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后记

本书收录的文章,成文时间早至1985年,迟至2007年。有的是应编者约写的,有的是曾经刊发在纪念文集和《浙大校友》、《浙江大学报》以及其他出版的书刊上的,还有一些是十年、二十年前的“老”文章,因此,我要感谢曾经为这些文字付出了心血的编辑们。我也要感谢在我的一再“催逼”下交稿的作者,用他们惯于写论文的笔,为这本书添加了一篇篇“彩”文。
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时间的仓促和编者的疏忽,还有更多好的文章未能被收集进来,敬请作者和读者的原谅。《感怀浙大》的出版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希望今后能继续编写出第二集、第三集……我也希望这些文章除了怀念,更能将这些浙大人的感受传递给没有经历过的人,以教育来者,传之后世。谨以此心愿,奉献给读者!
编者
2007年4月

第42章 三代人的浙大情结

钱之江
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一向用功听话的父亲(钱家欢),不顾上海祖父母的苦苦劝阻,放弃舒适的家庭环境和就地深造的机会,毅然决定离开沦陷区,报考浙江大学,去内地求学。在湖州老家的曾祖母听到她一手带大的长孙在留下一张字条便离家出门的消息立即派人带上铺盖行李和盘缠星夜追上父亲,叮嘱路上小心。谁知父亲一行几个年轻人还未进入浙南山区便遇到强盗,铺盖全被抢光,但他们仍义无反顾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先是到浙大龙泉分校,后又随浙大西迁,开始了“文军的长征”,一路艰辛到达贵州遵义。在当时被赞誉为“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父亲选择了土木系,多年后回忆起往事父亲常说,当时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浙大的师资是一流的,我们学习也都勤奋刻苦,为日后的事业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抗战胜利了,父亲也完成了本科学业。最初在重庆盘溪的中央水利实验处任职,后该处迁回南京,亦即中央水科所(解放后改名为南京水科院)。一年后父亲通过考试,获得了官派留学资格,去美国深造。当时太沙基创立的“土力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伊里诺依大学在土力学方面的研究实力雄厚,父亲选择专攻这门学科想必是兼备有科学救国思想和前沿探索精神。
1949年春天,听到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父亲当即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回国后父亲的首选是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解放初期浙大的教职工宿舍多为没有卫生设备的砖木结构平房,父母在浙大两年中搬家三次,先后住在刀茅巷建德村、平湖秋月、之江山上。父亲每天坐浙大接送班车,早出晚归,授课之余开始撰写全国第一本土力学教材。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国家决定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学校的水利系科汇聚南京,组建新中国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于是,父亲带领全家从钱塘江畔来到扬子江边,从此在南京扎下了根。
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们说起西迁往事。他从不挑食,但有两样菜不喜欢:一是竹笋,当年在龙泉分校,因缺粮煮竹笋充饥,结果“越吃越饿”,还伤了胃;二是空心菜,西迁途中经一乡村,池塘边和低洼地到处长着空心菜,当地人用来喂猪,战乱时期缺米缺油,父亲和同学们割大把的空心菜放锅里煮,或者抓两小把米与空心菜一起熬一大锅菜粥,几天后大家一闻到空心菜的味道就反胃。
1964年,我考入了南京的重点中学,父亲只高兴地说了一句:“你将来考浙大是没有问题的。”考浙大?为什么不希望我考北大、考清华,或是家门口的南大?当时对父亲的期望虽不以为然,但从此在心底里有了一份憧憬、一份向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趁大串联的机会,我和几个同龄的中学生跑了十个省市。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杭州,一出火车站便直奔浙大。抬头望着“浙江大学”几个大字,心里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走进校门,不顾满目的大字报、大标语,在校园里转悠了大半天,心里默默地说,这是父亲的母校,也是我要进的大学。
1973年,下乡插队的第五年,我得以进入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学习。乡邮员送来入学通知书的时候,我正在田间拔草,拿着通知书一口气赶到五里路外的小镇邮电所挂长途。“爸爸,这辈子我是不可能上浙大了”,我冲着话筒伤心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没想到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父亲高兴地说,“农大就是原来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大和浙大同根同源,读农大也是一样的。这年头有书读比什么都好,你在知识分子子女中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三十多年后回忆父亲的这些话,更能深切体会到经过西迁之路的浙大人,求是精神不仅体现在对业务、对工作的孜孜以求上,也体现在对时事境遇、对日常生活、对子女教育的豁达平和的心态上。
1974年,父亲带学生去新安江实习途经杭州,特意带我去寻访了我的出生地——六和塔后面的之江山上的一幢小洋房。当年父亲应聘在之江大学(后并入浙大)任教,也在此安家了几个月。走近那幢小楼,父亲说:“你就出生在这里,当时交通不太方便,请一位校医来接的生。”他又望着校园中央山坡上的钟楼和远处的钱塘江,“这里的环境真好,景色如画”,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文革”结束以后,父亲加倍努力工作,在他所从事的岩土工程教学和科研中多有建树,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生导师、首批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以及德国汉诺威大学交换教授、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先后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作为唯一中国专家入选国际土力学学会组建的海岸岩土工程委员会并被确定为核心组成员。他主持和参加的科研项目多次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其中“土质防渗体高土石坝研究”和“小浪底土石坝震后永久变形”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培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已成为许多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他主编的研究生、本科生教材均获得了水利部一等奖。他在岩土工程学界和工程界的学术地位得到国内外同行的一致公认,曾多次应邀赴德、日、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并多次作为国际学术会议的特邀报告人。
记得1981年、1984年父亲先后应邀来杭参加浙大首批硕士研究生、首批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他高兴地说:“浙大邀请我,再忙也要来的。”1995年3月,父亲去日本横须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后又应邀在东京、名古屋等地访问交流近一月,因过于疲劳回国不久便因心脏不适住进医院,一个多月后去世。他与当年的几位同窗好友相约参加浙大百年校庆活动成了他未了的心愿。1997年4月,北京黄伯伯、兰州胡耀先伯伯等几位长辈参加浙大校庆期间特意到华家池来看望了母亲。黄伯伯回忆起当年西迁路上一位同学病重,大家寻医找药,路上轮流背他,以及夜过封锁线等情景,深情地说:“我们之间不仅是同窗之谊,更是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啊。”1998年,我随四校合并的步伐成为浙江大学的一员。同年儿子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被保送进入浙江大学,成为我们家的第三代浙大人。在选择专业的表格上,儿子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土木系。经过激烈竞争的笔试、面试后又进入了混合班。在当时的混合班教学计划较为单一的情况下,学习半年后又面临着改选专业继续学习还是不改专业回系学习时,他仍然选择了后者。父亲的专业思想早已在他的外孙的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这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经过四年的学习,儿子以全系排名第一的成绩被推荐直接攻博,如今已是浙大四年级的博士生了。我尊重儿子的选择,希望他像六十多年前西迁路上的浙大人那样,以求是精神工作,以平常之心生活。

第41章 路,始于浙大

吴越
记得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们幻想十年后的情景,觉得那是无限遥远而又难以捉摸的事情。今天回首之际,才惊觉离开母校那如诗如画的怀抱,已经走了近二十个年头。在这里我第一次开始了独立的人生之路,越走越远,去南京,去北京,从冰封雪冻的苏联的西伯利亚,到四季如夏的南国深圳,又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波士顿……
回想浙大的求是学风,在我的感觉,是严谨扎实又宽松自由。当时虽重在理工,却不失深厚之人文精神。这大约是得益于浙江自古人文荟萃人杰地灵,又兼有杭州独步天下之自然山水。因此,今天想起当年在浙大度过的五年本科求学生涯,总是和那些最美的湖光山色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很难重复的、从少年懵懂渐得启发的愉悦。
(一)
我考上浙大时只有十六岁。80年代初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适逢“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不久,报上宣传的都是陈景润等科学家奋斗的故事,上大学学理工是当时全中国青年比较一致的想法。我的家中,父亲是50年代最早一批进入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大学生,大学毕业不久就因重大科技发明而成为全国劳模;母亲的家族,则在艺术方面人才辈出,两位祖父辈的先人方介堪与方去疾均是中国近现代篆刻艺术的大家。我自己自幼喜欢画画涂鸦,又兼对数理两科有浓厚兴趣。想到建筑可兼有艺术与技术之追求,便成了我当时几乎当然的选择;而以浙大为第一志愿,则与我幼年时,因在北京工作的父母“文革”期间被下放劳动,与外公外婆在浙江温州的生活经历有关。
然而,初到浙大便发现,建筑学在这里只是土木系中的一个专业,又相对年轻而缺乏影响。同时,作为五年制的专业,它是全校当年录取分最高的专业之一。我们入学的时候,建筑专业的老师大多刚来自全国各个着名的建筑院校,并无统一的风格。有来自南工的丁承朴、卜菁华伉俪和张毓峰老师,同济的吴海鹞老师,清华的徐.老师等等。他们多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文革”后又考取了首批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浙大工作。他们在“文革”中饱经沧桑,均是至情至性之人。我们常常会到老师家听他们讲经历的磨难故事,不知不觉会到深夜一两点钟。虽似懂非懂,却也感同身受。
尤为奇特的是,我们被要求与数学系一道上高等数学课,还要上普通物理课,这在建筑专业中可说绝无仅有。对于这种“非正统”的教学格局,我是在离校后才渐渐认识到它对自己成长的特别意义。前者,使我们少了其他学校常有的门派之见,因而可以较轻松地直接面对问题,并博采众长;后者,则使我有幸得以延续自己在理性思维方面的兴趣。记得当年我以建筑的背景在数理两科均得了最高的成绩,却并不明白对自己未来的意义。近二十年后,我因以数学模型进行城市研究而成为哈佛大学2002年度菲舍尔科学奖跨学院唯一的获奖者时,使我铭感的恰是当年在浙大得到的“非常规的”教育。
当然,更吸引我的是浙大周围至美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这部分是由于专业的原因,也是自己的性情使然。至今我依然认为,大学不仅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养育心灵。这其中环境的意义实在不容低估。
记得当初重回阔别九年的江南,在大学的头一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是背着画夹在杭州如画的自然环境中度过的。那是雨雾中老和山脚下的竹林,是秋日黄昏植物园色浓欲滴的紫红落叶,也是初冬茶山凝霜上的第一抹晨曦……每到美术课的时候,我就把自己课余的写生拿出来请老师指点。单眉月和杜高杰两位先生教画,均极重立意、修养,而不拘泥画面技法。他们反对将美术课变成建筑表现图的技法课,使我至今受益匪浅。
当时学校也比较鼓励学生培养社会责任感,我觉得自己精力有余,因此,就十分卖力地结合自己的兴趣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先是把土木系的黑板报从全校比赛的第十名逐次提升至第一名;后来又参与创办浙大美协。几年前,当我重回母校时,已做了多年副校长的卜凡孝老师,用他那依旧浓重的徐州口音对我说,你还是老样子。当年他便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头”,尽管当时他的年纪大出我一倍余,我更愿意把他视作同辈的学长。
其实,以我当时的年纪,正是少年从朦胧中开始发现自我的时刻,交织着困惑、希望和热忱,并不明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第一年的暑假我没有回家,志愿加入了高年级班对普陀山的测绘工作。夏夜的海岛,瓦蓝色的天空上星汉直垂海平线,在古樟林巨大的华盖下,是我们寄住的法雨禅寺,每当晚上九时部队的发电机停止供电,山门关闭,万籁俱寂,我们便在寺中的台阶上与法师谈天说地问人生。一次,我与1979级的邵峰因为分享一盒被海风吹污的罐头,先后突发急性食物中毒,肚痛难忍。我们班的郑海滨,十分仗义,背起我便直奔海军医院抢救。当我躺在病床上双臂同时输液,迷蒙中在想,不知自己是否还可以看到第二天的日出……
我的浙大,是色彩,是线条,是感受。我就这样开始在浙大的生活,这样任着青年的性情走去。
(二)
直到上了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班和1981级的几个同学想起来在一起干一些和专业有关的事情,就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大学生设计事务所”,顾问是当时建筑教研室的主任、后来建筑系第一任系主任王德汉老师。1985年春节期间,他指导我们参加了宁波大学设计的投标竞赛。王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气魄很大的人,而且是一位真正的导师。他每天都来陪我们熬夜工作,并总能十分准确地提供思路指导,也讲许多他一生经历的浙大故事,但是他从不喜欢动手改图。春节的时候,他和师母路老师请我们到家中,为我们准备了一切,却要我们自己动手做。虽然我在家中做过一两样菜,不过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得到长辈的信任弄一整桌的菜,而且居然比较成功,那种感觉的确奇妙。
那一次竞赛的结果,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期。在八十余家设计单位中,我们居然中标获得头奖。我们因此得了三千元的奖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数目,要知道我们平时的月生活费三十元已是十分宽松了。王老师将这笔钱全数交我们自己处置,不提任何意见。这种信任和平等的态度,使我们不得不寻求额外的责任心和更为成熟的人格。现在想来,那个冬天的活动对我们的意义实在超出了专业的范畴,在更大的范围给我们上了有关信任、信心、独立精神和团队的一课。这便是我当时心中浙大精神的个人版本,它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第一次相信,这个年轻的建筑系一如浙大其他值得骄傲的专业一样,也可以产生不逊于别人的作品和素质优秀的学生。
1985年的夏天,用在专业上勤工助学的收入,我买了一架海鸥相机,与几位大学生事务所的同事一起游历中国。第一次经历了长江三峡的激流。次年夏,我因在《中国青年报》“我在社会实践中”征文活动中获奖,有幸作为浙大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举办的“全国优秀大中学生理想与青春夏令营”,再游三峡。这就是我永远也看不够的壮阔而又激扬的祖国河山。
我感到自己的生命终于步出了少年的迷蒙,开始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
这时的我,开始觉得需要比较认真地思考生命、自我和未来等等的问题。
其后的日子里,我在设计上也开始多了一点自觉的意识,又得到雷茅宇、陆亦敏、刘正官等先生进一步的指导和启发,便学着体会设计的无穷乐趣。
(三)
我至今读过三所大学,浙大是我人生的起步点。1987年我浙大毕业后,考取了南京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南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成了第一位考入这个中国最古老建筑系的浙大毕业生。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去了北京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工作,又被派往苏联、深圳等地工作。这期间几乎和母校完全失去了联系,直到十年后的1997年,时任建筑系副主任的卜菁华老师请我在百年校庆时返校给建筑系学生办一个讲座。那天卜老师亲自来为我主持,她的目光和讲话让我真正体会到一个老师是怎样从心里为自己的学生而感到骄傲的。
1998年,在我走南闯北工作多年后,觉得确实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城市规划了,便远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时任设计学院院长的Peter G·Rowe教授,不经意成了哈佛设计学院第一位来自浙大建筑系的毕业生。然而,我心中的哈佛,永远是浙大老校长竺可桢先生的哈佛,他是哈佛毕业的第一位中国博士。这使我对哈佛从一开始就有别样的亲切。
那年也是秋天,在我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前,同在美国工作的同学赖建宇打电话来说,王德汉老师来美国,几次和你联系都未成功。后来当我终于打通王老师的电话时,他那熟悉而又遥远的宁波口音,真让我嘘唏不已。他说,“你走的每一步我都在关注着,现在是时候了,你应该回国来发展,我特别希望你能回浙大”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在查尔斯河畔漫步,新英格兰地区的秋叶使我的思绪飞回了浙大,想起了久违了的老师、同学的面庞,也想起了浙大予我的最初的精神滋养。
2002年在我博士毕业后,回母校探望时,惊闻王老师已经作古。仅仅几个月前我才与他通话,还应他的要求寄了推介材料,正要回来拜望,现在却已经和老师永别于两个世界了。
后来,我在浦东新区政府海外公开招聘的活动中,获聘为首席规划师,成为中国政府第一位海外直聘的政府雇员,又回到了与浙大近在咫尺的上海。
在走了二十年漫长的路后,又回到了当年出发地母校的近旁。
我们这些不同年代、素不相识的生命因浙大而成为师生、同学、校友,便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我因此感激浙大,并祝愿所有将自己的生命与浙大紧紧相连的人,在这个更大的生命中获得永恒的意义。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王德汉老师在1987年6月29日,我大学毕业时写给我的赠言。他说:“世界无限,前途无限,但凭精神激奋,功夫到家!”我在这里第一次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以纪念这位我一生敬仰的老师。我更愿把这看作是母校对每一位从这里出发,开始人生之路的浙大学子的最诚挚的勉励和期待。

