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孟宪承 孟蔚彦

孟蔚彦|我的祖父孟宪承
(作者系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我校首任校长孟宪承之孙)

  第一次见到祖父,应当是在杭州,但我只记得西湖泛舟,还掉了一方手帕,当时我四岁。现在每当想起祖父,就会想到华东师大河畔带花园的小屋,我在那儿度过多少周末和暑假。每逢祖父去北京开会,我就去陪伴祖母,晚上就睡在祖父的大床上。再后来,祖父祖母搬出校区,和我父母同住,我和祖父曾有朝夕相处的机会。在祖父还存世的后人中,我大概算是最“了解”他的人了。追忆起来,我记忆中和祖父直接的交流不会超过十句话。我只能将我所知道的祖父,零零星星写下来,告慰逝者,也给四十年来还在怀念他的人留下一点文史资料。

祖父和他的父亲

  祖父幼年丧父,与他二十一岁就去世的父亲实在是缘浅。

  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盐湖城美国家谱中心找到1928年版的《孟氏宗谱》,开宗第一人为孟轲,接着找到了我祖父(孟宪承)和我父亲(孟永伟)的名字。按家谱,孟轲第四十七世孙仁仲公封信安郡王,靖康之变,随宋氏南渡,镇守吴地,入籍于吴,其五世孙养静公迁往常州,养静公第十八代孙为文鏕。文鏕“少孤失学,弃书服贾”,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发妻离散后,娶奔牛张氏。张为富家女却安于夫家的清贫,一生扮演孟母教子的角色。三个儿子经她的调教,果然脱颖而出,一表人才。三兄弟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曾有好事者写成“孟氏三兄弟”小说,20世纪30年代连载于上海报纸。长子孟森和次子孟昭常曾任晚清咨议局议员。孟森,字莼孙,别号心史,为北大著名教授,清史泰斗。

  三子孟鑫,子潮生,1875年生于杭州。十岁丧父后,母亲张太夫人便安排他随长兄孟森读书,因为家里已经请不起塾师。鑫“天才绝异更胜于其兄”,十五岁“应童子试”为第一名,十八岁“应有司试”,初试又是第一名,两位兄弟伴他去复试,不料因为大意误时,赶到考场,大门紧闭,鑫居然“绝不相尤”,慨然曰,“来年考试第一名还是他”。同乡刘厚生劝他,话不可以这么说,因为“文字求知权不仅由我”,孟鑫不做争辩,来年考试,果然第一。1894年孟森与孟鑫同时参加乡试,孟森打算玩掉包计,将自己的文稿与孟鑫对调,孟鑫却相信自己的功底,假装答应,实际上提前誊清交卷。考后孟森要来孟鑫文稿,大骂不通,“辱没我家”,取出家法,击掌心十下。孟鑫欣然受之。

  孟鑫的试卷,江南正主考冯汝骙“激赏之”,准备拔为第一名,而副主考黄绍第则认为“此卷才气佳,定系不得志之老名士游戏三味,文体过怪”。黄建议,仅授副榜举人。发榜后,才知道这位“不得志老名士”年仅十九,两位考官“相顾失色,谓不料黄口小儿,如此儒雅”。从此“常州三孟名声大噪”,而孟鑫“白眉为最”。但是副榜举人不得再试,形同落榜,孟鑫气盛心傲,如何受得了如此打击,不到两年便一命呜呼,短促一生埋没在科场。他去世后,书商争相刻印他的文章,读书人据为范文,而母亲张太夫人“痛绝,眠食失常,累年不解”,孟森与孟昭常“百念俱灰”,此处“百念”应当包括孟森兄弟的功名心。后来孟森作为历史学家,猛烈抨击科举制度,当有为早夭的兄弟伸冤的深层含义。

  1928年出版的《孟氏宗谱》,孟森作序,自称“迁常十九世孙”,按此推理,孟森与兄弟孟鑫当为孟轲七十代孙,孟鑫的儿子当为孟轲七十一代孙。孟鑫的儿子便是孟宪承。

祖父和他的母亲

  因为家贫,母亲张太夫人安排次子孟昭常入赘吴家,三子孟鑫则入赘杨家。杨家为常州望族,住常州青果巷西庙沟,祖上有皇帝赏赐的杨园在常州东门。主人杨性泉为常州举人,曾任扬州知县,这是肥缺。杨家育有一女三子,三子个个一表人才,均去日本留学法律,大儿子杨治坚,参加同盟会,后由孙中山派至上海任审判厅厅长。杨家唯一的千金知书达理,久闻孟家少年才华横溢,媒人前来说合前,她早就心许了。成婚后,伉俪甚笃。据说孟家祭祖,孟森与钱氏,孟昭常与吴氏,出场时相视如路人,只有孟鑫和杨氏,亲戚回忆说,“两人勾肩搭背”,遣词未免欠雅,但是传神地描摹出小儿女的亲昵。当时两人不过十八、十九岁。

  杨氏1894年生下男儿,取名宪承,字伯如。本是尽享天伦之时,但天不假年,1895年,孟鑫英年骤然去世。孟宪承自小与杨家兄妹一起长大。笔者曾采访杨家后人,据其回忆:“杨老太太自己眼睛瞎了,对儿子宝贝至极,夏天打扇驱蚊,冬天亲为生火防冻,宪承足不出户,任凭杨家三个孩子在窗外戏耍,充耳不闻,杨家大太太曾赞叹:‘从来没见过这样用功的孩子,真是孟夫子家的后代’。”

  孟宪承七岁入私塾,后入常州府小学堂,再入南洋公学(中学部),1911年9月毕业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6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圣约翰大学,9月任教于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生中有梁实秋等。梁实秋在《雅舍杂文》中《清华七十》一文里写道:“在中等科教过我英文的有马国骥、林语堂、孟宪承诸先生……孟先生是林语堂的同学,后来成为教育学家,林先生活泼风趣,孟先生凝重细腻。记得孟先生教我们读《汤伯朗就学记》,这是一篇文学杰作,写英国勒格贝公共学校的学生生活,先生讲解精详,其中若干章节至今不能忘。”

  1919年至1920年,孟宪承入美国华盛顿大学,师从杜威博士,主修教育,副修哲学,一年内修满十七学分。课余与俞庆棠合译杜威著作《思维与教学》、克伯屈著作《教育方法原论》,均交商务印书馆,分别列入“汉译世界名著”和“现代教育名著”丛书出版。1920年11月去伦敦大学深造,研究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育学等,1921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被母校聘请为教授兼国文部主任。

  杨氏生子育子,一生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望子成龙。寡母孤儿,相依为命,杨氏思念往昔夫妻恩爱,叹息命运不可预测,黯然泪下,久而久之,眼睛哭瞎了。她每年要去茅山进香,住一两个月。后来孟宪承给她的私房钱,全部捐献给苏州寒山寺,期盼着“下辈子我的眼睛就亮了”。

  我当然没有见过太祖父和太祖母,但我见过两者的照片。发黄的照片上,孟鑫头顶盘着辫子,眼神似乎未脱稚气。照片上的杨氏却不敢抬头,侧目,若有所思。

祖父和祖母

  1914年孟宪承迎娶谢纫惠为妻,婚礼在上海爱文义路孟昭常家举行(证婚人是郑孝胥),由此结成一段长达53年的良缘。祖父终其一生,穿的是祖母手制的布鞋,即使出洋,外面套的是西服,里面还是祖母手缝的粗布衣服。被褥都是祖母亲手浆洗,用的是面粉,干了的被褥僵硬冰凉。祖父的早餐必定是祖母用铁丝夹在煤气灶上烘焦的面包,一点奶油和一杯牛奶。这大概是西方生活在祖父身上留下的唯一印记。在旧上海,一次去看牙医,因为一身布衣,身旁的洋人不时假以白眼,待祖父取出洋书来读,洋人便来搭讪,祖父开口便是纯正的英语,洋人肃然起敬,没有想到身边的“土佬儿”,实在是个“洋秀才”。

  祖父生性拘谨,不苟言笑,祖母则豁达开朗,练达于人情世故。1967年夏天,特别闷热。一天晚饭后,祖母先去睡了,一觉醒来,发现祖父床上是空的。祖父还坐在阳台上,斜倚在藤椅上,还夹着一支烟,人已经昏迷过去了。因为脑中风,他昏迷了十天,再也没有醒来。

  大殓时,租用了胶州路殡仪馆的一间小厅,在场的只有至亲,十人左右,祖父裹了一身厚实的毛装,帽子压低了,脸上化妆后不自然的红艳。祖母没有哭泣,只是拽着祖父的手不断呼道:“伯如,伯如。”文革后,为祖父平反,另开追悼会。他的骨灰一直安息在苏州,由先后去世的祖母和我的父母陪伴。

祖父和我的父亲

  我父亲从小醉心的是建筑,可惜建筑系只读了一年,因为肺病辍学,病愈即转入经济系,当然也出于求职容易的经济考虑。毕业后他在一家私人银行做小职员。当时祖母的妹夫(香港中国银行董事长)提议为伯父和父亲安排去英国留学金融,但伯父讨厌算账,而学经济出生的父亲却向往“解放区的天”,两兄弟都放弃了机会。1949年后父亲被调入区政府的财会办公室,1954年加入中共,后升等为副科级。

  星期天,一家四口去华东师范大学,整个上午母亲在厨房帮助祖母料理午饭,父亲则陪着祖父在客厅说话,祖父一边吞云吐雾,一边高谈阔论,父亲端坐着执礼恭听,哥哥和我或者在祖父的书房翻书看,或者穿过花园来到河边打水漂,那是茅盾《子夜》里写的丽娃河。

  父亲的死与曾被红卫兵打断的腿有关。半夜起来用厕所,不慎跌倒,那条打过钢钉又拆去钢钉的腿再次折断。天亮才转送医院,因为水泥地上躺了太久,着凉转为肺炎,腿断了,人坐不起来,痰无法抽取。他走了,拖着那条断腿。但父亲走得坦然,没有牵挂和芥蒂,预立了遗嘱:“不开任何形式的追悼会。”祖父去世时,父亲在日记本上写了几首悼念诗,被红卫兵收去罪加一等。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悼念诗,但还记得父亲写给我的一首诗,1986年他回忆18年前“身羁牛棚,罹受迫害,批斗归来,冥坐一室,万念惧灰”的情景,写了一首五绝:“幽兰临深渊,流水空涓涓。无谁怜香洁,一任风雨寒。”

祖父和我

  圣约翰大学1879年为美国主教Schereschewsky创立,起始不过是一所中学,真正的发展始于1888年,是年卜舫济出任校长,他上台后,扩建校舍(校园占地45英亩,约270市亩),增聘教授,扩展课程,圣约翰大学从此成为上海最老、最富盛名的教会学校。虽然在学术水平上,和北平燕京大学不可比拟,但是中国学生选择圣约翰大学,是将它作为留美深造的第一步。达官贵人纷纷将子女送入,圣约翰大学的校友自成一帮,当时媒体称为“St. John’s Cliques”。1915年祖父在校期间,译《太平天国外纪》交由商务出版。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英租界巡捕公然在南京路对手无寸铁的中国示威者开枪酿成血案。受伤者之一为交大学生聂光墀,聂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附中,当他高举满是鲜血的双手,向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哭诉血案的经过时,校长卜舫济赶来要将聂赶出校门,激怒素来循规蹈矩的圣约翰学生。6月1日午,“孟宪承以国文部主任的身份召开圣约翰大学教授会,会上慷慨陈词:‘假如做一个学生,只知自己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而不知是中华国民,看到同胞为外人屠杀漠不关心,这对我们平日所讲的国民自觉教育,将无法自圆其说,今后我们也无颜再以学问文章与学生相见于讲台。’”当晚卜舫济主持中外籍教授会,会上钱基博教授谴责了租界当局的暴行,要求校长理解学生。“担任翻译的孟宪承教授一边翻译,一边流出了眼泪,最后语不成句。”当晚,会议付诸表决,三十一票对十九票通过决议,罢课七天,学生可以参加反帝运动,期间并可在校内留宿。卜舫济还勉强同意学生将中国国旗降半旗以致哀。但是上海美国教会主教不同意,认为此举将被视为“圣约翰大学的政治表态”,可是主教自己早已表了态,他说:“租界巡捕极为克制,即使被击倒地,也不开枪,结果不得不动手以拯救自己的生命和租界。”6月3日,圣约翰大学学生发现旗杆上空有美国国旗,而中国国旗不知去向,遂去质问卜舫济,卜舫济下令不准降半旗,学生取来中国国旗,安放在礼台讲台之上,行三鞠躬,卜舫济又赶来宣布“解散集会,学校关门”,此时中国师生终于忍无可忍,522名中国学生,包括即将于七月毕业的学生,在十九名中国教师的带领下,步出学校,领头的为钱基博和孟宪承。他们宣布“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发誓“以后不再进入任何外国教会学校”,同年八月,他们自行创立“光华大学”,孟宪承为十二人筹委之一。

  卜舫济和该主教都相信,“整个的事件为共产党学生操纵”,但他们未必理解,为美国教会一手培养,为母校所器重的时年三十一岁的孟宪承会如此激烈,孟宪承信守自己的诺言,拒绝和外国教会学校再有任何来往,拒绝工部局的礼聘:担任待遇极为优渥的华人教育总管。他安于布衣生涯,教书育人(曾任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的教授),著述译述(《西洋古代教育》、《现代教育学说》均由商务出版)。1942年内迁湖南,以部聘教授身份在国立师范学院任教。1947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讲授西方哲学史,强调要结合外国的研究生制度和中国的书院办学。他曾为蒋介石召见,蒋长袍马褂,表示礼贤下士,但祖父坚决谢绝中将衔的“中央政治教官”一职。祖父曾在苏州家中设一秘密书房,与从“反省院”释放出来的章汉夫研究马列,章汉夫为我祖母兄长之子,我父亲的表兄,曾在外交部任副部长,文革期间遭四人帮迫害致死。当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时,祖父积极掩护营救进步学生。杭州解放后,出任浙大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9月调上海,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据说为陈毅、谭震林推荐,10月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上述这一段历史,一半是我自己后来到了美国查找资料(包括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所得,一半是我父亲告诉我的。至于祖父,他对这一段历史从未有过片言只语。因为代沟的缘故,我们祖孙之间极少对话。记得小时候曾打开他的写字台,第一个抽屉是空的,里面只有一本他游欧时带回来的相册,开卷第一页便是巴黎的铁塔。有一次在他的书房,翻到一本法语的教育史,还是毛边的装帧,正好祖父进来,叹息说:“法语不用,全忘了。”他回忆说,当他在日内瓦任中国驻国联代表团秘书时,曾进戏院欣赏法语的戏剧。20世纪40年代他就和堂兄们一道在上海请白俄教俄文,白俄相当奇怪,问,中国人都姓孟么?我曾在他的书里翻到一张他手书的俄汉植物名称对照表。当时华东师大聘请的专家——列宁格勒师范院校教授列别杰夫曾经对祖父说:“你们去苏联,不需要翻译。”祖父有极好的英文,我姑婆蕴佳曾问他:“中国人常说的‘弄’、‘搞’,英文怎么翻?”祖父脱口而出:“manage。”笔者小时候曾亲见他一面收听外电广播,一面给祖母同步翻译美国的新闻报道。

