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门聆诲 教泽流芳——回忆老法学院

雪门聆诲 教泽流芳——回忆老法学院
谢瑞淡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西迁达八年之久的浙江大学总校,积极准备东归。德高望重的竺可桢校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紧紧抓住迁回杭州的有利时机,给已名重一时的母校以开拓性的新发展。当年成立的法学院和第二年成立的医学院,都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创办起来的。
  法学院成立于1945年11月,下设法律系。第一次招进来的45年级同学有60多人,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跨进母校大门的。以后46到48三个年级,又共招进学生近100人。
  法学院院长是国内知名的国际私法专家李浩培教授。他原是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由于竺校长尊贤下士,亲诣武汉他的寓所,盛情邀请,才来杭州的。据李院长的“老浙大法学院简史”一文(载《杭大校史通讯》第四期)所述,为了办好法学院,当时拟定了下列方针:
  1.先设法律系和司法组,然后逐步增设经济和政治两系。
  2.师资必须符合标准,宁缺毋滥。教师经审查合格聘任后,如在一年聘任期内,成绩不好,就不徇情面,不予续聘。
  3.在各课讲授中,注重比较研究,以期博采各国法制之长,建立中国法学。学生在自学时应多读参考图书。
  4.将经费主要用在图书设备上,使师生有研究和学习的适当资料。
  5.在对学生思想陶冶方面,应诱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风气,勿为名利而钻营舞弊;加强法治教育,只有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才能维持秩序,而致国家富强。
  法律系系主任是留美的赵之远教授。此外,还有许多热心教育事业、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如教国际法的留德的周子业教授,教政治学的留美的黄炳坤教授,教经济学的留美的严仁赓教授和孙恒教授,教法学通论的留法的阮毅成教授,教刑事诉讼法的留日的邵锋教授,教刑法的曾任大理院推事的邵勋教授等等,可谓群贤毕至,荟萃一堂。他们培桃育李,辛勤耕耘,春风化雨,点滴入土,使在创建伊始的母校法学院,声誉鹊起,引人瞩目。
  根据竺校长的计划,法学院下设三个系,先办法律系,后办经济系,最后办政治系。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办经济系已提上议事日程,李浩培院长还在为增设经济系而奔走,打算办起来后,由严仁赓教授负贵系务。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竺校长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1949年春夏之间,他就离开了浙大,后去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9年秋,军管会作出了停办法学院的决定,我们下面三个年级的同学,有的去浙江干校学习,有的转系,有的转学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有的则自己另辟蹊径。我们敬爱的李院长,也于10月24日离杭去京,另任新职。
  在法学院被撤销时,李院长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曾提出商榷意见。他认为,百年树人,现在停办法学院,将来恐缺乏法律人材。对此,他长期萦回于怀,1991年他来杭州和我们会面,还提起法学院停办一事,并衷心希望它能早日恢复,抚今追昔,如果杭州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学院能继续办下去,那对我们浙大,对我们整个浙江省,会有多大的好处。党的十一届三屮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央将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作为至关重要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同学如因公去北京,便道走谒李院长时,他每每都殷殷垂询,表示出对母校恢复法学教育的深切关注。
  老法学院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基本功,给学生打好扎实基础。这在课程设置方面,充分体现出来。我们在一、二年级吋,除了加深学习国文、外语,还修习了中国通史、世界史、地学通论、政治学、经济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法学通论等基础课程。我们的老师经常告诫我们,万丈高楼平地起,“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长者,必浚其泉源,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学习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从一个台阶合乎规律地走向另一个台阶。我们认为,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日渐汇流,因而对打基础的要求,也愈来愈高。我们衷心冀望正在茁壮成长中的我法学院广大青年同学们,勤奋学习,孜孜以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紧跟时代车轮,勇攀法学高峰。
  我们的老师,很多是涉猎广博,学贯中西。他们不但通晓外语,而且谙悉文史,有较好的国学基础。他们对我们的外语和中文,从来就冇非常严格的要求,认为这是一个基本技能的问题,是治学和工作的不能须臾或缺的重要工具。我们学习的课程,如“罗马法”、“英美法”、“政治学”等,课本(TexlBook)就是原木,其他学科,也往往规定一些原本作为土要参考书。我们这一辈,由于生长的历史年代关系,大多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接触我国古典文学;初中阶段的语文,以古典文学为主;高中阶段,则全部是古文和古诗词,应该说,进大学时,是有一定的语文基础的。似是我们的老师,特別是教授我们中国法学课程的,却精审严谨,一丝不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一个高校法律专业的学生,应该比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具有更好的中国语文修养和文字修辞能力,这是法律岗位工作的内在必然要求。臂如说,一份司法文书,往文字上应该文从字顺,流畅达意,言简意赅,措辞准确。所以在还没冇走向工作岗位之前,应该未雨绸缪,从早给自己创造条件。
  老法学院的师长,不但认真备课,善于教书,而且身教言传,善于育人,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注意培养学生的德行。他们循循善诱地激励我们,在大学的四年屮,一定要抓紧时机,用功读书,专心学习。因为在一个人一世的生活长河中,以学为主的阶段毕竞有限,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决不可虚度年华,白了少年头。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勤奋、天赋和机遇,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勤奋,“勤能补拙”四个字,言之凿凿地反映了丰富的哲理,充分说明了勤奋的重要性。
  他们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应该胸怀大志,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有一个崇卨的生活目标,而不可昏昏懵懵,得过且过。只有这样,才能严于律己,意境弥高,赋予自己永不衰竭的前进动力,几十年如一日,长期为之奋斗。
  他们情真语挚,不厌其烦,平吋对我们讲得最多的,莫过于“正己”二字。他们谆切恳至地诲导我们,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待人接物,都应该首先从自己做起,注意培养自己的道德风范。他们多次用岳飞的名言“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来教育我们。他们认为,从法律专业毕业后,无论你以后是一个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工作中牵涉到的,都是人,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应该激浊扬清,秉公办事,廉明清正,洁身自持,有高尚的情操,坦荡的襟怀,决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悬心于权贵,役志于钱财,向邪恶低头。应该做到如古人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始终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刚正不阿,坚持原则。年高德重的老教授邵勋,很早就做过大理院推事,是法学院最年长的一位老教师。他为人刚强清正,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漆黑一团,对官场的吹拍奉承,乌烟瘴气,向来是深恶痛绝的。有一次在讲课中,可能是感时抚事,伤怀生情,对蜀汉诸葛亮的长期为相,鞠躬尽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耿耿忠心,日月同昭,身后内无余帛,外无盈财,深表敬仰,而对明于谦的千古警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赞叹不绝。
  在老法学院,尊师重教,敬师爱生,蔚然成风。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水乳关系。学生经常到老师家中拜访,老师有时也到学生宿舍看望学生。当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宜人季节,我们组织郊游览胜时,往往邀请老师一同参加。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龙井,校车为我们送达后,管自己开回去了。李院长、赵主任等许多老师,就和我们一同跋涉回校。一路上,我们谈古论今,亲密无间,欢声笑语,情趣盎然。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上述这些,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但仍然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恍如咋日。人生苦短,人寿难期,绝大多数当年诲育过我们的师长,都已驾鹤西去,不在人世,但他们音容虽邈,师范长存,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在学时,浙大在校学生有2000多人,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其中,农学院在华家池,师范学院在哈同花园(现平湖秋月过去五六十米的湖边),其他五个学院,都在大学路。老法学院没有白己专用的楼房,但却有一个专用的阅览室,室址在老浙大内叫做子弹库的地方。据说,在日寇占领杭州时期,那是堆放子弹的仓库,以后加以改造作为法学院阅览室。阅览室总面积约有300平方米,里面有许多小房间,专供老师使用,我们看到李院长、周子亚等老师,经常在那里看书、备课和写作,一坐就是半天。阅览室内有很多中外报刊和书籍,供大家借阅。中外专家来法学院作学术报告,法学院较大型的会议,也在阅览室内举行。
  为了丰富教学生活,活跃学术空气,使我们增长知识和了解世界法学的新发展,院里不但经常组织一些老师给我们做专题讲座,有时还邀请校外甚至国外的知名学者,给我们作学术报告。冇一次,一位英国著名法学家(已不详其姓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杨兆龙教授的陪同下,给我们讲授“英美法和大陆法”,杨教授任翻译。还有一次,来了一位被誉称为美国“法学泰斗”的Koscoe Pound教授,对我们讲授“国际私法的今天和明天”,李院长亲自任翻译,院内外很多老师都在座,听者甚众,座无虚席。
  当时的浙江省图书馆,坐落在大学路紧靠老浙大的旁边,馆内有个非常宽敞明亮的大阅览室。因为校图书馆的阅览室较小,我们又没也固定专用的教室,所以平时看书,都是去法学院的阅览室,或者省图书馆。
  我们在老法学院的四年,正是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坚持发动内战和独裁统治的反动方针,使已遭受八年战争严重破坏的华夏神州,更是雪上加霜。物价飞涨,生产萎缩,失业急剧增加,广大人民群众啼饥号寒,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家里寄来一点钱,通过几天邮汇到手后,已大大贬值了。最后一年,因为物价一日数变,迫使我们不得不将手中仅存的一点钱,去湖滨等地兑换银元来保值,要用时,再去脱手换回法币。这些,对在学的现法学院年轻同学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但它却是我们当时真实的生活现实。
  解放战争时期,老浙大是浙江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民主进步力量在校内占主导地位,学生自治会和许多进步社团,都是在地下党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学生自治会受到全校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和支持;敌特的反动破坏力量,在校里是势单力薄,为人所不齿的。在强大的民主进步力量的威慑下,他们一般是不敢明目张胆,肆意妄为的。
  学生自治会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由各系推出代表组成。学生自治会的常设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的理事是由各个系、年级和社团等推荐出候选人,然后进行选举,由全校同学普选产生。
  我们法学院第一届同学中,郑永年、周西林、赵槐等曾担任过学生自治会代表,张令詧、魏琼和郑永年一度任学生自治会的理事,周西林曾任学生自治会下设的法制委员会主委,他们在参与发动浙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奔波穿引,不遗余力,做出了一定贡献。我们同学中还有不少人积极参加了“乌鸦歌咏队”、“喜鹊歌咏队”、“漠风舞蹈团”和“浙大合唱团”等进步社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年级中有一部分进步同学,还秘密组织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刊。在我们年级中,赵槐、张令詧、薛天士三人是地下党员,他们在校时,学习努力,掬诚待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的加剧,他们奉命中途先后离校,前往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赵槐、薛天士二人皆英年早逝,不胜感慨系之。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汹涌澎湃。虽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往事难忘,现在我们对当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我们一般同学,在政治上,认识不多,但不约而同的是,大家都爱我中华,有一定的正义感。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媚外卖国,发动内战,坚持独裁,迫害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是坚决反对、深恶痛绝的。在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我们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13日,我们参加了浙大、杭高为主的杭州市大中学生的“反内战要民主”的爱国游行。当时正黑云压城,大雨滂沱,但长长的游行队伍,顶风冒雨,秩序井然。年逾花甲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行走在我们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事后传颂一时,使我们深受策励,不胜敬仰。
  以后,我们还参加了三大学生运动:1946年底1947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5月全国规模、震惊中外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议国民党在南京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五·二〇”运动;1947年10月发端于我校的“于子三运动”。
  国民党政府对当时浙江学生运动领袖、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47年10月26日,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0月29日,在杭州上仓桥省保安司令部监狱,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母校广大师生,群情激沸,义愤填膺,30日上午9时,在校阳明广场举行全体学生大会,校医李天助大夫向大家汇报他陪同竺校长去监狱探视经过,着重讲了两点:一,竺校长目睹于子三死后的遗体惨状,悲愤交并,几乎晕倒。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和中统浙室主任俞嘉庸,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检验证”,要竺校长签字,竺校长大义凛然,铁骨铮铮,断然拒绝,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同时,还严词呵斥竺鸣涛和俞嘉庸,为什么不依法在24小时内将于子三移送法院,为什么监狱内会有于子三自杀的玻璃片,于子三之死,应由他们负责。二,他(李大夫)检验了尸体和伤口,“根据现场观察,于子三不怎么像是自杀的”。李大夫在会前受到重重压力,但他仍能忠于职责,如实叙事,用“不怎么像”这几个字,曲折隐晦地表达他在当时处境下的尊重客观事实,可谓用心良苦。
  过了几天,我们为于子三烈士的出殡而齐集校阳明广场。国民党政府胆战心惊,吓得要命,派来大批军警,封锁了浙大校门,并唆使一批雇佣来的歹徒,冲进校内,进行破坏。同学们临危不惧,振臂挥拳同他们英勇搏斗,并抓住了10多个歹徒。以后学生自治会派人加以审问,也邀请了李浩培院长,李院长欣然参加。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李院长能当仁不让,坚定站在学生一边,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确实难能可贵。李院长的爱国壮举,博得了全校进步师生的嘉许,也给我们老法学院增辉添色。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们首届毕业同学中,周西林、郑永年二人由地下党推荐,直接参加了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工作,其他同学于同月25日,叩别了辛勤培育我们达四年之久的母校,集体进入浙江干校一部一期学习,校址在里西湖原“中正中学”和哈同花园“省艺术专科学校”等地方。离开学校时,李院长、赵主任等很多师长前来送行,临别依依。诚所谓天者难测,寿者难知,这次分手,对许多老师,竟成永诀。
  在干校学习期问,我们真想不到,有一天,李院长、赵主任等竞会在盛暑的炎炎夏日下,来干校看我们。他们情意殷殷,详尽地询问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热情地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奋发进取,报效新中国。他们的关怀、爱护和启迪,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
  在干校,大概是考虑到我们这些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生,涉世未深,较为纯厚真朴,所以主要进行正面教育,诱导我们要面向工农,与工农相结合,为广大的工农群体服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听形势报告,听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等方面的专题讲座。有一次,整个干校12个班学员,全部集中在大世界(现东坡剧院)听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同志的形势报告,中间不休息,连续讲了三个多小时,深入浅出,分析精湛,形象生动,娓娓动听。在干校学习了三个多月,我们提高了认识,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9月份,分配工作,有的参军,有的下乡,有的到党政机关,有的留校。从此,我们走向社会,开始了新的生活,四年同窗,遽尔握别,天各一方。
  参加工作不久,传来了一个使我们震惊的消息:浙大法学院停办。因为我们在思想上从来没有这一准备,所以闻讯之后,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们都为母校法学院的停办而深感惋惜,都衷心希望以后有一天能够恢复,以更加英俊的雄姿,昂首阔步,凯歌行进,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法学人才,受到我们这些老校友的赞扬和庆贺。
  我们企首翘足,望眼欲穿,日夜盼望着母校法学院的新生,足足盼望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在夕阳西沉的垂暮之年,盼来了母校新法学院的成立。现在,法学院举行创建法学院55周年暨恢复法学教育20周年的大规模、高规格隆重的“双庆”活动,这些都是我们有生之年难得的盛事。我们衷心祝愿母校法学院的百花园中,新苗茁壮,奇葩怒放,流光溢彩,万紫千红。我们衷心祝愿,在法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把法学院建成为国内一流、享誉国际的法学殿堂。
  流光如驰,年华易逝,我们这些40年代的莘莘学子,离开母校,走向生活,转眼50多年。逆序催人。50多年弹指一挥间,现在我们皆年逾古稀,有的还届临杖朝,鬓发盈霜,垂垂老矣。老法学院仅仅存在了短暂的四年,但也桃李成荫,培养出不少卓有建树的英才,享誉中外的著名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9年毕业的首届同学,尽管因为解放初的工作需要等社会历史原因,大部分学非所用,改行做其他工作,但率皆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因而也出了好些为新中国作出积极贡献的人才,有教授、研究员、编审、成人高校校长、高级审判员、高级律师等等。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离休的,享受县团级或厅局级的离休待遇,受到党和国家的热情照顾,怡情养性,安度有生之年。
  (原载《浙江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卷)

