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工程(The Journal of the Civi Engineering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ekiang)

[土木工程(The Journal of the Civi Engineering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ekiang)]

综合性土木工程半年刊。1930年3月创刊于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土木工程学会编辑出版。创刊号有程振钧和吴钟伟的《序》及编者的《创刊词》。丁守常任编辑主任,茅绍文等10名学生任编辑,徐邦宁等4名学生为编务。吴钟伟、张云青、陆凤书等先生任名誉编辑。出版3卷之后,到1935年12月改为《浙江大学工程季刊》,再出版至1937年抗战爆发,1941年7月在遵义复刊出版4卷后于1945年停刊。其前后持续15年有余,共出版7卷近20期。在1939年5月至1949年3月,该会还相继在遵义和杭州两地出版《土木通讯》不定期刊,今见有17期。今存北京大学、上海、国家、湖北省图书馆等。
其内容涉及河北治水、道路工程、测量、混凝土筑路、路浆、钢筋混凝土等诸方面,栏目设有论著、研究、译著、见闻随掇、会务报道等。创刊号的论著有徐世大的《河北治水方案》;刘俊杰的《关于工程之地质研究》;陆凤书的《道路工程概论》;陈体诚讲演的《公路工程》;Arthru M Shaw讲演的“Planning Ahead”;研究部的《测量学名辞之一部》;丁守常的《莫干山行营测量记》等。译著有颜寿曾的《经纬仪及照距所测纲线之校准》;吴光汉的《接缝于混凝土路面之用意》;罗元谦的《基础设计》;茅绍文的《路浆》;丁守常的《钢筋混凝土梁中剪力之研究》等。《土木工程》得到了在校学生、教师和校友们的鼎力支持。远在华北的校友徐世大先生亦寄来稿件,同时附函予以鼓励,奖掖后进的情怀跃然纸上;在浙江省建设厅工作的陆凤书先生亦拨冗撰稿相助。一时稿件云集,以至于孙经愣关于道路的论文、曹振藻关于测量和材料试验的论文等只好暂搁。

这是一份颇具代表性的工程技术期刊。首先从土木工程技术的发展史来看,教授们认为:“凡漫游文明国境者,莫不惊其工程之伟大;而不知此皆为专门学者研究之结晶物也。”“凡百建设事业,皆以土木工程为之先驱。工程之巨者,历数千年而不敝。如吾国之长城、运河,欧美之苏伊士、巴拿马两运河等,皆彰彰在人耳目。最近如英法海底隧道工程,则正在计划进行之中;移山障海,虽谓世间无难事,殆无不可也。良以全世界土木工程,日益发达。一切艰难重要工作,皆由专门学者任之;而其研究设计,莫不赖有公开之学会,定期之杂志,以互相交换知识,由理论以施之实际。”“吾知本刊之发行,且将为工程界之良助,本省建设前途之福音矣。”①学生们也认为:“结巢治水,工程肪自先民;平道开渠,福利遗于后世。前修回首,不尽低徊;继武无踪,深可惋惜。近世文明丕耀,着绩工程。人事光华,奠基土木。道路修饬,不歌行路之难;桥索行空,永绝渡河之叹。西欧规范,北美规模。功在于人,法足式效,惟是继绝学于古人,骋齐驱于当世,非借他山之石,攻错为难,不借先进之思,突飞岂易。”②这正是创办《土木工程》的原因,也就是“基此精神,借为媒介,庶乎聚参考之资,作印证之用”③。

① 程振钓,《序一》,《土木工程》,1930,1(1):1。
②③ 编者,《土木工程征稿启》,《土木工程》,1930,1(1):封二。

其次,从土木工程技术教育的角度来看,“自民国奠定……治土木之学者,闻风兴起。吾校应社会之需要,亦添设土木一科。学子之从习者,竟超越他科……吾科学子,知实用之非易,于是有土木工程学会之组织。思有沟通社会民情,以求适于实用,意至善也”①。然而,当时,“吾国建设伊始,土木工程人才之需要,尤为迫切。无论依总理建国方略,筑港、浚河、造路、开矿、蓄水、储电,一切重大实业,皆非人才莫举……浙江大学工学院,规模美备,实为本省建设人才之外府。兹者土木科诸君,课余攻错,有刊物之组织,可见其在学问上,已有自动研究之兴趣,使理论实际互为表里”②。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科设于建校之初的1926年,约于1929年由学生发起创办土木工程学会,于次年创办期刊。看来,该校开办土木工程教育要算是较早的大学之一了。然而当时,“在中国,所学和所用,真是山遥水远。书本子上的学问,在外国虽然是些陈迹,在中国还要算高论。这样学非所用,在国家和个人,都只有损失。我们所希望的是要从外国的学理中,得些适合中国的方法来。这是搜究国内实际情形的根由”。另外,“是要介绍些国外的新理法。‘迎头学上去’,这是孙逸仙先生所昭示我们的话。要这样,对于所谓新,非得随时知道不可。如此,才能说是迎头,至少也容易三步并做两步。所以,新的介绍,也有它的需要在”③。由此看来,搜究国内的实际建设情形”和“介绍些国外的新理法”是创办《土木工程》的主要目的,以便“迎头学上去”,西学得为中用,“借他山之石,攻错为难”④,成为相辅于土木工程教学的得力工具。

