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园中怀旧 熊农山

求是园中怀旧

农艺 52 熊农山 2008.12.28

末届入学新生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夏季我毕业于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到东南江浙沪一带报考大学。那时大学招生分5批进行,从7月初一直考到8月中旬。第一批招生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公认的一流名校;第二批是中央大学等;第三批有复旦大学等;第四批是前三批的补招生;第五批是浙江医专等专科学校,无形中形成梯次。考生可以从第一批顺序考下去,多次参加,也可能多次录取。每批次每个学校都有少量备取生,准备递补正取名额的空缺。当时浙大对本校教职员工子女有一条优惠政策:可以不经过入学考试直接注册为”试读生”。试读一学年如各门成绩都及格,便转为正式生。另外,浙大附中每年有几个免试直升浙大的保送名额。浙大子女如参加入学考试,没有加分优惠。虽然我的父母都在浙大任教,我为了测试自己的学力究意够不够上浙大,选择了参加入学考试。结果被录取第一志愿农艺学系。我们那一年全国报考浙大的学生有13000多人,正式录取只有203名,录取率大约为1.5%。我们是在敬爱的竺可桢校长手上考入浙大的最末一届新生。

末届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生

事有凑巧,1952年夏季我们毕业时,又成为获得浙江大学文凭的末届农学院毕业生。怎么回事呢?

1952年为学习苏联经验进行了全国性高等院校大调整。在政务院高等教育部具体领导下,全国高校体制作了重大改变,其核心内容有:

1、只有由文科、理科、法学科等组成的综合大学才能称作大学。如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

2、所有实用性的工科、农科、医科等只能称为学院。如调整后的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南京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大连工学院、浙江农学院、浙江医学院等。

当时浙江大学有九十多位教授被调出。除调往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外,农科的归入浙江农学院、医科的归入浙江医学院、文科理科归入浙江师范学院,剩下的只有工科及少量文理科基础教师。东方剑桥被”肢解”了。听说几年以后高教部领导谈起浙大,也表示了”遗憾”。

按当时的政策,清华只有工科应改称学院,浙大只有工科也应改称学院。但是,高教部总算网开一面,给予这两所名校特殊待遇,仍保持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名称。

另外,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及同济大学似乎也没改为学院,是否也属于特殊待遇不详。

从我这两次”末届”的经历可以看出,当时浙江大学在国内高等院校中的名声和地位已经是公认的国内一流大学,与北大、清华并驾齐驱。应该说,竺可桢校长十三年苦心经营是决定性因素。当时浙大的物质条件在众多国立大学中恐怕是最差的,然而群贤毕至,大师云集,皆甘之如饴,悉心教学。竺校长力挺求是精魂,要求学生以天下为已任,从不高喊不切实际的口号,而春风化雨,下自成蹊,诚一代大师也。

综合性大学的优势

当年,浙江大学只有两个校区:校本部在庆春门里,正门开在大学路上,聚集着行政中心和文、理、法、师范、工、医等六所学院;农学院则在庆春门外华家池畔,即现在的浙大华家池校区。我们那一年农学院新生都安排住在校本部,便于基础课的教学。国文和英文由文学院教师授课;数学、化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由理学院教师授课;经济学由法学院教师讲;做实验全在理学院大楼里做。一般独立学院的基础课部要达到这样的水准很难,这正是综合大学的重要优势之一。

另外一个优势是院系多,学科齐全,各种各样的学术演讲多,都可自由听讲,开扩眼界。我记得听过的非农科类演讲主要有:

陈建功教授介绍世界数学名题”遇河搭桥,过河拆桥”;苏步青教授讲拓朴学名题”老太婆二十庙烧香”。两位大师把数学名题介绍得深入浅出,使我们这些非数学系学生也能听懂大意,并启发了怎样有效进行逻辑思维,获益良多,至今不忘。

法学院严仁赓教授讲”有效需求与正义、自由、平等”,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我们敬爱的竺可桢校长作为一名听众还站起来提了一个问题。可惜那时我这个外省人还听不懂他那一口浓重的绍兴话。严先生讲 “只有真正实现了经济上的平等,才会达到政治上的自由。”针对这一论断,我也站起来提了一个问题:”美国贫富悬殊,经济上远未平等,何以号称政治上自由世界呢?”—真是不自量力,浅薄可笑!严先生怎么回答,印象不深了。

王琎教授讲”科学园地的开垦者—现代十大化学家”,从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表讲到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镭。王先生最后讲了一段极富人生哲理的名言警句:”科学是最冷静、最客观的东西。不过,你对她冷淡,她也对你冷淡;若是你对她热烈的话,她也会对你热烈的。……科学又是最富于革命性的,时刻在变革、在创新。只要有persistence(坚持)和imagination(想象),做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绝非难事。”王先生进一步带着惋惜的口吻说:”中国的科学家太浅溥,不够热烈,浅尝辄止,这样永远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六十年过去了,王先生这番话似乎仍在针砭时弊啊!

1949年8月,正当我们这些学生命科学的师生开始忙着读苏联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时,谈家桢教授在健身房演讲了世界遗传科学的最新进展,介绍了对核糖核酸(RNA)及脱氧核糖核酸(DNA)研究的最新动态,指出在遗传学上可能的前景。要知道,英国科学家Click与Watson有关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是四年之后才发表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浙大生物系在遗传学的教学与研究上是紧跟世界尖端水平的,值得自豪。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根本否认遗传物质的存在,说什么”基因学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那时学习苏联要”一边倒”,因而谈先生介绍基因学说新进展是”不合时宜”的。于是,此后几年里谈先生不能开遗传学课程,只为我们农学院讲一门一学期的小课进化论。我们农艺学系核心课程之一是作物育种学,它的前导专业基础课本该是遗传学。难以置信的是我们这一届四年里根本没有学过遗传学!

我个人感到惭愧的是大学毕业后到中等农业学校去教”作物改良”课,也卖力地讲李森科学说,”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误人子弟。

嫁接产生了无性杂种吗?

米丘林李森科学说里有一个重要论断:果树不同品种间通过嫁接手段可产生杂种。

1950-1951年间,浙大农艺学系教授丁振麟指导助手汪丽泉老师、学生叶彦复做了一个月光花嫁接甘薯的实验。月光花和甘薯同属旋花科,但茎叶花等地上部份比甘薯大不少,光合面积大。甘薯品种是”胜利百号”,平常地下结的薯块单个重量平均约1000克左右,达到2000克就算大的。经与月光花嫁接后,由于地上营养面积大,地下薯块也明显增重,大致增加一倍左右,最大的一个达到5000克以上。这下可轰动了,拿到浙江省农业展览会上展出成为突出 “明星”。我们当时正开始自学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以为产生了无性杂种。第二年,把头一年的大薯块按常规方法育苗、移栽,想看看第二代不经过月光花嫁接长成什么样?结果出来了,与对照组一样重,没有生物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这组实验中,没有产生”无性杂种”。浙大求是学风的又一次实践!

现在,我们浙大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综合大学的优势愈益凸显,上下齐心,师生合力,相信一定能继承发扬东方剑桥、国内一流的光荣传统。戳力进取,力争跻身世界知名大学的行列!

浙江近代最早的高等学校一一求是书院

浙江近代最早的高等学校一一求是书院
许建平
杭州大学学报,第17卷第2期,1987年6月

  1897年开办的杭州求是书院,是维新运动的产物。它是我省新型书院、学堂中的一面旗帜,不久发展成为省内近代最早的高等学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它是我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爱国救亡运动的一个中心,在浙江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求是书院是经维新志士汪康年等的多方努力,在杭州知府林启的支持下创办的。他们倡办新型学堂的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当时,日、俄、法、德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它宣告了洋务派“自强新政” 的破产。严峻的事实说明:面对列强们的入侵,中国古老的封建武库中己找不到现成的武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成为觉悟的人们对救国道路的抉择。①梁启超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材,人材之兴在开学校。”严复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②办学堂、学西学,成为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在杭创办新型学堂,汪康年、陈仲恕从甲午战争(1894年)后就“各方奔走,宦绅梗阻,久久不得行。”③1895年汪康年得悉杭州某僧寺以事没收为官有,冒暑困扰,请求改寺为崇实学堂,因守旧势力反对未成。④两年后,林启调任杭州知府,他积极支持汪康年倡办新学。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反对者包括保守的地方士绅、浙省京官、普慈寺僧及外国人。⑤在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下,于1897年2月就寺设学。“虑杭绅或又中阻,定名为求是书院。”地点在原普慈寺(现大学路省中医学院内)。林启任总办,他发布了《招考求是书院学生示》。第一批招生三十名, 学生为二十岁以上经考试择优录取的举贡生监。同年5月21日(阴历4月20日)正式开学。⑥
  林启的办学宗旨是救亡图强。当时国内已办、可借鉴的新型学堂寥寥无几。林启为此曾向梁启超请教。梁针对洋务派办学只重西文西艺的弊病指出:“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培养人才, 以“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 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 为第一等”。他主张:一、聘通古今中外者为总教习。二、日课要以中外政学之书为定课。三、月课多用策问体。⑦ 可见, 梁启超把培养有政治头脑、关心国家命运的人放在首位。林启在办学实践中, 吸取了上述主张中的正确因素。他在教学内容、教育方法、学校体制几方面进行了探索和改革。
  求是书院聘请美国学士王令赓教授英文、物理、化学。由中国教员讲授算学、经史。学制五年。⑧ 在教学内容上, 注重于关心时务, 学西学。林启要求报名入学者“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学生课余时对“时务尤当留心”,“流览经史古文并中外各种报纸。”还规定每月月考, 化学、算学、语言文字各课设奖一至五名,而经史策论设奖一至十名。⑨可见, 时务成为该院入学考试、月考, 课余自修的重要内容。目的是培养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人。
  求是书院对国文课的设置和教学方法很有特色。国文课可以说是现在语文、政治课的结合。国文课每月考试的内容多是时务策论。⑩ 学生钱均夫回忆道: “ 国文不是由教授直讲,而由学生自行研阅, 疑则发问, 教师解答,……学生必须日作札记, 每晚呈缴, 由教师批改。”⑪ 这种启发式教学法, 使学生广开思路。这与当时大且存在的诵习八股的书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求是书院课程以学“西学”为主。“西学”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有国文、理化、算学、英文, 不久增日文、体育课。物理、化学取自美国中学课本。算学课本为《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八线备旨》等。这些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自然科学课本, 多为外文版的中译本。⑫ 该校课程不断增加, 难度也加深。1903年课程有经学、中外政治、中外史学、中外舆地、算学( 代数、几何、微分)、物理、化学、图画、外文(日文、英文、法文)、天文、体操。⑬ 陆续开设的还有博物、生物、经济、音乐等课。正科学生要求读第二外语。鲁迅曾回忆一八九八年他求学的情形, 他对绍兴的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 因为那里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 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⑭ 于是, 鲁迅到免费的南京矿业学堂就学。这说明, 开办仅一年的求是书院已很有声誉。
  该校的师资力量也不断加强。如1903年预科的外国史地、博物、生物等课分别由四个日本教员讲授。正科的一些主课由两个美国教员担任。其中, 亨培克博士学问渊博、讲课得法, 深得学生好评。亨培克回国后随威尔逊总统出席巴黎和会, 并曾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该校师资力量雄厚, 尤以国文程度之高著称全浙。国内学者名流宋恕(平子),陈佩忍(去病),张宗祥(阆声)等曾任汉文教员。陈去病讲课“循循善诱”,同学“莫不翕服”,他“以大无畏之精神, 提倡民族主义、讲演革命学说,一般学子,咸相感动。”⑮
  求是书院注意从思想上引导学生, 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列为人人必读之书。⑯ 当时, 章太炎曾到该院演讲。因宣传反清而遭到追捕。⑰ 维新派知名人士宋恕曾任汉文教习。学生许寿裳回忆道:“犹忆首次作文,题曰‘言志’。余答谓志在救国、吸取新文明、推翻旧制度。文辞幼稚, 自不值一噱,不意其中有‘二千年之专制, 痛甚西欧;廿世纪之风潮,定来东亚’等语,先生乃施以密圈, 大为赞许”。“又忆札记第一条读天演论察变篇, 略言物竞天择之理,……先生细字一长评, 称有心得, 并举以示人。小子受此鼓舞, 于是感激涕零, 益自奋发, 生平粗知学问, 益自兹始也。”⑱ 钱均夫也曾写道:“宋先生学问德望为海内冠,……年事虽高,而思想甚新”,“宋先生在校未到一年, 学生受益甚多,而校风顿变。”⑲
  从学校体制上看, 求是书院不同于学八股考科举的旧式书院, 也不同于洋务派以学西文、西艺为主的语言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
  清代的旧式书院是科举制的附庸。科举内容以八股为主,起源于明代。清乾隆时, 科举内容又添小楷。当时的学校、以考课为主的书院, 都以八股、诗赋、小楷为教学内容。由于八股文出题限于《四书》、《五经》, 于是出现非此不读的状况。这种因“八股清通, 楷法圆美” 中举的高科进士,“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⑳ 科举制的结果是愚民误国。清末的教育体系完全受科举制的支配,引导学生充当没落的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完全违背时代要求。
  洋务派从1862年兴办京师同文馆起, 陆续兴建了外语、军事、技术方面的学校。由于洋务派办教育的主要经费源于海关拨款。海关大权被英国人掌握, 他们进而控制了学校, 使学校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如洋务派办的京师同文馆, 从经费、聘请校长和教职员、都被英国人赫德一手包办。㉑ 该校1876年公布了八年课程表, 已设有数、理、化、航海、测算、机器、万国公法等课。事实上, 据1879年至1898年该校历年参加大考人数统计可知, 外文参加大考共385人次,其他诸学科参加大考总共才303人次。这与京师同文馆在学生学通外文后“只准兼习一艺”的要求相符。可见, 洋务派兴办的最高学府京师同文馆,实际上只是外语学校。㉒ 再则:这些学校未脱离封建教育体系。洋务派办学的目的是培养涉外、军事技术人才。甲午一役证明: 这对付不了洋人、也抵挡不住外国炮舰。这些学校在引进和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培养早期的科技人才等方面, 都是最早的开端, 应予肯定。但由于办学者的目的和局限,学校的性质、教育制度、教学措施都未得到根本的变革, 因而成效甚微,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求是书院开办时(1897年),在学校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 脱离了不问政治、不关心祖国前途命运、以科举为核心的封建教育体系。它属于近代新式书院。该院成立后不久即发展为高等学校。1901年改称求是大学堂。次年改称浙江大学堂。两年后改为浙江高等学堂。据1903年清政府公布的“癸卯学制”,高等学堂设于各省城, 为大学的预备科,属于高等教育的第一阶段。㉓ 从1902年《浙江大学堂章程》所列课程来看, 其深度有的相当于现在高中、有的介于高中与大学低年级之间。由于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引进, 及其与我国教育的融合有一个过程。教育体系本身的发展、完善也有一个过程。我国在1903年至1922年之间, 都把大学预科列为高等教育的第一阶段。日本直至1946年才取消大学预科制。㉔ 因此,根据我国当时的教育状况, 求是书院属于大学预科类型的高等学校。
  “戊戌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下了“停罢学堂”令。㉕ 在旧守势力的压力下,当时求是书院退学者达十分之八、九。㉖ 但该院作为维新运动在教育方面改革的成果延续下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戊戌维新运动使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封建科举制已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新式书院属于新的上层建筑范畴, 它在封建社会内部萌芽、发展,起了瓦解封建统治基础的作用。创办者林启等为开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第一批招生要求有出身的“ 举贡生监”,并要“邀同本地公正绅士出具保结”等) ,㉗
但这属非本质的支流。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而且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酉。” ㉘
  求是书院的特点与意义主要有:
  一、它的创办走在时代的前列,早于戊戌变法一年多。
  二、科举制正式废除于1905年。求是书院从1897年建立时起,就与科举制为核心的封建教育制度分道扬镰。
  三、从当时已创办的属文理科性质的新式书院中,上海正蒙书院为小学,求是书院为我国最早的文理综合性高校级新式书院之一。
  四、全国各地在戊戌变法前已兴办的较高级的新式学堂主要有: 创办于1893年, 两年后改为专习外文的湖北自强学堂。兴办于1895年,属工科大学的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1897年年10月开办, 属文理科的长沙时务学堂。1898年兴办, 属政治、工科大学的上海南洋公学上院。求是书院是我国最早的文理综合性普通高等学校之一(它冠以书院, 性质与新式学堂相同)。㉙ 该院对中国传统的教育、知识体系进行了较大的变革。可视为我国近代教育的开端及发源地之一。梁启超曾于1897 年写道:“浙中此举,为提倡实学之先声。”㉚
  求是书院名称仅存四年。由于清政府连续下令, 该院从1901年起三年内三易其名,而学校的性质不变,直至1914年停办。㉛ 为论述方便,本文中统称之为“求是书院”时期。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②引自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72页。严复《原强》,载《戊戌变法》三。
③陈仲恕:《本校前身——求是书院成立之经过》,载1947年《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第9页。
④汪诒年编《汪穰卿(康年)先生传记遗文》第66页。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5册。
⑤宣统《杭州府志》卷l22,名宦7,第7页。
⑥同注③。
《经世报》二,学政一, 杭州府林太守启《招考求是书院学生示》、《求是书院章程》。
《杭州府志》卷17, 学校4。
⑦梁启超: 《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文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
⑧《杭州府志》卷17,学校4,第2页。
⑨《经世报》二,学政一,《招考求是书院学生示》,《求是书院章程》。
⑩同注⑨。
邵裴子:《校史讲述》, 文载1947年《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第14页。
⑪钱均夫: 《求是书院之创设与其学风及学生活动情形》,载1 947年《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第11页。
⑫赵继昌:《求是书院史略》,邵裴子:《校史讲述》,出处同上,第12、14页。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73页。
⑬1902年《浙江大学堂章程》, 现存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⑭鲁迅:《琐记》,见《鲁迅全集》第2卷,第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注:求是书院收膳费,不收学费,见《浙江潮》第8期, 第165页。同注③,第10页。
⑮1935年《旅沪浙江高等学校同学会会刊》第32、59、61、67、70-73页。现存浙大档案室。
⑯郑晓沧:《戊戌前后兴学纪要与林启对教育的贡献》,文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一,第112页。
⑰陶成章:《浙案纪路》上,第一章第二节,引自《辛亥革命》三,第1页。
⑱许寿裳:《宋平子先生评传序》,见苏渊雷:《宋平子评传》,1944年正中书局版。
⑲同注⑪。
⑳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引自《戊戌变法》二。
参见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
陈元晖等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
㉑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93页。
㉒朱有瑙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23、61-63、71-72页。
㉓《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61页。
㉔蔡克勇:《高等教育简史》,第73、134-136页。
㉕《光绪谕折汇存》卷十九。
㉖同注⑪。
㉗同注⑨。
㉘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载《列宁全集》第2卷, 第150页。
㉙1902年《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33-538页。
㉚同注⑦。
㉛《国立浙江大学沿革表》,载1947年《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第8页。

