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启蒙老师和毓菁学堂

上虞县竺可桢研究小组

竺可桢虚岁10岁时,开始了他的小学生活,关于竺可桢少年时期就读小学的确切校名,不少史料莫衷一是,许多人以为他就读于当时的敬义小学。其实竺可桢根本没有在敬义小学读过书,他的小学生涯是在毓菁学堂度过的。
  毓菁学堂,这所古老的小学,它与竺可桢的成挺有着特殊的关系。
  相传明朝嘉靖初年,东关有一个叫夏三木的和尚,热心公益。他云游各地之后,在东关建立了一个茅篷,作为过路和尚落脚之地,这就是以后办毓菁学堂的地方。夏三木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就在茅篷的地方兴建了天华寺。此寺较东关另一个天华寺的位置趋前,人们又习惯称为前天华寺。
  清朝末年,变法的春风迅速传播到东关.以袁尚林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迫切希望在东关建立一所公立学堂,改变长期只靠私塾的旧式教育方法。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章紫眉、章孝昌、杜安侯,孙仁山等当地开明人士的拥护,于是商定在东关筹资建立一所小学堂,一些富户均出钱出地资助,作为办学的经费,关于校址问题,因前天华寺地处东关的中心,又有现成的房屋,当时寺内和尚不多,在征得寺主同意之后,就决寇将寺内靠北藏经楼西边的一排房子作为学堂的校舍。前天华寺的主持和尚十分热心,主动把该寺的80亩田拨给学堂管理,作为捐助办学的经费。地方政府也拨给学堂一部分钱。成立了以袁尚林为首的校产委员会,时称校董.袁尚林作为学堂的发起人,任第一任学校董事长。
  毓菁学堂是东关历史上的第一所学堂。它的教育质量为时人所称道。它所聘请的教师如章镜尘、章纪泽、孙肖山等,都是东关、道墟一带名士,他们希望在毓菁学堂这块杏坛上迅速化雨,毓菁学堂早期的良好教育,对于竺可桢后来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里要补叙一下竺可桢入毓菁学堂前几年在私塾里读书的一段历史。
  1895年,竺可桢虚岁6岁,他的哥哥竺可材中了秀才,被聘为一所私塾的老师.这个私塾就设在前天华寺,即以后毓菁学堂的地方。根据竺父的安排,竺可桢随大哥到私塾读书,兄弟同进同出,晚上大哥悉心辅导弟弟,可以说,大哥可材是竺可桢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过了二年,可材要去湖北当师爷,父母不放心可桢独自一人去前天华寺读书,加上当时家境尚好,便商量在家里开个私塾。由于东关镇上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老师,父亲就托人到离东关镇15里远的道墟镇上找到章镜尘先生,请他来执教。
  镜尘早年做过师爷,在道墟、东关一带颇有名声,附近有五六个富家子弟也慕名到空家台门来读书。在竺可桢的幼年时代,章镜尘是影响最深的一位启蒙老师。
  1899年秋,毓菁学堂正式开学。是年,竺可桢在私塾结业,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毓菁学堂,成为该校的第一届学生,那时毓菁学堂设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共读六年。毓菁学堂第一次在东关招收学生100余名,这些学生以前一般都接受过私垫的启蒙。
  六年以后,这百余名学生取得高小毕业文凭的不到10人,可见毓菁的要求是比较严的,而竺可桢以他聪颖拔萃的智力,勤读

三叔可桢公对我的培养与教育

竺士楷

  我的祖父嘉祥公在上虞县东关镇开承茂米行,家就住在河的北岸,和米行只一河之隔,有木桥可通,来回比较方便。
  祖父母生三子三女,我的父亲可材公排行第一,三叔可桢公最小。三个姑母先后出嫁,祖母主持家务,由我母亲和二叔母协助。以后大家庭的人口增至十余人,再加店员四五人,烧饭菜雇一老保姆帮忙。祖父经商,父亲在本地小学任课,二叔在自己家的米行里当店员,经济收入有限,而开支不小,幸祖母勤俭节约,勉力维持。
  祖母在时,常给咱们孙儿们讲,说三叔自幼爱学习,两周岁就开始认方块字.有时祖母抱在怀里喂奶,一听祖父叫他认字,他下地跟着祖父就走,从不迟延。到三岁时,他已认识街道上不少店名字号。祖母要我们好好向三叔学习。
  三叔稍长,随我父亲进本地小学学习,同去同来,每晚兄弟同一书房,一个备课,-个复习功课,习以为常,有时学习到深夜才睡。我母亲常劝父亲对三叔不要督促太严,因三叔年幼体弱,万一休息不足得病,会被祖母批评的。父亲回说:“母亲望子成龙,弟弟又爱学习,我不过指导而已。”母亲还不放心,有时遇到三叔又说:“你们兄弟两人读书,深更半夜不睡,怕身体吃不消吧?”三叔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一笑了之。
  上虞县过去有早婚的风俗,邻居得悉三叔聪明好学,纷纷挽人来说媒。祖母以言试探,三叔起初避而不答,祖母认为他害羞,一再追问,三叔轻声回说:“只怕功名不就,那怕妻子没有。”祖父母都认为他有远大理想,以后就不再提此事。
  三叔在小学毕业时,我父正要去外地工作,就顺便送三叔去上海进澄衷中学读书.上海学校的程度比内地高,三叔怕跟不上,就不分昼夜勤奋学习。同学中有胡某者,见三叔瘦弱又如此用功,讥笑我三叔寿命不长。三叔听了并不介意,从而发愤锻炼身体,并给自己规定合理作息时间。随后他发现这样做可使精力充沛,学习劲头更大,不但不怪胡某讥笑,反而感到对自己有益。
  每逢寒暑假回家,三叔常督促我们侄辈学习。他不单要我们埋头苦读,又指导我们练习体操,他总结出一条学习规律:“身体好,学习才能更好。”以后我也就把三叔的学习经验作为座右铭并传授给儿辈。
  三叔回国后,先应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之聘,他带我到武昌进师大附中学习。每周和三叔见面一次,他关心我的学习,常加鼓励,使我知道不少书本外的知识。翌年,他改就南京高等师范之聘,我又跟他到南京进一中学习。那年三叔结婚成家,我就跟着住在马府街家中,早晚受三叔的言教和身教,一直到我在南京海工大学毕业后去工作,才离开三叔的家。
  三叔除必要的应酬外,每日在家三餐,不吃零食,这和我祖母的家教有关,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风气。记得我们和三叔在宜山同住时,我爱人潘波若认为三叔终日为学校的事繁忙,同时来往客人较多,耗费精力,我俩私下商量决定,除每日饭菜吃得好一点外,每天下午给三叔烧一碗银耳吃,以补不足。三叔见到银耳汤就对我俩说:“绍兴人爱吃补品,其实不如锻炼身体有效,以后不要再买银耳了。’他每日做保健操从不中断,我和爱人曾建议他做几件新衣服,以便接待外宾时穿.他说:“外宾来访,主要谈工作,和我衣着新旧无关。”他对自身俭朴如此,但对人经常热情帮助。有时乡亲们来看他,视对方具体情况,酌情对待,见有工作能力的给他介绍工作;没有能力的就资助他们来回旅费,劝他们安心在乡劳动。
  三叔一生公私分明,平时上下班或公出,乘公家轿车,不许家人私用,即使是三叔母也不例外.三叔在南京北极阁气象研究所工作时,家在鸡鸣寺一号,遇晴朗天气,就不坐牢,代以步行。他说:“上下山,路不远,一则节省汽油,二则藉此般炼身体,是一举两得。’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家住在地安门宿舍,有树夏天晚饭后率孩子们去北海公园散步,来因也不坐牢。
  抗战时期,三叔母在江西泰和因病去世,我在江汉工程局工作,待命后撤,浙大已决定迁广西宜山,三叔邀我们去宜山同住,以照顾年幼弟妹。我先送爱人和孩子离开汉口,个人去重庆向周报到,并递辞职书,然后转宜山去浙大报到,三叔即向我说明24你在江汉局任工程师,工资在200元以上,现在到浙大工作,教龄不长,你的老同学陈崇轧在土木系,工资只140元,故暂定你为讲师,工资和陈讲师同。’我想自己是三叔一手培植,别无二话,一口应承。我到浙大后教课超过7年,适教育部有新规定,今凡没有出过国的教师,教龄超过7年者,可由部派出国选修。以年数计,学校认为我比较合此条件,即将我的情况呈报教育部并已内定为派往国外进修。机械系另一讲师提出,他在浙大任教也超过7年,虽不及我的教龄长,但也是连续7年。此事被三叔知道,随即查案证明属实。因此他向我说:“我不能因自己的侄子而有所偏护,我已决定出国事让给×讲师去-学校呈请教育部更换人选,结果即由他去美国选修。这说明三叔无私,这种对疏者宽、对亲者严的作风,使大家都深为钦佩..还有一件事与此类似,当抗战胜利后,浙大要从贵州返回杭州复校,由于学校分别在贵州遵义,源源、来兴三处上课,另外浙江龙泉又有分校,要是全部;~司都到如州,势必题泉。三叔想到要节省开支必须裁员,尊先动j革我爱人播放着主动辞去t书室职员,然后根据需要,精减行政人员,他认为裁员必须从自己人入手,换若提出辞职后,别人无话可说。
  三叔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分配到宿舍,就抱南京私窑元钱让给南京房管灶,供他人使用z后来拇上虞东关键前考宅《。我祖父晚年经济收入不够,扭住宅典给别人导i.以后三叔回国再作,把官赎田,让给我小姑母住h也元偿让给东关区尊府今1联想到以下一件事s我们住在宜山时,日寇经t常派飞机来宜山骚拢,居民看到窒袭信号〈在山上挂灯笼表示敌机已起飞来袭,气’个幻笼是预报,两个灯笼是紧急〉就出城躲避。有一次我们企寡人〈除三叔和我在校工作〉就躲在矮梅林墨,三叔周家知道此事,他说下孜不要去那里躲,因该处接近汽油库,兔敌现因炸人丽危害及汽油库,我们事先都不知道,可见他对国家机密连家里人都保密.\’;;:i、7三叔非常关心下一代。他在学校都课时,备课认真,除深入钻研聋业课外,常阅读我国古代学者著作,引证通俗,尤其是联系中国实际,使昕者随教师意图逐步深λ。有:时带学生野外实习件毒山采每标本L一马当先,年轻尝生掌驭不如。最突出的每能使学生明确目的,善于识别矿物,且能镰炼身体。有一次星期天,我随三叔去栖霞山采集矿物标本,:使我深深体会到登山好~二飞思要目魄维明确,眩增长细祺苓键练J卖货·还有~冻晚祟事无息弟,:我提三叔去东南大尝:捧场那笃结在1,P打起观察禾暴自前屋,先由三叔向学生们讲天文知识,然后接着按次序讲各星斗的次序,清晰有绪,听者赞叹不已。我从这一次就学会了大地测量中定正北的方向。
  我在大学读书时,每逢寒暑假,总想回老家探亲或以短期旅游为快。有一个暑假,我向三叔说明准备回老家探亲,三叔对我说J探亲是需要的,但你还有更需要的事,知道么?’我就间有什么事要我做?三叔说=‘你的智力不算好,’河海的功课比较紧,你在暑假里,可以预习下学期的新功课。到开学时,老师讲j你就等于读第二遍,比别人先走一步,体会得深,同时有许多习题先利用假期做好,你在开学后就不住了。’我听了非常高兴。队比我每逢寒暑假常集中精力把下学期的新课预习好,等开学时,我有余力做别的需要傲的事,就觉心有余为,不会被动了.以后我在工作中都是实行先有准备,有备无患,譬如每次施工中,我先考虑工作中布那些应该先走一步,在测量中应考虑柿止返工,在处理人事问题上,也晓得既要发挥群众力量,也要街患于未然.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做到a未雨绸缪’,三叔平时常和我们侄辈说起他慢炼身体的经历.他在小学创只会做徒手操,到中学才学会跑步和器械体操,避大学后学会游泳。但学一样一寇要持久才能学好,这样对身体有益.打网球和酒冰是在美国时学的。他不赞同花样滔冻,认为酒冰主要是为了锻炼身心健靡,这样研究学问才有充沛精力-他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年己70高龄,还去北海溜冰。有一次被一少年在溜冰场上撞了一下,幸他对平衡术有素,没有受伤.他知道清冰场上难免有初学滴撼的青少年,从此就不去北海,但有时还去中南海溜几下。他要我们侄辈在北方要抓紧机会学好溜冰,牢记安全第一,千万不可粗心大意.三叔在杭州浙大时,有一年学生会发起给校长庆祝寿辰,特举行一次晚会,当时全校职工携老带幼,踊跃参加,以示庆贺,但等到校长讲话的节目时,却发现校长不到场,会上哗然大乱,搞得学生会不知所措。三叔平时主张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尤其不愿受别人恭维,这次听到学生会要开晚会来祝他寿辰避往别处,连家里人也不知他的去向,晚会只好草草收场。
  总之,三叔待人谦虚谨慎,对事勇于负责,有爱因主义精神,廉洁好学,是我们小辈学习的榜样。