① 吴钟伟,《序三》,《土木工程》,1930,1(1):Ⅳ。
②④ 编者,《土木工程征稿启》,《土木工程》,1930,1(1):封二。
③ 编者,《创刊词》,《土木工程》,1930,1(1):1-2。

再次,从科学出版文化的发展来看,“在现今的中国,文化的落后,尤其在物质一方,是无可讳饰,这是我们所引为深惧的”。“今年某报,曾有一个关于科学刊物的统计。其中要是把医学除外,真是数来不上双手。在这样一个国家,学术如此落漠,即使不算耻辱,也未免笑话。我们所以自忘谫陋,起来呼应,这也是一个原因”。“本来这一些覆瓿的文字,是不想在野草一般的刊物里占一席地。不过,想到在寥落的工程、科学的出版界中,即使是一二株野草,也还觉得青葱得可爱;何况在野草里的葑菲,或者还有可采取的部分在,这是我们敢于自献的一个原因”①。这种敢以一二株野草的青葱,改造科技学术之落漠和“自忘谫陋,起来呼应”的垦荒者的奋斗精神和使命感,或许正是该校科技学术期刊得以繁荣的原动力所在。其实,该刊的年轻编者们除却些许诸如“野草”、“毛羽未丰”、“竭其浅学”、“愿宏力薄”和“自忘谫陋”等谦虚之外,也不乏“起来呼应”、“迎头学上去”、终有“可采取的部分”这样的自豪感,“在寒梅香里,终于茁了这一枝怒芽”②。对于刊物的未来,年轻的编辑们同样充满激情和乐观,即“所望不吝金玉,惠赐篇章。名山硕著,固当宝若连城;片羽吉光,亦属珍同拱壁。为一步趋之致,约其指归;幸加提挈之功,不我遐弃”③。“相信当世热情的专门学者,总不至于漠然而不加以深切的指示。此后,朝培夕溉,固然是我们所想努力的。至于夏雨春风,则所望于大家的匡教了”。
当时,全国高校成立有土木工程学会并办有期刊者不过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交通大学、广西大学、之江大学等七八所学校,高校之外的科研机构和社团也鲜有此类学会或期刊,今见者亦不过一两种。其持续出版的时间也显然比浙江大学所办的此类期刊短得多,大多不过出版五六期,多者如中央大学亦不过10余期。

① 编者,《创刊词》,《土木工程》,1930,1(1):1-2。
② 编者,《土木工程征稿启》,《土木工程》,1930,1(1):封二。
③ 编者,《创刊词》,《土木工程》,1930,1(1):,1-2。

附李熙谋《序》:
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约以二种标准,就能够测定程度的高下:
第一种标准,就是国家与民族间的文字诗歌、风俗礼制与思想,若希腊的哲学、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四书五经和百家之言,都可代表那时候各个民族的文化;第二种标准,就是国家与民族间的艺术与建筑物,如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古宫,都望远为历史家记述颂扬,骚人游客,时时去凭吊瞻仰。吾中国的建筑品,在各民族中从古代到现在,也是极有价值的,若秦代的长城、隋朝的运河,到现在还是称为世界伟大的工程建筑物。就是夏禹治水,他的工程事业,虽没有详详细细记载下来,但是中国洪水的祸患,就能消除,已足以证明禹的治水工程的成功。夏禹后数千年的现在中国,年年受黄河淮河的灾害,日日说治河导淮,到现在尚未得到相当的效果,对夏禹应该是十分惭愧底。钱塘江海塘的工程、北平天坛的建筑,以及中国到处能看得到的画栋飞椽的寺观、参云齐天的古塔,那一件不是兼有艺术、可传永久的建筑品,那一件不是近代的所谓土木工程学术的表现。照这样讲起来,建筑工程乃是吾中国一种固有的学术,在中国文化上为仍有价值的证据,吾中华民族因此也足以自豪。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科同学,为在课余探讨学问起见,有土木工程学会的组织,并延请名家讲演,以补充课业上的缺乏,历时已数月,近复汇集稿件,付之梨枣,定名为《土木工程》,他们孜孜好学之精神,确是可敬佩的。工学院土木科的课程,大都以近代科学学科为根据,于古代工程建筑未能列入日程和加以研究,确是一件可憾的事。但是,真理是没有新旧的,科学学理既可以治近代的工程,那是一定也可用以为攻治古代建筑学的工具。土木科的同学,若以组织学会的精神,来继续他们求学的志愿,那不但近代土木工程学术能够贯通,就是吾国旧有的建筑艺术,一定也能发扬而光大的。若能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就不只是任何个人的成功,乃是民族文化史上的光荣,这就是我对土木科同学最大的希望。


