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前身——求是书院成立之经过》

陈仲恕
《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 第9-10页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之役,余与同里汪君穰卿(讳康年),鉴于国势日衰,宜振兴实学,以图自强。拟创办崇实学堂①,各方奔走,官绅梗阻,久久不得行。直至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侯官林迪臣(讳启),知杭州府事,查封普慈寺,充办学堂(时林公幕友高啸桐赞助之力为多,现配祀林社以志不忘),虑杭绅或又中阻,定名为求是书院。详请抚院廖谷土(讳寿丰),招生三十人,延请英文、算学、化学教习,分科讲授。悉仿学堂规制,抚院派林公为总办,陆勉侪(讳懋勋)为监院,余应勉侪之约,任文牍斋务。仅支夫马费十元,伙食费三元。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陆应礼部试,余代监院,并由林公嘱选派学生留学日本,当即商定陈乐书、何燮侯、钱念慈、陆仲芳四人,为各省派往游日之首倡,其时正值康有为提倡新学云云(坤按:这是仲恕记错的,陈何钱陆之出国,在戊戌十月,已属政变后二月,林公之为杭垣学界所崇拜者在此),时康有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与军机章京上行走杨锐、刘光弟、林旭、谭嗣同参预新政。迭奉上谕,催各省于各府县开办学堂,期限綦严,抚院遂以求是书院为筹设学堂总汇之所,余应付几穷。一面收买院后空地,建设讲堂斋舍,添招肄业生六十人,以原有之三十人为内院生,新招生为外院生(内院生伙食纸张由院支付,外院生酌收膳费)。甫于秋间开学,突遇政变,太后训政,又奉旨,各省学堂已办者,即行收缩,未办者即行停办。外院工程及一切设备之费,因急促先行挪借,林公以无法拨款为虑(林公兼防军局提调,原商定由防军局拨款)。适学使唐春卿来堂参观,颇为奖许,林公遂告以余垫款兴学,抚院因奉渝旨,碍难饬拨,苦无从另筹。唐使允向抚院商洽。越日,抚院嘱拟一奏,拨防军局款,归入奏销稿,但须自圆其说,不违背谕旨,余(时年二十四岁)即执一稿,前叙历次催办各府县学堂,并扩充省城学堂之谕旨,拟就求是书院先行扩充,招生二百名,正出示招考,复奉已办学堂即行收缩谕旨,现拟减收为六十名,暂行开课,未兴工程,即行停止。已建设讲堂及教员学生宿舍各项设备,已支用六千余元,即饬司由防军局支给,归入动用正项,并案奏销,所有遵奉先后谕旨,扩充省城学堂及现收缩情形,理台奉明,廖抚院即行具奏。是年陆勉侪通籍回里,抚院聘为总理,林公仍为总办,派余为监院,其时外院生蒋百里(方震),有吊唐才常诗,陆总理虑株连,贻累全院,力主开除,余请于林总办,派百里赴日本留学。百里习军事学,自此求是生陆续游日者,大都由成城、招武(皆学校名)入士官学校。辛亥浙省光复,周赤忱(即承菼)首发其难,任总司令,亦求是外院生也。光绪二十七年(庚子)秋,陆总理入京供职,抚院任筱元(讳道镕)改求是书院为浙江大学堂,聘劳玉初(讳乃宣,时为吏部文选司主事)为总理,派余(时年二十六岁)与候补知府萧姓为监督,劳总理草拟章程就商,余对以浙省无中学毕业生,大学堂即无生可招,应先定名浙江大学预备科,俟预科及各府中学有毕业生,再议办大学,劳总理仍主原议,余即辞去,并请裁去监督,以免迭床架屋,事权不一,抚院遂裁去监督(萧知府改为提调)。明年预定派许季弗、沈启芳、钱均夫、周赤忱、寿拜唐、韩治士、厉绥之、施雨若、陈拜言等赴日本,分习专门,交劳总理呈抚院给资。劳总理以病辞,抚院聘陶拙存(讳葆廉,终其任薪水悉充学生添莱)为总理,改大学堂为高等学堂。陶辞去,由陆勉侪接事。旋以改官,推荐吴雷川(讳震春)续其任。

①编者注:据《汪穰卿遗书》年谱第5页记载:“先生是年(1895)尚在湖北,以故乡尚无讲求实学之校舍,会闻某僧寺以事没入官,乃冒暑回杭,亲谒各绅,议改某寺为学堂,命名崇实,草拟章程,事为某某二绅所尼,不果行。然先生不为所阻,仍时时游说于官绅间。其后巡抚廖谷士中丞(寿丰)、杭州府林迪臣太守(启)韪其议,二十三年丁酉遂有求是书院之设,延聘英文、算术、格致诸名流为教习。杭州有讲求实学之所,盖自此始。时当局之意,欲以管理之事相属,先生力辞不就,荐某君以自代,其功成不居如此。是院设立未久,二十七年更名求是大学堂,后又改为浙江高等学堂,数年之间,人材之出于此中者,颇不少。及民国成立,部令废除省立高等学校,此校遂裁去,校舍亦改为官署,人咸惜之。

辛亥革命前期蔡元培与求是书院事迹述略

辛亥革命前期蔡元培与求是书院事迹述略
钱斌1 宋培基2
(1.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2.绍兴文理学院法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摘要:通过考察辛亥革命前期(1899-1906)蔡元培与求是书院鲜为人知的事迹,包括蔡元培广交求是师生,艰辛探索中国教育向近代转型之路;奔走求是“罪辫文案”,声援求是学生风潮;呼应求是留日师生革命运动,共同走向辛亥革命等,不仅为补遗蔡元培生平传记,也为“浙江是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一说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佐证。

光绪廿三年(1897),浙江维新派代表人士林启在杭州创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百日维新失败不久,蔡元培旋即“携眷出都”回到绍兴,先后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校长)、二戴书院、剡山书院、翊志书院院长等职,并多次到杭州求是书院活动。本文叙述的是辛亥革命前期(1897-1906),蔡元培与求是书院师生的交往经历①,并试图阐发其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日后参加辛亥革命的影响。

一、学习借鉴求是书院办学经验,革新绍郡中西学堂
蔡元培日记中最早记载求是书院是光绪廿三年七月五日:“阅邸抄廖中丞折:已于杭州普慈寺后设一求是书院,以一西人为总教习,华人二副之,一授算学,一授西文。”[1]卷15,136求是书院创办的奏摺、章程等办学文件中都指明,它的教育体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学制、师资等都有别于旧式书院。林启学习西方、革新除旧,除国文外,开设的数学、物理、化学、史地、英语、日语、博物、音乐等课程与近代科学文化关联,为学生“务求实学”打基础。蔡元培较早表示出了对求是书院这所新式高等学堂办学旨趣的认同。
光绪廿六年三月林启去世后,求是书院偏离了林启的办学轨迹。次年六月,蔡元培在《浙江兴办学堂节略》中写道:“省城旧有求是书院,专录已通中文之学生,不问举、贡、生、监及年纪大小,皆著录,授普通西学,略如高等。其后以旧设者为内院,而增收蒙生为外院。”在蔡元培看来,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类似西方的大学;求是书院内院仅“略如高等”,外院则与中学相当。他认为求是书院“后又留外院,而撤内院,渐失初意”,希望其能“厘订章程,改复高等之旧”[1]卷1,322,建成一所名副其实的近代高等学校。
为此,蔡元培十分关注求是书院的办学状况。调查中他发现学堂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光绪二十四年分奏定之案所定五万串省城学堂经费,每年实际“仅拨一万三千七百六十串”,且有三分之二款用于它处。 “求是书院不敷三千六百串”。蔡元培呼吁,挪用经费应“悉数拨还,专为学堂经费,以符二十四年分奏定之案”[1]卷1,323
据蔡元培日记统计,自光绪廿五年三月至廿八年一月,二年零十个月中,蔡元培到杭州达18次,最多一次停留53天,少则2天,累计达190天之多。蔡元培回到绍兴担任学堂总理(校长)后,廿五年三月下旬首次考察了求是书院。蔡日记中详细记载:“冒雨至求是书院,晤胡教习浚康”,胡为蔡“导观化学房及藏书室”[1]卷15,218,蔡元培对他们从美国购进的八星仪及三百倍的显微镜赞叹不已。
从求是书院考察学习回来后,蔡元培革新绍郡中西学堂,其办学实践更是对求是书院近代教育模式认同的生动反映。
外语教学中,除英语、法语之外,又增设日文课程。据蔡日记记载,四月廿四日,蔡元培写信给杭州的邵章(1872-1953,字伯絅),“拟聘东文教习。”五月五日,收到邵章寄来的“蚕学馆聘日本教习合同草”。不久蔡元培又到杭州,亲自与邵章介绍的日本人中川外雄面谈,六月廿七日,中川外雄到绍郡中西学堂上任。蔡还身体力行学习日文,带领杜亚泉、庄莼渔、李锡身(后就读于求是书院)等十余位师生随中川外雄学日文。八月三日,开始翻译“和文《生理学》”[1]220-230
课程体系中,增设体操、博物、算学、物理、化学等。为加强自然科学教学,蔡元培想方设法购得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据蔡日记记载,五月到九月,收到徐显敃从上海寄来“日本教育社卖物目一册”;托去上海的徐树兰“函买日本教育社物理、化学、助力诸器械及化学药品,庶物、动物、植物诸标本”;“得杏仙书,寄《英文法程》《化学辨质》等”新学书;请张元济“抄严侯官杂著及购公学所编书”[1]卷15,223-235。经不断积累,中西学堂终于成为当时浙江省藏书最丰、教学仪器设备最好的一所新式中等学堂。
编纂教材,因材施教。光绪二十三年十月,蔡元培亲订《绍兴府学堂学友约》五条,征集志同道合者编辑教科书,由于增设新学科目多,教材编写紧迫,蔡在其中有奖励规定:“学友有志学算及外国语者,可住学堂,不必出膳金,唯须为学堂编教科书,或任检束学生之责”;并且“学友有不住学堂而自愿编教科书者,书成,经诸学友评议。足为善本,则由学堂酌赠经费,且为付刻,仍署编者名。”[1]卷1,247-248
蔡元培在中西学堂对学生“因材施教”,学生可自由选课。他把学生按年龄和国学程度分为三斋,蒙学为一斋,词学为二斋,理学为三斋,大致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和高中一年级。据此,学生在上算学和理学课时可根据自己的程度到不同的年级听课,不受斋班的限制,故有的学生国文课在三斋,而算学课在一斋。有的算学在三斋而国文在一斋。
求是书院授国文不以教师课堂讲解为主,注重学生自学,有疑问教师解答。学生必须每日作札记,每晚呈缴,教师批改。蔡元培十分推崇并亲自实践这种深受学生欢迎的方法。蔡元培在绍郡中西学堂的学生蒋梦麟,光绪廿九年(1903)就读浙江高等学堂后就亲身感受到“求是书院和绍兴的中西学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67
蔡元培在这年写的《绍兴推广学堂议》中,还提出向近代教育转型中的六大问题:即“宗旨不一也,阶级不差也,师范不同也,课本不编也,公费不筹也,学友不联也。”[2]252蔡元培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如要向近代教育转型,求是书院是方向,而且,更可贵的是他试图通过绍兴的教育实践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实现中国教育由封建向近代转型。