(二)
  求是书院是我省十九世纪末维新变法,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
  1898年任该院监院的陈仲恕写道: “时康有为任总理,……迭奉上谕, 催各省于各府县,开办学堂,期限綦严,抚院遂以求是书院为筹设学堂总汇之所。” ㉜ 当时, 宁波储材学堂、绍兴中西学堂、湖州崇实学堂、温州中西学堂和利济学堂先后开办, 掀起我省近代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㉝
  求是书院在“戊戍新政时, ……以有志于讲求新学者为合格, 一时应试者极为踊跃。”该院成为有志青年的荟萃之所。戊戌“政变后, 退学者甚众, 留者不过十之一二, 故陈师尝谓此辈不退学者诚为认识国事力求新学之学生。”㉞ 他们形成了一支富有活力的政治力量, 在二十世纪初的人民斗争中发挥了作用。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朝统治集团逃往西安。唐才常领导的维新派武装“自立军”准备起兵, 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等二十余人被杀。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弃市后又一大惨案。“求是同学于庚子(1900年)暑假后回院, 彼此相见, 论及时事, 孰不愤慨。”学生“蒋百里(方震)有吊唐才常诗”,引起了一场风波。在林启、陈仲恕的保护下, 蒋被送到日本留学。㉟
  该院学生痛恨清统治的腐败, 组织励志社。该社工作分对内、对外两种。对内工作有:
  一、举办书报阅览室和读书会。
  二、举办演讲会, 向低年级同学讲演新学, 灌输新知识。此外还有“文课竟作”,由高年级同学评阅。㊱ 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政治内容。如1901年夏, 曾发生了轰动杭城的“罪辫文”案。㊲
  励志社的对外工作有:
  一、响应白话报运动。《杭州白话报》1901年创刊, 以宣传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 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求是书院孙翼中、汪曼锋等曾主持、参加该报的编辑、撰稿工作。㊳ 同学们还集资订阅该报, 分送附近茶房酒肆, 并进行讲解。㊴
  二、改革私塾。1902年春, 杭州淳佑桥石板巷一姓蔡的私塾教师响应新思想,求是书院学生与其立约,改名新民民塾。求是学生汪嵚(字曼锋)编写课本,取代《百家姓》、《千字文》等旧课本。他还当了该校的管理人。新民民塾教师的薪金,一部分由求是学生集资供给。它是杭州改革私塾的创始。㊵
  三、创办“两浙公学”。《浙江潮》第八期《浙江省会学校一览表》中“两浙公学”一栏, 详细刊载了该校的有关情况。“两浙公学”可称为杭州第二所高等学堂。创办者之一“励志社”,就是求是书院的学生组织。同时该校的课程、体制都仿照求是书院。该校的学级定为“高等普通学”。“两浙公学”的意义在于:这所高等学校由学生创办管理, 办事人员、教习也以学生为主。更可贵的是它实行无报酬的义务教育, 反映了学生们改革旧教育的创造性和献身精神。虽然该校存在时间不长, 但在我省, 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是不可多得的。㊶ 这些活动表明:求是书院孕育着民主革命的思想, 该校学生是一支传播资产阶级新文化的生力军。
  清政府1903年公布的“癸卯学制”中, 规定了《各学堂管理通则》,其中订立了“学堂禁令”。主要有:不准干预政治;不准妄发议论和著书立说在报刊上发表;不准私充报馆主笔和访员;不准结党集会演说等。㊷ 用专制压迫对付学生的革命运动。求是学生的进步活动, 大胆冲破了当局的重重禁令。同时,还与校方的守旧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01年10月出任该院总理的劳乃宣, 是典型的封建统治的卫道士。㊸ 他任用亲信戴劼哉等为稽查, 用封建家长制方法治校。1903年3月16日,戴某假借一学生失窃,要挟劳乃宣,斥退了六名学生,行打击进步学生之实。师生忿忿不平,向劳乃宣申述。劳则以“尔等合则留,不合则去”相威胁。学生们不屈服, 相继签名退学者达八十余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表现了学生们誓与封建势力斗争到底的反抗精神。㊹ 他们把反封建、争民主看得高于一切。当时类似的反封退学事件还发生在:上海南洋公学、浔溪公学、南京陆师学堂、杭州蕙兰书院、毓元学堂。 ㊺ 酿成了前所未有的退学大风潮。浙江高等学堂退学事件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重视,也使该院元气大伤。“两浙公学” 的建立与此有关。劳乃宣不得不于当年夏季辞职。但封建势力并未退出此阵地。这年“秋招考新例颇苛,遇有稍涉时论,字过五百, 皆不录。”㊻ 封建势力的控制, 并未使该院学生的进步活动默尔而息。如1907年, 他们以倡导者、先锋队的姿态投入了声势浩大的“浙路拒款运动。”
  1898年盛宣怀曾与英公司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但英方一直未履行。1905年浙江绅商创铁路公司,呈请筹办铁路。清帝准之,并废草约。但英方拒不接受,多次提出勘测苏杭甬铁路的无理要求,激起江浙人民的强烈义愤。清政府为缓和矛盾, 采取路由中国造、款向英方借的办法。1907年决定向英借款一百五十万镑。实质是以路作押、路权为英方掌握。这一借款激起了江浙人民的强烈反对。当年,“浙江国民拒款会”成立,用集股筹款的方法拒外款。㊼ 省内知识界走在斗争的前列。浙江高等学堂首先行动起来, 成立拒款会, 踊跃认股。他们发布了《浙江高等学堂致各校公启》, 邀请全市各校派代表于11月6日到高等学堂开会。会上成立了“浙省学校联合拒款会”,目的“在联络全省的学校,力拒外款。”拒款会就设在高等学堂内。接着, 他们致电全省各校, 请组织支会、积极认股、并派代表到杭开会。得到了全省各校的热烈响应。省内学界出现了认股高潮。他们还致函商务总会, 促进工商界爱国人士认股。㊽ 学生们上街下乡, 广泛宣传拒款意义, 使拒款运动在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高等学堂在反帝拒款运动中起了宣传、组织、领导作用。这表明:求是进步师生在反帝反封斗争中成长起来。他们的社会活动, 已从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发展到走向社会, 发动、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辛亥革命前, 该校进步师生己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活跃在我省政治舞台上。孙中山先生成为学生们最崇拜的“革命的伟人” , 是他们心目中“效法” 的榜样。㊾ 显示了他们奋发向上、勇于革命的精神面貌。
  《辛丑条约》后, 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斗争锋芒直指卖国的清政府, 形成了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大风暴。在人民革命斗争中, 那些戊戌变法中风云一时, 幻想依靠皇帝自上而下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衰颓没落了, 他们对下层群众的运动表现了明显的阶级敌意。孙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康、梁等改良派分野。求是书院进步学生反对清朝统治, 走向社会宣传群众、改革封建教育、反帝反封的活动, 表明他们站在斗争的前列, 实现了由维新到革命的转化。以后, 不少学生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带向社会, 涌现了一批革命志士。如1907年参加徐锡麟安庆起义被捕、历尽酷刑、不屈牺牲的马宗汉烈士;辛亥革命杭城光复前、任浙江军政府总司令的周承菼、参谋李斐然;辛亥革命光复南京战斗中、任江浙联军总司令部首席顾问的史久光,辛亥革命胜利后第二任浙江都督蒋尊簋,都是求是书院的学生。㊿ 该校学生、后任浙江大学校长的邵裴子说:“求是书院成立不过三年, 而校内革命思想已属蓬勃且几乎普遍”,“为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之一”。(51)

㉜同注③,第10页。
㉝孙茀仪:《浙江教育史略》,1931年浙江教育厅出版。
《戊戌履霜录》卷四,《戊戌变法》一,第402页。
㉞同注⑪, 第11页。
㉟钱均夫:《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文案’始末记略》, 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58页。
㊱同注⑪,第12页。
㊲同注㉟。
蒋絧裳: 《浙江高等学堂年谱》油印本, 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蒋百里先生传》, 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27册,第10页。
㊳《中国近代史辞典》第430页。
《浙江潮》第4期, 第4页。
陶成章:《浙案纪略》上,第一章第一节。
㊴同注⑪,第12页。
㊵蒋絧裳:《浙江高等学堂年谱》。
《浙江省会学校一览表》, 载《浙江潮》第8期, 第168页。
汪嵚,字曼锋,见《杭州求是书院同学会同学录》。
㊶同113注②,第34页。
㊷引自沈灌群:《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第148页。
㊸《清史稿》第42册,第12823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㊹《浙江大学堂》、《浙江大学堂学生退学始末记》,载《浙江潮》第3期,第109-112页。
学生人数见《杭州府志》卷17,学校4,第3页。
㊺章开沅等著:《辛亥革命》上册,第394-396页。
㊻《浙江大学堂之近状》, 载《浙江潮》第8期,第118页。
㊼《苏杭甬路案的起因和交涉》,《拒借外债筑路》,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252、273页。
㊽《浙路拒款始末记》,传闻五,会告第3页,议章二,邮函第5页。
㊾1935年《旅沪浙江高等学校同学会会刊》第22页。
㊿同㊾, 第40页。
《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60、75页。
(51)邵裴子:《校史讲述》,载1947年《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第13页。

(三)
  求是书院培养了我省第一批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由于师资设备不足, 该院资送一些高才生出国留学。1898年5至6月间, 资送何燏时、陈榥、陆世芬、钱承志赴日。他们进了日本第一所专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日文及各学科的日华学堂。该校创办于1898年6月, 求是书院何燏时等四人是该校接受的首批学生。(52) 可见, 浙江是戊戌维新运动中选派留日生最早的省。留日是“百日维新”中文教改革的一项措施, 公布于1898年8月18日,“命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深造者, 派赴日本游学。” (54) 此后, 留日便作为一项国策。求是书院选派留日生,早于此项改革诏令。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浙江在教育方面的改革, 走在全国的前列。1901年, 该院派蒋尊簋、蒋方震、王嘉榘等十八人赴日留学。次年, 资送许寿裳、钱均夫、周承菼等赴日学习。
  当时留日生较多, 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三十年获到很大发展, 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 (55) 学习的目的各不相同。维新派想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 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实现资本主义。“ 百日维新” 的失败证明改良道路行不通。此后, 进步青年留学, 不仅为学知识, 更重要的是寻找救国真理。据不完全统计, 求是书院在日学习的十八位学生, 学习的专业包括文、武、工、商、法、医、师范等方面, 其中学军事的有六人, 占三分之一。这是当时推翻封建统治、进行国内革命所急需的知识(56)。在这股留学热潮中, 求是书院是我省派遣留日生最早、最多的学校, 并起了推动全省选派留学生的作用。① 据1903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统计,在派遣留日生的十八个省中, 浙江留学生数量名列全国第二。反映了人们寻求知识和救国真理的热情。(57)
  求是书院留日生在日本学习期间, 积极进行爱国民主宣传活动。1902年浙籍留日生在东京组织同乡会。次年出版了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浙江潮》。求是学生蒋方震(字百里)是该组织的倡导者和该刊物的第一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写明取名《浙江潮》的用意, “浙江潮, 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 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 以发其雄心, 以养其气魄。” (58) 当时各省留日生纷纷办刊物, 《浙江潮》是其中最为出色的刊物之一。该刊第五期起, 由许寿裳任主编, 许是鲁迅的密友。此后鲁迅成为该刊的积极撰稿者。《浙江潮》还在国内广为流传, 如送到长沙周南女校后, 经徐特立等先生宣传, “ 革命思想的浪潮即刻就泛滥起来, 冲动了整个学校。” 又如:光复会在浙江地区的革命武装, 有意识地将《浙江潮》的刊名嵌入“黄河源溯浙江潮”的诗句,作为光复军各级指挥人员的表记。(59) 可惜《浙江潮》仅出十期就被查封了。先后担任该刊主编的求是书院留日师生有:蒋尊簋、孙翼中、许寿裳、王嘉榘。(60) 他们都是该刊的骨干和核心。
  同时,这些人还促成了光复会的建立。1903年日俄战争前夕, 王嘉榘、蒋尊簋、许寿裳、沈祖緜(原求是书院教习)等十余“浙学会” 留日会员聚会,“认为战争势必延长, 这是中国革命的好机会。”决定成立秘密革命团体,“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 并邀集浙江在日志士陶成章、周树人等参加。他们决定派人回国, 在浙皖建立武装根据地。这直接促成了光复会的建立。该院留日师生蒋尊簋、蒋方震、孙翼中、许寿裳、王嘉榘都是光复会的会员。(61) 留学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份,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选择了革命道路, 在革命中起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1900年底在日创办的《译书汇编》,是我国留日生创办的最早的进步刊物。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主, 风行一时。在该社十四位社员名录中, 有二名求是书院首批留日生:
  陆世芬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生
  钱承志 帝国法科大学校学生。
  冯自由曾评论道:《译书汇编》“所译卢骚《民约论》、孟德诗鸠《万法精理》、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 厥功甚伟。” (62) 求是留日生陆世芬等又设教科书译辑社。他在该社第一部出版物《物理易解》的版权保护书上写道:“窃生等在日本东京汇合同志, 设教科书译辑社, 编译东西教科新书, 备各省学堂采用。”(63) 该社是《译书汇编》社的分社, 前者以译大学教材为主, 后者专译中学教科书。可见, 求是留日生在学习期间, 仍以向国内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为己任。
  该院学生留日回国后, 积极投身国内教育事业和革命斗争。如许寿裳曾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蒋尊簋曾任浙江新军第二标标统, 并在杭州开办弁目学堂, 训练部队初级干部。1907年我省实行第一次征兵,“全省因为听说武备、第二标弁目学堂和蒋伯器的关系, 应征的人蜂拥而至”(注:蒋尊簋字伯器)。蒋还帮助成立了陆军小学和炮工学堂, 并派武备、弁日学堂出身的优秀分子任干部。“ 这两所学堂对于后来浙江陆军特种兵的发展和辛亥革命都起着直接的重大作用。” (64)

