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关山思万千(中国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开拓者-王启东教授九十华诞回忆录)

目录
一、引言……………………………………………………………………. 1
二、我的家族与家庭…………………………………………………..… 2
三、国将不国 我幼无忧…………………………………………………. 13
四、移居上海 学做上海人……………………………………………… 22
五、一生中的大变动……………………………………………………… 33
六、1938—1941:返回上海的三年 ……………………………………..45
七、辗转入大西南 满目疮痍…………………………………..……… 53
八、西迁的浙大 民族的希望………………………………………….. 58
九、忆往昔峥嵘岁月……………………………………………………… 67
十、浙大频临解散 我欲投笔从戎……………………………………… 76
十一、浙大复员后的新生活……………………………………………. 79
十二、留美的第一年……………………………………………………… 92
十三、爱荷华生活的回忆………………………………………………105
十四、回国波折…………………………………………………………… 117
十五、重返浙江大学………………………………………………………. 124
十六、院系调整与我的转行……………………………………………. 128
十七、震慑全国知识界的反右斗争………………………………………136
十八、以大跃进精神办好矿冶系……………………………………….. 140
十九、文化大革命中我家的遭遇……………………………………….. 146
二十、我的新生…………………………………………………………….. 157
二十一、组建发展浙大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及储氢材料研究室…… 162
二十二、为高校发展访问欧美………………………………………….. 174
二十三、浙江大学新发展 浙江省职业教育始起步……………… 182
二十四、在浙江省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回顾…………189
二十五、在学会与科协工作的回顾……………………………………. 199
二十六、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与浙江省政协委员的回顾…………… 204
二十七、从花甲至耄耋,尽力发挥光和余热……………………… 207
二十八、结束语:感悟与期望………………………………………… 219

一引言
一位经历了祖国在困境中奋力挣扎,最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复兴之路的知识分子的九十年回忆与感受!
光阴荏苒,八十岁的生日似乎还在眼前,九十岁的生日又即将到来,浙江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的同志们准备庆贺我从教六十八载暨九十岁寿辰,并希望 我能把一生中的经验、教训与感悟传诸青年学子。
回顾这九十年,我为国家、为人民所作的贡献实在不多,学校师生为我祝寿 受之有愧,但这九十年中教训与感悟却也不少。
我的第一个三十年,一方面在家庭与学校中受到了宠爱及良好的教育与培 养,另一方面目睹同胞们屡受军阀混战、列强侵略之苦。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 残暴蹂躏,我家沪宁二处父母辛劳建成的家园一月之内抢焚一空,全家在外避难 十年,我深感濒临亡国之痛。我的第二个三十年,一心跟着中国共产党摸索建设 社会主义新中国,虽然也看到国家取得的巨大成绩,但我总认为也走了不少弯路, 付出了高昂的学费。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造反派”们无法无天,我 敬爱的十分爱国爱党的父亲、继母与长兄皆死于非命,子女也失学了八九年,我 个人的贡献原本可更大些,家中其他成员亦然,这是我个人也是许多同胞难忘的 伤痛。我的第三个三十年,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了,总 结了过去的经验与教训,以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观指导各项工作,祖国发展神 速,举世瞩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宝贵的经验。当然我们不能自满,各项工作 尚未尽善尽美。
如今,我决定静下心来,全面回顾我的九十年历程,从中提炼出一些经验、 教训与感悟,希望能对青年学子的成长有些参考价值。采用口述的方式撰写回忆 录,对我是一个新的挑战,希望这些由口述转录的文字能反映我的原意。
此回忆录得到了浙江大学及材料系领导和师生的大力支持,并受助于彭菲和 寿盈颖同学的记录、整理和编写,在此深表感谢。
二○一一年春于杭州玉泉

二 我的家族与家庭
九十年了,真正拿起录音话筒来讲述其间的点滴记忆和重要感悟时,我却不 知从何处讲起。
或许,自我的父辈致力于科学和教育救国起,我一生的道路就在他们计划与 指导下确定了。又或许,更早些我的祖先远途跋涉,来到浙江黄岩宁溪乡务农经 商时,就已经为我的一生播下了种子。
我的家族和亲人对我的影响确实十分重要,在讲述自己之前,我想先说说他们。
1、浙江台州黄岩宁溪王氏家族
家族中决定我一生走向的主要是我的祖父与父亲。回顾与分析他们对我的影 响,还得简要介绍浙江黄岩宁溪王氏家族的来源。
据黄岩宁溪王氏宗谱记载,我们家族是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因太子晋与灵王 在政见上有分歧,被贬居山西太原,百姓称他为太原王,就这样“王”被用作百 家姓中的第八个姓。后因中原一带战乱,其中一支家族开始迁徙四川,后又移居 湖北,最后于唐朝鼎盛时期定居于杭州施水巷,因此有祖籍钱塘施水之称。
唐朝末期(唐大中元年,即公元 847 年),族祖王从德先生诞生,他少年时 考上咸通年进士,景福年间官至大理寺少卿(相当于现今司法部副部长)。因为 他为人耿直,得罪了一些权贵,弃官回杭州,并决心不再出任任何官职。以后, 唐朝日益衰败,形成五代十国群雄割据的局面,原与他同住一巷的钱塘钱鏐占据 了十三州建立了吴越国自称越王。钱鏐曾与王从德先生同朝为官,非常赏识他的 品德才华,以千金相聘为宰相。王从德先生认为家中世代食唐朝俸禄,从道义和 良心上讲不应当在敌人朝中任职。公元 907 年,他带领全家向南出逃,行至黄岩 县宁溪乡,见风景美丽,土地肥沃,四面环山,就决定在宁溪的东山之南,名为 楼基的地方定居。王从德先生从此专心教育子孙从事农耕,并著书《农家事略》 六卷十二篇传给后代学习。其后子孙中除少数借助科举出外做官外,大多在浙江 台州、温州、绍兴、宁波一带务农或经商。
我本人是浙江黄岩宁溪大宗祠王从德先生的第三十二代孙。先祖王从德先生 是旧社会的模范人物,为官时不同流合污,辞官后又为了坚持道德原则拒绝千金宰相之位,为我们后辈树立了榜样。

2、几位对我影响较大的家人
1)我的祖父王士骏
王士骏(1838-1917),字吉人,浙江黄岩宁溪镇人。乡村秀才出身,同治年 间(公元 1873 年)选拔为贡生。并被派往福建省任县令,于 1880 年至 1902 年 的 22 年间曾在福建的平和、福安、闽县、福清、仙游、松溪等六县担任过 9 任 知县,官至从四品,获朝议大夫的称号。由于年轻时曾因冤案坐过牢,他做官后 十分注意深入调查,司法公正,关心百姓疾苦,曾在多县开办学堂,建立义仓, 上奏章为老百姓呼吁减税减役。并在福清建造炮台防止英法联军入侵,被福建人 誉为“王青天”,他的许多故事曾在台州渡轮上广为传唱。
王启东祖父王士骏(吉人)先生的 1900 年照片
我祖父一生当中的大转折是由那场冤案开始。他幼年时在家中私塾读书,年 轻时考上了秀才,成了亲,并有了两个儿子。他继承了父母的几亩土地与一间小当铺,计划在宁溪做个有些声望的小乡绅。 他是热心人,愿管些家族事务。一天,他闻知王家的两个家族因为土地的纠纷要进行械斗。为了制止械斗,调解纠纷,他连夜出发,先赶到甲地说服他们不 要动武,由他亲自去乙地协调劝和。结果在他去往乙方的路上,乙方已经带着武 器抄小路到了甲地,甲方毫无准备,伤亡多人,还有不少房屋被烧毁。甲方大怒, 纠集了一批人立即前往宁溪,放火把祖父的房屋、当铺全烧了,还向官府状告我 祖父通匪。祖父被捕,未加详细审问,即被关入大牢。当时祖母只好带着两个儿 子在黄岩城内一亲戚家避难,这样还能就近探望祖父,给他送些日用品和书籍。 祖父知道房屋和当铺都不在了,今后唯一可望谋生之道就是通过科举考取功名, 因此在狱中发奋读书。他每日晚睡早起,刻苦的精神感动了狱卒及后任县令。 案 子经继任知县陈宝善重新调查审理,最终被定为错案,祖父于 1866 年被无罪释 放。祖父被释放后奋发读书。他在临海郡府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拔贡资格考试, 随后以拔贡资格被选送北京参加朝考,朝考后回到黄岩,由于受到知县和上司的 赏识和信任,担任了几年黄岩、宁波等地的知县和同知的秘书工作。1880 年, 在多级上司的推荐下,被指派福建候补知县并于 1881 年被任命为福建平和知县。
历任平和、福安、闽县、仙游、松溪、福清等六县九任县令。因有过蒙冤的 经历,祖父在断案时谨慎入微,清廉公正,正确处理了一些疑难案件。此外,他 关心百姓疾苦,曾在多县开办学堂,建立义仓,上奏章为老百姓呼吁减税减役。 深受当地百姓百姓爱戴。
祖父是一个爱国之人。为了防止英法联军登陆,他在闽侯时十分认真地负责 督造炮台。种种事迹被记录在当地的一块大石碑上,记录这段历史的两块百年石 碑现在还立在松溪县城的公园中。他痛恨丧权辱国的领事裁判权,认为那是当时 执法不公正的主要根源。面对国土沦丧,他自责无能为力,而把希望寄于未来, 在给长孙取名时正值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署下关条约,便取名“克英”,意为攻 克英国。之后出生的几个堂兄又分别取名为“克美”、“克兰”(法兰西)、“克陶” (德国)、“克意”、“克本”、“克丹”。在我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所以未沿用 这样的寓意来为我取名。
祖父担任的最后一任县令是在仙游。因为庚子赔款,朝廷命令农民必须额外 上交每人一两纹银的税赋,因当年大旱,仙游的农民根本无力上交,祖父便上书请求免缴。因府台不愿意得罪朝廷,竟派兵下来强征,百姓抗税引起暴乱,府台 反诬祖父处理不当。于是,祖父被免职,并充军至张家口。当时全家其他人员只 能迁回浙江台州,在黄岩县城内居住。
一年后,清朝政府经重新审查此案后,撤销流放处罚,批准王士骏致仕还乡, 免去祖父的罪名。在这些挫折坎坷中,祖父认识到国民学习西洋文化的必要性。 在清廷废除科举之际,他把我的三伯父和我父亲送去北京译学馆学习英文,以便 了解西洋文化。这为父亲学习科学技术铺平了道路。这使得我们家族中一批后代 走上了学习科学技术的道路,也是我家在这方面领先其他宁溪王氏家族的缘由。
2)我的父亲王琎
王琎(1888-1966),字季梁。我国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1909 年,由满 清政府用庚子赔款选派到美国就读高中和大学。1909-1911 年在美国科兴学院学 习中学课程,1911-1915 年在美宾州里海大学学习化学工程。1915 年获得学士学 位后回国,并于 1934 年再次赴美,1936 年在美国密尼苏达大学获得分析化学电 化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湖南高师、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浙江高工、 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以及杭州大学执教。历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 及师范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代理校长等职务。1928 年,他协同蔡元培先生创建 我国首个国家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并担任化学研究所所长及研究员。 他是我国分析化学学科与化学史学科的创始人。1920 年之后长期担任中国科学 社(新文化运动中科技方面的主要社团)的理事和社长,并担任中国化学学会会 长等职,是我国重要刊物《科学》的主编。
解放后,曾任杭州大学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在近年出版的《浙大的大师们》一书中,他被列为浙江大学历史中的 15 位大师 之一,居第二位。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杭州大学受到冲击。1966 年 12 月,全国 公检法被砸烂之际,一个红卫兵闯进家中抢夺财物,王琎 先生不幸被他用铁棍击 碎头颅而去世。
他的一生在科学的道路上走了 60 年,有著作、译著和论文 100 多篇,范围 涵盖了科学研究(分析化学、电化学、化学史、钢铁及青铜、冶炼)、科技教育 和科学普及三大方面。

王启东父亲王琎(季梁)先生的 1935 年照片
我父亲是祖父的四子,幼年时在祖父家中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学写诗文及八 股文,准备走科举之路。祖父被罢官后,父亲随祖母回老家浙江黄岩,仍坚持学 习国学。直至 1905 年清朝废除科举,父亲才停止学写八股文。1907 年,祖父受 友人的劝说和启发,把父亲和三伯父一同送到北京译学馆学习英文,希望他们以 后能从事洋务工作。在译学馆中,父亲受了一同学父亲的启迪,认为强国在于掌 握科学技术。1909 年,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公开招考留美学生,父亲虽 然未学过数理化,但因为中文和英文成绩优秀,也被录取了。父亲在 1908 年已 经同他的第一位夫人杨湘波女士结婚,考虑到家庭,他对出国念书曾有些动摇。 最后在那位同学父亲的劝说下,他毅然踏上了赴美之路。父亲因为决心学习理工 方向的学科,必须先在美国的科兴学院(Cushing Academy)补习数理化课程。 1911 年,父亲终于进入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的化学工程系学习。
在美国的学习影响了父亲的一生。他非常欣赏美国的教育模式, 教育既重 视科学原理也重视实验技术,同时重视体育和各种课外活动,重视科学实验与工 厂实践,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父亲在美国很积极地参加多种活动, 曾在中学和大学的演讲比赛中多次获奖。在留学期间,父亲还认识了竺可桢、秉 志、胡明复、胡敦复等同时期的留美学生。他们志同道合,热爱祖国,致力于中 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进步,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回国后他们将中国科学社转回
6国内并发展成为了中国国内第一个科技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编写了多种科学杂 志,募集经费开办博物馆和图书馆,建立研究所,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了大 量工作。
我的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对家人也是关怀备至。他爱父母兄弟, 姐妹,妻子和儿女。三伯父去世后,他一直代为照顾我的堂兄、堂姐,养育他们 长大成人。父亲去美国留学的 7 年间,正值祖父罢官充军后回到黄岩,我的三伯 父当时也考取了英庚款去英国留学,家中十分拮据,父亲为了赚钱养家,自己在 美省吃俭用、寄钱回家不说,还放弃攻读硕士学位机会,提前回国。父亲回国后 先在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后又转到南京高等师范任教。在此期间,家里发生了不 少重大变故,一是他的结发妻子杨湘波因肺病去世。1918 年父亲娶了我的母亲 孙多薏,姐姐和我分别是在 1919 年和 1921 年出生的,我们的到来也给父亲增添 了经济上的压力。二是祖父于黄岩病故,而我的小叔年纪尚轻,需要人照顾与接 受教育。三是我的三伯父在北京教授西方经济学,因为西方经济学与我国传统教 育以德治国思想间的矛盾,他虽在教授西方经济学但心理负担甚重,患上了精神 疾病必须接回黄岩休养。不久,三伯父也去世了,留下了他的三个儿女。父亲辛 苦地奔走往来,料理各种事务。我的堂兄、堂姐和小叔最后都被父亲接到南京与 上海来生活和学习。父母亲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觉得一定要培养他们到大学 毕业才能了却心愿,家里的经济负担更沉重了。
1934 年,父亲被调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五年了,担任化学所所长一职。研究院 的一些人认为父亲领导的化学研究所研究内容过于偏向应用,坚持中央研究院作 为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应当侧重世界最顶尖的学术问题,他们认为父亲只有学 士学位担任所长一职过高了。在这样的压力下,父亲主动辞去了职务,决定去美 国密尼苏达大学攻读分析化学的电化学硕士学位,接着再去英、法、德、意等欧 洲国家的著名大学的化学系及研究所访问调查。45 岁的父亲承担着家庭的重担, 当时能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
1936 年,父亲获得硕士学位后,接着去访问考察了欧洲英、法、德、意等国 的著名大学。父亲在欧洲看到了纳粹法西斯的嚣张、煽动与英法的退让,感觉到 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担心日本会发动侵华战争,当年就回国了,受任鸿隽 校长之邀前往四川大学任教授。我的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细心照顾我们姐弟二人,他的关心与言传身教使我们终身受益。 在抗日战争前期,我们和父亲分居两地。父亲把我们姐弟二人留在上海,而
自己随浙大西迁先后到江西、广西和贵州三地任教。我们常常通信。在广西宜山 时,浙大校舍遭到日本飞机轰炸,父亲来信写道,一颗小型炸弹在距离他不到十 米的地方爆炸,幸好他及时卧倒在地上,除了一身的泥土外并未受伤。还有一次 是父亲去重庆出差回学校时,汽车从公路上翻入水稻田中,他被行李压住动弹不 得,整车带人渐渐下沉,几乎溺死,幸好几个农民及时抢救。我和姐姐看着父亲 信中的描述,吓得心惊肉跳,父亲和我们也更加彼此牵挂。我们还听父亲说,在 文军长征的路上,一些学生和教师病死在了路上,其中也包括竺可桢先生的夫人 和儿子。
父亲和他的同辈人在艰难困苦中不放弃对科学的追求,为培养祖国的科技人 才奉献自我的精神令我敬佩,我正是在这样的熏陶中成长。是他们的精神指引着 我走我的人生路。
3)我的母亲孙多薏
我的母亲孙多薏是晚清宰相孙家鼐的孙女,1895 年出生于安徽寿县孙家大 院。年少时受到了很好的传统教育。后来她的父亲迁居上海,她毕业于上海务本 女子中学,结婚后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进修儿童心理学与儿童教育学。母亲的 两个哥哥都是我父亲在里海大学的同学,在他们介绍下,母亲嫁给了父亲作填房。
王启东生母孙多薏的 1935 年照片

母亲热情善良,知书达礼,为了保证姐姐所患的猩红热不扩散给其他家人而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她把短暂的一生中的爱和充沛的精力完全奉献给了家 庭。正是因为母亲的呵护关爱,我童年时期才能够健康快乐。在我们的眼里,她 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我的堂兄姐们都认为我的母亲待他们比他们自己的亲妈 妈还要好。
4)我的叔父王曰瑋
王曰瑋,1907 年出生,浙江黄岩人。1931 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学系。 先后工作于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浙江师范学院和杭州大学。曾任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浙江省植物学会理事长、 名誉理事长。
王曰瑋教授毕生从事教育,是我国生物学界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他十分 重视我国植被调查,直至古稀之年还上山下田,采集标本,挖掘我国的植物资源。 通过不断地分类整理,进而丰富教材,推动教学和学科发展。他对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和杭州大学生物系的建设和进步以及杭州大学生物研究所的创立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启东叔父王日玮先生的 1935 年照片
对我年少时的学习,小叔曾给了我与我姐姐很大的帮助。他不仅辅导我们的 功课,教会我们怎样学习掌握知识方法,还带着姐姐和我制作动植物标本。他所 教给我们的学习方法、及通过实践了解了科学方法、因而热爱科技使我们终身受 益。
5)我的哥哥王秉忱
王秉忱(1910-1976),原名王克丹,浙江黄岩人。1935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 筑系,后留校任助教。1940 年加入申福新公司,在公司期间主持过宝鸡、天水、 成都、重庆等地的纱厂、面粉厂和造纸厂厂房设计项目。1942 年与章映芬女士 结婚,婚后有一女二子。1952 年到中南设计院工作。1954 年任中南设计院副总 建筑师。1952-1966 年间参与和主持了众多重要建筑的设计,包括中南行政委员 会八个部级的办公大楼、洪山礼堂、武昌火车站、武汉电视台。他是全国建筑学 会理事,湖北省政协委员,是北京市政府从全国特邀到京参加国庆十大工程的 30 位建筑专家之一。
王启东哥哥王秉忱(字克丹)先生的 1937 年照片
哥哥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比我整整大了十一岁。小时候,是哥哥带着我们 外出游玩,培养了我一定的冒险精神,也教会我打网球。哥哥生性活泼,兴趣广 泛。有了哥哥,我的童年多了很多乐趣。是他令我一生热爱体育运动,爱好科学试验,也爱好摄影。
6)我的姐姐王宝琳
王宝琳,1919 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37 年母亲为了保护和照顾患病的
她而病故,使她立志当医生,治病救人。1938 年,考入上海医学院医学系,1942 年随校迁到重庆歌乐山继续学习,1944 年毕业。毕业后,先在重庆的上海医学 院附属医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回上海仍在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担任住院 医师。1948 年秋,通过自费留学考试,在哥哥的资助下赴美留学,先在爱荷华 大学医学院攻读药理学,后转至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师从著名儿科学家 Hartman 研修儿科学及儿科营养学。后又回爱荷华大学工作。1955 年 12 月在父 亲、哥哥和弟弟的动员下,途经香港回国,到北京大学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儿科工作。历任主治医师、讲师、副教授、教授。1990 年退休后被 返聘,继续从事儿科研究直到 1997 年。
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王宝琳医师经研究提出用补液及补钾的方法解决因 水解质紊乱导致的儿童腹泻病。之后她又带领医院的肾病专业组主攻危及儿童生 命与健康的肾病综合症和急性肾炎,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使该院在此领域位于国 内领先地位,奠定了蓬勃发展的基础。王宝琳也因此荣获了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 奖,为国家儿科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王宝琳教授曾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肾脏病学组组长(1985-1991), 及学组顾问(1991-1997)。她十分重视学术上的国际交流,曾多次代表我国出席 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向国外同行介绍中国儿肾学科的发展, 并邀请海外学者来华访问讲学。亚洲儿科肾病学会为表彰她多年来为中国乃至亚 洲儿肾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与 1994 年亚洲儿科肾脏病学会上授予她“ASPNA 先驱者”的荣誉奖牌。
王宝琳教授与我国著名水利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林秉南教授于 1950 年在美国结为伉俪,他们已相濡以沫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姐姐和我是同胞姐弟,我俩感情深厚。小时候,姐姐带我上学,和我一起玩 耍。在母亲去世之后,因抗日战争父亲与我俩分居两地之时,姐姐更是像慈爱的 母亲那样照顾我。在爱荷华大学读书两年半,我们又有机会在一起,常常见面一 同吃饭、聊天。我很荣幸地参加了姐姐的婚礼,见证了她的幸福。我们姐弟之间的深厚感情,不是只言片语能够说尽的,姐姐对我的疼爱,我终生感激,只可惜 我能回报她的太少了。
王启东姐姐王宝琳的 1948 年照片
正因童年时我由家中得到了爱和良好教育,在一生中学会爱祖国、爱家乡、 爱学校、爱亲友。我认为对儿童进行爱的教育是一项很值得研究与发展的教育方 式。

三 国将不国 我幼无忧
1921年9月27日我生于南京四牌楼父亲向同事过琛先教授租来的房子内。 那时,我父亲在南京高等师范教书,我出生那天恰好是南京高等师范改名为东南大学,故给我取名启东。同时租住在过家房屋的还有多位教授,其中有位后来在浙江农业大学教书的吴耕民先生。因为当时我的外婆叫我“小东东子”,所以只 要吴先生看到我,就会开玩笑地说“小东东子来了”,我也将之作为亲昵的叫法。 但很可惜当时我年幼,五岁之前的记忆实在太少了。从 1921 年到 1931 年的童年 岁月中,其实有记忆的也就是六岁至十岁这五年。在这一段时间,中国人民的处 境是十分悲惨的,忧患深重。虽说那时民主革命已经成功,但军阀混战,列强欺 凌,旱涝连年,真是灾民遍野,民不聊生。我能记忆的逃难就有两次,曾目睹灾 民悲惨到卖儿卖女的境地。而我生长在温馨和睦的家庭中,在父母的疼爱呵护下, 未曾身受其苦,也未曾有过忧患意识。
王启东 9 个月时在南京四牌楼与哥哥王秉忱(后)和姐姐王宝琳(左前)的合影
在这一段时间父亲忙碌于他的教学、科技事业,穿梭于南京、上海、杭州三 地,对我们过问很少。关注我们的主要是我的母亲,母亲注意我们姐弟的营养健康之外,用书画玩具、英雄故事启发我们。那时,我在东南大学实验小学的幼儿 园及小学学习,东大附小运用美国杜威的教育理念,“导而等之”,孩子们没有功 课负担。我每天高高兴兴地去上学,老师或讲故事,或带领学生做游戏和外出参 观农场工厂。我家住的院子里有四五户人家,孩子年纪相近,十来个孩子放学回 来,分成男女两组一同玩耍,踢球、踢毽子、打弹子、下棋,有时候还组织起来 表演校园生活的独幕剧,直到吃晚饭时才各自回家。我在游戏和实践活动中接受 教育,快乐成长。

1、童年目睹的苦难
那段时间,因军阀混战有时形势非常紧张,需要离家躲避逃难,我能记得的 有两次:一次是逃往上海租界内,借住在母亲孙家在上海开银行和面粉厂的亲戚 家中;另一次则逃往山东坊子三舅家中小住月余。我们乘火车离开南京,因一切 都是父母安排好的,都很顺当。到了新环境,亲戚热情招待,还有不少令我兴奋 的新鲜事物,如同外出旅游,幼小的我完全没有悲伤的感觉。
记得一次齐燮元和卢永祥争夺南京,家中住了兵,虽有一个男佣人留守,但 仍有一些箱子被抄翻,损失不少,不过比起后来日本兵的烧光抢光那就轻多了。 我们在外避难一段时间,等时局稳定后又回南京。父亲在院子废物堆中找回他的 铂金坩埚和铂金过滤网,挺高兴,他说,这些大兵把它当作废铁皮丢弃,不知其 贵重。我们回来后住在晒布厂。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常常看到得逞的军阀耀武扬 威的样子。一天,我们放学回家,走在成贤街上,几辆汽车疾驶而过,其中一辆 车的踏脚板上,站着四个卫兵,一手抓住车顶襻儿,一手拿着子弹上了膛的驳壳 枪。大家等车子过后长吁一声,说:“大军阀齐燮元。”
1927 年王启东与邻居路家小伙伴们(自左至右为王启东、路再陵、路苏蓉、路陵陵)
由于战火和自然灾害,一些老百姓离家流亡,钱财用尽,只能依靠乞讨或者 卖儿卖女维生。在街上能看到一个挑子两头各坐着一个小孩的景象,都是准备出 售的。那时的我未能体会和理解孩子父母的悲哀,只是有些恐惧,怕有一天自己 也一样被卖出去。

2、童年的无畏无知
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王秉忱比我大 11 岁,他生性好动,兴趣广泛,像个“小 大人”带着我们玩耍。在我六七岁的时候,一个星期日下午,风和日丽,哥哥说 带我和姐姐出去走走。我们到了鸡鸣寺,在寺内玩了一阵,出来时哥哥讲起了梁 武帝饿死台城的故事,于是决定带我们上台城看看。我们走到台城的城墙下,那 里的不少墙砖已经破损,哥哥让我们姐弟俩各自用手抓住突出的破砖,用脚踩砖 头掉落处的空洞,登上城墙。我和姐姐望着足足有两丈高的城墙不敢尝试,哥哥 一再催促,又给我们壮胆,说让我们两个人分两次爬,每次他在后面保护着。姐 姐随哥哥战战兢兢地爬了上去,哥哥又下来,在我身后教我一步一步上去。爬上 城墙后,我们仿佛过了一场考试,回家炫耀了一番,外婆听了当即批评了哥哥, “两个小孩万一失手,你怎么应付,怎么交待?”外婆告诉母亲后,母亲仔细询 问了当时的情况,给我们讲道理,告诉我们出了事对家庭和个人是多么大的损失。 我现在回想起来确也有点后怕,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如果摔死了或者伤残了,后果 实在不堪设想。孩子顽皮天真,并不知道这样做绝非强身练胆的好方法,然而这 个有惊无险的经历给我留下的记忆却是刻骨铭心的。
到了九岁那年,家里安装了电灯,一拨开关屋子就亮堂起来,全家都很高兴, 再也不用点油灯,擦灯罩了。哥哥在大学里学过物理和电工学,为了“显摆”他 的电工知识,他把家中堂房兄姐和我们姐弟俩叫到下房安装电表处,告诉我们他 能用一根电线点亮电灯。他爬上小桌子,在表板上给我们演示,边做边说,“首 先要关掉总开关,不然不能碰保险丝。”然后他打开保险丝盒,把一根剥出电线 的铜丝绕接在保险丝的一个椿头上,电线的一头接在灯头上。接着他从桌子下来 把灯头上另一根电线也剥出绕在一把螺丝刀上,再把螺丝刀插入泥地,然后泼上 点水,最后推上总开关。灯泡立即亮了!大家惊讶地拍手,哥哥满意地收拾工具, 就到院子里玩他的照相机去了。
我觉得这个不难,就跑到哥哥的房间拿来那些灯泡电线与工具,学着哥哥的做法,果然灯泡亮了。我也把大家叫来看我的成绩。但哥哥却吓坏了,他直喊: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赶忙把电线和灯泡都拆掉拿开,还告诉我说:“错了一 步就会被电死的!”
晚上,这事被母亲知道了,她狠狠地批了我一顿:“电比老虎凶,似懂非懂 只会送掉小命,以后只准玩使用电池的电器。”母亲说到做到,以后家迁到上海, 她把拆下来的电铃,用坏的手电筒都给我作为玩具,让我拆装。
儿时的我无畏无知,只求好玩有趣,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后怕,暗暗庆幸没有 发生意外。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孩子固然顽皮爱玩,但是危险的事儿千万不 能让他们做,安全第一。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教训。

3、养蜂养狗趣事
我家搬入晒布厂新居后,院子较大,种了不少花木,墙外不远就是农田,春 天一片片黄灿灿的菜花。妈妈为了增加点家庭收入,在后院靠北的墙边养了五六 箱蜜蜂。每年秋末,妈妈在星期日早晨总要与小叔、哥哥一同,戴上前面有纱帘 的帽子和厚厚的手套,打开蜂箱,检查每一块蜂巢中的蜂蜜量及蜂巢的情况。我 看见他们在挤满了蜜蜂的巢板上,挑出黑色的雄蜂,并把它掐死扔掉。母亲告诉 我那些黑色的是雄蜂,已经无用了,它们不会造蜜,反而要吃掉蜜,所以要除掉; 母亲还教我们辨别哪个是蜂皇,这样我也在边上学着选出雄蜂,掐死它们。
1928 年王启东与姐姐王宝琳一起观看农家小牛
后来在小学中,作为学习实践的活动老师带我们全班的小学生到养蜂场参 观。工人自箱中拎出一块巢板,只见上面挤满了蜜蜂,其中也有几只黑雄蜂。我 为了表现自己,伸手去捡雄蜂掐死。我边上的几个同学也伸手去掐,没想到掐的是黄色的工蜂,手被刺痛,大哭大叫起来。我见状便告诉老师如果挑黑色的雄蜂 就不会被刺痛,结果受批评了。老师责备道:“你逞什么能,让大家受苦!”我确 实是为了逞能,也就认了。但我始终认为,孩子在家里参加一点农业或者工业生 产活动,能长不少见识,只是不该用来逞能。
在国民党战胜军阀定都南京后,我家邻居路季讷先生家由人介绍住进了一家 新的房客——国民党军队中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和他的夫人。路先生是大学教授, 曾留学美国会说英语,两家交流相对方便些。那位德国顾问每天骑摩托车上下班, 白天只有夫人在家。他们家中养了一只大狼狗,狗在夫人的调教下,很快就成了 我们小孩子的好朋友。
大狼狗有一个德文名字叫 Hund,他很喜欢跟着我们去上学。走到校门口, 只要我们往回家的方向一指,喊声“Hund,回家”,它就乖乖地独自回去了。但 是有一天,Hund 居然跟着我们溜进了学校,我们进教室去上课了,Hund 在操场 上玩起了捉麻雀、捕蝴蝶,欢快地汪汪叫。这把几位女老师吓着了,她们问清情 况后,打算让我把 Hund 带回家。老师客气地与我商量,还说“把狗带回去可以 不用来上课了”。我很高兴,一口就答应下来。一声叫唤,Hund 摇尾过来,我又 一声“回家!”,它真的跟在我身后,乖乖地与我回家。到家后,我让保姆把大门 关紧,不要让 Hund 再出来了。因为我与姐姐每天的午饭原定由保姆送来学校吃 的,虽然我回家了,保姆还是和我带着午饭又返回学校。我还向老师报告了情况, 没想到 Hund 使我成为了学校里的“驯兽英雄”。

4、我们的短剧与竺可桢先生的点评
“戏剧演得不错,很像在上课,问题提得也不错,老师不容易回答,但在课 堂上搞恶作剧不好。”这是竺可桢先生观看我们的短剧之后的一句评语,我记忆 至今。那是我上小学时和邻居的小朋友自编自演的一幕小短剧。
短剧的创意来自我的伙伴林遥培,那时的他是我们院子里年纪最大的孩子,鬼点子也属他最多。演出时我们常邀请长辈来看,凑巧那天我父亲从上海回家,竺可桢先生前来看他。林遥培要我去邀请父亲和竺可桢先生也来观看,我去了,他们很乐意都来观看。
短剧的剧情很简单。林遥培扮演老师,我扮演学生,举手向老师提问:“天 上的太阳为什么是圆的而不是方的?”小老师摇头考虑,我便坐下,突然大叫一声,因为路陵陵同学在我的椅子上放了一个图钉,我假装被扎到,所以叫出声来。 短剧在同学们的笑声中结束了,父亲与竺可桢先生都拍手称赞演得好。
于是,林遥培请竺可桢先生为我们点评,“同学们当友爱关怀,恶作剧损坏 同学健康绝对不应当做。”鼓励之余,竺可桢先生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们这帮孩子。

5、总理奉安与我建造的小中山陵
这是我在南京看到的规模最大、最庄严的活动。那时国民党战胜了军阀,统 一了中国,定都南京后的一大活动。我们孩子事先并不知道有总理奉安的典礼。 父亲忽然由上海回来,说是代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来参加总理奉安。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赶去下关参加游行队伍,母亲带着我们赶到大行宫附 近的中山路上,等着看游行队伍。等了好久,奉安队伍来了,仪仗队、遗像、灵 车走在前面,后面是送葬队伍。我们看到了爸爸,大声地喊他,他向我们招了招 手。记得那天参加送葬的人很多,其中男人全部都穿着白色的中山装,袖臂上绕 着黑纱。
晚上,父亲回来给我和姐姐讲了孙中山是怎样的一个伟大人物,中国的民主 革命当时是如何的重要,北伐成功中国摆脱贫穷落后有希望了等等。父亲还让我 们看了他参加奉安典礼的纪念品——一只盒子内躺着一枚铜铸的孙中山先生头 像,有一个半银元那么大。我第一次看到伟人头像,至今印象深刻。
没过多久,小学校组织春游,同学们分乘十几辆马车到明孝陵和中山陵瞻仰。 两个陵墓都规模宏大,庄严肃穆。特别是中山陵,要走很多白色条石砌成的台阶 才能上到纪念堂,堂中端坐中央的是用白石刻成的中山先生的雕像,我们整理好 队伍,三鞠躬,然后缓缓离去,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回家后,灵感一来,我决心在院中东南角上建造一座中山先生纪念堂。我自 己找来一些碎砖碎瓦、空花盆,堆砌了一小房子,并潜入父亲的书房,把他最近 得到的中山先生头像从盒中取出,放入我建造的纪念堂。我自认为做得很好,并 找来几个男孩子炫耀了一番,自鸣得意。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去看,堂中央端放的中山先生头像不见了。我追问林遥 培和路陵陵,都说没拿。我自知闯祸了,所幸妈妈姐姐都不知道,我也未敢告诉 母亲,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了好一阵。不久放暑假,全家搬往上海,许多东西装箱 留在南京,当时恐怕来不及一件件仔细查看,头像丢失一直没有被发现。1937年冬,日寇攻占南京时,家中两幢房子和家具细软全部被抢焚一空。我对父亲的 欠账也因为日寇暴行而一笔勾销了。

6、母亲的谆谆教导与深切关爱
我的母亲孙多薏,虽然陪伴在我生命旅程中的时间只有短短 16 载,但她的 言传身教却对我影响巨大。
母亲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在她身上,既有中国传统妇女的 优良品德,也有新时代女性的闪光点。她热情、善良,孝顺长辈,关爱后辈。现 今 95 岁的堂姐(三伯父的大女儿)王国英就是曾经得到母亲关怀照顾的后辈之 一,她每次遇见我,总要和我说:“你母亲待我比我亲生母亲还好!”
母亲很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我和姐姐自懂事之后,每晚在睡前,都要听她讲 故事。她的故事涉及面很广,如二十四孝,西游记,孔融让梨,司马光破缸,岳 母刺字,愚公移山,华盛顿砍树认错等等,大多是教育后辈注意孝悌忠信、礼义 廉耻等方面的,还有就是歌颂二家先辈高尚品德的故事,这些故事教育我们,要 怎样做一个有修养,受人尊重的人。
除此之外,母亲还经常用她学过的西洋教育学,培养我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并使我们重视体育锻炼。在我家由南京迁至上海,住在弄堂房子内,我失去 了与邻居小朋友一同踢球和游戏的机会后,我逐渐长胖,被上海同学称为“大块 头”了。母亲为了鼓励我运动锻炼,为我买来旱冰鞋、自行车、网球与球拍等, 并嘱大哥教我如何握拍击球和对墙练习打网球,这对日后我养成热爱体育运动的 好习惯有着深远的影响。
母亲在教育孩子时,不压抑孩子爱玩的天性。母亲很鼓励我们动手拆装、维 修机电设备。她把家中拆下来的旧电铃,用旧了的手电筒给我摆弄,还为我买来 干电池、矿石收音机等物品。所以我书桌左后方墙角边,很早就有了一个小实验 室,我们以后喜欢学习科学技术,重视实验环节与这不无关系。而且母亲常用表 扬与鼓励来教导孩子。还记得我和姐姐在小学里有一次参加晚会的上台表演,母 亲夸赞我们,说演得不错,并鼓励我们多去参加这些活动。虽然堂兄堂姐们对我 们的评价并不高,指出了不少可改进的地方,但得到母亲的肯定,对孩子而言, 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母亲遇事总是先检讨自己的不足,主动承担起当负的责任。我八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令我迄今记忆犹新。那时我升入三年级,刚进东南大学附小中段学习, 还没有养成做家庭作业的习惯,作业欠了三四个星期一直未交,终被老师责令补 交全部作业,母亲发现这事后,没有责怪我,而是进行了自我检讨,说她一直忙 于其他事务,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学习,并且帮助我完成了作业。这事对我震撼很 大,经此之后,我养成了放学回家先做好作业再出去游玩、并向她汇报作业完成 情况的习惯。
母亲十分疼爱子女,每当我们小辈生病,给我们的护理都十分精心到位,但 她却经常忘了考虑自身的承受能力。1937 年春,上海猩红热大流行,姐姐不幸 染上了,住进了医院。母亲闻讯后立即赶去了医院,再三要求亲自住院护理。在 上海传染病医院猩红热病房内住了约一个星期,4 月 5 日姐姐危险期已过,母亲 想到我因学校春游放假,必定会回家。为了能看到并亲自照顾我,她要求出院。 为提高免疫力,避免将细菌带回家中传染给我,她要求医院为她注射马血清。医 院也未作深入分析与试验,便给她注射了马血清。母亲产生了剧烈的不良反应, 半个小时后双目失明,一小时后呼吸停止。我的母亲就这样,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离开了她深爱的孩子们与家庭。

7、童年经历的生离死别
我家在南京时,来往最多最亲密的亲戚是七舅一家,七舅名孙多宪,是妈妈 的小哥哥,他俩从小一直生活在一起,感情极好。在国内中学毕业后,七舅与他 哥哥孙多菼(我们称二舅)一同由安徽省公费送去美国读大学及硕士,他们兄弟 二人都与我父亲一起在美国的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就读,与我父亲是 好朋友。他们二人中,七舅学习地质,二舅学习冶金。七舅回国后与我父亲一同 在南京东南大学理学院任教授,教授地质学。七舅母与我妈妈也是好姑嫂,好朋 友,所以两家来往很密。外婆一段时间住七舅家,一段时间住我家,为了探望老 人,两家走动更勤。七舅育有一男二女,与我姐姐、我年龄很近,都是好朋友, 好表亲。
最大的不幸是七舅三十八岁因心脏病突然病逝。我能记得的是一个早上,七 舅家一保姆,慌慌张张来我家敲门后告诉我母亲:七舅突然去世了。母亲也十分 惊慌,立即起床赶去他家。后来才得知,那晚七舅胸闷胸痛,气急后心脏骤停。
据七舅母回忆是由于练少林拳过于认真,劳累过度导致的。七舅当时年近四十,开始发肥,医生告诉他要多做些运动而且运动强度要大些。他就去学打少林 拳,已两个多月,最近回来后多次说心慌胸闷。舅妈劝他休息休息,七舅说医生 告诉他要坚持才有减肥的效果。去世的前一天下午,七舅打好拳回家后说很累, 要上床歇歇,连晚饭也未起来吃。夜里突然起来说心口痛得厉害,挣扎了一阵就 断气了。
全家上下对七舅突然逝世十分悲痛。外婆、七舅母和我妈妈更是悲痛万分。 她们都认为少林拳运动太剧烈,七舅的心脏负担不了,导致猝死,医生当及时劝 止他才是。当时距今已经八十二年,医学水平还比较低,又缺乏现今用的各种诊 断仪器,七舅恐怕本来就患有心脏病,却没有查出来。
我的外婆本来就被医生诊断患有心脏病,也曾发过几次病。每次打了强心针 后就缓和康复了。自七舅去世后,心情不佳,病发得更频繁。记得她做了七十大 寿后不久,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到她房内去请安,见她坐床上气喘得很急,妈妈 与保姆扶着她在背部轻拍。不一会儿,医生赶到,为外婆打了强心针,但未见好 转,而呼吸与心跳逐渐减弱直到完全停止。外婆就这样离我们而去。这是我第一 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眼睁睁地看着亲人离去。母亲更是难过万分。
外婆的入殓、“做七”都在我家客厅进行。我还记得每隔七天要祭拜一次, 棺材上还要上一层漆。母亲皮肤敏感,每次上漆身上都要起疹子。有人劝她棺材 少漆两次,但她坚持漆七次。母亲爱母情深。当时活到七十岁的老人就算是长寿, 大家都说外婆福气好。而现在生活好了,医学水平提高了,早就不是“七十古来 稀”了,还得感谢党和国家,我们当珍惜这样的好日子。同时也应注意运动量要 适度,过量的体育运动也要损害健康的。

四 移居上海 学做上海人
1930 年,外婆去世后,因为父亲已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职,全家 移居上海,住到了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弄堂房子内,我和姐姐也都转学到附近 的上海市比徳小学求学。这里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与在南京时有很大的不同,比如: 上海弄堂房子,没有我家在南京那样的院子,学校的操场也很小,比徳小学抓学 业成绩远比南京东南大学实验小学抓得紧。
1934 年春在上海的公园内(前排王宝琳;后排右起王秉忱,孙多薏,王琎 ,王启东)
在“九一八”、“一二八”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事件中,父亲、母亲及哥哥 的爱国主义抗争行动,给了我无声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1934 年,父亲再次出 国学习,我住入了省立上海中学新校舍,家中变化很大。这段时间,国民党政府 废用银元,采用法币,一时人心惶惶,母亲为保币值,多方求教,最后决定在西 郊吴家巷附近的蔷薇新村建屋,并移居新屋。

1、有特色的弄堂
弄堂房子对我来讲,是新奇的。可能由于上海租界内地价很高,一般居民又装不起电梯,房子不宜造得过高,限于三到四层。但要能容纳较多的居民,这些条件导致弄堂房子在上海的发展。总之,弄堂房子的特点是非高层建筑,但单位 土地面积要能容纳最多居民的建筑群。一般一个家庭租住一个三层或四层楼的单 元,当然也可二三家合住。十几单元屋连成一排,而大弄堂是多排的组合,每两 排房屋,中间隔个小弄堂,多个小弄堂与一个垂直方向的总弄堂相连,总弄堂对 着街,有个大门,门上有个牌子标明是 XX 坊。一个较大的弄堂可有 150~200 单元。
当时我家住花园坊 102 号,李四光先生一家住 100 号,路季讷先生一家后来 也搬来上海住 105 号。因在南京时就住一院内,我家与路家最为熟悉,来到上海 后两家于节假日还会一同去公园游玩。
我家花园坊的房子朝南有三间大房间(约 6.5 米×4.5 米),是主房或正房。 我家底层主房作会客室及餐厅,外面有一小天井,天井的铁门外就是弄堂,二楼 为父亲书房兼卧室,三楼为我和姐姐的卧室兼自修室。南边大窗下放两张书桌, 供二人自修,靠北面对面放两张床,我和姐姐各一张,后来堂姐王国英来后又加 了一张书桌和一张床,桌子拼在两张书桌北面,床靠房间北墙。在房间东南角上, 另放一张小桌,桌面上与抽屉里都是我的玩具,包括家中拆下来的旧电铃和旧电 筒等。
房子朝北方向,设计得很紧凑,有很多间房间可用。在底层两家间,有个小 天井占用四分之一总面积,北边全部房间的采光都由这天井透入。最底层两家用 一个约一层楼高的矮墙分开,两家后门都开在小天井北墙上。正对后门,在小天 井的南端是一供保姆用的小盥洗间。与矮墙正对的东西两边的房间分别是两家的 厨房,厨房安装有燃气灶及碗橱。厨房上方为二三楼的亭子间及晒台。居民一般 都通过后门进出,一进门就是自家的半个天井,其中装有自来水龙头供取水及就 地洗菜、洗衣用。由小天井进入主房都要先通过对着小天井开的门进入厨房,由 厨房南边门进入一条过道再进入餐厅、客厅或通过楼梯上楼。楼梯建在过道的顶 端,由之上去半层可达二楼亭子间,再上去半层到达二楼主卧室及二楼盥洗室; 再上去半层到达三楼亭子间,然后再上去半层到三楼主卧室、三楼盥洗室与三楼 的保姆卧室;再上去半层就到达晒台了,用以晾晒洗涤过的衣被等。总之,是地 面利用率极高的三层楼房子。
很幸运,我家住的一排房子是花园坊最南的一排,前面是广慈医院,没有高大的建筑,南窗的采光很好,因平常各家都由北边的后门出入,南边弄堂行人车 辆很少,我们将它用作运动场地。

2、弄堂里的体育锻炼
在前面第三章我曾经提到过,搬到上海居住半年以后我长胖了,被称为“大 块头”。母亲认为对我的健康不利,就要我加强运动与体育锻炼。
她为我买来了旱冰鞋,要求我下课后在前面南弄堂里溜旱冰。后又买了自行 车,叫我和姐姐学骑车,并在弄堂中来回地骑。但是,这两项运动在施行了一段 时间后,都不见什么减肥效果。最后,母亲买来了网球和球拍,并嘱我哥哥教我 打网球。哥哥当时已是南京中央大学校网球队队员,曾接受过大学教练专门的指 导。
我学习打网球,哥哥功不可没,当然还有家中经济上的支持,实际上小学里 只有我一个人打过网球,很快我就热爱上了这项运动。网球成为了我一生中最喜 爱和擅长的运动项目。
以后,我养成了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习惯,并寻找各种机会参加网球运动。 如在上海中学时与南洋归来求学的同学打球,在大学时找震旦大学同学练球和比 赛。我曾代表浙江大学学生参加贵州省运动会,也曾作为浙江省老年网球队主力 队员多次参加过全国性比赛。我迄今为止还能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也与我从那 时开始养成勤锻炼的习惯分不开的。
3、从叔父处学得良好学习方法
进入上海市立比德小学读书,我感觉到了功课的压力。比德小学的老师很严 厉。特别是教我们的珠算老师,还沿用着过去私塾中体罚学生的方法,对他手里 的藤条我至今记忆犹新。他经常点名叫学生站起来背珠算口诀,背不出或不流利 都要走上台去,吃他的藤条。在他的课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众受藤条责罚, 甚感羞愧。
我回家以后同母亲诉说,母亲因当时正在一小学中任班主任,工作忙,回家 较迟,无法辅导我学习,就与父亲商议,决定委托小叔在晚饭前后辅导姐姐和我 学习。这一决定对我和姐姐两个人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我们日后成为科技及教育 工作者,起到了积极作用。
小叔王曰瑋是南京中央大学的优秀学生,当时方从大学毕业,来到上海中央研究院工作。他根据自己学习的经验体会,要求我们每天先把在校学过的教科书 的课文复习一下,将重点内容复述给他听,演算例题给他看,必须得到认可后方 允许开始做练习,他还要求我们熟读校中指定的语文课文。
正是因为这样高效率的复习,我和姐姐很快成为了班上成绩优异的学生。记 得小学六年级时,班主任时常当众夸奖我,说我必定能考上江苏省立上海中学, 要大家向我学习。后来,我果然考上了,老师父母亲戚都很高兴。
从叔父处习得的学习方法,令我终生受益。

4、接受爱国主义启蒙教育
1930 年我家移居上海后,日寇的军事侵略加剧了。先是“九一八”事件, 因发生在东北,未直接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印象不太深,但是我还是依稀 记得父母亲及一些亲友对此的议论,对不抵抗主义充满了愤慨之情。
1932 年“一二八”事件发生,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吴淞一带登陆,向虹 口、闸北进攻,打算在几天内拿下上海市的虹口、闸北,然后沿京沪铁路西进威 胁南京。当时适逢十九路军在这一带驻防,在该军军长蔡廷锴将军的率领下,将 士们浴血奋战,誓死保卫疆土。在这一段时间,我接受了深刻的爱国主义启蒙教 育。
日军凡有进展,占领一些街区后,必纵火焚烧。我家住在法租界南边,但仍 常可看到闸北方向,烟火弥漫,一些难民扶老携幼,逃入法租界。每天都有不少 烧焦的纸片飞到我家晒台上,有时落在晾晒的衣被上,让人看了一阵的揪心。一 天,父亲将焦纸拾来看后,断定是商务印书馆被日军占领,其藏书楼被日寇烧毁。 父亲沉默半晌,叹息道:“无国则无家。”父亲当时沉重的表情与他的这句话,至 今仍深刻印在我脑海中,并影响我的一生。
母亲当时正在上海一小学中任班主任,工作很忙,但她每天下班后及晚饭后, 都要去参加支前工作,去各处募捐,买棉花布匹做成冬衣送给前方将士,还委托 一些有路子的商人购买军火支援部队。
哥哥参加了义勇军,到昆山一带前线去了。这事是后来我由父亲与母亲的谈 话中知道的。当时哥哥在南京中央大学求学,“一二八”上海淞沪战争爆发后, 南京一些热血青年组织义勇军,哥哥也报名参加了,并随军先行小分队来到昆山 附近十九路军军部,要求上前线协助作战。

父亲闻知此事后,深怕这些学生在全无军事常识下,仓促上阵,白白地牺牲 生命,特别申请了一张汽车通行证,坐了化学研究所供他使用的小汽车,冒险赶 去看他。父亲曾经告诉我们,在来去的路上都很危险,日本军用飞机多次低空侦 察,直到确认他使用的那辆是民用汽车,才未开枪扫射。不然,他就可能回不来 了。父亲赶到军部见了负责人,被告知不会立即安排这些未曾经受过严格训练的 学生上前线参加巷战的,他才放心下来。不久,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抗争,出于 日军预料,再加上国际上的谴责,日军退走了,哥哥也回到家中小住。像哥哥这 样的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怀,父亲对孩子们的关爱,都给予了我爱国的启蒙教育。
那段时间,我也曾在母亲身边,听到父亲对她的嘱咐,得知父亲在化学研究 所内私下制造 TNT 炸药,企图炸沉或炸伤日本主力舰出云号。还记得那天下午, 父亲匆匆赶回家来取了些钱和几件衣服,并告诉母亲说他要到杭州一带去躲避几 天,以防日军进入租界伙同巡捕房来抓他。因为他和几位同事日夜轮班,偷偷制 造了一定量的 TNT 炸药,捆扎成一包,装上雷管,然后高价雇佣了一舢板船主, 计划船从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日本旗舰出云号边划过,等炸药包在水下拖至军舰下 方时,按电纽将其引爆。不幸的是,因驾船者有些慌张,炸药包未拖至船下就被 他引爆了,只在船后方掀起了巨大的水柱,却未对出云号舰体造成大的损伤。日 军在一阵慌乱后就镇定下来,用小汽艇追上小舢板船。幸而船主已把拖绳、电线、 按钮、蓄电池等物全都抛入水中,全无凭证就被放行了。为预防日军的再次追查, 父亲和同事们决定出去暂避。过了四五天,此时似乎已无人追问了,父亲他们才 又回来。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挺危险的,若被查出来,我们或许就会 立刻失去父亲了。
如父亲这般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国家危亡的关头,也能奋不顾身,挺而走险, 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撼动了当时年幼的我,从而使爱国主义的伟大情 怀在我心中播下了种子,促使我时刻牢记,有国方有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5、在上海中学的四年学子生活
1933 年我小学毕业,我投考了当时两所上海比较有名的学校:江苏省立上海 中学及私立南洋模范中学。当时,在叔父的辅导下,我的学业成绩不错,被两所 中学都录取了。父母在权衡之下,让我进入了省上中。入学前,母亲叮嘱我,在 集中了全市优秀学子的学校念书,一定要更加自觉和努力才行。
5.1 学习及环境
初中一年级时,每天回家仍接受叔父的辅导,我在班中成绩还是很好的。但 二年级住校后,我自己不够自觉,有些放松了,晚自习有时还偷偷看小说,旁听 同寝室大龄同学谈婚后事,没有太认真复习,我的学业成绩下降了。直到三年级 下学期,面临升学考试的压力,才又自觉认真起来,把二年级未学扎实的部分自 己看书补上,才顺利考入上海中学高中部。现在回想起来,初中二三年级的学生, 尤其是安排在寝室中自修的,要全靠学生自觉刻苦学习,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且当时上海中学学生的录取全凭考分,不限年龄,同级的学生年龄可相差很大, 有不少大龄的已婚学生与幼龄未婚学生住在一起,谈论的话题许多都是少年儿童 不宜听的,对其学习状态及心理健康,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我认为初中学生住校夜自修当有一些辅导老师,同寝室学生年龄不宜相差过 大,自修环境的好坏,对学生是十分重要的。
5.2 坐黄包车与骑自行车 初中一年级时,因学校仍在南市,校舍狭小,故绝大多数学生是走读的,我家离学校若步行约有一小时的距离,家中父母疼爱我,每天给我三十个铜板,让 我坐黄包车上学。当时这种待遇,也有点像现在让孩子打的上学了,但就像现在 杭州早高峰很难拦到的士一样,我上初中一年级时早上有时找不到黄包车可坐, 或者是出门晚了,就会迟到。
当时的省立上海中学不比现在,学生上课迟到是要受罚的,要在一个小房间 内罚站,等到第一节下课后,才可回到自己班级中去。我被罚站了三四次,后因 看到几个同学骑自行车来上学十分便捷,就向母亲提出要自己骑车上学,并保证 会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安全。父母同意了,嘱咐叔父也骑车陪送了我几次,才让 我自己独自骑自行车上下学。这样果然便捷了很多,我的骑车技术也越来越娴熟。 想想现在的城市路况,我发现虽然时代不同,但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还是很有 生存空间的。
从初中二年级起,上海中学吴家巷新址落成,我和其他同学一样都住进了新 校学生宿舍,但仍骑着我的自行车去上学。每周日下午三四点离家去学校,到下 周六中午下课后骑车回家。在那段日子里,父亲是十分忙碌的。星期天总要整天 去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编辑部做主任编辑的工作。只有在他临去美国做电化学学科硕士生前辞去了总编辑工作后才与全家人一同去公园内游玩过两次。