我的舅父竺可桢先生

杨其泳

  竺可桢又名绍荣、烈祖、兆熊,小名阿熊,字藕舫。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3月7日〈农历二月十七日〉出生在绍兴县东关镇(东关镇现划属上虞县〉西市头大木桥南岸的竺家台门楼上。  他的父亲竺嘉祥,别号吉甫,早年从嵊县黄泽搬到东关镇保驾山村。村后有山名牛头山,村前有河水长流动,山清水秀,景色迷人。母顾金娘,1908年去世。共生儿女六人,竺可桢居第六.上有三姊出嫁于范家、何家、冯家。两个胞兄,长兄绍甲,又名承祖、可材,清朝秀才,曾任小学国文教员,后去湖北当师爷;二兄绍贤,又名明贤、阿贤,曾为会计。父亲忠厚诚实,经商公平。东关有一米市街,街上有米行20多家,他在其中开设一小米行,叫承茂米行,还有一家沅泰蜡烛坊,是与人家合股的。由于他公平交易,所以生意兴隆,积蓄了一点钱,在米行对河大木桥南岸买了一幢坐东朝西的三间楼屋,1890年又添建了坐北朝南的两间楼屋,从此,人家称它为竺家台门。
  竺可桢小时非常聪敏,3岁时就能认出许多商店的招牌店名。5岁时己能识字千余,并能背诵唐诗。邻居都说他聪明过人。幼年时,先从私塾念书,后聘一启蒙老师叫章镜尘,又名景臣,是个秀才,当过师爷,绍兴县道圩镇人。他终日勤读,所以从小打下古典文学基础。1896年7岁时转入本镇天华寺中心小学(原名毓菁学堂,后改毓英小学)读书。有一次上课,老师问:什么东西最苦?什么东西最甜?他回答:“丧权辱国最苦,振兴中华最甜。。”他从小心灵上就打上爱国爱民的烙印。1905年16岁小学毕业,各门课程都优,得全校第一名。当时他家境贫寒,升学有困难。看其资质聪颖,学习勤奋,启蒙老师章镜尘和亲友资助他去上海求学,考入上海澄衷学堂。1908年19岁由澄衷学堂转复旦公学(上海复旦大学前身)读书。20岁中学毕业,考进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前身)学习土木工程.他从小学到中学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得到银质奖牌一枚。
  竺可桢青年时代,生活艰苦朴素,穿着十分随便,土布长袍,布鞋布袜。人家问他:别人与你年龄和知识相同,都去做官了,你为什么不去做官?他笑着说:“做官要对百姓有好处,才有意义。像现在的官吏只讲自己生活过得好,不管老百姓死活……做这种官有什么用?”
  大约1929年前后,竺可桢曾回绍兴东关镇老家扫祭祖墓和访问亲友。因他老家没有人在,就住在我的家里。他父母亲的坟墓原在保驾山后村楼底北角稻田里,他看了认为稻田可以生产粮食,造坟其上,就减少了生产,后来就委托原“坟亲”把父墓迁上山地(太守山),原葬地仍复为种田。
  他在东关镇时,我每天陪他出去访问亲友或观察镇上变化。他对我说:“东关镇几十年来变化不大,还是落后的市容.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政策不正确,因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样样落后。没有好的政府来领导,就办不好事情,人民就永远贫曾下去……。”
  有一次到保驾山扫墓,我陪他乘一艘乌篷船前往。他在船里一面问一面记:今年燕子那一天开始飞来?桃花什么时候盛开?柳树什么时候吐绿等等。他经常记录这些动植物的变化,积累起来,就成为物候学的有用资料。经过一条大河,名叫荷花荡,我告诉他这条河里前几天从天空落下一块巨石,重约千余斤,落水吱吱成声,有如铁烧红放进水里一样。他告诉我这就叫做陨石,并简单说明陨石的由来。
  竺可桢很爱故乡。他常对我说:“家乡是个好地方,是江南有代表性的鱼米之乡,山水清秀,河边秋红春绿的柏树,自然风景很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雄和有作为的人物。”他于抗战后也几次归来。解放以后,他担任科学院副院长,还照顾几个研究所的大事,工作很忙,因此很少机会南归,但也有二三次回到东关镇老家竺家台门来看看。最后一次扫墓大约在1963年9月,是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来浙江省视察肘,顺便到老家一转。那一次他对我说:“中国科学已落后了100年,例如世界上先进国家生产和生活都早已电气化了,但我国还是用陈旧机器和人力生产,如果国家重视科学,培养大批专业人才,那用不着几十年就会改变落后面貌,人民生活也就普遍提高了。”他还说,“东关在绍兴县属是个大镇,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发电厂,真可惜。我回去发信给县里,建议创办一个发电厂。”过了一年多,果然办起了发电厂、碾米厂,给东关人民带来很大方便。
  竺可桢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后公而忘私的品德,就我亲历或亲知亲闻的回忆如下:
  竺可桢的私生活和对他儿女严正而合理的教育,多见于他的续弦夫人陈汲写的《我的丈夫竺可桢》一文(登载于科普版《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黄秉维教授写的《我对竺先生的几点印象》一文中(见同书),对他生活上的简朴作风,也有生动的叙述,这里就我所知道的关于竺老夫人张侠魂女士的情况说一说。侠魂是湖南湘乡的世家子女,大家知道她是国民党要员邵元冲夫人张默君的胞妹。但张侠魂个性与作风和姊姊很有差别。张默君曾在国民党地方行政机关及立法院、考试院担任过简任级职,善于交际和政治活动。但张侠魂生性比较娴静,婚后生有三子二女,治理家务较多,照料竺老生活,特别关心他的事业。竺老酝酿出任浙大校长时,我知道她是赞成的,并为促其及早决定。她认为为教育青年成材,就应知难而进。竺接任后一年,抗日战起,大学西迁,竺身负两个单位的领导〈仍兼任气象所所长),张与他共担患难,为夫分劳分忧,毫无怨言。一面还对许多教师的家属关心联系。浙大在泰和上田村定居后,新村是教职员住家的集中地,住定之初,她几乎到过每一家,对家属作了慰问,自处则因陋就简,与大家一样。对于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则以爱国大义所在,积极赞助。如有义卖与宣传演出,她常捐献钱物,对学生会以具体指导和帮助。1938年7月,她与竺衡先后患痢渐重,竺老正为学校经费与搬迁问题公出武汉,她并不急于求电催归。竺老7月25日回来,竺衡已先亡,张夫人不到10天接着病故。竺老十分悲痛,但仍勉抑哀思,照常处理校务。9月15日张侠魂夫人与子衡下葬时,师生随往执绋送葬者很多,男女学生与部分教师为之感泣。
  竺老任浙大校长的第二年,即1937年,我在家乡因养殖淡水鱼失利,无法维持生活,来到杭州,得在浙大任职。他接任校长
之初,只邀老知交胡刚复先生来任文理学院院长,倪尚达教授来任总务长协办接收(倪不久辞去,由沈鲁珍升任代理),此外大多留用旧员。以后因事实需要补充人员时,也很少介绍自己的亲友。我以多年舅甥关系,进浙大时被安排当一个普通事务员,所以也不好说竺全不任用私人。但他如要安排自己亲友,一定按照资历能力,定其级职和待遇,而且对这些人员的要求,比一般职员更为严格。我进浙大工作后,竺在家里吃的和用的,多要我去代办,当初有的东西我没有记帐,他就通知我一切要记帐付钱〈如自装电表和买皮线、电灯泡等日用品,水、电费之类〉,我就遵指示都登帐由他自己付钱.这是他私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例。他公私分明,节约自守,为公家省钱。就我所记知,还可举出几件事例:
  竺校长家属未来杭州前,校方留给家眷住的房子,是前校长郭任远住过的一幢西式楼房,有院子围墙,租金每月以米计算是五担米。竺校长知道后,通知总务处说:“可配给新聘教授做宿舍,我只要在校长办公室楼上给我两间住房就好了。”抗日战争中,浙大西迁所到之地,他租的民房与其他教员一样,勉可应用.及至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遵义浙大复员还杭,校舍几乎全遭劫毁,教职员工住宅奇缺,竺所急的是修建校舍,他自己仍在那座校长办公室的楼上,略加修理就住入了。
  其次,记得有一年阴历年底,社会上习惯相互送礼,校里也有.我家从家乡给我寄来一条鱼干,决定送给竺校长。一天晚上,我自己送去,结果被他批评了一顿,只得将鱼干带回.亲戚尚且如此严格,其不受同事馈赠,可以想见。这些都可见竺校长为公忘私,公私分明,严格要求自己的高尚品德。
  还记得有一个星期日,竺夫人出去买东西,叫龚师傅〈驾驶员〉要车子。竺校长说,不要用公车,公车公用,不可私用,结果竺校长陪她步行出去。从这件事,我又联想到他的女儿竺松在北京读书时,忽然肚子很痛,同学打电话到科学院叫车子,来的是父亲坐的车子。竺松见了说不能坐公车,最后还是乘公共汽车去治病,可见竺老家教严格。
  1946年10月25日,农学院学生于于三、郦伯瑾、陈建新、黄世民四人在延龄路〈今延安路〉大同旅馆被捕。第二天竺校长得悉后,立即去市警察局问情况,又到省保安司令部与司令竺鸣涛交涉保释等事,并提出:如有重大嫌疑,应即送法院解决……他为了于于三等释放的交涉,东奔西跑联系,一面还要处理校务日常工作,日夜操劳,吃饭睡觉都不正常,身体也消瘦了。10月29日傍晚,竺校长接到通知,说于子三在保安司令部后面小屋内用玻璃片自杀身亡,竺即往现场查看,对于用小玻璃片自杀的说法,他认为有许多疑问。当时竺校长看了,心情难受,体力不支,昏晕过去,由人陪回学校里,即请李天助医师打针吃药。10月31日校外实行戒严,不准学生出去。11月28日,竺校长偕同陆子桐和我去凤凰山敷文书院旧址为于子三觅墓地,附近尚有余穴可做,就决定在此安葬,并指示立即去办,第二天我就叫工人毕振华承包造墓工作。造墓时同学代表来说:“放烈士棺材的地方,要求掘深,以免坏人破坏”等等。后来学生自治会代表吴士濂来说,于子三的坟墓己放弃原计划,要放在大操场附近或放在华家池。出殡时要求有大批同学送葬,对此校长不同意。吴又来借用校车,灵枢要求派员去交涉领回.竺老就派我去法院联系领回。当时我出了一张领条“今收回于子三棺材一具,此据。”并在收据上签名盖章。1948年1月4日出殡安葬,那一天学生排队游行前在阳明馆前广场集合,到会学生约五六百人.开会时,竺校长与蔡邦华院长等告诉同学说:“外面已戒严,军警很多,交通已断绝。如出去游行,必遭惨祸。校方不能保证同学之安全。”校长走后,果有暴徒约五六十人手持纸旗和松柴木棍乘车冲入会场,因同学众多,阻止退出,第二次又闯进校门,将学校铁门冲倒,将同学队伍冲散,双方殴打,有女生二人男生一人受伤,即送田家园本校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又将学生所提到的暴徒10人送法院处理……1月4日安葬未成.决定在校园内建立于子三衣冠冢,遗体仍安葬于凤凰山麓墓地,改定于3月14日为安葬日,由我代借灵车先行,后面有学生约200多人,搭6辆大汽车到墓前行葬礼。   于子三被反动军警残害致死,引起爱国学生义愤,我受派去交涉领回烈士灵枢并参加了葬礼.当时竺校长挺身而出,抗议交涉,但为防止事件扩大,避免更多牺牲,不能不劝阻学生的强烈行动〈如大规模游行示威〉,其用心甚苦。学生对校长的同情与实际上爱护的负责精神,可以说都是感佩的,事后也称颂不已。
  我在浙大工作多年,虽然知道-些情况,但年纪大了,为写此文,也化了很长时间回忆、调查、核实,可能仍有错误。而竺可桢一生的贡献是巨大的,更远非本文所能概括得了的。

