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自述:愉快的13年

沈善炯自述:熊卫民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11

第五章 愉快的13年

  一回国,我的老师张景钺教授就催我回北大生物系工作。但北大的另一个老师却强烈反对,甚至说:“如果沈善炯来,我就走!”这就使我的老师感到很为难。那个人也曾当过我的老师,据说是因为张景钺先生对我的期望过高,总在大家面前赞扬我,她有点看不惯;又担心我去了后,给她造成压力,所以才极力阻挠。其实我并不愿意回北大,我并不主张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在美国时我就向老师表示过,我想去医学院工作,在那里我可以教生化,然后等待时机再回到我的第一志趣遗传学上去。南开大学为争取我去,特地将我的妻子卢盛华从沈阳调到天津,①但我还是没有允诺。最后经浙江大学的谈家桢和我的好友丁振麟介绍,我去了杭州,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生化科工作,任副教授。
  ①1947年我去美国留学后,为了替我维持这个家,盛华带着我的妹妹和我们的女儿去东北,后到沈阳工作。——沈善炯注。

  从1951年至1952年初,我在浙大医学院教了两班医学院同学和一班理学院药学系同学的生物化学课。同学少年皆勤奋好学,他们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一般都能看英文参考书,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也常毫不拘束地跑来问我或和我讨论。鉴于同学们的求学热忱,我希望多给他们介绍一些基础知识,因此我必须加倍自学,这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乐趣。那时我才34岁,置身于年轻学子之间,感到桃李芬芳,学友情深。
  教书之余,我常踱到西湖边去看岳飞庙。“文革”过后,我再去那儿,发现变化不小:造反派、红卫兵把岳飞的坟(衣冠冢)都掘了,后面爱国诗人陆游的题词被拿掉,蔡廷锴写的“军人模范”也遭磨灭。庙里原有一副对联,“父子北征,忠孝岳家军第一;君臣南渡,河山宋室庙无双”,也不见了踪迹。我在浙大的学生叫我写一副补上去,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动笔。


2005年与当年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杭州聚会

  1952年,全国大学都要参考苏联的高等教育制度进行院系调整,浙大医学院归并到了浙江医学院。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洪式闾特地持聘书到我家里,希望我仍能在浙医任职,但我已决定去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了,这也是我的恩师张景钺先生推荐的。我于1952年2月离开杭州,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与几位为我送行的同学在车站告别。“先生,我们分别了,但我们将一直记着您。”这句临别之言一直回荡在我的心坎里,特别是在我以后困苦的日子里,给了我不少信心和力量,使我想到还有不少青年是爱戴我、尊敬我的。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如今我当年的学生已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不少贡献,有的已是国家的栋梁,担负着医学上的重任。
  我有道德学问高尚的恩师,他培养我入科学之门;我有愿意献身科学、报效国家的学生,他们鼓励我对科学执著追索,做个有用之人。夜来扪心自问,我真不愧此生。
  我到上海后住在陕西南路的一个宿舍里,盛华和我们的女儿沈韦仍留在杭州。那时曾在联大教过我的殷宏章先生适从印度回来。他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后来到了印度。新中国一成立,他应政府的号召回国,也要到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殷先生很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当时属于实验生物所的植物生理研究室工作。因为过去的师生之谊,我勉强同意了,但我内心是不大愿意留在植物生理室的。

