和发展，长期起着巨大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像这种协和具有开创之功的专业还有许多，比如公共卫生、泌尿科等等。

2、视野开阔的师资培养制度

协和对师资的培养主要有医师进修制度、国外留学制度、客座教授制度。

（1）进修教育是协和的主要任务之一，进修有不同的方式，住院医师制度是临床医生的主要进修制度。

协和从开办时起每年开设一些临床前期及临床各科的专题讲习班和短期进修班。除本校毕业生外，也招收全国各地一些兄弟院校的专业人员来协和做实习医师或助理住院医师，向他们介绍新知识和新技术，给他们以知识更新和专业提高的机会。

协和也招收少数观察员（Observer），一般为期一年。临床前期各科的进修，则通过做进修生、观察员或研究生(Research fellow)的方式参加各科的实验研究工作，时间长短不一，均不授学位。少数进修人员被本校留为正式工作人员或教学人员，多数则回其本单位或其他地方工作。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做出重要贡献，也有不少人成为国内许多兄弟院校、医疗卫生及科研单位的重要骨干或担任领导工作。

（2）年轻教员（临床前期及临床各科，不限于本校毕业生）在校工作三至五年，已有较好的基础之后，常可得到留学国外深造的机会。这是由学校有计划地预先安排的。每年选派的人和名额由教授会议讨论决定。被选人员可得到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较多）及欧洲（英、德、奥等国）进修一年或二年。他们分别到由学校及中华医学基金会代其预先联系好的最高学府，在名师指导下学习和工作，目的是在其已有的专业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新的知识和技术，一般不以多得一个学位为目标。他们返校后成为各自专业的医疗、教学和科研骨干前，可根据各自的条件被提升为讲师或副教授。

（3）协和既有出国留学的“派出去”制度，同时也有客座教授的“请进来”制度。他们开设讲座，把自己的专长和当代世界最新成就介绍给学生和教职工，是学生和教师科学研究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的重要因素。

客座教授是协和编外教授，一般都有着较丰富的教学、科研及临床经验。其全部往返路费及在京的住宿和生活费用由协和提供。客座教授制提高了协和医学院的科研及教学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

（五）充足的教学研究资源与完善的后勤

协和的图书馆和病案室以其丰富的馆藏和完善的管理而闻名，与前面提到的“专家教授”合称协和“三宝”。

1、图书馆（图书资料）

评价一所大学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就是该校的图书馆馆藏资料（包括图书和杂志）的数量和质量。协和医学院图书馆自建校开始，其所藏图书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

图书馆是作为研究的预备，应该为个人的研究提供机会，藏书的丰富与否是其重要指标。藏书的内容还要新，要能反映最新的科学发展信息，足以吸引学生利用。据统计，1924-1934十年中，协和学生总数增加并不见多少，但能利用图书馆的学生数却增加了将近九倍。协和图书馆期刊的数量在民国时是全国第一的，在一本回忆华西协合的书中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该馆（指民国时期的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杂志、书籍和超过200余种的期刊，在中国医学图书馆中它排列为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的管理采取了即便在当今也不显落伍的管理方式。图书馆采用开架式，因此阅览室和书库结合在一起，阅览室四周均排列书架，图书按分类次序摆在书架上，读者不但可以自行查找，很快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书，还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同类书的内容。因此很少有读者在目录柜查卡片，这比闭架式的图书馆要节省许多时间。它的缺点是还书时容易把书放错位置，为防止这点，馆里要求读者把书放回原处或放在阅览桌上，由工作人员按时清理桌面时放回原处。另外，工作人员每周还要检查一次书架，发现放错位置的书随时纠正。

新书采购严格把关，为了能把最新、最前沿、也最权威的医学书籍采购来，图书馆形成了自己的采购方式。购买新书要经过这样几道手续：①各科建议购买的新书，先列单交给馆长，馆长从美国医学会出版的《积累图书索引》中核对价格、出版时间和出版单位；②交图书馆委员会通过；③由图书馆做订书单；④交医学院的庶务科寄至各国代理商店购买。各种图书只买一本，若有新版本才可再买。每本新书都做一张采购片，片上记着书名、作者、版次、出版年代、价格、建议买此书者、代办商、订购日期。新书收到后登记收到日期、实付价格，随书交副馆长分类编组；帐单由馆长签字后交会计科付款；然后由副馆长分类、给主题，交编目人员编目、练习生加工后上架。（所采用的工具书有美国医学会出版的《主题表》、《作者号码表》和《分类法》。）

这种采购法很可惜现在已经很少有学校严格使用了。即便在用，范围也有限，学校也最多找各科教授建议或清单上圈选一下。商品经济的冲击，采购回扣的巨大诱惑，已使部分院校的图书采购、期刊订阅偏离了应有的方向。图书采购、期刊订阅已经成了高校腐 败的温床，盗版书唐而皇之地出现在高校图书馆的书架，昂贵且不实用的进口期刊在刊架上孤芳自赏也不再是希奇的事情。

协和图书馆在发展中历经战火，却幸运地保存下来，学校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门诊病历完好无损。这要归功于一位名叫松桥(Matsuha- shi)的日 本少佐的努力。此人战前曾利用过这座图书馆，深切体会到它在科学上的重要性，对协和图书馆给予了保护。图书馆除了重要的西医课本外，还有在1936－1937年获得的关于传统的中医体系的丰富藏书。这些中国书籍在日 军攻击珍珠港之前已被复制在微型胶片上，至今仍珍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U.S. Library of Congress)内。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学藏书后来被评估价值200万美元。甚至有一份报告称其构成了“该医学院最重要的知识财富”。

2、病案室（病案资料）

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案管理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这不仅因为它有着与这个医院同龄发展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在数十年的发展中，协和病案室创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病案管理方法，为医疗、教学、科学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病案资料，促进了医、教、研工作的开展。

自1921年元月建立协和第一份病案以来，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变革，这个医院至今已积累的病案总数接近200万册，其中包括住院病案46万余册。病案资料的收集和贮存，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协和的许多医务人员，通过复习和分析病案所提供的大量资料，对临宋实践经验不断总结、提高认识，再把提高了的认识上升为理论，用以进一步指导临床实践。在建立病案室的初期，就考虑到病案的科学管理，主要是尽可能达到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病案资料。围绕病案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根据查找病案的各种条件，设计了系统的管理方法，这包括：1、整体制的集中统一管理的病案系统；2、统一编号的管理方法；3、建立病人的姓名索引（按罗马拼音英文字母顺序排列；1958年改为按汉语拼音字母排列），作为按病人姓名查找病案的依据；4、建立病人的入院登记，以掌握其住院情况，同时提供按入院日期查找病案的线索；5、建立出院时间查找病案的线索；6、建立疾病分类索引，根据病案记录病人所患的疾病诊断进行分类编目，（随着医学的发展，近年来分类方法有所变更，从1984年起使用的《国际疾病分类》进行编目），它是医师分析研究病案时，进行检索的主要手段；7、建立手术分类索引，根据患者所施的手术和其他医疗操作进行分类编目，这也是医师检索病案的一个重要方法。

协和病案室自己创建的这一套病案的科学管理方法，为我国近代病案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基本方法在我国不少单位至今仍被广泛沿用。协和的病案管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学的发展，不断改进和完善。如今，协和病案室已经部分地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

1980年，根据协和医院60年来病案分类编目的经验，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疾病分类及手术分类名称》一书，弥补了我国这一领域内的空白。北京协和医院所保存和管理的近百年的病案，包括老协和的病案，仍不失为协和医院的一种宝贵资料，为医疗、教学、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服务。

3、完善的后勤保障

协和为了保证八年制的质量，学生在协和经历近乎残酷的学习竞争的同时，学校也为学生提供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生活、学习环境。据协和毕业生李果珍回忆：

在协和上学，学习负担虽然特别重，可学校给准备的学习条件却很好，衣服自己不用选，由洗衣房洗；房间卫生不用打扫，有工友管；就连被子也用不着叠，早晨起来拔腿就走。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并不过分，主要是为了让学生用全部精力搞学习。

协和1932年毕业生、公共卫生专家严镜清回忆当年协和的生活时，这样描述：

记得我第一晚进入文海楼宿舍的卧室与卫生间时，我的印象是远比我在上海中学时的条件好得多，其实相当于当时美国第一流医学院的物质设备水平。我当时即有身处“象牙宝塔”的感觉。至于教学上应用的仪器设备，它的数量和质量也是第一流的。图书馆中图书杂志数量丰富，管理科学化，阅览方便。总之，物质条件优越。

学校为了学生能有健康的身体来面对繁重的学业，在体育锻炼方面也应有尽有。学校有网球及篮球场，冬天有溜冰场，均由师生共用。多数学生平时很少体育活动。在二、三十年代每星期日及假期由学校派车将学生送往郊外风景区活动、游览和休息，以增强学生体质（此事在卢沟桥事变后取消）。宿舍环境安静，宽敞舒适，两人或单人一间。因宿舍离学校和医院很近，学生可在晚饭后回到实验室或图书馆学习。

学生从事脑力劳动，营养当然要跟上。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膳食营养，体弱者免费供给鱼肝油等以补充营养。校医对学生定期进行常规健康检查，有病可得到及时治疗并免费住院。

协和学生优越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与当时国内其他公、私立大学的情况相比是独一无二的，为学生安心学习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当然因此也曾受到外界批评，认为可使学生脱离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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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鉴今——民国西医高等教育总结与启示

关于民国的西医高等教育，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总结：西医对于中国来讲是完全的舶来品，所以最大的收获当然是西医的开创之功，清末和民初动荡的社会环境为西医来华提供了契机，民国期间，西医教育虽历经坎坷，但毕竟从无到有，从一开始教会医院的零星授徒，到后来几乎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医学院校的出现，从最初的主要由教会办学到后来逐渐收归国有、国家自办医学教育等一系列过程实现了西医教育的本土化，最终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

不管西医最初来华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其最终效果是有目共睹的：通过37年的坚持发展和不断探索，培养的医疗人才在数量上比民国初年有了质的飞跃（虽然在整体的医生与人口的比例上还不容乐观），在范围上也几乎遍及全国（虽然各地区的分配布例还很不均衡）。在培养了大量的医疗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卫生行政、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各级各类人才，为之后西医教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既作了人才上的储备，也积累了丰富的开办医学教育的经验，对中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民国时期培养的医学教育人才现在依然活跃在医学教育第一线的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对民国医学教育的总结更多的应该是在经验、教训方面。下面便对民国时期西医高等教育对现在仍然具有的启示作用作如下总结：

1、多元办学模式的启示

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层无暇过多顾及医学教育，反而给了医学教育以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如果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来形容民国期间的医学教育决不为过。

就民国时期国内医学教育的流派来讲，经过最初的众多流派相争，最后形成了两大主要流派对垒的局面：“德日派”占主导地位的东北地区（俗称关外）和“英美派”天下的关内地区（并非绝对由哪一派统治）。各种院校中，既有单设的专门医科院校，也有附设于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

从办学主体来看，存在着多种办学模式，主要的有四种：首先是最初的由传教士带来的教会医学，在民国期间无论在办学数量还是在办学质量上，教会医学都是首屈一指的，影响也最大；其次，随着国人自主意识的觉醒，政府逐渐收回教育权开始自办西医院校，于是便产生了国内政府办西医高等教育（含国立和省立）；另外，除教会办学外，后来国外政府及大财团也加入了竞争，这一类办学特点是经费充足，办学质量高，影响极大，典型代表是北平协和医学院和上海的同济医学院；最后还有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些实业家创办的医学教育，也成为西医院校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即国内私人办医学院校。

不同的办学主体，其办学思路也不尽相同：教会及外国政府或财团在认清中国的现实的前提下，把目标定在培养医界领袖人物上，走精英教育路线，先为中国培养一批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再利用他们的能力扩大影响。所以，这两种类型的院校一般采取长学制模式（七到八年），招生人数相对较少；相反，其他两种类型的医校虽然也明了中国现实，但考虑自身实力，以及为了满足当时急需医疗人才的现状，大多走与国外办学互补的路线——大众教育路线，学制较短，一般五年左右，培养直接面向民众的医疗人才。它们的学制一般比较短，招生人数较多。

各种办学模式的学校，其办学特点也不尽相同，仅从学术角度讲，流派纷呈，相对自由的竞争环境，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也使得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呈现繁荣兴旺的局面。

1949年以后，在“以苏联为师”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我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使所有的大学都采用了统一的办学模式：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根据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也就是说，就医学院校来讲，都改为单独设立，比如由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等校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由原齐鲁大学药学系、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合并成立华东药学院等。1952年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时，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私立学校全部被接收为公立。比如：南通学院医科改建为公立医学院，定名苏北医学院。

单从形式上讲，整齐划一的办学模式虽然有利于统一规划管理，但也必然导致管理及发展上的僵化，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点。1978年以后，国门再次打开（和清末民初时的打开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欣喜地看到各种办学模式又开始出现：长学制模式的探讨；民办医学教育的出现；中外合作办学；多数医学院校又开始合并到综合性大学之下……相信这次建立在综合国力强大基础上的医学教育的“百花齐放”会带来医学教育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但也要警惕一些院校不顾自己实际情况的盲目“跟风”现象。

2、对医学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启示

中国西医教育首先在广东、上海等沿海城市出现，然后西医教育从南往北，从沿海向内地，从城市到乡村逐渐发展。

整个民国期间，沿海城市的西医教育发展最快，规模也最大，先进程度也最高。但相对于中国人口总数，西医生数量还远远不够，这是不争的事实。1937年前后的英国每八百人有一医师，美国每一千人有一医师，而中国则每三万人有一医师，且分布非常不均匀，大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比如上海就占22%。大城市也并非都能普及，当时的南京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中国的医师，大多被城市所吸引，宁愿在城市中挣扎生存，也不愿意到乡村去。根据1937年教育部医学教育调查统计，当时全国有公私立大学医学院、独立医学院、医药、牙科学校与专修科总计33所。从地域分布来看，上海、北京、广州居多。

也就是说，在1937年以前的中国，医学教育资源的配置极不平衡，优秀的医学教育资源大都集中于上海、北京、广州以及一些沿海发达地区。***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便意识到保存教育火种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大批院校搬迁到远离战区的地方，重庆、成都和西安成了首选。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学校纷纷迁回原地，但还有一部分院校没有回迁，比如西北医学院就以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回迁，最终落户扎根于西北，后来为西北的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国民政府在战争初期做出了大批医学院校内迁的决策，虽然有所损失，但保持了医学教育的延续性，既为战争提供了一定的医疗服务，又防止了学生的流离失所。接连的战争给医学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也创造了战时医学教育的新篇章：创造了适应战争需要的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取得了院校搬迁与联校办学的宝贵经验，客观上促进了医学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1949年以后，国家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在各省区或新建或搬迁了一些医学院校，一定程度上使医学教育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但是在实际上，即便是到了现在的21世纪，医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失衡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优秀的医学教育资源仍然集中于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依然令人堪忧，虽然许多地方也都设有各级各类医学院校，但医学教育质量亟待提高。

现在虽然条件不同了，但我们可以借鉴民国时期联校办学的思路：学校无法联合，但优秀的教学资源可以联合，优势互补。在边远地区学校之间，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学校之间都可以建立教育资源合作互补机制，互相交流、合作。同样，国内院校和国外高水平院校之间都可以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

3、西医教育模式的建立与启示

民国医学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培养模式：学生的入学考试以及在学期间的一系列考核大多表现出重视理论与实践想结合的特点；课程设置上渐趋一致；教学方法上主要是以教师、课堂、教材为中心的模式；不论学校学制长短，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办学，基本上都采用基础、专业和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教学与科研并重：在师资培养上个别学校的成功做法也逐渐被广泛采纳，比如导师制、住院医师制度、进修制度、出国留学、客座教授制度等。这些做法最终固定下来，形成所谓的传统医学教育模式。