5.3 网球运动与升学考试
初一开始,我每天下午课后,会在学校特制的木板墙上练习打网球,在上下 学时,我骑着一辆漂亮的进口自行车,车横档上挂有中学生罕有的网球拍,很受 同学的羡慕。
1934 年,吴家巷新校区建成,除了建有很好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宿舍 外,还建有四片网球场,这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的大学与中学中,是罕有的。学生 中参加这样体育运动的学生逐渐多了起来,班中有几个印尼、马来西亚侨生(当 时称为“小南洋”),网球有些基础,我就常与他们在课后练习与比赛。
1936 年暑假,我初中毕业,为了能继续在上海中学高中部求学,我报考了高 中理科班的入学考试。为了方便应试,我暑假仍住在初中生的宿舍中备考。临考 前一天,学校医务室来为学生免费注射伤寒、霍乱混合预防针,我为了预防得病 去注射了。
下午,一批“小南洋”来了,约我去打球,说可以清醒清醒,让明天考得更 好些,我就和他们奋力打了一场。当时的我不知晓注射了疫苗后不可剧烈活动, 结果半夜里开始发高烧,第二天又整天高烧不退,进了考场我坐在位子上浑身发 抖,虽然尽力答好试题,但力不从心。回家后我告诉母亲怕是考不上了,母亲并 没有严责我,反自责说她未曾想到事先告知我打针后的注意事项,还安慰我说这 次失败不要紧,还有一次应考机会(上海中学一般有两次入学考试),为了应对 下次考试,要好好复习。在母亲的安慰下,我很努力地备考了一个暑假,顺利地 考上了南洋模范与上海中学高中部两所名校,最终,我仍然选择了上海中学。
从这件事,我认识到了运动虽然可以强健体魄,但是还是应该注意适时适量。

6、父亲出国进修与家中的房产投资
1934 年春,父亲决定辞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职务,去美国密尼苏达 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做访问学者,并攻读硕士学位。我对此一度 很不理解,父亲在研究所干得好好地为什么还要出国进修。母亲告诉我,中央研 究院当时是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各研究所的所长都需有较高的学位——硕士 或博士,而我父亲在美国求学时,因祖父家中经济情况不佳,父亲获得了学士学 位后就回国工作了,现在家中经济条件较宽裕,所以再出去学习一段时间,将来可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对于这种解释,年幼的我接受了。但后来我得知,中央 研究院内部有些派系斗争,父亲在其中遭受到了排挤,故而决定暂时离开出国进修。
父亲作出这个决定后,家中变得十分忙碌,一是应酬大增,每天几批客人来 送行,晚上也总有人在饭馆中请客,父亲常带我同去。可能是由于一些饭店卫生 情况不好,父亲临行前染上了霍乱,我染上了伤寒,幸亏医治及时及母亲护理得 当,父亲仍按原订计划准时乘船离沪赴旧金山,我在暑假结束后也能到学校继续 上课。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我由于身体虚弱,未能到码头送别父亲。
父亲出国进修,家里的收入锐减,母亲为节省开支,把花园坊 102 号的房子 退租了,把一些家具处理掉,一些不常用的衣物也装箱运回南京家中存放,一家 三口(母亲、姐姐和我)搬到了 105 号路季讷先生家三楼和他们合租。约三个月 后,上海中学吴家巷新校舍落成,我住校了,姐姐也住进了务本中学的学生宿舍, 家中只剩母亲一人。母亲为了家中增收,也去到一附近小学任职,非节假日家中 根本无人,十分冷清。每周末我匆匆返家与母亲、姐姐团聚,并饱餐母亲亲手做 的美味佳肴,每次还都带上一罐红烧肉回校作加菜。
父亲离开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就宣布了一个废用银元而以法币(一种纸币名 称)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政策。一时间人心惶惶,怕法币很快贬值。父亲有些积 蓄都存在银行,母亲担心其贬值,就去找了金融界的亲戚商量。有不少人劝她投 资在房地产上,也有少数有私心的人劝她买股票,并兜售给她一家面粉厂的股票。 母亲后来才知道,这家面粉厂已濒临破产,股价正在急速下落,但她已经买了不 少股票了。这事使母亲很自责,认为对不起父亲。
那时路季讷先生一家也在找好的投资渠道,找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在靠近吴家 巷上海中学新址,在法租界外的中国地界上营造一个新村,叫蔷薇新村,按美国 当时盛行的方式营建,每户在独立花园中建造二层或三层的小洋房,各户房子可 自行设计,或用他们的标准设计,新村中道路、桥梁、公园花木及管理处都已建 好,供住户共同使用。因为在租界外,地价较低,与其他地块同样的投资相比可 享受到较大的花园和美好的新村总体规划。彼时哥哥已由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 留校任助教,对在新村建房十分积极,这样可发挥他的设计才能。这项投资很快 就定了下来,介绍人还向妈妈借了两万银元建造他自己的房子,后来因为抗日战争,新造的新村整个被毁了,介绍人也找不到了,借走的钱就这样打了水漂。

7、我们的新家
1935 年冬,新房造好了,我们欢天喜地地搬了进去。妈妈又精选了一些家具, 住房水平大大提高了,比在南京的房子又好了不少。
我最喜欢父亲的书房,大大的书桌靠南窗,东西两面都是书架,精装的书籍 一列列整齐摆放,还有当时商务印书馆特制的百纳本二十四史书柜,典雅美丽。 靠北墙则是接待客人的座椅茶几,还有一架风琴,一座落地留声机及收音机。我 很喜欢坐在书桌旁的转椅上,沐浴着透过窗子照进来的和煦的阳光,静静地看书。 西边角上,有一门,门外是一条宽敞的廊道,与客厅、餐厅相连。客厅中家具陈 设非常西洋化,南边是一排大窗,西边墙上设有西式壁炉,可用木柴点火取暖, 房间中央铺有地毯,四周围着沙发与茶几。北面与餐厅相通。客厅与餐厅间用玻 璃拉门隔断,餐厅中央放置一长方西式餐桌,南北东三面墙内有玻璃碗橱,西边 有大窗,东边连着厨房,厨房在楼下东北角上。楼上有四间卧室,西南角那个最 大的一间是父母亲的,东南角书房上面的是哥哥的卧室,姐姐和我的分别在西北 角和东北角。虽然我的房间朝向不太好,但能够独自拥有一间 20 平米左右的卧 室,我已经很满意了。
同时住进蔷薇新村的还有我们的旧识。几家的孩子经常聚在一起,在花园中 打排球,放风筝,大家都很快乐。但可惜这房子只住了不到两年,1937 年 8 月 13 日,日本再次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全家不得已之下选择离开上海。
这段经历再次印证了父亲的那句“无国则无家”,爱国主义的情怀在我的心 中进一步发芽。
1937 年 9 月初,父亲把我和姐姐带离蔷薇新村来到杭州。11 月底,日本的 海军陆战队在浙江平湖金山卫一带登陆,包抄我军淞沪左路防线,直驱南京,在 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也就是令世界震惊的“南京大屠杀”。这时,全面 抗战开始了,我家在南京上海的房子财产前后被焚抢一空,父母亲半生辛劳攒下 的资产,就此荡然无存。

8、杨杏佛先生被刺
杨杏佛先生是父亲在美国求学时的同学,两人均怀有复兴中华的抱负,1929年后同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我父亲任化学研究所所长,杨杏佛先生任院部总办公厅主任。每年除夕,中央研究院进行团拜时,父亲总把我们也带上,与杨杏佛先 生的夫人及儿子会面一次,两家人的关系颇不错。
记得那是 1933 年 6 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一个中央 研究院的干事突然来到我家,很惊慌地告诉父亲,杨先生一个小时前被刺了,身中数弹,现正在离我家很近的广慈医院抢救。父亲一听,立刻就丢下碗筷,不及 和我们细说,就匆匆跟着那个干事而去。及至中午时分,父亲方回来,满面悲痛 之色,告诉我们,杨老伯已经去世了。
这个命案显见是特务继在沪杭公路上刺杀史量才(上海申报的总编辑)后, 又一起重大谋杀案。据法租界巡捕房的了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日早晨 8 点左右,杨杏佛先生带着他的小儿子小佛乘中央研究院汽车,准备去沪西练习马 术,车刚由总办公厅大门出来,弯上拉斐德路,就有两个人上前拦住汽车,讯问 是否是杨杏佛先生,杨先生答应是我,这二人闻言,一招手,又上来两人,拔枪 对着他开枪射击。杨先生见势不妙,把儿子小佛按倒在座前的底板上,然后扑倒 在小佛身上,他自己身中数弹,而小佛因此逃过一劫。因凶手自汽车两面同时开 枪,一凶手腿上也中了弹,走不多远就倒在了地上,见十字路口执勤的巡捕赶来, 就朝自己头上开枪自杀而亡,其他的三人逃走了。很明显,这是一起有计划的行刺。
这次的行刺谋杀,据悉是蒋介石亲自指使手下人干的,因而与史量才案一样, 成了无头公案。我后来闻知这是蒋介石为了压制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呼吁联共抗日兴邦而谋划的。

9、父亲回国及去四川大学任教
1936年夏,父亲从欧洲考察归来,我们去上海码头迎接他。挤在人群中,我 看见父亲提着一小手提箱,缓缓地随人流走了出来,走向了我们,他的家人。然 后,我们回到了蔷薇新村。
回家后,父亲和母亲聊起了国外的研究生教育,他提到研究生教育与大学研 究生院的工作,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都有着重大的作用。教授指导学子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新课题和新知识。父亲叮咛我,要学好外文,打好基础, 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也应该去国外学习知识,拥有一技之长,为国家出力。
父亲还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猜测欧洲战事将要爆发了。因为当时他在德国、意大利目睹了军国主义的活动,发现矛盾不可调和,预计世界大战也可能要爆发。 英、法当时的绥靖政策、妥协退让是不顶用的,并不利于和平。两年后,父亲的 预测果然成真了。
回到蔷薇新村,看到我们美丽的新居,父亲很满意,但也说,新村位置离市 中心偏远了些,公共汽车少,只有新村自己的汽车早上送人去上海市中心,下午 去接人,时间定得比较死,尤其是像他这样刚回国,应酬交际比较多,实在不方便。
那次迎接父亲回国,不但哥哥王秉忱从南京赶来还带来了他的未婚妻柯翼士 女士,为了祝贺父亲回国及哥哥有了恋人,全家去上海法租界中逛公园上餐馆。
父亲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应任鸿隽先生之邀到了成都四川大学任教。父亲远 赴中西部地区工作,寒暑假才能归家和我们团聚。分别之时怎能料到,他下一次 回来,是为我母亲的不幸辞世来料理后事的。
1936年夏王琎 出访欧洲回国后与家人在上海的公园内合影前排为王琎 ,孙多薏,王宝 琳,王秉忱未婚妻柯翼氏;后排左起为王秉忱,王启东)

五 一生中的大变动
1937年 4 月到1938 年 9 月,这一年多是我一生中的大变动。这段时间,我 经历了丧母之痛,经历了浙大迁校,回到了黄岩老家,目睹了日本人的轰炸,父 亲决定为我订婚——事情一件件接踵而至,而我在其中不知不觉地成熟起来。我 学会了要独立坚强,知道了不管面对什么事情,都应该冷静和理智。
1、丧母之痛
我的母亲于 1937 年 4 月 5 日在医院去世,她走得那样突然,我毫无心理准备。
清明节学校放春游假,我知道姐姐患了猩红热,母亲在医院陪伴照顾,并准 备清明节回家,因而我无心去郊游,便于 4 月 4 日下午匆匆回家。4 月 5 日清明 节早上我从天亮开始就等待母亲从医院回来,上午十点左右我接到医院打来的电 话,“你的母亲染上猩红热医治无效,你们赶快来处理丧事”,这句话于我是晴天 霹雳。我挂了电话,回到房间想起亲爱的妈妈就这么走了,再也见不到了,不禁 痛哭起来,一直哭到昏昏沉沉地睡去。醒来之后,我才意识到姐姐还在医院,父 亲、叔父、哥哥都在外地,在上海可料理她后事的只剩我一人了,我应该坚强冷 静地处理这件事。
于是,我出门发了三份电报,分别通知了我的父亲、叔父和哥哥。接着叫了 辆出租车,去找在上海的亲戚们商议,他们都说这是家中头等大事,我一个人处 理不了,让我等父亲回来,还说这是医疗事故,叫我劝父亲去告医院。
父亲、小叔、哥哥三人次日都赶到了上海,第三天他们三人一同去医院,将 我母亲的遗体送进殡仪馆,入殓并寄存于浙江会馆。因当时猩红热仍在流行,他 们担心我年幼易被感染,未叫我同去。第三天傍晚堂哥堂姐也都赶来了,那天晚 上我们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思怀念会,大家对母亲的去世都非常悲伤,在哥哥和堂兄姐眼里她是一位绝好的母亲与婶母,父亲尤其伤心,说母亲是“营巢 燕”,对家里的贡献极大。
母亲的死因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因为是她自己再三要求住院陪女儿,自己要求注射马血清的,即使对医院提出诉讼也只能得到些许赔款,而且要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所以父亲放弃了诉讼。
由于大家都有工作不能久留,父亲先在中国公墓买下了一块墓地,计划等暑 假回沪后来再安葬母亲。
料理了母亲的后事,父亲便回四川大学,其他亲戚也都各自回工作单位了, 姐姐仍旧单独留住传染病医院,我则回学校准备 4 月底的学年考试。之后几个周 末从学校回家我都很难过,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我和管家两个人,夜里我在被窝 里常常会泪湿枕套。
考试结束后,六月初我随学校队伍去镇江七里甸军营参加军训。上海中学是 江苏省省立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都要到部队里集中军训三个月。当时学校虽然 也是军事化管理,但是远没有集中军训那样严格和艰苦。集中军训期间,日日严 格操练,还要练习打靶、急行军,摸爬滚打,吃的也不如学校里好,再加上丧母 之痛,我一直无法振作起来。父亲知道后,让我的叔父和哥哥两人每周日轮流来 看我,带我去镇江景点散心,并开导我。
七七卢沟桥事件以及其后日本在南京制造的一些外交人员失踪事件,导致指 导我们军训的国民党 88 师奉命调往淞吴闸北布防,原本计划到 8 月末结束的集 中军训在 7 月底就提前结束了。不久,父亲放暑假,从成都回到上海,8 月初, 在父亲的张罗下,我的母亲终于在中国公墓落葬了。

2、上海战火纷飞 姐弟转学杭州
为了更方便照顾姐姐和我,父亲辞去四川大学工作,接受浙江大学的聘请, 准备 1937 年下学期开始到杭州的浙江大学教书。
8 月 13 日,日本又以外交人员失踪为借口进兵上海吴淞,蒋介石仍拟以外交 方式解决,不作抵抗,但是 88 师将士出于爱国之情,奋起抵抗,上海民众也积 极自发地组织起来支援前线。
我还记得,8 月下旬,为我母亲在上海市内静安寺开吊的那天,我们回家时 在南京路上看到中国的飞机飞抵黄浦江上,俯冲轰炸日本军舰,遭到了密集的高 射炮反击,炮火如同过年的礼花布满黄浦江的上空。当时群情激奋,“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的口号四面响起,忽见一架飞机被炮弹击中,摇摇晃晃向租界飞来。 或许是因为中弹后,飞机必须扔掉携带的炸弹以减轻负担。我们估计驾驶员会把 炸弹投入跑马场广场中心,但说时迟那时快,炸弹落在了大世界前的十字路口, 一些围观的群众因此受伤了,真是不幸的失误。
我们所住的蔷薇新村不在租界内,比较靠近虹桥。是一个新区,每天有不少 汽车出入,日本侦察机不时地在上空盘旋侦视,我们都担心遭遇轰炸。
9 月初,浙江大学开学在即,父亲决定带姐姐和我到杭州借读,看来战事不 可能很快平息,父亲考虑到我们的安全、生活和学习。离沪那天,父亲叫来一辆 出租车,嘱咐我们带上一些生活必需品,就这样离开蔷薇新村。
竺可桢校长和我父亲是好朋友,到了杭州,他热情地招待我们,让我们住在 他的校长公寓,还同他家人一起吃饭。
过了两天,父亲安排好了我们姐弟俩上学的事,姐姐在杭女中借读,我去杭 州高级中学借读,我们分别住进了学校的宿舍。父亲仍住在校长公寓。
杭高的教学和上海中学差不多,我完全能够适应。九月至十二月,我的生活 还算平静。每个星期天,我和姐姐都去看父亲,报告我们的学习情况,父亲总会 带着我们去官巷口魁元馆吃杭州有名的面食——虾爆鳝。学习之外,我积极参加 了慰问伤兵的活动,主要工作就是帮他们写家信。伤兵们大多来自农村,他们在 打仗中受了重伤,有的腿断了,有的手臂残了,还有的内脏受了伤,虽然都在接 受治疗,但他们对今后的生活充满忧虑,觉得前途渺茫。和他们接触多了,我很 同情他们,他们为了国家奉献了自己以之为生的身躯,对自己下半辈子如此担忧, 理应得到很好的抚恤。
父亲很挂念我家在上海、南京两地的房子与财产。原来在上海的保姆,在兵 荒马乱之际辞职回安徽老家去了,父亲只好写信托上海工作的堂兄把上海家里他 珍爱的一些书籍包括百衲本二十四史、从美国买回来的新版电化学书籍和他的笔 记等搬到租界里借科学社明复图书馆存放。蔷薇新村的那十几幢房子几月内全被 毁,我们再也没有回去过,父亲闻讯后,虽十分惋惜,但仍十分坚强。
3、浙大一迁建德 我险落钱塘江死里逃生
直到 1937 年 12 月,国民党 88 师和其他支援部队的抵抗很有成效,闸口虹 口许多街道几度失而复得,日本军队无法正面突破,只好采取包抄的办法。11 月初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嘉兴湖州间乍浦金山卫登陆,绕过正面防线奔袭苏州、无 锡、南京,这意味着杭州也危险了。
于是,浙江大学决定全校迁至建德。临走的前一天,父亲通知我带好全部行 李,到他的住所。那晚我就和他住在一起。第二天,也就是 12 月 10 日,父亲带着我,跟随浙江大学西迁的队伍动身,踏上了西迁之路。我的姐姐已在几天前就 跟着杭女中迁校至桐庐了。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我们先乘坐一辆载客大汽车,去到杭州南星桥码 头,然后换乘大木船去桐庐。只见码头上停靠着一排大木船,船与船之间用索链 首尾相连,每条船的船尾的桅杆上亮着一盏小灯。航行时全由最前面的机动船拖 着走。大家在总务处人员的安排下依次上船,父亲和我进了近拖轮的船舱,安放 行李之后,父亲就去开会了。我一个人来到甲板上,遥望着宽阔的江面和滔滔的 江水。
忽然,我看见我的叔父就在后面的一条船上。我一边朝他招手,一边叫喊着, 希望他能看到我。激动之下,我往叔父的船跑去,想过去找他。哪里料到,两条 船接得不严密,有条约半米宽的缝,我一脚踏空整个身子落向江里,幸亏我有些 体育运动基础,慌忙用两手分别撑住两船的船头和船尾的木板,只见江水哗哗地 由我腿边流过,我卯足了劲把自己撑起爬上了甲板,下半身早就湿透了。我小叔 此时也赶过来,脸都吓白了,见我没事才松了一口气,叫我赶快回船舱换下湿衣 服。我在庆幸之余赶快回舱去把自己收拾干净,早早窝进被子里休息。此事我未 敢让父亲知道,怕他担心。
船何时起锚开动我全无知晓,船抵达桐庐,已是深夜了。我们在船上过了一 夜。第二天早晨天气很好,晴空万里。因为支流江水很浅,我们需换乘小船,每 船只能坐八九人。江水时深时浅,深的地方用橹摇,遇上浅滩就用竹篙撑还有纤 夫来拉船。钱塘江上游的小河,江水清澈见底,阳光照耀之下波光粼粼,抚慰了 我在昨晚受惊后的不安的心灵。

4、短居建德的日子
来到建德后,我随着父亲被安排住在一户大户人家的客厅内。之前姐姐已随 杭女中搬到桐庐,又准备搬去金华,因此父亲打算去桐庐把姐姐接来,又多租了 间房。没过几天父亲就亲自去把姐姐接来,我们三人再次团聚了。
算起来,我们在建德只住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里,父亲非常繁忙。
父亲每天晚上都要备课至深夜。当时负责教物理化学的老师带了一家老小到 无锡山区躲避战乱去了,未能来到建德,因没有其他合适的老师,父亲就亲自代 课。从来没教过物理化学的他每天用了大量的时间来备课。
在建德我和姐姐没有合适的学校可上,父亲要求我们自学,自己看懂教材并 做一些习题。我当时自学范氏大代数,用的是英文版教材,设想可以既学数学又 学英语。但我的自学能力确实有限,书看得似懂非懂,自学的成效远不如在课堂 上听老师讲解,我们时常要找父亲解答疑点。这样一来,他又要来看我的课本, 工作量无疑加了不少。父亲的辛苦我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们姐弟俩决定尽量 自己切磋,好在姐姐比我高一级,多少能指导一些,而她自己只能反复推敲思考 了。
每天除了自学之外,我和姐姐还要到乌龙山上去跑步登山锻炼。有一次,我 们在山上遇见浙大几个同学正寻找当地农民买番薯,一问才知道他们和家里失去 了联系,家里寄出的钱未能收到,奖学金、助学金的发放办法还没有定下来,他 们只能省吃俭用,买些番薯填饱肚子。
和那些同学相比,我们日子好多了,在父亲身边心里也没什么恐惧。但是父 亲和我们不一样,南京大屠杀期间,我家在南京的房子家具等全被烧掉,男仆被 日军一枪打死,在上海的家具衣物先被抢空,后来房子也全被拆了,父母亲半生 辛苦的积蓄就这么没了。在和同事们聊天时,他常会感叹:“没有国家就没有个 人的幸福”。他坚信科技兴国。曾先后多次有人邀请他到上海或重庆的工厂去主 持实验室,他都拒绝了,他始终认为自己应该为大学的科学教育事业做贡献,培 养科技人才是他的重要的救亡强国任务。

5、浙大二迁泰和 姐弟返回老家
日本人占领了南京,有攻向杭州的迹象,浙大又决定向江西泰和迁徙。这次 迁移在 1938 年初临近农历春节,因为交通工具的限制,师生们分散迁移。
我父亲带着我和姐姐从建德坐小船到金华。船夫一家和我们一家仨个一起在 船上同吃同住,饭菜全由船主供应。我们彼此相处得很好。有一晚,我们在船上 吃鱼,吃完了一面,我就想把鱼翻个面再吃,船夫的女儿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 我愣了一下,才听到她解释道:“在船上吃鱼不能这样翻身,不然船会翻的。”她 说得很认真,教我们把骨头剔开,吃下面的鱼肉,我因此知道了一些船上风俗。
到了金华,我们在一小旅馆住了一夜,打算次日早晨去汽车站买票去上饶, 再转车至泰和。第二天一大早,我出旅馆去为三人买吃的,在摊边钱包被偷了。 父亲并未指责,只叮嘱我们“战乱中社会治安差,要多留心。”
金华汽车站拥挤不堪,车票很不容易买。排上队不久,来了一架日本的侦察 机在汽车站上空低飞盘旋,空袭警报拉响了,父亲当机立断,跑去找黄包车。当 时情况危险,黄包车也顾着逃命,好不容易雇来了三辆,父亲告诉我们:“现在 去永康!”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已经决定把我们送回老家黄岩。老家毕竟有房 子住,还有亲戚朋友照顾,比起跟着他一次次奔波迁移,我们更安全,可能还会 有学校可借读。回想经历的种种,父亲是明智的。我感动于他处处为我们着想的 父爱,又敬佩他在紧要关头沉稳果断的品格,从父亲身上我学到了不少。
虽说有三辆黄包车,但我们有三人还有行李,根本不够。我自告奋勇,“我 身体好,有行军的经验,可以走着跟上。”于是,父亲和姐姐各带些小行李坐一 辆黄包车,剩下一辆用来拉大行李。
我一路紧紧跟着黄包车,快到永康城的时候,我实在走不动了。天慢慢黑下 来了,拉着许多行李在公路上很不安全,所以我催促爸爸和姐姐别等我先进城去, 我说:“你们快先走,我不会落后太多的。”我气喘吁吁,两腿酸痛,但还是咬着 牙,迈着步。最后,我迟了他们一个小时才进了城。远远地就听见姐姐高喊我的 名字,我也高兴地大声回应。我庆幸自己平时勤于锻炼,否则我根本无法走完那 些路。其实不管做什么,身体素质都是成功的要素。
第二天,我们从永康坐汽车经温州再换车回到黄岩。从温州到黄岩的时候, 我们买不到客车票,只能做“黄鱼客”——装满货物的车上搭乘的客人。三个人 坐在货物堆的后面,一路颠簸,好几次行李都快要掉下车了,我伸手去拽,父亲 忙劝我别这样做“太危险!”在停车休息时,我们用自己带的绳子,把行李绑好, 一件一件固定在车子边墙的铁架子上,这样安全了很多。那是我第一次做“黄鱼 客”,印象深刻。后来,1941 年从上海到贵州也都是乘坐“黄鱼车”,那时我已 是有经验的黄鱼客了,总带着绳子。

6、初回黄岩
回到了黄岩,见到了祖父留下的老房子,我着实惊讶,虽然砖墙斑驳,但是 大门依然气派。
我的祖父做官之后有了一定的积蓄,便造下了这座宅子。大门很典雅,门前 有一条不宽的巷子,叫作“双桂巷”。大门外巷子对面有一座墙,正对着大门, 叫做照壁。大门口的外墙用大块的青砖砌成,门正上方的青砖上刻有三个字“朝议第”,因为祖父的官位是“朝议大夫”。 走进大门里面还有几道门,第二道门 外是个小花园,两边分别种着一棵金桂和一棵银桂,据说是因为门外的巷子叫“双 桂巷”,所以种下这两株桂花。第二年秋天我们看着它们开花,桂花的香味沁人 心脾。
第二道门实际上是一座二层的洋楼穿廊的大门。小洋楼原是祖父准备用来给 子孙们读书用的,相当于教室和老师的宿舍。门两边还有祖父亲手写的条幅石刻: 聊筑数椽蔽风雨,好留余地长儿孙。后来分家时,洋楼的东边分给父亲,西边分 给叔父。洋楼之后是一个由四条游廊围成的天井,走过天井就是一排较大的两层 楼正屋,分别分给了我的大伯与二伯,正房两边还各有一排较矮的,也是两层楼 的房子,叫做凤翼,右边的凤翼较长分给我的三伯父。三伯父去世得早,他的子 女均由我父亲培养成人,当时均在上海读书或工作,凤翼基本空置着。因为父亲 与叔父都在外工作,他们把分得的房子都已出租给人家用了。
父亲安排我们住在凤翼,房间很不错,可以晒到太阳,前面是小花园。我用 的是原来祖父自己使用的红木书桌,睡的是我父亲结婚时的千工床,都是我未曾 见过的高档传统家具。由三伯母的保姆代为烧饭,我们生活温饱有余。
父亲还是不放心姐姐和我,把我们拜托给他的老朋友张季庸先生夫妇,也是 我未来的岳父母。
1930 年王启东的岳父张宗铎(季庸)与岳母柯笑梅合影
安顿之后,父亲带着我们拜访亲戚长辈和他的老友。我的堂兄们大多与我年纪相差很多,有的甚至比我大 40 多岁,他们出生时正值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欺 凌时,所以我祖父为他们取名为克英、克美、克兰——意为克制英国、美国、法 兰西等侵略国。
父亲在走之前告诫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家族庞大,不是每个亲戚都可靠,特 别是两个堂兄染上了鸦片,家里入不敷出,品行不良有所耳闻,不要轻易相信他 们。
父亲不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姐姐便负起慈母的责任,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 照顾,在学习上的指导。

7、在黄岩的学习生活
当时在黄岩有所新成立的高级中学,是由张季庸先生临时创办的。回黄岩后 下学期开学时,我和姐姐就进到这所学校继续学习。
这所中学的来历和张季庸先生的大儿子张君毅有关。张君毅 1922 年入上海 交通大学读书,与进步学生交往甚密,后在上海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任工人部 总干事,是上海爱国运动中工人与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是国民党中极左派,共 产党的亲密合作者。1927 年被杨虎及陈群暗捕并枪杀。张季庸先生为儿子多方 伸冤,平反之后得到政府的 7000 银元赔偿,季庸先生自己也卖掉了四十亩地, 用这笔钱在上海办了一所中学,取名“君毅中学”,以怀念爱子。
在君毅中学黄岩分校开办前,黄岩没有高中,这里的学生念高中就要到上海 或宁波去。战争爆发,上海动荡不安,来去也不安全,要过两道“封锁线”,那 时黄岩的初中毕业生大多都留在家中,没有继续念书。张季庸先生作为君毅中学 的董事长,为这些失学的学生在黄岩开办了分校,很受同乡赞誉。该校校长是吴 文先生,同时也教语文,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张季庸先生的大女婿,也 就是我后来的连襟了。
学校的老师都很年轻,他们当中很多是在上海念大学刚毕业的或是大学高年 级学生,同样因为战争而失业失学。虽然缺乏教学经验,但是他们很负责任,有 活力,有教学相长风气,教学质量不错。由于师生年纪相差不大,我们相处融洽。 课余时间学校还会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年轻的老师找来工人,装上木头柱子,拉 上网,给我们造了个排球场。
就这样,老师们一队,我们学生一队,打起了排球。我的体育一向不错,是君毅中学学生队的主力。球一来一往,我看准了时机,猛地攻球反击,球“咻” 地飞快过网,紧接着却“砰”地撞碎了校长吴文先生的眼镜。我赶快上前赔礼道 歉,他却说我球打得好,是他防御乏力。也许是这次打排球,使他对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对我后来的婚事多多少少也有影响吧。

8、养鸽趣事
在黄岩双桂巷居住的日子里,除姐姐外与我最亲近的是三伯父的小儿子王克 家。他比我大一岁,出生时祖父尚健在,但感到上面的孙儿们赐名克服诸列强皆 未见效,因克字也有做好的解释,就为他取名克家,即把家业兴起之义。王克家 因身体一度不佳,休学过两年,我在君毅中学读高二时他还在黄岩中学读初三年 级。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养信鸽,在厨房屋檐下悬挂了十个木箱改成的鸽笼,每个 箱子中养一对信鸽。每天除了喂食外,早上和中午都要把鸽子赶上蓝天,绕圈飞 翔。他还在两只强壮的雄鸽尾上系上哨子,飞翔时哨声嘹亮。他十分享受和喜悦 地仰望着蓝天。受他的影响,我也托他帮我买了两对鸽子,也以木箱做成鸽笼挂 在他的鸽笼旁边。
我从书上知道信鸽可飞很远送信回家,我就建议我们也来训练信鸽送信。每 次都选用雄鸽,在一条腿上绑上一个小竹管,以便把信条放入。星期天下午,我 们带四只雄鸽去试放,前两次我们都在离家三四里处试放,只见鸽子出笼后盘旋 而上,后来似乎看到家了就一下往那方向飞去,并直线下插归巢。我们都很开心。 第三次我建议去离家二十里的黄土岭试放,克家哥带了他最好的两只雄鸽,我仍 然是那两只鸽子。放飞的时候未见异样,每只都是盘旋而上,然后往黄岩方向飞 去。但是,回家后克家哥的最强健雄鸽一直未归,大家分析认为是被“山狼头” (一种鹰类鸟)捕捉吞食了。他足足难过了一个月,我也感到很抱歉,不应到“山 狼头”巢边去试放。后来在我离开黄岩前,我把我的两对鸽子都送给了他,想以 之给他些安慰。

9、去宁溪镇探亲
我从小就听说祖父原住在黄岩西乡的宁溪镇,一直想去看看。一个星期日, 我向克家哥建议我们租两辆自行车骑到宁溪镇去玩。我们说干就干,全无准备, 租了两辆自行车就出发了。出了西门一路向西,边骑边问,过了几个较大的镇(焦 坑、北洋、长潭)后才到宁溪,一路上有很多小山坡,有时得下车推行,有些地段风景宜人,树木茂盛,小溪流水潺潺。 到了宁溪后,我们自我介绍是王吉人的孙子,想看看他遗下被烧毁得住宅与
当铺。这样引来了一批亲属,是我祖父堂兄弟的子孙,他们十分热情,把我们请 到家中喝茶、吃午饭,还带我们去看了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宗祠,被烧毁当铺的一 堵熏黑了的墙。临走还送给我们不少山货。这次探亲使我感受到我国宗族间的情 谊是十分深厚的。如若能把全国同胞情谊都发展到这个程度,国家的发展必然更 快更好。

10、突如其来的婚事
1938 年暑假,姐姐已经高中毕业,父亲由江西泰和赶回黄岩,一则看望我 们,二则打算送姐姐去上海念大学。
没想到的是,我的婚事也在这个暑假定下来了。那年我只有 17 岁,我的学 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体育也不错,再加上父亲的名声和战前优裕的家庭环境, 父亲回来没几天,他的老同学、老朋友纷纷前来提亲。其中有个女孩就是张季庸先生的四女儿张苏澄。
我的父亲受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希望张季庸先生和他的夫人能更好地照顾我,他决定和媒人去学校看看张苏澄。张苏澄是个端庄可人的女孩,父亲当时就把我母亲留下的一枚金戒指作为信物交给了媒人。
父亲把这一决定先告诉了姐姐。姐姐立即来找我,在她看来,双方没有足够的了解就订婚有些草率。她说:“也许将来有机会遇到更合适的人。”我也不想急于订婚,商量过后,我们一起去找父亲。
这是我们第一次反对父亲的决定,但出乎意料,父亲温和耐心地听了我们的 想法,叫我们坐下来一起讨论。姐姐建议说让我和张苏澄先多接触,有了感情再论婚嫁。而我父亲用他自己和我哥哥的例子来说服我们。“我们两个家庭文化背景相近,人生理念相同,这样的家庭教育出来的女孩勤劳贤惠,会把家里打点好。 看看你们的妈妈、伯母和嫂子就知道了,你妈和大二房的伯母多好,都是家中的顶梁柱。而你哥哥(注:王秉忱)虽是自由恋爱找了个对象,两个人的家庭背景相差太大,对很多事的看法不同,现在在重庆你哥哥和你嫂子闹得不可开交,要 离婚了。”
我们被父亲说服了,我接受了这门亲事。之后,父亲带着姐姐去上海报考上海医学院,顺便打听能不能把我送回上海中学读书。姐姐考试结束,他们就匆匆 赶回黄岩,因为我要订婚了。
1938 年 8 月 25 日,我和张苏澄在黄岩公园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黄岩当 地的名人乡绅都来参加我们的订婚礼。这样,我就成了张家的女婿。
1938 年 8 月王启东与张苏澄在黄岩寺后巷公园中举行订婚仪式后的合影
过了几天,姐姐被上海医学院录取的通知寄来了,父亲得再次送她到上海,而把我仍留在黄岩就读。
1938 年 9 月,黄岩遭日本飞机的轰炸,我家没中弹,而张季庸先生家中 了一弹。炸弹的碎片就在我未婚妻脸前飞过,令人心惊肉跳。轰炸过后,抽大烟的堂兄来劝我把家里贵重东西放在房子前面的竹林里,以防和房屋一起被焚毁。 由于父亲的预先提醒,我没有轻信他的话。当时张季庸先生一家决定到西乡避难, 他派家中的长工来帮我挑行李,让我和他们一起去西乡。我迅速整理好父亲和自 己的东西及一些日用品,长工帮我挑着行李去到张家。很快,张家上下二十多个 人包括我,一同到了西乡,在张季庸先生五女儿未婚夫陈良善家避难,一住就是 半个月。日机未再来过,也没有日军登陆的征兆。

六 1938—1941:返回上海的三年
1、回沪复学
从西乡避难回来,父亲希望我今后能考入名牌大学,考虑让我尽早返回上海中学念书。我的岳父张季庸先生也表示赞同。父亲立即带我回上海,经过两道封 锁线,我们顺利回到上海。上海中学看了我在杭高和君毅中学的成绩单后表示愿 意接受我回高三班学习。因为此前我在杭州、黄岩并没有中断学习,上海中学也 全部承认这些成绩。
那时,我们只能生活在租界内,同时我家在上海的房子已经不复存在,父亲 不得不为我寻找住处。他在中国科学社做过几任社长,在社中有相当的威望与影 响的,很快就为我在明复图书馆借到了一个好住处——窗明几净的爱迪生纪念 室。
明复图书馆是中国科学社的同仁为了纪念创始人之一胡明复先生而建的,建在当时的亚尔培路与爱麦虞限路的交会处。馆长杨允中先生一家住在图书馆对 面。图书馆是一幢白色的三层大楼。一、二层是阅览室和书库,里面有几十万卷 藏书,三楼是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纪念室和一些科学社的办公室,记得有科学社杂 志与科学画报的编辑部。余下的几间因七七事变借给由北京迁来的静生生物研究 所使用。
父亲领我去拜访了杨允中夫妇并把爱迪生阅览室的钥匙交给了我,之后的一 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学习起居都在里面,除了吃饭,这是图书馆的规矩。阅览室 很安静,而且借书如此便利,确实为我的学习提供了十分优越的环境。
杨允中夫妇受父亲之托照顾我的生活,因为他们就住在对面,杨师母常常来 看我,还把我的衣服、被单拿到他家里去洗。一开始我在他家吃饭,但终感觉有 些不便处,后来我就在图书馆旁边的小饭馆内包饭解决吃饭问题。
那时,父亲的另一位老朋友秉志先生(字:农山)也在明复图书馆办公。他 是我父亲庚款留美的同届留学生,留学前中过举人。他从事生物研究,特别以贝 类生物为主。他原来在北京的静生生物研究所工作,七七事变之后他离开北京, 把他的研究室也搬到了上海,借了明复图书馆三楼的房间继续做他的研究工作。
父亲托他指导我的学习。我每个礼拜六去他的办公室里,汇报我的学习及思想情况。初回上海中学时,我感到那里的学生十分努力,一些优秀学生除了掌握 学校要求的课程之外,还自学美国大学中使用的大代数、解析几何教材,并做其 中习题。我刚转学回去,感到和同学们的差距很大,心里有失落感,很着急。
我向秉农山先生说了我的心情,他鼓励我不要急躁,学习要循序渐进,踏踏 实实。在他的指导下,我安下心来,一边学习新的知识,一边深入复习高中二年 级的内容。当时学校因校舍条件限制,没有像样的实验室,但是老师都是江南名 师,水平高且有经验,也认真负责。老师的教育加上自己的努力,我的成绩逐渐 赶了上去。
1939年夏天,我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父亲放暑假从广西回来,父亲、姐姐 和我终于能聚在一起。对考大学的事,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关怀和支持。父亲认识 交大的教务长,考试结束后他将返回广西前,他曾去打听我的考试成绩,知道我 考分较高已被录取了,我们都很高兴。
暑假里我听从秉农山先生的建议,看了好几本英文版的人物传记,包括爱迪 生、富兰克林、钢铁大王卡耐基等的自传,这些自传对我产生了较大的激励。尤 其是卡耐基的经历对我鼓励很大,他出身贫寒,从乞丐一步步成为美国钢铁大王, 我当时立志要当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或大企业家。

2、我的新家
这年的暑假,我搬离了明复图书馆。因为父亲娶了继母,我和姐姐有了新家。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的不少朋友劝他早日续弦,找个人照顾孩子和家庭。 父亲的朋友徐宽夫先生把他的妹妹徐文漪介绍给我父亲。徐宽夫先生曾经是父亲在美国的里海大学的同学,他学的是地质,后来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也是父 亲的同事。
徐文漪女士当时 40 岁左右,过去因为身体不太好一直没有结婚,在中央研 究院总办公厅工作,她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徐文漪女士业余跟着她的父亲徐老 先生学国画,画得一手极好的工笔画,擅长花鸟鱼虫,常常把自己的作品裱好挂 在屋子里。
父亲回上海后开始张罗他们的婚事。婚礼在八仙桥青年会的礼堂举行。父亲 事先在爱麦虞限路惠安坊内向一老朋友分租了三层楼的房子中的一层,买了家 具,请了保姆,等婚礼都办好了,才叫我搬去住。新家里,继母和父亲住三楼正间,我住在三层楼的亭子间,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床、书架和书桌,一日三餐有 保姆做好,生活条件改善了。父亲结婚后,在上海住了约一个月就回广西宜山浙 江大学去了,家里就剩下继母、保姆和我。
1939 年秋王琎先生与徐文漪女生结婚合影照
我和继母相处得不错,但终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她 对我的其他事情不怎么过问。倒是姐姐随着年纪长大,越来越像母亲一样地疼爱 和关心我,经常和我谈心,关心我的学习并了解各方面情况。

3、交大新生活
1939 年秋天,我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当年,交大机械系共录取 60 名学生,按照成绩排班内学号,我的是 21 号,
只算是中等偏上。同学们的确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学校对我们也要求严格,我在 其中自然也不敢松懈,一直勤奋地用心学习。
那时上海交大的气氛比较沉闷,校舍分散在上海法租界里多处,学生们没有 军训,也没有什么学术活动或时事报告,每天基本上就是在一幢向震旦大学租的 四层教学楼里上课及学习机械制图。
上海交通大学用考试的方法敦促学生学习,每一门课每三周就有一次半个小 时的测验(小考试),一门门课轮流考下来,每周都有考试,小考的成绩占到了期末总成绩的一半,所以学生们不敢不认真对待。 对于实验课,老师尤其严格,一步步都要按规定程序,决不允许学生自作主
张乱做。化学分析实验给我们每个人的试样都不一样,数据不可能相互抄袭,需 要每个人认真独立完成。每次实验结束后都要把借来的烧杯等各种容器洗刷干 净,每样仪器必须按规定位置放好,之后会有老师过来一一检查。这样的锻炼对 我们教育很大,后来我到了美国,第一年的假期去钢铁公司做化验员时,我的实 验能力很受赞赏,因此很快成为小组长,管理组里五六个美国工人。后来,我在 浙江大学教实验课,也沿用了交大的严格作风。
我至今仍然认为学生的实验能力很重要,而现在有些学生对实验课不够重 视,应付了事。在实验课里就要把技能与严格作风学到手,这对来日的工作和科研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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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让我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这应该算是大祸中的福吧。我一辈子热爱体育 活动,感恩所有关爱我的亲人朋友,正因为如此,才活得健康快乐。但透支体力 的习惯迄今还未根除,仍需注意。
继母徐文漪和姐姐王宝琳到上海明复图书馆看望王启东时的合影
5、同学之谊
在交大我和两个同班同学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周则巽和于怡元。周则巽和 我一样是机械系的,于怡元则是物理系的。一年级时,机械系的 60 人和物理系 的 20 人合编为一个班级一起上课考试。我们三个人的家住得近,上学的路上常 能碰见,渐渐地我们就一起上下学,边走边聊,从作业上的问题聊到学校里的趣 事,再聊到最近看的书籍和电影。因为彼此很谈得来,我们很快成为了要好的朋 友。
在我生病期间,多亏了他们俩我才没有落下小测试与作业,也没有留级。
短暂的寒假过后,我体力并没有完全恢复,还不能去随班上课。父亲来信让 我不要着急,先休息好,恢复健康,安慰我说即使留级也没有关系。但我不愿意 耽误学业,如果留级了就增加了家里的负担。

4、大病一场
转眼间到了 1939 年的年末,大一上学期即将结束,我们进入了紧张的备考 阶段。我常常开夜车,休息得太少,身体很疲乏,免疫力下降。
考试的头几天,我已感觉不舒服,但是还是坚持完成考试。考完那天一回到 家就开始发高烧,脑袋迷迷糊糊。继母和姐姐赶紧把我送到华山医院。医生诊断 说是斑疹伤寒,这种传染病当时正在上海流行,据说电车内的跳蚤是该病主要传 染源。
等我再次睁开眼睛就看见姐姐的背影。她似乎感觉到我醒了,转过身来,定 睛望着我,一下子眼泪夺眶而出,“你已经昏睡了三天了。”而我,浑然不知。
姐姐的医学院就在医院附近,她去上课时,同病房的人羡慕地说:“你有一 个好姐姐。每天一下课她就气喘吁吁地赶到病房里来,带着课本作业,一边照顾 你,一边学习。看你昏迷不醒,还默默掉眼泪。”我听了很感动,当时姐姐也正 值期末考试,却一直坚持守在我身边。回想起来我们姐弟俩的感情一直很深,遗 憾的是我一直无以回报。
几天后我出院了,但身体还是虚弱,整个寒假我都待在家里休息。真是大病 一场,直到大一的暑假我才彻底恢复,这主要归功于后来的体育锻炼。我坚持每 天早晨做徒手操,下午到震旦大学的网球场去打网球。
俗话说福祸相依,斑疹伤寒让我更认识了人不能过分疲劳及体育锻炼的重要于是,我和两位好朋友商量,他们二话不说就答应帮我,每天放学来我家, 借给我当天上课的笔记和布置的作业,隔天再来取我写好的作业交给老师。如果 哪天有考试,他们就提前通知我,我会撑着去参加。如果遇上我难以理解的内容, 他们就坐下来耐心地讲解,给我很大的帮助。
在周则巽和于怡元的来来去去中,大一的下学期已经结束,我的每门课都及 格了,得以顺利地升入大二。
回想起来,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
那时于怡元来得比较勤,星期天有时也来看我,坐下来解答我的疑问,待上 一两个钟头才离开。有时候遇到周末回家的姐姐。姐姐不由得担心我和于怡元会 产生恋情,因为我已经订婚了,未婚妻还在黄岩。
一天,于怡元来我家,突然说想看看我的未婚妻的照片。我纳闷:自己并没 有对她说过已订婚的事,于怡元怎么会知道?一问才明白,原来姐姐私下找过她。 我想我和于怡元是好朋友,看个照片也没什么,便大大方方地从箱子里拿出来。 于怡元接过照片一看,乐呵呵地夸我的未婚妻漂亮。
等于怡元离开,我决定找姐姐问问,虽然她担心的事情并不存在。姐姐向我 解释,说她不能眼看着我和于怡元的友情万一发展成恋情,这样将令父亲为难, 也对不起张季庸先生和他的女儿。我理解姐姐是一心一意地为我好,所以我没有 一丁点儿责怪或者埋怨。而且这件事也没有影响我和于怡元的友谊,我们的友谊 一如既往。
于怡元和周则巽让我感受到友情的可贵。尤其在大学时代,应该多交知心朋 友,同学们一起上课学习,课余时间讨论聊天,互帮互助,单纯而真诚。即使毕 业了,天各一方,这份情谊也不会褪去,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

6、忽丧继母 决意赴黔
在战争的环境里,个人的命运总是变化多端的。
那时我们十分关心世界战局,自从 1939 年欧洲战场打响,德国迅速攻占整 个波兰并经瑞典攻入芬兰,并占领了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小国家,后来又重创法 国,轰炸英国;意大利也同时向巴尔干半岛进军;占领了不少小国家。在太平洋 地区,日本轰炸了檀香山美国军港珍珠港,占领了新加坡英国军港,极力在东南 亚扩张,三个轴心国,相互呼应,气焰逼人。
眼看战争还要继续,上海的太平日子恐也维持不久,许多单位开始考虑是留 在上海还是迁往内地。当时上海的很多学校、单位纷纷从租界撤离,比如上海医 学院就搬到了重庆歌乐山。
我的继母也希望到内地去与父亲团聚,一来出于安全考虑,二来是希望能够 照顾父亲。我也想去和父亲团聚,一路上还多少能照顾继母。但是继母的小弟弟 也就是我的六舅舅,担心内地条件艰苦,进行了一定的劝阻。去内地的事就这么 耽搁着。
转眼到了 1941 年的暑假,父亲的朋友——浙江大学的费巩教授(字:香增) 从贵州回上海探亲,计划 8 月底再回贵州。我们终于下了决心,联系父亲,打算 和费教授同行。费教授也很乐意带我们去遵义。
家里忙碌了起来,大大小小的衣物都要整理。继母陆陆续续地卖掉家具,把 要留下的东西装进箱子里,寄放到她的弟弟家。当时去贵州要坐船到香港中转, 登船前的三天,我们把要带的行李一一打包捆好,先运到轮船公司的仓库里。
未料到,这天下午继母突然发烧了。六舅舅有汽车,知道继母生病后急忙开 车来看她。因为家里只有我和保姆,舅舅不放心,所以让继母先到他们家去住两 天便于医治。
夜里 11 点多,电话“铃铃铃”地响,我拿起话筒就听见六舅说“情况不太 好,你继母高烧不退,我已经把她送到医院,你快过来!”当时上海一到晚上 12 点就开始戒严,不让车,人在马路上随便行走。我立刻出门叫了一部出租车,催 促司机开快些,因为我必须在 12 点前赶到。
虽然我迅速地到了医院,但还是没来得及见到继母的最后一面——她已经被 送入太平间了。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心想下午还和继母在家,才几个小时就走 了,令人难以接受。舅舅告诉我,因为要去贵州,继母希望能快点退烧,下午在 他家请医生打了一针退烧药。结果烧一点儿没退反倒更严重了,送到医院已经迟 了。
伤心之余,我们打了份电报给父亲。父亲说要回上海,但路途遥远又不安全, 我们劝他留在贵州,丧事交给我们来办。
当时我已经 20 岁,是个大人了。我不想父亲多操心,当务之急是先处理好 继母的后事,去贵州的事只好先放下了,我到轮船公司把我们的行李取回家。在舅舅的帮助下我办好了继母的丧事。因为来不及入葬,她的灵柩只好先寄存在上 海江苏会馆。
父亲又给我发来电报,说我自己一个人不去贵州也罢,舅舅会照顾我的。但 他尊重我的意见,让我自己做决定。
我思来想去,上海已人心惶惶,日本一旦攻占上海,我们就成了亡国奴;况 且我的父亲、姐姐都在内地(姐姐当时已随上海医学院迁去四川),内地条件虽 然苦一点但总归能和家人在一起,也能对中国内地的情况多一点切实的了解。种 种原因使我下决心要走。
当时浙江大学还有两个土木系的教授在上海,准备 10 月初去贵州,父亲介 绍我去找他们,两位教授很热心地答应带着我。回到家里,我把行李重新打包, 做好出发的准备。
1941 年 10 月王启东从上海交通大学转学至遵义浙江大学,离开上海前的留影

七 辗转入大西南 满目疮痍
我和父亲的两个同事——杨、王两位教授同行,先从上海坐船到香港,然后 进入祖国的大西南。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踏上社会接受教育。我们与英国船公司抗 争过,与香港移民局也进行了抗争。我亲眼目睹了旧中国大西南的贫困落后,社 会的动荡与不安,也目睹了当时一些国人的愚昧与麻木。这段经历大大丰富了我 的阅历,也使我积累了一些社会经验。
1、坐船去香港与船上的抗争
去往贵州遵义的旅程中,我与浙江大学土木系的两位教授同行。这两位教授 在外貌和个性方面全然不同:杨钦教授身体瘦小,沉默寡言,曾留学美国,是当 时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王师羲教授身体壮实,善于交际,穿着讲究,常穿着西 装,带着一副金丝边眼睛,俨然大公司经理的形象。
1941 年 10 月下旬,我与他们一起,在十六铺登上一艘英国轮船离沪,去往 香港。初登船时,我感到新鲜,颇为兴奋。
船行至厦门,在鼓浪屿码头停泊时,英国轮船公司要求我们全体乘客离船上 岸,船长说接到了英国政府命令,船需立刻前往新加坡运兵备战。英国轮船公司 的这个举措,令船上数百名旅客感到不能接受,在集体商讨之后,决定全都不下 船,并派了代表前去与船长交涉。很快,英船公司方面作出了新的决定:在两个 小时内起锚开船,直接送大家到香港。这件事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 只要我们要团结起来,众志成城,就能战胜困难险阻。

2、王教授受骗记
船到香港,我们要下船了。下船要走过一长长的木板扎起来的跳板。当时, 杨钦教授走在最前面,王师羲教授右手一个小箱子,左手拎着皮包走在其后,我 则是两手各提一个箱子,走在最后。起初,我们是紧挨着的,但后来有人挤进来 我们就有些散开了。
走到一半左右,有人上来接客。其中有一人西装笔挺,穿着讲究,上来后看 到王教授,就大叫着“你好你好!”,并一面脱帽,一面要与他握手。王教授许是 被他弄糊涂了,以为是个熟人,就走到靠边上,放下了右手提着的箱子,与他握 手。刚握了一会儿,那个人就向他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看错了!”然后,又戴上帽子,往轮船方向走去。王教授感到一阵莫名,然后再低头去提箱子时,发 现自己的箱子已经不见踪影了。
因为人潮拥挤,他往边上移动的时候,队伍仍在前进,我已经走到他的前面 去了。他追上来叫我,问:“你是不是把我的箱子拎走了?”我很吃惊,告诉他 说:“没有啊!我两只手刚好提我自己的东西啊!”王教授这时恍然大悟,再回头 去找那个人时,那人已经淹没在了拥挤的人群中,消失不见了。
后来据我们分析,那人应该属一个专业盗窃的团伙,在王教授刚下船时,就 已经被盯上了。一人在对面将他拦住与他握手,分散他的注意力,使他放下箱子, 另外跟在他后面的人就趁机将他的箱子拎走。
王教授遭遇到的这次骗局,给他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当时他的箱子里放着不 少贵重东西,还有一些钱在里面,这些都成了骗子的战利品。这件事,也让初入 社会的我意识到了两点:一是香港的治安环境并不好,二是当时社会现实是残酷 的,要当心骗子,提防被骗。
3、遭到香港移民局的刁难
下船之后,按照在上海时的约定,由中国旅行社接我们到了一小旅馆住下,第三天组织大家一起走。
按英国惯例,香港方面要求当时由上海转口香港的旅客都要先交一笔保证 金,约值现今一千元。第二日,我们要离港时,遭到了香港移民局的刁难,被告 知有新的规定,要三天以后才能拿回保证金。因为当时时局很紧张,我们都急于 离开,希望能早点到北部湾(今湛江市)去,那里比香港安全。于是,我们提出 与香港移民局进行交涉,但移民局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只允许我们派三名会说 英文的代表进去,其他人必须在外面等候。
当时,两位教授都不愿意去,我就自告奋勇,与另外两个会说些英语的人作 为代表,去与香港移民局方面进行交涉。初生牛犊的我的这一行动,得到了群众 的欢呼,也感到了责任的重大。交涉中,我们还是遭到了刁难,最后的结果是, 港方让我们这些早离去的人写申请并签字,委托多待两天的人代领。
这个结果并不理想,但也无可奈何。许多人其实并没有认识的人,比如我,最后只能委托当时一起从上海来的一对在邮政局工作的夫妇代领。

4、自湛江开始的步行旅程
因防止日军长驱直入,大陆上靠近港口的公路已全被破坏了,中国旅行社安 排我们要走三天的旱路。路上很不安全,旅客一定要结伴行走,不能单独行动, 路上还派了警察随队保护,以防遭到强人的拦劫。旅行社雇了挑夫,替我们担行 李,还代雇了滑竿,作为代步工具,我和两位教授登记了,打算坐滑竿离去。
但是坐滑竿时,由于我和王教授个子过于高大,没有人愿意抬我们,我们只 能跟着队伍快走。对于这个决定,我因曾经有过一定的军事训练,所以没反对, 而王教授当时很犹豫,但最后在大家的说服下,也同意了。然后,他去买了双胶 鞋,我们俩一人各拿一根手杖,跟着大部队前进了。
就这样,我们每天“鸡鸣早看三十三(天),未晚先投一十八(宿)”,秉持 “自力更生”的精神,追随大部队,过廉江、陆川、玉林,走了三天,到达了贵 县。然后,可以坐长途汽车到柳州,再搭火车到金城江(今河池,当时湘桂路的 终点)。
提到柳州,我记得我当时在那儿买了一双皮鞋,替换当时脚上的帆布鞋。谁 知,那皮鞋的质量非常的差,我坐上火车时,就发现皮鞋的前面已经断裂了。真让人郁闷!