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
  1950年代初,几经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我和其他归国留学生一样,诚心诚意地愿将自己的一技之长奉献给新中国的重建。当时我国的抗生素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有些国家还限制我国进口抗生素。为应医药工业的急需,殷先生和我商量,决定研究抗生素的生产,成立抗生素研究组。这个组开始时只有助理研究员单慰曾、技术员张文玲和我三人。我对抗生素可以说是外行,只好硬着头皮到上海仅有的一家青霉素厂,向有经验的技术员和工人学习关于发酵、提取和鉴定等过程的操作。回溯往事,我要感谢当时的青霉素厂厂长童村、技术员余尔谷还有工人杨采娥对我的帮助。他们无疑是我学习和研究抗生素的启蒙老师。
  抗生素的研究后来被列为国家的重点研究项目,并由院属有关研究所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卫生部上海青霉素厂等在上海成立了抗生素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负责领导和主持这项工作,汪猷、高怡生、殷宏章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陈善晃、青霉素厂厂长童村以及上海医学院的林兆耆、苏德龙等均为委员会委员。由于上级的重视,我们的抗生素研究组很快就增加了陈俊标、洪孟民、宋鸿遇和顾德安等人员。根据抗生素工作委员会的协调,我们主要研究金霉素的生产,包括菌种的选育和金霉素的发酵等。由于大家勤奋努力,不到三年时间,我们就在金霉素的工作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徐昌霖曾到我们实验室来体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为此写了剧本《情长谊深》,接着摄成电影。我和宏章师一起研究抗生素的情景跃然幕上。
  宏章师的教诲和帮助使我难忘。他的智慧给我很多启发。我们注意到,将生长延滞期(1ag phase)或稳定期(stationary phase)的细菌细胞接种到培养基后,都重新从延滞期开始生长,但将生长在对数期(109 phase)的细胞接种到培养基上,却不再经延滞期,而是由对数期直接跨入生长最高的稳定期。宏章师根据细菌生长的这种动态变化推断,作为代谢产物的抗生素的合成也将与生产抗生素的放线菌的生长期有关。我们研究金霉素生产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使金霉菌在不同条件下生长,然后接种到发酵培养基中培养,再观察金霉素的生产,结果发现金霉菌的接种条件确实影响发酵中金霉素的合成。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实验生物学报》上。我在工作中有时很急躁,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偏激,宏章师总是谆谆教诲我,而且为我争取工作条件,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支持。殷师母曾对盛华说:“我们宏章,为了沈善炯,添了不少白发!”真是一言见真情。
  在研究金霉素的生物合成中,我们首先证明金霉菌在分解己糖时,戊糖循环的运转与金霉素的合成有关。根据金霉素分子芳香族环来自1,7一二磷酸景天糖的理论,我们得出在发酵液中的磷酸盐会抑制金霉素的生产的结论——它会阻止戊糖循环,从而限制1,7一二磷酸景天糖的生成。我们进而推断,控制磷酸盐在发酵液中的含量将是提高金霉素生产的重要因素。这个理论经中间试验检验后获得生产部门的认可。
在各相关单位的密切合作下,我国的抗生素研究进展很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终于能够生产一些主要抗生素,而金霉素是其中较早投入生产的抗生素之一。这是我回国后在科研工作中感到最成功的一次合作。可惜这项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但片段记录可见诸竺可桢日记①。
  ①竺可桢在1955年2月18 H的日记中记有如下文字:“下午3点,与柯夫达同志、吴副院长、柳大纲及过兴先谈抗生素事。目前国内青霉素已能自制,可到1600单位,合乎国际标准,链霉索和金霉素则正在试验时期,后者已经过30加仑和53加仑的试验时期……对于汪猷、沈善炯[的]工作应表扬,并将成绩报告国务院。”见竺可桢:《竺可桢全集》。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1957年4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正在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对新中国都抱有强烈的希望,愿将一生献给中国的科学事业。很多人普遍认为,老共产党员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赴汤蹈火,出生人死,能进入这样的集体是一种殊荣。我也正是这样看待共产党员的。生化所的曹天钦于1956年5月入党,是中科院上海岳阳路区各所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中最早入党的。之后每次讨论科学家人党申请时,党组织总是邀请其同辈参加会议,意在教育大家,促使大家向这些够入党条件的入学习。我的这次入党讨论会也邀请了钮经义、邹承鲁等人参加。

关于1952年院系调整的回忆 陆栋

关于1952年院系调整的回忆
陆栋①
①陆栋,1933年生,复旦大学教授,时为浙江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