在当时，整个医学的发展的特点是把人作为纯生物来研究，把人体看成由各种零件组成的大机器，认为认何病都必须而且都能在人体大小零件上找出毛病，都可能在器官、细胞上找到可测量的形态或化学改变，都能找出相应的治疗手段，我们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

生物医学模式及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在过去医学人才培养中发挥了无可非议的作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原有的一些优点逐渐异化、僵化，导致现在暴露出与时代发展和21世纪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弊端：

首先，这种纯生物医学模式从指导思想来讲，具有较大片面性，它受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孤立静止地看待问题，不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其次，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模式集中表现为应试教育的特点，评价体系是应试指标，且是静态评价，方法单一致使受教育者对知识过分记忆；教育方式采取灌输式；学生对教师讲解内容消化方式是记忆；教育结构畸轻畸重，学生综合素质较低，人文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另外，近些年来，基础、专业和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僵化，基础脱离专业，理论脱离实践的情况改善不大。课程体系沉旧，培养目标滞后，各科都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都想把学生培养成本门学科的专家，加深了有限的学习时间与无限增长的知识之间的矛盾。而且教师整体素质偏低，绝大多数教师都是从狭窄的专业模式培养出来的，习惯并拘泥于传统的学科范畴，其自身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观念不能适应新医学模式的要求。

进入21世纪，高科技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疾病谱的变化，使得新世纪对未来的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关系到现行的医学教育模式的更新，也是全球医学教育改革的热门话题。相对于传统的纯生物医学模式而言，建立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教育模式已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这种医学教育模式强调把医疗对象看成活着的人，病人不仅具有生物性，而且具有社会性。不是消极被动地参与医疗活动，而是主动积极地参预医疗活动。疾病也不仅是身体的疾病，是致病因子、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环境因素参与的结果。

民国时形成的传统医学教育模式虽然现在已经弊端显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传统模式毕竟在民国及之后的一定时期内为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核心精神还将一直发挥作用。我们现在依然可以从民国时期的高等医学教育中汲取营养，获得启示。我们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现在还要发扬民国医学教育精英们的忘我奋斗与不断创新的精神，相信在充满生机的21世纪，医学教育模式问题也会得到完满的答案，也会培养出更多合格的医学人才。

4、要增强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启示

民国时期，许多人透过西医感受到西方文明，信服现代科学。西医既集技术与科学为一体，也集真与善于一身。透过传教医师的行医，人们能够看到迈越中医的回春妙手，想象出高超技艺背后的玄思邃理，感受到济世救人的慈悲心肠。在来华传教士当中，逞凶作恶者有之，为虎作伥者有之，但传教医师普遍受到人们的好评。这也是西医的威力和魅力所在——医学科学精神的感染力。可以说，医学科学的特点使医学教育本身也最具人文关怀精神。

宗教起源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追求，基督教倡导“博爱”主义，早期的医学传教工作要求传教士处处显现出基督徒的奉献与仁爱。教会医院多以“普爱”、“博爱”或“仁济”为名，也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在教会医院对病人的态度上，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体现出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一般说来，传教医师特别注意医院留给病人的第一印象，因此极力做到待病人就像客人。当病人走进医院时，首先遇见的门卫和挂号人员必须对他礼貌周到。他们是病人在医院的第一接触，他们的热情周到，很容易使病人消除陌生感和畏惧情绪。可见，西医教育来华之初是带有人文精神的，这也体现在教会医学校早期宗教课程的设置上，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民国时期的宗教课程后来基本流于形式或成为学生学习外语的工具，最后被完全撤消。

整个民国时期，医学教育课程自1912年便有具体规定，后来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新课程不断出现，也陆续被列入教学计划，但对于人文课程的安排则一直没有被认真考虑过。这既和医学科学自身特点有关：专业课程科目多，学习任务繁重，也和当时的国内局势有关：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医学院校一般除医学课程外，都安排党义和军训课，有时上点中文，内容也不外乎伦理、经训和古文之类。历史课上，外国办院校一般都宣扬其本国的历史。在东北则更加严重，日 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统治，1940年派来日 本军退役大佐进驻各医校任学监，制定“校训”，每周举行一次“遥拜”和“奉读”，新设“国民道德”课，以麻痹毒化学生。总之，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的设置少得可怜，医学生人文精神（Humanism）的培养效果可想而知了。

1951年中国政府提出，要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有人认为当时中国政府只从经济建设的短期需要出发，滋生了急功近利的教育理念，着重培养大批工科专业技术人员，而与实用技能训练无关的重要系科则被连根拔掉，由此造成了人文精神的流失。学生在一种高度威权主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哲学的引导下被作为工具加以训练。是“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给现今国人道德精神的劣变埋下了种子。这种人文精神缺失在医学教育领域显得尤为严重，其实，这劣变的种子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埋下。从历史上寻找原因是对的，但我们不能仅仅是把责任推给历史了事，关键的是要找出解决问题之法，防止历史重演。

现在的高等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医生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高科技诊疗手段，似乎很多病人正期待着更系统化的治疗，并开始抛弃那种完全医学化的治疗方案。医生们得时刻提醒自己：他们最终的治疗是要针对每个具体的病人，每位患者的要求必须得到重视。人文精神培养，医学生首先要了解医学的历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医学史的意义价值即包含其中）就是，现代医学是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完善，年复一年、或多或少的重要医学理论和实践积累的总和。很多刚从医学院校走出的新生经常毫不理会他所从事的医学和科学的发展进程，对于过去前辈医生所犯的错误嗤之以鼻，同时对医学和科学的发展几乎处于半盲状态。可能在外行人看来，医学史与过去和未来几乎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无论专业知识还是专业知识技能都只能存在于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中，都以文化素质和文化知识为基础，加强医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是通过它的教学过程，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沟通不同学科专业的联系，拓展和加深专业教育，使医学生获得更加综合的学科知识，不断地完善个性，提高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具体做法是改革课程体系，构建新的教学计划。单从课程设置来看，除了医学专业课，马列和思想品德课以外，针对我国医学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的情况，应开设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辩证法、医学法学、医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并逐步纳入必修课计划。

面对21世纪生物——生理——社会医学模式，将全面主导医疗卫生实践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当代医学生不仅应有扎实的医学专业知识和实用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必须具备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今天，知识性的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已无可置疑，但专业知识只是做人的条件之一，而非全部。职业技能只是做人的手段，而非目的。我们的医学教育若不以人，而是以知识为本，将手段作为目的，忽视人格理想、道义境界、社会职责的培养，最终必将使人沦为知识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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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西医高等教育大事年表（1800-1949）

1805 英国的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成为第一位来华医生。在广州引入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种痘法，这是西方医学技术第一次输入中国。

1820 真性霍乱(俗称吊脚痧)传入中国。

1821 汪期莲辑《瘟疫汇编》，记载苍蝇为瘟疫（霍乱）传染之媒介。天津发生疫病，寇兰皋以隔离与焚名香、嗅香药得免。

1827 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澳门眼科医院成立。

1828 北京设种痘公局。
高文晋著《外科图说》记述外科刀剪钳针等器械图式。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美国人，到达广州，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及神学院，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医药传教士。

1835 伯驾在广州十三行新荳栏街的丰泰行租屋开设眼科医局（Opthalmic Hospital），这是远东地区最早开设的教会医院。
中国第一次施行割除乳癌手术。

1836 第一次施行扁桃腺割除术，主刀医生为伯驾。
江考卿著《江氏伤科方书》用骨移植木治疗复杂骨折。
在广州，伯驾医生为林则徐治疗疝气和哮喘病建立病历，编号是6565，这是我国最早保存下来的西医病历。

1844 中国第一次施行膀胱结石手术。主刀医生为伯驾。

1844-1848  英、美以教会名义相继在澳门、厦门、宁波、上海、福州等地设立医院和医学校等。

1847 第一本医学字典《中英文医学辞汇》出版。
中国第一次试用乙醚麻醉法，医生为伯驾。

1848 中国第一次试用氯仿麻醉法，医生为伯驾。

1851-1864 太平天国兴办医院、疗养院。
天津设保赤堂(后改名保赤牛痘局)施种牛痘。

1854 嘉约翰（Glasgow John Kerr1824-1901），医学博士兼法学博士，美国长老会教士。来华主持博济医院院务，时间长达45年，并在华首创精神病病院。

1855 中国第一个西医毕业生——黄宽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

1856 关韬任军医，为中国军队任用西医之始，是中国第一位西式军医。

1860 中国第一次施行胚胎截开术。

1865 北京同文馆设科学系，其中有医学科学之研究，聘杜琼（Dudgeon）为内科学教授，这是国人自办西医教育、学习西方医学的开端。
中国湖南设牛痘局。

1866 博济医院创设南华医学校，黄宽被聘到该校任教。

1867 博济医院首次进行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

1868 中国河南设牛痘局。

1871 中国福建一带发现丝虫病(阴囊象皮肿)患者。

1872 中国第一所中西医院成立，为香港东华医院，分中西医两部分诊治疾病。

1874 关韬英年早逝。

1878 中国海关(上海、厦门)开始办理检疫。
中国第一次施行卵巢肿瘤截除手术。

1879 博济医院招收第一个医科女生入学。

1880 《西医新报》在广州发行，为我国最早之西医杂志。
文恒理（Herny W.Boone）在虹口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创设的医科，即后来的圣约翰医学院。

1881 李鸿章创北洋医学堂（最初名为医药馆，医学馆）。

1884 唐宗海著《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中西汇通”之名自此始。
中国女子留学第一人金韵梅毕业于美国纽约女子医学校。
佛山成立中国疯人院。

1886 教会医生的联合组织——中国博医会在上海成立。

1887 第一种英文医学杂志《博医会报》在上海发行。《中国医学杂志》创刊。

1890 中国博医会成立名词委员会。

1891 第一所女子医校——苏州女子医学校成立。

1892 中国博济医院施行第一例剖腹产术。
朱沛文著《华洋脏象约纂》，亦试图中西医学之汇通。马培之著《外科传薪集》。

1894 余景和著《外利医案汇编》并作气管切开术，抢救白喉患者。

1898 中国广州建立精神病院。
京师大学堂创办，在专门学中设立卫生学（包括医学）。

1899 广州女子医学校成立，后改名夏葛医学院。

1900 中国近代第一次进行甲状腺切除术。
丁福保（1874-1952年）1900年——1914年由日文译成之医学著作总计达六十八种，编为《丁氏医学丛书》。

1901 郑肖岩著《鼠疫约编》。

1902 袁世凯在天津设立第一所军医学校——北洋军医学堂。后改为陆军军医学校。
《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颁布，其中钦定高等学堂之外，得附设农、工、商、医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

1903 京师大学堂设“医学实业馆”，二年后改称医学馆。
北京医学院成立。

1904 广州华南医学院成立。《医学报》创刊。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第四节将大学堂分为八科，第四科为医科大学。分两门，一为医学一为药学。医本科修业年限为三到四年，预科三年。
中国红十字会创办，初名万国红十字会。

1905 李平书、张竹君创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按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条例在美国注册。定医科课程为五年，毕业者授予博士学位。
伦敦会与英国、美国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UMC），即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PUMC）的前身。协和护士学校同时诞生。
“中国医药学会”成立。上海圣约翰医学院正式组成。

1907 中国国民卫生会成立。
中国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改名为China Medical Journal。是当时中国博医学会的刊物。
德国医学博士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创办的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后改名同济医工学堂。

1908 齐鲁大学医学院成立。私立震旦大学医学院成立。

1909 第一个中国女看护钟茂丰毕业于伦敦葛氏医院。
中华护士会成立，为我国第一个护士组织。
郑豪创办广东光华医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的西医医学院。
洛克菲勒根据其顾问格士（Frederick F·Gates）的建议，派出一个“东方教育考察团”。
颜福庆（1882~1970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是在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

1910 华西协合大学成立。
上海设立隔避医院。

1911 第一个卫生教育组织“中华卫生教育会”成立。伍连德主持扑灭东北鼠疫大流行获得成功，伍氏担任在沈阳召开的国际鼠疫会议主席。
南满医学堂在沈阳建立，这是我国东北最早出现的高等医学校，
辽宁医科专门学校成立。南通学院（医科）成立。
浙江医药专科学校成立。
我国最早的牙医培养机构——俄侨第一齿科专门学校在哈尔滨成立，这是我国最早的口腔医学教育机构。1923年成立俄侨第二齿科专门学校。

1912 杭州医科特别学校开幕。上海震旦大学医学校开幕。
中国第一所国立民用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中华民国教育部任命汤尔和为校长。

1913 湖南雅礼医学校在长沙筹备，并开始授预备课。
中国第一部解剖法令——《解剖条例》公布。
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正式成立，其董事会于1914年1月召开一次会议对中国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同意对中国医学教育进行投资。
伍连德在《中国医学教育》发表长篇备忘录。

1914 湖南省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联合开办湘雅医学校。
华西协合医学院创办。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设化学实习室及解剖学实习室。
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第二次中国医学教育考察团。

1915 中华医学会成立。《中华医学杂志》创刊。
天津医学校由海军部接管，改为海军医学堂。
北洋当局公布高等文官考试命令，对医科考试做了规定。
洛氏基金会和中华医学基金会就组织第三次医学教育考察团来我国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1916 河北医学院成立。

1917 北京同仁医院牙科训练班开学。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成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收回国人自办，定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
华西协合医学院成立了牙科学系，1921年，该系上升为牙科学院.。

1918 上海同德医学校成立。

1919 北京中央防疫处成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成立。
保罗·霍奇斯教授在协和医学院创建了放射科。

1920 中国解剖及人类学会成立。北平协和女子医学校成立。

1921 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成立。
江西医学专科学校成立。

1922 “壬戌学制”又称“1922学制”或“新学制”颁布，医科规定至少5年
中国教育委员会报告指出：“促进女子医学教育，不但保持固有之女子医学院，而使女子在男女同学之医学校有同等机会”。
在瑞士的日内瓦国际护士会召开会议，正式接纳中华护士会为第十一名会员国。将“Nurse”一词译定为“护士。

1919-1924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

1923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改建为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是我国最早改为六年制的医学校。
兰安生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这是中国医学教育历史上第一次有专为医学院本科学生教授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开端。

1924 上海女子医学院成立。
陈克恢肯定麻黄素的止喘功能，并小量提取。

1925 林可胜由美国回国，主持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成为该校第一位生理学教授。
兰安生教授在北京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公共卫生事务所——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

1926 中国生理学会成立。伍连德肺鼠疫论文发表。
中山大学医学院成立。东南医学院成立。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成立。
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两年的预科。

1927 广州第一中山大学医学院成立。
中央大学医学院在上诲成立。北平大学医学院成立。

1928 河南大学医学院成立。

1929 教育部、卫生部联合组织医学教育委员会。
公布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部组织法，同时公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药师暂行条例及医院、药商，麻醉品等管理规则等。
上海中法大学及济南齐鲁大学医学校、药学校开学。

12月2日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

1930 中国海港检疫处建立。政府公布中央防疫处组织条例等。
医学教育委员会决议：医学院为高中毕业后6年；医学专科学校为高中毕业后学习4年。
私立同德医学院成立。

1931 云南军医学校成立。
上海医学院创办学术性刊物《医学》（季刊），后因战事而停刊。1936年4月，重新创办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季刊》。
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法医学教研室。

1932 中华医学会与博医学会合并为中华医学会，有会员1200人。中华医学会杂志刊行。王吉民、伍连德合编《中国医史》(英文版)出版。
山东医学专科学校成立。
司法部法医研究所成立于上海，同年教育部规定国内各大学及专门以上的医学校，法医列为医科必修课，中国法医教育自此奠定基础。