5、搭乘黄鱼车
到金城江后,我们要转乘汽车,但当时能够找到的都是黄鱼车,所以,我们 在那里寻找黄鱼车,搭乘到贵阳或遵义。
金城江旅客多,而车少,找到合适的黄鱼车很困难。我们住在小旅社内,每 天要走去候车,并讨价还价,若交涉成功了,第二天就可以出发离开,若不成功, 则第二天继续来候车。
因为杨、王两位教授当时急于返校上课,故都比我早离开,最后,只余我自 己一人住在小旅馆里,每天早上拎着一小箱子,早早地走到公路边候车场寻觅便车。
我每天早出晚归地等车,但是等了两三天,都没有成功地搭上车子。记得有 一天,我在回旅店的路上,碰到一位老伯,他很好心地提醒我要注意两点:第一, 是要早点回去,别等到天暗下来。第二,是千万别拎着小箱子。该处由于比较贫 困,容易遭遇抢劫,而且强人动手必先杀人。听了这位老者的话,我顿时感到毛 骨悚然,也下了决心,宁可多出点钱早点离开,早日逃离险境。
当时住的小旅馆,比较简陋,房间用木板隔开,板和板之间有缝隙,而且隔音效果极差。有一天晚上,一个年轻的女子含泪来找我,说她孤身一人住宿晚上容易受人欺负,希望能搬过来与我同住。我因为路上的见闻,有了警惕性,虽然很同情她,但是也未敢接受她,怕她是“拆白党”的一员。最后,我决定搬到她的隔壁去住,让她有事就敲木板墙,我可赶去助她。就这样又过了两三天,平安无事。后来我们同去候车,先把她送走了,她对我表达了深切的感激之情。一天 之后,我也搭上了黄鱼车,去了遵义。
这段经历,让我认识到社会上并不太平,时有坏人,要时时处处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6、满目贫困的景象
进入大西南的这十几天的路程,我目睹了当时贫困落后的社会现状。
在从金城江搭黄鱼车到遵义的路上,有一天车子在山坡上抛锚了,司机在修 理时,我爬上了一个小山坡,去一茅草房的人家想要口水喝。我到了那儿一看, 顿时愣住了,那户人家的穷困状况令我目瞪口呆。一个破旧的茅草房,里面除了 一堆稻草一个破瓦罐,一个泥质的炉子,就一无所有了。一个生病的老婆婆睡在 稻草中,甚至没有一床被子,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这对于在上海舒适条件下 居住惯了的我来说,有着天壤之别,真的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感觉,在这之前我连 做梦都没有设想过这样的生活环境。老婆婆告诉我,她的儿子在附近的一个小煤 窑挖煤,还未归来。
我后来又去了她儿子挖煤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大约半个人高的小洞,几个工 人一丝不挂,拉着一个煤篓,在里面用小铁锹敲些煤拉出来,再拖出去卖。
而且,最令我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当地的人这么贫穷,有些人还染上了鸦片 烟瘾。我前面提到,在旅途中,我们曾经雇了一些挑夫和抬滑竿的轿夫,他们一 天赚的钱非常少,吃的不多,瘦骨嶙峋的,但在路上还要抽大烟。一路上抽大烟 的设置非常特殊,我看到他们抬着人到一个小房子的边上,也不用歇轿,用棍子 把滑竿一撑,上面的人还是坐在那儿,他们则在小房子的窗口前,一敲,窗上的 门就开了,他们递上两个银角子或是些铜板,一枝木烟筒杆子就伸了出来。点火 的设置和烟斗都在窗口里面,他们在外面就这么抽上几口,抽好了,来了精神, 再继续抬着滑竿往前走。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慢性自杀,但于他们而言,则是消耗了体力之后的一种享受,而且当地政府对买卖鸦片闭眼不管。 那一路上,除了几个公路桥和铁路,几个大城市外,一切的设施习惯,都与 水浒中所描述的宋江那个时代差不多。积贫积弱,同胞们缺乏文化教育,坏人横
行,这就是我的祖国!我们的出路在何方呢?我十分迷茫,没有答案。

八 西迁的浙大 民族的希望
1、再见父亲 注册报到
我搭乘黄鱼车,到达目的地遵义时,已经是傍晚了。我雇了个人替我担着行 李,到位于遵义老城的石家堡找父亲。
父亲住的石家堡 10 号院中的一个二层小洋房,一层楼是主人居住的,二层 楼则是浙江大学几个教授合租的。
我一进石家堡 10 号院,就经历了一次惊险。在推门进入院子的时候,突然 间就窜出了一条大黄狗,朝我扑了过来,直往我腿上咬去。我在一惊之后立刻反 应过来,马上就往右边逃开去,而狗还是汪汪叫着,追赶着我。这一番追逃惊动 了房子的主人,主人见此情景,赶快把狗叫开。但是已晚了,我当天为见父亲而 特地穿的呢裤子已经被咬着而撕破了,这是我很喜欢的裤子,就这样被毁了,真 是心疼。一段时间处下来,那条狗经过主人的调教,在熟悉了之后,见了我还摇 尾相迎。
惊险之后,我见到了两年多未见的父亲。经过家中沧桑巨变、艰辛奔波后,
父子相见,二人非常激动,尤其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来自社会考验的我。
第二天,父亲就带我去了注册组。当时时间很紧迫,离浙江大学注册截止期 只有三天了,若过了日期,我就不能算作当年浙江大学的正规学生了。因为我估 计近两年我不会再回交通大学,我就办了一个转学,而不是借读手续。然后,父 亲带我去见了工学院院长和当时浙大的一些老教师,包括机械系的和化工系的系 主任,我就这样,成为了浙江大学莘莘学子中的一员。
父亲向我大致介绍了浙江大学在贵州的情况。因为大学需要教室、实验室、 学生宿舍,还有不少教职工要租用民房居住,遵义城承受不下,所以当时浙大分 散安置在三处。其中文学院和工学院安置在遵义,理学院和农学院安置在相距约 四十公里的湄潭;因为师范学院的学生中学习文、理者兼有,故分散在两地;而 一年级学生全部安置在湄潭东北约十公里处的永兴场。
遵义的男生宿舍与教室主要在新城何家巷的何家祠堂内,还有少量在何家巷 其它院落中。学校的图书馆在新城的一座小山上的江公祠内。工学院的实验室集 中建在老城外湘江边上。女生宿舍安置在老城杨柳街的一幢二层楼内。学校的主要办公部门安置在子弹库的库房内,与学生关系密切的一些办公室则安置在何家 巷。
1941 年西迁至贵州时浙大在遵义新城南小山上租用江公祠作为图书馆,王启东正在去 往江公祠图书馆的山路上
在遵义,老师们则到当地百姓家里租房子住。学校为教职员工建有一个叫柿 花园的俱乐部,内有宽大的会议室,学校重要会议就在那里召开,还有淋浴室供 职工使用,青年教师、助教的单身宿舍与食堂也在那里。
起先,我与父亲同住在石家堡,但居住在那里,离何家巷教学区相当远,很 不方便。过了十几天,我就向父亲提出住到学生宿舍里去。父亲同意后,于是, 我就搬到了何家巷学生宿舍里居住。

2、浙江大学何家巷校舍介绍
何家巷拥有较大的建筑群,据说原先是遵义一家大地主家的祠堂。何家祠堂 与江南祠堂的结构有些不同,以多排的房屋为主,并没有高大的庙堂。我的记忆 中,何家巷是由一大片与两小片的房屋群所构成的。原何家祠堂的大门朝南开, 门外是用大石板铺地的小广场,进门也是一个石板铺地的小广场。正北面是一长 排房子,建在比石板广场高六七十公分的地面上,多处有台阶可拾阶而上。前三 排房子较高大,其中第一排作为办公室及教师休息室,分别为院长(工学院院长)、机械系、电机系、化工系、土木系、注册处、训导处等的办公室。往北第二排、 第三排是同样结构的高大单层房子,当时被浙大用泥墙隔成多间教室,最大的可 坐 150 人左右,其次为 120 人、60 人等,可能是因为寝室不够,所以第三排有 两间教室改为了男生宿舍。
浙江大学 1941 年西迁至贵州时在遵义何家巷租用何家祠堂作校舍的房屋外观
再往北过一大天井为二层楼宿舍,房屋比较低矮,开间大小不一,大的可住 14—16 人,小的住 6—8 人。房屋窗户全为中国老式木格糊纸窗。门的上半部也 糊纸,可透进些光。楼上分三四个小区,用单独的小楼梯上下。每一区中有四五 个大小不等的房间彼此相通,住在里面需要穿过别人的寝室,所以早晚进出要自 觉些,尽量少打扰外间居住的同学。每房间围着墙壁(有些是木板壁)放双层床, 小间放三到四张,大间放七八张。房间中间放置自修桌,每位学生一张,但桌子 很小,桌面积在40公分×60公分左右,这些小桌子可拼在一起变成一张大桌子, 这样三四个人可以共用一盏油灯,节省点油费。二楼日间照明主要靠玻璃瓦片, 即玻璃做成的一张张瓦片,以之取代原来的泥质瓦片,形成多个小天窗。一楼房 屋的层高比二楼高些,南北面都有木格糊纸窗,透过这些窗采光,照明效果比二 楼要差一些。
大院最后面为冷热水房、盥洗室及厕所。
在大门口大天井东西两侧各开了一个门,在门外建了些房屋。东边一块较大 的是食堂与厨房,厨房建在南边。厨房往北一块是一高大的有顶无墙草栅,作为 餐厅使用,内放近 30 张方桌,没有凳子,学生都站着吃饭。

3、食堂就餐情况简介
因抗日战争的原因,再加上学校不断迁移,许多学生与家庭联系中断了, 失 去了经济来源,只能完全依靠政府发放的助学金。而法币不断贬值,用助学金来 解决好伙食问题非常不易。浙江大学努力做到使学生能够吃饱饭,食堂的菜每餐 是一人一碗,以素菜为主,偶尔会加点鱼肉,算是给学生“打牙祭”了。但有时 也会出现米的出饭率太低不够吃的情况。可以说,生活有保障但比较艰苦。
一般情况下,在规定开饭的半小时内,学生得去餐厅。餐厅内放有多只饭桶, 可自由打饭,吃饱为止,不得外带。厨房边上有师傅分菜,一人一碗,凭券发菜。 盛饭菜的碗是各人自带的,吃完后在餐厅东边有冷热水供洗净餐具。
当时有些学生,主要是来自四川、贵州、云南、两湖地区的学生家中还有些 汇款,他们的条件相对好些。西面的墙边,有工人家属特地来卖些做好的熟菜, 有些钱的同学可以去买点,给自己加菜,这在当时是非常受人羡慕的生活了。我 父亲当时在浙大做教授,每月会给我一些钱,所以我每天会去买个卤蛋或一块红 烧肉,给自己补充点营养。
有段时间,大米的涨性很差,出饭率低,往往去盛第二碗饭时,饭桶已经空 了。面对这种饭荒的现象,同学们钻研出了对策。几个要好的同学告诉我一个窍 门,就是吃饭时要早早地到餐厅去,第一碗饭盛半碗就好,然后赶快吃完,再去 盛第二碗,第二碗要盛得满满的,这样一来,就可以保障吃上两碗饭。浙江大学 总务处在了解了情况后,采取了对策,去买出饭率高的米,所以“饭荒”未持续 很久。
4、浙江大学的教学环境特色
虽然浙江大学当时的物质条件不够好,但是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仍办得 很好,学术气氛浓厚。
一是强大的师资力量。竺可桢校长努力聘请流亡内地的有名学者来校任教, 学校很重视课堂教学,负责讲课的老师都很有学问,认真负责,以讲好每一课, 以教好学生为己任。许多名教师,比如苏步青先生、陈建功先生、我父亲王琎等, 也都给一、二年级的学生授课。师资队伍强大,学生学习十分认真,学习风气非 常好。
二是重视实验教学。虽然当时学校经费很紧张,但是对实验教学,还是很舍得花钱的。我对工学院的情况比较了解,我记得当时学校向县里申请了一大块地 在洗马滩(遵义城外湘江上游),大概有 5、6 亩,造了很多的实验室。电机系、 机械系、化工系及土木系等每个系都有两、三个实验室。我当时刚从上海交通大 学转过来,比较一下,觉得浙大比交大分散借用各单位房屋作为实验室要主动、 方便得多,设备仪器各就各位,随时可用。
实验室的房屋有的是砖瓦顶的,有的则是茅草顶的,后来电机系的实验室曾 出过一次问题,因为没有电厂供电,实验室就用柴油机自行发电,但由于排气管 没有通到房子外面,时间一长,在热废气烘吹下,房顶的茅草烧了起来,引发火 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王国松先生为此还作了深刻的检查与自责。当时虽然条件 差,但是学校还是很重视实验教学、实践课程,每课都有详细指导书,专职教师 负责指导,令我们学生受益匪浅。
三是教师不放弃研究工作。尽管当时条件很差,但是,教师们仍坚持科学研 究,工科的因花费较大做得少些,理科的则做得多些,用了不少“土办法”,如 以木炭盆代替煤气灯,还有自制的自来水系统。当时,浙江大学的老师们也写出 了一些高水平的论文。
四是同学间、师生间关系融洽。同学们彼此互相学习,互相关心,师生间联 系密切,师生一同西迁,相互照顾,有些师生情同父子,同学如同兄弟。我刚搬 来何家巷宿舍时,我的床铺就是一个土木系的同学叶伯陶主动搬开行李,让我住 在他的上铺的,使我很感动。
五是宽容的政治态度。当时浙大的学生政治认识不一,派系林立:有左派的, 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或者就是共产党员;有右派的,加入三青团的,还有少数 混在学生中的“特务”,以举报进步学生为己任。而大多数则是中立的,重学业, 不参加两边活动。当时的浙江大学对此,充分地表现出了一所高等院校的风度, 学术自由,信仰自由,宽容待之。训导长费巩先生对那些进步学生很照顾,有时 国民党要抓他们时,会早早地通知他们,甚至自己出钱资助他们离校暂避。
六是学术氛围浓厚。学校经常请老教师和外来访问人员作报告,选题内容自 由,可以是学术方面的研讨,抑或是对时局的分析,我记得我曾听过关于核物理 发展情况以及飞机工业发展情况的介绍报告,对国内战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 的分析等。除此之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学术讨论,讨论中时有思想碰撞,气氛活跃。高年级学生有专题期刊、论文报告,低年级的学生也可以自主地听本系或别 系的学术报告,这些在当时的交大,是没有的。
七是重视体育运动。我在交大时,学校的体育活动很少,而浙大则不同,体育系主任舒鸿先生很重视学生的体育运动,每个学生每一周至少上两次体育课, 要求全班学生都参加,先跑步,做徒手操,再打场球,进行锻炼。他还严格规定, 夏天每个学生至少要游泳 20 次,每次至少一个小时,否则就不能毕业。学校还 在春秋两季还组织运动会,竺可桢校长也亲自参加做游泳示范,全年有系对系的 篮球、排球、足球比赛,还组织校队出外比赛及参加全省运动会。
八是有各种奖学金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奖学金的种类多样,有教育部的,有 资源委员会的,有专门课程全国竞赛的,如热力学考试,若考得好,也可以拿到 奖学金。我记得我也得过几次奖学金,包括学期成绩优秀的奖学金,全国工程热 力学比赛优胜奖等等。
当时,浙江大学的学风:团结、奋斗、求真、务实,重基础,重实验,进行 一定的科学研究,这在那种环境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我记得抗战快要结束时,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来浙江大学考察,看到我们在 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仍在坚持上课,认真做试验和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非常赞赏,称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学术上的灯塔。
学术自由,求真、务实,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等等,我认为至今都值得学习、 继承,并发扬光大之。

5、改学航空 毕业留校
我转到浙大后,继续在机械系学习。后来,范绪箕教授来到了浙大(他是在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来到浙大),开设了一些航空方面的课程, 并鼓励对航空有兴趣的同学来参加,这在当时的中国,算是比较早的航空专业, 可能称为航空学组更合适些。
我因为个人的兴趣以及对航空重要性的认识,参加了航空学组,成了范绪箕 先生的第一批弟子中的一员。我在那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与其中一些 人至今还有联系,如南京航空学院前院长余承业教授。
1943 年,我从浙江大学毕业后,选择了留校任助教。 第一年,主要批改关于机械原理、机械设计、内燃机、应用力学等课的习题。
第二年,我接替丁履德先生,负责实验室的工作,我同另外几位助教马元骥、谢 子璞、陈晓光等,把实验室的设备全部整修了一次,结合现有仪器把实验指导书 全部重写,用英文打字打好,供学生借用,并设计了几个新实验。这样,不仅有 利于学生的学习,也使我自己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这为我后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 做实验室助教打下了基础,爱荷华大学负责机工的教授夸赞了我,说我是他碰到 的能胜任实验室工作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因为我有志于出国深造,所以担任实验室工作后,我每天晚上及假日都在房 间里自修。当时火油(或称洋油)比较贵,我用菜油点灯,用的是费巩教授发明 并赠送给学生使用的“费巩灯”,每月付完伙食费后,用剩余的工资全买了菜油, 每晚点上“费巩灯”夜读,系统学习英文、力学、热力学、机械设计等课。看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6 年我能在上海参加教育部留学生考试获得机械学科第一 名与之不无关系。
6、与父亲一同去重庆探亲
我在遵义学习时,父亲由于教授理学院的课,迁到湄潭去住了,就住在学校租的湄江饭店里。父子分隔两地,我暑假总去湄潭看他,就住在湄江饭店的走廊里。
1943 年冬,我任助教的第一学期快结束时,父亲要去重庆出差。那时哥哥 已重新结婚,新嫂子章映芬是无锡人,家中大哥二哥都在申福新公司任高级职员, 她自己在申福新一家大纱厂中任副厂长职务。闻知爸爸要去重庆,特来信邀请爸爸与我去他们家做客。那时学校已临大考,学生都在紧张复习没有什么习题需要 批改。我就向系主任请假十天,随爸爸出行。这次出游跟爸爸去看哥哥,新嫂嫂 及多时未见的姐姐。坐的又是长途客车,十分快乐与舒适。那时,汽车大多燃烧 木炭,行走速度较慢,由遵义去重庆中间还需在一小旅馆过夜。我与爸爸同住一间,一路上他对我的工作与学习问了许多,十分关心。
由遵义来去重庆都需要过娄山关。山高路险汽车顺公路盘旋而上。要转七十 二个湾才到山顶。听说红军曾在该地与国民党军激战过一场。
到了重庆,姐姐已经来到了哥哥家,一家团聚,各人都畅叙别来经过十分激 动。对我家的家业的损失十分惋惜。新嫂嫂十分能干,把我们照顾得很好。因爸 爸有公事需办理,姐姐也要回歌乐山去上课。哥嫂分别带我到重庆几个重要景点参观游玩,在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大后方全家能团聚十分难得,与姐姐深谈一次 也是一生的一大乐事。

爸爸并没有机会出游。他办好公事。我们又一同乘公路局长途汽车返回遵义。
当时,父亲隔壁房间住着一个外文系的女教授,叫德梦铁,是拉脱维亚(后 并入前苏联)人。她大学毕业后不久,就给一个公司经理孩子做家庭教师,因为 那个经理到中国张家口一带做皮货生意,所以她也跟着一同来到了中国。日本侵 华后,他们在张家口处境艰难,就开始辗转迁移。先到了天津,七七卢沟桥事变 后,就离开华北,转移到上海。
德梦铁是犹太人。他们到了上海后,大部分拉脱维亚人回国了,但是她的家 人当时由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被关进集中营,后来相继离开了人世, 只有逃到了澳大利亚的哥哥是唯一的幸存者。她哥哥告诉她千万不能回国去,若 回国了就很可能会像她的父母与弟弟那样,被迫害致死。所以,她留在了中国。
她的外语能力非常强,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以及她的母 语拉脱维亚语。起先,她在遵义的一个军官学校教外语,后因为她出色的外语水 平,被浙大聘用了,到了湄潭,教理学院学生外文。那时她正在把《红楼梦》翻 译成俄文与德文,准备投往两国出版。
当时,我的继母徐文漪已经去世了。德梦铁就住在我父亲隔壁,两个人都是 单身。德梦铁在翻译《红楼梦》时,有些章节,特别是诗句理解不透,就来我父 亲处请教,父亲用英文仔细地为她讲解,相处久了,两人产生了感情。后来,她 就成了我的继母。
对于父亲的再婚,我们作为子女,都由衷地为他高兴。
1943 年冬王琎 先生与浙大外语系教授拉脱维亚籍德梦铁女生结婚的纪念照

后来我自美国回浙大教书时,她正在浙江大学任俄文教研组主任。当时国家 禁用英文教学,要采用俄文教材,她主动提出教我俄语。可惜我当时要开很多新 课需要时间备课,所以谢绝了。现在想来十分可惜。我的“突击俄语”现在全都 忘光了。若跟她学的话,也许现在还可以与俄国人进行简单对话交流。

九、忆往昔峥嵘岁月
1、追忆浙大的老师
我在浙江大学机械系学习三、四年级课程时,遇见的老师都是十分认真负责 的,回想起来,这些老师讲课各有特色,性格也各不相同,在那段时光中,就是 他们指导我继续学习与开始学做研究。
1.1 王宏基先生
王宏基先生是教我工程热力学的,他上课时非常注重把基本概念讲解清楚, 如讲到卡诺循环,他说这是二温度间最高效的循环,其他循环皆以之为基础计算 热效率。他还十分注意计算方法,算式中各种参数与系数的获取等。他每堂课后 总要布置相当数量的习题作业要求我们完成,然后亲自批改,是一位非常负责的 老师。我还记得他的一个笑话:那是文革之后,他与夫人来杭游玩,顺便到浙大 宿舍找我,他揿响门铃,我儿子宇平前去开门,他一把抓住宇平的手说:“启东, 你好!”这说明我在他心目中仍是四十年前的我。
1.2 丁履德先生
丁先生教我们内燃机,无论是内燃机的原理或是各种构件,他都可用简单的 文字和图表表示清楚。只要听课时把他在黑板上写的、画的内容记录下来,自己 好好温习一番,就可以弄清楚各种内燃机及其原理了。
当时有不少学生都很依赖他的讲课笔记,所以没有花很多时间很好地阅读教 科书,更不用说是参考书了。丁老师知识渊博,讲解清楚到位,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让我受益无穷。但同时我也体会到,指定学生一定的阅读量还是必要的, 因为这样可以使学生开拓视野增加知识面。
1.3 王仁东先生
王仁东先生教我们机械设计原理。他上课非常重视公式的推导,一堂课有时 只用来推导一两个公式,将大片黑板都写满了。他自己为了在文献上寻找这些公 式与推导,花了不少的时间。他的课上得很累,学生听课也很累,但这使得我们 懂得了要给出一个可用的公式提出一个可靠的算法是很不容易的,要做大量的工 作。他对我们言传身教了一个道理:学者要终身敬业奋斗。
1.4 王师羲先生
王师羲先生教我们流体力学原理。他完全按照一本英语教材讲课,而且课堂 上全部都是用英语教学的。他非常注意用简单易懂的语句,使我们大多都能听懂, 这样,使我们这些未曾听过全英语授课的学生,对自己的英语听力有了自信。

1.5 范绪箕先生
范先生教授我们飞行器空气动力学。他完全采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教授研究 生的方法,开出一系列的文献单子,指定各学生去阅读几篇后定时来对文章内容 作报告,报告完后大家提问讨论,他再做一个小结。这个方法对于我后来读研究 生时,查找文献,做综述报告,参与讨论都很有帮助,但仅仅是让学生自己探讨, 我觉得对初学者或入门者,因知识面太狭窄,考虑、分析都必然不够全面。若是 由老师先作一全面介绍与分析,再让我们各人做一部分的补充报告,就是两全之 法。
1.6 杨耀德先生
杨老先生教我们直流与交流电机。他能抓住要点把两种电机特点、使用要点 讲清,对我们非电机专业的学生来说,这些知识已经足够了。因为当时学校有一 两个学生在道德规范上出了些问题,他很有感触,上课时先教育我们一番,要我 们注意行为道德。讲了约半个小时,然后对我们说这是他的“精神训话”(蒋介 石惯用语),接着,他开始讲课了。对此,大家拍手叫好,他很高兴。
从那之后,有个别同学为了以后考试的内容可少些,想让他上课少讲些电工 知识,就在杨先生一进讲堂时大叫,请他给我们精神训话。他果真会认真地给我 们讲些做人之道,然后再开始上课。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师给学生讲授些修身、治学之道,对我们 的一生都是有益处的。但若是能另开一门德育课进行教导,既不影响业务课内容, 效果也可能会更好。
1.7 钱钟韩先生
钱先生教我们热电厂,也是用一本英语教材。这是一门介绍性的课,他上课 的时候概要地说明了热电厂的一些设备及性能之后,会要求大家回去看几页书。 因为他讲得很清楚,所以其实看不看书对考试成绩影响不大,但我体会看几页书对学生是很有益的。钱先生上课时一口无锡口音的普通话,有时完全用无锡土话来表述一个器物,例如他叫“烟囱”为“烟筒管”,许多学生开始不能理解,后来懂了,又觉得很有趣,上课前往往会念几遍“烟筒管”,嬉笑一番。
2、竺可桢校长
2.1 竺校长陪我们游行
我 1941 年 12 月初到遵义,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不仅轰炸了 珍珠港,还夺取香港、新加坡、印尼。当时孔祥熙一家包了飞机,自香港逃了出 来,甚至将家里的狗都带了出来,而当时很多有影响的人物却没能从那里逃出来, 随香港落入日军手中。
12 月 15 日左右,浙江大学学生中爆发了倒“孔”(孔祥熙)运动,左派学 生在何家巷天井内集合了全体学生,要求上街示威游行。竺校长与教师们纷纷劝 说同学们不要意气用事,不要上街,不要有过激行为,怕军警对学生不利。但在 当时几个进步学生慷慨激昂的鼓动宣传下,学生们还是一定要上街。最后,竺可 桢校长妥协了,他说:“你们一定要上街的话,我就走在最前面!”因为竺校长是 很有威望与影响的人物,这次他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军警也只敢在旁边看看, 没有与参加游行的学生发生冲突,游行队伍平平安安的回来了。事后竺校长想必 受到了当时教育部的批评。
我之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集会游行,这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是我有生以来上的第一堂左派学生发动的政治课。
2.2 竺校长参加游泳比赛
浙江大学在遵义时每年都要举行两次校级运动会。田径比赛是在子弹库外的 田径场上举行的,游泳比赛则在洗马滩堤坝前修的游泳场中举行,比赛时,许多 学生都坐在河岸上观看。
记得我到遵义的第二年,1942 年的夏季运动会游泳比赛时,我也坐在学生 队伍中观看,忽然有人高喊:“竺校长来参加比赛了!”我听到后马上将目光投向 水池,果然看到竺校长穿了一件长浴袍,站在池边,然后他将长袍脱去,身穿一 件毛织游泳衣,向大家挥了挥手,就跳进了水中。他用的是蛙式游法,动作十分 规范到位,同学们在边上拍手欢呼。竺校长游了两个来回就爬上了岸,披上浴袍, 在边上立着观看正式的比赛。
原来,他不是来参加比赛的,而是来作示范表演的。竺校长的来临和他亲自 下水游泳,对学生的鼓舞作用很大,推动了学生重视体育运动。这是浙江大学学风中的一个亮点:全面发展,德智体并重。


2.3 竺校长送我一筒网球
1943 年春,贵州省筹备开省运动会,邀请浙江大学派队伍参加。这次运动 会增加了网球单双打项目,贵阳队有人参加,所以希望浙大也能派出一支网球队 伍参加。在杭州时,浙江大学是有网球队赴全国各地参加比赛的,但此时该队成 员都已经毕业,奔赴各地了。学校离杭时虽然也带了一些球拍与网球,但网球很 快就打完了。当时网球都是进口的,内地根本买不到,所以就没有了网球队。
体育系主任舒鸿教授知道我网球打得不错,同时认识另一个会打网球的学生 支钟藩,就把我俩叫去,想要让我们组队出征。我听到有机会去贵阳参加网球比 赛,很高兴。我们俩都愿意去,但因为已经有两三年未摸过网球了,所以想先在 遵义训练一下,怕比赛时手生了被人笑话。这个要求在现在的条件下很容易办到, 但当时着实令几位体育老师犯了难。
舒先生为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我去找竺校长,向他借一两只网球来练 习。竺校长也很喜爱打网球,离杭时曾经带了网球拍和二三筒网球,到遵义后也 和一些老师对打过。我深知当时网球的珍贵,顿时犯了愁,不愿前去。终于在体 育老师的再三动员下,于晚上硬着头皮去找竺校长,向他说明来意。不料,竺校 长二话不说,反身进去,就拿了一筒网球送给我,还嘱咐我们要好好练习,争取 为学校取得荣誉,这令我非常感动。
后来,我们除了在遵义训练了几次外,还带着这筒网球去贵阳比赛。对方队 伍是贵州省省长家属队,有专门的教练,他们还经常在一起训练,球技很不错。 虽然我们最后还是输给了他们,但是在比赛中,我们敢打敢拼,顽强拼搏,令他 们的胜利得来非常不容易。
回校后,我曾把这筒网球送去还给竺校长,但他坚决不接收,而是再三叮嘱 我收下,鼓励我们好好练习,争取明年获得胜利。竺校长的爱护与鼓励,令我终 生难忘。
3、难忘那段学生生活
3.1 宿舍内炭盆烤栗子
在何家巷时,我们睡双层床,上下铺各睡一人,行李放床下,房间中央放桌 子用来自习。一个冬天,我住的那间宿舍中的三个同学买了一个炭盆,以便三人围坐时可以烤火取暖。有时他们会去买些栗子来,在炭火上烤着吃,还分一些给 同宿舍同学吃,与众同乐。某天下午,在烤栗子时,忽听得啪地一声,一颗栗子 炸飞了。他们三个人找了一阵子没找着,就将这事给淡忘了。当天晚上上床睡觉 时,只听得那三人中的一人突然大叫了一声:“呀,我的被子,怎么全都霉掉了 啊!全是灰了!”大家顿时都没了睡意,探过去看,果然,被子成了一堆灰。原 来,栗子在炭盆中烤炸时,外壳达到的高温已经足以引燃棉被。但因栗子钻入了 被子叠缝,四面被棉被包住,没有足够的空气使之剧烈燃烧,渗进去的空气仅能 供其低速炭化棉布和棉花,而随着炭化范围的扩大,整个被子就变成了一堆炭灰。
虽然这位室友损失了一床被子,但幸而栗子钻入处空气流通不顺畅的地方, 否则,棉被燃烧起来,房间内若没有人,恐怕火焰可能会变成熊熊大火,这个床, 整个房间,甚至整排何家巷宿舍都会陷入火灾中。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在出了这件事后,宿舍的那三个同学深觉后怕,不敢声张,宿舍长也帮忙将 这件事隐瞒了下来,所以并未惊动校方。
3.2 淡辣菜肴之争
当时的浙江大学,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四川、贵州、两湖的学生数目不断 增多,但来自江苏、浙江、上海的学生仍占多数。因地域口味差异大,学生在饮 食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
浙江大学有监厨制度,即每天有两个同学去厨房监督买菜烧饭,过去下江人 多时,每天烧的菜都是清淡的,不放任何辣椒,合江南胃口,可对于川贵同学来 说,是淡而无味,难以下饭。后来遇到两个监厨都是上江同学时,往往买来大量 的辣椒,把菜都烧成辣的。这引起了下江同学的抗议与愤怒。因为口味,学校同 学分成了两派,总是相互斗气,纷争不断。
学校闻知后,提出每顿饭同时烧淡、辣两种菜,学生可任选其一的方案,这 场争斗才平息了下去。
一所生源广泛的学校,在饮食方面一定要做好工作,尊重学生的饮食习惯, 否则,很容易引发纠纷。就像现在学校开设清真餐厅以及各地风味食堂,满足各 方学生的需求,是给人方便,也给己方便的做法,符合以人为本原则。
4、自力更生的实验成果 4.1 费巩灯

我刚搬到何家巷学生宿舍时,仍买了个油盏灯。同舍的同学见到后,告诉我 可以去总务处领一盏费巩灯,亮堂且无黑烟,用菜油作燃料,经济实惠,用油量 也基本相同。我去领用了一盏后发现果如室友所言,非常的实用,惊喜之余就向 同学求教费巩灯的原理,但因为我同室的同学大多是土木系及电机系的,说不清 机理,所以我通过自己仔细地观察与分析,掌握了其设计原理:
一是费巩灯采用洋油(煤油)灯的灯罩,灯罩就好像烟囱一样,点燃后有拉 风效果。拉风大,空气多,燃烧比较完全,使得亮度增加;二是费巩灯的灯头采 用了普通洋油的灯头,在灯芯(一条编织的布带)点燃的高度处有一个用铁皮敲 打出来呈半球形的铁皮罩,罩子的顶部沿布带点燃的顶端开了个较布带稍宽的 口,从而把灯罩拉风进来的空气吹向在布带顶上燃烧的火焰,成为二次风,使油 料燃烧更完全,消除了炭黑,也增加了亮度;三是灯芯铁皮套把部分燃烧热量辐 射到布带灯芯四周的铁皮套上,而这个套设计得较火油灯的长得多,一直浸入到 油料中约一寸半把热量传给周边的菜油,降低了菜油的粘度,使得有足够的油由 布条灯芯吸入并扩散到顶上供给燃烧,这一点用火焰热量加热菜油是费巩先生的 发明。火油灯不能用菜油或桐油,是由于菜油与桐油的粘度太高,在布带中扩散 速度太低,供给不上燃烧的需要,若油料不足,布带就会被烧着并碳化了,整个 燃烧链就中断了,灯就熄灭了,所以,用铁皮套加热灯芯附近的油是关键,这是 一项有效的技术改进。
费巩老师能够发明出费巩灯,应该是通过科学分析与反复实验,解决了燃 烧方面的几个关键问题而最终成功,这也是浙江大学的教师们在艰苦条件下自力 更生,求是创新的一种精神体现。更可贵的是,他本行是学哲学的,燃烧技术非 他所长,同时他非但没有考虑过申请专利保护问题,反而出钱收购旧铁皮香烟筒, 出钱雇铁皮工制作大量这种设计的灯免费送给学生使用,令人钦佩,真是一位优 秀的社会主义科学哲学家。
4.2 如厕问题
何家巷学生宿舍的厕所在院子的北面尽头处,围墙的里面。北墙内东边是一 字摆开的十多个便桶,可供十二三个人同时小解,另一边是一个约 1.5 米高的台 面,由砖石砌成,约有二米宽,十余米长。离北墙约 40 厘米处开有一 30 厘米宽 的槽,一通到底,槽底及两侧都用水泥涂抹,不透水。槽上顶面用木板隔成十多间,每间可供一位学生解大便。学生跨槽蹲着解大便,有高空投弹或投深水炸弹 之感。虽学生众多,两三天也不会填满这深槽。两年间我从未见到满槽外溢的情 况发生。
开始我不懂为何要使用这样特别的设计,后来发现老乡们来取用粪便作农家 肥时十分方便,才明白到这样设计的妙处。老乡取小便直接从便桶倒就行,取大 便也只要把槽两端的挡板移开,用耙子一耙就可放入带来的竹筐里挑走。在大院 靠北墙的东面开有门,农民可由此进出,浙大的工人也由此门到湘江挑水。这些 设计虽然简单,但十分实用且人性化,考虑到怎样方便来取肥料的乡亲们。以人 为本的理念,浙江大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践行了。
4.3 人工自来水与人工雨淋浴
现今大小城市皆有完整的供排水系统,只要一拧水龙头,洁净的自来水便自 动流出,若再装一加热装置,使冷热水一同接入淋浴喷头就构成淋浴系统,方便 又卫生。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也都需使用自来水。但当时遵义完全没有供水系统,我们 实验室建在洗马滩湘江边上,得自建自来水系统。学校在实验室区中心位置靠江 边建了一个平台,约有十米高,顶上放两个大木桶作贮水之用。做实验时,柴油 机发电了,用一电动水泵打水,把两个大木桶装满水,供整区使用。但必须要节 约用水,否则水会很快用完,不能维持到下午。排水是排入雨水槽中,再由实验 区下游地段流入湘江。
1943 年夏王启东在浙江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与同任助教的马元骥(左)和卢建英(右) 在柿花园二门口合影

这种方法也用到了柿花园淋浴间内。柿花园淋浴间在室外建了两个木塔,皆 高出房顶,塔上各放置一个大木桶,一个贮热水,一个贮冷水。冷热水都是由一 个挑夫经木梯挑上塔,倒入大木桶贮存起来的。大木桶与室内淋浴头的冷热水进 口分别用自来水管接好,构成了淋浴的进水系统,排水则是排到柿花园的雨水沟 中。淋浴室有一间大的休息室,内有四五张躺椅供休息及放置衣物,休息室后有 三四间小房间,每间内有一个淋浴头,可供一人洗澡。

4.4 内燃机发电
实验室内的电源统一由电机系两个工人负责,使用一个二十匹马力的柴油机 发电。每个工作日下午二时至四时供电。柴油机的发动是通过一组同学拉着绕在 飞轮上的绳子,一声令下,拉绳子的同学一同疾跑使曲轴快速旋转来实现的,一 般都是由电机或机械系当日做实验的学生来拉绳发动。一班学生被叫到发电间 外,排好队,拉住绳子,“一、二、三,跑!”一声令下,学生们拉绳往一个方向 飞奔。绳子使飞轮快速转动,带动机内连杆及活塞上下运动。“砰”的一声,柴 油机着火了。机械一走稳,学生即可回实验室做实验,闸刀一推上,各实验室都 有电了。
浙江大学机械系三位助教王启东(右)、陈晓光(中)和马元骥(左)在遵义洗马滩浙 大工学院实验室入口处木亭子前的合影

供电一般只维持 2 小时,虽然时间较短,但仪器设备可运转了,对实验室的 贡献挺大的,在供电的那段时间,实验机械工厂还接点加工活来干。在供电时间 外,则是进行“人工机械加工”。即设计一个大木轮,工人或学生用臂力来使之 转动,用皮带拖着一台车床、铣床或刨床进行加工。使用人力在当时可以说是一 种极为有效的方法,只是很遗憾当时未尝试人工转动木轮拖动发电机发电。
为了普及科学技术,浙江大学每年在工程师节那天(6 月 6 日)开放实验室, 让社会人士,特别是中学生来参观,由助教做讲解员,向大众展示一些主要的设 备及科技仪器设备,介绍各系的主要功能。但是 1944 年实验室开放日却引起了 大火,电机实验室损失惨重。
因为当时使用了较大功率内燃机,而该机器的排气管未伸出屋顶,只在屋内 不断排烟。虽然房子建得较高,但时间长了草房顶上的茅草就有被烤到着火点以 上的可能。因为平时柴油机只用一二小时,茅草屋还未被烤热到着火的程度。但 那天参观的人很多,且兴致高涨,不便准时停止演示,所以从上午 9 点一直持续 到下午 4 点多,来参观的人才渐渐散去。加上天气炎热,柴油机上午开了下午又 开,使用时间大大延长了,屋顶茅草层内的热量大量地积聚,结果就在参观者散 去后,忽然发现发电间的草顶着火了。火舌自房内穿顶而出,烧出了个大洞,上 穿的热气由下抽风,火势更猛了。更糟的是,烧着的稻草随风飘散开来,落到了 边上电机实验室的草屋顶上,使得电机试验室也着起火来,随后又引燃土木系测 量实验室。实验室的设计特别内燃机排气系统存在着问题,又从未进行过消防救 火教育与训练,火势非常迅猛,虽然当时我们都想尽了办法全力补救,但都未能 见效,最后我们只能流着泪,眼看着电机实验室在烈火中付之一炬。在当时那样 艰难的实验条件下,这对学校而言,对我们这些老师、同学来说,都是一种撕心 裂肺的伤痛。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没有人员死亡或重伤,但每人都有了些小烫伤 或烧伤,我的工作服也已不成样子了。

十 浙大濒临解散 我欲投笔从戎
1944 年夏,日本忽然大举进攻西南内地,一路从湖南打到广西,又转向贵州。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中美国损失巨大。随后美国对日本宣了战,二年后美国 完全控制了在太平洋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日本不得不在中国大陆开辟一条交通线 经广西省通往东南亚地区,以维持对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国 的控制。
国民党军队遵循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在湖南、广西等地布防 不力,战斗力低下,一下子就被打得溃不成军。我目睹了国民党在贵州的征兵, 那些年富力强的男丁纷纷逃跑躲藏,被抓住的都是体弱患病,没法跑掉的人,哪 来的战斗力呢?
1、翁家潮携幼子穿火线
翁家潮是我的学长,比我高一届,毕业之后到湖南工作。他岳家派人将他的 妻子由浙江绍兴送到湖南,日本湘桂大进军时他妻子已经怀孕了,我们都知道他 一家人很和美幸福。
所以,当翁家潮出现在浙大遵义洗马滩机械工程实验室门口时,我们都吓了 一跳。只见他灰头土脸,一身凌乱的衣服,怀里紧紧抱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 眼里尽是悲伤和疲惫。问及他的妻子,他告诉我们,她已经去世了。
原来,在日军进攻时,他们从湖南衡阳坐火车逃往桂林,但火车未到桂林前, 铁路就被炸断了,车子停了下来。他的妻子突然肚子痛,眼看就要坐产了。当时 车厢里拥挤不堪,无奈之下,只能移到火车底下分娩,孩子是出生了,可惜孩子 的母亲却没能保住。
当时日军在后追得紧,翁家潮在乱军中把什么都丢了,只带着孩子辗转逃到 遵义。我把他的困境反映给学校,校方知道了他的悲惨情况,把他安排到机械工 厂,管理生产。
从他的口中,我们才知道难民的情况有多么悲惨。国民党无力抵抗,一溃千 里,向西节节败退,老百姓都在各自逃命,而日本军队就紧随其后,逃亡中每人 的性命朝不保夕。

2、浙大濒临解散
日本军队迅速攻陷了独山,离贵阳不远了。如果他们再攻占贵阳,那么在遵 义的浙大就万分危险了。
形势紧张,校务委员会连夜在我们住的地方柿花园开会商讨对策。我和许多 同事心里着急,都站在院子里旁听。委员们认为,比较安全的是搬到重庆去。但 是当时大家都在逃难,去重庆的公路已经阻塞,人人自危,学校无从雇来汽车和 挑夫。所以讨论之后,校务委员会决定,假如日本再进军到都匀,浙江大学就宣 告自行解散,大家各自逃命。当时谁也不愿意离开学校,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 法,在此之前有很多单位早就解散了。
接着,一些年轻的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步行逃往重庆。而年长的教师,
全家老的老小的小,实在无力步行去重庆,打算先暂时躲到山里面去。
爸爸当时已经和德梦铁结婚,他们在湄潭,而我在遵义,我想不管逃到哪里 都要跟着他们。但是我还负责管理学校的机械工程实验室,底下有几个工人,还 有贵重的仪器,在宣布解散之前,我是绝不能先走的。
我急着去和父亲商量,便去找我父亲的学生——酒精厂的厂长,看看是不是 有便车把我送到湄潭。在他的安排下,我很快地搭酒精厂的便车见到了父亲。我 说:“只要学校一下令解散,我就到湄潭来,如果没有车,我就步行来,不过是 80 里路,只要走一天就能到。你们务必等我。”父亲同意了。
第二天我回到遵义,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几个工人把实验室里的柴油装进小桶 里,准备走的时候一起带到汽车站。当时柴油比较紧缺,乘客若有柴油,司机一 般会愿意让他上车。
我理解他们,却还是和几个工人说:“如果学校解散了,可以带走一些柴油, 但是没有宣布解散之前谁都不能趁乱带走任何东西。”
万幸的是,日本人声东击西,最终没到都匀,而是转向了南宁,打向越南。
学校又暂时安定下来。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军队的羸弱还是令我万分失望。

3、余欲投笔从戎 父亲以理相劝
国不国矣,个人的未来也虚无缥缈,这使我一度彷徨苦闷。
这段时间,我常和机电系的助教沈维义在一起聊天。沈维义是进步青年,当 时读了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著作,正在向共产党靠拢。他告诉我,除了国民党军队 外还有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那就是工农红军,在后方发动群众破坏敌人的设施,
偷袭日军,这样阻止了日军的前进与扩展入敌后区,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他还说, 日本军力有限,不可能无限扩大战事,有了工农红军我们最后会打赢的。
与沈维义相比,我是一个埋头于业务的人,政治上的事也仅限于从报刊上了 解,他却能给我带来新鲜的看法、理论和信息。在当时他的一些议论或许会招来 杀身之祸,但是他信任我不会告密,还想拉我向左转,所以特意来说给我听。
1944 年的秋天,美国人已经把中国到缅甸的路打通,美国军队的十轮大卡 车开进中国,来到了遵义。看到援兵,我们也看到了希望。遵义的子弹库是他们 的驻点之一。子弹库很大,浙大的校长办公室也在那里,而且在子弹库外面的空 地上浙江大学造了许多篮、排球场,我们的体育课就在那儿上的。美国士兵们都 是年轻的小伙子,爱好篮球,我曾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打篮球,用简单的英语和 他们进行交流。
因为美国援兵进入中国,教育部开始招募青年教师和大学生当翻译官。南开 大学老校长张伯苓先生来到浙大,动员我们报名。我曾在黄岩、在上海、后来一 路到贵州的路上,目睹了国家和国民的种种苦难,一直很想为之做点什么,所以 我有了报名的打算。
我给父亲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没想到夜里父亲从湄潭搭车赶来找我。他 向来尊重子女,他虽不赞成我去当翻译官,但也只是客观地说了说当前的形势: 一是日本已是强弩之末,战事很快会结束,国家要搞经济建设需要科学技术方面 的人才,我若当了翻译官也就是要放弃以前所学专业;二是国民党军队内部非常 复杂,而且腐败严重,将来如何难以预料,一旦进去了就身不由已,想脱身很难。
我空有满腔热情,父亲所说的这些是我完全没想到的,我最后决定放弃。而 比我高一级的同学刘奎斗就报名去了,听说他后来随国民党去了台湾,转做生意 了。但他对浙大仍念念未忘,现在的留学生宿舍、食堂都是他捐助的。他固然成 功,但是他若没去当翻译官的话,也许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做更大的贡献。
当日和父亲的交谈如今历历在目,我感谢父亲深思远虑并以理相劝。人生的 关键步子一般只有几步,走对了终生受益,我能有人在一旁给予指导实在是幸运。 这也影响了我日后和学生的相处——尽量给他们多一点衷心的指导,多一点热情 的帮助。

十一 浙大复员后的新生活
1、日本投降,我们有了希望
我放弃去当翻译官,继续在实验室里安心做好我的工作。
既然要走学术道路,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做点贡献,那么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 到国外去深造。于是,工作之余我每天安排精读十至十五页专业基础英文教材书, 包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热力学,同时不放弃英语的写作和会话。我想,机会 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当时,我国资源委员会派遣了一批优秀技术干部到美国去实习。国家教育部 也公开招考公费留学生,于 1944 年下半年在重庆组织一次考试,条件是毕业两 年以上的大学本科生才能报名。浙大机械系的钮因美和土木系的张福範报名参加 考试都被录取了,他们到重庆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经印度去到了美国,开始 了留学生涯。我因为毕业不到两年,只好等着下一次招考。
战争的形势越来越明朗,八年的抗日胜利在望,学校里的气氛也不一样了, 一扫当初浙大濒临解散的忧伤,人人都高兴起来。我们急切地关心最新时局,但 是报纸送得不及时,所以浙大自己出了一份快报。工作人员每天听收音机,整理 消息,印成小报张贴或分发给师生们传阅。我们从快报上得知,美国要对日本使 用原子弹了。
果然,1945 年的 8 月初,传来消息,美国在广岛、长崎先后投下了两枚投原 子弹。原子弹的威力有多大,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所以学校特地组织物理系的 老师给大家讲解原子弹的知识,包括核裂变、核辐射等等。
8 月 15 日,我们听到了学校外的“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一问才知道日本投 降了。期盼已久的好消息令我激动不已,学生们也跟着去买鞭炮和天空穿来放, 那股热闹劲儿超过了春节。接连着几天,遵义的庆祝活动接连不断,火炬游行, 舞龙舞狮,街上的行人喜笑颜开。
9 月 2 日,我们又听到了好消息,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 本人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了。这段时间,父亲连续写了十几首诗,表达了对胜利 的喜悦,期盼政府在胜利之后有所作为。

2、准备复员
学校开始考虑搬回杭州的事宜,成立了复员委员会。委员会派人回杭州考察 情况,才知道校舍被日本人当成了养马场,教学大楼和宿舍皆严重损坏,整个校 园又脏又乱,必须清理整修后再搬为宜。当时的交通也很紧张,各个政府单位都 要回南方,重庆以外的学校一时轮不上使用美军十轮大卡。所以,浙大在贵州的 各项教学工作照常进行。
复员委员会一直在积极地筹划安排,胡刚复先生和舒鸿先生去公路局交涉车 子的事,归期终于有了眉目。西南公路局愿意安排车子,每天派几辆由遵义子弹 库出发载人载物,时间就定在 4 月中旬开始,直到 6 月初结束。
西南公路局安排给我们车子的是货车,车况不好,一辆车也坐不了多少人。 学校本来是想借军用的十轮大卡车,但是军用车紧张,只同意借出两辆十轮大卡 车跑湄潭至遵义这条线,远的地方不去,学校只能作罢,采用西南公路局的车子。
搬迁在 4 月中旬开始,所以从 2 月底到 4 月初,学校一直在赶教学进度,把 学生们该上的课都上完,然后便进行期末考试。考完试,老师学生们才开始分批 经湖南长沙转汉口、上海而回杭州。
我爸爸年纪大了,继母又是外国人,中文说得不太好,一路上他们俩都需要 有人关照。我实在不放心,就去找工学院院长王国松先生,他同意我把实验室的 事安排和交待好后去湄潭,和父亲继母一起走。
实验室所有的仪器设备都要往回运。我和几个同事,还有实验室的工人去储 藏室里找木箱来装运仪器。学校自 1937 年从杭州一路辗转到遵义已有九个年头, 那时装运仪器的木箱居然还保存完好,我们便再次拿来使用,把设备对号入座地 放进木箱里。为了防止磕碰,我们买了很多毛边书写纸,仔细地包好,并且反复 检查。完成工作安排后,4 月 16 日我赶到了湄潭。
我帮着父亲和继母整理东西。学校给每个教授发一个木箱用来装书籍或行 李,统一在遵义办托运。我们把书籍放到木箱里,另外还收拾了几箱东西,准备 送到遵义去托运,剩下的就是随身的行李了。因为天气已经转暖,所以我们随身 的衣物不多。父亲当时有一笔现金存款,我本来想随身带着就行,但是父亲觉得 不安全,他说:“宁可花点钱托银行汇款。”
父亲是师范学院的院长,为了搬迁的事,经常要开会。他没有空料理自家搬 迁的事,一切都是我和继母办的。我们先是从湄潭,把要托运的东西送到遵义指定的地点;然后按照父亲的意思把现金分三份汇出去。一份寄到杭州的浙江大学 总务处,一份寄到武汉给哥哥,一份汇到上海给姐姐。我的姐姐那时刚到上海两 个月,她随医学院从重庆走水路,走得比我们早,而且路程短,周折少。
4月25日,湄潭的师生们搞了一个后院大拍卖(Yard Sale),大家把不带走 的家具、衣服、日用品等拿出来低价卖了,我和继母也卖了一些。继母有一个烤 火用的铜质炭盆,精致漂亮的花纹,讲究的木座,引来不少人驻足欣赏。湄江饭 店的老板也看上了,打算出钱买下来。他的饭店供我们住了五年,我们心里很感 激,便低价卖给他了,他欣喜不已。大家相互一笑,就算是告别了。

3、回杭之路
总算把一切都打点好了,我们踏上了回杭州的路程。
先是在湄潭坐上十轮卡到遵义,再换乘西南公路局的货车。我们这一车载了 25 个人,年纪最大的就是我父亲了,最小的是一岁大的小女娃朱荫湄。她的父 亲是农学院的朱祖祥,母亲是赵明祥。朱祖祥只比我大了三四岁,那时还是年轻 的讲师,我就是在这辆车上结识了这位日后浙江农业大学的校长和他的一家。另 外,我认识的还有程明德等几位教授。
路途遥远,条件简陋,大家只求平安到家,全无旅游雅兴。我们经过贵州的 贵阳、贵定、黄平、镇远,然后进入湖南省境内,到达玉屏。汽车在玉屏停留休 息时,我去买了洞箫、笛子、拐杖,那里生产的竹器很有名,我想可以留作纪念 及送人。我留下的那把拐杖至今还在,虽然黄旧了,但上面刻着的“截枝名竹伴 还乡”依然清晰可见。从玉屏出发,车子驶过晃县(现在叫新黄,是一个少数民 族聚居县)、之江、榆树湾,到了安江。
车子经常抛锚,平均一天只能走 170 公里左右。再加上公路坑坑洼洼,人在 车子里摇摇晃晃。晴天时尘土飞扬,每个人蓬头垢面。虽然每间隔一段时间会停 车休整,但是我们都疲惫不堪。尤其是我的继母,晕得厉害,不时地呕吐,我要 给她准备漱口的杯子,细心地照顾她。其实在复员之前,我同继母接触很少,在 车上,我们交流的时间多了,渐渐熟悉起来。她夸我英语说得不错,还跟我讲了 她的父母和弟弟的不幸遭遇,哥哥如何逃脱法西斯魔掌等。
朱祖祥和他的妻子轮流抱孩子,很辛苦,我自告奋勇地加入其中,也轮流抱 一会儿,让他们可以稍事休息。小女娃白白嫩嫩,甚是可爱,我忍不住逗她玩,那时候哪里想到这个小不点以后也成了我们的同事——浙大农学院教授兼学校 人事处处长。
好在每晚住宿的地方都是浙大总务处预定好了的,虽然条件简陋,但大家已 经累得顾不上了,稍事冲洗,就都早早睡觉。
到了安江以后要过大河,爬大山。车子呼号着爬上了雪峰山顶峰,将我们置 身云雾之中,真真切切地体会了“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大家不由得兴奋了一阵 子。翻过雪峰山便到了洞口,接着是邵阳。
因为当时湘江发大水,公路被淹,我们只好改乘船去长沙。在长沙,学校给 我们安排了一个上午的自由活动时间,我们一家三口在长沙城里逛了逛。日本已 经投降一年多了,长沙经历大火之灾,正在重建中。大火给城市造成的严重伤害 历历在目,原来热闹的街道,现在只建好一排排矮小的木房。
下午,我们重新上路,坐船进洞庭湖,过岳阳、城陵矶、嘉鱼,第二天中午 到达了湖北汉口。那时我们已经坐了十多天的汽车,又坐了两三天的船,半个多 月都在奔波当中。

4、停留汉口,亦喜亦悲
为了好好休整,我们在汉口停留了四天。在汉口我们见到了哥哥,又去打听 了二舅的情况,前者令人欣喜,后者却令人悲伤。
当时,我的哥哥和嫂子已住在汉口,我们三人一到汉口就住到他们家里。哥 哥原来在中央大学建筑系教书,与原配柯翼士离婚之后娶了现在的嫂子章映芬。 抗日战争前,章家在无锡办企业,开纱厂和面粉厂,嫂子的舅舅李国维是无锡纺 织界的巨头之一。
抗日战争时纱厂搬到重庆及宝鸡,需要新盖厂房,所以嫂子家就劝哥哥从中 央大学辞职一同去宝鸡,帮忙设计新厂房,并且担任面粉厂的厂长,而嫂嫂则做 了纱厂的厂长。就这样哥哥成了申福新纺织集团的一员。抗战结束后,哥哥和嫂 子很快从宝鸡回到汉口,接管了嫂子家的面粉厂,哥哥仍担任厂长。哥哥还自己 设计了一栋小洋楼,建成了他们在汉口的新家。
看了哥哥的新家和他的面粉厂,我们觉得哥哥过得不错,对国家的经济也有 贡献,很替他高兴。
我的父亲一直挂念我的二舅,就是我母亲孙多薏的二哥孙多菼。二舅是父亲在里海大学的同学,学习钢铁冶金,当年是安徽省的公费留美学生。后来吴佩孚在安徽办钢铁公司,派他去美国订一批冶金设备。哪里料到,吴佩孚被打倒,钢铁公司成了一个空壳,却让二舅继续待在美国看着已经买到手的冶金设备。二舅就这样在美国停留了十多年,还同美国房东的女儿结了婚。北伐成功后,安徽钢铁厂才被南京中央政府接管,决定停建,并嘱二舅卖掉设备,携款回国。二舅这才带着他的美国夫人回国了。
回国后,二舅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孙科的顾问,每月有六七百大银洋的薪水,还有配有车夫和厨子,生活优裕。我小时二舅母经常会买足球、气枪等玩具送给我。但是气枪总是被母亲没收,因为怕我打伤小伙伴。家里几个小孩包括我,都喜欢去二舅家吃饭,因为他们家的饭菜总是很丰盛。
父亲与二舅失去联系已久,料想二舅可能出事了。那时我们只知道抗日战争开始时二舅随铁道部撤到汉口,后来便听闻他与一些美国的侨民被关进日本的集中营。父亲希望能了解详细的情况,一番周折后,我们打听到二舅在万国医院住 过一段时间。经人介绍,我们找到万国医院的一位美籍护士长,才确切证实了二 舅去世的消息,护士长说他那时虚弱消瘦,被日本人折磨得很惨。她介绍我们去找二舅的好朋友——武汉东方饭店的副经理。那位副经理也是美国人,他告诉我 们,八一三事件后,日本人先后占领了南京和武汉。二舅及二舅母逃到武汉后初期有美国领事馆的保护,平安地过了一阵。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他们成为战俘,进了集中营。二舅被强迫去干苦力活,当时他已经 60多岁了,从未干过重体力活,身体根本吃不消,1944年便去世了。二舅母没过多久,也跟着离开了 人世。
二舅原是锦衣玉食之人,后半辈子却承受这样的苦难,被日本人活活折磨至死,实在令我们伤心。
在汉口停留了四天,我们再次启程,先坐轮船,顺长江而下经安庆、芜湖到 南京。再从南京坐火车回到上海。
路过南京时,我们还特薏到原来晒布厂的家园去看看。虽然早就知道已是废墟,但亲眼看见满地瓦砾,荒草丛生时,还是禁不住叹息。父亲更是倍加哀伤, 在贵州时他就常常写诗怀念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家和幸福生活,亲眼见到一个瓦 砾场怎么能不刺痛他的心!

