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航空系成立的前后

浙江大学航空系成立的前后
王宏基 陈辅群
《航空史研究》,1997年第3期,62-63

我虽然是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第一届毕业生,但关于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创建过程却知之甚少.因全美老委托,曾于92年向王宏基教授了解,王教授t卡常热情地给我回丁一封极其详细的回信.现将其回f富有关内容作为-,􀀂o 实抄录
击,下.王教授的信中写道:
“…··你嘱我写的浙大回忆.况已写就附上,请验收.·“…王宏基主92. 6. 12.”
〈-) 浙大航空工程系的孕育期一对浙大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中设立航空组的回忆
1940年夏,我经钱钟韩教授介绍,到贵州遵义国立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授.当时,浙女
由于抗日战争烽火.西迁至贵州遵义设立校本部,工学院的各系都在遵义. 钱钟韩教授兼任机
械工程系代理系主任.我初到浙大时,钱先生就征求我的意见,开些什么课程. 由于我曾留学意
犬利攻读航空工程,所以希望开些航空工程方面的课程.于是建议为当时机械系大学四年级学生
ll941年毕业)开设一门选修课“飞机气动为学”,约有20余人选读该课.叉为二年级部分学
生开设一门“空气动力学”.这无形中在机械系中成立了航空组.当时参加该组的有z余承业、周森
沧、陈洪钟、倪步膏、王启东,后者是由上海交通大学转学过来的. 1940年秋,范绪冀先生从美国
C.I.T.学成归国,也受聘于浙犬机械系任教授,他也是航空工程方面的学者,到浙大后,似乎也
为当时机械系二年级航空组的学生开设了航空方面的课程.早已在浙大机械系任教的有万一教
授,他曾和我一起留学意犬利攻读航空工程。
1941年夏,湖南芷江飞机修理厂向浙大机械系赠送两台飞机发动机,浙大派我去芷江接收这两
台发动机.该厂还介绍一位技术员威虎到浙大机械系实验室工作。同年,我介绍了丁履德教授从
陕西城固西北工学院航空系转来浙大机械系任教授。还有浙大校友许侠农教授也应聘到浙大机械
系任教授。这时在浙大机械系内航空工程方面的教授已多达五位之多,颇具成立航空工程系的
条件.那时,我曾和万一教授一起晋见了竺可桢校长,提出了成立航空工程系的要求.但竺校长
认为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困难,不予同意.此后.范绪集教授于1942年夏离开了浙大,丁履德教
授于1943年离开了浙大,1944年夏我也因遵义气候对我健康不适宜而离开丁浙大.这时在浙大
成立航空工程系的呼声,暂时沉寂下来。但在机械系内设立航空组的形式,却固定下来了。因此.
这段时期可以说成是浙大航空工程系的孕育时期。
王宏基1992. 6. 12
(二) 浙大航空工程系的成立及其韧始阶段的回忆
1944年,浙大航空系在重庆正式招生,录取了约30名新生.浙大的全部一年级新生,包插
理、工、文、农等学院的全部新生,都在离湄潭县约15公里的永兴镇上课。通过了一年级的学年
考试合格后.才有资格分别到遵义和湄潭的院本部继续上学,工、文学院在遵义,理、农学院在湄潭。
遵义时受到机械系航空组的陈晓光老师和高年级同学的热烈欢迎,这时我们中的许多人才
知道浙大机械系里还有一个航空组.航空系的教授.除丁原先就在机械系的万一教授外,其它的
教授,包括梁噪教授和范绪算教授都是1945年先后到达遵义浙大航空系任教,航空系系主任
为范绪宾教授。航空系一、二年级的课程基本上都和机械系的同学一起上。抗战胜利后,航空系
于J 9 ,1 6 年暑假随校本部迂回杭州.到杭州后,在系主任范绪寞教授的精心、艰苦的经营下,浙大
航空系在师资和实验室建设上,有了很犬的发展。从1946~的年的2~3 年间,正教授有:范绪
宾梁守黎、万一吻费、陈维新、戴昌晖等,此外z黄王珊教授予1 948~ 49 年业务休假期间在
浙犬航空系任教. 副教授有:黄培楠、胡维群等。讲师有2 陈克宣.助教有:王培德、柳克平、沈达宽、吕茂烈、梁国炜、陈辅群、孙希任等。实验室
有:技术员史家骏,工人有:金兆、源、陈金标、章根砚、陆毓慰等.实验项目有2 回流式凤洞、烟风洞、
水模拟、活塞式发动机增压器、汽化器、结构强度、光学弹性、飞机仪表等十几项试验.这里值得
提出的是,处于当时学校教育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建设凤洞,系主任范绪集教授到处奔波,
赔进了不少工资,向上级和有关单位筹集了不少资金,而且亲自指导,并囱王培德先生负责设计、
在真它人员配合下,待别是以技术员史家骏先生为首的实验室入员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较短的时
间内,建成丁试验段为3 × 3 费尺、当时高校中唯一一座回流式风洞。虽经两次搬迁,迄今,该设备
仍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教学上发挥作用。
浙大航空系第一届1948年毕业生共九名:
林作听、李贻策、赵风嚣、倪德同、王适存、梁国炜、陈辅群、王继通和喻克勤.第二届1949 年毕
业生共四名:孙希佳、夏正宗、石怀琦和诸提高。
陈辅群 1997. 4. 20
作者地址: 710072 西安市西北工业女学北村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校友卷
作者: 吴秀明
责任编辑: 宋旭华
ISBN: 978-7-308-09139-8
字数: 1463.0
出版日期: 2011-10-21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编撰说明 3
我心中的浙大中文系(代序) 6
上编 绚烂春华:百年发展历程 17
一、筚路蓝缕,弦歌不断(1920 — 1949) 19
二、同源异脉,迁变有常(1949 — 1999) 26
三、万流归海,博雅为宗(1999——) 35
附: 44
1 .回忆建国前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耕耘社 44
2 .忆建国初期中文系的学生活动 49
3 .荡漾在文学的世界里——记浙江大学飞来峰文学社 52
下编 叶茂秋实:各界校友撷英 55
一、教育学术 57
专题介绍 57
陈从周 57
朱生豪 60
校友介绍 65
曹础基 65
曹文彪 65
陈 飞 66
陈 铭 66
陈剩勇 66
陈翔华 67
陈 晓 68
陈耀东 68
陈 野 68
陈有西 69
陈玉兰 69
戴耀晶 70
邓 楠 70
丁 宁 71
方 勇 71
龚 刚 72
管燮初 72
顾志兴 72
洪治刚 73
胡星亮 73
黄 旦 73
黄昌勇 74
黄盛璋 74
黄灵庚 75
黄书泉 75
季学源 76
蒋承勇 76
蒋冀骋 76
金祥恒 77
李立成 77
李广德 77
梁晓虹 78
林 怡 78
刘乃昌 78
卢敦基 79
骆祥发 79
吕立汉 80
吕新雨 80
马大康 81
马锡鉴 81
毛谷风 82
毛建波 82
毛雪非 82
毛昭晰 82
孟醒仁 83
倪邦文 83
彭少健 83
彭耀春 84
裴毅然 84
任桂全 85
任 远 85
邵敬敏 85
邵荣芬 86
沈洪保 86
沈家庄 87
施亚西 87
施议对 88
寿永明 88
孙常炜 88
孙崇涛 89
王建华 89
王尚文 90
王文彬 90
汪聚应 90
汪剑钊 91
吴存存 91
吴 蓓 92
吴雪景 92
夏崇德 92
项义华 92
解 芳 93
徐 规 93
徐顺平 93
徐颂列 94
许光华 94
杨金鼎 95
叶 岗 95
叶继奋 96
叶世祥 96
叶育登 97
叶永锡 97
殷寄明 97
余凤高 98
俞 虹 98
袁振保 99
袁毓林 99
曾 良 99
张涤云 100
张鸿声 100
张继定 101
张兴武 101
张叶芦 101
张世欣 101
章楚藩 102
章祖安 102
章柏青 102
郑元者 103
周本淳 103
周舸岷 104
周育德 104
查晓刚 105
祝鸿杰 105
卓勇良 105
邹志方 105
卜曹元 106
陈丽彬 106
陈生中 107
陈胜利 107
程忠海 107
丁凤星 107
范培元 108
方荣权 108
冯中杰 108
傅佐之 109
郭吉成 109
姜光明 109
金锦山 110
柯善才 110
柯梧野 110
郦眉若 111
李 丹 111
黎桂芳 111
林宗景 112
刘化民 112
刘松青 112
卢瑞宝 113
糜一模 113
潘文龙 113
潜苗金 114
裘樟鑫 114
邵德林 114
沈永欣 115
盛斯年 115
宋清如 115
宋卫庆 115
孙碧云 116
唐承彬 116
唐懋龙 116
唐郁文 117
施广云 117
童修林 118
王 慧 118
王雪亘 118
王天祥 119
韦腾龙 119
吴顺华 120
吴光松 120
吴亚男 120
徐赞谟 121
许振明 121
颜若愚 121
严旭东 122
杨坚胜 122
应守岩 122
张介龙 123
张钱松 123
张兴健 123
张轶雄 124
张 益 124
赵国良 124
赵学华 125
郑思斌 125
周利璋 126
朱道初 126
朱庆平 126
朱新范 127
校友专访 128
陈美林 128
钱志熙 129
二、文学艺术 131
专题介绍 131
琦 君 131
校友介绍 136
卞 茵 136
白石坚 136
曹布拉 136
蔡士烈 137
陈 灿 137
陈玮君 137
陈继达 138
陈继光 138
陈士濂 138
董也山 139
方爱龙 139
冯 洁 139
龚泽华 140
顾 艳 140
郭超英 141
韩 进 141
胡文奎 142
胡尹强 142
黄先钢 142
李苏卿 143
李正利 143
楼奕林 143
刘丹萍 144
刘先平 144
陆殿奎 144
陆扬烈 145
毛建一 145
毛节成 145
倪旭前 146
沈国鋆 146
宋维远 147
宋一洲 147
唐铁海 147
田 虚 148
童汀苗 148
王福基 148
王金虎 149
王 雷 149
王顺章 149
王为琏 150
王学渊 150
王 毅 150
王月曦 151
汪宛夫 151
汪逸芳 152
吴刚戟 152
夏 真 153
项冰如 153
徐象烈 153
薛家柱 154
许宗斌 154
徐明旭 154
徐润芝 155
杨 华 155
杨静龙 156
叶宗轼 156
应化雨 156
余 刚 157
俞玉梁 157
赵 征 157
赵志远 158
张白山 158
张德强 158
张 浩 159
张红鸣 159
张鹤鸣 160
张卫民 160
张西廷 161
张 永 161
郑晓林 161
钟本康 162
朱国才 162
校友专访 163
黄亚洲 163
李杭育 164
三、新闻出版 168
专题介绍 168
金仲华 168
校友介绍 170
曹 洁 170
曹余章 170
陈从容 170
陈富清 170
陈华胜 171
陈建华 171
陈学诚 172
陈 序 172
陈先荣 172
程学武 173
董景尧 173
杜 宇 173
杜方文 174
冯卫民 174
哈 敏 174
胡 戎 174
韩荣根 175
黄 啸 175
黄小君 175
黄忠海 176
胡秉辰 176
胡宏伟 176
胡小跃 177
胡作华 177
黄全斌 177
黄保才 178
姜青青 178
江 潜 178
江兴祐 179
乐和建 179
李 丹 179
李梦生 180
李 杲 180
刘拜山 180
刘耀林 181
刘一丁 181
陆高谊 181
陆 熙 182
陆兴东 182
卢曙火 182
毛国华 183
潘晓东 183
钱大成 183
钱黎明 183
钱 群 184
钱渭南 184
钱永红 184
戎国彭 185
慎海雄 185
施泉明 186
孙嘉萍 186
唐凤林 186
汤文靖 187
田 伟 187
王田良 187
王亚楠 188
魏荣彪 188
吴晓媛 188
吴战垒 189
夏钦瀚 189
项宁一 190
谢亦华 190
许 彤 190
徐尚定 191
徐 元 191
徐 正 191
杨 星 192
杨新元 192
杨忆华 193
杨永敏 193
杨自强 193
叶晓芳 194
应玮琳 194
章倩如 194
张静民 195
张扣林 195
张 文 196
张子帆 196
赵 晴 196
赵晓亮 197
赵志远 197
郑良根 197
朱冬菊 198
朱国贤 198
朱汝兰 198
朱文楚 199
周天晓 199
周羽强 199
庄临强 200
校友专访 201
鲁 阳 201
叶 辉 203
四、行政管理 206
校友介绍 206
柴志明 206
陈 靖 206
陈 龙 207
陈炫亮 207
陈亚敏 207
迟全华 208
董 悦 208
范 勇 208
高海浩 209
何瑞呈 209
何一枫 209
胡竞男 210
胡浙平 210
华关祥 210
黄大先 210
黄秋生 211
黄新茂 211
金 潮 212
金长征 212
金连山 212
金延锋 212
蒋学基 213
蒋文潮 213
居亚平 213
冷江浩 214
林崇明 214
林吕建 214
李海伟 215
李海先 215
刘希平 215
吕君芳 216
吕志宏 216
马红宝 216
马光明 217
彭 波 217
钱文华 217
裘 成 217
沈焕根 218
孙银标 218
孙志丹 219
宋建勋 219
陶春法 219
童屏雄 219
屠立霞 220
王洪兴 220
王洪涛 220
王忠明 220
伍 彬 221
吴云达 221
吴天行 221
吴文斌 222
夏鲁杭 222
谢志迪 222
邢最荣 222
熊恩生 223
徐国平 223
许绍州 224
许 雁 224
薛振安 224
叶 明 224
俞新尧 225
岳耀勇 225
张建康 225
张润生 226
张效清 226
郑宪宏 226
钟 山 227
周国辉 227
朱金坤 227
朱 勇 228
邹志文 228
五、工商企业 229
校友介绍 229
鲍仲良 229
贝莉莉 229
傅贤生 230
高丽娟 230
耿 平 230
黄小忠 230
赖文洪 231
李智华 231
厉爱萍 231
梁道林 232
林晓伟 232
刘 更 232
刘金岱 233
刘 群 233
吕圣心 233
麻亚伟 233
梅 雪 234
牟文建 234
倪健中 235
潘建梦 235
裘树南 235
沈文婷 236
施建基 236
施小东 236
魏 丁 237
魏致善 237
翁 毅 237
吴 严 237
吴洵贶 238
吴一鸣 238
谢宗荣 239
王米成 239
王自亮 239
许 明 240
宣传中 240
杨 晨 241
叶 芳 241
俞翠薇 241
俞益群 242
张杭新 242
张鲁芸 242
张 球 243
张燕维 243
章伟培 243
周 慧 244
祝明华 244
朱 早 244
周 岭 245
周时奋 245
校友专访 246
吕建明 246
费建明 249
特别介绍 251
革命英烈校友 251
何友谅 251
刘东宁 251
罗卓才 252
韦廷光 252
附  录 253
一、追记浙大的名教授 253
二、大义凛然 视死如归——缅怀韦廷光校友 255
三、难忘名师一指点——怀念陈企霞老师 256
四、似乎就在昨天 260
五、一九七七的光荣与梦想 262
六、建校至1952 年浙江大学中文系(国文系)毕业学生名录(部分) 264
七、中文系学生创办的报刊与论文集图片 265
八、中文系学生文学创作与书画选 271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12年5期第145~154页
【作者简介】何方昱(1975- ),女,陕西省汉中市人,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上海 200235)。
【内容提要】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晚清以降,尤自甲午一役之后,西式新学堂蓬勃兴起。随着分科教育的实行,这种西方知识分类系统,通过制度化的形式重构了中国传统知识结构,进而推动近代学术体系发生变革。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分类代替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教育领域则突出表现在大学的系科设置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整理国故运动以后,现代中国史学的学科独立意识益形确立”①,地理学亦具有“独立之系统,整齐之组织,集中之精神”②,因此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开设置。浙大史地学系在现代学科体制初步建立的大环境下“逆流”而行,绝非一时冲动之举,它既是竺可桢、张其昀秉持“史地合一”理念及通才教育观的结果,又是竺、张二人成功地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这一理念的必然产物。而竺、张二人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相继离开浙江大学,也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③

