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史集粹

忆林汉达师

袁鹰

汉达师是1972年7月去世的,那年他72岁。他出生于浙东穷苦贫农家,在艰辛的环境里自学成才,读完中学、大学,以劳动所得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中年以后,为革命的文化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后半生却又历经坎坷,1957年遭到错误的处理,“文革”中更受尽折磨。他的一颗丹心,始终坚贞,为国为民,矢志不渝,直到心脏停止跳动以前,还撑着病躯,勉力完成周恩来总理交给他的一项审稿任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全部沦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但是,在如磐夜气中,仍有一批爱国的、进步的教授学者和作家、艺术家,留在这块荆棘丛生的土地上,在极真艰苦、充满危险的环境中,巧妙地运用各种条件,坚守文化教育岗位,保存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之江大学和东吴大学这两所教会大学的一部分教师,于1943年夏季在上海联合创办了华东大学。我有幸考入了这所大学。我的家境,读完高中已是相当拮据,哪有经济条件进大学?但是林先生主持的华东大学教育学院从一开始就打破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陈规,不讲学历,为年轻的中小学教师敞开校门。林先生采取设助学金、减免学费等办法,让一批有志进修的青年教师跨入高等学府之门。之江原设在杭州,东吴设在苏州,在上海自然没有自己的校舍,便借用别的中学教室上课,又为了照顾当教师的同学教学上课两不耽误,林先生将教育学院上课时间放在下午3时以后。这种安排,使我们从入学第一天起,就怀有感激之情。

开学第一课,林先生用他那浓重的宁波官话,向同学宣布他的教学主张:注重新颖的活教育,摒弃陈旧的死教育;注重教学相长,不搞填鸭式;教师和学生既是教和学的关系,也是朋友关系。他娓娓道来,如同和朋友拉家常,使我们这些初入大学的青年都感到十分新鲜。他那和蔼的神情、亲切的笑容,一下子就扫除了我们的紧张感和神秘感。林先生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使我们感到他是位思想进步、没有名教授架子、真挚待人的师长。时隔40余年,他在上海陕西北路崇德女中那间低矮的教室里上第一课的情景,仍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在高中时代的志趣,是想专攻历史或地理,同时在课余学文学,为什么结果却考进了大学的教育系呢?这固然同我素来对教师这个神圣职业怀有敬仰之情以及当时正同高中一起毕业的同学创办一所义务夜校有关,也由于林先生这位负有盛名的教授所吸引。他的那本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我在入学前虽然还没有读过,却早已听说过这本具有火药气味书名的书,并且连同他编著的几种英语课本,都已在世界书局的书架上见到过了。开学以后,这本书成为我们教育学课程的正式教本,我们得以比较系统地领受到本书作者严厉批判旧教育的战斗精神。他以旗帜鲜明的观点,精辟犀利的笔法,生动形象的语言,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种种方面,对以封建主义思想观念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做了深刻的剖析和有力的鞭挝。我们刚翻开目录,看到那些章节的题目:《镶金嵌玉的锄头》、《小和尚念经》、《强而后可》、《填鸭教育——放任主义》、《铁杵磨成针》……就感到迎面扑来一股振聋发聩的冲击力。它首先在我们这些教育系一年级学生的头脑里点燃起向旧世界挑战的火苗。

有一次,汉达师布置课外作业,要求我们每个人写一两个儿童个性发展的实例,他计划搜集50 到100 个真实的故事,编成一本《“顽童”万岁》。我们听了他的打算,觉得新奇而又开窍。看来他想用活生生的实例,证明那些蒙着“顽童”恶名的孩子,常常恰恰是富有才能和创造性、智商也很高的儿童。如果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又有正确的教育方法,他们将会成为有成就、有作为的人才。可惜这本书后来并未编成,好像是多数同学没有完成作业,或者是对林先生的意图体会不深,写得不符合要求。

林先生在课程设置上,不拘一格,敢于打破旧框框。1944年有一个学期的国文课,没有专任教师,而是指定我们读些话剧剧本。当时,有一些蛰居上海沦陷区的进步作家,写了不少剧本,支持一些剧团维持上演。林先生要大家分组阅读,定期讨论。他说,这对了解社会和人生、提高语文水平和文艺欣赏能力,都是有益处的。同学们对国文课上讨论剧本的措施,都饶有兴趣。汉达师有时也来参加讨论,他坐在我们中间,随意发言,大家读得津津有味,喜笑颜开,似乎忘却了教室外的黑暗世界。

也是这一年,林先生又为我们增加了一门汉语拉丁化新文字的课程,请齐铁痕讲授。他陪齐先生走进教室,讲了一番中国文字改革的前途和开这门课的意义(他已经用拉丁化新文字编写了一些历史故事〉。齐先生一口京片子,穿蓝布长衫,足登平底布鞋,很有点京派学者的风度。他费了好大口舌,才使我们这些“王黄不分”的江浙学生弄清“Z 、C 、S”和“Zh、Ch、Sh”的区别。他还编了口诀,以训练我们掌握普通话的准确发音,例如要大家反复念:十个四,四个十,十个十四,四个四十,十个四十四”。40 年前在大学文科课程中教拉丁化新文字,别说在沦陷区的上海,即使在大后方甚至解放区,可能也是极为罕见的。这就不能不钦佩汉达师这位革命教育家和教育革命家的胆识。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拉丁化新文字是同革命的左翼文化联系在一起,很容易招致缚、继之灾以至杀身之祸的。

细细想来,受汉达师教诲3年,与其说学教育学、心理学,毋宁说更多的是从他那里接受许多民主思想和进步的政治、哲学观念,而最重要的是从汉达师身上懂得应该怎样为人师表,怎样做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正直的、坚定的、为事业锲而不舍的中国人。他举起批判的武器,锋芒所指,不只是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而是整个旧世界,是被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禁锢于百年的中国旧社会。他在向我们传授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观念时,又结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实际,赋予更造合20 世纪反独裁、反法西斯斗争的时代精神,这就更加具有现实的进步意义。林先生虽是讲解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来自西方的观念,但着眼的还是我们植根其上的中国土地。有一次他讲述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口号,就曾发了一通感叹,他说,这三大口号在中国还行不通,中国还是大地主、大官僚们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有帝国主义当太上皇,号称“民国”,老百姓连基本人权都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其他的政治权利!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人们从窒息般的低气压中解放出来。从此,汉达师就以复校后的教务长身份,首先使学校的教学同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他先后请陶行知、邓初民、翦伯赞、胡子婴、李平心等民主人士、民主教授到学校来讲演。他们讲的几乎都是同一主题:只有政治民主化,教育事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只有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让人民安居乐业,教育才有光明的前途;大学生不能埋头读书,要走出校门,去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

40年代中期,正是光明与黑暗大搏斗、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关键时刻。林先生同我们之江学生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广大同学一起,同许多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一起,投身到如火如荼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我们在学校里见到他的时候少了. 倒常在文化界、教育界、学生、职工、妇女的许多群众集会上看到他慷慨陈词。1945 年12 月,美国派马歇尔以总统特使名义来“调停中国内战”,上海学生用欢迎和请愿的形式,举行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次的游行示威,表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的意志。林先生积极参与这次活动,他帮助审改了学生代表递交马歇尔的英文请愿书。他高度评价那次示威游行;上海很多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游行了,这次运动将会唤起民众关心国事,大家起来制止内战。他要我写一份详细的报道,寄给进步的《周报》,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要我去拜访《周报》的主编柯灵先生。

同年12 月,林先生同马叙伦、周建人、王绍鏊、许广平、郑振铎等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此后,他经常出现在许多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为和平、民主呼喊。他仍然是那身旧西服,仍然是那一口浓重的宁波官话,有时要加些激昂的语调。在上海玉佛寺公祭死于昆明一二一惨案的于再烈士大会上,他说:“于再先生虽然死了,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死了,但他还活在我们心里。同学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民主的新中国必定成功!”在天瞻舞台庆祝助学运动成功的大会上,他说:“助学运动给我们的教训, 一是是非自有公论, 二是团结才有力量,三是民主必定成功,四是自由必须争取。”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上,他说:“不要寄生虫,不要磕头虫,不要软骨虫。妇女们要团结,要做老虎,要学狮子吼。法西斯残余是一定会被打倒的。”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的欢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他说:“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攻,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林先生的这些演讲,通俗生动,尖锐泼辣.简短鲜明,一针见血。因此,他成为最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演讲入之一。尤其是中小学教师,更是亲切地将林先生看作是自己忠诚的代言人、贴心的朋友和崇敬的导师。有几次人数较多的集会上,国民党特务混入会场,用狂叫和嘘声捣乱,但是林先生在讲台上镇静自若,正气凛然;加上会场群众怒目侧视的震慑力量,终于使那些见不得人的虫豸不敢逞凶。

1946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对汉达师的迫害加紧了,造谣说他拿共产党的津贴,替共产党宣传。学校当局也开始散布嘁嘁喳喳的流言蜚语,要将这位深孚众望的教授排挤出去。

汉达师光明磊落,面对着逆流恶浪,一笑置之。他来学校的次数更加少了,一半是由于社会活动忙,一半也由于防避特务分子的纠缠。我们在学校里见不到他,就更多地到他的住所去请教。他的家在建国中路一幢弄堂房子里,两间屋住了八九口人。中外书籍堆得到处都是,没有多少空隙。就在这点空隙处,常坐满了专程来向他求教、向他商量问题的来访者。这就是他在《漏室铭》那首诗中写到的:
屋子尽管漏,往来无白丁。
不是职员女工,就是教师学生;
不是民国耆老,就是文化先进。
我们无所不谈,谈无不尽……
“嗒”的一声,漏水滴到头顶……
住着这样的漏室,还有人瞎了眼睛,
说我被人“收买”了,当然还有“背景”……
然而进出于他这间漏室的人,却都能从这里吸取到丰富的思想营养和无穷的战斗力量,感受到贤师良友的温暖。我为此写过一篇短文《漏室里的往来者》(刊于1946 年6 月12 日《联合晚报》“生活周刊”),其中有这么几句:“在这间漏室里,没有客套,没有敷衍,没有假笑;有的是真诚,赤裸裸的热忱。有时三四个人,有时七八个人.来的人都把漏室当作自己的家。在这漏室里,连一滴雨水也是温暖的,亲切的。”不止是我,还有别的同志和朋友,都是有类似的切身感受的。

这篇短文发表以后不久,我们就不再能自由地出入于那间漏室了。1946 年6 月23 日,上海10 万人民在北火车站欢送去南京请愿的代表,林先生的讲话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我当时在之江大学的队伍中,远远望见林先生站在一辆敞篷卡车上的主席台边,挥舞手臂,大声疾呼,全场群众跟着他的话声,齐声响应,情绪激奋。那一天,车站广场上山鸣谷应的怒吼声,横穿上海繁华市区的示威游行队伍,使蒋家王朝震愕了。他们在撕下和谈假面具、大举进犯解放区的同时.加紧了对国民党统治区内民主运动的镇压。他们对林先生悍然下了一道通辑令,妄想置他于死地。上海马路上,出现了“打倒青年贩子林汉达”的大字标语。8 月.汉达师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热情帮助和周密保护下,离异他那间漏室,进入山东解放区。从此,我们留在上海的同学,只能从记记里追寻林先生的高言旋论了。

自汉达师离开上海以后,我每次走过建国中路他的旧盾,走过北火车站广场、天蟠舞台、劝工大楼,走过我们听过林先生讲课的陕西北路崇德女中和南京路慈淑大楼,总是情不自禁地停步凝望,似乎在嘈杂声中,仍然震响着汉达师那浓重的宁波口音,痛斥反动独裁,呼唤民主和科学;似乎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仍然有他那身着旧西装的身影,夹着那只旧公文包,深邃的眼神注视着他长期工作和战斗过的城市,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原载《慈溪文史资料》第六辑〉

著名教育家郑晓沧

*收入本书时,对此文有所删节。

韦俊世

郑晓沧,原名宗海,生于1892年,浙江省海宁县盐官镇人。他5 岁开始认字,6岁入私塾,10岁进海宁达材学堂读书,毕业后被保送到省城杭州浙江高等学堂。

辛亥革命后,正当他即将毕业之际,闻清华招考插班生,即前往上海应试,被录取在清华学校高等文科二年级。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郑晓沧和许多青年一样,投考清华的目的是争取出洋留学,有朝一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郑晓沧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优异。例如,有一次作文老师出了两个题目,一是《读张作霖上总统条陈改革税制议》,二是《商战论》,任选一题,但他却两题都做了。老师把最优秀的5 篇加以印发,郑晓沧的两篇都在其中。又有一次老师念了一首英文名诗,要大家改写成散文,郑晓沧的那一篇也被老师大加赞赏,并读给全班同学听。

郑晓沧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本想赴美学习文学。但民国初年,“教育救国论”盛行,加上清华校长周季梅也是学教育的,所以有不少同学赴美学习教育学。于是,郑晓沧也改变了主意,认为文学“空虚”,特别是外国文学,而“教育则是根本要图”,因此决定选学教育。1914年同他一起乘S•S•China号轮渡美学习教育的还有陶行知等。

郑晓沧到美国进了威斯康辛大学,主攻教育学。经过两年苦读, 1916 年夏得学士学位。同年秋,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深造,1年后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正当他要向博士学位进军的时候,传来了南京高等师范正需要师资的消息。他想:祖国正需要人!南京高师正需要人,而且陶行知就在该校当教务主任,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于是他毅然决定在1918年秋赶回祖国,一心一意投身于教育事业。从1919年8月至1925年7月,他一直在南京高等师范(1921年改为东南大学)任教育学、心理学教授。在这期间还兼任过南京第一女子师范教务主任和江苏省教育厅专科视察等职务。郑晓沧在留学美国期间,曾直接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教授,回国后成为杜威教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教育界颇有影响,有相当声望,1922年被选为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当时,陶行知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由郑晓沧负责杭州分会的工作。1919 年杜威来华访问、考察,到各地演讲,他担任翻译。郑晓沧一面参加教育实践和行政管理工作,一面积极从事学术著作和翻译。他在20年代的学术著作有: 《教育概论》、《教育原理》、《英美教育书报指南》、《修学指导》、《初级中学之职能以翻译的教育专著有:杜威的《予之教育信条》、《儿童与教材》,密勒的《人生教育》,庞锡尔的《设计组织小学课程论》,吉德的《教育之科学的研究》,韦百尔的《修学效能增进法》等。郑晓沧的上述著译,是旧中国高等学校教育学的重要课本和参考用书,也为中外教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1925年8月至1927年3月,郑晓沧担任杭州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简称杭女中)校长。从杭女中出来的学生,都说郑校长进步开明。在当时充满着重男轻女思想的社会风气下,他认为男女青年都一样,都应培养成祖国需要的多才多艺的建设人才。他提出杭女中的目标是培养“仁爱、多才而愉快的女子”。他敢于收留“过激派”学生,宁波女子师范的学生陈修良, 1925年因领导同学参加五卅运动,举行罢课并参加全市学生联合会活动等,被宁波女师以“过激派”的罪名勒令退学,而郑晓沧却收留了她,未经考试,只凭一张转学证书就让陈修良转入杭女中高中部读书。在他主持下的杭女中,能让学生在课外自由地阅读共产党与共青团主办的进步刊物,如《响导》、《中国青年》等。他热爱学生,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和独立思考能力,堪称学生的良师益友。他首先自己做出样子,对学生彬彬有礼,平等待人,没有校长的架子。他担任高年级的英文课,选了一本英国出版的讲文明礼貌的书作为教科书。同学们的课外生活也丰富多彩,一下课就唱歌、弹琴、吹笛、跳绳,说说笑笑,轻松愉快。

