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生活杂录

王省吾
·作者一九四四字浙大史地系毕业,现在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工作。

芳野

我于一九四〇年经联考分发浙大龙泉分校。分校在浙江省龙泉县坊下,我们称它芳野,离龙泉县城约六华里。龙泉是一个山地县,芳野却是一块肥美的小平原,龙泉分校校舍租赁于当地财主曾先生家。他这所房屋是中式结构的西式楼房,前面为二大口字形,后面连接着二个小口字形,左右两方还有自前到后的一字形房屋。除正厅、左方正房及左边一字形由房主自用外,其余均由学校租用。左厢房为女生宿舍,右厢房为收发室及总务组,右边一字形房屋为男生宿舍,二楼正厅连着后面房屋为图书馆,图书馆左方为教务组及主任办公室,余为教室。靠左边有一大片园地,造有农事房,学校用来做厨房及膳厅。

我进去的时候,分校只办一年级,第二年添办二年级,又在对面山坡加盖教室及教授宿舍。

芳野原是农村,环境清幽,风景宜人,自分校搬来后,经过一番整修,格外妩媚动人。饭后散步是我在芳野二年最大的享受,也是永远难忘的事。我们沿着田塍走,远望落日余晖,近看田边野花,春天听青蛙鼓噪,秋天惊孤雁横空。大家走着听着看着,不用耽心什么,有什么从什么,心境舒畅,无以复加。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军进迫丽水,遂西去遵义。一别芳野己数十年,不知此日何俟?每当饭后小步,芳野犹时时呈现在我脑海中。

两位分校主持人

龙泉分校的科系与遵义本校相同,因只有一年级,后来虽有二年级,但未设系主任。分校校务由分校主任郑晓沧担任,教务主任为孟宪承师,他们两位为著名教育学专家,晓沧师讲话很慢,但不管在讲台上或面对面,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他的手中总是夹着书,有时边走边看。宪承师则比较严肃,平时不讲话,上起课来则滔滔不绝。我选过他两门课又一是大一英语,二是经济学。他是我这一生中最好的英语老师,也是最凶的一个。每次在开始讲课前总有五分钟测验,有时生字,有时文法,有时造句,有时翻译,变化多端。开始时六十分及格,后来.提高到九十分,全体学生虽然为此十分紧张,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因为在他手下有一年实实在在的训练,第二年居然能听懂两位外国神父的课〈一位教法文,一位教西洋通史),用英文笔记。分授在郑、孟两师春风化雨之下,读书风气浓厚,其乐融融。宪承师为何教起经济学米,其中有一段插曲,不妨记在此地。当时分校因僻处山地, 请教员不易,教师也有滥竽充数的。教社会学的,大谈新婚闹房;教哲学的,专讲天主教,弄得大家哭笑不得。郑、孟两师鉴于事态严重,而经济学一课又一时找不到适当人选,只有由宪承师亲自来教。他虽然不专习经济学,但出人意料之外,他的经济学竟轰动一时,教室容纳不下,移到膳厅去上课,仍然是窗口挤满了人。

陈楚淮师与张慕骞师

按照大学课程标准规定,大学文学院一年级应选修中国通史,二年级应选修西洋通史,我因主修史地系,加读中国上古史。西洋通史为加拿大人麦金托士神父,中国通史为陈楚淮师,中国上古史为张慕骞师。陈楚淮师系自遵义本校调来,自编讲义,教课认真,我在他那里听来不少关于中国史学界的事,他无疑地是我以后对史学发生兴趣的启蒙老师。可惜他于一九四一年暑期患恶性疟疾去世,第二年张慕骞师顶他的缺,来教我们中国上古史。张师是一位热心教学的老师,他因曾在浙江省立图书馆任过事,对浙江省图书馆藏书非常熟悉,刚好浙江省立图书馆部分善本书及文澜阁四库全书移藏于离芳野约十华里的后山,张师曾领我们去参观此项藏书,此为以后我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一大鼓励。一九四三年夏,日军迫进龙泉,我们西征,慕军事师并未同来,以后也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西征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军进迫丽水,威胁龙泉,我适读毕二年级,当时深感与其回家为日军阶下之囚徒,毋宁回去为汉家战地之死鬼,毅然结伴西行。同年六月底自龙泉出发,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于八月底到达贵州遵义本校。沿途幸有各种救济机关及母校校友照顾,虽甘苦备尝,惊险环生,总算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记得自建阳去南平一段,我们分坐三艘小船前行,中途遭土匪拦劫,内有女同学一人,为匪看中,拟虏为押寨夫人,经全体同学跪地恳求,始免于难,至今想起,犹有余悸。经衡阳车站时,适值日机大举袭击,行李零乱,同学奔散,生死间不容发,当时情景尚历历在目。抵达桂林后,我忽染病高烧,经周不愈。当时是,不前进,同行同学路费将尽,如后退,后路已为日军切断,住院治疗,又医药费无着。进退失据,惶惶终日。后经考虑,若病不愈,不进亦死,不如冒死前行。幸至柳州,病情忽然减轻,至金城江而痊愈。我能到达遵义,至今想来,除非神的力量,没有其他解释。

老邮局

遵义街市有老城新城之分。校长办公室、总务处在老城子弹库,教务处,训导处及大部分教室在新城何家巷,女生宿舍在杨柳街,男生宿舍除何家巷外,尚有经历司署及老邮局等处。我住在老邮局。

老邮局在新城十字口附近小山坡上,离何家巷约步行十分钟。老邮局是遵义少数洋楼之一,较何家巷、经历司署为优。我虽后来,能够住进去,完全靠史地系同学之力。在老邮局小楼上住有八九位史地系同学,内有管佩韦为我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倪士毅是我在龙泉分校的同学〈他早我一年到遵义〉。记得我抵遵义的当天,佩韦兄特约我去何家巷对面一家面馆,请我吃排骨面,后来我才知道请吃排骨面是当时最隆重的待客方式。住在这房内而现在仍在台湾的同学,只有程蕴良一人。

遵义是个山城,除了一家京戏院外,没有其他娱乐场所。我有时也买一大包葵花子,进去泡上一两个钟头。但是我还是喜欢与同房同学们上茶馆、摆龙门阵。贵州与四川相象,茶馆非常普遍,坐上布躺椅,天南地北的谈,实在趣味无穷。我们这一群人中,以阮文华兄最幽默,他常说得大家人仰马翻。不出去的时候,便在房内吃地瓜,剥葵花子。不过我们吃茶、摆龙门阵是很有节制的,多半在饭后为之,稍作松快后,便各自就位用功。当时遵义没有电灯,晚上看书用菜油灯,一灯荧荧如豆,倒也心不旁鹜。

赵廷傑与杨曦

赵廷傑,一九四四年史组同学,陕西西安人,高大个子,满腮胡子,大家称他老赵。他外貌粗,内心很细,待人接物,温良谦恭。他与杨曦兄也住在老邮局,但与我不同一房间。杨兄浙江杭州人,体弱多病。赵兄对杨兄看护备至,他们两人是我们房间的常客。

一九四三年暑期,杨曦兄忽得头痛病,大家劝他去当时新设立的遵义卫生院看病。不料他去了几天,头痛依旧,神志竟渐渐昏迷,字认不得,同学的姓名也叫不出来了。当时在遵义,这家医院算是最好的了,我们没有人怀疑是否医生用药有误,大家只是心里非常着急,分批去医院照料。我与程光裕兄为一组,整夜不眠地坐在那里陪着他,希望他的病能好转。这样过了约一个多星期,杨兄终于一夜断气归天,同学哀痛欲绝,为他办理丧事,埋葬在张荫麟师墓地附近,并为他出刊壁报哀悼。

自杨兄入院,病中直至死后埋葬诸事,以老赵出力最多,他对朋友可谓礼至义尽。毕业后,老赵回西安,在那里结婚,曾先后任中学校长及教育局局长。大陆变化,迄无消息。

水硐街

读毕中学升大学,我与父亲之间曾有一段折冲。父亲一定要我读工科,且指定读浙大,我的中学老师鼓励我学经济,我自己则对史地最有兴趣。最后,父亲还是依了我读史地系。我对史地发生兴趣自小学便开始,后来读了晓峰师的地理课本,更引起了我的兴趣,同时由兴趣而对晓峰师发生无上敬仰。一九四二年,我坚决自龙泉西去遵义,要去拜见晓峰师,便是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遵义,我临到决定读史组或地组的关头。管佩韦兄是我中学同学,他那时读史组,竭力拉我读史组,另外同学则劝我读地组。我想西来的目的主要拜见晓峰师,所以决定见了晓峰师再说。佩韦兄便陪我去水硐街,我们刚踏近大门,里门恰好走出一位个子高高的穿长衫戴眼镜的人,佩书兄指点我说,这便是晓峰师。接着,他替我介绍,说我刚从龙泉来,历史课成绩很好。晓峰即当时夸奖了我一番,他说能立志自东海西来参加抗战的,便是优秀青年,既然历史课很好,读史组好了。我的读史组就如此决定。我对这一决定,现在仍感觉愉快。因为这一抉择,不但合我的性格,且合我的志趣。

水硐街是晓峰师寓所所在地,史地系办公室也在同一栋房子内。我对晓峰师的第一个印象是气度恢宏,言词果断。以后听他课,读他的文章,看到他的作风,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崇敬。晓峰师来台后,先后任各要职,他的深远与博大更表露无遗。他对国家民族文化的影响,可与王安石、王阳明,梁启超前后辉映。

史地学会

史地学会成立于何时,我不知道,一九四二年秋我到达遵义时,便有这个组织。第二年,同学们以为我来自龙泉,行情摸不清楚,把我举为主席。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学会的主席,除为同学与同学、同学与老师间的联系人外,还要为毕业同学奔走出路问题,真是不易做。就我所知,史地学会是浙江大学各院系各种学会中最活跃的一个。我们经常举行专题讨论,老师们也来参加。有时举行郊游,认识环境,联络感情。同学们与老师们藉此一组织,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张荫麟师

我到达遵义时,荫麟师已病在床上,但学校选课单上还印有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选这一课,因我久已仰慕他的大名,就不加考虑把课填上。因为我是新来的,他把我找去谈话。他住的地方好象在一个弄堂内,一进门是三开间,他住在里面的一间,我走过的二间,地上桌上都是书。我进去时,他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手里捏着书,见我进来,马上起来。经我自我介绍后,他便问我读过些什么历史书,龙泉分校的情形如何。接着,他告诉我,他因身体不好,不能上课,今年的“魏晋南北朝史”,他指定参考书,由同学自行阅读,但须缴笔记。他指定的书有通鉴纪事本末、普书、魏书、南北史、周书生北齐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这一张书单可以吓死人?一年时间如何读得完。他又说,通鉴纪事本末须熟读,要做笔记,其他如来不及,参阅一下也可以。这是我第一次被指定要读如此多的古书。回来后,心里惴惴不安,第二天便去图书馆开始工作。在遵义二年,我读毕通鉴纪事本末,且全部做过笔记,便是得为荫麟师的一句话,以后,我多次去看他,不是与佩韦兄一起,便是还有其他同学在,不过他的病情一天严重一天。那时,我虽不是教徒,我确实天天在祈求上帝保住荫麟师的生命。但终于可怕的一天来临,荫麟师离我们而去。我们全系同学,也可以说全浙大同学,均为他的殒落而流泪。荫麟师葬在遵义城外一个小山的山顶,出殡的那一天,风很大,荒山孤坟,倍增凄凉。荫麟师的墓地,也许很快被人忘去,但荫麟师对整理国史的新手法,及其从理论到实际的作品,将嘉惠后代,长留人间。