父亲与“中国科学社”

竺宁

  “中国科学社”这个名称,现在许多人可能感到陌生。现将《辞海〉中对它的注解抄录如下:“中国科学社”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1915年10月25日在美国正式成立,任鸿隽任社长。1959年秋结束。其前身为1914年创办的《科学》杂志社。1918年迁回国内,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界、教育界、工程界及医务界人士。除学术活动外,办有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译丛》、《科学史丛书》等。对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技人材,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友展,起了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失败后,政权落入窃国大盗袁世凯之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在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中国青年,努力求索振兴中华的道路。于是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开展了对封建主义的猛烈批判。他们举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提倡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他们提倡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提倡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
  “中国科学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当时由留美学生任鸿隽〈叔永〉、杨铨〈杏佛〉、赵元任、胡明复等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技”。父亲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也参与发起工作。科学社以提倡增进中国人民科学知识和发展科学研究能力,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对早期我国科学事业的发最有重大影响。第一批社员共115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第一批现代知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如任鸿隽、赵元任、杨杏佛、竺可桢等等。
  “中国科学社”设有董事会,主持该社经济及大政方针。下,设理事会,以理事10人及总干事1人组成,综理全社行政事宜。以上皆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科学社的日常工作,可举以下几项大要:(1)编译出版刊物。(2)建设明复图书馆。(3)设立生物研究所。(4)设计改良科学教育。(5)组织学术演讲会和科普讲座,遇有国外有名科学家来华,组织临时演讲会。(6)审定科学名词,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备和名词审定,皆出自该社社员之手。(7)参加国际科学会议。如1926年8月在美国绮色佳城召开的“国际植物学会议”,同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1929年5月在爪哇(印尼)召开的“第四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1930年9月在葡萄牙召开的“国际人类学考古学会议”,科学社均派代表参加。(8)设立科学咨询处,凡各界遇有科学上疑难问题,有所咨询,均视其性质分别送由各专家社员拟定答案,随时发表。
  自建社之日起,凡是“中国科学社”的各项工作,父亲都积极参加,为推进建社宗旨之实现不遗余力,他多次被推举担任会长、常务理事、理事、董事等职务,成为该社骨干之一。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自己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开始以现代科学理论来阐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后,《科学》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他撰写的文章去为在我国传播现代科学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多次被选派为代表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如1926年11月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他的论文为《中国东部天气之种类》;1929年5月出席在爪哇(印尼)万隆召开的“第四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他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气候区域论》,出席的中国代表尚有翁文源等13人;1933年6月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五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父亲的论文为《中国气流之运行》。
  “中国科学社”每年定期举行一次学术年会,一般都在8-10月间进行。年会上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如论文宣读会、演讲会、学术报告会,介绍一年来科学之进步等,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非常活跃,既交流了信息,又增进了社员之间的友谊,使社员们得益非浅。除特殊情况之外,父亲都积极参与组织并参加活动。
  随着科学知识在国内的传播,各种专业性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首先是1924年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专业性的学术团体“中国气象学会”,父亲当选为会长,1934年由翁文灏与父亲等人发起,联合全国地理学家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并发刊《地理学报》。此后,国内各专业性学会使如雨后春笋,陆续诞生。1935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广西南宁举行第二十次年会时,与6个学术团体〈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联合举行年会,因为许多人既是社员又是会员。
  1935年10月25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纪念日。27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礼堂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到会的有各地社员及来宾2500余人。初建社时的青年人,此时已是中年人了,科学事业上也各有成就。任鸿隽是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兼干事长。赵元任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国立中决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二组主任飞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杨杏佛是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组主任(1933年6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父亲是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中国科学社”社长。
  1937年夏,父亲接长浙大不久。风云骤变弘烽烟四起,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犬地。父亲率领浙大师生四迁校址,艰苦备尝,但在困难中他仍不忘中国科学社的工作。1941年他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后就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社的理事会。会上,他与李四光一同主张科学社的事业应以办好通俗刊物《科学》、《科学画报》为主,以普及国民的科学知识。同年9月,他又在重庆北碚召开中国科学社社友会观察日蚀,观察前还作了有关观察日蚀的演讲。1942年连续两次召开理事会商讨工作。后来他在重庆参加发起成立科学界的进步团体《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4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夫妇到遵义参观浙大,父亲陪其参观了几个重要科系,还邀请其在中国科学社的年会上演讲。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在百忙中也时时顾到中国科学社的工作,如1947年8月他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社等7个科学团体的联合年会,并在会上作了《科学与世界和平》的演讲。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因为他没有战斗英雄那种可歌可泣的英雄事绩。他的一生又是伟大的,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战在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战线上,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又不迷信洋人,他一生追求真理、嫉恶如仇的高贵品德,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我的丈夫竺可桢

陈汲

藕舫离开我们已经七年多了〈编者按:本文作于1981年〉,他的一生是在孜孜不倦地、紧张地、认真地学习和工作中度过的,这使他在气象学、气候学、物候学、自然科学史、地理学等科学和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研究工作上做出于巨大的贡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尊敬。每当我看到他的件件遗物,想起几十年共同生活的种种感受,使人激情无限,思绪万千。他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方面,在克己奉公,关心同志,勤奋学习和严格教育子女等方面的种种往事,历历在目,使我更加敬爱他,也给我勇气和力量,他的为人、处事、治学等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科学精神