1934 国家麻醉药品管理处建立。

1935 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成立。上海成立生育控制病房。
教育部颁行“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

1936 博济医学堂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
中山医院落成。
夏葛医学院将全部设备移交给岭南大学，自此夏葛医学院不复存在。
出台《指定各医学院办理医学师资进修办法》。

1938 1938年至1946年间，处于敌占区的四所基督教会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平燕京大学，相继迁到华西坝复校，与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共同在一个校园里上课，极一时之盛。
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
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1939 白求恩医生逝世于河北省完县。
原北平大学医学院独立，称国立西北医学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从1939年开始组织学生赴日修学旅行。

1942 日 本侵略者对美英等国家在华创办的学校——北平协和医学院、北平燕京大学予以封闭。

1943 省立湖北医学院成立。

1945 日 本帝国主义销毁在东北的细菌制造所，引起鼠疫再次发生。

1946 满州医科大学改为沈阳医学院。

1947 中华医学会成为世界医学会组织成员。圣约翰大学向国民党政府立案。
东北鼠疫流行。
协和医学院复校。

1948 《大众医学》创刊发行。

1949 1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

历史的回顾——关于华中工学院的办学历程
朱九思

Ruth Hayhoe(女，中文名许美德)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资深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1992年5月，Hayhoe教授来我校做学术访问，作者应她的请求，与她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谈话。主要谈“文革”后期到1984年底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但也涉及“文革”前“十七年”的主要问题，从这一点上说，这篇谈话基本上是作者对1953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办学历程的总回顾。

Hayhoe教授请我谈一谈在华中工学院办学的一些情况。今天就着重谈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到1984年底我从学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前这一段时间内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先声明两点：一是既然要谈想法和做法，就要用第一人称，较多地谈到自己，但这绝不是夸耀自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很多人，包括我过去熟识的一些战友，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我们这些人不过是革命战争中的幸存者，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办学的一些做法，当时在学校主持工作的军代表一把手主要负责人刘崑山同志都是赞成和支持的。如果得不到他的支持，那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就这一点说，应该肯定刘崑山同志对于那一时期我们学校的工作是有功劳的。二是我们现在来研究历史，总要谈到过去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应该离开过去的历史条件，用现在的观点来苛求于过去，甚至否定过去。过去高等教育成绩很大，培养了千百万人才。如果不是这样，我国几十年来成绩的取得是不可想象的。

下面就开始谈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和怎么做的。

“文革”后期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解放干部。我于1970年6月被“解放”，从当时搞“斗批改”的咸宁县马桥镇回到学校。当时没有多少工作，非常清闲，校园也非常安静，很自然就想得很多。当时想的也并不系统，现在归纳起来，有下面一些内容。

（一）毛泽东的两句话引起的思考

当时毛主席有一个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见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我想毛主席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看来是有人认为不要办大学了。1969年底，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师生职工都搬到咸宁县去搞“斗、批、改”，就有人猜测，今后这所大学可能不办了。据说当时国家某一个部的一个单位，就曾打算搬到我们学校来。武汉市的一个工厂(武汉市半导体厂)就已经搬到学校里来了。搬来的时候还说由学校和武汉市共管，是为了便于教学实习。搬进来以后，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来学校占了一栋大楼、一栋宿舍，还有食堂等。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讲这两句话，我当然感到很重要，使我们看到了曙光。

1971年3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到会的主要是一些大学的负责人。我们学校，当时刘崑山确定我和赵旭(军宣队的一位副指挥长)两人去参加会议，并且指定我负责。这个会议的规模较大，大约有600人，中央各个业务部门都有人参加。会议拖拖拉拉开了3个月。会上，四机部等部门的人来找我，希望我们学校设置一些新专业，当时提出来的有激光、无线电通信等七八个专业，还有一机部提出要设置光学仪器专业。总共提出要我们设置10个新专业。这就说明，大学还是有用的。我们是来者不拒，当场就决定办。当时接受办这么多新专业的，只有我们学校。回到学校以后，刘崑山同志很支持。他只提出办雷达专业不容易，需要军用设备，对其他专业，他都同意。所以，除去雷达专业未办，其余9个专业我们都办了。当时也不像现在，办专业上面没有怎么管，不要报请审批。

（二）院系调整引起的思考

“文革”中对学习苏联破除了迷信，开始是有所怀疑，后来，怀疑的成分增加了。

我想，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2年以后，为什么要学习苏联?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从教育科学来看，找不出原因。在当时情况下，政治上的原因是主要的，但这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又想，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对不对?我认为，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说一部分对，是因为当时全国205所大学中，私立大学不少，办得好的只有极少数，如南开大学，是张伯苓办的，办得很好。在抗日时期，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起，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但是多数私立大学办得不怎么好，少数办得很差。如中华大学，就在武昌粮道街，当时人们是瞧不起的。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各省办的大学，有些办得还好，有些办得也不怎么样。还有21所教会大学，教学质量一般还比较好。例如武汉有一个华中大学，规模很小，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办得不错，后来调整到华中师范学院，成为华中师范学院前身的一部分。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圣约翰大学等，都是办得比较好的。但是这些大学毕竟是教会办的。因此，这3类学校在当时情况下须要调整。说一部分不对，是当时的国立大学，如能冷静考虑，是可以不调整的。当时国立大学很少，全国不过十几所，而且都办得不错。1952年调整时，这些大学本身都应该保留。例如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以后，办得很有生气，很有影响。院系调整时，为什么要把北京大学的农学院、医学院分开独立出去，以至于把生物系和农学、医学分开呢?我看这样做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大可不必。又如，清华大学在梅贻琦主持下，办得也很好，但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却被肢解了，理科、文科调整到了北大，清华变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有什么理由?直到现在，清华许多老校友和在校的许多老教师，对此意见很大。

据说，清华的校史现在只写到1949年，以后的尚未写，因为很难写。前几年，清华已开始重新办理科和文科，但是要办到过去那样的水平，谈何容易？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办得很好。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由北大的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三位校长组成联大常务委员会。蒋梦麟、张伯苓经常不在学校，日常校务工作主要靠梅贻琦主持，在当时艰苦情况下，很不容易。再如浙江大学，竺可桢当校长，办得很有特色。原来浙大的校长是郭任远，因为“一二·九”时镇压学生运动，被学生轰得待不下去了。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他很重视浙大，特邀竺可桢出任校长。竺可桢原在当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主任(所长)，蒋介石要他当浙大校长，他向蒋介石提出要拨足经费，要允许他自主地聘请教员，蒋介石都答应了。竺可桢主持浙大工作后的第二年，抗战爆发。由于敌人进犯，在竺可桢带领下，浙大硬是搬迁四次，师生上千人长途跋涉，最后到了贵州才安顿下来，十分艰苦。就大学说，这是抗战期间绝无仅有的。有个电影《流亡大学》，就是描写浙大搬迁的故事。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团结了一批教师，保存了浙大的元气，而且越办越好。像浙大这样的大学，本来应该保留下来，但在1952年院系调整，理科和文科的主要部分调整到复旦大学。所以前几年复旦得到重点投资，浙大没得到，浙大的同志们有意见。除去北大、清华、浙大，当时的国立大学还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南京大学(即国民党时期的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总共不过十几所。院系调整时一刀切，以致全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关于专业的口径太窄，当时还没有想到。还有学习苏联的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学校没有自主权，教学计划就是法律，过分集中，在“文革”后期也还未考虑到。至于我们当时办那么多新专业，是由于“文革”中的混乱状态，上面没有人管。

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的地区布局有了一些好的变化，我是认同的。但是如果不经过院系调整，而通过行政办法也是可以解决的。1956年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迁到西安，就是一个例子。

50年代前期，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工作正是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当时中央文委和高教部负责人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意思是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不是不先进的经验，还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句话完全正确，讲得也比较多。但是，话虽这样讲，而在实际工作上几乎是全部照搬。特别是我们工科院校，是百分之百地照搬。通过院系调整，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乃至于教材等，文科、理科我不清楚，工科可以说是完全照搬。到1958年，我们国家提出了“大跃进”，虽然主要是指经济工作，但也波及各个方面，包括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工作，实行“教育革命”。当时提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的意图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摸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但在“大跃进”过程中，很多事情做得很不对头，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暴露出来，事与愿违，因此1961年、1962年进行调整。尽管“大跃进”做得不对头，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已经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了明确的结论，但是就破除苏联的框框、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这一个愿望来说，却是好的。例如当时有一部分高教部直属的工科院校，包括我们学校在内，办了一些理科专业，用历史的观点来看，用教育科学的观点来看，都是对的，因为理和工的关系太密切了。但是到1961年、1962年调整时，把新设的专业包含理科专业停办了。当然办过了头的应该停办，但是也要区别对待，已经办起来的非常少的理科专业就不一定停办。而当时却一律停办，说到底还是受全盘学习苏联的思想所支配。在高教部原来所属学校中，只有一个学校没有停办，就是浙江大学。浙大和我们一样，原来都是高教部直属学校。到1958年，在“大跃进”气氛下，把很多原来高教部直接管的院校下放到省管。但到1961年、1962年调整时，又收回去，还是由高教部直接管。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是浙江省副省长周荣鑫兼任，于是由省出面，坚持浙大仍由省里直接管。在这种情况下，浙大办的6个理科专业没有停办。因此在我们这种类型的工科院校中，现在理科专业办得最强的算浙江大学，因为它时间长。这虽是历史上的个别事件，但很能说明问题。

杨秀峰同志1983年去世，就在两三年前，不知谁编了一本《杨秀峰教育文集》正式出版，是他当部长时的一些讲话。我从报上看到对这个文集的介绍，其中突出了这样一点，说杨秀峰在1949年之后，特别在1952年之后，他的教育思想，最主要的是主张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觉得这篇介绍说过了头。不错，那些话是他讲的，而且一再地讲，但表现在实际工作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在他生前，包括我在内，大家对他都非常尊重，身后出这样一本教育文集当然很好。但是作为我们了解历史情况的人看了以后，觉得不一定要这样介绍。当然这绝不能责怪杨秀峰以及其他有关的负责人，前面已经讲了，当时之所以全面学习苏联，我认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而在那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不出现那种情况，也许是奇怪的。

这件事使我联想到北京大学有位老教授，1987年以九十高龄去世的曹靖华。他20年代初期与末期，两次去苏联留学，所以不但俄语很好，而且对苏联文学造诣很深，对苏联国情也很了解。他与鲁迅有非常密切的交往。正是他，1936年通过鲁迅转告上海有关的共产党员，将著名共产党员女作家丁玲，从南京国民党政府监视控制的苦海里拯救出来。他50年代担任北大俄语系主任期间，针对当时照搬苏联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的情况，他说：“我们是中国人，是北京大学，不是苏联人，不是莫斯科大学，也不是基辅大学，应该考虑中国的需要与实际。”这些话讲得多好啊!这是一种科学态度，对就对，有问题就有问题，不那么含含糊糊的。当然苏联的高等教育也有某些优点，例如对实践性环节就很重视，问题是不应全盘照抄。

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有个讲话。这时正是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从社会主义改造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确定的方针、路线都是正确的。当时毛主席听取了国务院所属、与经济建设有关的几十个部的工作汇报，然后在1956年4月25日做了一次讲话，后来给加上题目，叫《论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中的最后一个就是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紧接着他又说：“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的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些话不用解释，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在1952年，不仅高等教育照搬照抄苏联的，连中小学也是如此。苏联规定小学生7周岁才能入学，本来我国传统，不说是6周岁，5周岁就可以入学。这是中国流传下来的，习惯叫“虚岁数”，5岁就算6岁。苏联小学是5年一贯制，我们也把6年改成5年。诸如此类照搬，后来特别是“文革”后，7周岁入学才打破了。说来也很有意思，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不久，他倒是做了个决定，把7岁入学改成6岁入学。

（三）出国之方向引起的思考

对我影响较大的是1979年教育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安排，由教科文出钱，我们国家派两个高等教育考察团出国访问，一个到美国、加拿大、日本，一个到西欧的西德、英国可能还有法国。我参加的是访问美、加、日3国的团，指定由我负责，一共5人。3月16日从北京起飞，5月底回到北京，一共是两个半月。其中在美国待的时间最长，37天；在加拿大17天；日本19天。

到3个国家访问之后，对我思想上影响最大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是大学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并重，结合得很好。当然还有个社会服务，但特别是教学与科研结合得很好，结果是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都高，甚至很高，这个印象很突出。当然，就我国来说，1958年的“大跃进”中已开始重视科研。苏联的大学以教学为主，因此我们学苏联也是以教学为主，50年代前期对科研几乎是不闻不问，但1958年突破了这一点。一些学校，特别是我们这类学校觉得很有必要搞科研。这时高教部也觉得大学应该搞科研。1959年，当时副部长蒋南翔同志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小型科学研究方面的会，说不搞不对，但毕竟还是刚刚起步。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8月上旬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到会的是教育界的15名教授、科学院系统的15名研究员，开了几天座谈会，最后邓小平同志讲话。其中有一点讲到，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学，必须是两个中心，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非常明确。同时，1972年以后，我们也大抓了科研工作。尽管如此，出去一看，感受就大不一样。这些发达国家的大学，教学和科研结合得很紧，不仅对大学的提高好处很大，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有很大贡献。特别是这些国家有个共同点，就是不像我国学习苏联建设了一个庞大的科学院。

现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研究机构有一百几十个，遍布全国。

在这些国家中，尽管国防部门和其他某些部门以及少数大的企业里有些研究机构，但国家的基础研究和若干尖端科学技术研究还是放在大学。特别像美国，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把大量经费给一些办得好的大学，从事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的研究，作用非常之大。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实验室，也是国家给钱，由大学管。像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规模很大，全部是国家的有关部门投资，由学校负责。又如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规模也很大，全部是国家有关部门投资，交给学校管，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校水平提高了，培养出的人的水平也高了，也解决了国家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集中起来使整个国家的国力强大了，形成良性循环。但是，我国学苏联分成两个体系，既办了许多大学，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学院，分散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很不合理。这就是访问以后第一个突出的感受。

另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是综合性的。出访之前，对美国少数著名大学的历史已有所了解。访问37天，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它们开始建立时，一般都不是综合性的，而且规模很小，学科很少。像麻省理工学院，1861年建立时，办的是机械学科，只有15个学生，后来逐步发展，增加学科。1930年学校董事会聘请物理学家康普顿担任院长以后，开始办理科，也重视文科。他任院长将近20年，把学校办得大有名气。基里安原任副院长，是学工的出身，1948年接任院长，又进一步加强文科，把学校办得更好。又如美国的许多州立大学，特别是1862年《赠地法案》通过以后的土地赠予大学，开始创办时一般都是两个内容，一是农业，二是机械。

有一所大学，就是得克萨斯大学，尽管现在已是规模很大的综合性大学，但还是用100多年前古老的名字，叫“得克萨斯农业与工程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美国一般知名大学这种从小到大、从单科或者学科门类很少到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过程，归根结底，反映了美国整个国家在过去200多年当中不断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给我的第二个突出的印象。

特别是在日本期间，我们访问了东京工业大学，这是一所水平很高的工业大学，也是国立的。访问时校长介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东京工业大学完全是工科，但二战结束以后，开始办理科。为什么?因为需要，感觉到只办工科不办理科，不论是对国家的需要还是对学校的发展，都不适应。他介绍以后，我说我们的情况跟他们相反，原来理科和工科结合在一起，现在倒是起了变化，1952年以后理和工分家了。因为我们是工科院校，所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也可以说受了一种刺激。这就是在我思想上发生影响的第三点。