史组教授

浙大有两个史地系,一个是文学院史地系,一个是师范学院史地系。两个系的主任都是晓峰师,从来没有分过家。因此名义是两系,实际上是一系,仅就同学的兴趣分为史组、地组及史地组。当时教授阵容的坚强与人数的众多,为全国各校之冠。

史组教授除张荫麟师外,尚有授西洋上古史、西洋近世史、罗马史的顾谷宜师,授中国思想史的钱宾四师,授中西交通史的方杰人师,授宋史、唐史的陈乐素师,授中国历史地理的谭其骧师,授中国近代史、史学方法的李絮非师,授中国政治制度史、明清史的陶元珍师,均是一时之选,我们今日犹觉得骄傲。

乐素师系荫麟师去世后来遵义,他是陈援庵先生的长公子,沈潜宋史二十年,对宋史研究之深,见解之高,在国内无出其右。乐素师为人诚笃,他对待我们如子侄辈,爱护备至。他那时与师母及予支住在遵义汽车站附近的楼上,因收入有限,雇不起女仆,师母烧饭,他洗衣。但我们如有所需,不管金钱、书籍,只要我们开口,无不立刻办到。他是我的论文导师,我的论文题目为《宋金外交年表》,学校图书资料不够,他将自己所藏的全部借给我.初稿完成,他不怕麻烦,逐句指点我。今日我稍知搜集资料,执笔为文,完全拜乐素师之赐。

复员后,乐素师数次来南京,每次来,我都去迎接他。记得有一次,他来南京与他父亲援庵先生见面,特地把我带去介绍给援庵先生。在这次机会中,我见到中国史学界中许多闻人。我每次想起乐素师,心里便有点不安,因为我的宋史己抛荒十八年了。过去我国史学界倾向于上古史的研究,有一时期宋史也很吃香,目前台湾受美国的影响,又偏向于近代史。国史中我最感兴趣的,系从宋到清初这一阶段,我立下志愿,想把我的余年用在这段上,离开大陆后,久己没有乐素师的消息,愿再见时,我已有东西向他交代了。

回忆与怀念

施昭仁
*作者一九三五年浙大化工系毕业,美国陆军物资总署亚伯丁验查场(马里兰州〉任职。

一、前言

我是浙江慈溪人,在浙大待了九年,先是念书,后是助教,所以杭州便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是一九三〇年夏天到杭州的,直到一九三九年离开广西宣山,在杭州一共住了七年, ,在逃难中过了两年。我对母校的回忆是丰富的,对它的怀念也是非常深刻的。

先来谈谈我进浙大前后的情况。一九三〇年,我在上海念完了中学,到杭州投考浙大,住在城站旅馆,天气热得很,考试地点是“秘书处大礼堂”,闷闷的等到发榜后,才回到家里去。

那时,从家里到学校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坐火车到宁波,在宁波搭轮船,第二天早上到上海,再从上海乘沪杭路火车到杭州,还有一条是按回家的路线从杭州过钱塘江,再从江边乘长途汽车,经过绍兴到曹娥江,过江再坐火车到慈溪。 因为钱塘江大桥尚未完成,所以要摆两个渡。钱糖江是很辽阔的,乘渡船不花钱,称为义渡,出一个小汽轮拖着两条大渡船,横渡大江。滚滚江流,汽轮的“薄薄”声,嘈杂的人声,再加上兴奋的情绪,过钱塘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是古代和现代两种混合而成的交通工具。后来一直等到抗战结束,我从美国回来,一九四七年春天,我和几个友人到韬光去玩,特地到钱搪江边,步行走上钱江大桥,踏上了那条横跨在黄色江流上的两层大桥,东望江口,西望富春、六和塔,静静地踏在桥的尽头。想起来,那时离开我第一次见到它时,己是十七年以前的事了。

大学一年级时,我住在礼斋三楼。工学院的宿舍共有五座,即仁、义、礼、智、信斋,前三斋是大学部用的,后两斋归高工部所用,楼下一部分是教室。大三、大四住义斋,大二住仁斋,大一住礼斋,清清楚楚,界限分明.两个人一个房间,两张木床,两张书泉,两张凳子,还有一个贮藏室。因为没有纱窗,各人自备蚊帐。这样一个供百人住的宿舍,竟没布一个厕所,因为是旧式宿舍,根本没有卫生设备。我们的休息间隔得很远,还有一种便在楼下〈读此文者当会明白我所指的〉,晚间要去,住三楼的便得跑两条楼梯,不分冬夏,你得跑到门外去.一大早,清理厕所便成了每个宿舍校工的第一件任务。我们的盥洗室便在义斋后面,靠近运动场那里,大家都在那里洗脸刷牙,各人忙作一团,有几桶热水,由校工挑来放在那里,用水是没有限制的,洗完了向地上一泼,非常省事。我相信这制度沿用了几百年了,自来水还不是我们所能享受的。

二、浙大校园

杭州是南宋国都,共有十个城门。以前听父亲说杭州十个城门是有一首诗的:
入关靶子正祥门,
螺蛳蜒过草樵门,
候潮听得清波响,
涌金钱塘共太平。

我们的学校靠近太平门,或称庆春门,是在杭垣的东北方。校园的东都是城墙,有一道护城河。工学院的两边还有土山,上面有些杂木小林,我们常到上面去散步闲眺,旷校园前面是大学路,旧名蒲场巷,一面遇到庆春门大街、菜市桥,大学路的另一头通到横河桥、官巷、大方伯,再下去便是新民路、迎紫路,便来到西湖边了。

进了学校大门,左方便是秘书处、大礼堂和女生宿舍。往前走,右方是校长公馆、文理学院。再往前走,便是孟邻堤,是纪念蒋梦麟校长的,后来新建的体育馆、游泳池便在那里。往右转,便到工学院。再往前走便是报国寺,有一道墙相隔,当时没有和尚,却有些丘八在那里。工学院是新名字,人们只知报国寺,我们便是报国寺的方丈。若从旗下〈湖滨一带〉雇人力车回工学院,你必须说明到报国寺,否则很难使他们明白你的目的地,你若说“浙江大学”,他们便把你送到文理学院门口,你若叫他拉到工学院,那非加钱不可。

从文理学院出来,便是一个大的池糖,那里的马路都是用石块砌出的。不很平稳,坐在洋车里不大舒服。池旁石栏旁有一排法国梧桐,常有些人在那里踯躅着。因为那里有一座小桥,通往工学院,道旁还有许多柳树,对商隔水可以望到浙江省立图书馆,旁边是第一宿舍,晨曦晚霞,反映在水面上,堪称得上浙大一景。

农学院在庆春门外华家池附近,是在走向笕桥的路上.当郭任远先生任校长时,在那里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新校舍。他也曾计划要把校本部及文、理、工三院都迁到那里去,围绕着有湖泽之胜的华家池(一个小湖),我也曾见过那个蓝图,真可算是一个现代化的新学府,只可惜人事的变迁及时局的改变,他的计划尚未实现,抗战己来临。

三、大学生活

把浙大的环境讲了后,我再回过来讲讲我在那时的大学生活,我记得第一年我住在杭斋,同房是郭仲常,四川柴县人,他是学土木工程的,我们很谈得来,而且都是喜欢游山玩水的,后来他送我一张薛涛井的照片,说是靠近他的老家,郭仲常没有毕业便离开了学校。二年级时,我和美老本住在一房,隔壁是李尧和黄题榜,后来我们搬到仁斋时,我仍和他住在一房。他是闽南人,长大在台湾,当然能讲流利的日语,他是口琴的能手,那时还有林丽川,也是嗜好音乐的,因为有这些同好,所以我们常常玩在一起了。等到我住到义斋时,我的同房是李剑青,他是苏北泰县人,他的中文底子很好,写得一手好字,他给我们的卧室起名为绿余轩,很雅。他在学生会上常发表言论,出过风头。那时常闹学潮,所以常常开学生会。

工学院除了那五座斋舍外,其他主要的建筑物是大教室、教室、图书馆、消费合作社、图画教室、各系的实验室、各种工场、锅炉室、两座高耸入云的无线电培和运动场。在教室和仁斋中间是一块空地,那时我们有晨操,便在那里举行,因为还没有体育馆,冬季里刚从被窝里出来,便要走到寒风里上早操,真是一件苦事。话来在那空地上建了一座纪念碑〈纪念工业教育〉,四面也栽了一些小矮树, 只是从没有过草坪和花树,因为那里交通频繁,花草是无法生长的。

教员宿舍是为便利外埠教员而设的,每人一个大房间,什么都在里面了,不象在外国有卫生设备、暖气和弹簧床,一切都是那么简陋,同样要挂蚊帐,冷热水都要靠校工供给。冷天得自己生炭盆?若不小心,便有中炭气毒的危险。和教员宿舍很靠近的是消费合作社,凡是能跑跑消费社的人,都称得上天之骄子,因为太多数的学生都是穷光蛋,哪有力量去问津消费社呀!可是我们也不时到那里买包花生米,一些西点,或几个人围着一笼小笼包大吃大嚼,也给平淡的苦读生活增加一些风采。

我仍要洗澡那便难了,要走很远的路,从斋舍出发,经过运动场,来到化学教室旁边一排小房子,那里有我们的浴室和厕所,因为靠近锅炉室,所以有热水来源,但凡是到那里洗过澡的,都尝过洗澡的滋味,因为水源不丰,调节不灵,常常洗了一半,忽然来了冷水浇身,因为无法脱身,亦只好忍受完事,但我想这也是锻炼身体的方法。如果在冷天,等你洗完回来,又是那么一段路,身体已经冷了半截,回到宿舍里,等于没有洗,所以冷天里去那里洗澡的是一些卫生大家。

记得我们第一次上物理课,地点在大教室楼上,各系都会在一起〈上党义和军训课也在那里〉,人数约有八九十人,教员名徐均立,大概刚从外国回来,西装是笔挺的,教授穿西装的不多,他的西装可算是最道地的。他第一次点名时很有趣,因为许多名字都是古里古怪的,等点到“石照湖”、“吴老本”时,便引起满堂大笑,因为他们的名字叫出来,令人想到另一种事物去。

也在第一次混合上课时,我们发现全班上只有两个女生,一叫徐瑾,一叫沈宜春,徐学化工,沈学电机。那时女子学工程的真是凤毛麟角,至今亦复如此,所以她们两位在我们班上可称为佼佼者,很受人注目。