第40章 《化工自动化》一书编写中的故事

沈振闻
1971年燃化部(当时煤炭部、石油部、化工部合并而成)石油化工自动控制设计建设组要求浙江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石油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四校化自专业教师编写《化工自动化》教材。是年夏初在浙大第一学生宿舍成立了以周春晖教授为首的编写组,浙大是周春晖、孙优贤老师,华东化工是蒋慰荪、俞金寿老师,华东石油是郑永基、吕明瑾老师,北京化工是凌秋明老师和我,后来又有两所化工类院校老师参加,共六校十人。在周先生的主持下,大家认真讨论了该书结构及编写大纲,拟分上、下两册四篇十一章撰写。当时非常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十分重视到工厂生产第一线进行调研。于是十位老师在周先生率领下,出发前往全国重点石油化工企业作深入调查考察,历时数月。先到上海炼油厂、吴泾化工厂、高桥化工厂,后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客轮,逆滚滚长江而上,历经八天七夜,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在客轮上,周先生组织大家继续深入讨论大纲,细化各篇各章各节的写作内容,时间安排得相当饱满。常常是白天已经细致地讨论了一整天,似乎大家还意犹未尽,晚上又在甲板上、船舷旁,围着周先生、蒋先生请教、商讨直至深夜。尽管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周先生、蒋先生都无可避免地遭遇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但在弟子们面前,他们早将个人的恩恩怨怨抛开,将全部心思集中在教材的编写上。
时值盛夏,船行五六天后,估计快到重庆了,气温逐日攀升,船舱里相当闷热(当时没有空调),大家移步甲板之上,正围在周先生身边继续讨论、交流时,不知怎么,身材还算高大的周先生突然一下子摔倒了。这可把大家吓坏了,赶紧七手八脚把他抬到通风凉爽的地方躺下休息,过了相当时间,周先生才慢慢舒缓过来。当时周先生已有五十多岁了,不知是否有高血压,或者是天气闷热中暑,也可能是“文革”初期遭受迫害影响了身体健康,还好没有出什么大事。
船一到重庆,周先生依然和大家一样,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地登上高高的朝天门码头,这其中的艰辛恐怕也只有周先生自己知道了。
在重庆,先去了长寿化工厂、纳溪泸天化等,后又坐长途客车去永川化工厂。从隆昌起一路上遇到了特大暴雨,车至半途,公路被淹无法通行,各种车辆迅即排成长龙。人们束手无策,焦急万分,前方又情况不明,不免焦躁不安。
只见这时从等待的人群中冲出位勇士,迅即脱去了衬衣和长裤,扑通一声跳下水去,奋力游向对岸去探明路况和水情。人们不禁为他的勇敢精神和良好水性惊叹,一齐鼓起掌来。但是,我却为他担心。你道为啥,因为这位勇敢的搏浪者,正是当时年轻有为的孙优贤老师!这又是在调研途中非常惊险的一幕。
不知当今孙院士是否还记得三十五年前中流击水、年少英豪的一幕。
从四川去甘肃兰州要翻越秦岭,当时只有周先生是正教授,蒋先生、郑先生是副教授,而其余七位都是小助教。所以按照规定只有周先生可以坐软卧,我也在那时才第一次进软卧车厢参观。软卧的列车员一致称呼软卧乘客为“首长”,我也才知道坐软卧的都是首长。
在兰州,访问了兰化设计院,考察了兰州炼油厂、兰化公司。然后又穿越大沙漠,到达首都北京。当时赴京要由省级人民政府开具“进京介绍信”,才能购买去北京的火车票,今天的学生想必闻所未闻。在北京,先后考察了房山石油化工总厂的东方红炼油厂、东风化工厂、胜利橡胶厂等,当时连厂名都是很革命的。这一次历时数月,行程万里,到生产第一线取经学习、调查研究,从浙江(兰溪化肥厂)到上海、四川、兰州、北京,深入数十家石油化工企业,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视野,搜集了在实践中卓有成效的各种自动化设计方案和各种各样或简单或复杂在石油化工生产工艺过程中发挥着不同效用的调节系统。
调查研究结束后,根据进度计划,按照分工将各自撰写的初稿汇总,由周先生与蒋先生审阅,提出修改意见,返工、修正、衔接。
历时近三年的调研写作过程中,在周先生的带领下,编写组摒弃了各种干扰,克服了各种困难,真的是很敬业、很勤奋、很踏实,也很和谐、很协调、很愉快。大家常常是夜以继日,日夜兼程,为了赶时间,没有卧铺就硬座,轮船坐统舱;住在招待所,吃在职工食堂。没有坐过一次小车,也没有吃过一次宴请。
记得唯一的一次请客,是周先生做东,在北京前门全聚德隔壁的路边小店,请我们吃了一顿烧卖。虽然没有口福品尝挂炉烤鸭,大家依然不亦乐乎,感谢周先生埋单。
这本教材最后在1973年定稿,交由燃料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共66.5万字,首印36850套(上、下册),同时还选编了一本《石油化工自控设计方案精选》内部发行。这是我国化工自动化学科领域第一本专业教材,填补了一处历史空白,全书凝结着周先生、蒋先生的心血结晶,也包含了郑永基、孙优贤、俞金寿和凌秋明(后任化工部科技司司长)等老师的辛勤劳动成果。