  一、南高渊源与竺张合力
  晚清以降,中国新学堂和新式大学的办学模式深受日本影响,高等师范与大学分而设置,前者为专门性学校,后者为大学。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先后设有文史地部与数理化部两部正科,及体育、工艺、英文、农业、商业、教育等六科专修科。1919年,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理化部改为数学理化部,目的在于使历史、地理与国文同等,数学与物理、化学并重。南高校长郭秉文依照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主张,力图打通基础与应用的学科限制。④1920年1月,郭秉文将南高的两部合建成文理科,下设八个系,其中包括历史学系与地学系。南高的科系设置实际上已突破了师范的界限,具备了综合大学的雏形,为创设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成立。东南大学创立于南高基础之上,延续了南高的“正科”及“专修科”的系科模式。1923年7月,南高并入东大,学科建设十分齐全。张其昀将郭秉文的办学特色总结为“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⑤
  20世纪20年代的南高—东大,在郭秉文、刘伯明、柳诒徵等人经营下,已成为东南中国的学术中心。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竺可桢被誉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奠定其宗师地位的,正是20年代他在南高及东大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活动。⑥竺可桢加盟南高文史地部后,南高遂“成为中国另一个地理学重镇”⑦。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一改传统意义上的“舆地”学科专业狭窄之不足,并培养众多“以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的地学家。⑧竺可桢重视自然与人文的融会贯通,1922年,他撰文建议普通中学应该开设混合地理科目,应“以自然与人文之关心为中心,否则无灵魂”⑨。对于地理学的学科界定与发展趋势,竺可桢亦有独到见识。他看重欧美地学家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的主张,认为“易于联络贯通,而地学乃能得美满之发达”,并举美国克拉克大学所设置的地理研究院,自然地理与人生地理熔于一炉,“无此疆彼界之分,实开地学界发展之一新纪元”。⑩
  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史地合一”观念。“地理学寓于史学”当属中国传统史观。从《汉书》创设地理志开始,中国地理学渐趋发展,后衍生为方志之学,内容繁杂,不过直至清代,地理学依附于史学这一格局并未改变。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国势日衰,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虎视眈眈,边疆史地学就此兴盛。不过,边疆史地学之所以引发学者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在于边疆地理学已非仅指地理学本身,其内容包含民族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以及政治交通等诸多问题,百年以来不仅“中国学者极端重视之”,“世界各国如俄日英法等学者,亦都重视之”,不仅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亦重视之。⑪究其根源,正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正被一步步逼入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系统。这个世界系统从15世纪开始萌芽,17、18世纪茁壮成长,到19、20世纪发展至顶峰。在资金、市场、殖民扩张三者交叉作用之下,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从欧洲扩展至全世界。⑫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强国挑衅,中国屡战屡败。竺可桢与刘伯明、柳诒徵等南高同侪敏锐地观察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积贫积弱的危险性,令时间与空间超越了其本身的意涵。对他们而言,时间特指20世纪,西方列强主宰着由民族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空间则指不断遭遇挑战与侵犯的中国领土边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的政治体制与领土主权所面临的危机日益加剧时,能够准确涵盖时空合一观念的复合名词“史地”与“历史地理”便获得广泛传播。⑬“史地”概念强调,在理解人类世界的复杂性时,既要考虑时间性,又要考虑空间性。时空合一观念与民族主义的结合,颇受南高学人的欢迎,他们主张科学与人文并行不悖,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史地合一的教育观,竺可桢、柳诒徵、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张其昀就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⑭
  张其昀(1901-1985),浙江宁波人。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其晚年自述中,言及南高的刘伯明与柳诒徵对自己影响最大,被张视为恩师。刘伯明时任南高训育主任及文史部主任,他对于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批评态度及民族主义立场,给青年时代的张其昀留下深刻印象。⑮身为史学家的柳诒徵则指示学生应多读地理,研习科学,并以追从二顾之学(顾炎武、顾祖禹)相勖勉。柳诒徵教授的方志学、图谱学与史料学令张其昀受益终身。1921年,南高扩充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学习。毕业后,他“努力于地理教科书的编撰,翻译世界地学名著,以及作地理考察等,受其老师竺教授的影响也深”⑯。
  毋庸置疑,三位大师的学术主张与教学方法对于张其昀日后史地兼修的治学路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南高—东大时期他从事的学术活动则为其史地合一观念奠定了学理基础。1919年10月,张其昀入南高读书之时,其所处的史地部与其他科系联合组成史地研究会;两年之后,“史地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史地学报》创刊,基本成员为南高文史地科学生,教授则担任指导员。柳诒徵、徐则陵和竺可桢三人就曾担任史地学会的指导老师。张其昀作为史地研究会的创始会员,对学会及《史地学报》所起的影响均不可低估。就致力于史学、关心时事,穿梭于古今中西之间的几个范畴而言,张其昀可说正代表了史地研究会的基本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史地学报派的一个缩影。⑰这一时期张对西方历史地理学发生浓厚兴趣,曾对近代欧洲地理学做了分门别类的简介,并将法国著名学者白吕纳(Jean Brunhes,1869-1930)与克米尔合著的《历史地理学》一书主要内容译成中文。⑱这是中国学界首次将西方近代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及其主要内容介绍到中国,在日后的史地研究与办学上张其昀都深受白吕纳思想的影响。⑲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
  竺可桢与张其昀学理思想的一致,加之深厚的师生情谊,为他们聚首浙大、联合创建史地学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竺可桢接下来执掌浙江大学更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教育理念提供了契机。1936年3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3月10日,竺可桢致函张其昀:“晓峰同学足下:前星期六得晤谈甚快……桢如赴浙,第一问题即在罗致人才,深望足下于下年度能赴杭讲学,如不能久,一年半载亦行。”⑳竺在这天的日记中亦言:“为浙大事复晓峰及叔谅函,告以已与布雷接洽,允赴浙大半年,在此半年期内物色继任人物,并邀晓峰赴浙讲学。浙大无地理教授与无历史教授,故对于史地非增人不可。”(21)竺可桢正式接手浙大后,更是倍感师资之重要。5月2日,竺可桢又特意致函张其昀:“桢初抵浙校百端待举、头绪纷繁,下学年聘请教员事尚未能详加探讨,迪生先生处已托由刚复先生在沪电邀,史地方面深望足下与赞虞均能惠盼肯来。”(22)
  竺可桢一方面积极地敦促张其昀等人来浙大助力,另一方面他也加紧敦促校方通过设立史地系的提案。5月9日下午四时,浙大召开第一届校务会议,竺可桢在会上提出四点办学方针,首要一点即为:“本大学过去由专校合并而成,今后当顾名思义,各方平均发展,使学生既得基本训练,又能各具专长,俾成全才。”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会上通过文理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案、增设史地学系案、各院一年级不分系案等三项议案。(23)其中,增设史地学系案更是未经讨论就获通过。(24)随后,竺可桢再次致信张其昀通告此消息。尽管此时的张其昀已有出国进修的打算,然于情于理,他都不得不重新思量竺可桢的邀请。5月17日,张其昀致函陈训慈云:“竺师前日有一手谕,知浙大已通过成立国文、史地二系,史地系嘱赞兄与弟任之。弟本思自费赴英读书一年,现遵师嘱,延期至明秋。”(25)张其昀放弃出国留学的计划,追随竺可桢加入浙江大学,随之成为史地学系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推手。
  张其昀等一批南高—东大学生的加盟,为史地学系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师资力量,也为教育部的核准打下了基础。5月27日,竺可桢前往教育部会晤部长王世杰,谈及浙大经费及设立史地、国文二系事。王世杰主张史地系最好能改为历史或地理,免得以后再改,竺可桢则坚持认为“二者得并存”(26)。据1933年编纂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中山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地理学系属理工学院;四川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无地理学系;北京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地质学系属理学院。(27)与浙大史地学系颇具渊源的中央大学,变化更剧。1928年8月,原属社会科学院的史地学系改名史学系,并入文学院,其地理学程则并入理学院之地学系,不久地学系又分为地理学系与地质学系。(28)实际上,自1925年柳诒徵因易长风潮离开东大后,柳氏弟子中除了陈训慈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外,只有缪凤林一人长期在中大任教。此后,中大史学系教授大都是不具本校背景的新人。30年代,雷海宗、朱希祖先后担任中大史学系主任,尤其是在朱主政时期,他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在中央大学得以贯彻。(29)由此可见,在现代学科体制的规训下,30年代的历史学与地理学均已具备独立的学科意识,分科设置成为主流。在这种状况下,竺可桢秉持的通才教育观予史地合一观念以有力的支撑。
  浙大增设中国文学系与史地学系的议案呈报教育部之后,不久就接到部令,准许浙大“增设史地学系,所需经费即由该校就原有经费撙节开支;至增设中国文学系,应暂从缓议,俟师资较为充实后,再行呈候核办”(30)。正是在竺可桢的直接影响和张其昀积极筹备之下(31),史地系才很快得到教育部的批准。1936年5月,浙大史地学系宣告成立,张其昀任系主任。