回忆我们的膳食,真是多采多姿,-令人难忘。我刚进学校那一年,记得我在校内厨房包饭, “膳厅”便在锅炉室过去那一排靠近城河的旧房子用,地下是泥地,设备很简单,即以当时的生活标准来讲,也是不及格的。因为伙食费很低,商人再要从中谋利,我们便只好听人的赐给了。早餐是粥,早菜黄豆和豆腐乳,永远不变。你若要想吃花生米和油条,那得起个早,还得靠你的运气。一大桶粥是够你吃个饱的。我说我们原来是报国寺的和尚,真是没有错,我们的生活和享受与和尚没有两样。中、晚两餐也差不多,吃的大锅菜。有时常因伙食问题和厨房老板发生冲突,甚至于动武,也是屡见不鲜的。后来我们到校外去包饭,质料比较好些,伙食费也较贵些,那些包饭作散布在庆春街到菜市桥一带,我常去的那家就在大学路转弯的那一家,老板和老板娘都是绍兴人,倒很和气,他们有一个女儿,是饭店里的“女招待”,还有一个伙计帮忙烧菜。后来等到正式的饭厅建造完成,那是座落在第一宿舍的土山边上,因为郭任远校长实行军事管理,凡是一年级的新生都住在第一宿舍里,饭厅也靠近那里。我们到那里去吃过,要买饭票,点菜有号码,一 切都科学化了,卫生管理也有一定进步,因为一个理想的伙食是要配合营养、卫生和经济三个条件。

我们都是吃包饭长大的,对命运也不太苛求,似乎很满足了,好在周末我们都会到西湖边去,那里有无数的菜馆,不论南北、中西、奢俭,各种各样都有,花不了多少钱,便可到天香楼、聚丰园、知昧观、大来、国华、津津或是到全国出名的楼外楼去,享受我们的“牙祭”。

有人说,大学的生活是由“智、体、灵”三方面所组成的。所谓“智”者,就是读书生活,这包括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体”当然是健身的生活。在郭任远任校长前,谁也不注重体育,所以我们的底子都是文质彬彬,弱不禁风。回想起当年的浙大体育,便会想到我们的足球队长,他便是大名鼎鼎的刘始赞,新加坡来的,标准南洋华侨,他身材不高,却长得很棒,以前在暨南大学念过书,凡是上海话、国语都能讲,至于闽南话、马来土话、客家话、广东话更不要谈了。他不但建立了浙大足球队、英勃足球队,在杭州奠定了光荣的足球史,后来在香港参加东方足球队与南华队,雄视港岛,他便是一切球迷所崇拜的“矮脚虎”。

浙大的体育,白从郭校长来后,着实整顿了一番,他请来了一位体坛闻名的舒鸿,体育馆、游泳池也相继建造起来,一切球队也象样的组织起来。我们也曾举行田径赛运动会。浙大的男生己不是文质彬彬,女生也不是那么弱不禁风了。

想到舒鸿,使连想到浙大基督教团契,因为他便是该团的发起人,他的太太更加热心。我记得第一次参加该团活动时,是在一个复活节的清晨,举行日出会,地点在工学院旁边的城墙上。当时团员的名字我记得的有寿宁、徐达道、吕高超、田丽菊等。等到抗战时,团契随校而行,没有停止活动,那时参加的人更多了,有叶楚贞、袁嗣良等。我还记得很清楚,当一九四七年我从美国回去到浙大访问时,他们立刻来接待我,不能遗忘的团契精神。

所谓“灵”的生活,那便是除了读书、运动外的一切课余活动,包括日常生活、娱乐、社交、旅行、出版等。我相信美国大学生是极注意这一套的,他们有所谓“兄弟会”,凡是希腊字母可用的字他们都拿来做名字了,你若进了大学,便可参加他们的会社,那你的生活一切也便解决了。他们有宿舍,周末有活动,只怕你没有时间,否则你不愁“寂寞”。我们浙大当然不会有那一套,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这个需要,同时我们也实在太忙了,除了读书外,便再没有时间去注意课余生活了。我在浙大的后半截时间,曾且到浙大歌咏社的组织,那也是在郭校长时代,他似乎带给浙大许多新的东西。那时外文系有两位教授,一位姓俞〈女)一位姓施,浙大也买来了第一架钢琴,浙大歌咏社便是他们创立的,它的确给爱好音乐者以一些生活上的情趣画后来浙大来了一位音乐教师,他便是杭州有名的钢琴家王政声,我们不但参加了浙大歌咏社,后来也参加王政声所组织的杭州歌咏团,公开演唱多次。那时的乐友有林丽川、卞华年、许邦友等.林君是一位天才音乐家,凡是口琴、曼陀铃、小提琴都会玩,卞君可算是浙大唯一出了名的小提琴手。我们曾排演多次音乐晚会。但我也不能忘了我们的那位出风头的钢琴手——朱清和。

同学中有演剧天才的也很多,文理学院也有话剧社等文艺性组织。在一次游艺会中,曾演出一出话剧,名为《喇叭太子》,另主角是江希明,女主角是“浙大皇后’江芷。听说江大姊现在仍很热心演昆曲,还不时在台北演出,只可惜我已没有这个眼福了。

四、西子湖的回忆

有人也许会说浙大对于调剂心灵的生活似乎很差,我相信没有一个来到浙大的人会同意这种说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全中国人们所向往的去处——西湖。

是的,西湖给予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心灵上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走遍全世界,找不到一个比西湖更美的去处。因此,我对浙大的回忆与怀念,也便是对西子湖的回忆与怀念。
呀!西子,西子,
我歌颂你,思慕你,怀念你,
你在我灵魂的深处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我久远不会忘记你,
因为在你的怀抱里我曾度过我的黄金时代,
你也曾听到我们的读书声、歌声、琴声,笑声,
你也曾见到我们的发奋、砥磨、怒吼、流泪,
但是你的湖光山色,月夜荷香,晨曦夕阳,微风烟雨,
便是我们的慰藉,我们的灵感,
失去了你,似乎失去了一切,
我永远忘不了你!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和宋朝大文入苏轼咏杭州和西湖的作品,各列举一首如下:
忆江南,
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得重游。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总相宜。

他们两人相隔二百六十年,不但都当过杭州太守,而且为了疏浚西湖,把湖底的泥拿来筑成了两道堤,便是闻名的白堤和苏堤。白堤上有两座桥,断桥和锦带桥,是从涌金门通到孤山去的,辟出了一个里湖,在那里种了许多荷花,葛岭上的保俶塔和堤影相映成趣。苏堤从宋岳王庙通到南山之麓,堤跨六桥,即是映波、跨虹、望山、锁澜、东坡及压堤,堤的两边遍植垂杨芙蓉,形成六桥烟柳,极富诗意的去处。

忆起西湖,使令人想到西湖十景。它们是: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曲院风荷、柳浪阁莺、苏堤春晓、三潭印月、雷峰夕照、南屏晚钟、花游观鱼和双峰插云,我便把它们联起来,做了这首调寄“忆江南”的打油诗:
江南忆,
西子秋月残,
曲院柳浪苏堤春,
三潭雷峰南屏钟,
….
坐观双峰云。

我初到浙大的第一年,周末常和吴达机、杨焕明两君出去玩,他们都是学生会上的风云人物,潇洒豪爽。我们常去的地方是九溪十八涧,南北高峰,龙井虎跑、天空灵隐等古刹。

五、“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秋天,当我读大二的那一年,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便是“九·一八”东北事变。

那年九月二十日左右,有一天早晨,我在工学院布告牌前遇到吴达机,还有许多人围集在那儿,他说日本人已经侵略了东北,因这件事所引起的全国怒潮,也汜滥了杭州。那时有杭州学生抗日联合会,还有抗日学生义勇军的组织,浙大都处于领导地位。于是开会呀、宣言呀、游行呀、请愿盼、抵制日货呀等等,军事训练也加强了。正当那时,抗日时著名的第八十八师便驻在梅东高桥,浙大的学生便到那里受特别训练,教官是身经百战的下级军官,大有克日出发前线杀敌的姿态。浙大学生军的大队长便是足球队队长刘始赞,参谋长是智多星庄汉开。

那时杭州市的抵制日货运动正在雷霆厉行,凡是商店里存有日货的便倒楣了。正当那时,有人报告杭州著名绸布庄高义泰有一批日货布料在夜间要从铺子里运出,这可给找到了“奸行”。当晚浙大学生军紧急动员,在仁斋前广场集合,他们都是突击趴员,每人全副武装,刺刀步枪齐全,就是没有子弹,急行军,穿过保佑坊、三元坊来到高义泰布店,实行监视,我们便在铺子内外驻防了一个整夜。到天亮时,工学院长李熙谋和另一些教授前来“劳军”。我相信,如果我们是正式军队,那便有领勋章的资格。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浙大学生军包围高义泰的盛举。

我在浙大的那几年,正值中国内忧外患,学生的情绪激荡不安。我看到校长频频易人,我进浙大时,蒋梦麟刚辞职,由邵裴之继之,后来便是程天放、郭任远,到抗战前由竺可桢主持,直到抗战完毕,那些年代是浙大多事之秋。因为校长常常易人,那有功夫来谈学校建设,学生会又常和当局作对,记得有一次邵校长和学生代表开会,会中邵校长责某代表言词不当,斥为“放屁”,代表便责问其不该骂人,于是邵校长答“我既出言不当,我便辞职",就是那轻轻一言引致邵校长离校。其后程天放和郭任远先后来长浙大,均发表演说要如何如何建设好浙大,好象现在美国竞选大总统时一样,把施政大纲先渲染一番,可是事实也证明郭校长对浙大确有相当贡献。竺校长在抗战中频频迁校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奋斗精神,结果把浙太从艰苦中挽救出来,使它跻身于国内各大学之列,他的功绩实是不可泯灭的。

六、对师长的追忆

我对浙大诸位老师的回忆当然是偏于化工系的。化工系的老极是李寿恒先生,他也是教我们无机化学的,讲话声音很宏亮,他是一位忠心的老教授,与化工系共甘苦。当我一九四七年从美国回国到母校去观光时,他仍在那里主持。王君豪先生也教我们无机化学,他也是我们的训育主任,讲话轻轻的,很有分寸,他讲书时所用的粉笔是用纸先包好的,这样他的手指便不致染上白粉了。有一年我因在宿舍里留住两位以前交大暑校的友人季、张两君,即被王先生处罚迁出宿舍,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后来他的儿子王志望是和我同时被航委会派赴美的〈一九四四年〉。葛祖良先生教我们有机化学,个子高高的,站在讲台上头顶几乎碰到天花板了。他也上我们有机实习,有一次他教我们制造小量的硝化甘油,成功后拿到操场上炸掉,隆隆巨响,听来很过瘾。有一次,他发现黄题榜私下做了多量TNT,他立刻叫他放在水里,倒到外面去,因为那个高度爆炸剂不是闹着玩的。潘承圻先生教我们分析化学,他是分析专家,做人也丝毫不苟。他是吴县人,一口苏州话,他形容沉淀物的颜色时,常说“红兮兮的”,“白兮兮的”,李剑青和我便常常笑他,吴锦铨先生教我们工业化学、冶金学和化工原理,及至我毕业后也曾当他的助教,人顶和气,有学者风度,后来我去越南某植物油厂做事,忽然有一天他从广西来到越南,到我们厂里来参观,真是有他乡遇故知之乐。