第39章 不花国家一分钱的两段育秧研究

王兆骞
事情要从“文革”说起,我因为“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而被看成另类。其实我的父辈兄弟姐妹无一不是职员或工人,只因父亲在1948年去了台湾;再加上我“不幸”在众多青年助教中恰巧在“文革”之前提升为讲师;又因担当了农学系的团总支副书记。
因此,就在“文革”开始我被贴了和“反动学术权威”几乎一样多的大字报。因为在我身上实在找不到“反动”的影子,于是就称我为“二权威”,“上可以与‘反动学术权威’平坐论道;中可以和青年教师称兄道弟;下可以笼络迷惑青年学生”。
大字报不过是一阵风,吹过就算了。而当时群众分帮结派,昼夜辩论,却没有人敢公然与我亲近。岂知这倒给了我一个自由自在、无人管束的客观条件。但是,自己算来年龄已近四十,工作年龄已经过了将近一半,还没有做出多少事业。但是我与农村始终保持着接触,知道在生产上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研究。
然而,这些工作没有人做,甚至原来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也离开农村,到城里去“闹革命”了。我愿意下乡去帮助农民研究和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那个时期,到哪里去申请科研经费?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先下农村再说,好在我有的是农民朋友,和他们去商量,总强过在校园里“生炉子、拎篮子、抱孩子”。
我选择了两个地方:一是萧山的西兴区;二是海宁的斜桥区。南下西兴只要骑自行车即可到达,中途只需花一角钱摆渡过钱塘江;斜桥则乘早上六点的火车,花一元钱,下车后再走十几里路,也就到了。我每月五十二元工资是政府给的,花这点钱做些有益的事情,值得!
要是没有我那些勤劳淳朴的农民朋友,我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我到斜桥找到大队长周荣昌(当时大队长还是坚持“在岗”的,因为农业生产总不能断)。我对他说:“现在你们没有农业技术人员,我来代替。我来指导你们的栽培技术和病虫害防治。但是,要求你派十名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在你自己指导下和我一起做田间试验。”他欣然应诺。在双方相互充分信任的基础上,他精心挑选了十多位从嘉兴农校毕业、但是不分配工作的青年农民,划给我十来亩地形理想、土壤均匀的稻田。按照田间试验规范,开始了我们的两段育秧试验。在西兴响七房村的来传根大队长,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朋友。在克服技术难点上,总是他自己动手,严格要求和把关,最终加以解决。在校园农场里我也有好朋友农工张惠宝,他不仅热情地、毫无代价地帮助我在农场安排了规范化的试验。说到义务工,我还要提到我的女儿王华瑜。她在那时是个初中生的班长。我们的两段育秧试验里有一个分秧的环节,就是把一块块带土的秧苗掰开成带有四五根苗的小块。这个工作是学生们能够完成的。她这个班长一声令下,全班开到。劳动一个下午,弄得浑身是泥水,然后我就每人发给他们一根当时最廉价的冷饮——两分钱一根的“白糖棒冰”和三分钱一只的“香蕉酥”(这也许已经是我用自己工资所能办到的极限了。因为家里还有老岳母和三个子女需要抚养)。看着他(她)们舔着棒冰,啃着香蕉酥,享受着劳动之余的快乐,我也很快乐。
说到两段育秧,我不能不提到黄汉江。他在我记忆中始终是个强健、粗犷、直率、勤奋好学、行动远胜于言辞的小伙子。
我和他相识是在1969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号下,“革命委员会”组织了一批农学、植保、土肥教授、讲师中的“闲人”组成“小分队”,借诸暨蚕校办了唯一的一期“工农兵学员班”,为期半年。工农兵班有学员三十人左右,选了一个班长,他就是黄汉江。每天清晨黄汉江最早起床吹哨子叫醒大家,领头跑步。上课时,记笔记最仔细和发问最多的也是黄汉江。而且他每天晚上在规定熄灯时间以后,还打着手电筒躲在被子里读书。
当然,教师一般是很欣赏这种学生的。
我和他再相逢是在1971年,我住在海宁斜桥做田间试验的时期。他就在斜桥旁边的长安镇农村里。听说我在斜桥,就来找我。正巧我希望有人做科研助手,黄汉江是再理想不过的人选。就这样,他时常来斜桥,同时,在长安镇也布置了同样的试验进行观察记载。他做的田间观察和记载,详细而又工整,我们就这样成了科研搭档和朋友。在我发表的两段育秧研究的早期学术期刊论文中,常有他的名字作为第二作者。
在我回到杭州时,他有时也来我家和我讨论试验,还常跟我一起到实验室做水稻样品的化验分析。说起化学分析,也得感谢许多人。药品仓库反正放着没用,他们大方得很,要什么就给什么,分文不取。当然,室内工作的条件与现在是不能比的。记得当时为了测定根系活力,我试验了好几种方法,最后还是选择了萘胺法。但是,做了不少数据,彼此相差较大。最后发现在26~27℃来做最准确。在大热天,只有夜里十一点以后才符合这样的温度要求。
于是,黄汉江常来杭州做我替班,有时白天不回去,就在桌子上睡觉,夜里做实验。照例,是义务劳动。
总之,我与黄汉江在科研上的合作一直很默契。但是,他很少谈起他的家庭和村镇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革命”却仍然继续,接下来是“清理阶级队伍”。一天,黄汉江清早来到我家,一般他从长安镇来我家不会这么早。我感到他有点身心疲惫的样子。他交给我几张科研记载表格,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没有料到这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别。
事隔不久,我便被“清队领导小组”传讯,其间细节,不值一谈。但传讯我的人与我在多次谈话中迂回周旋,询问黄汉江与我的关系。确实,除了科研合作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而我只知道他在工作、学习中表现的好处。这些都是与我谈话者不要听的,而他们所要听的我又一概不知。当然,久问不得要领,也只能就此罢了。事后我才知道,黄汉江就在最后一次来我家回去时,在他家门口投井自尽,那次来是向我告别的。他是因为“文革”初期得罪了乡里的一个领导,“清理阶级队伍”时,这位领导重新掌权,便要“清理”他。黄汉江自己觉得无问题可言,死不服气。领导便要他交代与“省里”的联系,并多次派人来农大调查我。可惜一无所获。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对我保密,所以我不知道汉江已死,及至闻知,既震惊又惋惜不已。这也是历史的悲剧。
又过一年,海宁县由主要领导出面,邀请我去作学术报告,场面弄得比较大,好几位主要领导超出常规亲临主持。会上讲了许多我对海宁的贡献等等场面话,会外说了若干道歉之词。也提到黄汉江,称他是人才,对在一场“做过头”的“运动”中发生的误会表示遗憾和惋惜。如今事早过,境已迁,人杳然,我却常怀念他!
说到两段育秧的技术问题,与前面“烂秧”一节一样,我不在这里描述得很具体,只想大致举其概要。
两段育秧是根据生产上的迫切需要,在不推迟播种,而延迟移栽到大田的时期,在延长秧龄条件下仍能培育生理上活性强的壮秧。这是我和农民合作在吸取秧苗带土浅栽及水育大秧,传统寄秧等方式优点的基础上,发明和完善并且命名的。两段育秧法把秧苗培育全过程分成两段:第一段称小苗阶段,由于秧苗初期生长慢体积小,可以吸取小苗带土秧节省秧田和早发、快发的优点,实行密播、旱育。当秧苗长大相互挤轧(以晚粳稻为例,大致叶龄五六个月,苗高约2~15厘米,净秧板叶面积指数约6~8)时,就铲秧寄植,疏散开去;因而第二段就称寄秧阶段。把育成的小苗带土分散成带四五根苗的小块,浅浅地寄植到经过耕整施肥的寄秧田里,在优越的水、肥、气条件下促进秧苗粗壮,培育出胜过普通水育大秧的壮秧。同时:由于寄秧田仍然可以种当季早熟的早稻,也就减少了专用秧田的面积,促进早稻总产量的提高。
我们的试验和在江苏、浙江两省的大面积实践都证明:两段育秧用于迟栽的连作晚粳稻,晚季中籼、中糯以及杂交水稻,都能起到迟栽高产、早熟避灾的作用。这不仅能显着增产,而且能使晚季中籼及中糯等容易延迟抽穗的品种适当迟栽,仍能在秋季低温来临之前及时抽穗,不易因受寒潮影响造成“翘穗头”。作为冬季作物后作的迟栽早稻品种,适当延长秩龄后不易发生过早抽穗,导致“小稻头”(在我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中对两段育秧的有关技术和科学原理有详细叙述,有兴趣共同探讨的同志请参阅文献目录)。此后,两段育秧在各地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的实践中,因地制宜地用在不同场合,发展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也给予我不断学习、吸取新的“知识营养”的源泉。
我们最初的出发点是认为水稻是湿生植物,它的秧苗中心隐藏着的密集的茎节上在湿润或淹水的条件下,除了最上三节之外都有发出不定根的能力。
你给它的条件好,有水、有氧气、有养料,它就发得快、多、好。所以非但不怕两次移植,恰恰是再次移植在良好生活条件下的根会发得更好,并为以后生长打下更好的基础。当然,绝对不是尽量满足秧苗的肥水要求,愈多愈好。而是要根据辩证法原理,在小苗阶段和寄养阶段都要实行适当促进生长和严格控制徒长相结合的成套技术。在精整秧田时,就要把两次秧田都做成下硬上软的“双层秧田”。同时,两段育秧之所以能增产,是因为在育秧的第二段,即寄养阶段前期和大田定植初期各有一个生长迅速的优势时期。它的生长优势表现在地下部分生根快,发根多,根量多,分枝根多,分布范围广,吸收面大,根的活力旺盛;地上部分出叶速度快,叶片阔,叶面积大,在大田栽培期间叶面积指数比较早地达到高峰,最高叶面积指数比较高,维持较高叶面积指数的时期也较长,因而有利于较多地积累干物质,为长成穗大粒多的植株奠定物质基础。研究还证明,两段育秧根系生长和根系生长优势能保持到生育后期,主茎叶数也比对照普通大秧约多二片,从而在生育后期不易早衰,灌浆快。因此,两段育秧的晚稻穗大粒多,谷粒饱满,瘪谷较少,千粒重较高。在生育期上,晚粳两段育秧的抽穗、成熟期均能提早,中糯和杂交水稻都能明显提高抽穗整齐度,因此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减轻后期的低温危害。我们还发现和证实两段育秧的植株在大田生长晚期表现“青秆黄熟”,与它生长后期在田表面有致密的毛根,从而保证了后期的吸收功能有密切关系。我们还通过植株化学分析了解到两段育秧田间抗病力比较强和组织内氮素化合物的组成有关。两段育秧长成的植株蛋白态氮与非蛋白态氮之比率,要高于普通对照大秧长成的植株。
两段育秧推广的效果比较明显可见。例如,1974年是两段育秧在江苏省试种后大面积推广的第一年,该年仅苏州地区的两季水稻中就推广了上千万亩。即使以每亩大田增产稻谷五十斤计,也至少增产五十亿斤以上。
说到江苏,我至今仍感谢和怀念我的许多老朋友。其中与吴县县长陈金根、苏州地区农业局黄锡局长的合作最令我难忘。在他们的宣传发动下,苏州农民跋涉百里来斜桥田头参观,最多的十天之内竟达三千多人,挤满田埂,路为之塞。无锡县农业局的钱恒同志和我一起回杭州,等在打印员(那时只有很累赘的中文打字机,打在蜡纸上。在蜡纸下面还垫着一张薄薄的棉纸,上面有打印的痕迹,常用来校对错误)身旁,刚刚打完,还没有来得及校对,他就扯下棉纸,赶回无锡自己去打印了。
至于在我们的“根据地”萧山,我永远记得以大庙作会场,为了通俗易懂,我学着用“土话”讲课。居然几百农民,有老有少,有怀抱婴儿的妇女都能安静地听课。我从他们的眼神和踊跃的提问中感觉到了“交流”的涵义。他们静静地听,不时还爆发出笑声,然后毫无怨言地去拔、去插那长达六七寸的粗壮秧苗。
我研究成的两段育秧在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上被授予全国优秀科研成果奖,同时也被授予浙江省优秀科研成果奖。被科技部编撰的书中列为近十年理、工、农、医286项重大科研成果之一。可是,这个奖竟然是极偶然地“从天上掉下来”的。
当时,我压根儿没有想过要得什么奖。当然,更没有从申请到论证、评议、审批这一套规矩。就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天,我们农大新来的党委书记李超同志突然把我找去,说省长王起同志在北京看到展览出的浙江省科研成果中有一项两段育秧,据查是浙江农大研究的,又听说是你在研究的。我就约略地作了第一次向领导的口头汇报。其实得奖的过程,还有点复杂。原来江苏省先向农业部报送了以“两段育秧”为名的科研成果。经农业部查证,江苏省推广这项技术是领先于全国,但是作为科研成果却是出于浙江的。把问题提到浙江,最后才查明是这么一回事。而这项成果也就这样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得了奖。
令我没有想到,而且想来有趣的是至今还有余音缭绕。事过二十年后,就在几年前我随农业部生态农业项目领导组到贵州“检查指导”生态农业。在几个县向我们汇报时,都提到把“推广两段育秧新技术”作为生态农业技术系统的内容。当同去的领导说起“两段育秧”是我研究成功并定名的。于是,有些当地同志介绍我时,就说我是“两段育秧”发明人,反而不提我这个“生态农业”专家。当然,我清楚地知道,当地还需要两段育秧是因为高原山区只能种一熟水稻,而且季节紧,特别不适应种高产的杂交水稻。而且现在的两段育秧已经结合各个地区不同生态环境和栽培条件,变化进步成各种各样的内容和形式。
这里面融化进了千千万万技术人员和农民的智慧和劳动,早就超过我们这些前人多多了。我完全能体会他们的艰辛和光荣。
虽然,两段育秧得到了全国的和浙江省的最高奖,但是,它也就是个经过若干技术改进的集成技术创新而已。然而,它的产生过程和精神价值却是我永志不忘、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