在国立浙江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标题为编者所加

陈布雷(1890—1948),原名训思,别号畏垒,浙江慈溪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1927年任蒋介石私人秘书,先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1929年7月至1930年11月,1931后12月至1934年4月,两次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校长、教职员、同学:

今天为国立浙江大学三周年纪念,又为校长及教职员宣誓典礼,蒋部长委本人前来监誓;本来近在咫尺,亦当来此观礼,今得躬与盛典,不胜荣幸!浙江大学现在校址最早为求是书院,曾一度改称浙江大学堂,虽则彼时之浙江大学堂与现在之浙江大学不同,但在彼时亦足当大学之称而无愧。其后改称浙江高等学堂,兄弟即为当时髙等学堂学生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高等学堂(即浙江大学堂所改称)旋即停办,关心文化者惜之,于是社会办省立大学之呼声甚盛。民国八九年已有办大学之提议,至十一二年动议创办杭州大学,勘定校址,聘请董事,终以经费关系,事又中止。国民革命军底定浙江后,大家咸以为在文化上应有一番新建设,于极困难的环境中,经蔡先生、蒋部长等之苦心擘画,乃有第三中山大学之实现。以旧有之工专农专两校为基本,复添设文理学院,旋又改称为浙江大学,至今已三年于兹。此三年之中,不过如甫脱襁褓之婴孩;但此婴孩长育极好。就教授言,浙大已有荣幸聘得许多名教授,就学生言,亦较其他大学无逊色,此则可以自豪而自慰者。

邵校长对于浙大之创始、经费极有贡献,本人在髙等学堂时即为亲承邵校长教训之一人。其办事之谨严,注意之周切,爱护青年之恳挚,本人亲承诲迪,虽距今已_十年,而回忆旧时情景,恍如昨日。诸位同学得来此求学,亲承训导,实可庆幸。

浙大物质方面,有待于扩充者甚多;但此种种缺点,掩不了其他的长处。浙大之历史的地理和环境与众不同:浙江于经济较其他各省充裕,地理方面则风俗优美,历史上名人辈出,无论关于砥砺气节或研究学术,皆代有闻人。晚明以來,浙江学者大师对于学术之贡献尤多,往往能领袖一时,转移全国之风气,吾侪欲承继此种文化历史之光辉,责任綦重,而学者涵泳于此等环境中,于修省研究,自有为他大学所不及处,则灼然可见者也。

大学于造就专门人才外,当有研究与扩充二方面。学术研究之鹄的,就浙大论,则求是书院之“求是”两字,极为合适。大学之责在研究学术,而研究之鹄的,求是而已。以浙大之精神充实,深信必可达到此种鹄的。李石曾先生论学术思想,常说:“勿守东西旧,须求世界新。”戴季陶先生广之曰:“弗迷新与旧,但辨是和非。”盖亦求其是而已矣。余以为对于浙大有历史的意义而足以悬为学术研究之鹄的者,此“求是”两字极好。

其次,余以教育行政人员之资格,有所希望于大学者,顾大学不限于本校发展,而以余力开发社会文化,使社会与大学互受合作之益。社会以材料提供大学研究,大学以研究结果发展社会,此本人所望于大学者之第一点。

最后,先哲有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虽属陈言,而意义常新。处现社会一切未上轨道之时,学者应以力求器识宏远为第一义。大学生之地位身份上本不应有傲岸矜夸之概,而胸襟志趣却应与众人不同,要有“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气度,而后鄙吝、浅狭之念自消,则所学方能致用于社会而不为社会害。此则希望学生’方面注意,并望学校之训育当局留意焉。

以上所言,皆为本人管窥蠡测之所见。但自信所言或不致与蒋部长之意相背驰,谨代表致辞如上。敬祝大学进步!校长、教授健康!