徐均立先生教我们物理,我在上篇已经介绍过了,但是他没教多久便遭到同学们的不满意,所以第二学期物理由李熙谋院长亲自出马来教。我们的微积分有两位老师, 一位是朱叔麟先生,另一位是姓郭的。据说朱先生讲书很有一手,以嘉兴的口腔用在数学的名词上,使学生昕得津津有味。郭先生是诸暨人,教数学很费劲,常常讲得满口吐沫。吴次珊先生教我们投影几何,我们对此课最松弛,课堂秩序太差,吴先生最有人情味,也不管你懂不懂,他给你的分数不多也不少。我不能忘记陈承弼先生,他教我们染色化学,他是英国留学生,但颇带法国人的风度。他的小提琴很有一手,常在开游艺会时表演天才,他的纸烟常挂在嘴边,不必用手拿的。还有一位教矿物学的教授〈已忘其名〉,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把Mohs硬度内的十种矿物名称,取其首音,排成五言绝句一首,那便是“太极干勿老,饭家讨高台”,君不信,不妨一试:
Talc, Gypsam, Calcite, Fluorite, Apatite
Feldspar, Quartz, Topaz, Corundum, Diamond
我们的英文教授是倪俊夫人,美国人,她的丈夫是电机系的教授,教中国人讲英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教我们德文的是一位中国太太,曾留学德国,我因对德文很感兴趣,所以读来津津有味。后来来了一位道地的德国人米协尔,我却没有上过他的课。土木系有一位英国教授名马利奥,他有一辆小包车〈即汽车),自己开来上课。
教我们军用化学的是孟心如和纪育沣先生,我现在美国国防部军事化学中心〈爱其华兵工厂〉做事,多少受了他们的影响和感召。至于其他各院各系的教授老师,真是太多了,美不胜收。据我所能记忆的,我现在提一提他们的大名,若是和他们有过师生关系的,当能引起一些不能磨灭的印象:电机系的有顾毓秀、王国松、曹凤藻、杨耀德,土木系的有吴馥初、黄中,机械系的有张德庆、杜光祖、张钟俊、周承祐。工学院院长除了李熙谋先生外,后来有赵曾珏、朱一成两位,李寿恒先生也代了一些时候。曾做过理学院院长的胡刚复先生,他的健谈是妇孺皆知的,他往往送客到门口,再和你在那里聊上一个钟头也是常常有的。

我在杭州的那些年,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要去逛西湖,游满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星期六晚上我们又多半会去大礼堂看场电影。这大礼堂便是博览会大礼堂,是当年举行西湖博览会时建成的,地点在西冷印社初岳庙之间,面对孤山,还有一座博览会桥在那里,后来大礼堂成了电影院。我们去那里看电影先要在公共汽车站买了票,这票子包括从旗下到大礼堂的来回车价,看完电影还可以到旗下去消夜,然后打道回府,几辆黄包车浩浩荡荡地回到报国寺去。

除了西湖外,附近的名胜多可一看。有一年,我们去超山访梅,那里几株梅花还是宋朝时候裁的,到民国也有六百多年了。到西溪看芦花,也是当天可以来园的,到西溪去要坐船,是一件非常风雅的事情。但使人最难忘的,要算是去海宁观潮了。

在杭州那么多年,到海宁观潮我只去过一次。去海宁得先坐火车到长安,然后搭小汽船到海宁县二我们先到钱塘江边,占了一个好位置,前面只是一片辽阔的江西,静静地不动声色,观潮客也都屏息地在那里等待着.不一会儿,便见远远有一条白练打从江口而来,越近越快,其声隆隆,如无数的大瀑布,从此岸连到对岸,波浪滔天,潮声震耳,真是罕世奇观。无怪诗人白乐天把“郡亭枕上看潮头”写在他的《忆江南》里,成了千古绝唱了。

好象是一九三六年的位天,我们到莫干山去玩。我们一共有六个人:卞华年、朱建霞、卜昂华、薛秋农、一位杭州歌咏团的男低音刘君和我。我们是乘自行车的,单程好象是六十二公里。

我们都带着点心、救伤药品和补车胎的橡胶等救急用品,一清早从大学路出发来到去武康的公路上,驰驱在江南的田野间,六辆车子有时成直线式,有时成分列式,象两小队飞机,大有“别离故土万里乘浪,真个是凭虚御风”的光景,下午到了莫干山麓,把车子寄在一个铺子里,六条好汉步行登山,在山顶旅馆休息下来,第二天清早看日出,游览了山上的瀑布名胜,使下山循原路而返。

七、西迁纪实

抗战了!
那年夏天我在上海度假,先听到卢沟桥事变,接着便是"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看见人潮逃避战祸涌进租界里去,我也亲眼看见我国空军轰炸出云舰的一幕,因为有架飞机出了故障,想把炸弹投到跑马厅内,以减重量,不料那几枚炸弹竞落在大世界游乐场的门前, 死伤平民百余人,造成一幕非常不幸的惨剧。浙大从那年秋季起便开始写它的迁移史,先是一年级迁到天目山去,后来全校迁至浙江建德,从那里迁至江西吉安,后到泰和,再从那里迁至广西宜山,最后迁到贵州的遵义和湄潭,一直等到抗战完毕,复员令下,这才回到别了九年的杭州去。

搬家真不是一件易事,何况要搬一个大学。最大的问题便是交通工具。一九三七年秋季,一年级搬到天目山后,其他仍在原地上课。那时我己做了助教,住在刀茅巷的教员宿舍里,那是一座单独洋房式的楼房,我住在楼下.那时杨杰是电机系的助教,住在我的隔壁岳我们有小厨房包伙食,很惬意,三餐饭按时开出来,连添饭也不用自己起身,非常“贵族化”。同住在那里的有周承祐先生,还有一位国文教授,其他的“租户”已记不清了。那年秋天,我们乘校车到天目山去观光,我和李世瑨参加了那个观光团。我们爬到天目山顶去,山上雾气很重,古松夹道,乱石飞空,很有些黄山风光,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晚,晚饭时昕束星北先生高谈阔论,他是一位健谈家。

那几个月虽然上课,但谁还有心绪去读书呢?每天都在读战报、防空演习、逃警报,看我空军迎战敌机的兴奋场面。那时我在一个友人家里遇到空军英雄高志航,后来他成了烈士,为国捐躯。战争越来越近了,等敌人在金山卫登陆后,战争急转直下,浙大便从杭州撤离,第一站先到富春江上游的建德。我到那里住了几天,学校忽然派我为“先头部队”押送图书仪器到江西的吉安去,几条大木船从建德出发,溯江而上,经过兰溪、金华,在那里搬上浙赣路火车,去到南昌,在那里又下船循赣水到吉安去。同我一起的有一位事务课的职员陶君,还有一位校工。我们忽陆忽水地做了一个短时期的两栖动物,一直等到我们来到吉安,学校便暂时安身在白鹭洲上,当我们在浙赣路火车上时,我们中间发生了一件小事:有一天,在一个火车站上听到了警报,各人向田野里散开,那位校工当时身穿学校校工制服,左胸有号码,那时月台上遇到一位大惊小怪的宪兵问他是干什么的,并且挖根掘底地盘问他。那位校工因身负押运重任,亦不示弱,双方起了言语冲突,宪兵老爷便把他扣留起来。等警报解除,回到车上,有一些空军人员告诉我说有浙大校工被扣事。等火车到了南昌,我便到宪兵司令部说明原因,那位校工便无事而获释。

我们在吉安没有耽多久,大概一个月光景,好象正是阴历新年时节,我们便又马不停蹄地去到泰和,泰和的校舍在上回村蒲家故居。据萧庆云先生(姚慧英校友的外子〉告诉我,说当年竺可桢校长来到江西省政府公路局,想借个车子到泰和去找校舍,正遇上老朋友萧庆云博士〈萧时任局长〉。萧问他去泰和何事,竺答想去找校舍。萧说我家在上田村有一批房子,空着无用,可借给浙大做校舍。竺校长下去一看,果然不错,就此一言为定。这样讲来,浙大的“女婿”萧先生对“岳家”贡献实在很大,我相信凡是到过上田村的人,都会觉得非常感激的。( 萧先生后来与泰和毕业的二十七级姚慧英校友结为姻缘,我想多少和竺校长去借车子一事有关系的。〉

泰和上田村是一个富于农村风味的去处,想到那里,便使我想到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来,是那么有着鸟鸣花香的意境。上田村有老村和新村,有不少房子,虽然是老式,却很宽敞整齐。附近有一路:“趣园”,是萧家子弟读书之处,便成为我们的教室、图书馆和医务处。村子后面有环状的长堤,上面有树林,是散步的好去处。当浙大在那里时,还筑了一条堤,是防洪用的,终算对当地村民一点小报答。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学期,等到二十七级在趣园里举行毕业典礼,敌人渐渐循浙赣路而来,我们又要开步走了。

那时教职员宿舍在村子的一头,与趣园遥遥相对,记得同室的有陈嘉、王政声,隔壁有诸谷祺,楼上有程耀椿等先生。想起程先生,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泰和市集上买来了一斤老虎肉,他煮了后拿到饭厅来请大家吃,可是我们实在不敢领教,因为臊味太重,不堪入口。我们拿了一小块丢给桌下的狗,它一嗅之下,便夹尾而逃。噫!老虎死后尚有如此余威耶。

一九三八年暑假将完时,我又有了新的任务,这次是学校派我到广西桂林去设浙大办事处,办理学生过境时接洽去宜山车辆的事宣.我便单怆匹马地从泰和出发,循湘赣公路经过衡阳,再循湘桂公路渡黄沙河而至桂林。我把办事处设在环湖旅馆,等同学们来到桂林时,我便到省府公路部门法接洽车辆,一批一批的送到宜山去。我的任务达成时,已是那年的秋末了。

当我从衡阳到桂林去时,在长途汽车上遇见一位姓金的军官,后来知道他是三十二军的参谋长、法国留学生。在桂林他有一辆小包车,他请我和另一位姓盛的,陆大毕业的军长,一同游了出水甲天下的阳朔。广西漓江一带是石灰岩堆成的地层,奇峰突出,平野阱陌,那绿汹汹的漓水在中间流过,其山水之格局犹如唐寅的画面。桂林城内有独秀峰,城外有七星岩,都是桂林名胜之地。

从桂林西南行便是柳州,再向西北便到宜山,又名庆远,公路和铁路都经过那里,再过去到金城江,再往北便进入贵州省了。宜山位于小东江之畔,那条“江”原是一条大溪,都是乱石,水低时根本见不到水,所以要过江非常容易。我有一次和一位物理系助教孙君和他的太太安楚瑜〈也是浙大毕业的)一同过江到一个地方游泳去。我们学校位于文庙和标营一带,教职员的住宅都要自己去找。宜山真可说是一个小县,东西城门遥遥相望,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吸收了我们整个大学。这已是浙大的第四次迁移了。

我初到宜山的那一阵子,无处栖身,只好住在一位章君的地方(一间楼房〉,他的哥哥是校长的秘书。李君是一个词客,有许多作品。我们在一家饭店里包伙食,晚上常常来几两茅台,有时我的一同出去采红豆。后来我另外找了房子,因嫌其肮脏,叫竹匠在房内编竹片的墙壁,代替了糊壁纸(那地竹比纸便宜〉。

房东是一个广西乡下老太太,她有一个女儿,成天赤着脚在后园忙着,那里有一个猪厩,广西乡下差不多每家都养猪的。

我们的图书仪器从杭州装箱运出,已经走了几千里路,路上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现在终算稍为安定下来,所以大部分便开出来应用,许多实验室也布置了起来。那时校本部在文庙,也有象样的礼堂,同学间.也展开了活动,歌咏防、剧社、义卖,都有良好的表现。那时陆军军官第四分校也在宜山,有一次蒋百里先生到校来讲话,也常有球类比赛。正在那时,浙大受到了抗战以来第一次的战火洗礼,那便是一九三九年春天的大轰炸。

那天早上我去访章君,正谈话间,闻有机声,我们亦不在意。等一会儿又问机声陪陪由远而近,我们知事不妙,立刻下楼,跑到后园,只见飞机十八架迎头飞来,我们当即俯倒地下,说时迟,那时快,炸弹便在我们身旁落下,猪厩及茅屋己着火焚烧,我的鼻孔和吓朵里都被泥粉塞着,这十八架飞机便飞向标营方向投弹,俯冲左炸约有半小时,然后才飞去。我们从地上爬起来,欣庆犹生,后来在四周拾到许多弹片,平民也有受伤的。标营方面落下一百另八个炸弹,但没有一个人受伤的,此岂天佑乎?