（四）中学教育给我的影响

这个说起来似乎很有点奇怪，但我反复考虑后觉得并不奇怪。尽管在大学工作了30多年，但青少年时代所受的中学教育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对我“文革”结束前后办大学的思想影响更大。

我很幸运，青少年时所在的中学是当时很好的一所中学。我是江苏扬州人，学校叫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这个学校好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就是说，北方办得最好的中学是张伯苓办的南开中学，南方就是我的母校。我在这个学校受了6年教育。这个学校也有不少扬州以外的学生，主要是江苏省内的。但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谢义炳，湖南人，他竟来扬州中学读高中。他还健在，是北大的教授，也是科学院学部委员。

这个学校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教师水平高，教书教得好。学校的校长叫周厚枢，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是学化工的。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但聘本地的，还从江苏的南部聘请，因为不论是经济上、文化上，长江以南比江北要好，比较发达。第二，课程设置有特点，首先是文理并重。现在中学重理轻文，使学生容易形成偏废，很不好。尽管我们那时考大学报工科的比较多，因为有个饭碗问题，扬州中学毕业生也不例外，但在课程设置上还是文理并重。语文(那时叫国文)和英语当然重视，但中外历史和中外地理也同样重视，内容很充实。相比之下，现在中学史地课的内容相当单薄，学生又偏科，从长远看，实在令人担忧，因为史地教育实质上是爱国主义教育。课程设置的另一个特点，概括地讲，就是比较丰富。例如英语，各校都一样，但校长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叫叶长青，苏州人，燕京大学毕业，除教普通英语外，他又提出要开“英语修辞学”，校长同意，讲得非常好。其实这是大学英语系的课，但是我们中学竟然安排了。又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开出这3门独立的课程，在一般中学很少，因为既要增加课时，又要有教师讲。但我们这个中学每门课讲一个学期。虽然学时很少，每周只讲两堂课，但硬是3门课独立。

此外，生理卫生课学1年，讲的还要多。我们都是青年人，生理方面很多知识不懂，学1年，对我们帮助非常大，懂得很多生理上的基本知识。这位教师叫朱白吾，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课也讲得好，连男女生殖器官都讲，有点接近于现在人们倡导的性教育。他严肃地讲，同学们也严肃地听，绝不在课后借此开玩笑。这也说明学校的风气很好。再如，在高三，数理化除去基本课以外，还设选修科。这在中学也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很少很少。另外，用英文教材，从初中三年级就开始用英文教材。我们中学不是教会学校，但在初三时就用英文原版教材《立体几何》，高中数理化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英文版教材。这对于英语的巩固和提高好处极大。另外，学校走廊上张贴报纸给大家看，除中文报纸，还有一份英文报纸，是当时上海出版的《大陆报》，下课后我们在那里看看，哪怕看看标题也好，总能增加一些有关词汇嘛。学校很重视实验，这在中学是应该的，但当时限于财力，不少中学是困难的。不仅要房子，更要有基本的设备，于是就难了。我们开始在大楼里做物理、化学实验，后来专门盖了一幢房子，前面是科学馆，和后面的礼堂连在一起，叫“树人堂”。中国有句古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时盖那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很不简单，很有点气魄。前面的科学馆是四层楼，除去物理、化学实验室，又增加了生物实验室。学校也重视图书馆。当然用大学的眼光来要求中学是不现实的，但相对而言，学校还是重视图书馆的。因为我很喜欢看课外的书，喜欢看中外小说，自己买没那么多钱，图书馆有。还有其他的书，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万有文库”丛书，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买来也很花钱，但学校有。现在我的母校还是办得不错，七八年前又盖了新的实验楼。

今年是我的母校建校九十周年，正在盖图书馆，政府给100万元，学校还想再好一点，要花120万，差的20万元向校友募捐。学校也很重视体育，体育教师在扬州聘请不到好的，就到外地聘请，初中、高中的体育老师都是外地的。美术老师是从上海附近某县请来的，叫吴人文，颇有造诣，大礼堂主席台上方的浮雕就是他的作品。音乐老师李崇祜是20年代从事中等教育的著名教育家李更生的女儿。正因为有如此种种情况，1930年从扬州中学毕业的胡乔木同志(那时名叫胡鼎新)去年11月的题词是：“扬州中学，我亲爱的母校，我青春的摇篮，愿你永葆美妙的青春，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发扬光荣的传统。”

我们的校长还很有些想法，1931年，他又办了土木工程科。一个普通中学办土木工程科，现在并不奇怪，类似职业高中的做法。但那时中学办土木工程科，恐怕是全国唯一的。而且教师也请得好，办得不错。现在我的家乡有个扬州工学院，机、电、土木都有，但办得最好的是土木工程系，因为它的老底子就是当年扬中的土木工程科。现在我们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是扬州人，他高中时代就是这个土木工程科的学生，1991年12月，他为扬州中学的题词是：“怀念前贤，激励后昆，继往开来，团结奋进。”此外，我的母校1935年接受国立同济大学的委托，办了普通科德语班，毕业后可直升同济。1937年，又办了机电工程科。

那时我们学那么多课程，但负担并不感到重，还看了很多课外的书，照样参加体育活动。考试前当然要准备，但并不很紧张，原因就在于教师教得好，加上实验等措施，教学质量是高的。每年高中毕业3个班150人左右，少数人跟我一样，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没有考大学，找工作做。大多数都考大学，全部是国立大学。报考私立大学只有一家，就是南开大学，对其他大学根本看不起。教会大学因收费很高，一般不去。我1935年在扬中毕业后，通过熟人在浙江大学找了个工作，当职员。到1936年春，哥哥来信，说你当小职员不是办法，还是考大学，哪怕家里喝稀饭也供给你读大学。于是这年6月，我把铺盖一卷，离开了浙大，就是说不准备再回到浙江大学干了，丝毫没想到万一考不取怎么办。当时找工作也并不那么容易，但无形中认为这不成其为问题，考大学一定会成功。这在我们学校形成了一种风气，只要考大学没有不成功的，就是这么一种程度。那时考武汉大学也并不简单，各科考试科目与考题完全一样，平均是5个取1个。这不是讲我个人如何如何，而是讲我很幸运地进了那么一所中学，学校的学风和教学质量就是那样好。正由于我有那么一段难忘的中学时代，这就不能不使我回忆起往事，并且联想到现在的工作。我想：那时是国民党统治，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那是一所中学，现在办大学，而大学的条件，要比中学优越得多，几十年前，可以把一所中学办得那样好，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把一所大学办好呢?我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提出一些办学的做法，无疑受到某些大学的影响，受到去国外访问的影响，但确实也有当年扬州中学的影响。可以说，长期潜伏在我思想深处的扬州中学是我的第一个榜样。

下面谈一谈做法，主要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一直到1984年底离开校长岗位之前，这段时间内的一些做法。

（一）扩大与加强教师队伍

一个学校要办好，教师队伍很重要。一个中学或是一个大学的负责人，如果不懂得教师的重要性，就等于不懂得办学校，当然也办不好学校。历史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蔡元培1917年到北大当校长，为什么能在短短的7年当中把一个相当腐败的旧北大改造过来呢?有多方面原因，譬如说教育方针很重要，但他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聘请了一批好的教师。同样，张伯苓办南开中学、办南开大学，私立学校要聘请比较好的教师，是很困难的。但是他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经费问题，聘请好教师。竺可桢也是如此。至于说清华大学，有其独特的历史，是用美国退回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因此，第一钱多，第二清华早年就是留美预备学校，在美国的留学生多，回来后有些就在清华教书。这一点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哪一个学校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是，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当年的处境并不如清华，他们之所以能把学校办好，尽管有各种原因，但最重要的就是聘请了一批好教师。

从“文革”后期开始，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地充实教师队伍，我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从1973年开始，特别是“文革”之后，从外面引进教师。当时知识分子不被重视，因此从校外找教师比较容易。

第二个措施是“文革”一结束，就办了一个“回炉班”，将“文革”中没有学满5年毕业的一批学生，特别是1968—1970年毕业的，5年只学了两三年，甚至只学了1年，仍然发了大学文凭，但实际业务知识并没有达到毕业的程度，让他们回校再读2年，好像把一个烧饼再放到炉子里重新加一加温，所以叫“回炉班”。这倒不是来自上面的通知，是我们自己定的。那时上面不管，我们就自己干。来这个班学习的大约有200人，我们的目的是想从中留一批教师。其他学校是否有这个做法，我没调查，可能有也不多。后来我们留下来其中大约一半的人。那一时期，“文革”中没有读完5年的学生，在毕业时，留了200多人当教师，后来也集中补课2年多，再加上留下“回炉班”的一批人，这就有利于教师在年龄上有了连续性。

第三个办法是“文革”后期，按全国统一规定，招收工农兵学员，办了5届。也是为了年龄的衔接，工农兵学员每届毕业都留了一定的数量，既注意政治条件，确实也壮着胆子注意业务条件。留下的这批工农兵学员，现在有不少人已在搞党政工作，仍在教研室搞业务的也不错。这批人中，过去10年有些到外国去学习，也很不错。我们留下的一批工农兵学员虽然比较好，但在“文革”中所受教育很不够。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特定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文革”后就将他们集中起来补课，进一步培养提高。

1977年恢复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的招生制度，77、78级这两届学生很不错，毕业时我们下决心多留了一些。这批人有的下过乡、当过工人、当过兵等等，经受了锻炼，学习也不错。79、80级这两届又继续留了一些，这样我们的教师队伍就不断扩大了。究竟从外面调进来多少人，我没有要人事部门统计过，只能这样估计，“文革”开始全校教师是1100人左右，到1984年教师已达2600人。除了从1968—1970年毕业生、工农兵学员、77级以后留校的和原有教师中调走和去世的，大约从四面八方调进600多人。从全国来看，可能只有我们一个学校这样做。

在扩大教师队伍的同时，大力抓教师的培养提高，要求教师补外语、补数学。“文革”后，很多教师到图书馆看外文期刊有困难，一是外语差，二是人家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看不懂。所以号召大家尽可能参加补课。同时，把留校的1968—1970年毕业生、工农兵学员集中起来，主要加强基础，补数学、物理，进行了2年。从1980年开始，每年暑假期间，聘请十几名外籍语言教师(大多数是英语，还有两三名日、德语教师)，集中办教师外语学习班。教师的外语有了提高，就想办法派出国学习。从1979年开始尽量往外派，派教授、副教授出去当访问学者，讲师、助教也可以出去短期进修，或者去读学位。我在位那几年，从教育部外事局了解到我校派出的人数在各高校中是较多的。为了提高英语教师的教学水平，还给些特殊照顾，给资料室多拨点钱，多买点外文书刊。英文的《中国日报》我看很不错，词汇很丰富，特别是有些新出现的单词字典上找不到，报上经常出现，光靠教材是无法知道的，于是给每个英语教师订一份《中国日报》。那时财务部门有点意见，觉得有些浪费，我装着没有听见，花这点钱非常有限，但对教师帮助很大。

第三个措施是职称的评议。国外叫学衔，“文革”前就停了，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要不得。“文革”后恢复，但是怎样评呢?我觉得胆子要大一点。“文革”后有些同志心有余悸，因为“文革”很厉害，心里很怕，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思想顾虑不可能。比如，1977年开班让中老年教师补外语、数学，当时我们党委有一位副书记就说这件事是不是晚一点，做早了目标太大。职称评议我主张胆子大一点，因为中断了十几年，积压了很多问题，如果不在原则范围内多提一点就不可能解决问题。这样做校内没有什么意见，但来自主管部门的压力很大，同全国各地一比就议论，说我们把副教授提多了(教授要经过全省评定)。他们打电话问北京、上海，你那里教授、副教授提了多少，问得很具体。又说武汉这里，哪怕是重点大学，也不能超过北京、上海。我觉得，武汉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而不按自己的情况办事呢?我认为不能让步。事实证明，当时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最近杨叔子当选为学部委员，他在很多场合都讲，他之所以能成为学部委员，当然最主要的是学术水平要高，但职称也很有关系，“文革”后1978年，第一批就将他从讲师提为副教授，1980年(他47岁)紧接着就提为教授(按一般规定，要隔5年才能提教授)，这对他成为学部委员也是起作用的，因为提升教授以后，在外面参加学术活动所起的影响就大不一样。

上面这些做法得到以下几点好处：第一，适应了学校发展的需要。那几年，学校发展相当快，专业增加很多，学生人数也增加了，特别是还有些新的学科，如不增加教师怎么能适应需要呢?第二，基本上解决了“断层”问题，补充了一批30到40岁的教师，这在有些学校很严重。第三，对避免近亲繁殖起了点微弱的影响。特别是我国的重点大学，都是留自己培养的人，近亲繁殖现象很严重，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影响虽然微弱，事实证明有些好处，有些中年教师很不错，是从外面调进来的。去年评职称，年龄在45岁以下破格提为教授的有10人，其中有几人就是当年从校外调进来的。如计算机系研究数据库的冯玉才，现在在国内已处于第一流地位，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又如图像识别研究所的李德华，是武大数学系毕业的；低温工程的带头人郭方中，现在是教授，当年是哈工大本科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就是过去调进来的，现已50多岁；计算机科学教研室主任黄文奇，现在54岁，北大毕业的，研究成果水平高，我鼓励他申请博士点。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文革”后期，武汉机械学院的一部分与我校合并，大约来了六七十位教师。

（二）增加新专业，改造学科结构，使学校转变为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

“文革”开始，1966年学校共设有18个专业。从“文革”后期到80年代初，先后三次增设新专业。第一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增设了9个专业；到“文革”结束以前，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专业，其中包括从武汉机械学院合并过来的制冷、压缩机和焊接3个专业。第二次是1978年到1980年，增设了系统工程、生物工程、建筑学、建筑结构、物资管理、工业管理等专业。第三次是1980年以后陆续增设的文、理科，因不是工程性专业，很费周折，大约延续了四五年之久，来之不易。另一方面，“文革”结束不久，停办了2个专业，即电真空专业和电器专业。原因是电真空已落后，已经到了集成电路时代，电子管只有范围很窄的特殊用途；电器专业面太窄。这2个专业的教师大部分转到激光。现在激光专业的李再光、丘军林原是电器专业的，李适民原是电真空专业的。加上那几年调进的教师特别是物理教师有少数人安排在激光，这就使激光专业的力量大大增强。另一个变化是将自控专业和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合并，这2个专业有很多共同点。后来因教师之间有意见，1986年又分开了，这种做法不一定好，也是积习难改。到1984年12月我不任校长时，全校有51个专业，比“文革”开始时增加了183%。专业数增加了，结构上呈现综合化。

办文科和理科难度较大，除去调进一些教师，还采取其他办法。如数学系，当时请吉林大学的徐利治教授来兼任系主任，作为学术带头人。又如中文系，带头人严学宭，是中南民族学院的副院长，1980年主动找我谈办中国语言学科，我很赞成，建立了中国语言研究所，后来发展成汉语言文学专业，建立了中文系。如没有严学宭教授带头，那比办数学系还难。数学系原来还有一批中老年教师，中文系是一点底子也没有。严教授已于去年底以81岁的高龄去世了。建筑学是一个既古老又特殊的学科，我国历来把它划在工科类，很不恰当。我看它是一个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很不好办。为办好建筑学系，除调进黄兰谷和其他一些教师，又请清华的周卜颐教授来兼任系主任，请黄康宇、蔡德庄、童鹤龄、张良皋等几位老先生和清华的美术老教师华宜玉来兼职。为办好文科和理科，第二个办法是80年代初期办了一些文、理科方面的刊物，想借此与学术界建立关系，一共办了9种刊物，包括《新建筑》和《高等教育研究》在内，得到外界的许多帮助。