  二、史地合一与通才教育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设源自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柳诒徵、竺可桢等人主张的通才教育观以及张其昀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史地教育,南高—东大功不可没。不过,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被视为由“东南学阀”把持的“反动学府”,遭到改组改制,此后中央大学遭遇多次学潮及易长风波,并经历了一个长期渐进的“中央化”过程。(32)相较而言,竺执掌下的浙大相对稳定,竺、张的通才教育观得以具体实施。张其昀坦言:“(时空)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综合是我们的目的,分工是我们的方法。”(33)
  史地学系成为贯彻竺、张史地合一思想的重要平台。起初,史地学系隶属于文理学院,不久文理学院分置,史地学系隶属于文学院。20世纪20年代,竺可桢在南高—东大时期曾建议将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合二为一,归并至理学院地学系,显示出他对地理学这门学科自然科学属性的认同,这与竺可桢的科学家身份相符。不过,在竺的思想世界中,“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才是他追求的目标。1936年竺执掌浙大之后,任命张其昀为史地学系主任,张的研究领域更倾向于人文地理学及历史学,因此,将史地学系置于文学院当属正常。1938年8月,浙大师范学院成立,史地系亦为六系之一,“文师二院之史地学系实相需相依,其行政与师资设备现仍合一”。(34)1939年7月,在教育部授意下,浙大设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是全校最早设立研究所的科系之一。8月4日,教育部第二○二四八号训令委托史地系设立史地教育研究室。(35)至此,浙大史地系实际包含有四个单位,即文学院的史地系、师范学院的史地系、史地学部和史地教育研究室。1946年,教育部公布改进师范学院办法,“规定国立大学师范学院内分设教育、体育两系,原设国文、史地、数学、理化、博物各系,均归并文理学院施教,以免重复”(36)。浙大师范学院史地系于1947年并入文学院史地系,同时,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改为史地研究所。
  在课程设置上,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学习由教育部规定的共同必修课,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或史学或地学,进一步加以研习。通过1939学年第一学期的课程表,可以管窥史地学系二、三、四年级学生要修习的主要课程。此外,在一年级时,除了共同必修的几门课:三民主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哲学概论、理则学等,还有自然科学,包括地学通论、普通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或普通理化五门中任选一种;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或人文地理中任选一种。通过这样一个大概的课程罗列,即可知史地学系培养学生的主要学程。从所列的课表中可看出,中国近世史、西洋近世史、历史地理及本国地理总论均为史地两组学生的必修课,其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得以贯彻,而张其昀本人更担任后两门课的教师。
  浙大史地学系除了承担教学工作外,还担负着出版刊物、建立研究室、组织学会等多项职责,通过学术研究扩大史地合一思想之影响。1937年5月,《史地杂志》(双月刊)出版,专载史地学系教师在历史地理方面的著述,在杭州时曾出版第一卷一、二两期。后因抗战军兴,浙大数度迁移,印刷困难,以至停顿。又曾于1940年9月复刊,继续出版第一卷三、四期,第二卷一、二期,共计出版两卷六期。1941年8月,《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号出版。此刊物虽然有其创立渊源与人脉网络,不过浙大史地学系仍是一个重要基地。《思想与时代》上刊登了不少史学与地学方面的著述,多为浙大史地学系同人所作。1939年9月成立的史地教育研究室,经费由教育部一次性拨发两年半共三万元。这笔款项作为史地专款,由保管委员会负责管理,按月支领。史地教育研究室由张其昀兼任主任,任美锷兼副主任,均不支薪。另聘李絜非为专任副研究员。其余研究员则特约浙大及校外专门学者担任,亦不支薪。研究室主要从事六类编辑工作,以教材、丛刊与挂图三类为主,出版了多种著作。(37)
  除了主要由史地学系老师参加的出版及学术活动外,学生的活动则以史地学会为主,借助教与学的互动深化史地合一的理念。1938年4月,史地学会成立于江西泰和,这是一个全系的学生组织,本系教师为特别会员。总会设在遵义,另在湄潭、永兴、龙泉都设有分会。史地学会就此成为全系经常性的组织,活动非常丰富。学会在教师指导下,由同学们分工负责进行各项活动,如举办专题学术讲座、师生联谊会、郊游活动等。1939年1月,史地学会召开全体大会,共到新旧会员30多人,史地系教授助教全体参加,还特邀新聘日文讲师梁嘉彬到会。大会先由干事王德昌同学报告会务,并对新会员表示欢迎。系主任张其昀发表演说,并报告系务。此后由史地系各教授黄秉维、费巩、叶良辅、顾谷宜、陈训慈等先后致辞,“虽语多简短,而或讲外国文工具之重要,或指示研究之方针,咸关切要,闻者感奋”。最后“讨论划定新会章,改选干事,并有各种余兴,颇尽欢洽,至六时许散会”(38)。由此可见史地学会的主干为学生,教师多担指导教育之责,学会气氛融洽,师生之间关系和谐。
  同时,史地师生还定期举办读书会,进一步拓展教育活动。1937年3月,史地学系规模初定之后,就开始举行读书会,由本系教授学生全体参加,推定教授一人或两人轮流担任讲述,每月举行两次。史地学会成立后,其后读书会便以史地学会名义举行,除教授演讲外,还有学生报告读书心得,二者相间举行,“内容除学理研究外,对于时事问题之讨论亦甚注意”。(39)1945年7月,在“七七”抗战八周年纪念日时,史地学会特意举行图史展览会,“计陈列凡有关东北朝鲜之各种挂图影片一百余幅,及史地图书什志七十余册。校内外人士之前来参观者,至为踊跃”(40)。展览之外,壁报也成为史地学会开展活动的重要载体。据郑士俊回忆:“在遵义、湄潭、永兴场史地学会先后出版过《时与空》壁报。这个壁报名称是张其昀老师题取的,稿件由学会里同学们撰写,分别按‘时’与‘空’的概念,以各种形式与文体阐述各自的见解与心得体会,环绕上一节提到的中心思想进行论述与探讨,也是大家学习中的汇报与交流。由于是通过壁报方式发表的,在遵义时期中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41)倪士毅也回忆“史地系的学生,平时除了上课学习之外,课外活动也很活跃。系里有史地学会、读书会、同乡会等组织。史地学会还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时事座谈会,请系里教授来做演讲;定期出版《时与空》壁报,作为同学们写作的园地”(42)。这些回忆恰好印证了张其昀对于时空合一观念的重视程度。
  史地学系的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43)。史学组的教学目标是以国史为本位,兼重世界史的课程,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则地形、地质、气象诸学与人文地理并重,以充实学生做科学研究的基础。师范学院的史地学系从三年级起,采取分组原则,目的在于使史地两科之间的联系性更为密切,以造就健全的中学师资人才。正如张其昀所言,史地学系创建之后,努力实践着三个目标,第一,“造就对史学与地学有志深造之人才”;第二,“造就对中学史地教育富有实验兴趣之人才”;第三,“造就对于现代问题富有研究兴趣之人才”;史地分组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44)以此观之,史地学系要培养“专”与“通”兼顾之人才,这也正是竺可桢主校之理想。
  除本科教学外,遵照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45),史地系还积极地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培养。1939年7月,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张其昀任史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涂长望。史地学部初设时,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组就学科性质再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一人或两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一次。(46)1939年,史地学部录取研究生4人,每人每年生活费600元,1940年录取研究生6人,以后逐年增加,并扩充了气象学组与人文地理学组。1946年,依照教育部《大学研究所暂行规程》规定,史地学部改称为史地研究所,并增设人类学组。(47)
  史地学部在录取研究生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1945年8月,竺可桢主持召开研究院院务会议,对于本届研究生取录标准,提出三项决议案:“一、入学考试科目全考,平均成绩在五十分以上者。二、凡本校毕业学生,其四年平均成绩,必须在同系同级学生成绩名次中之上半段者。三、研究论文,必经主管系别认为合格者。以上三项,全须具备,不可缺一。”院务会议依照上述三项标准,考核计算,结果只录取本届研究新生宋晞、陈吉余等五人。(48)浙大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培养了数十名研究生,多数学生都在史学或地学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仅史地学系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就有两院院士六人:叶笃正、谢义炳、施雅风、毛汉礼、陈述彭、陈吉余;此外,还有多位享誉国际学界的著名史学家及地理学家。在现代学科体制专业化的背景下,一个看似传统的“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竟然造就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偶然之中蕴涵中一种必然。
  学问体系是一个系统网络,看似毫无关联的学科,实际上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现代学科体系愈来愈强调专业化程度,通识教育仍应该成为一种理想与目标。如陈述彭在地理学的专业课程方面,选修了涂长望的大气物理和天气预报、任美锷的经济地理、黄秉维的自然地理,以及张其昀、顾谷宜、叶良辅等老师的课程。此外,还选了一些历史学的课程,包括张荫麟的中国通史、陈乐素的宋史、顾谷宜的世界通史、王庸的地理学史及张其昀的“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这些史学课程令陈述彭眼界大开,激发了他对科学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他对史地学系“史地合一”的办学方针颇多认同。(49)