二、广交求是师生,探索发展近代教育之路
蔡元培与求是书院创办人及总理、监院中的林启、高凤岐、高梦旦、陆懋勋、陈汉第、陶葆廉、项藻馨等都有交往。光绪廿五年五月十六日蔡元培日记记载:“访刘中丞、恽方伯、林太守及伍兰荪、朱晓楠两太守。”[1]224这是蔡元培拜访求是书院创办人林启(1839—1900)的最早文字记载。
在与蔡元培交往的求是书院历任总经理中,项兰生(1853—1957)与蔡关系最为密切,蔡日记中15处提及此人。廿七年六月十九日,蔡在日记中写道:“因姚稷臣前辈在苏州劝任筱园中丞往任后广兴学堂,函询情形于穰卿,穰卿以问兰生,兰生又以属我也”[1]卷15,349。蔡此年六月写就《浙江兴办学堂节略》一文,就是应汪康年托项兰生,项又嘱托蔡,为即将上任的巡抚任道熔(筱园,1822-1906)在浙江兴学而写的。该文集中论述了转型时期浙江乡、县、府、省四级办学的相互关系及经费来源,同时指出还有些书院“专课举业,无裨实用”,应“一概改订课程”,与近代教育接轨。
蔡元培与为创办求是书院立下汗马功劳的高凤岐、高梦旦兄弟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光绪廿二年,高凤岐(1858-1909)与林启一见如故,入林幕府,主要负责操办求是书院。廿七年,蔡研究了国内外从小学到大学以及与师范教育相辅的教育制度及学校课程,写成《学堂教科论》一书。同年十月他致高凤岐函:“闻近日创办学校,厘定章程,弦歌之化,行见师表百城。奉上拙著《教科论》三册,敬乞匡正,并分贻雨亭同年及令弟梦聃先生正之。”[1]卷10,35高梦旦(1870-1936)与高凤岐同入林启杭州知府幕,襄助创办求是书院。劳乃宣任浙江大学堂监督时,被聘为总教习。廿八年大学堂选派学生赴日留学,由高率领。高梦旦在日一年多,考察了日本教育,认为教育的根本在小学,想要编辑小学教科书。廿九年春,商务印书馆依蔡元培之计划,编辑小学教科书。三十至三十一年,高梦旦与蔡元培、张元济合编《最新修身教科书》,成为中国教育转型时期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新式教科书。
蔡元培教育改革态度较为激进,不满浙江刚起步的新教育模式。他多次与浙江政界和教育界人士讨论,要在浙江导入以师范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并主张将求是书院等也纳入其中。求是书院的教员项兰生、袁毓麟、孙冀中等也参与其中②,蔡在杭为办师范学堂奔走。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其曰杭垣各学堂粗有规模,岂不以省城已有求是、养正两学堂为已足乎?然学堂办法,宜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而大学。是故各府州县城宜设小学堂、中学堂,省城则高等学堂,京师则大学堂。今杭垣学堂,如养正、如求是之撤内院而留外院,皆是小学堂课程。方宜增设高等学堂,而况师范一门为各学堂根本者乎。”[3]2947当时蔡元培乡试同年陆懋勋(1869-?)任求是书院监院,因蔡元培等人“呈请办师范学堂二牍,有‘求是书院有 无成效道路皆知’语大愤”,对蔡的教育改革方案提出质疑。虽意见相左,蔡元培得悉后,还是与其坦诚“畅言”[1]卷15,346自己的态度。
据记载,蔡元培与求是书院教员孙冀中、袁毓麟、来裕恂、朱三(彝叔)朱四(世效,字则季)兄弟、陶靖夫、沈瓞民、戴克敦等多有交往,最具代表性的是与宋恕(1862-1910)的交往。从光绪廿七年五月廿一日,蔡元培到杭州拜访宋恕,至廿八年正月初三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俩人见面有记载的就有16次。蔡在日记中评价宋恕“月旦人物,推论事理,不愧明通”[1]卷15,347。《六斋卑议》为宋恕主张变法维新的代表作,蔡说“《六斋卑议》,新会罪言。知行合一,责在时贤”[1]卷1,295。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对宋恕学术著述作了较全面的介绍,称“与康、谭同时有平阳宋恕,钱唐夏曾佑两人,都有哲学家的资格”。认为其“要在儒学里面做‘文艺复兴’的运动”[1]卷5,123-124,在旧学学脉中发掘反专制思想,开启传统文化现代更新的路向。宋恕也极力推荐:“山阴蔡民友编修少受知于李莼客侍御,以力持清议,几无容身之地。先生素未往来,慨然独荐之于大吏,请延为学务议绅,闻者惊之!”[5]上册,477他认为蔡“学识博通,志行坚苦”[5]上册,400。他在廿七年七月朔日《致孙季穆书》中评价汇聚于省城的人才时说,“本省外府人以蔡太史元培为最”[5]下册,710。学者杨际开后来说,宋恕的思想对蔡元培人格形成打下了深深烙印,“驱使他走上了冲决网罗的不归路”[4]51
许寿裳《宋师平子先生留别求是书院诸生的八首诗》写道,宋恕是廿七年的夏天至秋末,到求是书院任国文总教习的。宋恕到后,力推启发式教学,校风焕然一新。宋恕在“罪辫文案”后已萌生去意,蔡元培事先也是知道的。③
至于许寿裳(1883-1948)则是蔡元培与求是书院学生的交往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许寿裳光绪廿三年曾就读绍郡中西学堂,廿五年转入求是书院。廿七年上半年,与宋恕接触不久,蔡就结识了年仅19岁的同乡许寿裳。廿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元旦),蔡元培在杭州和黄仲玉结婚,许寿裳与宋恕、孙冀中、朱世效等求是师生也“躬逢其盛”[6]392④。许因成绩优异,在廿八年八月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补习日文,后转入东京高师读书,与鲁迅同学。许寿裳和求是同学韩强士到东京的第一天,就率先剪掉辫子。受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影响,许寿裳在日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接编《浙江潮》,与鲁迅筹创《新生》杂志。许寿裳在求是书院与蔡元培交往时,常会带同学一起前往。如,廿七年六月二日,“许季茀与其同班学生五人来(二李)。考庵及施〔史〕师谭(滦阳人)来”[1]卷15,345;通过许寿裳,蔡元培与求是书院的史师谭、李斐然、周赤城、厉家福、吴璧华、季梦桢、张子寿(受)等人相识并交往。⑤求是书院的这段经历,对蔡、许两人后半生的情谊产生了重大影响。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即召许寿裳至南京,任教育部部员。教育部迁至北京后,蔡元培又任命许寿裳为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期间,许寿裳受蔡元培的委托起草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许寿裳在赠蔡元培的祝寿诗中自述:“松乔侍笔计三遭”[7]下卷,635。蔡逝世后,许寿裳在悼念文章中也回忆了追随蔡元培左右,三次共事的经历:第一次在教育部,由南京而北京。第二次民国六年在北京大学。第三次,民国十六至二十三年,在大学院、中央研究院。