那年暑假开始时,我参加王国松、廖文毅和另一位师院教授之行, 一同离开宜山,想到南国香岛去调换一下空气。我们出镇南关到越南,坐在舒适的米西林车厢里,驶过红河大铁桥,来到有“东方巴黎”之誉的河内,看到飘飘欲仙的越南女郎, 一切都是新奇的。廖文毅喟然长叹:“我们回到文明中去!”我们四人继过海防,挤船去到香港,王国松等又从那里买棹回沪。我便在香港留了下来,本来打算暑期后再回宜山的,但是我从那时起便踏上了征程。

笕桥忆旧

汪仲毅
*作者一九三一年浙大园艺系毕业,现在台湾。

浙大农院的前身是农专,我是在一九二六年秋考进去的。当
年的师生现在台湾的,据我所知只有校长钱天鹤师、校友滕詠延兄,连笔者三人了。那年开学不上几个月,快到年底边,北伐军就克复了杭州,学校暂时停课待改组。这短短几个月的印象,尚留在我脑海里的,只有和同学们办理平民教育夜班,替失学的农民子弟补习。后来我曾写了一篇《办理平教的经过》,刊登在浙大农院周刊上。

停顿了半年的学校,到次年暑假后又重新开学,改为第三中
山大学劳农学院,我再经一次考试而入学。次年又改为浙大农学院,我在笕桥安静地过了四年而毕业。在这四年半期间,学校发生了许多变化和一些值得一记的事。

原来的校舍本来是坐东朝西,由西门出入,当时改为东西直
通,两方都可出入,并将大礼堂拆通后壁,改作汽车间,又由师生共同劳动,筑了一条向东接通杭沪公路的大道。从此,对外的交通,除了火车外,更有汽车可直达校中。原先是要坐火车到笕桥站下车,治铁路北,东行三里,或坐那吱哎轧轧响的羊角车,要使用现代化及古老的两项交通工具才能到校。后来羊角车淘汰,代以人力车。

最初的那辆校车,它的型式非常简陋可笑,又高又短,比例
不相称,车窗又小又少,木板座,好象铁路上的货车,同学们都叫它是“棺材车”,后来,院长有了精美的小包车,有急事或有空座,同学也可搭坐进城。

杭沪路的汽车站,离校有二三里,车也破旧,班次少,乘客
多,秩序不好,忙不得已不去坐此车,大半还是坐火车。但笕桥是小站,慢车始停靠,南下车从上海或嘉兴来,往往要误点,所以周末进城,常要在站上等一两个钟头, 但从城站来校,虽同是慢车,北上车因起站近,就不会误点。有一次,俞汝定兄回校,误搭快车,到笕桥不停,俞兄冒险跃下,致断一臂骨,这是四年半中唯一的不幸事件。

一九二九年,西湖博览会开幕,杭州开始有了现代化流线型
的公共汽车,当校中请田中义磨博士讲蚕体遗传学时,公路局派专车接送女子蚕校同学来旁听,我们亦可搭乘,车既漂亮新颖,且有女同学同车,颇感快乐,这恼人的交通问题才告解决。

环校舍四周有小河流水,河边植柳,每当春水荡漾,柳丝拂
人时,这情调全是东方古国的。但在新辟的汽车路上,却整齐地栽着条悬木科的法国梧桐,树下飞驰着流线型的汽车,走着西装革履男女并行的学子,西方的风趣一天浓过一天,意味着时代已不同于往日了。

校舍南侧更创辟了中国第一个植物园,园址数十亩。钟老先
生父子独具匠心,挖土成双池,上架小桥, 池中植水草, 池旁堆土成阜。园中划区,按类分植各种草木,每种标立一小木牌,上书学名中名科属等。又设置石凳石桌,四时有开不断的花,八节有长春之草。大观园既成,正当校中开始男女同校,哥儿姐儿们课余散步园中,名花美人相得益彰,彼此切磋,也可认识些植物的形性,同时也增加了哥儿媳儿彼此间的了解,由了解而难免生情。钟老先生确是功德无量,植物园意外地竟玉成了几对良缘。

钱鼎兄胡瑜姊,守仁兄婉蘋姊,尚中兄佩文姊。从前这些双双对对的青年,现在都已在五十左右,大的儿女也须论嫁娶了。惟当日笔者颇自惭无能,以童身进校,仍以孤家寡人,只抱着三张毕业证书出校(凡在一九三一年毕业的,都有三张毕业证书,即一九三〇年劳农学院三年期毕业证书;一九三一年浙大农院毕业证书称农学士;英文毕业证书,备出洋用〉,功名虽有,终身伴侣却不曾同时在此找到。

这时,在校南的农事试验场也并入本校,作为农艺研究室及
化学室。原先的农场改为园艺场二外加林场及农产制造场,一九二八年又创办蚕业改良场,建筑了新式的养蚕大楼、冷藏库、立体式的办公大楼、精巧的院长住宅和职员宿舍, 一幢幢碧瓦青砖的洋楼耸立在绿树荫里,更来了大批白衣女使,看护蚕宝宝,采桑、考种,各有专司,好不热闹煞人。我门课后自然一窝蜂走向蚕场,看完蚕儿,又看采茧,难免带便看看人,从此植物园便冷静得多了。

女同学中品学兼优,超越男同学受到大家尊敬,称之为大姊
的,亦大有其人,如今日在台的沈蕙英大姊就是。

日常生活上有改变,大厨房取消了,学校不再替同学代办伙
食。校舍西门外开了几家小饭馆,南北口味随意包点,从此不再有饭厅风潮。昔日简陋的学生宿舍变为簇新的红砖青瓦洋楼,电灯取代了洋烛与泊灯,抽水样马桶代替了臭毛厕,钢丝床接换了木板床。现代文明输入了落后的乡村,增加了乡下人的见闻和谈话资料,僻静的村庄人口骤增,成为浙江农业人才的总汇,只有一件事似乎还未变,每当寒暑假,师生散学回乡,每人总买几瓶本院农产制造场特酿的桑椹酒,作为笕桥的土产分赠亲友。

这四年是平凡过去,值得一说的几件事,第一是全体师生曾
远足皋亭山〈俗名半山〉,参加当地农民一年一度的桑秧会。山上有个娘娘庙,供奉蚕神,桑秧会就在庙前空场上举行,聚着各地来的桑秧、农具、种苗,自由买卖,还有泥猫出售,作为蚕时避鼠用,也可给儿童作玩具。浙西原是世界闻名的蚕丝区,故笕桥一名茧桥,蚕茧之外,又出产药材,以千金子最著名。

其次是全体师生旅行萧山湘湖农场。该场属本院,新垦农田数千亩。该湖四面环山,蓄水成湖,以西湖作号召之莼菜即产于
此,是个天真未破的风景区。同学在此轮流实习机器垦田,我国机器垦田恐开始于此。再去衙前参观考察农村自治组织,这是浙江也是全国实施二五减租的发祥地,次夜开联欢会,演《孔雀东南飞》话剧,由钱伟化鲸二兄饰男女主角,笔者饰小妹。关于桑秧会、湘湖农场、衙前之行,笔者都有游记,刊见本院周刊及浙民日报。

园艺系师生,又去塘栖调查批把,笔者有调查报告,刊见商
务印书馆出版之自然界月刊。

本院的林场有二处,一在临平山,一在凤凰山,植树节时似
乎都去过,印象不深。蚕业改良场在小和山有一分场,颇具规
模,也去过一次。

一九二八年暑假,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曲直先生来校,主
持调查浙西各县农村经济状况,每县设一调查员,选同学担任
之,笔者任调查海宁县之责,遍历每乡镇,任务完毕后回杭,又助曲先生整理各县资抖。曲先生现任立法委员,家居台北。
一九二九年,西湖博览会开幕,会前园艺系同学均去参加庭
园布置工作,笔者亦预其事。

一九三〇年暑假,园艺系同学七人去南京金大实习,此行亦
为笔者受教于胡昌炽先生之始,胡先生现任台大园艺系主任。

自改大学后,每周一有总理纪念周,有院长报告或教授与校
外人士演讲,讲词均由同学陈君及笔者轮流记录,刊于周刊内。除此定期刊物外,尚有各学会出版物,以《蚕声》内容最丰富,因该系人数最多,约与其他各系人数的总和相等。园艺学会亦曾办《五云农场》,余亦有文记其事。

当时的学风确很朴素,师生中吸纸烟者亦极少,只有农经系
的黄教授最爱烟卷而不离手,他去上课,必须吸到教室门口才丢掉烟头。全院师生更无其他嗜好,只是嗜好科学而已。那时的教授,留日、留法的最多,都崇尚朴实。留美的最少,只有畜牧系陆教授一人,到一九三五年后,留美的才渐渐多了起来。

笔者于一九三一年夏毕业后,供职浙江昆虫局。六月六日离校
的前一晚,有欢送毕业生游艺会,极一时之盛,履屣交错,目眙不禁,握手道珍重,至今声犹在耳。一九三四年,笔者重回母校任昆虫助教,病虫害研究室已改设于蚕场大楼下,蚕业似已进入不景气,人员大半星散,已无昔日之盛。这年秋,笕桥一带桑树上发生桑蝗为害,影响秋蚕。到了冬季,同学百余人 由教授率领,到附近乡间为蚕农括除蝗卵,每晨在操场上集合分队出发,每人发小刀一把,空罐一个,同学在整队前,用小刀击罐作笑乐,发出震天响的声音,也是今日助民运动的前奏曲。因母校在成立初就创办了推广部,最著的是改良蚕种及作物品种的推广。

笔者并奉命作括除蝗卵下地的孵化率试验,这学期中又完成了
《诱蛾灯试验》及《昆虫性比率变迁》两篇论文,刊浙江昆虫局年刊及中华农学会报。寒假许叔玑院长离职,教授亦大多辞聘,转往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笔者亦应湖南农试场之邀,买棹入湘任虫害系技师事。在笕桥前后五年的生活,从此告一结束。

笕桥是农院的发祥地,到一九三五年因右邻航校扩充,农院
地址全部被划入,改迁至太平门外华家池。从此,这块地址大改面目,每当坐火车或汽车经过,笕桥的旧人总要凭窗凝望,不胜今昔之感。到如今更引人无限的怀念,笕桥是永远和农院分手了。但切望在华家池有复兴的一天,使我这垂暮之身,能重回母校,一温三十年前的旧梦。