  我是1951年进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的。那时抗美援朝如火如茶,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消除恐美思想,增强胜利信念。接着全国开展三反运动,争取财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后继的是思想改造,学习整风文献各自作思想检查,写思想小结,小组交流,有重要影响的教师的思想小结则在全系交流,欢迎学生去听。
  大约1952年6月《人民日报》发社论,将要进行院系调整,为国家进行有计划大规模建设创造条件。这项措施是非常高明的,一下子解决了教会和私立大学的问题,涉及政治、法律等学科易于治理。但人们最关心的是具体调整方案,调到什么地方去。后来我们知道浙大理学院的五个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人类学)并入复旦;地理系大部分去南京大学,一小半加入华东师大:药学系去南京参与到新办的药科大学。
  对于学生来说,院系调整没有什么负担,在哪儿读书都一样。浙大为了表示对外调学生的关爱,在中秋节后免费送我们去海宁观看钱塘江八月潮。夜里皓月当空,雾气迷蒙,有人喊潮来了,只见远处出现一条细长白练,从宽阔江口向逐渐收窄的上游江面奔来。越近潮头越高,白练愈明显。潮头拍案,涛声如累,汹涌向前,极为壮美。
  不几天是国庆节,在西湖边上街头广场集会庆祝,有省领导往会致辞。国庆后我们集体乘火车直奔上海北站。复旦派汽车接我们住在德庄男学生宿舍,女生住在淞庄宿舍。到校后,原复旦同班同学史国宝找我一同参加当年新生的宿舍安排,安排的名单呈送校团委和学生会求认可和备案。
  浙大物理系到复旦来的只有卢鹤绂教授和他的三位研究生赖祖武、郦庚元和裘志洪。行前找曾到他办公室拜访过卢先生。他正忙于处理事情,给我一本新杂志阅读。我翻开杂志,里面有卢先生和曹萱龄先生合写的“铀核的自裂”,我看不懂内容,合上杂志静等他处理完手头的事。他转身告诉我,浙大物理系的全套图书杂志将运往复旦,这是复旦发展的资源。同时调来复旦的还有两位金工师傅和一位实验室工友。到时你们学生有车送车站,一起去上海。
  浙大物理系原系主任何增禄教授调往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任教。程开甲教授调往南京大学,开创金属物理研究,几年后调往北京参与国防科研,后来大家知道他是两弹功臣之一。胡济民教授调往北大筹建技术物理系。后来卢鹤绂教授也调往北大在技术物理系任教两年,再回复旦。束星北教授调往山东大学物理系,后来在那里长期遭受苦难,有一本书《束星北档案》详述他的生平。陈继述先生也调往山东大学,“文革”后成为山东大学光学系主任,再后来任宁波大学物理系主任。石之琅先生调去厦大物理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院系调整后,仍有零星的人事调动。1955年复旦物理系副主任江仁寿教授调往西北大学任教。他在30年代留学英国,回国后长期在武汉大学物理系任教并任系主任。当年他的学生刘西尧,曾是原子武器试验场指挥张爱萍将军的副手。后来刘又担任国家教委负责人。“文革”后江先生邀请诺奖得主普里高律教授来西安讲学,倡导开展非平衡态热力学研究。又请哈根教授讲学,倡导协同学研究。王恒守教授1957年遭受不公正的批判,这位曾经创办山东大学物理系并兼系主任,后来担任过南开和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的前辈,1958年黯然别离复旦,在安徽大学降级使用。1960年汤睿副教授调往山东曲阜师大物理系任教,家里留下年老体衰的老母独自生活,也是令人壮怀之旅。此外还有赖祖武先生调往国防科研单位,何育辽先生调往本市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任副所长。这些前辈调离,影响了复旦物理系,分支学科一直比较单薄。
  实际上调整后复旦物理系教授人数并不多,有周同庆教授、王福山教授、卢鹤绂教授、叶蕴理教授等,周世勋副教授1958~196O年去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从地质学院调来李仲卿教授长期执教化学系普物。还有方俊鑫等20来位讲师,其余有几十位助教。人员虽少,活力较强;经费虽少,勤敏以赴。