当时浙江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邵裴子,重视人才培养,注重师资质量,热心广招人才。他聘任郑晓沧为教授,由郑晓沧创办浙大教育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从1929年8月开始,郑晓沧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授并兼任行政领导工作。曾担任过教育系主任、龙泉分校主任、师范学院院长、教务长、研究院院长和代理校长等职务。1935年至1939年,郑晓沧就任教务长和师范学院院长,积极工作,努力进取,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各方面人士的好评。1947年11月1日《浙大校刊》就曾记载:“本校师范学院教育系成立以来,经郑主任宗海苦心孤诣,朝夕诱导,成绩蜚然,毕业学生服务于社会者,为数颇多,且教学努力,甚获社会人士之好评…”。

1935年冬,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12月10日晚,浙大学生在文理学院大楼召开大会,声讨国民党的罪行。第二天又联合杭州市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大会。12月20日,为声援北京“一二一六”事件,浙大学生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建议市学联发动全市学生“冲到南京去”。当晚浙大遭到国民党军警包围,逮捕学生会代表12 人。赴南京请愿学生近千人,在火车站同国民党当局据理斗争,迫使当局择放被捕的12 名学生,并向学生公开道歉。当赴京请愿学生在火车站斗争胜利回校后,即12月21日,浙大校长郭任远却贴出布告,开除学生会主席施尔宜、副主席杨国华学籍,激起全校学生的愤怒。全校学生召开大会,通过四项决议.发表《驱郭宣言》。又派江希明等7人去南京,向国民党的教育、立法部门陈述郭任远的罪状。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亲自带宪兵到浙江大学,召集教师谈话,接着又给全校学生“训话”。“训话”后,郑晓沧以浙大实际负责人身份向蒋介石提出,请其收回开除施尔宜等学籍的命令,蒋表示承允。据郑晓沧后来回忆,“此举曾引起当时省党部当局的不满。”由于学生坚持斗争,大罢课一直延续30多天,迫使南京政府行政院免去郭任远的校长职务,驱郭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后由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

1936年9月29日,郑晓沧作了《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的演讲,他所指的两种理想,即“一为君子,一为学者”。“君子”重品行,“学者”重学问,大学教育就是要培养既有品行、又有学问的人才。

郑晓沧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因此也非常重视教育科学之研究。如1936年10月21日的《浙大日刊》上就载有这样一条消息:教育系为提高学术兴趣,由郑晓沧先生提议举行教育研究会,该学期举行3 次讨论会,讨论的题目为《教育社会学的客观基础》、《教育与政治》等。

郑晓沧非常注意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由于他在教育事业中的卓越贡献,受到国际教育界和学术界的称赞,他被聘为教育会议的国际名誉委员——这是教育学术界的最高权威,于1937年7月前往法国参加会议,着重研究儿童教育和社会教育。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浙江大学撤离杭州,辗转迁至贵州遵义。为解决苏、浙、皖、闽、沪等地的学生升学问题,经教育部核准,浙大在浙江龙泉设立了分校。郑晓沧于1940年4月至1943年6月,任浙大龙泉分校主任。

郑晓沧在龙泉分校曾作过《知识之伟力》学术演讲,从中也反映出他那爱国爱民之思想、品德。他说:“知识即力量”。而“大学为专门知识之传授地,抑且为专门知识之推进所,储才以为世用,研究以期精进。……大学不但为知识之府库,抑且为新知识之策源地,斯所以有学府之称也。”在这次演讲中,他对“士”的涵义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一则者士,多识夫前言往行,并谙悉夫政治文学。凭其较丰富之知识,劳其心思,以为民牧,以为民望者也。一则士贵尚志,士者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而不计较个人之功利。”他说:“我今愿为之下一定义,则士者乃曾饱受知识训练,从事于有益人群社会之业务,而不屑计较个人之权利禄位者也。”郑晓沧在演讲中列举许多实例,说明知识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破坏和灾难!他大声疾呼要教育人类善用知识:“故知识本身,原无恶意,要在教育人类有以善用之耳。”郑先生语重心长的一番话,深深地铭刻在爱国师生的心坎上。

郑晓沧在担任浙大研究院院长期间(1943年7月—1946年7月),曾出国休假1次,那是1945年到1946年间.名为休假,实为参观、考察有关国家的大、中、小学教育。

1945 年8 月底,他先从重庆飞往加尔各答,在那里住了1个星期,参观了几所大学。然后飞往伦敦,访问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和英国教育部,又考察了几个公学、1个临时师资训练机构和几所小学, 11月渡大西洋抵纽约,过了两天即赴华盛顿,与在美国的女儿、女婿、外孙女团聚。

1946年11月,浙大校长竺可桢赴法国、英国和美国考察。1947年上半年就由郑晓沧担任代理校长。他非常重视校史和校风的教育。根据浙大校刊记载:1947年4月2日,浙江大学举办校史演讲会,请前校长邵裴子报告求是书院、浙江高等学堂的历史。郑先生为此专门发表演说,阐述举办校史演讲会的动机和进行校史教育的重要性。这次演讲会大力宣扬了“求是”校风,并突出强调了如下两个内容:(一〉应以学业为本位,竭力充实自己,……以为他日造福人群之准备;(二)介绍造就之人才对社会、国家之贡献。

在浙江大学成立20周年(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成立50周年)纪念典礼上,郑先生在《讲辞》中谈到求是书院时说:“溯自中日甲午战争一役,斯时国民均知如不再奋发图强,则无法生存,浙江人士遂发起创立求是书院”。郑晓沧所倡导的校史校风教育,实际上是非常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郑先生的这种爱国思想,还体现在对大学生的严格要求上。他在《假若我得重做一番大学生》的演讲辞(见1947年5月26日浙大校刊)中,首先要求大学生注意健康,包括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康。在讲到工作时.他说:“一个人对工作应该忠实,这也是一个人的道德”。讲到学业,郑先生特别强调要学好语文,打好基础。他提出:“国文是一切学抖的根本,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要求至少能用一种外国语,以利于开展学术文化交流。”他还强调“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团体、对国家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去做,否则就加以反对。”最后谈到“研究”,郑先生说:“我觉得研究文学也好,工程也好,农业也好,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创造、生产与为人类谋福利”。郑先生的这些高明的见解首先付诸于自己的身体力行,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他在浙大工作期间,精心翻译的美国作家奥尔何德的著名小说《小妇人》(1932年)、《好妻子》(1933 年)、《小男儿》(1935年),脍炙人口,在国内有很大影响。1932年,为纪念伽利略和牛顿300周年祭,他用英文写了《新时代的黎明》专著,并应英国剑桥大学校长鲍尔温之请,寄一份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珍藏。在浙大西迁期间,仍不忘著书立说,1943年在龙泉完成英文专著《英国文学史纲要》,在江西泰和著有诗集《流离集》。他翻译的教育专著《东方白》则在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的诗写得很好,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会使他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反映出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钟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晓沧是第二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浙江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育系教授,1962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浙师大前身)院长,1964年调任杭州大学顾问。

郑晓沧教授热爱祖国,热切希望祖国人才辈出、繁荣昌盛的这个心愿,不光是心里想想,嘴上说说和用诗歌唱唱而已,他是以毕生精力身体力行,从理论到实践,为我国的教育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从事教育工作60 年,全身心地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他不但亲自办学,担任校系领导职务,而且还亲临教育第一线,给学生讲授过教育概论、教育原理、中等教育、教育社会学、普通教育法、英美教育书报和外国教育史等课程。郑晓沧教授同时又是一位向教育科学进军的勇士。他在教育学、教育史领域,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 年起至1962 年的43 年间,他一共写了著作、译文和论文33 部(篇),其中15 篇是解放后写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郑先生遭受诬陷迫害,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罪行深恶痛绝。“四人帮”被粉碎后,郑先生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他感到“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心情特别舒畅。1978 年春,郑先生以87岁的高龄,到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北京。因为郑先生年岁大,组织上特地安排他的夫人作随员,党中央和国务院派专机接送。北京开会回杭之后,郑老天天眉开眼笑,心情十分激动,他逢人便说:“这是党和人民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对人民教师的重视”。

1978年夏,郑晓沧因病住院,于1979年3月12日在杭州逝世,享年88岁。先生毕生献身于教育事业,为培养祖国建设人才和发展教育科学而鞠躬尽瘁,他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

怀念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

王正平

何炳松( 1890-1946 )校长,字柏丞(一作柏成),浙江金华人,世居金华北乡后溪河。1903年春,应县、府、院试,以高第补县学博士弟子员;秋,入金华府中学堂,与邵飘萍等同学。1906- 1912 年,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浙江高等学堂预科,后入正科,毕业后公费赴美留学,专攻世界现代史与当代政治。1916 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9月返国,路过杭州,无意中被任命为省长公署助理秘书。次年3月改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 5月,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为史地部兼任教员,讲授西洋史。9月.应北京大学校长黎元培之聘,至京任教,兼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教员。1918年被聘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9月至1924年8月,应邀返浙就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并被推选为杭州大学筹备会主任。1924年9月,受商务印书馆聘,先后任百科全书委员会第五系主任、史地部主任兼国文部主任,后又被聘历任编译所副所长、所长、大学丛书编委会主任、东方图书馆总编辑、副馆长等职,并在1925 年间兼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教授。1935 年6 月,经郑振铎、周予同等教授的劝驾,出长暨南大学(1935.6-1946.6 ),直至逝世前两月。

我在何校长门下读完大学4 年,学的也是历史。他的治学为人、高风亮节、音容笑貌,时在眼前。兹摭拾所见、所知、所闻,以表追思怀念之忱。

先生出长暨南,受命于民族危亡、国家多难之际,在暨大10年,包括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内,所遭遇的艰难阻滞、颠沛流离,较五四前后蔡元培之长北大,殆有过之。他在暨南工作,某些方面依稀有蔡元培在北大办学思想的影迹.可能与他在北大4年的任教经历不无关系。

在为暨南大学1936 届毕业同学纪念册所写《弁言》里,他说办学要“一方力谋全校人事之安定,一方力筹各项设备之充实。罗致名贤,担任讲席。”他长校期间,多方延揽人才, 10年中在暨南任教的知名学者有:郑振铎、张耀翔、傅东华、胡愈之、周予同、周谷城、王统照、张天翼、王子瑜、刘大杰、郭绍虞、孙大雨、钱亦石、程瑞霖、孙怀仁、戚叔含、方光焘、许杰、周宪文、盛叙功、李长傅、王勤堉、陈文彬、叶作舟、江之永、黄宾虹、谢海燕、倪贻德、潘天寿、俞剑华、李笠、陈守实、卓如、杜佐周、胡寄南、罗君惕、吴大琨、陈科美、潘序伦、钱钟书、卢怀道、吴裕后、苏乾英等人。这些专家学者,虽然任职有先有后,任教时间有长有短,有专职有兼任之别,在当时的东南来说,够得上名家荟萃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多次制造反共摩擦,也及于教育领域。何校长折冲其间,仍能不断罗致贤才,网罗专家,本“用人勿疑,疑人勿用”,“水清无鱼,人察无徒”的意旨,坚持开明办学,兼容并蓄,自由研究,让教师们各抒己见,允许唯心与唯物、民生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并存,昕任学生辨别抉择,这是难能可贵的。

他十分尊重学有专长的教授,并为师生排忧解难。原任教于国立艺专的潘天寿教授,有一年轮空在家,他得信后,就聘其来校任教,礼遇有加。据谢海燕教授回忆:“我与潘天寿教授在福建建阳期间,相继患了恶性疟疾,何校长亲自送来特效药,并过问饮食调养问题。他怕我寒冷还赠我一件何夫人手织的毛线衫,使我身心格外感到温暖。”像这样关怀师生,急人所急,好人所难的例子在暨大师生中是举不胜举的。1942年招生时有些人虽被录取,因学校尚未开学,这批流亡学生无处安身,连吃饭也成问题,向校方提出要求。何校长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仍设法安置。凡遇新教师到校,他一定登门拜访,邀请餐叙。学年终了,对要续聘的教师,他一般总亲捧聘书送到教师手中,并殷切地说:“来年还劳先生支持办学。”

他希望通过著名学者的辛勤教学,培养出一批健全青年,造成民族复兴的斗士。无论是在真茹、在孤岛和在建阳,暨大的学术空气都相当浓厚。一是学术团体众多,活动经常,每系有学会,也有跨系跨院的学术社团。以建阳时期而言,影响较大的有经济学会、史地学会、学林社、太白文艺社、未名社、中国文学研究会、新闻学会等,还有各式各样的读书会。它们组织成员学习进步书刊,座谈讨论,出刊壁报。每学期总要召开几次学术讨论会,师生各谈看法,或相问难,争着发言,气氛热烈。何校长曾多次参加史地学会活动,作过有关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二是延请校外闻人讲学。何校长曾先后礼聘潘汉年、李培恩、周昌寿、王亚南、龚普生等学者来校作专题讲座或学术报告。陈立夫、阮毅成等人也来校讲过话。当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讲学时,建阳文庙大成殿(学校大礼堂〉往往座无虚席。王亚南讲授《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改造研究》,连续3 周,整个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课课如此。三是同学之间学术探讨之风极盛。许多学生不以学会活动为满足,于阅读《资本论》、《辩证唯物论》(米丁著)、《大众哲学》(艾思奇著)等书刊后,总要发议论、谈心得,或挤在寝室里坐而论道:或在河旁路边,走走谈谈;更多的是在茶馆里,三五人围坐一桌,各抒己见,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当时,学生没有自修室,许多同学往往泡一杯茶,在茶馆里呆上半天,读书、温课与摆龙门阵。自由研讨,蔚然成风。

何校长是一位坚持抗日的爱国学者,对暨南师生的爱国行动,他总是站在民族立场,分别采取默许、赞同和公开支持的态度。

在真茹,校内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参加全市大游行,后又赴南京请愿,加入上海各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不表示反对。后来,学生们声援傅作义将军所部绥远抗日,劝募寒衣,他捐出巨款;待500件棉衣制成,连同慰问袋、慰问信一起送往绥远前线,他高兴地与同学们一块儿摄影留念。1936 年秋,开办侨民师资训练班,第一学期结束,学校组织学员赴绥劳军,慰问收复百灵庙的爱国将士,使来自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各地的几十名侨生,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教育。八一三事变,真茹校舍被毁,学校迁至租界。那时留滞“孤岛”的各大学,只求维持,何校长则从学校前途着想,积极筹划内迁。1937 年底,暨大学生救亡团成立,经宁波、金华去南昌,沿途宣传抗日.得到何校长的公开支持,派员随行联系。救亡团有些同学出于对何校长的爱戴,途经金华时,特地去看望了他的老家。