原刊于《国立淅江大学校刊》第二十三期(1930年9月20曰)

回顾浙大数学系在遵义湄潭

张素诚

  我是1939年在广西宜山毕业的。数学系的陈建功教授、苏步青教授、钱宝琮教授,朱叔麟教授等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班毕业共周茂清、楼仁泰、方淑妹和我四人,钱宝琮先生以四人的姓为韵,作诗贺陈、苏两位先生,并欢送我们毕业,诗云:
  象数由未非绝学,群才挺秀我军张。
  夭涯负笈传薪火,适意规圆与矩方。
  黉舍三迁乡国异,师门四度日星周。
  竿头直上从兹始,稳卧元龙百尺楼。
  诗意反映抗日战争艰苦,对学生寄以厚望。
  1939 年底日军扰广西,浙大迂遵义,记得陈建功先生、!冻仲和先生、卢庆骏、熊金治和我同住在中营向小苍同,同中有小楼,楼前是小池,池内一小亭,用九曲小桥与岸相连。园内有假山石,罗歹lj 地畔,远有几棵老树;每到春天, “池盖浮萍绿,藤笼老树新”了,我们住在小楼的楼上,楼下是浙大师范学院的办公室,房子不错,可是生活艰苦,有- 件二难忘的事: 一天上气二!-时汗,陈建JJJ 先生悄悄对我说:“戒烟了。” 他一个人随校西迁,把父、母、子、女留在浙江绍兴,物价飞涨,难以难持生活,原先他叩J夭要抽五卜支烟,付不起姻钱了,下决心戒烟当即成功,过了几夭之后,苏步青先生知道r ,也立即戒了烟。我佩服两位老师的毅力。
  1941 年暑假,浙大理学院迂湘潭。当时浙大增设数学研究所和史地研究所a 数学研究所的地址在指潭南门外的周家祠堂138 院系概况内,所长山亦步古先生;兼任。原数学系的图书已从杭州安全运抵湘潭, j工是在周家:书,i]堂|材,由师生开箱上书架陈列,供师生们随时阅读,不没节’陀人员,借怜的人自己登记,使用极其方便。周家词?在内有块空地,原堆满瓦砾石头,师生们把它开出来种菜吃,别有风味,生活县然困难,但是教学和科研]:作从不间断。
  均时数学系的科研工作, 主:要分四个方面:第一是数学分析、陈建功先生、王福春先生、卢庆骏,徐瑞云,程民德,项辅辰等在三角级数及单叶函数中刻苦钻研,干和•:; :”.’~ 丁;~ ~A:电英国数学家E.C.Titchmasah 的关切,曾发表f英国的数学季刊;第二是微分儿何、苏步青先生带领熊全治,张素诚、白正国、吴祖基等在射影微分几何中勤奋耕耘;第三,蒋硕民先生讲授数理方程,受影响较深者崔士英L 代数也是蒋先生倡导的,曹锡华有志、于代数学的研究;第四是数学史,钱宝琼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史专家,惜浙大无传人。
  苏步青、陈建功两先生在那时都曾获得国家科学一等奖。
  我从1939 年8 月到1945 年7 月在浙大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奇异点。1972 年冬我到上海、曾到上海复旦大学探望七卡岁的苏步青先生,蒙赠→诗,诗曰:三十年前在贵州,曾因奇异点生态。
  如今老去中江日,喜见故人争上;碍。
  既怀念贵州,又抱着对中国数学发展的良好愿望。如今我也年过七, .了,当年喝漏江的水,吃贵州的粮食,才坚持到抗战胜利的今天。回顾往事,想念遵义据潭,好像有股劲,在鞭策我前进。
  我祝愿遵义、福潭在祖国的建设中,繁荣昌盛,日益发展。

  附注:文中提到的人.按先后出现的顺序略作介绍:
  1.陈建功1929一1952 年浙大教授,后杭州大学副校长,已歧。
  2.苏步青 1931-1952 年浙大教役,数学系系!!任、数学研究所所长、教务长,后复H_ 大学校长,月.[ !l u. 大学名誉校长、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J:席。
  3.钱宝琮,:~苏、朱,t,朱叔麟 1928 ~ 1956 年浙大教役吨已故。
  4.周茂清、楼仁泰:Ji 1939 年毕收lj二,浙大教授。
  5.方淑妹 1939 年毕业生、1939-1945 、1950一1952 浙大任教,后」t;;(行汹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生部教授、高级,仁和”I日。
  6.张素诚 1939 年毕业生, 1939一1945, 1950一1952 浙大任教,现『11闰科学院数学所研究扎7.l~i 仲和l 浙大土木系教授、系主任,已址。
  8.卢庆峻 1936 年毕业#二, 1937一1946, 1949- 1952 浙大任教,现航天I丁业部… -院副院长。
  9.熊全治 1936 年毕业'- k. 1936-194] 浙大任教,现美同Lehigh 大学敦投, 《微分儿fuJ 》杂志: “仨编,10. ]:福;(品1940-1946 浙大教投‘已故。
  11.徐瑞云 1936 年毕业生, 1941 一1952 浙大教授,后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族系主任.已占全。
  12.程民德 1940 年毕业生, 194.3 年研究生毕业, 1943-1946 浙大仔;教,现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北大数学研究所所长。
  13.项辅以1944 年研究't毕业,砚台湾大学教授。
  14.白正国 J4 1940 年毕业生、1940二1952 浙大任教、1日-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5.尖怀Lt1」1940 年毕业'~二. . 1943 年研究生毕业, 1943一1946 浙大任教,后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族系1: 任
  16.峙倾L( I 941 一1944 浙大技役, Ji-;· 」l: };(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
  17. 持i j二英1943 年毕业生. 1943一1944 浙大任教, J? I妇汗大学数学系教投,已占生A
18. 锡华 1945 年毕业生, 1950-1952 浙大任教‘现华尔纳Ii 范大,'¥:教学系教授兼系1:任。
  (本文作者:中科院数学所 ,浙大数学系1939年毕业)