第38章 保卫灵隐禅寺

马大观
灵隐寺告急
1966年8月20日,北京打响了“破四旧”的第一枪。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向世界宣战》。
当天傍晚,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个稀巴烂;“亨德利钟表店”牌子被砸了;“顺昌服装店”的牌子砸了;位于琉璃厂的“荣宝斋”的橱窗贴上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为“砸烂荣宝斋”。“荣宝斋”在劫难逃,命在旦夕……
1966年8月23日,杭州的红卫兵也开始向所谓“封、资、修”的所有目标开战。西泠桥旁的苏小小墓被扒平;乾隆皇帝御笔手书的“西湖十景”石碑被砸烂;黄龙洞、净寺、岳王庙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接连被破坏。
岳王庙被砸,当时在杭城引起不小的震动。因为岳飞的功绩彪炳千古,他的英雄形象早已经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心中。鉴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杭州市民们虽然愤愤不平,但都敢怒不敢言。
和全国各高等院校一样,本应该是放暑假的时节,却因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焰刚刚被点燃,浙大的全体师生一个也没有走,准确地说,一个也不敢离开学校。数以万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拖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之中。
“文革”运动开始不久,浙江大学学校的领导权力已几乎处于真空状态。
由于校党委所谓的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理解,打压了革命群众被靠边站;取而代之的省委工作组也因“落后”形势,“背离”革命路线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尽管整个浙大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口诛笔伐声讨“四旧”的条条罪状,但是在对待“名胜古迹是否属于四旧”这个问题上,浙江大学的学子们却比其他院校的学生们多了几分冷静和思考。大家都怀着不同的心情和抱着不同的态度静观杭城红卫兵“破四旧”中的种种劣迹。
8月23日晚上,浙大机械系铸造专业1962级一班住校的学生主动集聚在一起,认真地倾听了几个杭州籍同学介绍红卫兵在杭州城内“破四旧”的情况。当听到黄龙洞被砸、净寺被砸、岳王庙被砸的消息后,大家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同学们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了,会场是一片让人窒息的沉寂。
根据当时红卫兵“破四旧”的势头,大家分析“破四旧”下一个目标一定会是“灵隐寺”。会场内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接下来大家就“灵隐寺究竟是不是四旧”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尽管灵隐寺内有许多是属于“四旧”的东西,但是就灵隐寺整体而言,它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我们没有理由,也无权轻率地将它毁坏。这是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同学们最简单,也是最朴素的想法。最后有几位同学自告奋勇,决定明早先到远离学校的灵隐寺看看再说。
第二天清早,周城镐和林成孚同学步行穿越玉泉旁的杭州植物园向灵隐寺出发,他们在灵隐路洪春桥站搭上开往灵隐寺的7路公共汽车直达灵隐寺。
清晨的灵隐寺没有一个游人,气势恢弘的殿宇正沉浸在一片淡淡的晨雾之中,泉水的淙淙声和鸟儿的啁啾声把环境衬托得更加幽静。灵隐寺内的大部分和尚在“文革”一开始就已经被遣散,仅留下几个体弱的老僧守门,灵隐寺早就成了空寂的寺院。
天王殿是灵隐寺山门内第一重殿,此时正门紧闭,只有东西两边的侧门依旧洞开。周、林两位同学经侧门穿过天王殿,直奔大雄宝殿。巍巍的大雄宝殿,重建于清光绪末年,属单层三重檐式的建筑艺术风格,是中国寺院建筑中极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周、林两同学走出大雄宝殿重新进入天王殿,忽然感到天王殿内的气氛与原先有些不同。放眼看去,猛然发现有三四名中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殿内转悠,其中一个人手执长棍东敲西击。一个远离他们站着的老僧,用疑惑和惊恐的目光盯着这几位居心叵测的不速之客的一举一动。周、林两同学从那几位年轻人的举止判断,他们肯定不是善者,他们很有可能是前来打探的红卫兵探哨。
就在周、林两同学走出天王殿时,远见从灵隐寺山门外壑雷亭方向走来一队中学生红卫兵,约二十余人。他们身穿军装,腰束皮带,个个显得器宇轩昂、神采飞扬。在“××中学红卫兵”旗帜的招引下,队伍在天王殿前的台阶下列队停下。此时,人们终于看清了,队伍中有的人拿着棍棒,有的人拿着铁锨,还有的人拿着绳索。这些红卫兵来砸殿是毫无疑问的了。当时,这支小分队并没有动手,像是在等待后面大部队的到来。
力量上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周、林两位同学心急如焚。就在这紧急关头,他们忽然看见从壑雷亭方向疾步跑来一队人马。定睛一看,居然是浙江大学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同班的同学,这令周、林两同学大喜过望。跑步前进的后来者中有人高声喊道:“同学们,赶紧把通向大殿内的侧门关上!”立刻有七八个同学直奔天王殿东、西两侧的入口处,拉上原先隐藏在墙后的两扇坚固的铁栅栏门。此时,不知从那里冒出几个行动巍巍颤颤的老和尚,忙不迭地给同学们递上两把沉沉的大铁锁。就是那一声振聋发聩的叫喊,大殿才有了坚固的设防,暂时把破坏者们阻挡在大殿的外边,为后来增援灵隐寺的浙江大学数千名师生的到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列队在大殿台阶下的红卫兵们目击大学生们闪电般的动作,先是一愣。
当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天王殿的所有入口都已经被挡死了,想闯入大殿已经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了。红卫兵的队伍开始骚动起来,他们准备向大殿发起冲击。此时,大学生们也不由自主地汇聚在一起,在天王殿“云林禅寺”大匾额下的台阶上列成一排,大家手牵着手,筑成一道“人墙”,阻挡红卫兵的冲击。
当他们知道阻挡他们行动的对手是浙江大学的大学生时,红卫兵的阵脚有些慌乱了。因为,在“文革”初期浙江大学师生的革命激情和气势闻名杭城,在学生界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加上大学生无论在个头和身体素质上都远远胜过这些中学生,中学生始终没有能够突破这道人体构筑的“护墙”。双方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
“我们要辩论”
守护在天王殿外的浙大学生们心中明白,要是中学生红卫兵的大队人马来了,这堵“人墙”将不堪一击。有人提议,应该尽快到学校搬救兵。派人回学校显然不行,因为路途太遥远。要是附近有电话该多好,大家都这么想。询问和尚,灵隐寺内竟然没有安装电话。
“我带你们去找电话!”从“人墙”旁边传来语气十分坚定的声音。大家扭头一看,说话者是一个工人装扮的中年人,约摸三十来岁。原来他一直站在旁边关注着双方发生的冲突,是留此地值班的园林工人。
面对电话机,领头的同学却有点不知所措。这个电话应该打给谁?校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早处于瘫痪状态,即便有人接听电话,也无法对全体师生做出决定。经大家商量还是试着给学校广播台打电话,求助广播台把发生在灵隐寺这边的紧急情况向全校革命师生广播,就说灵隐寺告急,希望广大革命师生紧急支援。
话分两头说。
正当守护天王殿的几个人去打电话的节骨眼上,守方和攻方力量上的对比显得悬殊起来,台阶下的红卫兵认为有机可乘,再一次发起冲击。眼看着双方就要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带领大家连声喊出“我们要辩论!”的口号。正义的口号声居然吓退了红卫兵的进攻,它像轰雷冲破清晨的寂静,在灵隐寺的上空久久回旋。面对着对手突如其来的一招,“要辩论?辩什么呢?”红卫兵们不知所措。红卫兵们停止了冲击,双方又继续保持对峙状态。
话再说回浙大校园里的情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浙大广播电台值班室接到护卫灵隐寺的同学打去的电话后,二话没说立即通知一位男播音员播放这条消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开始曲过后,浙大广播电台轮番播出“灵隐寺告急”的通告,老和山下整个浙大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响成一片。“通告”像一把火,把近万师生的心点燃了……许多人聚集到高音喇叭底下,以便听清播音的内容,大家都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时此刻,已经有不少的同学开始朝着学校大门口方向奔跑了。一瞬间,这支队伍迅速膨胀,变得越来越庞大,它像汹涌的洪流急速地朝着目的地——灵隐寺奔腾而去。这是一支散乱的、衣冠不整的队伍。队伍中穿背心裤衩的有,趿拉着鞋子或拖鞋的有,甚至光着膀子,连衣服都来不及穿的也有……但是,共同的目标化作一股无形的力量使这支无领导、无组织的队伍竟然步调一致地向着目的地进发。
盛夏的杭州天气热得像蒸笼,奔跑中的同学们挥汗如雨,可是谁也顾不了那么多,只顾拼命地朝前奔跑。当队伍抄近道上了灵隐路,刚好与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相遇。只见红卫兵大部队沿着弯曲的道路迤逦而行,一眼望不到尾。
他们几乎人人都扛着砸寺庙的工具——镢头、铁锨、棍棒和绳索。
浙大学生的大队伍不断地超越中学生红卫兵的队伍,抢在前头。带领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的首领们急了,他们不断鼓噪着,催促红卫兵们跑步前进。
霎时间,灵隐路出现了类似万人马拉松比赛的场景,大家争先恐后,都想最早到达目的地。
守护在天王殿台阶上的浙大同学们终于盼到了“救兵”。当看到支援的同学们像潮水般涌进灵隐寺的山门时,已经与红卫兵小将们对峙数小时的同学们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振臂齐声高呼革命口号,并向“救兵”热烈鼓掌,许多同学激动得热泪盈眶。只见新到的浙大学友们大汗淋漓,连气都没有喘定,就忙不迭地接替原来守卫的同学,里三层,外三层,把整个大殿包围得严严实实。
此时的大殿已经成了再也攻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不一会儿,中学生红卫兵的大部队也到达灵隐寺。浙大师生们没有等他们站稳脚跟,便用小分队的形式穿插到红卫兵大部队中去,把本是整体的队伍分割得七零八落。十来个大学生包围四五个中学生,主动与他们开展辩论。
从天王殿前一直到春淙亭的道路上尽是东一堆、西一堆的辩论人群。这支本来要到灵隐寺“破四旧”的红卫兵大部队,就这样被浙大师生们“化整为零”。
而且所有的红卫兵还要疲于应付辩论,其战斗力几乎被彻底瓦解,冲击灵隐寺的行动再也无法组织起来。但是形势仍然严峻,双方的对立情绪十分激烈,冲突一触即发。
事件引起省市领导的关注
灵隐寺发生的群众严重对峙的消息传到了省、市政府,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当天下午,省、市政府派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赵士同志、杭州市副市长顾春林同志前来灵隐寺处理情况。此时的灵隐寺前边的空地和道路上早已是人山人海了,保护灵隐寺和砸烂灵隐寺的两派学生群情激昂,双方唇枪舌剑激烈地辩论着,间或还有打骂动粗的场面出现。
为了避免因秩序混乱发生严重的群众冲突,赵、顾两位领导决定召集浙江大学学生代表和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在天王殿对面的冷泉亭协商解决双方争端,同时传达省市政府关于保存灵隐名胜古迹的几点意见。由于双方观点针锋相对,分歧很大,加上双方又各执己见,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省、市政府关于保存灵隐寺的意见又遭到中学生红卫兵的坚决反对,协调出现僵局。