1940年春,汪伪政权成立,要各校放假一天以示庆祝,何校长以“忠奸不并存”的严正立场,断然拒绝。1941年12月8日,上海租界陷于敌手。何校长主持会议,作出“当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即停课,学校关闭”的庄严决定,得到全校拥护。郑振铎教授为此写了《最后一课》,记述了暨大从校长到工友悲壮的爱国情景。

由于战局变化.暨大决定内迁福建建阳。赖何校长未雨绸缪,早在那儿设有分校,有了基地,得以全部南归。那些零星后撤的他校学生,由何校长主持的东南联大收容。1943 年暑假,东南联大停办,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师生听说要被并入其他大学,有的人竟为此大哭.不愿离开。

何校长对华侨同学会、女同学会、基督教团契、话剧社、平剧社、歌咏团等活动,一贯赞同。暨南话剧社演出《雷雨》、《醉生梦死》、《长夜行》等进步戏剧和歌咏团在校内外公演《黄河大合唱》时,得到他多方赞助。

这里,必须指出成为评价何校长争议不息的一件事:他在1934年我国社会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曾与另一些人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粹派和“全盘西化气提倡“中国本位文化”,号称“十教授宣言”,引起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后来,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十教授”发生分化,有的沦为投靠日伪的汉奸,有的却成为忠贞的爱国学者,何校长属于后者。从当时背景来看,何校长在这个“宣言”上签名,既有固守传统、无视革命思潮的一面,也有其维护独立的民族文化的另一面。在他以后生涯中.这后一面占了上风.成为他思想的主流。他于热心介绍西方美国、法国的鲁宾逊、傅尔德、塞诺波的史学思想的同时.亦反对言必称希腊罗马,反对对西方教育亦步亦趋。在艺术专修科的教学雕塑模型缺乏时,他曾经说过:希腊罗马雕刻都是神话人物,是洋菩萨,外国学生把它作为模型。我们画庙里的菩萨塑像,作为基本练习,为何不可?他希望大学艺术科系能培养出更多的美术家,创造无愧于我们先人的现代建筑和雕刻绘画的美术杰作。

1935-1945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进而发动全面入侵,践踏我大好河山,中国人民经历艰苦抗战,终获胜利的10 年。

10年腥风血雨,暨大三度播迁,由真茹而孤岛,而闽北建阳。在租界期间,先在原美租界小沙渡路侨光中学开学, 1938年迁到原法租界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上课,再迁入公共租界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继续办学,可称之为“小三迁”。学校迁入租界后,飘泊无定,寄人篱下,多次搬迁,最短的一次是在公共租界福照路,只呆了半个月。“小三迁”是指比较安定的、时间较长的临时校址。即使如此,往往只能在下午4 时到9 时之间上课。在大三迁与小三迁中,师生们历尽忧患,弦歌仍得不辍。在如此艰难困苦条件下,能造就出一批人才,是与何先生开明办学,苦心筹划,坚持爱国爱校的努力分不开的。

以建阳来说,历史上虽以宋儒朱票讲学和印刷业发达而闻名,但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成一个荒僻的山城。暨大搬到这儿,虽有周宪文教授办的分校作为先遣,但不论校舍、粮食供应、图书仪器及医药卫生,无一不感到匮乏。加上东南寇氛日炽,众多爱国青年纷纷奔向闽北,更增加了压力。何校长依仗同事奔走求告,修茸旧文庙为校本部,在校本部后面造起一排排教师宿舍,竹篱茅舍、声息相阁。教师们都能体谅时艰,安心教学。出本部大门,通过写有“暨南教声”四字的石牌坊,穿越童游镇,即为学生宿舍及食堂区,有的是庙宇祠堂,有的是新盖的茅屋。学生生活十分艰苦,好些同学从敌占区跑出来,一无所有。有的华侨子弟,邮路不通,接济断绝。何校长从部队搞到大批旧军用棉衣、棉裤、棉被,发给学生。一套棉衣裤,冬以御寒,春秋变夹,夏天变单,聊以蔽体。何校长四出派人收购图书仪器,充实教学设备。过了一两年,学校条件虽有所改善,但学生仍在桐油灯下专心夜读。当时,暨南教学有些成就,主要还在于教师的专心教学和同学们刻苦耐劳追求知识的学习精神。

1945年秋,抗战胜利,何校长奔沪筹备复校。不久,校内师生为了悼念昆明一二一惨案,声援西南联大学生运动,把多数学会、社团所出壁报组织起来,成立了“暨大壁联”。“壁联”的主要负责人为郑英杰、金尧如、傅春龄、蓝文灿等,还聘请沈炼之、方光焘、卓如、戚叔含、陈文彬等18 位老师为顾问。“壁联”多次刊出了纪念一二一的壁报特辑,报道西南学生运动情况,传达了全校师生“要民主、反迫害”的正义呼声。接着,为了防止反动势力的破坏,又成立了“护校委员会”。暨大校内民主空气的高涨,触痛了当局。是时,何校长在沪部署暨大复校稍有头绪,忽被调长国立英士大学,他素志未酬,积郁成疾,延至1946年7月逝世,年仅56岁。

何炳松在暨南10年,劳绩卓著。他献身教育的辛劳和爱国精神,是海内外校友们所共同怀念的。周谷城教授在为《何炳松论文集》(由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编辑组编集)所作的序中说:“何先生终身尽瘁于教育、学术、文化事业,其同事、学生遍布海内外,因此追慕先生的治学、办学的精神及高风亮节,定将鼓励我们为振兴中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共同奋斗”。信哉斯言。

竺可桢出长浙大由来及其他

陈训慈

竺可桢师在浙大任校长13 年(以下对竺一般仅称名或用姓),作出众目昭昭之卓越成绩。从《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36-1942年)中见到.关于蒋介石决定请他出任浙大校长经过颇详,并先后涉及蔡元培、翁文灏、郑晓沧、胡刚复、邵元冲、陈布雷诸人。其中陈布雷在蒋左右(时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是当然联系人。但事前究竟怎样提出与决定的等等.日记中还来说得十分清楚。据布(指陈布雷,下同) 事后告我的一些情况,在此作一追记。

浙大前任校长郭任远,与浙江省当权派胡健中、许绍棣等人友好(许、胡都是郭在复旦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一二九运动,浙大率先响应,准备出发赴南京请愿之前夕(12月20日),郭串通军警,逮捕学生代表11人,引起师生公愤。21日,浙大学生到城站不得上车,队伍愤然站立铁轨,黄华表(省府秘书长)代表省当局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被迫接受释放学生等条件。学生整队回校后,立即召开臼治会大会.部分学生冲向校长公舍找郭,郭从屋后逃出,即去南京。这以后,教育部公然开除浙大学运领袖两人,学生们于是继续罢课,并形成了“驱郭风潮”,坚决拒绝郭再返校。蒋介石见郭留京不敢回校,也了解一些浙江省垣各方舆论,知道浙大若不新委一位有威望的学者(绝不能是国民党中“名流”)来任校长,学运就不能平息,学校将不能维持。

1935 年初冬,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亲来主持。那时,蒋的幕僚陈布雷因脑疾正住杭寓休养。蒋以亟须考虑浙大继任人选,就趁此时机秘密要浙省府当局与接近之文职幕僚提出准备人选,所以陈也应召去参加航校毕业式。毕业式之后,在校长会客室中,蒋介石屏他人面对黄绍竑与陈布雷说:“浙大现状已维持不下去了,现须考虑继任校长的人选问题。”要求“黄主席与陈主任提出能安定秩序、胜任校长之适当人选,早日报我,以便提到教育部办理。”黄绍竑即时答话推辞说:“我虽主省政,但毕竟是军人出身,知人有限,知教育更少。且浙大是国立,还是布雷先生识见广,又富有教育行政经验,可以请他提名。”布表谦谢,蒋也有嘱陈布雷多多考虑之表示。

不久陈销假返南京。这里要追记一事,即在12月21日浙大学运转入驱郭之时,校务会议推定郑晓沧为校务委员会负责人,时陈布雷尚在杭休养(住里西湖小莲庄),郑常去访谈(郑与布原是旧浙江高等学堂同学,布任浙省教育厅长时,郑曾一度任过秘书),现因蒋直接过问浙大事,常据实以校情相汇报,并以私交虚心与之商榷善后办法。可能布逐渐流露郭已势难再来,拟听取郑对继任人选的看法(布与竺在京相识,敬慕而相知不深以后提名或有其自己的考虑,但主要当是郑的建议)。布回南京不久,即想到时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之竺可桢在科学与教育界名望甚高;同时又想到时任燕大校长之吴雷川(原名震春,曾任前浙江高等学堂监督.郑与布皆是他的学生)。约在岁末到1936年1月,布就将吴、竺二位姓名向蒋回报。蒋略加考虑,说吴资望固高,但正任燕京大学校长,为师生所尊信,如吴同意长浙大,又要牵涉北方一个重要大学物色新校长的问题;竺原长气象所,蒋也知道,但认为科研机关可兼职,或可推人代理。当即嘱布于2月21 日陪竺去会见。

蒋单独见竺这是第一次。据布告我:是日客多,蒋与竺面谈约一刻钟光景,后表示“印象很好”(布语),叫布即通知竺准备接事。蒋见过后就告诉教育部长王世杰,王向来器重竺之学行,自表同意。

竺得通知后,先后与蔡孑民、各友好及接近的学生(如张其昀、胡焕庸、王学素等)商谈,其曲折经过都见竺日记。我所认识的各方面人士都说浙大教授们表示欢迎,只有国民党省党部的许绍棣等表示失望。我当时在浙江省立图书馆任职,拟去宁沪线一带考察。我是3月1日离杭的,历经苏、锡、镇江各图书馆参观,3 月11日才到南京,住在兄(陈布雷)家。15日约三五同学至竺家访叙,中大的胡焕庸、张其昀,气象所的好多干部(竺在东大、中大的学生)都赞同竺师可以接受。我也谈到浙大情形并不复杂难办。事前我原有致竺师信.希望竺接事,以浙大为“中流砥柱”振作浙江省的教育文化事业,这些话俱见竺的日记中。

浙大编印的《竺可桢传》中,有如下一段说法:“在杭州机场之候机室,当时浙大代理负责人郑晓沧就最先向蒋介石推荐过竺可桢。”这不符事实。关于蒋介石在航空学校校长会客室与黄绍竑、陈布雷谈浙大校长一节,前面已有述及。郑晓沧没有向蒋介石直接提过名。而且按常情推测,机场的候机室即使是一别室,蒋也不会在等待上机之匆迹中与一个素少接近的教授公然谈校长人选问题的。

还有一个印象应当说一说。常人一般总希望自己亲人不要太忙劳,竺如受任校长,而仍兼气象所所长是既定的,当然更任重事繁。竺日记(2月25日)中记师母张侠魂之二姊(即邵元冲夫人张默君)与邵皆劝他接受,但未提及家属意见。我则确记竺师母当日对我们几位同学说:“你们的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云云。从这一席谈,可知竺之最后决定接受浙大校长,以至负责至13年之久,师母的正确意见也起了促成的作用。

竺可桢于2 月21 日会见蒋介石之后,接受与否(包括任期)约有近半个月的踌躇考虑期间。至3月20日左右,经各方面的劝任,在王世杰(教育部长)的催促之下,与郑晓沧师具体洽谈之后,他已决定接受,并先后设法物色文理学院与农学院院长、总务长及会计等人选。从他的日记中看,进而联系他任事后历年认真负责与迎难奋进之精神,可见他是以公字当头,以国家教育大局为重,从培养大学人才出发,才作出这一重大决定的。

竺考虑具体问题时,对任职时间问题迟迟未决。据布告我,他任校长后,仍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似是双方同意的。惟几天后,竺思量到气象所之重要,对浙大只能短时暂任,他甚至很主观地提出“半年为期”。布认为极不便以此转达。一贯以科学院为重之蔡孑民,亦以为“半年太短,可延长至一年”(23日日记)。故以后终于以时间问题暂且不作肯定达成默契。

关于任职校长之具体条件(包括任期),过去有的文章说,好似竺当面向蒋提过什么三条、四条,实际上据我所闻,都是通过陈布雷提出的,而且任期问题实际被布劝阻了。布是先后一贯劝竺久任的。日记表明,竺向布提经费保证等三条,是在见蒋的十几天之后。其中写明:“昨晚至布雷处,……渠以为时间问题暂可不必提出。……余提之要求三点,即:①财政须源源接济;②用入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③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据布雷云: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经费则国库(即中央直接)之四万五千元,按月可靠云。”(日记第一册,1936年3月8日)

后来事实上,经费径向教育部长王世杰力争,中央直接支发每月自5.2万元增至每月6万元(外有少量省财政补助及代办高农、高工之协款,不具述),这是竺接任初期有保障之经费来源(教职员薪金每月约需4万,所以其他各费还是很支绌),校中略有举动,必须另请临时费。浙大赖有接事前之声明条件,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西迁泰和以后,通货贬值,交通费大,逐事报请,延发迟到,在浙大应付校务,此为一经常难题,这后事暂且不提了。说到第三点人事,即校长有用人全权,党部不干涉。这一点据我所知,以竺威望之高,与开始时之诺言,国民党政府对付还算是较好的。尽管陈布雷代蒋表示过,全权有一例外,即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参加”,但事实上,浙大改组之初,教师中国民党员极少,旦采取导师制,开始不设训导长,故无党部派人来校之事,可以说基本上做到竺当初提出的第二条之要求( 1939年后之军训教官为例外,但教官也服从校长领导)。以后大学普遍规定,训导长须由国民党员教授担任,竺也依教育法令做到,无论是教授或非教授,只要是国民党员(如郭斌和、张其昀),凡校长上报都同意。最后在遵义将近胜利之年,无人肯兼此职,竺就请民主教授费巩担任,费毅然任职,以致惨被特务杀害。这一事件还引起师生严重反抗,竺也至渝追查抗争,奔走遵渝间多次。

再略提一下战时浙大经费受到相当的优遇。抗战期间,重庆政府财政混乱,通货贬值,各大中学校经费皆十分艰难。尤其是追加费及新发展所需的临时经费,教部常托辞不准,准而不发,发而减成甚大,浙大当然也受到同样困难。但当时竺的艰辛与浙大之发展成绩,赢得文教界之称重。蒋介石与陈布雷同样富于乡谊(当年长教部多年之陈立夫与后来之朱家骋,也都是浙籍人),对浙大算是特别“帮忙”。每有特款分配或应变特用,除“中央大学”常列第一(经常费亦大)外,浙大常占第二、三位的。不管哪一“民主堡垒”大学,蒋常查问和传言防范,但涉及经费,布与陈立夫之签报追加,总是得到蒋的批准。这亦符合竺接任时所谓经费保证之条件,若非竺之声望与不断努力,是不可能办到的(胜利后,我在南京也曾略效奔走联系)。