回忆在永兴的教学生涯

蒋炳贤
初秋的清晨,郁郁葱葱的群山环抱的山城还在沉睡中,我已踏上新的征途,搭乘木炭汽车出发到距离遵义九十公里外的永兴场二车行缓慢,每当上山梭的时候,司机助手便跳下车来,把一块小小的模形枕木垫在车轮底下,汽车才蠕蠕而动地爬上山坡。
中午时分到达目的地,那是一个僻处山构的小集市,公路两旁矗立着零零落落的破旧瓦房,街上冷冷清清,也没有什么店面,景象十分萧条。谁会想到就在这穷乡僻壤的山沟里浙大一年级师生竟然能艰苦地生活、勤奋地教学!
这次我是应浙大之聘前来担任大一英文教学工作的。抗日战争期间,浙大师生历尽艰险,几经颠沛,终于在1940 年初迁至遵义,由于城内房屋不敷应用,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迂往漏潭,一年级移至永兴场.当时外文系教师奇缺,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先生和外文系系主任郭斌和先生求贤心切,多方物色。
一个褥暑的傍晚,梅先生亲自拿了聘书到我家里来邀请。我久经离乱之苦,喘息未定,满想在这古老而安静的山城里定居下来。
不料又要我走动,犹豫不定,继而一想,学识渊博而又德高望重的学者,亲自登门邀请,礼贤下士,热诚可贵,令人心感不已。
我就慨然允诺,携眷前来这个穷僻乡镇。学校把我们安排在离街不远的→家染坊的厢房内,这一间不到十平方的陋室就成了我此后的家。生活条件很差,我们用门板权作床铺,用木板搭成书桌和书架,张罗一下,就这样安顿下来。在永兴一年级担任英文课的教师原有三位,费培杰教授负责教学安排工作。我和宋雪亭先院系概况83生系新来这里的,受到师生热烈的欢迎。当时还没有教研组→类的教学组织,我们五位教师分别担任了两三班的大一英文课。用的是统一教材,开学前碰了个头,把--~学期的教学进度大致安排, ·札也没有统一的教案,各人用各人不同的教学方怯去进行教学,所达到的效果当然也迥不相同。但是当时浙大卜分重视→年级的基础课,基础课的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业务水平,而且要善r教学,善于掌握学生具体情况,随机应变地运用各种教学方式~解诀实际问题。竺可桢校长为了搞好一年级各门基础课教学,聘请不少儒学敦行的名教授前来担任基础课。如朱福忻先生的普通物理,钱宝琼先生的数学,储润科先生的化学,都是以教导有方、教学效果优异见称的课程,造福学生非浅。在这里,教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生刻苦钻研,孜孜好学,蔚然成风。我们在这样良好的学风熏陶下,自觉地一心扑在教学上,在不断教学相长的探索中,遵循了一条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外语与思想的一致性.外语训练同时是,思想,的训练。我们认识到老一套的灌输式教学法不能满足学生旺盛的求知欲,应该尽量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才能把学生的潜能抽了出来,才能诱导学生独主思考,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一个称职的教师应该从苏格拉底那里多学些“催.生”的诀窍,不把外语教学限于“传授”知识上。当时浙大一年级分部的外语工具书和参考书不多,但我们鼓励学生多查词典多看参考书,绝不把一切困难都给学生解决。
对大多数非英语专业的各科学生来说,英语的四会要求应有所不同,阅读一般放在写作前面,写作有时走在听和说前面,也有时走在后面。这全要看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和学生个人的能力偏向。就实际需要来说,四会水平的比例应有所侧重,例如从事笔译的人可以侧重阅读和写作。当时我们的大一英语教学要求便侧重阅读和写作。由于教材内容的多样化,文学作品较多,学生的阅读兴趣也很广,每课书消化之后, 一般的作业以写短文为84 院系概况主,效果也较显著。据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当时一年级理工科学生的实践能力较强,一学期终了,一般都能写出无重大语法错误的短文、提要等.这为他们后来在高年级时能用英文写论文打好了结实的基础.当时我们的教室设在楚馆(湖南会馆),系在大厅上用木板隔成的教室,开间很小,光源不足,冬天凛冽的寒风从窗棋门隙中吹来侵入刺骨.跟我在隔壁教室同时上英文课的是成章先生,在我们几位英文教师中,他年事最长,教学经验丰富, 一口地道的南京方言,上起课来,乡音未改,声调特别洪亮,往往把我讲课的声音压倒;因此,我就不得不提高了嗓门,否则我班上的学生只能听到从隔壁传来的铿锵有力的教课声。就这样,高声讲课成了我几十年来一直改不掉的习惯了.课堂教学之外,我们没有其它的课外活动,用现代的术语来说,我们没有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活动.但是,当时有→位英籍传教士在学生中组织一个基督教团契,设有唱诗班、圣经班等.记得圣诞节晚土,成群的青年男女学生在室外唱赞美诗,婉转和谐的歌声,往往回蔼在凄凉的寒风中,给人一种温暖宁贴的感觉.困契还经常举办英文讲座,有一次邀我去作有关“宽容之道”的演讲,目的无非想借我之口宣讲基督教义,因为“宽容”与“宗教宽容”是两词而一义,我既非基督教徒,对“宽容之道”也从未在哲理上或宗教上做过研究.我原想从圣经故事中找几个例子讲一讲,继而觉得不妥,我要以一个英文教师的身份去用英文演讲,而不是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目来说教,急中生智,手头刚巧有一本Victor Hugo 的Les Mis ’ erables (雨果的《悲惨世界》),我就把小说开头有关主人公偷窃被提而释放这一情节作为演讲内容,娓娓讲来,倒也引人入胜.后来又邀请我去作有关“Tolerance”的讲座,那我就无法应付,只好谢绝了。这→事例说明:当时我们课堂教学之外,根本没有其它活动,其它文娱生活也就院系概况85豆贫乏了。
永兴是个山乡,深山老林,草莽遍野,人烟稀少。每当我在一盏微弱的桐油灯光下备课读书的时候,万籁俱寂,孤灯照影,不胜寒寂。卜点左右阵阵号角声传来,这是学校报时熄灯时间到了。有时午皮梦凹,听到远处传来狼嚎之声,惊起还以为是警报。我们的课余暇日都是在跟美丽的大自然打交道中度过的,跟我n~J院住的J位中文系老师薛声震先生,是位敦厚笃学之士。生活很清苦,家徒四壁,除了一些古书之外,别无他物。但他爱兰成癖,每逢假日,总爱到林野山间去采集兰花。教读之余,我就跟他一起跋山越岭,到处去采兰花。这里野生的兰革品种繁多,有不少珍贵的如秦心兰、墨兰等,我们每次出去总是满载而归,我们把兰花盆裁起来,摆在阳室中,幽香扑鼻,深有“室有兰花不住香”的’t1;趣。
此外,费先生自己喂了一~高头大马,我们有时就借骑了他的马出游,!她骋在原野里,胸襟为之开阔不少。傍晚时分,我们经常在田间散步,看到在暮色茫茫中农舍炊烟四起,“穷巷牛羊归”,“回夫荷锄至”。此情此景,不禁令人诵起Thomas Gray 的诗句:The curfew toi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 ’ er the lea’The plough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低吟之馀,让自己的性情怡养在诗的甘泉中,脱去尘芳,得到精神的解放,心灵也倘佯自乐。
第二年春我被调回遵义浙大校本部授课。动身的那一天,也是个细雨靠靠的清晨、因为公路车不通,我们只得乘了一辆骤车起程。当号累车辘辘地离开永兴场的时候,我从窗口回首眺望到灰蒙蒙的“楚馆”和“江馆”的屋顶,心中平添了无限惆怅。我问自86 院系慨况己:在那样穷僻的山镇,坏境是那么荒沫,生i?.i 条件是那么艰苦,为什么浙大师生竟然安贫乐业、弦歌不辍呢?没布别的,这是浙大的求是精神和师生爱国热忱,鼓舞着、支拧着大家在艰难的岁月中,为振兴中华而勤奋教学,为作育人才而含辛茹苦,这种良好的学风和坚定的爱国主义热情至今仍值得我们怀念而发扬光大的。
1987年2月于杭州大学
(本文作者:杭州大学教授 原浙大外文系教授)

浙江大学外文系在遵义

张君川 裘克安 陈建耕

浙江大学1939 年从广西宜山迁至贵州遵义.在极艰苦条件下展开教学研究工作。浙大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学生素来明确以外国语言为五具,进行外国文学及语言学的研究,师范学院英语系以英语学习为主,以外国文学及语言学研究帮助丰富中学教学之用. 浙大外文系语言以英语为第一外语,德、棒、俄、意、日、希腊、拉丁语分别为第二外语,通过英语学习欧美文学。外文系教授均系国内知名学者,系主任由文学院长梅光迪兼任,讲授- +-八世纪英国文学,郭斌和教授教希腊、拉丁文学,田德望教授教英国文学史及但丁,张君川教授教莎士比亚戏剧及小说,余坤珊教授教英诗,谢文通教授教英国散文,亦各兼有英德、等语言课程. 一、二年级为基础课,三、四年级为高级课程,考试亦有采取撰写诗文方式,为毕业论文作准备。学生课余组织戏剧文学班,专讨论文艺问题,并负责全校戏剧演出,计先后演出洪深翻译的《寄生革》、德国海贝尔的《悔罪女》等,并为纪念梅光迪演出《万世师表》,亦为练习外语而用外语演出《蠢货》等。这样,学生课余娱乐亦与学习、研究融会在一起了。
英国文化委员会李约瑟博士来浙大参观,见到j遵义山城树荫墙角响彻学生朗朗书声,浙大图书馆外文藏书丰富,颇为惊讶,赞为“东方剑桥”。但浙大外文系研究欧美文学,素来认为欧美文学名著,和我国楚词、红楼一样,都是全世界精神财富,非一国得而独专, E;如第一批用科学方法研究莎士比亚的并非英国,而是德国歌德、史莱格尔。外文系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既尊重欧美‘白院系概况79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又根据欧美原著,实事求是,进行科学分析,阐发一己独创见解。如在当时重庆、贵阳各杂志《时与潮》、《文讯》等处发表的有关莎剧文章,对欧美莎士比亚专家如道威、威尔逊等专注于考证莎士比亚立论;斯塔夫等脱胎于中世纪民间戏剧(道德剧)而立论;我们更着重其从生活中概括取神创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以反映现实。这种论点,即在今日看来,仍可谓比较科学,合乎实际。外文系师生还认为,世界各国文化绝非孤主,而是相互交流影响,从而产生崭新的文化成果。
我国汉唐以来,历代如此。鲁迅即受外国小说影响创作了不朽的《阿Q 正传》。外文系素重比较文学研究。梅光迪、郭斌和,连竺可桢校长在内,均学衡派大师,对比较文学素有研究,贡献颇大。外文系学生还主张研究外国文学为中国文学写作服务,他们大都一面研究, 一面从事写作。写作为实践研究成果,研究为了改进写作。所以遵义时期外文系毕业的学生,有从事写作的,有从事翻译研究的,成绩显著者颇不乏人。外文系师生研究欧美文学,其中包括苏联文学,无形中把欧美民主科学思想进一步传播开来,也把苏联文艺介绍进来。外文系戏剧班更成为浙大、遵义及全国争取科学、民主的文化堡垒之一,与全国来遵义的文化人如熊佛西、端木族良等联合起来,与黔北人民结合起来,协助创办《力报》,举办罗曼·罗兰纪念会等文艺及戏剧活动,并参加及支援各地学生运动。这不只使遵义山城学术及政治空气活跃起来,也与全国学生、全国人民互相呼应,掀起科学民主运动的革命浪潮,迎接全国人民解放的黎明。
(张君川)浙大外文系在遵义的七年中,虽然处处有困难,却是教学秩序稳定,做出成绩,并对当地的外语教学提供了→定的支持。
外文系奋一支基本齐全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文学院院长80 院系概况梅光迪教授兼外文系主任,他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学生,对于英国约翰逊博士和卡莱尔等人特别钦佩和深有研究。郭斌和教授的专长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和哲学并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英国文学研究者有陈嘉、余坤珊、副文通等;法国文学语言方面为黄尊生;德国和意大利文学语言方面有田德望。其余还有讲师多人和少数助教。外文系开课有完整的系统,本科生到第四年己能写出中等长度的英文论文.这在缺乏外籍教师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除此之外,外文系还开设公共英语课,教授其他系的一、二年级生,使全校学生都能利用外文教材和参考书。外文系一年级新生在漏潭学习。后来一段时间还增设了师范学院英语系,它的部分教学工作仍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书籍是外文系最重要的教学手段(当时还没有录音机和电视机)。浙大图书馆的外文书籍不少,比较全面,质量也相当高.抗战期间屡次搬迁,仍能迅速在遵义新城丁字口山上江公祠集中上架,供大家参阅,实在很不容易.外文书籍又特别重,记得每逢搬迁的时候,校方总是鼓励学生借出书籍自带,既增加自学的时间,又减轻图书馆一部分运输的负担.同学理解外文书籍的宝贵,都很爱惜,重视公德,如数归还.当时复本教材很少,除了利用图书馆以外,师生在抗战时期国统区极少机会买得到外文书刊.所以教材要靠油印复制,既不可能印得很多,纸张质量又差.自己如果搞得到Zucker 编的欧洲文学边读,或者注释本的莎士比亚剧作,那是如获奇珍,当时同学都排好时间轮流阅读.抗战后期,却有两个来源能搞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外文读物,一是从重庆“时代书店’能买到苏联出版的英文杂志,一是从昆明地摊上能买到美军读后丢弃的美国畅销书.这些书刊,数授们且不屑一顾,却大大开阙了学生的眼界。
浙大在遵义时期,同外国的接触很少.我只记得有一次牛津大学的陶兹教授来作了关于希腊文明的讲学,由郭斌和教授作口院系概况81头翻译。另一次是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李约瑟博士来访问,他赞誉浙大能保持这样高的学术水平,堪称“东方的剑桥大学”。
遵义地区中学原来的外语师资不多,浙大外文系的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能在-·些学校里兼课,也颇有助于提高当地的外文教学水平。
1944 年外文系学生白发组织了→个演出剧团叫做“外文系戏剧班”。开始只在外文系内部演出外文的短剧,后来逐渐在遵义公演话剧,不但得到遵义当局和外文系教授们的支持,而且也得到当时逗留在遵义的“文化人”熊佛西、i午幸之、端木蕉良等的指导。这个组织在当时遵义的话剧界有过一定的影响,对以后的进步学生运动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外文系的师生生活层然非常清苦, f.H读书空气却卡分浓厚;自有“戏剧班”后,也就开始走向社会了。
(裘克安稿,陈建耕修改补充)
(本文作者:
张君川,杭州大学教授,原浙大外文系教授
裘克安,外交部外语专家
陈建耕,华东师大教授
后二人均系浙大40 年代毕业生)