  三、权力重组与史地分离
  张其昀于1936年执掌浙大史地学系,正如宋晞所评价的:“由于四个单位均由张氏主持,经费比较充裕,教授人数亦较多,因此在教学方面,课程比较完备;研究方面,编印书刊,发表研究成果,亦颇可观。培植史学、地学人才不少。”(50)浙大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培养出大量专业人才,学术成绩斐然,成为彼时中国学界研究史地学科的“主要中心”(51)。尽管如此,它还是无法逃脱史地分离的“宿命”,在看似偶然的政治事件的背后,其实是权力重组带来的必然结果。
  早在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斟酌各方意见,重新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其中明确规定:“(一)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及其他各学系。(二)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心理学及其他各学系。”(52)这是教育部通过国家权力,将大学系科制度化及标准化的一项举措。不过即使如此,浙大史地学系并未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将史地学系分置,而是保持着史地合一的状态。当时全国公立大学中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合并设置的学校屈指可数。据1948年编纂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设置有历史学系或地理学系的公立大学共25所,只有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与暨南大学设置了史地合一的史地系,均隶属于文学院。其他各大学中,历史系一般隶属文学院,地理系则隶属理学院。(53)
  其中,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原设历史社会系,1930年历史、社会学系分置(54),1931年史地系成立,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55)暨南大学史地系延续时间较长,与校长何炳松秉持的史学教育思想密不可分,亦在史地教育领域多有贡献。(56)不过,就师资及培养史地人才而言,暨大史地系仍无法与浙大史地学系相抗衡。复旦大学史地系则开设于抗战时期,实际上以史学为主。程鸿于1943年秋考入复旦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据他回忆,“我投考复旦时,对史地系并无了解,1943年8月底入学后,才知道该系不论在师生人数上,还是在开设课程上,都以历史为主。新生到校,也没有分科分组,只是根据个人爱好,各自多选历史或地理课程……大概自1947年以后,再也没有以学地理为主的同学了。但史地系名称依旧,并且每学期都还开设一些地理课供同学们选读,还有叶粟如、陶绍渊、卢村禾等几位地理老师”(57)。1949年8月16日,复旦大学校委会召开会议,采纳史地系学生金冲及等人建议,决定改史地系为历史系;18日,经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高教处批准正式改名。(58)
  与两校相较,浙大史地系愈发显得特殊。一方面,史地学系采用史地合一的教学方式,使史学组和地学组的学生能从史地两个学科领域中学习综合的方法,有利于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另一方面,随着地理学方法科学化的不断深化,尤其是自然地理学的迅速发展,需要深厚的数理基础,将地学组隶属于史地学系,并设置于文学院的做法就引发一些不满。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杭,这种矛盾益显突出。作为系主任的张其昀在竺可桢的支持下,坚持史地合一的教育观,但系里教师或学生,尤其是地学组的师生,多持史地分家观点。时任史地系气象学副教授的么枕生就主张史地分家,他曾回忆当时的情况:“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该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虽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议激烈,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59)身为气象学副教授,么枕生认为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钻研气候学,气象学只是气候学的基础课。若在史地系发展气象学,则误入歧途,受到限制。么推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更倾向于史地分家,他还举出实例以证实这一揣测:
  1946年1月31日曾由束家鑫带我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余、王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60)
  么枕生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出发,认为专业化倾向是必然的。若科学工作者没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无法应付迅速发展的科学。他认为,人生短暂,科学发展又无止境,历史学与地理学实难兼顾。时为史地学系研究生的陈吉余对于史地分离也持赞同的观点,他在晚年的回忆中就提到:“学科分化,不断出现新的分支,前者重在宏观,后者重在微观。前者宜乎通才,后者宜乎专才,因此,时有分系的建议。”(61)
  尽管地学组的师生多有史地分离的论调,认可史地合一观念的师生亦不少见。陈述彭就读于史地学系地学组,除了地理学的专业课程外,还选修了多门文史课程。他认为,“史地系的优势是对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和同步,以及对人文和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的综合研究”(62)。陈述彭对于张其昀的教育理念颇多赞誉:“史地系毕业的学生,具备宽阔的社会适应能力,能够经受风风雨雨的考验,大都各自有所建树,是和先生文理兼收,史地并重,强调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和先生有教无类,博采众家之所长的教育方针分不开的。这是不争的历史和事实。”(63)
  应该说,1949年之前,史地合一派与史地分离派均有各自的势力,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博弈,但由于主政者竺可桢与张其昀都是坚定的史地合一派,因此史地分离更多还只是“暗议”而并未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史地学系在1945年之后仍能继续存在,与张其昀所获得的学术权力及资源密不可分。自40年代开始,张以其史地学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逐渐进入蒋的视野。1941年3月15日晚,蒋第一次约见张其昀,曾谓张“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64)。1946年初,张接替去世不久的梅光迪就任浙大文学院院长,故而能够继续维系史地学系。不过,战后政局动荡,学潮汹涌,张和国民党当局的密切关系也令其在浙大饱受争议。(65)
  1949年国共两党的政权更替最终导致了浙大史地学系的史地分离。是年4月底,竺可桢暂离杭州前往上海,离开之前明确告知夫人陈汲:“决不去台湾或广州”(66),表明他已决定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后,他再也没有重返浙大。张其昀则在40年代后期渐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1949年5月,张离沪赴台,旋即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此后位居国民党中枢要职,并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颇多建树。(67)竺可桢与张其昀离开浙大后,史地学系实际上已无人掌舵,史地合一观念的支持力量大大减弱,史地分离已成必然。1949年6月6日,浙大由杭州市军管会接管,并以刘潇然、孟宪承等人组成校务委员会,管理校务。8月,马寅初被委任为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委。此后,学校不断有所调整与增建。其中,文学院的史地系改属理学院,并改为地理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68)原为史地系教授的叶良辅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69)。据《1949年解放后浙江大学组织系统图》显示,隶属于文学院的历史系已停办,人类学系及人类学研究所仍隶属于文学院;地理系则隶属于理学院,同时办有地理研究所。(70)至此,存在了13年之久的浙大史地学系宣告终结。1952年初,为使浙大逐渐改造成为新型的工业大学,学校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文学院调出与前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理学院则并至复旦大学。(71)曾经辉煌一时的浙大史地学系就此消逝,只有地学系得到维持,学人自主的学科建设之路由于政治强力的介入戛然终止。

  四、学科合分与文化自觉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建是竺、张对20年代南高史地学派教育理念的承继与实践。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主权领土危机日益加剧,既注重时间性,又考虑空间性的“史地合一”观念因而获得了南高学人的高度认同。“史地合一”以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强调20世纪的世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依存,中国要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为自己寻找位置,就必须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时空合一下的世界。据此,竺、张二人坚持设立史地合一的史地学系,他们秉持民族主义观念,具有强烈的时代关怀,为史地合一奠定了思想根基。此外,不置可否的是,以竺、张为代表,生于1890-1900年代的这一学人群,其生长的环境仍是“传统的”,他们从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必将伴随其终生,影响或许是于无形中的,却也挥之不去。陈万雄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主力的考察中,认为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这一代人,“教育背景应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机会,他们是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集于一身的一代知识分子”(72)。而本文所讨论的学人则多出生于1890-1900年代,从他们身上亦可以看到上一代学人的影子。这一代学人尽管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的熏陶,但仍不能够脱离一种典型的中国人气质。或许,正是这种气质促使他们意欲在通才与专才之间、历史与地理之间寻找一种调适与沟通。
  浙大史地系的维系和发展更是以竺、张为代表的学者在面对西方现代分科体系的影响和冲击时,对中国学术的一种坚守和创新。民国时期,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历史学及地理学业已具备独立的学科意识。受其影响,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而设置于文学院与理学院,历史学属人文学科,地理学属自然科学,二者之间如隔鸿沟,难以逾越。浙大学人则勇于创新,正如张其昀所坦承:“创办之始以全国各大学之设有史学系或地学系者已属不少,颇望在杭州开辟一具有特点之新园地。”(73)应该承认,他们的确开辟了一个新园地。浙大史地学系与同时期的西南联大历史系与地质学系不同;亦与同属“南方学派”的中央大学历史系及地理学系迥异。(74)
  同时,必须承认,竺可桢与张其昀将史地学系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一定程度上也是默认史学与地学皆具独立的学科意识,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法论。他们坚持将史学与地学合并一系的理由,恐怕还是认为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有益于学生的学术成长,有助于培养通才。这种专才与通才并重的教育观正是竺可桢在民国时期大力提倡的。1946年7月,竺在南京参加教育部会议,在关于大学组织法的讨论中,他主张在第一条“大学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中,加入“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语,但未获通过。(75)可见他的观点在当时中国教育界中不占主流,学科化与专业化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浙大史地学系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大师的养成,更是中国学界有识者的一种文化自觉。
  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学术发展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知识领域具有权威的科学家或学者一旦成为学术机关的掌门人,也就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浙大史地学系的成立及“史地合一”观念的推行,关键就在于竺可桢以科学家身份执掌浙大,张其昀亦以史地学家身份掌控史地学系。他们拥有政治权力,进而成为学术研究和发展的资源垄断者,这为他们在系科设置、学术活动及人才培养等领域赋予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及施展空间。以此而论,民国时期国民党主张的党化教育并不成功。相较而言,1949年之后,政治权力的强行介入,打断了学人自主规划的学科建设之路,浙大史地学系就此成为绝唱。