记得我家屋前院子里,种有丝瓜、金银花,还有一架玫瑰香葡萄,藕舫为此专门买了几本管理种植葡萄的书本,学习科学的培育管理知识,并亲自施肥,定期浇水,还爬上梯子去,剪枝,每天观察生长情况,每年葡萄结几次,每次结多少,每串葡萄有多重都要磅一磅。平时不许孩子们偷吃,一旦成熟采下来,就挨家挨户分给院里各家孩子尝鲜。丝瓜结出来了,他总要每天用尺子量一量,长了几公分.发现金银花叶子上有腻虫,他耐心地用刷子一张叶子、一张叶子地把腻虫刷到盛水的杯子里,观察腻虫在水杯里几分钟才会淹死……,并仔细地一一记录下来。家住地安门时期,他为了直接了解大风沙所带来的沙土量,每次风沙后都要亲自扫靠外间的一片地,收集沙土并称其分量。可以说,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也习惯了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去研究周围的事物。
  藕舫生活很有规律,从不吸烟、不喝酒,不论眷夏款冬,每天起得很早,而每晚到十一点钟才能休息,不论在家还是外出考察,风雨无阻。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记录一天来的晴、雨、风向、气温、气压,要是下了雪还要量一下雪的厚度,然后做体操,打太极拳,锻炼身体,收听当目的新闻广播。每日中午坐在椅子上养神半小时就算午休,晚上记日记。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饮食俭约有节制,不管饭菜好坏,从不挑剔和过量。

克己奉公

  藕舫要求自己很严格,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浙大迁校遵义,当时汽油困难,他经常不坐小车,而坐“黄鱼车”;经费不足,为了给公家节省烤火费,他的办公室冬天不生炭盆,宁可在寒冷中办公,致使耳、手、脚年年都生冻疮。那时物价一日飞涨数次,发到薪金都急于购米,以致米虫爬满了屋子,全家有时还吃霉米。他真正做到了与师生同甘共苦。
  解放后,藕舫调到科学院工作,院里分配了一辆汽车,他却只在上、下班及因公外出才乘坐。平时上图书馆、书店、理案店,都购买月票乘坐公共汽车。直到年近八旬,还是经常坐公共汽车去东四情报所、王府井新华书店、外文书店,而不用专车。
  抗美援朝期间,他曾多次将自己珍藏和留在美国友人处买书之外汇捐献国家;后来他把南京一所用自己货款建成的房子献给国家,1955年又将故乡的几间楼房送给国家。1974年病逝遗言,将由1966年起自动减薪三分之一的一万多元交了作党费,并将几十年搜集珍藏的中外科技书籍一大批赠送给科学院图书馆及有关各所图书馆。他一向不赞成以遗产贻子女,认为把遗产留给予女等于毒药,教育子女自食其力,养成艰苦朴素之美德。他用行动表明对党的一片忠诚,为科学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切。

关心和培养青年同志

  藕舫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总是关怀备至,平易近人。每次客人来家,他都诚恳接待,坦率谈自己的看法,共同探讨学术问题,指导研究方向,既亲切又爱护。对送请他审阅的文章,他十分认真地看,一字一句地校订,耐心与作者商讨。
  对身边工作人员也十分爱护。解放初,组织上派给他一位警卫员,当时他很激动,但又觉得自己不需安警卫,因此外出时总对警卫员说:“没什么事,留在传达室帮助别人做些事吧。”几天过去了,还是让他呆在传达室,警卫员觉得这样下去是自己的失职,以后每次外出就硬跟着走了。当他知道警卫员是农村米的,品质好,年纪轻,但文化较低时,就从书店给警卫员买书,教他学文化,后来这位警卫员进步很快,就成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干部了。
  他对叔伯侄子的教育和深造也很注意;对寡嫂、寡姐、业师的老年赡养,都尽力而为。虽有时自己经济情况亦不宽裕,但总是设法资助,使他们有的能受教育,有的安度晚年。
  
勤奋刻苦学习

  藕舫求知不倦,兴趣广泛,读书面宽,对科技动态十分关心,经常阅读各种新的中外刊物,对于基础理论研究也极重视。五十年代,他为了直接学到苏联的科学技术经验为我所用,虽年过花甲还决心攻克俄文,可年岁不饶人,记忆力差,工作繁重,困难重重,他全不在乎,不服老,除了听广播俄语讲座,还另请一位家庭教师作辅导,坚持了数年,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能阅读俄文科技资料了。他除了向书本学习以外还向所有的人学习,孩子们星期天来家,亲戚朋友、学生们来串门,都不错过机会,仔细询问,请教各人的专业知识,如基本粒子、炼钢、自动化控制等方面的知识。又如他的讲话乡土音重,别人不易听懂,1960年左右曾买普通话唱片,练听、练讲,虽因年纪大,矫正效果不明显,但足以说明他活到老、学到老,他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严格教育子女

  藕舫对自己子女是十分钟爱的,一年数次亲自给孩子逐个量身高、称体重,并把这些数字记在日记本里,每次比较看孩子成长的情况。而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又十分严格,孩子们上中小学,每学期的成绩一门口汇报给他,记在日记上,并作比较分析;他要求孩子学好基础课,有时还亲自辅导s他注重启发式,不赞成孩子死记硬背。他让孩子们看科学故事,科学家、发明家传记,《水浒》、《三国演义》。夏天乘凉时有意识教给孩子认识天上的星星,启发孩子们对科学发生兴趣,增强对自然界的观察能力.在二儿子(16岁时病故)过12岁生日肘,他送的礼物是一个大约30×lO×12cm2的木匣子,即“少年化学实验室”,里面装有酒精灯,试管,化学药品,可以做许多种化学小实验,使刚进中学的老二和还在小学的老三对化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现在老三就是在研究化学的科学岗位上工作着。
  藕舫对体育锻炼很重视,认为身体不是属于个人的,是工作需要健康的身体,所以节假日常常到外面去爬山、游泳、滑冰,呼吸新鲜空气,消除疲劳。他年过花甲仍精力健旺,行动轻便,率队野外实地考察,爬山下坡不用人扶,他关心孩子全面发展,有意识培养孩子锻炼身体的习惯,每次外出锻炼总把孩子带上,教他们游泳,滑冰、爬山,同时让孩子识别树木、花草、鸟类和岩石、地质等。1966年前,科学院院部在文津街,我家住在地安门,他经常不坐小车,而是穿过北海步行上班,这不仅能够观察物候,亲自得到河冰开冻、鸟鸣、始花等第一手资料,而且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为此还买了北海公园的月票,冬季下午下班从前门进入北海冰场,让小女儿下午放学从后门进入北海冰场,教孩子滑冰,这是他挤时间进行锻炼一举三得的妙法。
  他对孩子生活管教很严,不给孩子优越条件,衣服穿着简单俭朴;同时注意教育孩子待人诚恳,作风正派,言必有信。如当小女儿三四岁时,每当节假日全家出去玩时,行前就先说好,出去玩耍自己走,不让抱,否则不去,头两次玩了些时,孩子累了就想抱,哥哥姐姐看她可怜,自动地去抱她、背她,可是他坚决不许,这样就慢慢养成了孩子言必有信的习惯…….现在孩子们基本上都按照他培养的习惯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者,这与他平时有传身教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今天藕舫永远离开我们安息了,他虽然没有赶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但是他的高贵品德、优良学凤和科学精神将永远鞭策我和子女们增强斗志,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本文作者陈汲是竺可桢先生的夫人,原文发农于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