三、奔走“罪辫文案”,声援求是师生反清
据杭州钱家治在《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案始末记》中回忆,光绪廿六年秋,求是书院中一些师生对清政府的统治不满,“论及时事,孰不愤慨”,“遂有倡议组织励志社者”[8]58-60。光绪廿七年夏,求是书院发生了“罪辫文案”。当事者为励志社中的史师谭、李斐然(炳章)、孙冀中。当时由二班班长史师谭负责三、四班学生的月课,他请四班国文教员孙翼中出题。孙出一题为《罪辫文》,李斐然作文被评为第一。因孙翼中已有民族革命思想,在评阅学生作文时孙翼中把“满清”改成了“贼清”⑥。试卷全部评完后,在学生中相互传看。随后有人向巡抚告密,说孙翼中煽动反满、蔑视朝廷。浙江巡抚下令追查此事。
时值求是书院总理陆懋勋已辞职赴京赶考,新总理劳乃宣尚未到任,书院的事务由监院陈汉第主持。陈得知此事,先为史师谭筹募学费,送其到上海,再赴日留学,以避灾祸。同时,立即致函浙江巡抚,为孙翼中等人辩护。由于缺少证据,加之各方名士活动,巡抚任筱园轻责了事。孙冀中悄然离开杭州,到绍兴东湖通艺学堂执教。袁毓麟也因此辞职。⑦这就是当时轰动杭州的“罪辫文案”。
求是书院学生中史师谭(1885-1962)与蔡元培接触最多。在光绪廿七年下半年蔡元培日记中提到史师谭与史寿白两个姓名,注释也是当成两个人物解释。⑧其实为同一人,即史久庚,字师谭,又字寿伯(白)、寿松,号皋斋。经“罪辫文案”后改名为史久光。江苏溧阳人。父亲史悠福为清朝名宦,有政声。史师谭在求是书院因成绩与能力出色,任班长。深得宋恕赏识。
据蔡元培日记记载,光绪廿七年“罪辫文案”发生期间,蔡元培自五月廿日从上海回杭,六月二日起住在求是书院附近的三忠祠,至七月十二日(7月5日-8月25日,正好是暑假)返沪。在“罪辫文案”发生后,求是书院主持工作的陈汉弟和主事者孙冀中在七月三至六日(8月16-19日),连续四天在杭州与蔡元培见面(后三日还有袁毓麟)。八月二、三日(9月14、15日)、二十二日(10月4日),蔡在上海先后收到孙冀中三封来信。具体事由日记没有记载,但从后续发生的事情推断其往来应与“罪辫文案”有关。
这以后,蔡元培又两次到杭州,广泛接触与“罪辫文案”相关人物,上至巡抚任道熔,下到求是书院师生。第一次是九月初四(10月21日),蔡元培从上海到拱宸桥,第二天进城,去看望陈汉第、宋恕、邵章、陈叔通、陈介石、魏聪叔等人,这批人正好也来到求是书院,大家进行了一番“畅谈”。在这种时刻,谈话的内容必定与“罪辫文案”有关。第三天,又去拜见了不少杭州重要人物,“谒任巡抚、费运司⑨及书局提调萧某、史仲华,惟晤巡抚”。任巡抚为任道熔,即前文提及任筱园中丞,是处理“罪辫文案”的重要人物。同一天,求是书院的宋恕、陈汉弟来拜访蔡元培,又有学生“许季茀、史寿白、李口口(笔者注,应为李斐然)来”。第四天,蔡元培因邵章的岳母之丧,“邀题主,见贻饌一席,邀求是、养正诸教习共食之”[1]卷15,350-361。蔡元培在杭州住了七天后回绍兴。第二次是九月十三日(10月30日)从绍兴到杭州停留了三天,会晤方雨亭、宋恕等人。蔡元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化解“罪辫文案”而努力。
事后,孙冀中到绍兴东湖通艺学堂教书,可推断是蔡元培联系的。蔡与陶浚宣(字文冲,号心云,1846-1912)的关系很好,就在六月初四,蔡元培刚为陶拟定好《绍兴东湖二级学堂章程》。九月十二日(10月29)蔡元培回绍兴的第二天就去看望陶浚宣,应是为孙冀中到通艺学堂任教作联系。史师谭经上海赴日留学,也与蔡元培有关。此时蔡在上海南洋公学执教,十月十四日(11月29日),史师谭刚到上海,晚上蔡就在万年春为其洗尘,作陪的有林琴南、杜亚泉、翁震伯(翁之麟,字振伯,翁同和侄孙,史师谭早年同学)等人。十五日大清早,蔡又到长发客栈,看望史师谭,并与求是书院学生张子受(寿)会晤。二十九日((12月14),蔡元培得求是书院学生“许季茀、季梦桢、张子寿书,问史寿白行期”[1]卷15,361-368。许寿裳等人向蔡元培探问史师谭赴日日程,当与蔡参与安排史去日本留学相关。⑩1945年,61岁的史师谭曾回忆:“余因私课 同学罪辫文一案逃亡海外,先至上海,寓蒋自由先生家。同时藿青先生、林畏庐先生也在上海。以余逃亡,爱护尤切!”[9]14文中“蒋自由”即为蒋智由,“藿青”则为蔡元培,“林畏庐”即林琴南。
光绪廿八年六月下旬,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时,利用暑假赴日本考察。此行与高梦旦同船,“到东京后,亦同寓一旅馆”[1]卷17,445。廿七年十月劳乃宣上任,把求是书院改为浙江求是大学堂,聘高梦旦为总教习。廿八年学堂选送学生赴日本,高梦旦任留学监督,率领学生东渡。蔡元培选择与高梦旦同行,既可与求是书院师生同行,又能看望求是在日留学师生,并亲身感受史师谭、李斐然、蒋百器、蒋百里等求是书院留日学生的高涨革命情绪。蔡元培在《自述年谱》记述:“那时候,我国留日学生,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策,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蒋观云之子),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1]卷17。蔡元培所指的“浙江二蒋”,即为“求是二蒋”。
在日期间,由于发生吴稚晖⑪被日警押解出境之事,蔡元培提前回国。三个月后,蔡元培因支持学生正当要求而遭校方拒绝,与学生一起离开了南洋公学,创办了爱国学社,在学界名声大振。光绪廿九年三月,浙江大学堂发生退学风潮,退学的学生自建“新民塾”,事发后马上发电报给蔡元培,请求蔡和吴稚晖前往杭州,给予指导和帮助。蔡因中国教育会会务、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校务缠身,无法离沪,不得不辞谢”[10]261。在三月二十二日(4月19日),《苏报》“论说栏”,蔡元培等人特发《敬告浙江同志》一文,蔡元培对浙江大学堂退学者自建“新民塾”一事深表赞同,呼吁社会各界在经费、教科、保护学生三方面给以帮助。不久,退学生组织的励志学社在经济上发生困难,向中国教育会发电求援,中国教育会与罗迦陵女士婉商,其“遂以五百元付教育会资助”[11]435。这批退学生中后来也有不少人去日本留学。事实上,“罪辫文案”情结在延续,蔡元培与求是书院师生的交往也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四、呼应求是留日师生革命风潮,走向辛亥革命
邵裴子谈求是书院办学历史时曾说道,求是书院“为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之一。求是书院成立不过三年,而校内革命思想已属蓬勃而且几乎普遍,且后来直接参加革命者,亦颇有其人,成为本省及全国革命史上不可磨灭之一部分”[12]255。求是书院革命传统是与其留日师生的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求是书院赴日留学的师生,据不完全统计有:
廿四年,何燏时(燮侯)、陈榥(乐书)、陆世芬(中芳)、钱承志(念慈);
廿七年,蒋尊簋(百器)、蒋方震(百里)、王嘉榘(嘉袆、维忱、伟人)、李辰身、史师谭、施调梅(承志)、陈 独秀等;
廿八年,李斐然、韩永康、许寿裳、钱家治(均夫)、周承菼、寿昌田、励家福、陈其善(拜言)、施霖(雨若)、 沈启芳(祚延)、李祖虞(梦驺)、俞大纯、陈威(公猛)、陈仪(公侠)、袁毓麟、孙冀中等;
廿九年,戴克敦、来裕恂、沈瓞民等。
三十年:袁毓麟、陈汉第、张任天等。
宋恕、高梦旦等也曾去过日本游学,有的甚至到日本留学两次。求是书院的留日师生在日本的主要活动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组织政治团体。“罪辫文案”发后,求是书院出现了留日的高潮,与案有关的史师谭、李斐然、许寿裳、钱家治、袁毓麟、孙冀中等先后去日本。原求是书院“励志社”的成员大多在东京,继续开展爱国活动,并与光绪廿六年在日成立的“励志会”⑫融合一起。光绪二十八年冬,“励志会”中的激进分子又从中分化出来,蒋方震、王嘉榘、陈独秀与叶澜、董鸿祎等20余人在东京发起成立青年会,是为日本留学界中最早 的政治团体。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效法“少年意大利”,隐含“少年中国之意”[13]102
光绪二十九年春,青年会闻俄国进兵东三省,发起成立义勇军。四月初六,改名为学生军。后学生军又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求是书院的留日学生俞大纯、王嘉榘、韩强士、许寿裳、李斐然等先后加入学生 军、军国民教育会,⑬许寿裳被选为书记员。为军国民教育会捐款的求是书院留日师生有:孙翼中、沈芑舫(沈启芳)、俞大纯、高梦旦、陆世芬、许寿裳、陈威(公猛)、陈仪、陈其善、施霖、韩永康、寿拜庚、吴璧华、励家福、钱家治、周承菼、李炳章等。⑭
清政府密切监视留日学生活动。蔡钧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说,“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200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清廷还密谕各地方督抚,对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11]242。学生军成立后的第四天,清驻日留学生监督汪大燮就责令他们停止活动;次日,蔡钧又请日本政府出面“勒令解散义勇队,制止留学生练习兵操”[13]107。于是,神田警察出面干涉并强令解散义勇军。
东京与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在中国近代革命史有着重要意义,推动了此后革命团体的组建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陶成章说:“自军国民教育会创立后,革命党人功用从此一大进步,均由鼓吹时代而渐趋于实行之一方面。”[14]333同盟会领导人之一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写道:“湖南之华兴会、安徽之武毅会,浙江之光复会,皆由是而出。”[15]436。同盟会元老李自重也认为,军国民教育会“为同盟会之成立,奠定思想及组织上之牢固基础。”[16]209
其次,宣传民主思想。以求是书院蒋方震、蒋百器为首的浙籍留日学生创办了《浙江潮》,以宣传新思想为主旨,编辑发行者不仅有蔡元培的好友、中国教育会会员蒋智由,还有求是书院的许寿裳、孙冀中、王嘉榘等人,主要撰稿人除上述编辑兼发行者外,还有求是书院的陈榥、陈威、何燏时、项藻馨、袁毓麟等。其编辑所名义上设在东京神田区留学生会馆,实际上是设在东京牛込区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榎木町王嘉榘的寓所。
蒋方震担任《浙江潮》的第一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慨然写道:“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 潮》……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17]1。他和蒋百器 都为该刊写过许多文章,论说栏和军事栏的一些专文,多出于二蒋尤其是蒋百里之手。他的文笔生动,感瑏瑥 情丰富,论断明快,使《浙江潮》发刊之后很快风行国内外,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刊物。⑮
还需提及,办《浙江潮》相当部分人在国内还是《杭州白话报》创刊人、撰稿人及忠实读者。求是书院的项兰生是《杭州白话报》创办人,孙翼中、袁毓麟等为主笔。蔡元培也为该报做了不少工作。⑯《杭州白话报》报道国内外新闻,鼓吹改革旧风俗,宣传革命思想。《浙江潮》在国内的总代理发行点也设在该报馆内。
再次,翻译外国书籍。光绪廿六年,我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译书汇编社,求是书院的留日学生陆世芬、钱承志等人加入该社。年底开始出版《译书汇编》期刊,连载翻译的大学教材,如《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近时外交史》等。《译书汇编》刚问世,廿七年二月蔡元培“于养正定《译书汇编》一年,已付银元一圆”[1]卷15,327。以后,陆世芬等人又成立了教科书译辑社,专译中学教科书,如《初等几何学》《平面三角学》《中学化学教科书》《中等植物学》等,钱承志、陈榥、何燏时等都参加了教材的编译工作。蔡元培这时也先 后从日文翻译了《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拿破仑传》《教授法原理》等。⑰
第四,走向辛亥革命。求是书院先后赴日的留学生大都入成城、振武两士官学校。辛亥革命中史师谭 任江北提督参谋长,提兵进攻南京,浙江克复时的总司令周赤忱和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萍乡战役的王嘉榘,都是求是留日的学生,并与蔡元培有交往。
求是书院留日师生的革命活动与蔡元培在上海的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光绪廿九年,以留日学生爱国活动和国内学界风潮作为开端,迎来了规模巨大的拒俄运动。蔡元培组织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与之相互声援。
光绪廿八年春,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前已提及蔡元培与高梦旦在这年暑假一起到日本。七月上旬,蔡元培经历了吴稚晖和中国留日学生为入成城学校,与清 驻日公使蔡钧及日方发生冲突事件后,在求是书院师生高梦旦、陆世芬等帮助下,伴吴回国。当即由“中国 教育会拟函劝留学者回国,而于上海设一学校以等之”[18]199,此举虽未成功,但在南洋公学退学事件后,蔡 元培便顺势创办了爱国学社。不久中国教育会发起“协助东亚游学会”,拟专派会员亲赴东京,商定将来中国人愿入成城学校者,可直接由该会保送。拒俄运动中,中国教育会与留日学界关系密切,建立了统一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⑱
学者桑兵详细阐述了中国教育会与留日学生的关系:中国教育会在东京设有通讯员,该会的言行对留日学界具有重要影响,有些人已成为留学界的革命骨干。中国教育会在中日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加强了国内外两个革命基地的联系,使革命风潮汇成一体。留日学生归国,多以中国教育会为落脚点、中转站或联络处”[18]208-209
光绪廿九年四、五月间,上海地区的拒俄运动中,蔡元培是领导者之一。四月初四日,爱国人士在张园安恺第召开第二次集会,到场近1200余人。“爱国、育才诸学社学生戎服齐队而来,务本、爱国诸女校学生 亦皆入座”。大会首先由蔡元培登台演说,会议中间忽然接到东京留学生的“飞电”,说“俄祸日急,已电北 洋主战,留学生编义勇队赴敌,请协力”。电文由蔡元培宣读。一时会场群情激昂,1200余名与会者立即步出会场,列队向东鞠躬,表示对他们的敬意。《苏报》评论,其“严整之气象,盖我国所仅见也”。《字林西报》撰文说:“夫中国立国以来二千余年,其人民有爱国心者,自此次会议始。尚愿具此心者好自为之,以成真国民”[19]67-68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爱国学社师生为响应留日学生的拒俄行动,随之亦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以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为首的爱国学社共96人都加入拒俄义勇队。分为8小队,由林懿均、章士钊等教练,在校内早晚练习兵式体操,制作统一的操服。蔡元培还剪掉头发,穿上操衣,和学生一起参加军事训练。
在东京留学生的一些活跃分子当中,不少人原是求是书院的激进分子,⑲他们到日本后仍然与上海蔡元培的中国教育会等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五,东京成立军国民教育会。蔡元培与张继等组织的的拒俄义勇军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日本一部分会员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身份回国从事革命鼓动,并组织“暗杀团”,蔡元培在上海加入暗杀团后,在寓居上海的各地革命者中得到了发展, 参加者有章士钊、陈独秀、刘师培、赵声等。军国民教育会领导人之一苏鹏回忆说,“为秘密结社,欲效俄虚无党所为,实行暗杀。名曰‘军国民教育会’”。并“设支部于上海,由蔡孑民、吴稚晖、章行严、刘申叔、赵百先、吴樾、徐锡麟、于右任等主之,以爱国女校为机关”[19]316。龚宝铨、陶成章等人也回国积极活动,组织“暗杀团”,光复会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和东南革命力量汇合的产物。陶成章在说到蔡元培加入暗杀团一事后说:“各省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亦多归居于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组织有暗杀团,规则极为严密,为上海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所觇和(“和”为“知”笔误,笔者注),求入其会,于是改名光复会,又曰复古会,军国民教育会之名词,遂销去无踪矣。当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19]334俞子夷也回忆说,他在爱国女学任教时,参加了制造炸药的小组,不久,蔡师即嘱他“起草一种章程,会名定‘光复’,以示光复我们汉族祖国之意”[6]80
求是书院留日师生许寿裳、蒋百器、蒋百里、王嘉榘、俞大纯、陈榥、陈其善、施霖、韩强士、寿昌田、钱家治、周承菼、沈瓞民、陈威、陈仪、张任天、孙冀中、项藻馨、袁毓麟、来裕恂等先后参加了光复会,王嘉榘为光复会东京分部的负责人。⑳据沈瓞民在《记光复会二三事》中回忆:“光复会的酝酿,密商,策划,组织,实肇始于日本东京。”[20]131-132光绪廿九年十月,在东京的浙学会会员,聚集在王嘉榘的寓所密商,求是书院的师生有沈瓞民、王嘉榘、蒋尊簋、许寿裳等参加。而蔡元培在光绪三十年(1904)当选为光复会会长,当与这批求是留日学生对蔡的推崇是分不开的。
以上所述,不仅仅是为浙江大学早年校史和蔡元培传记的编纂提供一些新的史料。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在辛亥革命时期,浙江革命风潮此起彼伏,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历史人物,这固然与浙江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有关,但我们叙述蔡元培与求是书院的这一段难忘记忆,一方面为追根溯源,而更多的是想引起对“浙江是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这一观点做出新的历史思考。