赵士同志再一次请示浙江省委有关领导后,得到指示:由赵士于当晚就灵隐寺留和去的问题请示国务院总理值班室,请国务院作最后定夺。浙江省委还要求,在接到国务院答复之前,对峙双方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的行动。省委的这个决定得到双方代表的同意,双方代表各自回去传达精神。现场乱糟糟的局面终于得到了控制,紧张激烈的气氛暂时得到缓解。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在灵隐寺守卫了一天的浙大学生感到疲惫不堪,由于中学生红卫兵毫无撤退的意思,故晚上仍要继续坚守阵地。就在大家感到为难的时刻,灵隐寺周边的村庄自发组织一批青壮年贫下中农,加上灵隐寺园林管理处的部分职工,前来支援守护灵隐寺的大学生们。这支队伍不仅身体健壮,而且武器装备“精良”——锄头、铁锨、扁担、竹篙等应有尽有。他们熟悉当地地形,对灵隐寺山前山后的所有通道入口处都派人守候,防止有人夜晚偷袭。他们对守护大殿的浙大学生们说,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全力支持你们。
到了深夜,飞来峰山下的暑气一扫而光,凉飕飕的山风吹得守夜人抖抖索索。许多浙大学生还身穿背心,怎抵得住这股山谷中的冷风?园林工人看在眼里,他们折回住地拿来帆布工作服分发给同学们挡寒。
灵隐寺终于在危机中平安地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杭城的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
换岗下来的胡庆国、徐景崧、王定吾等同学,回到学校顾不上休息,连忙筹划向杭州市民散发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的事宜。《告全市人民书》的文稿由胡庆国同学起草,通篇文稿文字激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慷慨激昂,充分表达了莘莘学子爱护祖国历史文物的拳拳之心。文稿一经大家通过,能写一手好字的徐景崧同学就在寝室以床当椅,伏着那张几人共用的大桌子,在薄如蝉翼的蜡纸上一口气把这份《告全市人民书》全文刻完。此时,王定吾同学已经弄来各种彩色的纸张和一部手推油印机。几乎全班所有的同学都来了,裁纸的裁纸,推油印机的推油印机,小小的寝室内人头攒动。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数千张《告全市人民书》印刷完毕。以陈瑞生、张同义几位家住杭州城内的同学为首,自告奋勇承担了到杭州市内散发《告全市人民书》的任务。自“文化大革命”开始,杭城出现的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就这样诞生了。
当时,解放街的百货公司一带是大字报张贴的中心区。同学们兵分三路,一路沿着岳坟、平湖秋月、白堤、六公园、湖滨路、解放街、中山中路等地散发张贴;另一路到杭州各大专院校张贴和散放;还有一路到几个中央在杭企业,如杭州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重型机器厂、杭州棉纺厂等工厂去散发传单。
这份看似粗糙而简朴的油印《告全市人民书》,犹如一颗炸弹在杭城“爆炸”了,在广大市民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就在当天晚上和夜里,难以计数的声援浙大保护灵隐寺的大字报贴满了灵隐寺的整个山墙。杭州钢铁厂工人们的声援行动显得惊心动魄,他们把一条写有“誓保灵隐”四个大字(每个字将近达1.5平方米)的条幅从天王殿东侧的大树上挂下。这一巨大无比的条幅仿佛是从天上一泻而下的瀑布,显得那么气势磅礴,它把保卫灵隐寺的整个场面烘托得更加宏伟壮观。电业工人赶着在寺前的道路上和后山上拉起临时电线,装上照明电灯,道路和寺前的场地一片通明;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给守护大殿的学生送来馒头、烧饼、饼干等食品——不少守护大殿的同学们已经两餐没有吃饭了。
第二天一早,市里多个单位的革命群众,在红旗的招引下,步伐整齐地进入灵隐寺,声援浙大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其中红旗上写着“浙鲁美红战队”字样的大学生队伍引人注目。原来所谓“浙鲁美”是“浙江鲁迅美术学院”的简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浙江美术学院的师生就把校名改称“浙江鲁迅美术学院”了。有了浙江美术学院革命师生的加盟,使大学生辩方的论据更加充分有力。因为1953年国务院决定重修灵隐寺院时,那座重新塑造的、妙相庄严的释迦牟尼佛像就是浙江美术学院的师生(当时该学院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共同精心设计和监督施工的。浙美院的师生们为灵隐寺的重修曾立下汗马功劳,对灵隐寺的建筑和内部珍贵艺术品的修复和重建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而且他们对灵隐寺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比普通大学生懂得更多。
灵隐寺再次告急
8月25日在铸造62-1班几位同学倡议下,由浙江大学学生会牵头,通过各系学生会组织学生轮流到灵隐寺守护,使得灵隐寺的守护工作有条不紊地延续下去,也避免了部分同学因长期守护而精疲力竭。灵隐寺在众人的终日守护下,终于度过了两个平安夜。
可是,8月26日深夜,灵隐寺再一次告急!
晚十一时左右,摆放在机械系学生宿舍2001室门口的电话分机急促的铃声吵醒了睡在走廊上的同学们。第一个伸手接电话的恰巧又是周城镐同学。
只听见电话总机那头一位女话务员紧张而急促地说,接到外线不明身份人的电话,有一批杭州某中学的红卫兵正结集队伍向灵隐寺进发……周城镐同学睡意顿消,立即拨通学校广播台,把这个坏消息通知值班的广播人员。
顷刻,校园内的高音喇叭骤然响起。“灵隐寺又告急”的消息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瞬间,只见全校各个学生宿舍寝室的电灯接二连三地亮起来,校园里的人声越来越嘈杂,大队人马又开始向校门口涌去。
好在学校和市政府提前作了准备,在校门口事先预备好了一些应急的交通工具——学校交通车、敞篷卡车,还有几部保护灵隐寺专用的公交车。司机们早已经进入驾驶室,汽车的发动机也已经发动起来了。率先到达学校大门口的同学们纷纷登上各种汽车。汽车发出一阵阵轰鸣声,风驰电掣般地向灵隐寺方向飞驰而去。大部分没有能够搭上汽车的同学依旧跑步前去,遍地是涌动的人群,人声鼎沸,打破了玉泉和植物园一带深夜的寂静。
先期到达的同学们迅速地在天外天饭店前的道路上构筑一道防线,后来者不断对这道防线加以充实。从天外天饭店到灵隐寺山门口的“咫尺西天”大照壁被学生们堵得严严实实。
这一回来的是红卫兵中的狂热分子,他们一边行进,一边高喊口号:“浙大保皇派!”“浙大是保佛派!”“浙大是'四旧'的卫道士!”……然后他们开始冲击大学生构筑起来的防线。面对坚固的阵地,红卫兵的进攻根本无效,他们前进不了半步。
令人奇怪的是,大家居然没有见到这批破坏者携带打砸工具。有细心人发现他们当中有人带有数只铁桶。于是,马上有人联想到,铁桶内可能装有燃油。
一场争夺铁桶的严重冲突终于爆发(幸好,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混战中,破坏者手中的几只铁桶全部被大学生们夺了下来,一打开桶盖,一股浓烈呛鼻的煤油味喷射而出。桶里装的果然是燃烧物——煤油。
灵隐寺终于逃脱了一场烈火之灾。
随后的数天里,灵隐寺的场地上白天总是熙熙攘攘,两派观点的学生,甚至群众仍然在现场激烈地争论着。到了夜晚,人群渐渐散去,唯有部分人坚守在灵隐寺大殿的四周。
总理值班室来电
8月27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给浙江省委办公厅来电话,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保护灵隐寺的指示。浙江省委秘书萧贻同志接电话后当场记录,马上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童小鹏同志书面回函证实,他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中央办公厅给浙江省委办公厅打的电话,要求省委领导同志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接到周总理指示后,浙江省委当即组织省、市机关干部前往灵隐寺传达周总理指示。此时已经是当天的晚上了。
当晚,在天王殿前冷泉亭附近的一块大岩石旁边临时搭建一个小台子,一盏高高悬挂在树上的汽灯把周边的场地照得透亮。在灵隐寺现场的群众早早地被吸引到这里,只见大岩石四周人头攒动,大家翘首以待省市领导传达总理的指示。不一会儿,杭州市市长王子达同志到达现场,他登上临时的小讲台,当众宣读来自北京的国务院总理值班室电话记录。现场的扩音设施不太好,王子达市长看着手上的稿子,尽量提高嗓门,用略微有些颤抖的声音念道:“8月27日北京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来电,第一,希望革命的小将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为灵隐寺的问题发生冲突;第二,灵隐寺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国际上,尤其在东南亚地区灵隐寺享有很高的声誉。希望能够保留下来……”未等王子达市长传达完毕,全场早已经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坚决拥护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重要指示!”等革命口号响彻云霄。口号声淹没了王子达市长的声音,因为大家认为只要总理说灵隐寺要保护这一句话就够了。
(另据《浙江档案》2006年9月王革新“‘文革’初期灵隐寺事件若干问题考证”一文的记载,当时在场的中学红卫兵不相信电话记录,认为那是走资派编造的。他们提出,除非亲耳听到周总理指示,否则誓不罢休。在此情况下,省委决定第二次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当即决定:可以现场拉专线。于是,由省军区将专线架设到灵隐,通过高音喇叭现场传达周总理指示。周总理明确指示:灵隐寺不是“四旧”,是国家的重点文物,是世界着名的宗教圣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灵隐寺暂加封闭。听到周总理指示后,中学红卫兵当晚全部撤离了灵隐寺场区。)
总理办公室来电鼓舞了大家,现场一片欢腾。守护灵隐寺的浙大师生和其他革命群众奔走相告,欣喜万分。
人们都还记得:在解放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的艰难时期,经国务院批准从国库拿出宝贵的一笔经费,用来修复部分倒塌的灵隐大殿和遭受压毁的释迦牟尼佛像;1956年正值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看到大佛的石膏稿样,当场指示说:“佛像的脚应该露出,腿部须放大,头发要用螺旋式,各方面都要符合佛教传统。”
(尾声)
8月28日,总理办公室的指示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整个杭州城,社会上的舆论更加倒向保护灵隐寺的浙大师生一边,中学生红卫兵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学生红卫兵决定全面撤退,全部一个不留地撤出灵隐寺场区。
当中学生红卫兵列队掉转方向开始撤退时,有足智多谋者突然振臂高呼:“向中学生红卫兵学习!向中学生红卫兵致敬!热烈欢送红卫兵小将!”。
现场的人开始一怔,后来大家似乎突然明白了个中的玄机,于是跟着一起喊起口号,而且还伴以热烈的掌声。此时此刻的口号声和掌声是真诚的,没有丝毫讥讽或嘲弄的成分。不是吗,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放下“武器”不砸灵隐寺,就是一种觉悟,理应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尊敬。尽管中学生们在“破四旧”中表现出疯狂和无知,但是他们毕竟是无辜的,他们是被愚弄的受害者。
热烈的欢送场面显然感染了撤退中的红卫兵,他们的精神似乎也振奋了许多,沮丧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
随后,杭州市政府发布公告,宣布灵隐寺及整个灵隐景区包括飞来峰造像等从即日起全部封闭,停止对外开放。杭州市园林管理局组织建筑施工队伍进入灵隐寺,夜以继日地施工,迅速地用砖头、石灰把灵隐寺内的所有大殿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当建筑工人封上最后一块砖头时,在场的众老和尚都深深地、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气。江南着名禅院灵隐寺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