（三）在困难情况下尽可能改善办学条件

当时是“文革”结束前后的几年，最大的困难是经费紧张，但还得想办法改善办学条件。首先是实验室，值得谈的有这么几点：一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系，船舶设计与制造是基本专业，需做船模试验，要建一个船模试验水池。我们在“文革”前就想建船池，到“文革”后期感到不建不行了，于是下决心建。我们的船池175米长、6米宽、5米深，终于建成，比较实用。再一个是计算机，我们一直没有。买进口的没外汇，又很贵。当时国内只有一种型号叫做“121”的过了关，是贵州凯里某厂生产的，售价40多万元。但用的不是集成电路，而是晶体管，很快就要过时。尽管如此，老等着也不行，还是咬紧牙关买。有了这台机子，我们的教师就有了用武之地。大约到1982、1983年，大家都不愿用这台机子了，因为速度太慢。我建议保留下来，让后人了解历史，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后因房子不够，拆了，很遗憾。另外，花了18万元买了一台上海产的电子显微镜，还是没有外汇，买不起国外的，只好买这台唯一的国产试制品。还有一件事，前面说了，1979年出国访问，在美国访问快结束以前，住在纽约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总部。一算账，教科文给我们的25000美元只花了不到10000美元，估计到加拿大和日本也不会超过10000美元。大家商量，用节余的钱，买3台微处理机，每个学校1台，很高兴，总算有了微型计算机。我生怕放在箱子里压坏了，就提在手上，从美国一直提到加拿大、日本和北京。回来给有关教师一看，才知道不是正规的微型计算机，是简单的单板机。回过头来看这是笑话，但当时就是如此困窘。现在大不一样了，全校已有微型计算机将近1000台，大多数是用科研经费买的。另外1980年有一个新的机遇，我们与国家物资总局建立了协作关系，建立物资管理专业，为他们培养学生，纳入国家计划；同时为他们培训在职干部，作为专修科学3年，都不收费，条件是希望物资总局给一笔钱，我们从国外买一台性能较好的小型计算机。他们同意，问要多少钱。一天晚上，我特地挂国际长途电话，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计算机研究的李凡教授请教，因为他父亲在武汉大学是我的老师。他很内行，建议买美国有名的数字设备公司(简称DEC)的PDP11小型计算机，35万美元一台。物资总局给了100万元人民币，我们请省里支持，将这笔钱换成35万美元，买了一台PDP11小型计算机，真是如获至宝。

第二个办学条件是图书馆。如果办大学只懂得找教师、建实验室，而不懂得图书馆的重要性，还是有很大的缺陷。我看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斯坦福大学》一书，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动。1884年斯坦福未满16岁的儿子去世了，为了怀念他的儿子，斯坦福办了以他儿子名字命名的大学，我国习惯上称之为斯坦福大学。不久，斯坦福本人也去世了。尽管有一大片土地，斯坦福生前说过不准卖，那时也没有想到将土地出租，经费困难。为解决图书馆买书的经费，斯坦福夫人将自己的首饰变卖，真了不起。尽管“文革”以后那几年，经费紧张，但为了办好图书馆，图书经费还是逐年增加。到1984年，图书馆经费占学校总预算的5%左右，特别注意购买外文杂志和外文科技书，因为经“文革”10年，对国外的情况很生疏。国家规定，买国外书刊都要经北京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国家给它一笔外汇，各单位只需付给总公司人民币，所以经费有一大半给了总公司，买外文书刊。1980年成立湖北省外文书店，开幕时，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来了一位副总经理，他在会上讲话，说全国大学买外文书刊最多的，一是北京大学，二是华中工学院。我们感到这样做对教师帮助很大。我们新办的数量经济学专业，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问林少宫有何要求，他说要订5种国外刊物。国家规定，订国外刊物每年只能递增3%，这时我们的递增数已经满了，正好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来了2位工作人员，我跟他们说明新办专业的需要。他们很帮忙，不经过省里这道关，直接由总公司给我们增加5种。中国有句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分的信息就等于“无米之炊”。另一个例子是王君健，原来教材料力学，后来教流体力学，1979年开始改行搞生物工程，头几年是生物力学，最近几年彻底改行搞生物技术。他很用功，天天到图书馆看这方面的书，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很满意，想看的书图书馆都买来了。他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却很少为人所知。生物工程系也是全校最小的系，只有100名左右大学生、十几名研究生、20多位教师。他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他是非常认真地在那里干，看得很远。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他说他从事的学科再过几年才能有所冒尖，对国家建设事业真正起作用。所以，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人，对他就毫无兴趣了。

第三个办学条件是盖房子。那几年，盖房子经费很困难。但人员增加了，总得有地方住。现在我校东区有一批房子是两层楼平顶房，很不好看，因为是平房改建的。那时基建计划控制很严，但改建房屋可以不算计划，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概是1979年，盖房子差50万元，只好找湖北省财政局局长韩鸿儒，请他帮助向银行说句话，借50万元。现在看50万元不在话下，但当时却是一道难关，而且不解决不行。

（四）大搞科学研究

1971年，学校的大批教师干部还在咸宁的向阳湖边办农场。1972年99%的人回校了，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但教学任务不多，许多教师没有具体工作，有时间搞科研。我们也认为应该搞科研。另一方面，从外界情况看，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原来直属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文革”期间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全部处于停顿状态。但生产中有些技术问题要解决，找到我们，要我们承担研究任务，他们给经费。因此，那时我们与电子工业部、机械部、水电部的关系很密切，1972年后学校研究工作出现了一个新局面。1976年“文革”结束，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1977年暑假，组织一批教师查阅国外资料，了解世界学术动态。本校图书馆查不到的，就到北京、上海的情报所去查，要求每一个学科按专题写出调查报告，编印《国外科技动态》，每期一个专题，一共出了七八十期。这就叫调查研究嘛，不了解情况怎么干事？1978年下半年进一步出铅印本，每一期包含好几个专题，出了十几期。同时恢复出版全校性的学报。还办了《科技译报》，发动教师把国外各种期刊上与我校专业有关的好文章翻译出来，跟学报一样一期一期地出。《科技译报》共出了10期以上，给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北京）寄了一份，他们很高兴，认为做得很好。《科技译报》在1979年下半年停办了，因为多数教师经过学习外语，可以直接看外文书刊了。

由于从1972年到1978年开科学大会以前，我们的科研工作发展较快，工作做得较好，解决了不少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1978年国家召开科学大会，我们受到表扬。大学只有我们和浙大受到奖励，得到奖状，写的是“科学研究先进集体”。会前要我准备在会上发言，我准备的发言稿题目是《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是比较新的观点。这篇发言稿送到教育部，引起教育部内部的不同意见，比较多的是不赞成，认为这把教学放到了次要地位。其实这是误解。科学大会主要是国家科委筹备，他们看了赞成这个观点，作为大会发言稿在会上印发了。这篇文章并不是轻视教学工作，而是说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说明科研工作是“源”(起源、发源)，教学工作是“流”。就是说，教学工作总是传授在科研工作中取得成果进而总结出的间接知识，因而是“流”。教学与科研是密切相关的，而科研必须走在前面，是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降低教学的地位。科研水平高，就会使教学水平也高。

正因为那几年科研工作做得较快较好，到了1980年国家颁发《学位条例》以后，1981年第一次和1983年第二次评议硕士、博士学位点，我校评上了13个博士点、37个硕士点。因此1984年我国首次在大学设立研究生院，我校是第一批设立的22个研究生院之一。当时设立研究生院的条件之一，就是博士点要超过10个。我们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在学科方面，在研究工作方面，属于高科技范畴的少了一点。在这一点上，我还要说几句我们的生物工程，它属于高科技。最初是生物力学，王君健在1986年逐渐感到生物力学虽是较新的学科，国际上也不超过30年，但继续搞下去发展前途不大，于是下决心改为生物技术，属高科技范畴。他今年60岁，但钻研精神很好，已从其他学科转过来6年了，情况不错，他很有信心。这学科涉及农业比较多，我国的农业总要出现新局面，要用到它。我认为办生物工程是我们下的一步特殊的棋，要有点眼光。邓小平同志今年视察南方时有个讲话，全世界都知道，其中有这么两句，一定要搞高科技，越高越好。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学校怎么办?一定要重视高科技，生物工程已办了10年，还应办其他高科技学科。国际上高科技发展很快。发达国家不仅看到10年、20年之后，甚至看到50年之后，所以我们既要看得高，也要看得远。事在人为。

（五）开展国际交流

今天我们在这里交谈，也是国际交流。我校从1978年起就开始起步，1979年和外国有关大学建立正式关系。建立关系最早的是美国南加州的圣迭哥加州大学，我们送去一批访问学者。我们很重视派送访问学者，派读学位的研究生已被校内外所公认。另外请外国学者讲学，其中水平高的聘为名誉教授。我当校长时，对我们帮助很大的一位是田长霖，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他是我校名誉教授，1989年以前，先后回来四五次。从办大学来说，我们很谈得来，他提的一些意见，对我们很有帮助。例如，他说近亲繁殖很不好。他知道我国越是重点大学就越是近亲繁殖，希望我们国家有那么一天下个决心规定，自己培养的博士生也好、硕士生也好，一个不准留，以免引起互相间的戒心，因都怕各校自己把好的留下了。从长远说，近亲繁殖害处太大。田长霖说伯克利分校还有个规定，凡是新来的青年教师选科研题目，不准和系里的任何一个教师相同，要另定新的科研课题。尽管我国现在还办不到，但这是经验之谈。另外，我们激光学科最初搞二氧化碳激光器，技术上被一个问题卡住了。我们请来一位美国教授，叫坎特罗维茨，是美国工程科学院的院士。他实践经验也很丰富，反复和我们教师讨论，最后解决了。其他来的教授对我们也有帮助。

再谈谈教学方面。当时对教学的日常工作很重视，加强了教务处，特别是将教学研究科的干部配备好，要求他们深入了解情况，及时反映上来，加以研究。曾经发现电类学生不重视制图课，有些学生课外作业潦草，少数学生考试舞弊，个别教师评卷不够认真等等，都一一严加解决。

那几年还着重抓了两件事。

一是试验用英文版教材，先从高等数学开始，其次是普通物理，再次是个别技术基础课。教材是英文的，但教师讲授还是用中文，可以用英文讲一些名词术语。而且原来的中文本教材照样参考。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使学生既学了课程内容，又提高了英文程度。据了解，开始几周，学生很吃力，要查英汉词典，但几周以后就正常了，这些课程的英文语句一般不复杂，词汇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些，几周以后就熟悉了。当时，刘颖、陈挺、马毓义几位副院长都赞成，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1988年夏天我在北京访问航空航天部下属某研究所，遇到一位年轻的校友，他很高兴地告诉我，由于在校时用了3门英文版教材，再加上基础英语课，他的英文水平大为提高，因此所里办科技人员英语学习班，他成为一个“小教员”。我问他是否在中学时英语学得特别好。他说他是青岛某中学毕业，英语程度属中等。当然，某些教师对此是有意见的，这在预料之中，因为他们自己的英语就不大行，特别是习惯势力很厉害，人们总是希望驾轻就熟，省力嘛。但是世界上难道就有这样的事，可以不费多少力气而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吗?

二是着重抓教师的教学法，克服对学生“抱着走”的现象，以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一点道理很清楚，不多说了。

尽管如此，我认为最大的憾事，是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没有来得及做好调整、改造专业这件有关学科建设的大事。50年代初期，照搬苏联的做法，专业数量很多，口径很窄，这在苏联的高等教育历史上，主要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产物。其实苏联50年代后期已发现这样做有问题，逐步有所改进，开始放宽专业口径。我们50年代那样依样画葫芦，与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还可以勉强适应。但严重的问题就在于“文革”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还是抓住50年代初期学来的那一套不放，在那个已经过时的老框框里跳不出来，这就非常不对头，很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本来1977年，教育部已经调集了一批人进行专业调查，我校的王嘉霖去了一年，准备调整。遗憾的是直到1984年底，还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专业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前提，不调整、不改造，学科建设是困难的，就好像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样。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引以为这是我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极大的憾事。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1936年暑期考进武汉大学，迄今已62年多，可以称得上是武大的老校友了。我很热爱我的母校。正由于此，这里我要提起一件事。最近我从武大北京老校友会办的《北京珞嘉》1998年第2期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实行强强联合，把武大办成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署名为“武大武汉校友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呼吁：武汉大学和在武汉地区原来从武大分出组建的华中理工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按李岚清副总理指明的‘共建、联合、调整、合并’的方针，实行强强联合，把新建立的武大办成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武汉大学。”正好从武大台湾校友会办的《珞珈》第138期(今年1月1日)上，看到《武汉校友聚会为母校献计献策》一文中，谈到去年5月23日武汉校友会开会的情况。会上有一位校友说：“这几十年母校的确有了很大发展，但地位下滑。她就像一位母亲，生多了儿女，自己虚了亏了，伤了元气，身体再没有恢复到以前的健壮。这个俗气的比喻，形象地道出了华工大、华农大、水利电大、同济医大等一个个从母体分离时，从教师到学生，从设施到土地，挑选什么就割爱什么，母校无私奉献的现实。”最后，会议决定写一呼吁书，将分出去的上述4所大学，与现在的武大合并，实行“强强联合”，建立新的武汉大学。

说来也很凑巧。我是1953年华中工学院(20世纪80年代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成立时调来工作的。当时正处于院系调整期间，所以对上引的两段话中所说的这几个学校的形成，我是很清楚的。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认为有必要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

华中理工大学(原华中工学院)是这样组成的：原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等4校的机械系全部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华南工学院机械系的动力部分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以及这些学校的部分基础课教师。后面4个学校来的教师，在人数上远超过武大来的。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最初名武汉水利学院)是这样组成的：1950年5月将原湖南大学水利系与武汉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合并为武汉大学工学院水利系；1952年4月至1953年10月，又将广西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华南工学院、湖南农学院、江西农学院、武昌中华大学等校的水利系、科先后并入，成立了武汉大学水利学院。这时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1952年国家已经决定，按苏联模式实行全国性大规模院系调整；1952年冬，在中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直接领导下，已决定成立“三院”建校规划委员会，所谓“三院”，就是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武汉水利学院，地址预定在武昌关山地区，即现在华中理工大学一带，所以这时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已经是过渡性的，在武大内部尽人皆知。1954年12月，天津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沈阳农学院及河北农学院等校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与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合并，并从武汉大学正式分离出来，成立武汉水利学院。1959年夏，又增设了电的方面的专业，改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同济医科大学是这样组成的：1951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为中南同济医学院。但两个医学院的历史大不相同。原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成立于1907年，由德国医生宝隆博士创建，校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附属医院叫宝隆医院，很有名。原武汉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创建于 1947年，学院与医院的院址均在现在阅马场附近的湖北教育学院内。上海解放时，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有381人，教职工653人。武汉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仅有94人，教职工仅有49人。所以1951年两院合并时，从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来说，原同济大学医学院显然是主体。

华中农业大学(原名华中农学院)是这样组成的：1952年，由湖北农学院全部系科和武汉大学农学院以及湖南大学、河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农学院部分系科合并而成。湖北农学院与武汉大学农学院的历史，也很有悬殊。湖北农学院是由张之洞创建于1898年的湖北农务学堂演变而来，所以去年(1998年)华中农业大学举行一百周年校庆纪念会。1903年，湖北农务学堂扩充为湖北高等农务学堂，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农科大学之一。1937年改为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1940年在恩施改名为湖北省立农学院。1950年定名为湖北农学院。1906年，校址在武昌宝积庵，抗战胜利后仍回原址。1952年合并前，有学生731人。武汉大学农学院成立于1936年秋，抗战爆发后迁四川，于1938年并入中央大学农学院。抗战胜利后，武大迁回珞珈山，恢复农学院，合并前有本科生450人，专科生近200人。由此可见，不论从哪方面来看，合并前的湖北农学院不能不是华中农业大学的主体。