竺当初以任职时期作为所提要求之一条,经布劝言与解说,竺不但已默许决不是一年半载即去,政府知气象研究所经整理己上轨道,开始也同意其久兼所长,竺以研究所代理得人,也甚为放心。故至1937年夏止,并未提出瓜代。及至抗日战起,竺以共艰苦患难之精神,率同诸生首迁建德,二迁江西,再赴武汉因公商洽校费。约当师母与次子先后故世不久,曾一度出信表示求代之意,当然受政府恳留。此后我留宜山任教,未见师稍露消极。以后我受派去龙泉分校,及至1940年辞职至渝。此时据我所知,竺曾表示过求去,且曾举任鸿隽自代,被布恳切劝止。黔川交通较便,竺仍兼气象所职(所务由吕炯代,吕任气象局长后,郑子政暂代,最后约1945年中研院始报请以赵九章为所长)。这期间约五六年,竺几乎每年来渝二或三次,去教部之外,也必至陈布雷处,相与久谈。其中至少共有三四次表示请辞,有时举贤自代(有一次他提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可以继任),但终于每次被劝留,使他辞意作罢。竺所提理由,一般总说是当年原以短期为原则,不意抗战猝起,迁校事重,不得不勉强负责。今已安全定址遵义,气象所又不好久代,以及个人研究专业兴趣等等。当时教育部与蒋介石一样(蒋之意见均由陈布雷转达),都以为后方大学重要,觅长不易,尤其浙大规模扩展,非些继续维持不可。结果竺满怀求去之心而来,仍以继续负责之结果而去。1944 年教部改组(蒋决定以原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与久任之教育部长陈立夫互调),朱以中研院院长(仍兼任)与竺公私关系较深,对竺要求发展浙大,如追加经费等,经从中英庚款特别补助,尽力支持(陈立夫任部长时,高教司长吴俊升出身东大,从中为助,亦颇有关系)。以后抗日胜利,复员后困难更多,竺也勉力担当而少提去意了。

竺老从1936年4月25日接长浙大,至抗战胜利,在这10个年头中,浙大师生有3次大的迁校,真可谓艰苦备尝。现在一个大学复员重任当前,竺毅然知难而进,而且复员工作做得极好。至1946年,不但师生(连家属行李)与图书仪器安全迁回杭州,并且修建校舍与添建师生宿舍,既多且完成较快。

竺老怎祥能坚持这一事业,直至1949年解放,从始任一直历13年之久呢?虽然有师生之热烈挽留与政府的信任支持等客观因素,而主要还是竺个人以公字为主,出于爱校爱国之责任感。他有时也陷入留恋于科研工作之思想矛盾中,但经过劝说即回心转意;学生一致恳切坚留,尤极有力。而从竺的主观方面分析,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竺之以身许国,迎难而进之基本思想与过人毅力;二是抗战越艰苦,竺对大批专家教授忍受艰贫,相随于一学府(甚至不少教授病故)之无限同情与关爱,以至于不忍舍他们而去,对广大学生,也同此心;三是他对浙大的感情与责任心愈往后而愈深,越是生活艰苦,越多想到大量教职员工比自己还艰窘,愿共患难而不去,还有更多的学生忍饥寒而力学不懈(有的只靠微少的工读收入或助学金过日子)。这种关爱与怜惜之情,又自然与他尊重事业、热爱国家的心情紧密结合,每为一时的原因而想辞,一经以大义相责望,便又打消去意;四是气象研究所竺兼任所长达8年之久,代理所长吕炯及基层干部都是他的高足,至1944年5月,中研院委赵九章为气象所长,竺“喜托付得人”,不需分心,这也是他在胜利后专力浙大之有利条件。综上几点来看,竺老由初起只愿暂时负责,而终于任期长达13足年之久,其支持力量全是他强烈过人的责任感,是公而忘私、高度爱国家爱教育的精神所致。

竺可桢从47岁到60岁间,以精神饱满的年华,担任浙大校长13年( 1936-1949 年),历经漫长的艰苦岁月,胜利后将这个院系成倍发展的大学搬回杭州,大力重建校园,增加不少辛劳。竺的严正廉勤的教育思想,与公明有效的办学经验,许多作者已有大量文章表达。我在浙大任教不到5年,对这些方面当然也有不少具体感受,兹不赘述。惟有一点,不得不在此文结束前提出来:即竺老是一位气象学专家,又是著名的气候学地理学家,以这样一位全国罕见的科学家,而当其精力旺盛之时,乃让其躺在繁琐的教育行政之中,对我国科学与科研事业,是否为国家不小的一种损失?通观竺的生活史与浙大这十几年的校史,我深感不仅没有多大损失,相反由于取得教育与科研相互推进,而对我国科教文化事业大有收获。通常大学教师无论教基础课、专业课或尖端科学,必兼有不同的科研工作,如做实验、撰写专业论文。欲有论著或创造发明,即须读书——包括西文书、中文古籍文献、中外文期刊等。若兼行政职务,即不免减少甚至停顿。此在竺可桢则不然。他虽则琐务猬集,又须常赴陪都,而他还是不断读书著述——常是利用晚间写文,勉找隙时读书。据1979年版《竺可桢(科学)文集》所附著作目,自1936年4月出长浙大以后,直至1944年底止,竺在中外各报刊发表的各种论文(包括关于教育通论性文章)竟有39篇之多。

其中突出的专业科学性质的一篇论文《二十八宿起源考》,从开始定题(原题为《二十八宿起源之时间与地点》)到写成,历时两年多,参据大量中外文献,还与校内外学者(如钱宝琮)商榷,于1944年完成(后又先后补充与改写),成为国际有名之科学名著。自1945年到解放之5年间(包括竺出国半年余,及复员与应付学运特别紧张之年),也有专门和通俗论文5篇(文集《竺著目录》中,《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著录原作为1949年误,见《大公报》1945年5月23日)。我在1938年兼任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每星期六下午几乎每次见竺来图书馆简陋的阅览室中阅读新旧中外文期刊(规定此半天不去办公室)。解放以后,任科学院副院长时,读书撰著更多,直到去世前两年之1972年,完成其《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一文(《考古学报》1972 年第1期),成为一生之最后伟大科学论文。据此回溯,竺以其浓厚的科学兴趣,坚强过人的意志毅力,尽管身任繁剧行政,其科学研究工作何尝一日停辍,故得有此过人成绩。若只论个人,则一人之精力与时间究有一定限度。此13年中,竺如不任校长,他个人的成就自然更大。但从他的培养青年人才,罗致专家教授,实施科学教育,提倡良好学风,所造就我国一个时期内科学文化之总成绩极为远大。英国李约瑟博士于1944年二次参观浙大,看了遵义几个院系,就在报告中称浙大为“东方之剑桥大学”,如果只就几位教授的论文,而不是从整个大学的研究实验风气和成就看,是不会有此高度评价的。只有看总体成绩,才能明白竺之任校长与他的兼任科研工作,恰恰是相反相成,而且相得益彰。

竺师对浙江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之重视,如战时提议西迁贵阳,再迁重庆,战后又排除异说,力主归还杭州保藏等,此事不能不简述其略。

关于竺师力助四库全书之实情,我曾写一报告给“竺可桢研究会”,该会出版的《竺可桢研究会通讯》中予以披露。我只补充五点:①1938年底,浙图已将阁书与其他善本运抵龙泉䃮石密藏,竺师认为留浙欠妥,应西运贵阳保存,教育部采纳了这个意见,由浙大派员会同浙图人员运黔。②在贵阳市区还不放心,改运至山乡地母洞,又因洞中潮湿,每年须翻晒整理,管理员一人不克胜任,竺师主动每年夏季派中文系教授一二人至筑协助晒书整理,并多所指助。③独山战起,浙大本身处危不动,竺又赞同文澜阁库书迁运到重庆,并任阁书保管委员会委员。④当库书尚未西迁时,这批笨重的线装书(包括方志及善本)初运至浙江富阳,需迅速转运浙南,但当时船只极少,浙图又无卡车,省教育厅虽有经费而不允拨款,幸赖竺师对文物图书之重视,慨然命浙大腾出自己的运输卡车,多次为浙图抢运阁书及其他书籍。⑤文澜阁库书寄藏在贵阳时,贵州大学欲借抄其中滇黔人之著作, 一度想抽借至该校;战后四川公私方面亦张言东北收复,北有文渊,西南似应有一部,更有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私访浙中父老,企图打通政府,将文澜阁库书归之于南京,后来浙省参议会代表民意,电南京政府力争,此议才告作罢。竺对此向公私方面呼吁,力主留在浙省。我当时为库书一直代浙图与各方联系。我所保留竺师遗札,有二信论及此事,兹节引原函两段于后。

其一

“桢返遵后,得方杰人神父(方豪,字杰人,时兼浙大历史系教授)函,云及贵州大学拟将藏于地母洞之文澜阁库书(请部)拨归贵大。如此讯果确,桢极不以为然,浙人亦必群起反对,其不妥之理由,甚为明显,无庸缕述。我为库书迁黔之提议人,不能默无一言。而吾弟为库书之原保管人,想心更切。望即先与士选(指高教司长吴俊升)一谈:若有此项建议,嘱其早日打消为感。……”

(1943年8月10日致陈训慈信)

其二

“文澜四库书已由筑过遵开渝,想即可抵达重庆。惟据毛春翔君(文澜阁库书保管员,押运库书;1946年即由他负责督运库书返浙)云,闻中央图书馆拟企图拨得此书。桢意文渊、文津二阁书将来归北平与中央(图书馆),而文澜则以历史上之关系,战后必须迁回杭州,……请足下即与骝先(朱家骅,时接任教育部长)言之为要。

(1944年12月10日致陈训慈信)

我与竺可桢校长的一些交往

谈家桢

我想谈谈我和竺可桢校长的一些交谊和亲切感受。晚清以来,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办理大学教育影响深远、成绩卓著的当推蔡元培和竺可桢。可是竺办学更为艰苦,因为蔡办大学在平时,而竺则在国事蜩螗的战时!

就竺可桢而言,他的办学所以获得成功,在于以身作则,对学者具有巨大的凝聚力。领导能善于把各种人才凝聚在一起,组成一股力量,像紧握拳头一样,那末这个单位一定会是朝气蓬勃富有生命力,从而作出巨大的贡献。当年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领导下,就是这种情况。他在短短的几年之中,把只有3 个学院、四五百学生的一所地方性大学, 发展成为7 个学院、10 个研究所、30 个学系和2000 多个学生的完善大学,而且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很高,驰誉中外。为什么浙大能获得这样的成绩呢?我认为,就是由于壁先生有着这样一种巨大的凝聚力,他把许多著名教授都聚集到浙大来了,大家协力同心所形成的。

竺可桢是一位学问渊博、胸襟开阔、气质高超,且能容纳各派人才的伟人。各方著名学者都愿意前来浙江大学与他共事,并愿聚集在他的周围,共同为着“办好浙大”而奋斗。不少同事,后来因事而离校了,仍然还保持着联系,相互关心,还像欢聚共事一样,继续为浙大作出新的贡献。

我是一个从教会学校出身的学生,但是我只相信科学而不信仰宗教。1936 年,我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就想回国,早些参加祖国的科学家行列,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而奋斗。由于我的导师坚留,推迟了一年。1937 年秋,我决定回国了。我的母校东吴大学要我返校任教,我不想去,嫌那里“洋人”味道太重。我希望能够到一所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大学里去,扎扎实实地搞一些科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在旧社会里,派系林立,壁垒森严, 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大学生,想进国立大学任教,确非易事!事有凑巧,我的一位留美同学是在东南大学毕业的.替我写信给他的老师胡刚复,由于胡先生的推荐,不久竺校长给我寄来了聘书,聘我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每月薪金300元。这样崇高的职位和优厚的待遇,对一个年仅28岁的回国留学生来说,确是不易得到的。为什么竺校长对我这样优厚?我不是他的学生,更无亲戚关系;我的留美同学朱正元也不是竺先生直接教过的学生,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而已。从这点看,可以说明竺先生是任人唯才,不讲派系的。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也都由他聘来浙大,并且都得到重用。可见他聘用教会学校出身的教授,并非仅我一人。

竺先生对待自己的门生、校友, 比客卿教师要严格得多。浙大迁到遵义时,有相当多的一批留学德国和英、美的浙大校友回国了。这些校友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且获博士学位。竺先生认为他们是在本校毕业的,回母校任教要求从严,这样可以使人信服。因此这些博士一律先给讲师职位,满一年后再升副教授,如著名教授徐瑞云、江希明、刘馥英等都是如此。但是他对获得博士回来的非浙大校友,则一律以副教授名义聘任起薪。有人说:“竺先生来浙大就任校长,他带来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且都付以大权。”这是事实,却是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东大来的教授,绝大部分是极为宝贵的人才,如胡刚复、王季梁、梅光迪和张英肉等都是举国著名的学者,其他学校想请也请不到,浙大为什么不要?竺先生在东大时,深悉他们品学兼优,为什么不把他们请来呢?浙大数学、化工与生物等系,由于教授阵容比较坚强,早已驰誉海内。真余诸系如物理、化学、史地、外文等系,都是在这些教授来浙大后发展起来的,而且办得十分出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学系。有些职位,如总务长、分校主任和附中校长等,按照规定都要由教授兼任,教授们喜欢搞教学和科研,不甚乐意担任行政,可是这些工作总得有人来承担。竺先生往往以带有一些半命令式的方式委请当年在东大读过书的门生兼任,如胡家健教授、朱正元教授之任附中校长,储润科教授、樊平章教授之任分校主任等就是如此。在聘用这些门生中,偶然也有个别不符合要求的,竺先生总是严肃地对待,请他们另谋高就,这是尽人皆知的。有些人对胡刚复有意见,认为他是才大气粗,但我认为他是竺先生的总参谋,他对浙大的西迁,从考察迁徙地点到搬迁定居,和对理学院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竺先生为“元帅”,饶有帅才,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胡先生是个好参谋,为之拾遗补缺。胡先生却少竺先生当元帅的领导能力.所以有入不服,唤他为“胡刚愎”,可他是一个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竺先生出任校长,是十分珍重本校的元老教授的。他出任时,确曾把前校长郭任远遗留下的一些镇压学生的“党棍”给辞退了,把不称职的教职员调换了岗位;同时,又引进了原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的不少同事和学生。这样,浙大就出现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流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校事纷纭、快刀斩乱麻的时候,竺先生把由于反对郭任远而辞职的蔡邦华、张绍忠、束星北和何增禄等名教授请了回来,并且一一委以重任。对于坚持职守、没有离校的浙大元老,如郑晓沧、贝时璋、苏步青、陈建功、李寿恒、吴穰初和周厚复等名教授,则一一拜访,聘任原职。其中李寿恒聘为工学院院长、蔡邦华为农学院院长、郑晓沧为研究生院院长、张绍忠为教务长等。这许多老教授在竺先生任职期间,都能通力合作,发挥十分巨大的作用。竺先生在杭州,还三顾茅庐, 拜访了老校长邵裴子,恳请他回浙大主持文科各系;多次访渴马一浮,请他出山,来浙大讲学,主持东南学术风气。这都可以说明竺先生对前辈或同辈教授的尊重与器重了。

竺先生还为我们创造了优越美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即使是抗战时期,浙大搬迁在偏僻的贵州湄潭小县城里,没有电灯,大家都用油盏燃着灯革照明,工资因抗战关系打折扣,而物价又不断上涨,生活比较清苦。可是师生们都是以校为家,兢兢业业,心情都很舒畅。就我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湄潭工作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回想起来,应该好好感谢竺可桢为我们创造了这种美好的研究环境。我和著名教授苏步青、王淦昌等欢聚的时候,回忆那时情景,大家兴奋地说:“在湄潭是我们最难忘的时刻啊!”不禁洒下了欢欣的热泪。这就可以理解当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到酒潭参观,看到我们在士房子里研究并写出的震动国外的学术论文,深深感动,并赞美地说:“浙大可与英国著名大学相比,是东方的剑桥啊!”