第37章 与“化自”一起成长

王骥程
1953年我在浙大化工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前些年先后担任过物化和化工原理的助教和化工原理实验室主任。从1956年起伴随着“化自”专业的筹建、成立、发展、壮大之路走了过来,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太多太多。有一些经历,我实在难以忘怀,这里也只能摘其点滴。
创办专业是“一面倒”,学习苏联办学的做法,教育部希望浙大办一个苏联译名为“仪表测量与远距离操纵”的专业。学校授意电机系与化工系慎重研究。在专业基础课中,电类课程较多,但“化工原理”也被纳入,专业课中有调节原理课,化工系教师一般都不大了解这门课程,当时挂靠在化机专业的筹备小组,请教了王仁东先生,他直率地说此课他可担当。1956年教育部将此专业正式名为“化学生产的操纵及检验仪器”,简称“化仪”。为此原归电机系下属的专业改属了化工系。几年后全国同类专业负责人召开的会议上认为用“化自”取代“化仪”能更好反映专业的性质,这就是长久简称为“化自”专业的由来。
第一届专业招生前夕,专业教师队伍并未形成,因此大家深感压力巨大。归属之变也引发了第一届新生的“专业思想”问题。按学校规定新生入学有一次“专业介绍”,这一任务落在我的肩上。为此,我专程去“南京永利宁化工厂”参观学习,并邀请厂仪表车间工程师来校。先请他介绍,后由我作补充发言,介绍完后征询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那时班上有一位同学,微笑着问我:“老师!听了你的介绍,专业搞的是一些区区小仪表!我的志愿是想读电类专业,在长江三峡筑水坝,用长江水发电造福人民啊!”接着他又问:“本专业有教授吗?老师你还不足三十岁吧?”我听懂了他的话中意思。我没有生气,深感他是一位有远大志向的好学生。我想同学们对学校和教师有高要求是对的,我们不能误人子弟,一定要尽力办好专业。事实是我们师生在共同努力中一起成长,那位发言同学,毕业后热爱“化自”专业,毕生献身于“化自”工作,现在连他的儿子也在从事“现代化自”工作。这位同学名叫王文琦,我与他至今保持着联系,有着浓厚的师生情。
通过那次与他的对话,我发觉了有两方面问题:
(1)学生们考入浙大,既有对电类专业的爱好,又以比化工系入学门槛要高的分数考入,如今却划归化工系管,感觉亏啦。
(2)创办新专业需有教授、专家这样的师资队伍,让同学们放心能够学到有用知识。尽快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的教职工队伍也是学校十分关心的事。我明白必须努力迅速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与当前有关的教学工作相结合是有效的方法之一。我想到了可为化机专业开一门选修课——仪表与自动化,通过编教材、建实验装置将是提前引领自己进入“化自”领域的起步。但那时正值化工系从老校搬迁在即,万事开头难,于是在老化工原理实验室侧,我与王静熙共同建起一个小型实验室。其中有一套气动液位调节装置,调节器购自德国,它具有PID功能。通过自学和安装,我深切体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和乐趣,从而更加热爱“化自”,并毕生相伴。
1957年开始,浙大“化自”在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队伍方面有了重大进展,除原有的林新民、李海青、王静熙和我外,分来了应届毕业的顾钟文、赵宝珍、沈平、陈鸿深等人。师资队伍壮大了,实验室建设与教育中的课程建设得以逐步在玉泉校区生根落实。与此同时,国家在北京由中科院、清华大学、东北工学院联合举办的一期面向全国的自动化进修班开办了,这是一次绝好机会。学校决定派李海青和我去参加学习,虽然那段时间正值“鸣放反右”,但毕竟使我们补学了一些重要的自动化专业基础课程知识。
1958年我奉浙大校长刘丹之命,去见已全家抵京住在前门外教育部招待所内的周先生,我代表学校和化工系领导欢迎周先生和刘先生早日赴杭来浙大上任。周先生告诉我,他因受中科院自动化团队赴东北考察之邀,结束后才能来浙大上任。周先生到杭后,为了适应办学和当时政治形势,浙大成立了一个由周先生、顾钟文和我三人为核心的化自教研室。我们每逢周末晚开会,往往讨论教学问题至深夜方罢。
在专业创办过程中,专业教材和专业实验室建设非常重要。前者总体说来是采取一人负责、数人共同参与的办法。专业教材有两本,即《控制原理》与《控制工程》。就《控制工程》一书来说应尽可能用理论来指引工程的实施。由于专业成长发展很快,教材也几经更新,我们的《化工过程控制工程》(第二版)获得了“化工部优秀教材一等奖”。浙大编写的两本专业教材,成为全国同类专业采用的教科书和工程应用的重要参考用书。
至于自动化实验室,通过师生和实验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建成了如流量调节(比值、均匀),液位调节(三水槽串联),反应器调节(纯滞后影响),温度调节(常规、前馈),气压调节(三罐串联)等,还为学生们提供了门类多、具有典型和普遍性的常规调控装置。实验室成为同学们能亲自获得实践知识的场所,从而较好地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祝和云、陆建中都讲过工程原理课并指导同学做实验,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自动化实验室建成后,一度全国同类专业来杭参观交流的同行络绎不绝。
“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上大批修正主义教育的危害。某天在教四楼下贴出一张“周王庙”大字报,“周王庙”本是沪杭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名,这是实指周春晖和王骥程两人。运动发展很快,我深感无法跟上形势,但内心有一条底线,即实事求是,不做违心事。因此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我没写过一张大字报。当时曾有工宣队领导找我谈话:“只要你向上揭发,就可以解放你”,但我没违心去做。
长期搞运动不上课毕竟不是办法,我们终于盼到了复课。一天突然有人通知我,要在十天内复课,为1970级工农兵同学上化工原理课。十多年不摸此书,而我仍属批判对象,怎么办呢?我热爱教学,于是昼夜紧急备课,才得以按期为同学们上课。记得在讲传热时,我先提问同学们可知道用体温计在口腔里测体温,医生说的含上三分钟是什么道理吗?我提问为的目的是引入稳态与动态的概念,如果近似为一阶对象,知道其时间常数,就不需要三分钟了。
以此引起学生们兴趣,把“自控”与“化工原理”互相沟通,也显现学好基础课对学好专业的重要性。后来教改小分队专业连队成立了,把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师组合在一个小分队里,课程像包产到户那样去完成。记得有一次,专业数学教师叶显篪突然生病无人上课,不得已我成了代课教师,好在通过边学叶老师的教材边教的艰难历程,终于顺利完成任务。在专业教育过程中,我先后涉足过专业数学课、化工原理课、控制工程课、专业外语课、下厂实习、毕业环节及后期指导研究生等,从上一门化工动态学到过程动态建模等多门选修课尝到了教师岗位的艰辛与欢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改革开放方针,专业要发展必须跟上科技发展前沿。科技无国界,必须要与国际交流、接轨。于是外语成为信息获得和交流的重要工具,英语不再被歧视,以外语为工具拓展国际交流尤显重要。以下是我在国际交流过程中亲历的一些趣事。
(1)美国专家来校讲学
1982年“化自”请美国里海大学着名的化工自动化专家W·L·Luyben教授来浙大讲学两周。国门初开,想听专家讲学的人众多,那时我担任教研室主任,周先生担任副校长之职。在专家即将来中国前,周先生告诉我,他无法出任翻译,因为专业翻译非生活翻译所能替代,不得已从未担任过翻译的我,像赶鸭子上架那样仓促上阵了,专家来前没有任何涉及报告内容的材料,无奈之下,我抓紧查阅了他近期发表在有关期刊上的文章。1981年,我曾赴加拿大参加“第二届国际化学工程会议”(每五年举行一次),并在会上宣读论文。因途经美国纽约转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前,曾顺访里海大学与Luyben有过一面之交。我决定当他到北京时去接他,并利用陪同经上海来杭的三天时间内争取多一些相互磨合的机会。我坦诚地告诉他我无翻译经历,希望他讲课时尽量用简单句,便于我能正确翻译成中文。同时我又请周先生多来听讲,若翻译有误时请当场指出,以便及时改正。开讲那天听讲的客人、师生挤满了一个大教室,台前、台侧放有不少录音机,这大大增加了对我的压力,幸运的是我总算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也提高了我与外国专家交流的信心。后来我有了公派赴美做一年访问学者的机会,只要申请者符合条件并能为对方所接受即可。
在我处于“困境”状态下,突然想起了Luyben 所在的里海大学,因1982年我当过他来华讲学的翻译,他了解我,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可否接纳我作为中国公派里海大学的访问学者。很快我收到了里海大学的邀请函,终于1984年我获得了访美一年的机会。在美期间,我从教学与科研两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前者,Luyben把他正在为学生上的过程控制课,让我上台讲两周,获得了学生和他的认可;后者是在出国前已想好的“简歇精馏的优化操作”课题。
要做科研当然离不开电脑,当时我几近电脑盲,行前请教过王树青。去美后Luyben已为我预付了上机运算费,情深义重,令人难忘。
(2)德才兼备的日本学者
高松武一郎是日本京都大学化工系的名教授,曾任日本化工学会会长,我与他结下了良好而长期的友谊。事情还得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初说起,某年炎夏一组日本大学教授访问团来浙大访问,学校临时通知我去参加由刘丹同志主持的座谈会。先由刘丹同志致欢迎词,希望大家通过交谈相互学习。我清楚地记得,采用老规矩,不论季节,“有朋自远方来”,工作人员都用开水为客人各泡一杯热茶。客人们见状笑笑,随后有人示意可否给一点冷饮料。
但那时冰箱、空调尚属稀物,因此无法提供冷饮。顷刻时会场无人发言而凸显冷静。情急之下,我用英语作了自我介绍,诉述最近阅读过一本由高松武一郎先生所写的有关系统工程和自动化方面的书,受益匪浅。我用日语表述了作者的名字。瞬间会场活跃起来,有一位东京大学从事航空工程方面的教授对我说,这次高松先生未来参团,但他可以把我讲的情况转告高松先生。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收到日本来信,一看是高松先生用英文写的信,中心思想是谢谢我读了他的着作,并表态今后我若有什么问题和需求,可大胆地给他写信,不必犹豫。在近二十五年时间里,的确他为我们办了许多好事,如我受邀请访问了京都大学;他也来浙大讲学;1986年以高松与我联合培养的方式,我推荐褚健赴日本京都大学攻博,所需费用经高松帮忙申请,最终全由日本文部省提供。褚健也以骄人成绩被高松教授评为“他是留学生中成绩最好的一位”。褚健去国外深造是我主动向他提出来的,因为他开始读博时,共有四名同级生由不同老师指导,可只有两个名额可以公派,他未被列入,我心有“歉意”。由于他的学成归国,如今他在教育和办公司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我总不忘高松先生的情意。1989年,我去荷兰参加“国际自控联简歇过程IFAC DYCORD'89”会议,临行前遇到了国家外汇困难,我遇到将无法前赴欧洲的困境。
高松先生在了解此情况后,慷慨解囊为我支付了往返费用。这是多么可贵的国际友情呀!2004年4月是他八十大寿。因为1994年我在韩国参加第五届“IFAC PSE'94国际执委成员会”时,大会主席团为他的七十寿辰祝福,并宣布他将退出主席团领导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为此我特地给他寄去一封贺信,完全用中文书写,并附对联一副:寿比南山不老松,福如东海长流水。
这是我唯一一次对外国人以全中文书写的信,因为我感到只能用我们伟大的母语来表述心中的感情。高松给了我一封回信,用英文表述了他对我的谢意。这也证明了他还是看懂了信的意思,领会了这份情谊。
(3)开展双边学术交流
中韩两国共同发起于1996年创建的“首届韩、中系统工程联合会”,先按一年一次,后改为两年一次的学术会议进行至今已延续了十年,它是按序、按期轮流在各自国内举办,其宗旨是:参会者来自中韩两国,将有充分的机会相互交流在这领域中的心得、体会和经验。联合会议办得十分成功。但我得坦诚承认1994年我与褚健赴韩参加“IFAC PSE'94”会议,会后首尔大学的En Sup Yoon教授提了一个建议,是否可像韩日两国业已建立的“系统工程联合会议”那样,在韩中两国间建立类似的学术交流会。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敢,不能”。即谁来负责?费用开支哪里来?我佩服褚健的胆识,他说:“好的,承诺下来吧!”我又担心1996年我的退休期已近,即使延长回聘,说话也难以兑现呀!但是当想到中控公司和褚健的承诺,既有经济后台,又想到工控所有一支团结合作的王树青、荣冈等老中青队伍,他们为人正派,工作能力强,一定会把中韩两国系统工程学术会议办得愈来愈好。后来事实也证明这一学双边会议至今已在中韩两国间举办了六次,参加的人数双方愈来愈多,也为在读的研究生创造了发表论文、参加小型国际交流的机会。我记得第一次会议是在首尔(汉城)举行,我作为中方主席发了言,在结束语中结尾有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的责任是要建立起一座友谊大桥,我们的两国会议却似大桥中的主梁之一,你们赞同我所说的吗?”1996年,我应德国柏林工业大学Wozny教授的邀请访问柏林工业大学。
事情的起因是我们昔日的研究生李浦毕业后赴德读博,由于他的勤奋和成绩出色,成为Wozny的得力助手,使Wozny对浙大“化自”办学水平刮目相看,颇想建立柏林工业大学与浙大在控制科学与工程方面的长期合作,包括互派留学生、交流科研成果等。同样由于1996年我将退休,虽可回聘几年,但难以独自表态呀!我告诉他我们有许多老中青颇有成就的师资队伍,我建议他来浙大访问,了解详情后再签订合作协议。令人高兴的是先控所的王树青教授已于1999年代表中方与德方签订了长期合作计划,并建立了OptNet国际合作项目,至今已派出联合培养博士生五名,并都已学成回国。2003年,浙江大学还聘请Wozny教授为客座教授。
总的来说,开展国际交流,走出国门学习、工作使浙大“化自”享誉国内外。
除了前面提到的与国外学者建立了很好友谊的事例,下面还应提到: 户刈吉孝是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我与他第一次相识是在1986年东京召开的第三届化学工程世界会议上,因各自发表论文而相识。是他邀请了荣冈作为访问学者,他还接收化自1975级倪国屏同学在他的学校攻读硕士学位。2004年他重访浙大,知道我患病在家时,特意看望并邀请我赴日作温泉疗养。
吕荣九是韩国汉阳大学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荷兰的“IFAC DYCORD'89”会议上。某天会议结束后,我们再次相遇在公交汽车站上,很明显他是亚裔。我用英语打招呼问他来自何国,他说是韩国人。后来再在韩国多次开会时相遇,相互都很快乐,友谊至今保持着。更有意思的是2003年中国出现了“非典”流行,是他为王树青、褚健和我寄来韩国有名的“辣泡菜”,告诉我们这在韩国是防“非典”的好药。2003年我患病动手术,他闻讯后写信给我,要我有战胜疾病的信心。
是的,半个世纪是一段漫长的人生岁月,我有幸成为“化自”创办人之一,非常愉快。当老师真好,我的体会是除了对学生传授知识以外,还应以自己的行为示范怎样做人。逢事我常常设身处地地想想我该做出的言行,做对了就自然会享受到唯教师独有的“桃李满天下”的回馈之乐!