我毫无贬低我的母校的意思，正是作为一个老校友，有责任实事求是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免时间越久，后来者越发搞不清楚。希望母校的同志们和现在武汉市的校友们以及各地的校友们，不要产生任何误解。

李梧龄回忆录《泣血年华》
－－作者：李梧龄

目录

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第二章 收容站的十天
第三章 小庙岗和大庙岗
第四章 筑路队
第五章 涛城分场
第六章 白云山右派队
第七章 分流庙拘留所
第八章 分流一队
第九章 分流四队
第十章 判刑前后
第十一章 放马场
第十二章 尾声
附件 小虞回忆

序

　　我从学校毕业工作不满一年就被打成右派，然后被投入劳改，先后经过劳动教养和判刑劳改两个阶段。等到平反时已在监狱中渡过了二十一个春秋。恢复工作不久又患了重症哮喘，依赖激素维持生命，终于一生毫无成就。种种往事不堪回首。曾写了一篇短文以自娱，叙述在狱中吃狗肉的一件有趣却又辛酸的往事。我的一位朋友见了，建议我将过去之事全部写出来。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按照事件的先后写来。这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人生的真实记录。我平平叙来，不加文字修饰，也很少发挥自己的感想。我希望用这篇文字来向亲朋好友诉说我的亲身遭遇，使他们了解当年思想狱以及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情形。说到我的经历，当然免不了涉及我所遇见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只要是真实可靠、完整或比较完整的，我都记录在文中。可惜由于在狱中不可能记日记，有些记不清的，只好略去，记得的，也往往是个故事梗概，写来未免不够生动。然而，我宁可要真实而不去文学加工这些内容。因为有个故事梗概也足够了，让事实去说明问题不更胜于文学的创作吗？

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一 学生时代

　　我是1953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当时正值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将所有大学的院系拆散，再按苏联模式重新组合。复旦大学是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即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其物理系是由原来上海地区各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物理系合并而成。学校的制度都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例如上午连续上五节课而下午则为自修。这种课时安排只维持了两年，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系是一个大系，每届新生有120人左右，分为甲乙两班，我被分在乙班。一年级乙班的物理学是由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课的，王先生原是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是一位忠厚长者。当时的教材也都照搬苏联的，物理学用的是福里斯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学》。书倒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是其民族狭隘性和政治宣传实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贡献都被说成是俄国的，还会有“列宁写道…”，“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这类莫名其妙的文字，实在令人讨厌。

　　一边倒学苏联的另一措施是废除英文，大学里全部从头学俄文。一年级时的俄文教师名叫郁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琐而且素质极差。有一次教到каша 这个字时说“这字是稀饭，但外国人的稀饭比我们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东西的”。正好这同一课中又教到了чай 这个字，他于是操无锡语大呼道”外国人不像我们，外国人吃茶要放糖的”。我听课至此实在忍无可忍，便对身旁的同学骂了声“放屁”。不料此话却被他听见了，便指着我问“你说什么？”我不动声色地就坐着回答说“我说你放屁”。他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气得混身发抖，涨红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着门大声吼叫道“你，你，你给我出去！” 我于是毫不在乎地离开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来找我，要我检讨。我说我何错之有？他说“郁去病大闹，表示不肯来物理系上课了。王先生不得不为此向外文系道歉。这件事本应王先生自己找你谈，但他又不愿意。所以我来了”。这样，我只得写了检讨。过了几天，布告栏中贴出我被记大过的布告。这个大过只是装样子而已，它从未被撤消，但在我后来提前毕业时，也未被按规定写在文凭里。不过经此以后，我对俄文反感更深。郁去病这个人相貌奇丑加之一脸媚苏之态，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上课时我感觉到的简直象是看讽刺剧。所以我从不听讲而最喜欢他举行临时测验，因为可以缴上白卷就走。到了学期终了，我花一个多星期苦功，在大礼堂全校一年级的俄文考试上仍然第一个交卷。我们班上有一位俄文成绩非常好的同学和我一前一后走出礼堂，她很不高兴，认为我缴白卷还要抢在她前面。而郁去病拿着我满分的考卷气得不得了，对同学说“他平时成绩不好，给六十分！”。

　　其实象郁去病这样素质的人当时大学里也并不少见，我们看到了趾高气扬的所谓苏联专家，他们年纪轻轻却在其上课的教室里要备上火炉。总有一伙人满脸谄笑地围着他们转。那时大学里有四门必修课，分别是：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党史。单看堂堂中国的大学，每人必得去读苏联的共产党历史就已经够令人气愤的了，更何况这四门强迫要上的课无一不是很荒诞的。中国革命史而不谈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却立论在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单凭列宁说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句空话而不问列宁身后事实如何，不问斯大林非但没有实行列宁的话，反而变本加厉利用美国要他们在德国投降后出兵打日本的机会逼迫中国接受外蒙独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条件的事实，就把苏联顶在头上，开口闭口肉麻地叫“老大哥”。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就对中国近代史有过兴趣，我从史料上读历史并不要人家把史观强加给我。在我看来历史是历史人物的奋斗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时候历史课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物都失去了个性，历史被简单化为：因为某人是某阶级的，所以如何如何。大学里的革命史课一点也不比中学里的多点内容。上课的教员也完全没有学者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政工干部，拿着讲稿念经而已。

　　我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对化学发生极大的兴趣。我买到了影印的Linus Pauling 的书，对他用量子化学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学键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时《科学通报》杂志却连篇累牍地用所谓的辩证唯物论对Pauling的共振论进行批判。我看透了这种批判的毫无道理。果然，不久批判销声匿迹了。事实上苏联也不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学说。这件事使我认清了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实质。我查到了用斯大林名字发表的两本小册子《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大学里的这门课程却就是这点内容，一个下午便可读完的东西却烦琐化成两厚本书，适足以让低能儿读得昏天黑地而已。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原理，都是空话。例如所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这话并没有指出关联到了什么程度，就谈不上对具体事物有任何指导意义。只能用来做事后诸葛亮来骂人而已。二年级的政治课是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很可笑的，马克思的一本剩余价值的小册子，也是两个小时可读完的书，被扩大为两厚册，加了一些最简单的算式就貌似科学被那教员翻来覆去地讲。那时还有所谓课堂讨论。我实在不愿意作违心之论，对 “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之类的屁话进行了反驳。

　　一年级时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为所谓的“落后份子”，除了因政治课迟到上过布告栏被叫到教务处挨骂外，还有逃避文娱活动。那时规定下午三点半有种种活动，其中文娱活动非常无聊，例如坐个圆圈在背后抛手帕或做“我们要拣一个人”之类小孩子游戏。大学里强制要参与这种活动岂非笑话？我不得不常常逃到虹口公园去看书。

　　到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并没有看到胡风万言书(1)的内容。那时学校新建了学生食堂，也兼作夜自习之用，故沿壁有一些书橱。我特地在其中找到了两厚本胡风的作品，其中文艺理论文章文字别扭，且多马列主义词句，就一翻而过。在诗作中，我见到了一个长篇《时间开始了》，居然是对毛泽东极尽阿谀之能事的，足以和后来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媲美的作品。觉得简直是个绝大的讽刺，当然也因此不认为他的诗有什么高明。于是从公布的《材料》(2)得出他是和周扬等争权夺利，派系之争而已。但是仍对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认为不合法制精神。在背后说了三篇《材料》的按语为横蛮无理断章取义，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反革命的证据，并怀疑获得私人信件的手段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只语来定罪是将思想等同于行动，毫无道理。不久见到报上声势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者名声之大，其文章用词之凶恶蛮横等都使我感到气愤。后来，这些人几乎也都未能逃过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命运，而他们开创的谩骂文风也都轮到他们自己去享受。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们的大名了，反正对这些人历史自有公论，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随之而来的肃反运动的对象！班级中负责肃反运动的同学竟然对与我最要好的同学说：李某人的大前提已经肯定，“他对你抓得很紧，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语。那时所谓“大前提肯定”一般都被理解为指某人是美蒋特务之类，我那同学经不起这样的恐吓，就揭发交代了我平时的一些言谈。批斗会的范围还只不过是在班级之内，其具体情况已记不详细了，但还记得居然派了一个同学连我上厕所也跟随着，好像怕我会寻短见似的，我也因而频繁如厕以作弄他。放暑假期间他们还有一次把我叫到一个同学家去，我故意用香烟将指甲熏黄了，做出深受打击苦于思考的样子，以满足他们的狂热。其实这些人何尝蠢到会相信我是特务！无非是拼命表现自己，梦想得到好处而已。

　　由于我和其他系的同学交往不多，对肃反运动的全貌就不够了解。我总算还未被关起来失去全部自由。但只要设想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学习在一个环境里的一个热情、外向的人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他露一丝笑容。无不莫名其妙地一脸漠视。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迫害！

　　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咏章，他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与世无争，极少谈自己的看法，各方面无任何突出之处,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哲理，故能免祸。另一位同学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两班，因病休过学，才与我同班，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负担着家庭，当他知道我也穷困时，便介绍我与他一起去一处补习班教书。这在当时是很担风险的，因为违犯了校规。追忆到我在读高一时，曾因申请减免学费未成而几乎失学，后来也是得到比我高一班的顾彪同学的帮助，在他开办的补习班教书。顾彪后来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他同时还负担着母亲和弟弟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为此竟被开除(3)。由此可见薛瑞相同学是如何仗义了。

　　到了第二学期，政治空气松动了，负责肃反的同学对我说“你的问题经过审查，没事了。”就这样一句话，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笔勾销。幸而我胆大，或许是麻木，对这迫害毫不在乎，没有任何精神创伤。但也正是没有因此而对共产党惧怕，存戒心，没有悟出在这个社会里，思想也必须时时和共产党保持一致，否则便算犯法．所以两年后才又惹了祸。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久，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重视起学习来了。于是又要我在年级的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和同学们恢复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去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下火车，满耳朵只听见“劳驾”、“借光”。听惯了上海街头的粗话，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时便听不到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年来民风的变化。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那时还很简陋，我们去的实验室只有一位大学毕业的姓傅的工程师负责研究，两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都十分热情。研究的项目有三，我现在只记得一项是超声探伤，另一项是研制铁氧体材料。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要制造一种用于三路载波电话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而当时苏联已用上了十二路载波电话，美国更是超过百路。然而院里的保密制度却非常严格，我们所做实验的记录在离开时都以帮我们核对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其可笑的是当我去他们图书馆借阅很普通的国外杂志时，竟以保密为由不能看杂志，只能借到杂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镜阅读。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陪同我们北上的复旦讲师黄先生因为其人事材料未及时送到，竟然被拒之门外。她也乐得不必担任指导，只在休息时间来看看我们罢了。

注：
(1)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胡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国后长期和左联的领导周扬意见相左，53年被党内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为“反现实主义”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54年7月他上书言事内容主要为对林、何的答辩并说明自己的文艺主张：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当作了黑格尔底绝对精神，以为一切都是从‘政治’出来的，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面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要通过写人去写出‘人生的真实’，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这些意见当然是对的。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泽东，55年5月当他得知毛要将他的信公布时，赶紧写出检讨声明，求周扬上达天听，但为时已晚。
(2)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评语为毛泽东所写。
(3)一年后，化工学院表示当时的处分重了一些，但为了学校的面子，他不能回化工而转到水产学院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轮驾驶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二 毕业前后

　　实习结束回到上海后得知我们这一年级要分两个专业，我选的半导体专业要集中到北京大学去学。于是家里便为我准备了棉衣棉裤。因为火车票的关系，六十几个同学要分三批走。当第二批走的名单宣布后，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女同学跑来说：“我的外婆和妈妈舍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几天。能不能请你和我对调。“于是我们俩人一同去学校，对系主任王先生说了。王先生对她说：“你可以另外找同学调，但不能和他调。”我听了很纳闷。后来第三批名单宣布了，仍然没有我。直到开学后好几天，才有电话来叫我去学校。一路上我估量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运动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当我踏进系办公室时，一看已有五位同学等在那里，他们都是党、团员。大家相视一笑，就知必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们。不一会儿，系主任叫我们进去说：“你们几人已提前毕业，留任助教了。”系主任助理戴乐山先生补充说：“祝贺你们已成为年轻的物理学家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戴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上一班同学中的优秀者都给科学院要去了，我们担心到你们毕业时留不下来，故报请教育部让你们提前毕业，批文还未到，但北京的电话已来了，马上通知你们。”接着便安排了工作，他们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叫我马上去吴剑华先生处报到，担任理论力学助教。最后，王先生说：“你们可以先去财务处领薪水。”

　　当时正完成了工资改革，高等学校教师工资分12个等级，1到3级为正教授，4到6级副教授，再往下则各有3个级别的讲师和助教。我们头三个月领试用工资，然后是12级助教的65.5元工资。当时可说是对知识界较宽容的年代了，不久，运动迭起，次年毕业的人工资就只有48元了。

　　在二年级时，吴剑华先生曾教过我。我受命到他处去报到时，他正受命开数学系的理论力学课，数学系对此课程的要求很高，此时他借来一书架的参考书正在认真地写讲义，见到我去报到担当他的助教非常高兴。当时他薪金刚提高到133元，即讲师最高级别的工资，又适逢补发工资，便邀了正好来访的郦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宁路凯福饭店吃饭，饭后还看了电影。席间，两位先生相互谈了一些系里教师间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教师生活中不为学生所知的方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过得非常愉快，学生们都爱戴我，不但我负责的力学而且在其它功课中发生的问题也常有同学来找我。此外，三年级时指导过我做研究的王恒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做研究。工作后经济也解了困，我负担起了家庭的开支。眼盼着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

　　吴剑华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诚恳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一个人住在复旦的淞庄宿舍里，生活很简朴，工作之余，天南地北地和我无话不谈。有一次谈起他的经历。他是抗战胜利前夕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胜利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等地教书，1948年他在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那大学的学生虽说一般都是富家子弟，但在那年头也多半很左倾，他们对校方一个管总务的不满，认为他账目不清，吴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评那总务说“你怎能如此呢。”于是就有了矛盾。国民党溃败前夕，学生们组织应变护校活动，矛盾日益加剧，他感到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家苏北海安。1949年2月，当地政府三次上门邀请他参加革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苏南行政公署的教育处报到。穿起了军装，后来随军南下，所属单位简称为苏南文教处，他戴上有“军管”两字的臂章，参加接管江南大学等学校的工作。他说：“工作很简单，到了一校，校长表示拥护政府接管，于是组织校务委员会接管权力。”这样干了几年，他深感其中人际关系之复杂。于是，趁有所谓归队政策之机会，在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

　　接着他谈到了来复旦后的遭遇，当时复旦物理系才二十几位教师，不久来了个总支书记钱孝衡，此人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恰好系里有有两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便设法赶走了一位而又处处难为另一位。这另一位只不过是位教辅人员而已，名叫周长春，在肃反时竟被关了起来。吴先生为此打抱不平，就也从此受到钱的迫害。钱到物理系后发展了许多人入党，周世勋等都是他介绍入党的。他告诉我说周世勋48年去美国留学，50年还未读出学位就回国受聘于基督教的上海沪光大学为副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复旦。由于他的职称与学术水平不相称，就用上了各种手段，在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自己，打击别人，无所不用其极。经吴先生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为何周平时总是那么装模作样，架子十足。有一次在习题课上，竟然板着脸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说：“这种问题也来问我！问助教去！”原来是为了掩盖他的不学无术。