注释:
① 蔡元培日记、书信、文集中记载早年与求是书院师生交往的有:林启(迪臣)、项藻馨(兰生)、陈汉第(仲恕)、陆懋勋(勉侪,蔡日记、书信中均记其为勉斋)、高凤岐(啸桐、心桐)、高凤谦(梦旦、梦聃)、宋恕(燕生、平子)、孙冀中(耦耕、偶根、偶庚、江东)、袁毓麟(文薮、文棷、文漱)、胡浚康(可庄)、朱三(彝叔)、朱四(世效、则季)、陶靖夫(景唐、清甫)、沈瓞民(祖绵,字迪民)、戴克敦(懋斋)、韩静宜(澄、涵)、寿昌田(拜耕,日记中记作拜庚、拜唐)、陈威(绍唐,景卿、公猛,陈仪之兄)、许寿裳(季茀、季黻、季巿)、李辰身(少垣)、李锡身(雪荪)、俞大纯(慎修、省羞)、史师谭(久庚、久光)、厉家福(绥之)、吴璧华(钟镕)、季梦桢、张子寿(受)、李斐然(炳章)、周承菼(赤忱、赤城),韩强士(永康)、张德骧(荀卿),共30余人。来新夏著《冷眼热心来新夏随笔》,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69页记载其祖父来裕恂、胡建雄主编《浙大逸事》,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记载张任天,这两位求是书院师生由蔡元培1904年介绍加入光复会的。
②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日记记载:“得文棷、藕根书,言浙抚欲改学海堂为师范学堂。”“文棷、藕根”即袁毓麟、孙冀中。见《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355页。
③ 张德骧,浙江余姚人,蔡元培任绍郡中西学堂时的师范高材生,后入求是书院。在张德骧致宋恕的函中提到,“今接雨若、季黻两兄来书云:‘新总理到院,大失诸君之望,且有不得意之语。’上海鹤卿先生来函亦云:‘求是袁、孙二公皆辞去,宋公或明年惮嫌,亦未可知云’。”“袁、孙、宋公”,即指袁毓麟、孙冀中、宋恕。见胡珠生编《温州文献丛书:东瓯三先生集补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④ 关于蔡元培的在杭州的婚礼,《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371页也有记载。
⑤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日记:“吴璧华(温州人)、厉家福,亦求是书院学生也。”廿八年正月五日,“吴璧华、周赤城来。”
⑥ 说为史师谭所改。见《陶成章集》,第328页。
⑦ 袁毓麟的《文薮自撰年谱》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秋间,“陈仲恕邀余为求是书院教习,余班中学生共二十余人。是时余治公羊学并泛览明季遗老各书,近则受《訄书》《新民丛报》影响,故种族之见甚深,而学生之潜移默化者亦居泰半,其他教习如孙翼中、汪曼锋同此见解施教,致杭城旗营人士侧目相视。学生史久光纠合同学设立桐阴书屋作校外课文,一次由教习孙翼中命题为罪辫文,史久光课文为旗营学生窃去告发,洶洶大狱将起,余连夜为史筹盘费及铺盖等,促逃沪转日本。余亦相继辞职。《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年版,第551-552页。
⑧ 见《蔡元培全集》(第15卷),同一章节中的第381页第75注释与第384页第129注释。
⑨ 原著笔误,应为黄运司,即黄祖络,光绪二十四年任两浙盐运使,二十八年十月兼代布政使。
⑩ 在此之前,廿七年七月十七日,蔡日记中有“看惺斋(惺斋即智由),为李少垣乞致书日本游学生,少垣拟往日本学堂R案内也。惺斋示其子伯器函”。李辰身号少垣,浙江余姚人,原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的高材生,后入求是书院,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说明蔡元培此时对求是书院的留日学生情况已有所了解。
⑪ 光绪廿七年六月廿五日,蔡元培日记记载:“史师谭许借得无锡吴稚晖(朓)《东游日记》,誊一通。此君心思甚周密,可喜也。”蔡通过史师谭与吴稚晖开始神交,九月十二日,又“阅胡〔吴〕稚晖所记《日本幼稚园概略》”,十月廿六日,张元济邀饮蔡、胡于万年春,始与吴结交并保持了四十年的友情。
⑫ 求是书院早期留日学生陆世芬、钱承志、陈榥等均是“励志会”会员,见《革命逸史》(初集),第98-99页中《励志会与译书汇编》。
⑬ 见张玉法:《清季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再版,第262-273页。
⑭ 见《拒俄运动》第127-132页。
⑮ 光复会还曾用包含着《浙江潮》刊名的“黄河源溯浙江潮”作为光复军指挥人员的标记。
⑯ 《蔡元培全集》第15卷记载:光绪廿七年五月十六日,致汪素民书,附致盛省传、何阆轩及三弟笺,皆为白话报也(第343页)。十月十三日,致三弟书,附复越樵致墨润堂为《白话报》事(第366页)。孙冀中加入光复后,继任《杭州白话报》总编辑,该报即成为光复会的言论机关和革命党人的联络点。三十二年正月,蔡元培“夜到城头巷白话报馆,见叔明,又邀偶庚”(第397页)。闰四月,“致杭州白话日报馆书”(第405页)。
⑰ 后两部译著各种版本的《蔡元培全集》均未收录,为蔡元培佚文。
⑱ 在《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中有:“上海机关托教育会为之,由蒯君寿枢交接。”见《拒俄运动》第107页。
⑲ 1901年4月6、7日的《中外日报》刊登的《浙省士民公禀》,其中就有求是书院教员袁毓麟、孙翼中、陈汉第、项藻馨、戴克敦等人。《拒俄运动》,第46-49页。
⑳ 《光复会党人录》,见《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第二十七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18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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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求是书院添设外院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杭州求是书院领班学生钱某,现奉抚宪咨送东洋大学堂卒业,所悬院额应须考补。迩来省垣风气大开,艺人中人咸皆向慕实学,故由绅宦具结保送之举贡生监有一百数十名之多。奉林迪臣太守示期,于上月抄传齐扃试,刻已出案,计正取八名,当即送院肄业。备取五十七名,均皆学识兼长、殊堪造就之才,奈限于定额,碍难取补,由太守添设外院,俾得一律进院,专门分班授业。惟膏火饭食等费,现实经费不敷,均须暂行自备,以广培植而励人材。

《湘报》第一百七十七号

林启:招考求是书院学生示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为招考事。照得省城现奉抚宪创设求是书院,延聘教习,讲授化算图绘诸学,兼及外国语言文字,无论举贡生监,年在三十以内,无嗜好,无习气,自愿住院学习者,务于三月初五日以前,开具三代、年貌、籍贯、住址,邀同本地公正绅士出具保结,赴院
报名。其有略通外国语言文字或化算图绘诸学,均当于册上填注,由监院呈送。示期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取示若干名,再行会同教习复试,选定三十名。每名月给伙食洋三元,杂费洋二元。朔课考试化算诸学,望课考试经史策论,均分别给奖,以五年为
期,不得无故告退。非假期必常川住院。其余额外,仍按名注册,俟随时传补。所有详细章程,应于报名时到院详看。为此谕仰愿考各生知悉。各宜依期赴院,报名填结,候再示期扃试,毋自迟误。切切,特示。

《经世报》第二册

遵旨改设学堂疏

浙江巡抚任道镕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902年2月14日)