一代宗师竺可桢

林昭

  本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一场侵略成争,使大半个中国硝烟迷漫,战火纷飞。浙江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家属,连同图书仪器辎重设备,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从1937年9月由杭州出发,辗转奔波于天目山、建德、古安、泰和、宜山等地,直至1940年2月才定居于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真可谓颠沛流离,艰辛备尝。数千名莘莘学子,能在动乱的年代得以弦歌不辍,继续探求真理,竺校长之功实可感动天地之心,使后学者敬仰不已。
  1941年夏,我考入浙大龙泉分校,1943年7月间转入遵义校本部,得有机会亲聆竺校长的教诲。回忆起校长诲人不倦,在物质条件无比困难的情况下排忧解难,泰然处之。其高风亮节,其令人肃然起敬。
  竺校长一向主张学校是学习场所,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但不能任意创造矛盾。由于当时政治腐败,军事失利,物价飞涨,民怨沸腾,自然不能不影响到学校里来,所以在生活壁报上,学生们不免要发泄一些牢骚,有的甚至冷嘲热讽,近乎谩骂。竺校长对学生个人从不非难,但从爱护全校同学出发,不给当局有可乘之机,远成当地军警来校搜捕学生的借口,所以要求言论应有所节制,大学自应以学习为主,政治活动宜退出学校,庶几使主持校政者可以据理力争,不致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对于学术性的壁报或论文,则从各方面加以支持。记得1943年秋,在黎振声、任雨吉、蔡乃森与我的主持下,在浙大成立了一个天文学习会,以学习天文为标榜,有会员20余人;经常介绍天文知识,夜观星宿。竺校长对这个学习会非常支持。有一次(1943年8月17日晚〉,在遵义子弹库操场上,我们组织同学们利用经纬仪上望远镜开了一个看星会,竺校长亲临现场指导,讲述了历史上星座之变迁以及二十八宿之起源等,并勉励同学们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学业上努力做出成绩来。当时大家很受鼓舞。
  天文学习会〈后来加入中国天文学会,成为浙大天文学会〉当时还办了个壁报,叫《北斗》,是一个不定期的学术性手抄壁报,专门介绍天文知识及讨论天文学上存在的一些学术性问题。
  竺校长对这个壁报很感兴趣,记得有一次还把黎振声、任雨 吉和我找去谈话,非但在口头上加以鼓励,并且还说可以将他刚写好的《二十八宿考》分期在《北斗》壁报上刊出。他不但在口头上,而且也用行动来支持我们学生的事业。
  当时浙大学习空气十分浓厚,但物质条件实在太差了。我们晚上点的是桐油灯〈贵州出产桐油运不出去,煤油又进不来,遵义没有电灯〉,笔墨纸张更困难了,所以《北斗》璧报办了几期后,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以致停刊。其主要原因:一是没有经费,因为那时我们都是穷学生,连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那有余钱来办刊物,二是即使东拼西凑一点钱也买不到纸张。我们当时所用的纸张,全是当地土产的毛边纸,就是这些不起眼的纸,也很缺乏,三是当时浙大功课的确压得很紧,而壁报的编辑、抄写又太费事费时,我们这几个办壁报的人,无论如何是兼顾不了的。璧报虽然停刊了,但竺校长对我们的支持与鼓励,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竺校长自己勤奋好学,平易待人,对于学生们帮助他抄写或整理一些他的论文稿件,总是念念不忘铭记在心.记得我在课余曾为他抄写了一篇《二十八宿考》〈即收集在竺可桢文集中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的初稿〉论文,他在日记中就屡次提到。如在1944年6月16日的日记中曾记着:“昨林昭将稿《二十八宿考》交来后,昨晚今晨将其重阅一遍,可称最后修改。稿即交与絜非在《思想与时代》付印。此文承土木系三年级生林昭费时抄录,余心甚感之。林且极细心,曾改正原稿中数处。”区区小事笔录备忘,实不敢当。但也可以看出竺校长不掩他人之功,其为长者爱护之忱,溢于言表。
  1944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太平洋战争失败,狗急跳墙,向中国内地大肆入侵,企图挽回殆势。6月下旬侵占衡山,8月初陷衡阳,9、10月阅梧州、容县、宝庆、桂林相继陷落,京广全线均为倭寇所侵占。而当时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以致将不用命,士无斗志。到年底,河池、南丹〈广西〉、独山〈贵州〉尽失,都匀大火,贵阳人心恐慌。据竺校长日记中记道:“前线混乱非常,难民多而败兵更云集,南丹之不守,由于防线兵士无粮食,知县临时脱逃。”“日兵来时,本无目的深入,但以兵虚故乱窜。”当时遵义己是草木皆兵,我们在校学生更是惊恐万状,竺校长身负一校重任,临危不惧,劝慰师生首先要保持镇定,不能慌乱。他说:“贵州无重要工业,无大飞机场,非国际路线必经之地,得之则防线增长,供给困难,除非拱手让人,不取也。”接着连续召开了几次校务会议及学生会的联席会议,作出应变决策。如形势恶化,拟定向四川方向撤退的安排,分头到赤水、仁怀、绥阳去打探,作好应变准备。并组织师生签名加入救护、供应、交通、粮食.通讯、保卫等小组,以及平时的护校队伍,把确重物资打包整装,一旦出发令下,不致拖延。当时学生仍继续上课。幸不出校长所料,日寇不久即退,方得转危为安。竺校长的这种以学校安危为己任,临危不乱,从容不迫,井井有条,指挥若定的精神与作风,视当时在前方作战的逃跑将领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1944年6月6日,恰逢当局为纪念大禹而厘定的工程师节。那时浙大工学院的新屋亦刚落成。为了对遵义广大群众进行一次学术性的宣传,故在举行庆祝工程师节及新屋落成典礼外,还对外作了一次广泛的科学表演,那天上午由竺校长主持庆祝典礼,在会上讲话的除竺校长外,还有王国松院长以及郑晓沧、陈正修、钱钟韩等教授。会后,工场对外开放,将机械、电工、化工、土工等仪器设备陈列国来,供群众参观,并当场进行技术表演。参观者川流不息,从上午10时起一直到下午3时。那天我也在场,记得当时天气炎热,下午更是烈日当空。工场电源系由一柴油机开动后发电。柴油机出气管未通出室外,仅在出气管口上部的木屋顶下钉了一块铁皮,由于木屋很低,管口与铁皮挨得很近,应该说不符合安装要求,但据说已运行多次都没有先生问题。可是那天运行太久,从上午10时一直到下午3时20分钟左右,突然柴油机上屋顶起火。又由于木屋顶漏水,屋顶上面还盖了不少茅草,以致延烧很快,卖时全屋燃着,烈焰腾空,浓烟扑鼻,有燎掠全工场之势。我们在场的人无不踊跃奋身抢救,搬运图书、仪器、设备.化学药品,以及取水灭火,拆房扑救,弄得一身泥污。约一小时左右,才将火扑灭。当时损失最大的是玻璃器皿以及部分图书仪表,损失自是不小。但据以后核查,主要物件大都已抢救出来,损失虽大,但元气还能保存,对学校教育尚无太太影响,亦不幸中之大幸也。那天下午,竺校长闻报火警后即奔赴现场,目睹火情深为痛惜。据校长日记中记载:“抵其地则烟火直冲云霄,看者人满,排列城墙上五六百人之多。”“时学生到场搬运者极踊跃,并抢救取水,故书籍.药品、化工均取出。四点半已熄。余下梯至机械、化工室一观,二十年之精华损失殆尽,可胜浩叹!”
  我在遵义就学两年,1945年夏毕业离校,平时与竺校长接触也不多,所以很难说能窥其全貌。总的说来,竺校长确是一位律己谨严,待人宽厚;为学无所不窥,博大精深;处事情理兼顾,坚持真理,不拿原则作交易,做学问一丝不苟,学校入学考试录取分数虽只差一分,至亲好友甚至上级领导,也绝不通融;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公物虽一纸一线亦不妄取;对犯错误的教师或学生则谆谆善诱,或有危难者则竭诚相待,爱护备至。堪称一代宗师。所以竺可桢校长在教授和学生中有那么高的威信,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或与其共事的人,元不钦佩其为人,乐于与他打交道。当听说他要离开学桂时,各方呼吁,签名挽留,甚至有痛哭流涕者,其感人之深,非偶然也。

竺可桢——我们心中的圣人

杨竹亭

  在梅光迪〈迪生〉院长逝世的追悼会上,竺可桢校长沉痛地说:“梅院长的去世,非但是我们浙江大学的损失,而且是我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在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里,有三个誉为‘圣人’的教授,其中一位名叫白比德,各国的留美学生都想从师于这个‘圣人’,以亲聆他的教导并引以为荣,而白比德教授最喜欢的中国学生,就是梅迪生院长。以后胡适、吴宓等中国学者也想在哈佛跟白比德教授学习,但是必须要取得梅迪生的引见。所以迪生在美国的威信是相当高的。”
  白比德教授是哈佛大学的“圣人”,那么谁是我们浙江大学的“圣人”呢?我当时想,在我们浙大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教授很多,都可以比为圣人,可是其中最最受人尊敬的是竺校长,后来我回到宿舍,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寝室的同学,他们一致同意我的看法,由此竺可桢校长在我们大家心目中成了圣人。我对竺校长的了解是在中学读书时开始的。那时,我们学校的教师很多是中央大学和它的前身东南大学毕业的。竺校长曾是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的地学系主任,后来中央大学因调换校长闹风潮时,学生们要求竺可桢出来当他们的校长,可见,他那时在群众中的威信已经很高。后来他允予暂兼〈由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大校长,中大的学潮才告平息。
  竺可桢当时名义上兼任中大校长,但是他看到中大受国民党的干扰太多,就没有正式赴任,校务实际上仍由另外的人维持。后来浙大出现驱逐郭任远校长的风潮,蒋介石感到棘手(亲自出马也不行〉,陈布雷向蒋推荐竺可桢出长浙大,以缓和局面.但是竺可桢不允,他在日记中写道:“各方探访结果,知浙大自程天放校长以后,党部中人即挤入浙校。……郭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又说:“余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指蒋介石)等,且不屑为之。”以后他看到浙大学潮似火如茶,如再发展下去,势必会使学生吃亏。所以他又说:“学生方冲郭恶〈党部〉有欲推黄华表为校长者。故此时余若在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他为爱护这些可爱的学生和理解浙大师生的愿望,于是接受了全校师生的请求,出任浙大校长。但是,他有三个条件,一定要蒋介石的代表答应,其中一条就是“用人校长有权,不受政党干涉”。以后在浙大,党部里的人渐渐减少了,最后连那个国民党员训导长也辞职了,而换上了一个无党无派的费巩教授担任训导长。当时全国只有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不是国民党员,而且连训导长也不是国民党员。这个大学就是我们的浙江大学。

威严的校长

  竺校长对如何办校,曾经讲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的学风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又说:“有了博学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佳誉,并且也是国家的光荣,而作育人材以为国用,流泽更是被于无穷。”“不过要荟萃一群好教授,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而必须相当的岁月,尤须学校要有安定的环璄。”所以他担任浙大校长以后,就相约王琎、胡刚复等一起来浙大〈他一度想推荐二氏担任浙大校长〉,他们两人是中国物理学和化学方面最早学人,都是桃李满天下。又聘我国稻米专家卢守耕来浙大任农学院院长。聘梁庆椿,顾青虹等教授来浙大担任蚕桑和农经系主任。1938年成立师范学院,聘我国教育界前辈郑宗海〈晓沧〉教授为师范学院院长。又聘我国原子核物理学者王淦昌任物理系主任(次年由束星北担任系主任〉,这时学校已迁往江西泰和。竺校长又特聘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和国学大师柳诒徴来浙大讲学。1939年文理学院分开,文学院首任院长由“五四”时期著名的学衡派领袖梅光迪担任〈并兼外文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由胡刚复担任〈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严济慈等都是他的学生〉。工学院院长一职请王国松教授代表竺校长专程去上海把李熙谋老院长接到内地来担任。对当年因不满郭任远而愤然辞职的许多著名教授,如昆虫学家蔡邦华等都分头设法请他们回来,共商办学。1938年增设史地系,聘张其昀教授主持系务。1945年增设航空工程系,聘范绪箕教授任系主任。此外,他还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学者,如程孝刚、钱穆、叶良辅、吴起良、王葆仁、卢嘉锡、钱仲韩、张闻骏、涂长望、罗宗洛.谈家桢、杨守珍、彭谦、陈乐素、谭其骧、郭斌和、缪钺、王驾吾、孟宪承等这些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盛名的教授充实各系力量。对原有老教授,如苏步青、陈建功、李寿恒、贝时璋、吴耕民等都加以重用,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数学研究所、化工研究所、生物研究所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以后这些研究所又都成了国际国内著名的学术活动基地。
  由于竺校长的重视,各地学者都愿意前来浙大参加教研工作。这时期学者荟萃,盛况空前。如今科学院的许多学部委员都是那时的教课老师。在中国科学院中,有许多学部委员都是浙大当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名师出高徒”,这话不假。但是这些名师都是我们竺校长想方设法聘请来的。当时有一位英国皇家学会的著名教授李约瑟博士来浙大参观,他对当时浙大教学情况十分欣赏,美誉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竺校长来浙大以后,革除了原有党务干涉校政的措施,代之以民主管理的方法。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是校务委员会,委员除院长级骨干外,并在教授中产生教师代表,校长主持会议,一切重大事件都要经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校务会议的决定就是“法律”,人人都要遵守,包括校长自己。在校务会议上推选的人选都有职有权。校长和各部门负责人都是执行校务会议决议的人。竺校长是模范执法者,也是模范守法者,比如遵义学生会对当时训导处所规定的:“在学生会生活壁报上贴出的各种文章都要具有真实姓名,并需交训导处存查。”学生不同意,就据理向竺校长诉说。竺校长因见学生有理,就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在校务会议上,那些主张自由和民主的委员,也认为学生代表有理,所以在大多数赞同的情况下,又通过了“学生不必把投稿者的真实姓名交给训导处查看”的决议。由此竺校长就亲自书写了“民主堡垒”四个字贴在生活壁报上,以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这也是当时在全国独有的。浙大的学术研究之风和学生的进取精神,都是在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气氛中形成和发展的。后来浙大真的成了全国的民主堡垒之一。特别在回到杭州以后,那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响彻全国,它像一盆烈火,把全国人民都燃烧起来!