笕桥时期的农学院

朱学曾
*作者一九三一年浙大农艺系毕业,台湾糖业试验所副所长、代所长,一九七三年退休,一九七八年赴美国,一九八五年四月定居杭州。本文写于台北。

笕桥,在抗战初期是个响当当的地名——我国的空军基地。浙大农学院旧址位于沪杭铁路笕桥站近傍,距杭市约二十公里,这里也是浙省农业改进的发源地。民初在那里创设甲种农业学校和农业试验场,一九二四年又创立农业专门学校,一九二七年,浙省成立第三中山大学,由农专改制为劳农学院,农试场也合并为学院的一部分,甲农则改为附设的高级农科中学。

劳农学院为三年制,一九二七年夏仅招考新生五十名,农专学生则改编为一、二、三年级生,当时连新生仅七十余名,自难与目前的农学院相比拟。

一九二八年夏,第三中山大学改称为国立浙江大学,次年初,劳农学院也改称为农学院,原有学生除仍愿三年制毕业者外,可改读四年,所以,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有劳农本科毕业生,自一九二九年起,就产生了首届农学士,农专仅设农、林两科,一九二七年增设园艺、蚕桑及农业社会而为五系。

由杭市去笕桥,原只能循铁路往,在笕桥站下车后,步行约二公里,或采坐一种独轮羊角车(北方称曰鸡公车,左右可坐二人或一边放置行李,一边坐人,车夫在后推行,蛮有风味)才能到达。一九二七年秋开学后,院方深感交通不便,乃由院长率领,在每日下午实习时间,全院师生自行筑路约二公里,连接沪杭公路,于是汽车可由杭市直接到院。

首任院长是留法的谭熙鸿氏,教授阵容也很踏实。例如农艺系的卢守耕、王金吾、孙逢吉、于蕴生、金宝善,园艺系的吴耕民、范赉、林汝瑶,森林系的林渭访、梁希(叔五)、周郑垣、黄菊逸(希周)、朱惠芳,蚕桑系的葛敬中、温敬甫、郭颂铭,农业社会系的许叔玑、汤惠荪、黄枯桐、黄通(君特)、雷男(力田)诸氏,其他还有钟观光(植物分类)、王希成(动物)、沈养厚(地质矿物)、包伯度、戴玄博、童玉民(土壤肥料)、汪怀情、朱昊飞(化学)、曾省三(植物生理)、宋凤美、徐陟(农作)、涂治(植病)、赵才标、察邦华(昆虫)、陆理成(畜牧)、赵伯基、沈光史(农具)诸氏。多数是留日、留美和留德、法回国的。

钟观光先生是我国植物分类泰斗,他到院后即筹设植物园,两年而成。辟地约百亩,搜集植物二千余种,这可说是当时在我国的创举。

笔者于一九二七年秋入学,当时的校舍全是平房,也无电灯照明,晚间由院方发给每人一支洋烛,以供自修,一九二九年秋完成了一座二层楼的学生宿舍,五人一室,又装置了电灯,生活才见改善。此外又在院傍建造小饭馆几栋,招商承办伙食,称曰“农村饭店”。师生都在那里包伙,每月仅八至十元,也有零吃的,每份一角五分至二角,已经是高级的伙食了。

笕桥附近有一小镇曰乔司,经该镇可至超山,乃产梅地区。超山赏梅,与孤山齐名。更远则有塘栖,盛产枇杷,名闻遐迩。距院西约三公里,有一座皋亭山(俗称半山),山麓有庙,每年春季举行庙会,以买卖桑秧为主,是亦师生常往游乐之地。

当时省政府还将萧山湘湖的一个垦区拨给农院,充作实习农场。我们曾由赵伯基先生带往实习开垦机的驾驶,这也是一项新的尝试。湘湖景色可比美西子,而西湖名产莼菜,实际都是由湘湖采供。

谭院长还兼任浙省蚕业改良场场长,他将原在艮山门的蚕场移设在农院附近。一九二八年冬洽聘九州帝大蚕学教授田中义磨到杭讲学,讲授蚕体生理与蚕体遗传,为期两月,每日下午在蚕场讲课。我们农、园、蚕桑三系同学,也都前往听讲。那时有几位同学认识了蚕场的女职员,其后成为佳偶,笔者也是其中之一。

一九三一年以后,政府计划在笕桥成立空军基地,创设空军军官学校和防空学校。校方乃在杭垣东郊华家池购地新建院舍,一九三四年夏迁入新址,所以农学院在笕桥为期仅七整年。全部课程在笕桥完成的毕业生,则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劳农本科三届计十五人,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农院五届计九十四人(一九二八年夏改制后招收预科生,故一九三二年元毕业生)。二四、二五两级同学,因一年级在本部上课,所以仅在笕桥住过一或二年。此外,还有甲农、高农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三四年十九届毕业生,计四百六十五人(上项数字根据一九四八年六月编印的浙大同学会会员录)。

笕桥时代的农学院,远距大学本部生犹似独立学院,因之师生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一九三三年,郭任远氏任校长,李德毅氏任农院院长,当时笕农师生相率离校者不少。曾有一次餐叙,称曰“皋亭旧雨”之会。其后农院师生供职南京者甚多,遇有服务、他区师友晋京,常由在京者相约共叙。那时物价低廉,每人出一元份子,就可在名菜馆饱餐盛宴,亦称之曰“皋亭旧雨餐会”,经常举行, 由此可见笕农师生情感之一斑。

目前在台的皋亭师友约计二十人。在五年前,民二十级级友曾以离校四十周年有过一次聚会,瞬又五易寒暑。近由在台北的滕詠延、李守藩、蒋福庆、吕福和、傅朝湘五位森林系同学发起,于青年节前一日,又有一次叙首,计到师友及眷属三十人,郊游木栅指南宫,并以素食会餐。四十多年前的同窗,都是六十、七十的老人了,几位师长,则都达八十前后高龄。此次叙首,实属难能可贵,爰草斯文,以志记念。

大学路老浙大点滴

韦人骝
*作者一九三六年浙大化工系毕业,现在巴基斯坦。

读了有关母校浙大的回忆文章,觉得很少写到杭州大学路的工学院,趁现在尚能记忆到的,写出来给老学长们回忆一下。因为这是四十多年前的花絮,可能会有错误,还请校友们指正。

一、考浙大

当时,我们的老一辈对工科很少认识,只知数理科很好,叫我去读上海大同大学。该校在上海南市,当时有胡敦复、何在渊等有名教授。我总觉得数理没有工程的实用,故决定转学。但从数理转工程,只有化学工程较近,学分不致太吃亏。那时,化学工程以浙大为最有名,所以在一九三三年夏天报名浙大化工系,考插班三年级,名额只有一名,幸亏大同大学有数理专修科,读了二年,总算拿到了一张文凭,就离了大同。那年浙大在上海复旦大学招考,我在复旦附近乡下租了一间房,搬去住在那里应考,因为从上海去江湾很不方便,恐怕脱班。那里知道乡下蚊子特别多,晚上无法读书,只好着长裤,把脚放在甏里。

那年浙大主考是潘承圻教授,考工科的数理科目分两次考试。我考了一次就离开了,等到发觉已经太迟,只好向潘教授请求复试,当时他答应,假使第一次的成绩够好,可以给予复试机会。结果总算侥幸,接到通知到杭州复试,并作编级试验,因为我考插班的。当年秋,我从老家嘉兴乘火车到杭州,住在城站旅馆,该旅馆是臭虫出名的。翌晨到浙大工学院去考试,总算考取了,编在大三、大二之间,有的课在大三上,有张全元、潘尚珍、宋廷干诸学长;有的课在大二上,有姚玉林、孙观汉、刘馥英诸学长;有的课如打铁、翻砂、木工等在大一上,所以认识了不少同学,结果在一九三六年才毕业。

二、工学院生活

第一年,我住在仁斋底层,一个人住一间,后面是公共洗脸间,对面住的是郑慎植学长〈土木系〉。当时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非常寂寞,上午在教室上课,下午在工场实习,晚上自修,都在院内,只有吃饭在院外,到省立图书馆路边上,付饭票吃,吃好吃坏自己决定。后来改在文理学院膳堂吃饭,天天吃肉丝炒蛋,既快又省钱。有一天无意中发现很多鱼头堆在那里,乏人问津,我就点了一只炒鱼头,一大盘,既可口又省钱。后来,同学们都跟上来,吃的人一多,盘子就小了,但仍不失为一个好菜。

当时校长是程天放先生,翌年由郭任远先生继任。郭校长乃心理学博士,对学校经费颇有办法,并有魄力,大兴土木,在文理学院造了一座大教室,把工学院与文理学院上课并在一起,工学院女同学很少,同文理学院一起上课,男同学们兴趣非常好,大家很早就拥到大教室阳台上看文理学院女同学姗姗而来,评头品足,笑话连篇。

郭校长到任后,办了一个骑射班,从上海跑马厅买了五六匹过气马,但仍然是好马,跑得快,那时,我们是毕业班, 轮不到军训,星期天早上就去骑马,因为是毕业班,骑师对我们非常客气,让我们骑到旗下、白堤去兜一圈子,横冲直撞,令交通警察头痛,幸亏那时车子、行人都很少,没有出过事。

每周星期一早上,我们排队到文理学院明伦堂去做周会,唱国歌、校歌,听郭校长讲话,同时可看到文理学院的女同学,所以很少有缺席的。

三、赶校长

工学院同学对郭校长没有什么反感,尤其是我们毕业班,招呼自己功课也来不及,那有兴趣去闹学潮。农学院同学发起开学生会,议决罢课,主席是农学院施尔宜学长,非常激烈。工学院同学是少数,只好跟人家跑,对于闹学潮兴趣很低。那里知道在一个晚上警察来工学院抓学生会代表, 把土木系杨国华学长抓去。那时,我住在礼斋顶层,杨学长住在底层,所以一切都看到。大家非常愤慨,就起来与警察抵抗。一部分同学绕道后门,冲到火车站,准备搭火车到南京去请愿,结果火车奉令停开,就僵在那里。后来学校解散,我就背了铺盖回家。听说蒋委员长曾到浙大训话,对浙大闹风潮非常痛心云云。

四、新校长

竺可桢先生继任校长,他是气象专家,学校也稳定下来。当时,工学院院长是朱一成教授,化工系主任是李寿恒教授兼教燃料学,化学工程教授吴锦铨博士,分析化学是潘承圻教授,还有任承弼教授讲印染学。化工系与机械系有几课是合并上课的,如动力学是机械系柴志明教授教的,我对这门课非常有兴趣,敬仰柴教授的教法。毕业后,我曾去上海交通大学拜访过他,当时他当教授,后来做交大训育主任。还有机械系张德庆教授,我在出国前也去拜访过,在他家里同吃早饭,这是外国习惯。

在毕业那年,学校要做制服,我们毕业班请求做西装,以便在毕业后可以派用,结果学校当局同意了。这是我第一次穿西装。

五、杂写

读化工的同学大都是文弱书生,所以在工学院级际球类比赛总是殿军。篮球还可以对付一下,因为人数少,球员根本凑不上一队,我们大将是江从道学长。

学院宿舍分仁、义、礼、智、信五个斋,我们住在礼斋。照规定每间须住二人,我欢喜静落,所以请顾传沂学长帮了一个忙,由他出面,我付宿费,因为他是杭州人走读的,所以我在工学院三年总是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普济寺与报国寺——浙大校址考略