5、留沪备考
回到上海,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忙起来,先把继母徐文漪的灵柩从江苏会馆取 出来,葬到中国公墓——我的母亲旁边。接着还去拜访徐家的亲戚和父亲的同事 朋友们。
这时,已是 1946年6月,我偶然在报纸上看见教育部招考公费留学生的公 告,考试定在8月份,准备录取150人分别去欧洲和北美的大学读硕士、博士学位,到美国的名额是 100 个。这次考试同样要求是毕业两年以上的大学生,我已 经符合条件了。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在全国设有多个考点,我想报名的人数 必定大大增加了,竞争必然十分激烈。
我打算报考美国的机械类,全国只招两名学生,我当时犹豫不决,毕竟在路 上颠簸了一段时间,没有好好念书,剩下的复习时间又只有短短两个月,却需要 准备中文、英文、应用力学、热力学、机械设计五门课的考试,况且也不知道有 多少人会报名。与我自己相比,原先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稳居上海五年,学业上肯定比我更强。我越想越忐忑不安。
我和父亲商量,他鼓励我要抓住机会报名参加。我决定留在上海复习,不和 父亲继母一同回杭州了。父亲又去找杨允中先生商量,他仍旧安排我住在明复图 书馆的爱迪生阅览室。时隔多年,爱迪生阅览室没有任何的改变,我在图书馆借了教科书和参考书,又到龙门书店买了一些。继母徐文漪的大姐家就在明复图书 馆附近,她邀请我一日三餐都到她家去吃。
我竭尽全力,几乎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看书做题,终于,我以机械类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应用力学还考了满分,英语考了 85 高分。机械类录取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徐皆苏,后来我们都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成为了同学, 好朋友。他后来是美国院士,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名教授。
参加考试时遇到了不少以前交通大学的同学,我才知道由于机械类招的名额少,大家为了避开竞争,就选报其他专业。比如,我的老朋友周则巽就报考英国的纺织专业,顺利地通过考试;程心一报考美国航空类也被录取了。
我很幸运能赶上这次公费留学的机会,因为次年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 退,美国的资助全用来买军火还不够,便取消招考公费留学生。我由此想到美国 的谚语:“当机会来敲门时,一定要勇敢地抓住”,一点也不错。

6、张苏澄——对不起,谢谢你
我的未婚妻张苏澄当时正在杭州英士大学学习财经,是大一的学生。她不知 道我报名应试的事,还设想我复员回到杭州之后彼此之间能多些接触和了解,对 将来的婚姻有好处。这也是我原来的想法,但因为考试只能耽搁了。我写信向她 解释,还请求她照顾回杭的父亲和继母。
虽然她还未正式过门,而且与未来的婆婆语言不通,对外国人还有些胆怯, 但是她还是接受了我的请求。张苏澄和她的弟弟张广建去火车站迎接了我的父亲 和继母,把他们送到浙大安排的住处安顿好。
7 月中旬,张苏澄放暑假了,她从杭州回黄岩要经过上海,特意来明复图书 馆看我。
自从订婚,隔了整整 8 年,我再次见到了张苏澄,她不再是那个十四五岁的 小女孩了,长大了,变得更漂亮了。
她到上海的次日中午,我请她在明复图书馆附近的西餐馆吃饭,那家餐厅环 境不错,我觉得她好不容易来了,应该请她吃点好的。我点了法式鹅肝,张苏澄 只尝了一下,说吃不惯西餐。下午,我请她去上海国泰电影院看了一部美国喜剧。 我看得哈哈大笑,出了电影院听她抱怨:“也不解释一下为什么好笑。”我才反应 过来,张苏澄英文还不熟练,我觉得很抱歉,没能让她开心。
更抱歉的是,我劝她次日就坐船回黄岩。她原本打算在上海多玩几天的,可 我想到考试时间一天天临近,没有心思陪她玩。我跟她解释:时间紧张,我要争 分夺秒地复习。我看得出来她不高兴,觉得被冷落了,但是她什么也没说,来上 海后的第三天就买票坐船回黄岩了。
如今回想起来,我还是要对我的妻子说一声对不起,再说一声谢谢你。当时 我绝不是故意冷落,但她还是用行动来谅解我,支持我,我对她有歉意也有谢意。

7、催婚
我考完试回杭州,正好遇上浙大在安排教职工的住宿。父亲是学校最老的一 批教授,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已安排住在浙大附近的华藏寺巷。巷子里有一排二 层楼的弄堂房子,浙大全部租了过来,老教授一家一套,楼下是客厅、厨房,楼 上是卧室和书房。
我毕业后一直在学校任助教,也可以申请宿舍。当时的办法是,如果结婚了有家眷的,可以住在家属宿舍;如果单身的,就几个人同住单身宿舍。马元骥和 我关系不错,我想去找他,和他一起住。
这时,父亲劝我申请家属宿舍。父亲说,张家来信了,希望我和张苏澄尽快 完婚,他的意思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要悔婚,但苦于囊中羞涩。浙大复员时, 曾给我们发过一笔钱,一个机械系同事把我的钱全部借去,说要做点小生意一到 杭州就还我。我们不是同一批离开贵州的,等我回到杭州需要用钱时,却找不到 他了,只听他家里人说他的生意亏本了。他借去的钱一分未还,加上当时货币不 断贬值,我用身边仅有的钱来结婚一定不够。父亲知道后,安慰我:“你们结婚 可以简单一点,黄岩老家的房子不用装修,你们将来都住在杭州,有学校安排的 宿舍,不用担心住的问题。”父亲次日还交给我一笔钱,嘱咐我快点去黄岩和张 家商量结婚的事。
至于张家为什么催着结婚,想必是担心我如果考上公费留学生,出国对婚事 会变卦。张苏澄的哥哥张永钖低我一级,也是浙大的学生,他向张老先生夸我在 学校的表现,极力赞成我们尽快结婚。另外,或许还和一件小事有关。那还是我 在遵义念书时发生的。郑佩芝,是我们机械系唯一的女生,她说学习上有困难, 来请求我的帮助,于是我们俩常在何家巷的空教室里一同看书做作业。这引来了 同学们的猜疑,以为我们在谈恋爱。我的同学兼老乡邵荷生,知道我在黄岩订婚 的事,也认识张苏澄的姐姐,便写信告诉了她。不久,我就收到了张苏澄的姐姐 的来信,信的内容不言而喻,我理解她,请她切勿猜疑,并逐渐和郑佩芝疏远了。 这件事虽然是个误会,但终究是令张家多了一份担心。

8、黄岩完婚
回到了黄岩,我先住在小叔家。张家和我都认为采取新式结婚的办法好,只 需添置一点新衣服和日用品,为了不影响张苏澄的学习和我的工作,我们婚后在 黄岩只待几天就要回杭州。我们王家的房子比较旧,不如张家给我们布置的新房, 还有临时派来的保姆,我则按照当地的习俗买了一张新床。
没想到,我的两个堂兄却有意见,他们说按那种新式结婚的办法便宜了张家, 让他们省了一大笔嫁妆,堂兄劝我把王家的房子休整一下再娶媳妇,这样便可以 得到张家的嫁妆。我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觉得根本没有必要,一是麻烦,二是我 们平时根本不会在黄岩居住,那些嫁妆又有何用。还是张家考虑周到,说我不是他家的上门女婿,新房虽在张家,但婚礼还是 不在张家办为好,以免别人误会。所以,张家借了九峰山下九峰书院的礼堂办婚 礼,摆酒席。两家把婚礼定在 1946 年 10 月 6 日,父亲于 10 月 4 日到了黄岩, 也住在小叔家。
婚礼当天,黄岩的名人来了不少。张家在黄岩算是一大户人家,我的父亲也 是颇有名望的人,婚礼举行得很隆重。
1946 年 10 月 6 日王启东先生与张苏澄女士在黄岩九峰书院礼堂举行婚礼的合影
婚礼过后四五天,因为我们两个人所在的学校都已经开学,我们就返回了杭 州。回杭后张苏澄还是住在英士大学天竺寺的临时学生宿舍。她们的宿舍是向寺 庙租来的,布帘后还站着菩萨的塑像。我在浙大分到的家属宿舍在东一斋二楼,该房本来是一幢两层楼的教室,经改造,格成十八间住房,我住在二楼第一间,隔壁也是一对新婚夫妇。
房间虽用木板隔开,但透过一条条细缝可以看见隔壁人家,我和张苏澄一起 去买了印有牡丹花的墙纸和浆糊,把整片木板全都糊上。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 两张小床拼成一张大床,一张书桌,四张椅子,一堆箱子和一些洗漱的用具。
每个礼拜六,张苏澄在她的学校吃了午饭便来这里。晚上,我们一起在浙大 的食堂吃饭。星期天上午去父亲家拜望二老,午饭后去闹市区或者西湖边逛一逛, 有时候还会去看场电影。傍晚,我们俩在城内吃点小吃,我再送她上公共汽车, 那是杭州当时唯一的一路公交车,从湖滨往返灵隐。
我们的新婚生活简单而甜蜜,同事们羡慕我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我仍 埋头于学术工作,妻子虽然还在校学习但已一心系在家庭上。我们虽然不是自由 恋爱,但相互尊重和扶持,在磨合中,感情日益加深。
在浙江大学大学路东一斋宿舍内妻子张苏澄为王启东修补衣裤

9、金榜题名 准备出国
自8月参加考试后,张家一直深信我会考上,但我自己觉得考得一般,并未太关注发榜的事。12 月的一天,我吃完早饭后走在从宿舍去到机械工程实验室的路上,迎面而来的是电机系的助教卢建英,一看见我就高声喊:“老王老王, 恭喜恭喜,金榜高中!”在遵义时,他和我同住柿花园宿舍,是我的好友之一。 我只当他是寻我开心。不料他一本正经地从包里取出当天的报纸,指着公布的名单,“是我报的喜,你得好好请客!”我连忙接过报纸,睁大眼睛一瞧——留美机械科第一名是我,第二名是徐皆苏,竟不是我猜想的程心一或周则巽。我的第一反应是:得到父亲那儿去报个信,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冲卢建英咧嘴一笑:“我一定好好请你!”他也笑了,说:“你考上了我也 高兴!”此话不假,他和我既是篮球球友,也是早饭“面友”,因为我们俩都喜欢 吃面,在柿花园时我们两个人常常在早上轮流煮面,分一半给对方。
我跑回到东一斋宿舍,放下书包,打算出门去华藏寺巷——我父亲的家,心 里还想着:先去校门口的报摊上买份报纸。这时,宿舍的门被推开,张苏澄来了。 她朝我挥了挥手里的报纸,说是她的同学告诉她我被录取的消息了,所以她特地 买报纸过来向我报喜。我问她:“你高兴吗?”她说:“我又喜又忧,老公出国之 后抛弃老婆的比比皆是,你可别当负心汉。”我拉着她的手,向她保证,请她放 心。然后,我便牵着她,迫不及待地去找父亲和继母了。
父亲和继母看了报纸,都很高兴,对我说了些勉励的话。从父母家离开后, 我向张苏澄建议:“我们俩单独去庆祝一下,我不上班,你也不上学,去西湖玩 一天吧。”
于是,我们去了湖滨和三潭映月。我们走走停停,散步一会儿,再坐下休息 一会儿,还一边聊天,一边吃她喜欢的的糕点糖果,像初谈恋爱的情侣一般,不 需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只要呆在一起就觉得很开心。天黑前,我依旧是在湖 滨送她坐上开往灵隐的末班车。这一天,我唯一遗憾的是,虽然我再三保证四年 内一定回国,她依然半信半疑,想必是听说了不少负心汉的故事。
1946 年 12 月,王启东得知被录取为赴美留学研究生后,邀请妻子张苏澄游览西湖。

接下来的几天,我不断地得到了老师、同事和亲友的祝贺。大家都替我高兴, 寄予我很高的期望。
教育部的正式通知也来了,要求我们安排好工作,准时参加即将在南京举行 的出国培训班;其次是要开始安排我们申请学校的事宜。到达南京后,我们可以去教育部查阅 1947—1948 年间外国高校研究生课程指南,以及一些著名大学的资料。当时,这类资料在浙江大学并不齐全,我为了能尽快申请学校,急忙赶去南京教育部。
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当年 9 月份就要入学,申请的时间已经十分紧迫, 除了要通知对方我是获得中国教育部留学奖学金的公费生外,还必须附上大学本 科期间所有课程的成绩和两位教授的推荐信。
那时,参加二战的美国士兵都可以获得美国政府发放的奖学金去念大学。美 国大学的学生一下子猛增,所以教育部建议我们申请要求较高的大学为好。他们向我大力推荐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我就按他们的推荐,向斯坦福大学申请攻读工业工程硕士(Industrial Engineering)。我看了该校的相关资料,发现工业工程专业似乎很不错,学习的内容包括提高生产及管理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的方法,是最新发展的机械学科的分支,对国家必然有用,于是下决心申请攻读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工程。
出国培训班是在 3 月份举行的,历时三个星期,包括去紫金山拜谒中山陵; 聆听首长讲话;以及学习国外的风俗习惯和基本礼仪,由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来给 我们上课的。我大约十岁时去过中山陵,隔了十五年,故地重游,看见陵墓依旧,日军侵华对此地似乎未有很大破坏。接着,便是国防部长陈诚来给我们讲话,据说蒋介石本来是要来的,因为要事耽搁,才派了陈诚。那天,距离我们出国的日期还有半年左右,陈诚吹嘘道:“国民党军队一定可以在你们出国前消灭共产党。” 事实证明,他完全错了。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需大笔经费整顿军队,我们临行时,教育部连国外学校的学费都无法如期发放给我们,而要我们自己去和当地领事馆商借。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见到了不少老同学老朋友,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同班同学 程心一、周则巽。除了我之外,浙江大学还有三位同学,各自被英国的机械工程、 美国的物理和瑞典的化学工程录取。大家经历虽然千差万别,但都专心于学业,注重学科基础,且一直坚持外文的学习。 五月中旬,我收到了斯坦福大学的信函,接受了我的申请。同时,我们的出国护照也办好了,先由教育部向外交部代领。出国的手续只差去上海的美国领事 馆办签证了。


接着,我还收到了张苏澄来信,告诉我她怀孕了!信上说,之前已有征兆, 去医院一检查,果真是有了孩子。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欢呼雀跃:“我要当爸爸 了!”高兴之余,我又担忧张苏澄一个人在杭州,能不能保证身体健康?没有人 好好照顾她怎么办才好?我马上提笔给她回信,劝她一放暑假就回黄岩的娘家去 住,不必再等毕业典礼和工作分配了。我保证一定会在出国之前去黄岩多陪陪她。
她等了一段时间,见我要参加培训班还要办理签证,迟迟不能结束回杭,就 听了我的话,独自先回到黄岩去了。我在南京的培训班一结束,就赶去上海办签 证,然后回到浙大与马元骥做好实验室的交接工作。一切办妥后,我立即奔赴黄 岩与爱妻小聚,同时也是出国前的告别。

十二 留美的第一年
1、离沪赴美前的准备
因为需要九月初到达美国,而路上需要花费十六七天时间,所以我决定 8 月 20 日左右就离开中国。临行前,我在黄岩住了十多天,一方面是珍惜出国前和 妻子相聚的日子,尽可能多陪她几天;另一方面是要和岳父岳母告别,把怀孕的 妻子托付给他们。从黄岩回杭州时,妻子挺着大肚子送我到了江轮码头,目送着 船缓缓离开码头,眼里尽是恋恋不舍之情。
1947 年王启东出国前与妻子张苏澄同往照相馆合影留念
回杭停留的那一日,我与父亲、继母告别。父亲面对即将远去大洋彼岸的儿 子,有很多话要说,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言谈之间,情真意切,皆是良苦用心。 父亲对我的叮咛,主要是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希望我把握机会,好好学习。因为战事,家里的房屋财产毁于一旦,加 上严重的通货膨胀,存款大幅贬值,他已近乎一无所有。如果没有国家的公费资 助,我是难以出国留学的,所以我应该好好珍惜这次公费留学的机会,学有所成, 要学到有真才实学,需长期不断的努力。
二是学成后要尽早回国,不要留恋美国舒适的生活。一则他已经老迈,需孩 子照料,而哥哥远在武汉,为事业奔波忙碌,无暇他顾;二则我已成家,不久还 将为人之父,应当承担起丈夫与父亲的责任。
三则国家也急需科学技术人才,我要有兴国大志,不能辜负了祖国对我的培养。 听了父亲恳切的话语,看着父亲饱经沧桑的脸庞,我不禁动容。我向父亲保证,争取 4 年读完博士就归国,不让家中长辈、妻儿担忧。
父亲王琎 与拉脱维亚籍继母德梦铁女士的合影照 第二天,离杭到了上海。我由姐姐陪同,先去去买了些衣服和日用品,然后
暂住徐家的舅舅家,得到了优厚的招待。辞别时,他们一家上下的人都来送行。 离开中国前,我还先去换点美金以备路上零花。当时国内货币贬值很快,一天一个价,银行换汇设有 5 天期限,记得我到银行办了手续,可换汇 200 美元。 当天的汇率是 1 比 1000,200 美元需 20 万法币。但实际上我在 5 天后去取美金 时,货币已经贬值了将近一半,我所支付的 20 万实际上仅相当于 5 天前的 10 万。银行的这个漏洞给我们这些留学生多多少少减轻了些经济上的负担,特别是 对自费出国的学生,但是对于国内的老百姓是个巨大的灾难。

2、中途的小插曲与波折
我如期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与几个约好的同学一起离开上海,去往太 平洋彼岸繁华的美国。船从吴淞港起航,先驶往日本。海天一色,映入眼帘;习 习海风,迎面吹拂,令我心情格外舒畅。我们一群同学都住在三等舱内,相处颇 为融洽。常常相聚而坐,畅谈现状,憧憬未来,心中充满了无尽的美景和希望。
到了日本横滨,停留了两天,我目睹了战后日本的惨状。彼时美军占领了日 本,码头上有握枪站岗的美军,不少日本人在做苦力,汗流浃背地搬运着东西。 我想起几年前侵华时日军的嚣张狂妄,残暴的对待中国的老百姓,心中感触良多。
离开横滨一天左右,我们遇到了台风。那次太平洋的台风级数大约是在 7 级左右,我们的船可抵挡的风浪级数是 9 级,所以船上的工作人员并不在意,轮船 依旧全速航行。但在巨风大浪中,船颠簸得很厉害,一会儿船头翘起 45 度,一 会儿又下跌 45 度好似插入海中。船上的旅客都很难受,有几个人禁受不住晕倒 了。我起初还能挺住,但后来也不行了,躺在床上开始狂吐,几乎连苦胆水都吐 光了。持续了两天左右,风浪减小,我们才渐渐恢复过来。那些晕得比较早的人, 都被送到了船上的医院里。
我难受地躺在床上时,想到曾经听说过的坐船漂洋过海的中国劳工,遇上沉 船或生病,遗尸大海的人很多很多。即使能够抵达,也是疲惫不堪,身体虚弱, 还要遭受别人的歧视和压榨。华侨们如今的生活来之不易,是他们的先辈用生命 和尊严换来的。
船行至檀香山,一片富丽繁华的景象,与日本完全不同。码头上有一群女子 在跳草裙舞,欢迎客人的到来。我们在附近闲逛时,碰到了两个华侨,和我们聊 了几句,闻知我们是去留学的,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当时我们不谙美国 华侨好客的习俗,不敢贸然应邀,辜负了对方的一番心意。
船上的菲律宾人基本上都下去了,好像是要留在檀香山打工。当时菲律宾被 美国占领,所以菲律宾人通过签证,就可以去美国打工赚钱。
我和浙大同学陈立在船舱内睡上铺,不是很方便。菲律宾人下船后,我们俩 看到隔壁的船舱空出来了,于是决定搬过去住。谁知这一搬,却引出了一番波折。 轮船过了宏伟的金门大桥,驶向旧金山码头停靠。下船时,除了检查护照签证, 还要求每位旅客下船时上报舱号。我和陈立一说出舱号,就分别收到了一信封, 要我们报到时立即交给学校。当时我俩还不清楚到底发为何要送信,移民局也没 有具体解释,所以一到斯坦福大学忙于注册、交涉学费的事,我将这封信完全遗 忘了。直到校方紧张地四处寻我,叫我立刻去医院化验大便、抽血,做各项检查 时,我才知道原来是我们的船舱里有人生了传染病。据说是在檀香山下船的几位 菲律宾旅客被检查出伤寒,于是,美国当局发电报下令严查同舱旅客。幸亏校方 及时找到了我,而且化验的结果也都正常,若再迟些,我就要被驱逐出境了—— 因为可能携带病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继续被监控了两个礼拜。虽然这事 不是很愉快,但我能认识到这是国家关注疾病传播,保障民众的安全对人民负责 的一种表现。

3、学费风波 两重天感受
到了旧金山,在去学校报到之前,我们住在 YMCA(男青年基督教协会)的 客房,小小一间,价格便宜。当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领事馆,因为我们身上只 有一些零用钱,注册、缴费等都要花钱。我们三个公费生找到领事馆,告诉副领 事,教育部一时没钱,让我们先到旧金山领事馆借取学费,教育部保证会尽快把 领事馆垫付的钱汇过来。听了我们的话,那个副领事破口大骂,说他们自己也很 困难,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哪有钱给我们。就这样,我们被一口回绝了。 虽然磨破了嘴皮子,眼看着没有拿到钱的希望,我们只能泱泱地回去了。无奈之 下,我们决定先找校方商谈一下,看能不能晚点交学费。
第二天,我们坐上火车,到斯坦福大学去。我被推举为代表,和校方谈谈我 们的困境。我们到了新生报到处,是在校区外Palo Alto市内,我们见到的全是 简易铝板造的临时简易房子,但有办公室、餐厅以及宿舍等,一应俱全。
美国刚刚结束二战,国家通过了一个法令叫 GI Bill,为参加二战的官兵们提 供一项教育的福利。那些中学毕业的士兵,只要有大学愿意接受他们入学,政府 全额资助他们,一直可以读到博士毕业。这个政策很有远见,大大提高了美国人 民的教育水平,也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家经济以及文化 科技的发展都很有益处。所以,当时美国的大学生人数猛增,入学后我们了解到 我们许多同学都曾参加过二战,甚至有人已有较高的军衔,其中与我们一同入学 读水利系的一位曾是团长。
我向注册处处长说明了情况,想要申请缓交学费和住宿费,并希望学校能先 借给我们半个月或者一周的伙食费。处长当即接受了我们的申请,决定由财务处 先替我们垫付学费,还给了我们半个月的饭票。这样,一直困扰着我们三个人的 事立即得到了解决。校方与领事馆的态度简直是两重天,我们在斯坦福大学受到 了热情友好的接待,感觉如沐春风。幸而两周之后,南京政府教育部把钱汇了过 来,我们马上去财务处付清借款,卸下了包袱,顿感如释重负。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在美国的求学生活。

4、在斯坦福大学的生活
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面积很大,也许是美国校园最大的大学,当时校园中还有 许多空地尚未开发利用。一进校门就是一条长约 1 公里的棕榈大道,两边都是高大的棕榈树,很有气派。大道尽头的校园中心是按西班牙风格建造的一个四方形 游廊,游廊外圈是穹形白石墙,内圈为白石柱子,上盖红瓦斜顶,四面都有设计 优美的廊门。围绕游廊四周建造了不少西班牙风格的黄墙红顶教学楼,十分有名 的白色塔形胡佛图书馆建在教学楼群之中。游廊最北面建有一座设计精美的小教 堂。各学院都有独自的大楼建在小广场四周,包括教室、实验室、研究室、办公 室等。校园中在中心之外还建有博物馆、体育馆、足球场等。总之,斯坦福大学 拥有功能齐全、十分美丽的校园。
1947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Palo Alto 简易房宿舍前王启东做早操时留影
注册报到那天,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从注册处往宿舍去时,我看到了一个 网球场,许多学生在那里打球。靠边上是几个女学生,正在单打对抗,她们的动 作规范,姿势标准,不管是顺手、反手、扣球,都打得非常好,当时国内会打网 球的人本来就少,水平也不高,所以我一时看呆了。结果被同行的人回来叫我跟 上队伍,还取笑我被女生迷花了眼,我辩解说我不是看女生,而是看球技。后来, 我还经常去看美国的学生打球,的确是比我们国内的大学生技术好很多。
学校的宿舍规格不一,有两人间、四人间以及八人间。我刚开始和杜庆华住 一个双人间,房间里有一个双层床,两张桌子供我们进行工作、学习。
食堂采用包饭制,三顿饭有固定时间。提供食物的流程是这样的:大家排队 沿着供应台将大托盘放在不锈钢管子做成的轨道上推着向前走,依次经过面包、蔬菜、肉、汤及甜点等区域,每人可以在每区的食物中选一种,比如可以在肉食 区中挑牛排或猪排,食堂的工作人员会把挑选的菜肴放入学生的大托盘里,拿齐 了可离去。因为是包饭制,只需在卡上打一个小孔,不用每餐付钱。在这里吃饭, 我们渐渐摸索出了一个小窍门,跟在女学生后面,可以吃到更多的食物。许多女 学生不喜欢吃肉或者要减肥,所以到了肉类处、甜点处都不取食物,她们经常会 问后面的同学要不要,如果要的话,她把手向后一指,工作人员明白了——把未 取走的食物分给后面的同学。这样,我们经常可以得到额外的牛奶、肉等食物。 食堂的饭菜还可以打包带到学校里吃。我后来经常把午饭打包,在游泳池游完泳 后,就走上看台开始吃午饭,吃完饭后再在草坪上睡一会。
1948 年王启东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游泳池跳水台前留影
1948 年王启东游泳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游泳池旁的草坪上休息
我们的住宿区离学校有一段距离,可以花一毛钱坐公共汽车。后来我们发现, 不必自己去坐车,因为学校里很多同学都自己有小汽车,也愿意载同校的学生, 常常能搭便车去上学。而且只需在宿舍区的门边站着,车子会一辆一辆地停下来 把同学接走,将你送到要去的地点。
这就是我们当时大致的生活情况了。

5、斯坦福大学的办学小故事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全名叫做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是1891年为了纪念Leland Stanford先生在西班牙病逝的独子小斯坦福兴建的。 由于聘请了许多优秀的院长、系主任及教授,斯坦福大学凭借着其新理念发展起 来,渐渐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其中,原工学院院长 Dean Termen(后成为校长)很令大众敬佩,他认为一 流大学应该是学科综合型的学校,有益于促进学科交叉使新的学科得以发展。其 中有一个小故事:当时斯坦福大学建在旧金山的医学院是很有名的,但 Termen 认为医学院应该搬到大学校区中来,有利于与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结合, 促进学科的综合发展。他的这个做法,虽然为医学院的很多教师所反对,但其先 进的理念,使得斯坦福的医学院因新学科的发展而声名卓著。其他学院也采取同 样的做法。例如工学院的机械学科,为了提高美国的大规模生产的效率,把管理、 加工制造、计量、统计数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这一新学科。斯坦福大学能够持续发展至今,成为世界名校,与他 的这个理念与举措是分不开的。
6、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学习
我在中国选校时就决定学习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所以到美国 后我就去注册了这个交叉学科。它当时是一个新学科,由三个大部分组成:一个 是机械工程,其中有几门课程属于制造方法(Manufacturing processes),讲授机 械制造中的各种方法,着重于大批量生产用的方法。二是经济学,学生要学习工 业管理和工程经济学等等,工业管理中包括对每个工人的每项操作动作的时间进 行测定,对其合理性进行研究,要找到最高效率的操作方法,还要学工业会计学, 学生必须学会看账本,分析每项花费;三是统计质量管理,这是一门新课程,教 学生用数学统计方法来分析产品质量,即每个机械零件的主要参数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统计分析,以之来决定机床或刀具需要如何调整或刀具的重磨等,这门课 和经济学课都是由当时创新和发展该学科的知名教授 Grant 来教的。
我们当时在学习时,有一门课是参观访问工厂。每周五下午,我就搭乘同学 的汽车,和班上同学一起去旧金山区域参观各种工厂,有生产重型机械的,也有 生产汽车、摩托车的,还有生产各种机械配件的,对我真是开了眼界。后来我也 曾自己一人去过一些工厂,想进去参观,但因为中国人的身份以及当时中国正在 搞共产主义革命,被怀疑是要进去煽动罢工,都被拒绝了。
在斯坦福,我还发现了许多当时在中国内地根本没有条件开设的课程,比如 机械系最基本的铸、锻、焊等加工方法与实习。于是,我向系主任提出想选修学 这些课程,他表示说我可以去学,但不能算作硕士的学分,而且为了避免拉低我 的总分,我必须保证这些课的成绩在 4.0 以上,我因为自己没有修过这些机械专 业必需的基础课程,所以还是一门一门地都选了。虽然当时被许多同学认为很傻, 但是我并不后悔,而且,我学的这些知识确实都派上了用场。归国后回到浙江大 学,因为要学习苏联,要开铸、锻、焊等专业,并安排我负责铸工专业的建立, 幸而我曾经学过一些,所以才敢接受这项工作。所选的这些课不仅教理论,还要 求学生下工厂实习,向工人师傅请教,让我学到了很多。我在铸造课上,还动手 造型、浇注,最后交作业时,我就交了一个自己亲手浇注的校徽。我还多做了一 个铸造的校徽成品放在宿舍中,吸引了很多同学的目光,一个南美的同学想向我 购买,但我舍不得出卖。这个成品我后来带回国后一直放在家里。我在焊接实习 中学会了电焊、气焊,在浙大我也因此敢开设焊接学这门课。
斯坦福大学的应用力学非常有名,来自苏联的 Timoshenko 老教授,以及他 的女婿 Goodier 教授都是大师级的老师,他们分别讲授弹性力学和塑性力学,当 时我们一起去的两个同学徐皆苏和杜庆华就是跟这两位大师学习力学的,我也慕 名去修读这两位教授的课。
为了多学点知识,我选修了非常多的课程,大概超出当时学位所需学分一倍, 所以每天的学习十分紧张,用现在大学生的话来说,我当时就是一个“学霸”。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一年虽然学习成绩还是不错,但是学得多而杂,分散了精力, 许多重要的课程反而没有其它专攻一个专业的中国同学学得深入透彻。而且,最 后对于选择学习工业工程,我也有些后悔,因为这一硕士计划是针对提高大规模生产工厂的生产效率的,而我国当时连一家大规模的机械工厂都没有。也就是说, 我的所学难以立刻运用到祖国的建设上。所以我后来就转学了热能工程。
我自己曾总结过,当时若对一个专业进行深入学习研究,必定会有更高的造 诣。但万幸的是,我当时学得广泛涉猎的许多基础课程,在我回国后基本上都派 上了用场,也算是没有辜负我当时那么辛苦的学习,算得上是学有所用了。
1948 年王启东获得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时的留影

7、在斯坦福的休闲生活
在斯坦福时,我的社会活动非常少,唯一的就是在中午去游游泳。所以我对 当时参加过的一次舞会印象特别深。当时同宿舍一个家境富裕的菲律宾华侨与我 们关系很好,有一天,他邀请我与杜庆华一起去跳舞。我们因为一方面是囊中羞 涩,负担不起,另一方面是没有舞伴,所以推拒了,但是他提出愿意帮助我们解 决这些问题,最后,我去了,而杜庆华因为不太会跳舞觉得没意思就没有去。
后来我们了解到,因为他是菲律宾华侨,认识很多居住在旧金山的华侨,当 时许多华侨的女孩子想参加斯坦福大学的舞会,他也很乐意帮忙安排,所以就有 了这次邀请我们参加舞会的事。
我和他一同到旧金山去接我们的舞伴时,对华侨在美国的发展有所感悟。第 一代到美国的华侨都是做劳工,开山平土,造铁路,挖水沟……风餐露宿,生活 很艰苦;只有少数人能够成家,有了第二代,也就是我那个菲律宾同学的父亲那 一代,他们较上辈安定了不少,一般开个中餐小饭馆或洗衣店,生活水平提高了一些,但社会地位还是不高的;第三代,也就是我同学这一代,读了中学、大学, 素质与社会地位都提高了不少,走向了社会中上层。但总的来说,华侨在外拼搏 还是很艰辛的。我们的两个舞伴家中都是开洗衣店的,院子里晾着各种衣服,她 们对斯坦福的豪华舞厅欣羡不已,对能来参加那次舞会非常快乐。
王启东与好同学杜庆华(中)和钮因美(右,后改名钮因迈)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前的合影
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为了省钱我只去过三次旧金山,第一次去旧金山是为 了买一台好的短波收音机,第二次去旧金山就是坐车去接舞伴了,第三次去旧金 山是为了接刚到美国的姐姐。
1947 年王启东专程去旧金山购买高级短波收音机以便收听国内时事新闻

当时在斯坦福大学的学习虽然很忙碌,但是还给自己找了些休闲、消遣的活 动,培养些兴趣爱好。我买了一台长短波的收音机,在休息的时候听一听。开始 是提高英语听力,后来就通过它来了解国内的形势。回国时,我把这台收音机带 回了家,可惜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给烧掉了。我还买了一架照相机,学习拍照技 术,并拍了不少的照片,都是有纪念意义的作品,遗憾的是大部分在文革时被造 反派拿走了,只余留了极小部分,供我来回忆在斯坦福的生活。
8、在斯坦福见证的种族歧视
我在留学期间(1947-1951 年),美国的种族歧视还是很严重的。斯坦福大 学原先是不接收黑人学生的,像我们这样的黄种人,虽然可被接受入学,但是地 位待遇还是不及白人的。在我入学的那一年,刚好斯坦福大学开始尝试接受黑人 学生。校方经过挑选,准许了两位黑人同学入学就读。这一男一女两位同学都十 分优秀,但仍然遭到了歧视,尤其是被来自南方大地主家庭的同学看不起,那个 黑人男同学被他们当面直呼“stud”。“stud”是种马的意思,即农场里专门用来 进行交配的优秀公马。可见,当时种族歧视的严重。
除了耳闻目见的黑人同学在学校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外,一个印度同学对我 描述的他的一次经历,也使我对美国严重种族歧视的现象,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那个印度同学家境挺富裕的,在完成一个学期的学业后,他想去南方旅行。学校 留学生指导努力劝他别去南方,还是往北方去玩好。他没有能够理解这种劝阻的 真正意义,一意孤行,开着自己的豪华汽车往南方去了。结果,在南方遭受了非 常不公平的待遇:到饭店里去吃饭,没有人为他提供服务;到旅馆里去登记住宿, 接待员即使有空房,也推脱说满员了,不接受他入住。他在南方吃住都成了问题, 只过了两天就回来了。因为他的皮肤有点黑,看上去像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故 遭到了南方白种人的歧视。
因为曾经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体验了美国严重的种族歧视,所以我在 2008 年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时,认为他的情况很不乐观,根本没什么希望,认为他一 定会落选。结果他居然当选了美国总统,这也让我感受到了美国民主政治确有进 步。
9、申请到爱荷华学习 美国钢铁公司打工 临近暑假,我即将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就托了当时也已来到美国,在爱荷华州立大学学习的姐姐帮我联系,想去那里学习热能工程。这个决定也得到了哥哥 的支持。
联系中,我请 Grant 教授帮我写了推荐信。当时,我因为上课认真,勤于请 教,Grant 很喜欢我。由于这位名教授的推荐信,且信中还有些溢美之词,所以, 我不仅立即被接受了,还获得了爱荷华大学全免学费的奖学金。
1948 年的暑假,在离开学还有三个月时,我一方面是为了赚点钱,补贴生 活与家用,另一方面是想学习一些生产的经验,我就到美国钢铁公司加州匹兹堡 厂派来斯坦福大学的招聘小组那儿去应聘做暑期工。该厂是新建的,急需人手, 所以就来到斯坦福大学找临时工。我因为曾经在上海交通大学学过化学实验,成 绩很好,就很顺利地应聘上了检验室的工作。
我因此也搬到了加州匹兹堡钢铁公司附近的村庄内去借宿,当时租住在一个 工人家里,该地天气较热,我就买了个小风扇,整夜吹着。这样,开始了我单独 一人的打工生活。
在上下班的路上,若走一段铁道,会比走公路近不少。我天天走铁路上下班, 一天被一个老工人告诫,他说千万不能在铁路上行走,否则很可能会被快速驶过 的火车撞死,因为火车高速行使,当你听到鸣号声时已来不及躲避了。我非常感 谢这位工人的告诫,也这样做了,走在铁道旁的小泥路上,虽然不如在铁道上走 舒服、方便。后来,我听说确实有两个斯坦福的学生,而且是两个运动员,在铁 道上走而被火车撞死了。这件事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安全第一,交通规则是 必须要遵守的。
美国钢铁公司加州匹兹堡厂主要是进行废钢铁的回炼加工,车间很完整,有 高炉、平炉、浇注、轧钢等车间。我所在的检验室,负责化学分析,油料化验, 油膜厚度控制,热处理温度控制等,都是重要的质量控制工作。我的工作时间是 每天上午 8 点到下午 5 点,工作 8 个小时,中间休息 1 小时。但因为检验工能够 进入钢铁厂任何车间,机会难得,所以我每天下班后都要到一个生产车间参观, 看工人们炼钢、浇注、轧钢等,从中学到了很多,这对于我后来回国后即 1958 年在浙江大学创办冶金系的工作很有帮助。在检验室工作不久后,我因为表现出 色,被委任为小组长,带领七八个化验工,帮助他们配药剂并核查他们测得的数 据。我记得有一天,组内的一个工人来找我,问我:“你真的是中国人吗?在中国长大的?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我回答他是的,结果他告诉我,我很特殊,与 他心目当中的中国人形象相去甚远。原来,二战期间,他曾经在昆明的飞机场工 作过,目睹了许多雇佣的劳工在飞机降落时整批迎上去往飞机翼下钻过去,造成 多次机毁人亡。因为当时许多人患有疟疾,听信巫医的欺骗,以为从飞机下钻过 病就会好,所以就拼了命地往飞机下钻。这种事件发生了多次,劝导也没有太大 效果,最后只能用机枪阻拦劳工,封锁跑道。由此,我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国民素 质急需提高,要普及科学知识,要破除迷信。
工厂工人间经常有自发的社交活动,比如周六午间聚会、到海边游泳,开始 我都争取去参加,交到了不少朋友,也了解了些美国的民间习俗。后来,我争取 到双休日加班,做退火炉的温度测量工作,这样可赚双倍的工资(double pay), 也就不能去参加这些活动了。
因为住到了工人家里,我对美国工人的生活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经过在一周 五天的辛劳工作后,他们一般在周末会换上干净漂亮的衣服,到球场上看看打棒 球,或去商场购物,注意劳逸结合,生活还是不错的。
这一段打工的经历,使我对钢铁冶金过程有了些感性的认识,也使我与美国 的工人们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比较深入地了解了美国工人在大工业企业中的生活 状态,也是一些有价值的感性认识。

十三 爱荷华生活的回忆
1、好莱坞和大峡谷之游
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了工程硕士学位,我曾到加州匹兹堡的钢铁公司去作检验 工。这份工作持续了 3 个月,到了 8 月底,我应当到爱荷华大学去报到注册了。 我办好离厂手续,和钢铁公司的同事们告别,先回到斯坦福去取行李。
朋友建议我,既然时间还充裕,可以经洛杉矶、大峡谷,一路看看,再到爱 荷华城。我还打听到,行李可以直接托运到爱荷华城,旅游中可以省去很多携带 行李的麻烦。一切安排妥当,我就按计划出发了。
我当天就到达了洛杉矶,走的是美国西岸滨海新建的高速公路——八车道宽 敞平坦的柏油路,两旁是整齐的绿化带,我心里不由得感叹:这同我在祖国西南 走过的公路实在有天壤之别,不知道我国什么时候才能达到美国这样的水平。
第二天,我去参观了好莱坞。我那时候已看过不少美国电影,知道一些名演 员,就在好莱坞大道上寻找认识的明星的手印和签名,居然真的让我找到了卡拉 克盖博、费雯丽、秀兰邓波儿等当时很有名的演员在水泥砖上面留下的手印和签 名。接着我就去看了各式各样的摄影棚,有的仿造百年前美国西部木质建筑物, 有的则是花园洋房的景色,有的仿造高楼大厦。之后我去电影明星住的别墅区去 转了转,都是两层的独栋别墅,让我想起了过去我们在上海居住的蔷薇新村,格 局有点像,就是没有这样的宽敞和豪华。
逛完好莱坞,我就回到洛杉矶城区里去逛书店,想看看专业相关的新书籍。 出乎意料,在书店碰到了钮因美。我前面提到过,他是考上第一批教育部公费留 学的浙大毕业生之一,我们同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也经常见面的。他得到博士学 位后就到加州洛杉矶附近的一所州立大学任教。这次巧遇我们两人都很开心,他 执意请我吃饭,谈天中我问他要不要回国,他只是回答等国内仗打完了再说。
短暂相聚之后我们相互告别,再一次见面就是 1979 年我们浙大代表团访美 的时候了。我还记得,是在美国东部纽约和他见面的,我们仍旧谈到了回国的话 题,钮因美叹了叹气说,本来是要回去的,不过那时正遇上国内土改,他的父母 因为大地主的身份结局太惨了,而他是地主的子女回去也不会受重用,以前是不 敢回去,现在则是不愿意回去,怕触景生情。他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我的亲友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当初的土改政策能温和一些,不仅能减少一些伤痛,国 家也能够有更多回国报效的人才。
我独自走马观花,在洛杉矶逛了两天,就开始前往大峡谷。我没有跟团,还 是独自一人背一个大包徒步上山。大峡谷是一个很高大的地质断层,气势十分雄 伟,从山下到山上植被有明显的变化。到了山上,我找了一个低价木制小屋住下, 屋里设备十分简单,一张床,一个洗漱台,上面摆有洗漱用具和一个烧木材的火 炉。群屋旁边还有卖吃食的小店,我安排妥当时已经是傍晚,我想一个人待在房 间里太无聊,就到峡谷边上去走走。我看见前面有一对年轻夫妻,想上前去攀谈, 说不定能给我介绍一下景点。没想到,我刚向他们走去,他们立刻转头加快脚步 走掉了。我猜他们是把我当作当地的印第安歹人,以为我有什么恶意吧。我在斯 坦福大学念书时,同学就曾开玩笑说我长得和印第安人很像。
隔天早晨,我早早起床,买了点吃的,就大踏步走下山,去赶火车前往爱荷 华城了。坐在火车上,我一路欣赏窗外的景色,经过沙漠还时看见了巨大的仙人 掌、仙人球,比我们家中养的大上百十倍。还有机械化喷水浇灌的农田,整洁美 丽的农家屋,地中有行驶作业的拖拉机……有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 行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
2、爱荷华大学攻读博士生
爱荷华是玉米州(corn state),进了该州,火车上看到的主要都是耕地和农 庄,庄屋边还有高大圆柱型的谷仓。车上人告诉我,这里四季分明,冬天最冷可 以降到零下二三十度,夏天最高温可达有三十多度,与我之前上学的加州的温和 气候差别很大。这样的气候很适合种植玉米。
爱荷华城是原州政府所在地,现在只是一个大学城,校长办公室就在一座金 箔圆顶白色楼内,是过去州长用的办公楼,校舍则散落在城里多处。好在当地出 租车司机非常熟悉,知道应该带新生去什么地方。
我迫不及待地给姐姐打电话,告知她我已到达报到处。姐弟俩见面,欣喜之 情溢于言表。我有学校的奖学金,不需要交学费,但是注册的手续还是比较繁琐 的。完成注册,我接着去找导师 H. Croft 教授,他是机械系主任,配有两位秘书。 寒暄后,导师问我对于研究方向有什么想法,我说自己之前学工业工程,主要是 为了改进大规模制造业的,考虑到回国后怕用不上,现在想换个方向来学习热能工程。听了我的情况,导师告诉我现在实验室有一个项目,叫作颗粒冷凝 (drop-wise condensation)。简单地说就是在蒸汽机的冷凝器中,蒸汽接触冷的金 属板或管表面即会形成一水膜附在冷凝器的管壁上,这膜层的厚度影响传热速 率。如果管壁涂上某种化学药剂,可以使水膜变成颗粒状并迅速滚落,这样就加 快了传热速度,目前实验室研发的就是最佳的化学药剂及其用量。因为我并无其 他的课题,就决定跟着导师做这方面的研究。
1950 年王启东与他的博士导师、爱荷华大学机械系主任.H. Croft 教授及夫人在他们 家门前的合影。
机械系传统地为研究生在实验室内安排了专门的办公桌,博士生是四个人共 用一间办公室。每个人有独自的书架、书桌和椅子。有趣的是,我们四个人来自 四个不同的国家,除了我分别是美国、挪威和埃及。挪威人 Hans Lanchow 身材 高大十分英俊,网球打得很好,此后他和我几乎每天下午五六点钟就要去网球场 打一场。我们渐渐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的女朋友,一个美籍大学生,也经常来 坐坐,后来我回国后约一年,还收到了他的结婚请帖,可惜我那时已经不可能再 去美国参加他的婚礼了。我们四个人相处融洽,互相帮忙,挪威人和埃及人的英 语口语都比我好,但是写作不如我,所以常常找我帮他们改报告,主要是改改语 法及用辞方面的错误,不然导师要批评他们。
爱荷华大学对博士生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除了研究主修的专业外,还要有 一门辅修,以及学习除英语之外的两门外国语言,中文不计入科学用语之列。我

开始想选化学工程作为辅修的,因为我认为化学化工与颗粒冷凝剂及传热关系密 切,油料类药剂都是有机化合物,加上冷凝器也是化工厂常用设备,我便去找化 工的主任。结果他看了我以前学过的课程,说我没有学过与化学工程相关的基础 课不能收我。我考虑到自己在斯坦福学了不少数学,就决定将辅修改成数学,到 数学系后很快被接受了。至于语言方面,我本来以为自己会中文,已经算是英语 之外的语言,只要再修一门语言就可以了,却被告知只有德语、法语或者意大利 语才行。无奈之下我选了德语和法语的阅读班,还好在上海交大念书时我曾学过 一年德语。为节省时间,法语只选了阅读班,因其要求比较低,只要看得懂,考 核时能够将一篇法文的科技文献正确的翻译成英文就行,不要求发音与口语。当 时觉得这样轻松一点,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西方语言是语音语言(phonetic language),不开口学习发音是学不好的,很容易遗忘。
我的专业课有两门,高级传热学与模拟技术,课程不多,余下时间主要是做 好论文。一开始要写文献综述,并且要在会上讲给全体研究生及有兴趣地大学生 听,回答他们的提问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当时思考的方向是:除使用不同涂料 外,再加上机械振动的方法,使颗粒在更细小的时候就开始脱落,从而加快传热。 老师和同学皆肯定了我的新意。
我的想法得到导师肯定后,就开始了实验准备,爱荷华大学机械系规定博士 生做实验的设备需要自己制作。我拿到了一把车间的钥匙,车间的机床全可以自 由使用,还有两个工人,一个负责热加工,一个负责机械加工,他们会协助做些 后期或较难的工作,如木模的定型,合金的熔炼及浇注,以及铸件最后的加工等。 按照我的设想,我制作的设备要能使蒸汽进入容器然后在两片铜板上冷凝,这两 块铜板是要能振动的,振动的频率和振幅能够变化,而且还要便于测量颗粒的大 小和传热系数的变化。经过一番设计和加工,还有导师与工人 Tom Webber 的帮 忙,我完成了一个大容器,容器里里有一个可移动的架子,架子上放置着传热用 的金属片,传热板除板面外都是绝热的,架子滑动轴伸出外壳,一边装上弹簧, 一边装上电动脉冲器。传热量由一定时间内流经传热片的冷却水量及其上升温度 来测定,液滴的颗粒度由二玻璃窗来观察测定。实验证明合适的涂料及振动频率 都对传热有效果。那位挪威研究生说我的实验仪器做得精致好看,竟特意带着相 机来拍照。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一边实验,一边写论文,每写好一部分就交给导师看,他的秘书会帮忙审阅,打字制图,使我的论文更符合学校规定的学术规 范。
1948 年王启东在爱荷华大学机械工程实验大楼门前留影
1950 年王启东正在打稿件
3、省吃俭用与打工赚钱
自从国民党节节败退,我们留学生的公费就断绝了。我在爱荷华大学攻读博 士,虽说学校免了学费,但是住宿、买书、吃饭都要花钱。那时我的岳父因病去 世,我的妻子带着我们年幼的儿子住在娘家,我还得想办法给他们寄点钱补贴零 用。
我的节省主要是在吃饭上。早饭泡碗奶粉,吃一点饼干和水果。水果主要是苹果,每年初冬,果农让客户来果园自行采摘树上剩下的苹果,一元钱一大筐, 可以吃两三个月。中午实验室里有炉子,我就带几个鸡蛋去煮,配点生菜、面包。 与我同办公室的美国同学看我天天吃鸡蛋,劝我说这样吃会得高血压、高血脂病。 不过我当时觉得这样既营养又实惠,坚持未变。
第二项节约就是在选宿舍上,我选的是最便宜的类型。当时有两个人一间的, 四人一人一间,也有一大间很多人一起住的铝皮简易房子。我毫不犹豫地就选了 后者。我学习看书都在实验室的办公室,回宿舍只是洗澡睡觉,所以没有必要住 两个人或四个人一间的。正因我每晚在实验室和办公室内工作到深夜,与其中一 个巡夜员成了朋友,他每夜十二点必须到实验室顶层的记录盒中打个记印报到。 打好了常来我办公室坐着闲谈一会,然后二人一同离开。
当然,要寄钱回去,单单靠我这么省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去打工。刚开始 我去学校一家餐厅当分菜员,每天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虽然工资低,但工作简 单,还提供一顿工作餐,也能省去吃晚饭的钱。做了两个月,我看见实验室在招 学生清洁工,主要就是打扫办公室、实验室、走道和厕所,我每天在实验室的时 间很长,可抽看书疲倦的时间,分批打扫,这个工作非常合适我的时间安排,我 便辞去了餐厅的活儿改做清洁工。
连续做了三个月,我的导师知道了这事,他告诉我可以去做助教。我很开心, 提出说要做实验室的助教,主要是因为以前在浙江大学做过,我自信能够胜任。 后来我做得不错,导师很满意,又让我改做他的研究助理,帮他做实验,每个月 有 90 多美元的工资。跟着导师,我学到了不少实验方面的东西,对我自己的实 验也很有帮助。过了半年,导师又进了一步,说我只要专心做好自己的实验就可 以了,因为我的实验也是他的研究的一部分,可以不用帮他做别的实验了,而且 工资不减。对于导师的照顾,我实在很感激。
每次寄钱回家都是找中国同学帮忙,只要有人回上海、杭州,我就让他们带 两三百美元给我妻子。这些钱在当时的中国还是能花上一阵子的。

4、买车
我的宿舍与实验室有一段距离,刚到爱荷华城时我买了一辆 10 美元的旧自 行车和一把锁,每天骑车来来往往。朋友们说在公路上骑车有点危险,我尽量小 心地靠路边骑。1949 年王启东在骑车去上课的路上
骑了大半年,自行车一晚未锁被人骑走了。我曾去找过巡警,问他能不能帮 忙找找,他说:“不要找了,前面山坡上有一辆,已经两三星期了,没人取去, 你就拿去骑吧。”我总觉得万一失主找来,我也不好解释,还是不拿为好。
当时很多美国学生都有自己的汽车,我很想买一辆学开汽车。每当毕业生离 校时,会有低价卖车者。我找到一个卖主,120 美元出售一辆 1939 年的雪佛兰 轿车。据他说,车子是十年前他的祖父买的,不久他的祖父就去世了,祖母认为 是祖父心爱之物,一直放着舍不得卖,现祖母也去世了,由他使用,虽然车子款 式旧了些,但是因为使用不多,机件还是挺新的。我不放心,找了美国的同办公 室的同学陪我去试车,他试开了一下,觉得不错,我马上就签了张支票给卖主。 那位同学后来告诉我说买旧货都可以还点价的,也许 100 美元他也肯卖,但这话 已是马后炮了。
我学开车也是这位美国同学教的。我们每天在学校边上的一条僻静的路上练 习,我的同学教得认真负责,一招一式都需做得很规范,我很快通过考试,拿到 了驾照。
我的车子毕竟是款式老了,有时候也出点小毛病。有一次下大雨,我开到半 路车就熄火了,等了很久才又启动开了回来。我问我们实验室车间的工人们,我 的车子有什么问题,他们都说老式车子防雨水设计不够好,雨水打上了火花塞, 短路了,所以熄火,等干了就没事了,还嘱咐我慢点开就不会熄火。还有一次, 我们中国学生去野餐,开了几辆车出行,姐姐和她的朋友坐我的车,我为了赶上 其他车,加快速度,没想到车子一加速到一定程度就左右晃动。下车时,姐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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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朋友的脸都吓白了,姐姐急忙劝我:以后慢点开车,千万不要和别人的新车 比速度。
我的姐姐、姐夫也是在我这辆车上学会了汽车驾驶。回国之前,我把车子留 给了姐姐和姐夫,他们知道我买车的价格,执意给了我 120 美元。但车子的款式 实在太老式了,他们后来以旧换新,折价买了部新车。
5、课外娱乐
爱荷华大学有一个国际学生俱乐部,凡是外国学生都可以参加。俱乐部一般 在周末会举行免费的舞会。当时在学校娱乐活动不多,所以我常常去。也因此认 识了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同学,有中东的、南美的,还有法国的、德国的,一回 生二回熟,渐渐成为了朋友。
1949 年暑假,我的工人朋友 Tom Webber 问我是否愿意与他结伴驾车去纽约, 他希望我和他在路上作伴,轮流驾驶,到了纽约各自行动,因为他要去找他往日 的女友,让我单独玩几天再和他联系,一起回爱荷华城。我觉得这是一个经济实 惠,适合我这样的穷学生的旅游而且一路上还可以从他那里听到许多有趣的故 事,体会异国的人情世故和学到许多自驾旅游的知识。就高兴的答应了。
去纽约要经过宾州,我跟 Tom 说可不可以顺路到我父亲读书过的里海大学 去看看。他痛快地说好。我在里海大学照了多张照片,后来寄回国给父亲,父亲 还一一认出了照片上的每个地方。到了纽约,我仍住青年会招待所,自己一人去 逛华尔街、海德公园、帝国大厦和百老汇等等一些有名的地方,还登上了帝国大 厦的顶层,美国当时的繁华令我叹为观止。一周期满,我和 Tom 通了电话,他 来接我一道返回。
在爱荷华大学还有一个风俗,就是在感恩节外国学生会被邀请到农家做客。 我连续两年都到同一户人家。他们是一对新婚夫妇,很热情地招待我,晚餐做了 感恩节必吃的烤火鸡。夫妇俩还带着我参观他们的农场,有 200-300 英亩,全部 用机械化作业,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农村还赶不上那时他们的机械化水平,他们的 生活确实非常富足。农忙时男主人早上及傍晚驾拖拉机,日间女主人独自驾机耕 作,最忙的时候就雇临时工人。我和那对夫妇交谈得很愉快,他们对中国的历史、 风俗习惯很有兴趣,要不是因为回国,我想我第三年还会和他们一起度过感恩节。