严谨的学者

  竺校长自己从不用公家信纸信封,在图书馆里借书都是如数归还,特别在学术上,他认真钻研,带头定期向有关师生作研究心得〈或论文〉报告。全校师生只要有求于他,他都会认真接待,帮助解决。校长如此,我们的院长、系主任、教师们也都个个

回信一定会来的。”再过一个星期,吕炯局长的回信果真来了,他又派人送来给我看〈此信很长,是吕局长详细汇报了局里的复员计划,后面才提到欢迎我去工作〉。竺校长要我先回上海,到气象局搬迁回南京后,再去报到,同时再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带在身边以便备用。他是多么的细致和亲切!

民主的战士

  竺可桢校长在少年时,跟他哥哥读了许多中国古书,他对我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非常熟悉。他最敬仰的是王阳明、黄梨洲和朱舜水三大哲人。以后他留学美国,又受到了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影响,对孟德斯鸿、罗素、赫膏黎等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家,由此他希望中国能有一个自由民主的环挠,能让学者开展学术研究,他回国后,一心只想做一个科学工作者,能为国家的富强有所贡献。
  他来浙大以后,很快把前两任校长的党化教育措施取消了。他亲自制定了许多民主的制度,使全校师生都在民主自由的环璄中呼吸,他对遵义警备司令高文白说:“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后来高文白同意了,竺校长为了保障学生的言论自由,曾亲手写了“民主堡垒”四个大字,贴在学生会办的《生活壁报》民主墙上,任何学生都可以用任何笔名,去发表任何政见,或提出任何建议。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罕见的。有些学生在校外住宿而遭国民党逮捕,他听到后都非常焦急,并千方百计地去设法营救。在我们举行“倒孔运动’时,他竟以一个国立大学校长的身份,冒着危险,带领全校学生上街游行,这件带头违抗政府命令的校长,在当时也是唯一的。
  我们浙大同学,每想起竺校长,无不感到骄傲。在过去,我从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圣人,但自从见过位可械校长以后,我相信了。像竺校长这样的人,应该是“圣人”。原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曾说:“中国既然已经有竺可桢这样成功的教育经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苏联?”同济大学老校长李国豪也说过:“我们办大学,要学习竺可桢办浙江大学那样。”可见学术界对竺校长的评价是很高的。

虎口脱险记——竺校长爱护学生的一个片段

邵全声

  竺可桢先生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杰出科学家,解放前十多年间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任劳任怨,艰辛万状,化费了他很大的心力,因而他毕生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能不受影响。这对他本人实是一种牺牲,但对教育事业来说,却有重大成绩,实可庆幸。当时在浙大学习的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更是深受其惠,终身难忘。
  竺校长为了把青年学生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对学生全面关怀。他除了尽可能选聘富有学识的教授来校任教,在教学上力主严格要求,期望学生能学有专长,足可为国效劳外,对学生优良品德的修养,他也同样十分重视。他谆谆教导学生发扬“求是”精神,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热爱国家,争取进步,不惧艰危,伸张正义。他不仅以言教,更长于以身教。他一贯的实际行动和崇高品质,就是学生眼前活生生的榜样,使学生朝夕受到深刻的熏陶,竺校长对学生的健康和生活,也非常重视。学生有病时,他关怀备至。这方面有许多事迹,数十年后边校友仍津津乐道。以上这些都体现着竺校长对青年学生的关怀与爱护。
  那时,当学生在政治上受到迫害,面临危险的境况时,竺校长总是挺身而出,竭力营救,把自己的利害安危完全置于脑后,表现出他对青年学生无限的关怀与爱护。例如,在1942年,潘家苏、滕维藻、王蕙等同学因进行进步活动而被国民党政府追捕,竺校长多方设法,经过较长时间,克服不少困难,终于营救出来。十多年间,这方面的事实是不少的。1947年10月,于子三同学被捕后,竺校长竭力营救,不幸未成。到狱中见到已被杀害的于子三同学的遗体时,竺校长当场昏晕过去。注射强心针后,才苏醒过来。这反映出竺校长对受迫害学生的爱护之情是深厚到怎样的程度。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我的亲身经历。竺校长在1963年6月9日给我的亲笔信中曾写道,回忆约二十年前,“你真是从九死一生的虎口中逃生出来。”而把我从“九死一生的虎口中”营救脱险的,正是竺校长自己。现在把经过记述下来,作为我对竺校长的衷心怀念。
  1945年3月5日,深受浙大同学敬爱的民主爱国教授费巩先生从重庆动身将去北碚复旦大学讲学时,突然发生当时报刊上所说的“失踪事件”。费巩先生是我在浙大读书时的导师,行前夜里同我一起住在我的一个同乡同学处,动身之晨又是我陪送他到轮船码头去的。当我到附近他的一位熟人处搬运早一天寄放的行李,再回到码头时,就找不到费巩先生了。起初我还没有想到费先生会被秘密逮捕,只觉得非常意外,不知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先在码头附近及市内寻找,接着再向复旦大学询问,待确知复旦大学亦无费先生踪迹时,我更为焦急了。这时听说竺校长正因公从遵义浙大来到重庆,我就去向他报告经过情形。竺校长告诉我说,在此之前,浙大曾接到上级政府机关密令,要浙大监视费巩先生.竺校长反对这种做法,并发公文予以回驳。但当局除密令浙大外,也可能采取别的手段,这是可想而知的.竺校长当即判断,费巩先生是被秘密逮捕了,必须立即进行营救,竺校长除了自己直接多方营救费先生外,还亲笔写了介绍信,要我去找当时的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缵绪,进行查询和营救。我拿着介绍信先后去找王缵绪三次。(王缵绪曾向报纸记者发表谈话,说费巩先生是被政府关押着,但过了几天,他又加以否认。出尔反尔,很不正常。想来可能受到更有权势者的压力之故。)后来王缵绪告我不要再去找他,可直接到稽查处去查问。(稽查处公开挂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下属单位的招牌。后来才知道,稽查处实际上是由军统管辖的。)接着,我到稽在处也查询过三次。竺校长还要我去找当时监察院的秘书长程沧波,我也去了。此外,我还找了别的我认为可能协助营救费巩教授的人,要求一起设法营救。我尽我的力量进行营救,这样过了二十四夭。到同年3月29日,我自己亦被逮捕囚禁。
  这时,敬爱的费巩教授已惨遭国民党特务暗害。从我被捕的这天起,审讯我的特务却诬陷是我杀害了我一向十分敬爱,并且二十多天来正在竭力营救的费巩先生。经历了夜以继日的横蛮的疲劳审讯、殴打,施行酷刑,到同年4月22日,在重庆磁器口旁中美合作所内的一幢房子中,我被当场宣判死刑。
  自我被捕囚禁后,严禁我与狱外通信。我无法把我的严重灾难告知外面的师友,无法请人设法营救我。自觉已无生望。
  当时我丝毫也没有想到,重庆的《新华日报》、延安的《解放日报》等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对费巩先生被迫害事件一再发表报道和评论,并戳穿用诬陷无辜的手段来欺骗社会的阴谋,在舆论上进行营救。这样,即使杀了我,也不能欺骗社会。同时,竺可桢校长正不顾自己的利害安危,挺身而出,想尽一切办法来营救我.但被严密囚禁中的我,得不到这些消息。
  我被囚禁半年以后,1945年深秋,我记得是朔风已起,枯叶飘零的时节,竺可桢校长亟欲亲自来探望我,他克服困难,与有关当局洽商,获准由他约同费巩先生的同胞哥哥费福焘先生一起,与我见面十分钟.讲明不准超出这规定的时间,由挂着少将领章的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陪同,看着手表,在旁监视。
  我见到竺校长来看望我,真是如见亲人,心中十分激动,但限定的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竺校长只得离去。我凝望着他穿着棕灰色夹大衣,拿着手杖的背影,渐走渐远,转过围墙,终于看不见他了。但竺校长如此关心受难的学生,到易于多生是非的囚禁处亲临探望,他这种不计安危主持正义和爱护学生的精神,凝成闪光的高大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再隔半年左右,在1946年春天,竺可桢校长又一次约同费福焘先生到我被囚禁处来探望我。这时我在狱中被监管的情况已不像第一年那样严重,可以让竺校长听取我关于被捕前后和囚禁期间各种情况的具体叙述。竺校长露着十分关怀同情的神色,聚精会神地昕我说着。现在才知道,竺校长这次回去后,把我告诉他的较重要的内容,在他当天的日记中都一一具体记载下来。(见《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925页,1946年4月9日的日记。)这表现出竺校长对于营救在危难中的学生量是多么耿耿在心,十分关切。
  竺可桢校长亲临我被囚禁处探望我两次,使我在危难中产生了一线希望。至于他怎样营救我,当时我并不知道。实则他进行了大量的营救活动。再三再四受挫不成功,却决不灰心停止。艰难地坚持进行了两年半,直到把我救出虎口为止。
  现从已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看到,竺校长在1946年春就已写信给国民党政府中主管部门负责人,要求把我从特务机关移交给普通法院处理,这样一点要求,也不容易做到,历时一年,到了1947年春才得以实现,这以后,竺校长继续营救了半年,重庆地方法院才承认我根本不存在任何罪名,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最后,还是由竺校长签名盖章,把我保释出狱,使我终于脱险.但敬爱的费巩教授却不幸牺牲了。解放以后,党和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浙江大学在1979年10月底和11月初曾隆重举行费巩烈士纪念会和纪念活动。浙江日报和新华社都曾对此发表新同报导,表扬费巩烈士崇高的革命精神.我从重庆回到浙江临海县我的家中以后,才知道竺校长在每次营救我以后,都把经过情形,扼要写信告诉我的父亲。一次营救不成,隔一段时间以后,继续进行。这样,竺校长写给我父亲的信,有十来封之多,信末都盖有竺校长的印章。他为了营救一个学生,不但有高度的负责精神,而且想得多么的认真和周到。
  1984年春天,《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二册公开发行了。我看到1945年和1946年期间十来天的日记中,各记述着他当天了解到的有关我被捕、囚禁、用刑、审讯、进行社会调查以及他设法营救我的具体情况。我又一次体会到竺校长对受难中的学生是何等关怀。其中有些地方令我倍受感动。例如,1945年8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对日本投降之消息已传遍。10日晚重庆狂欢。又知邵全声迄今未释放。”在初闻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大喜日子中,竺校长仍惦念着我。我怎能不感动?在1946年4月9日的日记中写着他到我被囚禁处探望我的情形,其中有几句写道:“余首告以其父亲已有函来,渠即饮泣,余亦不能忍出泪。”竺校长关心爱护学生的情怀,何等的出于至诚。1946年3月25日的日记中,感叹营救我的艰难,写道:“余两次函王缵绪均不得复,当与布雷一谈。营救亦非易事耳。”但竺校长并没有因困难而停止,而且迎着困难,营救到底。
  竺校长对我的关怀,并没有到救我脱险为止。解放以后,他获悉我在任教的学校中,工作正常,尚能用心,写信给我说,他知道后感到“很快活”。读了他的信,我受到很大的鼓励,并感到不进一步做好工作就对不起他老人家。文革期间,我被审查和监督劳动六年,其中还曾隔离两年。在最艰难的时刻,竺校长写信给我的爱人,嘱她应有信心和抱积极的态度,并慰勉有加。竺校长在去世前数月,还曾写信给我,鼓励我进行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并说他自己已年老有病,只能在天气晴和的日子在住所附近散散步了。
  竺师母陈汲同志对竺校长关怀学生的心意,知之甚深.竺校长不幸病逝以后,竺师母接下去多次写信给我,并曾先后抱竺校长在世时的照片、遗容的照片.开追悼会的照片,及以后整理出版的《竺可桢文集》寄来给我,作为我最珍视的纪念品.我在浙大读书时,和竺校长很少个人的往来,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并且当我在重庆被捕囚禁肘,我已离开浙大先后在云南、重庆教书三年多,并非浙大在校学生。但我却受到竺校长如此真诚的关怀爱护。我国有一句古话用来表达老师对学生的高度责任心,说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竺可桢校长无限关怀爱护学生的精神,不正是这样的吗?
  我们后继的教育工作者,如能善于吸取像竺可桢校长这样卓越,教育家可贵的教育经验和无限关怀爱护学生的崇高精神,我国的教育工作一定能不断取得新的光辉成就,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光荣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浩然正气的竺校长