伏维国势之强弱在乎人材,人材之兴替视乎学术。古昔盛时,州序党庠,
莫不以学为重。近日中西各国,亦务广建学舍,以励群材。盖非预储于平时,
必难收效于异日。方今急务,莫先于此。臣查浙江省垣,前已奏设求是书院及
增设养正书院,均系中西并课,粗具规模。臣督同司道筹议,即以求是书院改
为省城大学堂.,养正书院改为杭州府中学堂,又以崇文、紫阳两书院改设钱塘、
仁和两县小学堂,整旧从新,另立规制。现因经费支绌,学生额数,大学堂先定
一百二十名,中学堂一百名,小学堂五十名,均取身家清白、年岁合格者,由地
方官绅董保送,考验选充,定于来年正月间一律开办。又拟于省垣分设蒙养学
堂,为幼童习学之地。其绅富有捐建者,并准随时禀明兴办。此改设省城学堂
之大概情形也。学堂既设,应议办法。查各学堂由小学而人中学,由中学而人
大学,有一定之阶级,应有一定之课程:小学堂习初级浅近学,中学堂习普通
学,大学堂习专门学,各按年限,依次毕业,循序递升。惟专门之学,因各学生
造诣尚浅,无所取材。故大学堂先设正斋,未设专斋。各堂均延聘总理一人,
分设中西学各教习,中教习课经史、政治等学,西教习课天算、地舆、测绘、格
致、方言、体操等学。其大学堂事体较重,派委正监督一员,凡堂中一应事宜,
皆以总理董其成,而监督亦随同稽查,并督率司道等总理银钱收支等事,务期
条理精密,约束整齐。其余一切条规,略仿山东章程;惟东省大学堂兼包中、小
两学,浙省则系各堂分设,情事稍异,不得不量加变通,此酌定学堂办法之大概
情形也。办法既定,应筹经费。查学堂经费较之书院应增至数倍,原有之款为数无多,现值库储奇绌,正项无可动支。查有各州、县丁漕平余项下,经前抚臣
廖寿丰查明,提拨学堂经费钱五万串,旋因学堂未经开办,州县报解寥寥,前已
饬司实力催缴,为常年额支之需。而置备书籍、仪器,增建房屋工作,设立蒙养
学堂与夫一切开支,需费亦钜,难以预计,拟随时设法另筹。此办理学堂经费之大概情形也。以上各端,大致已有就绪,即当实力经营。至省外各府、厅、 州、县应建学堂,均伤就地筹款,次第举行,以广造就。

节录自《阜朝道成同光奏议》

“时隔七二风霜路,母校常留在心中”——访1945级法学院校友徐煌

“时隔七二风霜路,母校常留在心中”——访1945级法学院校友徐煌

简介:徐煌,1924年12月生,江西临川人,1945年进入国立浙江大学法学院学习,现居住杭州市临平。参加工作后,先在公安部门工作,后调教育系统担任领导工作。离休后负责整理《杭县志稿》出版。参加《余杭县志》编写,负责军事等部分编写工作。曾任浙江大学校友会余杭分会秘书长。

2017年11月15日,正是深秋时节。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郑春燕教授、发展联络办公室老师费善诚以及2015级学生高同学一行三人来到杭州市临平看望法学院1945级法学院校友徐煌老先生,并为其带去了母校的亲切问候与关心。

源于一封回忆信
2017年5月迎来了浙江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那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校友齐聚浙大,共同为母校庆祝。这时,法学院收到了一封来自老校友的特殊的信件,信里详细回忆了光华法学院创办的艰辛而又曲折的历程。由于种种原因,徐煌校友不能来到浙江大学校园为母校庆祝,他感到十分遗憾。

刚进徐老先生的家,扑面而来便是浓浓的书香气息。古朴的家具,满墙的字画,和谐而又整洁。看到徐老先生的第一眼,完全不能将他与93岁高龄的老人联系在一起。虽已过鲐背之年,徐煌老先生依旧鹤发童颜、精神矍铄。

打开记忆深处的匣子

提起自己在浙大的求学经历,徐煌老先生那双被岁月的沧桑深深埋藏了的眼睛里,似乎有一丝光彩闪过,那光彩流转着,似乎回到了七十多年前的在校时光。他所讲述的那一切,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苍老的声音带着些许激动与兴奋,带着外人缓缓地走进了那个未曾经历的时代中。徐老介绍了当初浙江大学建立法学院的背景、遇到的困难以及被迫解散的经过,丰富了在场所有人对浙大过往的认识。
徐煌老先生说,近些年来与很多校友失去了联系,大多人因为年事已高,病痛缠身,卧床不起;有的甚至已经仙逝。他的话里带着对时光飞逝的感慨与无奈。徐老先生还送给我们他写的书作为留念。
在依依不舍的握手中,此次拜访圆满结束,大家一起留影纪念。郑春燕老师邀请徐煌老先生有机会来之江校区看看母校。希望来年春暖花开时,徐老先生能来寻找他年轻时候的回忆。让我们一起祝福徐煌老先生,祝他身体健康,益寿延年。

文:高宁

附徐老先生给浙大的信:

回 忆

竺可桢校长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不久,民国26年(1937年)抗战爆发,北方以及东南大部分地区陷入战争。国民党教育部给浙江大学的指示是或就地解散,或与他校合并迁移。竺校长坚持单校独立内迁。一迁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贵州,而且竭尽全力保护师生安全,同时又延聘享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任教,在东南地区尽留下一所国立厦门大学,新创办在江西的中正大学,竺校长为了东南广大青年着想,还在浙江龙泉办立了一所分校。在艰苦的日子里,学校蒸蒸日上,有称为国内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校,成为世界名牌大学之一,称所谓“东方剑桥”。竺校长深知,浙江大学只有“文、理、工、农、师范”五所学院,作为世界名校,似乎还缺少少许部门,特别是跨部门合作难以实现。可是在那抗战的环境下是一项难实现的目标,所以办好现存的院系已经是历尽艰难了。
时光突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个突如其来提前到来的胜利消息,让许多人都是难以预料的。竺校长心中增加院系,也可以实现。事情是那么巧合。1945年刚胜利,杭县律师协会竟直接向浙江大学提出请求增办法学院,以适应当时缺少法律人才的状况(可见浙大档案馆)这也表现了地方政府的一种意愿与竺校长不谋而合,经过向教育部申请,得到批准,浙江大学法学院要开办了。
当时的情况,校本部在贵州,分校在浙江龙泉,杭州不仅日本兵尚未全部撤出,而且校舍残缺不全,暨缺教师,招生已过。竺校长精人的举动,真可以说“四面开花,全面铺开,齐步前进”。贵州、龙泉两地旧生照常开学上课,一年级新生推迟到杭州报到学习。又开始重新招收法学院新生。这是需要多大魄力,多方面人才,各自独当一面去办。特别在杭州整校会。仅仅几个月内将大学路北部即“绿洋房”多层教学楼即附属宿舍,食堂等修复。通过求是桥南大片校区和华家池校区作为后一部分修理。这样可以容纳一年级新生教学所需。我是由江西保送来浙江大学学工的,当时教育厅认为浙江大学远在贵州,当年未在浙江大学招收,将我分配到厦门大学去了,但是我已经到杭州,浙江大学允许我旁听,等教育部的通知。刚好浙江大学法学院招考新生,我也就报名参加考试,有幸录取,所以我在1945年10月终于进入浙江大学法学院学习了。
办一所学院也非易事,主要缺少领导、缺少师资。总得把法律的课程开出来吧!当时只有一个从外国学成回国博士严仁赓先生,他学经济的。再将学校原开哲学、逻辑学、外语等其他院系来开课。竺校长找到了阮毅成先生。阮是留法博士,学法学的。他父亲阮性存是民国时期法学界的泰斗,大师级。原来庆春路西路即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为性存路。由此可见并非一般人物。竺校长要阮毅成为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阮婉辞了,他当时已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同时挂靠在金华的英士大学,在杭州办了一所“英士大学行政专修科”,实际是为他个人储备人才。最后商量结果,浙江大学法学院只有另聘院长,他答应每周一天,来浙大法学院教一门《法学概论》。所以当时法学院真正的一门课是《法学概论》,其余学的是公共课逻辑学、哲学、外国语等等。但法学院总算是办起来了。真是不容易也。

一年以后,浙江大学法学院大变样了。我是经历前后两个不同的浙江大学法学院的见证人。因为年纪大了,记心差了,但点点滴滴是令人难忘的,仅就知道的来讲讲。
1946年开学后,竺可桢校长聘请了李浩培教授来学校担任院长。他是武汉大学法律主任,竺校长是同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借用的,这个“只借不还”只是彼此之间客气话了。李浩培教授的履历不凡,就用不着我来介绍了。又从中央大学借来他校法律主任赵之远来担任浙大法学院法律系主任。还有一个在北京大理院担任过审判官来任教,从国外留学回国的黄炳坤、周子亚等博士来校任课。杭州有名的徐家奇大律师,以及蒋国节、施宏勋等几乎个个都是当时名师,当然不止这些,有些还记不起来了。真是阵容整齐,从黄炳坤开的比较宪法课,到周子亚的国际法,从赵之远的民法课到蒋国节的刑法课,所有课程都开出,一时开不出的,李院长则亲自上阵,真是教授是人才济济,极称一时了。
1945年招收学生是预定50名,开班后,却来了60多人,增加了十多名学生。这因是浙江第一次办法学院,有些文学院或其他学院的学生,感到读法律实用性强,毕业后找工作也较容易,所以转系的人就多了十几个。以后继续招生,稍有紧缩,1946年不到50人,1947年又下降,到了1948年更少到30人左右。招生减少,主要是为了提高学习质量。过去法律学界所谓“北有朝阳,南有东吴”,现在浙江大学法学院也可以去比一比看。
弦歌不辍,方盛未艾,法学院是在为“东方剑桥”补正一块缺陷,使得“东方剑桥”更完美了。

1949年,杭州解放了,浙江大学法学院却得到了一块“停止”牌。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浙江大学法学院停办。李浩培院长反映,法学院不能停办,新中国今后需要懂法律的人才呵!可是他们听不进去,有什么办法呢?
1945年入学已经四年的,毕业了,除了全学院有十余名学生参加接管和院内地下党员都去工作外,毕业班学生进浙江干部学校培训后,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下,自愿可以参加浙江干部学校培训后工作,其余可以到北京,转学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完成学业。或者在浙江大学本校转系读其他专业。这样的结果,参加浙江干部学校的有近百人,转学北京大学的大约有20-30人,都是二、三年级的。一年级的大多在本校转到其他专业去学习。
教师去向也很明确,有的自找门路,有的转校,李浩培院长调北京工作,高锡昌调北京大学工作,黄炳坤去了武汉大学,周子亚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赵之远好像去了复旦大学。东西南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浙江大学首次法学院,经过四年短短历史,也就这样消失了。