6、与老友的重逢
我在爱荷华大学念了半年,收到了我在上海交大的老朋友周则巽的来信。他 那时已在英国取得了纺织学科的硕士学位,但是他不想再念纺织专业,想来爱荷 华大学换个方向继续深造。他偏向学习固体力学、流体力学或者数学,希望我能 帮他联系一下是否有导师愿意收他。
数学正好是我的辅修,我去找我的指导老师,给他看周则巽的成绩单,并介 绍说自从我们认识起,周则巽一直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生,我的老师很快同意, 接受了他。
本来以为一切顺利了,周则巽在办美国签证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要交 5000 美元的保证金。他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我找姐姐和朋友帮忙,东 拼西凑地给他筹钱。对此他很感谢,到了美国,他立即就把钱全还上了。其实我 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当年在上海交大同班学习时,在我生病的那个学期,他在学 习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朋友之间不就应该如此么?更何况我们都远在异国他 乡。就更应该互相帮助了
周则巽来爱荷华大学之后,我们住在同一间宿舍。多年不见,我发现他吃饭 的习惯完全变了,只喝牛奶吃蔬菜水果,完全不碰米饭、面包。我开玩笑说他成 兔子了,他笑着向我解释曾在英国生了场病,生病之后他受英国一老人的指导, 就一直坚持这样。
周则巽对我有辆汽车很是羡慕,我就主动为他联系,花了 40 美元从离校生 中买了一辆几乎不能开动的汽车,经过一番修整后车子可以正常行使。因其车型 较我的车子更新,看起来比我的车子还气派些,他十分满意。
7、姐姐结婚
姐姐来到爱荷华大学时首先在医学院读研究生,专攻药理学。因为她容貌端 庄秀丽、学业出众、为人谦和,追求她的同学不少。她曾来征求过我的意见,我 认为水利系名师H. Rouse教授指导的两名得意学生最优秀,比较理想,他们都 是中国教育部的第一届公费留美学生。最终,她选择了性情儒雅,待人温和的林 秉南同学。在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她决定于 1950 年春天结婚。
因姐姐有意专攻小儿科,1949 年春至 1950 年春曾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从 师著名儿科专家 Hartman 学习。在这期间,林秉南经常在周末去看望她。在她学 成回爱荷华城后不久就举行了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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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结婚那天,整个水利系的中国留学生都动员起来,借来一个小教堂,
布置好礼堂并准备了十分丰盛的晚餐,几乎全部中国留学生都参加了这场婚礼。
我作为家属代表向姐姐、姐夫祝福,十分荣幸、快乐。
婚后,他们租了一间民房居住。我经常周末去他们家拜望和吃饭。
8、留美科协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秋,在美国的留学生成立了留美科协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USA。科协的主要工作就是动员中 国留学生回国,留美回国的老科学家常常通过科协给留学生写信,爱荷华科协曾 将华罗庚先生致留学生信打印给大家轮流传看。老科学家介绍了新中国和中国共 产党,说明新中国对科学人才的需求,鼓励留学生们学成回国。对于回国这件事, 我始终很坚定。我也一直很关心国内的局势,经常在实验室里晚间用我的收音机 收听国内消息,而且我的父亲和哥哥都希望我回国,来信中总要写到新中国的进 步情况。有时候,我会把父亲和哥哥的信带到科协给大家传阅。
不过,美国政府不愿意中国留学生离开,禁止留美科协的种种活动。好在爱 荷华大学管得不很严,认为是在进行学术交流,对实际活动未加过问。我从浙大 同班同学陈立与丁儆处知道他们都在积极地参与留美科协的工作,并受到美国政 府一定的迫害,如雇用黑人破门进入他们的住所,拿走衣物及油印机。警察局则 推卸责任,说黑人穷困,为生活而为。他们无能为力。

9、临别旅游
在导师审阅了最后一稿我的博士论文,认为可提交给评审教授后,我又通读 了两遍,并请导师的秘书按论文规范打印装订好,再送呈导师,由他交学校分送 给评审教授。在做完这工作后有三周评审空闲时间。我考虑到今后未必再有机会 来美国,而美国的国都华盛顿及次大城市芝加哥我都未曾走访过,将来要成为终 身遗憾的,且一个同实验室的美国硕士生同学在毕业后到华盛顿国家统计局计算 机房工作后,也曾邀请我去他处参观世界上最强大的计算机,所以我就想利用这 段时间去出游两周。
此次也是单身旅游,盘算这次也许只能乘坐“灰狗大巴”(Grey Hound Bus) 长途汽车出游了。不过我还想去碰碰运气看有无学生组织共同乘一辆私人车(叫 作 Car Pool)去东部的,到布告栏上一看,正好有四个研究生同坐一辆车去纽约,只需分摊汽油费,我赶快去与他们电话联系,他们接受了我,并问我有无驾照, 我给他们看了驾照。他们告诉我,Car Pool 是大家轮流开车,日夜不停地开往目 的地的。但真正上路了,因我驾龄短,又是外国人,同行的人不放心我开车,所 以我只能坐后座上,安心睡觉。
第二天中午出发,第三天中午就到了纽约。我上次已经去过了纽约,所以这 次的游玩重点就放在自由女神像、华尔街及百老汇大街,计划较深入地游历这几 处。当天下午,乘船摆渡到自由女神岛,我在自由女神像前面拍照留影,这是我 个人的珍藏品,可惜后来都毁于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小将之手。次日上午我走访了 华尔街及一些大银行,见识了当时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一的美国的金融中心的繁 华景象,虽然建筑并不新奇,街道也不宽阔,但这些并不影响它们在美国乃至世 界经济方面举足轻重的地位。下午及晚间,我在百老汇的大街上溜达,满目皆是 各式剧院与广告。最后,我看了场一大群女孩子表演的标准踢腿舞,虽不优雅, 但颇有朝气,这是当时美国文化的典型代表。
1950 年底,王启东回国前去纽约旅游时在原联合国大厦前留影
游完百老汇后,次日我就坐上了灰狗大巴,直奔华盛顿市。按地址,我找到 了老同学,他为我安排了一小旅馆住宿。通过他,我看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 的计算机。当时我对计算机是一无所知,只听他说计算速度高得惊人,可以说是当时的尖端科技了。这使我亲身体会到科学技术对国力的影响,我们这些掌握了 先进科技知识的留学生应该回国,为祖国建设做一些贡献,使我们的国家也能赶 上来,变得富强昌盛。
华盛顿记念碑、国会大厦、白宫及林肯纪念堂等,都标志着美国的发展与进 步。华盛顿的博物馆,包括航空航天博物馆、工业博物馆和铁路博物馆等等,都 令我印象深刻。华盛顿历史博物馆中展呈的两千多年前的我国的青铜器,陶瓷工 艺品等,虽然在当时是世界领先,但是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已经远远落后 了。我们必需要奋起直追,尽快赶上,对此,我自感我们这些人责任重大。
在华盛顿逗留了四天,我又坐上灰狗,奔向芝加哥。听说芝加哥大学很有名, 是研究原子弹的重要单位,所以我首先前往该大学参观。因无熟人带路,我只能 在校园内走走看看,如果仅看学校的环境,看不出该校与美国其他大学的明显差 异,甚至觉得芝加哥大学校园的景色气派还不如斯坦福,规模也未必比爱荷华大。 我给自己安排的假期还有两天,决定充分利用时间。余下的两天,我坐上市内公 共汽车,并听取朋友的建议,坐在了汽车上层,观看市景、道路和建筑。就这样 游览了美国的第二大城市,我发现越是新建的城市,街道越宽,建筑越新式。芝 加哥街道建筑比纽约先进,洛杉矶的街道更宽,但洛杉矶因为地震与地基情况, 高层建筑远少于纽约、芝加哥。
两周的时间匆匆过去了,我以最少的花费完成了临别旅行,回到爱荷华准备 论文的答辩与回国旅程。
遗憾的是,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游玩时遇见两位中国同胞,稍稍寒暄后我和 两人一同拍了张照片。后来竟被文革的“造反派”作为美蒋特务的证据,因为我 交代不出这两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十四 回国波折
1、美国有关中国留学生回国政策的急速改变
自 1948 年秋起,国民党在战争中节节败退,对公费留学生的资助、私费留 学生的换汇也就开始断绝了。中国留美的学生开始需要通过打工来维持学业与生 活了。美国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政策来援助中国留学生:对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的 留学生,每个月给予 90 美元的救济。当时我在实验室勤工助学已有 90 多美元工 资,无需美国政府的救济。
1949 年起,中美关系变幻莫测,美国对留学生的政策也随之变动着。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美国意图拉拢中国共产党,提出愿意帮助中国修建丰满水电 站以及修复东北日本人留下的工厂,推进中国的工业发展。对留美的中国留学生 开始时是鼓励回国,甚至愿为他们承担旅费,希望他们回国后能够成为“个人民 主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舆论。但中国共产党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 向苏联一边倒,所以美国就逐渐改变政策,首先就是把对留学生回国路费的资助 取消了。在中国的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后,特别是打了两场胜仗俘虏了一批美国 官兵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政策随即发生了急速的改变,变成坚决不许留 学生,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回国。但还是开了个口子的,回到香港、台湾的留学 生还是可以放行的。
禁止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理工科留学生回国,作为一条政令,发到了各个大 学里。这对于我们这些想回国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在这种情况 下,如何突破这条禁令,回到祖国,是一个难题。
2、突破险阻 回到祖国
美国政府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不仅是通过硬性的政令限制,还采取了软性 的利益诱惑。我就曾经有这样一段经历,我的导师表示学校欢迎我毕业后留校, 继续进行颗粒冷凝方面的研究,但我当时一心想回国,没有明确的表态,只是告 诉他我的妻儿在国内衣食无着,我很担心。他以为这是我不愿留在爱荷华的一个 借口,就继续劝导说,可以帮我在加州找一所大学任职,甚至也可以介绍我去美 国钢铁公司工作。但这些仍然没有动摇我回国的决心。
1950 年秋,我国著名的学者钱学森先生被美国政府以“携带美国机密”为由, 117

从旧金山的船上带走,并强行扣留了。另一位物理学家赵忠尧先生已乘船回国但 途中在日本横滨也被扣了回来。这些举动可以说是对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的一种警 告。面对这种严厉的政策,不少人动摇了,打算等待政局缓和了再走,而我的预 感是阻止回国的政策只会是越来越紧,如果要回国,就要趁早。事后证明,我的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在这种处境下,我去找姐姐和姐夫商量帮助我回国的事。姐夫是福建人,但 家住广州,有很多亲戚在香港,我就向姐夫求助,找他的一个香港亲戚,以我妻 子的名义发个电报过来,就说我妻子已经来到了香港,目前家里生活困难,希望 我能早日回去,缓解家庭困境。电报要打三封,一封给美国国务院,一封发给爱 荷华大学留学生监督,另一封给我。姐夫托了他住在广州的姐姐,她辗转去到香 港帮我发了三封电报。
美国国务院方收到电报后,觉得可对我放行,得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高 兴,接下来就是为回国做准备,忙碌起来。首先是在 1951 年 1 月中旬前赶快完 成博士毕业论文的答辩,我甚至不敢等到次年 2 月的毕业典礼,怕政策又有改变, 决定在 1 月中旬离开爱荷华城去往旧金山。一切皆按计划完成,最后,就是赶去 和姐姐道别,当时姐姐刚生完孩子才四五天,还住在医院,我恳求姐姐不要来送 我,因为爱荷华城火车站只有个站台,无房屋建筑,容易着凉。1951 年 1 月 10 日,我在爱荷华城火车站上等车去旧金山时,姐姐还是同姐夫一起赶来送我了。 那天天气非常寒冷,飘着雪花,姐姐身体还很虚弱,但她坚持来送我离开,这份 姐弟深情,让我在寒冬感到温暖,至今仍铭记在心。
火车一路前行,我看着沿途的风景,心中仍有恐惧感。到了旧金山,买到了 去香港的轮船票,没有受到什么阻碍。船的航程与我来美国时略有改变,离旧金 山后停泊洛杉矶、檀香山、横滨、马尼拉,最后才到香港。在离开前,我回到斯 坦福去看望还留在斯坦福大学老同学,杜庆华告诉我,他半年到一年后完成毕业 论文也要回国。
登船比较顺利,我在船上见到了大概十二三个回国的华裔学生,但大多数是 回家的香港籍留学生,回祖国大陆的只有连我在内的三个人,那两位都是学文的, 只有我一个是学工的,所以我还是很担心的。船过檀香山、横滨、马尼拉后,我 才安心下来了,觉得应该不会有事了,能够顺利回国了。

1950 年 12 月王启东乘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与同船的 12 位中国留学生在途中 停靠日本横滨参观时的合影(前排左二为王启东)。
在旅途中,我认识了一个在美国做工的老华工,他为美国建造铁路挖沟填土 工作近 40 年,那时他已 60 多岁,存了点积蓄,想回去成个家。这老华侨到离开 美国时仍不太会说英语,历经了这么多年的艰辛劳动才有望回国成家。他的遭遇 让我更感受到老一代华侨的处境艰难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途经菲律宾,我看到 许多在美打工的菲律宾人在下船时贿赂海关人员,拿着二三十美元往工作人员手 里塞,就可以顺利通过。这种贿赂公行的事,让我感觉到政府深入基层掌握情况, 严打腐败的重要性。
到了香港,海关人员上来询问我们是进香港还是入大陆。进入香港的,经海 关检查护照与行李就可以进入了。我们回大陆的,就被送到了另一列队伍里,由 军警押送过境,直接押送到火车站送上火车,有一名警察押送到深圳。那时深圳 还只是个小渔村,当我看到悬挂五星红旗的茅草屋的海关,我的心终于完全安定 下来,自我庆幸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了!
就这样,经过一番努力与一定的冒险,我回到了祖国。
3、从深圳回杭州途中的见闻
到达深圳海关,我们一行三人得到了穿着朴素的海关人员的热情接待。过海 关,有两道程序必须要走,其一是检查行李,要把贵重的物品和需报关的物件上 报。我就把打字机、长短波收音机和唱片机这三件东西告知了海关人员。我的其
119他东西基本上都是些书籍、笔记及衣物。他们笑着对我说:“啊,你是一个响应 号召回国的穷学生。”其二是上报携带的外币金额,要将美金完全兑换成人民币。 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还是很低的,我那时带回了 3000 多元美金,换成人民 币大约是 7000 元,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居民中也算是中等富有了。深圳的海关人 员朴素无华,温和有礼,与国外凶狠的海关人员比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让我感 觉很温暖。
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砖木结构的简易招待所里,吃饭很便宜,花上几毛钱就 可好好吃上一顿,物价比美国低很多。
次日,我们被送往广州去游览。我离队去看望了姐夫的家人,对姐夫的姐姐 给予我的巨大帮助表达了深深地谢意。姐夫家都是知识分子,他的姐姐和弟弟都 是大学毕业生。我姐夫的姐姐后来嫁给了我姐夫的一个同班同学,可惜后来姐夫 的姐姐及两个外甥都在唐山大地震中去世了,她的丈夫因为到四川筹建唐山交大 分校而幸运避过了这次灾难。在同姐夫家人聊天的过程中,我更加了解了新中国 的状况,姐夫的家人对共产党建立的政府印象很好,他们告诉我:现在国家政局 稳定了,正在努力恢复经济。他们的工作单位都很重视政治学习,经常组织他们 一起学习报纸上的新闻,社论及有关的毛主席著作。这对一向不重视政治又离国 多年的我,有很大的触动。
从姐夫家出来后,我去了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毛主席写的名为《论人民民主 专政》的小册子,便买了下来作为我启蒙的政治读物,准备在回杭州的途中好好 学习一下。
次日,我们被安排到广州新办的革命军政大学参观,据悉许多的中青年干 部参加工作前都要到这里学习。当天,有很多人在大操场上听报告。这在当时是 一种主要的政治思想教育方式,听完报告后,要组织讨论,并撰写心得体会。这 使我认识到中国国内重视思想教育的风气。军政大学的物质条件很差,教室都是 用草棚建造的,没有大礼堂,也没有大教室,学生都坐在小板凳上,以膝盖为桌 面记笔记。我当时心中就有疑问:这样的教学条件会不会影响学习效率呢?
在广州的招待所里,一些广东的大学领导(校长、副校长及教务长等)上门 来,欲聘请我们几个自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到他们学校任教。我记得其中有两个学 校,一个是中山大学,一个是华南理工学院,他们提出,愿意给我至少副教授,
120甚至可以是教授的职称。但我因为家中有年迈的父亲以及语言沟通不便的继母要 照顾,且妻儿都在杭州,我作为一家的支柱不应与他们分离,所以就婉言谢绝了。 虽然挺惋惜,但是至少我努力学习的价值在祖国大陆也到了肯定,使我深信:我 学成归来可以为祖国建设贡献一些力量。
4、萌发改造思想、学习政治的想法
在深圳、广州的经历,使我意识到,与国内的主流思想合拍十分重要。
海关工作人员帮我买了从广州前往杭州的软席卧铺,条件很不错。在路上, 除了欣赏窗外的景色,我仔细阅读《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本小册子,但因为没有 什么政治思想基础,既不了解写作的背景,又对书中比较简要的讲述不能正确地 理解,只觉得又是“民主”,又是“专政”,这对矛盾如何调和在一个人民政权中 呢?心中充满了困惑,自感落后太多了,必须要好好学习共产党的政治。
我对于进行政治思想学习始终没有什么抵触情绪,并有一定自觉的要求。即 使是在后来的肃反和思想改造中,我依旧愿意接受那些正确的思想观念。不过浙 江大学在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些粗暴做法使我有些惋惜与困惑。
5、回家再次感受环境的巨变
到杭州,下了火车,远远看见妻子带着三岁多的儿子来接我。我们回到妻子 与岳母合住的房子里,房子位于下兴中巷,离湖滨不远。那儿原来是一个大户人 家的住宅,后来分租给很多外地迁来的人家,她们在二楼租了一间作卧室。厨房 和客厅是多家共用的,五六户人家各自在客厅中放一张饭桌。有的人家还把痰盂、 马桶之类的物件也放在客厅,有时我们在吃饭时,别家的小孩在那里大便,好几 种气味混杂,很令人倒胃。
我和妻子谈到了土改的情况。她告诉我,土改的政策非常严厉,许多所谓的 “恶霸地主”和不守纪律的人都被枪毙掉了,其中也有她家的亲戚。她的二姐和 二姐夫刚从日本医科大学毕业回到家中,正好就遇上了土改。二姐夫家在临海, 家里一共有四个兄弟,除了大哥,都是去了日本刚刚留学回来的。土改时,家中 的大哥坐小船逃到公海上,后来辗转去了台湾,第二天剩下的三个兄弟就全被抓 起来,两天后全被枪决了,说他们组织叛逃。其实是在三个弟弟回国前,唯一留 在家中的大哥看到处理“恶霸地主”的严厉方式,感到恐惧,深夜独自搭乘小渔 船逃跑了。其他三个留学回来的兄弟因此遭受了无辜牵连。过于严厉的土改政策,误杀了不少这样的可用之材,我感到惋惜和震惊。
我的岳母和我妻子住在一起,也是有原因的。她因为是“地主婆”的身份,
原本是不允许离开黄岩的。但因为她身体不好,家里没人照顾,就放她出来,让 她来找在杭州工作的儿子。虽然张家曾是大地主,但在解放前已衰败了,我的妻 子是嫁出去的女儿,加上我父亲只有几间房子和少量田地,我妻子又未曾去收过 地租房租,所以并未受到牵连。她带着我们的儿子来杭州先在我父亲家里住了半 年,直到我岳母来杭,母子俩才搬出来和我岳母同住,房子是由我的妻弟张广建 为他们租下来的。
听到妻子告诉我的这些情况,我更觉得要赶快跟上形势,融入社会。
我回到杭州的第二天清晨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妻儿去看望父母。他们当时住在 浙江大学在刀茅巷中建造的宿舍里,在学校分房时分到了两间住房及一间厨房。 一间住房用作客厅,一间用作卧室,因为平房的前面是草坪,比较空旷,他们就 又自费搭建了一间作为书房,就当时而言,算是很不错的了。几年分离,再见到 父亲与继母时,喜悦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我还见到了从在贵州湄潭时就一直跟着 他们的小狗 Skippy,经过这些年,它已经变成老狗了,但竟然还认得我,摇着尾 巴朝我扑了上来,表示欢迎。
我和父亲也聊起了土改,他告诉我老家黄岩土改时,我们家的房子因为一直 租给人家使用,自己未住就被分掉了,当时虽然有人劝他说可以去领回两间,但 他没有回去,所以在黄岩的房子全都分给别人了。
父亲还告诉我,原先在浙江大学的地下党员,现在都成为了学校里的骨干了, 比如当时物理系的助教李文铸,现在成为了党小组书记。浙大现在是军事管制的 单位,军代表刘亦夫是学校的主要领导,刘亦夫同志对老教授还是很尊重的,常 来看望他们,和他们聊天。我的继母因为是外国人,解放初没有给她安排工作, 过了半年多,了解了她已加入中国籍,且学校缺少俄语教师,就决定让她教俄文。 她尽心尽力地带了很多学生,还为教师开设速成班。当时继母曾主动提出要帮助 我学习俄文,可惜我因为新的工作任务很重,抽不出时间来学习,放弃了这绝好 的机会。
通过父亲与继母,我还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浙江大学也进行思想教育, 教职工组成小组学习时事政治。
总的来说,当时的教授地位与待遇还算不错的,比起在贵州的生活条件好了 不少。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我和妻子在靠近浙大的东清巷内租了一套老房子的底 层,楼上是当时浙大工学院院长王国松先生的丈人租住的。岳母为了照顾我们夫 妻团聚搬去和她的外孙们同住了。

1、重返浙大机械系
十五 重返浙江大学
我回杭稍稍安定下来后,1951 年 2 月就去浙大机械系报到。当时机械系的系 主任是程孝刚先生,副系主任是赵仲敏先生。机械系下面有几个教研组:一个是 热能工程,负责人是陈运铣教授;一个是机械制造,其中冷加工负责人是梁允奇 教授,热加工是柯元恒教授负责。梁允奇先生和陈运铣先生曾被教育部分别派往 英国和美国实习过一年。而柯元恒教授是英国的 1934 年度庚款留学生,813 日 本侵华战争发生后,因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理念提前回国,回国后曾在大 后方广西大学等高校教过书,后来来到浙江大学,他始终十分认真负责,教学质 量高,并不断学习新理论、新技术,还很注重实验室工作的教授。在学校资金困 难的情况下,他自己拿出一笔钱来,去购买美国剩余的军用物资,经过改造可以 进行很多教学实验,我记忆深刻的是他把废弃的飞机发动机外壳改造做成小冲天 炉。
梁允奇先生读大学时比我高一年,与我在学生时代就熟识,他希望我能够加 入他的研究小组,便和汤翙先生一同来找我谈,询问我在美国学习情况。但我还 是希望能够教我擅长的科目——传热学及产品的质量统计控制。最后,系里决定 将传热学开作选修课,供化工、机械系愿意选修的学生学习,质量统计控制课则 作为机械制造的专业必修课。接着,又安排我去上两门机械设计的课,分别是面 向化工系与电机系的四年级学生开设的。柯先生还把他课程中涉及焊接的部分划 出来,让我新开一门焊接学。为此,他给了我一个大房间作为焊接实验室,并把 他买的全部焊接设备都划转给我,使我可教会学生使用气焊、电焊及接触焊等焊 接方面的设备,并派来一位技术全面并十分可靠负责的焊接工——桑锦荣作我的 助手。他的慷慨支持使我十分感动。
这样,一个学年里我需要同时上 5 门新课程,备课工作繁重。欣慰的是,我 所教的那届学生学习都非常认真,素质与基础都很不错,他们中有三人后来都成 长为三所大学的校长,许多后来都成为浙大的骨干教授。
暑假,我带了一批学生到大连的化工机械厂去实习,在那里认识了几位苏联 专家。感觉到那时苏联对我们的帮助还是真心诚意的。我还在回程路上顺便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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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方的几个城市,包括沈阳、北京、洛阳、开封,看到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没 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旅游业十分落后,感到很可惜。所见所闻让我深感国家百废 待兴,我们作为建设者,责任重大。
这一年的工作,基本沿着浙江大学一贯重视教学的轨迹。我一头扎进教学工 作中,对政治无暇顾及。直到 1951 年底,政治运动席卷浙大,对我造成了不小 的冲击。
2、几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与感受
一开始是“三反”、“五反”运动。对曾在经济领域工作的人,要他们交代是 否曾贪污、盗窃或占用国家财产,还要他们揭发同伙,若坦白则从宽,隐瞒则重 罚。对于我而言,因没有做过什么经济工作,“三反”、“五反”中没有受到冲击。 但那些曾经办过厂的人都要溯及既往,一一交代。其中,任传丰教授就被牵连了, 因为他曾管过之江大学的工厂。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是自尊性很强,二是没有经受 过这种运动,一揭发一批斗,他心理上承受不住,批斗会一结束就骑自行车直奔 铁路卧轨自杀了。像他这样优秀的教师却英年早逝实在令人遗憾与心痛。
“三反”、“五反”运动之后,紧接着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对混在革命队 伍中的“地、富、反、坏” 分子统统都要清理出去。我当时被怀疑为美国派来 的特务。因为我是 1951 年抗美援朝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回来的,他们知道美国 不允许理工科的留学生回国,因此怀疑我是接受了间谍任务才得以顺利回国的。 我对这种运动一无所知,全无心理准备。浙大的党小组书记,在我回国之初对我 非常热情,这时却像换了个人似的,对我极不信任,大声严责后命令我交代关于 担任美国特务的问题。这边在学校里我正在被责令交代实情,那边就有人带着一 大群机械系的年轻教师和学生去抄我的家,仔仔细细地翻查我房间里的每样东 西,一页一页地看我的书籍、笔记本,临走时还拿走了我的日记本,简直是毫无 个人隐私可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日记更是如此,涉及自我思想方面的部分 全被夸大扭曲成反动言论登载在大字报上,上纲上线地批判,让人尊严扫地,公 民的权利受到无情的践踏。我从此不愿再写日记了。当然,这是后话。
当时,我和一个印尼归来的学生、后来留校任助教的肖宜雍是机械系清查的 重点对象,每天上班时把我们俩关在一个房间内,写详细的书面材料上交。我虽 然不满他们的作法,但还能自我开脱:毕竟我顺利归国的过程是十分敏感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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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程顺利,对此事怀疑还言之有理。我自认问心无愧,所以认真完整地进行了 交代,还举出了许多证人,写得非常仔细。
未曾亲身经历政治风波的我难免有些心理上的伤痛,但也在这次运动中锻炼 了自己生理和心理的承受能力,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不再那样不知所措了。这一 次的抄查,由于我事无巨细的交代,使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免于关牛棚、戴高帽 的折磨,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幸运。
清理阶级队伍才刚平息,学校中又掀起思想改造运动,这与高级知识分子紧 密相关。我是愿意接受新思想的,但也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也不能一棍子全打掉。 运动一开始就是批判封建思想,像忠孝仁爱、孝悌信义等都被批为虚伪错误,我 对此不能认同。
这次的运动,我没有遇到太大的打击,但对柯元恒先生的批判确实使他难以 承受。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就在家中饱受儒家观念的熏陶。他和我是同乡, 我对他的个人品德修养和为人有所耳闻、非常钦佩。他十分孝顺,大学一毕业, 收入不高的他全力奉养家中的祖父母与父母。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但并 未嫌弃家里为他聘定的小脚未婚妻,毕业后娶了妻子,夫妻恩爱,在他母亲尚在 时把妻子留在老家奉养母亲,直到母亲去世才接到身边。1934 年,他考取了庚 子赔款留英奖学金,原准备在英国学习六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最令我钦 佩是,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回国尽责,毅 然放弃优厚的公费待遇,只身回国进入流亡西南的高校执教。他富有责任感,也 有远大的抱负,结果在运动中被批得一无是处,还责令他在大庭广众下作自我检 讨,批评传统道德,他深感受辱,不肯屈从,不惜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认识无误。
我的办公室和他的实验室相邻,责令他批判自己的当天下午,他拿着他实验 室的账册来找我,对我说:“这个就交给你管了。”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离开,完 全没意识到他已在心里下了自杀的决心。见他迟迟没有回到实验室,有人觉得不 对劲了,就发动大家四处寻找,但一无所获。我也骑着自行车在杭州城内窜街走 巷,一直找到深夜,本想好好地劝慰他。几天后,他的尸体在钱塘江下游被找到 了。
想起他对我最后的嘱托,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样粗暴不合理的批判是 给予一大批真诚的知识分子一个致命的打击,毁了他们人生的信仰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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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思想改造,是为接下来的院系调整做准备的,为了让在校的老师同学 更好地接受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而否定中国的传统教育和过去学习英美的大学 教育方式。我认为接受新思想、新模式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应该采取以理服人 的方式,如若不是这么简单粗暴,而是和风细雨地改进,效果会更好,副作用也 会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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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院系调整与我的转行
1、全国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基本被肃清了,国家形势逐渐 稳定下来,如何发展经济成为全国上下考虑的头等大事。中央的办法就是全面学 习苏联,也希望苏联老大哥能够给我们更多更有效的帮助。作为同一个阵营里的 盟友,苏联当时同意为我国援建 156 个项目,包括汽车厂、拖拉机厂、重型机械 厂等等。
这些援建工厂建成后的顺利运行离不开专业人才。当时,机械制造专业的大 学毕业生远远供不应求,铸工、锻造、焊接等热加工专业的人才在国内更是奇缺。 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以必须尽快培养上述专业的人 才。我们正在全面学习苏联,高等教育当然也不例外。苏联的工程技术教育是以 专业教育为主,每一专业专修某一方面的技术,与英美大学本科的宽口径培养方 式有很大的不同。中央决定依照苏联的模式,全面改造我国的高等教育。为了减 少改革的阻力,先在各个大学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目的是要我们认识到在教育 上不能继续使用英美模式。当时的我完全不知道一个大规模的调整正在酝酿之 中。
1952 年春天,思想改造运动刚刚结束,院系调整的通知发到了浙大,在学校 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浙大的整个理学院和部分文学院要调到复旦大学,因为中央 决定复旦是文理综合大学,而浙大是工科大学。浙大的理科及文科一直是全国闻 名,这样的决定令我们很多教师感到十分不舍和惋惜。很多名教授,像苏步青、 谈家桢都要离开浙大了,绝大部分仪器设备也要调走了。
另外,浙江大学留杭的部分还要拆分成四所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 学、浙江医学院、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是在原农学院的基础上建立的, 校址还是在华家池,但有关林学的学科要调往东北。浙江医学院也在原来的医学 院基础上建立,仍在延安路上。浙大的师范学院原是浙江大学部分理学院与文学 院组合而成的,调整后搬至原之江大学所在地——六和塔边上,独立成浙江师范 学院。我父亲作为原师范学院的院长继续留在浙江师范学院。我的继母德梦铁也 由文学院调到师范学院去教俄文和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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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之后,浙大只剩下了工学院,因为当时有些教授认为没有理学院的工科 大学是发展不好的,所以力争将少量理学院的教职工留了下来,加强工学院的教 学与研究。工学院内部也有很大的调整,原来机械系中较强的热能动力工程组停 止招生,机械制造冷加工继续招生并扩大招生名额,还要开办热加工专业,特别 要集中力量办好铸造、热处理两个加工专业。机械系原来有一个航空组,是在遵 义时由范绪箕教授负责建立的,复员回杭州后逐渐扩大起来,实力比较强,而这 个航空组先被并入南京航空学院,之后又调入西北工业大学。
院系的调整雷厉风行,当时中国较好的几所综合性大学都在这个运动中被拆 散了,包括清华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等等。浙大由一所实力相 当强的综合性大学顿时变为一个职业技术学院了。在美国留学的所见所闻使我坚 信:综合性大学有利于新学科的发展和突破,应当保留一些。美国也有专科学校, 进行各种职业培训,服务生产,但都不是一流的大学。我国这次“一刀切”的调 整是否会顾此失彼呢?况且,浙江大学的优良学风来之不易,经历了文军长征, 学校师生团结友爱与共同奋斗,学术气氛自由活跃,在这样的调整中学风是不是 会被破坏?我把自己的想法同父亲讨论,他也觉得这样的调整对当前的经济发展 有好处,但对日后的科学发展恐怕有所影响。
2、委我建铸工专业重任 使我矛盾重重
院系调整基本完毕,以工科为主的新浙大需着手研究教学改革的具体方案。 机械系开展了全系教师的讨论会。会上,一位理平头、穿军装的老同志引起了我 们的注意。问了副系主任赵仲敏先生,才知道他是军管会新派来主持浙大工作的 刘丹同志。讨论结束前,他发言了,大意是说教育要为生产服务,为当前的国家 建设服务,这个意见我是支持的,因此也表态:老同志说得对。
之后,刘丹同志便宣布:浙大机械系重点发展以下两个方向——机械制造中 的冷加工(即机械切削加工)和热加工(包括铸、锻、焊、热处理),并且指定 梁允奇先生负责机械制造专业,我负责热加工方面的铸造与热处理二专业。我事 先全然不知,况且对这一领域我并不精通,怎么能承担这样的重任呢?
我去找赵仲敏先生反映,说我更合适热能动力工程方面的教学与科研,而且 我认为浙大在这方面有良好的基础,却没有设立这方面的专业,很可惜。听了我 的想法,他说:“你直接去找刘丹同志谈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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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我去了刘丹同志的办公室。我说,开办热加工专业,我自己确实学识 与能力不够。我在美国最后的两年半时间都花在热能动力工程方面,而且两个专 业的基础很不一样。热能动力工程的基础是热力学、传热学和燃烧;而热加工主 要是材料的组织结构、相变、熔炼、型砂与造型工艺等,这些我都未曾深入研究 过。“这些都属于机械工程的,是不是真有这么大的差别,我听说你在美国也学 过一些相关的课程。”刘丹同志是这么回答我的。他所指的其实是我在斯坦福大 学读硕士研究生时选修的一些本科一年级基础课程,当时是为拓宽知识面而学习 的,只是入门课程,我并没有下功夫钻研过
我反复解释,刘丹同志有些不耐烦了:“你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看问题就是 这么片面,你反复讲的只是两个学科的差异,没有听见你说它们的相同之处。” 他还说,“现在我们国家很需要热加工方面的人才,上面安排下来的任务很重, 下学期这两个专业就要招 120 个专科学生和 60 个本科学生。我们很器重你才把 任务交给你,你却不接受,这是党组织综合分析之后才做的决定,你再回去考虑 考虑,明后天给我答复。”
我离开办公室,就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接受了任务,相当于要放弃 我花了两年半学习和研究的热能动力工程,而要进入的专业我仅仅有一点皮毛的 基础。我想起爱荷华大学的导师对我的评价——他认为我很有创新想法,我的研 究将来可能对冷凝器有所改造,有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领先的技术。另一方面, 我也明白国家的任务很紧迫,而在机械系里,真正熟悉热加工的老师一个都没有, 我三十岁,年富力强,确实应该接受这任务。我还想过是否有换学校的可能性, 但是杭州的其他大学也都没有热能动力专业。即便是去了上海或北京,我的颗状 冷凝传热研究也不见得会被重视,因为当时我国的发电厂水平比较低,要解决的 问题远远比我研究的内容紧迫。何况,我的父母妻儿都在杭州,我更不能够轻易 地说走就走。
最后,我还是决定服从安排。我回国就是为了参加祖国的建设,现在既然给 我机会了,我就当好好干。我第二天再次去找刘丹同志,告诉他我决定努力地干 了,希望他日后能给予新办专业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次他爽快地说好。于是, 我开始组织筹建热加工工程专业。
3、紧锣密鼓 建立铸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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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机械系分成了两个组,分别负责机械制造中的冷和热加工两个专业的建 立。我立即组织了我们热加工小组的老师开会讨论。按照中央的政策规定我们当 完全使用苏联教材,不能用英文教材,更别提用英文上课了。
为了鼓励大家购买使用苏联教材,书店里的苏联教材比美英教材便宜得很 多。我到新华书店里把可买到的铸造与热处理教材全都买下来。考虑到我们的俄 文水平还比较低,我马上写信托远在美国的姐姐和姐夫帮我买一部分美国专科学 校的相关教材。我们小组讨论的结果是以苏联的教材为主,参考美国的教材,虽 然苏联的教材内容更丰富完整,但因为我们在阅读理解俄文文献上水平低有困 难,参考些美国的教材可以防止出现原则性的错误。
为了更好地能为教学服务,老师们全部要到学校的俄语速成班学习,有位光 仪系教师发明了生字循环学习记忆法,即每天不断重复朗读记忆全部生字,可较 快记住这些生字。就这样,我们在暑假里就开始一边学习俄文及苏联教材,一边 编写自己负责部分的讲义。
为了加快进度,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小组内进行了明确的分工。仇 俭老先生和缪进鸿、王慕荣负责铸造工艺。吴锦波与杨佳荣负责铸铁与熔炼。因 为我对热工学比较熟悉,铸造用炉由我来负责,包括冲天炉、电炉、热处理炉。 还有机械设备方面及实验室建立工作交给了吴京,由他带着几个实验员来做。铸 工车间设计交给蒋文浩负责。学生们除了要上课听讲,还必须要动手做实验,我 们就决定先开出一些基础的实验。
教育部规定,浙江大学负责的热加工包括金相热处理和铸工两个专业,考虑 到自己精力有限,金相热处理专业我转请徐纪楠教授带一批年轻教师来开办,我 则全身心投入了铸工专业的建立。徐纪楠教授原先也是教热能动力工程的,毕业 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比我早一年回国。我带领的这一组胆子比较大,工作进度 也快,除了编好不少讲义外,还买来了许多实验设备和造型设备,包括造型机、 抛砂机、清砂机等等,想多给学生见识见识,亲手摸摸。徐纪楠教授带领的那组 做得稳健些,他问我金相热处理的课程和实验因准备不足能不能推迟一年招生, 让他们的准备得更加充分些。我请示了刘丹书记后说可以,毕竟专业是全新的, 不宜太急,今年铸工部分先上马,招收 120 名专科 60 名本科学生全学铸造,看 看效果如何,明年两个专业都招生,铸工招生数适当减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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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知生产方面的知识不足,所以全体教师经常去工厂实地学习调查,参 加劳动,把教育研究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我想起自己在爱荷华大学,曾跟随教 授参加过机械工程学会。大学和工厂能够利用学会的平台进行交流,互利互惠。 所以我大胆出任浙江铸工学会理事长,启用了一个比我还胆大的女干部向晨同 志,推动了工厂与学校的交流,浙大铸造教研组由之受益不少。
除了全组上下紧锣密鼓地由书本教材及工厂实践中提高自己与编写教材外, 国家也大力地进行帮助。每年暑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开班,请来苏联教授进行 示范教学,教师们都可以去观摩学习。按照原先的分工和教师的年龄、健康状况, 工艺部分由缪进鸿去,设备和熔炼方面的分别由吴京和吴锦波去。我自己也每年 都去参加,除了学习自己负责的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外,还去学毕业实习、生产 实习、认识实习应当怎么安排与组织,因为这些都是以前大学里没有的。每次学 习回来,都要给小组的所有成员传达,在苏联的基础上略作改进,使之更符合我 国与浙大的实际。
我们的付出换来了收获。自从 1952 年 9 月按时招收了全国第一批铸工专业 的学生以来,我们每年都培养了 180 名学生,120 名专科生,60 名本科生分配到 全国各地的工厂中的铸造车间工作。不少学校前来浙江大学参观学习,或者派教 师来委培。我们自己的队伍也在不断吸纳人才,发展壮大,例如,从清华大学来 的吴肇基,跟着我搞铸造用炉;刘庆元搞合金与熔炼;还有我们自己的留校毕业 生宋强、仲季、张克力、应世云等。秉持着浙大求是的传统,我们团结一致,在 教中学,不断努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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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第一届铸造专业本科生毕业留念照

4、参加教育部设备添置小组工作
1953 年开始国家分配给教育的经费增加了,之前政府忙于维持治安和稳定经 济,对教育投入比较少。全国院系调整后,增加的经费要发到各个学校里去,为 新专业添置设备。教育部在全国选了 10 多所高校,每所大学派一个代表参加设 备添置小组。王国松先生当时是副校长,他决定派我去,主要是因为我回国不久, 对新设备的了解多一些,加上机械系的调整改革比较大。
每年我需为此去北京两三次,开始时讨论添置设备的原则,经费分配的方案, 参与审查各所高校上报的设备添置计划。一段时间后,我们到多所大学去实地考 察。工作中,我认识了不少教授老师,像清华的张光斗。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 了大学校长。同时,我也为浙江大学尽可能争取多一些经费。通过这项工作,我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经费安排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看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工 作的重视。后来,在反右运动开始前,有位教师责备教育部不懂教育、不关心高 等教育,我因为参加了这份工作,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便为教育部说了几句 公道话,因此在反右时被归到了左派的队伍中去。
5、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学习毛泽东选集 133

1953 年,院系调整后,王国松先生是副校长,李寿恒先生是工学院的院长。 那时他们俩都是浙江省民主同盟中的领导干部。我在浙大念书时,我的一个同级 土木系同学夏志斌,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同我关系不错,我们在遵义时曾被安排 在同桌吃饭。一天,他来找我,说奉王国松、李寿恒老师之命,邀请我参加中国 民主同盟。
回国头两年,我因教学工作繁重对政治关心得不够,对这样一个组织也不是 很了解。夏志斌就向我介绍,民盟是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已有较长的历 史,抗日战争时赞成国共联合抗日,所以比较靠拢共产党。他还说:“现在共产 党是执政党,民盟是民主党派,属于参政党。如果加入民盟,一些治国建设设想 方案可向共产党反映,尤其是对提高高等教育方面的意见可以更好地向上反映, 得到采纳。”
我自认为政治上落后幼稚,不过他劝说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共同进步。我觉 得他的话在理,不能一直对政治不闻不问,于是我决定参加民盟。
开始先是参加了几次会。包括王国松先生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来向 在校盟员传达。李寿恒先生参加省里的人代会,也向盟员介绍一些省里的情况。
我受益较大的是王先生和李先生委托盟里的专职干部王遂今经常来我家坐 坐聊聊天。他是共产党党员,和我年龄相仿,一开始先和我聊了回国之后的感触。 我告诉他我想跟上形势,学习政治理论,但是可能不得法,加上业务担子很重, 曾买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看得似懂非懂。他说,因我一直生活在蒋管区, 又埋头于业务,在国共矛盾激化时我忙于复员,接着准备出国考试,后来又出国 了,对国共二党的政治矛盾与斗争了解得太少,所以读起来比较难懂。但由于我 对抗日战争很关心,对当时的战局形势有些知晓,所以他建议我先看毛泽东在抗 日战争期间写的重要著作。他还特意到书店买了几本小册子送给我。于是,我开 始主动地阅读这些书,进行政治理论方面的学习。我就这样开始了解毛主席、共 产党对政治形势分析的深刻与正确,开始自觉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我在政治 上的进步与加入民盟和党的统战政策不无关联。
6、院系调整后的父亲与继母
1952 年,院系调整中,浙江省成立浙江师范学院,校址定于原之江大学的校
舍。在半山腰的平地上(二龙头)建了一批教职工宿舍。父亲与继母分配去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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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就居住在该宿舍内直至 1958 年。 为了家中有人照顾,请了一个全时保姆。第一个保姆原为一工商小业主的妻
子,丈夫已经亡故了。她把家务打点得不错,但是后来因为她的儿子入室偷取现 金,被学校巡查队抓获了,于是父母亲换了一个保姆,是浙大工人谢师傅的妻子 谢妈。之后的多年中,她全心全意地照顾父亲和继母,一直到父亲被冒充红卫兵 的盗贼杀害和继母被当成“苏联特务”隔离审查时,她才离开。之后她仍关心继 母的情况,曾来找我多次探听消息,但当时继母的音讯全部被封锁,我和她一样 信息全无。
父亲在浙江师范学院承担了一些分析化学的授课任务,余下时间投入研究中 国化学史。他用分析化学方法分析中国古代铜币中的锌含量,进而研究中国铸币 工艺的发展过程。他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以近代技术研究人类历史的先河。继母则 开课教授学生俄语、法语与德语,发挥了她的特长。她对新中国的迅速发展由衷 地赞赏与敬佩。
1958 年,浙江省以浙江师范学院为基础,建立文理综合性大学——杭州大学。 新校址定在黄龙洞附近,即天目山路与杭大路交点上。在天目山路以北建教学区 及学生宿舍;天目山路以南称“河南区”,建教职工宿舍。
父亲与继母双双调入杭州大学任教。父亲仍负责分析化学的教学与研究,同 时继续中国化学史的研究。因杭州大学为综合性文理大学,对新技术要求较高, 父亲还花了不少精力开拓使用近代仪器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的教学工作。因那时俄 语已作为我国最主要的外语,杭州大学俄文组迅速壮大。继母的俄语基础好,教 学方法灵活多样,适应各种学生,成为了俄文组的教学骨干教师,很多教师向她 请教学习。喜欢交际的她常常还把她欢喜的学生请来家里吃饭,收作“干儿子”、 “干女儿”,共同商讨如何快速有效地提高俄语教学质量。文化大革命时为之被 批判为外文系的“祖师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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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震慑全国知识界的反右斗争
1、受人欢迎的助党整风
1957 年春,浙江大学党委按党中央的布置开展整风运动,目标在于消除党 内的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和教条主义,进一步改进党的作风与工作。并发动群众 向各基层提意见,帮助党进行整风运动。党主动向群众征求意见,改进作风,提 高工作效率是深受群众欢迎,是利国、利党、利民的好事。
我回顾这些年来与支部中一些党员教师、职工一同努力建立新专业,提高教 学水平。大家都十分努力,忘我工作,通力合作,兢兢业业,完全与官僚主义、 本位主义等挂不上钩。所以在小组会议上一直都没有提出过什么意见,相反我曾 为教育部辩解了一次。在一次三四个小组的联席会议上,有位数学系的老师发言 说党不重视教育,更不重视高等教育,大学的经费奇缺。因为我当时是教育部设 备添置小组的成员,了解一些情况。我就解释说,在建国之初,主要是为了稳定 社会秩序,恢复工农业生产,教育上的投入是相对少些,但近四五年的高校经费 投入已大大增加了。现在每年为新开专业投入不少资金,购置仪器设备,我们浙 大就添置了不少。
1957 年夏天,党中央大力推动全国职工大鸣大放,浙大党委开了多次会议, 要求大家多提意见,帮助党委改进工作。许多教职工都在努力思考,多提些中肯 的意见。和一些教授一样,当时我心里有两点想法,一是大学应该教授治校,他 们最了解情况,应多听取教授们的意见,而当时浙江大学主要是由工农干部决策 的,平时征求教授意见不多;二是中国为了学术发展应该保留一定数量的综合性 大学,而院系调整时全被拆散了,应当恢复一些。
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些建议在会议上陈述或整理成文字上交,我的老 家黄岩就寄来急信:原来是父亲的结发妻子杨湘波的墓地要被征用建黄岩九峰公 园,必须在两周之内迁移。父亲收到信后很着急,要我速速赶去黄岩迁坟。于是 我向学校请假一周,离杭去了黄岩。
在黄岩的头三天,我到墓地挖坟、开棺、拾枯骨,再用漂白粉浸泡,一一洗 净晒干,放进盒子里包好,放在一个衣箱内作为行李,带回杭州。
等回到学校上班时,大鸣大放活动已经结束了,而震惊全国知识界的“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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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
2、震惊知识界的反右斗争
党中央发动的反右斗争迅速在全国高等学校展开,示范点是北京清华大学中 国民主同盟支部。罗隆基、章伯钧、费孝通、唐致实等四位教授一下子被打成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矛头直指中国民主同盟, 说民盟成员“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进而向党夺 权”。浙江大学紧紧跟随而上,随之第一炮就是把浙大民盟支部的负责人王国松 先生和李寿恒先生同时打成右派分子。他们二人都是当时浙大最有名的老教授, 全心全意为高教发展做贡献。况且李先生和我父亲是多年的老同事,也是很好的 朋友,彼此了解较深。父亲说:“李先生是业务型干部,一向无意行政职务,指 责李先生向党夺权根本是无中生有。”后来,我才了解到,王、李两位先生在“大 鸣大放”时向党委提了几点意见,无非是教授治校和院系调整的事,提了这些意 见怎样就成了“大右派”呢?如果我没离开杭州的话,这顶可怕沉重的帽子也会 扣到了我的头上。
我是王国松、李寿恒二位老师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入盟后他们指派干 部帮助我学习毛主席著作,推动我跟着党走。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他们策划于密室, 点火于基层,更谈不上向党夺权。
但是,运动领导小组要我在他们的批斗会上,第一个站起来高喊打倒他们的 口号。我后来知悉运动领导小组搜集的资料中,有我在联组会议上替教育部解释 说话的记录,加上我“大鸣大放”期间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因此把我划为左派教 师,要我在反右大会上第一个站起来高喊打倒他们的口号。但这两位都是我尊敬 的老师,这样的要求我无法服从。批斗会上,在场的人都必须表态,无奈之下我 只好说:“两位老师应该如实交代反党活动内容。”对他们说这些话,我已经感到 惭愧,虽然没有直接说要打倒,但说了那样的话也算是推波助澜,已违背我的良 心也背弃了师生之情。
接着,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光仪系的董太和、机械系的梁允奇、电机系的 简伯敦等几个颇有影响力的教授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因为他们联合在《文汇报》 上发了一篇建议改进大学工作的文章。还有杭州大学的王承绪等教授,因为他们 是浙江民主同盟的省委委员。同时,在青年教师和职工中也划出了一批右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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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必需带着全家人下放到农村去,从事他们根本不熟悉的农业生产,赚工分维 持生活。
没过多久,学校就宣布了由中央批准的浙江省委决定——王国松和李寿恒为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无疑地同时也免除了王国松先生的浙江大学副校长职务, 李寿恒先生的化工系系主任也被免职。两位都是新老浙大在科研教学上的领军人 物,人才难得。因为响应党的号召,根据自身经验与体会,想为我国高等教育水 平的提高而提了些建议,却落到这样下场,实在令人惋惜。但是很多人包括我自 己被这样的不合情理的严厉处理震慑了,成了无声的寒蝉。这样的震慑对开展大 跃进运动可能有利,但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的幸福则是十分不利的。
3、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我们当牢记这运动中的教训
紧接着反右斗争运动的就是大跃进运动。国家工农业与科学技术都被报道以 极高的速度向前发展。如若是真实的情况,必是令人民欢迎,世人瞩目,全球震 惊的。可惜许多都是虚假的,例如在许多报纸登载的照片上显示出水稻可密植到 一个小女孩睡在挂满稻粒的稻杆顶上,达到亩产万斤的水平,还附着一个科学家 的分析说,根据太阳光照能量的计算,这样的产量完全可达到。但我请教了一二 个农学家,他们认为这样的计算忽略了生物可能达到的转换太阳能的效率与植物 吸收二氧化碳及排出氧气所需的空间,所以必然是虚假的,不可能的。相片是在 人工临时由多亩田中拔来再插入田中的稻杆头上,临时放上女孩子拍摄的。这些 农学家因怕被打成右派而沉默。
在钢铁生产上也很相似。口号是在很短时间内超英(英国)赶美(美国), 而用的方法是全民用小高炉炼铁。用这种方法炼铁,我自己也曾参加过,与我在 美国钢铁公司看到的炼铁方法相比较,当属于原始的、违背科学的、工业发展原 则的炼铁方法。此二种方法的差异我将在下一章中具体叙述。
在科技方面,我自己接触到的就是大搞超声波。那时的科技刊物上确实报道 过超声波的功能:超声波有加速燃烧的功能和加速化学反应的功能,只要在燃烧 器或反应器的进气口上装上超声波发生器,就可大幅度地提高燃烧速度及反应效 率。但当时大量推广使用的超声波发生器却又如此的简单,只要在一段三四寸长 的大管子的边上,切线方向焊上一根很小的管子,再将大罐子两端用圆形板封住, 一边的圆板上再焊上一根小管子就做成了。空气由切线方向小管子吹入,再由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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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管一端板上的小管流出,气中就带有超声速的振动波。所以大小高炉的进风 口都得这样做,不论进风量大小都行。这显然也是违背产生超声波原理的,但流 体力学的科技人员怕被打成右派,未敢提出产生超声波的条件,及绝大多数当时 使用的设备不可能产生超声波的看法和意见,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是无超声波效果 的,但把国家当时生产的水管基本都用光了。
当然在那一段时间内,也不是全部工作与努力都是不科学的、虚假无用的。 我自己参加了创办与发展矿冶系,并做的一些科研工作,如铸造高速钢刀具等, 都是按科学原理、科学的实验程序,按大跃进的精神,即尽力加快进度来做的, 成绩是应当肯定的。但当时的国民经济确因一些错误做法受到了极大的挫折,那 些成功的工作也只好暂时下马或完全终止了。
由于解放前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制度统治下,因而解放后党领导 全国人民发奋图强,努力奋斗,在各方面快速地赶超上去,是完全正确的。党提 出的“大跃进”运动,就是推动与号召全国人民发奋图强,迅速赶上,要有敢想 敢做的精神。但其中忽视了需用科学方法、人类工业生产经验中的最新成就,才 能顺利达到这一目标。使用落后原始的方法,非但达不到目的,对资源环境还有 极大的破坏。规模愈大,环境与资源的损失破坏程度就愈大。胡乱地大干对国民 经济就造成一个大的挫折或折腾,这个教训一定要牢记,今后一定要用科学发展 观来指导各项工作。特别在党报或党的刊物上决不能登载虚假报道。
对群众,特别一些专业人士发自肺腑的忠告或献言献策,更不能当作反党、 反社会主义言论,给予严厉的处罚。否则必然产生严重阻碍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与进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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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以大跃进的精神办好矿冶系