(52)蒋絧裳:《浙江高等学堂年谱》。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23-26页,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
(53)《戊戌变法》4,第566页。
(54)同注①。
(55)《浙江留日学生名册》、《癸卯三月至甲辰十月浙江留日学生调查录》、《癸卯九月至甲辰三月浙江留日学生调查录》,载《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0、54、68页。1942年《国立浙江大学毕业同学会第一次会员通讯录》。
李炳章(斐然),据《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王嘉榘(淮忱),据《辛亥革命回忆录》卷4,第131页。
《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载《浙江潮》第3期, 附录第11页。
施雨若(霖),后改学医,据《鲁迅年谱》一,第1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6)《分校分府现在人数统计表》, 载《浙江潮》第3期, 附录第12页。
注:人数除去“预备入校及卒业后留东者” 。
(57)《癸卯三月至甲辰十月浙江留日学生调查录》所附《分校分省人数统计表》,续表四,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67页。
(58)《浙江潮发刊词》见《浙江潮》第1卷, 第1页。
(59)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224、227页。
(60)同上书。注: 王嘉祎的祎字系集字之误, 见《浙江潮》第3期,第11页。
(61)沈瓞民:《记光复会二、三事》,载《辛亥革命回亿录》4,第131、132、139页。
(62)转引自〔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17-221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8月版。
(63)同注(62),第222页。
(64)葛敬恩: 《辛亥革命在浙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4,第94、95页。

(四)
  中国近代有三种不同性质的教育: 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 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教育和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世纪初, 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地形成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在此阶段, 资产阶级新教育与封建旧教育的斗争焦点表现在“ 学校与科举之争, 新学与旧学之争, 西学与中学之争”(65) 上。求是书院标志着我省近代新型高等教育的产生, 是省内学习和传播资产阶级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的一面旗帜。在我省近代书院、新型学堂中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全国, 它是最早的文理综合性普通高等学佼之一, 开创了我国近代教育的新体例。在戊戌维新运动中, 它是全国选派留日生最早的学校。求是书院是我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耍阵地, 有“ 东南革命策源地” 之称。(66) 该院培养了我省首批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知识人才如著名新闻学家邵飘萍、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何燮侯、蒋梦麟等。(67) 一代人才志士不断从这里涌现。求是书院这段历史, 反映了近代爱国川识分子所走的道路: 以维新救国, 学西学为起点。二十世纪初清政府的卖国及时代洪流, 把进步学生、留学生推上了革命道路, 实现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化。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方式为: 改革旧教育、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 留学日本、创办刊物、宣传革命、组织会党; 留日学军事、回国办学、训练新军、成为草命的发难者。进步知识分子始终是首先觉悟的社会力量, 为民族资产阶级倡导革命, “ 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 知识、纲领、领导、组织。”(68) 为辛亥革命做了大量的思想、组织、武装上的准备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民主革命向前发展。
  求是书院名称仅存四年。该校于1914年起停办六年。1928年改称浙江大学。这时已有文理、工、劳农三个学院, 十八个学科。(69) 1946年以后, 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 二十七个系, 五个研究所。不久又拥有三十一个系, 十个研究听。从一所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著名大学。四十年代, 曾被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① 它是现今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的共同母校。它的“求是”学风一直延续下来, 为师生们珍视、传诵并发扬。
  回忆这段历史, 可看到教育对人生、社会、政治的影响,以及教育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引进、及其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文教的范畴。由此掀起的教育改革、思想解放运动, 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和深度。震撼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中国人民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 应上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其次, 它导致了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崛起, 并成为一支不可遏制的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无论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以它的成员为领导核心。在这些青年学生中, 后来涌现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中的佼佼者。因此, 在革命胜利前, 为壮大力量争取胜利, 批判“教育救国” 等幻想是需要的。但在革命胜利后, 不应否定以往办教育的努力。应当看到: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活动, 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 客观上都为革命的胜利积累着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段历程还表明: 近代爱国主义是与反西方入侵的救亡实践同步发展的。而救亡图存的实践又和向西方学习扭结在一起。近代爱国主义与向西方学习之间是不可分割、相反相成的。向西方学习, 应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一切有益的文化。摒弃资本主义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近代世界和中国历史都表明, 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
  回顾这段历史, 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发展教育与振兴中华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说明党的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提高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 建设社会主精神文明这一战略方针, 有着深远的意义。

  作者附记: 今年是求是书院创建九十周年, 特撰写此文以表纪念。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到毛安康、倪士毅、毛正棠先生的指导并承提供原始资料, 谨在此表示感谢!

(6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66)蒋絧裳:《浙江高等学堂年谱》。
(67)《林启与浙江近代教有》,载《学习与思考》1984年3月号。
(68)列宁:《作保皇派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是作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袖? 》,见《列宁全集》第9卷,200页。
(69)《国立浙江大学沿革表》, 载1947年《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
(70)《怀念竺可祯校长》,引自《浙江北美校友会通讯》第9期,1986年6月。
张其昀:《本校二十周年成立纪念》,载1946年4月1日《国立浙江大学成立廿周年、 求是书院创立五十周年纪念日校庆特刊》。

国难中诞生的求是书院 ——浙江大学溯源(1897-1927)

国难中诞生的求是书院 ——浙江大学溯源(1897-1927)
◎朱之平 张淑锵 金灿灿
2011年第1期 《浙江档案》

  在浙江大学馆藏档案中有一批关于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老旧照片。这些照片虽然经历的年代久远,但是却 蕴藏着一种十分宝贵的民族精神,是浙江大学百十余年历史 文化的宝贵财富。
  求是书院的创办,是满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遭受惨败、 维新思潮进而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1896年,调任 杭州知府的林启认为,杭州已有的书院“只空谈义理,溺志 词章”,不能适应革新与建设的需要;主张振兴实学,创办 新学,培养人才。当时的浙江巡抚廖寿丰十分支持林启的主 张,共同决定就寺兴学,开办新式学堂。经清廷批准,以林 启为总办(即校长)的求是书院,于1897年5月21日正式开 学,以蒲场巷(现杭州大学路)普慈寺为院址。
  求是书院成立以后,由于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清 末新政的陆续推进,几经更名,先后改称“求是大学堂” (1901)、“浙江大学堂”(1902)、“浙江高等学堂” (1904);辛亥革命后,又改称“浙江高等学校”。我们以 “求是书院时期”概称这一阶段的浙江大学历史。 求是书院是为培养新式人才而建立,林启在为廖寿丰 草拟的《奏为浙江省城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恭折》中明确 阐明:“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 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 就是说,要培养一批经受西 学熏陶、可资“图治”之用的新式人才。因此,“育才、图 治”也是求是书院的办学宗旨所在。
  良好的生源是造就合格的人才的基础。求是书院对招 收学生提出了比较严格要求。根据《求是书院章程》第四 款规定,考生必须“行诣笃实”、“文理通畅”、“资质敏 悟”、“精神充足” 。特别强调“行诣笃实”,认为“讲 求实学,要必先正其志趣”,然后才能“精其术业”。由于 生源质量较好,求是书院时期培养了何燏时、蒋尊簋、蒋百 里、许寿裳、钱家治、汤兆丰、李垕身、赵乃传、朱其辉、 陈仪、邵元冲、蒋梦麟、许祖谦、堵福诜、黄学龙、张行 简、程万里、邹铨、何敬煌、徐永祚、徐守桢、杨景桢、朱 起蜇、祝文白、冯贻箴、潘渊、马公愚、陈仲陶、蒋絧裳、 赵廷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为近现代中国学术进步与社会变 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求是书院办学的一大特色就效仿西方教育制度,实行 “中西结合”。求是书院专门制定了《求是书院章程》, 从管理、课程、教学、经费、设备等各个方面作出规范办学 的规定。在课程设置上,开设国文课程同时,大量设置了数 学、物理、化学、史地、英语、日语、博物、音乐、体操等 西学课程,为学生“务求实学”打下良好基础。在教学安排 上,以西学讲授为主,坚持每天上五节课。在师资建设上, 延聘外籍教师教授西学课题,聘请美国人王令赓(时为育英 书院校长,后为之江大学校长)为总教席,统管书院的教学 事务。中西结合的办学特色,使求是书院学生很快接受了新 思想,开阔了新视野。
  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在《杭州府林太守启招考求是学 生示》的通告中,明确规定考生“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 并规定在校学生于“朔课考试化算诸学,望课考试经史策 论”——即每月月初考算学、化学等“西学”,每月月中考 经史策论等“中学”。 以考试“西学”、策论来取代因循的 “词章帖括”,破除了科举制度的陋规。这是对当时考试制 度的重大突破。
  选送高材生出国深造。1898年9月,求是书院即选送了何 燏时、陈榥、陆世芬、钱承志等4人赴日留学,此“为各省 派往日本游学之首倡” 。此后,又多次选派优秀学生留日学 习。据1903年《清国留学会馆第三次报告》统计,浙江留日 学生总数达154名,人数之多,居全国各省第二位,而其中不 少都是求是书院学生。
  培养“惟求其是、不计利害”的求是学风。求是书院 时期的师生课堂上传播各种中西文化知识及新思想,课余 则组织“读书会”,开辟“书报阅览室”,努力解国内外时 事形势和社会现状,致力于学以致用。国文教习孙翼中还曾 担任《杭州白话报》主笔,以论说、中外见闻、杂文、译文 等各种形式批评陋俗、提倡妇女解放等,深受欢迎。学生还 积极响应《杭州白话报》运动,自行集资定购该报,并分送 到书院附近的茶馆、酒楼,供市民阅读;还定期轮流讲解白 话报。1907年,浙江高等学堂学生还积极参加“护路拒款运 动”,抵制晚清政府拟借英国贷款修长苏杭铁路,维护主权。
  求是书院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几所最早的新式高等 学堂之一。她以“育才图治”为鹄的,以培养“新式人才” 为希冀,不仅发源了浙大百年求是文化传统,而且是浙江近 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开端,书写了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一 页。1927年,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命令,在求是书院旧址的 基础上,改组当时的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 专门学校,成立第三中山大学,这是浙江省的第一所也是惟 一的一所国立大学。浙江大学的发展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档案馆)

求是书院总办林启照片
创办求是书院奏折

杭州《白话报》图照

求是书院章程

浙江高等学堂学生参加“护路拒款运动”

求是书院体操课毕图

求是书院界碑

参考文献:
[1]王玉芝.罗卫东主编:《图说浙大——浙江大 学校史通识读本》,浙大出版社,2010年
[2]吴庆坻等纂:《杭州府志》,杭州图书馆馆藏 铅印本,民国15年(1926年)
[3]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浙江大学简史》第 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
[4]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 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5]《经世报》,1897年第2期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12年5期第145~154页
【作者简介】何方昱(1975- ),女,陕西省汉中市人,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上海 200235)。
【内容提要】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晚清以降,尤自甲午一役之后,西式新学堂蓬勃兴起。随着分科教育的实行,这种西方知识分类系统,通过制度化的形式重构了中国传统知识结构,进而推动近代学术体系发生变革。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分类代替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教育领域则突出表现在大学的系科设置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整理国故运动以后,现代中国史学的学科独立意识益形确立”①,地理学亦具有“独立之系统,整齐之组织,集中之精神”②,因此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开设置。浙大史地学系在现代学科体制初步建立的大环境下“逆流”而行,绝非一时冲动之举,它既是竺可桢、张其昀秉持“史地合一”理念及通才教育观的结果,又是竺、张二人成功地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这一理念的必然产物。而竺、张二人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相继离开浙江大学,也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③