王蕙
  
  我是一棵小草,至冬还未衰败的幽涧小草;我是一头牛,终生陷泥蹶块、还要奋蹄前进的老牛。我一生平庸,没有接触过大人物。只有一个人是我心目中的大人物,他就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气象学家,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他在气象科学上的成就和培养地理人才方面的贡献,足以使炎黄子孙永志不忘,而我深深怀念他,是他见之于行动的浩然正气。
  竺可桢于1936年4月到浙大任职。当时民族存亡,危在旦夕,他到校后向全校师生讲话时说:“我们是越王勾践的后人”,激励大家要有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的决心,师生悦服。一年以后,抗日战争开始,上海“八·一三”战起,杭州震动,学校决定迁徙,在竺校长的领导下,全校教师和职工同心戮力,克服种种困难,学校一迁江西,再迁广西,一年以后,三迁黔北,才算底定,三年间,学校虽然经受极大的困难,而竺校长从不沮丧,始终镇定自若,毫不怀疑抗日必胜的信心。据我所知,竺可桢任浙大校长期间,曾经几次要求辞职,那是因为教育部说话不兑现,浙大的教育经费无着落,学校难以为继,但每次都被全校师生恳切留住了。当时学生之中,有人听说竺校长要辞职,便奔走相告,自动签名挽留,可见全校师生已经不能没有竺校长了。
  最困难的时期是皖南事变以后。这时白色恐怖笼罩黔北,浙大学生的进步活动被视作眼中钉。竺校长很明白后方的白色恐怖与前方的反共摩擦是一致的。际此风云压顶,雷电轰鸣,浙大师生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个时候,竺校长却不再说想辞职不干了,反而挺身而出,支持进步活动。竺校长揭穿了国民党特务对滕维藻、潘家苏同学的陷害;同时又完全相信何友谅同学因一时经不住严刑而才屈打成招;至于我,不过是因为眼看民生凋敝、官僚买办大发国难财时,在倒孔大会上讲了几句真心话,也受到迫害。我们都是普遍的学生,但竺校长却费尽心机,多方营救。费巩教授参加民主活动,浙大曾接到当局的监视密令,发文予以驳回。1945年春,费巩教授离开浙大赴重庆时突然失踪。不久国民党特务又嫁祸于送费巩上船的邵全声,把他拘捕在中美合作所,当场判处死刑,全亏竺校长亲自两次到中美合作所探望邵,并进行了大量的营救活动(编者按:详见本书邵全声文,此处刷去一节)。在杭州,浙大学生于子三无故被捕在狱中惨遭杀害。国民党特务伪称于用玻璃片自杀,要竺校长签字证明。竺看了于的遗体后断然拒绝,事后向新闻记者揭露,指出于之死是千古沉冤,国民党推卸不了责任。后人视今,今人视昔,有第二个这样伟大的大学校长吗?
  下面讲一讲竺校长营救我的经过。我于1942年初在贵州遵义被捕。到1943年夏,已转到五云山集中营。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请看名记者萨空了的记述(他著有《两年,在国民党集中营》一书,正好我和他是前后难友):“太阳完全落了山,我们才离开青木关。我看着汽车驰向赴北碚的路而不再沿成渝公路前进……汽车忽然在一个很荒凉的处所停下来……喊了大半天,只喊来了一乘滑竿,再也找不到第二乘,于是特务们就请我坐上去,又雇了一个农夫替我背了箱子,开始离开了公路,爬上一个山坡,走向更荒僻的山野。他们这一群特务,则在地下跟着滑竿跑,下坡、上坡,四川的山村向来是这样的,抬滑竿的农民,走惯了这种路,抬着一个人,还可以跑得飞快,可是这些特务,却叫苦连天了。翻过两个坡之后,特务已都气喘如牛,渐渐地不能再跟着跑,但是还有一个身体看来很壮,仍在拚命追随……离开公路约半小时后,我们走到了一条小河旁边……同时我看到了距我们不远的一个山头上,有很亮的电灯似的光芒照耀着……又爬上一段峻坡,发现了一段城垣挡住去路。滑竿抬进城垣,又有第二道城门,在这里滑竿放下来,两个持枪的卫兵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还有第三道城门……”
  这样一个山岗石寨,连国民党的青年特务爬起来也气喘如牛,竺校长已年过半百,却于5月29日顶着烈日来保释何友谅和我两人。何因前些日子越狱未成,另行禁闭,不许见面(后来被秘密处死)。当我见到竺校长时,涕泪满面,激动万分,感恩之情,难以言表。竺校长走后,敏感的难友都为我祝贺。竺校长在日记里写着:“下山时已十点半,有警报,闻飞机声,十二点解除,一点半再坐车至青木关,在站见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人加手铐者来,余为之泪下。”他不说自己在烈日与敌机威胁下为两个学生受惊受累,却记下他为青年学生受难而同情落泪。如此校长,岂不胜过父母!
  竺校长又是爱国和清廉的表率。他的大儿子从抗战一开始,就去当兵抗日,从没听说到浙大来开“后门”。他的女儿参加了新四军,后来随部队渡海,病死在大连。竺校长的家,经过随校数度搬迁,损失很重。但学生会为前线抗日将士募捐义卖时,竺校长还是把家中残存的珍品拿出来参加义卖,竺校长本人一身布衣,常常和学生一样,出入于陋巷荒野。当时学校校址分散,他.奔走于遵义、湄潭、永兴两县一镇之间,难得坐汽车,有的学生不认得竺校长,路遇作伴同行,谈话无所顾忌。时间几乎过去半个世纪,我们——他的学生现在已是苍颜白发的老人了,回顾一生,觉得从浙大、特别是从竺校长那里,获得了很多的精神财富,激励了高尚的情操。