浙大西迁 | 遵义,寻找77年前丰子恺女儿婚礼上的见证人

浙大西迁 | 遵义,寻找77年前丰子恺女儿婚礼上的见证人 

2019-01-12 22:10

原标题:薄薄的结婚证书 浓浓的西迁情愫

文/陆昌友

在著名画家、散文家、美术和音乐家丰子恺先生家乡浙江桐乡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长47.5厘米、宽30.2厘米的手书“结婚证书”和一张长79厘米、宽31.3厘米的“来宾签名册页”。这两件珍贵文物中,蕴含的是浙大西迁遵义办学中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用丰子恺四女儿丰一吟的话来讲,这是“我们逃难以来的一桩大喜事。”——在不少浙大师生包括他们的子女眼中,西迁就是逃难,毕竟“国难当头”嘛。当年,竺可桢校长谈到浙大从遵义复员杭州的困难情形时,就有过“复员难于逃难”的感叹。

1941年9月7日下午四点,遵义的成都川菜馆里高朋满座、热闹非常,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正在举行。新郎宋慕法,浙大理学院生物学系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毕业生,其时就职于离岳父丰子恺寓居南坛巷星汉楼不远的中国蚕桑研究所,同时还在丰家做家庭教师。不久,他就去湄潭的永兴作了浙大助教。新娘是丰子恺的二女儿丰林先(宛音)。此时,新郎身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一套西装,新娘披着竺可桢校长送的一床绣花被面,权当婚纱,不显半点寒酸,反而充满幸福,正喜气洋洋地接受来自亲友的祝福。

这是一场由浙大西迁遵义办学带来的新式文明婚礼。在没有完备婚姻登记制度的遵义,无须官方认可,当然也就买不到规范印制的结婚证书啰。于是多才多艺的丰子恺先生找来一张粉红色的纸,设计了一份眩人眼目的结婚证书。他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上二位新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出生时间不光用了旧历,还写上了时辰,这就在文明现代的婚书中留下了传统婚俗的明显印痕。

接着,写下婚姻由来、结婚时间、地点、证婚人等作为证书的必备内容,然后是结婚人、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的姓名。关键是每个人都盖上了鲜红的印章,这就显得何等郑重其事,绝非儿戏。特别是尽管介绍人陈志超、郑梅英夫妇已回温州老家,但也专门请了随丰子恺从家乡逃难出来、在浙大文学院史地学系作绘图员兼书记员的私淑弟子周炳潮、倪兰英伉俪代替,他们也认认真真地盖了印。证书四周,细心的丰子恺还精心用笔勾画了一个红框,既彰显了艺术家的才气,又提升了结婚证书的品味。

同样,丰子恺先生用另一张粉红色的纸,设计了一个有深红边框的来宾签名册页,由丰先生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敬请签名永志光宠”的字样。

这样一个不要“父母之命”的新式婚姻,这样一场连介绍人都可以找人代替的文明婚礼,因为丰子恺先生在浙大、在遵义的人脉,还有刚从浙大毕业不久的新郎官宋慕法同学、同事、同乡间的人缘,让婚礼办得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堪称遵义小城一次文化名流咸集、知识精英汇聚的盛会。在册页上签名的嘉宾就有74人之多。

他们中有时任工学院院长的李熙谋,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师范学院院长王琎,担任主婚人的数学系主任苏步青,电机系主任王国松,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国文系主任郭斌和,数学系教授陈建功,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教育系教授黄翼,化工系教授刘馥英,国文系教授王焕镳、郦承铨、缪钺、讲师许绍光等浙大精英,学术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校长办公室秘书诸葛麒,校医务室医生周威等也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有趣的是,被称为“奥运金哨”的舒鸿教授,在册页上留下了字迹最大的签名,他十四岁的儿子舒昌荣,紧随其下方,也在册页上签下笔墨清秀的名字,而他的太太因与新郎同乡、代表男方家长作为主婚人,却只是以“舒鸿太太”的名义在结婚证书上露了下脸,连印章都是用舒鸿的。

当时,在遵义办学期间多次为浙大毕业生证婚的竺可桢校长在重庆出差,未能参加。但他的夫人陈汲女士来啦,而且在册页的中部下端签下了“竺陈汲”三个字。这位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才女,谨遵“出嫁从夫”的古训,签名时也不忘冠上夫君的姓。

婚礼上活跃的另一个群体,是新郎宋慕法的同窗、同事,知交、好友。出现在来宾签名册页上的是:

苏步青教授培养的“四大金刚”中的两位:浙大数学系研究生吴祖基、助教白正国,浙大史地系研究生周恩济,浙大永兴分部物理助教曹萱龄、江乃纯、数学助教钱大业,浙大工学院土木系助教董维宁、机械系助教汤翙、钮因美,生物系助教吴长春,教育系助教吴志尧,文学院文牍员李精治,宋慕法同事、蚕桑研究所研究助理陈士怡、马秀权等。