  一、南高渊源与竺张合力
  晚清以降,中国新学堂和新式大学的办学模式深受日本影响,高等师范与大学分而设置,前者为专门性学校,后者为大学。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先后设有文史地部与数理化部两部正科,及体育、工艺、英文、农业、商业、教育等六科专修科。1919年,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理化部改为数学理化部,目的在于使历史、地理与国文同等,数学与物理、化学并重。南高校长郭秉文依照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主张,力图打通基础与应用的学科限制。④1920年1月,郭秉文将南高的两部合建成文理科,下设八个系,其中包括历史学系与地学系。南高的科系设置实际上已突破了师范的界限,具备了综合大学的雏形,为创设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成立。东南大学创立于南高基础之上,延续了南高的“正科”及“专修科”的系科模式。1923年7月,南高并入东大,学科建设十分齐全。张其昀将郭秉文的办学特色总结为“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⑤
  20世纪20年代的南高—东大,在郭秉文、刘伯明、柳诒徵等人经营下,已成为东南中国的学术中心。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竺可桢被誉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奠定其宗师地位的,正是20年代他在南高及东大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活动。⑥竺可桢加盟南高文史地部后,南高遂“成为中国另一个地理学重镇”⑦。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一改传统意义上的“舆地”学科专业狭窄之不足,并培养众多“以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的地学家。⑧竺可桢重视自然与人文的融会贯通,1922年,他撰文建议普通中学应该开设混合地理科目,应“以自然与人文之关心为中心,否则无灵魂”⑨。对于地理学的学科界定与发展趋势,竺可桢亦有独到见识。他看重欧美地学家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的主张,认为“易于联络贯通,而地学乃能得美满之发达”,并举美国克拉克大学所设置的地理研究院,自然地理与人生地理熔于一炉,“无此疆彼界之分,实开地学界发展之一新纪元”。⑩
  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史地合一”观念。“地理学寓于史学”当属中国传统史观。从《汉书》创设地理志开始,中国地理学渐趋发展,后衍生为方志之学,内容繁杂,不过直至清代,地理学依附于史学这一格局并未改变。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国势日衰,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虎视眈眈,边疆史地学就此兴盛。不过,边疆史地学之所以引发学者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在于边疆地理学已非仅指地理学本身,其内容包含民族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以及政治交通等诸多问题,百年以来不仅“中国学者极端重视之”,“世界各国如俄日英法等学者,亦都重视之”,不仅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亦重视之。⑪究其根源,正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正被一步步逼入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系统。这个世界系统从15世纪开始萌芽,17、18世纪茁壮成长,到19、20世纪发展至顶峰。在资金、市场、殖民扩张三者交叉作用之下,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从欧洲扩展至全世界。⑫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强国挑衅,中国屡战屡败。竺可桢与刘伯明、柳诒徵等南高同侪敏锐地观察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积贫积弱的危险性,令时间与空间超越了其本身的意涵。对他们而言,时间特指20世纪,西方列强主宰着由民族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空间则指不断遭遇挑战与侵犯的中国领土边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的政治体制与领土主权所面临的危机日益加剧时,能够准确涵盖时空合一观念的复合名词“史地”与“历史地理”便获得广泛传播。⑬“史地”概念强调,在理解人类世界的复杂性时,既要考虑时间性,又要考虑空间性。时空合一观念与民族主义的结合,颇受南高学人的欢迎,他们主张科学与人文并行不悖,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史地合一的教育观,竺可桢、柳诒徵、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张其昀就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⑭
  张其昀(1901-1985),浙江宁波人。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其晚年自述中,言及南高的刘伯明与柳诒徵对自己影响最大,被张视为恩师。刘伯明时任南高训育主任及文史部主任,他对于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批评态度及民族主义立场,给青年时代的张其昀留下深刻印象。⑮身为史学家的柳诒徵则指示学生应多读地理,研习科学,并以追从二顾之学(顾炎武、顾祖禹)相勖勉。柳诒徵教授的方志学、图谱学与史料学令张其昀受益终身。1921年,南高扩充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学习。毕业后,他“努力于地理教科书的编撰,翻译世界地学名著,以及作地理考察等,受其老师竺教授的影响也深”⑯。
  毋庸置疑,三位大师的学术主张与教学方法对于张其昀日后史地兼修的治学路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南高—东大时期他从事的学术活动则为其史地合一观念奠定了学理基础。1919年10月,张其昀入南高读书之时,其所处的史地部与其他科系联合组成史地研究会;两年之后,“史地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史地学报》创刊,基本成员为南高文史地科学生,教授则担任指导员。柳诒徵、徐则陵和竺可桢三人就曾担任史地学会的指导老师。张其昀作为史地研究会的创始会员,对学会及《史地学报》所起的影响均不可低估。就致力于史学、关心时事,穿梭于古今中西之间的几个范畴而言,张其昀可说正代表了史地研究会的基本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史地学报派的一个缩影。⑰这一时期张对西方历史地理学发生浓厚兴趣,曾对近代欧洲地理学做了分门别类的简介,并将法国著名学者白吕纳(Jean Brunhes,1869-1930)与克米尔合著的《历史地理学》一书主要内容译成中文。⑱这是中国学界首次将西方近代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及其主要内容介绍到中国,在日后的史地研究与办学上张其昀都深受白吕纳思想的影响。⑲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
  竺可桢与张其昀学理思想的一致,加之深厚的师生情谊,为他们聚首浙大、联合创建史地学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竺可桢接下来执掌浙江大学更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教育理念提供了契机。1936年3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3月10日,竺可桢致函张其昀:“晓峰同学足下:前星期六得晤谈甚快……桢如赴浙,第一问题即在罗致人才,深望足下于下年度能赴杭讲学,如不能久,一年半载亦行。”⑳竺在这天的日记中亦言:“为浙大事复晓峰及叔谅函,告以已与布雷接洽,允赴浙大半年,在此半年期内物色继任人物,并邀晓峰赴浙讲学。浙大无地理教授与无历史教授,故对于史地非增人不可。”(21)竺可桢正式接手浙大后,更是倍感师资之重要。5月2日,竺可桢又特意致函张其昀:“桢初抵浙校百端待举、头绪纷繁,下学年聘请教员事尚未能详加探讨,迪生先生处已托由刚复先生在沪电邀,史地方面深望足下与赞虞均能惠盼肯来。”(22)
  竺可桢一方面积极地敦促张其昀等人来浙大助力,另一方面他也加紧敦促校方通过设立史地系的提案。5月9日下午四时,浙大召开第一届校务会议,竺可桢在会上提出四点办学方针,首要一点即为:“本大学过去由专校合并而成,今后当顾名思义,各方平均发展,使学生既得基本训练,又能各具专长,俾成全才。”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会上通过文理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案、增设史地学系案、各院一年级不分系案等三项议案。(23)其中,增设史地学系案更是未经讨论就获通过。(24)随后,竺可桢再次致信张其昀通告此消息。尽管此时的张其昀已有出国进修的打算,然于情于理,他都不得不重新思量竺可桢的邀请。5月17日,张其昀致函陈训慈云:“竺师前日有一手谕,知浙大已通过成立国文、史地二系,史地系嘱赞兄与弟任之。弟本思自费赴英读书一年,现遵师嘱,延期至明秋。”(25)张其昀放弃出国留学的计划,追随竺可桢加入浙江大学,随之成为史地学系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推手。
  张其昀等一批南高—东大学生的加盟,为史地学系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师资力量,也为教育部的核准打下了基础。5月27日,竺可桢前往教育部会晤部长王世杰,谈及浙大经费及设立史地、国文二系事。王世杰主张史地系最好能改为历史或地理,免得以后再改,竺可桢则坚持认为“二者得并存”(26)。据1933年编纂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中山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地理学系属理工学院;四川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无地理学系;北京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地质学系属理学院。(27)与浙大史地学系颇具渊源的中央大学,变化更剧。1928年8月,原属社会科学院的史地学系改名史学系,并入文学院,其地理学程则并入理学院之地学系,不久地学系又分为地理学系与地质学系。(28)实际上,自1925年柳诒徵因易长风潮离开东大后,柳氏弟子中除了陈训慈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外,只有缪凤林一人长期在中大任教。此后,中大史学系教授大都是不具本校背景的新人。30年代,雷海宗、朱希祖先后担任中大史学系主任,尤其是在朱主政时期,他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在中央大学得以贯彻。(29)由此可见,在现代学科体制的规训下,30年代的历史学与地理学均已具备独立的学科意识,分科设置成为主流。在这种状况下,竺可桢秉持的通才教育观予史地合一观念以有力的支撑。
  浙大增设中国文学系与史地学系的议案呈报教育部之后,不久就接到部令,准许浙大“增设史地学系,所需经费即由该校就原有经费撙节开支;至增设中国文学系,应暂从缓议,俟师资较为充实后,再行呈候核办”(30)。正是在竺可桢的直接影响和张其昀积极筹备之下(31),史地系才很快得到教育部的批准。1936年5月,浙大史地学系宣告成立,张其昀任系主任。

  二、史地合一与通才教育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设源自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柳诒徵、竺可桢等人主张的通才教育观以及张其昀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史地教育,南高—东大功不可没。不过,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被视为由“东南学阀”把持的“反动学府”,遭到改组改制,此后中央大学遭遇多次学潮及易长风波,并经历了一个长期渐进的“中央化”过程。(32)相较而言,竺执掌下的浙大相对稳定,竺、张的通才教育观得以具体实施。张其昀坦言:“(时空)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综合是我们的目的,分工是我们的方法。”(33)
  史地学系成为贯彻竺、张史地合一思想的重要平台。起初,史地学系隶属于文理学院,不久文理学院分置,史地学系隶属于文学院。20世纪20年代,竺可桢在南高—东大时期曾建议将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合二为一,归并至理学院地学系,显示出他对地理学这门学科自然科学属性的认同,这与竺可桢的科学家身份相符。不过,在竺的思想世界中,“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才是他追求的目标。1936年竺执掌浙大之后,任命张其昀为史地学系主任,张的研究领域更倾向于人文地理学及历史学,因此,将史地学系置于文学院当属正常。1938年8月,浙大师范学院成立,史地系亦为六系之一,“文师二院之史地学系实相需相依,其行政与师资设备现仍合一”。(34)1939年7月,在教育部授意下,浙大设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是全校最早设立研究所的科系之一。8月4日,教育部第二○二四八号训令委托史地系设立史地教育研究室。(35)至此,浙大史地系实际包含有四个单位,即文学院的史地系、师范学院的史地系、史地学部和史地教育研究室。1946年,教育部公布改进师范学院办法,“规定国立大学师范学院内分设教育、体育两系,原设国文、史地、数学、理化、博物各系,均归并文理学院施教,以免重复”(36)。浙大师范学院史地系于1947年并入文学院史地系,同时,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改为史地研究所。
  在课程设置上,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学习由教育部规定的共同必修课,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或史学或地学,进一步加以研习。通过1939学年第一学期的课程表,可以管窥史地学系二、三、四年级学生要修习的主要课程。此外,在一年级时,除了共同必修的几门课:三民主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哲学概论、理则学等,还有自然科学,包括地学通论、普通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或普通理化五门中任选一种;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或人文地理中任选一种。通过这样一个大概的课程罗列,即可知史地学系培养学生的主要学程。从所列的课表中可看出,中国近世史、西洋近世史、历史地理及本国地理总论均为史地两组学生的必修课,其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得以贯彻,而张其昀本人更担任后两门课的教师。
  浙大史地学系除了承担教学工作外,还担负着出版刊物、建立研究室、组织学会等多项职责,通过学术研究扩大史地合一思想之影响。1937年5月,《史地杂志》(双月刊)出版,专载史地学系教师在历史地理方面的著述,在杭州时曾出版第一卷一、二两期。后因抗战军兴,浙大数度迁移,印刷困难,以至停顿。又曾于1940年9月复刊,继续出版第一卷三、四期,第二卷一、二期,共计出版两卷六期。1941年8月,《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号出版。此刊物虽然有其创立渊源与人脉网络,不过浙大史地学系仍是一个重要基地。《思想与时代》上刊登了不少史学与地学方面的著述,多为浙大史地学系同人所作。1939年9月成立的史地教育研究室,经费由教育部一次性拨发两年半共三万元。这笔款项作为史地专款,由保管委员会负责管理,按月支领。史地教育研究室由张其昀兼任主任,任美锷兼副主任,均不支薪。另聘李絜非为专任副研究员。其余研究员则特约浙大及校外专门学者担任,亦不支薪。研究室主要从事六类编辑工作,以教材、丛刊与挂图三类为主,出版了多种著作。(37)
  除了主要由史地学系老师参加的出版及学术活动外,学生的活动则以史地学会为主,借助教与学的互动深化史地合一的理念。1938年4月,史地学会成立于江西泰和,这是一个全系的学生组织,本系教师为特别会员。总会设在遵义,另在湄潭、永兴、龙泉都设有分会。史地学会就此成为全系经常性的组织,活动非常丰富。学会在教师指导下,由同学们分工负责进行各项活动,如举办专题学术讲座、师生联谊会、郊游活动等。1939年1月,史地学会召开全体大会,共到新旧会员30多人,史地系教授助教全体参加,还特邀新聘日文讲师梁嘉彬到会。大会先由干事王德昌同学报告会务,并对新会员表示欢迎。系主任张其昀发表演说,并报告系务。此后由史地系各教授黄秉维、费巩、叶良辅、顾谷宜、陈训慈等先后致辞,“虽语多简短,而或讲外国文工具之重要,或指示研究之方针,咸关切要,闻者感奋”。最后“讨论划定新会章,改选干事,并有各种余兴,颇尽欢洽,至六时许散会”(38)。由此可见史地学会的主干为学生,教师多担指导教育之责,学会气氛融洽,师生之间关系和谐。
  同时,史地师生还定期举办读书会,进一步拓展教育活动。1937年3月,史地学系规模初定之后,就开始举行读书会,由本系教授学生全体参加,推定教授一人或两人轮流担任讲述,每月举行两次。史地学会成立后,其后读书会便以史地学会名义举行,除教授演讲外,还有学生报告读书心得,二者相间举行,“内容除学理研究外,对于时事问题之讨论亦甚注意”。(39)1945年7月,在“七七”抗战八周年纪念日时,史地学会特意举行图史展览会,“计陈列凡有关东北朝鲜之各种挂图影片一百余幅,及史地图书什志七十余册。校内外人士之前来参观者,至为踊跃”(40)。展览之外,壁报也成为史地学会开展活动的重要载体。据郑士俊回忆:“在遵义、湄潭、永兴场史地学会先后出版过《时与空》壁报。这个壁报名称是张其昀老师题取的,稿件由学会里同学们撰写,分别按‘时’与‘空’的概念,以各种形式与文体阐述各自的见解与心得体会,环绕上一节提到的中心思想进行论述与探讨,也是大家学习中的汇报与交流。由于是通过壁报方式发表的,在遵义时期中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41)倪士毅也回忆“史地系的学生,平时除了上课学习之外,课外活动也很活跃。系里有史地学会、读书会、同乡会等组织。史地学会还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时事座谈会,请系里教授来做演讲;定期出版《时与空》壁报,作为同学们写作的园地”(42)。这些回忆恰好印证了张其昀对于时空合一观念的重视程度。
  史地学系的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43)。史学组的教学目标是以国史为本位,兼重世界史的课程,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则地形、地质、气象诸学与人文地理并重,以充实学生做科学研究的基础。师范学院的史地学系从三年级起,采取分组原则,目的在于使史地两科之间的联系性更为密切,以造就健全的中学师资人才。正如张其昀所言,史地学系创建之后,努力实践着三个目标,第一,“造就对史学与地学有志深造之人才”;第二,“造就对中学史地教育富有实验兴趣之人才”;第三,“造就对于现代问题富有研究兴趣之人才”;史地分组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44)以此观之,史地学系要培养“专”与“通”兼顾之人才,这也正是竺可桢主校之理想。
  除本科教学外,遵照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45),史地系还积极地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培养。1939年7月,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张其昀任史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涂长望。史地学部初设时,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组就学科性质再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一人或两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一次。(46)1939年,史地学部录取研究生4人,每人每年生活费600元,1940年录取研究生6人,以后逐年增加,并扩充了气象学组与人文地理学组。1946年,依照教育部《大学研究所暂行规程》规定,史地学部改称为史地研究所,并增设人类学组。(47)
  史地学部在录取研究生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1945年8月,竺可桢主持召开研究院院务会议,对于本届研究生取录标准,提出三项决议案:“一、入学考试科目全考,平均成绩在五十分以上者。二、凡本校毕业学生,其四年平均成绩,必须在同系同级学生成绩名次中之上半段者。三、研究论文,必经主管系别认为合格者。以上三项,全须具备,不可缺一。”院务会议依照上述三项标准,考核计算,结果只录取本届研究新生宋晞、陈吉余等五人。(48)浙大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培养了数十名研究生,多数学生都在史学或地学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仅史地学系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就有两院院士六人:叶笃正、谢义炳、施雅风、毛汉礼、陈述彭、陈吉余;此外,还有多位享誉国际学界的著名史学家及地理学家。在现代学科体制专业化的背景下,一个看似传统的“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竟然造就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偶然之中蕴涵中一种必然。
  学问体系是一个系统网络,看似毫无关联的学科,实际上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现代学科体系愈来愈强调专业化程度,通识教育仍应该成为一种理想与目标。如陈述彭在地理学的专业课程方面,选修了涂长望的大气物理和天气预报、任美锷的经济地理、黄秉维的自然地理,以及张其昀、顾谷宜、叶良辅等老师的课程。此外,还选了一些历史学的课程,包括张荫麟的中国通史、陈乐素的宋史、顾谷宜的世界通史、王庸的地理学史及张其昀的“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这些史学课程令陈述彭眼界大开,激发了他对科学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他对史地学系“史地合一”的办学方针颇多认同。(49)