竺可桢教授与中国古籍研究

刘操南

  抗日战争爆发,我参加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三大学联合招生,第一志愿考入浙大。嗣后,从杭州随校西迁,到贵州遵义读书毕业及留校任教。竺藕舫可桢教授是当时的校长;是我最为尊敬的校长,也是最为尊敬的师傅。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约我写些“三亲”史料,带有些专题性的;我因选了这个题目,可是不胜惶恐,“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论语·子张》)浅见薄识,怎能认识位师学问之大的万一呢?借用马国均学长《怀念故校长竺可桢先生》文中引用颜渊称颂万世师表孔老夫子的话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这寥寥数语,道尽了千古弟子对师长崇敬和向往的心情,还能说些什么?未敢藏拙,我只能谈些亲炙于竺师的一些感受。
  1.严德一教授提出“竺学”,态度严肃,涵义深刻。中国古有“许学”、“郑学”之称,“许学”指许叔重《说文解字》之学。分析字形、解释字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说文解字·序》)“郑学”指郑康成参互经今古文之学。编注群经,旁及秘纬。“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郑玄《戒子益恩书》)今人研治郦道元《水经注》的,或称“郦学”。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河流水道,脉胳纷繁。“枉诸交奇,洄湍决液。”(郦道元《水经注序》)实践以为书,即地以存古。集两汉、两晋、南北朝地理学的大成。这些学问反映着、代表着研究中国古代手术的一个方面、一个阶段和一个学科。“竺学’为何?我的认识是:就其专长的学科说,宏观微观,博大精深,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开物成务,富国厚生。实事求是,实践力行。自愧才疏学浅,怎敢信口开河。然而负笈受业,桃李知春,管窥蠡测,或有一得之愚。竺师治学,娴习古籍为其学术卓越成就的重要条件之一。
  竺师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和治学目的意味着中国学术史上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次腾飞。竺师的学术成就树立了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的典范。
  中国古人为了掌握资料与研究的方便,在一千九百多年前,纲举目张,条理秩然,已将图书作系统的分类。刘歆成《七略》。《汉书·艺文志》承其遗规成“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论衡·对作篇》所谓“六略之书,万三千篇”。魏晋之际,魏秘书郎郑默编图书目录《中经》,晋秘书监荀勖凭《中经》编《新簿》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门别类,使承学之士,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入学的蹊径,厥功甚伟。但这分类,若干学人,把它视为框子。抱残守缺,树立门户。标某某擅于甲部,某某长于乙部,不知横向联系,融会贯通,求其内在联系,综合研究。竺师对于古籍的研究,就是突破六经诸子、七略四部的畛域,博览群书,旁及地下文物,实验分析,俱视之为宝贵的科学资料,反映着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学术成就,尊之为“无比利器”,①“极为丰富,为世界任何国家所不能企及”,②“正待我们去发掘”,③“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之可宝贵”,④“历史上的科学资料不但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还可以帮助基础科学的理论研究”,⑤同时主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有些应“给以批判式的选择”,⑥实事求是,发挥其历史上和国际上的优越性,多学科地、多方而地、多层次地反复论证,探索规律,从而建立若干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如历史气候学、物候学等3开物成务,面向现实,富国厚生,为世所用,这和那些研治古籍的学者,自矜读些人问未几之书,抱残守缺,不可同日而语。实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前越古人,后启来者的忑场学术思想革命。这在短时期内可能尚不为更多的学者所觉察、所理解、所接受。“木锋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⑦精义益坚,英华弥彰。但这新的学术潮流,波澜壮阔,汹涌澎湃,这巨浪是永远冲击着而前进的。
  2.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竺师三次讲演,给我学术思想上三次极大的震动与冲击,也即三次治学方法、治学精神和治学目的深刻的比较教育。〈一〉竺师讲演:《中秋月与浙江湖》,广泛征引古籍,通过诗词作品与方志著述等古籍分析说明“月到中秋分外明”与“一年明月今宵多”的涵义:月到中秋最明的来历及其说的不可靠.白居易诗:“人道中秋明月好”,尚无独明独大之意。月明视其高度、远近而定。自高度论:阳历十一月当头最高;自远近论:阳历九月,即阴历八月望,适值远日点,又云:宋代姚宽《西溪丛话》论潮汐之理甚确。范仲淹诗:“把酒问东溪,潮从何代生?宁非天吐纳,长随月亏盈。”显然已在探索月球运动与潮汐的因果关系;而欧洲十六世纪伽里略于《对话录》中尚以潮汐由于地动。开普勒且知月为潮汐之因;然未言其形成之理。〈二〉竺师提出“求是”为校训。讲题:《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何谓求是?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在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不够,必须审思熟悉,自出心裁,来研辨是非得失。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种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精神。”⑨竺师还列举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赫胥黎的甘冒不韪,坚持真理的事迹,说明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三〉竺师在遵义时,作过关于清乾隆时遵义陈玉璧太守引进、提倡山东柞蚕的报告,陈太守于乾隆三年自江西赣州知府调任遵义,太守见遵义四郊多槲树,可饲山蚕。因于五、六两年派人回山东携取柞蚕种子,导民饲养。数次失败,而矢志弥坚;卒至百姓“争趋若取异宝”。放蚕之风,遍及遵义全境。“遵义府绸”遂与“吴绫”、“蜀锦”、“杭纺”比美,“视全黔为独饶”。郑子尹《遵义府志》,列入《宦绩》,称其功勋。作《榷茧谱》,广播放蚕之学。莫友芝序郑著《榷茧谱》云:“贵州四十八县,以遵义为大。户口廿万,赋税几及全省半,岁科乡试人士亦居半,在乾、嘉以前,广袤如故,户口租赋十元四五也。岁科、会人士十无二三也。何今之美,背之陋欤?乃知省庵(陈玉壁,号省庵)旧守之治泽远矣。”
  竺师并引《论语》:“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示富庶为治国、文教的首务、要务,又云:棉花纺纱由王道婆传入松江,徐光启倡植甘薯,都有功于人民。德国人在纽伦堡为F.Drake立像,以其传入马铃薯。近世运用科学方法更可利民益国,如赫胥黎谓巴斯德创立微菌学以治酒酸、羊瘟、蚕丝疾病,足抵普法战争的赔款五十万万法郎而有余。⑩这些讲演分别给我以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和治学目的深刻的教育,例示住地示范性地教导我如何正确地对待学术,对待中国古籍。关于这些问题,不同的认识、理解与探索,从而形成不同学派的教导是有分歧的,回忆一下:(一〉有的主张:“迷而不作,信而好古。”“信古”是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错!这是“疑古派”的一个反响。讲中国文化史的,核心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不相信地下发掘材料,加以科学分析。〈二〉有的主张“六艺统四部”,“六艺统一切外来学术”,“颜子所好何学论”,和“横渠四言教”,提倡宋明理学,以为立国之本。〈三〉有的崇尚桐城派的“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崇道统”,“传道、授业、解惑”,继承桐城衣钵。这些教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都受过影响,感到都有它的作用与贡献;但各有其“蔽”与“偏”,应该放在总的学术体系中的一定的位置上,来认识它的价值。不能认作中国学术的总体,也非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
  竺师的治学途径,迥异于此。“笃信好古,实事求是。”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传》。汉人推崇河间献王对于古籍的训诂名物考订,采取实事求是态度.从而形成优良传统,宋儒、清儒引以为训,榜书于书院、书斋,竺师提倡实事求是,赋以新义,与欧西科学家的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综合。曾作《革命与科学》讲演,谓:“天文学地球绕日之发明,引起十六、七世纪欧洲之思想革命,而有此思想革命,欧洲继起研究科学者益多。1764年瓦特发展蒸气机,遂引起十八.九世纪工业之革命。科学与革命均有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义,凡与真理相背、全民利益相冲突者,皆非科学。科学与革命,二者且均由于爱。布鲁诺之死,以其爱真理胜于其性命。中山先生之所以毕生致力于革命,由于其爱中华民族。”竺师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内容与《革命与科学》紧密联系,远远超越于中国历史传统:汉儒、宋儒与清儒所言的“求是”精神;实质蕴藏着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飞跃。竺师治学为人,躬行其所倡导:“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新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①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间是非,不计利害。②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③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饰毫不苟且。”⑪
  3.竺师认为宋儒格物致知,具有科学精神。“朱子《近思录》中《格物穷理》一章云:“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日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此即科学上所谓归纳推理。又问:“如何是近思?”曰:‘以类而推。’所谓以类而推,即是今之演绎推理。又曰:‘学者须先要会疑’,又谓‘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察即 observation,即观测也。”⑫但方法上有时存在问题。明王阳明格庭前竹,格出病来,无所得。今日植物学家就在竹园中研究出许多道理来。竺师治学方法之一:实亦格物致知,慎思明辨,日积月累,豁然贯道。例如:①《日记》中述:“昔在杭州太学路校长官舍前有二罗汉松。一高大而一低小,不解其故?翌年大者开花结子。未几,其下有若干小罗松满布地上,因悟罗汉松之有雌雄。今日阅《泰和县志》卷十三轶事下有一节二载泰和县南古岗有庵,庵前有罗汉松二株,萦缠纠结,屈幽交捕。常年一花而不实,一实而不花。刘子高诗云J东树开花西树子,谁,从枝叶认雄雄。”⑬➁“中午四,见屋后院内栗子树下竹篓内有二小百舌鸟,出世仅二三星期,羽毛未丰。……余告于房东傅梦秋,嘱归二小鸟于其巢。由老刘领至其处,乃在一大梨树下。据老刘云:在树下日来曾见二小鸟坠于地。余验之,其一己死,其一尚能动。老刘恐在巢之二小鸟亦将投于外,故特拾于竹笼中。余验落地之二小鸟与在巢之百舌小鸟颜色形象不同,且百舌拙于造巢。巢低,仅离地七、八尺,可见其中决不能四鸟,而此巢之上约三丈高,据树顶有一雀巢,适亦哺小鸟。因悟《诗经》中:‘惟鹊有巢,惟鸠居之’言。”⑭竺师观察舍前两罗汉松,阅读《县志》,益信“松之有雄雄”,两小百舌坠地,而悟《诗经》“鸠居”之意。是格物致知。这样读书实是中国古来学者的优良传统。如晋郭璞、清程瑶田注书都是重视目验;可惜这样的治学之道,三家村学究是不懂得的。这种现象在今日的古籍研究员中还可遇见

“求是”精神,让有真才实学的,发挥专长;而对一些不认真的学人,予以批评,从而开拓研究中国古籍的新领域,当此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一方面不能满足于国粹派的抱残守缺.因为他们理不出新学科的“头绪”,而迷失方向,同时,也要批判媚外派的轻易否定中两文化的优良传统,企图全盘西化。这样可以有利于建立众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空谈,而是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提出的,有它特定的内容,竺师治学之道,盼望能够得到古籍研究的领导与学者重视,予以继承与阐发。行见涓涓之水滔天,星星之火燎原,科学是有它的预见性的。

  注释:
  ①见《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第418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③第418页,及《科学史集刊》发刊词,第344页。⑥第417页。⑱第422页。⑲第417页。㉒第417页。
  ②见《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478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第480页。⑰第479页。
  ④⑤见《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第281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⑦见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⑧见《竺可桢日记》1939年6月16日、1940年2月11日、8月1日、1942年10月4日、10月5日。⑫1938年6月22日。⑬1938年3月16日。⑭1941年5月14日。⑮1936年9月13日、1937年3月18日、19日。⑯1943年3月19日。㉔1937年3月18日。㉕1940年8月1日。㉖1943年4月2日。㉘1943年3月14日。㉙1942年6月12日。㉚1943年3月18日。㉛1943年9月24日。
  ⑨⑩见《国立浙江大学》上册“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第146页。国立浙江大学校友会印行,台湾。
  ⑪见竺可桢《科学方法与精神》,1941年,《思想与时代》,第1期。
  ⑳见《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记述》,第69页、第70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㉑见《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序言”第433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㉓见《物侯学与农业生产》,第451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㉜第148页。㉞第448页。
  ㉗见《祈雨禁屠与旱灾》第98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㉝见《中国古代的物侯知识》,第500页。《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㉟㊱第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