　　吴先生使我明白了原来高等学府也并不是一片净土。

三 反右运动 （一）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恒守先生家去，他们正用着早餐，先生问我：“看过今天的文汇报吗？”我说没有，其实我醉心读书从不看报。先生说：“怎么可以不看！”边说边指着沙发上的报纸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系的秦素美教授，她对着先生微嗔道：“为什么人家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起身将报递了给我。那报上登载着先生一篇题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副标题是乱、偏、糟三个醒目的字。文章批评了在高校中，由校长还是由集体领导的制度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也没有制定出来。在业务领导方面，生硬地学习苏联等。我说这意见当然是对的，并补充说例如谁不知道理科应该和工科结合并指导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结合呢；又何必非学苏联不可呢？

　　我们接着讨论了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诉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共产党很能接受意见。他谈到参加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情况。讲了一件事，原来先生曾作为政协委员参观过上海火车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从内蒙古运来的牛经设有养牛场的大场站不下车，却要转运至江湾站下车，理由是铁道部不允许，怕脏，然而从另一处运来的猪却是在大场站下的。怪不得我们经常在上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牛被驱赶着沿邯郸路走向市区的屠宰场。先生就此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意见。说经过长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还要经此折磨呢？要说是脏，则牛、猪又有何区别呢？他在会上风趣地说，如果真的火星上有人，用望远镜看地球时，岂不要奇怪为什么上海的牛常常大游行？他很得意地说这一幽默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一句玩笑话不但被大肆宣扬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而且还存心造谣在报上登漫画，画王先生在火星上用显微镜看地球，辱骂道：堂堂物理学教授竟不知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区别。这是后话。

　　从王先生家回来后，我心中很轻松，并对文汇报也有了兴趣。这正是短暂的一段大鸣大放时期。报上批评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气息。校内也召开了许多鸣放会，出现了大字报。我除了听听宿舍中同事的议论外，并无暇去参与这些集会或看大字报。有一天晚上，原同班的马明敏同学等几个人到我宿舍来说她们班级正召开着座谈会，并邀我参加。那时我正看着书，便拒绝了。她奈何我不得，便玩笑地将拉线开关一拉，娇嗔道：“不让你看书！”她们一走，我就到门口去开灯，但转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着去了，何况我们本是同班同学，怎能毕业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灯，跟了上去。就这样，参加了物理系四年级的鸣放座谈会。

　　座谈会设在1200号教室大楼四楼西边的大教室里，中间用课桌围了个方块。同学们拥我坐到了桌边，四面一望济济一堂，原来除了物四同学外还来了许多人。发言此起彼伏十分踊跃。 到会的还有人事科长王零，原来这是一个向人事科提意见的鸣放会。同学们举了许多事实来提意见，然而王零却不作一声。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同学促我发表意见， 我拗不过他，便站起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提了许多，到底对不对呢？大家说人事科中每人有个人事袋，装着当事人无法知晓更谈不上分辩的告密条子，而这告密却严重影响着当事人的前程（4）。我看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长王零既然在座，何不表个态，省得大家无的放矢！要是真有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的问题了。人事科做这种黑暗，见不得人的勾当，太不应该了。更不去说有人提到的党的人事科这种说法了，党作为一个整体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怎能管到党外人头上来呢。反之，如果我家中保有党员的档案，你们如何看法呢。所以，如真有这种性质的人事袋，应该烧掉！

　　王零真不愧是个老奸巨滑。借这机会就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可是大家提的意见还不够尖锐。请下次开会再提。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到了6月，报上的情形已经大变了。一派声讨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几乎都是是非颠倒的漫骂。然而我还完全没有感到迫害将临。我们的宿舍里仍然随便地议论着报上的文字，例如葛佩琦说当年共产党进城“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人民也会推翻共产党，甚至于要杀共产党。这话在要杀共产党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为何要自认前提已经成立而说葛要杀共产党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又是同时提前毕业的王兆永同学对我说：“今天下午四点半请你开会，对党提意见。”王兆永原是在肃反时负责整我的同学，但在毕业后，住在一起，学业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对彼此的为人都有了了解。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枕边放着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看呢。他说这毕竟更符合事实。又有一次我对他发牢骚说：“共产党不懂得尊重人。”我指的是某次宿舍门口贴出布告称；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务必出席，云云。但结果会上说的不过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来不吃油的农民现在也吃油了。于是，油的供应便有些困难。下个月起，要发油票来限量供应。我说，发个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重要会议呢？再说，建国时期要省下油来换外汇买钢铁，我们也理解，也愿意束紧裤带支援国家。但为何要说这种混话来骗我们呢？再说召集应对会议负有责任的人来开会是发通知，而对会议没有责任的人来说应该发请柬。你们动不动就以命令的口气出布告，又不写内容。岂非不尊重人吗？当时他对此不置可否。但这一回却真的拿出一张复写的请柬来。说：
　　“这次是我们党诚心诚意地请你提意见，你看，这不是请柬吗？”

　　果然，请柬上有邀请参加整风座谈会云云的字样。王接着又重提了我过去的牢骚，说现在党已经懂得尊重人了。听我再三回答说对此不感兴趣后，他又说：
　　“这次不但党请你提意见，而且我本人也很想听听意见。这样吧，作为交换条件，我先请你看电影。”

　　这样，我们去海宁路看了第一场电影。散场后，在回校的公共汽车站上，我推他挤上了车，却缩开了手让车门在他身后关闭了。车子起动的瞬间，他转过身来，苦笑着点点车窗，说：
　　“你呀！就是不肯开会。”

　　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就等了第二辆车，到了学校。

　　鸣放会的会场设在普通物理教研室，与会的是全体物理系助教。谈了一会儿后，沈天增（5）发言说：
　　“我怀疑这次运动会不会是钓鱼？……”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郭有思便跳了起来，指着沈的鼻子骂他右派份子。沈天增并不雄辩，发言时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挥地书生气十足。听了郭有思以及跟着贾起民（6）等的臭骂，不禁呆了。

　　我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想当年肃反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受不了惊吓。一年多不和我说话。现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没有过知心的交谈。我却要让你看看我是怎样对待朋友的。

　　这样我举手打断了接连着的批判发言，站起来辩道：
　　“我所听到的，沈天增并没有肯定地说共产党钓鱼；如果他肯定了，他就不可能说出来。否则不合逻辑。他的意思只可能是：希望共产党不要钓鱼。再说这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报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这句话不但阻止不了他们的无理吼叫，郭、贾二人反而马上指着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这样，矛头便转到我的头上。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辩论可言，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攻击。这帮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责问的口气吼出各种各样的辱骂。行文至此，我所用的“责问”一辞其实是不确切的，他们并没有“问”的意思，而是要套出我更多的话来供他们攻击。所以我一答辩就引来更多的攻击和挑衅。我相信他们是预先密谋策划过的。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时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动声色，甚至和你一同发议论，也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表示不满，但是在运动来前，他们便被召集起来进行阴谋策划。到时一拥而上完全丧失了人性。我如稍微关心点校内形势，就应知道许多单位已在批斗右派，不会中圈套前来开会。但即使不来开会，也逃不过这一劫；有一位讲师吴椿，平时很少说话，到了59年，他正在图书馆看书，钱孝衡去找他说：“你现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还是有前途的。”从此降职降薪成为贱民。后来知道，定他为右派的依据只是他对生产的火柴杆改短和买来的布缩水太多发了牢骚。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党支部书记王兆永却并不知道我的事情会如此严重，大概仅是受命诱我开会而已。

　　他们责问我王恒守是不是右派，我断然否定。又问章伯均、罗隆基。我说他们是不是右派又何必要我来评定？在被逼不过时，我只好说就算他们是右派，但单凭报上的材料是不足为据的，必须另有依据。

　　因为沈的发言中曾有怀疑共产党的本质是否结党营私之语，便七嘴八舌地责问我：
　　“为什么你反对党的领导？”

　　我答道“何以见得我反对了党的领导？”

　　“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规定了，你认为如何？”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应由人民按选举结果决定。”

　　“你为什么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

　　“如果定死了则万一将来党蜕化变质怎么办？”

　　此语一出，跳起了一个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华中一（8），他居然随身携带着党章，从口袋中掏出来念道：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自以为有理地据此反问“既是先锋队怎可能蜕化变质？”

　　我听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讥道：“党章规定的不过是你们奋斗的目标，那有一规定即成事实之理？正如物理学上有理想气体的假定，和实际气体是有区别的。难道说你认为被你们骂的国民党其党章就规定了党员皆地痞流氓？”

　　又有人提到我肃反时被检举的一句话，说我讲过若鞍钢被美国扔了炸弹，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国士兵被杀，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也毫不同情。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挑拨之辞。事实上，我当时是指着报上的一段话而作的评论。报上将美国飞机在朝鲜炸我阵地说成是不人道。我批评其不会宣传，说这和人道无关，我军也要炸他们的阵地。如说其不人道，应举的是炸我妇女儿童。即使炸了鞍钢，杀了士兵也不干人道之事。可在恶意挑拨之下岂容分辨？马上大呼说我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云云。这样一直瞎吵到时间不早了。散会前令我表态，我说：
　　“我根本不关心整风，也无意提意见。今天来此开会全无准备。想不到有此结果。”

　　于是他们便令我于7月1日再开会。

　　7月1日的会规模已为全系教职工会。是针对我的批判会，先令我发言。我并未说任何新观点，不过是对他们的恶意攻击作些解释而已。然而我被迫而随便的发言后来却被他们说成是反党八大纲领。现根据复旦当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录其中以“八点纲领性意见”为标题的一段如下：

　　1，我要求大家抱着纯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有人说这不可能，说不是这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所谓只有两种立场的看法，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而客观真理不见得就是马列主义，我的本意对党并无敌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那是马列主义的偏见。

　　2，从古到今都有爱国人士，如杜子美、陆放翁等，只要是爱国人士，都是为低层人民诉苦的，当然，所谓‘低层人民’就是劳动人民。他们要为低层人民诉苦不外是这三个理由：(1)他们是大多数，(2)他们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无知。(3)没有人做他们的代言人。爱国人士为无产阶级着想，不等于承认无产阶级领导。

　　3，我没有认为资本主义优越；对社会发展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是学政治的，也不感兴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种理想，可以不相信，唯物主义不反对说有的东西我们还未知吧？我说过人类道德不可能达到，这是不是校刊标题上说的‘反对社会主义路线’呢？我说不是。但一定要说成引导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的路，我不赞成。

　　4，我觉得党有缺点，我接触到的党员就都有缺点，（这）说明（了）党的实质。我现在赞成共产党是因为其它党没有执政能力；现在因为只有共产党领导，不得不如此，（但）没有什么理由说一定要共产党领导。我说多党制有好处，是指几个政党互相监督。

　　5，宪法是百年大计，希望一直用下去；但是否将来有别的政党更强大，现在还不知道。

　　6，储安平、葛佩琦的话，本人乐于引用，譬如‘杀共产党人’我认为是忠告，我不为他们辩护，因为指明他们是右派分子的，一定还有其它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么？所以不能肯定他们是右派分子。但就他们的发言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错。共产党不是傻瓜，他们也不是傻瓜。如果认为死人穿过的衣服不能穿，是一种迷信；那么，我们也就不能认为他们讲过的话，我们就不能讲。

　　7，我觉得对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的人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肃反。有一部分不是在肃反革命，譬如我在肃反时被斗，我就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事实全国都有，不是个别错误。我怎么是反革命呢？这是有点杀鸡给猢狲看的。又譬如我一到系内工作，就发现即使在系内教书的，就不如我在学生时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后骂，这是为了政治问题（吗）？（是）由于党脱离群众，有人拍马屁，党爱马屁的缘故。

　　8，物四会上有人讲到我系有教师领学生到北京去生产实习，因为人事材料未到，就不许进实验室，这是对知识分子信任吗？我还从很多小说上看到党 ‘只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议烧掉人事袋。

　　这里，我举杜甫、陆游为例指出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也并不是没有真理和正义。把一切都说成非共产党领导不可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我反不反对共产党，而是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不能自封为不可反对的(9)。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种理想，我不反对有人持这种理想。但以此理想为据认定了现在共产党正领导着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决不可怀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讲完以后，接着就又是连珠炮般的责难，虽说责问却又不许答辩。当有人问：“ 你曾说肃反是杀鸡儆猴，那末谁是鸡，谁是猴子？”时，因我已多次要求发言，名义上主持会议的系主任王先生说：“让他讲话！”我便起立说：
　　“大家是鸡也是猴子。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还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和活猴包括在座诸位。”

　　这帮仗势欺人，只管自己胡说八道骂人，不容反唇相讥的“好汉、英雄”们，这一下可不得了啦。简直是捅了马蜂窝，全场乱作一团，几十只手指着我乱嚷。会开至此也就散了。

　　过了数日，批判会扩大到全校范围，在登辉堂(10)举行。戏台上坐了主席团，前排空出一段放着麦克风，我和沈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听训。当听到我敬重的黄烈德和周怀恒先生(11)发言时，我简直莫名其妙啦，周大声地用他的宜兴官话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来，作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过一会，接着说道：
　　“我最好的学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对身旁的沈天增说；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多次要求发言，都被“ 不许右派放毒(12)”的呼喊制止。有一次还是主席台上的王先生说了才让我说话。我走到麦克风前说：
　　“我听了半天，似乎你们在批判一个也叫李梧龄的人，可这是你们想象出来的人，不是我。他在哪儿？……”

　　等不得我说下去，便是一片疯狂喊叫。鬼使神差他们是没有闲情欣赏这点小小的幽默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说理斗争。

　　这以后，校刊就登起骂我的“文章”了。这里我用引号是因为从文字水平而言，这种东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后，我教的数学系四位同学来到宿舍向我致意。可他们很快便被团支部围攻，其中三人被迫认错。唯有一位女同学赵丽珠不畏强暴，反而敢于当众和我说话。后来她受到勒令退学的迫害(13)。她自己不低头却劝慰我不要辩论而要检讨，我答以：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还大呼臣罪当诛，皇恩浩大。吃了耳光还要大呼快乐不止。”
　　“如你已经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业。那当然应该硬骨头到底。但是你的事业还才开始，如因此夭折，岂非可惜！”她这样说。

　　大会以后，转入小会的阶段。十来个“积极分子”像开了发条会跳的玩具青蛙一样围着我闹。这种批判会如果留有记录将是十分有趣的。可惜因为完全是疯话而不可能完整地回忆出来。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缴械投降”。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开口闭口说我向他们“进攻”了。不按他们的意思臭骂自己就算的“进攻”了他们！整个的会议就象一群小孩子在玩假打仗，说的胡话大概只有《爱丽思漫游奇境地》里的御前会议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会议开始时有人故作诚恳姿态地说；
　　“我们是在帮助你，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打击你。”

　　“怎么会呢”我不无讽刺地答道“帮助和打击完全是两码事，谁也不会误会的。你们的意思我当然明白。”

　　于是我便受命检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对任何一件事提过具体意见，更没有写过文章、贴过大字报。就无法对某件具体的事做检讨。所有的只是平时言谈，怎能记得？而经他们举出的又往往断章取义走了样。于是只好泛泛而谈，说从小读的书不对，认为政治是“狙公饲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因此太不关心国家大事。受《民约论》之影响很大，认为政党也不过是一个法人团体，和每一个人民应该是平等的。根本没有学习过宪法，不知道有规定共产党领导之事，平时爱好科学喜好纯客观地看问题等等。

　　其实，我和他们谈书本，他们又何尝听得懂？如果他们真的能虚心听我的“检讨”则实际上我是在给他们上最基本的民主主义课。我总是说“过去我错误地认为┄”，其实这些认为当然并不是错误的。例如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论述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但他们也根本不管我说的是什么！只等我说完就莫名其妙地、胡说八道地攻击。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要表现其自己，妄想得到好处。狼捕到了猎物就要撕裂它。求饶是根本没用的，但不检讨也不行。否则他们没法交代；“什么？你们这么多人竟制服不了他！“啊呀呀，这可不得了，这可误了大事，误了他们的前程。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一个贼踏着垫脚石正爬墙到半空时，忽地垫脚石倒了的狼狈不堪样子。不！不仅是狼狈，他居然愤怒起来。一个惯窃没有偷到皮夹会比失去皮夹还要难过！