第36章 难忘浙大 感激浙大

林乾良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五十六年过去了,而我刚进浙江大学的那段日子却还犹如昨日一般,它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是福建福州人,幼年失怙,家道赤贫,赖寡母作苦力扶养我长大。1950年,我已考取福建医学院并报到入学了。后来,全国招生又发榜,好朋友赶着来告诉我:“你考取浙江大学医学院了!”年轻人自有一股冲劲,宛如刚长硬翅膀的雄鹰一心只想展翅高飞,翱翔于九霄云外。于是,经过许多周折,主要是母亲的劝说、三十一万元路费的筹集(万元等于改制后的一元)与七天的漫长旅途。等到我来到浙大校门前时,学校里已经开学十来天了。
我刚想抬脚进校,门卫就把我拦住了。那时的我,十足是个丑小鸭。由于家贫导致营养不良,十八岁的我像个毛孩子。临行,妈给了我一双由她自己手制的新布鞋。可到校时正下着雨,我舍不得穿,赤着脚。已到秋凉了,我还是短衫裤,而且相当破旧。我说我是新生,门卫们怎么也不信。说是新生早已报到开学了。无奈,我只得出示入学通知书,并告知长途七天(除了飞机,三种主要交通工具都乘过了)才到。他们问:“行李呢?”我摘下挎包说:“都在这里了。”门卫们的表情很古怪,我也分不出是讪笑还是好奇。下午,我就到教务处办理各种手续。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如今,我就住在校宅旁边,可说是朝夕相见,也真是有缘了。
第一次上课是分析化学实验。
由于我既没听过教授的正课,也没听过助教的实验要领,和同实验台的同学也是初会,所以根本插不上手。而前一台的同学较熟练(不少同学已在他校学过一年甚至两年了),已经出现滴定变色了,我真是完全被吸引住了。这时,有人在我前臂上拍了一下,我没在意;接着又是较重的一下,我还没反应。于是,那人生气了,很重地敲了我一下。我回过头来一看,是位穿旧蓝长衫的老先生,留着短胡子。他气呼呼地问我:“怎么不做实验?”
我只得解释说,因为昨天刚从福建来杭。我们在一旁谈了几句,他老人家气才消了,又把助教叫来,要他个别辅导我。两节课后,我刚要离开实验室,助教来请我一道去,原来那位老先生竟是半微量定性分析化学的全国泰斗丁绪贤教授。丁老师和气地让我坐下,问了我几个化学的一般问题。见我居然有问必答,十分高兴,严肃的脸上绽出微笑,鼓励我好好学习。临了,他老人家站起来正式为刚才的重敲向我道歉,并说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他。从此,我和丁教授就有了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后来又和他的小儿子丁光生(曾任上海药物所所长)成了朋友。丁教授晚年住在刀茅巷的浙大宿舍,和我的工作单位浙江中医学院很近,我经常前去照看。他和夫人陈淑都是我国早期出洋留学的人,不但功成名就而且同享遐龄,真是难得。
入学一星期左右,有老师来通知我下午到教务处去,说教务长要见我。去了后,才知道他是着名的数学家苏步青。苏老师非常和气,还一定要我坐下来谈。他说:“我听说浙大来了个赤脚大学生,想找你来谈谈。”他知道了我的身世后,并问我有何才艺,愿意从各方面帮助我,鼓励我努力学习。得知我在中学里不但成绩好而且绘画、音乐、戏剧、文学都不错后,他给我写了三张条子,一是给解剖学王仲侨教授,建议参与挂图的绘制,此事因我还未修毕该课而未果;二是给学生会文娱部,后来我就参加该部工作;三是给子三学社,因其他工读项目都已经有人了,我只好参加理发室工作。水电、设备免费提供,每理个发净收五分钱,每周值班半天。对于苏教务长的关怀,我一直铭刻在心。三十四年后,二女林聪报考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可发榜时变成微生物专业,她闹着不依。我听说苏老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就给他老人家写了封信申诉其事,并回忆当年。当时我只抱一两分希望,结果则是意外的圆满。
关于学生会文娱部的工作,我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音乐方面最突出,后文另述。在抗美援朝时,学生自编活报剧上街演出。其中有个剧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拉来同演的大多数是同班同学。演出时市报有个记者随行,给我们拍照,还特意放大一张送我。戏里,我演李承晚,金宏义演美国佬(只见帽子,他当了多年浙江医院院长),杜国光(北医生化教授)与马正中(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只见背影)演中、朝人民。后来,京剧社排活报剧时缺少了一个矮胖子演李承晚,就硬拉我参加。可我那时根本不懂京剧,好在只有两句话、一句唱,现学现演居然也对付下来了。由于是文娱部干事,经常有机会参加中外各种演出。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时,苏联曾派了红旗歌舞团等四个文艺团体来华,都到过杭州,我看了全部的节目。特别是苏联国家艺术团的演出,全部是世界超一流的大师。如乌兰诺娃的芭蕾舞与米哈伊诺夫唱的《伏尔加船夫曲》等,都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由于我家境贫寒,入学时又瘦又矮。感激政府与母校,那时相当九元的伙食对我来说已是好得超乎想像了,于是,我就很快长胖了,理论上,十八岁的我应该骨骼端钙化而不再长高,实际上,入学后由于营养好,我的确长高了不少。
按我入学时的体形,是根本不适合演李承晚。那时,大学生只供伙食。过了两三年,对无经济来源者还可以申请衣物。我的第一件棉衣、第一条新棉被都是国家给的,至今想起来还不禁令我泪盈于睫。浙江大学,我的母校,您的深恩,我当时刻铭记,代代相传。
浙大的校训,也对我影响很大。“求是”是秉承百年前求是书院的精神,它不但体现在学术上而且决定了对国家、社会以至世界的态度。竺可桢校长曾作“求是精度与牺牲精神”的演讲,阐发得十分精辟。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浙大师生都能站在人民一边,才能荣获“民主堡垒”的赞誉。师生都对科学有献身精神,励志苦学,生活朴素,对人诚恳有爱心。像我这样的丑小鸭,从未受到师生的鄙视,反而备受关爱。由于社团活动蓬勃开展,使得校园生活丰富多彩。我平生第一次学跳交谊舞,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好笑。由于学生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我每天早晨以广播操作预备,长跑作锻炼,打篮球作娱乐的三部曲,在我毕业后还沿袭过好些年。
我对文艺有多方面的爱好,尤其是音乐在浙大时有很大的发展。在中学里我就曾尝试过作曲,这是解放前的事了。进浙大后有一个学分的选修课,我就选了杨增慧老师的音乐欣赏。有一次杨老师有事,由当时是研究生的毛昭晰来代课,后来我们成了老朋友,并同是西泠印社社员。浙大歌咏队是全校性的,各系部、班级另有中、小型的歌咏队。我不但参加浙大歌咏队,并且还是当年唯一的学生作曲者。我曾把“萌芽”的作曲请教沈思岩教授,他并不以拙劣而耻笑我,反而诚恳地指出我的不足。他借书给我看,并让我不定期地到他住在哈同花园(今新平湖秋月处)的宿舍去,以便指导我作曲。我曾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过歌曲(自己写词),收到五万元稿费。虽说只相当是五元钱,在我已是笔大收入(足有半个多月的伙食费)。从稿费通知书可知时间是1951年5月。在抗美援朝时,我曾在《杭州歌曲》上发表过许多歌曲,受到市团委的表扬。现在搞政治的人多不相信在“三反”与“五反”之间有过“四反”,可我能提出确证。有一天早晨,沈教授叫我去,说是某领导要他写个《四反歌》来配合运动,他实是无意于此而又不能推辞,就把任务交给我了。连词带曲,隔天下午就要。我当天忙到凌晨,终于写成。交稿时,沈教授听我唱一遍后居然脸上有了笑容,并说了声:“难为您了。”
写了半天,大多是专业以外的事。专业方面我也说一句。由于是综合性大学,即使是基础课任课教师也多是国内外一流的学者。就拿我的亲身经历来说:化学是丁绪贤教授,中文第一本《半微量定性分析》就是他着的;物理是丁绪宝教授,是丁绪贤的兄长;生物是后来的杭大校长江希明;组织胚胎是元老级教授蔡堡;解剖是后来的医大校长王仲侨;生化则是刚冲破万难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沈善炯。名师出高徒,再加上学生入学的高质量与刻苦学习的校风,人才辈出就不足为奇了。

第35章 铺路石

钟肇恒
1950年初,杭州解放不久,经济还处在萧条之中。各个学校都有不少学生因经济困难,面临辍学的危险。为此,学校发起开展工读活动,以工养读。学生会成立了工读委员会,发动各系寻找门路——有的到华家池搞农垦,有的磨豆腐出卖,有的组织写作、翻译投稿赚稿费……后来打听到钱塘江南岸修公路需要石料。开采石矿、打石子可以赚钱,这可是个好机会。于是,一个全校性的“碎石工程”计划就逐渐形成了。
那时,我是浙大外文系的学生、工读委员,参加了这项工程的筹备工作和实施的全过程。
春节刚过,我就和化工系王加微骑车到钱塘江边调查。将台山、宝山、白塔岭都可以开采石头,而白塔岭距离钱江大桥最近,运输方便,就选中了这个地方。正当我们要返回时,突然响起警报,不久就来了国民党的飞机。那时刚解放,时有敌机前来袭扰,我们正处在大桥和闸口电厂这两个轰炸目标之间,十分危险,急忙在路边卧倒。此时,附近的高射炮阵地已向敌机猛烈开火。最近的一门炮就在我们身边的山坡上,炮声震耳欲聋,大地似乎也在颤抖。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不免有些紧张。敌机飞得很高,没有俯冲,是水平投弹。投了两颗炸弹,一颗落在江中,激起了高高的水柱;另一颗却炸中了电厂,给全城带来了几个黑暗之夜。
而我们的“碎石工程”,就这样在炮火声中拉开了序幕。
接下来的各项准备工作还算顺利。先从市政府地政科查到了白塔岭的山主,是西太平巷冯家,老主人冯.亭是民族资本家、光华火柴厂的创办人。我们登门拜访,主人听说是浙大学生“工读”要开采石头,满口答应,不取一分报酬。然后,通过管山人,我们找到了一位放炮炸石头的技师,讲定价钱,炸一方石头7升米。又到松木场正在开采的石矿场观摩学习,将必需的大小铁锤、铁锹、畚箕、手拉车等各种工具准备就绪。位于秦望山的之江大学离白塔岭较近,经过商谈,之大校方慨然允诺将东斋和西斋的顶楼借给工程队作宿舍。又和桥梁管理处以及守卫大桥的部队联系,他们对运石料过桥、防空安全等方面都表示给予支持。
2月26日,在学校大礼堂隆重举行工程誓师大会。会后,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打着旗子,推着装满工具的手车,从大学路出发,浩浩荡荡来到江边宿营。
工程队的总负责人是电机系的袁英见,各项工作都由队务会议商议决定。下分6个中队,各队又分若干小组,各有队长、组长。制订了生产计划,每个中队负责完成18方碎石、8方石屑、6方黄泥。各个小组都订了劳动公约。另设施工、总务、生活与防空三个组,分管有关事宜。我和航空系丁惟坚负责生活和防空。
2月28日正式开工。放了几炮,轰下来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块。力气大的同学抡起大铁锤将大石块砸开,其他人用小铁锤将石块按要求的规格打成“寸半子”或瓜子大的石屑。另有一支由十几辆手拉车组成的运输队,将石料运往江南。拉着一车沉重的石头爬几百米的上坡路,是最重的活了。一天干下来,姑娘们的手上都磨起了泡,健壮的小伙子也累得快趴下了。尽管如此,晚饭后大家还是在之江大学慎思堂前的大草坪上唱呀,跳呀,青春的活力驱走了疲劳。
“碎石工程”得到了全校的关注,各方支援纷至沓来。教授会和女同事会的代表带着几十捆甘蔗来慰问了。甘蔗分到各中队,大家在工地上连皮带泥大嚼。当看到穿着长袍、大衣的教授们也卷起衣袖坐到地上,拿起锤子和大家一起敲石子时,同学们都感动了。如果说教授们的支援主要是精神上的鼓励,那么几十位工友代表的到来则是真正的援助,使一些本已筋疲力尽的同学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后来,之江大学的师生员工也为我们的艰苦劳动所感动,派出一批代表前来支援,还定做了几百只烧饼慰劳大家。为了鼓舞士气,工程队还在晚上组织中队联欢,互相拉唱,介绍各队的“劳动英雄”事迹。
浙大党支部书记、女作家陈学昭也到工地来看望大家。她身穿灰色列宁装,在寒风中向大家谆谆嘱咐:“同学们,你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很可贵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将来有许多大事等着你们去干呢!”她特别强调要做好防空工作。“出了问题可不得了啊!”在这个工程中,我身为防空干事,深感责任重大,整天提心吊胆。我们在工地附近找到了一个小山坳和一片小树林,作为空袭时隐蔽的场所。确定了敌机来时各中队疏散的路线,规定了吹哨、敲锣等信号。可是,如果敌机来了,运石料的车正走在桥上,毫无隐蔽之处,那可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最伤脑筋的问题。在工地劳动的同学,起初听到警报时,还能按照计划分散隐蔽。后来为了赶任务,又不见飞机来,听到警报也不理会了。只能责成小组长负责,并由十几个团员组成纠察队。警报一响,强行疏散。总算老天保佑,在整个工程期间,虽然有过几次警报,敌机却没有光临。
天气不好的日子,不用担心空袭。但是和风霜雨雪作斗争也是够苦的。
有一天,大家到桥头去运黄泥,大雨忽来,无处藏身,只能狂奔到附近的部队营房去避雨,衣服却已淋湿。解放军战士对我们这一群不速之客热情接待,又是送上热开水,又是拿来棉大衣让大家御寒,同学们的心里都感到暖洋洋的。
时值数九寒天,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下雪了。积雪的道路泥泞不堪,结冰后更是其滑无比,运石料过桥难于上青天。恶劣的天气影响工程进度,而和公路段订的供料合同是有期限的。不得已,只能向学校求援,借来一辆卡车帮助运输。这辆车是烧木炭的老爷车,老是抛锚。身兼车辆管理处主任的体育教授舒鸿曾担任奥运会篮球裁判,此时也亲自开着吉普车前来指导修车。汽车过桥要交过桥费,为了省钱,卡车常常停在桥南公路边过夜。到了早晨,汽车发动机冻住了,又得生一盆炭火来烤它。每天夜里要派两个人在车上看守,有一次,我和俄文组张辅乐背着棉被去值班守车,带去的晚饭都冰冷了。附近的解放军战士见状,忙给我们送来热水,他们的年龄其实和我们差不多大,真有亲如兄弟的感觉。卡车上过夜要临时搭帐篷,桥头的风大,我们两人手忙脚乱,撑得东来西又倒,帐篷也搭不起来。又是解放军战士赶来帮忙,才将帐篷搭好。夜间,呼啸的北风还是会从缝里吹进来,直向被窝里钻。南来北往的汽车隆隆声,通宵不绝于耳。真是难忘的一夜。早晨起来,发现车站小屋墙上贴着一张纸,原来是桥头哨所的战士写给“浙江大学学生同志”的一封信,表达了对我们艰苦精神的赞扬和敬佩之情。
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终于完成任务。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脸上挂着胜利的笑容,打着“凯旋返校”的横幅,敲锣打鼓回到市区。校门口早已等候着欢迎的教职工和留校同学,女同学们已组织了“洗衣队”为我们洗衣服,基督教学生公社的理发室特别优待为大家理发。“碎石工程”为不少同学解决了经济困难,也磨炼了我们不怕艰难困苦的意志;发扬了同学间兄弟姐妹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锻炼提高了组织办事的能力。
还记得那年的元宵节是在劳动中度过的。那天晚上,我和一些同学到山上赏月。一轮冷月当空,寒气袭人。江水漫漫,对岸远处闪烁着几星灯火。多美的景色!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明年今日会是怎样?”大家正在沉思,一位女同学接着说:“几十年后又将如何?”那时我们对未来都有着一种模模糊糊的、谁也说不清的憧憬。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个元宵之夜提出的问题早已有了答案,美丽的憧憬已经成为现实。
几十年来,每当我从钱江南岸经过时,眼前总会浮现起一幕幕热火朝天的劳动情景。总会想起,在那宽阔平坦的公路路面下,还铺垫着我们当年运去的石子。