  三、权力重组与史地分离
  张其昀于1936年执掌浙大史地学系,正如宋晞所评价的:“由于四个单位均由张氏主持,经费比较充裕,教授人数亦较多,因此在教学方面,课程比较完备;研究方面,编印书刊,发表研究成果,亦颇可观。培植史学、地学人才不少。”(50)浙大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培养出大量专业人才,学术成绩斐然,成为彼时中国学界研究史地学科的“主要中心”(51)。尽管如此,它还是无法逃脱史地分离的“宿命”,在看似偶然的政治事件的背后,其实是权力重组带来的必然结果。
  早在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斟酌各方意见,重新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其中明确规定:“(一)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及其他各学系。(二)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心理学及其他各学系。”(52)这是教育部通过国家权力,将大学系科制度化及标准化的一项举措。不过即使如此,浙大史地学系并未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将史地学系分置,而是保持着史地合一的状态。当时全国公立大学中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合并设置的学校屈指可数。据1948年编纂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设置有历史学系或地理学系的公立大学共25所,只有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与暨南大学设置了史地合一的史地系,均隶属于文学院。其他各大学中,历史系一般隶属文学院,地理系则隶属理学院。(53)
  其中,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原设历史社会系,1930年历史、社会学系分置(54),1931年史地系成立,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55)暨南大学史地系延续时间较长,与校长何炳松秉持的史学教育思想密不可分,亦在史地教育领域多有贡献。(56)不过,就师资及培养史地人才而言,暨大史地系仍无法与浙大史地学系相抗衡。复旦大学史地系则开设于抗战时期,实际上以史学为主。程鸿于1943年秋考入复旦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据他回忆,“我投考复旦时,对史地系并无了解,1943年8月底入学后,才知道该系不论在师生人数上,还是在开设课程上,都以历史为主。新生到校,也没有分科分组,只是根据个人爱好,各自多选历史或地理课程……大概自1947年以后,再也没有以学地理为主的同学了。但史地系名称依旧,并且每学期都还开设一些地理课供同学们选读,还有叶粟如、陶绍渊、卢村禾等几位地理老师”(57)。1949年8月16日,复旦大学校委会召开会议,采纳史地系学生金冲及等人建议,决定改史地系为历史系;18日,经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高教处批准正式改名。(58)
  与两校相较,浙大史地系愈发显得特殊。一方面,史地学系采用史地合一的教学方式,使史学组和地学组的学生能从史地两个学科领域中学习综合的方法,有利于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另一方面,随着地理学方法科学化的不断深化,尤其是自然地理学的迅速发展,需要深厚的数理基础,将地学组隶属于史地学系,并设置于文学院的做法就引发一些不满。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杭,这种矛盾益显突出。作为系主任的张其昀在竺可桢的支持下,坚持史地合一的教育观,但系里教师或学生,尤其是地学组的师生,多持史地分家观点。时任史地系气象学副教授的么枕生就主张史地分家,他曾回忆当时的情况:“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该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虽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议激烈,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59)身为气象学副教授,么枕生认为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钻研气候学,气象学只是气候学的基础课。若在史地系发展气象学,则误入歧途,受到限制。么推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更倾向于史地分家,他还举出实例以证实这一揣测:
  1946年1月31日曾由束家鑫带我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余、王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60)
  么枕生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出发,认为专业化倾向是必然的。若科学工作者没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无法应付迅速发展的科学。他认为,人生短暂,科学发展又无止境,历史学与地理学实难兼顾。时为史地学系研究生的陈吉余对于史地分离也持赞同的观点,他在晚年的回忆中就提到:“学科分化,不断出现新的分支,前者重在宏观,后者重在微观。前者宜乎通才,后者宜乎专才,因此,时有分系的建议。”(61)
  尽管地学组的师生多有史地分离的论调,认可史地合一观念的师生亦不少见。陈述彭就读于史地学系地学组,除了地理学的专业课程外,还选修了多门文史课程。他认为,“史地系的优势是对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和同步,以及对人文和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的综合研究”(62)。陈述彭对于张其昀的教育理念颇多赞誉:“史地系毕业的学生,具备宽阔的社会适应能力,能够经受风风雨雨的考验,大都各自有所建树,是和先生文理兼收,史地并重,强调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和先生有教无类,博采众家之所长的教育方针分不开的。这是不争的历史和事实。”(63)
  应该说,1949年之前,史地合一派与史地分离派均有各自的势力,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博弈,但由于主政者竺可桢与张其昀都是坚定的史地合一派,因此史地分离更多还只是“暗议”而并未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史地学系在1945年之后仍能继续存在,与张其昀所获得的学术权力及资源密不可分。自40年代开始,张以其史地学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逐渐进入蒋的视野。1941年3月15日晚,蒋第一次约见张其昀,曾谓张“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64)。1946年初,张接替去世不久的梅光迪就任浙大文学院院长,故而能够继续维系史地学系。不过,战后政局动荡,学潮汹涌,张和国民党当局的密切关系也令其在浙大饱受争议。(65)
  1949年国共两党的政权更替最终导致了浙大史地学系的史地分离。是年4月底,竺可桢暂离杭州前往上海,离开之前明确告知夫人陈汲:“决不去台湾或广州”(66),表明他已决定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后,他再也没有重返浙大。张其昀则在40年代后期渐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1949年5月,张离沪赴台,旋即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此后位居国民党中枢要职,并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颇多建树。(67)竺可桢与张其昀离开浙大后,史地学系实际上已无人掌舵,史地合一观念的支持力量大大减弱,史地分离已成必然。1949年6月6日,浙大由杭州市军管会接管,并以刘潇然、孟宪承等人组成校务委员会,管理校务。8月,马寅初被委任为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委。此后,学校不断有所调整与增建。其中,文学院的史地系改属理学院,并改为地理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68)原为史地系教授的叶良辅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69)。据《1949年解放后浙江大学组织系统图》显示,隶属于文学院的历史系已停办,人类学系及人类学研究所仍隶属于文学院;地理系则隶属于理学院,同时办有地理研究所。(70)至此,存在了13年之久的浙大史地学系宣告终结。1952年初,为使浙大逐渐改造成为新型的工业大学,学校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文学院调出与前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理学院则并至复旦大学。(71)曾经辉煌一时的浙大史地学系就此消逝,只有地学系得到维持,学人自主的学科建设之路由于政治强力的介入戛然终止。

  四、学科合分与文化自觉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建是竺、张对20年代南高史地学派教育理念的承继与实践。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主权领土危机日益加剧,既注重时间性,又考虑空间性的“史地合一”观念因而获得了南高学人的高度认同。“史地合一”以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强调20世纪的世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依存,中国要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为自己寻找位置,就必须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时空合一下的世界。据此,竺、张二人坚持设立史地合一的史地学系,他们秉持民族主义观念,具有强烈的时代关怀,为史地合一奠定了思想根基。此外,不置可否的是,以竺、张为代表,生于1890-1900年代的这一学人群,其生长的环境仍是“传统的”,他们从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必将伴随其终生,影响或许是于无形中的,却也挥之不去。陈万雄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主力的考察中,认为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这一代人,“教育背景应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机会,他们是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集于一身的一代知识分子”(72)。而本文所讨论的学人则多出生于1890-1900年代,从他们身上亦可以看到上一代学人的影子。这一代学人尽管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的熏陶,但仍不能够脱离一种典型的中国人气质。或许,正是这种气质促使他们意欲在通才与专才之间、历史与地理之间寻找一种调适与沟通。
  浙大史地系的维系和发展更是以竺、张为代表的学者在面对西方现代分科体系的影响和冲击时,对中国学术的一种坚守和创新。民国时期,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历史学及地理学业已具备独立的学科意识。受其影响,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而设置于文学院与理学院,历史学属人文学科,地理学属自然科学,二者之间如隔鸿沟,难以逾越。浙大学人则勇于创新,正如张其昀所坦承:“创办之始以全国各大学之设有史学系或地学系者已属不少,颇望在杭州开辟一具有特点之新园地。”(73)应该承认,他们的确开辟了一个新园地。浙大史地学系与同时期的西南联大历史系与地质学系不同;亦与同属“南方学派”的中央大学历史系及地理学系迥异。(74)
  同时,必须承认,竺可桢与张其昀将史地学系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一定程度上也是默认史学与地学皆具独立的学科意识,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法论。他们坚持将史学与地学合并一系的理由,恐怕还是认为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有益于学生的学术成长,有助于培养通才。这种专才与通才并重的教育观正是竺可桢在民国时期大力提倡的。1946年7月,竺在南京参加教育部会议,在关于大学组织法的讨论中,他主张在第一条“大学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中,加入“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语,但未获通过。(75)可见他的观点在当时中国教育界中不占主流,学科化与专业化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浙大史地学系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大师的养成,更是中国学界有识者的一种文化自觉。
  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学术发展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知识领域具有权威的科学家或学者一旦成为学术机关的掌门人,也就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浙大史地学系的成立及“史地合一”观念的推行,关键就在于竺可桢以科学家身份执掌浙大,张其昀亦以史地学家身份掌控史地学系。他们拥有政治权力,进而成为学术研究和发展的资源垄断者,这为他们在系科设置、学术活动及人才培养等领域赋予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及施展空间。以此而论,民国时期国民党主张的党化教育并不成功。相较而言,1949年之后,政治权力的强行介入,打断了学人自主规划的学科建设之路,浙大史地学系就此成为绝唱。

注释:
  ①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315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②竺可桢:《中央大学地学系之前途》,载《地理杂志》,第1卷,第1期,第3页,1930。
  ③既存的有关浙大史地学系的研究,多强调张其昀在其中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而对竺可桢的作用,以及竺、张二人的合力关注不够,对史地学系的实践也未能予以深究,且对诸多资料文献的挖掘不够。相关研究参见:刘盛佳:《张其昀的地理思想和学术成就》,载《地理学报》,1993(7);韩光辉:《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载《中国科技史料》,1997(1);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载《浙江大学学报》,1998(9);张卓群整理:《浙江大学院系史上的一支奇葩: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1936-1949)》,载《浙江大学馆藏档案》,2009(4)。
  ④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第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⑤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见中央大学校友会编:《中央大学七十年》,第75页,1985。
  ⑥施雅风:《南高东大时期的竺可桢教授》,载《高教研究与探索》,1987(2)。
  ⑦彭明辉:《〈史地学报〉与历史地理学的兴起》,载《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1期,第2页,1994。
  ⑧竺可桢:《我国地学家之责任》,载《史地学报》,1921(1)。
  ⑨竺可桢:《普通中学应特设混合地理一门》,见《竺可桢全集》,第1卷,第419页,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4。
  ⑩竺可桢:《何谓地理学》,载《史学与地学》,第1期,1926。
  ⑪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学述略》,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21号,第61页,1931-11-10。
  ⑫韩子奇:《进入世界的挫折与自由——二十世纪初的〈地学杂志〉》,载《新史学》(台北),第19卷,第2期,2008。
  ⑬Tze-ki Hon, “The Fus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 Ris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during the Nanjing Era(1927-1937)”,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Intellectuals, Professions,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October 16—17, 2009, pp. 1—2.
  ⑭彭明辉认为,现代学科体系下的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东南大学《史地学报》及北大《禹贡半月刊》密不可分。参见氏著《历史地理与现代中国史学》,第1—36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⑮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第1册《远古史·自序》,第2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61。
  ⑯宋晞:《张其昀》,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2册,第273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
  ⑰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第102、104页。
  ⑱张其昀:《最近欧洲各国地理学进步之概况》,载《史地学报》,第2卷,第1期,1922。
  ⑲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载《浙江大学学报》,1998(9)。
  ⑳张其昀书信,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张其昀留在浙大的书信等档案仍在整理中,尚未公开。转引自何春晖、胡岚:《竺可桢与张其昀交谊考》,载《浙江大学学报》,2011(2)。
  (21)《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36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22)张其昀书信,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转引自何春晖、胡岚:《竺可桢与张其昀交谊考》,载《浙江大学学报》,2011(2)。
  (23)《国立浙江大学第一次校务会议记录》,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50期,1936-05-23。
  (24)(26)《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70、81页。
  (25)参见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见氏著《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序跋函札类(二)”,第11573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
  (27)(28)《第一次全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第29—50、33页,上海,开明书店,1934。
  (29)(32)蒋宝麟:《首都中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第239—244、42—44页,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0。
  (30)《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之整理——浙江大学增设史地学系之令准》,见中央统计处编:《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6。
  (31)Chiao-Min Hsieh(谢觉民), “Chu K’o-chen and China’s Climatic Change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42, No. 2(Jul., 1976), p. 249.
  (33)张其昀:《我与浙大史地系》,载《天涯赤子情——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第5页,收入《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34)《附录: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第63页,1940。
  (35)编者:《两年来本校大事记》,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00期(特大号),1941-10-10。
  (36)《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第49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37)其中包括《中国大纲》(张荫麟)、《地理学研究法》(叶良辅)、《欧洲政治地理》(任美锷)、《植物地理》(黄秉维)等。见《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1940。
  (38)《史地学会大会纪略》,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8期,1939-01-23。
  (39)(43)(47)《附录: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第63页,1940。
  (40)《史地学会举办图展》,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27期,1945-07-16。
  (41)郑士俊:《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见《浙江大学在遵义》,第13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42)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见《浙江大学在遵义》,第111页。
  (44)张其昀:《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5号,1948-06-11。
  (45)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第12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6)《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规程草案》,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第65页,1940。
  (48)《研究院举行第三次院务会议》,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30期,1945-09-01。
  (49)陈述彭:《浙大史地系——12年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回忆》,见韩存志主编:《资深院士回忆录》,第2卷,第130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50)宋晞:《张其昀先生传略》,第9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2000。
  (51)Chiao-Min Hsieh(谢觉民), “Chu K’o-chen and China’s Climatic Change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42, No. 2(Jul., 1976), p. 248.
  (52)(53)《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490、600—650页。
  (54)戴学稷:《解放前暨南大学发展史略》,载《华侨教育》,第1辑,第57页,1983。
  (55)刘强:《1949年前上海地理学的发展与贡献》,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2)。
  (56)房鑫亮:《何炳松评传》,见刘寅生等编《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90—42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57)程鸿:《复旦大学史地系杂忆》,见吴传钧、施雅风主编:《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第254—256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58)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第17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9)(60)么枕生:《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见《浙江大学在遵义》,第116—117、117页。
  (61)陈吉余:《记浙江大学史地系从复员杭州至院系调整的一段历史》,见吴传钧、施雅风主编:《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第262—263页。
  (62)陈述彭:《浙大史地系——12年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回忆》,见韩存志主编:《资深院士回忆录》,第2卷,第132页。
  (63)陈述彭:《中华文化与素质教育的一代宗师》,见《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61—262页。
  (6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3月1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65)(66)《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12、431页。
  (67)吴相湘:《张其昀的治学与兴学》,见潘维和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第645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
  (68)(71)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华东高等教育情况汇编第一分册·华东高等学校历史情况》,第208、210页,1954。
  (69)据竺可桢日记记载:“知叶左之(即叶良辅)已于本月十四号在杭去世。此次浙大改组,变动颇大。左之向来身体瘦弱,不能胜繁剧,而这次竟被聘为地系主任,每日须到校办公。这真不啻代他掘了坟墓,所谓爱之即所以害之也。”参见《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530页。
  (70)《1949年解放后浙江大学组织系统图》,见《浙大组织机构系统情况》,浙江省档案馆:53—1—4085,第13页。
  (72)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82—18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73)张其昀:《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第5号,1948-06-11。
  (74)战时的西南联大在文学院中设置历史系;理学院中设置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复校后,北京大学史学系隶属文学院,地质学系隶属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文学院下辖历史系,理学院中则包括地学系与气象系;南开大学只开办了历史系,隶属文学院,没有地理学系。中央大学的历史学系属文学院,理学院中则设置地质学系、地理学系、气象学系(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600—650页)。
  (75)《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68页。

浙江大学史地系对气象人才的培养和贡献

浙江大学史地系对气象人才的培养和贡献
■气象史料挖掘与研究工程项目组①
气象科技进展 6(4)- 2016

  民国时期高等学校设有气象专业(气象组)的,一为国立中央大学,一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再则就是浙江大学了。而气象学大师如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则皆出自浙江大学史地系。可以说浙江大学为我国气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

  一、浙江大学史地系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设源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简称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柳诒徵和竺可桢等人主张的通才教育观以及张其昀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史地教育。
  20世纪20年代的南高-东大已成为中国东南的学术中心。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②地学系主任。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史地合一”观
念。竺可桢、柳诒徵和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③。南高-东大时期,竺可桢培养出一批突出的地理、气象人才,如张其昀、胡焕庸、诸葛麒、陆鸿图、高国栋、王学素、黄厦千、全文晟、沈孝凰、吕炯、朱炳海、朱文荣、张宝堃、沈思屿、徐近之和郑子政等。张其昀则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和传承人。
  张其昀(1901—1985年),浙江宁波人。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东南大学组建,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
  1936年3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1936年8月,浙大史地学系宣告成立(图1)④,张其昀任系主任。

图1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组织结构图
  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史地学系的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史学组的教学目标是以国史为本位,兼重世界史的课程,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则将地形、地质、气象诸学与人文地理并重,以充实学生做科学研究的基础。史地分组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史地学系要培养“专”与“通”兼顾之人才,这也正是竺可桢主校之理想⑤。
  但在史地学系成立之初,教员有张其昀、景昌极、
顾谷宜、朱庭祜、费巩、陈训慈(以上皆为副教授)、
苏毓棻(讲师)、李玉林、柳定生、郝颐寿(后3位皆
为助教)等10人,第一届史地系学生也仅有6人⑥。全校
除竺可桢、沈思屿(时任代总务长)、诸葛麒(校长秘
书)为气象专业出身外几乎无专门的气象学专业教员。
可见成立之初的史地学系主要还是培养历史、地理方面的人才,气象只是作为地理专业方面的辅助课程。
  在课程设置上,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学习由教育部规定的
共同必修课,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或史学或地学,进一步加以研习。
  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地学组的专业课以地理方面为主。必修课中与气象有关的课程很少,即气象学、气候学加上野外实测,在选修课(表1)中则增加了天气预告学、中国气候、世界气候、大气物理和农业气象等。但历史、地理乃至地质学的相关课程则极大地拓宽了视野。
表1 地学组选修课程
课程名称 学分 选修年级 课程名称 学分 选修年级
人文地理 6 三、四年级 太平洋地理 3 三、四年级
世界地理 6 三、四年级 澳洲地理 3 三、四年级
亚洲地理 6 三、四年级 地球物理 3 三、四年级
欧洲地理 6 三、四年级 海洋学 3 三、四年级
北美地理 6 三、四年级 天气预告学 3 三、四年级
边疆地理 6 三、四年级 中国气候 3 三、四年级
岩石学 6 三、四年级 世界气候 3 三、四年级
工程地质 6 为工学院开 大气物理 3 三、四年级
农业地质 6 为工学院开 植物地理 3 三、四年级
农业气象 6 为工学院开 政治地理 3 三、四年级
地质实察 2 三、四年级 地图读法 3 三、四年级
国际学 6 史地两组三、四年级 历史地质 3 三、四年级
  除本科教学外,遵照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史地系还积极地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培养。1939年8月,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张其昀任史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涂长望。
史地学部最初建立时,仅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
组再就其学科需要细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1~2
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
一次①。
从民国二十九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
部招考研究生简章》可以略知当时史地研究所的招生概
况:
1)组别。本部研究范围暂分下列四组:①史学组:
由张荫麟、顾谷宜先生指导。②人文地理学组:由张
其昀先生指导。③地形学组:由叶良辅、任美锷先生指
导。④气象学组:由涂长望先生指导。
2)名额:十名。
3)应试资格。应试人须具下列资格:①国立省立或
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史学系、地学系或史地学
系毕业者,其他学系毕业,经原校教授特别介绍者;②
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
4)报名手续。应试人须缴验下列各件:①报名单一
纸;②毕业证明文件;③最近二寸半身相片三张;④论
文(审查及录取均注重论文);⑤原校系主任或教授之
介绍信(如无可缺);⑥体格检查证明书;本部于收齐
上列各件后即付审查,合格者方准应试。
5)报名。①日期: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
②地点:贵州遵义本大学注册组。
6)考试。就应试人所欲研究之范围与所著论文之性
质命题笔试,通讯方法举行之。
7)修业年限及待遇:①研究生修业期限至少二年;
②研究生学费杂费暂免,在修业期中每人每月给予生活
费五十元并由校供给住宿,修业满一年成绩特优者得另
给奖学金,成绩不及格者停止修业;③全部修业期满经
考试及格者依照部章给予证书。
各研究所(学部)的研究生课程一般由该所(学
部)所在院、系教授负责指导,必要时可以邀请外院、
系教授共同指导。比如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的研究生叶
笃正指导教授就有两位,一位是史地系的涂长望教授,
另一位则是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由涂长望和王淦昌联
合指导。还有几位著名的气象学家也是史地学系在遵义
期间培养的研究生。