  他读文学著作,曾经说:“我不弄文学太吃亏了。”他以娟秀的字迹做笔记,几十册硬皮的笔记本,连同许多未发表的论著,文革期间不知去向。1954年—1955年间,他编写《中国教育史纲要》,作为高校交流教材,强调“原始性、关键性、启发性,转折关系要讲明”,他清晨即起工作,结果祖母四点起床,在书房生火,书房很冷,平时他很少用,书房四壁是书,大写字台上往往搁着祖母晾晒的黄豆。

  我曾采访过他培养的研究生。他开研究生班,指导教育原理、中国教育史,为全国重点学科,他的学生曾有回忆:“第一次研究生课,黑板上板书工整六个字‘古代历史材料’,没有一句客套话,讲课有条理,一句是一句,两张报告纸是全部提纲,发挥得淋漓尽致。再也没有一个老师讲一堂课,可以如此自始至终吸引着学生,他的旧学底子厚,儒学和清代的考据学左右逢源;他中英文俱佳,作报告二三十分钟没有一句废话。”他带的五名研究生后来都成为教授,其中三人为博士生导师。1961年,与陈学恂编写了《中国历代教育史资料》,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他完成于1963年的《中国历代教育文选》,该书1989年又由台湾五男图书出版公司作为大学用书出版。

  现在读祖父的传记,更多的是提到他1949年前的旧作。他的挚友历史学家吕思勉,当时住在苏州。每次来上海上课,一定要品尝“孟太太的菜”,而后和祖父做学术上的探讨,吕的著作《雁石杂记》和《雁石续札》都是这些谈话的启示。吕先生去世后,很少再有人同祖父探讨学术问题。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想,祖父在研究什么,思索什么,在孜孜不倦什么,可惜我已经无法再作探究。不过我相信,在他的晚年一定是无可排遣的落寞心境。

  祖父处世行事一贯低调,华东师大为他立铜像,他若有知一定不肯。但因为铜像,他得以停留在他一生停留最久的“驿站”,得以和他所挚爱的师生相守在一起。祖父会高兴的。

本文刊发时略有删节

竺可桢在1949

流金岁月:纪念竺可桢诞辰126周年
庄肃明
(来源:《中国气象报》2016年3月7日和3月10日四版 责任编辑:刘佳)

  编者按:3月7日是竺可桢的生日。1890年3月7日,他出生在浙江绍兴,是近代著名气象学家,也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本文介绍1949年竺可桢呕心沥血的奋斗过程及走过的道路,以飨读者。

  1949年元旦,阴雨下的杭州,寒风瑟瑟。

  各大报纸刊登了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与此同时,竺可桢还收到了“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新年贺信,贺信中希望他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参加新中国建设。贺词中还有中共杭州工委翻印的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蒋介石由原来的“戡乱到底”,变为“求和”。在新年文告中,蒋介石承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看来国民党政府已经是强弩之末,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人民希望和平,厌倦战争。

  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不仅关心国家的命运,而且担心浙大的前途。他不时向人打听北平及各大学校的情况,还密切关注南京各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动态。这些学校的动态都是社会变化的风向标。

  1月8日,竺可桢请郑石君、储闻科二人前去南京,一方面向南京政府教育部、行政院反映浙大教职员工“困苦情形”,以及浙大拮据的状况;另一方面探听和了解南京各大学的最新发展情况。

  第二天,蔡邦华、梁希、刘庆云来看竺可桢。谈话中,竺可桢得知:中央大学行政方面虽讲要迁至广州、台湾,但很多院系都按兵不动。医学院已明确表示不迁,农学院全体教授亦主张不动。


1910年,第二批“庚款生”合影。第二排左五为竺可桢。

  派去南京的储润科回到杭州,告诉竺可桢,中央大学表面虽说要迁至福建,而实际甚难迁动。不过,也有少数人主张南迁,但因医、农、理、工各院多数教员均不愿意离开南京,中央大学暂时未动。

  对浙大将来何去何从,有三种选择:1.南迁;2.暂时不动;3.与南方大学合并。在关乎浙大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面前,作为校长的竺可桢思绪万千。抗日时期,浙大师生为躲避侵略者,不得已,在极为困苦的条件下,竺可桢率领全校西迁,四易校址,跋涉五千里,最后定居于黔北遵义。那些背井离乡、艰辛困苦的日子,历历在目。竺可桢一直认为,科技工作者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要敢于担当;要在避免战争和永久和平中发挥作用。


竺可桢一家四口。

  1月18日,学校“应变会”向竺可桢建议加固学校围墙,以防不测;19日,竺可桢组织召开校务会,作出“即日交包工估价,由学生担任土工”的决定。在一些学校准备南迁的时刻,竺可桢作出加固浙大围墙的决定,其用意已经非常明白。破土之日,热闹非凡,苏步青当场赋诗祝贺。

  同日,校方还成立了“安全委员会”,竺可桢把这一重任托付给他最为信赖的胡刚复主持。竺可桢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不迁移,不遣散,齐心协力保浙大。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浙大师生在苦日子里又熬过一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和战不决,兵临城下,老百姓都处在痛苦之中。但浙大师生苦中寻乐,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以快乐的心情迎接新年的钟声。

  新年过后,天气变得异常暖和。

  2月1日,袁敦孔从北平来到杭州,他给竺可桢带来一个消息。北平接收后,共军入城只是一种形式,人们并没有惊惶,生活过得还算安逸。赵荣琛也从乡下回来,告诉竺可桢,诸暨乡下几乎全为共产党组织所控制,这些共产党人与当地老百姓相处得很好。这些消息,无形中给了竺可桢一些底气。下午1点,在浙大工学院大礼堂,学生自治会召集学生开会。竺可桢欣然应邀出席,他重点向学生谈了浙大不迁移的理由。

  2月14日,为了学校的经费和薪金问题,竺可桢驱车前往上海,与上海几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商量,联合起来共同给南京政府施压;并商定于2月27日,会集沪、杭、苏14所大学的校长,共同到南京请愿。

  此时的南京政府,只剩下李宗仁这一孤家寡人,行政院长孙科已跑到广州。蒋介石虽“退隐”溪口,却仍在暗中指挥着半壁江山。所有这些,竺可桢并不知道。

  2月17日清早,竺可桢在回杭州的车上,看到吴征铠购买的当天的《大公报》上刊登了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免职、警备司令周岩继任的消息。竺可桢不免一怔。他回忆起陈仪履职以来对浙大可谓 “备极爱护”,但世态的变化却难以预料。

  2月21日,竺可桢前来送别陈仪。陈仪苦笑着对竺可桢说:“藕舫先生,我此次免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1月26日吴大信等5人释放之时,学生沿途贴标语,特务报告更夸大其词所致。我是真心希望和平,偃武修文。”在离行的车队启动时,陈仪还特别关照竺可桢:“藕舫先生,浙大学生的《每日新闻》,千万不要到市里销行,不要引起冲突。”送走陈仪,竺可桢终于感到“余以此,知余地位之危险”。

  2月27日,竺可桢如约同14个学校的校长赴南京向行政院和代总统李宗仁面递呈文请愿,刚好当天行政院长孙科自广州返回南京。3月1日上午11点,李宗仁接见了他们。由于总统府的会客室坐不下16个人,他们便在外面站着说话。李宗仁的举止要比蒋介石从容得多,而且没有架子。他对大学校长们说:“战争时期,大家辛苦了。鄙人对于沪杭一带教职员的生活也极关心,有什么话要说,请不要客气。”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即代表大家,把呈文交给他。李宗仁表示,目前困难虽多,但一定不使大家失望。第二天,他们约教育部代理部长陈雪屏一同去行政院,见院长孙科。下午,校长们即到总统府拿到孙科的批文:先发一个月的经费作为救急。

  校长们见目的已达到,当晚乘车离开南京。

  竺可桢因事多停留一天。

  3月4日,竺可桢回到杭州。

  3月7日是竺可桢59岁生日,按照我国习惯计算,这一天是竺可桢60大寿。然而竺可桢是位不矜己功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日历来秘而不宣。但有些人还是知道了竺可桢的生日,气象界准备为他出专集。浙大学生更是热情,除召开一系列庆祝活动外,还建议筹建竺可桢图书室。竺可桢听到要筹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图书室时说:“我人尚健在,又何必有此举。”生日前,全国各地寄来大量的贺函、贺电及寿礼,竺可桢只好在《浙大日刊》上刊登启事:礼品一概不收,开会一概不到。竺可桢将贺礼全部退还,只抄录了祝文白、张默君的两首诗;然后,与夫人、松松去游灵隐寺,借此舒缓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

  此时的杭州已是香市,但连年的战火和物价的飞涨,却使得以往热闹的灵隐变得冷清了许多。原来爆满的灵隐前茶馆,今天竟无一人光顾,生意清淡。在知味斋吃午饭时,竺可桢无意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孙科辞去了行政院长一职,由何应钦组阁,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长。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张治中等和平代表团赴北京与中共谈判。在谈判的同时,南京政府企图凭借长江天险,调兵固防,以实现“南北分治”的梦想。

  这一天,正值浙大建校22周年校庆。上午9点,上海同学会、浙大毕业生再加上在校师生,有400多人参加校庆纪念会。竺可桢作了长篇演讲,他首先谈了当前的经济近况和浙大面临的各种困难,鼓励大家:“真金不怕火来烧。”“要复兴中国,须得和平。惟和平始能增进生产、安定民生,建设和教育才有方法。”

  就在这一天,南京中大、金大、政大的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死伤多人。省府打电话询问竺可桢“浙大是否有游行之举”,使竺可桢“甚为惊异”,这可能是当局蓄意寻衅的信号,于是竺可桢挺身而出亲自去省府进行辟谣,以示正听。

  在这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竺可桢的心情反而异常平静。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和研究学问上。他为讲演《地缘政治学与世界霸权》,阅读有关文章;他为拟写《18世纪末中国之人口压力及马尔萨斯所倡之学说》一文,翻阅大量书刊资料。在研究这一问题中,他还把清代学者洪亮吉的有关人口问题的论述《意言·治平》一节译成英文。将一篇中国古人的著作译成英文,这是竺可桢生平第一次。

  4月15日,国共和谈在北平结束。

  17日,黄绍竑飞回南京报告和谈结果,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

  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九江至江阴一线强渡长江。

  23日,南京解放。

  这天晚上10点,女学生史应潮和自治会杨锡龄告诉竺可桢:传说凌晨两点,军警将包围浙大。为此校园一片恐慌,女生要求搬进工学院大礼堂。竺可桢以“此传言不可信”,是“无稽之谈”,安慰同学不必惊惶。

  第二天早晨,教育厅长李季谷对竺可桢说,省政府昨天已决定撤退到宁波,半数职员已遣散,周奉璋主席将最后离开杭州。军队都去上海了,只有退下来的军属家眷,杭州现已无兵可守。

  这一天,浙大文学院长张其昀也匆忙来找竺可桢。竺可桢劝他不必如此惊惶,并对张讲:“如果你走,是浙大的一大损失;如果你留下,很多学生对你以往的做法又不谅解。”竺可桢劝他不要去宁波,劝他乘车去上海,因上海朋友很多,可以从长计议。后来,张其昀离开浙大去了上海,又从上海去了广州,最后去了台湾。

  4月26日,上海传来消息,25日夜里,军警闯入上海交大,80个学生被捕。当晚又传来消息,上海各大学已被解散。从南京退下来的6000多名警察在杭州西湖边抢汽车、抢汽油,还开枪打人,浙大有位教师的亲属就伤了手臂。面对如此混乱的形势,浙大师生都非常震惊,竺可桢也只有静观事态发展了。

  28日早晨,蔡邦华来敲门,送了一份由市政府转来的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杭立武

  竺可桢看完电报后,立即让诸葛麒复电:“沪校被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暂难离杭。”

  29日一大早,杭立武又来电报:“有要事相商,请速来沪。”

  面对教育部长杭立武两份电报催促竺可桢速来上海,竺可桢左右为难。若留在浙大,杭州社会上流传多日的竺可桢要当“维持会副主席”一说,让人深陷政治的漩涡之中难以自拔。若走,竺可桢又难舍和浙大13年的情感。再“四”思量,竺可桢下定决心“不得不出之一走”,避一下风头。

  4月29日下午两点,天下着大雨。竺可桢辞别家人,离开了与他相伴13年之久的浙江大学,独自一个人去上海面见教育部长杭立武。

  杭州火车站情况极为混乱,大批逃难的百姓和大批国民党士兵拥挤在火车站,不管有票无票,只要来车就蜂拥而上。竺可桢用六个袁大头购买了头等票。原定两点半开车,但车厢内已挤满人。无法上去,他便又换了一节车厢,结果到了晚上10点20分才有火车头来接。国民党士兵撤退的景象,在竺可桢4月29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车轨上均满塞车厢,第八轨上有敞车多辆,满载军士家属,行李堆积如山,男女均在大雨中,衣裤尽湿,乃至车厢下引火干之。”车虽开了,但走走停停,这一夜让竺可桢饱尝了兵荒马乱的滋味。

  4月30日中午,竺可桢在凄风苦雨中到达戒备森严的上海,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稍作安顿后,即打发陪同他来沪的人员回杭,并让其转告夫人陈汲,叫她放心,他“决不去台湾或广州”。

  下午3点,竺可桢到建国西路570号见教育部长杭立武。杭立武电报中的“有要事相商”,就是希望竺可桢去台湾,当即被竺可桢拒绝。

  晚上杭立武又送来2000万元和袁洋五元,劝说竺可桢回心转意。

  5月2日,杭立武又来劝说竺可桢。

  5月6日,竺可桢在上海的马路上不期遇见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蒋经国邀他去台,被竺可桢婉言谢绝。

  在上海期间,竺可桢不停地会晤朋友和学生,劝说他们留下。5月1日,在会晤郑子政时,竺可桢告诉他:“公司与政府性质是不同的。我作为浙大校长,教育部有令,我不得不来上海。公司为营业性质,是否随公司迁移,乃道义上的问题。”郑子政并没有听进老师的肺腑之言,最后还是去了台湾。

  在上海期间,竺可桢非常关心气象局的事情,他多次与赵九章一起,讨论气象局面临的困难。5月7日,竺可桢与赵九章来到上海市大西路377号的上海气象台,会晤气象台台长程忆帆(即:程纯枢,后为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中科院院士),得知上海气象台还有180多人,已备好了两个月的粮油,短时间内还能应付,但职工薪水很久都无着落。5月9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气象局同仁好久未发薪,目前各人及家属均在局中坐吃。” 对上海气象台久无薪水可发的困境,竺可桢显然忧心忡忡。当时,上海气象台是华东区最主要的气象台,每日绘制四次天气图,从事天气预报及警报的发布工作,业务范围为华东沿海及上海本埠。所以,上海气象台的稳定,对大陆其它台站的稳定至关重要。