抗战时期浙大文学院社会科学期刊介绍

楼子芳

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上,浙江大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有长达近九十年的历史,且有长期砾砌的求是学风,为祖国造就了一批建设人才。解放前的浙江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有一支出色的学术研究队伍,优良的学风也充分体现在学术研究上。
从1928 年浙江大学创办文理学院( 1939 年分为文学院、理学院)以来,先后创办了许多学术性刊物,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很有学术价值的论著,鼠然带着时代的印痕,对当今研究政治、经济、文学、哲学、史学、古籍整理等学科,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鉴于目前有关单位对这些刊物收藏不全,以及限于笔者水平,不可能加以全面记述。本文对在贵州出版的五种主要的社会科学刊物(包括综合性刊物)依其刊行前后作一介绍。

《史地杂志》
《史地杂志》于1937 年5 月1 日在杭州创刊,国立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编辑及发行,双月刊,铅印十六开。本刊在杭州只出第一卷第一、二两期,由于全民抗战开始,浙江大学数度迁移,印刷困难,街停出版, 1938 年以后.浙江大学相继成立了师范学院史地学系(行政与师资、设备均与文学院史地学系合一)、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史地教育研究室、以及师范学院史地学系第74 院系概况二部。由于单位增多,迫切需要有」个学术刊物,于是在1940年9 月,《史地杂志、》在贵州遵义复刊,出版第J卷第三期,改铅印7-J 石印,到1942 年3 月止,共出版了两卷六期(第二卷只出两期)。本刊的《发刊辞》和《复刊辞》均为史地学系主任张其附撰写。
在《发刊辞》中指出:“杭垣素称东南文献之邦,……本大学史地学系画属新创,而学术渊源如此深厚,缅怀前修,良深神往。”本刊创刊的目的是“阐发新知,微贡新得”,以及“继承精神之遗产,发扬固有之光荣”。当时,史地学系的学术活动是非常活跃的,曾与浙江省图书馆联合举办以浙江史地为内容的学术讲演,每月两次;另外,还经常举行读书会、学术广播及浙江史地学会活动。其中不少论文和学术报告发表在《史地杂志、》等刊物上。本刊有论著、新书介绍、附录等栏目,刊有张其购《中国历史上之国防地理》、李源澄《浙东史学之远源》、王焕镶(驾吾)《万季野先生系年要录》、俞大纲《武塑母号考》、杨敏曾《禹贡三江考》、谭其骥《播州杨保考》、张荫麟《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张在(慕毒)《记武林坊巷志稿》、任美铐《浙江之风景与地质》李洁非《国际年报述略》等论文。本刊还十分注意对国际问题和国际形势的研究,发表了顾谷宜《留学苏俄时之见闻》、费巩《西班牙内乱之历史背景》等文章。原计划第一卷第二期是“日本专号”,因准备学校搬迁而辍业。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地学系举行了报告会和讨论会,并出版《太平洋战争讨论集》,作为本刊第二卷第二期的专辑, 1942 年3 月出版,收有论文五篇。

《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
《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于1940 年9 月创刊于贵州遵院系概况75义,由院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及发行,师范学院院长王碰(季梁)任编委会主席,郭斌和、梅光迪、张其陶、陈剑修、苏步青、朱正元任编委。校长竺可桢为院刊撰写了《发刊辞》。本刊出版了第一集第一册、第二册( 1941 年6 月1 日出版)两期,每期石印线装一册,均70 余页。本刊内容反映师范学院文理各系的学术研究成果,它刊有任美愕《地理学的性质与其在教育k的地位》、丽F承俭《中国学术与今日大学之中国文学系》( ;如j 操南记)、缪饿《中学国文教学站商榷》、费巩《施行导师制之商榷》、丰子皑《艺术的效果》、陈立《男女性别的心理研究》、俞子夷《中等学校里的科学》等论文。

《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
《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于1942 年6 月在贵州遵义创刊,由集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及发行,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郭斌和任编委会主席,梅光迪、张其陶、费巩、张荫麟、王焕镶、缪饿、黄尊坐等为编委。张荫麟去世后,增补谭其骗为编委。到j1944 年8 月为止,共出版了4 集,每期均为石印线装。本刊刊有梅光迪《卡莱尔与中国》、缪饿《杜牧之年谱》、李源澄《汉代赋役考》、张荫麟《燕肃著作事迹考》、郭斌和《章实斋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谭其骗《辽史订补二种》、方豪《拉丁文传入中国考》、黄哼生《埃及象形文之组织及其与中国六书之比较》、黎子耀《补后汉书食货志》等论文。

《思想与时代》
《思想与时代》于1941 年8 月1 日在贵州遵义创刊,,思想与时代社编辑及出版,月刊,铅印I .六开,每期18 页左右。它是76 院系概况浙江大学部分教授联合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北大、南开、清华)及成都、乐山的一部分大学教授创办的,编辑部设在浙江大学文学院。本刊出至四十期( 1945 年2 月1 日出版),因战事和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杭州之故,曾停刊一年十个月。1947年1 月1 日在杭州复刊,至1948 年11 月为止,共出版五十三期。
本刊内容有哲学、科学、政治、文学、教育、史地等方面,“而特重时代思潮和民族复兴之关系”。本刊所要追求的目标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的努力方向。”(见张其附撰写的《复刊辞》,载第四十一期)为本刊撰搞的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教授张其陶、郭斌和、缪饿、张荫麟、费巩、陈立、王承绪、夏承焘、任铭善、陈乐素、黎子耀、严群、任美铐等,以及其他大学的教授钱穆、朱光滑、冯友兰、方豪等.竺可桢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是本刊创刊号的压卷之作,他介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史,精辟地论述了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精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又贵在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
近代科学的目标,就是探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能改变的J浙江大学著名教授张荫麟和梅光迪去世后,本刊出版了《张荫麟先生纪念专号》(第十八期)和《梅迪生先生纪念专号》(第四十六期),对张荫麟、梅光迎的生平和才德,均作了全面的介绍.另外,还由中正书局出版和发行《思想与时代丛刊》五种:贺麟等著的《儒家思想新论》,张其陶等著的《现代思潮新论》,崩幼伟等著的《哲理与心理》,雪可摘等著的《科学概论新编》,朱光带等著的《政治与教育》.本刊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在遵义时期,重庆和桂林设有总代售处;在杭州时期,除杭州外,在北平、南京、上海、成郁、长沙和广东梅县均有代售处。