普济寺与报国寺
——浙大校址考略
宋晞
*作者一九四五年浙大史地系毕业,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主任。

读亦华学长写的《老校友谈浙大往事》一文,其中第一节“记得那座大雄宝殿”和第四节“工学院旧址”都说到母校校址。作者就手头资料对母校校址作进一步叙述。

浙大校本部在杭州市城东,介乎庆春门与水门之间,东以城墙,南以大河下巷,西以大学路,北以庆春街为界。除农学院在市郊华家池,医学院在XX巷外,文、理、工、法、师范等五个学院都在其中,清流小丘,垂柳丹枫,诚一读书佳境。

南宋时代临安是全国政治中心,时东城与西湖同为风景之区。庆春门为宋城十三门之一,曰东青门,俗呼菜市门、太平门,因旧有菜市、太平二桥也。大学路旧称蒲场巷,巷东有普济寺,嘉靖仁和县志:
普济寺在蒲场巷,宋绍兴中,僧思净建。元至正间,僧元忠修,明季毁。僧智珏募葺。
清丁丙《武林坊巷志》:
光绪己丑(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辛卯(十七年,一八九一)间,释闻达募资重建,殿宇崇宏,为东城梵刹之冠。未及毕工,顿遭奇祸,寺遂改为公廨,寺毁后六年,杭垣士大夫规普济寺之旧,改为求是书院、武备学堂各一区,招集生徒,课以格致有用之学,与夫洋操行阵制胜之策。详见日本武学兵队纪略。

此即今日文、理、工、师范等四学院所在。

工学院南面之子弹库,即清之铜元局,为法学院所在,此乃著名之报国寺(一名报国院),为唐宋古刹。《康熙仁和志》:
报国院在东里坊庆春门里稍南,旧曰香林廨院。宋绍兴间建,后毁于兵,院遂久废。明天启初,僧仁慈等十人重建,以待云水。今顺治年间,僧元佐与其徒山怀开拓鼎新。
〈下略〉
张鉽《杭都杂咏》:
报国寺在城东刀茅巷落花流水间,旧为香林廨院。宋绍定中移请今额。淳祐五年重修,寻圯。明天启中复建寺。因近城河水环流,国朝光绪中当辅议储军火,以避烟燎,废为制造军装局,寺僧不能住,遂散去。今寺之故址已并入局矣。巷亦湮塞。

昔时刀茅巷分上下两段,以庆春街为界,今之刀茅巷即下刀茅巷。“巷亦湮塞”云者,当指上刀茅巷也。寺环以水,且多枫树, “祗因枫叶带霜红,半入池塘波影中。”风景优美,可以概见。

浙大前身之回忆

朱宗良
*作者在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堂肄业,本文一九五六年写于台北。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友会假中山堂举行母校五十周年校庆纪念大会。此所谓五十周年,乃连浙大的前身上溯至求是书院计算在内。笔者于清季肄业浙江高等学堂,经过其前身的一节,虽距今将近五十年,而于其历史犹能记忆。兹就其值得纪念者拉杂书之,以资谈助。在高校停办以后浙大成立以前的校史,所知极少,恕我不能追记。

求是书院在清季早期兴学过程中,为吾浙一有名的学府,其创设的确期已不可考,大约在光绪二十五、六年间。求是云者,含有“实事求是”及“寻求真理,崇尚正义”的意思。此一标榜,汇合儒家为学做人的道理,即以现在教育宗旨言, 亦不相谬刺,故当时该学院学生大都为品学兼优之士,如钱家治、韩永康、寿昌田、陈其善、李组虞等,其后皆被选送日本留学。

至光绪二十七年,清廷怵于庚子之变,国势日蹙,知非设立学堂,普及教育,不足以挽回危局。吾浙乃有浙江大学堂之创办,即就求是书院旧址改组而成,第一任监督(清季学校称学堂校长称监督)为曾任学部侍郎之桐乡劳乃宣氏。初办学堂,一切设施均衙门化,有知府衔的提调,知县衔的会计,学级编制尚存书院旧习,随学生各科程度之高低而分甲、乙、丙班,有英文在甲班而国文在乙班者,亦有国文在丙班而数学在甲班者。此外尚有附班,以授程度较低、年龄较幼诸生。以校龄言,从求是到现在,实不止五十年了。

劳监督任事经年,以用人不当,大权旁落于监学舍等之手,为学生所不满,以致发生风潮,旋即辞职,改由其婿秀水进土陶拙存接任。陶性温和,而措施难以如意,亦不能久安于位,当道乃乘部颁新意改组之际,改聘陆懋勋( 字勉侪)太史继任。浙江大学堂于光绪三十一年夏照新颁“钦定学堂章程”编制,改为浙江高等学堂①,先设预科,另设完全师范科及师范传习所两部,收年龄较长、国文较优、不及研读西文而堪为速成师资者而教育之,日后各城小学教师,多取材于此,不可谓非陆氏热心办学之功也。其后浙江大学第一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即为当年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肆业的学生。

陆监督办事认真,整饬学风,不遗余力,然亦有使人难堪的禁例。当时校舍分东西两斋,当局规定两斋的学生非经许可不得擅自往来。同一天井的自修室,有会监监视运动,自修室内干涉谈话,其他种种钳制,不胜枚举。假使继续下去,颇有激起运动的可能。幸后来教务长王伟人先生,平易近人,禁例渐弛, 始弭风潮于无形。其后陆监督辞职, 继任者为吴震春(字雷川)太史。吴氏萧规曹随,极为谨慎,其教育方针重自治自觉,自监督教职员以至于学生,皆能以情感相孚,而不拘泥予形式上的严格管理,全校融化于一种和易之空气中。至光绪三十三年秋,浙路拒款风潮,弥漫全城,各界组织团体,开会集议,反对浙路之收归国有及借英款建筑,高等学堂学生推举陈训恩(即陈布雷先生)为代表,参加会议与集队请愿。事虽未成,而当时这一社会运动,发扬民意,颇为各方面所重视。

清季各省设立高等学堂的制度,系仿自日本。高等为中学与大学间的中间学校,预科以外设正科,各三年毕业,正科学生以预科毕业者升入。预科不分系,正科则分第一、第二两类,第一类志愿习文哲法政者入之,第二类志愿习理工者入之。光绪三十四年夏,预科三年级修学期满,举行毕业考试。秋季开学即成立正科,两类各主要课程教师,除延聘两美籍教授外,均系一时知名之士,如杨敏曾先生之理学、经学,陈去病、张宗祥两先生之国文,邵长光、孙显惠两先生之英文,屠开泰先生之德文,张文定、赵志游两先生之法文,胡衍濬先生之数学,皆为一时之选。两美籍教师, 一为担任第一类重要课程的亨培克先生,授外国历史、地理、法学、经济学, 一为担任第二类重要课的梅里加先生(他的名字已忘记),授物理、化学。两位宏才硕学,热心授课,学生得益不浅。亨培克回国后,尝随威尔逊总统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之巴黎和会,旋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有“中国通”之目,颇多建树。

说到这里,我愿将高等校舍的情景提一提,以见校方优待这两位西籍教授的一斑。按高等校舍,即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堂的旧址,地在蒲场巷,即今之大学路,由一寺院改建,规模宏大,分东西两斋。东斋为高级生的课堂与宿舍,西斋则新生房之。东斋之南有院落,由大门内之右端进,回廊曲折,竹径通幽,耸立洋楼一栋,乃特建以供美籍教授居住者。南面有园临河,占地颇广,绕以短垣,园中遍植花木,四时之景不同。春天则百卉齐放,嫣红姹紫,芬芳扑鼻,夏季则绿荫交错,好风徐来,最宜纳凉,秋夜则银汉皎洁,蟾光入户,富于诗意, 冬令则瑶雪初霁,遥望对岸人家,如玉琢琼砌,一尘不染,如服一帖清凉剂。河滨并备一小游艇,供其玩乐,这是两位美籍教授特殊的享受。惟各同学于焚膏继晷之余,亦辄联抉来园休息,或谈艺,或质疑,或班荆道故,庄谐杂陈,逸趣横生,也分享了调剂身心的一份清福。杭州为浙江省会,东南名胜之区,实为青年求学最佳之地。忆当年每逢假日,与同学二三辈,出涌金门,或放棹西湖,或徜徉于六桥三竺之间,怡情适性,逸兴遍飞,岂仅饱尝校园风景之乐而已哉。

在正科成立之翌年,吴监督雷川就官北去,由孙智敏〈字庭才〉太史继任。教务长王伟人先生亦相继北上,由汤尔和先生继任,但汤亦不久去职,由邵长光(字裴子)先生继其后。此数年间,学风纯良,多所造就。时革命声势已风起云涌,弥漫全国,高等师生己有公然鼓吹革命者,当局以尚未肇事端,不加干涉。至宣统三年夏,正科三年级毕业(即正科第一期毕业)。秋季武昌起义,浙江光复,各学堂散学,大家回家。民国元年春,大局已定,各校开学,浙江高等学堂已改名浙江高等学校,监督孙智敏先生已辞职,由教务长邵长光先生担任校长。蒲场巷的校舍己为都监署占用,高校乃借贡院前全浙师范学校后面房屋开学,房屋系二层洋楼,仅有两栋,局促不堪,一部分同学只得住在外面寄宿舍,半壁天下,寄人篱下,求学兴趣,远不及光复以前之在蒲场巷时代矣。最后一任校长为现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陈大齐先生。高校民元以后,即停招新生,正科共毕业四期,办完第四期毕业,即停办。此因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主张全国分四个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各附设预科。预科即高等学校程度,各省高等学校再无设立之必要,所以停招新生,待旧生毕业完竣即行停办也。

今吾浙高校出身或奠定学业基础的人才,有足称述者,学问事功可垂不朽者,为陈布雷、邵元冲(学名骥)两先生。文坛健者,时推邵飘萍(学名锡康)、沈尔昌、莫善诚、陈闳慧诸先生。邵飘萍以锋芒太露,在北平办京报时,因文字而为奉军所杀害。其他如何炳松先生以史学名,李垕土身先生以工程名,周大昕先生以数学名,程远帆先生以财政名,郑宗海先生以教育名,廷炳先生以化学名,马孟客、公愚昆仲以书画名,类此者不胜枚举。惜乎同辈诸君,先后归道山,基木已拱者已不少。幸来台健在者,除老师陈大齐先生及兼有师生两种资格之蒋梦麟先生外,尚有林佛性兄彬、吴景直兄钦烈、曾伯猷兄劭勋、潘更生兄忠甲及笔者等五人。大家尘事卒卒,亦少聚晤之机。言念及此,不禁感慨系之矣。

①清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一九O三年, 浙江大学堂改称浙江高等学堂——编者注。