一些在读的浙大学生也出现在婚礼现场,签下大名。他们是;教育系毕业班学生周淮水、汪湘,教育系学生戎涓之,化工系学生俞成孝,土木系学生项锦西,数学系学生邓劢,史地系学生蒋以明、沈稚利,化学系学生朱祖鳌等。

另外,还有在遵义浙大1940年毕业的吴廷瑮(土木)、任传丰(机械)、鲍范志(农化),1941年毕业的霍少成(机械)、郑乃瑜(化工)、赵梦寰(化工)、张本华(生物)等嘉宾,只能从竺可桢校长收藏的毕业生照片或其他散见的资料中依稀寻觅到他们模糊的身影啦!

婚礼既然在遵义举行,当然少不了本地名流的光顾,或许还有慕丰子恺先生大名而来者,也未可知。

出席婚礼最早、在签名册页上第一个签名的赵迺康先生,是遵义的著名学者,《续遵义府志》的主要编撰人,也是丰子恺先生的好朋友。半年多以前的正月新七(人日),两人就曾邀朋结友,去禹门沙滩拜祭“沙滩文化”杰出代表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陵墓,归来结集诗文书画而成《子午山纪游册》,王焕镳先生虽“病不能行,为怅然久之,既而赵翁迺康之记,丰子恺之画,名流诸子之诗与词,得于展谒”,还是欣然命笔,为之作序,成就浙大西迁遵义的一段佳话。同往谒陵者之一的浙江乐清人李瑜、江苏武进人冯励青也签了名。

签名册页第二人,是别号墨颠的欧阳樛,这位工诗词、善书画、擅长篆书、隶书的法官,作过遵义的法院院长,检察长,与丰子恺先生应当是颇有交往,值此喜事,理应捧场。至今,在浙大遵义校本部子弹库里的郑莫祠,还可以看到欧阳樛为遵义罗庄(丰子恺曾居住过)主人罗徽五篆书刻写的一通石碑。

胡颂翰,时在遵义县农本局任职的浙江人,浙江同乡会理事。竺可桢校长日记中曾数次提到,他为仙龙巷一号浙江小学的开办、运行,协调、筹集经费等,应是功不可没。他的名字也出现在签名册页中。

胡楚渔,签名册页右下角的一个名字引起关注。世居遵义、年近九十的遵义老人周树心、李永颐都说他是遵义团溪人。九十六岁高龄的浙大老校友幸必达老人还回忆起胡楚渔在遵义县中作过教师,擅长写意墨竹,山水画也独辟蹊径,曾与徐惕冰、魏西云、唐湘宾、肖之亮、刘庚扬等在丁字口大悲阁中心小学开过书画联展,是四十年代初诸葛麒、郦承铨等浙大教职员都参与其中的遵义萍舸书画社的成员。

“杨天泽是遵义的名老中医,杨廷璋是教会学校遵道小学的创始人,其侄子杨相华当过遵道小学的校长。”遵义文史专家、八十一岁的曾祥铣前辈指着签名册页中的两个人名如是说,因为曾老当年就是遵道小学的学生。

前不久,王国松先生的女儿王遵雯老师通过微信联系上笔者,丰子恺先生的外孙宋雪君(宋慕法、丰林先之子)也提供了相关信息,希望能尽量找到当年在“永志光宠”签名册页上留下墨宝的嘉宾,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线索。雪泥鸿爪,历久弥新,更值得珍重,何况签名册页上的嘉宾基本上都已不在人世。

就是这一纸历经岁月沧桑、显得有些泛黄的结婚证书和签名册页,牵动了众多的热心人。“寻亲”成了“西迁后代”微信群的热门话题。没几天功夫,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名字,从不同的渠道浮出了水面。笔者再结合手头的资料耙梳、钩沉,有了不小的收获,或许还会有新的线索。现提笔写下这段文字,希图了却宋先生的夙愿,力求还原七十七年前浙大西迁遵义办学历史上那件令人难忘的喜事,再现科学泰斗、艺术大师、耆宿名流、求是精英的风采,展示凝聚于结婚证书和签名册页中力透纸背的西迁情愫,传承已深深植根于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的求是精神。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打油几句,充作结尾:

南坛何处觅旧踪,丰师星汉意从容。

逃难嫁女逢喜事,成都菜馆聚高朋。

泛黄婚书蕴深意,签名册页志光宠。

七十七年再回首,西迁情愫胜酒浓。

– End –

主编 | 郑易

编辑 | 润生 青尘 金珍

沈善炯自述:愉快的13年

沈善炯自述:熊卫民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11

第五章 愉快的13年

  一回国,我的老师张景钺教授就催我回北大生物系工作。但北大的另一个老师却强烈反对,甚至说:“如果沈善炯来,我就走!”这就使我的老师感到很为难。那个人也曾当过我的老师,据说是因为张景钺先生对我的期望过高,总在大家面前赞扬我,她有点看不惯;又担心我去了后,给她造成压力,所以才极力阻挠。其实我并不愿意回北大,我并不主张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在美国时我就向老师表示过,我想去医学院工作,在那里我可以教生化,然后等待时机再回到我的第一志趣遗传学上去。南开大学为争取我去,特地将我的妻子卢盛华从沈阳调到天津,①但我还是没有允诺。最后经浙江大学的谈家桢和我的好友丁振麟介绍,我去了杭州,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生化科工作,任副教授。
  ①1947年我去美国留学后,为了替我维持这个家,盛华带着我的妹妹和我们的女儿去东北,后到沈阳工作。——沈善炯注。

  从1951年至1952年初,我在浙大医学院教了两班医学院同学和一班理学院药学系同学的生物化学课。同学少年皆勤奋好学,他们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一般都能看英文参考书,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也常毫不拘束地跑来问我或和我讨论。鉴于同学们的求学热忱,我希望多给他们介绍一些基础知识,因此我必须加倍自学,这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乐趣。那时我才34岁,置身于年轻学子之间,感到桃李芬芳,学友情深。
  教书之余,我常踱到西湖边去看岳飞庙。“文革”过后,我再去那儿,发现变化不小:造反派、红卫兵把岳飞的坟(衣冠冢)都掘了,后面爱国诗人陆游的题词被拿掉,蔡廷锴写的“军人模范”也遭磨灭。庙里原有一副对联,“父子北征,忠孝岳家军第一;君臣南渡,河山宋室庙无双”,也不见了踪迹。我在浙大的学生叫我写一副补上去,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动笔。


2005年与当年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杭州聚会

  1952年,全国大学都要参考苏联的高等教育制度进行院系调整,浙大医学院归并到了浙江医学院。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洪式闾特地持聘书到我家里,希望我仍能在浙医任职,但我已决定去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了,这也是我的恩师张景钺先生推荐的。我于1952年2月离开杭州,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与几位为我送行的同学在车站告别。“先生,我们分别了,但我们将一直记着您。”这句临别之言一直回荡在我的心坎里,特别是在我以后困苦的日子里,给了我不少信心和力量,使我想到还有不少青年是爱戴我、尊敬我的。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如今我当年的学生已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不少贡献,有的已是国家的栋梁,担负着医学上的重任。
  我有道德学问高尚的恩师,他培养我入科学之门;我有愿意献身科学、报效国家的学生,他们鼓励我对科学执著追索,做个有用之人。夜来扪心自问,我真不愧此生。
  我到上海后住在陕西南路的一个宿舍里,盛华和我们的女儿沈韦仍留在杭州。那时曾在联大教过我的殷宏章先生适从印度回来。他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后来到了印度。新中国一成立,他应政府的号召回国,也要到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殷先生很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当时属于实验生物所的植物生理研究室工作。因为过去的师生之谊,我勉强同意了,但我内心是不大愿意留在植物生理室的。