复旦大学物理系1955年毕业同学合影留念
一排(教师):汤睿 *周雄豪 △方俊鑫 钱孝衡 ●叶蕴理 ●江仁寿 俞继泽 *王福山 ○裘志洪 △周同庆 *王恒守 周世勋 ○卢鹤绂 谢希德 ○赖祖式 ●戴乐山
二排:*朱锦宝 ●曹国良 *胡文伟 ●田静华 陈瑞玉 ●王征华 叶剑英 ○蔡莲珍 △高文琦 ●袁蓉芳 *荣茉英 *翁珍珊 *丁文珍 ●李园 *魏瑞霞 ●陈忠忠 △梁星辉 ○洪燮元 ●李世昌
三排:○闻伍椿 *丁大钊 ○吕如榆 △谢守全 ●史国宝 *陈世群 ●王朝俊 ○朱伯良 ○方克旭 *杜冲麟 △方守贤 ○赵焕卿 ○蔡圣善 ●俞宝棣 ●阮刚 ●任鸿耀 *陈崇(金光) ○陆栋 ○卢汶俊
四排:△杨世杰 △倪光炯 ○郑思定 △宋孝同 ○何宇亮 ●余泮水 孙雁华 *陈显元 △钱登 ○仇士华 △沈传楷 徐嘉麒 △郭箕弟 ●周永森 ○蔡臻林 △李富铭 ○许鸿滨 ●袁榘 郑福洁 ●陆照发 ○储连元 *胡力东 ○林志宗 ●金化良 同年毕业 ○李镇敌 △钱钟华 △朱鹤鸣未参加
○来自浙大 △来自交大 *来自同济 ●原复旦
本届同学中有中科院院士两人:方守贤、丁大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人:仇士华;物理系总支书记、校纪委书记:金兆良;无线电工程系主任、校教务处长:袁榘;全国社会主义劳动模范、复旦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倪光炯;南京军事工程学院少将教授:钱登。复旦光学教研组主任、物理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富铭。

1952年浙江大学地理系院系调整 陈吉余

1952年浙江大学地理系院系调整
陈吉余①
①陈吉余,1921年生,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乐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时任浙江大学地理系讲师。