在群众大跃进热情的鼓舞下,我也努力想为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贡献力量。回 顾起来,主要工作是在浙江大学建立矿冶系,帮助浙江省发展钢铁企业。虽然后 来浙江大学矿冶系又被撤销了,但我自认我们还是努力按科学发展规律和大跃进 精神在做工作,于心无愧。这项工作的开始是源于全民大炼钢铁,或者更精确些 说是源于全民土法炼铁。
1、原始的土法炼铁
1958 年,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和几个点的示范后,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与乡 村都掀起了小高炉炼铁的热潮,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在小土炉上怎么可能炼出好 铁呢?那时我正好在搞铸工专业的竖炉,小土炉也是竖炉的一种,炼铁时完全不 回收废热,还排出大量的一氧化碳未加以利用。不少小炉子用的是手动鼓风机, 大一点的用简单的低压电动鼓风机,生产率极低。且不可能炼出合格的生铁,而 花费极高,完全不能与大高炉相比,我认为这不是方向。但很快浙江大学各个系 纷纷自建小土炉,买来铁矿石和木炭,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炼铁运动。师生轮流值 班,很多人根本不懂炼铁要领,炼出来的实际上是不可用的废渣或者是渣铁混合 物。
不仅如此,大家还要比赛,看谁炼得多。因为竞争的压力,有人甚至不用铁 矿石来炼,而是用破锅、废铁皮桶,后来索性将围墙上的铁栏杆敲下来扔进小土 炉。这种做法事实上是在化钢铁制渣或制渣铁混合物,而不是炼铁。
我还算懂点炼铁,由于学校的推荐,省里派我参加工作组,去到温州指导制 作小土炉。在我指导下,可以练出铁,可是铁的质量不高,混入了不少渣子,不 能用来浇注铸铁件,没什么实用价值。而且因为炼铁需要大量的木炭,全市很多 古树,大树都被砍下来烧制木炭,实在可惜。我心里明白,这样炼铁完全背离工 业经济学的规律,浪费资源和人力,不过经历了反右的教训我也不敢多说,况且 经济学是西方发展出来的学科,是当时不能提及的。
好在全省乱忙了一段时间后,省委总结教训,转变方向,计划在杭州半山建 立钢铁厂,这样盲目炼铁的现象停止了。为了建厂,聘请了曾在武汉、东北鞍山 钢铁厂工作过的工程师们,按照现代化的方法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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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冶系的诞生
1958 年,浙江省委决定在浙江大学设立矿冶系。校党委书记刘丹找来谢光、 李治孝和我,决定由我们三人来主持建系的工作,其中谢光担任总支书记和系主 任,李治孝和我担任副系主任。矿冶系实际上分为两个方向,李治孝是学地质的, 因此负责探矿、采矿方向;而我负责冶炼方面,初步决定包含钢铁和有色金属的 探矿、建矿、冶炼、铸锭等几个专业。
从铸工到冶炼,这是我又一次的转行。我想自己曾经在美国的钢铁公司打工 三个月,对钢铁冶金有点感性认识,在创办热加工专业时也积累了办新专业的经 验,只要组织给人给经费,我有信心能把矿冶系办好。于是,我为浙江大学矿冶 系的诞生忙开了。
冶金方面最初的教学人员主要来自铸工专业和金相热处理专业的教师,另外 还有新毕业化工系的学生。可以说,矿冶系的教师都是未经专业培训,自学成才 的。
系主任谢光是军队转业来的党政领导干部,但他很虚心地听取我们的建议。 我提出要先到全国几所在这几个专业领先的学校去参观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 于是,我和吴锦波、吴京、缪进鸿、吴肇基等人分别前往北京钢铁学院、东北工 学院和中南矿冶学院调研考察,主要看看那些学校开设哪些课程和实验,教学计 划如何安排,以及人员的配备等。参观时也遭遇到了被泼冷水的情况,认为浙大 连一个冶金专业出身的教授都没有,怎么能建好矿冶系。但我们并不妄自菲薄, 一边借鉴上述学校的经验,一边结合本校的实际,加上大跃进的精神鼓舞,我们 开始拟定教学计划,设置教研组。我们还遇上了难得的机会,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Sheffield University)愿意吸纳我们的教师作为访问学者,并可提供一些基金 的资助。于是,我把吴锦波、杨全、刘庆元几个讲师派去该校学习。
冶金炉是必须开设的课程之一,因为我以前学过传热学,开过铸造用炉课, 就负责这门课,同时开始开展竖炉热工(高炉、冲天炉)方面的研究。竖炉、电 炉这些冶金炉同铸造用炉差不多,和我以前学的热能动力工程中的一些课程也有 点相通,如模拟法等。我的想法是先将大炉子以模拟技术缩小为实验室规模的小 型炉子,将小炉子的各项参数在实验室测量,并与大炉子的参数进行对比。模拟 成功后,先在小炉子上调整参数,改进性能,然后再在实验室中建较大的炉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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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参数。事实证明,这样做还是比较科学可行的。
浙大冶金厂小高炉车间正在安装中
学校方面也给了矿冶系很大的支持,决定为我们建立专门的教学楼即教六, 主要用于办公、上课和实验。当时机械、电机、化工、土木都已有了自己的教学 楼,这个决定给我们增加了办好矿冶系的信心。
两年之内,浙江大学矿冶系中的冶炼课程全部如期开设,可以开始由铸工三 年级学生中选出一些培养成冶炼方面的学生了。矿冶系还和杭州半山钢铁厂联合 成立了浙江省冶金学会,我又被选为冶金学会理事长。学校和工厂双方经常开会 交流,工厂给予我们不少实践方面的方便,对矿冶系的成长有一定的帮助。我又 去科协把向晨同志调来冶金学会,冶金学会成为了当时省里面最活跃的学会。
而且,矿冶系充分利用了浙大的优势,例如物理、化学、热力学、动力学这 些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的老师虽然来自其它院系,但是都有很高的学科造诣和很 多的教学经验,为我们专业的学生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我系有两名首届毕业生 当年就考入了北京钢铁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班,而他们本校的多名学生并未考上, 这令北京钢铁学院不禁感叹浙大学生与教学的优秀。
3、和矿冶系一起成长的实验工厂与科学研究 142

当时,周荣鑫同志被派到浙江来工作,任省委书记兼浙大的校长(后来担任 了国务院秘书长)。他很关心我们矿冶系的工作,亲自来矿冶系的实验室、教研 组办公室参观,并和我们聊天。我向他提出办一小冶金实验厂的想法,认为这样 能把教学、研究和生产实践更好的结合起来。他很爽快地同意了。随后和我一同 去找适合的厂址,最终在古荡镇和第七医院之间的路段上找到了一块地,为浙大 冶金厂建立了小高炉车间、小转炉车间和小电炉车间,工厂和设备的规模较小。 雇佣的工人主要是求是村里没考上大学的员工家属。
在厂里面,我组织了一个竖炉热工研究组。因为当时焦炭的质量差,导致炼 铁温度过低,必须靠竖炉的改进来提高。当时由于大炼钢铁,研究竖炉的单位不 少。改进方案五花八门,有的用多排小风口,即主风口上加二三排小风口;有的 把氧化带加高,使高温带增长;有的是把主风口放在上面,鼓风强度加大。
当时每个单位都说自己的方法好,莫衷一是。我觉得应该科学地剖析各个方 案,从理论和实验加以证明。因为高温带的高度、送风的强度、排气的成分等各 种参数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我建议把这些参数绘成网状曲线,进行比较各种炉 型运行时在网上的位置,最后择优。我们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但后来矿冶系被 撤销,这项工作未能善始善终。
我还常常带学生去各种工厂实习,在工具厂了解到中国缺乏高速钢,基本依 赖从苏联进口。高速钢主要用来制造高速切削中使用的刀具,要求硬度高并能耐 高温、耐冲击,是一重要的钢种。于是,我想是不是能利用矿冶系和冶金厂的仪 器设备,做这方面的研究。
我打算利用废弃的高速钢刀具再配上一些金属材料炼出可直接铸造成复杂 刀具的高速钢,因为只使用废弃的高速钢直接熔化铸造成型的刀具韧性太差,必 须调整成分。我在实验室进行金相观察发现,多加钼,减少钨,把钨当量维持在 一定水平,可以炼出钨当量为 11 的高钼铸造高速钢,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我 们把这个高速钢用失蜡法铸造成型后,送到刀具厂磨削加工成铣刀或滚刀,果然 可用。虽然失蜡铸造在国际上不算新技术,但是当时条件下,既可利用废弃刀具 作原料,又可节约大量锻打等加工工时,经济效益好,是国内的一个很实用的新 技术。试验成功后,我们便无偿地交给几家工厂制造出售复杂刀具。
铸造高速钢的研究成功后,省内的生产也达到一定的规模,并取得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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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成果,因此浙江省科委还为我们颁发了两项科技发明二等奖。
4、矿冶系的调离、回归与撤销
1960 年,浙江省委决定将浙江大学的土木、矿冶、地质和水利水电四个系与 浙江机械专科学校、浙江电力专科学校、浙江纺织专科学校合并成为杭州工学院, 由陈伟达省长兼任校长。浙江大学则把重点转向高新技术的教学与研究,主要是 航空航天、原子能、超高压输电等方面。
在杭州工学院,原浙大矿冶系分成了地矿和冶金两个系,李治孝和我分别担 任系主任。我们全系离开了浙江大学,迁入原机械专科学校位于文一路的校舍。 原来在古荡办的冶金厂随着我们转属于杭州工学院冶金系。对我来说,同事学生 并没有变化,只是上下班来回多了一个小时的路程。但是对矿冶系的发展来说, 因缺少理学院的支持,肯定不如在浙江大学的好。但我想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冶金系办好。
当时一同从浙大调到杭州工学院的还有土木系的系主任陈崇礼、副主任夏志 斌,以及后来的担任系主任的张树森教授、地矿系的李治孝教授,他们都是民盟 的成员。我们五人加上几个年纪较轻的盟员教师定期聚会,交流如何学习马列主 义,也交流各自的工作,彼此成为了好友,都认为民盟有积极作用,不是反动组 织。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蔬菜的供应变得十分紧张。杭州工学院在校内的草坪上 开辟了一块土地用来种蔬菜,各系的老师轮流去本系的菜地浇水、施肥,所谓的 肥其实就是师生的粪便,我也去过多次。
我在学校中的工资算是比较高的,可是人人都饿肚子的时候,有钱也买不到 食物。我又是省政协委员,统战对象。当时省里每个月会发点香烟给我,而我不 常抽烟,所以剩下的香烟就拿到古荡街上向农民换点蔬菜,运气好的话还能换到 鸡蛋。
即便如此,一家人仍旧要精打细算地安排每天的三餐,谁也不允许敞开肚子 吃。好在我的妻子持家有方,那时我们的三个孩子都在长身体,还雇了一个保姆, 一家六口人省吃俭用,没病没灾地度过了那三年,受人羡慕。
1961 年,中央政府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之,省 委撤销了杭州工学院,冶金系重新回归到浙江大学的怀抱。一年后,冶金系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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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归入机械系,我们重新加入铸工及金相热处理的队伍。我花了很多精力, 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上,心中多少有些遗憾。但从国家经济发展总体 上的得失看,为了巩固、充实、提高,局部的调整是正确必要的,我们应当服从 并想得开。我自认在大跃进中还是尽量按事物发展规律的先进方法推进教学与科 研工作,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的。
省里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政治的活动来振奋士气。那时,作为浙江省的政协 委员,我被安排去参观浙江养鸡场、河南拖拉机厂,并去三门峡看黄河大坝。省 委主要是想使我们多了解一些国家的建设成就,不丧失信心。参观后,在各地的 旅店内还举办谈心会或称神仙会,让大家畅谈心里话,以便了解大家的心情,听 取建议和期望。每次开会都有详细的记录,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记录在文革中 被“造反派们”信口雌黄的作为我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这样恶意的歪曲, 令我气愤与心寒。
1966 年初,全国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我作为工作组的成员被派到镇海骆 驼镇。我们几个浙大师生同住在一个贫下中农的老太太家,她的眼睛近乎失明, 洗菜时完全看不见虫子,却坚持为我们烧饭做菜。镇海的农民还告诉我们:“这 里的土地更适合种花生或棉花,现在却强制种了水稻,产量必然很低。”我们要 下农田帮忙种收,农民体贴我们说,“你们 5 个人抵不上我们 1 个,我们不缺人, 你们不必来下地干活”。我想帮着农民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便把骆驼镇更适合 种花生或棉花的意见向工作组的组长反映,却被他认为是同情“富农思想”,与 中央“以粮为纲”唱反调,是错误的。
我们在四清工作组的工作只进行了一半就被召回杭州,因为北京的“革命小 将”已经来到杭州,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立即又被卷入更强更大的政治风暴 之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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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文化大革命中我家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高校的教授首先被打倒,老干部也瞬间由领导 成为被专政的对象,遭到了红卫兵的欺侮与凌辱。我的家人都经受了不幸的遭遇: 运动一开始我和妻子就被打倒;父亲被杀害;继母被隔离致死;叔父遭迫害;儿 子去黑龙江屯垦戍边;大女儿未成年就上山下乡;哥哥被关押逼出严重的心脏病, 运动未结束就病死;对我的家庭,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对整个国家, 文革全面否定了一切文化与文明,破坏的不仅仅是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摧毁 了人的信仰,精神,尊严和诚信。
1、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好像是被卷入一个超强气流的漩涡中,全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狂热状态,革 命小将主宰了一切。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迅猛开展起来。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点,我始终不能认同,也不敢相 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同意这样一种荒谬的观点。毛主席自己写的文章,尤 其是一些诗词,比如《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卜算子咏梅》,文采斐 然,浩气磅礴,周总理的讲话也经常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说明他们都有深厚的 文化底蕴,既然他们也是知识丰厚的人,怎么可能会认同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论 点呢?我始终感到怀疑,不能相信。
在当时 “知识反动”的恶浪下,全国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难以忍受,纷纷选 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我一直坚信,我们只要挺住,一定能度过这一 黑暗时期,重见光明的。
我记得文革开始不久,我们夫妻二人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我的妻子张苏澄 动摇了,她满脸凄苦,长叹出一口气,说:“算了算了,我们去西湖,跳湖自杀 算了!”听到她这个话,我吓了一跳,赶紧劝她:“不行,这种事我们绝不可以做。” 然后,我列举出一些理由来说服她:一是我们还算年轻,体力还能支持下去;二 是这股党内的歪风是不合情理的,这种错误的言论、行为不得人心,不可能长久 持续下去的;三是若我们自杀,对不起我们的父母亲人;四是最重要的原因,若 我们选择轻生,我们的三个孩子今后该如何生活下去,我们若活着,还可以在物 质上帮助他们,无论怎样微薄,大家共患难总有一些精神依托。所以,我们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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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要挺住。虽然这么劝妻子,其实我的心里也很痛苦。
2、我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
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蔓延深入。大家刚开始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等文件, 王谟显、王国松、李寿恒、王仁东等四位老教授已被戴上了高帽子游街,成为要 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
我当时还在暗暗思索这些非常值得尊敬的老教授怎么就“反动”到了要打倒 了,结果三四天之后,我也被划入“反动学术权威”的队伍,变成了被批判及打 倒的对象。那天我还坐在会场后排学习,突然听见台上的小将喊:“王启东,你 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不快上台向大家低头!”我被迫带上白袖章,立即成了大 字报大肆批判的对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玉泉校区第一教学大楼的走廊和 楼梯走道。大字报刊登的内容不少都是我过去对党交心时阐述的困惑与所提的问 题。当时还是受到肯定的思想转变,却都被歪曲成了反动谬论。
学校的课业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我在 “反动”队伍中见到了许多的老朋 友,有些是曾被划为右派的董太和、梁允奇等,另外一些是像我一样的“新反动 学术权威”,基本上都是各个系稍有影响的教授。我们每天到指定地点进行劳动, 之后还要交代自己的“罪行”。劳动的内容也是多样的,先是令我们在浙江大学 玉泉校区新校舍扫马路,后要我们到学生宿舍扫走廊和厕所,有时还责令我们去 开挖护校河,不少活我以前在美国都干过,但待遇上是截然不同的。在美国做清 扫工时,路过的同学和职工总会向我打招呼,问候“How are you,Wang?”;在 这里,我们却成了专政对象,被小将们呼来喝去,有时还会莫明其妙地被踢上两 脚。对这种遭遇,我们面临着人格和生理的双重折磨。有些老教师身体上吃不消 了,比如王凤扬教授,因为年纪大还有心脏病,后来几乎是站也站不起来了。但 这种劳动又不能不来参加,否则就会接二连三地受到“装病”、“装死”的训斥。 没多久,王凤扬教授就永远地躺下了。
自从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每天早晨 8 点我们这些被打倒的人必须在学 校大门口的国旗台前报到。许多好奇的孩子就在一旁观看,我两个年纪较大的孩 子也在其中。他们并不明白这批长辈们到底犯了什么错,但我们心中却是痛楚无 比。我们这样努力工作,认真做人,竟被打做“反革命”、“牛鬼蛇神”,挂着牌 子弯腰认罪,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在后辈面前毫无尊严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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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杭州学生的大串联也开始了,孩子们有机会免费去全国各地走走看看。 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关系不能参加串联。当时我的儿子已经读高二了,不甘心受我 的牵连当“狗崽子”,他们冲破血统论的束绊,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几个在一起 同病相怜的小伙伴组织成长征小分队。这样,他才离家先去四明山新四军革命根 据地,再到上海、大连、沈阳、北京等地去串联“闹革命”,两个多月才回家。 他告诉我:“现在全国已大乱了,都听毛主席的话进行大串联。所有的学校、火 车、招待所几乎被串联的学生占满了。”
3、遭遇抄家
在文革期间,我的家被抄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凶。而且,抄家还不止是闯入 我家去检查。我在肃反运动中也曾被抄过家,但那次只是一帮教师学生进来翻阅 我的书籍笔记,而这回却不仅仅如此。我回国后在旧货市场买的红木家具全都被 搬走了,所有电器,包括电风扇、收音机、电熨斗、电唱机还有照相机、两辆自 行车以及较讲究的衣服,甚至我所有存折现金全被拿走。那种行径,与强取豪夺 的劫匪无异,却被称为革命行动。我从美国带回来的收音机是使用 110V 电源的, 要接上变压器才能使用,但那些来抄家的红卫兵根本不懂,就直接往 220V 电源 插座上插,等我回过头来看到他们的做法,想阻止时已经来不及了,这台在我留 学期间通过电波把我和祖国连在一起的收音机就这么被毁于瞬间。
这些行为虽然可恶,但是我还能强忍,最让我忍无可忍的是他们把我大学里 的学习笔记、成绩单以及在美国获得的硕士、博士文凭都拿走了。我原以为这些 东西他们只是拿去审查,过些日子还是会还给我的。然而几天后,我在打扫宿舍 时,无意间在垃圾筒里看见了我在斯坦福的硕士文凭和在爱荷华的博士文凭。我 颇为愤怒,这些是我多年呕心沥血的见证,是我过去努力奋斗的纪念凭证,怎么 能未经过我的同意就随便往垃圾桶里丢呢?就在我从垃圾桶里取出文凭拿在手 里时,后面突然冲出一个红卫兵,从我手中把我的文凭抢了过去,刷刷刷几下就 撕掉了。这下子我火了,眼睛一瞪,冲他喊道:“你干什么?这是我的东西,我 很宝贝的东西!”结果他也冲我吼:“这些都是反动反动又反动的东西!”我更加 恼火了,责问他:“你到大学里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学习反动的吗?”他看到 我怒目相对的架势,顾虑到一对一他不是我的对手,就赶紧跑掉了。看着碎了一 地的文凭纸片,我心里苦闷不堪,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的大学怎么会变成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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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性可言呢?文明、教养、道德到哪里去了?
4、上海的中国公墓被毁
杭州浙大的“造反派”已把我整得心力憔悴了,我突然又接到上海亲戚打来 的电话,叫我马上去上海中国公墓收拾我母亲的遗骨。因为在文革“破四旧”方 针路线鼓动下, 郊区农民已开始动手坼毁上海的公墓,去迟了恐怕连遗骨都要 找不到了。我大吃一惊,顾不上得到红卫兵的同意,写了张请假条,赶紧带着儿 子,拿了箱子、麻袋、布匹和二把火钳,搭上火车直奔上海,叫了出租车赶去中 国公墓。
一到公墓,见到的情况令我心惊肉跳:成百上千的农民拉来百十辆大板车,
在许多墓区同时挖坟,抢夺石块、石栏、棺材板和值钱陪葬品,被打开的棺木、
白骨、不值钱的陪葬散落一地。我们到达时许多已装车待运。
所幸我的二位母亲的棺木还未被挖出。我们站在边上看他们挖出棺木,打破 棺盖,我们小心地把枯骨一一钳出、包好,放入木箱带回杭州,而后交火葬场代 烧成骨灰,装入盒内。
这种无法无天、伤天害理挖祖坟的行径,与中华民族敬重先辈的传统背道而 驰,令我感到不寒而栗。
5、运动不断升级
不久,除了我们这些学校的教授,许多老干部也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反动” 的队伍中来了,其中也包括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刘丹同志,我当时真的是很诧异。 每天早上,我们都要集合背诵老三篇,所以前一天下午或晚上空闲时,我们就会 先背诵一下。但刘丹同志或许是因为年纪大了些,记忆力也不是太好,我记得当 时他接连背错了两句,结果只听得“啪”地一声,红卫兵给了他一个耳光,打得 他头都晕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左耳就这样被他们打聋了。那些所谓的“造反 派”,如此对待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为新中国立下赫赫功勋的老革命、老干部, 如何让人相信他们是为了祖国人民,为了信仰呢?
我的孩子们活动增多了。儿子也经常出去辩论、游行、写大字报、发传单, 听说还去参加了一个叫“红暴会”的组织。还经常出去演出,搞宣传活动。后来 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保守组织——保那些为建立我们共和国的老干部和我们这些 想建设祖国的知识分子。一年多后,他们的组织被另一个叫“省联总”的组织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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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了,儿子逃到了丽水,整整失踪了一个星期,令我们万分挂念和焦急。
到了 1968 年冬,运动又升级了。我不仅仅是“反动学术权威”了,升级变 成了“美国特务”。面对这种无中生有的指控,我反驳说 1952 年已经仔细审查过 了,毫无真凭实据。结果红卫兵说不是查无实据,是当时没有发现,但要他们拿 出新证据,他们又拿不出来,只是蛮不讲理地非要把这顶帽子扣到我头上,我也 无可奈何。好在我未被隔离审查,每天仍可回家,不然我妻子真有可能想不开而
投湖自杀。 几天后,我们一家被驱逐出求是村。红卫兵给我两个选择,去石虎村或者是
钢铁厂。石虎村在校内西边的小山坡上,过去是学校的养猪场,不久前被修改用 来安置学校的一批教授。我考虑到家中有 5 口人,其中又有 3 个是孩子,而且我 还有很多的书,石虎村的房子太小了,住那里无论如何挤不下去。于是,我就选 了第二个方案,即住到位于古荡的冶金厂里。因为冶金系停办,小冶金厂也已关 闭,全成了空屋。我们可以住在原来的车间里,比较宽敞,一大间能隔成两间, 这样就能安置下我的家人和我的书籍。我还被限令两天内搬完,把求是村的房子 腾出来。因为抄家,红卫兵拿走了包括家具在内的很多东西,所以我们的家具行 李不多。我儿子已经二十一岁了,身强力壮,我们父子二人借了辆手拉车,一件 一件地搬完了家里剩下的所有东西。遭遇到这种情况还有不少教授,但是年纪大 的王仁东教授最惨,没有人帮他搬东西,外加钢铁厂距离校本部约五里路,比较 远,所以他只能搬到石虎村。但因房子太小,他把家里大部分家具衣物贱卖给旧 货商。
就这样,我们搬到了古荡。房子需要自己隔间,且没有厨房和厕所,都需要 自己解决。我和儿子就到外面买了些竹竿、芦席、铁丝做隔间之用。还买了柏油 纸板,用来建造房顶,并把厨房建在外面,防止屋内常有油烟气。住所的地面很 潮湿,水漉漉的,东西放在地上很容易烂掉,我又去买块状的柏油放在炉子上化 开,一瓢一瓢地倒在地上,使之结成一层不透水的薄膜层,这样,两个房间的地 面就不透水了,虽然重家具放在上面会把薄膜压破,木脚仍会受潮腐烂,但比未 处理前已好了很多。一同搬去的教授还开玩笑说:“你们还很有长远打算呢!”
随着运动的升级发展,矛头日渐指向老干部,且造反派和保守派开始争斗了, 有些地方竟使用枪支进行武斗。我们反动学术权威所受的压力相对有所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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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上山下乡运动也开展起来。为了和“苏修”对抗,党中央毛主席把大 量学生布置到黑龙江、内蒙、云南等地去,称之为屯垦戍边。我儿子随着这上山 下乡地浪潮被安排到黑龙江的鹤立河农场,我在地图上查了一下,发现它距离中 苏边境也就 100 多公里。我的大女儿读小学时因功课好曾两次跳级,考入了浙大 附中时比同班同学小了两三岁,当时只有 15 岁,但校工宣队也要求她去黑龙江 支边。我和妻子是被专政的对象,对此做父母的完全没有发言权,不仅是讲了没 用,而且是根本不让开口。后来还是我儿子据理力争:“按规定,一家只要一个 人去黑龙江就可以了,我去了,我妹妹就不用去了。她这么小,黑龙江又这么远, 我父母和我都不放心的。”由于我儿子的据理力争,我大女儿终于不用去黑龙江 了,她被安置到余杭的乔司生产建设兵团。
我儿子到黑龙江鹤立河农场后,被分配到生产地第一线。他们去打石开山、 开荒种地、刨粪耕地、脱胚建房、砍树伐木、救火打狼、春播秋收,什么重活累 活都做过,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春年华。可是因为出身不好(反动学术权威、美 国特嫌的家庭),尽管他自己非常努力地工作,群众基础也很好,多次被群众推 荐去读工农兵大学或当中学老师,但黑五类子女背景让他一次又一次地丧失机 会。
我们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稍大的两个孩子都支边与下乡了。我们夫妻还得 去临安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我妻子由于家庭成分不好,一去就是连续二期还毕不 了业。在家的我也得到学校或指定的工厂(如杭州铸造厂)上班做工人,家中只 留下小女儿,那时她只有六岁,就开始发炉子烧饭,等我回家后再烧点菜一同吃 晚饭,早上就开水泡饭,中午让她到食堂自己买饭吃。上小学时,每天脖子上挂 个钥匙来回走上十几里。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我们的处境是越来越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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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我(右一)在临安五七干校喂猪
6、家人的不幸遭遇
我再讲讲我其他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
6.1 父亲不幸辞世
我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不是“美国特务”)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 要骑车到杭州大学的宿舍去看望我父亲与继母,免得相互挂念担忧。
开始时,虽然我父亲和继母头上也都带上“反动学术权威祖师爷、祖师婆” 的帽子,但父亲的待遇比我好,因为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在文革开始前他曾到北 京去开政协会议,在会议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宴请他们这些老专家,当时我父亲很 受重视,坐在毛主席的右手边和周总理的左手边,还拍了照带回来。这件事成为 杭州大学的荣耀,老师学生们基本上都知道,所以在文革初,党委对他还很重视, 他不需要去学习和劳动,可以在家里随意地看报看书。当时,我父亲正在撰写化 学史,每天用毛笔在稿纸上写文章,心情不算太坏。
但其实已经危机四伏了,只是当时父亲、继母和我都没有意识到。有一天晚 上,父亲困惑地告诉我,有一个年轻人到他们的住所敲门,说代表学校的医务处 来看看他们俩有没有病痛,保姆给那个人开了门,父亲就接待了他。当时学校的 氛围已经很紧张了,照理不会有人来关心教授的健康状况,父亲半信半疑地跟我 说,我当时还劝慰他可能是上级的安排。可事实上,我的估计是错误的,那个人 就是为了盗窃前来踩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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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杭大的红卫兵以我父亲的儿媳(即我的妻子张苏澄)是地主的女 儿,可能有财产藏在他家为借口(因为在我家没有抄出东西来),对我父亲也进 行了抄家。父亲告诉我,在被抄家后,家里几件最贵重东西都没有了,其中就有 那祖传的红玉璧,那红玉璧年代悠久,价值连城。家里的现金存款也被搜出来, 放在一个皮箱里被红卫兵带走了,说是要交到杭大总务处代管,只留下一张不像 样毫无价值的收据,上面写着“现金一信封,存折一包”。
抄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张榜公布谁家有多少钱,继母的干女儿告 诉我,父亲是名列榜首的。我父亲是一级教授,继母是三级教授,两个人每月的 工资合起来有六七百块钱。我估计,这个张榜公布,就是我父亲后来遭到入室抢 劫被打死的主要诱因。
那个假装学校医务处代表去我父亲家的人,就是入室抢劫的罪犯,名叫李汉 臣,他当时是浙江农业大学的学生,家住杭大附近,案发被捕后,他交代第一次 到我父亲家时,就因为由榜上得知我父亲家是很富裕的,但看到有保姆在家,不 便下手,所以就假装是来询问我父母的健康状况的。之后的两三天,他窝在我父 亲家附近侦查踩点,发现保姆每天做好早饭,就出去买菜,大概要过一小时才会 回来,继母也随后离家去学校学习,那段时间是个下手的好时机。就在第四天, 他带了个红卫兵的袖章,乘保姆和继母都离开家了就去敲门,父亲亲自开门请他 进屋。他跟父亲说,现在大串联需要钱,想向父亲借钱。父亲告诉他,钱都被抄 家抄走了,只有这一个月的工资了,如果他们要的话,可以借一些给他们,接着 就转身进房,到书桌的抽屉里去拿钱了。这个人就跟随着父亲进到房间,在父亲 开抽屉的时候,他看到桌子上放着两个较贵重的手表和一个挺不错的闹钟,就想 要抢走。因为父亲说没什么钱了,他对抽屉里得那点钱根本不感兴趣。更狠毒的 是,还没等父亲拿出抽屉里的钱,他就歹意横生,用一根上面缠了铁丝的木棒重 重地砸向我父亲的后脑勺,一棍将父亲打倒了。父亲后脑勺的主血管被打破,鲜 血溅到了书桌对面的墙上,就这样倒在了地上,血流一地。他将父亲拖到靠窗的 墙边,拿走了闹钟和两块手表,将书房门上插着的钥匙也带走,反锁上房门,骑 车逃走了。
等我的继母回家,发现书房的门反锁了,怎么敲都没有人应,就去问邻居, 才知道有一个带袖章的红卫兵来过,猜想我父亲是被带出去了。于是继母就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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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父亲回来,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都不见人影,她就向隔壁化学系的系主任说 了情况,系主任站到凳子上透过书房的玻璃窗看到了我父亲的脚。因为没有钥匙, 他就打破窗玻璃爬进房间,但为时已晚,我父亲已经停止呼吸了。他们去找杭大 的领导报告,然后派人来叫我。
我到现场,看到的就只是父亲的遗体。当时杭大派来的人轻描淡写的说父亲 是自杀的,叫我们尽快处理他的后事,我反驳说前一天晚上我和父亲还好好地聊 过,他心态很好,完全没有自杀的倾向,书桌上还有他用了一半的笔砚和稿纸, 而且采取打后脑勺来自杀是做不到的,根本用不上力。继母也说早上出门前父亲 的情绪还是很好的,不可能自杀的,我们坚决不相信。但他们咬定父亲是自杀的, 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就骑上自行车到公安局去报案了。公安局长很重视,马上 就派了一个组去查案。他们进房间仅三分钟,就依据喷溅到墙上的血迹判断出这 是他杀,还问我丢失了些什么,我告诉他们房间里的手表和钟没了,于是推断是 一起盗窃凶杀案。公安局的人告诉我,破案的线索就在丢失的手表和钟上。结果 真的被言中了,事后的一年半中,警察同志三次拿着 ROLEX 表让我来认,头两 次都不是父亲丢失的那种款式,第三次时我辨认出那个手表款式跟我父亲失窃的 其中一块表相同,但我父亲的表很新,这块表已经划痕遍布。他们告诉我,一块 手表在一个粗心的年轻人那里用了一年多,肯定不会新了。他们到那个人家里去 搜查,果然发现了我父亲家里失窃的闹钟,但另一块表已经不见了。那人见已暴 露无遗,就供认不讳了。我认为李汉臣之所以敢这样作案,与当时公检法被砸烂 密切相关。
后来,为我父亲的命案,还开了个公审大会。那人被判了死缓,原因是我父 亲是“反动学术权威”,对此我很愤懑。难道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 辈子为科技救国努力的人,所以入室抢劫杀人的罪犯可以轻判?真是是非颠倒。 可我那时被剥夺了公民应有的发言权,就算对判决结果有千万个不满,也无能为 力。据说,那个人也曾经去一个老妇人家里抢劫过,那个老太太当时喊叫起来, 他没能得逞。
因为我父亲的事,继母心情很沉重,我每天晚上都抽时间要去到她的住处,
安慰开导她。
6.2 继母惨遭隔离,无药医病致死 154

1966 年父亲遇害身故后,继母非常伤心,她一生坎坷,年轻时因为是犹太 人,父母与弟弟惨遭纳粹迫害至死,她漂泊异乡不能回去,老年时又痛失伴侣, 但她的不幸并没有就此终止。1968 年底,在文革的第三次高潮中,她被划为“苏 联特务”。在我看来这就是硬扣上去的,继母是拉脱维亚人,那时拉脱维亚还没 有并入苏联。而且她一个手无搏鸡之力,一有颠簸就晕车的妇人,一个对中国人 民从心底里发出友好之声的人怎么可能是特务。
继母被隔离审查的那天,我正好也在她家,我对于红卫兵的这种作法也无可 奈何,只能恳求:“我的继母有高血压,每天都需要服药,请你们保证她的药物; 还有不能强制她劳动,很有可能会高血压发作立即丧命的。”红卫兵敷衍地回答 我:“这些我们都会做到的,不关你的事!”可最后继母还是被活活的迫害死在隔 离所里,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通知家人。
继母被隔离后,保姆也被赶走了,也禁止我再去她和父亲的住所,那屋也空 置了下来。后来,父亲家里的全部财物都被人卖掉了,至于卖了多少钱,卖给了 谁,直到改革开放后我也未被告知。我父亲诸多的藏书,除了最初被抄的一套百 衲本二十四史及少量文史书籍被放到杭大图书馆,其它的都不知所终了。
文革中这些红卫兵小将强取豪夺,胡作非为,草菅人命,对老百姓对社会造 成的损害与恶劣影响难以估量。所以,我非常认同如今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文革的这种胡作非为的混乱现象决不能再发生了。
6.3 兄嫂遭迫害 叔父被打倒
父亲辞世,我急忙通知哥哥和嫂子前来奔丧,但他们彼时已经遭到隔离,无 法赶来。我哥哥曾是福新面粉厂的厂长,嫂子是申新七厂的厂长,他们的罪名是 “资产阶级的代表”。哥哥是中南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湖北的政协委员,个性耿 直,讲话直率,所以在被红卫兵关在小房子中要他交代剥削罪行、反动言论、反 党行为时,往往不肯妥协。结果在密不透光的屋子里被关押了大半年,原本十分 健康的他患上了高血压与严重的心脏病,出来后不久就去世了。嫂嫂出来后,也 是一身病痛,关节和腰严重损伤,在轮椅上度过了晚年。
我的叔父在杭大也被红卫兵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幸而早年因为二战爆 发他去德国留学的计划没能成行,否则他也难以避免“德国特务”的大帽子。他 比我父亲小二十岁,尚年富力强的他坚强地挺过了那段黑暗又艰难的时光。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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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是中学老师,也被勒令劳动,交待罪行,二人遭受的创伤也不少。 文化大革命留给我的记忆是十分惨痛的,在那悲惨的十年中,我相继失去了
三位十分关心和爱我的亲人: 我的父亲,中国第一批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中国的第一代近代化学家、分
析化学家,以科学手段研究中国冶金、陶瓷发展史的先驱者,新中国的第一批一 级教授,中国科普的开拓者就这样在混乱社会中死于非命。
我的继母,一个掌握六国语言的优秀外语教授,一个因热爱中国、喜爱中国 人民的友好、热情而加入中国国籍的犹太人,当年逃脱了德国法西斯集中营,却 不幸死于文革的隔离所中。
我的大哥,一个才华横溢的建筑设计师,因为耿直,受到长期非法非人道的 囚押,过早地离开人世。
每每念及他们,我都凄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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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出文革的阴影
二十 我的新生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遍全国——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 志力挽狂澜,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终于下台了。
听到消息的一瞬间,我仿佛 1945 年得知日本投降那样激动。“四人帮”的覆 灭令我如释重负,总算有机会重回工作岗位,开始正常的生活。
但是,文革给我留下的伤痛不是一下子就能平复的,我从此放弃写日记的习 惯。留学在美国时父亲和哥哥频频来信,告诉我共产党治国有方,劝我回国的情 景依然历历在目,文革时亲人却一一离去,惋惜、寒心、哀痛、愤慨……各种感 情就在我的心里翻来覆去。至亲至信的人含冤而死,我不得不用一种可笑的方式 聊以自慰。我自己设想:父亲和继母是到战争前线去慰劳战士,但是秩序一乱, 跌下山坡死了;哥哥是去前线支援,搬运弹药,抬伤员,刚好军队的炸药爆炸了, 他们是为了革命事业献身。而我幸免于此难,应该好好工作,完成亲人未竟的事 业。
文革虽然结束了,我依然担忧,共产党是不是能够接受教训?还会不会有下 一场文革?像我这样的人其实很多,学校尽可能地做工作,希望我们走出这个阴 影。先是开了“四人帮”控诉大会,我在会上发言,讲述我的父母、兄嫂、孩子 和我自己遭受的迫害。控诉之后,愤怒有所宣泄;再听了其他人的遭遇,有一种 同病相怜的安慰。
1980 年 11 月,“四人帮”在北京进行公审。每个省都派出代表旁听,我是浙 江省派出的代表之一,坐在审讯江青和姚文元的法庭现场。法庭上,姚文元承认 了不少自己的罪行,江青则推得干干净净,一会儿说“不知道”,一会儿说“这 是上面的意思”。
旁听的座位按照姓氏来安排,我的隔壁恰恰是王光英——刘少奇的妻兄,大 舅子。我们彼此简单地自我介绍,他温和有礼,神色凝重,整个旁听的过程没有 和我过多交谈。每一次开庭结束,旁听的代表们各自离席,隔天继续前来旁听。 所以,我和王光英当时见了不少次面。1995 年 5 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地王 光英来到浙江临安,为青山湖大桥的通车典礼剪彩庆祝,我们再次见面。因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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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派我陪同,王光英和我同坐一辆车,还提起了我们一起旁听“四人帮”公审的 事。他说,旁听对我们精神上的恢复其实作用有限,关键还要靠自己。我想,或 许工作和时间才是最好的良药。
旁听公审结束,我回到杭州。当时许多单位都在开追悼会。杭州大学的化学 系和外语系分别举行了我父亲及继母的追悼会,而我哥哥的追悼会则在武汉的中 南设计院。三场追悼会我去都参加了,看见他们拳拳的爱国之心和为国家所做的 贡献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我既惋惜又欣慰。后来 1987 年浙江省政协还为父 亲 100 岁诞辰开了纪念会,当时家属及父亲的老友、学生都前来参加,对我们家 人也是进一步的安慰。
部分参加父亲王琎 100 岁诞辰纪念会的领导、家属、老同事、老学生合影。
1981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我反复看了很多遍,而且浙大党委也组织大家一起 学习讨论。决议的内容,我至今还记得。是这个决议使我真正感觉到,中国共产 党确实认识到了建国以来的走过的许多弯路,确实是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尊重 科学,依法治国,发展经济;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以理服人,决不能再用 侮辱残害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共同建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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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文革在我心上的伤口结痂、愈合。没有了当初的疼痛,只是留下了 一道抹不去的疤痕。
2、委我重任 尽力奉献
文革结束,浙江大学要恢复正常的教学工作了,建立各个方面的领导班子。
在文革之前,我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浙江大学机械系的教授及 副系主任,需要完成相当分量的教学、科研和行政任务,二是作为浙江省政协委 员,经常要去参加政协教科组的活动,为省内科技教育献计献策,同时也提高自 己的政治觉悟。文革结束了,百废待兴,这两部分工作也都恢复了。
1978 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浙江大学召集全校的教职工开会,宣布学校的领 导班子,我和同事们站在台下听。浙大当时由中科院直接领导,任命钱三强先生 为校长,刘丹为副校长兼任党委书记。接着便宣布其他 4 位副校长:一是李文铸, 新中国解放前浙大的党支部书记,物理系的副教授;二是杨士林,化学系的教授, 是一老共产党员;三是周春晖,化工系教授,从事化学工程自动化的教学与研究, 曾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文革之前刚回国。宣布第四个人的名字时,站在我边上的 同事拍了拍我的胳膊,说:“老王,是你啊!”我不以为然,回答他:“听错了, 是王仁东。”因为王仁东教授为人正直,业务能力也强,在文革中是第一批被带 上高帽子的有影响的教授,如今文革结束了,我想他来当副校长是完全合适的。
不过,听错的是我自己。看我没有反应,一位同志过来叫我上台让大家认识 一下。我难以置信,因为自己从来没做过学校一级的管理工作,我不确信能否胜 任此项工作。
同时,民主党派也在进行选举工作。我很荣幸被选为民盟浙江省委员会委员。 经过省委会小组讨论,又把我推为省委会副主任,对能否做好这工作我更无信心。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1979 年我被选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记得那天下 午,我参加省政协的小组会,正在听一位女委员讲述她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时,统 战部的一位同志来会议室叫我:“王启东同志,你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 在请你过去开会。”我惊讶得不知怎么回答是好:“我做不来的,我对省人民代表 大会的工作一无所知,真的做不来,还是让我先在政协好好向委员们学习吧。” “别推辞了,已经选上了,当然就要努力做好。先过去开会吧。”
我走进长生路的省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室,发现我认识其中不少人:铁瑛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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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省委书记和省长;还有王芳、刘丹、厉僪华和朱祖祥。王芳是省公安厅厅长, 刘丹是浙大党委书记,厉僪华是浙江医科大学的副校长,有名的儿科医生,朱祖 祥是浙江农业大学的副校长。
1980 年,浙江省科技协会又把我选为副主席。我的工作越来越多,担子愈来 愈重了。
党和群众对我的信任使我很感动,同时也让我感到了压力,一下子增加了这 么多工作让我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但是既然已经承担下来了,我就应该尽力而为。 我思索着当如何安排时间与精力来做好这些工作,当时认识到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是虚心学习。不管是开会还是实地的考察都要参加,上级的决议和重要文件要 多看多学习,实地考察时要多听取别人的意见,做好笔记。二是工作要有重点。
我把自己工作的第一重点放在教育、科技和浙大的发展上。在学科建设与科 学研究方面,我正在从事机械工程中的热加工工艺与装备的教学和科研,但我认 为浙江大学在热加工工艺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了,并且全国在这方面已培养了较多 的专业干部,似当拓宽领域,使学科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浙大的发展方面, 我认为要重视基础学科,提高科研能力,还要关注国际最新的学科与研究动向, 并努力跟上。浙江大学当时已是全国重点大学之一,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应 该是综合性的大学。学科的交叉,能使大学的发展更上一个台阶。那时,四校合 并的想法已在我的心中萌芽。除此之外,我还希望大学教育能够加强学生的体育 锻炼,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科技人才。
我把自己工作的第二重点放在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上。人大是权力机构,影响 巨大。我了解省人大常委会下设好几个专业小组,我选择自己最熟悉的科教文卫 组。我当时的设想是,我省也当开办多类型的大学,既有研究型的,也有职业教 育型的;其次,解决中小学数量不足,入学困难的问题,我认为可以采取民办学 校的方式,在国外的私立学校同样办得很好,甚至超过公办学校。再次,是组织 大学和大工厂里的科技人员去小厂进行科技与管理方面的指导,让他们在不影响 正常工作的前提下去小厂兼职,迅速提高小型工厂的技术水平。
其它工作,只好就我所知献计献策,尽我所能推动工作。
逐渐地,除了浙大、浙江省科协、浙江民主同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工作 外,其他各种兼职也随之而来。因为我推动了杭州高等专科学校的建立,所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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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校的校委会主任委员,后来这所学校发展成浙江科技学院,我又担任了该校 校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同时还是浙江台州广播电视大学、浙江台州社区大学 的名誉校长。并被合肥工学院、山东工学院、郑州工学院聘为兼职教授。
还有就是各种校友会的工作。上海交大校友会、浙江大学校友会、浙江大学 机械系 1943 届同学会,以及上海中学、君毅中学、杭州高级中学等。这些机构 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校友之间的联系,保持校友和学校之间的联系,例如组织他 们返校参加活动。
此外,我还兼任国务院科学评议组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议会的委员,一些 国内及国际学会或研究会的理事及理事长,或国际领导小组成员。例如,中国铸 造学会、浙江冶金学会、中国氢能研究会、国际金属-氢系统学术讨论会等。有 些影响深远的会议特别需要慎重对待,例如国务院的学科评议小组要评议决定哪 几所大学在材料科学工程方面有资格招收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等。1998 年,国际 金属-氢系统学术讨论会在中国杭州召开会议,我任大会主席,那次会议约有来 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 名学者参加,就金属-氢系统的国际前沿课题进行学 术报告与交流讨论。
当时,我曾粗略统计过,自己最多有过 68 个兼职事务。虽然很忙碌,但是 我在工作中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也因工作过多顾此失 彼,许多工作未能做得圆满称心,有些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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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组建与发展浙江大学材料系及储氢材料研究室
1、忧虑热加工专业的前途
1965 年,我又回到铸工专业,继续进行我们自 1952 年开始的教学与研究工 作。在工作之余,我对浙江大学热加工专业的开办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积极 的思考,觉得包括浙大在内的国内顶尖大学于该专业教学工作中存在三方面的问 题:
一是现有的专业设置不能满足国家当前对科技发展的需求。专业的面太窄, 仅限于热加工中一个方面如铸造或热处理,教学内容集中于现有材料与加工工 艺,以继承为主,新的内容少,对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不足,缺少后劲;二是全 国很多高校都设置了这方面的专业,培养的学生数目已经很大了,浙江大学已完 成了带动该学科发展的任务,应当往高新技术领域迈进;三是职业型人才的培养 不适宜由浙江大学这样旨在教学研究型的高校来进行,学生和教师的才能没有被 充分地发挥,大材小用了。
所以,我认为浙江大学材料类专业的发展应当向研制高新材料的方向迈进。 2、与美国来华考察团讨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前景
1978 年春夏之交,我接到我表兄、北京钢铁学院柯俊院士的电话,告知我 有个美国冶金材料考察团将来北京和他们讨论学科发展,想邀请我去一同参加讨 论。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并在请示刘丹书记后便前往北京参加他们的讨论会。
到北京后,发现与会的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MIT)、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简称UMich)、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ley)、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等知名高校的十几名教授学者。在闲聊中,我了解到美国现在正在发展材 料科学与工程这一新学科,意图把冶金、机械制造中的热加工等都并入其中,并 以研发高新材料为其主要任务。当时在美国还没有得到统一的意见,有些学校在 设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的同时,还保留了冶金系,处于观望的态势;有些学校 则是把材料科学与工程作为一个新学科,纳入冶金系内。来参加会议的学者中, 大多数支持成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讨论会中,北京钢铁学院首先介绍了该校的发展状况,然后由我介绍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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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下属大学的机械系学习苏联教学经验后的专业设置情况。美国的教授们认真倾 听了我的介绍,而后发表了他们的意见,认为这样的设置非常不合理,可以说是 把浙江大学这样的一类大学降到了二类或三类大学的档次上,我们当前设置的铸 工、金相热处理专业等做法在美国来说是属于三类学院的。他们直言:浙大这样 的专业设置,就是将自己放到生产工艺类的定位上,只负责生产,不从事新材料 研发,而当前工业发展急需各种高新材料。我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我们这样的 安排确实类似于专科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他们还建议,我们应当培养具有高水 平研究开发能力的大学生,以适应全球科技迅猛的发展,金属材料、无机材料、 半导体材料、高分子材料等等都有很多新的功能当研究和开发。
在会上,美国的教授们告诉我,浙江大学作为中国名校,在美国、欧洲也有 一定的知名度,他们对浙大过去的留美学生评价都很高,并表示出对浙大新发展 的期望。这个会议使我受益匪浅,MIT、犹他大学、密歇根大学等高校还把他们 关于新学科的教学计划和主干课程的资料赠送给我。
3、发动教职工组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在与美国考察团交流之后,我开始分析浙江大学发展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的 可行性。浙大机械系中有金属材料的教学与研究人才,化工系有无机非金属材料 和高分子材料的教学与研究能力,无线电系有半导体材料的教学研究与开发能 力,物理系已开展了磁性材料的研究,如果将这些研究部门合并可以成为一个完 整并有相当实力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或学院。
我做了一个详细的书面规划,具体阐述了组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的理由, 以及浙大如何利用现有条件来建新系的设想等。 回到浙大后,我将这个书面材 料呈送给当时的浙大党委书记刘丹,并向他汇报了我参加讨论的感受。刘丹书记 认真地听了我的汇报。他对恢复浙江大学为综合性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往世界一 流大学的方向前进一直很感兴趣,也认识到再继续使用建国初期的专业设置方式 来建设浙江大学已不合适了,过去的做法救了国家工业发展之急,但对浙大已造 成了一定的损失,应当及时地弥补。
刘丹书记告诉我,应当有雄心壮志使浙大迅速恢复成过去的综合性大学并向 世界一流大学努力,他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在我们交流之后,刘丹书记很快 就将我提到的一些相关院系专业的老师召集起来,将建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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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告诉了大家。之后,组织大家讨论,共同研讨浙江大学应该不应该和能不能 建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以及如何组建为好等问题。
在讨论后,发现赞成建系的老师不少,但同时也认为建系后往高新材料发展 有一定的难度。有的老师认为要放弃已熟悉的教学内容,转而教授一些自己并不 熟悉的课程,难度较大,怕画虎不成反类犬。对于他们这些的观点,我用了两个 理由来说服:一是材料科学的发展是世界潮流,我们迟早要跟上,迟不如早;二 是现今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有良好的条件可以让教师们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进修学 习,我们也可以邀请国外的名教授来校讲学,边学边教,定能迎头赶上。我最后 还劝他们说:“我们几个已经年近六十,都还愿意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发展新学 科,你们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更不应该退缩不前。”
4、我国首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的成立
学校党委的行动很坚定有力,很快金属材料(铸工和金相热处理)、半导体 材料、磁性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的整组或部分教师分别从机械系、 无线电系、物理系和化工系抽调了出来,合并成立了材料系,并委任我做首任系 主任,半导体材料的阙端麟教授和无机非金属材料的丁子上教授担任副系主任。 高分子材料因为发展势头很强,就跨材料与化工两系,虽然部分教师也转入材料 系工作,但并没有全部从化工系里抽调出来。就这样,浙江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系成立了,这是我国高校中的第一家材料系。
我们很快就行动起来,各分支学科的教学计划的拟定、教师工作的分工以及 出国学习人员的安排等都一一进行讨论、安排与落实。我们邀请了一些国外的知 名教授来我系讲学,如邀请了密歇根大学的Van Vlack教授来示范讲授该校工学 院的必修课“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美国匹兹堡大学的Wallace教授讲授“储氢金 属材料”,德国基尔大学的Brodovsky教授讲授材料热力学与动力学等。同时,也 尽可能派遣各学科的骨干教师出国进修,迅速提高学术水平与扩大眼界,例如, 原机械系教师雷永泉被派到MIT学习材料热力学与反应动力学,吴锦波、杨全、 刘庆元被派往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杨佳荣被派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培养的毕业 硕士生张琏英、潘颐等被派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犹他大学等校进行博士生培养。 总的来说,派往美国的人最多,其次是英国和德国。
就这样,浙江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在材料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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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前考入浙大相关专业的学生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仍按原专业读完并毕业就 业,并入的二年级学生一律按照新教学计划安排授课,并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系学生毕业与就业。全国不少兄弟大学包括清华大学、东北工学院、北京钢铁学 院及中南矿冶学院听闻我们的改革,派来一些教授了解情况。我们自认我们的做 法还不成熟,存在不少问题与缺陷,但我们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 一开始就参考国外大学并根据本校情况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指定教师按计划备 课,及早确定几个研究方向,需要进修的老师就送到国外或国内的大学向有造诣 的教授学习掌握教学内容与方法。
5、储氢金属材料的研发
在安排好教学任务后,我们就开始商定各学科的研究方向。我个人建议整个 系主要开展功能材料的研究,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与世界各院校基本同 时起步,较易走在世界发展的前沿。
为此,我曾向钱三强校长汇报并求教,希望他能够就“功能材料往哪个方向 走”这个问题,指点方法。钱先生是研究原子能的,他告诉我,当前清洁能源是 个大问题,氢能是个很好的研究方向。氢能可循环再生,可利用多种能源制作, 且燃烧使用后对环境无污染。当前的研究证实了金属材料也可做储氢金属材料, 有一定的的氢储存量而且安全性能极佳,是一个可以进入的研究领域。他还建议, 浙江大学若能有几个系同时开展氢能的研究,如化工系研究氢的生产,材料系研 究氢的贮存,能源与机械系研究氢的使用,包括在锅炉与内燃机中使用,将来有 望成为世界的氢能研究中心之一,前景广阔。
听了钱先生的建议,我很受启发,就找学校里的一些老师共同讨论。后来能 源系接受并发展了钱校长的建议,不仅研究用氢,而且从事制氢的研究。我建议 我们材料系的金属材料研究所建立一个储氢金属材料研究室,可惜当时愿意加入 的人不多,有些人对于金属可以用于储氢表示怀疑。于是,我找了吴京、陈长聘、 雷永泉等几个老师一起首先从查阅文献开始。我们到浙大图书馆查了化学摘要 (Chemical Abstracts),发现了国际上刚发表的该领域的多篇新论文,顿觉自己 孤陋寡闻了。我又找到了发表论文较多的几个美国研究单位和学者,写信向他们 请教,结果很快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与鼓励。他们全都认为储氢材料研究具有很大 的发展前景。于是我们下定决心要开展储氢材料的研究,就成立了一个教研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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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三个教授参加,我们带着几个硕士生,开始了研究。因为是新的研究方向, 学生一无所知,所以当时招生时还需要我们进行宣传劝说,在他们入学后和他们 一同进行文献查阅与实验,后来这一批中的两个学生还分别被送到了美国匹兹堡 大学和犹他大学进行深造,师从在储氢材料研究领域颇负盛名的教授华莱士 (Wallace)等
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第一项任务就是查看文献,了解国际上的动态,这工 作我们几个老师与学生一直在浙大图书馆内认真的查阅资料。
第二项就是要有些必要的仪器与设备。有些材料参数、性能分析仪器学校中 心实验室已有,我们无需添置。但一些特别的熔炼设备与测试设备我们必需购买 或自制。吴京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 1978 年开展贮氢金属材料研究后,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实验室建设。图为王启东教授 与吴京教授一起检查记录仪上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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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启东教授正在一熔炼炉上熔炼储氢合金。