竺先生离开浙大以后,去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但是他对浙大同仁还是十分关心。我们每次去北京参加会议,他常召集我们一起欢聚,关心我们的工作与成就。在广州举行的“科学规划讨论会”上,他集合与浙大有关的师生65 人,为苏步青教授祝寿。一个老校长还能记得多年前的一位同事的生日,真是难能可贵,这也可见他对学术和学者的关心。建国以后,我所研究的遗传学,一度受到苏联学派李森科等的排挤,被诬为“反动伪科学气不准在大学中再教这一门课; 1957 年教授评级被歧视,评不上一级教授;同时,还强迫我去跟那位没有文化的“中国李森科”“学习” 。这些情况,后来都被竺先生知道了。我是批判对象,他却为我不平。在科学院中,他对人说:“政治不能代替科学,对学术研究怎么可以戴政治帽子?”在那样的气氛中,他却敢于站出来为坚持真理讲话,我是终生不忘的。

缅怀故人,我是深切地感到我们真正需要继承竺先生的遗风!我参加大学教育工作已60 年了。纵观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我愿意再说一遍,办大学而成功的校长只有两个人:其一是蔡元培;另一位就是竺可桢。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他们非但自己进行学术研究,还能够领导学者们开展各项学术研究。他们不但十分关心别人的研究环境,还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借用几句古语:他们的品格是坚强刚毅,学识则溥博渊泉;修己是齐庄中正,对人则宽厚有容:“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真的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就竺先生的生活说,他是自奉清廉,与师生同甘共苦。浙大迁至江西泰和,不久继续西迁。在此颠沛离乱之际,竺先生的夫人和次子病危、病故,竺先生匆匆回家料理,为着浙大师生安危,继续到处奔波,全校师生无不感动,潜然泪下。在这民族抗战危急存亡之秋,办好这样一所国立大学是很不容易的。

今天,我们纪念竺可桢,我希望要多多总结些先生的办学经验,要大书特书他的事迹。不仅如此,最最重要的是要启发一些领导,能像竺先生那样,把周围的人才凝聚起来,把学校办好。

怀念浙大创始人之一邵裴子

蔡继贤 郑厚同

邵裴子先生原名长光,生于1884 年,浙江杭州人。幼年孜孜学习,为人所称,后以官费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历任浙江省高等学堂校长、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其间任浙大校长4 年。

1927年8月,国民政府在杭州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改组工业专门学校为工学院、农业专门学校为农学院。当时,并试行大学区制,即由第三中山大学校长蒋梦麟兼管浙江全省教育行政,由邵任普通教育处处长。

1928 年7 月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翌年大学区制结束,不兼管全省教育行政。浙江大学设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学系,成为浙江第一所综合大学。邵先生是浙大文理学院的首任院长。他与蒋梦麟校民都能贯彻蔡元培先生“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精神,并主张“学者办学、舆论公开”,卓有成绩。

初时没有校舍,就将蒲场巷原浙江高等学堂几幢旧屋修葺一新,作为院址。开办时,文理学院设中国语文系、史学与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教育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共8 个学系。邵先生饱学硕德,作风民主,尊重教授。因此,许多学者专家、教授先后应聘来文理学院执教。其中有刘大白、张绍忠、陈建功、苏步青、钱宝琮、纪育沣、陈之霖、王守兢、郑晓沧、孟宪承、俞子夷、黄翼、沈有乾、沈乃正、唐庆增、章嵚、叶浩吾、贝时璋、袁敦礼、佘坤珊、徐恩培、郭任远、钟敬文、朱福炘、顾功叙、徐英超……等。邵先生注重师资质量,他认为“与其降格以求,不如宁缺毋滥”。

文理学院开办时并无训导长或训育主任的设置,但已有党义课、军训课,不过党义课讲师和教军训的教官,分别由有关部门派来。邵先生对此并不重视,而学生也很不重视这些课程。在邵裴子院长和张绍忠副院长的领导下,文理学院的图书和仪器设备从零开始,逐渐充实。1930 年浙江省立困书馆新址在大学路落成,为文理学院师生从事学术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文理学院的学制为4 年, 4 年内必须读完120 学分。一二年级着重基础课,三四年级着重专业课。其中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大学教育之目的,还是以培养通才为主。邵先生把求是书院传下来的“求是”精神,作为办学指针。如当时英文副教授余坤珊刚从美国回国,对大学一年级英文要求颇高,不仅要读哈代原著.而且要学诗歌、散文.大一学生颇难接受。邵先生就商同余副教授将大一英文分为A 、B 、C 三班, C 班内容比较浅.进度也比较慢。邵先生亲自教C 班,学生都非常满意。又如史学与政治学系及经济学系,因为学校经费不多,无法延聘更多的专家教授,与其他国立大学同系相比,显然课程较少。为了不降低学生成绩,呈准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将此两系学生转到国立北京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借读。邵先生教导学生总是以身作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对学生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坚决贯彻。有一位经济学系学生,擅长网球,他原可代表学校出席比赛,然而,他的成绩未能达到规定标准。邵先生与体育主任袁敦礼商量,就不让他出席比赛。

1928年10月,在浙大文理学院成立后不久,浙大校长蒋梦麟去南京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邵先生以文理学院院长兼副校长,1930年3月任校长。

邵先生自奉极俭,一直居住在大方伯大德里7 号几间平房里,不愿迁入校长办公楼。浙大校长当时有专用的第4 号小轿车,除非必要,他从不使用。邵先生有事到南京与北京,不住高级饭店,而是住在普通的旅馆内。

1932 年下半年,程天放接任浙大校长,邵先生专任文理学院院长。1933 年下半年,郭任远接程天放为浙大校长。在一二九运动中,浙大学生掀起了驱郭运动,迫使郭任远离校。邵先生原对郭不满,因而受到校中某些人的排挤,亦于1935 年离校。

在邵先生任浙大文理学院院长期间,文理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如王谟显、盛耕雨、孙泽瀛、王承绪、徐瑞云、江希明、黄肇兴、朱壬葆等等,乃是其中的佼佼者。邵离浙大后,曾赋闲杭州,从事著述,并为商务印书馆校订书籍。他学贯中西,但对著作态度极为严格,常常将所写之稿,读之, 修改之,总觉不满,终至弃之。抗战期间浙大校民丝可帧曾两次写信请邵先生重返浙大,但邵先生没有同意,均婉言辞谢。抗战胜利后,曾被选为浙江地方银行常务董事。

1949 年5 月,邵先生以65 岁的高龄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他先后应邀参加杭州市、浙江省人民代表会议,之后又曾任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 1950 年2 月出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同年12 月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3 年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成立,被聘兼任副馆长,与馆长马一浮、副馆长张宗祥、宋云彬及馆员中饱学之士,共同擎划.开了人民政府“敬老崇文”的风气之先。

邵裴子主持浙江大学期间,未加入国民党,但新中国的种种开明之举,深深感动了邵裴子,遂于1953 年4 月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民革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委,二、三届省委员会副主委,第四届委员会主委,并被选为第四届民革中央委员。1964 年邵氏80 岁高龄时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邵裴子酷爱藏书,解放前有一年竟无余资过年,有一至友赠其百元,他以80 元买了一部《诗经》善本。

邵先生亦很爱悔,有孟浩然踏雪寻梅的雅兴,晚年不能外出,每当梅花开放时节,至友学生知其所好,相继赠送各样品种的梅花,邵氏客堂里20 多只大花瓶,插满了各色梅花。

他洁身自爱,平素公私分明,不沾公家一点便宜,也从不向组织提个人要求,他的长子邵掠,生活困难,退休工资很低,不得不设摊修补鞋子以补贴生活。后在党的关怀下安排为省文史馆员。邵先生的长女也一直没有工作,在家照顾老父的生活。

邵裴子的书法有董其昌的韵味.每有友好、学生请求墨宝,常常欣然挥毫。近年苏步青教授有诗,《题邵裴子先生为陈从周教授书扇》4 诗云:“识荆长记好湖山,五十三年若转盘。神笔已随双鹤去,犹留真迹在人间”。1 962 年秋,在三年困难之后,书写了毛泽东主席《长征》诗,既表达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也反映了他自己对三年困难的精神面貌。

1958年邵裴子先生病逝于杭州,终年84岁。生前将其全部藏书2000余卷全部捐献给浙江师范学院。

邵裴子先生著述有:《唐人绝句选》,校辑:《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译著有:培根的《学问之增进》等。

先父何燮侯事略

何荣穆

我的父亲名燏时,字燮侯,浙江诸暨人,生于1878年8月10日,卒于1961年4月21日,享年84 岁。中年之后以字行于世,原名燏时渐不为时人所知。我的祖父名颂华,字蒙孙,是个秀才,以书法驰名于江浙。

父亲出生在清政府极端腐败、封建统治已经没落的时代,西方科学知识传入,帝国主义日益入侵中国。他幼读孔孟之书,少长对八股文渐生不满,改习数学。1894 年中日甲午一战,丧师辱国,举国沸腾,国人纷纷谋求雪耻图强,父亲这时产生科学实业救国的思想。1897 年,浙江省维新派人士创办求是书院,除经史等旧学外,增设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名为书院以应付当时守旧派的顽固阻挠,实际相当于后来的中等学堂,是浙江大学的前身。父亲就在这一年考入求是书院为首届学生。他对新学特别感兴趣,数理化的成绩为诸生之冠,经常获得奖学金寄回家中。1898 年,清政府选派学生留学日本,浙江省奉命考选.我的父亲及陈乐书、钱念慈、陆仲芳4 人入选,另有陈仪等4 人同去日本留学军事,这是浙江省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父亲办好手续后回家辞行,祖父不愿儿子飘洋涉险,把他禁锢家中,父亲从书房破窗而出,连夜赶到杭州,毅然出国。赴日后,先进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采矿冶金系,于1905 年毕业,获学士学位。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与旅日同乡蒋观云、蒋百器、周树人(鲁迅〉、陈仪等联名上书浙江当局,对于改革学制、兴办新学堂、整顿学风等提出许多建议,多被采纳。

1906 年,父亲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视察金、衢、严三府地质矿产,不久奉调进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大学堂因学生人数增多,校舍不能适应需要,学部大臣张之洞等奏请将德胜门外旷地700 余亩拨归京大建新校舍。1907 年父亲升员外郎,被派赴日本考察大学教育制度及建筑事宜。回国后,即着手拟订规划,延聘师资,订购图书、仪器设备等,进行各分科大学的筹备工作。不久,任京师大学堂工科大学监督(相当于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1908 年,德胜门外新校舍开工兴建。至1910 年,除医科外.经、政、文、格致〈即理科〉、工、农、商7 个分科大学均正式开办。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教育经费被清政府移充军费,年底下令京师大学堂暂时停办。1912 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父亲任工商部矿政司司长。

新政府成立,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任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 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称校长,各科监督改称学长。10 月,严复辞职,章士钊继任,因事未能到校,由马良代理。11 月,马良因抵押借款筹措学校经费事为学生反对,被迫辞职。父亲筹办京师大学堂多年,遂受命任北京大学校长。原京师大学堂纪律松弛,教学水平难以提高,父亲接任后刻意整顿,严格规章制度,恢复教学秩序,极力使学校走上正轨。北京大学除录取本校预备科毕业生外,并向全国招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育部规定预科毕业学生须经入学考试合恪才能升入大学本科,因此引起预科生不满。父亲性格刚强,未免操之过急,失于疏导,少数人从中鼓动,遂酿成学潮,甚至行凶滋事?威逼校长辞职。他不顾安危,一面谆谆劝告,喻之以理,一面按章处理肇事分子。事件平息后,又对几个被开除的学生耐心教育,并为他们安排了出路。1913 年,大学分科的旧班学生200 余人毕业,这是北京大学本科的第一批毕业生。这年春夏,文、理、工、法4 科招收新生10 个班,秋后又续招百余人,学生人数激增。是年秋,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又以京津为一个大学教育区,只能设一个大学,拟将北大并入天津北洋大学,遭到父亲和全体师生的反对。裁并之议虽被打消,而父亲以新政府成立两年有余,政治措施仍循旧规,在朝者尔虞我诈,唯知争权夺利,他不习惯旧官场的酬酵,更厌恶彼此间的勾心斗争,遂提出辞职,于1914 年初离任,奉命调任四川省矿务署署长。他不愿做官,辞不就职,以友人汤君在柔佛经营橡胶园,遂僧往游览.并考察南洋一带风土人情和矿藏出产。未几,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延及南洋,乃返回祖国。他想以实业救国,在浙江、江西一带筹办开矿z 曾参加长兴煤矿的开创兴建,最后在家乡集资建造了一条短短的枫上铁路。在旧社会举办实业困难重重,他既缺乏资金5 又不善于经营,先后开了几个小矿都失败了,后来为了维持一家生计,在余杭与人合资开了一个小镇厂,资金还是依靠几位好友资助的。

1931 年父亲偶于友人处看到美国人艾迪博士所著《苏联游记》,对于苏联的政治、经济措施及建设之突飞猛进,极为赞许向往。当时国民党查禁共产主义书籍,父亲乃从上海内山书店搜购各种日文版马列著作,诸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辩证唯物论》等书,旁及中外各种进步书报杂志,凡关于苏联的游记、著述、杂志、五年计划等书涉猎殆遍。这为他以后拥护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父亲痛恨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后来又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腐朽本质,虽然在国民党官员中有不少同学故旧邀他出来做事,但均被他谢绝。1932 年伪满政府成立,电邀他入阁,并汇来巨款,他亦予拒绝。抗战期间,日军侵占浙江,他隐居诸暨乡间,铁蹄曾到村中,他避入山林,韬光潜踪8 年,不为日伪所闻,保持了不与日本侵略者有一丝往还的民族气节。父亲热爱祖国,痛心于大好河山的沦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联合抗日的主张。1939 年3 月31 日周恩来到达枫桥,召集爱国军民座谈.父亲应邀参加,畅述所怀,并加深了对抗战形势的认识。1941 年金(华〉萧(山)支队在诸暨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他得与支队负责人杨思一、蔡正谊、黄明、马青等相识。支队同志过村不下数十次,辄到父亲家中畅谈就餐,亲密如家人。嗣后又与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司令员何克希以及郭静唐、吴山民等相识。几年来,父亲白发苍苍,驰驱于险岭穷谷之间,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并被推举为游击区人民代表,两次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5 年8 月,日本战败投降,浙东纵队奉令北撤,中共领导考虑父亲年岁太大,不堪行军劳累,被劝回诸暨老家。时国民党特务伺之已久,他刚回诸暨未及到家,即被国民党县党部拘捕。事为他的老友、浙江法政专科学校校长周子豪得悉,周与驻扎在诸暨的国民党军某军长相熟,遂以情礼相商,派了一个警卫排从监牢中强行将父亲抢出。父亲不知内惰,以为是绑赴刑场,乃从容嘱咐家属,即昂首赴难,出来后方知其详,而县党部畏军方实力,亦竟无可奈何。父亲在诸暨家乡不能存身,随即避居杭州.而诸暨县党部已将情况密报省垣,他刚下火车即为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逮捕入狱,并交秘密法庭审讯。父亲不畏强暴,在法庭上侃侃直言,声称“抗日无罪,救国有功”,闻者莫不为其担心。消息传到重庆,他的长婿张启华等亲友多方营救,分别致电父亲的同乡学友,如陈仪、蒋鼎文等,由他们电请浙江省主席黄绍放释放,父亲的好友邵力子、翁文激、斯菱卿等闻讯也都函电呼吁宽释。司狱者责令父亲不再侈谈共产主义方可获释,父亲抗言:“释放机释放昕便,从此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表现了铁骨铮铮、威武不屈的气节。最后反动当局慑于各方的压力,系狱数月终于将父亲释放,但是只准居留杭州一带,不许过钱塘江以南,遂定居余杭。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在国民党余杭县党部监视之下仍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系,只是行动更加缤密,即使是亲属子女也竟无所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土崩瓦解,蒋介石早就作了逃遁台湾的准备,父亲的长婿张启华时任国民党联勤总部电信机械厂总厂厂长,总部早有迁厂的通知,张在父亲的教导下,设法拖延迁厂的准备工作,更由于解放军的迅速进军,使电信总厂及分厂的人员设备大部分得以保留下来,张本人也于临近解放前避匿上海,没有去台湾。