生命是顽强的,生生不息。文化大革命后经过这场浩劫,浙江大学法学院这些老同志,不懈地努力,寻寻觅觅,终于联络到有110多位老师和同学的情况与地址。上海叶树德和方为良热情创刊《代邮》,将这批人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浙江大学百年校庆,以及竺可桢百岁诞辰,李浩培院长莅临杭州,以及李浩培院长百岁诞辰等时刻在杭州聚会,真的不容易呀!可是时光过的太快,目前我在2016年时知道现在还在世的同学,大约还不到20人,而且多是有病缠身,卧床不起。其中在杭州的,也不过是陆净珠、杨荣昌、孙耀鑫、徐元、胡志桢、郑永年、周西林、贾祥校、徐煌等,在外地有北京杨寄吟、上海吴耀辉、武汉徐良泳等。已知仙逝的,22位,其余则无联系,生死未卜,包括在台湾七位。
据我所知,不过这些同志,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
解放之前,在校期间就有地下党员邹槐、张昌平等人,中国民主同盟在全校八名,法学院即有五名,教师四名全在法学院。邹槐解放后任西湖区区长。解放后,曾经由浙江省选派法学院同学七名往北京培训,回来在法院工作。有的是北大毕业后在法院工作,有的由其他单位调至法院工作,计有18人以上。例如陈文浩在最高法院任审判员,杨寄吟任北京海淀区法院院长,杨荣昌等五人在浙江省高级法院任庭长、审判员等。另外在法学界如高铭暄在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授,成为刑法权威,参加刑法法典制定工作,又如朱任天、方为良等五位在法律专门学校或者大学教授法律。还有如庄惠辰等在北京做大律师、章德龙任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等律师工作的约计四、五人。继续为法学工作达三十人左右,真是不简单。
其他方面,也值得一提:杨金鼎、谢瑞淡、曹孔六、叶炳炎、周亚林都是大学教授,杨金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并在《汉语大词典》编辑12册中任第8册主编。现移居美国。即使不在学校任教,如徐元,成为诗人,著有《三余集》、《回文诗》等多部著作,为浙江省古籍出版社编审,上海阿章,早已成名的小说家了。
又王介南,对《洛书》有研究,著有文集四本,经中央电视台浙江台访问播发,新华社称为民间洛书大师,又是钢笔书法大师,现富阳。陆小曼曾被选为全国妇联常委。

后浪推前浪,光华日日长。今天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原法学院的基础上必须发挥更大的光辉。时代在前进,党和国家更重视法治的健全和发展,人民更盼望法治的完善。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在钱塘江畔、之江路上,这个景点上,我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我以一首诗作结语:
赣省临川一稚童,来杭求学师培公;
时过七二风霜路,塑像丰碑在校中。
徐煌

竺可桢的启蒙老师和毓菁学堂

上虞县竺可桢研究小组

竺可桢虚岁10岁时,开始了他的小学生活,关于竺可桢少年时期就读小学的确切校名,不少史料莫衷一是,许多人以为他就读于当时的敬义小学。其实竺可桢根本没有在敬义小学读过书,他的小学生涯是在毓菁学堂度过的。
  毓菁学堂,这所古老的小学,它与竺可桢的成挺有着特殊的关系。
  相传明朝嘉靖初年,东关有一个叫夏三木的和尚,热心公益。他云游各地之后,在东关建立了一个茅篷,作为过路和尚落脚之地,这就是以后办毓菁学堂的地方。夏三木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就在茅篷的地方兴建了天华寺。此寺较东关另一个天华寺的位置趋前,人们又习惯称为前天华寺。
  清朝末年,变法的春风迅速传播到东关.以袁尚林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迫切希望在东关建立一所公立学堂,改变长期只靠私塾的旧式教育方法。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章紫眉、章孝昌、杜安侯,孙仁山等当地开明人士的拥护,于是商定在东关筹资建立一所小学堂,一些富户均出钱出地资助,作为办学的经费,关于校址问题,因前天华寺地处东关的中心,又有现成的房屋,当时寺内和尚不多,在征得寺主同意之后,就决寇将寺内靠北藏经楼西边的一排房子作为学堂的校舍。前天华寺的主持和尚十分热心,主动把该寺的80亩田拨给学堂管理,作为捐助办学的经费。地方政府也拨给学堂一部分钱。成立了以袁尚林为首的校产委员会,时称校董.袁尚林作为学堂的发起人,任第一任学校董事长。
  毓菁学堂是东关历史上的第一所学堂。它的教育质量为时人所称道。它所聘请的教师如章镜尘、章纪泽、孙肖山等,都是东关、道墟一带名士,他们希望在毓菁学堂这块杏坛上迅速化雨,毓菁学堂早期的良好教育,对于竺可桢后来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里要补叙一下竺可桢入毓菁学堂前几年在私塾里读书的一段历史。
  1895年,竺可桢虚岁6岁,他的哥哥竺可材中了秀才,被聘为一所私塾的老师.这个私塾就设在前天华寺,即以后毓菁学堂的地方。根据竺父的安排,竺可桢随大哥到私塾读书,兄弟同进同出,晚上大哥悉心辅导弟弟,可以说,大哥可材是竺可桢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过了二年,可材要去湖北当师爷,父母不放心可桢独自一人去前天华寺读书,加上当时家境尚好,便商量在家里开个私塾。由于东关镇上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老师,父亲就托人到离东关镇15里远的道墟镇上找到章镜尘先生,请他来执教。
  镜尘早年做过师爷,在道墟、东关一带颇有名声,附近有五六个富家子弟也慕名到空家台门来读书。在竺可桢的幼年时代,章镜尘是影响最深的一位启蒙老师。
  1899年秋,毓菁学堂正式开学。是年,竺可桢在私塾结业,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毓菁学堂,成为该校的第一届学生,那时毓菁学堂设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共读六年。毓菁学堂第一次在东关招收学生100余名,这些学生以前一般都接受过私垫的启蒙。
  六年以后,这百余名学生取得高小毕业文凭的不到10人,可见毓菁的要求是比较严的,而竺可桢以他聪颖拔萃的智力,勤读