注释:
  ①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315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②竺可桢:《中央大学地学系之前途》,载《地理杂志》,第1卷,第1期,第3页,1930。
  ③既存的有关浙大史地学系的研究,多强调张其昀在其中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而对竺可桢的作用,以及竺、张二人的合力关注不够,对史地学系的实践也未能予以深究,且对诸多资料文献的挖掘不够。相关研究参见:刘盛佳:《张其昀的地理思想和学术成就》,载《地理学报》,1993(7);韩光辉:《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载《中国科技史料》,1997(1);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载《浙江大学学报》,1998(9);张卓群整理:《浙江大学院系史上的一支奇葩: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1936-1949)》,载《浙江大学馆藏档案》,2009(4)。
  ④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第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⑤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见中央大学校友会编:《中央大学七十年》,第75页,1985。
  ⑥施雅风:《南高东大时期的竺可桢教授》,载《高教研究与探索》,1987(2)。
  ⑦彭明辉:《〈史地学报〉与历史地理学的兴起》,载《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1期,第2页,1994。
  ⑧竺可桢:《我国地学家之责任》,载《史地学报》,1921(1)。
  ⑨竺可桢:《普通中学应特设混合地理一门》,见《竺可桢全集》,第1卷,第419页,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4。
  ⑩竺可桢:《何谓地理学》,载《史学与地学》,第1期,1926。
  ⑪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学述略》,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21号,第61页,1931-11-10。
  ⑫韩子奇:《进入世界的挫折与自由——二十世纪初的〈地学杂志〉》,载《新史学》(台北),第19卷,第2期,2008。
  ⑬Tze-ki Hon, “The Fus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 Ris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during the Nanjing Era(1927-1937)”,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Intellectuals, Professions,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October 16—17, 2009, pp. 1—2.
  ⑭彭明辉认为,现代学科体系下的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东南大学《史地学报》及北大《禹贡半月刊》密不可分。参见氏著《历史地理与现代中国史学》,第1—36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⑮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第1册《远古史·自序》,第2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61。
  ⑯宋晞:《张其昀》,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2册,第273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
  ⑰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第102、104页。
  ⑱张其昀:《最近欧洲各国地理学进步之概况》,载《史地学报》,第2卷,第1期,1922。
  ⑲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载《浙江大学学报》,1998(9)。
  ⑳张其昀书信,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张其昀留在浙大的书信等档案仍在整理中,尚未公开。转引自何春晖、胡岚:《竺可桢与张其昀交谊考》,载《浙江大学学报》,2011(2)。
  (21)《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36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22)张其昀书信,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转引自何春晖、胡岚:《竺可桢与张其昀交谊考》,载《浙江大学学报》,2011(2)。
  (23)《国立浙江大学第一次校务会议记录》,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50期,1936-05-23。
  (24)(26)《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70、81页。
  (25)参见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见氏著《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序跋函札类(二)”,第11573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
  (27)(28)《第一次全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第29—50、33页,上海,开明书店,1934。
  (29)(32)蒋宝麟:《首都中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第239—244、42—44页,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0。
  (30)《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之整理——浙江大学增设史地学系之令准》,见中央统计处编:《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6。
  (31)Chiao-Min Hsieh(谢觉民), “Chu K’o-chen and China’s Climatic Change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42, No. 2(Jul., 1976), p. 249.
  (33)张其昀:《我与浙大史地系》,载《天涯赤子情——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第5页,收入《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34)《附录: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第63页,1940。
  (35)编者:《两年来本校大事记》,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00期(特大号),1941-10-10。
  (36)《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第49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37)其中包括《中国大纲》(张荫麟)、《地理学研究法》(叶良辅)、《欧洲政治地理》(任美锷)、《植物地理》(黄秉维)等。见《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1940。
  (38)《史地学会大会纪略》,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8期,1939-01-23。
  (39)(43)(47)《附录: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第63页,1940。
  (40)《史地学会举办图展》,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27期,1945-07-16。
  (41)郑士俊:《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见《浙江大学在遵义》,第13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42)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见《浙江大学在遵义》,第111页。
  (44)张其昀:《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5号,1948-06-11。
  (45)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第12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6)《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规程草案》,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第65页,1940。
  (48)《研究院举行第三次院务会议》,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30期,1945-09-01。
  (49)陈述彭:《浙大史地系——12年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回忆》,见韩存志主编:《资深院士回忆录》,第2卷,第130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50)宋晞:《张其昀先生传略》,第9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2000。
  (51)Chiao-Min Hsieh(谢觉民), “Chu K’o-chen and China’s Climatic Change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42, No. 2(Jul., 1976), p. 248.
  (52)(53)《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490、600—650页。
  (54)戴学稷:《解放前暨南大学发展史略》,载《华侨教育》,第1辑,第57页,1983。
  (55)刘强:《1949年前上海地理学的发展与贡献》,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2)。
  (56)房鑫亮:《何炳松评传》,见刘寅生等编《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90—42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57)程鸿:《复旦大学史地系杂忆》,见吴传钧、施雅风主编:《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第254—256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58)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第17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9)(60)么枕生:《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见《浙江大学在遵义》,第116—117、117页。
  (61)陈吉余:《记浙江大学史地系从复员杭州至院系调整的一段历史》,见吴传钧、施雅风主编:《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第262—263页。
  (62)陈述彭:《浙大史地系——12年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回忆》,见韩存志主编:《资深院士回忆录》,第2卷,第132页。
  (63)陈述彭:《中华文化与素质教育的一代宗师》,见《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61—262页。
  (6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3月1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65)(66)《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12、431页。
  (67)吴相湘:《张其昀的治学与兴学》,见潘维和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第645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
  (68)(71)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华东高等教育情况汇编第一分册·华东高等学校历史情况》,第208、210页,1954。
  (69)据竺可桢日记记载:“知叶左之(即叶良辅)已于本月十四号在杭去世。此次浙大改组,变动颇大。左之向来身体瘦弱,不能胜繁剧,而这次竟被聘为地系主任,每日须到校办公。这真不啻代他掘了坟墓,所谓爱之即所以害之也。”参见《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530页。
  (70)《1949年解放后浙江大学组织系统图》,见《浙大组织机构系统情况》,浙江省档案馆:53—1—4085,第13页。
  (72)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82—18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73)张其昀:《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第5号,1948-06-11。
  (74)战时的西南联大在文学院中设置历史系;理学院中设置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复校后,北京大学史学系隶属文学院,地质学系隶属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文学院下辖历史系,理学院中则包括地学系与气象系;南开大学只开办了历史系,隶属文学院,没有地理学系。中央大学的历史学系属文学院,理学院中则设置地质学系、地理学系、气象学系(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600—650页)。
  (75)《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68页。

浙江大学史地系对气象人才的培养和贡献

浙江大学史地系对气象人才的培养和贡献
■气象史料挖掘与研究工程项目组①
气象科技进展 6(4)- 2016

  民国时期高等学校设有气象专业(气象组)的,一为国立中央大学,一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再则就是浙江大学了。而气象学大师如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则皆出自浙江大学史地系。可以说浙江大学为我国气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

  一、浙江大学史地系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设源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简称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柳诒徵和竺可桢等人主张的通才教育观以及张其昀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史地教育。
  20世纪20年代的南高-东大已成为中国东南的学术中心。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②地学系主任。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史地合一”观
念。竺可桢、柳诒徵和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③。南高-东大时期,竺可桢培养出一批突出的地理、气象人才,如张其昀、胡焕庸、诸葛麒、陆鸿图、高国栋、王学素、黄厦千、全文晟、沈孝凰、吕炯、朱炳海、朱文荣、张宝堃、沈思屿、徐近之和郑子政等。张其昀则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和传承人。
  张其昀(1901—1985年),浙江宁波人。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东南大学组建,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
  1936年3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1936年8月,浙大史地学系宣告成立(图1)④,张其昀任系主任。

图1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组织结构图
  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史地学系的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史学组的教学目标是以国史为本位,兼重世界史的课程,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则将地形、地质、气象诸学与人文地理并重,以充实学生做科学研究的基础。史地分组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史地学系要培养“专”与“通”兼顾之人才,这也正是竺可桢主校之理想⑤。
  但在史地学系成立之初,教员有张其昀、景昌极、
顾谷宜、朱庭祜、费巩、陈训慈(以上皆为副教授)、
苏毓棻(讲师)、李玉林、柳定生、郝颐寿(后3位皆
为助教)等10人,第一届史地系学生也仅有6人⑥。全校
除竺可桢、沈思屿(时任代总务长)、诸葛麒(校长秘
书)为气象专业出身外几乎无专门的气象学专业教员。
可见成立之初的史地学系主要还是培养历史、地理方面的人才,气象只是作为地理专业方面的辅助课程。
  在课程设置上,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学习由教育部规定的
共同必修课,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或史学或地学,进一步加以研习。
  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地学组的专业课以地理方面为主。必修课中与气象有关的课程很少,即气象学、气候学加上野外实测,在选修课(表1)中则增加了天气预告学、中国气候、世界气候、大气物理和农业气象等。但历史、地理乃至地质学的相关课程则极大地拓宽了视野。
表1 地学组选修课程
课程名称 学分 选修年级 课程名称 学分 选修年级
人文地理 6 三、四年级 太平洋地理 3 三、四年级
世界地理 6 三、四年级 澳洲地理 3 三、四年级
亚洲地理 6 三、四年级 地球物理 3 三、四年级
欧洲地理 6 三、四年级 海洋学 3 三、四年级
北美地理 6 三、四年级 天气预告学 3 三、四年级
边疆地理 6 三、四年级 中国气候 3 三、四年级
岩石学 6 三、四年级 世界气候 3 三、四年级
工程地质 6 为工学院开 大气物理 3 三、四年级
农业地质 6 为工学院开 植物地理 3 三、四年级
农业气象 6 为工学院开 政治地理 3 三、四年级
地质实察 2 三、四年级 地图读法 3 三、四年级
国际学 6 史地两组三、四年级 历史地质 3 三、四年级
  除本科教学外,遵照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史地系还积极地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培养。1939年8月,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张其昀任史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涂长望。
史地学部最初建立时,仅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
组再就其学科需要细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1~2
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
一次①。
从民国二十九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
部招考研究生简章》可以略知当时史地研究所的招生概
况:
1)组别。本部研究范围暂分下列四组:①史学组:
由张荫麟、顾谷宜先生指导。②人文地理学组:由张
其昀先生指导。③地形学组:由叶良辅、任美锷先生指
导。④气象学组:由涂长望先生指导。
2)名额:十名。
3)应试资格。应试人须具下列资格:①国立省立或
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史学系、地学系或史地学
系毕业者,其他学系毕业,经原校教授特别介绍者;②
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
4)报名手续。应试人须缴验下列各件:①报名单一
纸;②毕业证明文件;③最近二寸半身相片三张;④论
文(审查及录取均注重论文);⑤原校系主任或教授之
介绍信(如无可缺);⑥体格检查证明书;本部于收齐
上列各件后即付审查,合格者方准应试。
5)报名。①日期: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
②地点:贵州遵义本大学注册组。
6)考试。就应试人所欲研究之范围与所著论文之性
质命题笔试,通讯方法举行之。
7)修业年限及待遇:①研究生修业期限至少二年;
②研究生学费杂费暂免,在修业期中每人每月给予生活
费五十元并由校供给住宿,修业满一年成绩特优者得另
给奖学金,成绩不及格者停止修业;③全部修业期满经
考试及格者依照部章给予证书。
各研究所(学部)的研究生课程一般由该所(学
部)所在院、系教授负责指导,必要时可以邀请外院、
系教授共同指导。比如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的研究生叶
笃正指导教授就有两位,一位是史地系的涂长望教授,
另一位则是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由涂长望和王淦昌联
合指导。还有几位著名的气象学家也是史地学系在遵义
期间培养的研究生。

① 执笔:陈云峰。
②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7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遂称之为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改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改名为江苏大学;1928年5月改称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称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改称南京大学。
③ 何方昱.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年). 学术月刊, 2012(5): 145-154。
④ 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 民国三十一年出版。
⑤ 倪士毅. 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96-113。
⑥ 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学生通讯录(1936年). 杭州: 国立浙江大学,1936: 19-20。