1949年5月杭州解放。父亲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浙江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他从一个辛亥革命前的旧知识分子,在探索光明34 年之后,至72 岁高龄时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心情分外舒畅。解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威信日益提高,正如他自述中所云:“自问年老力衰,于国家,于民众,不能多所贡献,深臼惭愧,唯一希望,得见我中华伟大之民族日益发展,成为保护全世界人类和平之一大支柱,是所愿也。”

父亲廉洁俭朴,一丝不苟。在筹建京师大学堂校舍时,日本营造商贿送厚礼,希冀得标,他拒绝接受,秉公定标。辛亥革命爆发,大学堂停办,新校舍亦奉命停建,他离任时,建筑经费尚余数十万元,管事人按照官场惯例,请示厘定留成的比例数,以便伪造清册。如按此办理,不但父亲可得巨款,与事者均可分惠,但父亲坚决不同意,并亲自核对移交帐目,一一按实呈报,这在贪污成风的官场中是少有的。

父亲性格豪爽,喜交游,平易近人,无论工农商贩均能平等相待,乡邻亲友遇有困难,总是尽力排解,或解囊相助。他更嫉恶如仇,见不良行为,即当面指斥,个人观点从不隐讳,心口如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申张正义,无所忌讳。解放以后,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盼望祖国统一。但是对于一些“左”的政策,他保留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感到痛惜,认为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被摧残了。对浙江省沙文汉、杨思一等中共省委负责同志的被打击批判,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甚至公开申述:准备也来当个“右派气对于违反科学态度的“大跃进”和导致的反“右倾”也是有意见的,他的这些意见和言论,当然无可非议,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只图祖国富强,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受到一定冷遇。有时家人以明哲保身之道相劝,他却正颜厉色地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新事物,其中难免不发生错误,对错误的东西不能随声附和,这是马列主义的原则。”真是铮铮铁骨。

父亲青年得志, 34岁就当了北京大学校长,本来可以飞黄腾达,可是他没有那样做,却选择了一条坎坷的道路,后来才找到共产党,懂得革命的真理。他淡于名利,视富贵如浮云,固属难能可贵,但过早隐退,在学术和教育事业上不能多作贡献,亦属憾事。父亲晚年更加糖泊明澈,于1961 年逝世。他的骨灰由人民政府安葬于杭州凤凰山南麓之南山公墓。

林启对浙江教育事业的贡献

*本文原题为《戊戌前后浙江兴学纪要与林启对教育的贡献》,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郑晓沧

清朝自甲午战争失败,国势危如累卵。朝野人士欲挽此危局,以为非变法不足以图存;而启发民智,培养人才,实为根本要图。如当时以办新闻事业著名之杭人汪康年(穰卿〉,对于本省兴学曾寄以甚大的兴趣,据闻曾专程回浙,对高级官吏表示愿早见学校之建立。其他如陈汉第及致仕京官朱智,对浙省建立学校均有推进之功。而其时与浙江兴学建校关系最切的,实为杭州知府林启。他兴办了3 个教育机构,即:求是书院,是浙江大学的前身;其二养正书塾,是浙江省立杭州一中,也即浙省普通中等教育的先河;其三蚕学馆,后来为蚕桑学校。这3 所学校,于20 世纪前半叶,在浙江文教与经济上各起了一种酵素作用;其影响也不限于一省。

蚕学馆的设立,完全出于林启自动积极的主张。养正也在他的直接管辖权限之内。求是书院规模较大,是禀承浙江巡抚廖寿丰之意旨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林是最重要的筹办人。

3校成立之初,虽为“西艺”思想所支配,但求是、养正毕竟仍以“中学”为重。养正初期设有“小学”(文字训访〉一门科目。求是初期,各主持人颇趋向宋明理学,但不为学生所喜;师资中有不少数学教师对学生留下甚深的印象;文史方面颇多名师,而尤以初期之宋恕与陈黻宸最著。

求是与养正均起过风潮。养正风潮起于几个学生在用膳时,未能遵守孔子“食不语”的条规,事极微细,“犯过”学生竟被除名,总教习陈黻宸因而辞职,马叙伦等师范生6 人亦因要求恢复被除名者而同被除名。求是在浙江大学堂时代,也曾闹过风潮,事因学生失窃,失主怒责学校职员而起。一部分学生(包括周子豪、蒋梦麟等〉离校而另组学校于小粉墙,但未能持久。求是还酝酿滋育了民族革命思想, 1906-1907年间拒绝铁路借款事,曾一度成为波澜壮阔的运动。

林启字迪臣,福建侯宫人。生于清道光十九年( 1839 年〉八月廿二日,卒于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年〉四月廿四日,享年62岁。家世寒素,先代少闻达。父庆撵(讯吾〉,康贡生,候选训导,以教读为生。

启为同治甲子(1864 年〉举人,光绪丙子( 1876 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放陕西学政。历己卯(1879年)科顺天乡试同考宫,己丑( 1889 年〉科翻译内监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旋以直言触忡,外放浙江衢州府知府。丙申二月调补杭州府知府( 1896- 1900 年〉,迭保两浙循良第一。宦杭5年,卒于杭州任所,《福建通志》列入《循吏传》。林启之治杭,杭州士民称为“守正不阿,精明笃实”。按诸事实,至为的当。

林是清朝官吏,其政治主张,自不过做到“变法”为止。吾师张阆声(宗祥〉为诸生时,曾为林所契拔。某次林于无意中笑问张师:“你不属于保皇党的吗?我们都是的。”张师则以:“群而不党”答之,其时尚有林的幕僚高凤岐在座。林高二人确实同情于光绪帝而深恶痛疾西太后那拉氏的。

以下略述林在从政期间的举措或主张。

林任陕西学政时,很注重学风,有两件事他曾悬为厉禁,并告诫士人:(一〉勿染烟癖(鸦片),(二)勿包揽词讼。

他在京任御史时,曾应诏建言四端:〈一〉简文法以核实政;(二)汰冗员以清仕途,具体主张停捐保;(三〉崇风尚以挽士风; (四〉开利源以培民命--特别着重水利与植棉。于第三项尤不可不予以讲述。他要求废止以制义词赋小楷取士,主张乡试考五经,会试考诸史,廷试考时务。揭晓后仍须查其平日品行。倘劣迹昭著,仍须除名。这些都可见他一贯注重实学,不尚虚文。并于经济学问之外还须察其行谊。不过林对童子试,以为不妨仍用时文(即八股〉,但命题须博大昌明,凡一切搭题之类务从摒绝。这里他的主张好像不够彻底。为什么在小试还保留时文?是否以为积重难返,暂仍其旧?抑以为这些文章格式,有某项思想训练的价值?不过我们看他主张试经义与策论,距离后来实行还早10 余年,可见他的主张在当时还是进步的。他任御史时,曾抗疏谏请西太后停止颐和园之役以苏民困,因此件旨左迁入浙。

守衙不到两年,他的政治措施有六端可纪:(一〉整顿谷仓,年荒时因多全活;(二〉劝种桑植棉,自己捐廉1000 元助购桑苗,使夫人儿妇养蚕以为倡导,前县官欧姓者曾有《蚕桑辑要》一书,他命蔡向荣广为传布; (三)为毛凤英被姑烫死事雪冤;(四〉孔某干法,执法治之,或以圣人后为言者,则曰,“此吾所以报孔氏也”川五〉整顿正谊书院,内课生必须在院读书,加给伙食,加厚膏火,充实图书;(六〉立义塾12 处,“既以禅寒士,又以益童子”。这六端内〈一)、(二)所以兴民利,(三)、(四〉所以除民害,(五)、(六〉是兴教育。可以见到他的仁爱刚直与其重视生产、教育的大要。

他调任杭州知府后,杜绝一切官场陋规,勒石以俾民共晓。上面说到他“守正不阿,精明笃实”,前者见于其对霄吏、对邪慝、对弄刀笔之士、对外国侨民之不正当要求的刚正廉明,勤于治理,勇于赴事,他的精神是为人所畏惮的;后者见于其提倡农桑,兴立学校,提倡笃实之士风。“先生治杭得其政,养士得其教,为匹夫匹妇得其利……守杭三年,政平人和而萧然恒若无与……”。林纾这些话,我想还是适当的评价。

以下专就他在兴学方面事迹分3 点叙述,首蚕学馆,次求是书院,而以养正书塾为殿。

于此亦欲一叙其贤僚佐高凤岐之一生,因高对林任内新政之施行多所协赞,浙人之感高公,和感林公是一样的。

高凤岐(1858-1909),字啸桐,号媿室,福建长乐人,徙居省会。幼读书,颇迟钝,但甚勤。10 岁后忽若有悟,大异群儿。乙亥( 1875 年)入郡庠,壬午(1882 年〉领乡荐,以课徒自给。诲人重信义。丙申起佐林启于杭州知府任( 1896-1900年)。林用其言,政绩有声。林卒后,又佐方县令家澍于桐乡及秀水。壬寅(1902年〉任浙江大学堂讲席。癸卯(1903 年〉岑春煊督两广,聘入幕。翌年甲辰以知县需次于浙。又翌年乙巳任两广学务提调,擢知府,权梧州。居梧8月,清义仓,立工厂,兴蚕学,办农林,整学规。惫甚,谢病去。旋应考御史戊申补
试,得第一,因素有直言之名,抑不见用,蹭蹬于海上。己酉(1909 年)病卒沪寓,年仅52 岁。

高小于林19岁。但两人合作无间,如鱼得水。林之设施,高实左右之。

林启任御史时,曾奏请提倡植棉;及任衢州知府,尤竭力提倡蚕桑。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年) 三月,既调杭州知府,鉴于蚕丝生产的衰退,浙省农民养蚕连年歉收,曾条陈整顿。先是10 余年,浙海关税务司康发达曾上蚕丝条陈子总署。内言法匡验中国蚕予重8 两者收丝茧25 斤,自择种后,可收70 斤,最多者竟达100 斤。日本改进育蚕.收效甚著,中国丝价昂,出口日减,日本丝价廉,出口日增。以前8 年计算,中国每年出口丝比前减少200 万斤,民间每年应短银580 万两.海关每年因此也短少20 万两, 8 年合计两项共短少5000 万两。倘使设局以资改进,只需3 年,可睹成效,每年经费以银3 万余两计,只需10万两,已可挽回大利等语。康并派宁波江生金赴法国巴斯锋学院学习选种,并参观意大利、日本蚕丝事业。林采真意,于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年〉禀立蚕学馆,“为各省开风气之先,为国家裕无穷之帮”,大旨在除微粒子病,制造佳种,精求饲育,兼讲植桑,传授学生,推广民间。先请试办3 年,经费由布政司拨银36000 两,并以金沙港一带地30 余亩为馆址。七月得抚署批准,九月动工建筑,用银连监工薪等凡10300 两。购器用银3000两,即于翌年( 1898 年)戊戌三月十一日开办。

课程设理化、动植、蚕体生理、病理、解剖、气候、土壤、显微镜、饲育、植桑、缴丝、采种等科,均连实习。两年毕业。总办由林自兼。“馆正”初聘邵章;邵辞,改沈铭z “馆副”聘林贻珊s 总教习书:R~号江生金(康发达曾派他留法学习选种〉,旋聘日本轰木长,其后为前岛次郎。教习有西原德太郎等。所取学生以秀才为多,学额定30 名,实到25 名,不限省份,供给伙食,又给零用费3 元。另有额外生8 名,则自贴伙食。实际毕业者第一届只12 名,第二届14 名,第三届8 名,籍贯遍布18 行省。自蚕学馆成立,直到1943 年止(以后未详),在蚕学馆这一系统的历届毕业生共为1164 人。
继此以后,闽设蚕桑局,粤设蚕业学堂,四川(洁州)、南京等地,均设蚕桑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添设蚕桑科,师资大都取给于此。情此等学堂均未长久,其绵延勿替者实只浙江之蚕学机构。
林又用罗振玉、孙淦之议,派稽侃等赴日习蚕业。数年后又派毕业生朱显邦、方志澄赴日研究制丝等科技。蚕学馆尝总结经验广为介绍,传布佳种于民间i 全国各地均来争购;又曾编译微粒子病肉眼检验法等书,介绍泰西饲蚕新法。
后拟在诸暨与桐乡乌镇设分馆,似未实行。又设试验场二处,一在杭州城内, 一在湖州。民国14 年( 1925 年〉后,又在湖墅上泪乡及长安镇设改良养蚕场。翌年复增设推广部。
世界养蚕植桑源于我国。《禹贡》究州“桑土既蚕”;《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吊矣”;《翩风》中有“蚕月条桑”等句;降及唐代,李白诗尚有“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之句。林启请设立蚕学馆一文中述及此端,并谓今吴越以外蚕事久废,本于巴斯锋蚕瘟受菌性遗传之说,盖因蚕瘟而蚕种渐渐消替,黄河以北之蚕竟已绝种。浙江蚕丝之利,几百年来为全国冠。林启关怀国利民福,创设蚕学馆,期于起衰救废,此事遂为各方所注目。而我国当时各地蚕业确亦受其激扬,绵泽直至于今。林启当日重视蚕学,设馆树人之功,是不可泯灭的。


丙申(1896年〉廖寿丰(毅士)来任浙江巡抚,颇重储才崇实。杭州知府林启从衢州调来,曾受命查办普慈寺〈在蒲场巷〉案件,予以籍没,因详请廖抚利用寺屋兴建学校,在籍老京官朱智亦力赞其成。翌年丁酉(1897年〉正月即就寺设学,名曰“求是书院”,廖命林任总办。确定章程,延聘师资,招生30名,四月二十日开学,由廖抚专折奏明。兹摘录折中要语以见其旨趣与办法:
“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材,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而要必先正其志趣,以精其术业……事事物物,务求其实。……杭州旧有书院六所,酌筹改并,因势倡导,择庠序有志之士奖进而培植之,庶趋向端而成就易。……