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
  1950年代初,几经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我和其他归国留学生一样,诚心诚意地愿将自己的一技之长奉献给新中国的重建。当时我国的抗生素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有些国家还限制我国进口抗生素。为应医药工业的急需,殷先生和我商量,决定研究抗生素的生产,成立抗生素研究组。这个组开始时只有助理研究员单慰曾、技术员张文玲和我三人。我对抗生素可以说是外行,只好硬着头皮到上海仅有的一家青霉素厂,向有经验的技术员和工人学习关于发酵、提取和鉴定等过程的操作。回溯往事,我要感谢当时的青霉素厂厂长童村、技术员余尔谷还有工人杨采娥对我的帮助。他们无疑是我学习和研究抗生素的启蒙老师。
  抗生素的研究后来被列为国家的重点研究项目,并由院属有关研究所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卫生部上海青霉素厂等在上海成立了抗生素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负责领导和主持这项工作,汪猷、高怡生、殷宏章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陈善晃、青霉素厂厂长童村以及上海医学院的林兆耆、苏德龙等均为委员会委员。由于上级的重视,我们的抗生素研究组很快就增加了陈俊标、洪孟民、宋鸿遇和顾德安等人员。根据抗生素工作委员会的协调,我们主要研究金霉素的生产,包括菌种的选育和金霉素的发酵等。由于大家勤奋努力,不到三年时间,我们就在金霉素的工作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徐昌霖曾到我们实验室来体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为此写了剧本《情长谊深》,接着摄成电影。我和宏章师一起研究抗生素的情景跃然幕上。
  宏章师的教诲和帮助使我难忘。他的智慧给我很多启发。我们注意到,将生长延滞期(1ag phase)或稳定期(stationary phase)的细菌细胞接种到培养基后,都重新从延滞期开始生长,但将生长在对数期(109 phase)的细胞接种到培养基上,却不再经延滞期,而是由对数期直接跨入生长最高的稳定期。宏章师根据细菌生长的这种动态变化推断,作为代谢产物的抗生素的合成也将与生产抗生素的放线菌的生长期有关。我们研究金霉素生产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使金霉菌在不同条件下生长,然后接种到发酵培养基中培养,再观察金霉素的生产,结果发现金霉菌的接种条件确实影响发酵中金霉素的合成。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实验生物学报》上。我在工作中有时很急躁,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偏激,宏章师总是谆谆教诲我,而且为我争取工作条件,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支持。殷师母曾对盛华说:“我们宏章,为了沈善炯,添了不少白发!”真是一言见真情。
  在研究金霉素的生物合成中,我们首先证明金霉菌在分解己糖时,戊糖循环的运转与金霉素的合成有关。根据金霉素分子芳香族环来自1,7一二磷酸景天糖的理论,我们得出在发酵液中的磷酸盐会抑制金霉素的生产的结论——它会阻止戊糖循环,从而限制1,7一二磷酸景天糖的生成。我们进而推断,控制磷酸盐在发酵液中的含量将是提高金霉素生产的重要因素。这个理论经中间试验检验后获得生产部门的认可。
在各相关单位的密切合作下,我国的抗生素研究进展很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终于能够生产一些主要抗生素,而金霉素是其中较早投入生产的抗生素之一。这是我回国后在科研工作中感到最成功的一次合作。可惜这项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但片段记录可见诸竺可桢日记①。
  ①竺可桢在1955年2月18 H的日记中记有如下文字:“下午3点,与柯夫达同志、吴副院长、柳大纲及过兴先谈抗生素事。目前国内青霉素已能自制,可到1600单位,合乎国际标准,链霉索和金霉素则正在试验时期,后者已经过30加仑和53加仑的试验时期……对于汪猷、沈善炯[的]工作应表扬,并将成绩报告国务院。”见竺可桢:《竺可桢全集》。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1957年4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正在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对新中国都抱有强烈的希望,愿将一生献给中国的科学事业。很多人普遍认为,老共产党员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赴汤蹈火,出生人死,能进入这样的集体是一种殊荣。我也正是这样看待共产党员的。生化所的曹天钦于1956年5月入党,是中科院上海岳阳路区各所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中最早入党的。之后每次讨论科学家人党申请时,党组织总是邀请其同辈参加会议,意在教育大家,促使大家向这些够入党条件的入学习。我的这次入党讨论会也邀请了钮经义、邹承鲁等人参加。

关于1952年院系调整的回忆 陆栋

关于1952年院系调整的回忆
陆栋①
①陆栋,1933年生,复旦大学教授,时为浙江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

  我是1951年进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的。那时抗美援朝如火如茶,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消除恐美思想,增强胜利信念。接着全国开展三反运动,争取财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后继的是思想改造,学习整风文献各自作思想检查,写思想小结,小组交流,有重要影响的教师的思想小结则在全系交流,欢迎学生去听。
  大约1952年6月《人民日报》发社论,将要进行院系调整,为国家进行有计划大规模建设创造条件。这项措施是非常高明的,一下子解决了教会和私立大学的问题,涉及政治、法律等学科易于治理。但人们最关心的是具体调整方案,调到什么地方去。后来我们知道浙大理学院的五个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人类学)并入复旦;地理系大部分去南京大学,一小半加入华东师大:药学系去南京参与到新办的药科大学。
  对于学生来说,院系调整没有什么负担,在哪儿读书都一样。浙大为了表示对外调学生的关爱,在中秋节后免费送我们去海宁观看钱塘江八月潮。夜里皓月当空,雾气迷蒙,有人喊潮来了,只见远处出现一条细长白练,从宽阔江口向逐渐收窄的上游江面奔来。越近潮头越高,白练愈明显。潮头拍案,涛声如累,汹涌向前,极为壮美。
  不几天是国庆节,在西湖边上街头广场集会庆祝,有省领导往会致辞。国庆后我们集体乘火车直奔上海北站。复旦派汽车接我们住在德庄男学生宿舍,女生住在淞庄宿舍。到校后,原复旦同班同学史国宝找我一同参加当年新生的宿舍安排,安排的名单呈送校团委和学生会求认可和备案。
  浙大物理系到复旦来的只有卢鹤绂教授和他的三位研究生赖祖武、郦庚元和裘志洪。行前找曾到他办公室拜访过卢先生。他正忙于处理事情,给我一本新杂志阅读。我翻开杂志,里面有卢先生和曹萱龄先生合写的“铀核的自裂”,我看不懂内容,合上杂志静等他处理完手头的事。他转身告诉我,浙大物理系的全套图书杂志将运往复旦,这是复旦发展的资源。同时调来复旦的还有两位金工师傅和一位实验室工友。到时你们学生有车送车站,一起去上海。
  浙大物理系原系主任何增禄教授调往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任教。程开甲教授调往南京大学,开创金属物理研究,几年后调往北京参与国防科研,后来大家知道他是两弹功臣之一。胡济民教授调往北大筹建技术物理系。后来卢鹤绂教授也调往北大在技术物理系任教两年,再回复旦。束星北教授调往山东大学物理系,后来在那里长期遭受苦难,有一本书《束星北档案》详述他的生平。陈继述先生也调往山东大学,“文革”后成为山东大学光学系主任,再后来任宁波大学物理系主任。石之琅先生调去厦大物理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院系调整后,仍有零星的人事调动。1955年复旦物理系副主任江仁寿教授调往西北大学任教。他在30年代留学英国,回国后长期在武汉大学物理系任教并任系主任。当年他的学生刘西尧,曾是原子武器试验场指挥张爱萍将军的副手。后来刘又担任国家教委负责人。“文革”后江先生邀请诺奖得主普里高律教授来西安讲学,倡导开展非平衡态热力学研究。又请哈根教授讲学,倡导协同学研究。王恒守教授1957年遭受不公正的批判,这位曾经创办山东大学物理系并兼系主任,后来担任过南开和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的前辈,1958年黯然别离复旦,在安徽大学降级使用。1960年汤睿副教授调往山东曲阜师大物理系任教,家里留下年老体衰的老母独自生活,也是令人壮怀之旅。此外还有赖祖武先生调往国防科研单位,何育辽先生调往本市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任副所长。这些前辈调离,影响了复旦物理系,分支学科一直比较单薄。
  实际上调整后复旦物理系教授人数并不多,有周同庆教授、王福山教授、卢鹤绂教授、叶蕴理教授等,周世勋副教授1958~196O年去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从地质学院调来李仲卿教授长期执教化学系普物。还有方俊鑫等20来位讲师,其余有几十位助教。人员虽少,活力较强;经费虽少,勤敏以赴。