　　就这样，两、三天一斗地过了一个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电话铃响了。想不到我小学时的王校长(14)打来电话。
　　“你怎么样了？你要当心点呀！今天的报纸……我查电话簿…”

　　我赶紧下楼，从厨房窗口取来解放日报，只见第二版上大标题《李梧龄百般咒骂共产党和新社会》。其实一个多月以来报纸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至。例如有这样的大标题《驳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之类。外行当然不能领导内行！这是普通的常识，怎么成了谬论呢？后来新闻日报的文章居然说我出身“军阀家庭”可见胡说八道到什么程度。不过当天我看到报虽然一笑置之，却也马上把报藏起，怕被父亲知道了会担心。后来终究瞒不住，老人家只是笑笑说：“我的儿子虽不明利害，是非却是知道的。还不算太糊涂。” 毫无害怕之意。抗战时我家沦落在上海，他拒任伪职而失业。后来一贫如洗。但老人家言传身教的人品使我终生受益。虽处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报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好排在第四。我哈哈大笑对一位朋友说“我可是神呢”。

注：
(4)80年代时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学在肃反时无中生有地密告为加入过我的小集团，虽以优秀成绩在山东工学院毕业，却得不到重用，后来文革时与干部一起劳动，干部说“咦！你根本不像是档案中写的那种样人。”在他追问下，才得知实情。告密者是个党员，曾争取我入团，我则叫他也不必问政治，但我们私交不错。他就读于南京航空学院，通信甚密，肃反后失去联系。80年代见面时也牢骚满腹。不知他当时何以出此，更不知几人受害。1997年向明中学校庆，我们班级同学欢聚一堂，一位当时的党员同学黄绍元坦诚地告诉我，当时徐还是团员，是受黄之命来和我要好的。黄说：“你当时如能因此入团，徐就立大功了。那时，天主教徒吴宝昌同学是我们的打击对象，你是争取对象，因为要发展又红又专的党团员。”我不禁发笑，还只是个中学生哪谈得上“专”？黄在会上深深致歉，说他当时伤害了我们，这使吴和我都大为感动。当然对我是谈不上伤害两字的。黄后来在大学里也被打为右派。同学会上还见到一位从五爱中学转来仅在高中同学一年的党员，他说他大学四年就读了四个大学。显然是个职业学生了。
(5)沈天增和下文将提到的郭有思，贾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批提前毕业的。那年共提前了12个同学毕业当助教。
(6)郭、贾二人当时最是 穷凶极恶。文革中郭带头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家，忠厚如王先生对吴剑华先生说：恨不得杀了他！可见郭当时的面貌，后因和人姘居而一蹶不振。平反后我和一位当年在北京的同学说起贾，她问我为何如此厌恶他，我以当时情况相告。她却讲出令我吃惊的事来。原来贾是80年代才入党的，入党时说很后悔当年之事，说那时支书薛履端抛材料，他充了大炮。薛当年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见到我时，左右一看若无人便向我露齿微笑，我一直还感激她呢。
(7)毕业后，经王兆永提出，沈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家去相互作报告讨论物理问题。
(8)华中一当时并不是助教，却来此开会。他交通大学毕业，虽为党员却不服从毕业分配，不肯去外地。后来趁周同庆教授负责研制X光管的机会，跟来复旦。他反右起家，摇身一变成了电真空专家。据负责文革期间主编工农兵物理教材的吴剑华先生后来告诉我，看了令他编的《直流电路》一节后，曾当面指责他“连抄书都不会！”后来他居然荣任复旦大学校长之职。他“指导”的研究生无不对其“学问”摇头。有一位和他争论后，正担心报复，不料却被送出国去也。
(9) 我当时心里想到而还未直说的是Republic这个词就是指的废除由某个个人或集团世袭的统治。岂能借消除阶级的空想理论为名而行恢复等级之实。
(10) 以已故李登辉校长命名的复旦大礼堂。
(11) 两位先生都教我数学，黄先生教微积分，极好。运动后期被查出少年时曾加入过三青团而被劳改。80年代再见到他时，垂垂老矣。
(12) 用放毒一词来描述不同于官方的意见也的确够妙的了，既然是毒，当然可以使人中毒，被如此威力无比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又是最聪明的劳动人民居然如此容易，竟象中了毒品一样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见，以至不得不动用专政手段来 “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了。
(13) 她此后当了多年的中学代课老师，平反后，读过两年大学的她得到毕业文凭。可见文凭是待遇而非学历。
(14)小学毕业后我就没有再去看望过王明玉校长，她是从电话簿中查到号码的，足见老师对学生爱护之深。 平反后，我去看望王校长，他的丈夫周先生也在家。谈起往事才知道周先生原是地下共产党员，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车逃的命。但因此脱党。他说“幸亏如此，要不然的话为了这样的社会送了命，岂能暝目！”说罢掩面，不胜唏嘘。
(15) 单从这标题将牛鬼、蛇神两个词拆成四个就可见其水平了。

三 反右运动 （二）

　　我家的这位朋友名叫王湛贤笔名阿湛是新民晚报副刊编辑。常来我家看书。曾有一次读到《水经注》中一则秦始皇去见海龙王的故事，就译成白话，发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皇知道海龙王有许多宝贝，很想见识见识。海龙王于是托梦说，可以来，但不准带画家随从。然而秦始皇还是带了一位画家混在随从中。果然，海龙王宫中琳琅满目，不胜其豪华。酒足饭饱后。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上海水分开，让路而回。海龙王此时才发现问题，知道自己被画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虾兵蟹将追赶而来，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将过来。可怜秦始皇只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随行人员。海龙王相貌其丑无比，不愿留下形象。是以后世无传。

　　鸣放期间，该报社长林放动员提意见。当时报界都在议论新闻自由、民办报纸之类话题。社长又拍胸保证言者无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来，得了消息。自己马上转向不说，却仍然不动声色地继续动员鸣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说了。就此上当，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成大罪，说成是影射共产党丑陋，不让新闻自由云云。

　　阿湛后被送去青海劳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时新民晚报还未复刊，无人问津。阿湛没有家室，他的姐姐曾来找我写信，多方求助，都无消息。阿湛的舅夫是柯灵，对他也无援助。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家就此消失了。当年他送我的一本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留下来。

　　报纸也惊动了吴剑华先生，他在学期将结束时，向我交代了考试事宜说： “我回乡去了，有事写信，就写苏北海安吴剑华收好了”。看报以后，吴先生提前回到学校，并马上赶到我家中来规劝我小心为要。他因此参加了本可避开的会议，会上又仗义执言说：“我是了解李梧龄的”等等。于是被人攻击，加之他平时说了一副对联“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错、万错，马屁不错”，批评医务室时说了“横眉冷对同学指；俯首甘为病魔牛”。在钱孝衡等的策划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后来还了解到他被人捕风捉影地检举说他曾任美军翻译官。事实上，他只是在读大学最后一年时，全班参加英语培训而已。还没来得及为抗战服务就已胜利了。吴先生后来也被送去下放劳改，但为时不多，放回后领很低的工资，教了许多课。平反后，他坚持要那检举人道歉；但那人却抵赖不认帐。86年他退休时，又不按规定剥夺了他离休(16)的权利。经他多次上告市委组织部，于1992年才争得此待遇，但在工资级别等方面仍被压底。

　　事实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对于造成冤案的那帮鹰犬是从没一个受惩罚的。他们仍然往往居于高位，极尽压制之能事。

　　这一年的暑假，我们年级留在上海的约40余人中，却有15人被打成右派。王兆永在党支部的会上说了对我的了解，反对对待我的方法。说那样不符合毛主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极因素为更消极因素了。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党员，未被劳改。他很快被脱去右派帽子。78年右派问题总解决后，钱孝衡对他说：“因为你是党员，所以打你右派。因为也要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右派啊。”

　　物理系的同学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这和学科学时的思维方法有关。我同班同学们主要是在讨论等额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些讨论会是在党委的策划下召开的，讨论题也是受其启发的。可见用心之险恶。这两个问题，特别是选举，即使从字面来看也是从若干个中选择之意。居然发明所谓等额选举之说，还标榜说是最民主的，岂非笑话！学校中动员了一批学马列主义的研究生来做打手，真不知道这帮研究生是用什么逻辑思维来做研究的。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的确是当代的一批“社会科学精英”，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在那时就已懂得了“上级说的就是真理”和“谁的官大就听谁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哲学，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学到老了还是学不会。当时物理系三年级的杨福家也是跨年级的打手之一。当有人责问他“你看来是有背景的”时，他公然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是有背景的，是党指示我来和你们斗的。”果然他反右以后被送往丹麦留学，成了特别培养的对象。

　　未毕业同学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学。她是王造时的女儿，当然在劫难逃。班上逼她发言检举自己的父亲。她被逼不过，同意发言。临上场却说：
　　“我的父亲，他，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很伟大的。”

　　于是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从不屈服。还带了本英文小说去看， “你们的话我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指责她时，她转身就走。主持会议的人指使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同学去拉她回来，她怒斥他“你想干什么！”那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毕业，在同济大学工作，曾在他家帮其父誊写过演讲稿。此事被她的一个好朋友在也被打为右派后说了出来。于是又多了一个右派。

　　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亲亦于文革的监狱中去世。我写回忆至此，忍不住停笔唏嘘。回想起在复旦吃最后一顿饭时，正碰上她，同桌用餐，相互勉励的情形，犹如昨日却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儿反对父亲，不成，则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学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开学后，我没有被安排工作，逍遥自在得很。继续跟着王恒守先生做研究。故仍常去他家。讨论之余，天南地北，论古说今，相聚甚欢。王恒守先生这时早已成了报上连篇累牍咒骂的对象。他风趣地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上，王中出了一个灯迷“寡人经常右倾”打现代人名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是王恒守。

　　王中是新闻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辉堂主席台上，闲不住写了个条子“阳夕光西无常明，监囚亡灵呼曲冤”，递给主席诸君。这些主席正是：杨西光，吴常明，邹剑秋，王零和胡曲园。他们一个个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状之一是说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语近幽默，却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闻为教育人民的观点相容呢，虽说人民是主人，据说又最聪明，何必佣人去教育？

　　王恒守先生主要是说了大学应该教授治校。老先生为人耿直、爽朗，经常出语幽默。他这时也经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斗，对我说：
　　“开会必须剃了光头去，才不怕揪辫子。”

　　我答道：“那也没用，他们会捻你汗毛当辫子。”

　　说罢两人大笑。但他还是做了极详细的检讨，洋洋数十页，其中提到我的部分甚至将我得过学生科研奖，他在奖品簿子中题了一首诗“声光电热探真诠，莫让前人先著鞭；数理文章通一变，乾坤扭转几重天”也算罪孽写了进去。造的理由是使我骄傲了才会变右派。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谨慎，也可说明在运动中人们的心态。在没有法制约束的一批恶棍的围攻下，很有一些人顶不住时，不但把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来，而且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别人头上。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好象推说自己思想受某人影响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所防备也。

　　记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会楼楼上，被斗罢以后走下来。看见大厅里正在斗孙大雨。便走进去观摩。只见孙站在前面答复责问。也早成右派的图书馆馆长潘某、生物系教授张某分别登场责问，因为孙忘记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内容。他们指责说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还会说：
　　“那天谈得很晚，你舍不得请我们吃饭，是到宝大(18)去吃的。”

　　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纷纷嘲笑，辱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即使对他的吝啬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都是忠君爱国之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了表面，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事隔多年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也是原因。这不正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小的饭店，只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件事发生在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编目。”蔡是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房间，书籍主要都在外间，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阅览。里面是个小间，放即期期刊，有沙发。我搬了桌椅进去放上打字机办公。系图书馆并不每天有新书来，工作太轻松了，明摆着是硬添出来为了不让我闲着而设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也兴致勃勃地去大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图书馆学的书看。发现了图书馆目录的许多不足之处。至少就系图书馆而言，其图书分类竟还用的是几十年前的王云五分类法。于是我按当代的物理学拟定了一张新的分类表，请示系主任同意后，开始将书籍全部重新编目。

　　我这时在学校宿舍里无人说话，便搬回家里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时，约九点钟到校。不久他们传话说我应按时上班。我回话说；我是教师，本没有上班制度，何况你们安排的是“指导编目”。我不但每本新书都亲自编好目，打好卡片，还主动提出重编全部目录。这点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时间。如要我按上下班制度上班，请先降我为职员。他们也就没有再坚持。

　　转眼秋去冬来，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亲为我选12月1日结婚。照农历算法，这也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金美梅相爱五年了，双方家长也有往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婚事。我父亲按着古礼还亲自去求亲，约定了婚期。只是因为我的事见报以来，金的同事们都劝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没有事先与她们说过。这一天，她去见工会主席魏芹请结婚假期。魏吃惊地说：
　　“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

　　魏芹的口气不无威胁，但我们也没有当它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早已办好了结婚登记。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结婚证书时，其上赫然签名证婚的卢湾区区长关百胜却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单位是岳阳路小学。教导主任吴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报到任职的。吴的男朋友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她俩关系本不错，每当她们学校开舞会时，她总希望我去参加。当我提前毕业任助教后，她不无嫉妒之意。这也许是她以后如此穷凶极恶的缘故吧。

　　小学的整风运动起步晚，一开场就反右了，这时刚“揪”了几个右派，所以她们认为金美梅简直是胆大妄为极了。不久她也当然成了右派。其实她根本没有鸣放过任何话，于是连平时说过美国货好也算是罪名了。这时放了寒假，我说不要理睬她们，不必去开会。

　　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然是叫她去挨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全陌生的。“凭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名右派。校长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光荣的劳动却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好校长邵华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凌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右派后分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 号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人非他，原来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楼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个水平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天得买些小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脚”即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自封为老虎。这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个书架说”我够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地问道：“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不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我说：“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气愤地说“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 ”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到兆丰公园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了一个大西瓜。也许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天天坐在图书馆门口管签到，读着永远读不完的《东周列国志》。他说”老人老矣，所见实多”，对人际关系有他的看法。

　　分别时我说：“谢谢你的指点，我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然而我却打定主意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没人找我，但第二个月起工资七折，算我病假了。到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电话召唤到学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怀新。他出示几页纸，说：“你签名。”原来纸上写了一百四十多条所谓我的言论。

　　我说：“我不能签名，这不符合事实。”

　　“拣你同意的签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签不同意。”

　　“这全部都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不是简单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 于是我就逐条批驳，写完签上字给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电召我去校，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谈，在座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来不久，只见他衣冠楚楚，扣子钮到衣领22，一脸正经的样子。坐定后，王先生对我说：“领导决定对你的处份为劳动教养，但考虑你的前途，让你去封溪乡劳动。明天报到。”问我“有何意见？”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说：“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你就不奇怪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

　　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对我说“那你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室的一位女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 ”这样我就回了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车去复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说要填会客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上。还是那位女职员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坐下，她又说：“喔，刚才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纸念道：“……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动手动脚拉我。

　　我厉声责斥道：“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欲走，却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登辉堂做报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学校好了。”于是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注：
(16) 按规定凡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的，其退休称为离休，待遇远高于一般退休人员
(17) 这里我选“抖”字而不用“说”字，因为前者更说明问题。抖衣服时不但口袋里的东西，而且连灰尘也都抖出来了。
(18) 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19)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即今中山公园。
(22)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一个中学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有知识的干部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