“泰西各学,门径甚多,而算学则其所阶梯,语言文字乃从入之门;循序以进,渐布心得,非博通格致,不得谓之学成;摒一切模糊影响之谈而课其实事,庶他日分布传习愈精,而成材亦愈众。……

“迭与司道筹议并伤杭州府知府会商绅董,就普慈寺后现有群屋……专设一院名曰求是书院,即委知府林启为总办。延一西人为正教习教授各种西学,华教习二人副之,一授西文,一授算学。委监院一人,管理院中一切事务,一面购置仪器图籍。……

“由地方绅士保送年二十以内之举贡生监,总办考取复试接见询问、择行谊笃实、文理优长、平日究心时务而无嗜好习气者,于本年四月二十日送院肆业。但予奖赏,不给膏火。

“学以五年为限,明定规约,妥立课程。每日肆业之暇,令泛览经史、国朝掌故及中外报纸,务期明体达用,以孔孟程朱为宗旨;将有得之处撰为日记,按旬汇送查考。每月教习以朔日课西学,总办以望日课中学。年终由巡抚通校各艺,分别等第。勤者奖,情者罚。不率教者斥,优异者存记。另选翻译三人译述各种有用之书,为振兴学校之助。……

“所有常年经费,并教习、翻译、监院及司事人等薪修工资并奖赏火食费等,每年需银五千余两。此外尚有购办仪器图书暨学生纸笔一切杂用,不在此数。除将东城书院每年膏火银一千余两全数拨用外,于各书院奖赏、存典生息项下岁提患银三千元有奇及各局裁省减并共银四千元有奇,合计尚不及万,均未动支正项。……

“将来该书院学生学业成就,如有才能起异者,由(抚〉臣资送总理衙门考试,以备任使。”

据我所知,后来求是书院在宗旨、课程、招生、教职员及经费各方面,确是如此的。这原是开办后的报告文件。执笔或起稿者可能即是林启,其中只有译书与择优送总理衙门考用两端,未能证实,其余全部是照做了的。

查《经世文续编》所载,那时兴办的学校都标有“求是”、“崇实”等名称。按“求是”一词,源出《汉书》“河问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近代之以此名学校,似始于沈葆桢在福建马尾所办之“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时为同治六年( 1867 年〉。学习西艺,为当时普遍要求;但要进窥西艺的门径,又不得不懂西文,求是堂艺局其始也不得不肆习英法文字,主要目标还在西艺.而“求是”一词又可与清代之“朴学”传统相联系,所谓“经明行修”者是也。换言之,“求是”有双关的意义:务求实学;存是去非。

但求是书院何以不称为学堂呢?这是因为那时一面要求科学,一面仍有保守思想。那时离科举停止( 1906 年)尚有10 年,社会人士对学堂犹有歧视,保守的人对官简直敌视。为了免去保守者的反对,林启所兴办的3 个教育机构,都不称学堂,而是袭用书院的旧名,这也可见当时外间对学堂(仿佛和对教堂一般〉的阻力,和其用心之苦了。陈汉第(仲恕)于1947 年为浙大校庆撰文追述彼时情形,也明白说“虑官绅或又梗阻,定名为求是书院”。

但何以称为书院呢?我国自宋以后,书院对于学术的讨究与学者的培养,均曾起过重大作用。除图书馆库外,书院可视为学问之渊薇。当时杭州有书院6 所,即敷文、紫阳、崇文、东城(讲舍)、沽经(精舍〉、学海(堂〉。前三者凡未入学者均可应考; 诂经、东城程度较高,学海则为举人肆业之所。到了19世纪90 年代,书院也已渐渐递变而扩大其所研究的范围了。当时西人办学,也袭用书院之名,例如在杭州有育英书院,嘉兴有秀州书院。

求是初办时,外国文与算学等科原系初学,程度之浅自可想见。但进去的学生,已是举贡生监,以20 岁以上者为多,对中国经史略已入门。首批所招学生,第一名为章炳麟,但章并未入学。

师资除林启兼任总办,每望日课中学、命题阅卷外,并派举人陆想去勋为监院。贡生陈汉第任文牍斋务,实则等于副监院,内外擎划以至庶务琐屑,均须管到,而每月仅支夫马费10 元与伙食费3 元,日矢精勤,不辞劳瘁,其精神亦至足令人佩仰。所聘总教习为美国人王令赓(Dr. E. L. Mattox),大概年已四十五六岁了,那时他执教于育英书院(之江的前身〉。他在育英与之江均教化学,在求是也教化学一类,好像也教英文,当然是从初步开始。可能除中国文史外,对一般教科,也有所指导,所以称为正教习,等于后来的总教习或教务长。另外又有闽人陆康华与湖州卢保仁,分任英算等科的教授。

第一班学生中,在我初草本篇时(1957年5月)尚存3 人,即何燏时(燮侯)、项藻馨(兰生〉与钟丰玉(璞岑〉。年龄均在80上下。

廖抚奏折中,有“择优送总理衙门应试”一语,则办理此校似为储备外交人才;但其实只在培植一般通才以提高省内一般文化,所谓“庶他日分布传习愈精,而成材愈众”,与同文馆、广方言馆或译学馆稍异其趣;但课程上并无大异,不过未若那些学校之注重外国语文罢了。

翌年(戊戌,1898 年〉四月,即资送高才生4 名——何燏时(燮侯,习冶金〉、陈榥(乐书,习兵工)、陆世芬(仲芳,习商)、钱承誌(念慈,习法)赴日留学,是为我国派赴留学东洋之开始,亦为各省派往游日之首创。林培材心切,且认日本国情与中国为近,又在其明治维新后不过20 年,已一跃而为强盛之国家;其地离我国近,费用可省,派赴西洋1人之费可供派赴东洋10 人之用;故林谓如派遣学生到西洋去,不如留学日本,所以派遣留日是林的主张。林卒后, 1901 年春又派遣蒋尊簋(伯器〉、蒋方震(百里〉、王维忱等18 人赴日留学。1902 年又资送许寿裳(季茀〉、钱家治(均夫〉、周承菼(赤忱〉、厉家福(绥之)、沈启芳、寿昌言〈拜庚〉、韩永康(强士)、施霖(雨若〉、陈其善(拜言)、李祖虞(梦驺〉等赴日本留学。其中如二蒋及周,后均在军界任职,许、钱、王均从事教育。又闻1901 年也曾选送内院生10 人至京师大学堂肆业,但其情形不明。

戊戌(1898 年〉七月,因监院陆懋勋春闱报捷,入词林,故改名义为总理(林则兼任总办如故),而升文牍陈汉第为监院(陈在陆应礼部试时代监院〉。时迭奉谕催开办学堂,陈计划扩充学额,以原有学生为内院生,另增外院生60 名,每年各生除自缴膳费外,尚须缴纳修金〈即学费)24 元。陈监院又不得不收买土地,增筑校舍。至八月,突遇政变,诏命收缩。监院本先借垫建筑与设备费6000余元,费尽周章方得归垫。政变以后,退学者甚众,留者不过十之一二,皆是具有定识而经过考验的人。

庚子(1900 年〉后办学之议又起,适各省有设大学之议,当局拟将求是书院改为大学堂,辛丑( 1901 年)曾改称浙江省求是大学堂。壬寅( 1902 年)改称浙江大学堂,去“求是”二字,扩充学额至120人。时陆己入京,陈亦辞去,由劳乃宣(玉初)总持校务。又翌年,因学部鉴于各省成立大学后学生来源与程度尚存问题,因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而将各省初办之大学改为高等学堂,实为入大学之预备学校。且开始亦只办高等预科,定期3年毕业。1905 年规定预科140 名,另设师范科60 名,与师范传习所;并设高小与初等小学10 所,以供见习(不久即分别停办、归并与另属〉。

1908 年预科第一班毕业,方设正科。正科生也收省内其他中学毕业生,内设第一类(文)与第二类(理)。第一类毕业预备升入大学文法等科,第二类则预备升入大学理工科。原高等学堂章程尚可设第三类,即生物科,本以预备升入大学医农的,浙高等学堂则从缺未设。高等正科毕业4 次。至民国成立后,因学制变更,废各省高等,将大学预科集中京师办理,各省高等学堂均办至最后一班毕业为止。浙江高等学堂至1914 年6 月完全停办。自求是创办至此,凡18 年。当其鼎盛时,其邻居尚有武备学堂(武备停办后,原址设陆军小学),其中所培植之军事人才亦殊不少。所以当时杭城蒲场巷里萃聚了浙江两个最高学府。自高等学堂停办以后,师资星散,文化上顿失重心,人才之损失很重。1923年左右,省教育厅长张宗祥谋建设大学一所,曾请阮性存(荀伯〉、许炳堃(缄夫〉、徐崇简(守桢)、蒋梦麟、赵迺传(述庭〉、汤兆丰(书年)、郑宗海(晓沧〉及省内有关官吏如民政、财政厅长等,议定章程及预算,名称定为杭州大学,地址勘定万松岭上之敷文书院一带,西连凤凰山。并以蒋之议,着重研究。此事虽经立案,终以省议会不予通过经费,遂致流产。

1920年,原有甲种工业学校己升格为工业专门学校;1924年,甲种农业学校亦改为农业专门学校。1927 年,省政府委员蔡元培(子民〉、蒋梦麟(时任教育厅长〉与许炳堃等重议建设浙江学府,着重科学研究,先合农工两专校,组成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时正仿效法国,推行大学区制,大学兼管本省教育行政。该校于1928年添办文理学院,1929年改称国立浙江大学,距高等学堂停闭已有10余年了。浙大决定以4月1日为校庆纪念,即因求是书院系于1897年四月(农历)开始之故(浙大同学录后来也上溯至求是), 1947年4月1日曾举办创立50周年纪念。

浙大初办时,三院大都各自为政。工学院学生最众,文理学院着重数理化生等理科,对文科不甚注重。约自1932 年起,行政始集中,经费亦设法尽由国库支出。

1937年后,因日寇逼近西迁,由建德而泰和而宜山而遵义。至宜山后,文理分院,并添设师范学院,又在浙东龙泉添设分校,发展为8个系与2个学院。1946年复员返杭后,添设法学院,翌年又添设医学院,直到解放为止。所以浙大在抗战期间反而大为扩展。图书仪器,虽不免有损失遗弃,但尚多保存,而师生好学的风气始终贯彻,虽历艰难,流风不泯。

以上是求是一系统的沿革情形,也即是解放前浙江高等教育的历史大慨。以下再述求是的班级编制及课程和学风。
按编制学生分为:

(1)内院生开始招一班,计30 人,经派送出洋与退学者外,不过20人。其后未续招。此班待遇最优,免学费修金与膳费外,朔课望课成绩优者,可得奖金。

(2)外院生
①经生亦为举贡生监出身的,不过20人。资格与内院生同,但待遇不及前者,所以称为外院生或由于此。只招了1班,如石门吴乃琛为外院学生。
②蒙生己亥(1899年〉开始招收,取文理粗通而无出身的。又因国文程度分二、三班,至于一班则故意虚着以备升入。其后蒙生年年续招,夏元瑮、邵裴子、许寿裳、蒋方震等都是蒙生。
课程以国文、英文、数学、理化为必修科。后来又加日文,可自由选读。实则国文程度均不甚相远。而所谓西学,也都是开始学习。
英文教本为《英文初阶》至《进阶》等,并读文法。算学自心算至代数,取材于《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八线备旨》等。物理、化学所用教本,多译自英国中学教本。各人先以国文程度定班次。但英、算等则可各按实际能力定其受课之班次。“故往往头班生而英算有入较低班次者,又有低班生而英算入较高班次者”。教课时间之排列,亦颇费周章。
国文不重口讲,但由学生自阅。疑则发问,教师解答,往往有上课1 小时而教师未发一言的。学生必须日作札记,每晚呈缴,教师批改。文课则各班每逢朔望试作。但外院之蒙生于此以外,尚有“加课”(初八、廿三〉。教授国文者多为博学之士。
当时学生专心于国文者最多。国文课重自修,此等情形,至1906-1908 年而犹然。
1900 年林启读芦泾遁士(即陶碟廉,字拙存)《求己录》而善之,广印累百映,将以飨诸生,乃不久即病残;书院继其遗忘,将陶著广发学生诵习.为当时(庚子之后〉“四种人人必读书”之一,其余三种为黄宗姜《明夷待访录》、严复所译赫霄黎《天演论》与曾胡文集。

以言学风,当时学生敦品励行,在甲午与庚子之后,爱国热忱极度高涨。邵裴子说.“其时科举未废,若干举贡生监及尚未预试之学子,舍利禄必由之途而入学堂习西学,此显然为后来接受革命思想之张本。”邵先生分祈求是创设之特点时,曾说求是“为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之一。求是书院成立不过三年而校内革命思想已蓬勃发展,后来参加革命的亦颇有其人,成为本省及全国革命史上不可磨灭之一部分。”有两件事足纪者为,即蒋方震吊唐才常诗(1900年唐在武汉谋起义不成,殉难〉与史寿白作“罪辫文”(在1901年或1902 年〉,此两事几兴大狱,幸赖监院等的斡旋,蒋方震被派遣留学日本,史则由同学集资助其出国,其事遂得以消弹于无形。浙省光复时,周承菼任总司令,其后浙军攻克南京天堡城,史寿白时任江北提督参谋长,提兵求援。史、周均为求是学生.功成后相率退职。又如另一求是学生王嘉榘(维忱〉,曾参加1906 年萍浏之役,全国光复后缄口不言其事。此种态度诚为难能,倘亦求是学风培养之功。

求是历年负责人除林启、陆懋勋、陈汉第、劳乃宣已在上面说到外,自1903年起,先后为陶葆廉(拙存,1903 年)、陆懋勋( 1904年)、项藻馨(兰生,1905 年〉、吴震春(雷川,1906年)、孙智敏(廑才,1910年)、邵裴子(1912 年)、陈大齐(柏年,1913 年)、胡壮猷(愚若,1914年)。各期教师,国文有宋恕、张相、马叙伦、蒋麟振(拓堂)、陈训正(屺怀)、魏仲车(友访〉、杨敏曾(逊斋)、陈去病(佩忍)、沈士远、沈尹默、沈祖绵等;历史有褚传诰(九霄〉、章嵚(菊伸〉、鲁宗泰(朴臣)等; 地理有张宗祥,心理有钱家治,数理有范振亚、谢成麟、胡沇东等。西籍教师,除王令庚外,有亨培克(西史)、梅立卡、克伦德(理化〉等;日籍教师有铃木龟寿(博物)、十安弥(外国史地〉、元桥义敦(音乐〉、富长德载(体操)等。