  战争逐渐向上海逼近。5月13日清晨,天阴沉沉的,远处炮声隆隆。撤退的150多名交通警察驻进研究院,并向职工借用家具和棉被,其为“借”,实为抢。此时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16日,炮声尚有零星,但是子夜后开始密集。17日,亦不断有炮声,下午密集,黄昏时都没有停下来。子夜12点又有炮声,使房屋都被震动,“迄明晨不止”。前一天中午,竺可桢接到傅斯年从台湾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台湾大学任教,竺可桢仍复函辞谢。夜间炮声及轰炸声连绵不断,子夜12点时,尤为猛烈。

  5月19日早晨,竺可桢又收到杭立武自广州发来的电报:“请与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竺可桢看后仍是一笑了之。

  这天晚上,上海战斗极为剧烈,炮声密集如年夜的爆竹声。竺可桢却不知这些天的密集炮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攻的开始。

  5月23日,院中驻入的警察已撤走,但竺可桢不知何故,总感觉心神不宁,“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

  24日晚,上海市市长陈良、警备司令陈大庆均弃职出走,留下赵祖康代为守摊。这天晚上,密集的枪炮声不绝于耳,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向上海市区发起全线进攻。天亮时分,苏州河以南市区已被解放军攻下。

  25日,竺可桢吃早点时,听说国民党军队已全部撤退。8点,竺可桢外出查看,自岳阳路至永嘉路即见青年穿草绿色制服,衣服左胸口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在永嘉路与衡山路席地而坐的军人有数百人。数日前国民党军队在街头用沙袋筑成的堡垒均变成电话站。街上车水马龙,“无异于前昨”。“政府虽已改易,而人民可说毫无骚扰”。这是竺可桢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的第一印象。26日,闸北、北四川路一带还有战事,但市区大部地区已经恢复平静。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公共汽车已照常行驶。解放军在路上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仁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午后睡片刻。二点至科学社”“唔农山,谈及科学社前途,……谈及政局,农山与余意相合,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蒋介石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

  竺可桢和往常一样,6点30分起床,洗漱后吃过早饭,接到谢家玉的电话,说诸葛麒来电报了,报告浙大一切安好。下午,竺可桢乘22路公共汽车去大世界,沿途人海如潮。时有汽车疾驰而过,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大新公司楼上悬挂着毛泽东、陈毅的画像。霞飞路店铺都开了,大街上时有学生队伍敲锣打鼓游行,有些女学生还把鲜花插到解放军的衣襟上。

  下午4点,吴有训来找竺可桢。竺可桢感慨地对他说:“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这是竺可桢发自内心的期盼,也是一位科学家对新旧政权的政治表态。

  站在新旧政府交替的门槛上,竺可桢还是有些迷惘。他有着深厚的政治资源,国民党高官邵元冲、蒋作宾是他的姻亲,国民党大佬吴稚辉是他的远亲。他与宋氏姐妹有很好的私人交情,与翁文灏也有深交。竺可桢还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这些政治资源,随着新旧政权的更替可能还成为历史的包袱。此时此刻的竺可桢虽有些迷惘,但却充满着无限希望,因为这是一条崭新的光明之路。

  上海解放后,竺可桢最牵挂的是身在杭州的妻子。从6月1日至6日短短的6天内,竺可桢就给夫人写了4封信。他想,这一个多月来,夫人一定比自己更加心神不定。在杭州解放之前,曾有人拿报纸给他夫人看,说竺可桢已去台湾了,你怎么办?并表示愿意为她弄到飞往台湾的机票,以便家人团聚。他夫人心中有数,她了解丈夫,相信丈夫临别时说的那句话,“绝对不离开大陆”。

  6月3日上午,儿子希文到上海出差来看父亲,竺可桢格外高兴,亲自陪他在上海走一走,还一同吃了粽子,最后将他送到车站。

  送走希文,竺可桢回到住所。有人告诉他有位姓胡的约下午再来。下午3点钟,有人叩门,竺可桢开门见是一位军人,仔细打量,原来是思梅的丈夫胡鸿慈。时间过得真快,一别三年有余了。坐定后,竺可桢迫不及待地询问梅儿现在何处。听到此言,胡鸿慈悲痛难言,过了半天,才说出“梅她已经不在人世了”。说罢,捶胸痛哭。

  他们俩原来在山东解放区。1947年5月13日,梅儿在联总和平医院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渴平,即渴望和平之意。后他们随部队到了大连。1948年7月4日,梅儿又生下一个女孩,取名思梅。产后尚未出院,她的气喘病就连连发作,医治无效,于1948年9月6日中午12点在大连病逝。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呆了竺可桢。过了很久,竺可桢才缓过神来。他想起梅儿短短26年的人生旅程,想起梅儿寄来的信及全家合影,相约父女解放后再见面,没想到梅儿的约定竟永远无法实现了。

  夜深时分,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心痛万分的竺可桢伏案疾书,尽快把梅儿去世的消息告诉远方的妻子和几个孩子,以此来舒缓对女儿的思念。

  第二天早晨,竺可桢把悲痛深深埋在心里,和往常一样,6点30分起床,上午阅比尔等的《中国气候和天气》一书,下午准时出席院里召开的所长周会。

  1949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21周年纪念会。刚成立的上海市政府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市长陈毅,宣传部冯定、舒同,文教处李亚农、李正义都作为来宾应邀到会。9点多钟,陈毅乘车来到研究院,一下车他风趣地对警卫员讲:“你们不要进去,科学家怕兵。”然后和秘书走进会场。大家起立,热烈鼓掌。这是竺可桢第一次见到陈毅。竺可桢第一个发言,他谈到当年孙中山北上时,就让汪精卫、杨杏佛、黄昌谷起草建立中央美术院。1927年,蔡元培筹建中央研究院,当年就成立了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所、观象台,以后发展到了13所。他回顾了蔡元培先生早期的进步思想,在筹建研究院时采取的方针、路线,以及杨杏佛、丁文汇对研究院作出的贡献等。竺可桢报告完后,陈毅市长作了长达1小时的即席演讲。他幽默、开朗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一下子就赢得了科学家们的信任。
  6月15日下午4:00,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座谈会,邀请科技界名流参加。席间陈毅盛情邀请竺可桢出席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共商科学事业的发展大计,竺可桢欣然答应。同时,竺可桢也收到在北京任科学会议筹委会副秘书长的涂长望的电报,希望竺可桢“早日命驾北上,主持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
  6月19日,《解放日报》登出一则消息,第一届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将于七月十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邀请254人出席,由于会议涉及各个方面,所以研究院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均被邀请。消息一登,竺可桢虽对预备会与正式会议相距四十天有些想法,但还是积极思考在会上要提出哪些建议。竺可桢首先想到的是要成立中央气象局。中国这么大,从事气象工作的单位这么多,没有一个统一的气象机构来管理,是办不好气象的。于是,竺可桢凭借自己在气象界的影响力,组织上海气象界的同仁,开会讨论筹建中央气象局的设想和方案。
  6月21日,在上海长宁路杏佛馆召开气象研讨会,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程忆帆所拟的《气象事业建设》十六点意见。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宋励吾、叶桂馨、吕欣良、严振飞,中国航空公司张绍良、陈学溶、陶诗言、刘匡南、江爱良、金咏深、周诚以及军官会胡俊。会议决定推举宛敏谓、吕欣良、程忆帆、张绍良等五人为起草小组成员,草拟一份中央气象局组建方案,届时以中国气象学会的名义提交给第一届全国科学会议。
  7月14日,竺可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气象学会理事会,会议重点讨论了上海气象学会草拟的成立中央气象局的方案。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一致认为要提议政府尽快成立统一的气象管理机构。参加这次会议有:涂长望、吕炯、卢鋈、赵九章、李宪之、张乃召及北京气象台的同仁。
  其实,早在1937年5月,身为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的竺可桢,就曾在南京组织气象会议,呈请政府筹备中央气象局的提案。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此提案直到1941年,才被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第57次常委会审议通过,成立了“全国民用气象之最高机关”的中央气象局。在竺可桢看来,成立统管全国的气象机构,是气象事业健康发展的前提。
  金秋时节的北京,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竺可桢希望尽快办完事情,早日南下和家人一起享受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喜悦。10月9日,竺可桢突然接到周恩来通知:暂时勿走,尚有事谈。12日晚,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和军委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来找竺可桢,征询科学院、气象局人选。在谈到科学院院长一职时,竺可桢推荐吴玉章与李四光;在征求中央气象局局长人选时,竺可桢推荐涂长望。
  第二天,竺可桢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卢鋈,正好涂长望也在那里。竺可桢告诉他俩,昨晚陆定一找他征询对气象局的意见。涂长望说,他刚见陆定一回来,正在商量筹建气象局的有关事宜。竺可桢认为中央气象局应统一指挥全国的气象事业,最好不隶属军部。涂长望和卢鋈的意见则认为目前战事还没有结束,气象工作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为军事服务,这样可以多争取一些经费,所以,涂、卢二人倾向于中央气象局归军队系统。
  10月15日,政协常委会公布了各委员会、各部主要组成人员名单。中国科学院院长为郭沫若,副院长为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中国共产党对竺可桢是相当了解的,知道竺可桢为了办好浙江大学,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知道竺可桢主持正义,不畏强暴,为保护师生尽心尽力;知道竺可桢为人坦荡,作风严谨,在全国科学、教育界有很高的威望。竺可桢担任中科院副院长是众望而归。郭沫若当时还任文化部部长,李四光在英国也还没有回国,筹建中科院的重担就压在了竺可桢、陶孟和的肩上。
  竺可桢作为分管自然科学的副院长,在建院初期,按照中央精神坚持三条原则:第一,必须理论与实际结合,使科学真正为工农大众服务;第二,必须群策群力,用集体力量来解决眼前最迫切而重大的问题;第三,大量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人才。初创时期的繁忙工作是可想而知的。
  竺可桢与郭沫若都是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批院士,但由于各自的方向不同,以前从未见过面。第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10月17日晚,讨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会议上。两人一见如故。郭沫若曾私下对人说,竺可桢不愧是位科学家,正直、踏实、认真、负责,称他“竺老夫子”。
  10月30日,在北京开往南京的火车上,竺可桢透过车窗看外面的景象,思绪万千。自4月份离开杭州,至今已有半年了。这半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原来的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都消失了,大家都开始了新的生活。火车途径车站,沧州大梨、德州扒鸡、符离集烧鸡、宿州柿子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好是热闹。
  10月31日,晚上11点半,竺可桢在南京下关站下车。回到珞珈路20号的家时,妻儿早已睡了。竺可桢没有惊动孩子们。
  第二天早晨,竺可桢7点起床,上午在家阅读来往信件;午后至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后又去看望因心绞痛病卧床的赵九章。询问气象所近况,知朱光焜已离开英国到了香港,叶笃正、谢义柄也要从美国回来。
  11月2日,竺可桢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聘请叶笃正为气象所副研究员,月薪370元。3日下午,竺可桢参加南京政府召开的欢迎全国政协代表大会。4日上午,竺可桢又去气象所参加所务会议。
  11月5日早上8点,竺可桢送松松去上学,这对松松来说是父亲给他最好的见面礼。
  竺可桢走完南京各研究所后,于11月9日坐夜车到上海。这天接到郭沫若电报,催他快回北京,有急务相商。在上海,竺可桢只待了四天,办完事就急忙赶回南京,准备北上。
  在离开南京前夕,竺可桢特意偕夫人徒步登上鸡鸣山北极阁,与20多年前亲手建设的气象研究所告别。这里是中国近代气象科学研究事业的起点,也是中国气象人才的摇篮,更是竺可桢为中国近气象事业殚精竭虑作出重要贡献的地方。1928年,竺可桢作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筹备处主任,亲自选定在北极阁建筑气象台和气象研究所。1929年1月这两处建筑全部竣工。研究所建成伊始,连同兼职人员在内只有13人,专职研究员只有竺可桢一人。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为了气象研究所竺可桢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这里记载着竺可桢创业时的艰辛,也孕育了中国气象事业的希望,正是这些艰辛和希望,编织出竺可桢这位科学家的多彩人生。
  离开北京半个多月,物价就涨了三倍。新中国将要面临严峻的考验。
  12月31日,天阴沉沉的。下午2点,天上飘起了雪花,给古老的北京城罩上了一层薄薄的面纱。
  竺可桢漫步在北京的街头上,仰望着飞舞的雪花,他沉思着这一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从风雨飘摇的杭州,到战火纷飞的上海,再到古老的北京城……
  雪还在下,竺可桢身后留下了一串清晰的脚印,蜿蜒连接着希望的远方。

追忆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先生在湄情

平生问几何 一生一卷诗
追忆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先生在湄情

贵州省湄潭县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 潘智力

蜿蜒奔流的的鳌江,源出秀丽的南雁荡山。放眼望去,群山环绕,云遮雾绕,烟水悠悠,淡淡的雾霭,缥缈的浮在山巅。升腾着神鬼莫测的氤氲山气,精致而婉约的小山村绘制了一副山水画。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902年,这年9月23日,在这个小山村一个男孩呱呱坠地,在孩子的啼哭声中,全家欢天喜地。父亲当天就给男孩取了一个名字叫尚龙。闽南话“龙”、“良”音相近,也叫尚良,他就是闻名于世的苏步青。
卢沟桥上月色寒

1931年秋天,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辽宁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世界局势聚变,倭寇悍然入侵,神州四起狼烟。

1937年7月7日,日寇又在北京郊外悍然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亡我中华野心昭彰,书院高校尽列毁灭重点。在战乱纷纷的沦陷区的许多高校进行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迁移活动,走上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1937年8月14日起,日寇飞机一次次飞临杭州上空,一枚枚炸弹肆无忌惮地投向“人间天堂”,美丽的西子湖畔笼罩在硝烟滚滚里,即将变成死亡的“地狱”。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高校学院苦思决断。杭州高校危如累卵。为保求是书院免遭涂炭,果决国立浙大举校西迁。随日月轮动的光芒,无言默默地牢记,始开流亡办学篇章。

毅然西进踏征途

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胸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报国之志,为固守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日寇飞机频频轰炸中坚持三个月的学业后,毅然踏上漫漫西迁之路,开始举世闻名的“文军长征”。

越重峦叠嶂急奔波,穿雪山冰凌战风寒。到1940年2月至12月分别到贵州遵义、湄潭、永兴三地时止,浙大历时两年半,途径浙、赣、湘、桂、黔六省,中途停留6个,行程2600公里。涉千山万水到遵义,历千辛万苦抵湄潭。终于完成“文军长征”的伟大壮举。  

浙江大学的抗日救亡行动和西迁办学的伟大壮举,不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页壮丽的篇章。

两载颠沛终获安

那时的苏步青因为孩子多行动不方便,只好在建德乡下避一避。到了第二年的,眼看江西也待不下去了,苏步青为做长远打算,先把夫人孩子送回乡平阳,自己跟随大部队继续西迁。苏步青特别关心系里的书籍,每到一地,先检查图书资料是否遗失;一听到搬迁的命令,又是他和老师把图书捆扎,装箱。在他的精心照料下,一路上图书资料没有损失一件,实属不易。浙江大学西迁时,竺可桢校长的责任最重,全校的大事,都由他决定,可他在那么忙碌的时候,还关心着苏步青一家人的安全。有一天他对苏步青说:“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路上一定有人要盘问检查,搞不好还有生命危险。我已经替你向朱家骅(当时浙江省主席)要俩一张手令,规定沿途军警都不得盘问检查。果然,在从建德松妻儿回温州的平阳的路上,有了竺可桢校长要的手令顺利到达目的地,如果没有手令还不知会有多少麻烦!