我们在研究中除了跟踪研究别人已经报道过的LaNi5合金,还进行了创新。 当时最成功的储氢合金是用镍和镧制成的LaNi5合金,但镧是较昂贵的纯稀土金 属。我们了解到上海有一家稀土加工厂从混合稀土中提取锶,把剩下的富镧混合 稀土作为废料廉价出售,我们就以之做成RNi5(R代表富镧混合稀土),按当初 的原材料成本计算,约降低了近一半的合金成本,而且综合性能很好。这是一次 成功的尝试,使我们认识到只要找准方向,勇于实验创新,就能够创造出好成果。
我们当时还邀请了一位前苏联的教授来访问讲学,他谈到苏联曾采用机械球 磨的方法来制备多种合金,称为机械合金化法。我们听后想到机械合金化后合金 必然会形成微/纳晶或非晶,其吸放氢特性必定会有改进,于是就使用该方法制 造了非晶态镁镍基储氢电极合金,实验结果十分理想,镁镍基合金的最大放电容 量从常规晶态的几十 mAh/g 大幅提升至非晶态的 500mAh/g 左右。我们在国际会 议上介绍该研究成果时,震惊了全场。有两位日本学者大胆问我:“你是否吹嘘、 夸大了材料的性能指标?” 我回答说:“我们报道的数据全部是试验实测结果, 你们可以回去进行实验验证”。至今,该机械合金化方法在储氢材料领域仍被广 泛采用。
在储氢金属的研发上取得一定进展后,我们同时开展了氢能的利用。第一个 有影响的工作是把氢作为燃料及辅助燃料用在西湖游船上的汽油内燃机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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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湖上的小型游船是用木浆手划的,稍大型游船是用汽油内燃机做动力,其 排烟和油污染不利于西湖的环境保护。我们是用储氢材料做成储氢器,从氯碱厂 废氢罐中吸取氢气,运到西湖游船上用作辅助燃料。汽油机运行良好,有害排放 大大降低。第二个试验是将氢应用在浮法平板玻璃生产中。平板玻璃浇注后使用 大量氢气用于保温或控温,以维持平板玻璃的平整度。我们使用汽车载运整车储 氢金属材料罐,从氯碱厂吸足氢气后运往玻璃厂,供应喷口燃烧,这样可节约大 量水电解制氢所消耗的电能。第三个试验是采用氢化物储氢装置将氢作为辅助燃 料应用在一辆油-氢混合燃料公务试验车上,即将少量氢气添加到内燃机吸气管 中,提高了柴油机的燃烧效率,一般添加 3%—5%氢辅助燃料可节约 15%—20% 的柴油,同时有害排放显著降低。这些工作对推动氢能利用具有积极效果,曾得 到了浙江省的科技奖励。
王启东教授和他的团队开展试验将贮氢合金罐内氢作为辅助燃料加入西湖游船的内燃 机内,并测定其效果。
在进行储氢金属材料研究时,我考虑到要站到世界研究的前沿上,了解世界 各国当前研究与开发的情况,只依靠刊物文献还是不够及时的,应当参加一些高 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参与讨论或辩论,了解世界动态。若有可能结识一些权威 人物,参观他们的实验室,了解他们的前瞻方向就更好了。通过文献资料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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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步选定了三个会议,一是国际可再生能源会议(The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Conference)、二是国际氢能会议(The International Hydrogen Energy Conference),三是国际金属-氢系统学术讨论会(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etal- Hydrogen Systems),这三个研究会讨论范围由大到小,对我们缺乏领路人 的团体去会议中了解一下当前的热点,对今后选择课题与研究方向必有好处。为 了能引起国家科委(现为科技部)对氢能及储氢工作的重视,我就与南开大学的 申泮文教授及上海中科院材料所的陈炳兆研究员联系在国内先召开一个氢能会 议,将我们三家研究成果在会上介绍一下。这样也可推动国内其他单位开展这方 面的研究。这会得到了国家科委的支持。我与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几位科学家联 系了一下,他们也愿意前来参加并做些介绍。这样此会就改称中国国际氢能研讨 会。会议开得相当成功,许多大学都派教授、研究生来参加,回去后也开展这方 面了这方面研究工作。
此后,氢能研究协会在中国能源学会下成立,并经常召开会议,每次我组都 派教师和研究生去参加。
2001 年 4 月第三届全国氢能学术会议在浙大召开时的全体代表合影。
在本国会议后,我与申泮文教授还一同去参加 1982 与 1984 在美国纽约及加 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国际氢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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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曾二次赴美国檀香山参加国际可再生能源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浙江大 学开展储氢金属材料工作情况并交了些美国朋友。夏威夷大学还送浙大一辆氢能 源汽车,并把我指导的毕业博士黄宁请去做访问学者。
1988 年,王启东教授到美国夏威夷参加可再生能源国际会议,会后去参观风力发电场, 认为风能与氢能结合将是我国能源的发展方向之一
通过参加多个国际会议,我发现与浙大储氢研究工作联系最紧密的是国际金 属-氢系统学术研讨会。自 1988 年以后,我几乎每届都去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因 为每届会上我们都有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去参加的人员逐年增多。学术讨论会与 我们的研究关系更加紧密。该论坛每两年在世界选址,举行会议。由于我们课题 组的努力工作和国际学术影响,加上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我被邀请作为该 论坛国际指导委员会成员,参与决定了各次大会的议程。也因此我争取到 1998 年的第六届国际金属-氢学术讨论会得以在中国杭州举行。在浙江大学的支持和 全组人员的努力下,大会举办得非常成功。
通过国际学术会议的交流讨论,我们结识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巨匠,如美国 的 MacDiamid、Reilly、Flanagan、Sand rock,瑞士的 Schlapbach,日本的 S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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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ai、Akiba,德国的 Brodowsky 等人,并被邀请去访问参观他们的实验室。我 还介绍我们课题组的教师或者研究生去他们实验室进修、访问或攻读学位。其中, 2005 年 6 月在意大利 Lucca 举行一次储氢技术国际会议上我与美国的诺贝尔奖 获得者 Alan G. MacDiarmid 教授结识成为好友,他对我们浙大的氢能技术研究与 开发成果也非常赞赏。经过多次交流联络,我邀请他于 2006 年 6 月来浙大访问 并商洽建立氢能联合研究中心事宜,当时浙江大学还授予其名誉教授称号。
因为一些国际学术会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轮流举行,我有机会先后访问过法 国巴黎,澳大利亚悉尼,德国柏林、基尔、慕尼黑,瑞士日内瓦、阿尔卑斯山, 瑞典乌普萨拉等地,长了不少见识。现今,每次会议我组总有三至五人去参加。 我希望我们研究组今后能不断在这个会议中受益,也能不断地在储氢材料方面发 展,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6、创办《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术刊物
除了进行实验研究,我们还主办了专业学术杂志。
1980 年,在广州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讨论学术期刊的出版。我们材料系 作为全国的第一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想把办“材料科学与工程”杂志的出版 权拿下来。当时有几个老牌的冶金学校也想争取这个期刊的出版权,在介绍了我 系的优势后,我们最终获得了《材料科学与工程》杂志的出版权。当时这个杂志 是被列为科普刊物,面向大中学生普及材料科学与工程这一新学科的功能和基本 知识。开始还比较浅显,主要是介绍该学科的内容以及在全球的高等教育中的地 位与主要研究方向。这样办了二十年左右,我们觉得内容应当深化。按赵新兵教 授的建议,我们将之改成了《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报》,往更专业的方向发展。
7、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的发展壮大
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运作,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已经逐步发展壮 大,目前拥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四个研究所、三个研究中心,如下图所示。 同时还拥有“材料科学与工程”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和教育部“985 工程功能材料 技术创新平台”。在科学研究方面,以功能材料研究为主要方向,以信息功能材 料与能源功能材料为研究主体,以基础研究和应用工程技术为特色,材料研究种 类涵盖了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半导体材料、复合材料,在这几个方面的 竞争力都较强,在国内外皆有重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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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无机 材料 表面 结构 改性 教育 部工 程中 心
浙 大 电 子 显 微 镜 中 心
纳 米 研 究 中 心
金 属 材 料 研 究 所
无 机 非 金 属 材 料 所
半 导 体 材 料 研 究 所
材 料 物 理 与 微 结 构 所
硅 材 料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2005 年以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共负责承担国家 937 项目、863 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 40 余项、承担国家级一般项目 100 余项,科研经费达 2 亿 5 千余万元,其中纵向经费突破 1 亿 5 千万余元。
在师资培养与人才引进方面,现有教职工 116 人,其中教授 35 名、副教授 53 名。有 2 名中国科学院院士,3 名教育部“长江计划”特聘教授,6 名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5 名求是特聘教授,8 名教育部跨世纪(新世纪)优秀人才, 以及 1 个教育部创新研究团队。教师中 9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90%的教授拥有 国外博士学位或一年以上国外学习工作经历。
2005 年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在 Science, Advanced Materials.等国内外学 术杂志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2000 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400 余项;获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一等奖 10 余项。
目前,材料系每年招收约 120 名本科生,毕业生中 70%以上免试推荐或考 取国内外研究生。在继续深造的毕业生中,大部分赴世界知名高校攻读博士学位 和从事科研工作,其余毕业生多进入高新材料领域等高新技术公司工作。材料系 每年招收硕士生 130 余名,博士生 40—50 名。在研究生教育中,注重科研创新 能力的培养,先后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2 人、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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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近年来,随着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纳米功能材料等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 新材料产业的不断壮大,对本专业毕业生的需求一直非常旺盛。目前,浙江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的教学、科研等方面在国内外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我衷心 希望十年之内我们材料系能在某些研究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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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为高校发展访问欧美

1、忧虑苏联办学模式束缚高等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大学生的素 质特别是发展潜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市场需求,许多教授再次思考高等学 校的学生培养模式,深感单纯模仿苏联的五年制专业培养模式已不够用了,开始 阻碍我国高等教育、科学技术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因为用苏联模式培养出的 学生只专长于一种工艺或技能,不适应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苏式教学方 法以灌输为主,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太狭窄,自学拓展潜力太弱,限制了他们日后 的迁升、创新与发展,也影响我国的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后一些 在国外任职的教授回国探亲,提出想来浙大看我。我就请他们来校讲学,这样使 我校的教师的眼界更开阔些。
考虑到这些不足,大家都非常怀念院系调整前综合性的、教学研究型的浙江 大学以及来自全国的优秀学生。由于对现有的办学模式多有不满,大家将意见反 映给了浙江大学党委。党委书记刘丹同志对此很重视,决定组团去国外考察一下, 并将这个设想反映给了当时主管浙大的中国科学院。当时中科院下派的浙大校长 钱三强同志对这个建议也非常赞成,亲自赴北京向中国科学院总部领导作了反 映,并得到了支持。
得知出访被批准后,刘丹同志在几个主要学科中挑选了一批比较有影响的老 师,组成一个访问团,计划 1979 年赴欧美考察。刘丹同志亲自担任团长,我担 任副团长兼翻译,另外几位成员是李文铸、周春晖、繆进鸿、吕维雪、何志均和 侯虞钧。我们八个人经过一番商讨,决定去美国的一类大学考察。我建议找浙江 大学北美校友会联系帮忙,因为浙大有许多校友在美国的著名大学任教,请他们 帮忙联系所在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或教务长等,可得到他们的重视,访问可以更 深入有效。
我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个联系校友会的任务。我先和浙大北美校友会负责人冯 绍昌先生进行了联系,请求他的帮助。他一口答应,并约定与我们电话联系具体 事宜。他每联系好一所大学,就会把详情电话告知我,以便编制出访计划。我们 经过了十多次的电话沟通,基本敲定了拟考察访问的学校。当时杭州的越洋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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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到杭州火车站附近的电信总局中通话,且因中美时差,我每次需深夜骑自行 车去电信总局呼叫冯绍昌办公室。我们最后决定访问 12 个教学研究型的一类大 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纽约理工学院、宾州州立大学、里海大学、匹兹堡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加州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2 个二类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凯斯西方储 备大学)和 1 个三类大学(纽约曼哈顿社区学院)。后三所学校都是校友认为非 常有特色,建议我们去访问考察的。我们还准备到几个有名的实验室去参观,选 定了西屋电气公司原子能研究所、斯坦福大学的直线加速器实验室和加州大学劳 伦斯伯克利实验室。
2、组团赴美国考察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那时还没有中美直飞航班,我们坐飞机先飞到法 国巴黎,然后转机飞到了美国的纽约。在纽约飞机场,我们得到了校友会和当地 校友的隆重接待。在以后的各地访问中,各校的著名华裔教授及校友都热情接待 并参加了座谈会,其中有陈省身、田长霖、李政道、徐皆苏、吴健雄等。
在考察中,这些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皆亲自接待了我们。由于这次的访问主 要是征询办学经验,我们对大学校园的特色注意不多。我三十年前曾在斯坦福大 学做过一年硕士生,所以这次到斯坦福,可以说是故地重游。在访问中,对斯坦 福大学的校园相对注意些,也得到些启发。
由于斯坦福大学与当地工厂企业共同发展信息产业, 斯坦福大学发展了一 个闻名全球的信息科学科学园区。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大学附近的城市,如巴 勒阿托 Palo Alto、圣何赛 San Jose 发展与扩建得非常迅速。三十年前我初到美国 时住在铝质简易房内,一大批大学的简易房皆建在 Palo Alto 的空地上,那时 Palo Alto 只是个大学城,主要为大学生服务,百货公司、餐馆的规模皆不大,城市也 比较冷清。在这三十年中,因信息科学园区在该城中的迅速发展,使城市大大变 了样,随处可见新建的办公楼及讲究的住宅。并吸引来了许多大百货公司、宾馆、 餐厅,整个城市变得热闹繁华。附近其它城市也一样被带动发展。
校区内新建了不少新大楼并突破了原先的西班牙式庭院建筑风格,高大挺 拔,典型的美国风格。医学院大楼是一例,但造得离原中心区较远。原在中心区 四周和工学院大楼边上一些小建筑,包括供中国学生居住的China House,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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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移到了较远的区域,由一些新教学楼及几家大书店取而代之,包括材料科 学与工程大楼。但为了维持这区域原来的西班牙风格,房屋都不超过四层,黄墙 红瓦。
原来四边是走廊,中心是西班牙式小教堂及一些教室的中心区基本未有改 变,只在园中花园里增加了十余座一人高的铜像。这些都是欧洲主要是希腊中世 纪的著名哲学家,身穿长袍,姿态生动,吸引了很多学生与游客在旁边合影。而 原来的棕榈大道仍维持原貌未变。
因为斯坦福大学科学园区的成功,使得学校的声誉不断提升,长约二三公里 的美国国家直线加速器的实验室就选建在校园内的边缘。这台加速器吸引了世界 各国的学者前来做实验和访问参观,更提升了学校的声誉。
考察过程中,我们就我们的一些困惑问题向那些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教务 长等领导进行了提问,他们都进行了耐心细致地回答,我们很有收益,并一一详 细做了记录。
这次考察,我们主要希望他们能解答六方面的问题:一、美国有几种类型的 大学,现在着重发展哪种?二、大学本科教育的重点是什么?三、大学的科学研 究与研究生工作应该怎样开展?四、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怎样组织进行?五、大 学本科学制几年比较好?六、美国大学的组织管理是怎样进行的,哪种做法比较 好?
这些问题,我们都得到了解答,即:一、美国现在有三种类型的大学,第一 类是教学研究型的,除四年制本科外还有研究生教育,有很好的研究生院,培养 硕士与博士生,而且博士生的数量较多,教授除了教学之外都从事本专业的研究 工作(以 MIT、密歇根大学为例);第二类是本科教育型的,包含文、理、工、 农、管理等多种学科的教育,一般为四年制,这类学校也可包括比较少数较强专 业的硕士教育,在工业院校中分工业技术和工业科学型的二种;第三类是工作对 象十分具体,直接为生产服务的实干类型的两年制大学,这种大学与当地工农业 生产结合紧密,也称为社区学院。这三种类型的学校中,第一类约四百所,后两 类各有近两千所。二、大学本科教育着重基础(包括文理基础与专业基础),学 生掌握好基础十分重要,教学中要加强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老师授课要少而精, 指点学生自己学会看书与专业期刊,且要加强实验教育,考核要严格。三、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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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的培养中,对硕士生注意传授一些专业知识和培养自学能力,专业知识要细 化、深化,对博士生的培养要注重加强独立的实验研究能力和调研、分析、综合 能力,最后要写出有较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有的学校硕士生也要求写硕士学 位论文,但要求相对较低。四、跨学科发展是很有生命力的发展方向,但难度较 大,可先组织个人进行跨学科的学习与跨学科课题的研究,再将几个相关的系联 合起来组织讨论,找准发展方向,协调实验研究工作,然后在这基础上成立研究 中心,开展研究。但跨学科研究有难度,一定要慎重。五、大学本科教育年限不 宜拉得太长,专业方向不宜太狭窄,大学本科四年比较好,然后再可以读研究生 继续深入学习与研究某一领域,由硕士到博士逐步深入。六、大学的组织管理应 当注意民主办学,校、院、系各层都要设立教授委员会,由教授参加讨论并进行 考评与检查教授及研究室、组的工作
在访问大学外,访问团还去联合国大厦及几个大博物馆参观。并访问了三个 研究所。在西屋原子能研究所得到了很好的接待。
浙江大学访美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原子能研究所,美国西渥公司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孙观汉(第 一排右三),工程师马国均(后排右四,原在浙大机械系与王启东同班)及其他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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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谈讨论后,我们访问团的成员分别参观访问了与自己专业相关的院系及 实验室。在调研基础上,我们进行了认真总结,撰写了访美报告,对全国的高等 教育提出了一些建议:一、发展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现在的单一五年制狭专业 模式并不合适,不能很好适应中国今后的发展。二、学习美国四年本科制,一到 两年的硕士教育和三到四年的博士教育,设立一些新的专业,例如浙大准备设立 计算机系、生物医学工程系、材料系、管理系等。三、注意在有条件的院系中开 展跨学科的教学研究。四、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与自学能力。五、在有 条件的大学中注意开展培养全日制研究生与在职研究生等等。
我们进行访美考察最初的目的之一是想将浙江大学改造成综合性的教学研 究型大学,以前浙大曾经就是按这个模式办学的,但后来因为学习苏联,被拆分 成了四个专科性的学校,严重削弱了学校的整体力量,我们在考虑是否能够把这 四个学校再合并起来,重新组成一个新的综合性的浙江大学。关于四校合并的设 想,就是自那个时候开始的。赴美访问时浙大校友都为浙大的拆分感到可惜,觉 得应该合并起来,重新发扬浙大的优良传统。这些意见给刘丹同志和我们打了一 支兴奋剂,给我们为四校合并的努力增添了动力。
3、我独自调研美国社区大学的办学模式
回国后,我们在浙江大学设立了四个新学科,开始努力将浙江大学往综合性 大学方向发展。大概一年多后,美国犹他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在北 京、上海等地看了多所大学后来到杭州访问浙江大学。我当时分管外事,进行了 接待工作。犹他大学的副校长 Dr. Davern 听了我的介绍后,夸我们走的路很正确, 愿意与我校结成姊妹学校,并给予帮助,提供一到两个材料科学的博士奖学金, 为浙大老师提供学习的机会。于是,我们结成了姊妹学校,我被学校党委派到犹 他大学去访问。
我发现犹他大学设立了工业园区,这是工厂和学校合作的,由学校的教授指 导,一批博士生为工厂开展很多医学仪器课题的研究,工厂也派技术人员共同研 发。我还参观了医学工程的工业园区和储氢金属材料的研究室。
离开犹他大学的前一天,副校长 Davern 想带我乘坐校长专用直升机去大峡 谷游览,但我表示更愿意和他继续谈谈,希望他对我国高教发展多提些指导性意 见。我们的这次谈话内容比较深入,他提了不少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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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也应该创办社区大学,这对国家各地区的工农业发展很有帮助,他并且 愿意为我介绍一些社区大学去考察。我告诉他我次日即将离开盐湖城去西雅图 后,他说在美国各地都有结合地方特色的社区大学,他可为我与西雅图的社区大 学联系。
报纸报道犹他大学 Gardner 校长、Davern 副校长与浙江大学王启东副校长在签订两校 合作协议后的愉快情景。
我到了西雅图后,和他联系,他通知了西雅图社区大学管理中心的一个负责 人,让他来接待我参观。这位负责人安排我去参观了船上航运与捕捞、珠宝制作、 汽车维修、飞机场工作人员培训、农民塑料大棚种植的社区学院教学。这次参观 给我的启发很大,我认为社区大学很有特色,很符合中国的国情。
参观后,我发现社区大学(Community College)的特色有这样一些:其一 是社区大学包括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两部分,职业教育对象是社区中未能进入大 学学习、而又需要获得一技之长为社区经济发展服务并以之谋生的人,终身教育 是为了老年人消遣、娱乐或提高某一方面技能而设立的,如绘画、摄影、写作等; 二是职业教育教的内容都是当地社区正在进行的工、农、服务性行业的技能,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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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后就可在当地就业;三是职业教育学院设备十分齐全,如汽车修理的学院就有 汽车发动机、车身、车用电器三个车间,可在实践中学到引擎、车身上各种配件 及各种汽车上使用的电器的测试与修理。有的则在现场培训,如轮船驾驶、运输 与水产捕捞,一般在已退役的船上进行,教师与学员都住在船上,所有示范操作 用设备也安装在船上,且学员经过了一定训练后,船就起锚驶向大海进行正式作 业。珠宝设计与制作、农作物栽培和飞机场地勤人员培训则在当地工厂、农场和 飞机场中进行;四是社区大学设置的专业种类繁多,视当地的要求,除工农业生 产外,也有培养会计、烹调、旅店服务方面的专业;五是职业学院教师并不要求 有博士学位及发表过多篇论文,而要求有较丰富的现场工作经验和良好的表达能 力,对教师的考核也不以论文研究成果为准。
回国后,我曾到教育部去汇报了这次的收获与设想,得到了部领导的肯定, 但这种办学理念并未被教育部认可在某地试点和下达文件全国推广。我一直认为 职业教育应在国内推广,并一直在浙江省内努力宣传推广。1981 年得到了省长 薛驹与杭州市委的支持,建立了杭州高等专科学校(即现在的浙江科技学院)。 2006 年,又为浙江台州广播电视大学联系了一所美国的社区大学作为姐妹学校, 在台州建了一所台州社区学院,这两所学校都办得很有起色,不断成长壮大之中。
4、调研德国与英国的职业教育
1984 年,我到德国参加国际金属-氢系统学术讨论会,向德国巴伐利亚州的 教育部长咨询了德国的职业教育,他告诉我说德国职业教育的起始比美国要早得 多。德国的职业教育分二个层次,一种是在大学中的专业教育,专业范围分得比 苏联宽些,但比美国工科大学要窄些。教学中很重视基础,同时也注意专业技术 的培养与独立工作能力。另一种则在高中时就分科培养,属于中专型的教育,这 类学校大多由工厂来办,学生除上课外还跟着老师傅在实践中学习,这方面与美 国的社区大学有些相似,但管理更严格、要求更高。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 后都是很好的技工。在德国,读过职业学校的青年一样可以报考大学继续求学, 但报考的百分数不高,大多数人都安心在工厂就业,不再去大学学习了。
了解了美国的社区大学与德国职业教育,使我意识到中国也应该建立大量职 业专科学校或者发展象美国的的第三类职业型大学,结合各地要求培训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使他们成为优秀的技工,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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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我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讲学时,特地到伦敦参观英国的开放大学。 这些大学是以学生自学为主的,教材甚至实验设备指导书都通过邮寄送达学员家 中,每年学员需要到就近学校集中接受辅导与听课两三周,近年来逐渐采用广播 电视等媒体代替集中上课,似乎更接近我国广播电视大学了。我想我国广播电视 大学应当更多与他们交流。我把这些学校都划作三类大学,希望我国也能通过与 有关国家交流,迅速发展提高这类学校的教学质量,为国家高速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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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浙江大学新发展 浙江省职业教育始起步
1、推进浙大研究生教育
自 1979 年 6 月,浙江大学访美代表团回来之后,团员们一致认为浙大应该 朝着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发展。这样做无论是对国内科技事业的进步, 还是对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都有好处。
我作为浙大的教授、副校长,除了负责管理好学校的科研工作、研究生工作、 外事工作、学生的体育工作外,我还有一件重要任务就是我作为教授的教学任务。 学校要往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发展,因此,如何找准方向开展科学研究以及更 好地培养我指导的研究生也是我工作的重点之一。学校借鉴国外大学的经验,讨 论决定建立研究生院,综合管理研究生的教学工作,负责审核各个院系研究生的 培养计划,拟定学位授予的办法,及硕士生、博士生导师的资格认定办法等等。 我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使研究生院尽快建立起来。由于得到了学校党委的大力支 持,从各方面调来不少高素质的干部,研究生院很快成立了。
对那些已经招收研究生的院系,研究生院要求他们上报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 导师的名单,以及他们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我和研究生院的干部还下到一些院系 去实地考察,查看研究生们上什么课,做什么实验,实验室条件如何,全面了解 教学计划制定与执行的情况。
当时,学校的很多老师自身还没有受过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训练,因此,我 想应当争取资助派一批老师到国外大学的对口专业去学习进修。各院系都很赞同 我的想法。于是,浙大向中国科学院申请专项经费,希望我们的硕博导师能有机 会出国去做访问学者,或者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经费申请到后,接下来就是选拔出国人员了。我主张除了各系分别把好业务 水平关外,还要进行统一的英语考试。这样的选拔办法引来了部分老师的不满, 他们已经在教学岗位上工作多年,又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错过了人生中的大 好时机,现在又因为英语的问题不能出国学习。在感情上我很同情他们,但是如 果没有一定的英语能力,出国也不可能学有所得。所以,我努力地说服他们,先 把英语学好,一两年后还会有机会的,派遣工作将持续多年。在那几批出国进修 的教师中,就有多名后来成长为浙大校长和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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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扩展浙江大学对外交往
由于浙江大学原有的好名声,有许多校友在国外大学中任教授和技术骨干等 职务,加上浙大的 1979 年出访与回国后的一些改革,吸引了许多外国大学的教 授来访,有些学校在少数教授来访后又组织代表团来访。有些大学还愿与浙大结 成姐妹学校,有的愿提供奖学金,邀请并支助浙大教师前往访问或攻读硕士、博 士学位。两年内,我们与四所大学结成了姊妹学校,其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对浙 大的帮助最为积极。该校的校长 Prof. Sheen 谢恩教授曾到浙大访问,由我负责 接待。他参观浙大后对我说,浙大颇有发展的潜力,威斯康星大学很欢迎浙大派 老师去访问。后来的几年中,我们不少申请去威斯康星大学的教师都是由他签字 同意的,他后来曾开玩笑的告诉我说他的同事说他“被赤化了”。美国犹他大学 的副校长 Davern 教授也很热情地与浙大建交,该校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资助 我们的教师与在读博士生前去访问或学习。这些出国交流的机会使浙大的师资力 量不断提高。
有些很尊贵的客人如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 Todd 爵士亲自来访,浙江大学与 国外的交往不断扩大。
1980 春,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 Todd 爵士来浙大访问,由刘丹书记与王启东副校长接待。

除了高等学校外,美国联邦政府多地区高等教育研讨会也邀请浙江大学派一 校长参加。这会议的目的在于宣传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就、美国航天技术与新能源 技术方面的成就。
美国学会联合组织 AAAS(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Science ) 也邀请中国派团参加。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又派我去参加。这些活动 增加了我们对国外学会工作的了解。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全校师生努力下浙江大学面貌日新月异。浙江大学 邀请了许多国外的名教授来浙大讲学,有的长达三、四星期,相关院系组织许多 教授、讲师旁听,虚心请教。同时一些外国大学也邀请浙江大学的教授去他们那 里讲学。甚至一些经济贸易方面的会议也来浙江大学邀请教授们前往参加。
但这种热情交往的形势在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受到很大的挫折。一时与美 国的交往基本停顿。为了恢复过去的国际交流形势,1991 年浙江大学曾派出一代表团赴美国多所大学进行联系、游说,但基于当时美国政府的反华立场,收效甚微。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对外交流的形势又逐步升温与恢复。

3、推动四校合并成立新浙大
1979年我们组团访美时,在很多校友的呼吁与劝说下,我们就开始考虑将浙大、杭大、浙农大、浙医大重新合并为新浙江大学。刘丹书记对这件事也很积极。
回国之后,他和我一同去找农大、医大、杭大的校长,商谈四校合并的事。 三校的校长们都表示赞同,但三校党委的意见不统一,我也不清楚具体的原因,省委一直下不了决心。讨论后,我们决定暂时搁置合并的事,先加强四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其中一项举措是四校的学生可以相互选课,彼此承认学分。
当时,由于改革开放,形势对高校发展很有利,四校各自新建了新教学楼, 添置了很多新设备,发展新学科,加上各校的外事活动都不少,四校合并的事再没有提到日程表上来,没有新的发展。四校的校舍也相距较远,来回不太方便, 相互选课的学生不多,成效不大。
1995年, 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推动下,把几所大学合并组成综合型大 学的事开始在其他省市试点,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李副总理认识到由于解放后受苏联教育体系的影响,国内的综合型大学只有文理的综合,没有真正的文理工农医等的学科齐全的综合型大学。 这种局面是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缺点。在他的鼓励和推动下,教育部首先在四川、吉林、天津等地进行大专院校合并组成综合性大学的试点。我们十分希望他的试点范围能扩大到浙江省。
1996年春,我和农大校长朱祖祥教授当时都担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同时又是第八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恰好李岚清副总理也来参加浙江省代表团的一场讨论会,他当时是国务院分管教育方面的副总理,正在推动试验合并一些综合性大学。
我和朱祖祥私下商量,趁着李副总理在场,我们来提议四校合并的事,请他支持。我向朱祖祥建议:“你是院士,又是农业大学的校长,说话有分量,你先发言。”他谦让道:“还是你先说,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也是浙大的副校长, 美国归来的博士,四校合并为新浙大一事,还是你先说,我再补充。”我未再推辞,见到有发言的机会,就开了头炮:“我们到美国去参观,发现他们的教学研 究型综合性大学发展得很好。浙江大学原来也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目前浙江省四所最好的大学都渊源于老浙大,学科互补且水平不错,具有合并成很好的综合性大学的基础,老教师们相互熟悉,也普遍赞同合并。而且,合并后学校的命名也不会有争议,本来就是一家,还是叫浙江大学,不像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为了合并后的取名而烦恼。”
李副总理听了我的发言,笑着说:“浙江大学很有名啊,我考大学的时候还不敢报考,怕自己的分数不够。若你所说的四所大学能合并成了一所综合性大学,未来很有前途。”
接着,朱祖祥补充了发言,也表示赞同四校合并的提议。他说,这对各个学科尤其是农业、医学都会受益良多。
我们万万没想到李副总理很快就行动了,他当晚就通知教育部,教育部又通知了浙江省教育厅和四所大学的负责人到北京开会。看来李副总理很重视我们提出的四校合并的建议。
那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未结束,浙江省四校合并的讨论会已经在北京召开 了。讨论之后决定开始组建四校合并工作组,并且计划在杭州寻找合适的地块建立新校区,后来决定建在现在的紫金港校区。1998 年 4 月,中央委任张浚生教 授为浙大合并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彼时,张浚生作为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参与完成了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刚回到内地不久。1998 年 9 月 15 日,四校合并组建的新浙江大学举行建立新校仪式,中央任 命张浚生担任学校党委书记。可以说,四校合并如此顺利进行离不开李岚清副总理的大力推动与支持。

4、推动浙江省二三类大学的建立
早在 1980 年,我到美国西雅图访友时,在犹他大学副校长 Davern 教授的推 荐与协助下,我参观了那里的几所社区学院,我认为这样的学院教育很符合我国 经济建设的需求。回国后,我曾向分管高校的副部长汇报过,并对教育部的干部 介绍过美国社区学院的特色与基本情况,建议在中国也试验开办类似的社区学 院。我回家乡——浙江台州访问时,又多次宣传这一想法。但是,我的建议一直 未被采纳。1981 年,教育部在全国大力发展广播电视大学之际,我去找过浙江 省广播电视大学总校书记商景才同志,希望我省的广播电视大学能往社区大学的 方向发展。但是,当时广播电视大学以远程开放教育为主,走的是类似英国开放 大学(Open University)的模式。
1982 年,我尚未灰心,又向浙江省省长薛驹同志反映,“浙江民营经济发展 迅速,可以大力兴办二三年制的美国社区学院式的职业教育,适应各个地区的企 业的需要。”他很赞同,认为可以首先依靠浙大的力量特别是老教师,先在杭州 试办一所工业专科学院。随即,杭州政府决定建立杭州高等专科学校,抽调浙大 注册处的人员组成行政班子,还选调了一批浙大的中老年教师任教,并责成浙江 大学开放有关实验室为两校共同使用。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有点脱离实际。浙江大学的老教师生产实践经验少, 要求他们的教学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有相当的难度,所以他们拟定的三年制教学 计划更类似于美国的二类大学中偏向于工程科学型的或德国的工科大学,和我原 先的设想有较大差别,但无论如何还是个好的开始。
该校开办两年后,适逢我国教育部同德国教育部开展合作推广职业教育。德 国的职业教育是很成熟的。其中巴伐利亚州的教育部门愿意帮助中国,接受中国 的交流学生,以及派老师来各校指导教学。杭州高级专科学校因此有机会可以同 德国开展合作。巴伐利亚州的教育部长 Dr. Buck 来浙江访问时,我告诉他我们 本来是想学习美国的社区大学的,因为师资问题办成了美国二类大学。对此,他 倒是持不同的看法,“美国社区大学水平太低了,大学职业教育还是要有一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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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的,德国的模式比较好,你们当采用我们的模式。”我想杭高专能学习德 国的工科教育模式也很好,决定支持他们与巴伐利亚州长期合作下去。
王启东教授自 1979 年较深入了解美国社区教育(三类大学)后,在国内积极推广。首先于 1981 年在杭州成立了杭州高等专科学校(该校后改名为浙江应用工程学院),并与德国巴伐 利亚州职业学院密切合作。王启东教授也在国内高教会议上多次议论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问 题。本图片记录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教授参加 1988 年一次讨论会的情景。
1999 年张德江书记及鲁松庭副省长来浙江应用工程学院视察,由王启东教授陪同。
后来,因为杭州市的教育经费比较紧张,杭州高级专科学校转由浙江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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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主管,改名为浙江科技学院,现在的校址在小和山,已有万余名学生,仍然维 持同德国职业学校的密切合作与交流,成长得不错。我十分希望我国能摸索出一 套适合我国工业发展的职业教育模式。
2006 年,浙江台州广播电视大学的校长邢积栋同志希望我能帮助该校在美 国找一所姊妹学校,加强学校的对外交流。我答应了他。在我心里,一直期望能 办一所类似美国的社区学院,来考验这种专业教育模式是否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 需要。我认为,通过与美国一所社区学院建立姊妹学校的关系,有利于推动台州 的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发展。
2006 年秋天,我刚好去美国波士顿参加国际新能源会议。我顺便去了加州, 去了加州奥罗内社区学院(Ohlone Community College),该校的校长Treadway 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了解了我的来意后,他说他们曾经帮菲律宾、日本办过社 区大学都十分成功,很乐意为中国提供帮助。他的经验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他的 爽快承诺令我激动,我立即打越洋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台州广播电视大学的 校长。
在我与 Treadway 校长交谈的基础上,两校领导进行了互访,之后奥罗内社 区学院的一些教学人员在台州广播电视大学的邀请下,来到了台州椒江,帮助提 高英语与计算机教学水平。台州教育局在刑校长与我推动下同意建立台州社区大 学,先着手培养电器和计算机应用方面的技术人才。
在两校校长和教师的努力下,台州社区大学迅速发展起来,在各县设立分校。 因为温岭有不少私营小企业很需要财务会计人员,为此社区大学在温岭设了一个 班,培训会计人员,学习现代会计方法。我去参观时,看见教室里坐满了学生, 正在专注地听课。另外,在路桥、椒江,该校还办了酒店管理班,由有经验的特 聘老师授课。学校还联系了几个饭店供学生实习。据说学校的毕业生很受当地企 业的欢迎,
台州办社区大学的初步成功,吸引了国内不少同行前来取经,还在校内举办 了中国社区大学国际研讨会。社区学院在中国毕竟才刚刚起步,我期盼在中美双 方的努力合作下,中国式的社区大学能够对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汽车维修、 家电制造与维修、海洋运输与捕捞、新农业品种栽培与加工等方面,都能培养出 社会急需的人才,推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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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在浙江省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回顾
1979 年,我进入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担任副主任一职直至 1998 年,连续做了四任。在最后一任时,即 1994 年至 1998 年期间,我同时担任了全 国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又因我是由家乡台州市推荐出任省人大 代表的,因而每年召开台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时,台州市人大总要邀请我回去,我 也尽可能安排参加。我原是一个对政治关心不够了解不多的人,但人大工作的二 十年增进了对中国政治的了解,促使我在政治思想上和行政管理能力上不断进步 提高。看着中国在富强、民主、文明的路上阔步前进,我满怀欣喜和憧憬。
回顾这二十年的工作浩如烟海,我也只能摘取其中一二印象深刻的说说。
1、我的工作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世界各国的民主法治的观念也从这 扇大门走进中国,引我深思。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老 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也包括我,对民主法治有很高的期待和一种朴素的渴望。 进入浙江省人大工作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符合我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理 想和当前的经济政治状态下,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促进我国的民 主法治快速进步。
按我的认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特别是省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权 力很大的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有立法权,可否决旧的法律、制定新的法律;有任 免干部的权力,有检查各单位工作的权力,审查与批准经费收支的权力。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全是群众推选出来的,来自社会各界的先进人物,包括著名的 经济学家、法学家、教育家,还有科教文化战线上的杰出人士和劳动模范。对各 方面可提出理论指导。全国人大常委会中不少是新退下来的部长,省人大常委会 中不少是新近离开岗位的厅长、局长对现今的社会问题了解甚深。只要大家齐心 合力,认真负责,并充分利用常委会下设的工作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为我国建立一个适合我国现状的完整法治体系是不难做到的。我所以这样要求自 己,除了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外,我当把人大工作作为我的另一重要任务,这 样才不辜负群众的期望。
我在任的二十年中,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的工作各方面都进展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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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效。省里的立法发展很快,既贯彻了中央的旨意,又参考了其他省、直辖市 的立法经验,立法工作在内容和种类上不断完善起来。省人民代表大会对省政府、 法院、检察院工作的审议也年年很认真的进行。从参加常委会的人数来看,力量 增长还是很显著的。我刚刚参加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时,会议只需用长生路上的小 会议室,后来发展到省府大院 2 号楼的会议室,接着是新建造的 3 号楼会议室, 直至如今搬到省府路上的办公楼里的会议室,常委会中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增加。 每年的年终团拜会,最初只有两三桌人,现在要二三十桌才能容纳得下。常委会 更有力量深入了解各地情况,能更好地听到基层与群众的声音,制定出符合人民 愿望、国家发展的法规。
我有幸见证了这些变化,对工作的进一步设想主要是下列四点:一是既然立 法了,有了人大通过的法律,就一定要按法律执行。绝对不可能再让文革时期无 法无天的情况再次发生。也不能让任何个人的权力超越法律之上。这样社会必然 发展平稳迅速。二是在立法上还应该更加健全、完整。例如在教育方面我们应该 设立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甚至社区教育法等等,使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有法 可依,为法治国打下更坚固的基础。三是省人大常委会之下的工作委员会可分得 更细,多设立几个组可对各项工作研究得更细致,所制定的法律更完整。工作委 员会目前有法制、财经、科教文卫、民族华侨、农业、资源及环境保护等等,是 否应该增加一些,例如科教文卫组分成三个或四个组,这样对每一方面可了解得 更深入,制订出更完善的法规。四是检查每一厅局工作时可更注意一年中的创新 与发展,以之推动其工作每年都大步向前进。
2、微薄贡献
说来惭愧,因为教学工作繁重,时间有限,我花在人大工作上的精力也有限, 只是作为我的重要兼职。当时,我肩负着浙大的重任,一要发展浙江大学研究生 工作,二要建设和发展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我还负责了一个研究室——储氢材 料研究室,必须带领研究室拿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因此,我虽任省人大常务委 员会副主任一职二十年之久,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是分身无术。聊以慰 藉的是,我在任时促成了一些法规的修订,在秦山核电站的设计与建设过程中参 与监督核安全法规的严格实施,解除了群众对核电站的顾虑。
改革开放之初,按照相关法规,我省高校教职工和工厂的技术人员是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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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的。但当时生产正在迅速发展,不少地县如温州、台州有很多小工厂正处于 发展时期,缺乏技术指导,技术水平落后。于是,这些小工厂就聘请大城市、大 工厂里的技术人员在节假日去帮助他们厂进行技术指导及完成一些具体工作。事 情被发现后,这些兼职的技术人员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小工厂发展了,技术 指导的人却受罚,实在不公平。既然急需人才,为何又要让人才闲置,这不符合 国情,而且当时上海已经实行“星期日工程师”制度,允许技术人员利用节假日 去他厂兼职。所以,我委托几个工作人员去实地调查后,提出了改革的看法,只 要不是泄露原单位的专利技术等机密,应当允许这些有能力有时间的技术人员去 兼职,这样彼此都有好处。接着,在人大常委会开会讨论时,我们就这一问题还 同一些受老框框影响的代表展开辩论,最终修改了相关的法规,同时取消了对技 术人员的处分,允许他们继续兼职,还为几个典型人物进行了“平反”。
同一时期,在文革中受巨大冲击的原“资本家家族”基本被平反了,被没收 的财产纷纷归还。他们中有些后代想把这些归还的钱捐出来建立中小学校,完成 先辈们的遗愿。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当时中学能容纳的学生数量远少于 适龄的青少年,但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是利用办学名义投资赚钱。经过深入调研, 我是对捐资办学支持态度的,教科文卫工作组开会时还经历了一番争论。最后, 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把捐建学校的事用法律规范起来,严禁私人在办学中谋取暴 利,那么民办小学、中学、专科学校是有利于发展教育的。因此,相关法规得到 了修改。
我是台州推选出的省人民代表,所以经常回台州去参加台州人大会议。在一 次会上,来自台州师范学院一位化学老师代表向我诉苦,说台州师范学院的条件 很简陋。当时,台州还没有其他的高等学校,台州师范学院的校舍在城墙边上, 很是破旧,狭小,交通也不方便。我想,确实应该给师生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 环境。于是,回杭州后我向刘丹主任反映。为此,他组织了一个考察团,亲自带 领我和教科文卫工作组组员去到临海实地考察。那位老师反映的情况的确属实, 我们在学校工作过的同志看了都觉得对师生有歉意。然后,把考察的结果和新造 校舍的意见上报到省教委,很快就得到省里的拨款,决定了新校址,建造了新的 校舍,也算是我为家乡的高等教育尽了点力。
浙江省一直以来就缺乏电力,使用火力发电,运煤有诸多不便,且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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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位于浙江海盐的秦山核电站开始研究建立核反应堆及发电设施,即第 二期工程,初步确定建造两座功率各为 60 万千瓦的压水堆。这项高科技的工程 有很多单位参与其中,由上海核工业研究设计院主办,核工业总公司的设计院、 北京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华中电力设计院、上海汽轮机研究所和汽轮机厂等协同 合作。但是,因为 1986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核污染事故,加上 1979 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的事故,所以海盐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对秦山核电站 的第二期工程有所恐慌和担忧。嘉兴人大代表把反对的声音反映上来。但核电站 负责人反映他们是按最新技术“压水堆”建造的,一切安全措施都是按照世界最 新的规范进行的,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能因之停止核能建设。省里的 领导对此很重视,刘丹和我就带领人员去秦山实地考察。当时考虑到我外语不错, 和其他干部比起来对科学技术方面的事情比较在行,省人大就派我担任秦山核电 站二期工程的设计监督,重点监督安全方面的问题。为此,我多次到秦山,还花 了一番功夫学些核电站的安全知识。我了解到,秦山核电站的供水系统即压水堆 远远先进于苏联采用的堆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在安全方面,专业人 员对地质情况做了详尽的勘测,选址附近并没有很大的地质断层;而且从地震史 来看,最近的六百年内从未发生超过 5 级以上的地震。在设计过程中,分区域环 保应急问题、居民的紧急疏散问题也都考虑进去了。我看了他们送来的报告与美、 法两国的安全规范后,又同技术人员深入地交谈,还向我在美国西屋公司原子能 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学马国钧多次请教,认为安全是有保证的。最后,我到省人大 的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去汇报我的看法,并且把结果向嘉兴管辖下的市县通报, 消除了群众的恐慌,秦山核电站的二期工程才正式动工。
由于我在浙江省人大工作对中国社会进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加上我在教 育、科研及社会服务方面作出了的一些贡献,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母校——美国爱 荷华大学于 2004 年授予我一很高荣誉称:“Member of Distinguished Engineering Alumni Academy(杰出工程校友学院院士)”。因每年仅有三位校友获此殊荣,所 以我感到十分光荣。

3、我的收益与教训 参与人大工作的二十年,我获得了许多珍贵的收益。
由于工作需要,我被多次安排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身份去接待外国元首。议会及党派主席,每次我都需要对全国及浙江省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 近况作些准备。这些工作既是严肃的重要工作也是一次学习。并可在交谈中也了 解一些外国情况。收益不少。
1983 年,泰国下议院议长来浙江访问,由省人大副主任王启东先生接待。图中最右者 为彭冲副委员长,中坐者位泰国下议院议长。
1985 年 6 月,博茨瓦纳总统马西雷来浙江访问,由省人大王启东副主任负责接待。
1991 年,土耳其议会代表团访问浙江,王启东副主任亲自到机场迎接。
1994 年王启东副主任接待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
有时还要接待一些国家领导人,听取他们的指导性意见。还要外出视察及参 加一些单位的评审。由此也了解不少全国及基层发展的情况。
1996 年 10 月,在浙江海宁观潮节上王启东与彭冲副委员长亲切交谈。
这工作让我得以结识不少革命前辈和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与他们接触 后,了解了他们的人生经历,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些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 死,在目前的工作中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给我们树立了为人处世的榜样。比如, 铁瑛、薛驹、陈安羽、李泽民,还有和我一起工作的王裕民,无不散发着个人魅 力。后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接触了一些人,我们常一起开会,用餐,接触的 机会较多,在交谈中成为了朋友。
1993 年部分浙江省全国人大代表举行小型座谈会后留影。人员由右至左为:许行贯、 李泽民、薛驹、王启东、朱祖祥、张启楣 。

我记得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全国人大常委,自小家境贫困,白手起家,从穿街 走巷地推销领带的工作做起,经过一番闯荡打拼如今事业有成,开了很大的领带 厂,产品销往全世界各地,而且非常热衷于社会公益活动,积极参与人代会的工 作。另外,还有上海天文台的台长叶淑华,她是印尼归国华侨,回国后在国内大 学学习,毕业后就分配到上海天文台工作。在业务上始终勤勤恳恳,获得了累累 硕果。在她的邀请之下,我有幸曾到上海天文台参观了一次。
我还曾经和音乐家谷建芬同志相邻而坐,当时我对她打趣说:“什么时候要 再开个人音乐会,应当邀请我参加!”结果,第二次开会时,她递给我一盘磁带, 笑着说:“不知道该去何处请你,就以这个代替吧。”
还有一位浙江省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孙宜宜同志。她是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除了对建筑本行的热爱,还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业余女高音歌唱家,一次在 省人大常委会的联欢活动中请他表演,她一定要一位男中音与她搭档,见无人响 应,我便自告奋勇,表演后,她还夸我水平不错。于是我们连着两年上台表演。
记得一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他在常委会上常用经济学理论来评论一些工 作,我很钦佩他既有学识又敢直言不讳地献计献策。在庐山和北戴河避暑时我常 找他聊天,有时提出一些比较幼稚的问题,他都——分析解答,使我收益颇多。
1997 年,我有幸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先后参加了邓小平同志的追悼 会和香港回归庆祝大会。追悼会上,站最前面的是家属,接着便是人大代表们。 由于是按照姓氏笔画数安排参加人员的站位,我的王姓笔画少,站得很靠前,正 好在小平同志的家属后面,对整个过程看得真切,让我有机会近距离的瞻仰伟人 的遗容,看着他的家人悲痛欲绝的场景, 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觉, 同时也 更加深了我对伟人的缅怀。中国能够较快地走出文革的阴影,再次踏上全面发展 的道路,小平同志功居首位。因此在追悼会上,我怀着尊敬和哀伤心情默哀致敬, 想到他个人的起落、国家的兴衰、联想到我自己与家庭的变迁不由得感慨万千。
在参加香港回归庆祝大会时,我在台下望着大屏幕上米字旗终于下降,五星 红旗冉冉升起,内心澎湃不已。这是最好的、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每一个中 国人都在为祖国的崛起而自豪。我还为我祖父了却了一生愿望(克英)而高兴。
这二十年,我去过很多地方视察,看到了浙江省和全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曾五六次受邀参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一开始,只是一大群地摊卖些小日用品;过了两年再去,就看见一排排店铺,人来人往;又过几年,便是拔地而起的高楼 大厦,十里洋场,一片繁华,不少外国商人也来了。还有永康的五金城也是如此 地迅速发展,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我还帮他们从国外带来小五金件,用来模仿制作呢。
在杭州,原市委书记王国平同志每年都会邀请我们参观城市的建设,例如钱 江新城的开发,新步行街的建成,运河的整治,灵隐、虎跑等景区的改造……浙 江各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的确鼓舞人心,有些城市两三年没去就大变样了。 与之相比,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反倒显得陈旧了。我想,“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这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的确发挥了很 好的指导作用,富有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有些保守了,即使曾在美国接 受了高等教育,后来也经常出国交流,有时还是会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看不 到人民的创造力。
1996 年,东阳市计划在横店建立影视拍摄基地,因为我在省人大负责科教文 卫工作,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的回答是,中国的影视业还不发达,搞这个 恐怕要亏本。如果在北京、上海可能还行,偏离经济中心的东阳不合适。现在想 起来,幸亏他们没有听从我的意见,否则哪有今日的横店影视城。类似的情况不 久又来了:浙江的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来只是一个生产摩托车的企业,1997 年,李书福设想进入轿车领域,也来问我的看法。我对他更是泼冷水,当时我主 要是考虑到汽车工业对各方面技术要求很高,我们的水平还不够,加上要投入很 大的成本,担心会亏损,所以建议他继续发展摩托车为好。不过,吉利同样敢闯 敢干,未听我的陈腐之言,如今已成为中国汽车企业十强之一,还收购了瑞典沃 尔沃轿车公司。从这两件事上,我认识到自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足,不可继续 宣传保守思想。
此外,1995 年我还主持了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论证会。当时我隐隐担心: 建这么长的跨海大桥,此桥必须能够承受汹涌的钱江潮的反复冲击、海水的长期 腐蚀,我们是否具备了成熟的技术呢?听了他们讨论我心里才有了底。对于高铁 的建设我也是心存顾虑:长距离的轨道车能开这样高的速度吗?高铁开通后我从 上海乘坐到嘉兴,惊讶地发现才花了 20 分钟,我不得不感叹我国在科技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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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同时我也希望能进一步强化安全措施,严格的按科学规律办事。
1995 年王启东代表浙江省人大教科文卫在北京主持审议杭州湾大通道建设计划。
在这期间我充分地看见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使我国的发展在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不过,当我们欣喜于国家的蒸蒸日上时,也不应骄傲忘 形,因为还有很多不足有待解决。贪污腐化等问题若不能根治,将会破坏我们的 政治与信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威胁与破坏以更新、 更隐蔽的形式在进行,不容我们忽视。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同样我们也有能力促进民主法治的快速进步。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地推进 各方面的改革,更好更快地实现民主与法治,依法治国,杜绝个人专权,中国才 能从大国变为真正的强国,才不会再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发生。