二、气象学教师队伍与教学
  气象学教师方面,除竺可桢执掌浙大之初带去的
沈思屿②、诸葛麒③外,1939年5月涂长望出任浙江大学
史地系教授(后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后于1943年离
开。1942年郭晓岚研究生毕业后也留校④,教授动力气象
学,后于1945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12月卢鋈任史地系
讲师(不久升任副教授);1945年8月幺枕生任史地系副
教授;1948年石延汉任教史地系。气象专业类课程逐步
丰富,1947—1949年么枕生开设气候学、高等气候学、
统计气候学及天气学;石延汉开设高等气象学、大气物
理学;沈思屿开设气象学;吕炯开设地球物理及海洋气
象等课程。
  涂长望对浙江大学史地系气象专业学生的培养贡献
巨大。施雅风回忆道:“涂先生讲中国气候,将近代中
国气候研究的新成就网罗无遗。他非常重视学生的认真
听讲与理解能力,不时对学生启发提问。他讲大气物理
时,选课学生连我只有两个人,他就将那本讲课主要依
据的英文版《大气物理学》交给学生,指出本学期要弄
通哪些章节,期末考试,不懂处到他家中提请讲解。①”
竺可桢虽没有时间给学生上专门课程,但常亲自给
学生做学术报告。
  林晔回忆:“1948年沈思屿先生(原任浙大总务主
任)教我们气象学,从内容到表达都提不起我们的学习
兴趣,我们提出希望竺校长亲自兼课,当然在这种情况
下是很难遂愿的。1948年2月,浙大天文学习会筹备复
会,由谭天锡、任雨吉、刘操南和我去校长室请他指导
并邀他做一次学术演讲,他甚表支持并以‘博以返约’
的通才和专才教育应很好结合相期许,并说浙大虽未开
天文学课程,但通过学会活动也可增长兴趣,拓宽知
识。他答应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到了1948年秋天,
竺校长才抽出时间给我们做了《中秋月与浙江潮》的学
术演讲,阐释天文学的秋与气象学上的秋含义不同并从
月球运行理论谈到潮汐的成因。教室中挤满了听众。这
些讲稿由当时担任记录的我整理成稿,并作为天文学习
会的学习内容。②”
  1941年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后还建立了校办测候所,于同年8月正式开始观测。
  测候所设在协台坝当时子弹库所在大宅的后院,由涂长望指导建立。一方面供学生实习,一方面每天做地面观测四次,正式记录并按月统计报送国家气象部门。
由史地系学生(束家鑫、吕东明和欧阳海等)作为工读负责日常的观测。观测场地内有百叶箱(内装干湿球温度表、最高温度表和最低温度表)、雨量计、日照仪、测云杆(云速、云向)、风向风速仪等,在当时是一个二等规模测候所的设备。这个测候所一直坚持到浙大迁离遵义,使遵义有了相应年数的气象纪录③。
测候所还以“气候研究室”的名义与全国各地测候机构经常保持联络。并据观测资料编印了《民国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一月遵义天气气候概述》。
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校办测候所改名为遵义测候所。
1939年5月涂长望加盟浙江大学至其1943年离开,这段时间当为浙江大学培养气象人才的巅峰时段。不但
培养出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和束家鑫等著名气象学家,而且在学术上也颇多建树。涂长望出版了
《中国气候通论》、《气团概论》专著,师生还发表了《中国冬季温度之长期预告》(涂长望)、《何以贵州
天无三日晴》(涂长望)、《凝结曲线在气团分析及天气预告中之应用》(郭晓岚)、《等熵面之分析》(叶
笃正),《贵州东北部浅气旋之研究》、《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贵州的气候》(谢义炳)等论文。

① 毛文婷, 张淑锵. 张其昀与浙大史地研究所.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1): 183.
② 沈思屿,号鲁珍,安徽合肥人。1925年东南大学史地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总务主任,兼任史地学系气象学教授。
③ 诸葛麒,号振公,浙江东阳人。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后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1936年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校长秘书。
④ 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 民国三十一年度出版。

三、史地分家及其争论
  竺可桢的通才教育理念不单单是在史地系得到体现,在全校都是如此。浙大1942年毕业生,后受竺可桢青睐留校任教的刘操南说“竺可桢校长以及其他师长对于治学,主张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这种主张落实在
学生的选课上。文科的要选理科课,理科的要选文科
课,至少各要满12学分才能毕业。这种主张,是深入学
人之心,蔚然成风的。例如:理工科的同学经常选读唐
宋诗和唐宋词,并且进行创作。就我来说,读文学院的
也曾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实验等课。那时院与
院间,系与系间,不像一些大学中文理壁垒森严,畛域分
明。当时转院转系容易批准。学术上的切磋琢磨、交流更
为频繁。不是哪一系的师生就在哪一系中团团转的。切磋
琢磨,风雨一堂,由博返约,感情十分融洽。④”
浙大史地系采用史地合一的教学方式,一方面使史
学组和地学组的学生能从史地两个学科领域中学习综合
的方法,有利于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但另一方
面,对于自然地理学尤其是气象学来说,17—19世纪,
借助物理学中力学、热学、光学等分支的科学成果迅速
发展,这就需要有深厚的数理基础,将地学组隶属于史
地学系,并设置于文学院则很难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
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杭,这种矛盾日显突出。地学
组师生提出史地分家。
  时任史地系气象学副教授的么枕生回忆当时的情
况:“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
都认为史地应该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
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
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
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
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
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
‘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
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虽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议激烈,
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身为气象学副
教授,么枕生认为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钻研气候学,
气象学只是气候学的基础课,显然受到限制。幺枕生推
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更倾向于史地分家,
他还举出实例以证实这一揣测:“1946年1月31日曾由
束家鑫带我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余、王
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
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
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
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
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①”
  对于史地分家,林晔也有清晰的回忆:
“1947—1948年,史地系学生曾多次向系主任及校长提
出‘史地分家’,因为从学生来说,史学和地学都有必
修课,势必分散精力,转移兴趣。这一要求自然首先遭
到张其昀先生的反对,他主张融通史地,有利于培育通
才。当时浙大学生有个史地学会,我以学术干事的名义
代表部分学生的意见向张先生上书,陈述分系的理由,
张当即约我到他家中去谈,说理与压力兼施。后来学生
自治会的代表陈业荣向校长面陈,竺校长认为史地二者
日后必分,只是当时考虑人力物力暂时不分。1948年5月
间为此事以及其他事,学生在壁报上对张先生指名诘问,
张以辞职相威胁,校方要开除壁报负责人,学生代表力陈
张与史地系学生隔阂以至对立(主要是对当时时局的观点
以及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上)存在已久,开除学生必致更
大不满,后经校务会议讨论以记过处分了之。②”
张其昀长期主持浙大史地系(达13年之久)③,与浙
大史地系的成长密不可分。
  对于张其昀,学生们则爱恨交加。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张以其史地学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逐渐进入蒋介石的视野。1941年3月15日晚,蒋第一次约见张其昀,曾谓张“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1949年5月,张离沪赴台,旋即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此后位居国民党中枢要职,并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颇多建树。
  “平心而论,张其昀先生在《中国地理总论》的教学中是非常勤恳的,如每课必挂大地图并指出学习要
领,他的讲解也是有条不紊的,而且经常教育我们注重
实践锻炼,注意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如叫我们编写一
个县的地理志和气候志等),这些都是使我们很难忘却
的。④”
  林晔回忆道:“张其昀这个人要一分为二地看,他是蒋介石很器重的一个人,把他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位置,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委员的那个高度了,所以他的政治立场完全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我们学生搞运动的时候,他经常反对,学生们也反对他。但是他学问很好,讲课也很好,注重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所以同学们还是比较欢迎他的。⑤”
  1949年4月底,竺可桢暂离杭州前往上海。1949年5月,张离沪。竺可桢与张其昀离开浙大后,史地学系实际上已无人掌舵,史地合一观念的支持力量大大减弱,史地分离已成必然。8月,马寅初被委任为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委。文学院的史地系改属理学院,并改为地理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原为史地系教授的叶良辅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
  存在了13年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如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⑥、施雅风、毛汉礼、姚宜民⑦、束家鑫、张镜湖⑧、吕东明⑨、欧阳海⑩、左大康 和林晔等。

① 施雅风. 饮水思源 怀念遵义//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119-132。
② 林晔. 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 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 1986年5月。
③ 倪士毅. 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96-113。
④ 刘操南. 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55-69。
① 幺枕生. 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114-118。
② 林晔. 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 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 1986年5月。
③ 1943年夏—1945年底张其昀赴美讲学期间由叶良辅任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回国后继续担任系主任。(李治孝. 叶良辅老师的生平和贡献//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373)。
④ 林晔. 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 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 1986年5月。
⑤ 林晔,口述访谈实录。
⑥ 周恩济,浙江杭州人。1941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研究所,师从涂长望,1943年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重庆北碚国立复旦大学讲师,1945—1949年7月任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气象台台长等职。1949年8月—1951年2月任香港皇家天文台助理科学官。1951年2月,应涂长望邀请回国。1952年到天津大学任教。1955年到华东水利学院任教。
⑦ 姚宜民,安徽含山人。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至中国航空公司任气象预报员。1950年在台“中央气象局”任预报科科长。1951年任台北松山机场民航气象台台长。1954年赴美国依阿华大学学习农业气象。1956年获硕士学位,返台任台湾省气象所研究室主任。1958年再度赴美,攻读博士学位。1963进入美国联邦气象局(后改名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曾任该局气象情报服务中心首席科学家。
⑧ 张镜湖,父亲为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1948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1954年,获得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地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从事研究。1959—1964年,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1984年后,成为夏威夷大学地理学和气候学荣誉退休教授。1999年1月22日,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是台湾地区首位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的学者。
⑨ 吕东明,1942年考入浙江大学史地系,是1945年浙大地下党派到湄潭的中共地下党员,化名吕欣良,在浙大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气象部副部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
⑩ 欧阳海,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曾任浙江大学助教、重庆中央气象局技佐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央气象局资料室技术组长等职。1960年参与筹建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学系。
左大康(1925—1992年),地理学家,湖南长沙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系。1960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雪门聆诲 教泽流芳——回忆老法学院