苏步青是1940年初到达遵义湄潭的,数学系设在湄潭县的姜公祠。在竺可桢校长的关心下,苏步青将妻子和子女接到了湄潭。苏步青一家与著名生物学家罗宗洛一家合住在一所破庙里。

心坚石穿戒香烟

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后方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大学教授们工资也难糊口。当然,教授们的工资从总额上说似乎不少,但在物价飞涨中养家也难,一般都比较清苦,不少教授率先戒去几十年抽香烟的习惯。就在这艰苦的岁月里,苏步青终于下定决心戒烟。那时他的烟瘾很大,每天起码一听,总的在50支以上,比较喜欢抽一种牌号为“杰利克”的高档外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步青全家随浙大西迁湄潭,当时生活非常清苦。在这种情况下,苏师母还是每天早晨在丈夫的书桌上一听上海华成烟草公司的名牌烟—“美丽牌”香烟。苏步青不愿看到夫人为香烟额外操劳,所以决心戒烟。一天他听说陈建功先生已戒烟,将信将疑,便向同学张素诚打听,证实果然有这回事。由于家境不好,孩子又多,眼看香烟不断涨价,哪有钱再抽烟呢?苏步青思考再三,终于向夫人发出试探:

“建功先生戒烟了,他比我大9岁都戒了,我也戒。”

“早该戒了,下点决心,我来监督你。”

戒烟的前几天,苏步青感到特别难受,好像丢了魂似的,看不进书,手不时摸摸口袋,感到少了什么,坐立不安。夫人见他这般难熬,急中生智,炒了一些花生米,一发现丈夫难受,就抓一把花生米塞到他的手上。没想到这一招挺管用,一天、两天、十天,苏步青竟顺利的戒了烟。

一家困顿坐寒窗

湄潭的艰苦生活给苏步青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那种生活对于青少年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贵州人吃肉叫做“打牙祭”,多数每月初二、十六才吃一次,农民每月还吃不到两次肉,一般是过年过节菜油肉吃。教授湄入乡随俗,吃肉减少了,都说“菜根香”了。不但是粗茶、淡饭、布衣裳,又是粮食不济还得“瓜菜代”。部聘教授苏步青子女最多,长时间吃番薯蘸盐巴度日。苏步青的一个儿子,因营养不良,出生不久就死了。痛失亲人,江河呜咽。家人把他埋在湄潭的山上,立了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刻着“苏婴之冢”几个字。孩子们都懂得,这是抗战时期,除了吃饱,不应有别的奢望。他们家还有一个儿子,因为抗日战争从未吃过糖,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路过武汉。才第一次吃到白糖,孩子竟惊奇的发问:“爸爸,眼怎么会是甜的呢?”

为了生活苏步青就买了把锄头,把破庙前的半亩荒地开垦出来,种上了蔬菜。每天下班回来,苏步青就忙于浇水、施肥、松土、除虫。小时候他多少干过农活,所以干起来得心应手,有人说他像个老农。又一次,湄潭街上的菜馆蔬菜断了供应,他们知道苏步青教授那里有花菜,特地派人要去好几筐。

一天傍晚,苏步青正在家里翻晒家里将要霉烂的山芋。竺校长到湄潭县分校视察,专门到苏教授家看望。进了门他便问:“搬此物何用”苏步青如实告知:“这是我近几个月来赖以生活的粮食。”苏步青一家是将山芋煮熟后蘸盐巴当饭吃的。对于一个八口之家,每月薪水350元,怎够维持生活呢、校长眉头紧锁,想了想便对附中校长胡家健先生说:“今后把他的两个在附中读书的儿子,改为公费生免交膳费。”儿子拿了竺校长的手书办手续。按规定公费生必须住进学校。然而苏步青一家又抽不出两条被褥,所以仍不能享受这一待遇。不久校长知道了,又“特批”两个儿子可以住在家里而又同时享受公费生待遇,从而减轻了苏步青两个孩子的费用,这件事使苏步青终生不忘。到了第二年,竺校长又把苏步青作为“部聘教授”上报教育部,并被批准。这以后,他的工资增加了一倍,生活困难就全部解决了。

熊熊火中得涅槃

据当时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回忆说:城里没有交通工具,道路高低不平,天雨泥泞不堪。上一次课有时得跑几条街,教授和学生同样要跑几条路,还得赶时间,要紧的是爱惜鞋子,鞋子破了不易补充。教授有时去湄潭、永兴授课也得步行前去,为了保护鞋,怕把鞋弄湿了、磨破了,他们选择光脚走路,到了学校要上讲台才穿上鞋。面对这样的交通情况,师生都习惯了,一切都能适应。艰苦的衣食住行,没有难道浙江大学师生。就在这困难的环境中,浙江大学的教授们每天备课、上课、做实验,科研活动有条不紊的进行。由于经济困难,苏先生一家已经多年没有添新装。苏步青穿着缀满补丁的衣服走上讲台,每当转身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的时候,学生们常会对着苏先生的背后指指点点:“看,苏先生的衣服上三角形、梯形、正方形,样样俱全!”“看,屁股上还有螺旋曲线!”教授们教好课还要做专题研究。学生上课做笔记,下课做实验和作业,时间很紧,都要争取好成绩。谈家桢教授回忆说:我们在湄潭教书的时,教师们家家都是油灯照明,常常用红薯充饥。可是我们心情舒畅,我的最有价值的几项研究,就是在这时和那个“唐家祠堂”土屋子里完成的。

东方剑桥名史章

夜晚,苏步青把一盏烟熏火燎的桐油灯摆在菩萨香案上,看书写作,《射影曲线概论》一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出成的。著作完成后,苏步青希望能够出版发行,立即流传。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仅仅为了粉饰太平,给了苏步青一笔奖金,而劳动成果却埋藏在政府的公文堆里。苏步青后来曾托人把这篇著作带到美国去,希望能在哪里找到出路。不料一位美国同行,竟在借阅该稿时,把苏步青的有创造性的见解写到自己的著作中,而对苏步青的名字只字未提。后来王淦昌、苏步青等教授的著名著作,也是在那一时期完成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教授到湄潭参观,他对浙江大学能在这些土祠堂里作出许多成果,感到十分惊奇。难怪他说:“你们浙江大学研究室空气可与英国剑桥大学媲美,是东方剑桥。”

忧民吟诵湄江社

湄江吟社凝心忧国忧民,铁犁剧团聚力光复河山。浙江大学在西迁遵义、湄潭的7年中,不仅以“求是”精神和严谨的校风给黔北人民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们中的一些老教授,还利用公余,组成了“湄江吟社”,为黔北人民留下了不少感人的诗篇。在钱宝琮等教授的组织倡导下,1943年2月28日,“湄江吟社”宣告诞生。

“吟社”成立时,他们及明确提出成立本社的旨趣为:旅居黔北湄潭县同人为陶冶情操,切磋诗艺,相互砥砺,抒发感情。忧国思乡,愤世嫉俗之情常露于笔端。“吟社”成立后,他们共集中活动了8次,由与会者轮流主持。每次都有主题,如“春江水暖鸭先知”、“试新茶”、“湄江秋思”等;诗作必须先字韵,如“江”、“头”、“人”、“初”等。

扬子湄潭浙水边

平生最是难忘处,扬子湄潭浙水边。“50年前,正当抗日战争的第四年,浙大师生历尽艰辛,西迁遵义湄潭,永兴办学这一伟大的壮举一载入浙江大学史册,也在湄潭留下了一页页宝贵的篇章。没有这里的天独厚的地势、物华和纯朴的人民,就没有浙大的今天,更谈不上浙大‘东方剑桥’的称号了。我作为一位在湄潭工作、生活了6年的浙大教师,每当回想起湄潭的往事时,心里总是充满着兴奋和感激。”这是苏步青为“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揭幕典礼写的一封祝贺信。在信的最后,他写道:“为参加这次揭幕典礼,本人早已做好准备,整装待发。不料足疾复发,阻我西行,万分遗憾·······”苏步青把未能亲自到湄潭走访当成垂暮之年的一件憾事。

1940年春,苏步青来到湄潭,在这里居住了7年,。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小的县城,他孜孜不倦,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出类拔萃的数学人才,为建国后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湄潭期间是苏步青人生道路上最为艰辛的时期:一家8口人住在一所破庙里,吃的是地瓜蘸盐巴,夜晚在桐油灯下写作。然而这7年也是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因此,苏步青对湄潭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和终生难忘的情怀。

从1985年7月至1991年9月的6年间,苏步青与湄潭的客人有过多次接触。1985年7月,苏老第一次见到湄潭客人的时候特别高兴。他说:“岁月如流水,转眼又是40年了。想当年湄潭人民对我们的帮助真不小呀!湄潭的一山一水至今仍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如今老了,但是有机会,我还想回湄潭看看,看看湄潭的变化,看看我住过的朝贺寺还在不在?”苏步青还为县委等4套班子题写4张条幅。他祝愿湄潭:“僻开解放康庄道,写下人间显耀篇”。

湄潭与浙江大学之间中断了30年的情感桥梁,是苏步青先生牵线的。20世纪80年代中,在时任贵州省省委书记胡锦涛、贵州文物管理委员会、贵州省文化厅和浙江大学的支持下,湄潭县人民政府聚资修复当年浙江大学办学旧址—湄潭文庙,与1990年建成“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并将那时曾于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合并办学的湄潭中学更名为“求是中学”。苏步青自始至终都极为关注陈列馆的建设和求实中学的更名工作,并亲自题写了馆名和校碑。之后又于1993年为《湄潭报》题了报名。当时湄潭政协主席洪星负责主持这项工作。

苏步青热情接待了来访的客人洪星等,一谈起往事,苏步青兴奋不已:“在湄潭我常到七星桥,那里风景很美,是浙大师生经常游玩的地方。湄潭的地方很好,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湄潭是我的第二故乡,比我的家乡印象还深。听说现在湄潭变了,我真的很高兴。我写过几首关于湄潭的诗,陕西师范大学要出版,以后给你寄去。”当时在坐的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将培玉告诉洪星,学校要为苏老拍一部专题片,7月份要去湄潭拍外景。苏步青接着说,今年可以去一次湄潭,但不要惊动贵州的领导。洪星风趣的告诉苏老:“我一定为您‘保密’。苏老,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是我的直接领导,您到湄潭后要视察一下政协的工作。”苏老诙谐地说:“你是主席,我是副主席,你是领导。”在坐的同志哈哈大笑起来。苏步青平等待人的的精神,给湄潭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洪星返回县城不久,苏步青就把“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和“湄潭求是中学”两幅题字寄去了。他在信中说:“草就匾字两枚,同封寄上·······我近日受寒腹泻一周,经医院及时治疗,基本恢复健康。原定于7月份赴贵地参观学习兼拍外景,因为这次北京的动乱实现不了计划,知注顺闻。”10月苏步青专题片摄制组到湄潭拍片,苏老又写信嘱托:“希望给予工作方便,不胜感盼之至。”多苏步青未能到来,湄潭客人觉得十分遗憾。1990年7月20日,“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和“湄潭求是中学”举行揭幕仪式,苏步青一确定行程参加揭幕,省委和省政府,省政协都做了相应的安排。在飞机票已买好的情况下,不了突发脚疾,医生未能准行,苏步青对此感到十分遗憾。他在信中说:商定于7月17乘机经贵阳前往湄潭参加盛典,讵料3日前旧疾复发,主治医生叫我留沪继续治疗,以致不得不取消原定计划,有违盛情厚谊,不胜抱歉之至。信中还寄去一首诗《寄调望江南》。

苏步青同时委托浙江大学韩祯祥老校长带去两封书面祝辞,祝辞中感慨万千,抒发了苏步青对湄潭的无限思念之情。他还说:“我有两个儿子在这里读过书。当时日寇入侵,到处流窜,兵荒马乱,没有湄潭这样好的环境,要想安静读书,根本是不可能的。饮水思源,感慨万千。”苏步青多这次揭幕仪式非常关心,揭幕仪式结束不久,他又写信询问揭幕仪式举行的情况,说:“盛会谅已结束,我深以未能参加为憾。望在县委、政府、人大、政协领导下贵县日趋兴旺发达,可喜可贺!”可见苏老对湄潭之关注。1991年9月是苏老90岁大寿,9月10日上午,洪星和县委书记华金河专门前往上海看望苏步青。他一看到洪星等客人就说,看到你比上次还年轻,有对华金河同志说,见到你这位县委书记我很高兴。在交谈中,华金河向苏老介绍了湄潭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县城建设,洪星则向苏老介绍了“浙大西迁陈列管”建馆以来的情况。之后,湄潭客人代表全县人民向苏老90岁大寿表示了祝贺。苏步青说:谢谢湄潭人民对我的关怀,其实今年90虚岁,明年9月才是90岁。他又关心的问,湄潭水灾严不严重,县城的湄江饭店还在不在,他住的朝贺寺还在不在?七星桥和万鸟归林的的沙星还好不好?他说,湄潭是个好地方,我对湄潭印象很深。湄潭的酒好,是与湄潭的水好、空气好分不开的。我在湄潭住了6年多,那里气候很好,物产也很丰富。我种过白菜,上山打过杨梅,湄潭人好客,客至湄潭十分亲切。湄潭是我的第二故乡。

9月11日,苏步青在复旦大学外国专家楼设宴,与洪星一行以及校办副主任将培玉,他的学生数学系副主任、全国教育系统劳模华宣积、笔者等共庆90岁寿辰。宴会的酒是苏步青特地从家中带来的山西汾酒。他说:你们是从贵州酒乡来的,一定要喝点。我在湄潭时 因为生活困难把烟戒了,但每天都要喝点酒。湄潭的酒好喝。宴会上苏步青讲起湄潭七星桥,浙江大学师生常在那里玩,有的谈恋爱,“无事不登三宝殿,游人常到七星桥”,再一次表现出苏步青多湄潭的情怀是那么深、那么厚。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1992年。这一年的2月和5月苏老又先后给洪星写过两封信。信中说:“前年夏天由于苏步青生病,失去去遵湄之行的良机,不胜惆怅,但我想抓住机会偕往贵地。知承远注,顺以奉闻。”“久疏音候,时萦怀念,惠赠湄江名茶,深感深情厚谊,使我回忆起50年前在南部茶场品茶的韵事来,时间飞逝是无情的,而对旧游之地怀念的心情是永恒的。”

初上教坛而立年,如今八十转流连。
漫誇桃李满天下,更盼光风润大千。
居恐偷闲成敝屣,退思补过着新鞭。
平生最是难忘处,扬子湄潭浙水边。

精英学术誉天下

“风范与卓识齐仰,贤德共高寿俱望”。在中国,即使你从没涉足神秘的数学王国,对苏步青这个名字也是不会陌生的。在浙江大学只要一提到苏步青的名字,校友们都会流露出崇敬之情。正是苏步青这样的一批知名教授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放弃在国外舒适的环境和优越的物质条件,紧紧牢记科学救国的宗旨,毅然回国,到浙江大学致力于教学和科研,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科学技术人才,使浙江大学由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学迅速崛起,赢得了“东方剑桥”和“民族堡垒”的美誉。