三叔可桢公对我的培养与教育

竺士楷

  我的祖父嘉祥公在上虞县东关镇开承茂米行,家就住在河的北岸,和米行只一河之隔,有木桥可通,来回比较方便。
  祖父母生三子三女,我的父亲可材公排行第一,三叔可桢公最小。三个姑母先后出嫁,祖母主持家务,由我母亲和二叔母协助。以后大家庭的人口增至十余人,再加店员四五人,烧饭菜雇一老保姆帮忙。祖父经商,父亲在本地小学任课,二叔在自己家的米行里当店员,经济收入有限,而开支不小,幸祖母勤俭节约,勉力维持。
  祖母在时,常给咱们孙儿们讲,说三叔自幼爱学习,两周岁就开始认方块字.有时祖母抱在怀里喂奶,一听祖父叫他认字,他下地跟着祖父就走,从不迟延。到三岁时,他已认识街道上不少店名字号。祖母要我们好好向三叔学习。
  三叔稍长,随我父亲进本地小学学习,同去同来,每晚兄弟同一书房,一个备课,-个复习功课,习以为常,有时学习到深夜才睡。我母亲常劝父亲对三叔不要督促太严,因三叔年幼体弱,万一休息不足得病,会被祖母批评的。父亲回说:“母亲望子成龙,弟弟又爱学习,我不过指导而已。”母亲还不放心,有时遇到三叔又说:“你们兄弟两人读书,深更半夜不睡,怕身体吃不消吧?”三叔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一笑了之。
  上虞县过去有早婚的风俗,邻居得悉三叔聪明好学,纷纷挽人来说媒。祖母以言试探,三叔起初避而不答,祖母认为他害羞,一再追问,三叔轻声回说:“只怕功名不就,那怕妻子没有。”祖父母都认为他有远大理想,以后就不再提此事。
  三叔在小学毕业时,我父正要去外地工作,就顺便送三叔去上海进澄衷中学读书.上海学校的程度比内地高,三叔怕跟不上,就不分昼夜勤奋学习。同学中有胡某者,见三叔瘦弱又如此用功,讥笑我三叔寿命不长。三叔听了并不介意,从而发愤锻炼身体,并给自己规定合理作息时间。随后他发现这样做可使精力充沛,学习劲头更大,不但不怪胡某讥笑,反而感到对自己有益。
  每逢寒暑假回家,三叔常督促我们侄辈学习。他不单要我们埋头苦读,又指导我们练习体操,他总结出一条学习规律:“身体好,学习才能更好。”以后我也就把三叔的学习经验作为座右铭并传授给儿辈。
  三叔回国后,先应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之聘,他带我到武昌进师大附中学习。每周和三叔见面一次,他关心我的学习,常加鼓励,使我知道不少书本外的知识。翌年,他改就南京高等师范之聘,我又跟他到南京进一中学习。那年三叔结婚成家,我就跟着住在马府街家中,早晚受三叔的言教和身教,一直到我在南京海工大学毕业后去工作,才离开三叔的家。
  三叔除必要的应酬外,每日在家三餐,不吃零食,这和我祖母的家教有关,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风气。记得我们和三叔在宜山同住时,我爱人潘波若认为三叔终日为学校的事繁忙,同时来往客人较多,耗费精力,我俩私下商量决定,除每日饭菜吃得好一点外,每天下午给三叔烧一碗银耳吃,以补不足。三叔见到银耳汤就对我俩说:“绍兴人爱吃补品,其实不如锻炼身体有效,以后不要再买银耳了。’他每日做保健操从不中断,我和爱人曾建议他做几件新衣服,以便接待外宾时穿.他说:“外宾来访,主要谈工作,和我衣着新旧无关。”他对自身俭朴如此,但对人经常热情帮助。有时乡亲们来看他,视对方具体情况,酌情对待,见有工作能力的给他介绍工作;没有能力的就资助他们来回旅费,劝他们安心在乡劳动。
  三叔一生公私分明,平时上下班或公出,乘公家轿车,不许家人私用,即使是三叔母也不例外.三叔在南京北极阁气象研究所工作时,家在鸡鸣寺一号,遇晴朗天气,就不坐牢,代以步行。他说:“上下山,路不远,一则节省汽油,二则藉此般炼身体,是一举两得。’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家住在地安门宿舍,有树夏天晚饭后率孩子们去北海公园散步,来因也不坐牢。
  抗战时期,三叔母在江西泰和因病去世,我在江汉工程局工作,待命后撤,浙大已决定迁广西宜山,三叔邀我们去宜山同住,以照顾年幼弟妹。我先送爱人和孩子离开汉口,个人去重庆向周报到,并递辞职书,然后转宜山去浙大报到,三叔即向我说明24你在江汉局任工程师,工资在200元以上,现在到浙大工作,教龄不长,你的老同学陈崇轧在土木系,工资只140元,故暂定你为讲师,工资和陈讲师同。’我想自己是三叔一手培植,别无二话,一口应承。我到浙大后教课超过7年,适教育部有新规定,今凡没有出过国的教师,教龄超过7年者,可由部派出国选修。以年数计,学校认为我比较合此条件,即将我的情况呈报教育部并已内定为派往国外进修。机械系另一讲师提出,他在浙大任教也超过7年,虽不及我的教龄长,但也是连续7年。此事被三叔知道,随即查案证明属实。因此他向我说:“我不能因自己的侄子而有所偏护,我已决定出国事让给×讲师去-学校呈请教育部更换人选,结果即由他去美国选修。这说明三叔无私,这种对疏者宽、对亲者严的作风,使大家都深为钦佩..还有一件事与此类似,当抗战胜利后,浙大要从贵州返回杭州复校,由于学校分别在贵州遵义,源源、来兴三处上课,另外浙江龙泉又有分校,要是全部;~司都到如州,势必题泉。三叔想到要节省开支必须裁员,尊先动j革我爱人播放着主动辞去t书室职员,然后根据需要,精减行政人员,他认为裁员必须从自己人入手,换若提出辞职后,别人无话可说。
  三叔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分配到宿舍,就抱南京私窑元钱让给南京房管灶,供他人使用z后来拇上虞东关键前考宅《。我祖父晚年经济收入不够,扭住宅典给别人导i.以后三叔回国再作,把官赎田,让给我小姑母住h也元偿让给东关区尊府今1联想到以下一件事s我们住在宜山时,日寇经t常派飞机来宜山骚拢,居民看到窒袭信号〈在山上挂灯笼表示敌机已起飞来袭,气’个幻笼是预报,两个灯笼是紧急〉就出城躲避。有一次我们企寡人〈除三叔和我在校工作〉就躲在矮梅林墨,三叔周家知道此事,他说下孜不要去那里躲,因该处接近汽油库,兔敌现因炸人丽危害及汽油库,我们事先都不知道,可见他对国家机密连家里人都保密.\’;;:i、7三叔非常关心下一代。他在学校都课时,备课认真,除深入钻研聋业课外,常阅读我国古代学者著作,引证通俗,尤其是联系中国实际,使昕者随教师意图逐步深λ。有:时带学生野外实习件毒山采每标本L一马当先,年轻尝生掌驭不如。最突出的每能使学生明确目的,善于识别矿物,且能镰炼身体。有一次星期天,我随三叔去栖霞山采集矿物标本,:使我深深体会到登山好~二飞思要目魄维明确,眩增长细祺苓键练J卖货·还有~冻晚祟事无息弟,:我提三叔去东南大尝:捧场那笃结在1,P打起观察禾暴自前屋,先由三叔向学生们讲天文知识,然后接着按次序讲各星斗的次序,清晰有绪,听者赞叹不已。我从这一次就学会了大地测量中定正北的方向。
  我在大学读书时,每逢寒暑假,总想回老家探亲或以短期旅游为快。有一个暑假,我向三叔说明准备回老家探亲,三叔对我说J探亲是需要的,但你还有更需要的事,知道么?’我就间有什么事要我做?三叔说=‘你的智力不算好,’河海的功课比较紧,你在暑假里,可以预习下学期的新功课。到开学时,老师讲j你就等于读第二遍,比别人先走一步,体会得深,同时有许多习题先利用假期做好,你在开学后就不住了。’我听了非常高兴。队比我每逢寒暑假常集中精力把下学期的新课预习好,等开学时,我有余力做别的需要傲的事,就觉心有余为,不会被动了.以后我在工作中都是实行先有准备,有备无患,譬如每次施工中,我先考虑工作中布那些应该先走一步,在测量中应考虑柿止返工,在处理人事问题上,也晓得既要发挥群众力量,也要街患于未然.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做到a未雨绸缪’,三叔平时常和我们侄辈说起他慢炼身体的经历.他在小学创只会做徒手操,到中学才学会跑步和器械体操,避大学后学会游泳。但学一样一寇要持久才能学好,这样对身体有益.打网球和酒冰是在美国时学的。他不赞同花样滔冻,认为酒冰主要是为了锻炼身心健靡,这样研究学问才有充沛精力-他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年己70高龄,还去北海溜冰。有一次被一少年在溜冰场上撞了一下,幸他对平衡术有素,没有受伤.他知道清冰场上难免有初学滴撼的青少年,从此就不去北海,但有时还去中南海溜几下。他要我们侄辈在北方要抓紧机会学好溜冰,牢记安全第一,千万不可粗心大意.三叔在杭州浙大时,有一年学生会发起给校长庆祝寿辰,特举行一次晚会,当时全校职工携老带幼,踊跃参加,以示庆贺,但等到校长讲话的节目时,却发现校长不到场,会上哗然大乱,搞得学生会不知所措。三叔平时主张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尤其不愿受别人恭维,这次听到学生会要开晚会来祝他寿辰避往别处,连家里人也不知他的去向,晚会只好草草收场。
  总之,三叔待人谦虚谨慎,对事勇于负责,有爱因主义精神,廉洁好学,是我们小辈学习的榜样。