雪门聆诲 教泽流芳——回忆老法学院
谢瑞淡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西迁达八年之久的浙江大学总校,积极准备东归。德高望重的竺可桢校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紧紧抓住迁回杭州的有利时机,给已名重一时的母校以开拓性的新发展。当年成立的法学院和第二年成立的医学院,都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创办起来的。
  法学院成立于1945年11月,下设法律系。第一次招进来的45年级同学有60多人,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跨进母校大门的。以后46到48三个年级,又共招进学生近100人。
  法学院院长是国内知名的国际私法专家李浩培教授。他原是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由于竺校长尊贤下士,亲诣武汉他的寓所,盛情邀请,才来杭州的。据李院长的“老浙大法学院简史”一文(载《杭大校史通讯》第四期)所述,为了办好法学院,当时拟定了下列方针:
  1.先设法律系和司法组,然后逐步增设经济和政治两系。
  2.师资必须符合标准,宁缺毋滥。教师经审查合格聘任后,如在一年聘任期内,成绩不好,就不徇情面,不予续聘。
  3.在各课讲授中,注重比较研究,以期博采各国法制之长,建立中国法学。学生在自学时应多读参考图书。
  4.将经费主要用在图书设备上,使师生有研究和学习的适当资料。
  5.在对学生思想陶冶方面,应诱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风气,勿为名利而钻营舞弊;加强法治教育,只有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才能维持秩序,而致国家富强。
  法律系系主任是留美的赵之远教授。此外,还有许多热心教育事业、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如教国际法的留德的周子业教授,教政治学的留美的黄炳坤教授,教经济学的留美的严仁赓教授和孙恒教授,教法学通论的留法的阮毅成教授,教刑事诉讼法的留日的邵锋教授,教刑法的曾任大理院推事的邵勋教授等等,可谓群贤毕至,荟萃一堂。他们培桃育李,辛勤耕耘,春风化雨,点滴入土,使在创建伊始的母校法学院,声誉鹊起,引人瞩目。
  根据竺校长的计划,法学院下设三个系,先办法律系,后办经济系,最后办政治系。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办经济系已提上议事日程,李浩培院长还在为增设经济系而奔走,打算办起来后,由严仁赓教授负贵系务。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竺校长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1949年春夏之间,他就离开了浙大,后去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9年秋,军管会作出了停办法学院的决定,我们下面三个年级的同学,有的去浙江干校学习,有的转系,有的转学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有的则自己另辟蹊径。我们敬爱的李院长,也于10月24日离杭去京,另任新职。
  在法学院被撤销时,李院长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曾提出商榷意见。他认为,百年树人,现在停办法学院,将来恐缺乏法律人材。对此,他长期萦回于怀,1991年他来杭州和我们会面,还提起法学院停办一事,并衷心希望它能早日恢复,抚今追昔,如果杭州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学院能继续办下去,那对我们浙大,对我们整个浙江省,会有多大的好处。党的十一届三屮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央将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作为至关重要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同学如因公去北京,便道走谒李院长时,他每每都殷殷垂询,表示出对母校恢复法学教育的深切关注。
  老法学院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基本功,给学生打好扎实基础。这在课程设置方面,充分体现出来。我们在一、二年级吋,除了加深学习国文、外语,还修习了中国通史、世界史、地学通论、政治学、经济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法学通论等基础课程。我们的老师经常告诫我们,万丈高楼平地起,“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长者,必浚其泉源,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学习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从一个台阶合乎规律地走向另一个台阶。我们认为,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日渐汇流,因而对打基础的要求,也愈来愈高。我们衷心冀望正在茁壮成长中的我法学院广大青年同学们,勤奋学习,孜孜以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紧跟时代车轮,勇攀法学高峰。
  我们的老师,很多是涉猎广博,学贯中西。他们不但通晓外语,而且谙悉文史,有较好的国学基础。他们对我们的外语和中文,从来就冇非常严格的要求,认为这是一个基本技能的问题,是治学和工作的不能须臾或缺的重要工具。我们学习的课程,如“罗马法”、“英美法”、“政治学”等,课本(TexlBook)就是原木,其他学科,也往往规定一些原本作为土要参考书。我们这一辈,由于生长的历史年代关系,大多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接触我国古典文学;初中阶段的语文,以古典文学为主;高中阶段,则全部是古文和古诗词,应该说,进大学时,是有一定的语文基础的。似是我们的老师,特別是教授我们中国法学课程的,却精审严谨,一丝不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一个高校法律专业的学生,应该比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具有更好的中国语文修养和文字修辞能力,这是法律岗位工作的内在必然要求。臂如说,一份司法文书,往文字上应该文从字顺,流畅达意,言简意赅,措辞准确。所以在还没冇走向工作岗位之前,应该未雨绸缪,从早给自己创造条件。
  老法学院的师长,不但认真备课,善于教书,而且身教言传,善于育人,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注意培养学生的德行。他们循循善诱地激励我们,在大学的四年屮,一定要抓紧时机,用功读书,专心学习。因为在一个人一世的生活长河中,以学为主的阶段毕竞有限,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决不可虚度年华,白了少年头。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勤奋、天赋和机遇,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勤奋,“勤能补拙”四个字,言之凿凿地反映了丰富的哲理,充分说明了勤奋的重要性。
  他们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应该胸怀大志,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有一个崇卨的生活目标,而不可昏昏懵懵,得过且过。只有这样,才能严于律己,意境弥高,赋予自己永不衰竭的前进动力,几十年如一日,长期为之奋斗。
  他们情真语挚,不厌其烦,平吋对我们讲得最多的,莫过于“正己”二字。他们谆切恳至地诲导我们,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待人接物,都应该首先从自己做起,注意培养自己的道德风范。他们多次用岳飞的名言“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来教育我们。他们认为,从法律专业毕业后,无论你以后是一个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工作中牵涉到的,都是人,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应该激浊扬清,秉公办事,廉明清正,洁身自持,有高尚的情操,坦荡的襟怀,决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悬心于权贵,役志于钱财,向邪恶低头。应该做到如古人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始终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刚正不阿,坚持原则。年高德重的老教授邵勋,很早就做过大理院推事,是法学院最年长的一位老教师。他为人刚强清正,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漆黑一团,对官场的吹拍奉承,乌烟瘴气,向来是深恶痛绝的。有一次在讲课中,可能是感时抚事,伤怀生情,对蜀汉诸葛亮的长期为相,鞠躬尽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耿耿忠心,日月同昭,身后内无余帛,外无盈财,深表敬仰,而对明于谦的千古警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赞叹不绝。
  在老法学院,尊师重教,敬师爱生,蔚然成风。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水乳关系。学生经常到老师家中拜访,老师有时也到学生宿舍看望学生。当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宜人季节,我们组织郊游览胜时,往往邀请老师一同参加。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龙井,校车为我们送达后,管自己开回去了。李院长、赵主任等许多老师,就和我们一同跋涉回校。一路上,我们谈古论今,亲密无间,欢声笑语,情趣盎然。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上述这些,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但仍然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恍如咋日。人生苦短,人寿难期,绝大多数当年诲育过我们的师长,都已驾鹤西去,不在人世,但他们音容虽邈,师范长存,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在学时,浙大在校学生有2000多人,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其中,农学院在华家池,师范学院在哈同花园(现平湖秋月过去五六十米的湖边),其他五个学院,都在大学路。老法学院没有白己专用的楼房,但却有一个专用的阅览室,室址在老浙大内叫做子弹库的地方。据说,在日寇占领杭州时期,那是堆放子弹的仓库,以后加以改造作为法学院阅览室。阅览室总面积约有300平方米,里面有许多小房间,专供老师使用,我们看到李院长、周子亚等老师,经常在那里看书、备课和写作,一坐就是半天。阅览室内有很多中外报刊和书籍,供大家借阅。中外专家来法学院作学术报告,法学院较大型的会议,也在阅览室内举行。
  为了丰富教学生活,活跃学术空气,使我们增长知识和了解世界法学的新发展,院里不但经常组织一些老师给我们做专题讲座,有时还邀请校外甚至国外的知名学者,给我们作学术报告。冇一次,一位英国著名法学家(已不详其姓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杨兆龙教授的陪同下,给我们讲授“英美法和大陆法”,杨教授任翻译。还有一次,来了一位被誉称为美国“法学泰斗”的Koscoe Pound教授,对我们讲授“国际私法的今天和明天”,李院长亲自任翻译,院内外很多老师都在座,听者甚众,座无虚席。
  当时的浙江省图书馆,坐落在大学路紧靠老浙大的旁边,馆内有个非常宽敞明亮的大阅览室。因为校图书馆的阅览室较小,我们又没也固定专用的教室,所以平时看书,都是去法学院的阅览室,或者省图书馆。
  我们在老法学院的四年,正是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坚持发动内战和独裁统治的反动方针,使已遭受八年战争严重破坏的华夏神州,更是雪上加霜。物价飞涨,生产萎缩,失业急剧增加,广大人民群众啼饥号寒,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家里寄来一点钱,通过几天邮汇到手后,已大大贬值了。最后一年,因为物价一日数变,迫使我们不得不将手中仅存的一点钱,去湖滨等地兑换银元来保值,要用时,再去脱手换回法币。这些,对在学的现法学院年轻同学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但它却是我们当时真实的生活现实。
  解放战争时期,老浙大是浙江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民主进步力量在校内占主导地位,学生自治会和许多进步社团,都是在地下党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学生自治会受到全校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和支持;敌特的反动破坏力量,在校里是势单力薄,为人所不齿的。在强大的民主进步力量的威慑下,他们一般是不敢明目张胆,肆意妄为的。
  学生自治会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由各系推出代表组成。学生自治会的常设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的理事是由各个系、年级和社团等推荐出候选人,然后进行选举,由全校同学普选产生。
  我们法学院第一届同学中,郑永年、周西林、赵槐等曾担任过学生自治会代表,张令詧、魏琼和郑永年一度任学生自治会的理事,周西林曾任学生自治会下设的法制委员会主委,他们在参与发动浙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奔波穿引,不遗余力,做出了一定贡献。我们同学中还有不少人积极参加了“乌鸦歌咏队”、“喜鹊歌咏队”、“漠风舞蹈团”和“浙大合唱团”等进步社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年级中有一部分进步同学,还秘密组织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刊。在我们年级中,赵槐、张令詧、薛天士三人是地下党员,他们在校时,学习努力,掬诚待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的加剧,他们奉命中途先后离校,前往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赵槐、薛天士二人皆英年早逝,不胜感慨系之。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汹涌澎湃。虽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往事难忘,现在我们对当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我们一般同学,在政治上,认识不多,但不约而同的是,大家都爱我中华,有一定的正义感。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媚外卖国,发动内战,坚持独裁,迫害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是坚决反对、深恶痛绝的。在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我们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13日,我们参加了浙大、杭高为主的杭州市大中学生的“反内战要民主”的爱国游行。当时正黑云压城,大雨滂沱,但长长的游行队伍,顶风冒雨,秩序井然。年逾花甲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行走在我们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事后传颂一时,使我们深受策励,不胜敬仰。
  以后,我们还参加了三大学生运动:1946年底1947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5月全国规模、震惊中外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议国民党在南京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五·二〇”运动;1947年10月发端于我校的“于子三运动”。
  国民党政府对当时浙江学生运动领袖、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47年10月26日,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0月29日,在杭州上仓桥省保安司令部监狱,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母校广大师生,群情激沸,义愤填膺,30日上午9时,在校阳明广场举行全体学生大会,校医李天助大夫向大家汇报他陪同竺校长去监狱探视经过,着重讲了两点:一,竺校长目睹于子三死后的遗体惨状,悲愤交并,几乎晕倒。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和中统浙室主任俞嘉庸,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检验证”,要竺校长签字,竺校长大义凛然,铁骨铮铮,断然拒绝,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同时,还严词呵斥竺鸣涛和俞嘉庸,为什么不依法在24小时内将于子三移送法院,为什么监狱内会有于子三自杀的玻璃片,于子三之死,应由他们负责。二,他(李大夫)检验了尸体和伤口,“根据现场观察,于子三不怎么像是自杀的”。李大夫在会前受到重重压力,但他仍能忠于职责,如实叙事,用“不怎么像”这几个字,曲折隐晦地表达他在当时处境下的尊重客观事实,可谓用心良苦。
  过了几天,我们为于子三烈士的出殡而齐集校阳明广场。国民党政府胆战心惊,吓得要命,派来大批军警,封锁了浙大校门,并唆使一批雇佣来的歹徒,冲进校内,进行破坏。同学们临危不惧,振臂挥拳同他们英勇搏斗,并抓住了10多个歹徒。以后学生自治会派人加以审问,也邀请了李浩培院长,李院长欣然参加。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李院长能当仁不让,坚定站在学生一边,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确实难能可贵。李院长的爱国壮举,博得了全校进步师生的嘉许,也给我们老法学院增辉添色。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们首届毕业同学中,周西林、郑永年二人由地下党推荐,直接参加了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工作,其他同学于同月25日,叩别了辛勤培育我们达四年之久的母校,集体进入浙江干校一部一期学习,校址在里西湖原“中正中学”和哈同花园“省艺术专科学校”等地方。离开学校时,李院长、赵主任等很多师长前来送行,临别依依。诚所谓天者难测,寿者难知,这次分手,对许多老师,竟成永诀。
  在干校学习期问,我们真想不到,有一天,李院长、赵主任等竞会在盛暑的炎炎夏日下,来干校看我们。他们情意殷殷,详尽地询问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热情地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奋发进取,报效新中国。他们的关怀、爱护和启迪,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
  在干校,大概是考虑到我们这些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生,涉世未深,较为纯厚真朴,所以主要进行正面教育,诱导我们要面向工农,与工农相结合,为广大的工农群体服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听形势报告,听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等方面的专题讲座。有一次,整个干校12个班学员,全部集中在大世界(现东坡剧院)听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同志的形势报告,中间不休息,连续讲了三个多小时,深入浅出,分析精湛,形象生动,娓娓动听。在干校学习了三个多月,我们提高了认识,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9月份,分配工作,有的参军,有的下乡,有的到党政机关,有的留校。从此,我们走向社会,开始了新的生活,四年同窗,遽尔握别,天各一方。
  参加工作不久,传来了一个使我们震惊的消息:浙大法学院停办。因为我们在思想上从来没有这一准备,所以闻讯之后,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们都为母校法学院的停办而深感惋惜,都衷心希望以后有一天能够恢复,以更加英俊的雄姿,昂首阔步,凯歌行进,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法学人才,受到我们这些老校友的赞扬和庆贺。
  我们企首翘足,望眼欲穿,日夜盼望着母校法学院的新生,足足盼望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在夕阳西沉的垂暮之年,盼来了母校新法学院的成立。现在,法学院举行创建法学院55周年暨恢复法学教育20周年的大规模、高规格隆重的“双庆”活动,这些都是我们有生之年难得的盛事。我们衷心祝愿母校法学院的百花园中,新苗茁壮,奇葩怒放,流光溢彩,万紫千红。我们衷心祝愿,在法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把法学院建成为国内一流、享誉国际的法学殿堂。
  流光如驰,年华易逝,我们这些40年代的莘莘学子,离开母校,走向生活,转眼50多年。逆序催人。50多年弹指一挥间,现在我们皆年逾古稀,有的还届临杖朝,鬓发盈霜,垂垂老矣。老法学院仅仅存在了短暂的四年,但也桃李成荫,培养出不少卓有建树的英才,享誉中外的著名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9年毕业的首届同学,尽管因为解放初的工作需要等社会历史原因,大部分学非所用,改行做其他工作,但率皆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因而也出了好些为新中国作出积极贡献的人才,有教授、研究员、编审、成人高校校长、高级审判员、高级律师等等。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离休的,享受县团级或厅局级的离休待遇,受到党和国家的热情照顾,怡情养性,安度有生之年。
  (原载《浙江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卷)