① 执笔:陈云峰。
②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7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遂称之为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改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改名为江苏大学;1928年5月改称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称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改称南京大学。
③ 何方昱.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年). 学术月刊, 2012(5): 145-154。
④ 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 民国三十一年出版。
⑤ 倪士毅. 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96-113。
⑥ 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学生通讯录(1936年). 杭州: 国立浙江大学,1936: 19-20。

二、气象学教师队伍与教学
  气象学教师方面,除竺可桢执掌浙大之初带去的
沈思屿②、诸葛麒③外,1939年5月涂长望出任浙江大学
史地系教授(后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后于1943年离
开。1942年郭晓岚研究生毕业后也留校④,教授动力气象
学,后于1945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12月卢鋈任史地系
讲师(不久升任副教授);1945年8月幺枕生任史地系副
教授;1948年石延汉任教史地系。气象专业类课程逐步
丰富,1947—1949年么枕生开设气候学、高等气候学、
统计气候学及天气学;石延汉开设高等气象学、大气物
理学;沈思屿开设气象学;吕炯开设地球物理及海洋气
象等课程。
  涂长望对浙江大学史地系气象专业学生的培养贡献
巨大。施雅风回忆道:“涂先生讲中国气候,将近代中
国气候研究的新成就网罗无遗。他非常重视学生的认真
听讲与理解能力,不时对学生启发提问。他讲大气物理
时,选课学生连我只有两个人,他就将那本讲课主要依
据的英文版《大气物理学》交给学生,指出本学期要弄
通哪些章节,期末考试,不懂处到他家中提请讲解。①”
竺可桢虽没有时间给学生上专门课程,但常亲自给
学生做学术报告。
  林晔回忆:“1948年沈思屿先生(原任浙大总务主
任)教我们气象学,从内容到表达都提不起我们的学习
兴趣,我们提出希望竺校长亲自兼课,当然在这种情况
下是很难遂愿的。1948年2月,浙大天文学习会筹备复
会,由谭天锡、任雨吉、刘操南和我去校长室请他指导
并邀他做一次学术演讲,他甚表支持并以‘博以返约’
的通才和专才教育应很好结合相期许,并说浙大虽未开
天文学课程,但通过学会活动也可增长兴趣,拓宽知
识。他答应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到了1948年秋天,
竺校长才抽出时间给我们做了《中秋月与浙江潮》的学
术演讲,阐释天文学的秋与气象学上的秋含义不同并从
月球运行理论谈到潮汐的成因。教室中挤满了听众。这
些讲稿由当时担任记录的我整理成稿,并作为天文学习
会的学习内容。②”
  1941年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后还建立了校办测候所,于同年8月正式开始观测。
  测候所设在协台坝当时子弹库所在大宅的后院,由涂长望指导建立。一方面供学生实习,一方面每天做地面观测四次,正式记录并按月统计报送国家气象部门。
由史地系学生(束家鑫、吕东明和欧阳海等)作为工读负责日常的观测。观测场地内有百叶箱(内装干湿球温度表、最高温度表和最低温度表)、雨量计、日照仪、测云杆(云速、云向)、风向风速仪等,在当时是一个二等规模测候所的设备。这个测候所一直坚持到浙大迁离遵义,使遵义有了相应年数的气象纪录③。
测候所还以“气候研究室”的名义与全国各地测候机构经常保持联络。并据观测资料编印了《民国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一月遵义天气气候概述》。
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校办测候所改名为遵义测候所。
1939年5月涂长望加盟浙江大学至其1943年离开,这段时间当为浙江大学培养气象人才的巅峰时段。不但
培养出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和束家鑫等著名气象学家,而且在学术上也颇多建树。涂长望出版了
《中国气候通论》、《气团概论》专著,师生还发表了《中国冬季温度之长期预告》(涂长望)、《何以贵州
天无三日晴》(涂长望)、《凝结曲线在气团分析及天气预告中之应用》(郭晓岚)、《等熵面之分析》(叶
笃正),《贵州东北部浅气旋之研究》、《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贵州的气候》(谢义炳)等论文。

① 毛文婷, 张淑锵. 张其昀与浙大史地研究所.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1): 183.
② 沈思屿,号鲁珍,安徽合肥人。1925年东南大学史地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总务主任,兼任史地学系气象学教授。
③ 诸葛麒,号振公,浙江东阳人。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后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1936年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校长秘书。
④ 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 民国三十一年度出版。

三、史地分家及其争论
  竺可桢的通才教育理念不单单是在史地系得到体现,在全校都是如此。浙大1942年毕业生,后受竺可桢青睐留校任教的刘操南说“竺可桢校长以及其他师长对于治学,主张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这种主张落实在
学生的选课上。文科的要选理科课,理科的要选文科
课,至少各要满12学分才能毕业。这种主张,是深入学
人之心,蔚然成风的。例如:理工科的同学经常选读唐
宋诗和唐宋词,并且进行创作。就我来说,读文学院的
也曾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实验等课。那时院与
院间,系与系间,不像一些大学中文理壁垒森严,畛域分
明。当时转院转系容易批准。学术上的切磋琢磨、交流更
为频繁。不是哪一系的师生就在哪一系中团团转的。切磋
琢磨,风雨一堂,由博返约,感情十分融洽。④”
浙大史地系采用史地合一的教学方式,一方面使史
学组和地学组的学生能从史地两个学科领域中学习综合
的方法,有利于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但另一方
面,对于自然地理学尤其是气象学来说,17—19世纪,
借助物理学中力学、热学、光学等分支的科学成果迅速
发展,这就需要有深厚的数理基础,将地学组隶属于史
地学系,并设置于文学院则很难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
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杭,这种矛盾日显突出。地学
组师生提出史地分家。
  时任史地系气象学副教授的么枕生回忆当时的情
况:“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
都认为史地应该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
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
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
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
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
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
‘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
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虽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议激烈,
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身为气象学副
教授,么枕生认为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钻研气候学,
气象学只是气候学的基础课,显然受到限制。幺枕生推
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更倾向于史地分家,
他还举出实例以证实这一揣测:“1946年1月31日曾由
束家鑫带我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余、王
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
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
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
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
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①”
  对于史地分家,林晔也有清晰的回忆:
“1947—1948年,史地系学生曾多次向系主任及校长提
出‘史地分家’,因为从学生来说,史学和地学都有必
修课,势必分散精力,转移兴趣。这一要求自然首先遭
到张其昀先生的反对,他主张融通史地,有利于培育通
才。当时浙大学生有个史地学会,我以学术干事的名义
代表部分学生的意见向张先生上书,陈述分系的理由,
张当即约我到他家中去谈,说理与压力兼施。后来学生
自治会的代表陈业荣向校长面陈,竺校长认为史地二者
日后必分,只是当时考虑人力物力暂时不分。1948年5月
间为此事以及其他事,学生在壁报上对张先生指名诘问,
张以辞职相威胁,校方要开除壁报负责人,学生代表力陈
张与史地系学生隔阂以至对立(主要是对当时时局的观点
以及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上)存在已久,开除学生必致更
大不满,后经校务会议讨论以记过处分了之。②”
张其昀长期主持浙大史地系(达13年之久)③,与浙
大史地系的成长密不可分。
  对于张其昀,学生们则爱恨交加。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张以其史地学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逐渐进入蒋介石的视野。1941年3月15日晚,蒋第一次约见张其昀,曾谓张“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1949年5月,张离沪赴台,旋即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此后位居国民党中枢要职,并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颇多建树。
  “平心而论,张其昀先生在《中国地理总论》的教学中是非常勤恳的,如每课必挂大地图并指出学习要
领,他的讲解也是有条不紊的,而且经常教育我们注重
实践锻炼,注意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如叫我们编写一
个县的地理志和气候志等),这些都是使我们很难忘却
的。④”
  林晔回忆道:“张其昀这个人要一分为二地看,他是蒋介石很器重的一个人,把他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位置,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委员的那个高度了,所以他的政治立场完全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我们学生搞运动的时候,他经常反对,学生们也反对他。但是他学问很好,讲课也很好,注重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所以同学们还是比较欢迎他的。⑤”
  1949年4月底,竺可桢暂离杭州前往上海。1949年5月,张离沪。竺可桢与张其昀离开浙大后,史地学系实际上已无人掌舵,史地合一观念的支持力量大大减弱,史地分离已成必然。8月,马寅初被委任为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委。文学院的史地系改属理学院,并改为地理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原为史地系教授的叶良辅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
  存在了13年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如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⑥、施雅风、毛汉礼、姚宜民⑦、束家鑫、张镜湖⑧、吕东明⑨、欧阳海⑩、左大康 和林晔等。

① 施雅风. 饮水思源 怀念遵义//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119-132。
② 林晔. 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 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 1986年5月。
③ 倪士毅. 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96-113。
④ 刘操南. 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55-69。
① 幺枕生. 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114-118。
② 林晔. 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 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 1986年5月。
③ 1943年夏—1945年底张其昀赴美讲学期间由叶良辅任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回国后继续担任系主任。(李治孝. 叶良辅老师的生平和贡献//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373)。
④ 林晔. 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 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 1986年5月。
⑤ 林晔,口述访谈实录。
⑥ 周恩济,浙江杭州人。1941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研究所,师从涂长望,1943年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重庆北碚国立复旦大学讲师,1945—1949年7月任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气象台台长等职。1949年8月—1951年2月任香港皇家天文台助理科学官。1951年2月,应涂长望邀请回国。1952年到天津大学任教。1955年到华东水利学院任教。
⑦ 姚宜民,安徽含山人。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至中国航空公司任气象预报员。1950年在台“中央气象局”任预报科科长。1951年任台北松山机场民航气象台台长。1954年赴美国依阿华大学学习农业气象。1956年获硕士学位,返台任台湾省气象所研究室主任。1958年再度赴美,攻读博士学位。1963进入美国联邦气象局(后改名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曾任该局气象情报服务中心首席科学家。
⑧ 张镜湖,父亲为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1948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1954年,获得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地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从事研究。1959—1964年,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1984年后,成为夏威夷大学地理学和气候学荣誉退休教授。1999年1月22日,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是台湾地区首位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的学者。
⑨ 吕东明,1942年考入浙江大学史地系,是1945年浙大地下党派到湄潭的中共地下党员,化名吕欣良,在浙大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气象部副部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
⑩ 欧阳海,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曾任浙江大学助教、重庆中央气象局技佐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央气象局资料室技术组长等职。1960年参与筹建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学系。
左大康(1925—1992年),地理学家,湖南长沙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系。1960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浙江大学校长韩祯祥教授在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碑亭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江大学校长韩祯祥教授在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碑亭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尊敬的遵义地、市委和行署及市政府的领导,亲爱的各位同志:
我和浙江大学顾问杨士林教授以及全国各地的浙大校友代表
非常高兴地受到中共遵义地委、遵义地区行政公署、中共遵义市
委、遵义市人民政府的联合邀请,前来遵义市参加“浙江大学黔
省校舍碑亭”的揭幕仪式。在此,我谨代表浙江大学和全国各地
的校友代表向遵义地、市党政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遵义地
区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四·f-八年前,在民族存亡、国难当头之时,空可帧校长率领
浙大师生,冒着抗日的烽火,历尽艰辛,辗转跋涉五千余里,从
杭州初迂浙江建德,再迂江西泰和, 三迂广西宜山,最后西迁到
贵州,在贫州遵义、湄潭、永兴建校。这是中华民族近代教育史
上一次胜利的长征。浙大西迂的成功,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
了光辉的一-页。为此,?主可祯校长铭文刻碑,以永远纪念浙大西
迁和在贵州遵义建校的这段历史。
浙大已有八十八年的历史了,这八卡八年中有六年半就在遵
义。这六年半,是浙大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当年,浙大
在遵义的这块土地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得到了遵义地区父
老兄弟姐妹在物质上、生活上的支持和帮助。是遵义人民群众哺
育了浙大,为浙大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环境,使浙大在抗战时期仍
能弦歌不辍,坚持教学,开展科研,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从而
使浙大得到了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为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为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作出了贡
献。浙大自1946 年10 月迁回杭州,已经过去了三卡九年。目前
己发展成为一所在校学生达一万一千人的全国重点大学。应该
说,浙大在遵义的六年半,是浙大今天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
件之一。因此,我们十分怀念遵义,怀念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
十分感激遵义人民为浙大的发展所作出的宝贵贡献。我们永远不
会忘记遵义和遵义人民。我们深深感到,遵义是浙大师生的第二
故乡。
今天,遵义地市委将潭没了近四十年的“浙大黔省校舍碑”重
新树立起来,作为珍贵史料予以保护,并拨专款建立了碑亭,这
使我们非常感动。碑亭的建立,是遵义地市委重视教育v 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的一个生动体现,它将激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为
振兴中华、建设四化而奋勇进取。我代表浙大和全国各地校友代
表再次向地市委表示深切的感剧。
最后愿“浙大黔省校舍碑亭”永放求是之光。
谢谢大家。

1985 年10 月22 日

遵义市领导卢开祥同志在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碑亭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浙江大学在遵义