我的舅父竺可桢先生

杨其泳

  竺可桢又名绍荣、烈祖、兆熊,小名阿熊,字藕舫。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3月7日〈农历二月十七日〉出生在绍兴县东关镇(东关镇现划属上虞县〉西市头大木桥南岸的竺家台门楼上。  他的父亲竺嘉祥,别号吉甫,早年从嵊县黄泽搬到东关镇保驾山村。村后有山名牛头山,村前有河水长流动,山清水秀,景色迷人。母顾金娘,1908年去世。共生儿女六人,竺可桢居第六.上有三姊出嫁于范家、何家、冯家。两个胞兄,长兄绍甲,又名承祖、可材,清朝秀才,曾任小学国文教员,后去湖北当师爷;二兄绍贤,又名明贤、阿贤,曾为会计。父亲忠厚诚实,经商公平。东关有一米市街,街上有米行20多家,他在其中开设一小米行,叫承茂米行,还有一家沅泰蜡烛坊,是与人家合股的。由于他公平交易,所以生意兴隆,积蓄了一点钱,在米行对河大木桥南岸买了一幢坐东朝西的三间楼屋,1890年又添建了坐北朝南的两间楼屋,从此,人家称它为竺家台门。
  竺可桢小时非常聪敏,3岁时就能认出许多商店的招牌店名。5岁时己能识字千余,并能背诵唐诗。邻居都说他聪明过人。幼年时,先从私塾念书,后聘一启蒙老师叫章镜尘,又名景臣,是个秀才,当过师爷,绍兴县道圩镇人。他终日勤读,所以从小打下古典文学基础。1896年7岁时转入本镇天华寺中心小学(原名毓菁学堂,后改毓英小学)读书。有一次上课,老师问:什么东西最苦?什么东西最甜?他回答:“丧权辱国最苦,振兴中华最甜。。”他从小心灵上就打上爱国爱民的烙印。1905年16岁小学毕业,各门课程都优,得全校第一名。当时他家境贫寒,升学有困难。看其资质聪颖,学习勤奋,启蒙老师章镜尘和亲友资助他去上海求学,考入上海澄衷学堂。1908年19岁由澄衷学堂转复旦公学(上海复旦大学前身)读书。20岁中学毕业,考进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前身)学习土木工程.他从小学到中学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得到银质奖牌一枚。
  竺可桢青年时代,生活艰苦朴素,穿着十分随便,土布长袍,布鞋布袜。人家问他:别人与你年龄和知识相同,都去做官了,你为什么不去做官?他笑着说:“做官要对百姓有好处,才有意义。像现在的官吏只讲自己生活过得好,不管老百姓死活……做这种官有什么用?”
  大约1929年前后,竺可桢曾回绍兴东关镇老家扫祭祖墓和访问亲友。因他老家没有人在,就住在我的家里。他父母亲的坟墓原在保驾山后村楼底北角稻田里,他看了认为稻田可以生产粮食,造坟其上,就减少了生产,后来就委托原“坟亲”把父墓迁上山地(太守山),原葬地仍复为种田。
  他在东关镇时,我每天陪他出去访问亲友或观察镇上变化。他对我说:“东关镇几十年来变化不大,还是落后的市容.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政策不正确,因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样样落后。没有好的政府来领导,就办不好事情,人民就永远贫曾下去……。”
  有一次到保驾山扫墓,我陪他乘一艘乌篷船前往。他在船里一面问一面记:今年燕子那一天开始飞来?桃花什么时候盛开?柳树什么时候吐绿等等。他经常记录这些动植物的变化,积累起来,就成为物候学的有用资料。经过一条大河,名叫荷花荡,我告诉他这条河里前几天从天空落下一块巨石,重约千余斤,落水吱吱成声,有如铁烧红放进水里一样。他告诉我这就叫做陨石,并简单说明陨石的由来。
  竺可桢很爱故乡。他常对我说:“家乡是个好地方,是江南有代表性的鱼米之乡,山水清秀,河边秋红春绿的柏树,自然风景很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雄和有作为的人物。”他于抗战后也几次归来。解放以后,他担任科学院副院长,还照顾几个研究所的大事,工作很忙,因此很少机会南归,但也有二三次回到东关镇老家竺家台门来看看。最后一次扫墓大约在1963年9月,是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来浙江省视察肘,顺便到老家一转。那一次他对我说:“中国科学已落后了100年,例如世界上先进国家生产和生活都早已电气化了,但我国还是用陈旧机器和人力生产,如果国家重视科学,培养大批专业人才,那用不着几十年就会改变落后面貌,人民生活也就普遍提高了。”他还说,“东关在绍兴县属是个大镇,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发电厂,真可惜。我回去发信给县里,建议创办一个发电厂。”过了一年多,果然办起了发电厂、碾米厂,给东关人民带来很大方便。
  竺可桢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后公而忘私的品德,就我亲历或亲知亲闻的回忆如下:
  竺可桢的私生活和对他儿女严正而合理的教育,多见于他的续弦夫人陈汲写的《我的丈夫竺可桢》一文(登载于科普版《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黄秉维教授写的《我对竺先生的几点印象》一文中(见同书),对他生活上的简朴作风,也有生动的叙述,这里就我所知道的关于竺老夫人张侠魂女士的情况说一说。侠魂是湖南湘乡的世家子女,大家知道她是国民党要员邵元冲夫人张默君的胞妹。但张侠魂个性与作风和姊姊很有差别。张默君曾在国民党地方行政机关及立法院、考试院担任过简任级职,善于交际和政治活动。但张侠魂生性比较娴静,婚后生有三子二女,治理家务较多,照料竺老生活,特别关心他的事业。竺老酝酿出任浙大校长时,我知道她是赞成的,并为促其及早决定。她认为为教育青年成材,就应知难而进。竺接任后一年,抗日战起,大学西迁,竺身负两个单位的领导〈仍兼任气象所所长),张与他共担患难,为夫分劳分忧,毫无怨言。一面还对许多教师的家属关心联系。浙大在泰和上田村定居后,新村是教职员住家的集中地,住定之初,她几乎到过每一家,对家属作了慰问,自处则因陋就简,与大家一样。对于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则以爱国大义所在,积极赞助。如有义卖与宣传演出,她常捐献钱物,对学生会以具体指导和帮助。1938年7月,她与竺衡先后患痢渐重,竺老正为学校经费与搬迁问题公出武汉,她并不急于求电催归。竺老7月25日回来,竺衡已先亡,张夫人不到10天接着病故。竺老十分悲痛,但仍勉抑哀思,照常处理校务。9月15日张侠魂夫人与子衡下葬时,师生随往执绋送葬者很多,男女学生与部分教师为之感泣。
  竺老任浙大校长的第二年,即1937年,我在家乡因养殖淡水鱼失利,无法维持生活,来到杭州,得在浙大任职。他接任校长
之初,只邀老知交胡刚复先生来任文理学院院长,倪尚达教授来任总务长协办接收(倪不久辞去,由沈鲁珍升任代理),此外大多留用旧员。以后因事实需要补充人员时,也很少介绍自己的亲友。我以多年舅甥关系,进浙大时被安排当一个普通事务员,所以也不好说竺全不任用私人。但他如要安排自己亲友,一定按照资历能力,定其级职和待遇,而且对这些人员的要求,比一般职员更为严格。我进浙大工作后,竺在家里吃的和用的,多要我去代办,当初有的东西我没有记帐,他就通知我一切要记帐付钱〈如自装电表和买皮线、电灯泡等日用品,水、电费之类〉,我就遵指示都登帐由他自己付钱.这是他私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例。他公私分明,节约自守,为公家省钱。就我所记知,还可举出几件事例:
  竺校长家属未来杭州前,校方留给家眷住的房子,是前校长郭任远住过的一幢西式楼房,有院子围墙,租金每月以米计算是五担米。竺校长知道后,通知总务处说:“可配给新聘教授做宿舍,我只要在校长办公室楼上给我两间住房就好了。”抗日战争中,浙大西迁所到之地,他租的民房与其他教员一样,勉可应用.及至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遵义浙大复员还杭,校舍几乎全遭劫毁,教职员工住宅奇缺,竺所急的是修建校舍,他自己仍在那座校长办公室的楼上,略加修理就住入了。
  其次,记得有一年阴历年底,社会上习惯相互送礼,校里也有.我家从家乡给我寄来一条鱼干,决定送给竺校长。一天晚上,我自己送去,结果被他批评了一顿,只得将鱼干带回.亲戚尚且如此严格,其不受同事馈赠,可以想见。这些都可见竺校长为公忘私,公私分明,严格要求自己的高尚品德。
  还记得有一个星期日,竺夫人出去买东西,叫龚师傅〈驾驶员〉要车子。竺校长说,不要用公车,公车公用,不可私用,结果竺校长陪她步行出去。从这件事,我又联想到他的女儿竺松在北京读书时,忽然肚子很痛,同学打电话到科学院叫车子,来的是父亲坐的车子。竺松见了说不能坐公车,最后还是乘公共汽车去治病,可见竺老家教严格。
  1946年10月25日,农学院学生于于三、郦伯瑾、陈建新、黄世民四人在延龄路〈今延安路〉大同旅馆被捕。第二天竺校长得悉后,立即去市警察局问情况,又到省保安司令部与司令竺鸣涛交涉保释等事,并提出:如有重大嫌疑,应即送法院解决……他为了于于三等释放的交涉,东奔西跑联系,一面还要处理校务日常工作,日夜操劳,吃饭睡觉都不正常,身体也消瘦了。10月29日傍晚,竺校长接到通知,说于子三在保安司令部后面小屋内用玻璃片自杀身亡,竺即往现场查看,对于用小玻璃片自杀的说法,他认为有许多疑问。当时竺校长看了,心情难受,体力不支,昏晕过去,由人陪回学校里,即请李天助医师打针吃药。10月31日校外实行戒严,不准学生出去。11月28日,竺校长偕同陆子桐和我去凤凰山敷文书院旧址为于子三觅墓地,附近尚有余穴可做,就决定在此安葬,并指示立即去办,第二天我就叫工人毕振华承包造墓工作。造墓时同学代表来说:“放烈士棺材的地方,要求掘深,以免坏人破坏”等等。后来学生自治会代表吴士濂来说,于子三的坟墓己放弃原计划,要放在大操场附近或放在华家池。出殡时要求有大批同学送葬,对此校长不同意。吴又来借用校车,灵枢要求派员去交涉领回.竺老就派我去法院联系领回。当时我出了一张领条“今收回于子三棺材一具,此据。”并在收据上签名盖章。1948年1月4日出殡安葬,那一天学生排队游行前在阳明馆前广场集合,到会学生约五六百人.开会时,竺校长与蔡邦华院长等告诉同学说:“外面已戒严,军警很多,交通已断绝。如出去游行,必遭惨祸。校方不能保证同学之安全。”校长走后,果有暴徒约五六十人手持纸旗和松柴木棍乘车冲入会场,因同学众多,阻止退出,第二次又闯进校门,将学校铁门冲倒,将同学队伍冲散,双方殴打,有女生二人男生一人受伤,即送田家园本校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又将学生所提到的暴徒10人送法院处理……1月4日安葬未成.决定在校园内建立于子三衣冠冢,遗体仍安葬于凤凰山麓墓地,改定于3月14日为安葬日,由我代借灵车先行,后面有学生约200多人,搭6辆大汽车到墓前行葬礼。   于子三被反动军警残害致死,引起爱国学生义愤,我受派去交涉领回烈士灵枢并参加了葬礼.当时竺校长挺身而出,抗议交涉,但为防止事件扩大,避免更多牺牲,不能不劝阻学生的强烈行动〈如大规模游行示威〉,其用心甚苦。学生对校长的同情与实际上爱护的负责精神,可以说都是感佩的,事后也称颂不已。
  我在浙大工作多年,虽然知道-些情况,但年纪大了,为写此文,也化了很长时间回忆、调查、核实,可能仍有错误。而竺可桢一生的贡献是巨大的,更远非本文所能概括得了的。

父亲与“中国科学社”

竺宁

  “中国科学社”这个名称,现在许多人可能感到陌生。现将《辞海〉中对它的注解抄录如下:“中国科学社”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1915年10月25日在美国正式成立,任鸿隽任社长。1959年秋结束。其前身为1914年创办的《科学》杂志社。1918年迁回国内,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社员多为科学界、教育界、工程界及医务界人士。除学术活动外,办有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译丛》、《科学史丛书》等。对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技人材,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友展,起了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失败后,政权落入窃国大盗袁世凯之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在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中国青年,努力求索振兴中华的道路。于是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开展了对封建主义的猛烈批判。他们举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提倡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他们提倡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提倡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
  “中国科学社”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当时由留美学生任鸿隽〈叔永〉、杨铨〈杏佛〉、赵元任、胡明复等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发起成立“中国科学技”。父亲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也参与发起工作。科学社以提倡增进中国人民科学知识和发展科学研究能力,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对早期我国科学事业的发最有重大影响。第一批社员共115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第一批现代知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如任鸿隽、赵元任、杨杏佛、竺可桢等等。
  “中国科学社”设有董事会,主持该社经济及大政方针。下,设理事会,以理事10人及总干事1人组成,综理全社行政事宜。以上皆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科学社的日常工作,可举以下几项大要:(1)编译出版刊物。(2)建设明复图书馆。(3)设立生物研究所。(4)设计改良科学教育。(5)组织学术演讲会和科普讲座,遇有国外有名科学家来华,组织临时演讲会。(6)审定科学名词,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备和名词审定,皆出自该社社员之手。(7)参加国际科学会议。如1926年8月在美国绮色佳城召开的“国际植物学会议”,同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1929年5月在爪哇(印尼)召开的“第四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1930年9月在葡萄牙召开的“国际人类学考古学会议”,科学社均派代表参加。(8)设立科学咨询处,凡各界遇有科学上疑难问题,有所咨询,均视其性质分别送由各专家社员拟定答案,随时发表。
  自建社之日起,凡是“中国科学社”的各项工作,父亲都积极参加,为推进建社宗旨之实现不遗余力,他多次被推举担任会长、常务理事、理事、董事等职务,成为该社骨干之一。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自己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开始以现代科学理论来阐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后,《科学》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他撰写的文章去为在我国传播现代科学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多次被选派为代表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如1926年11月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他的论文为《中国东部天气之种类》;1929年5月出席在爪哇(印尼)万隆召开的“第四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他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气候区域论》,出席的中国代表尚有翁文源等13人;1933年6月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五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父亲的论文为《中国气流之运行》。
  “中国科学社”每年定期举行一次学术年会,一般都在8-10月间进行。年会上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如论文宣读会、演讲会、学术报告会,介绍一年来科学之进步等,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非常活跃,既交流了信息,又增进了社员之间的友谊,使社员们得益非浅。除特殊情况之外,父亲都积极参与组织并参加活动。
  随着科学知识在国内的传播,各种专业性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首先是1924年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专业性的学术团体“中国气象学会”,父亲当选为会长,1934年由翁文灏与父亲等人发起,联合全国地理学家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并发刊《地理学报》。此后,国内各专业性学会使如雨后春笋,陆续诞生。1935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广西南宁举行第二十次年会时,与6个学术团体〈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联合举行年会,因为许多人既是社员又是会员。
  1935年10月25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纪念日。27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礼堂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到会的有各地社员及来宾2500余人。初建社时的青年人,此时已是中年人了,科学事业上也各有成就。任鸿隽是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兼干事长。赵元任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国立中决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二组主任飞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杨杏佛是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组主任(1933年6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父亲是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中国科学社”社长。
  1937年夏,父亲接长浙大不久。风云骤变弘烽烟四起,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犬地。父亲率领浙大师生四迁校址,艰苦备尝,但在困难中他仍不忘中国科学社的工作。1941年他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后就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社的理事会。会上,他与李四光一同主张科学社的事业应以办好通俗刊物《科学》、《科学画报》为主,以普及国民的科学知识。同年9月,他又在重庆北碚召开中国科学社社友会观察日蚀,观察前还作了有关观察日蚀的演讲。1942年连续两次召开理事会商讨工作。后来他在重庆参加发起成立科学界的进步团体《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4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夫妇到遵义参观浙大,父亲陪其参观了几个重要科系,还邀请其在中国科学社的年会上演讲。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在百忙中也时时顾到中国科学社的工作,如1947年8月他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社等7个科学团体的联合年会,并在会上作了《科学与世界和平》的演讲。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因为他没有战斗英雄那种可歌可泣的英雄事绩。他的一生又是伟大的,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战在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战线上,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又不迷信洋人,他一生追求真理、嫉恶如仇的高贵品德,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