我与浙大史地系

张其昀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夏季,国立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成立,作者被聘为系主任,于是从第二故乡的南京到了杭州,一直到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渡海来台,我在浙大服务凡十四年之久,浙大史地系,实际包含了四个单位,即文学院的史地系、师范学院的史地系、史地研究所和史地教育研究室,都是奉部令陆续成立的,而自我兼任各单位的主任,可以说是一个很兴旺的家庭。回想当年的情景,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了,散居于海内外的史地系毕业生,都写了一些纪念性的文字,合起来看, 可说是一首悲喜交集、甘苦与共的史诗。
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曾说: “二十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盖一为时间的演变原则,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综合是我们的目的,分工是我们的方法。本系不但史地分为两组, 与他校独立成系者课程相仿,到了研究所则分析更细,例如地学门又分为地形、气,候和人文地理三组。但是,我们认为史学组的学生能够练习野外习察的方法,地学组的学生能够练习整理文献的方法,都是终身受用不尽的。当然,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演变原则与分布原则,也是任何其他学问所不容忽视的。大学之所以为大,就在于网罗百家,囊括大典,发生了交光互影、沾溉无穷的作用,又从不同学术的边际上发生了异军突起、创造发明的功效。
任何学府的成扰,都含有学生、教师、设备、环境、传统五个因素,现在想就此五点,把浙大史地系的概况,叙述一下:
一、学生
民国二十五年夏,黄膺白先生家属捐助了三个奖学金,其中一名指定给新设的浙大史地系,这使我感觉到无上光荣。当年教务长已故张绍忠先生曾对我说,这是最好的鼓励,希望能多收到优秀的学子。果然,第二年浙大在江西泰和举行入学考试,全校成绩第一名是投考本系的同学——东阳赵生松乔。他后来在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两年之后,又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回校担任副教授。可知奖学金是何等有价值的投资,这不过举一个例子罢了。黄夫人沈女士现寓居美国,我们对于她设立膺白奖学金的美意,还是时时怀念不忘呀!
二、教师
因为本系实际上包含四个单位,经费较为充裕,教授人数亦较多。先后在本系任教的,史学组有钱穆、张荫麟、陈乐素、方豪、俞大纲、贺昌群、陶元珍、李源澄、顾谷宜、李絜非诸先生,地学组有叶良辅、沙学浚、李春芬、谭其骧、任美锷、卢鋈、李海晨、黄秉维、严德一、严钦尚、刘之远、赵松乔诸先生,切磋讲论,一时称盛。师生之间,晨夕与共,扶持长育,情谊至为深厚。张荫麟先生在遵义逝世时,年仅三十有七,为史学界莫大的损失。陈寅恪先生以诗悼之云: “纵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诚深惜之也。
三、设备
本系设备有几个特色,张荫麟先生去世后,其夫人伦女士将其在北平藏书全部捐赠本系,成立一个专门图书室,尤于近代史的文献收集最多。我平素注重收集地图和图书照片,游美回来,征集益富,以收藏地图而论,可称为国内少数中心之一。胜利以后,南浔嘉业堂刘氏和瑞安玉海楼孙氏的藏书,都归于浙大,益以西湖孤山省立图书馆的四库全书,就学术研究的观点,可说是具有规模。
四、环境
我在浙大凡十四年,中间八年是抗战时期,浙大循铁路、公路线而逐步西迁,由浙江建德(严州),而江西吉安与泰和,而广西宜山,少的住一月,多的住一年,最后定居于贵州遵义,在附近湄潭和永兴场设分部,又在浙江龙泉设分校,以战时物力的限制, 艰苦备尝,可以想见。可是,我校图书仪器保存得很完整,研究工作得以照常进行,虽曰流离,而未失所。尤其在广西宜山,日本飞机轰炸,校舍四周落弹百余枚,因防空得法,并未有一人受伤,诚属万幸。建德为严子陵隐居处,吉安有白鹭洲书院,在赣江中流,为文天祥读书处,泰和有巨富萧氏所建雅趣楼等建筑,宜山为黄山谷服官处,诸地均有山水之胜,校舍亦勉可应用。遵义则为黔北名城,乡间水田漠漠,殷富甲于全省。东乡之沙滩,为郑子尹黎庶昌之故乡,岚影波光,怡悦性情,将来铁道开通,可望成为西南文化区之一。杭州校址不必多说。
五、传统
每一学校都有其学风,每一学系都有其传统,浙大史地系历史虽短,未尝不有其理想。在胜利复员时,我校为文理学院添建两所大楼,连原有校本部大楼,分别称为阳明馆、梨洲馆、舜水馆,以纪念明代浙东王阳明、黄梨洲、朱舜水三大哲人,这显然含有鼓励后进的意义。阳明学说,注重笃行,他以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应以笃行贯通之,是即知行合一之学说。凡认为是善,不问如何困难,当断断乎行之,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精神何等痛快!梨洲、舜水都欲阐扬民族、民权、民生之大义,梨洲著明夷待访录,尚在法国卢骚民约论之前一世纪。舜水则为中外文化交流最伟大的先导,明治维新后的新日本,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舜水讲学江户(今之东京)之明效大验。浙大
并非一地方性的学府,它的师生来自全中国各省市,浙东学术的影响所及,亦不仅限于全民族,而旦具有世界的意义,浙东学者“言性命者必衷于史”,其意以为科学与哲学必须互为表里。我们要有极笃实的科学功夫,日新又新;又要有极超旷的哲学修养,以为安心立命之地。古人所谓“学者必先讲仁”,又曰: “先立乎其大者”,即是此意。我们之胸襟要坦坦荡荡,上下与天地同流,判然于生死之分,泊然于生死之外,更有何于小利小害得失之,必如是,方能鼓励我们这一代青年顶天立地,继往开来,毕生勤勤恳恳,为着工作、服务、 贡献而努力不懈。

浙江潮

张其昀
*作者曾任浙大史地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在台湾创办中国文化大学, 一九八五年在台北逝世。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台湾丧失,创巨痛深。国父倡导革命运动,全国人心为之唤起。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浙江杭州有求是书院的创立,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革新,也是国立浙江大学的起源,第二年(一八九八)北平有仕学馆的成立,是为国立北京大学的前身。又四年(一九O二)南京有两江师范(高等师范)的成立,是为国立中央大学的创始。美国有句话:“从缅因州的动向,可以预测全美国的动向。”世界历史常有类此情形,就整个校史说,浙大成立最先,北大迟了一年,中大迟了五年,岂不是从浙江省的动向可以预测全中国的动向吗?抗战时期,作者在贵州遵义,偶阅当地县志,看它转录了杭州求是书院的规章设施,甚为详尽。可见一种有价值的新事业,定能引起有识之士的共鸣,影响所及,至为深远。

浙大由求是书院,而浙江高等学堂,而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而国立浙江大学,是一脉相承的。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四月一日,浙大名称正式成立,即以是日为校庆纪念。浙大以“求是” 二字为校训,显然要保持求是书院以来优良的校风。求是即是博学明辨,实事求是,此乃儒学的真精神,亦为现代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我们对学术研究应该求真是真非,对国事与世局应该求公是公非,故"求是”二字不但是浙大的校训,也应为全国各大学的共同校训。美国哈佛大学校训是求真,求是包含求真在内,求真、求善、求美三者不能分离,总称之为求是。

民国十七年以后的浙江,因历任校长均极有人望,良师萃集,进步甚速。抗战以前,中大、武大、浙大相互合作,举行联合招生,以节省学生报考的精力,这便是现在台湾联合招生制度的先声。抗战时期,浙大数度播迁,而图书仪器安然无恙,学术研究精进不懈,赢得了国际间的重视。英国李约瑟博士考察我国战时后方高等教育后曾说道:“西南联大是中国的牛津,浙大是中国的剑桥。”虽似过誉,也有事实作为根据。战时美国国务院曾邀请中国六大学各派教授一人赴美考察,浙大亦为其一。胜利以后,国内舆论曾经有过五大学或十大学之说,浙大总在前五名之列,信非偶然。

李约瑟博士所著《科学的前哨》一书,对浙大多所称许。抗战时期,浙大迁校遵义山城,历时八年,文学院、工学院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设在东面的湄潭,师范学校则分设两地。源潭景物清幽,是一极宁静的学术环境。李约瑟博士书中记述甚详,大致谓浙大生物系的研究工作,引起美国学术界的注意,化学系教授阵容坚强,物理系对理论物理的研究,水准很高,数学系则有杰出的数学研究所。他对浙大农业研究所亦特感兴趣。例如该所从当地野蔷薇中提取维他命C ,从枣子中提取维他命P。又研究遵义最出名的茅台酒,其秘方即是在酒曲中曾配入二十八种药材,使酵母菌能促进糖化作用,并防止微生物的侵入,对酿酒旧法加以科学研究,而有所发明。此种研究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性。当时后方没有消毒设备的乡村,其所产的酒,经蒸馏后,可充动力酒精的原料,对战时运输贡献甚大。

战时浙大的辗转播迁,可说是一首史诗。从杭州市建德,而江西吉安与泰和,而广西宜山,沿途停留,即继续上课,最后乃定居于遵义与湄潭。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五日,日本飞机轰炸宜山,其目标显然是在浙大。当时十八架飞机投弹一百二十一枚,教职员及家眷大部分均避难于龙江北面石灰岩洞,学生则进入学校附近的防空洞,结果并未死伤一人,诚属万幸。学生宿舍毁了一半,书籍、笔记、衣物等荡为灰烬,教职员踊跃捐助棉被,这就是所谓浙大光荣的洗礼。著名报人张季鸾闻此消息,曾说道:好大的福气呀!一定有大人物在里面。宜山大轰炸,而本校图书馆与实验室安然无恙,这便是后来能在学术研究上吐露光芒的主要原因。得到诺贝尔奖金的李政道博士曾在浙大肆业,后来转学西南联大,他在给作者信中,曾对当年浙大教授们表示感谢之意。

抗战胜利以后,浙大迁回杭州,增设法学院和医学院,成为七个学院、三十个学系的综合大学。除原有阳明馆外,新建梨洲、舜水二馆。又努力充实图书馆,除西湖孤山文澜阁四库全书近在咫尺外,还得到了南浔嘉业堂刘氏和瑞安玉海楼孙氏的藏书,论质与量都可称为第一流的大学图书馆。浙大校址周围都是民房,东面限于城墙与铁路,无法开展,因此有迁地建校之议,作者承校务会议推举,以此事相托。我们曾以西溪深处和万松岭上相比较,决定以万松岭为新校址。万松岭位于杭州城南,为南宋故宫遗址,左江右湖,新校舍建成后,一面可以眺望钱塘江和杭州湾,一面坐对艳称世界的西湖。唐人诗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湖。”这里确是城市山林,为一天造地设的理想校址。西溪深处,水木清华,竹树荫浓,衣裙皆绿,景色至美,惜无登临之胜。万松岭之缺点,为林园已成陈迹,但如大举种树,至今已近二十年,当己亭亭如盖了。(作者现在经营华冈新学府,亦以其地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壮观。)

一个大学的成绩,以其毕业生的成绩为衡量之标准。求是书院出了蒋百里先生,可称为浙大的殊荣,百里先生是兵学家,也是大学者,他以中国历史文化为背景,而能博综世界现代思想,融会贯通,以深入显出的文笔,启迪国民之国防思想与爱国精神,深入人心而不能忘。他在宜山旅途中逝世,那时浙大正在宜山。他的墓地即在万松岭之麓。其他著名毕业生如陈布雷先生等,不备举。现在台湾宝岛有浙大同学六百余人,尤以工学院毕业同学在公民营企业及空军与联勤部门甚多表现,农学院同学在农学研究与农业推广致力甚勤,其他各学院同学都是英年俊发,贡献良多,如何把毕业同学潜在的力量,从个别的而化为有组织的,诚为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