复旦大学物理系1955年毕业同学合影留念
一排(教师):汤睿 *周雄豪 △方俊鑫 钱孝衡 ●叶蕴理 ●江仁寿 俞继泽 *王福山 ○裘志洪 △周同庆 *王恒守 周世勋 ○卢鹤绂 谢希德 ○赖祖式 ●戴乐山
二排:*朱锦宝 ●曹国良 *胡文伟 ●田静华 陈瑞玉 ●王征华 叶剑英 ○蔡莲珍 △高文琦 ●袁蓉芳 *荣茉英 *翁珍珊 *丁文珍 ●李园 *魏瑞霞 ●陈忠忠 △梁星辉 ○洪燮元 ●李世昌
三排:○闻伍椿 *丁大钊 ○吕如榆 △谢守全 ●史国宝 *陈世群 ●王朝俊 ○朱伯良 ○方克旭 *杜冲麟 △方守贤 ○赵焕卿 ○蔡圣善 ●俞宝棣 ●阮刚 ●任鸿耀 *陈崇(金光) ○陆栋 ○卢汶俊
四排:△杨世杰 △倪光炯 ○郑思定 △宋孝同 ○何宇亮 ●余泮水 孙雁华 *陈显元 △钱登 ○仇士华 △沈传楷 徐嘉麒 △郭箕弟 ●周永森 ○蔡臻林 △李富铭 ○许鸿滨 ●袁榘 郑福洁 ●陆照发 ○储连元 *胡力东 ○林志宗 ●金化良 同年毕业 ○李镇敌 △钱钟华 △朱鹤鸣未参加
○来自浙大 △来自交大 *来自同济 ●原复旦
本届同学中有中科院院士两人:方守贤、丁大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人:仇士华;物理系总支书记、校纪委书记:金兆良;无线电工程系主任、校教务处长:袁榘;全国社会主义劳动模范、复旦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倪光炯;南京军事工程学院少将教授:钱登。复旦光学教研组主任、物理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富铭。

1952年浙江大学地理系院系调整 陈吉余

1952年浙江大学地理系院系调整
陈吉余①
①陈吉余,1921年生,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乐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时任浙江大学地理系讲师。