浙大化机专业创建历程和初期发展概况

浙大化机专业创建历程和初期发展概况
浙大化机过控校友 2016-07-12
解放后我国向苏联学习,高校确立以专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1951年国家在大连理工大学建立首个化学过程机器与设备专业(简称化机专业),1952年教育部决定在浙大、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成都工学院(现四川大学) 和杭州化工学校(中专班)等校设立化机专业。

我校化机专业由王仁东教授负责筹建(黄会芳是党支部书记也是筹建人之一),1954年,王仁东教授在刚组建好浙江大学力学教研室之后,就立即被调到化工系承担筹建化工机械专业的任务。当时,我国十分缺乏化工机械方面的专业人才,于是他一面组织选派中青年教师参加苏联专家来华举办的培训班学习,一面坚持提出:“在创业阶段,决不能照搬照抄,也千万不要被外国有的成就所束缚,必须建立我国自己的学科体系。”,他的这一思想,奠定了我国化工机械学科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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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年在大连理工审定化机教学大纲和杜马什涅夫合影,杜马左侧为王仁东,前排右起第三人为余国琮

1954年教育部聘请苏联专家杜马什涅夫在大连工学院讲学。杜马什涅夫(ДОЦЕНТ)是莫斯科化工机械制造学院技术科学副博士、副教授),1954–1956两个学年在大连工学院讲课,全国各校选派了12位教师和10位研究生去进修,并重新修订了教学计划,我校黄会芳、汪希萱(1951年浙大化工毕业)、潘永密(1953年浙大化工毕业,去天大进修一年)老师参加进修班。薛继良老师是1954年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分到浙大化机,1957年10月教育部再聘请苏联化工机械专家A.M.尼古拉耶夫(列宁格勒化工学院科学技术博士、教授)来华,并在天津大学讲学半年多,我校派薛继良老师(担任进修班班长) 参加。1955年朱国辉老师由浙大机械专修科毕业分到化机,1956—1958年随即派到北京石油学院与南化公司、哈尔滨锅炉厂进修焊接以承担“化机制造”中相关焊接课程。1956年大连工学院国内第一批化机本科生毕业了,有董大勤、孙元春(夫妻二人在文革前调河北工学院任教)、李惠玲(1961年调北京保密单位)、李海青(后转入化自)、潘君钰(后转入化工原理)五人分到浙大化机。浙大化机第一届的专业课由王仁东先生和去进修的黄会芳、汪希萱、薛继良、潘永密等老师承担,毕业设计由王仁东(压缩机)、潘永密(合成塔)、汪希萱、董大勤(去北京化工设计院设计铜液塔)、薛继良、孙元春(沸腾炉)老师分别指导。实验室由李惠玲老师负责,调去北京后改由张景铎老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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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化机第一届(57届)毕业照前排左起王高升、孙元春、黄会芳、王仁东、薛继良、汪希萱

为了使化工机械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更好地适应厂矿企业和社会的需要,王仁东教授主张学生应紧密结合厂矿的技术革新,开展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并亲自多次带领学生深入工厂车间参加设计,使学生在生产实际中经受锻炼,以利于他们在毕业后能够很快地适应工作环境并挑起工作重担。王仁东在高校化工机械专业中还首次推出活塞式压缩机的大型毕业设计,使学生的素质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以后,当离心式压缩机在国外大型企业中开始取代活塞式压缩机时,他又立即消化国外资料,然后在国内再次首先开出离心式压缩机的课程和毕业设计,并着手编写了离心式压缩机、透平压缩机空气动力学讲义。

我校1953年招收第一批化机专业学生,1957年有第一批毕业生,是四年制一个班,留校的有张景铎(化机)、周金汉、范本煌(化工原理)、洪嘉智、周兆民(去力学系)、周廷辉(硅酸盐)、顾钟文、赵宝珍(化自)等老师;第二届1958年毕业也是一个班,没人留校;第三届是1955进校,后学制改成五年于1960年毕业,因1959年没有毕业生,故这一届留校人数特别多(夏守愉、李式模、蔡启振、顾金初、周保堂、吴雅春、丁窘果、倪光裕、王春森、姚恕、鲍惠敏、曹笑月、林利和、黄有慧等),后来在化机工作的有顾金初、周保堂、丁窘果、王春森、夏守愉老师五人;潘德龙老师是浙大机制60届毕业后分到化机,和朱国辉、张景铎老师合教“化机制造”课,在八十年代和周志强老师对调去了上海机械学院;1961届是化机人数最多的一届有六个班,留在化机的和后来调入的是黄载生、林勇民、朱兰笙老师,以后一届多为二至三个班。刘俊瑞老师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制造学院无机专业,1959年分到浙大工程热物理,1961年转到化机;62届留校的是申亚明、李桂仙和叶德潜老师,63届留校的是沈庆根和华永利老师,64届留校的是陆君毅、韩兆熊(后去生物化工教授非化机专业的化机课)老师,65届留校的是陈国邦老师(后去低温),姚遵刚老师同年从力学调入化机;66届留校的是李一华和黄炜老师,这就是文革前浙大化机的师资队伍,教研室主任是王仁东教授,副主任是汪希萱和薛继良老师,朱国輝任支部书记。1962年职称评审后化机除王仁东一位二级教授外,有六人先后晋升到讲师职称,他们是;汪希萱、潘永密、薛继良、董大勤、朱国辉和张景铎老师,朱国辉和张景铎老师都是破格提升的。黄会芳先生从大连进修回来就一直肝病缠身,后又转回化工原理,在六十年代就不幸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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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教研室合影,前排左起为叶德潛、林勇民、汪希萱、朱国辉、潘德龙、丁窘果,后排左起为潘永密、顾金初、王仁东、倪幸年、张景铎、刘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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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化机教研室同事合影前排左起为叶德潜、丁窘果、沈庆根、张景铎、韩兆熊、陆君毅、林勇民,后排左起为朱国辉、申亚明、姚遵刚、凌双庆、黄载生、王椿森、潘德龙、太工进修老师、杨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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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东和薛继良在一起分析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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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东教授和返校的57级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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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老师和研究生,前排左起老师为黄载生、周保堂、汪希萱、朱国辉、张景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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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潜、泮永密、张景铎、陆君毅老师

为了编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化工机械学科高级教材,王仁东教授不仅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而且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认为:化工机械专业学生要受社会欢迎,就必须要有扎实的力学、机械基础。第一轮全国统编教材专业主课“化工机器及设备”的1—4章力学基础部分是由王仁东先生撰写,1959年,他首次为浙大化工机械专业别开生面地开出了化工机械力学基础课程。这门具有开拓性的课程的开设,进一步推动了化工机械学科的发展。“化工机械力学基础”1966年单独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1984年增补再版)。王仁东还积极推荐青年教师参加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并且亲自指导浙江大学泮永密和华东化工学院的吴东棣两位年轻教师编写化工机械专业之主课《泵和压缩机》的教材,他为他们认真地反复修改原稿和进行文字润饰。

为强化浙大化机教师的机械、力学基础,王仁东先生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常年给中青年教师补习复变函数、弹性力学知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又开设离心式压缩机、空气动力学、断裂力学等进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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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和化工原理教研室部分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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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老师在杭州饭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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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老师在化机小楼前合影

浙大化机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数个第一:化机研究生我校在1961年被批准招生是全国唯一的化机研究生点(没有硕士、博士之分),指导教师是王仁东教授,文革前一共招收了六名研究生,1961年招收了黄载生、陆瑾治两名研究生,1962年招收的是凌双庆和朱生保,1964年招收的是杨德晖,1965年招收的是任凌波,那个年代要求、考核十分严格又赶上文革开始,最后毕业的只有黄载生、凌双庆老师二人。后一直仃招一直到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当年为促进断裂力学发展共招了七名研究生(郝苏、蒋家羚、孙国有、蔡文安、周炳泉、蒋剑飞、屠德文),1979年招收了魏铭森 ,1981年招收了五人(林宏、王飞跃、华崇岳、曾昭景、董新谊,其中后面二人是上海化工研究院委培的研究生)。

1981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我国首批具有培养博士学位的学校、专业和导师,王仁东教授是唯一拥有固体力学和化机二个学科博士点的指导教师,我国化机领域中只有我校王仁东教授和华化琚定一教授具备培养博士这样的资格,我校的郝苏和华化的潘家桢是我国最早的二位化机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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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容器教研组在茶人之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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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组在茶叶博物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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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系祝寿活动上化机教研组老师合影

1986年浙大化机首批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2年被评为全国首个化工过程机械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又被评为首批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国家特色专业。

王仁东教授力主把浙大化机办成厚基础、学科交叉型,像“飞虎牌万金油”一样受人欢迎的专业,说“飞老虎”有两个翅膀:化工与机械,其机械也有机器和设备两个翅膀,而其中技术上也有两个重要翅膀:高压与高速,半个多世纪以来浙大化机就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在机器和设备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王宽福

201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