  1952年的春天,明媚的西子湖畔,浙江大学和往常一样弦歌不绝,但是教师们除了正常的教学以外,还增加了新的内容,接受思想教育,进行思想改造,批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以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自己,差不多每天下午进行学习,先是自我分析,然后相互帮助批评旧思想,树立新的世界观。浙大思想改造全校由浙江省教育部门领导负责,理学院负责思想改造的领导组由嘉兴来的干部金孟加负责,带了几个年轻干部参加工作,联系地理系思想改造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姓什么忘记了,负责地理系思想改造的宁奇生,是地理系将要毕业的学生。
  思想改造快要结束的时候,负责主持浙大地理系思想改造者宁奇生在地理系办公室宣布全国要进行院系调整,还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能私自联系工作,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解放了两三年,我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一些运动,批判过去的旧思想,如个人奋斗,为着名利争取机会向上爬,成名成家等;只有跟着共产党,一切为着人民,要跟共产党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己经成为主流的思想,从这几年我个人的感受,除了课堂讲授之外,我做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工作:解放后的第二年早春,我就被安排去担任浙江黄坛口水库的地质地理的调查工作,写了黄坛口水库坝址地质、水库淹没损失和坝下灌溉系统的报告;接着被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借用,参加铁道部西南铁路查勘工作,负责湘黔西线道路地质的调查任务,出差8个月,回到杭州,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又接受治淮任务,参加梅山水库地貌及淹没损失调查,在野外工作中,看到新中国一项项工程在建设,更感到地理工作者有 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学有所用了。因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要听党的话,所以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编辑部寄给我一份履历表格。要我填写,寄回即可调到北京工作。我却没有填写,也没汇报,只是感到离开浙大很可惜,浙大是我的母校。
  记不清是什么具体日期,在地理系教师思想改造会上,宁奇生宣布了院系调整的具体内容。浙大理学院大多调整到复旦,地理系的地质、气象老师调到南京大学,地理学的多数老师和全部图书设备都调到华东师大,只留少数老师留在浙江师范学院;浙大的农学院,医学院单独成为专科院校。而一个全国著名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被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被调整为一个工科大学了!
  宣布方案后,一天下午,华东师大派了人事处的张波和地理系的王文瀚到浙大地理系,我看到他们两人到办公室,没有和我们一一介绍,只是和李春芬先生,可能与宁奇生有谈话,谈什么不知道……但又听说学生不愿去师范学校。
  某一个晚上,浙大在杭州饭店办了离别的酒宴为老师道别,大家虽然是相互敬酒,然而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参加宴会时,我是由所住的吴衙巷宿舍单独一个人去的,记不起和谁一桌,是走得去的。参加宴会的学校领导是总务长严文兴教授,吃完了,自己一个人就回宿舍了。
  到临离开的那一天,也就是10月8日,行李打好后,家具有些是借学校的,大床和一张竹床是自己的。这天上午,学校来人搬运空了,空空房内只有一张单人竹床。运到上海的行李和一张大床,学校派人去火车站托运了。
  就这样离开浙大了吗?多年的培养之情,多年的师友,天堂杭州的山水草木,就这样离别了吗?说真的,就是我住在吴衙巷的宿舍,相处多年的老蛇都不愿我离开,物件搬运了,它一早上就吊在我的门楣上,中午又横躺在门坎上,我只能跳窗离开了一住数年的古老房子的宿舍。
  1952年10月8日,我们上午离开了吴衙巷,到大学路、地理系,家属去了一个同事的的家里。中午,我带了长子回吴衙巷,在我的空房竹床上睡了午觉,然后,就带着孩子,走到火车站(杭州的城站),家属与同事直接走到城站。
  我们在火车站会合,李春芬、严钦尚租我三家从软席候车室进入软席车厢,是浙大职员送上去的,职员我不认识。
  在软席车厢,人很少,也就是李、严、陈三家,我们泡了茶,聊聊天。下午2时开车,大概4点半至5点到上海西站,华东师大张波同志到西站来接。下车后,步行到华东师大现在的一村,找们被分别带到安排好的宿舍。严钦尚一家住东西大楼,我住在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子里,床铺都安排好了,打开行李就可休息了。房间对面有一间厨房,可以做饭。
  10月?日,严钦尚和我到学校拜会孙陶林副校长,严钦尚把浙大委托他收我们的档案交给学校,我们算是报到了。
  虽然到了一所新的大学,可是我衣服上的浙大校徽久久不肯拿下,而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徽久久不肯戴上。
  ……
  浙大是名师荟萃的学校,竺可祯校长延聘名师,每个系都有全国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学术上,而且在学风上言传身教,学生们接受他们的熏陶,培养出浙大之风,浙大之人。就以我在所在的史地系来讲,史学有张荫麟、谭其骧;地学,竺可桢校长就是地学泰斗,系主任张其昀学贯古今,地质有叶良辅,气象有涂长望等教授皆国内之大师,国际之闻人。在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地理系,教师仅10人,地理学:李春芬、严得一、严钦尚、陈吉余、郑家祥;地质学:朱庭祜、孙鼐、李治孝;气象学;石延汉、么振生,另有教辅及工友五人:其中绘图员王心安、工友汤孝初调整到华东师大,绘图员吴贤柞和录事、文字抄写周丙潮调整到浙江师范学院,工友周雨伢留在浙大。这样一个地理系,在国内地理界熠熠生辉,十名教师三个专业方向。院系调整后,学生均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和气象系,以后他们中许多都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只是浙江大学史地系从1935年建系,13年分系,又经过3年,仅16年时间,却留下了光辉的史迹.和深刻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