遵义市领导卢开祥同志在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碑亭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浙大校友们、来宾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碑亭揭幕典礼。我
代表遵义地委、市委、遵义行署和市政府,向远道来黔参加揭幕
典礼的浙大校友,向到会的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问候。
浙江大学是国内外知名的重点大学。四十六年前,在民族革
命战争的抗曰:烽火中,浙江大学由于坚持抗日、坚持教学、不怕
艰难险阻,由杭州首迂浙江建德,再迁江西泰和, 三迂广西宜
山,最后在1940 年迁来贵州,留在遵义、湄潭,办学六年余,
为贵州人民和全国各条战线培养了很多知名学者和建设人才,从
而也和遵义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遵义人民对浙大是非常欢迎
的,对浙大的“求是”学风、民主精神,以及浙大对遵义文化教育
的贡献和影响,是卜分景仰和怀念的。
浙大迂黔期间,有文、理、工、农和师范五个学院,是当时
国内最有名的综合性的四大学府之一。国际人士誉为“东方的剑
桥大学”,国内也称赞浙大是民主堡垒之一。在治学、育才、抗
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等方面,浙大师生都有突出贡献。从抗日战争
开始到人民解放战争结束,艰苦奋斗的十三年中,浙大的卓越成
就,都是在世界知名的我国地理气象学家丝可锁校长领导F取得
的。遵义人民怀念浙大,也怀念浙大已故的主主可祯校长。
战时的浙大,是科学的摇篮。它以惊人的措施和卓越的远
见,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原有的图书设备,并在艰难条件下从国外
购进大量物资,充实科技实验设备,吸引了国外许多学术权威来
浙大从事科研和教学。各种学派的知名教授,云集浙大,壮大了
浙大的师资队伍。当时,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先生主持,在科学
记录中,浙大教授的论文最多;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浙大有四
名,仅次于北大和清华两校。浙大学术研究空气很浓,科研成果
累累。浙大师生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袤的很多。
在当时印刷卡分艰难的条件下,浙大紧缩行政开支,也要保证科
技出版经费。这种鼓励科研的办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特别值
得提起的是浙大对贵州的科研贡献。例如,罗登义教授的《黔北
民众营养的研究》、《贵州|蔬果中维生素的研究》,陈鸿适、杨新
美教授的《臼木耳、食用菌的人工培养》,蔡邦华教授、唐觉的
《五倍子研究》,彭谦、朱祖祥教授的《粉状土壤酸度试剂》,吴
文晖教授、钱英男、赵明强的《遵义、湄潭、德江农家经济调
查》,文学院主编的《遵义新志》的刊印,以及对湄潭茶叶、遵
义水稻和蚕桑等的育种、栽培、加工和推广,都面向社会、面向
生产和生宿, 为贵州人民立下汗马功劳,贵州人民将永远怀念。
战时的斯大,又是抗日民主的堡垒.从1937 年起,学校领
导学生积极开展救亡活动,组织义演、义卖,慰劳抗日将士。迂
校途中,利用寒暑假组织战地服务团,到野战医院为伤病员服
务; 1940 年春节期间,战地服务团多达77 人,到广西大塘、迁
江、宾阳前线,救护伤病员;为了抗击日寇的需要,不少学生自
动报名上前线当翻译。浙大师生同仇敌{气。读书不忘救国,值得
我们学习。当时,国民党中央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浙大师生极
为义愤0 1941 年夏的“反总考”、1942 年的“倒孔运动”、“反迫
害”、“反对反动派拘捕进步师生”、1945 年发表的《促进民主宪
政宣言》, 1946 年以后爱国民主新阶段的“反内战、反迫害”运
动, 1947 年的“抗暴、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大学生喊出了
“抢救教育危机”、“要饭吃、要和平”的口号,以及当时的“五·二
。”惨案,后来的“于子三惨案”,浙大师生都站在反独裁斗争的
前列。1949 年杭州解放前夕,浙大师生又在竺校长领导下全力
护校,粉碎了反动派瓦解浙大的阴谋,迎来了杭州和浙大的解
放。从浙大师生身上体现了中华儿女主持正义、不屈不挠的民族
气节。
浙大的求是学风。影响深远。对遵义地区的学风影响更为深
刻。浙大对校舍建筑主张朴质无华,但要充分满足教学需要。从
学习到生活、从文娱到体育锻炼,建筑相当完备。办学兢兢业
业,艰苦中弦歌不辍。抗战中物资困难,学术研究从未停止,以
火代电,以油纸代玻璃,以竹竿代导管,也要出科学成果。学术
讲座、读书报告、科技讨论从不间断。对学生教育严格。迂校途
中,用取消寒暑假等措施来补足课时,不打折扣;学生成绩不及
格,按规定留级或退学,作弊的开除,毫不姑息。重视体育锻
练。到处有运动场、游泳池,竺校长常常带头游泳。浙大最早实
行导师制,导师以身作则,文理并重,培养德才兼备人才。贵州
贫苦学生上大学,求知思想的觉悟始于浙大,大学师生到中小学
授课始于浙大。浙大为贵州培养了不少人才二也唤醒不少民主青
年参加了革命。浙大校友在各条战线的贡献,是与求是学风分不
开的。
竺可桢校长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我国现代地理和气象学的
奠基人,也是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教育家。留美攻读气
象,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教授及中央研究
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他虚怀若谷,主持浙大校务,兼容各种学
派,使学生开阙视野。爱国、爱校、爱护师生,首倡以“求是”作
为校训,为浙大师生树立了新的学风。解放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硕德高龄,为祖国建设做出杰出贡献,人民将永远怀念
他。
浙大在宜山停留时期,竺校长曾亲撰《浙大宜山学舍记》、
刻石宜山; 1945 年浙大东迂杭州,雪校长又立《浙大黔省校舍
记》石碑于遵义老三中,用意至深。这块碑是地方珍贵史料,涅
没了几乎四十年, 1982 年才在·f ·-·」中扩建时出士,侥幸没有破
坏。遵义会议五卜周年纪念期间,曾树立在卜一中供人瞻仰,浙
大国内外校友多次前往参观、摄影。遵义人民为了纪念浙大迂黔
六年办学、育才、抗日救亡的功绩,十分爱护这块碑。我们把它
移到湘滨公园内建亭保护,要让浙大的办学精神和求是学风,作
为典范永远发扬。
今夭,各地浙大校友代表光临遵义,为碑亭揭幕。一方面说
明浙大校友对母校的崇敬和怀念,另一方面也说明浙大校友对遵
义人民有着探厚的感情,关注遵义的经济建设。正如月初来访的
中科院副研究员,生校长的公子,浙大校友兰安同志所说,他是
吃遵义的米、喝遵义的水成长的ζ 遵义是他的第二故乡.浙大校
友不会忘记遵义。遵义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对外开放,对
内搞活”方针的指引下,有决心把遵义建设成为大西南战略基地
之一。浙大校友遍布国内外,人才济济,在祖国建设与世界科技
工作中卓著成绩。我们遵义要开发、要信息、要资金、要人才。
我们欢迎浙大校友和我们一起,开发你们的第二故乡,出谋划
策,外引内联,共建文明幸福的遵义。
这次会议安排五天,时间不算多。欢迎浙大校友和遵义人民
话i日,和遵义校友话旧,畅游革命历史名城和你们母校的故居,
游览泪水、类山,参观前进中的工农业,在各个集会上发表你们
的高见,并以此为起点,建立你们和遵义的紧密联系,对建设遵
义、建设贵州提供宝贵的助力。
遵义条件差,我们筹备匆促,招待不周,还请多多原谅。
最后,祝浙大黔省校舍碑亭永在,祝求是学风发扬光大,祝
浙大校友和来宾们、同志们身体健康。
1985 年IO 月22 日

浙大黔省校舍碑亭记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大黔省校舍碑亭记

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碑, 一九四五年竺可桢校长立,记迂黔六年中院系设It~庭教学设备甚详,而涅没近四卡年。一九八二年七
月七日,.遵义市-卜一中(旧省立三中)扩建时出土,完璧幸存。
抗日烽火中浙大师生间关险阻、治学救亡之惰,灼然可见。中共地、市委以是碑为地方珍贵史料,特拨专款,建斯于湘滨公园,
以彰浙大战时育人之功。盖以光宠前贤而励来者。

铭曰:风山苍苍湄水泱泱 斯亭志、古求是之光

遵义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经建
一九八五年十月立
(浙大农学院1947 届毕业校友幸必达撰文,市政协委员刘正材隶书刻石)