《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
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于1939 年,由史地学系主任张其向兼任史地学部主任,史地学系教授涂长望任副主任,内分史学组、地学组、气象学组、人文地理学组。《固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是反映史地学部各组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成果.第一号出版于1942 年4 月,共出版了4 期,每期铅印或石印十六开一册,本刊重点刊登的是贵州省地质、地形、气候等各项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对抗战时期建设西南地区有一定的实际价值。第四号是《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 1942 年12 月出版),汇集了当时在遵义由史地学部主持举行的“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上宣读的雪可楠、叶良辅等的10 余篇论文。

转载自《杭大校史通讯》1987第3期

浙大中文系在遵义

杨质彬

时光易逝,离开革命圣地遵义已经45 年了,但当时在浙大中文系学习的情景,犹历历如在目前。最难忘的是空可横校长的领导。他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他热爱祖国、热爱学生、在抗日的艰苦困难中,坚持办好教育,聘请了不少学有专长、爱国、民主、富有正义感的教授共同办学。他坚持以“求是”精神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既有坚实牢固的专业基础,又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同时重视体育锻炼,养成健全体格,毕业后真正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我们当时就是在这样的要求培养下学习、成长的。
当时我们读中文系,不仅要重点学习中文的古今名著、经史子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以掌握专业知识,还必须学习哲学概论、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西洋文学等等,以开拓眼界,丰富知识,使专业有广博而坚实的基础。
中文系的教授如缪彦戚、王驾吾、萧璋、祝文白等为我们讲授古代散文、古代汉语、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艺术欣赏等等,教学效果都很好。我还记得缪彦威老师为我们上诗词课时,讲解精炼透胖,文情交融、生动自然,极其引人入胜。不仅中文系的同学是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还有不少他系的同学也来选课或旁听,教室常为之满.其他课程如费巩教授的政治经济学、黄翼教授的心理学、蔡堡教授的生物学、顾谷宜教授的西洋通史等等,都莫不条理清晰、内容精粟,理论结合实际,既阐述院系概况71了先进的科学与哲理,也传授了系统的丰富的知识,常使人听f解难释疑、茅塞顿开。各科交融,左右逢源,深感知识如海洋,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必须坚持学习。课外,同学们大多是勤奋不息,自觉钻研。根据自己所学的重点和兴趣爱好,不断参考阅读各种专著及文史哲等的整编资料和杂志报刊,深入体会,反复思维,务期能理解掌握所读著作的思想脉络、表现手法及其在文学或社会发展上的成就与影响,既可巩固课堂所学,并可进而对一些著作的思想观点、语言艺术联系贯通,对比分析,以提高自己的识别能力、鉴赏能力。
当时各课教学,还非常重视思想教育,充满爱国抗日的热情。记得我们在古散文课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结合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体会其伟大襟怀与爱国热忱,莫不深受启发与感染而心情激越,立志以天下为己任。在诗词课学岳飞的《满江红》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特别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真感到是字字血泪,壮怀激烈,不仅表达了当时人民决心抵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愿望,也留给了千载来人以深切的教育与警惕,至今还印象特别深刻。
除了正课,还有经常举办的学术政治活动与讲座。如介绍王阳明的学说与爱国精神,纪念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讲述苏、字词的时代背景,以及结合时事作形势分折报告等等,莫不内容丰富,说理透辟,论据确凿,是非分明,听了增人见识,扩人胸襟,看到前途光明,更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所以当时的同学,都不只是埋头读书,不问外事,而是思想与时局息息相关,言行与社会密切相联,突出的如反对反动的训导长,拥护民主教授费巩为训导长,“倒孔”(祥熙)等游行无不识极参与。平时还有同学参加“大家唱”歌咏队,高唱爱国抗日歌曲;参加民办识字班,努力提高遵义人民的文化水平。校内有学生的进步组织72 院系概况“黑白文艺社”,当时的社长何友谅就是中文系二年级的同学,他坚持斗争,竟不幸为国民党逮捕迫害致死,至今令人愤慨,令人痛惜!
遵义人民富有革命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这也给浙大学生以很大彭响。同学们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接受大学的专业训练和深刻的思想教育.县然生活艰苦,却从不叫苦,而是刻苦学习,作风纯补。有的参加当时全国大学生的写作比赛,名列前茅,竺可桢校长,把此记入了自己的日记。特别是学生毕业以后,走上了E 作岗位:有的作地方教育行政领导,有的出国讲学,有的执教高等院校,有的参加了辞书的编写,不少人发表了学术论著,更有大批的中学语文教学骨干,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闺难,好学向前,体现了浙江大学的求是精神, : 积极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对祖国作出应有的贡献.追根朔源,我们永不会忘记遵义,永不会忘记在遵义浙大中文系学习时所受的教育与培养.
(本文作者:上海教育学院教授,浙大中文系40 年代毕业生)