青年时的苏步青,就被国际数学界誉为“东方国土上升起的一颗灿烂的数学明星”,后来他对射影微分几何,射影曲线概论研究取得巨大的成就,又被国际公认为“东方第一几何家”。他创立了国际公认的浙江大学微分几何学派。苏步青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和光辉的思想,而且热爱教育,登台上课60年如一日。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辛勤耕耘70余载,70余年的春风化雨,桃李满天下,栋梁加人间。 “毕生事业一教鞭”,培养出一大批中国数学栋梁。

松篁诚笃 王仁东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文集

目录
纪念、回忆文章
忆王仁东兄 …………………………………… 蔡金涛 (3)
回忆大哥 ……………………………………… 王平洋 (5)
怀念 …………………………………………… 俞大卫 (7)
悼念王仁东同学 …………… 蒋葆增 钱祖恩 钱义余 (11)
深切怀念王仁东先生 ………………………… 朱福炘 (13)
深受尊敬的友好 ……………………………… 李天助 (15)
仁东学长兄和化机学科 ……………………… 琚定一 (17)
忆王先生一二事 ……………………………… 侯虞钧 (19)
难忘的仁东老师 ……………………………… 陈运铣 (21)
缅怀王仁东先生 ………………………………… 黄固 (23)
学习他革命乐观和战斗不止的精神 ………… 王启东 (24)
一生笃信马列 ………………………………… 余鸿业 (26)
忆大哥二、三事 ……………………………… 王佑中 (28)
我们将永远向你学习 ………………………… 吴敏达 (30)
深切的怀念 …………………………………… 程义庆 (31)
校园里难得的园丁 ………………… 方昌烈 林世统 (33)
永不陨落的巨星王仁东 ……………………… 朱谱强 (35)
痛悼王老 ……………………………………… 孙训方 (39)
真挚的师生情谊 ……………………………… 陈晓光 (41)
王仁东教授在美国 …………………………… 朱祖培 (43)
学界楷模、风范长存 ………………………… 戴树和 (45)
怀念王仁东先生 ……………………………… 汪希萱 (47)
永远值得学习的师长 ………………………… 王骥程 (49)
往事多少入梦来 ……………………………… 周文骞 (51)
非是吾师胜似吾师 …………………………… 洪起超 (55)
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 柳曾典 (57)
受人尊敬的长者 ……………………………… 柳春图 (61)
怀念仁东先生 ………………………………… 刘鸿文 (63)
高风亮节 良师益友 ………………………… 李泽震 (64)
“三长”情缘忘年交 ………………………… 王允昌 (69)
深切怀念一代宗师王仁东教授 ……………… 张康达 (72)
我担任过王先生的课代表 …………………… 毛志远 (74)
深切的怀念 …………………………………… 赵智大 (76)
回忆王仁东老师教学二三事 …………………… 马骥 (78)
生的伟大 ……………………………………… 柯桂华 (81)
一代师表 ……………………………………… 顾宗义 (83)
不可磨灭的形象 ……………………………… 高家驹 (87)
学习王仁东先生不断创新的思想 …………… 丁浩江 (89)
给我一生重大影响的恩师 …………………… 朱国辉 (91)
言教身教的王仁东先生 ……………………… 林钟祥 (94)
追忆王仁东教授 ……………………………… 庄表中 (96)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 何福保 (98)
重视教学的仁东师 …………………………… 费学博 (99)
忆王仁东教授 ………………………………… 吴希俊 (101)
他在跑道上 …………………………………… 樊福庚 (103)
斯人虽云逝,髙风劲节存 ……………………… 张森 (107)
对仁东叔的思念 ……………………………… 王介福 (110)
从未忘掉为国家作贡献的王仁东老师 ……… 陈星鹏 (112)
启蒙者,指导者,支持者 …………………… 肖有谷 (115)
永恒的怀念 …………………………………… 宗士英 (117)
难忘恩师王仁东 ……………………………… 徐日椿 (118)
和王仁东教授一起炼钢 ……………………… 徐义亨 (121)
受批而矢志不移,年老而壮志不衰 ………… 周保堂 (123)
回忆与怀念 …………………………………… 王春森 (125)
回忆往事 ……………………………………… 顾金初 (126)
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 李基琛 (129)
难忘的老师 ………………………… 周锡山 余松林 (131)
忠诚的榜样 …………………………………… 朱生保 (135)
怀念敬爱的王老师 …………………………… 黄载生 (137)
在燕山石化的日日夜夜 ……………………… 韩伟基 (140)
缅怀敬爱的老师 ……………………………… 张厚俊 (147)
我所知道的乇先生 …………………………… 沈庆根 (150)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 王飞跃 (153)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 郝苏 周柄泉 蒋箭飞 (158)
先生,你是我的楷模 ………………………… 蔡文安 (161)
恩师永远在我们身边 ………………………… 蒋家羚 (163)
仰之弥髙 钻之弥坚 ………………………… 孙国有 (165)
先生,您的精神永存 ………………… 林宏 华崇岳 (168)
难忘的一课 …………………………………… 魏铭森 (170)
给天堂里王仁东伯伯的一封信 ……………… 朱向毅 (172)
王仁东与南洋中学 ……………………………… 孙元 (174)
难忘的回忆 …………………………………… 俞半秋 (177)
父亲的碑 ……………………………………… 王立新 (197)
缅怀父亲 ……………………………………… 王宽福 (199)遗文选登
在美国致机械系同学的一封信 ……………… (213)
请各院系筹办研究班的提案 ………………… (215)
对分配原则的看法 …………………………… (217)
党中央解除了我的精神枷锁 ………………… (218)
我们决不辜负党的信任和关怀……………… (220)
参加五届人大对四个现代化方而的感受和体会 (221)
人党申请书 …………… (223)
关于未来浙大的设想 …………………… (225)
要更加爱护活着的蒋筑英、罗健夫 ……………… (228)
为中华的崛起而努力 …………………… (229)
王仁东生平介绍
王仁东传略 ……………………………………………………………………… (233)
关于追认王仁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决定 … (239)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批复 ………………………… (240)
王仁东同志的生平简介 …………………………… (241)
(一) 学历,工作经历
(二) 兼职
(三)教学经历 (开出课程)
(四)研究生 (硕士、博士)培养
(五)编写教材
(六)正式出版著作
(七)主要论文
(八) 科研设计成果
后记 ………………………………………………… (247)

中国某型发动机设计先天不足 专家攻克八大故障

中国某型发动机设计先天不足 专家攻克八大故障
2014年06月23日
来源:中国航空报 作者:杨建新

1952年,姚克佩以优异成绩从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发动机专业毕业,听从祖国的召唤,告别家乡上海,来到了当时的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沈阳某厂工作,1956年调到黎明。毛主席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号召下发后,姚克佩积极响应,主动请缨参加三线建设。1965年,他被派往贵州平坝进行黎阳厂的选址工作。1966年,黎阳厂开始大规模筹建,姚克佩任总工程师。在工厂筹建期间,他克服了高原反应和恶劣环境的考验,一方面担任技术工作,一方面深入建设现场,和工人们一道参加各种筹建劳动,既当工程师,又当建筑师。文革期间,姚克佩曾被停职,复职后,他主要抓生产技术,担任了黎阳厂总工程师,并去英国罗罗公司学习进修半年。1981年黎阳公司成立后,他担任总工程师。1994年,年近六旬的姚克佩退居二线,改任黎阳公司高级顾问。

多年来,姚克佩先后组织攻克了某发动机8大故障。该发动机由于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在外场使用中暴露出很多影响使用可靠性的故障。如一级压气机叶片折断,曾发生多起事故。姚克佩经过与研制厂所的共同攻关,最终解决了这个故障。又如火焰筒烧蚀及导向器叶片严重变形等问题,姚克佩率领公司科技人员攻关,解决了问题,受到用户的好评。再如,针对中央传动齿轮折断故障,姚克佩建议,从改善设计着手引进移植齿轮,最终排除了事故隐患。他还曾组织另一型发动机的改型试验。该发动机配装飞机首飞后,飞行员反映发动机动力不足,姚克佩根据飞行员提出的问题,组织工厂和设计所一起,动脑筋、想办法,制定技术方案,在方案经过讨论论证可行后,又组织试验,提高了发动机推力,为黎阳公司的产品发展以及拓宽市场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姚克佩信奉一句格言:只要勤奋耕耘,必定会有收获。成功永远垂青于有准备的人,祖国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兢兢业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他先后荣获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国家级科技成果一等奖,部级先进工作者,国家级中青年专家等多项荣誉。1991年,姚克佩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面对荣誉和奖牌,姚克佩没有陶醉,也没有在鲜花和掌声中停滞不前,相反他不断地把自己的目标提得更高、更大、更远。凭着对航空事业的热爱、对航空发动机的热爱,他退休不退岗,继续着自己钟爱一生的事业。1995年2月,姚克佩退休后,本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因航空发动机事业的需要和企业的需要,他又续任黎阳公司高级顾问直到2010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姚克佩用自己毕生的航空发动机知识,为黎阳航空发动机的崛起、为黎阳辉煌灿烂的明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通讯员杨建新)

母校回眸 蓝之中

母校回眸
作者:蓝之中(1954届牧医)

幸会泰斗

1950夏,我在南京以第一志愿报考浙江大学,如愿被录取。告别家乡,只带了一只柳条箱经镇江坐大轮船到上海改乘火车到杭州,一路的兴奋,浑然不觉疲劳。杭州站到了,我终于踏上了这座“忆江南,最忆是杭州”的美丽城市。雇了一辆黄包车,直接拉到大学路校本部,歇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便到教务处报到注册,记得教务处的办公室并不大,工作人员连教务长仅三人。给我注册的是一位约五十岁左右,瘦瘦的,理着平头的长者,是他给了我一枚三角形的浙江大学校徽、一本学生证和一个至今未忘的学号50866。和几位新同学一起坐上校车到华家池,接待我的是老大哥吴硕显,谈话间我把教务处给我注册的那位先生的音容笑貌形容了一番,硕显兄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数学泰斗留学日本的苏步青教授,我肃然起敬,因为中学时代的数学老师多次介绍过他。

七堡观潮

1950年农历八月十八日,畜牧兽医系的助教吴兰生老师,就像班主任一样,关心我们新同学,当时还没有班主任制度,吴老师就像大哥关心弟妹一般。吴老师约我们班上同学去七堡观潮,那天一行11人,吴老师和我们班上10位同学:许国藩,韩福庆,吴庸,鞠名达,王惠霖,徐云珠,蓝之中,舒昌伦,姜华棣,黄开柏。到了七堡,大家散步在大堤上,等待潮水的来临。也许是更贴近和更亲和的心理使然,大家好奇地下堤走上江滩,近距离观看钱塘江水。当远处出现了细细的一条白线时,那是告诉我们,汹涌的大潮快要到来。大家都上了大堤,可还有两位同学,流连忘返,没有上堤,记得他俩是黄开柏和舒昌伦,吴兰生老师高呼他们赶快上来,“潮来了会把你们卷走!快上来!”他们俩在吴老师的连连高呼下终于上来了。天边那白线渐渐加粗,越来越粗,接著听到轰轰的雷鸣声,啊!潮来了,万众欢呼。潮,呼啸而至,排山倒海,万马奔腾,惊涛骇浪,不是海啸,胜似海啸,说像巨龙也是,说像大海缺口也是,一日观潮,终身不忘。信否!这次观潮印象,六十年后都没有淡出我们的记忆。

西湖赏景

1951年春,浙江大学畜牧兽医学会组织了一次春游,参加者不仅有畜牧兽医系的师生,还有森林系、农学系的老大哥,外系的同学我只记得史荣钊一个人的名字了。西湖泛舟、近距离欣赏三潭印月、楼外楼聚餐、西湖清汤鲢鱼,那美景和美味交融一起,够人回味,所有费用全由教授们买单。出席这次春游的老师有:方悌教授(曾留学日本)、虞振镛教授(曾留学美国)、陶履祥(曾留学日本)、沙凤苞教授、谢成侠教授(曾留学美国)、彭起教授(曾留学法国)、骆春阳教授(曾留学美国)、黄昌澍教授(当时是讲师)、杜念兴教授(当时是讲师,杜师母和他抱在手上的女儿也参加了这次春游)、吴兰生教授(当时是助教),余振华先生(当时是助教)。学生有:四年级老大哥汪志楷、何秉耀、夏长生、何锡昌,三年级老大哥有:周文彬、吴硕显、蒋汉培、老大姐周秀菊,二年级老大哥李颂孙,新生则有我班的十位同学:王惠霖、蓝之中、徐云珠、鞠名达、许国藩、韩福庆、舒昌伦、黄开柏、吴庸、姜华棣。游湖那天,数黄开柏在楼外楼胃口最好。我们这个畜牧兽医学会,每学期都要进行一次聚会,主要是交流师生感情。

湖之缘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从扬州瘦西湖,来到杭州西湖,又到了华家池小西湖。华家池西头有一条南北向的土堤,酷似西湖白堤,西侧隔开的小塘酷似里西湖,夏天长满荷花,随风摇曳,飘出阵阵清香。那池边的垂柳与桃树间植,到了春天真是桃红柳绿。华家池的水面有八十四亩,堪称小西湖。第一天我就爱上了华家池,爱上了这个校园。除了大的华家池外,校园里还分布有七八个大大小小的池塘,都是些深不足两米的浅塘。

入学之初,畜牧兽医系的同学就把我推荐给农学院学生会,当时的学生会会长是农学系同学龚子同,我担任了福利部的干事,结合专业管养鱼。在学生会两年,我学到不少有用的知识,比如家鱼有哪些?怎么养?如何与群众沟通?