学生中社会上知名的,除上述陈榥、何燏时、蒋方震、蒋尊簋等人外,还有汤兆丰(书年〉、李垕身、赵迺传(述庭)、朱其辉(内光)、邵振青(飘萍)、邵元冲、许祖谦(行彬)、堵福诜(申甫〉、黄学龙(慈斋)、陈训恩(布雷)、张行简(稚鹤〉、程万里(远帆)、邹铨〈亚云)、何敬煌(酉生)、徐永祚(玉书〉、何炳松(柏丞)、徐守桢(崇简〉、杨景桢(次廉)、朱起蛰(春洛)、郑宗海(晓沧)、祝文白(廉先)、冯贻箴(柳堂)、潘渊(企莘)、马公愚、陈仲陶、蒋䌹裳〈幸庵)、赵廷炳(丹若)等。

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年九林启以圆通寺僧不守清规,为舆情指摘,乃逐去寺僧,就其寺改为养正书塾。因寺近英人梅滕更所办之广济医院,梅蓄意欲得之,扬言欲以情上达总理衙门,务求遂愿。林说:“夺佛以予耶稣,我所不为”,并以去就相争,养正书塾赖以创建。

时维新派方失败,反动势力高涨,清廷正令各省停止办学,故此校不得不用“书塾”之名,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普通中等教育性质的学校。校名“养正”,取《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之义。那时一般人办理教育,一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飞养正自不例外。
所设科目为国文、小学(说文〉、经学、修身、算术、历史、地理(主要讲《水经注》) ;其后添格致、体操、英文、音乐;“小学”一科,旋不专立。初聘杨文莹(雪渔〉任总理(校长〉,瑞安名宿陈献震(介石〉为总教习。钟毓龙谓陈博学宏辩,学生翁然爱戴。曾因开除学生,杨、陈之间互有意见,陈说“总教习有一定职权气杨则曰“总理自有权衡,教习无权干预飞陈以此辞职,师范生6 人要求挽陈,并收回开除学生成命,不得,校内遂掀起风潮。此6 人亦离校,中1 人为马叙伦(夷初)。马退学后,遂往上海参加编辑杂志等工作。陈既去,杨亦向当道力辞,且剪去辫发,誓不复出。当时教员中尚有陈敬第(叔通〉、汪希(叔明〉、魏易等人。陈、汪任国文二魏即常为林纤口译英文小说者,任教英文。

1901 年11 月养正改称杭州府中学堂。翌年浙江第一所私立中学安定学堂成立,又不久而“宗文义塾”改为宗文中学,可见养正在浙江的中等教育方面是具有开山之功的。

当时养正的程度与求是无多差别。因求是初办时,只设预科,是中等学校性质。惟求是内院生都为举贡生监。1902 年求是(其时已改名浙江大学堂)派赴日本留学者10 人,养正亦派5 人,即陈胖、清、韩士弘、王凯旋、石锋与章某〈名己{失,富阳籍〉。二校科目既相同,师资亦多相通。

后以政治和学制方面的各种变革,该校的体制也有复杂的变化,名称屡经变易,校舍一再迁移。1901 年改杭州府中学堂,辛亥以后又改称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1923 年,因学制改订,省立第一中学分为高初中两级,并行中师合校制,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设在贡院)合并。师范专办后3 年,程度同高中。1921年起高初中各独立设置,高中称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设师范科,男女同校;初中称省立杭州初级中学,分男子部、女子部。1931 年师范和女中仍各独立设置。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设在贡院师范旧址,省立杭州初级中学设在河坊衔,均兼收女生。
1937 年抗战军兴,冬间学校后撤,杭高、坑初均停办。翌年杭高、杭初与嘉、湖省中合组为联合中学,设在丽水之碧湖。后联中又分设为联高与联初两校,直到抗战结束。1945 年复员回杭,仍设杭高、杭初于原址,直到解放为止。至浙江省立一中的原校舍, 1929 年曾为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所用,嗣又为私立树范中学所用。
这一学校系统中所养成之人才是很多的。毕业生中再经深造而著名者,初期有姜立夫(数学家’ 〉、金兆梓(文史学家)、项
士元(文史学家)、蒋起龙(伯潜入郑以真、徐志摩(原名先梆)、金秉时(润农)、张乃燕(君谋)、邱崇光(化学家)等;后期有柴德庚(历史学家)、钱学第(航工学家)、程裕琪(地质学家)、沈善娴〈生物学家〉、孙增爵(数学家〉、斯何晚(物理学家)等e 除上述外,如张相(献之)在文史方面的造就,声闻全国;陈纯(柏园)教数学亦至精到,为门下所永久思念。

林启任杭州太守自丙申二月( 1896 年)至庚子四月(1900年〉计凡4年。兴利除弊唯恐不及,尤以兴办3个重要教育机构为其最大政绩。林在世时,曾为孤山补植梅树百株。庚子春与某人作诗,林的诗中有“为我名山留一席,看人宦海渡云帆”之句,可知林启之对孤山,生前固曾欣赏。卒后,其家属本拟运柩归福州,杭人为纪念其功绩,商于诸孤留葬杭州。此事经年不决,后卒获谅解,留葬孤山。

杭人士为永其思念,陈汉第与邵章曾建议组织林社。立社公牍,由诸以观、樊嘉璋等领衔,项藻馨、蒋方震等亦列名,内称“社基四分六厘后面尚有空地六分七厘,并非民产,堪作佳城,因商诸林氏诸孤,共欲卜竁前山以妥先魄……”。其留葬之牍则由樊嘉璋领衔,邵章、陈汉第、陈敬第、何燏时、许寿裳、马叙伦等均列名。社中列林神像并刻其贤僚佐长乐高啸桐先生像附祀。

1925年印有《林社二十五周年纪念册》。内除刊有各种纪念文字300篇外,并有林公遗像与不少大幅摄影。每年农历四月二十日即林公忌辰,为社祭日。向由各校轮值,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女中、蚕校、安定、宗文、树范等校均参加祭祀。

英士大学前期概况

粱春芳

英士大学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浙江省开办的一所学校。从1939 年暑期开始筹备设校起,直到1949年暑期结束停办,这10年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即从开始筹备至1943年暑期止,是“浙江省立”时期;后一时期即从1943年秋季开始至1949年停办止,是改称“国立”时期。前期校址设在丽水,后迁泰顺司前乡;后期校址初设泰顺、云和,抗战胜利后从温州再迁金华。笔者曾在前期任职该校,对于当时情况略有所知。

这所学校是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根据教育厅长许绍棣的建议,并以主席黄绍竑的名义在省政府委员会上提案通过, 1939年暑假期设筹备处于浙南丽水县的三岩寺。曾经打算命名为浙江省立战时大学,据说是怕学生看到这“战时”二字,顾虑到平时不一定办,会影响毕业后出路而不愿前来报考,才定名为英士大学。

据许绍棣对人讲,创办这所大学的原因有三:①浙江省当时虽有旧杭、嘉、湖三府属的一部分县市为日寇所侵占,但大部分地区还是完好无缺,加以日寇占了浙西,即停滞不前,战局一时趋于稳定;而教育又是“百年大计”,未可长期停顿;②当时浙东各中学照常办理,浙西方面也设立几所临时中学,每年有相当数量的高中毕业生需要升入大学深造;③省内原有规模最大的浙江大学,在抗战初期已迁往江西泰和,省境内没有适当的高等学校可以容纳这么多的高中毕业生就近入学,所以有新办大学的必要。这些理由,当然是很冠冕堂皇的,实际上怕不一定这样简单。据社会一般人士的看法,主要有两个原由:①国统区有很多现象使人不满,青年学生更是向往陕北、苏南北等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退而言之,也希望去“大后方”,设立这个学校意在阻止青年奔向革命或进步;②设立这所学校可以为C C 系扩张派系势力,如取名“英士”,就是出于C C 系掌握的重庆教育部和陈果夫等人的授意,因为陈英士既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又是果夫、立夫的胞叔,以之命名,既可邀功献媚,又为C C 张目。而且陈果夫等人还曾提出过,为了纪念陈英士,该校战后的永久校址,最好设到他们的家乡湖州去。

这个学校从开始筹备时的筹备委员会到正式开办后的校务委员会,都是委员制,未设专任校长。主任委员一直是由许绍棣兼任的,其余委员大都是这三类人员:①浙江省政府的某些厅的主管人;②和省办的一些学校在教学、实习工作有比较密切联系的事业机关负责人;③专任的学校工作人员。这些委员是:阮毅成(民政厅长)、黄祖培(财政厅长)、伍廷飏(建设厅长〉、莫定森(农业改进所所长〉、赵曾珏(电话局局长)、黄祝民(铁工厂厂长〉、王佶(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校长)、陈荩民(教授〉。

以上这些委员,除了像莫定森、赵曾珏、王佶因为一度兼任学校的农、工、医三学院院长,分负了一部分责任外,其余多是只兼名义,不负实际责任,平时对校务极少过问,学校事权大都集中在许绍棣一身。他把办学视同做官,学校仿佛衙门,教职员(尤其是职员〉等于下属。他们平时有所陈述或请求,概须采用书面“签呈”、“批复”等公文形式。许还把他的兄弟、妻舅、同学、同乡分派在学校各部门充当骨干,实行其家族式的统治。

3个学院院长由某些事业机关负责人兼任,原是初办战时大学时的一个计划,本来打算把学校有关院系〈科〉全跟着相关的事业机关走,机关迁到哪儿,就在哪儿解决师资、设备和实习等问题,不采用集中办校的方式。可是,后来情况变了,先是赵曾珏离浙,原兼的工学院院长职务,改由原任教务长的陈荩民调任。到了1942年日寇大流窜,学校西迁到泰顺司前乡开学,和这些事业机关因道远取不上联系,其余二院也分别由原来的一些系主任迁调为专任的院长,郑体华为农学院院长,郑万育为医学院院长。

学校本部则于校务委员会下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各由专任教员兼长,先后为:
教务长——陈荩民、朱重光、闻诗;
训导长——孙德中、邢文锋、韩士淑;
总务长——孙德中、许绪寰(暂代)、瞿渭。

学校的规模虽小,但各院之间界限很深,彼此争员额、争设备、争经费(三院中工学院要求较高,医学院也不甘落后,说他们院性质特殊,一院二系等于别院的三系以上)。教员私人也颇存意见,有一次在校务会议席上,医学院院长郑万育竟和教授许植方动起武来,被学生在墙报上称为“大闹天宫”。各处间也互相争攘,彼此倾轧,俨然似整个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一个缩影。

前期英大是一个“实科”大学,设农、工、医三学院,分系科如下:
农——农艺学系、畜牧兽医学系、农业经济学系,附设农业专修科。
工——土木工程学系、机电工程学系、应用化学系。
医——医学系、药学系。

这些院系(科)于1940年秋季开办,在省立时期一共招了3 期学生。此外,于1941 年秋又添了一班合作专修科; 1942 年春开过1 个大学先修班;同年秋又添了一班行政专修科。以上两个专修科,是以省政府委托办理的形式附设在该校的,由有关的机关〈合作事业管理处和民政厅)派人担任主任,科址也跟有关机关设在一处。

英士大学办成一个“实科”大学,也是根据陈果夫的旨意。原来陈果夫曾经在国民党中央提出提案,主张扩充理工科,限制文法科,表面看是出于国家建设需要,骨子里是因实科学生似有技术第一、埋头读书的倾向,而文法科学生一般比较关心政治,对现实敏感一点,怕难于应付(这当然是他的估计,实际也不尽然),所以就专招实科。

这所学校开办时校址设在丽水城内前省立处州中学的龙门岭旧址。到了1941年秋,添招了新生,校舍不够应用;加上从二年级以上有许多专业科目需要师资和设备,因此这儿称为校本部,专留一年级及先修班新生,二年级学生分院另迁;农学院去松阳与农改所一道;工学院在丽水城外三岩寺另建新校舍;医学院迁丽水城内囿山处州中学分部原址。到了1942 年初夏,日寇流窜浙南,学校从丽水、松阳移往云和、景宁,最后在泰顺司前乡租用民房,开了学,并添招了第三届新生,直到改为“国立”。

由于学校开办在战时,设备很是简陋。筹备期内曾由浙江地方银行经手在上海订购了一部分仪器药品之类。太平洋战事一起,据说仓库被日寇洗劫,浙沪航运中断,未得运入内地。图书也仅仅是些陈旧书刊,有些西文书刊借自省立图书馆。那时在重庆、桂林等地虽也同样受国民党的压迫,还有一批文化人在艰苦斗争,写出一些好书和编辑一些刊物。而在这所学校里连这些也成了稀见之物,自然更不能让进步的书刊和师生见面的。

抗战时期,环境恶劣,物价飞涨,在浙南山区生活更为艰苦。在“省立”时期,员工待遇一般比“国立”为差,自教授至工友无不为生活发愁,东借西凑、卖衣鬻物,很是普遍,也有少数人以“兼”设摊店弥补家庭开支。学生呢,有些来自敌占区或是从敌区随家南迁,经济情况也不大好。他们多数愿意考内地有名的国立大学,因考不上或路费难筹,或家庭限制,退而求其次,才跑入这所学校来;进了校,则往往对师资、设备等有所不满,所以情绪也是不很稳定的。

学校在教育工作方面,全是老一套的办法。农工学院大多是袭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陈词老调,医学院都是德日派的一路,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笔者对这些并非专门,无法论列。所谓“训导”工作,全是中等学校所实行的那一套,对一年级要求尤其严格,还须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军训由军管区派来驻校教官负责。

学校里除了有学生会、级会及各学系的学会外,还有带有封建色彩的“同乡会”、“某校同学会”之类的团体。在党团活动方面,据我所知,有直接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领导的直属区党部,在1941 年以前由孙德中担任书记长,他是教“三民主义”的,并兼训导长,以后则由陈荩民担任书记长。各学院大都设有区分部,由各院的训导主任等兼搞这些工作。他们在学生中进行一些欺骗拉拢工作。像工学院有一个训育主任还出去充当了青年军某师的政治部主任。三青团那时正在建立,但三青团和国民党之间存在矛盾,许绍棣对它更为歧视,所以“省立”时期未见三青团成立。这里又是C C 系和黄埔系争夺青年之所。

关于革命进步的组织,依照当时情势是很可能有的,或许他们活动比较隐蔽,笔者尚无所知。只在“公文”中曾见有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转来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的“情报”,指名农专科学生方邦通为“共产党员”,不知是否事实?

学校由“省立”改为“国立”是教育部提出的。在校内宣传很久,员生也颇表欢迎,教职员大都是因为改了“国立”,待遇可以较“省立”高;学生则是图“国立”名义好听,毕业后出路少担忧,所以当改“国立”的消息一宣布,这年(1943年)暑期毕业的学生就要求用“国立”名义发毕业证书,拒绝接受那“省立”名义的证书。

改组的办法:农医两院再加上一个新设的法学院,改称国立英士大学,由教育部派来原任东南联大教授的杜佐周担任校长。杜是浙江东阳人,留美的教育学博士,曾署名于所谓“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十教授宣言,也是陈果夫、陈立夫所属意的人物。工学院划出独立,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仍由陈荩民担任院长。“北洋”是战前原有的一所学校,也是陈立夫就读过的母校,战后迁回到天津。所以,这所学校虽经改组,依然不出C C 系的掌握。

在改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杜佐周到校接事,许绍棣声称医学院的设备多是从省立医专借来的,医专仍在办理,需要收回自用,不肯移交给“国立”。双方僵持很久,几至反目,最后还是交还医专。

(原载《丽水文史资料》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