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

刘操南

1988 年夏,我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任教,迭接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惠书,嘱为《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关于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部分”撰稿,诚意殷渥,感惭交并。
由于我曾随着浙江大学西迁,留在遵义七年,是恢复中国文学系后第一届毕业生并留校任教,了解一些情况;转思如何报命?考虑之下,不如提供一些原始资料,给予串连说明,或可以供编篡地方志者历史地对待和研究的参考。是否有当?祈请海内外师长学兄正之。
清代光绪年间,杭州有:敷文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i在经精舍、东城讲舍和学海堂六个书院。中日甲午之役,清政府丧权辱国。布识之士,触目惊心,感觉要储国力,雪国耻,奋发图强,非变也不可!光绪二i’三年( 1897)浙江巡抚廖寿丰向清56 院系树况政府奏请于六书院外设立求是中西书院,杭州府知府林启(迪臣)受任为总办。光绪二十七年( 1901 )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劳乃宣为总理。光绪二+八年( 1902)改称浙江大学堂。光绪二·-t·九年( 1903)改称浙江高等学堂,吴震春为监督。
中经衍变。民国16 年( 1927)北伐军过浙江,国民政府成立,设大学区制,将杭州高等院校合井,改称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设王、农两学院,蒋梦麟为校长。民国17 年( 1928)改称国立浙江大学,增设文理学院,邵斐子为院长。本科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先设英文组)、哲学、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史学与政治、体育、军事卜一学门,另设医药预备科。中国语文学门是时成立;刘大白为主任,锺敬文为助教。民国18 年( 1929) 9 月,文理学院将中文、外文、史学与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六主科学门改称学系,增设生物、心理、经济、教育四学系.中国语文学门改称中国语文学系。次年,中国语文学系还称学门。
民国26 年( 1937),芦沟桥事变,日寇为虐,大举侵华,浙江大学西迁,辗转流徙,弦歌不辍,由杭州至建德,至吉安,至泰和,至宜山,最后到达贵州遵义与福潭焉.途经六省,计程二千六百余公里.在遵义、泪潭办学历时达七年之久.浙江大学原由中国语文学门添设为系,酝酿于西迂泰和上田材。民国27 年(1938),浙江大学循水陆两路迁至广西宜山,奉教育部令添设中国文学系,农学院设农业化学系0 8 月,增设师范学院,设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六学系。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正式招生入学。10 月于广西宜山文庙,两系师生成立中国文学会,以宏扬国故、探讨新知为宗旨.是时校长为藕筋笠可横教授,文理学院院长为胡刚复教授,师范学院院长为季梁王碰教授,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国文系主任为洽周郭斌和教授。
院系概况57中国文学系与国文系成立之际,系主任郭斌和教授将“课程草案”印发宣读,并作讲解。时余略作笔记。兹录于次,以供参考。
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大学课程,各校不同;而中国文学系尤无准的。或尚考核,或崇坷章,或以文字、卢韵为宗,或以目录、校勘为重。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一偏之弊,殆弗能免。昔姚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二:曰义理,曰考据,曰坷章。必以义理为主,然后考据有所附,坷章有所归。世以为通论。而学问之妥,尤在筑用。本学术发为事功,先润身而后及物。所得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旷观史册,几足为中国文化之典型人物者,莫不修养深厚,华实兼茂;而非畸形之成就。故中国丈学系课程,不可偏重一弱,必求多方面之发展。使承学之士,深明吾国丈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考核之功,足以助其研讨;坷章之关,可以发其情思;又须旁通西文,研治欧西之哲学、丈艺,为他山攻错之助.庶几识见阅遇,志节高卓。不笃旧以自封,不鸳新而忘本。法前修之兽,而白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治考据能有通识;美丈采不病浮华。治事教人,明体达用。
为能改善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材,是则最高之手斤向已。走本斯旨,草拟本系课程击。次。
郭主任宣读《草案》肘,复加阐发:“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实乃为学之于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相互结合。居今日而论学,须本姚氏之言而申之,不可滞于迹象。故所谓义理者,非徒宋儒之言心性也;所谓考据者,非仅清人之名物训话也;所谓词章者,亦非但谓某宗某派之诗文也。凡为学之功,必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此即考据之功也。考证有得,须卓识以贯之。因小见大,观其会通,此即义理之用也。而发之于外,又必清畅达58 院系概J妃意,委析人情,此即词章之美也。考据赖乎学,义理存乎识,而词章本乎才。孔子之修《春秋》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事则考据也,其文则词章也,其义则义理也。非王者相辅,不足以成学。明乎比意,庶可免拘率之见,偏曲之争矣。”《草案》开宗明义,意在宣扬中国文化之优良传统,办中文系不仅在传授知识,而在获得中国文化之修养,识见阅通,文字典雅,治事教人,明体达用.移风易俗,以期改善社会国家。给莘莘学子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复述课程于次。
第一学年凡画⑥者,为必修科⑥国文兼习作选授历代名篇,讲明中国文章之体裁及流变,腐续高中国文未竟之功,增进学生发表之能力.⑥语言文字学概要讲明中国语言文字之形义、声韵、文讼,使学生得语言文字学之基本知识。
⑥论语孟子论语孟子为儒家要籍。二千年来,浸溃深厚,本课讲明两书精义要旨,使学生深解熟读,期能涵养德行,开启神智。
外国文学、中国通史、教学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为本学年必修科。
第二学年⑥国文习作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注意修辞之训练.⑨诗经⑥唐宋文⑥唐宋诗尚书音韵学‘院系概况59就第一学年语言文字学之基础,而益求深研,充分利用西方语言学之知识,以治中国声韵,考古审音,祈其精密。
小说研究英文名著选读、西洋通史、哲学概论皆为本学年必修科。
第三学年⑨史汉研究⑥宋明理学义理之学,至宋明而精。本课选授两代名家学案,尤致意于其由学术,发为事功,以期养成学生体用兼备之用。
⑥楚辞汉赋⑥六朝文仪礼礼记古文字学就第一学年语言文字学之基础,进而研治金文甲骨,以挥文字之原。
训i古学翻译与外文系合开。
讲明翻译之原理与方法,教学生练习译西文为中文,求其能忠实畅达,文字优美,而蔚为译界之人才。
第二外国语本学年学生必须选修外文系文学批评。
第四学年⑥诸子研究指导学生研读诸子之方泣,于老庄墨苟韩非诸子中选一种或两种。
⑥中国文学史⑧词选60 院系概况周易春秋三传专集研究曲选校勘学目录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政制史与史地系合开。
本学年学生必须在外文系选修一科,或诗,或戏曲,或小说。
治学之道,贵由博返约。先务广览,后求专精,本草案子经史子诸要籍,皆列入必修,或选修之科.但祈精读,不务矜奇。
至第四学年,始授目录校勘之学。其途逗示以方法,深造自得,学成专家,则期诸英卓之士。
本草案子《诗》、《书》、《礼》、《易》、《春秋》诸经,皆开专科.惟以时阑所限,不能均列必修.《诗经》于文学关系尤为密切,故定为必修,其余则在选修之列.至于先后之次,则依孔门教学之讼,先易后难,首《诗》、《书》,次《礼》,而《易》、《春秋》搬焉.主任于此复作说明:“六艺本王宫j日典,孔子复董理之,各发新义,以授弟子,实为中国文化之渊源,近人考古,虽多所献疑,然自汉以后,二千余年政治教化,学术文章,受其影响至深.故欲泊中国学术,不得不首致力于此.《草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阐发中国学术文化之优良传统,实有至理存焉。主任复云:近世弟子,喜谈流别。不读先秦诸子,宋明儒书,而言中国哲学史;不读《毛诗》、《楚辞》,名家专集,而言中国文学.院系概况61史。强记姓名,侈论宗派。听其言,似博通古今;叩其实,乃羌无所得。充其量,不过如章实斋之所谓横通,于学之事无与焉。
本草案定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等科于第四年级,于学生研读群书之后,加以综合融贯之功。庶几轻重无遥,本末得所。
昔章实斋谓九流之学出而用世,必兼纵横,以见文采之不吁以己也。今成轻视之事,无复揣摩之功。论学则征01 万言,芜杂烦冗;应世则短函小札,’达意未能。令人复兴苏氏黄茅白苇.之叹。
本草案特重国文习作,使学生成能为清通修沽之文,足供应用。
文字之学,古人幼而习之,故称小学。汉晋文士,多精于此;而未尝自炫。宋元以降,字学荒芜。请人董理绝业,致力颇深;然亦不过以为该经之助。至于声韵之学,昔人尤为矜奇。今世以欧西科学方放,考定古音,简易明确,并无秘奥。本草案定语言文字学F第一学年,所以植其基础。第二、第三学年始开音韵学、古文字学、训i古学等科,所以导其深研。方今世变之烈,振古未有。吾国文章学术,皆在蜕故变新之中。惟将循何种之方式途径,则不得不借资欧西。采人之长,以益吾之短。本草案兼重西文。凡英文名著、文学批评、翻译、西洋诗、小说、戏曲、第二外国语等,皆在必修或选修之例。使学者收比较之功,得攻错之益。高明之士,可以自寻创造之途。
《草案》慎思明辨,高瞻远瞩。发表已将半个世纪,不少话还是切中时弊的。
民国28 年( 1939) 8 月,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与理学院,另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及史地教育研究室。文学院成立后,中国文学系隶属于文学院,文学院院长为梅光迫教授,理学院院长为胡刚复教授。郭斌和教授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兼外国文学系与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
民国29 年( 1940 年) 2 月,浙江大学自广西宜山迁于贵州遵义,圄于当时条件,校舍则分布于遵义、据潭及泪潭之永兴,也.,,,ESSE- I P--3曹院系概况贵阳之青岩数处。文学院与工学院在遵义上课;农学院在漏潭上课,师范学院添设附属中学,亦在揭潭1: 课。一年级初设于青岩, 9 月份起转设于永兴。这时中国文学系和国文系计教师9人。在宜山时,尚有刘弘度永济教授,陈大慈讲师,刘已离按他就,陈在宜山谢世。马一浮大师则在全校讲学一年( 1938.4-1939.份,后去乐山创复性书院。余如:夏定域、詹瑛、萧璋、戴名扬、张仲捕、李菊田诸先生嗣后陆续诣校系。今将其姓名、字、性别、年龄、籍贯、学历、经历、所授课程及所任职务、到校年月,逐项缕述如次:62,郭斌和拾周男40 江阴香港大学文学士、美国哈佛大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曾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教授,教授兼系主任,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外国文学批评, 1937 年8 月到校。
祝文白廉先男55 衙县浙江高等学堂文科毕业。曾任民国大学教授二年、燕京大学及国立北平大学讲师9年。教授,讲授论语、孟子、一年级国文, 1936 年8月到校。