在同学的引领之下,我到养鱼专业户家,向他们订鱼苗,请他们到农学院放鱼秧。养鱼专业户们对华家池的每个池塘了如指掌,哪个塘该放多少尾鱼苗,放什么鱼种,一清二楚。家鱼苗计有四种:鲭、餛、鲢、鳙,各按比例投放,这样水的上层、中层、底层都有鱼儿活动,吃草的吃草,吃虫的吃虫,吃螺丝的吃螺丝,各得其所。根据水面大小,决定投放尾数,使鱼的密度合理。

我们与养鱼户们协商好,学校提供鱼塘及培育,他们提供鱼苗及取鱼,最后收成按比例分摊。取鱼也即鱼养成后收获的日子,大家欢天喜地。通常是星期天,一大群村民,挑着带来的鱼苗(盛在不漏水的篾篓子里),抬着渔网,背着渔篓,个个精神抖擞,很兴奋的样子。张网、一个个挨着下水、扶住网纲,岸上两头也有人负责拉住纲绳,还有人指挥,统一步调,统一前进速度。只见他们一个个朝自己渔篓子里放鱼,当渔网拉到河塘三分之二的地方,有鱼跃出网外,成了漏网之鱼。没有逃掉的网中之鱼,就一条条当了俘虏,这时,下水的渔民一个个走到我的跟前(我代表学生会),让我检查一下他们的渔篓子,家鱼(鲭餛鲢鳙)拿出来,野鱼(鲫鲤鳊鳢)当作报酬。起网之鱼一般都在两斤左右,个别也有十多斤的,那是以前的漏网之鱼。吃鱼不及取鱼欢,我的体会极为深刻。取鱼之后渔民们将鱼苗分别放进各个水塘。学生会的收成最后按用餐人数,分配全校各个食堂。这个工作,我干了两年,我的前任是周文彬,在他的帮助之下,我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学生会很满意。

动物学

动物学,除了农经系外,是农学院各系学生的必修课,为了节省教学资源,生物系的新生也从校本部乘校车赶来华家池上大课。动物学的授课老师是名师蒋天鹤,他要求严格,板书工整,讲课有理论深度,由浅入深,由简至繁,有条不紊。他在讲完各门(类)动物以后,把它们串联起来,说这就是动物的系统发生。他又说,后面你们读胚胎学,会在一个胚胎上反映出系统发生,从受精卵到胚胎发育的完成,就像放映电影一样,把几十亿年的进化历史浓缩为几个月,这就是个体发生反映系统发生,这对刚从中学过来的新生来说,第一次听到震撼人心的科学思想的灌输。不仅如此,蒋先生还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他说昆虫的特点是:1、变态(包括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蚕属于完全变态,具有: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2、成虫六足,3、成虫分头胸腹三段,4、成虫大多具外骨骼,5、生殖系统发达。蝗虫是昆虫中的害虫,要在卵(存在于干旱开裂的泥缝中)和幼虫(蝗蝻,未起飞时)时灭蝻,等到成虫起飞,灭蝗的成本就大了。谈到钉螺,告诉我们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寄主,要消灭血吸虫病(大肚子病),只要消灭钉螺,管理好粪便,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试卷上,蒋老师还出过这样的试题,你能举出十种有害的昆虫吗?很少有人答全,但考试后请教了植物病虫害系的老大哥,得知除了蚊子,苍蝇,臭虫,虱子,跳蚤之外,三化螟,棉铃虫,白蚁,稻飞虱,天牛都是有害昆虫,事关重大,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他说,农业也可以说是虫口夺粮。他说以虫治虫,利用天敌,成本最低,比如寄生蜂就是三化螟的天敌。动物学经蒋先生一讲,讲活了。这是1950年,早在60多年前,我们浙大的老师就把科普工作结合讲课开展起来。这就是:提高为了普及,普及在于提高。

植物学

我们的植物学导师王开基教授,1950年在华家池为我们农学院及生物系新生开设植物学,不论是课程内容、语言叙述、板书表达,选他课的学生都觉得是一种享受。他说植物在海洋里诞生,仗着自己有叶绿素,就先登陆了。是他们绿化了整个大地,吸收了当时充满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土壤中的水,凭借叶绿素经阳光照射转变成碳水化合物,并放出了氧,改造了古气候。今天的煤实际上就是古植物的遗体,也是古代太阳能的载体。我们人体的各种元素,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或经过其他动物)来源于植物。一棵树就是一个微型水库,它避免了暴雨对土表的直接冲刷,并且把雨水积蓄起来,形成细水长流。老实说要想把黄河变清,只有植树种草。我们的衣食住行和医疗有赖植物提供,靠农业的发展;气候的改变需要植物调节。几句话,把学子的灵魂给吸引住了,爱上了植物学。我们华家池有温室和植物园,理论联系实际。王教授有时亲自带我们到植物园或温室观察植物,平时也偶尔会在那儿遇到王教授,向他提出许多有关植物的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他在课堂上还绘制植物的花图式,是抽象出来的植物分类依据。可惜我当时的课堂笔记丢失了,不然贡献出来也是文物。我对王开基教授的植物课是十分感兴趣的,凭记忆迄今还能回忆起常见被子植物的十大门:菊科(如茼蒿、菊花等),禾本科(如竹、麦等),豆科(如大豆、苜蓿等),毛茛科(如牡丹、芍药等),唇形科(如芝麻、益母草等),蔷薇科(如草莓、青梅、苹果、枇杷等),百合科(如百合、葱、蒜、知母、贝母等),伞形科(如胡萝卜、小茴香、芹菜、柴胡、当归等),十字花科(如青菜、萝卜、甘蓝、榨菜等),茄科(如枸杞、辣椒、茄子、番茄、烟草、马铃薯等)。王教授说茄科植物有嗜好性,久食上瘾。

竺校长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有了博学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佳誉,并且也是国家的光荣;而作为人才以为国用,流泽更是被于无穷。”王开基堪称这样的教授。

畜产加工学

浙江大学的化学课是很难通过的,我们班上只有许国藩和我通过,其他同学需要重修,许国藩转学到了医学院卫生系,留下来有资格选修“有机化学”的学生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农学院其他系的同学又无需学有机化学,而有机化学又是“生物化学”的前哨,这个坎是跳不过去的。二年级上学期开学了,我到系办向系主任虞振镛教授选修有机化学,虞老师一查,只有我一个人能选修有机化学,就建议我先改选其它课,并且幽默地说不然就要唱“狭义相对论”了。我同意了虞老师的建议,改选黄昌澍老师开的《畜产加工学》课,于是我就和四年级的学长:吴硕显,周秀菊,周文彬,蒋汉培,胡绍昌,蒋树威(后两位刚由农业经济学系转过来),一起成了黄老师的门生。当时我虽然是二年级学生,但这门课的成绩优秀,很受黄老师赏识。畜产加工包括蛋制品、乳制品和肉制品,琳琅满目,多种多样,还涉及到机械加工,自动喷粉等等。畜牧兽医系是医?是农?是畜牧?是食品?还是工业?是多学科多专业的结合。原来读化工的周文彬学长从化工系转到本系来,原来读人类学系的吴耀领学长也转到本系,原来读农业经济系的蒋树威和胡绍昌学长也转了过来。有人动员我转化学工业系,我没有动摇,我还是信守了入学时对方悌教授的表态。不走,读下去,太有意思了。竺可桢校长的办学理念是:提倡致力于“通才” 教育,要求学生既要各有专精,又要文理兼通,他认为学生单学一种技术,并非大学的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大学应该培养的是既有专门知识,又能博学旁通,思想开阔并能担当大任的人才。不是纸上谈兵,黑板上种田,黄先生把这门课讲得有声有色。讲课以后实习,研究出许多配方实验,实验后的产品大家分而食之,有时我拿出去和外系的同学分享,比如五香肉干,大家一抢而空。学了畜产加工,我对畜牧兽医专业更热爱了。

细菌学

细菌学的老师是骆春阳教授,助教是杜念兴先生(后来是微生物学知名教授),当时骆老师讲课,杜老师带实验,我被选为该课的课代表。骆老师讲课很有条理,板书整洁,夹杂英文,说话有节奏,学生能一字不落记下笔记,当时没有教科书,学生只能作课堂笔记。

骆老师的试题曾经出过:细菌有哪几种形态?只要回答:有球菌,杆菌和螺旋菌就对了。而在课堂上他从未做过这样的总结,他是在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骆先生还问过什么地方没有细菌?空中,不是;水里,不是;土里,更不是。都不是,这是由实验证明了的。老师自己回答,动物的血管里没有“细菌”,有了就是“败血症”。这是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骆春阳教授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杜老师和骆老师配合默契,刻写实验讲义,做每次实验准备,做培养基,培养皿,都是亲自动手,要求学生做好每次实验,忠实填写实验报告。

有一次的实验是“洗手和不洗手”的对比,先是不洗手,用手指在打开的培养皿上点一点,用玻璃铅笔标上号,然后洗手,甚至洗几遍,换一个培养皿,打开用同一手指点一点,同样标号,放进温箱,24小时培养,第二天来看结果,啊!不洗手和洗手的菌落数大不一样,不洗手的结果是“菌落丛生”,洗手的只有个别菌落,不是绝对没有,可见细菌之顽强,几乎是无处不在。

骆先生为了消除学生学了细菌学后反而产生的恐惧思想,他特别在课堂上讲人体和动物体的免疫力,细菌,只是病菌才对人畜产生危害,而有益菌对人畜不构成威胁,倒是没有了它们的合作反而不行。例如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帮助我们消化。牛胃里的细菌帮助消化了草的纤维,使“稻草变成了牛奶”,这多么神奇。若有一天搞清了这个全部机制,岂不是在工厂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稻草变成了牛奶。他还说,有一位先生学过微生物,但他一知半解,他经常用酒精棉消毒碗筷,消毒双手,消毒菜刀,消毒砧板。结果他反而常常拉肚子,为什么?因为他得不到免疫,抵抗力反而降低了,有益菌也跟着被杀死。

浙大的老师上课就是这么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叫你终生难忘。

家禽学

家禽学导师是留学法国的彭起教授,夫人法籍,子女混血。有一天在高年级同学带领下到建德村教授宿舍拜访彭起教授,彭师母会说中国话,并热情招待我们学生,请我们品尝她亲手烤制的面包和甜美的番茄酱。确实另有一番风味。1951年春,也就是我们一年级的下学期,我们选修了家禽学。蒋兆江老师当时为助教。彭起教授的口才不是很好,但他教学很认真。讲到鸡品种,发有讲义,蒋兆江老师就引领我们参观养鸡场,从用途上分类,鸡可分为:肉用鸡,蛋用鸡和肉蛋兼用鸡。当然还有观赏用的如长尾鸡等。原来我们只知草鸡,洋鸡,参观过后,得知鸡的品种那么多,那么美丽,尤其是公鸡。记得当时见到的品种有;狼山鸡,澳洲黑,洛岛红,来杭鸡,芦花鸡,乌骨鸡,矮脚黄等,很是兴奋。孵化小鸡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课,蒋老师带进课堂50只种鸡蛋,给出了孵化小鸡21天的孵箱内的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曲线表,要求按照曲线调节温度和湿度,不能随意或高或低。21天内需要两人随时照看,谁愿意自动报名参加!结果韩福庆和我报了名,批准我们住在实验室,天天伴随孵化箱,还要按时翻蛋,照蛋,这时我们仍然可以上其他课程,只是要把孵化箱的温度和湿度调整好就行了。21天准时出雏,先是蛋上被小鸡啄开一个小洞,然后破壳而出,湿漉漉的小鸡,怪可怜的样子,这时需要等待它的羽毛烘干,变成毛绒绒可爱的样子,才把它移入育雏箱,先是喂水,继而喂沙,然后喂食,因为这时幼雏腹内的卵黄囊尚未完全吸收,故这时不需喂食,从解剖学上看,鸡没有牙齿,但有肌胃,凭借沙子,在肌胃内粉碎食物,所以鸡如果误食了橡皮筋,就会因消化不良而致死。这次出了49只小鸡,孵化率98%,是相当高的。育雏一个月,只只成活,成活率高达100%,对一年级新生来说,相当了不起啊,这就叫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孵化时唯一死胎,是高年级同学借我们的实验,插进一个“鸡鸭无性杂交”试验,即把鸡蛋里的蛋白抽出来,保留蛋黄,然后再注入鸭蛋白,最后封口,一切都在无菌的条件下进行。但胎死蛋中,原因不明。49只鸡都是品种鸡,按彭教授的方法饲养,一个月后,每只都快达一斤,教授说暑假了,分给同学带回家饲养,也是对学校的一种宣传。于是你三只,他五只,分光了,皆大欢喜。

在浙大我们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加上动、植物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想法,认为:一切事物是按规律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浙大形成的正确人生观,终身受用。

忆湄潭——纪念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建系六十二周年 张淑改

忆湄潭——纪念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建系六十二周年
张淑改( 49 药学)

在我年已八十有余漫长岁月中,在贵州省湄潭县浙江大学读书时的那两年非常值得回忆的一段。那是战火纷飞的1944年,当时主要的大学多迁到云、贵、川一带去了 。我逃离日军占领下的故乡,经西安、翻秦岭、越剑门,流亡到了重庆去考大学。在录取的几个学校中,我慕名选择了处于贵州大山中的浙江大学,读药学系,距今已六十多个年头了。贵州是有名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的地方。那年九月初盛夏,我和同学乘了以木炭为动力的汽车,用两天时间才从重庆翻越娄山关、钓丝岩七十二弯等险山深谷,到达遵义。遵义当时是浙江大学校本部及文、工、师范学院所在地。在校本部报到以后,又赶赴遵义以东130里地的湄潭县,并即东北行18里地,到达湄潭县所属的永兴镇。湄潭县是农、理两个学院所在地,而永兴镇则是全校一年级新生读书的地方。永兴镇虽不大,但在它唯一的一条街上却有江(江西)、楚(湖北)两个会馆,各有不少房子可作为校舍。当时国家给流亡学生发给“贷金”,可维持最低的饭食生活,八人一桌,站着共食一瓦盆蔬菜,勉为度日。晚自修则靠自制的小油灯。药学系是在1943年开始筹办,1944年第一届招生,当年招到朱谱强、朱淬砺、徐黻本、周清梅、陈雅琴、郑秀和张淑改七人。这样,药学系就正式成立了。系主任孙宗彭教授认为浙江大学药学系应培养基础坚实的高级药学人才,因而决定药学系读五年,这在当时的浙大可能是唯一的五年制学系了。孙主任还认为药学系学生应有高水平的英语,因此特从外文系请一位教授专为我们开设了“英文名著”课。其余课程则随化学系及生物系上课,浙大化学和生物系都是基础雄厚,教师阵容强大的系,给我们药学系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还记得如普通化学、植物学都教得很好。浙大的体育课向来也是非常认真的。

1945年暑期二年级时,我们转移到了湄潭县城。湄潭是一个美丽的小山城,艳丽的杜鹃、黄灿灿的油菜遍布田野。秀丽的湄江绕城而过,晚霞中在江边散步,欣赏江中小岛上“百鸟归林”的盛景,实在是胜过游江南的享受。记得当时的教授宿舍多在通往湄江的路边。湄潭县的主要建筑是一座相当宽敞的文庙,不但房子多,而且建筑古朴美观,浙大的许多教室和实验室都设在里面。据了解,湄潭县的文庙去年已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美丽宁静的湄潭县给每位曾在那里生活过的浙大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终生难忘。

我们女生宿舍设在文庙边,沿文庙北墙外向东,有一条直通东门的山坡石子路,这一条路上只有我们女生宿舍一个门户。在欢送1946届毕业班时,全体女同学在宿舍内合影,留下了那张在贵州唯一的、十分宝贵的照片。农、理学院234三个年级共有82位女同学,其中毕业同学有21位。我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并且费了不少劲,弄清楚了全体同学的名单,去年我将原照片送给母校档案馆保存。并寄给湄潭县的浙大纪念馆。至今还常有同学希望得到这张照片,我总是很乐意地将照片和名单一齐送给她们。

生活虽然艰苦,但浙大教书育人始终十分认真。当时不少迁往后方的大学没有条件开实验课,而浙大不但有名教授上课,而且克服重重困难,开出一门门的实验课。记得在一年级时,我们已能每人一架显微镜,绘制植物的组织细胞图。而那些显微镜和多种实验设备及图书却全是从万里之外的杭州,由许多同学和职工搬运,而浙江桐卢,而江西泰和,而广西宜山,最后才运到贵州湄潭的,被后人誉为“文军长征”。《流亡大学》那部电影十分生动地描写了浙大这一路的流亡生活。在永兴镇的边上,有一个竹木搭建的房子,窗子也是竹子、木板和竹叶做成的。同学门就在四周木板台子上看着显微镜,在如现在用的方型草纸上绘制植物组织图。在湄潭文庙的后院里,同学们认真地进行着定性定量分析化学及有机化学等实验。那时杀虫药DDT问世不久,而我们已在有机化学合成实验中合成了DDT,至今还仿佛嗅到DDT特有的气味。记得那年我们读药用植物课,县城周围就生长着不少药用植物。老师常带着我们学生在城外山上河边,去识别生长着的药用植物。在文庙后面有一个不大的平房,那里就是我们药学系的第一个实验室。那时还没有开药理课,但我们常可以在那里看到药学系第一位专职教授,张耀德药理学教授用青蛙或狗作药理实验,研究中药毛地黄等的药理,我们系的男同学还经常在田间山上为张老师捉些实验用的青蛙等小动物。湄潭县城没有西药房,记得有一次系主任带着我们到县城里唯一的小教堂里去,那里有一小间房子,里边摆着一些药,算是参观了药房。

当时,浙大的教授们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仍很重视科学研究。四十年代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被委任为英国文化与科学赴华考察团团长,数次来华考察。1944年他两次来到遵义和湄潭。他亲眼看到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苏步青的微分几何、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绂等的量子力学等。还看到生物系正在进行的生物遗传、生殖、内分泌等研究。化学方面正进行磺胺类衍生物的研究。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少方面仍然作出了很高水平的工作。他深为感动。在为浙大师生讲演时,把浙大与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褒誉浙大为“东方剑桥”。并把部分科研论文帮助介绍,带到国外去发表。

19451027日,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在重庆与贵阳之间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为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这一段真可以说是那时代,浙大的写照。战争终于胜利了,1946年暑假整个浙大挥师东还,我们和1945年入学的药学系第二届的同学,一起回到了我们久久盼望的西子湖畔,在大学路“求是书院”的原浙大校址。池志强同学原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读化学系,1945年龙泉分校已迁返杭州,1946年他转入药学系,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可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我们这个已逐渐发展健全的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奉命全部调整到上海,离开了母校浙江大学!但是在我们心中,总仍然怀念着母校!