  1952年的春天,明媚的西子湖畔,浙江大学和往常一样弦歌不绝,但是教师们除了正常的教学以外,还增加了新的内容,接受思想教育,进行思想改造,批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以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自己,差不多每天下午进行学习,先是自我分析,然后相互帮助批评旧思想,树立新的世界观。浙大思想改造全校由浙江省教育部门领导负责,理学院负责思想改造的领导组由嘉兴来的干部金孟加负责,带了几个年轻干部参加工作,联系地理系思想改造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姓什么忘记了,负责地理系思想改造的宁奇生,是地理系将要毕业的学生。
  思想改造快要结束的时候,负责主持浙大地理系思想改造者宁奇生在地理系办公室宣布全国要进行院系调整,还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能私自联系工作,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解放了两三年,我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一些运动,批判过去的旧思想,如个人奋斗,为着名利争取机会向上爬,成名成家等;只有跟着共产党,一切为着人民,要跟共产党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己经成为主流的思想,从这几年我个人的感受,除了课堂讲授之外,我做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工作:解放后的第二年早春,我就被安排去担任浙江黄坛口水库的地质地理的调查工作,写了黄坛口水库坝址地质、水库淹没损失和坝下灌溉系统的报告;接着被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借用,参加铁道部西南铁路查勘工作,负责湘黔西线道路地质的调查任务,出差8个月,回到杭州,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又接受治淮任务,参加梅山水库地貌及淹没损失调查,在野外工作中,看到新中国一项项工程在建设,更感到地理工作者有 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学有所用了。因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要听党的话,所以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编辑部寄给我一份履历表格。要我填写,寄回即可调到北京工作。我却没有填写,也没汇报,只是感到离开浙大很可惜,浙大是我的母校。
  记不清是什么具体日期,在地理系教师思想改造会上,宁奇生宣布了院系调整的具体内容。浙大理学院大多调整到复旦,地理系的地质、气象老师调到南京大学,地理学的多数老师和全部图书设备都调到华东师大,只留少数老师留在浙江师范学院;浙大的农学院,医学院单独成为专科院校。而一个全国著名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被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被调整为一个工科大学了!
  宣布方案后,一天下午,华东师大派了人事处的张波和地理系的王文瀚到浙大地理系,我看到他们两人到办公室,没有和我们一一介绍,只是和李春芬先生,可能与宁奇生有谈话,谈什么不知道……但又听说学生不愿去师范学校。
  某一个晚上,浙大在杭州饭店办了离别的酒宴为老师道别,大家虽然是相互敬酒,然而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参加宴会时,我是由所住的吴衙巷宿舍单独一个人去的,记不起和谁一桌,是走得去的。参加宴会的学校领导是总务长严文兴教授,吃完了,自己一个人就回宿舍了。
  到临离开的那一天,也就是10月8日,行李打好后,家具有些是借学校的,大床和一张竹床是自己的。这天上午,学校来人搬运空了,空空房内只有一张单人竹床。运到上海的行李和一张大床,学校派人去火车站托运了。
  就这样离开浙大了吗?多年的培养之情,多年的师友,天堂杭州的山水草木,就这样离别了吗?说真的,就是我住在吴衙巷的宿舍,相处多年的老蛇都不愿我离开,物件搬运了,它一早上就吊在我的门楣上,中午又横躺在门坎上,我只能跳窗离开了一住数年的古老房子的宿舍。
  1952年10月8日,我们上午离开了吴衙巷,到大学路、地理系,家属去了一个同事的的家里。中午,我带了长子回吴衙巷,在我的空房竹床上睡了午觉,然后,就带着孩子,走到火车站(杭州的城站),家属与同事直接走到城站。
  我们在火车站会合,李春芬、严钦尚租我三家从软席候车室进入软席车厢,是浙大职员送上去的,职员我不认识。
  在软席车厢,人很少,也就是李、严、陈三家,我们泡了茶,聊聊天。下午2时开车,大概4点半至5点到上海西站,华东师大张波同志到西站来接。下车后,步行到华东师大现在的一村,找们被分别带到安排好的宿舍。严钦尚一家住东西大楼,我住在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子里,床铺都安排好了,打开行李就可休息了。房间对面有一间厨房,可以做饭。
  10月?日,严钦尚和我到学校拜会孙陶林副校长,严钦尚把浙大委托他收我们的档案交给学校,我们算是报到了。
  虽然到了一所新的大学,可是我衣服上的浙大校徽久久不肯拿下,而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徽久久不肯戴上。
  ……
  浙大是名师荟萃的学校,竺可祯校长延聘名师,每个系都有全国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学术上,而且在学风上言传身教,学生们接受他们的熏陶,培养出浙大之风,浙大之人。就以我在所在的史地系来讲,史学有张荫麟、谭其骧;地学,竺可桢校长就是地学泰斗,系主任张其昀学贯古今,地质有叶良辅,气象有涂长望等教授皆国内之大师,国际之闻人。在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地理系,教师仅10人,地理学:李春芬、严得一、严钦尚、陈吉余、郑家祥;地质学:朱庭祜、孙鼐、李治孝;气象学;石延汉、么振生,另有教辅及工友五人:其中绘图员王心安、工友汤孝初调整到华东师大,绘图员吴贤柞和录事、文字抄写周丙潮调整到浙江师范学院,工友周雨伢留在浙大。这样一个地理系,在国内地理界熠熠生辉,十名教师三个专业方向。院系调整后,学生均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和气象系,以后他们中许多都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只是浙江大学史地系从1935年建系,13年分系,又经过3年,仅16年时间,却留下了光辉的史迹.和深刻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