俄彦威男37 漂阳曾任fnf 南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广州学海书院编篡,副教授,讲授诗经、唐宋诗、高级国文, 1938 年10 月到校。
王焕镶驾吾男40 南通国立东南大学毕业。曾任江苏省主国学图书馆编辑部主任,副教授,讲授经学通论、唐宋文、高级国文, 1936 年8 月到校。
画郭承锤衡叔男37 南京曾任国主中央大学、暨南大学讲师,国立厦门大学、私立金陵大学教授、副教授,讲授杜诗、高级国文, 1939 年10 月到校。
薛声震效宽男37 高邮曾任问北省立第六中学、安缪院系概况63嘻EtfE ,,、1母徽省立颖州中学、河南省立信阳师范等校国文教员,;口J南大学讲师,讲授文字学纲要、一年级国文, 1939 年8月到校。
张清常另26 安/Q!页国i[ 北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国主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系毕业,曾任交通部北平广播电台音乐史地讲师,讲授----~年级国文, 1938 年11月到校。
i午绍光明两男31 宜兴中央大学文学士,曾任浙江省主湘湖师范国文教员三年,助教兼文学院文牍,讲授补习班国文。
张J志岳男29 馀于国-fL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曾f:I:江南省主昆华女子中学高If t 部国文专任教员,助教,讲授先修班国文, 1939 年8 月到校。
句、民国30 年( 1941) 4 月,《浙大学生》复刊,征文子余, 7′)f乍《中国文学系概况》及《〈浙大学生〉复刊第一期复刊辞》。
兹录于次,以见当时中国文学系的办学精冲与概况及学校学风的--斑。
中国文学系概况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丈学系创于民国27 年8 月,迄今差近三载,为时尚短,放绩未彰.系中情况,请略言之。
今日大学中,研治中国学术,有三问题,最为切要。一曰专与通,二日新与l曰,三日中与西,此皆似相反而实相成。吾校中国文学系师生讲授研究之宗旨,即在于此相反相成之中,求一适当之标准。兹分述于下:一、专与通今人论学,或主专家,或重通识。主专家者,都通识为肤浅空正在;重通识者,讥专家为支离破碎。吾人以64 院系概况为承学之士,先须博读基本要籍,然后择一两门性之所近者,用严密之方法,作精深之研究,仍须时有超卓之识,现其会通。故所谓专家与通识,不过叶轻畸重之名,非水火相反之事。盖真正之专家,无不修养深厚,兼具通识,亦必有一两种专精之学问,非泛览肤受,如章实斋所谓“横通”者。-一此吾人对于专与通-1 问题之态度也。
二、新与旧今人论学街丈,每有新与1日之争。吾人以为学术文章,应论“真伪”、“美恶”、“是非”,而不应仅论“新旧”。昔人谓佳丈如日月,尤景常新。日月乃天地,间最1日之物,所以常新者,以其有灿烂之尤辉也。反之,矢溺粪土,因无人因其新而宝之。“久则穷,穷则变”之原理,吾人承认之。惟变之中-仍有不变者存,~新之可膏,非仅以其新也,以其久别穷,穷则变,变则仍不失为“真”为“美”为“是”也.此吾人对于新与旧一问题之态度也.三、中与西学术本无,国界。“他山之后,可以攻错。”印度佛学及梵文之输入,能使吾国哲学思想、音韵学、文学、艺术,皆受影响,则巳试之妓也。方今浅海如户庭,放虽治中国学术,亦非仅能读中国书为已足。以丈学言,小说、戏剧,吾国不甚发达.放放创作者,必熟读西洋名著,以资模妓.即作诗与散文,如精熟西洋文学,亦可于不知不觉中,创新意咙、新风格。以文学批评言,应用西洋文学批评原理,读吾国古人诗文,可有许多’什看法、新解籍。以研究考证言,西人考证方法之精密,可供吾人仿效,西人治汉学之成绩,可供吾人参考。(譬如音韵学,清代三百年中,成绩蚤甚卓著;而近来欧西学者,凭借其科学之知识及方法,考中国古膏,遂觉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一一此学者所公认者也)居今日而治中国学术,苟未能读西洋书,恐终难有卓异之成就。一一此吾人对于中与西一问题之态度也。
吾校中离丈学系讲授研究,对于专与遇,新与旧,中与西三院系概况65问题,既本上述之态度,而对于考据‘义理、坷章二者,亦求平衡之发展。故所希望这就之人才,可以为一种精深学术之专家,而必修养深厚,识见宏通者;可以为工诗能文之作者,而必思想清新,学问切实者;可以为小说戏剧之作家,而必于中国文学及西洋文学,有精深之造诣者;可以为整理国故之学者,而必能读西书,运用西方人之方法及见解者。又吾国古人论学,每重致用。所谓“筑用”者,非浅近之功利观念,乃由学术发为事功之谓。时势虽异,原理不磨。方今吾国,』五为保卫中国民族、中国文化而抗战。异日国运中兴,能负荷建设大业者,必为有中国文化修养之人才,可以断言。中国丈学系学生,既有中国丈化修养为基础,苟因天才兴趣之所近,能于事功,有所树主,亦极自然之事,吾人平日治中国学术,固不敢侈谈事功,高自标置,以蹈过闲之讥;然苟能自然产生此种人才,亦所i来#斤向者已。
系中课程,遵照教育部所颁布者,而斟酌实际情况,略有史易。大抵一、二年级,皆公共必修科目,及本系基本课程。三、四年级,则为较高深及专门者。一、二年级必修科甚多,三、四年级则必修科较少,而重课外研渎。有数种功课,讲授时均以西洋丈学作品,或西洋丈学理论相印证,并指定读西洋文学书,以供参考。三、四年级选课指导时,功学生选修外国语丈学系课程。国内大学中国丈学系,有白三年级以上,分文学及语丈丈学两组者。本校中国丈学系不分纽,而二、三、四年级,均有语言丈字学之课程.系中诸先生课室教授及课外指导,皆本上节所述之宗旨及态度。本系创立以来,甫及三载,不敢云有何成绩;而诸师殷勤善诱,同学朴静用功,己养成良好之风气,异日或能发尤辉于笃实也。本校师范学院国丈系,与丈学院中国丈学系同时成主。国丈系课程,除教育科目外,均大纹与中国文学系相同,恕不赞述。
(1941 年4 月)66 院系概况《浙大学生》复刊第一期复刊辞方今世变之烈,振古未有,一切皆在税放史新之中,大学学生,应于至王重要道,有真知灼见,养成独立之精神,远大之怀抱。不笃旧以自封,不鸳新而忘本。平理若衡,照物如镜。房、几从违取舍,成得其宜,笃实尤挥,树_jL 风气。吾校以“求是”为校i,,, ,同学平时研讨,皆本斯旨。间有心待,友为撰述,以为观摩激励之资,则本刊是已。
至若我校同学团体动态,生活素描,作简单之报告,可以见抗战期中,青年学子之所以自处;而关怀国事,哀念民生,一切教亡图存之工作,亦并若于二忘。本刊在杭州时,曾付印七期,后以学校迁徙流离,中稍停辍。今于复刊之始,聊书数语,以卉卷首云。(1941 年4 月)余在贵州!遵义和漏潭永兴浙江大学读书和任教的7 年中,自己的经历和与窗友、师长的交往感受中,生活都是f分清苦的。
男同学穿的一般是一领染成蓝色的福生庄出售的织得很粗的土布缝的破旧长衫,女同学穿的是经受多年洗涤而褪了色的白花花的蓝色阴丹士林布旧旗袍。就吃的说:我读大学三年级时,在何家巷饭厅里八人一桌吃饭,饭厅里差不多已说不上供给饭菜了。桌子中央放着一只钵头,汤里沉着一些黄豆芽,就是菜了。自己用纸包着一些盐, 用抽妙妙,称为油盐。们心打开来醺着眼戳,有些味道,就是过饭了。要想吃肉,饭厅旁是有I:友家属放着几盆红烧肉卖的。一般是看了叉着,熬不过,才掏出钱来,买块细细嚼嚼,那算是难得的“牙祭”了。那时经过肉铺,看到生肉,还正想咬它一口呢?可是读书大家都是很用功的。在柏油灯下,焚膏继易。熟读深思,都是踏实下苦功的。书是整部、整部从头到尾圈点的。赞院系概况67可桢校长以及其他师长对於治学,主张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
这种主张落实在学生的选课上。文科的要选理科课,理科的要选文科课,至少各要满12 学分才能毕业。这种主张,是深入学人之心,蔚然成风的。例如:理工科的同学经常选读唐宋诗和唐宋词,并且进行创作。就我来说,读文学院的也曾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实验等课。那时院与院间,系与系间,不像一些大学中文、理壁垒森严,回乡域分明。当时转院转系容易批准。学术上的切磋琢梅、交流更为频繁。我曾被任雨吉学长邀请人天文学材会,在湘潭夜间用望远镜观测星象,参加过学术活动与撰稿;和谢觉民学辰一同读朱庭桔师的地学通论;和茅于美、李精治、装克安学伏-·-同读郭斌和师的中西文学批评,和王树椒、马国均、邵全声学长一阅读缪彦威师的唐宋词,和徐规学长等一同i卖萧璋师的训L古学。不是那一系的师生就在那一系中团团转的。切磋琢磨,风而-- -·堂,由博返约,感情f -分融洽。嗖鸣相求,是蔚然成风的。在竺校长及诸师挺的熏陶下,浙大人才辈出;当时生活品苦,却是培养出不少人才的。这些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自有多端,但学风踏实,重视基本功却为重要的一端。文学院全院同学,必修大一和大二国文、大一和大二英文。除中文系外,还必修第二外国语。大-·-·国文学期开始,举行班别考试,分班上课。所t受课文,要求都能背诵,英文亦然。课外提倡国点古籍。两周作文一次,当堂缴卷。中文系尚有各体文习作。唐宋诗词的教学与才作结合,不擅于斯者,难得高分。作业老师逐句修改,并作总评。兹录残存资料《故乡赋》一篇,缀于本书“诗文拾零”巾,以见当时~J 作情况。那时学习占典文学崇尚朗读。有同学曾写-·!Jilj 听课记云:每当上课之初,老师总先将所讲的文章高声朗诵一遍,有时领抒同学朗诵。文中慷慨、抑郁之情,从朗诵中表现出来,听f 自然会,意。《归去来兮》是抒发陶渊明的悠然之趣68 院系概况的。文章亲切动人,而“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桂籽;登东泉以舒啸, l脑清流而赋诗。”更显示出他的闲情逸趣。读了之后,好似身历其境,感到隽永无穷。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写他的忧国抑郁之情.听了朗诵,感觉苦痛万分.看一两遍,是难于达到这效果的.我自读肘,则更觉痛苦,感情交流,文章的深意、美辞,更进一步理解.朗读的功效,是不可忽视的。
当时的教学情况,要说的话是多的.限于篇幅,缀录当年试题三则,以见教学要求的一斑。
一年级国文月考试题(一)答问}.黄宗我谓阳明之学尺,前三变后三变试述其要2. 达刘子且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之旨趣(二)解’萨]. 或怀妒娘不考价实雷同相从越卢是非2.i来闭罔~而不肯讯狠以不诵绝之3.世界鲜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4. 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独为所不为也,(三) 足足文自呜呼士穷乃见节义至道不行于时也,先修国文学期考试试题(一)答问陶渊明诗之特征何在?(二) 足足写曹操己亥令自“而遭佳董卓之难’至“枭其二子”。
(三)翻译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哗颜色樵悴形容枯楠渔父见而问之曰于非三间大夫软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院系概况69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法众人皆醉何不销其糟而歉其踊何故怀硅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四)作丈if. ,志先修函丈试题(一)诸生读先修国丈一载,对于讲解,对于选材,有何创获,有何批评,愿抒雅量,采纳高见。
(二)诸生对于诗经楚峰、汉赋唐诗,皆略知吱运;议就所知,加以沉思,就,文艺观点,略子说明异同。
(三)坷之为体,其丈小,其径狭,边境凄迷,托,情纬遂。
言内而意外,待近而旨远,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能举一例,以说明此种性质否?(四)坷i毒品于五代,滋盛于两宋,中衷于元明,而复兴于清代。能就文学史观点,说明其递檀之迹,及衍变之由钦9(五)就文学史观,中国文学新体裁之产生,有二原因:一来自异域,一来自民间.来自民间者,自民间形成新体流行之后,丈人采用之。增加其内容,提高其咙界,而后此体始尊。追后无聊文人用之,渐忌其内容与生命,腺绘蔓剧,此体遂由浮肿而僵化,于是新体代之而兴。试举一例说明之。
(六)试解释下列诸名坷:花间集、八家绳墨、桐城义法、西昆体、江西诗派、八不主义、变文、散曲。
(七)试各就所知所见,手手述当代文艺。
(八)中国丈学之新途径如何?议各就所见,分别说明之(散丈、小说、诗歌、戏剧)。
(本文作者: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政协浙江省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文史馆名誉馆员,浙大1942 年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