第34章 半个世纪的回忆

杨竞衡
报考浙大的无悔选择
1948年暑假,我在广州培正中学高中毕业了。当我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的选择——报考哪一所大学时,说也奇怪,在众多的大学当中,我却偏偏对浙大情有独钟。其实当时对浙大的了解也是很模糊的,只是觉得它学风朴实严谨,师资雄厚,历史悠久,又地处西子湖畔,环境优美,是学知识、做学问的好地方。虽然北京的清华、上海的交大知名度也很高,但总觉得那里学生运动闹得太凶,恐怕安不下心来去读书。就这样,我毅然决定报考浙大了。当年在广州考区没有浙大的考点,最近的考区在武昌。
我是冒着高温,长途跋涉,借住在珞珈山上武汉大学的一位朋友家中,去参加浙大的招生考试的。由于对自己太自信了,我只报考了一所大学,没想到那年浙大发榜比别的大学都晚,在广州一些大学已陆续开学了之后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真是有点着急了,怀疑起浙大的门槛是否太高了。幸好不几天,录取通知书来了,我成了武汉考区录取的仅有的两名电机系学生之一。
在校四年,经历了解放前夕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迎接杭州解放的护校活动,解放后的勤工俭学,毕业前的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刻苦的学习、实验、实习、考试等严格的专业知识训练,我对浙大的认识,终于由模糊而明朗、由概念化而理性化了。我深感浙大的求是校风,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融洽的师生关系,以及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民主斗争的核心骨干作用等,是浙大得以雄踞全国着名高等学府之林的精髓所在。我以自己能成为一名浙大学子而骄傲、而自豪,我庆幸自己半个世纪前做出了一个无悔的选择。
民主革命思潮的政治启蒙
浙大校园并没有我想像的那样宁静,更不是政治斗争的世外桃源。入学不久,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费巩教授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各个布告栏,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同学的神秘失踪激起了“还我于子三”的愤怒的呐喊。全国范围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在浙大校园中同样汹涌澎湃。一个一向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的青年人,突然闯入这样一个敢对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陌生环境,一开始是吃惊,接着是深入的思考,然后是恍然有所悟,最后是积极的参与。当我举着小旗,跟着领队者喊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情绪激昂地进行在游行队伍中时,我觉得自己正经历着一场政治的洗礼,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后来,记不起从哪位同学手里借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我偷偷地一口气把它读完。毛泽东的这部经典着作,使我能站在全局的、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当前所发生的一系列局部的斗争,眼界豁然开朗。我这以后入团、入党,革命人生观的建立,都与浙大这个“民主的堡垒”对我的政治启蒙有关。
学得基础知识的终生受惠
当时的浙大,是集理、工、农、医、文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教材比较注意宽范围的基础教育,而不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当时电机系只有三个专业:电力、电机制造、无线电。我是学电机制造的,但也学了工业电子学、有线通信等弱电方面的一些科目,这就为日后分配到具体工作岗位时加强适应能力提供了前提。果不然,我并没有分配到电机制造部门,而是在电气传动领域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在这个工业自动控制领域中,技术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先后经历了三绕组电机控制、电机放大机控制、磁放大器控制、汞弧整流器控制、电力半导体控制、全数字控制、计算机控制等许多代变迁,但运用大学里学到的专业基础知识,通过工作上的自学与实践,大体上总还能跟得上技术的发展步伐。
我在机械部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先后担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总工程师职务多年,也还算称职,获得过全国科学大会颁布发的“先进工作者”称号,这都与在浙大学习在时打下的坚实而又较宽泛的理论基础有关。我认为:大学时在不宜学得太专,因为走向社会时的工作环境是很难做到完全学用一致的,而且科学技术也是不断发展和更新的。作为工科学生,学好一组宽范围的专业基础课程,加上较好的数学底子和一门熟练的外语,并注意在工作中加强自学,不断自我“充电”,就可以适应具体工作岗位上千差万别、日新月异的工程技术性的要求,把工作做好。
在校四年所学的全部课程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王国松教授开设的交流电路课,他当时是工学院院长,虽然工作很忙,但仍坚持亲自授课。他的课是我们最喜欢的课程,也是我们学得最扎实但又是最不费劲的一门课程。这得归功于他的一套非常成功的教学方法,渊博的知识和深入浅出的表达技巧。
他的每节课开始时,总是先把上一节课的内容简短地回顾一下,把同学们相应的记忆细胞拉到了前台,然后开始讲新课。他很少用讲稿,通过在黑板上即时的绘图及生动的原理剖析,把复杂的、比较抽象的交流电原理讲解得一清二楚。一节课结束之前,再为大家归纳几点要领。这样的授课,明白易懂,记得牢,前后节课连贯系统,概念强。一个学期下来,用不着太费劲复习就可以考出好成绩,而且能运用自如。浙大的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既有留洋归国的学者,也有土生土长的教授,各有自己一套教学的方法。他们对学生都要求比较严,但与同学相处很融洽。在这样的学风、校风的熏陶下,大多数的同学都能学到一套真本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因此很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校园生活的锤炼与熏陶
我们整个四年的学校生活都是在大学路校址中度过的。除了几幢教学楼好一些以外,宿舍可都是很陈旧的了。我们住的西斋,是带走廊的一溜平房,一屋四张上下铺双人床住八个人。与走廊相邻的一面是木板墙,没有采暖设备。冬天室内温度在零下好几度,早上起床,半夜解手,都是一场“战斗”。学生一律在没有坐椅的大食堂排队打饭,菠菜豆腐是最常见的菜,只有一月两次的打牙祭才能吃上顿荤菜。当时正处在新旧中国历史性转折之交,广大人民都还处在战乱之中,能够让我们安下心来继续学习已是天大的幸运了,因此,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很知足,很少有叫苦的。
由于全国各地解放的有先有后,当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的家乡尚未解放,经济来源都有困难,我也是其中之一。学校为了帮助这部分同学解决经济困难,在1949年的寒假组织我们进行生产自救,我也报名参加了。在钱塘江畔、六和塔下,冒着凛冽寒风,我们把大块的石头敲成小块,用手推车推过钱塘江大桥,堆在岸边指定的地方。一天劳动下来,回到借住的之江大学的学生宿舍中时,一个个都累得直不起腰来了。可是看到那刚从“地下”转到“地上”的带队的党支部书记,他那瘦弱的身躯,却也坚持着与大家一起干,我们也就都咬着牙,坚持干下来了。真没有想到,这样的锻炼,却为“文革”时期应付“下放”的艰苦劳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学校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在共青团、学生会的组织下,为同学们创造了许多可以自由参加的文化娱乐活动,如钢琴班、美术字班、京胡演奏班、“乌鸦”合唱团、周末音乐唱片欣赏会、周末舞会以及各种球队的比赛等等。每天中午和晚饭后,校园中都要播放几十分钟的轻音乐,图书馆,阅报室备有大量的图书报刊,也是同学们经常聚集的地方。我最喜欢参加周末音乐唱片欣赏会,它每次都有音乐系的老师或同学作音乐作品的讲解,然后播放,使我这个学工程的人也增添了一点音乐细胞。我的交谊舞也是大学里学会的。
多学科性综合大学,还有一个多学科知识交流的优势。同学之间日常交往中很自然地会谈及各自学科中的一些问题,这种跨专业知识的交流,对扩展一个人的知识视野是大有好处的。我也曾偷偷地看过医学系的尸体解剖实验,看他们怎样开颅、怎样开刀;也曾经旁听过其他系的一些课程,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到了三四年级,承蒙同学们的厚爱,我还当选为学生会的文娱部长,参与了全校文体活动的组织与筹划工作,使我的组织工作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毕业后,做了多年技术工作之后,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要我弃科从政,当了中共天津市委的科技部长,负责领导一方面的科技工作,与自己的专业完全对不上口了。但在这些工作岗位的转换过程中,我还是能够跟得上新工作的需要,较快地进入角色,想来也多少得益于这段校园生活的熏陶。
艰苦的校园生活,锤炼了我们的意志;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陶冶了我们的情操。我认为,一个完整的大学教育过程,除了课堂的学习、考试、实验室的实验、社会生产现场的实习、必要的体力劳动、毕业论文的独立撰写与答辩等以外,还应该包括参加大学校园的群体生活和参与一些可能的社团公益活动等。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中发挥出出众的作用。
从踏进浙大校园那一天算起,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但是那段生活的经历却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浙大师长们的教导、同学们的相互激励、校园生活的熏陶,影响着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