浙江大学迁黔大事记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江大学迁黔大事记

1939年在广西宜山
1月20日党校伏在校务会!:报告赴川、滇、黔经过。张晓峰报告考察黔
r11饺址。决定暂不迂移‘照常建设立山校舍,文理学院报教育部
分设文学院和理学院。敌机炸贵阳。
2月4日’派关15晓沧、陈训慈赴浙东创办一年级分校.
2月5日敌机18架炸’自:1J.1,目标浙大,投烧夷弹118枚,标营校舍多处
被毁,学生122人失去全部或部分行李,学校拨款及教职员
捎月薪f·分之一救济。2月8日又恢复l:课。
2月’1日H在在海南岛登陆。
2月17日浙大恢复特种教育委员会。
Z月22日行政会议讨论迂校问题。
2月23日位校长借赴揄开会之便,亲往贵州考察校扯。
2月24日散机再炸贵阳。
2月25-28日在贵阳工作的湄潭人士劝浙大迂湘潭。宁主校长派人去瓮
安、汩潭考察,自己过遵赴揄开会,留遵一宿,了解遵义情
况。
于一4月浙大拟迂主南建水,以其逼似杭州,房屋街300余间可供浙大
使用.因教育部不同意,迂移作罢。
5月4日敌机炸重庆,死伤万人。
5月14日教育部同志浙大迂贵州。
5月17日浙大开迁校委员会,赞成迁往湄潭。
附录785
6月9日哩校长借张孟闻、胡刚复教授赴遵漏实地考察。
6月14日雪校长至湄潭,县长及中学校长陪同看房270余阅.湄潭各界
21团体集会欢迎浙大迂漏.
6月19日贵州公路局同意支持车辆。贵州省府对浙大迂黔商议补助1-2
7月4日
7月8日
万元费用.
浙大毕业同学会正式成立。
政机炸柳州.
7月21日融机炸宜山.
7月31日敌机炸桂林.浙大本月举行第12届毕业典礼-
8月14日磁机炸柳州.
8月28日敌机炸宜山-
9月15日战再炸宜山。
10月8日浙大浙东分校在龙泉开学.
10月1←-14日敌机炸问他、南丹、武鸣、桂林、怀远&宜山等地.
10月16日亏竺校长报告学校教职员重大变动情况:教务长郑晓沧因病留浙
东,张绍忠继任教务长.总务长沈鲁珍辞职,贺壮予继任总务
长.训导长新聘姜琦,不日来校.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理学院
院长胡同。复.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师范学
院院长王碰.新聘教授有余坤珊、张肇霉,刘德英、陈立、李
相励、鄙承钱等.这是尝校长来浙大后较大的一次人员变动.
11月15日放人在龙门港登陆,占据防域,钦州随即失守.
U月21日战再炸南宁.
11月26日南宁失陷,桂南形势紧张.
11月28日浙大成立迂校筹委会,派定张晓峰、吴毒草初、梁庆椿、贺壮
予、胡刚复、李熙谋、蔡邦华7人为委员,定出紧急处置办
让.
12月3日政炸宾阳,敌军已呈现九塘.武鸣,宾阳随即沦陷-
12月6日数职员家属及部分教职员登程赴都匀。
786附录
12月11日湄潭县长严溥泉来函要浙大派人前往接拾迁校。
12月13日第一批仪器、书籍开始装运,
12月15日吴耕民教授来校任教。
12月23日迂校委员会胡刚复、李熙谋、蔡邦华为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
即,牙赴遵.
12月24日镇南关陷落。浙大女生由三教授护送赴遵义。
12月30日青岩乡师房屋愿以5000元让浙大。预定一年级在此开学上
课,二、三、四年级将于3月1日前在遵义开学.
1940年在遵义地区
l月1日竺校长电嘱胡家健立即接洽青岩乡村师范之校舍供一年级新生
入学之用。
1月6日接陈剑修等来信称遵义房屋还无着落,但湄潭士绅则欢迎浙大
迁往.
1月8日竺校长为学生自治会战地服务团授旗.
1月11日请张绍忠代理校长职务,竺校长准备赴贵州。在校学生有430
一付0人-
1月16目壁校长抵遵义,并借李熙谋、张其购等赴遵义师范迎教青部长
陈立夫.陈立夫命地方七将遵义师范校舍让给浙大,而遵师迁
至中吾衬.乡绅胡宪之等表示赞同.另将何家巷等18处地方的房
屋扩充作校舍.
2月1日因遵义校舍不敷应用,又决定在湄潭扩充校舍.
2月22目全校二、三、四年级师生在遵义和拥潭恢复上课.一年级新生
设在贵阳附近青岩(后迁湄潭县之永兴镇).
2月25日中央研究院评议员进行分区选举.浙江大学选区有评议员48
人,其中在遵义者17人,在福潭有31人。
4月19日竺校长决定请胡家健负责主持湄潭校舍建筑。
5月7日湄潭县地方各界举行浙大迁移协助委员会,请雪校长、胡刚
附录787
复、蔡邦华、胡家健4人列席。会议决定:湄潭县巾与浙大实
驳学校合并,文庙与民教馆让给浙大。此外还协助浙大觅宅
250间。
7月30日训导长姜琦辞职,竺校长请费巩接任.
8月12日新训导长费巩发表就职宣言。竺校长正式宣布推行导师制-
8月23日请储润科任农兴一年级分部主任。
10月14日聘胡家健兼任浙江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主任.(IO月1日已将揭
部中学接收合并)
12月11日水兴一年级分部举行新生编级考试。报到的新生共有斜0余
人,
1941年在遵义地区
2月3日党校长召集李熙谋、张其购和诸葛眠三人讨论浙大训导方案。
根据张其附主张:浙大学生第一是思想自由,第二是个人信仰
(自由)。
4月10日浙大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三校校长在重庆开会,讨论三校联
合招生.后增武汉大学成了四大学联合招生.报考地点,决定
设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衡阳、丽水等地.题目一律,
由四校分工命题.
6月24日.!b一浮在宜山所制校歌,原请丰子铠谱曲,因歌词语屈聋牙,
很不顺口.故丰子铠不愿重制,函请中央音乐学院应尚能谱之
(f8月7日谱成寄回).
8月16日四大学联合招生今日举行考试。
10月24日史地系刘之远带领学生在遵义团溪发现锺矿,交化学系分析,
知含矿量达百分之七十以上,是高品位富矿.估计贮藏量约有
20万吨.
12月9日由于珍珠港事件,英美两国正式对日宣战。我国抗战已达四年
半,于今日也随英美两国正式向日、德、意三国宣战.
788附录
12月底学校报部人数统计:
浙大教职员:计教员229人(女21人),其中教授81人,副
教授26人,讲师42人,助教78人.以院别分,文学院45
人,理学院63人,工学院49人,农学院44人,师范1’2人.
职员143人(女16人),计校长室3人,教务处24人,训导处
25人,总务处65人,主计14人,技工12人。
学生1048人(龙泉分校及一年级除外)。计二年级406人,三
年级373人,四年级254人。以学院分(除一年级),文学院
95人,理学院126人,工学院485人,农学院202人,师范学
院140人。一年级为346人.(总计应J.11394人,龙泉分校未
计)
1942年在遵义地区
1月11日拥潭理学院举行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纪念.由物理系主任何增
操任主席.竺可桢、胡刚复等作纪念报告。
1月16日遵义浙大学生举行“倒孔(孔祥熙Y游行.为了保护学生,空
校长与教授们一起参加游行行列.
E月21日湘源县国民党党部叶道明借调查人口搜查浙大助教潘家苏和四
年级学生滕维藻住处,并以“反动标语’印刷品栽赃陷害(二人
于1月26日在遵义被捕,4月27日在重庆由竺校长保籍).
2月8日教务处统计.本年度一年级(永兴分部)注册人数共346人,
以籍贯分:江苏62人,湖南55人,浙江41人,安徽37人,
贵州28人,广东27人,湖北27人,江西13人,四川12人,
广西9人,山东7人,问北5人,南京4人,河南3人,辽宁
2人,上海市1人,北平市1人,吉林1人,孟南1人。以学
院分:王学院150人,理学院51人,农学院44人,文学院75
人,师范学院32人.录取本校最多的中学生有国立八中21
人,贵阳离中14人,国主九中8人,中大实中8人,固立三中
附录789
13人等五所中学-
3月8日费巩辞训导长职.
g月12日教务处统计在贵州的全校注册学生共1379人,以籍贯分:浙
江299人,江苏230人,湖南181人,安徽135人,江西126
人,广东77人,湖北54人,贵州52人,四川50人,福建46
人,广西37人-
5月16日教育部公布去年各大学学业竞试,全国第一、二年级得奖者共
91名.其中浙大获奖人数最多,共IO名.以校统计:浙大10
人,岭大7人,武大6人,厦大6人,广西5人,西北师范5
人,川大4人,中大3人,湖大2人.以学系分,本校数学、
史地、农化三个学系都连续两年得奖.
6月6日工程师节,李熙谋院长在贵阳召开全国工程师学会,本校工学
院暴行学术活动并开放各系工场、实验室,让地方各界参观.
8月26日教育部公布,全国部聘教授,第一批共30人.我浙大苏步
青.吴耕民、王础、孟宪承(时在上海未返龙泉)四人当选.
’月28日教务处统计新学期学生数:遵义770人,湄潭357人,录取新
生408人,先修班148人,各省保送师范生80人,各省会考优
秀免试生69人.共约1832人.
H月4日化工系毕业生陈汝缝考取留英公费生,另一化工系毕业生邹元
曦考取林森主席出国公费生.
12月15日张其陶接受学校委派赴美国迸修一年.
i943年在遵义地区
2月12日教务处统计浙大黔校各部注册学生数共1568人.其中以学院
分:文学院130人,理学院169人,王学院753人,师范194
人,研究生28人,先修班23人.以年级分:一年级339人,
二年级270人,三年级464人,四年级368人。以学系分:中
文19人,外文50人,史地61人,数学72人,物理40人,化
790附录
学82人,生物15人,电机207人,化工244人,土木110
人,机械192人,农艺58人,园艺22人,农化59人,植病
13人,蚕桑6人,农经l13人,教育82人,国文16人,史地
55人,英语12人,数学15人,理化13人(后六系是师范学
院各系)。研究部:数学2人,生物3人,化工7人,农经4
人,史地12人,教师统计:教授91人,付教授32人,讲师
45人,助教79人。
2月20日一年级部分主任樊平章提请辞职,改聘钱宝琮结束任。训导长一
JIH由郭斌和继任。
7月2日本届毕业生共311人。
7月11日郑宗海自浙东分校来黔担任首任研究院长.
7月12曰招生委员会分析评定各省中学保送来浙大的新生成绩,列第一
等者有:重庆南开中学、浙大附中,十四中学及中大附中等四
所中学.
9月16日招生委员会统计:到今日为止本校录取新生共572人.其中文
学院79人,理学院59人,工学院278人,农学院98人,l厢院
58人,先修班56人.
10月14日巾国与印度交换留学生各10名,其中2人分配在浙大理学
院-
12月16日第二届学术审议会,浙大竺校长前往参加.会议选出部聘教
授,浙大有三人当选,llP胡刚复、郑宗海、陈建功.梅光迪仅
一票之差落选.
1944年在遵义地区
2月8日何校长在湘潭了解印度留学生学习情况。
4月4日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英大使馆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
首次来浙大参观。
5月9日本校今年毕业生共349人,其中文学院30人,理学院41人,
附录791
工学院176人,农学院79人,师院33人。
5月21日学校推定各院系成绩最优学生22名报教育部。
6月6日王学院工场火警,烧去电机实验室、动力室、肥皂工场、化工
原理实验室和药品室、土木实验室等,损失巨大.
9月凭校长决定王国松任工学院院长。
10月21曰:巳翼教摆在贵阳病故(29日在遵义出殡).
10月23日货校长借同李约瑟夫妇及随同五人赴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年
A
10月24日李约瑟在湄潭礼堂向全体师生讲《科学与民主义
10月2!日中国科学社年会在湄潭丈庙举行,由会长胡刚复担任主席并致
如,Jo雪可帧介绍社史与任务,钱宗琼作《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
特点》报告。午后宣读论文30余篇.
10月26日李约瑟原定今日离漏,后以生物方面论文甚多遂决定再留一天
(’实际留了二天)。上午参观数学与物理二系,午后参观农化
系.其助手毕丹耀参观农学院。四时半又去生物系参加生化讨
论会.李约瑟认为在浙大可看之事甚多,故决定再留一天,到
28日才离开掘潭。
10月27日科学社举行讨论会由生可损任主席。
10月28日!"!校长借李约瑟等返遵义.下午根据李约瑟要求参观史地系,
由叶良辅带领参观,他对史地系收藏的丰富图书和徐霞客三百
周年纪念陈列馆事非常注意。
11月17日桂林、柳州陷落,逃难过遵义者甚多,遵义42厂已准备打游
击-
11月22日贵阳开始疏散,平越交大已停课-
11月25日贵州大学派华仲麟来浙大要求将理、农二院迁。自与浙大合作,
雪主校长表示同意.
11月27日贵阳省政府F令紧急疏散。
12月1日学生会代表支德瑜、安粤、刘长庚、钟一铐四人赴贵阳发动学
792附录
生组织劳军.
12月2日教务长张绍忠向教务委员会报告全校注册人数共1658人.其
中四年级389人,三年级385人,二年级385人,一年级420
人。以院分,文学院120人,理学院210人,王学院815人,
农学院274人,师院157人,研究院50人,先修班32人.以
分校分,永兴420人,湄潭435人,遵义757人,此外尚有浙
大附中400余人(总共已有2(削余人).
12月12日教育部朱家弊电称:“浙大与中大合并,学生全体从军,教师步
行赴渝报到.”而待从室陈布雷主张:“浙大留原处不动.’全体师
生则都坚持职守,部分学生准备向子弹库借枪支去四郊打游
击.雪校长为应付时局,决定派孙怀葱、刘之远去仁怀,傅梦
秋、钱钟韩去绥阳.王福春JIJ过正安,知其地不产米且无盐,
敢不可住.
12月14日贵州大学教务长李孝同来浙大,要求将农林系和土木系四年级
毕业生送来,借浙大师资设备以结束学业.校长已同意该三系
40人来浙大完成学业.
12月16日《贵州日报》刊载:李约瑟博士返英后,在大学委员会讲演,
赞扬中国科学家,并称中国的浙江大学与西南联大可与英国的
剑桥、牛津或美国的哈佛大学相媲美.
12月20日校长僧王国松、张绍忠教授欢送浙大学生参加知识青年从军大
2』
1945年在遵义地区
1月1日本校农学院毕业生张胜游、汤永谦,吴志华、过兴先,郝守谦
等均考取农林部的留学生.
1月2日立化垦殖团在戏剧家熊佛西带领F,率许幸之,俞佳章、端木
戴良,张光字等来遵义,曾与浙大师生举行文艺晚会.
1月13日欢送浙大(第二次)战地服务团会议,团员30余人.由生校
附录793
长向团长支德输授旗(第一次在1940年1月由团长潘家苏带
队,有60余人参加).
1月24日费巩在今H离遵义去重庆.
2月2日浙大报名去著江参加知青从军者共93人。
2月3日教育部留美考试发榜,我校录取名额有土术系助教张福范,机
械系助教钮因美,化工系讲师冯新德等共12人。史地系教授涂
长望向雪校长建议发起组织中国科学工作协会.
3月5日费巩教授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失踪。
3月23日生物系教授罗宗洛入选中央研究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任第一任所
长,
4月18日吃校长亲赴蕃江青年军师部去保释李家铺(电之)、易钟熙
(ft工四)、王香耕(化学)、程士伟、徐铭曾等同学。
5月3日前年举行的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试,上月底发表,浙大得奖学生
共19人-
6月2日教务长张绍忠报告本届毕业生计大学部282人,研究生22
人。训导长郭斌和报告:浙大去年从军学生共137人(中央规
定70名),另有参加译员两批共137人。
6月7日全校金额最多的奖学金“国际奖学金”,本校有六个学生获得,
计有杨光华、杨忠道、诸婪强,fr,J昌明,主祖槐和孔良曼。
6月9日壁报审查委员会公布决定:“凡壁报文字具真实姓名而有登记之
笔名者,经学生自治会出版股,即可贴出.”
8月10日H本正式投降.
9月4日遵义各界庆祝抗战胜利,晚上火炬游行长达十里,盛况空前-
9月15日学校为准备迁返杭州,雪校长召开浙大复员委员会会议.
10月18日丝校长飞返杭州,察勘浙大文理学院和农学院的校址。
10月29日些校长在杭州召集吴钟伟、沈鲁珍并浙东分校主任路季讷等开
会讨论复校.并决定:在龙泉的三年级生和浙大师院学生在11
月10日停课,到l明年元月3日都到杭州复课,在杭州招收的一
794附录
年级新生,诀寇在11月13日到杭州上课。
11月8日全校长在杭州文理学院主持开学典礼,到会学生、教师及来宾
共400余人。雪校长报告浙大西迁八年经过,并请在此八年
中,浙大由幼年而成长成壮年了.在抗战中毕业生已达2(附0多
人,已超过战前二倍以上云。
11月12日雪校长飞返重庆.
11月26日雪校长在遵义向全体师生报告赴杭经过。
12月12日中央研究院决定派空可锁赴伦敦出席国际气象会议,国值浙大
复员事忙,竺校长委请徐长望代表出席。
12月19日学校上报教育部在黔的学生总人数为1257人(其中女生占五
分之一}.以年级分:四年级363人,三年级296人,二年级
318人,一年级237人,研究生22人.以学院分:文学院132
人,理学院182人,工学院584人,农学院238人,师院78
人.以籍贯分:浙268人,苏229人,湘163人,皖112人,
粤67人,黔64人,川51人,赣8人,辽6人,康3人,甘2
人,吉2人,热1人,察1人-
12月31日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在贵阳逝世.
1946年先在遵义后返杭州
2月’日新聘教师已决定来校者在:杨联升(外文)、严仁膺(经济)、
下学锁(航空)、赵如兰(音乐)、范祖掩(历史)、李春芬(地
理)、黄炳坤(政治)等。
1月11日货校长与新任训导长黄尊生谈划,,导方针,谓:一、目前各党派
既列于同等地位,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目P三青团也只能作为
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样.工、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
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三、却II导方针应以道德服人为标准.
2月16日杭州部分学生数统计共有注册学生726人,计文学院'80人,
理学院46人,农学院71人,师院209人,站学院59人,专修
附录795
科102人。在726人中,女生109人,男生617人.教授22
人,副教授15人,讲师15人,助教10人,兼任教师4人,共
66人,职员109人,
2月19日教务长在遵义主持校务会议(竺校长以研究院长资格出席).
报告注册人数,全校共1199人(女生194人).其中文学院
13]人,理学院556人,农学院224人,师院78人,研究生20
人,先修班20人。
2月23日物理系助教程开甲,数学系讲师张素诚,生物系讲师姚鑫三人
得英国奖学金出国留学.
3月5日费巩失踪一周年,学校停课一天并集会纪念.
3月17日为纪念梅先生逝世及募集子女教育基金,学生会借湄江大戏院
搬出《万世师表》话剧.
4月1日根据王国松在去年提议,改4月1日为浙大校庆.因此今天举
行新定校庆的黎一届庆祝会.
4月2日复员会议决定派舒鸿、马宗裕等赴汉口、长抄,沿途视察并勘
定设站地址.决定第一批师生在5月1日以前出发.
5月5日举行留学美国研究生选拔委员会(由美外交部设立),各系推
荐:候选人.结果由地理赵松乔和数学卢庆骏二人当选.教务长
张绍忠报告本届毕业生共291人,其中文学院25人,理学院
40人,工学院171人,农学院69人,师院18人,研究院8
人.
5月6曰:折大在贵州举行最后一次(第十九届)大学生毕业典礼.
5月10日扩大会议决定:将浙大在遵义和湄潭=处公物都交与地方政府
接管-
5月11日遵义文化教育界举行欢送浙大复员返抗大会.遵义83岁老人
蒋箴谙献旗,上有“善教继志,遵道教学,嘉贤容众,毁方瓦
合\小字是“浙大复员返杭纪念,遵义文化教育界敬献”。
5月15日斯大邀请遵义各界聚会,答谢欢送盛意和多年来对浙大的支
5月16日遵据两地举行最后一次新生入学考试,遵义报名者有160余
人.-F午三时半壁校长等离开遵义。
6月1日在遵义的浙江大学留守处结束。教背部公文自6月1日起改送
至杭州浙大。从此结束浙大在遵义的七年定居。
注:此稿依据《浙大校史稿》.《雪可械日记》、《怀念王国松先
生》.《空可锁传》.《杭大校史通讯》I-4期、《费巩传》等资
料摘编而成.
(杨竹亭撰写幸必达增删)

我是怎样演出《打渔杀家》的

我是怎样演出《打渔杀家》的
浙江大学在遵义

时光荏苒,离开浙大己快40 年了。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
中,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有的使我辛酸,有的使我欣慰,但
使我感到最为甜美的就是浙大的大学生活.每当忆起这段往事,
它就像一股暖流流过我的全身,使我感到幸福,欢快。
浙大- -年级设在永兴,那是一个远离城市的静僻小镇。1944 ’
年在那里人学,我们就在江西会馆与湖北会馆渡过→年简朴的学
生生活。那里既是课堂,又是宿舍。虽说校舍设备简陋,但浙大
722 遵泪史话
简朴的校风,使我们有县简犹荣之感。一年级学习紧张,晚间各
人在一盏油灯F夜战,饿时,与同学几人在街上小摊上吃汤圆充
饥,自有一番乐趣。
浙大二年级分设在遵义、湄潭两地。1:学院、文学院、师范
学院(文科)都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院(理科)在漏
潭。我念外文系, 二年级也到遵义来了。初到遵义,见到石板路
整齐、清洁,两旁商店毗连,市场也较繁荣,真像乡下人到大城
市一样,一切感到新鲜兴奋,视野开阔, 从精神到物质上都上升
了一个阶梯《当时,浙大男同学住在何家巷,女同学位杨柳衔。
来遵义不久,有一天,女生宿舍传达室的老赵向我通报有人找
我,不一会、一个陌生的青年走到我的面前,笑盈盈地自我介
绍:“密斯徐,我是浙大京剧团的。”我感到奇怪,你怎么知道我
呢?我与京剧团有什么关系?他又笑容可掬地说:“我们要举办迎
新庆祝会,我们请你演京剧。”我大吃一惊’,忙答道:“我从未演过
京剧,连唱都不会呢。”我有点生气,感到这人太冒失了。他讲:
“我们听过你唱了。你的声音圆润,很甜。” 他又笑着补充一句:
“京剧团就在你们宿舍隔壁。” 我暗忖真糟糕, 我有时有瞎哼戏的
习惯,给别人听见了。本来“迎新会” 应由三、四年级同学演出
的。经他劝说,我当时年轻,遇事有些好奇心,也就同意了。他
告我演全部《打渔杀家》。我扮演桂英。我有些胆怯。他说:“不
要紧,有人指导,外文系陈教授的夫人陈师母会”。就这样,每
天课余后由陈师母排练指导,经过近一个月的排练,我学会了走
步、碎步,和划船等动作。至于唱腔,由于我幼年常随家里人看
京戏,有些兴趣,回家后,爱学着哼哼,无意中也会一些京剧的
基本唱腔,只是不准。在浙大京剧团老师指导下,有胡琴等乐器
配合,很快就会了。演出前几天,在何家巷校内贴出一张大红纸
海报:“…定F x 月x 日在遵义大剧院横出全部《打渔杀家》。”可
是不巧,扮演桂英爹爹的浙大拉册组主任突然感冒,嗓子倒了,
声音沙哑不能演唱。在万分紧急中,四处联系,后来与遵义京剧
票友社联系上了,由一个有经验年长的票友扮演萧恩。我与那位
年长票友又排练了J下《杀家》武打部分。l临演出前,京剧团的
学长告诉我不妥怕,在台仨不要看前排,要看后排,这样壮胆。
演出时,先在幕后台内唱几句西皮倒板,旋即出场在台上跑三国
碎步。看到台下黑压压的- ----片,我有些紧张,想着学长嘱咐我的
话,赶紧看剧场最后一排。只见最后---排站着许多同学,那天剧
院是浙大包场的,座位满满的,也可能是自己当时年轻,有些傻
大胆,我看看下面的观众,觉得他们反正都是浙大的同学,像吃
了定心丸似的,反而镇静下来了。在台上我与那位老生配合默
契,横出总算成功。演出后,有的同学讲我划船,上下船跃身跳
起的动作节奏好,有的说嗓子不错,有的讲扮相好,获得好评。
岁月如流,青年时的黄金时代是中4去不复返了。几- 1 -年前的
往事仍历历在目,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得到抚慰、温
暖。浙大求是的校风,老师认真的授课,同学勤奋的学习及简朴
丰富多采文化生活,都是回味深长的。它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
回忆。离开遵义后,再没有重返故里,但我常思念它,总想旧地
重游,重脐它的丰采。特别是遵义不仅是文化古城,又是革命重
镇,它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光荣重任。近年来,得悉古城焕发了
青春,增强了活力,有很多建设,变化很大。遵义在腾飞、在发
展,我默默地遥视它在改革的进程中繁荣昌盛,重放异彩。
(徐贤璋)
(本文作者:浙大40 年代毕业生,已从中国石化公司洛阳
石化工程公司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