许良英:呼唤科学自由民主的大家

许良英:呼唤科学自由民主的大家

作者:施雅风(1942届史地)

人物名片:许良英

著名自然科学史家。1920年生于浙江临海。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是中国核弹工程的奠基者之一王淦昌的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做《科学通报》的编辑。1957年被定为右派,发配家乡农村改造。后回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科学史、物理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爱因斯坦的思想、科学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科学史的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是迄今最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资料,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主编之一。

许良英曾获得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洛夫奖。

许良英教授,1920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括苍山麓一小村镇,4岁丧父,子女5人均由母亲抚养长大,良英5岁上小学,爱好读书,由于经济拮据,升学两度很困难,高中进浙江大学代浙江省办高级工业学校,受到良好教育。1937年秋,抗日战争初期,高工被浙江教育厅解散,许良英回老家,意外发现《万有文库》中若干介绍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特别精读一年前购置的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一书中许多关于人生和人类事务的精辟论述,深受启迪,随后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产生好感。

投身革命,对老浙大民主学生运动有重要贡献

1939年2月,许良英考进已迁至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物理系,我也在那年回浙大复学,重读一年级。1940年浙大再次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办学,在非常杰出的竺可桢校长领导下,倚靠一群勤奋、博学、高尚的好教授治校,立“求是”校训,培养起追求真理、民主、朴实、为国家服务的好学风,学术空气浓厚。除各系师生有定期报告讨论会外,进步同学还组织有黑白文艺社、质与能自然科学社、大家唱歌咏队、铁犁剧团等。许良英在湄潭物理系,我在遵义史地系,本来很少有接触机会。1942年初,倒孔(祥熙)学生运动后,我结识了待人热情诚恳、有见识、早于1938年入党的吕东明同志,得知许良英为物理系高材生,为“质与能社”主角,为人正直,又有强烈政治要求。以后我得知,许良英以浙大助教身份,于1946年在重庆新华日报馆解决了盼望多年的入党问题。1947年,他在杭州浙大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任内发展了不少党员。是年,因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杀害,由此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反迫害争自由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持续近5个月,得到竺可桢校长全力支持,取得完全胜利。年底,中共杭州工委成立,许良英任委员兼中学区委书记,开拓新工作,后又领导浙大总支工作,兼大专区委书记,日夜奔忙,多经风险,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他曾借师生名义,热忱为竺可桢校长祝六十寿辰,曾借杭州工委名义致函杭州各界知名人士宣传新民主主义政策,敦劝留在杭州,产生了较大影响。1949年5月,迎来杭州解放,许良英在新建的杭州青委机关负责全市学校党务,继又专任学生部长。1952年6月,他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负责编辑院刊《科学通报》,并审查公开出版书刊“有无政治问题”,旋被选为学术秘书处支部书记。

撰著《科学和社会主义建设》,阐述百家争鸣方针

我熟悉许良英是那时开始,1947年,我在南京秘密入党,也于1952年夏天到北京,任务是陪同一位来华研究国家地理的苏联学者工作,出访各地,与地理学者谈话,我综合成《沙依奇柯夫博士论地理学上的几个基本问题》,通过许良英交《科学通报》发表。1955年,许良英调入哲学研究所,从事科学哲学与科学思想史研究并参加了于光远为首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的编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物的编辑出版,心情愉快。期间他和范岱年合作《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较深入阐述“百家争鸣”方针,首次提到“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任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遵守的原则”,点名批判艾思奇传播李森科“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的谬论,于1957年4月出版。此书后来为美国科学院一学者(P.M.Perrolle) 赏识,评介书中许多论点“对今天中国仍然非常中肯,”并请人译成英文,1982年在纽约出版。英译本引言指出“此书就两个很重要问题提出强有力见解,使本书具有重大的现代意义,这两个问题是:基础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目标的作用,作为科学发展一个先决条件的学术气氛。”

编译《爱因斯坦文集》,探源爱因斯坦奇迹年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开始大家意想不到的反右派运动。许良英天真地认为社论失信于民,违反毛泽东原意,在哲学所发言论驳斥社论,外传他还撕毁那天社论报纸,于是就被定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右派,并且是极右分子,要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每月发生活费29元。许良英认为自己革命十几年,只因几天错误,就被当成反革命,思想不通,又以自己有严重关节炎,经受不住东北冬季严寒,决定“自谋生路”回老家,挣劳动工分,养活自己和老母,爱人王来棣受株连,被开除出党。许良英诚心改造自己,当了多年农民。1961年,摘了右派帽子,他出于对当代最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崇敬与热爱,主动报名承担爱因斯坦文集翻译工作。1973年冬,许良英去北京专为爱因斯坦文稿翻译工作,商务印书馆给他预支稿费每月50元。1976年,中了风寒,咳嗽不止的许良英看到经过十多个寒暑努力才得以问世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样书时,开始咯血,真可谓呕心沥血十余载,喜摘硕果会有时。他随后在结核病院治疗3个月后痊愈。第一卷样书印行25000册,不到半年就售罄,可见其受社会欢迎程度。许良英的真才实学和刻苦钻研精神早为科学界领导多人赞赏。1978年,他回到科学院,安排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世界近现代科学史,1979年1月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平反,恢复党籍。这段时间我亦在北京,与他有往来,为编辑《竺可桢文集》(1979, 科学出版社),由我主要撰写的《竺可桢生平与贡献》一文初稿,请许良英和黄秉维先生修改,他俩均用心审改,增加内容,以后以编辑组名义发表,许良英又引用此文材料,加署我为合作者名列在前,撰《竺可桢传略》一文(1980,科学普及出版社,中国科技史丛刊(2))。1981地学部委员会选举我为地学部副主任,自此我又常去北京,经常能与他谋面。

许良英主导编译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收入文章410篇,1976-1979年,商务印书馆) 及普及本《走近爱因斯坦》(200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使他在中国广为人知,产生巨大影响。许良英又撰有《爱因斯坦奇迹年探源》一文,并编有爱因斯坦年谱。爱因斯坦在中学时,就思索空间-时间问题,研究磁场的以太状态,后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学习物理,但毕业后失业,虽然每年都有论文在高水平《物理学杂志》发表,26岁于1905在瑞士专利局为技术员时,用业余时间3-9月7个月内完成6篇论文,提出4项开创性科学发现。次年爱因斯坦获苏黎世大学博士学位,1905年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这个奇迹年一百周年的2005年被定为世界物理年,德国就直称为爱因斯坦年。何以在短时间内爱因斯坦有如此惊人的创造?许良英认为原因有三:对自然界奥秘的惊奇和探索的执着和决心,敢于向旧传统和权威挑战的反叛精神,和最重要的是有深邃的哲学探索精神。

三位恩师好友,谱写情谊赞歌

许良英一生结交了许多好友,其中突出者有三人。

一是他的恩师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院士。1942年,许良英大学毕业,王先生认为他治学诚实(honest),理解力强,有创造力(creative power),要留他为研究助手,当时他却急于找党的关系而婉言辞谢后去桂林。1944年,桂林沦陷,许良英流浪于黔桂边境,王先生在贵阳日报登广告,招许良英回浙大。1945年初,许良英到湄潭任物理系助教。1974年夏秋,“文革”中江青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中,停发编《爱因斯坦文集》预支的每月50元的稿费,许良英的生活一度陷于绝境。王先生闻讯,主动致函他,说以后化名“王京”,每月从四川寄来30元,时王先生承担研制原子弹氢弹绝密任务,居然要包许良英这样“老右派”的生活费,其甘担风险、爱生如子的热忱,令人不胜钦佩。在王先生80寿辰时,许良英约集熟悉王先生的知友撰文祝贺,编印了一本精装文集,其中有叶笃正院士感念王先生教他大气电学的文章。

二是浙大心理学老教授陈立,工业心理学开创者。解放前曾公开讲辩证唯物论与自然科学关系。1999年,许良英从一位友人处得知陈立教授评述反右运动时对他下的政治结论是“缺乏政治道德的”,他立即给陈先生写信。后来,陈先生复以4页长信,语重心长地说:“我读你的信,真是心惊肉跳,你太天真,天真无邪,但又反映不懂世故,奈何!”许良英告诉陈先生:“我现在所做的不过是学习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我是台州人,台州曾养育出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儒这样的硬骨头,也铸成我永不思悔改的‘花岗岩脑袋’,因为不懂世故会惹祸,许多人对我避而远之,先生却愿意亲近我……实在是我一生的大幸。”在谈治学问题时,陈先生说:“重要的还是人品问题。”从这一点,与许良英结交。2002年,陈先生一百岁,给许良英一封长信,提出一个科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创见:“反对科学方法制度化”。提出“方法是为科学服务的,是科学决定方法,不是方法决定科学”,准备以此写成论文。这时陈先生还指导着3个研究生。不久,不慎跌交,骨折,又引发心血管病,102岁逝世。

三是社会科学家李慎之。李先生原在新华社外文部,与许良英同被定为“极右分子”。平反后曾先后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1998年起与许良英以文章与通信交流思想,5年间通讯40多封,成为至交,相见恨晚。李先生家学渊源,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很深。1999年8月的信中说,他“悟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许良英寄李先生一篇《“89”十年感言》,李先生又寄许良英以《风雨苍黄五十年》。这是一篇在知识界引起强烈震荡、令人拍案叫绝的传世佳作。2006年初,李先生以10页长信提出一个不同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论点,认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许良英表示赞成,可用一系列历史事实支持他。李先生计划写一系列论文, 可惜是年3月猝然病逝, 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三访施雅风伯伯 钱永红

三访施雅风伯伯

浙江大学校史特聘研究员 钱永红

惊悉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施雅风先生病逝,甚感悲痛!施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冰川学家、地理学家,是中国冰川考察与研究事业的开创者,中国冻土与泥石流考察研究的倡导、组织者。他与我家三代人有着深厚的情谊。我曾经3次在南京拜访过施伯伯,倾听他口述自己的求学往事和学术生涯。如今,93岁的施伯伯圆满地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人生之路,他的音容笑貌和对科学、民主的不懈追求已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一访送书

2001年家父钱克仁去世,在慈母的鼓励、支持下,我编辑出版了《名师严父——纪念钱克仁米寿》一书,并分送各地的亲朋好友。因为施雅风院士与家父一样,是西迁浙大时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我从家父好友朱传钧伯伯处要来了施家的地址,2002年的一天登门拜访施伯伯。

施伯伯非常热情,请我到书房坐下,说我长相和说话随祖父,告诉我他与我们钱家非常熟悉:

我1937年考取浙江大学史地系,入学后,就听说数学系有你祖父钱宝琮教授,学生会有你父亲钱克仁学长。抗战爆发,浙大被迫西迁。1938年9月,师生在广西宜山复学。你姑母钱炜考入浙大师范学院史地系,成为我的同学。我这里还收藏了一张当时史地系同学的老照片呢。

施伯伯是地理学专家。我告诉伯伯自己特别喜欢历史与地理,从小就爱看《地理知识》杂志,记得1966年“文革”爆发,《地理知识》和其他刊物一样,遭到停刊的厄运。好在1972年10月,停刊了6年的《地理知识》,率先复刊了。70年代能看的知识性、大众性的刊物不多,我便用自己的零花钱订阅,成了它的忠实读者。施伯伯听了很高兴,问我是否知道杂志何时创刊的。我不清楚。伯伯说就在南京创办的,是他和几位当时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年轻研究人员发起的。创刊号于1950年1月问世,施伯伯写了发刊词,第一句话是:“地理学是群众性的学问,因为它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地方知识。”我很兴奋,像似发现了“新大陆”,找到了长江的源头,并告诉伯伯,《地理知识》是我儿时熟悉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我从杂志中获取了不少知识,对后来我从事的外贸工作帮助很大。昔日的《地理知识》成为如今的《中国国家地理》,它依然是我的喜爱刊物,今天看到它,就想起了施伯伯。

施伯伯粗略翻阅了我的赠书,看到书中收入的一张“1940年6月浙大黑白文艺社欢送社友在遵义留影”老照片,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

当时的“黑白文艺社”是浙大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你父亲毕业后,浙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依然热火朝天。1942年初,遵义浙大发生“倒孔(祥熙)运动”,因为孔祥熙时为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以贪著称,不得人心。其时日军袭击香港,孔的专机去港接回他在港亲属,而置在港许多重要知名人士于不顾,激起众怒。一天早饭后,浙大黑白文艺社和学生会在遵义何家巷大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要求同学们上街游行,严正要求国民政府撤换孔祥熙。可当时遵义街上已布满刺刀出鞘、持枪而立的军警,竺可桢校长和多位老师极力劝阻同学不要上街。在相持不下时,王蕙同学突然从人群站出,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责问竺校长(大意):“平时你教导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我们要以游行表达我们的意见,你为什么极力阻拦呢?”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决定冒险上街。竺校长亦毅然改变态度:“你们一定要上街,那我就带头行进。”竺校长的带头游行,有利于防止军警的粗暴干涉,保护了同学们的安全。我当时还到遵义新城丁字口的茶楼演讲,揭露孔祥熙的腐败劣迹。王蕙的发言,深遭当局的忌恨。一个月后,王蕙、何友谅等同学同时被铺。何被残酷迫害致死,王被竺校长等营救出狱。

与何友谅同学同住的王天心同学也是学运积极分子,幸好那几天前去湄潭未回。何友谅被铺后,我预感到王天心被列入抓捕名单,我便以跑野外做毕业论文为名,从遵义步行赶往湄潭,在虾子场碰到王天心,即向他通风报信,并将他引到遵义仙农巷叶良辅老师家。叶老师留我们吃了晚饭。正要离开,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先生提着灯笼进入叶家。张先生在政治上是靠拢蒋介石的,我们对张当然有所戒备。王天心避闪不及只得与张应付。张已知王可能是逮捕对象,询问王何以自处。王机警答道:“正没有主意,请老师指点。”张说:“停会儿你到我家中面谈。”王硬着头皮去了张家,伪称将搭便车东行,以顺道搜集毕业论文为由,请张先生开了一张旅途查验放行证明,并盖上了史地系的公章。第二天凌晨,我和吴士宣同学一起秘密送王天心上驶往贵阳的汽车,避往桂林,免于遭难。事后来看,张其昀先生大概不愿自己直接管辖的学生受害,所以王天心同学出走之谋并未受阻。

二访谈书

2008年12月,我编著的《一代学人钱宝琮》出版。2009年春天,我再一次相约去施家送书。进门不见施伯伯,施伯母说他在办公室等我呢。我随后跑到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见到施伯伯正聚精会神在电脑上修改自己的学术论文。伯伯放下手中的工作,与我交谈起来。他对我坚持六年,钩沉整理祖父文集的行为表示赞扬,并鼓励我多做老科学家学术资料的收集工作。他回赠了自己的新书《冰川的召唤》。我对书中描写他访问南极章节很感兴趣。他深情地回忆说:那是1988年1月的事了。已经68岁的施伯伯和另外3位科考工作者环绕半个地球,到南美智利乘坐美国大力神运输机来到设在南极乔治王岛的中国长城科学站。与冰川打了30多年交道的他,站立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炎黄子孙建立的科学考察基地,感到无比自豪。在离开北京时,伯伯正患气管炎,还伴有咳嗽,亲戚朋友都为他这么大的年龄去南极而担心。到南极后,出乎他意料的是,自己饭量正常,睡觉充分,没有一点不良反应,原先的气管炎好了,不咳嗽了。因此,他每天在南极从早忙到晚,在秦大河先生的精心安排下,参加各种活动,查看研究文献,兴趣浓厚,精力充沛,感觉好像有点返老还童了。15天的南极冰川考察结束了,他恋恋不舍地登上回国的飞机,回国后,写出了论文《南极洲:国际上科学竞技场》。他的学术精神真实感人!

我知道施伯伯是我国冻土学研究的奠基人。1960年他领导的青藏铁路冻土考察及研究成果为我国后来的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我说:“您是青藏铁路的成功通车功臣啊!”伯伯非常谦虚地说:“事业都是他们年轻一代干的。我只是给他们垒了能下蛋的‘窝’而已。”

我们的话题转换到竺可桢研究。50年代,施伯伯曾在北京中科院工作一段时间,是竺可桢先生的学术秘书。80年以后,又是竺可桢研究会的理事长,我很早就阅读了施伯伯与许良英先生合写的《竺可桢传略》(《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二期),那是我看到的竺老传记中最早的一篇。我恳请伯伯谈谈他的写作经过。他告诉我:

1974年,竺老去世,悼词中对他解放前的贡献一字没提,我觉得很不公平。1977年初,我联合了多位地理学界、气象学界的学者写信给科学院,建议编辑《竺可桢文集》。文集于1979年正式出版。在文集出版之前,我还写了《竺可桢传略》初稿。为了这篇比较详细、全面的传略,需要收集更为翔实的材料,我只能去竺家,向竺师母求助。没想到竺师母从床底下搬出一个木箱子,里面有十几本笔记本,并告诉我说,竺老一生都坚持记日记,生前曾经交代过,不许家里人看这些日记,现在送给你们吧。

最初读竺老日记,只是为了写介绍竺老生平活动和学术贡献的文章,后来,越读越被竺老的精神所感动,竺老真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日记的字里行间,展现出竺老异常勤奋、极端周密的治学原则;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忠心为国的大无畏精神,我有了出版竺老的日记想法。很感谢好友吕东明先生,他召集了11位从浙大毕业、已经离退休的老同志,包括你的钱炜姑母,花了二年半时间选抄摘录日记原文。《竺可桢日记》前两册赶在1984年竺老逝世10周年纪念会时出版。后三册由我另一位好友黄宗甄先生主持选编,在1990年初问世。《竺可桢日记》在科学界、教育界的反响很大,现在的《竺可桢全集》将出版竺老的全部日记,我们可以从中进一步发掘竺老的学术遗产,研究他的奋斗、创新、前进的人生轨迹,同时也可以了解到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科教事业和社会发展的历程。

三访说史

在施伯伯的建议下,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浙江大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于2010年3月26日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和学术报告会。我应科学院邀请参加这一盛会,并指定在下午的学术报告会上作《竺可桢: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主题发言。

我和表哥洪一新(钱炜之子)带着发言稿,于2010年3月6日第三次来到施家,想征求施伯伯的意见,受到了他老人家的热情接待。我向伯伯简要汇报了发言稿的主要内容,他听了之后,满意地说了一句:“你不容易啊!”而后,伯伯又开始了口述历史:

竺可桢在任浙大校长时,行政公务很繁重,仍能挤出时间,潜心研究学术。他倡导我们史地系组织过“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作了《徐霞客之时代》的精彩学术报告。还有天文学史中的二十八宿起源与时间问题。在积累了三万多字笔记的基础上,竺老花了十九天,详尽论证了二十八宿起源首先在中国,这篇科学史论文有一万六千字,分别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气象学报》上。李约瑟来湄潭时,竺老又在湄潭给浙大师生作了二十八宿起源的演讲,你祖父也作《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演讲。通过几天的实地参观、学术交流,李约瑟一行一再推迟原定行程,感觉“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赞扬竺校长领导的浙江大学学术氛围的浓厚。李约瑟所说的四所大学为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一的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这下把浙大的学术地位迅速提升,竺校长功不可没!

施伯伯又谈了他最后一次与竺老见面情况。

那是1972年,仍在“文革”中,当时,竺老82岁,不顾“手已无缚纸之力”的病弱身躯,在无助手协助的情况下,亲自查找文献资料,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力作。手稿没有人誊写,他就让他的外孙女姚竺绍帮忙。因为当时复刊的学术杂志很少,竺老将论文稿交给《考古学报》主编夏鼐先生。夏先生很为难:“这是气象学内容,不合适发表在考古杂志上。”竺老说:“我这篇文章讲的是五千年的变化,前面三千年利用了很多考古学方面的史料。”最终论文发表在《考古学报》上。一年后,复刊的《中国科学》再次发表。该文对中国5000年的气候变迁作了深刻的探讨,首次作出关于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论述,给出了5000年中国气候变化比较准确的轮廓,是这个研究领域70年代我国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开辟了现代气候变化研究的新方向。

 

民主精神与科学创新

 

我和表哥起身,正想与施伯伯道别,他老人家拿出了自己写好的文章——《民主精神与科学创新 —— 纪念竺可桢院士诞辰120周年》,说这是他明天江苏浙大校友会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的发言稿。说着说着,就开始了演讲。他女儿担心老人劳累,过来打断了他,告诉他明天我们都会去会场听讲的,今天就别说了,但施伯伯根本没有理睬女儿的提醒,演讲继续进行:

浙江大学以前就叫求是书院,求是书院,那么求是呢,就是求一个事情都要求一个是,就是求真理。民主与科学是近代文明的两翼,相辅相成。竺老在这两方面都是深入的理念。他就读的美国哈佛大学以真理“为校训,倡导师生将“凭借事实,追求真理”为衡量学识的第一要义。竺老出任浙大校长,首先实行导师制,立“求是”为浙大校训,既继承求是书院,也借鉴哈佛校训。40年代的浙大之所以能被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是因为竺校长在十三年任期内,克服无数困难,顶着巨大反动压力,在浙大倡导民族精神,实施科学创新,使浙大从普通大学一跃而跻身国际著名一流大学。

……

我想引申钱学森的意见:现在的中国虽然有几百所大学,当然包括著名的北大、清华、浙大、南大等在内,没有一所适宜培养具有创新型思想人才,关键是缺乏创新思想学风,缺乏民主而活跃的学生讨论辩论会。这样,就很难建成创新型国家。如今要建立能汇聚一大批创新型教授的大学还必须的有蔡元培、竺可桢这样的好校长。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能做到大学现行的党委领导制改为校长领导制,而选择校长的首要条件是实际科学创新能力与民主精神,这样才能使大学涌现大量科技创新人才。这是我毕生的政治理想,明知当前做不到,但我仍要大声呼吁!

2010年3月7日是竺可桢先生120周年生日。下午在南京熊猫集团会议厅,江苏省浙大校友会隆重举行了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大会。92岁高龄的施雅风伯伯首先作了《民主精神与科学创新》的报告,台下200多位听众为之感动,不时地鼓掌。这是施雅风院士一生中最后一次学术演讲,也是他老人家对中国科教事业的殷切期盼!

施伯伯,您功成名就!

施伯伯,安息吧!

                                            2011年2月22日于南京

我所认识的庞曾漱 钱克仁

我所认识的庞曾漱

钱克仁

1938年秋天,庞曾溎之妹曾漱到广西宜山浙江大学读书。她参加黎明歌唱队等活动,周存国和我等人都叫他“庞妹”。庞妹积极参加学生会发起的义卖、募捐活动,亦参加一些我们的小姐讨论会。我们觉得她是一个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有正义感的好同志。

庞妹认真做好“核心”要她做的工作,而且“组织性”很强的。她在怀远镇负责妇女识字班时,多次回宜山来汇报工作;存国介绍她读书,她与存国谈读书的心得。她与几位女同学帮我在文庙斜对面东六街的银小姑家租了一间小屋,布置得很好。这样,黑白的书有个放置的地方,大家也有个聚会的地点。浙大迁遵义,她与几个同学为我的家在水井湾先租好房子,打扫干净,糊好窗子(但不擦掉当年红军在木板壁上写下的标语),我们全家到遵义后像回家那样住了进去,我们全家都感谢她们。在水井湾后面的小山上,庞妹与我有过一次谈话,谈工作,也谈她自己的事。

庞妹善于团结同学,她用“个别影响”的方式去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共同前进。做群众工作并不影响她的正规学习。佘坤珊先生是一位严谨的老师,得到他称赞的学生是不多的,但庞妹在佘先生的英诗课上常得佘的好评。费巩先生亦认为庞妹的文章写得好,赞曰“活泼天真,文如其人”。可以说,庞妹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1944年,我到重庆。我到弹子石文德女中去看周微林和钱炜。知道曾漱因生产在家休养,我们三人从南岸走到岚垭去看望她和初生的嘉陵。此后,她与我很少来往,我只知道她在育才中学教书,解放后她在无锡、北京工作、当校长等等。

某一年,我收到刘震邦同志的来信,他说他是经庞曾漱介绍,要与我讨论数学问题的。刘称曾漱为庞姐,刘要研究歌德巴赫猜想的问题。我与刘通信几次,觉得他认真钻研的精神很足,我亦尽量介绍一些资料给他。刘后来改善了生活,住进了新居,很高兴,寄了照片给我。后些时候,曾漱、卞申、王兄三人来苏州过春节,曾漱告诉我刘震邦的经历。经过她的不断努力,搞清了震邦的问题,促使有关当局对刘落实了政策,使刘摆脱了几十年的苦难生活,晚年过得好一些。曾漱强烈的正义感和认真踏实办事的精神使我感动,我十分钦佩她。

费巩先生应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何友谅同志应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要做成功这些事的困难之大,常人是难以估计的。但是曾漱本着“忘我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倾注心血,锲而不舍,到处奔走,感动了很多善良热心的师、友,居然这两件事都成功了。她每次来苏州,到了我家,总是说:“我很忙,大家长话短说。”我知道她是在做有深远意义的好事,但总要劝她几句,应该注意劳逸结合等等。我觉得她像一匹飞奔的骏马,我是挡不住的,我敬佩她,但很担心她的身体健康。她为编印《纪念何友谅烈士暨黑白文艺社文集》忙个不停。她编印的《全声文选》寄发各处后不久,离开了人世。

曾漱是个关心别人胜于自己的人。她为刘震邦争得应有的地位,改善了生活;他同情邵全声的遭遇。邵病了,她从北京去杭州探望他,为他编《文选》;滕维藻病了,她去天津探望他;我1995年病了,她到我病室来看我。她自己病了,却不让别人知道。来信只说有些厌食症,有时去公园练气功等等。陈天保知道她的病情,但今年春节,天保来我处的时候,亦帮她瞒着我。3月份,天保去北京看她,返沪后电话告我说曾漱患肝癌已晚期了。4月下旬,我收到由忆陵笔录,曾漱口授的一封信。5月17日早晨,天保从上海来电话,说曾漱于16日平安去世。稍后,嘉陵亦来电话,告我这个不幸的消息。6月初,忆陵来苏州,葬其母曾漱于凤凰山墓地。

曾漱去世后,我困惑了很多日子。我多次反复、细读她与我合写的《忆往谈故录》,使我对她有更深刻的理解。她在该文“尾声”中写道:“我庆幸自己在抗日烽火中度过青年时代,使我打开视野,眼里有了一个世界和它的人民。拓荒和黑白是我的另一个大学。周存国和我谈过一次话,参加拓荒的那一次外,仅此一次,非常短促。他问我看了《社会主义思想史》有何感想,我说:‘马克思之所以伟大,是他把一生献给了一个伟大的事业——全人类的解放,我是为自己活着的,多么渺小。’他肯定了我,于是我开步走,跟着你们大家学步。

我一直以为忘我牺牲,无私奉献就是革命,后来稍懂一些事了……。五十多年沧桑风雨过去了,目睹今朝,明白了历史在曲折地前进中,每一次飞跃,必定是在克服倒退中完成它的否定之否定的。尊重科学,尊重人的权利,一个民族永远不会灭亡。个人生命是沧海之一粟而已。”

曾漱又借我的话题道出她的心声:“什么东西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呢?是人民的疾苦!”

曾漱是个平凡而伟大的好同志。她与我们永别了,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97年9月 于苏州

作者幼子钱永红(十中77届校友)注:

1) 钱克仁先生(1915—2001)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生前为苏州大学退休教授,20世纪50年代曾兼任苏州工农速中教员。

2) 钱克仁先生1939年在广西宜山担任浙大学生会主席,黑白文艺社以及“拓荒社”(马列主义研究小组)的“核心”成员,黎明歌咏队队长。庞曾漱女士也是黑白文艺社的“核心”成员。

3) 钱克仁先生(以笔名大可)与庞曾漱女士(以笔名长虹)在1995年合作编写了回忆录 ——《忆往谈故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