 二十五 在学会与科协工作的回顾

1、学会工作
我对学会的认识,可以回溯到 1939 年,那时我刚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 系主任在与新生见面会上和我们谈到终身学习的话题:“你们将来除了在大学里 完成大学四年的学业外,应该去争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同时,还应尽早参加 相关的学会。在大学里就应该参加与你专业有关的学会,这样可以尽早了解生产 与教育、科研间的关系,增加许多感性知识和正在发展的新技术。”当时因为抗 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上海交通大学没有开展任何学会活动,但系主任还是指出了 学会对工作与学习的重要性。
1941 年,我转学到浙江大学机械系。机械系就有一个机械工程学会,平时 举行一些全系性活动,只是当时的活动没有涉及到与机械工程学科与生产有联系 的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贵州没有机械工业方面的工厂,所以机械工程学会基本 上变成了机械系一个全系性的群众组织。一年后,我被选为浙江大学机械学会的 主席。在我担任机械工程学会的主席期间,学会组织过几次赈灾义演,将义演获 得的钱捐给灾民。
后来,到美国读硕士、博士,虽然斯坦福大学的学会活动很活跃,但由于当 时一是我刚到美国对其教育体制及学校学会机制不甚了解,二是选修了许多课 程,学业负担很重,要在一年内完成硕士学位工作,无暇他顾。1948 年我到了 爱荷华大学读博士时,由于失去公费资助,要自己打工赚钱助学,所以也没有时 间参加学会活动,失去了全面了解美国学会活动情况的良好机会。但是,我还是 通过几件事,了解到了学会的重要性。其一是在爱荷华大学时,我因为是转学热 能动力工程,对热能动力工厂等的感性认识比较浅薄,就向系主任求助,请他帮 我联系到离学校最近的热电厂参观实习。他就通过了机械工程学会,为我联系了 一家,使我得到了深入参观的机会,并能够经常自由地进出该工厂。还有一件事, 是我在准备博士毕业论文,进行实验装备制作时,认识了一个热加工方面的教授, 了解到他经常带一些学生去参加爱荷华城机械工程学会(Iowa Cit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ciety)中铸工组的活动,就向他咨询了一下,并请他带我去参加 一次他们的活动。我发现他们的活动搞得很不错,学会把工厂、学校和研究机关联系起来,工厂可以得到学校教授在理论方面的帮助,学校的学生也可以在工厂 增加感性认识,得到锻炼。学校研发的新成果可以在工厂试生产,成功后再联合 申请专利,撰写报告、论文,这样可很好促进工厂的生产与学校科研的发展。这 使我对学会的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
回国后,我转向了铸造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在开始阶段,我们的铸工教研组 是以教学为主的,基本上没有进行科学研究,但两三年以后,我们认识到了科研 工作对学科发展很重要,就着手在一些课题方面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包括高韧性 球墨铸铁,树脂砂、多排小风口的冲天炉以及铸造高速钢等,各课题都在实验室 内进行了实验。为了使球墨铸铁提高韧性,我们就进行了合金化和热处理,并反 复试验。后来,还与无锡的一个内燃机研究所和一家柴油机厂合作,并将成果应 用到了柴油机的零件上。
当时,我国在科学技术协会领导下已开展学会工作,杭州已有铸造工程学会。 我曾担任浙江省铸造学会理事长和全国铸造学会理事。参考了我在美国看到的一 些做法,每年都要召开一二次全国大会,并在杭州召开多次中小型的专题讨论 会,,在多次专题讨论会上,有关工厂和我们组中的研究人员共同来交流讨论, 大家反映对工作有推动,参加者有提高、有收获。这工作的开展多亏了当时的一 位专职干部向晨同志,她很勤快下到附近一些工厂,了解各工厂的情况。在这基 础上有的放矢组织专题研讨会,这样激发了参与者们的兴趣,也让他们有更多的 收获。
后来我因工作内容变化离开了铸造学会。在科学技术协会工作时,听到的反 映是我们学会工作不太容易开展。这是否因为参与者不愿将新技术的专利权或论 文中的创新点透露给别的单位,我对此没有进行调查,所以无法下结论,但对于 学会工作,我还是觉得有下列一些不足之处值得研究改进:一是学校与工厂都是 单独进行实验研究,很少在一起进行探讨,集思广益;二是任何一方有实验成果 出来后,写出论文或申请到了专利,工作就结束了,没有公开讨论下一步的研究 内容使工作再继续进行下去,研究工作的连贯性和持续性不够,相对于美国的学 会来说有一定的差距,美国的研究成果交由工厂生产后,工厂在试制新产品时会 发现一些不足与缺陷,反映给学会,学会则推动研究所或学校的进一步实验研究, 从而推动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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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我开始研究储氢金属材料,参加了一些国际性学术会议。最初, 我参加了可再生能源学会及氢能学会,了解了一些比较基础的有关可再生能源特 别是风能及氢能的知识。之后,我又带课题组成员参加了国际金属-氢系统学术 研讨会,收获很大,了解到世界上的重要研究动向。通过学会,融入了国际研究 团体,结识了不少权威性的学者,并得以参观他们的学校、实验室等,可以向他 们请教并能够得到他们的指导,这样我们可以较快地进入该学科的研究前沿,拓 宽了学科发展的视野。这种学会一般都有一个国际指导委员会(Inter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由一些国家比较权威的学者组成。由这委员会选定各届国 际会议的召开地、举办方以及研讨内容。若能争取当选国际指导委员会成员,则 有利于更深入了解国际的研究前沿与动向。我在转行从事储氢金属材料研究后, 就开始参加国际金属-氢系统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etal-Hydrogen Systems),由于我们努力工作,不断发表有价值的论文,加上中 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三届后我就当选为国际指导委员会成员。近三十年来, 曾因参加金属-氢系统国际会议先后去过法国、德国、瑞士、瑞典、美国、意大 利、澳大利亚等国家,并亲自组织和成功举办了 1998 年在杭州浙江大学召开的 第六届国际金属-氢系统学术研讨会,有近 300 名中外学者参会交流。
根据我本人的经验,我对我省的学会工作有这样的一些建议:对于学科发展 前沿的研究工作,要积极参加国际学术团体,广交朋友,主动进行交流,这样有 利于找准方向,深化研究内容,有利于促进研究工作的开展;对于国内已经有好 几个学术小组正在研究的项目,可以在国内建立一个这方面的学会或研究会,平 时按研究内容分小组交流讨论,相互促进,互相学习,一段时间开一个较大型的 报告会,还可以出一些专辑报告,使研究者了解学科的总体发展情况。地区性(省 市)的学会最好分区域、按学科的分支或按研究内容来开展活动,这样有利于深 入探讨,合作交流;加强工厂与学会合作,使得学术研究与工业生产联系起来, 工厂可以为学校的研究提供一些资金、设备或材料上的支持,学校可以发表些经 过实践考验的论文,并可为工厂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改进,扩大生产销售,实 现双赢。
2、科学技术协会工作 科协(科学技术协会)组织是我国独创的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组织,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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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其职责在于推进当地的科学技术,工作内容涵盖较广。其一是领导当地 全体学会组织,有利于学会间总结和交流经验,更好开展工作。其二是使用各种 手段对广大群众进行科学普及工作,包括开设科技馆,设立科普画廊,出版科普 杂志及书籍等。其三是使各地有造诣科技人员发挥更大作用,包括邀请科学家到 各级学校进行专题报告及讲座,还有组织科技人员为某种技术或工业的发展进行 研讨,出谋献策等等。其四是组织全国、省与省之间、全省或省内部分地区的经 验交流会,更有效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只知晓美国有个 AAAS(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是研究讨论如何改进学会 工作的群众性组织,其功能远小于我国的科协,但也应该争取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几次,吸取他们开展学会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我很荣幸担任了两届浙江省科协副主席及两届主席,但感到惭愧的是贡献太 少了,唯有三点值得一提:一是武林门省科协大楼的兴建,二是科协成立了咨询 服务部。三是得到省里领导的重视与支持。
我担任省科协主席后,发现科协原办公大楼在文革中已被别的单位占用,科 协没有基地进行办公、举办科技展览和组织科技报告会,这对科协开展工作十分 不利,就决定努力为科协建造省科协大楼。我们第一次申请建大楼的经费时,被 省计经委以全省资金困难的理由拒绝了,但我并没有灰心放弃,分别拜访了省委 书记、省长以及走访了一些省里的老领导,向他们说明科协工作的重要性与建大 楼的迫切性,终于得到了省领导的认可,使武林门的科协大楼的兴建得到了落实。 科协的多个部门可开始在一起办公了,各种活动得以开展,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科协有诸多学会,科学技术人员众多,可以为企业的基本建设、新产品的试 验生产、投资方向等提供科学的方案。有同志提出科协建一个科技咨询中心向社 会提供服务,但是意见不统一。当时,我觉得我们有这样良好的综合性科技力量, 应当建立这样一个部门,可为省委、省政府、各厅局、市县、企业单位等服务, 为社会做一些贡献,所以就在常委会中讨论并通过建立咨询部。后来证实,这是 一个很受社会各界欢迎的决策,咨询部后来确实为社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我认为这些年来浙江省科协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拓宽工作面的同时也注 意向纵深发展。但我仍希望科协能够对学会的调研工作抓得更深入一些,甚至派 人去国外取经,如向美国的 AAAS、美国机械工程学会、美国电气工程学会等取经,回来后结合我省实际改进科协工作,帮助各级学会更好地组织活动,有力地 推动我省及我国科技工作迅速发展。

二十六 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与任浙江省政协委员的 回顾与建议
回顾起来,参加民主同盟是我一生中引起思想情绪起伏最大的一项活动,而 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则是我心情舒畅、受益良多的一项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运 动中也曾有些动摇。
1953 年,在浙江大学副校长王国松先生和工学院院长李寿恒先生的动员下, 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我以往对政治很不关心,入盟后在中国民主同盟浙大支 部的师长和老同学的教育以及中共党员王遂今的单独辅导下,我开始自觉地学习 毛主席著作,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这段时间中我是一个受益者,心情很好。
1955 年,我荣任浙江省政协委员。当时的统战部部长余纪一同志,还单独 找我谈过话,鼓励我向其他委员们学习。凑巧的是,我父亲、我叔父和我都在同 一届浙江省政协中任委员。浙江大学的同事们都开玩笑说:“兄弟、父子、叔侄, 一家出了三个政协委员,可喜可贺。”省政协委员可以列席省人民代表大会,我 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省里各项工作的开展和进步。常常听到其他委员介绍他们怎样 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对我是一种鞭策。进入政协后,我随团参观了一些浙江省 的新建设,例如新安江水电站,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水利建设的成就。我还认识了 许多在浙江省内颇有声望的人士,包括教育界的名校长、名教师、名教授,文化 界的书法家、画家、演员,还有企业界的名人。省政协把我们教育界的人士组织 在一起,讨论教育中的问题,我发表过不少意见,自认是积极地行使了政协委员 的参政权,向党说了些真实的感受,献言献策了。
曾使我吃惊与后悔入盟的缘由是:在 1957 年的反右斗争中,看到了民盟的 中央领导费孝通等、省盟的领导王国松和王承绪等,以及浙大支部的领导李寿恒 一下子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导致我产生了退出民盟的思想。后 来在土木系陈崇礼教授的开导下,我留在了盟内。
当时,在杭州工学院民盟支部开始活动前,要我去邀请冶金系两名盟员来参 加学习,他们情绪极端消极:“请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去参加这些活动了,让我 平安地度过一生吧!”——这对我也不无影响。但我还坚持去参加小组学习活动, 认为学习是正确的。后来在大跃进运动中,我虽然对一些冒进活动(如全民以土法炼铁来超英赶美,浮夸宣传水稻高产到能使得小女孩能睡在稻杆顶上等)有看 法和意见,但都保持了沉默,已噤若寒蝉了。某种程度上是对民盟的不信任与对 政治产生了信任危机。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全部精力用到开办杭州工学院冶金系 上,企图扎扎实实按科学方法把冶金系迅速办好,培养出真能超英赶美的技术人员来。
1962 年,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大 跃进”的错误。把我几年来非常努力办起来的冶金系撤销掉了,心中很有失落感。 政协为了展示这些年来国家取得的成绩,安抚我们的情绪,组织我们参观黄河的 大坝、河南开封的拖拉机厂等等,鼓励我们不要对新中国的建设失去信心。同时, 在各地的旅馆中还开展了“神仙会”活动,让大家一吐心中郁闷。我为了避免祸 从口出,发言时皆以自我批评为主,最后才说道:在政治上,我确实信仰共产主 义是方向,决定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经济建设上我们还是要向发 达国家学习,毕竟他们的经验比我们多,比我们成熟,可以有选择地借鉴。政治 和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是应该分开来对待的,这样我们才能快速发展。
但是,这些我自认为的肺腑之言,在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再次使我心寒。在看到“造反派”将人的宝贵生命视 作草芥,人的尊严作为粪土后,我又一次想退出这类活动,平安地混过一生算了。
庆幸的是“四人帮”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结束,党又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总结并提出一系列的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包括“三个代 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 共产党广开言路,采纳各方意见,使我感到身逢盛世,当尽量贡献力量才对。
1979 年冬,浙江民主同盟开始恢复活动,我有幸地被选为浙江省民主同盟 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对这类活动实在不擅长。同时,因教学、科研、浙江大学 的行政工作及省人大常委会工作都需要做好,已挤不出时间了,我坚决推却就任 民盟中央委员的职务。在省民盟的机关中,我与副主任委员共同努力,开展了一 些工作。但那时我还有一定的思想防备,不敢做任何创新活动,主要开展了下列 三方面工作:
1)继续推动盟员学习、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包括党对过去过左错误的纠正 以及目前贯彻的科学民主路线。

2)推动盟组织及盟员进行社会调查,发现需要改进的问题,向党提出建议, 即献言献策,部分建议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的嘉奖。
3)发现及培养新的组织接班人。目前,广大盟员对现任的省盟领导人十分 满意。
1994 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来杭州时约见省民盟主任委员王启东。
根据目前的大好形势,我对民主党派的工作提出下列几点建议:
一是民主党派当前能做的不仅仅是献言献策,我想可以让民主党派来承担一 部分具体的工作。工作可以由单位的党委或统战部来安排。这样不仅能加快各方 面工作的进度,也能使民主党派得到锻炼和提高,也是一种工作上的创新。例如, 在高校内可以由民主党派来负责一两门学科交叉工作的开展,也可以由民进、九 三学社来负责推进乡村、社区的医疗保障等。
二是给民主党派更多联系群众的机会。这与执政党的广泛联系群众并不矛 盾,相反的,这有利于全面地搜集各方意见,有利于国家各项建设的进行。
三是民主党派应该定期召开座谈会,推动成员提出建议与想法,并努力创造 条件,使成员们踊跃参与,除了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外还要做出实质性的工作, 使每位盟员明确自己当参加那项工作并努力施展才能发挥作用。

二十七 从花甲至耄耋 尽力发挥余热

从美国回来后,我在学校一直承担了较重的教学任务,且频繁地受到政治运 动的冲击,无暇从事一些自己有义务有兴趣的工作。直到改革开放后,虽然仍忙 碌于教学科研方面的工作,包括建新系、授新课和一些兼职工作,但政治运动的 压力锐减,让我心情舒畅,自感精力充沛,即使少睡几小时也要尽量抽出时间为 社会,为家庭作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帮助美国来华志愿教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派了一批大学刚毕业的青年志愿者来华,到许多高校教授英语,浙江大学当时也分配到了八个青年教师。浙大自从1952 年第一次教学改革及院系调整后,将俄语作为第一外语必修科程,停止了英语教学,大批英语老师改教俄语。这对改革开放后,面向世界寻求发展机遇的中国来说,十分不利。英语是当今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我认为这一批美国来华的青年教师,作为浙大外语学院的新鲜血液,尤其在口语教学方面对浙大以及中国的发展,都很有帮助。
当时,我是浙大的副校长,分管科研、研究生教学、外事与体育,在与这批青年教师会面交流后,我觉得有义务帮助他们一下,特意到他们生活的宿舍去看望他们。他们被安排居住在浙大的家属宿舍中两个中套的房子内,一套供男外教使用,另一套供女外教使用。每间卧室住两个人,每套都有会客厅、卫生间和厨房,家具齐全,也有专人为他们更换瓶装煤气,总的来说,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 在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后,我就一些具体的细节,对他们进行了叮嘱和建议: 一是不要喝生水,因为中国的自来水不同于美国的,消毒不够,水源的防护也不 严格,所以都要喝烧开的水,否则容易患肠胃病;二是到市场上买菜时最好找一 个成熟一点的女学生(杭州本地人最佳)陪同,让她帮忙还价、挑菜,否则易被敲竹杠;三是邀请他们中有兴趣的到浙大网球场去打打网球;四是可以向外办要 求派个老师给他们讲授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尽可能阅读一些英文版的中国名著; 五是要遵守校规,切忌在大学里和中国学生谈恋爱。听了我的叮嘱,他们很感激,尤其是对不要喝生水之类的注意点,他们事先并未知晓,非常庆幸得到了我的指点。但是,虽然我有警示,其中一个女教师还是与浙大光仪系的一个大四学生谈恋爱了。这事被校方知道后,按规定要劝这个男学生退学。不过,我觉得我们国家辛辛苦苦地用了四年时间培养一名学生很不容易,在毕业之际让他退学是浪费 人才,况且和外国人谈恋爱并不是甚么大逆不道,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在我的大力劝阻下,学校作了慎重考虑,才决定网开一面,给那个男生警告处分后让他继续学习,没有再要那男生退学。毕业后他们俩在上海高高兴兴地结了婚, 有情人终成眷属。

2、为祖父母及父母修好坟墓,使后辈崇敬他们的爱国爱家情怀
在文革结束时我家祖坟已荡然无存,我一直有意重修他们的坟墓,使后辈能 缅怀,追思和仿效他们的爱国情怀。早在 1957 年当时黄岩要修建九峰公园,通 知我父亲在一周内拆除他原配夫人杨湘波的墓。那次是我赶回黄岩去,拆墓收集 枯骨运回杭州火花。1960 年,我祖父在黄岩郊区的坟也因修建水库而拆除,那 次我父亲请在黄岩的堂姐雇人去收拾枯骨,送来杭州火花移塟杭州南山公墓,并 嘱哥哥设计了一座石塔型的墓碑。但在文革中塔被推倒,塔顶被人拿走了。1968 年上海的中国公墓遭彻底摧毁,我和儿子宇平闻讯后赶去将母亲与继母徐文漪的 枯骨拾回并火花。在文革结束后,杭州大学把继母德梦铁骨灰送来交给我,并告 知她早已病死在医院。我父亲的骨灰一直在我家中尚未入土。我一直感到有责任 修复祖父墓碑并在祖父坟左侧为父亲及四位母亲的骨灰造一座新墓,立碑将他们 的事迹告知后人以寄托哀思与怀念。当南山公墓恢复营业后,我带上子女一起去 修缮祖父的坟,建造父母的坟。并亲自题写了墓碑,此后每年清明节必率全家前 去扫墓悼念。

  每年清明我带领家中老小皆去扫墓祭奠先辈崇敬他们的爱国爱家情怀

我哥嫂去世后原葬在武昌偏远郊外的山上,侄儿们有意将他们墓地也迁来杭 州南山公墓。我四处奔走,终于在侨区帮他们挑选了一块墓地。将骨灰迁来杭州, 让哥哥嫂嫂在百年之后还能和亲人们相依相伴。并撰写悼念短文铭刻墓碑背面以 寄托思念之情。
3、帮助孩子们赴美求学
文革这些年,中国的教育事业停滞不前,我的几个孩子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没有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虽然这是整个国家的问题,但作为父亲我还是感到痛 心与内疚,很希望能给他们营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
我儿子宇平在文革中支援边疆被分派到黑龙江鹤立河开山取石,天寒地冻, 生活条件非常艰苦。1977 年初,儿子被招工到浙江塑料机械厂当一名装卸工人, 在一次抢救国家财产的救火中受了重伤,错过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我在 他的病塌前鼓励他不要灰心,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在养伤的同时,注意 学习复习基础知识,多看书籍积累知识。后来,他抱病自学,不久在 1978 年冬 天终于抓住了文革后最后一次留给大龄青年上学的机会,考上了大学,那年他已 三十二岁了。
大女儿宪聆刚刚上初一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才十五岁就被迫上山下乡,成 为浙江建设兵团年纪最小的战士。她下田,摘棉花,挑土,修坝什么苦活累活都 做过,也当过炊事员和卫生员。很可惜她失去了生命中汲取知识的黄金时代。八年后她从乔司建设兵团回城后,在我和妻子的鼓励和支持下,坚持学习,不懈努 力,完成了医科大学的教育。
小女儿宇舫虽然在我们身边长大,但因为我和妻子在文革中都是被打倒的对 象,所以也吃了不少苦。当时我们被迫搬到了杭州郊区农村,我们每天下班都很 晚回家,迫于无奈,小女儿六七岁就学会了生火烧饭,等我们回家。后来上小学 每天都要独自走五里路才到学校,路上不仅交通危险而且还经常遭到大孩子的欺 负与谩骂。当时她很希望转到离家近一点的学校读书,但我考虑到浙大附小的教 学质量比较好,我就坚持每天用自行车载她去上学,为此还被交警以骑车带人为 由进行处罚了多次。高考恢复以后,她是我们家孩子中最幸运的一位。
虽然孩子们都很努力也很要求上进,但是我觉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我当年接 受的教育比起来还是差了很多,我很希望能为他们创造一些更好的机会和条件。
当时美国已经对中国开放,只要托福考试通过,去美国留学不是太难。我就 开始思考送孩子们去美国留学。
但我发现孩子们的英文底子比较薄弱,就给孩子们开了个英语补习班,教他 们读些英文散文,指导他们做托福的考试题目。我的儿子和小女儿,还有他们的 几位同学,都在我的辅导班中准备托福考试。我的这个英文班开设了半年多,每 隔一天上两个小时的辅导课,孩子们学得十分认真,进步都很快。一年后,个个 都通过了托福考试,并顺利地被美国的大学录取。
孩子们要去留学,我当时没有那么多的钱,就拿出我的全部积蓄支持他们赴 美深造。他们到了美国后,非常自立和刻苦,女儿课余去餐厅打工赚学费。儿子 还利用假期,到旅行社当司机与导游来赚钱交学费与维持生活。就这样,他们靠 着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看到他们能在异国他乡自立自强,我这个当父亲地心中 感到无比地骄傲。更让我引以为豪的是儿子学成毅然回国,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 一批海归,一家三代留美学成归国的故事(《三代强国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一时传为佳话,感动了在美工作的我的老友,纷纷来电向我祝贺。
我的哥哥在文革中积郁成疾过早离世。我将他的三个孩子天珍、天骏、天鹏 视同己出,尽量在思想和学业上给予关照与指点,鼓励他们积极向上,发挥一技 之长。他们都很努力,希望能出国留学深造。天骏是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80 年,经我的一位在美的老同学的帮助,成功申请到美国读研究生,成了文革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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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最早一批出国留学生。我请在美的同学请给予生活上的照顾与学业上的指导, 让他们尽快适应国外的学习生活。在不断努力下,他们三人都学有专长,两个拿 到博士学位,一个拿到了硕士学位,并在各自领域中做出了出色贡献。每当他们 寄来获得学位的照片时,我都十分高兴,爱不释手的看了又看。我也可以告慰父 亲与兄嫂的在天之灵。
4、推动网球运动的发展
我在浙大做副校长时,也分管体育。我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育运动,先是恢复 了全校早操,在冬季改为课间操。除此之外,我大力提倡球类运动,除篮球、排 球外,还提倡浙江大学积极开展网球运动,要求基建处多建几个网球场。记得网 球运动的倡议刚开始的时候,还遭到了一些阻力,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对 此我耐心地进行了一一劝服,说明学好网球,可终生受益。
学校开始只建造了一片网球场,我和一些会打网球的老同事经常去那里打 球。后来,美国来华教授英语的青年志愿者也加入了打网球的队伍。我们在网球 场上的精彩表现带动了一批浙大的学生,他们也开始对这项运动感兴趣,并积极 投身其中。渐渐地,体育老师也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这样,网球运动在浙大打 开了局面。我们还在浙大开了一个网球班,以我为主,教授一些网球运动的基本 技能技巧。除此之外,我每次去英美开会时,总去购买些有关网球的书籍,与一 些懂英文的教师一起翻译,将翻译稿给浙大的体育老师,让他们出书。他们根据 翻译稿先是编写了讲义,教授给学生的同时自己也不断学习,后来,也出版了一 些小册子。网球运动在浙大蓬勃发展开来,学校后来又兴建了很多片球场,还将 网球作为大学体育课的选修课程。
见此,浙江省体委也对网球运动感兴趣了,请我与浙大的体育老师到体委开 班授课,这样也带动了省体委的一批同志。当时浙江省体委主任荆子刚虽年过七 十五,仍兴致盎然,买了球拍参加体委队伍,他还组织了多次网球比赛,这些比 赛促进了杭州网球运动的发展。不久,温州市、金华市、湖州市、台州市等都加 入发展网球运动的大潮中来。浙江省的网球运动兴盛起来,不少省市领导干部包 括省长吕祖善、政协主席周国富也都参加到运动中来了,成为网球运动的爱好者。

1979 年浙江大学开始恢复网球运动,中左为曾国熙教授与王启东教授,与青年学生积 极交流球艺。
1997 年王启东与吕祖善同志在全省名人网球赛上分别获得第一、第三名。
之后,全国其他一些大学也开始发展网球运动。浙大因为发展早,且也发展 得较好,所以在全国网球比赛中,连续十年都是全国第一。我们浙大的老年队在 全国比赛中也常常名列前茅。

由于网球运动在浙江的广泛开展,许多中小型网球俱乐部应运而生。浙江大学附近成 立了一个以浙大老师为主的三维网球俱乐部,王启东教授也加入其中,定期去场上锻炼。
由于浙江网球运动的蓬勃开展,2004 年中国女子网球队在出征奥运会前曾在浙江台州集训 数月。之后李婷和孙甜甜在奥运会上荣获女子双打冠军。李婷和孙甜甜为了表示感谢,2005 年特来浙江台州进行了一次表演赛。王启东(右一)、李青(左一)及于克家(中)曾与他 们进行了一次对抗表演赛,右二为李婷,左二为孙甜甜。
王启东先生一直坚持体育锻炼,经常开着电瓶车去打网球, 直到 87 岁在医生的干预下才停止。

5、为青年教师润色修改英文稿件
改革开放后,浙大许多研究组的工作开展起来,由于师生共同努力,我们的 储氢金属材料组的优秀论文和成果数量也挺多的。我们开始考虑把一些论文稿件 投到世界上的一些知名杂志上去发表,以扩大影响力。但是一些青年教师、博士 生写的论文稿件,往往因为英语不合格,被退回来。他们有些人就找到我,希望 我帮他们修改一下稿件。我看了以后,发现内容很不错,但英语确实有些问题, 许多的词用得很不合适,还有些语句组织属于“中国式英语”。我就帮他们做了些 修改,后来稿子果然都被接受发表了。这样一来,找我修改论文的人就更多了, 我为之忙碌了许多,对此,我老伴还为担心我的身体健康而发过牢骚。但我开导 她,一则我熟悉这方面业务,二则我外语也确实比他们好,应该帮助他们。后来 我自己不做实验了,看看这些有新意的实验论文,还是很有收获的,我很乐意做 这样的修改工作,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算是双赢吧!
我发现一些肯用心的青年教师或学生,在我帮忙改了两三次之后,就能够自 己解决问题了。他们会总结自己英文写作中的问题,认识到用哪些词比较合适, 句子应该怎样写才符合英语习惯,很快就会学着按着我的套路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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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加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1998 年我从省人大退下来不久,王裕民同志介绍王耀亭同志来找我,告诉 我关心下一代委员会计划将工作扩大到奖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希望我能帮助他们 做好论文及成果的评审工作。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我应当尽力协助做好, 就这样我开始进入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为评审参选者的论文及工作业 绩,我聘请了多位专家,共同把关做好评审与奖励工作。自从参加关工委的工作 后,我了解到关工委的工作面很宽泛,包括邀请老同志向青少年学生宣讲革命英 雄故事、革命传统,还奖励各种竞赛的青年优胜者,优秀的小发明创造者,破纪 录的运动员以及优秀论文青年作者等等。这种以奖励方法鼓励下一代奋发向上、 努力争先的活动,我十分赞赏。王耀亭同志为此专门聘请我做关工委的顾问。自 那时起,我就把这项工作当作我发挥余热的一项重要任务,努力做好。
7、加强与亲戚老友的联系
过去因业务、工作繁忙及政治运动的压力与一些亲戚及国内外老友联系很 少,进入花甲之年靠近耄耋许后,深感亲情之可贵,惋惜往日的疏忽与寡情。近 年来凡我出差到一地方。总去看看过去的亲戚老友。也注意加强与他们在电子邮 件上的联系。每次交往联系后,我都感到十分快乐。
1990 年王启东夫妇在旧金山参加校友聚会

2002 年,王启东夫妇赴京探望姐姐王宝琳(左四)和姐夫林秉南院士(右二)、表兄柯俊院 士(右三)和表嫂邱绪瑶(右五),并一同去饭店聚餐
8、参加一些文娱活动
我青少年时喜欢歌咏。有时参加一些校中的文艺表演。在美国求学时参加一 些舞会活动。回国后由于工作忙及政治运动的压力,这些娱乐活动基本都停止了。 改革开放后,心情舒畅,又去参加过一些活动如:老年歌咏队,浙江大学服饰表 演队及杭州市金婚十佳评选等。参加这些活动,可忘去老之已至,也是一种享乐。 老同志都不妨一试。
1999 年 10 月,参加浙江大学服饰表演队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晚会演出。
1999 年 12 月,为庆祝澳门回归参加浙大服饰表演队的演出活动。

9、立志做好内燃机使用 HHO 气的实验工作
氢气燃烧后变成水,对环境无污染,且可用多种方法制备,它的燃点不高, 扩散速度快,作为辅助燃料加入到内燃机里,可以很快地在整个气缸内均匀扩散, 点火后可以使整个气缸内的油料颗粒快速燃烧,比起喷散的纯油料小颗粒,燃烧 要快得多.因燃烧快升温快,热力循环效率可提高。以前我们已成功进行了这方 面的试验,即用工业废氢或其他氢源作为辅助燃料添加到内燃机里去,确实可以 得到很好的“节能减排”效果,大约 3%-5%重量的附加氢可节省 15%-20%的用油 量,同时有害排放气体显著降低。不过,氢气的制造也需要消耗部分能量,加上 目前氢气价格也不便宜,还要加上储氢设备,所以我们试验的经济性不算太高。
近年来,我在网上看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个人或者小公司有个惊人的发 现:他们用内燃机本身发出来的电来电解水,只需要用 5‰左右内燃机的能量来 电解水,把电解得到的氢和氧同时输入内燃机的吸气管作为辅助燃料,他们称这 气为布朗气或 HHO 气。因为氢氧混合气燃烧速度更快,燃烧后温度升高更快, 并可以很快扩散到气缸的各部位,使整个缸内气体温度迅速提高,改进了热力学 循环的形状与效率,可以节省 15%-20%的油耗,甚至 25%的能量。这个信息使 我很惊讶,觉得非常经济。若其报道的实验数据真实可靠,这是一个可用以省油 节能降耗的好技术。

为了验证这方法的效果,我找了内燃机相关的几位教授探讨了这个技术。但 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多数人认为从能量守恒定律来说这个方案是不合理的,这 个实验的报道很可能只是个欺骗性的宣传,是骗人买他们的发生器和技术。但有 几位教授和我认为验证这个实验并不难做,我们应当做一个系统的实验,找一个 大的发生器,制造出不同量的 HHO 气,加入到内燃机里,在不同功率下,用测 功仪测定加入一定量的 HHO 气后的省油效果及废气成分的变化。如果确实有效 的话,可以尝试在全国推广,能为国家的节能减排作出巨大贡献。即使失败了, 也没有太大的损失,而且还可以向全世界公布我们的实验结果,防止无实验设备 的人再上当受骗,应当一试。
说干就干,我们几位决定一同做这个验证试验。尽管目前有不少人认为这个 实验不会有经济效益,在理论上也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我认为辅加燃料可改变动 力循环曲线的形状,与能量守恒定律并不矛盾,所以应当坚持做完这系统实验。 这个实验已经完全准备就绪了,但还没有正式开始。很可惜我现在生病住进了医 院,这个实验就此停顿下来。我想待我这次病愈出院后,还要着手完成这个实验。 这个在内燃机实验室内用引擎系统来验证 HHO 气的节能减排效果的实验,可能 是我这辈子从事的最后一个系统实验了,我对完成这个试验的意志很坚定,无论 如何当有个结果,正面的或负面的,都要把明确的结果告知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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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 结束语:感悟与期望

回顾我一生九十年,经历了战争与和平,见证了中国发展的曲折历程。我明 白,我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如今,我站在 90 岁的关口上,回顾 过往,对国家、社会满怀美好的期盼。
人类的政治制度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 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来实现。我们目前还 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还不够发达。在全球化的背 景下,我们更应该居安思危。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国防力量的提高。中国一贯反 对“霸权主义”,我们发展军事力量是为了更好地自我防御、维护和平。
我们应该珍惜如今的良好局面,走过的弯路必须引以为戒。回想“反右”、 文革的惨痛教训,我们对人的生命过于漠视,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懂珍惜。现在 党和政府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党和国家对个人的尊重程度确实 是大大提高了。这种前进的步伐我们不仅要努力维持,更应该持续地加快步伐、 推进发展,使我们能更早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为全人类作出榜样。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物质享受, 没有道德和文化的社会只是沙漠上的海市蜃楼,人民的幸福无从谈起,和谐社会 也无以实现。因此,我们仍然要发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抓好 各级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把这方面的学习与防范流于形式;同时也要提高 人民群众的道德素养。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应该用团结教育的办法,不能重 蹈历史覆辙,采用镇压和杀戮的方法。
我在科教战线上干了一辈子,这是值得我终生奋斗的事业,我对其的期望更 多更高。
作为一名教师,我坚信对学生应该用爱的教育,要使学生对父母、家庭、学 校和国家充满爱心。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固然要进行,但是应该以什么形式更加 活泼生动,深入人心,使学生们更乐于接受是值得我们教育工作者思考、探索与 实践的。如若放在亲人间与师生间爱的基础上,会更容易接受,也更加巩固。政 治思想理论教育也同样重要,应当使每个人具备崇高的信念,良好的修养和毕生 追求的理想。

当今社会竞争无处不在,我们更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知识的传授 与积累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培养自觉学习的习惯与能力,还有适应能力、协 作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我希望我们的学生都具有终生迎接挑战的勇气和综 合能力。
我在浙大从教六十余年,总是盼着自己能亲眼看见浙江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 学。同时我也明白一所大学的发展不能急功近利,我们还是要致力于发扬求是创 新的精神,坚持夯实基础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学科交叉,发展新学科,加 强各学院与全校性的学术活动,进行前沿学科的科研工作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在浙江省人大工作期间,我一直努力推进我省职业教育的进展。我认为我们 应该转变观念,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学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样值得关注。 中国的职业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实践性更强,当 加强与相关企业的联系与合作,这样可以更经济有效地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身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我想我们应该戒骄戒躁,看得更长远一些。应该密切 关注国际前沿的科学研究,重视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不断总结和改进自己的工作。我认为当前我们很需要复合型的人才,即既懂科学 技术又懂经济管理的人才,浙江的高校可以在这方面的做一些探索。
以上的期盼来自我一生的感悟。虽然我已经九十岁了,但是只要身体健康允 许,我依然会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可能地为社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这是我最愉快的事,也是能使我延年益寿的活动。
在最后校稿时,我有一个奢望涌上心头。最近因心跳过缓在医院住了数月, 因此产生了这样一个奢望,就是能够尽早把病治好,健健康康地再活上十几年。 这样,我就能够亲眼看到祖国发展得国家富有强大,亲眼看到浙江大学上升为世 界一流大学,亲眼看到氢能与可再生能源一起成为大众的日用能源,亲眼看到储 氢材料的普及推广与安全应用。
在这期间,我还能再欣赏几部世界名著与名人传记,也能够亲自照料记忆力 迅速衰退的妻子,以回报她为我及家庭默默奉献了六十五载!

王启东
二○一一年夏于杭州玉泉

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与浙大校友

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与浙大校友

□     欧阳昌宇(机械系45级)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是在抗日战争烽火年代1939年开始筹建的。为了避免日军轰炸,奇迹般地将这高科技的工厂建立在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内一个特大溶洞内,人称它为大定厂。在那里工作过的浙大校友达25人之多。

(一)

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厂?

那时,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我国半壁山河,对我主要城市狂轰滥炸,使无数同胞家破人亡,生灵涂炭,祖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不少爱国志士对日本侵略者义愤填膺,提出“航空救国”。当时政府顺应民意,一方面向全国大量发行“航空彩票”,另一方面利用蒋介石50生日之机,在全国大举“献机祝寿”,以筹措资金向美英两国引进技术,发展航空工业。因为发动机是飞机的核心,所以优先建立了这个厂。

1939年,在美国有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李耀滋等青年博士硕士七人,受命引进美国莱特公司的航空发动机。他们忠心爱国,立志在国内培养人才,走自主办厂之路。为了摆脱经纪商人的中间剥削,他们亲自到工厂采购生产设备,远渡重洋,沿滇缅公路将500多吨建厂物资奇迹般越过日军封锁,运进祖国西南边陲,准备在昆明建厂。

 不料日军早得情报,将所选厂址炸为平地。总工程师李耀滋博士亲自驾车沿黔滇公路往内地另觅厂址。到了贵州毕节,当地人告知沿公路不远的大定县羊场坝有一名为“乌鸦洞”的特大溶洞可以利用。果然在羊场坝公路旁不远处找到这个神秘的溶洞,洞的宽和深足有100米,洞高约60米。山后还有一条河流可供用水,由羊场坝至贵阳仅160多公里,交通尚称方便,具备建厂条件。经上级批准,在此洞内建厂。

(二)

李耀滋在MIT的同窗好友梁守也离开昆明西南联大参加大定厂建厂行列。李耀滋又亲赴西南联大,动员1941年应届毕业生去乌鸦洞献身祖国航空建设,当时报名者10人。还从其他内迁大学招来10多人。其中,来自浙大的有胡广家、霍少成、周善纷和卞华年4人。这20多名青年学子在创业先驱的感召领导下,艰苦创业,成为大定厂的“开山鼻祖”。

说“开山”,一点也不假。当时无法得到钢筋和水泥,只能就地取材,用木石建厂。他们不辞劳苦,与民工一道去40公里以外的山林中伐木,又从四面八方去寻找石源,采取石料,再组织民工背扛肩挑,运回乌鸦洞。他们在溶洞内,采用特殊的木石结构建筑厂房,能安装又多又重的精密机床,确保其安全运作,实属中国工业建筑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

最困扰他们的是发电,没有电,不说无法开工建设,就连生活用水也无法取得。当地盛产无烟煤,原来在美国购置了烧无烟媒发电的蒸汽机,但运抵缅甸后因超重无法通过公路运输,廉价出让给印度了。他们看到当时西南公路上大量行驶木炭汽车,也想利用无烟媒制成煤气来驱动已退役的大马力航空发动机发电。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再实验,终于获得成功,使乌鸦洞熠熠生辉。当时国家航委会美国顾问来厂视察,对此创举啧啧称奇,赞叹不已。

到1942年底,我国第一座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在这荒芜的乱石丛中拔地而起!最为瞩目的当属乌鸦洞内的主厂房,它有三层,底层为各类仓库,中层为机工车间,上层为总装配车间。洞口厂房部分用精雕细刻的巨石砌成护墙,远看去甚是宏伟壮丽。洞口有通风设备,使洞内空通流通。各类办公楼和辅助工场林立在洞外山丘上,错落有致。俱乐部、宿舍,学校和服务社林立于羊场坝公路两旁,到夜间灯火辉煌,人称之为“小贵阳”。

(三)

1943年开始航空发动机试制。为了充实技术力量,大定厂从遵义浙大招进应届毕业生11名,他们是机械系的余承业、周森沧、蔡锡章、王永陶、郑会持、张遐年、谢子朴、梁颁棠;化工系的丁熙康、王士潘;数学系邓迈。这些“求是”学子成为大定厂的中坚力量。

1945年初,我国自制的第一台航空发动机在大定厂诞生了。经美国莱特公司鉴定,认为合格,可以批量生产。此时正值抗战胜利,日军无条件投降,当时的政府为了抢摘“挑子”,从大定厂抽调了大批技术人员去接收投降,乌鸦洞里唱起了“空城计”。

总工程量师李耀滋博士去了美国MIT任教。设计科科长梁守在为大定厂设计完新型发动机之后,也离厂去遵义到浙大创办航空工程系。继任设计科科长的是浙大校友周善纷。等第二任厂长到任后,才重整旗鼓,继续30台航空发动机的批量生产。

大定厂第二次到遵义又从浙大机械系调入1945届毕业生8人,他们是吴正华、王汝霖、郑茏、杨德岩、章学仁、蒋增汜、魏保之和我,这些“求是”学子成为大定厂的后继力量。我很幸运和吴正华一道分配至机工车间,赶上了我国第一批航空发动机的机加工。

到1947年初,30台航空发动机终于完工。由航委会任抽一台装在昆明第一飞机机制造厂生产的飞机上,由昆明直飞南京证明发动机性能良好。至此,大定厂已完成了我国自制第一批航空发动机的历史任务。

此时航委会已无法支持大定厂再生产航空发动机,大定厂利用其技术优势,立即转入民产,成为西南最大的汽车发动机配件生产基地,所生产出的优质配件誉满大西南,做到工厂经费自给自足,这是大定厂人创业精神的延续。

(四)

大定厂引进了多种航空发动机的生产技术,除已生产的美国莱特公司赛克隆型大马力发动机外,1944年又从美国莱可敏公司引进了用于侦察和教练飞机上的小型发动机;1945年又向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引进了刚问世不久、用于战斗机上的喷气式发动机,准备在广州设立分厂投产。参加分厂建设的浙大校友有郑会持和魏保之。但至1948年因时局关系,分厂停办,员工都各奔前程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大定厂向美英两国引进赛克隆型和喷气式发动机的同时,苏联也派了技术团去两国引进同种发动机。他们生产的产品已用于卫国战争,而我国则因交通阻滞,到抗日战争结束才生产出来,对抗日似乎没有起到作用。但毕竟我国开了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先例,为祖国培育出大批研制航空发动机的优秀人才,这是大定厂的另一大贡献。

根据与美英两国所签定的三个合同,大定厂先后派去学习的技术人员共有80人,其中去美国学习的浙大校友有胡广家,去英国学习的浙大校友有余承业和霍少成。至于通过大定厂生产实践而培养出的人才就更多了。

为了培养中级航空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大定厂还从1943年起举办了技术员工训练班,共培育出中级技术员286人,技工350人。参加员工训练班教学的浙大校友有郑会持、章学仁、邓迈和俞咸宜(女)4人。俞咸宜系浙大数学系1946届校友,在校时我和她已是知已,1947年完婚于大定厂。在大定厂工作过的浙大校友包括梁守先生共25人。

(五)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国共和谈”破裂,1948年解放军开始向全国挺进。1949年4月南京解放,蒋介石溃逃台湾,指令大定厂迁台,因人心相背,绝大多数大定厂人不愿去那弹丸之地。迁台不成,又指令滞留在重庆的空军将厂炸毁。正在这紧急关头,北京新华电台向大定厂喊话策反,稳定了人心。原来毕业于第一期技术员训练班的高钧烈等5人先期进入了解放区,北京和平解放后,奉召至京,在新成立的航空局的指派下,向大定厂喊话,动员大定厂人护厂迎接解放,于是一场护厂斗争拉开了帷幕。

积极参加斗争的浙大校友有胡广家、张遐年、丁熙康、吴正华、蒋增汜和我6人。胡广家原来是检验科长,迁台时任迁台疏运处长,他的态度是护厂斗争的关键。其实他早就与地下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岳父就是公开身份的重庆新华社经理熊谨玎,不过无人知晓而已。在其影响下,他极力反对迁台最坚决的副厂长,组织武装护厂自卫队,顶住了台湾的威胁与地方势力的武装挑衅。

1948年湖南和平解放,解放军第五兵团在湖南芷江休整,准备解放贵州。司令员杨勇得到刘邓首长指示,抽调得力干部组成接收大定厂的班子,随军前进,于1949年11月接收了大定厂。经过护厂斗争,大定厂的80%员工和80%器材设备保留下来了。

1951年迁厂成都,成立隶属于二机部航空工业局的国营411厂。随迁的浙大校友有胡广家、丁熙康、蒋增汜和我4人,我负责机工车间的搬迁与重建。

1953年初,我和蒋增汜等10人派往由苏联援建的哈尔滨国营120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协助工作,在那里我们发现该厂生产的与大定厂生产的均出自美国莱特公司同一型号发动机。不到半年,我又被派往苏联援建的株洲国营331小型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协助工作。它与南昌国营320飞机制造厂合制的新中国第一架自制飞机,在1954年五周年国庆节时飞上蓝天,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极具历史意义的庆典活动。

1954年末,成都国营411厂改为空军5701军用飞机大修厂。大修国民党空军遗弃在大陆的36架C—46型军用运输机,支援西藏和平解放。我和其他外协人员均已调回,参加此项任务。按照常规,大修飞机所需配件必需由原制造厂提供,飞机大修厂是不具备制造配件条件的。但当时不可能从美国运进配件,贺龙元帅亲自来厂动员,指示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是破天荒的第一道,其难度之大,责任之重是可想而知的。由厂党委指定10名工程师成立技术指导小组,其中来自大定厂的浙大校友占有4人:胡广家和蒋增汜负责检验、丁熙康负责原件的化验和电镀修复、我则负责机加工。经过全厂员工两年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体现出大定厂人在新中国的创业精神。

建国初期,大定厂人参加北京和南京两个航空学院创建者有9人。其中浙大校友余承业参加了南航的创建,后来改建为南京航天航空大学时,他又任第一任校长。参加航空工业战线建设的大定厂人,为数就更多了。我国自制喷气式歼击机的创始人和运—8型飞机总设计师均出自大定厂。

1952年中央军委为促进新中国国防现代化,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创建浙大航空工程系的大定厂建厂先驱梁守先生最先调入哈军工,随后他又调至国防研究部门从事导弹的研究,成为国际先进的超音速超低空导弹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的导弹怪杰”。先后调进哈军工的大定厂浙大校友还有胡广家、俞咸宜和我。

1995年以来,我收集到75位大定厂人离厂后的简历,从中得出统计如下:(1)其中专家学者22人,占29%;在高校任教教授者22人,占20%;在各工业部门任高级工程师(包括教授级高工)31人,占40%。(2)在中国大陆共50人,占68%。(3)浙大校友14人,占21%。由此可见大定厂出人才的一斑。(为了不使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史中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湮没,欧阳昌宇学长在海内外原大定厂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写出了《乌鸦洞奇迹》一书,翔实地记述了大定厂的建厂始末。)

化学担当 ——记著名有机化学家戴立信院士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11-14 

戴立信

2007年浙江大学校庆时几个当年老同学的合影,左起顾以健、李政道、任知恕、戴立信、张友尚。

2012年在Scripps研究所和Barry Sharpless、余金权教授进行学术交流。

戴立信与汪猷(中)、黄耀曾(右)合影。

戴立信与妻子董竹心、女儿戴敬。

  戴立信(1924年—) ,著名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4年11月13日出生于北平,1947年国立浙江大学毕业。1953年进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现任有机所研究员、有机所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顾问、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化学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曾任生命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2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化学奖。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60多年中,戴立信为中国有机化学的创新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早期,他从事金霉素的化学和提取,改进的提取工艺曾用于工业生产。他还参与全合成研究,提出用不对称合成方法确定金霉素的绝对构型,推动了研究工作的进展,由于国防任务的需求,全力投入硼氢高能燃料和氟油研究的组织工作。他曾参与全国火箭推进剂研究规划。曾向国家建言硝基胍炸药研制,后列入国家规划;曾参与高空摄影胶片的攻关;曾独立开展了硼氢化反应拓展和碳硼烷研究。1984年,他积30年科研和科技管理之经验和悟性,高瞻远瞩于国际化学发展动向,选择了对医药、农药、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有重要影响的金属催化不对称合成研究,成为我国在这一新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取得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带动了手性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此2014年手性中国学术会议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他联合数位院士共同撰写了两份关于绿色能源和聚烯烃工业创新发展院士建议,表现出超前的科学思维和远见。后一建议在唐勇院士等人的努力下已得到很好的实践,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多项产品正在发展中。戴立信着手不对称合成等国际前沿科学命题研究,不到十年便确立了他在有机化学领域的科学地位,成为上海有机所第十位中科院院士,为我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史写下出彩的一页。

  戴立信几十年的科研生涯,记载了一位化学家的科学担当和科学忠诚。

  成长:幼怀化学梦,浙大得真传

  戴立信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日寇侵略的战乱中度过的。1937年9月,他随父母由北平逃难上海,先后入读几所中学,于1942年由三育中学高三毕业。当年在三育中学兼课的一位交通大学桂姓讲师讲授的化学课十分贴近日常生活,生动有趣,还穿插着不少有机化学的知识,让戴立信非常着迷。后来他入读沪江大学化学系,与桂老师的化学启蒙颇为相关。

  抗战开始后,上海的公办国立大学多已迁往外地,戴立信留在上海读书,考入私立沪江大学。起初,有美国教会背景的沪江在租界内的校园尚能保持一点平静,不受日军之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江大学也不得太平。此时,支撑家庭的戴母审时度势,同意让戴立信随表姐由沪去渝,戴立信于1943年4月抵达陪都重庆,经教育部批准,在同年9月进入西迁贵州的浙大借读化学系一年级。

  浙江大学师生由竺可桢校长率领,于1937年11月11日由杭州西迁,经四次易址,于1940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湄潭和永兴安定下来。不愿在日本帝国主义刺刀下屈辱求存而行程2600公里的浙大西迁壮举,被誉为“文军长征”,鼓舞着全体浙大师生和在抗战时期来自国内外43所大学、17个学系包括戴立信在内的394名借读生们抗日救国的民族气节,激励着高昂的教学、科研和学习的热情。戴立信入校时期,浙大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居国内乃至国际的第一流水平。其中数学系有苏步青、陈建功,物理系有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生物系有贝时璋、谈家桢,化学系有王琎、王葆仁,加上气象大师竺可桢,名教授们的声望和研究工作为浙大迎来了“东方剑桥”的美誉。求知欲望十分强烈的戴立信似海绵吸水,全身心地接受着大师们的教诲和科学风范的感染,尤其是科学人生恩师王葆仁院士在长达两年的有机化学理论教学和实验中的言传身教,为戴立信的科学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葆仁(1907—1986)是新中国第一代有机化学家,1941年至1951年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后参加筹建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任副所长至1956年。在有机所期间,他建立了新中国最早的高分子化学组,研制了我国第一块有机玻璃,第一根尼龙纤维等等,所以他和戴立信有着浙大师生之情和有机所同事之谊,先后有过六年之久的导师之缘,这是戴立信科学生涯的幸遇。

  王葆仁先生开设的有机化学课在每学期要进行三次不通知的小测验,每次测验均在80分以上的学生,则可免予大考。测验的题目确实很难,戴立信平时学习扎实,是全班少有的大考免试者。今年92岁的戴立信每忆及此事,仍流露出自豪之情,他曾连续三学期,经历九次有机化学课程测验,因高分而豁免全部有机化学课大考,此事足见他对王老师的敬重和王老师对他的赏识。

  在浙大四年,戴立信领教了多位化学名师的科学风范。其中有曾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浙大化学系主任、浙大代校长和中国化学会发起人之一的王琎(季梁)的分析化学课程;有中科院原院长卢嘉锡的物理化学课程等,卢在1946年曾任浙大化学系主任。

  浙大外语学科教授、王琎的夫人德梦铁讲授的德语课,常穿插诗歌,使同学们多能牢记,也使戴立信在进入有机所后,能顺利接触当时很重要的德文文献,因而得益匪浅。在浙大的一年级至三年级都是在贵州度过的,并且他们几个从上海来的同学(如李政道、顾以健等)都是在校外租房住宿的,因而能专心读书。每晚,他们六、七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共用一盏明亮的煤油灯,埋首用功,孜孜不倦。戴立信回忆说,李政道当年学习分外勤奋,很好的带动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至于集体宿舍则环境比较杂乱,学生们只能用几根灯草点燃的油灯,足见那时浙大求学环境的艰苦。三年级时以及1946年浙大迁回杭州后,戴立信有机会参加了更多的学生运动,开始接受革命洗礼,从而逐步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启航:扎根有机所,盛世壮志酬

  1947年由浙大毕业后,戴立信担任过中学代课教师。在钢铁厂做化验。解放后担任过上钢公司的秘书科长和华东矿冶局劳资科长等非科研性质的工作。1953年,中央出台了“技术归队的政策”,戴立信应召到中国科学院报到。于当年6月分配进了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在这所中国有机化学家的摇篮里,辛勤工作至今63年。在首任庄长恭所长和老一辈科学家的指导下,戴立信以其踏实勤奋、真诚坦率和学识扎实的工作表现,赢得大家的欢迎。

  对他很赏识的汪猷(1910—1997)院士,1922年至1926年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大前身)应用化学科就学,1937年获得慕尼黑大学理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抗菌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55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有机所最早的一批中科院院士和新中国第一代化学家。戴立信对这位浙大的老学长在科研和领导工作中表现的求是精神,观察细微。戴立信回忆说:“每天一早,汪先生就像医生查房,到各实验室在实验桌旁与研究人员谈话,检查科研进度并对科研工作及下一步设想不断提出问题,直到回答不出才走向下一个人。”如此深入工作使他对每项课题和每个科研人员的情况了如指掌,也促进了科研人员的深入思考——汪先生就是用他从德国带回的严谨作风教育科研人员求真求实的。戴立信视汪猷学长为他的科学人生恩师。接受老师的言传身教,他始终将汪猷先生“一旦功成千锤炼,不经意处百年愁”的14字箴言作为自己科研工作的座右铭,保持勤奋、努力和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

  进有机所后,就开始协助庄长恭所长搜集有关高分子研究的文献,如有机玻璃单体的生成机理以及甲基丙烯酸甲酯、尼龙单体的聚合机理等。当时有机所开拓的两个新领域是高分子和抗菌素,庄先生作为所长,也不断学习,掌握最新科学知识。他的钻研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给戴立信以很深的教育。之后,他参加了黄耀曾领导的金霉素科研组。黄耀曾对化学的挚爱及工作热情也给他很深的影响。有一次黄先生接受一项任务,要从半张纸的字迹上破解出密写剂的成分并找出显影的方法。只见黄先生苦思冥想,不断使用各种实验方法进行破解,当他最终得到理想目标时,戴立信再次见到了黄先生喜溢言表、极度欢欣的表情。黄先生十分重视基础研究,也不放松实际应用,黄趣称它们为“两个口袋”,并且在两个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戴立信在这方面深受教诲并称,耀曾师达到的高度极难企及。

  1960年,戴立信曾从事高能燃料等国防任务的科学组织工作,也进行过有机硼化学的研究,诸如α、β不饱和醛酮的硼氢化反应,高级硼烷的衍生化反应,碳硼烷的合成及转化等。上世纪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研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戴立信在浙大学习期间,有机化学的成绩虽然很好,但他进入有机化学研究所,就深感知识不够用了。当时上海有机所学习气氛浓厚,除了政治学习外,所领导还组织大家进行业务学习,学习新文献、新概念、新理论。几位年青科研人员在学习中接触到一个新的立体化学概念——构象分析,例如一个脂环六元环有船式、椅式构象,不同的构象对反应性有不同的影响。这是英国专家Barton等在上世纪50年代初开展的新工作。这些年青人注意到构象概念的重要性,很快把其中最重要的文献翻译出来,一本《有机化学中立体化学的新发展——构象论述选译集》,在1957年出版。之后,在黄耀曾领导下,又翻译了纽曼的立体化学经典著作《有机化学中的空间效应》,在1964年出版。他们感悟到学习一部书并把它翻译出来是深读的好途径。这也给戴立信在起步阶段打下的良好基础。由于构象概念的重要性,1969年Barton和Hassel两人获诺贝尔化学奖。几年后,苏联专家来访时,有机所专家用构象概念解决了他们的科学困惑。所以,通过学习有机所科研人员的总体水平很高,学术气氛浓厚,曾有一位年轻人纠正了链霉素构型研究中的一个错误,还有一位年轻人合成了国际上认为很难合成的链糖。戴立信能在有机所科研启航,有机所的学术氛围、科研经验和达到的科学高度,都激励他迸发出超常的学习和科研热情。

  高度:合成不对称,开环环氧醇

  1984年戴立信进入精力充沛的花甲科学壮年。他以一位成熟的科学家的敏锐目光,瞻瞩国际科坛发展的风云变幻,迅速捕捉到金属有机化学的发展前景,果敢地选择了金属催化的不对称合成作为科研课题,把科研水平提升到相应的科学高度。

  不对称合成又称手性合成。手性是自然界本质属性之一,在生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种手性药物的不同异构体,具有截然不同的药理作用,这就要求手性药物合成中尽可能保证高纯度、单一的手性异构体。以不对称合成为基础的手性技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便成为国际化学界竞争激烈的重要科研热点,至今仍方兴未艾。戴立信和黄量院士共同主持的“手性药物的化学与生物学研究”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确定为“九五”重大项目,其研究成果开创了化学领域的新局面。之后,戴立信开展环氧醇开环反应研究,以及用于氯霉素和三脱氧氨基己糖全部家族成员的不对称合成,铑催化的芳基乙烯的不对称硼氢化反应等多项新合成方法的研究;立体选择性地合成官能团化的小环化合物和含平面手性配体的合成及应用研究。戴立信率领他的科研团队,在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取得不对称合成领域的多项重要成果,在国际化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法国学者H.Bloch和Metzner、英国V.K.Aggarwal教授多次在国际化学期刊,介绍戴立信的成就,评价他们发现的合成方法的重要贡献。他们发展的多项选择性反应已为国际化学界重要的工具书选用,其中有March的高等有机化学教科书以及《有机合成大全》《有机官能团转化大全》《金属有机化学大全》和《杂环化学大全》等。他被邀请在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盟(IUPAC)系列会议作特邀报告5次。

  戴立信的科学成就,奠定了他在国内外的科学地位。我国竞争IUPAC第19届国际金属有机化学学术会议和第7届国际杂原子会议在上海召开,均获成功。他和钱长涛同为前一会议的两主席,和唐勇同为后一会议的两主席。1993年秋,戴立信入选中科院院士,时年69岁。“六十岁学吹打(戴之趣语),七十岁成院士”,这段经历在中科院院士成长史中尚不多见。

  传奇:桃李满天下,人在性情中

  戴院士坦诚低调,待人和蔼可亲,他一生奉行求实治学和豁达做人的原则。他在当选中科院院士后说:“我能成为有机所第十名院士,有几个重要的机遇。一是1984年汪猷先生让我回实验室从事金属有机、有机合成研究,当时正是我国由总设计师主政而带来的科学春天,是科研环境非常好的时代;二是国家建立了研究生制度,我有幸得到一批有才华又非常勤奋的年轻人(指戴的学生们)和我一起从事科研,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三是我能在1953年技术归队,进入学术氛围很浓的上海有机所。老一辈科学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当时的化学研究中心的欧洲带回来好传统,50年代从美国带回来的新知识和科学思维,都给我很多教益;老、中、青科研人员的团队合作,鼓励我在科学上的成长。”在他高度概括而又朴实的讲话中,他对有机所、前辈科学家和他的团队的感恩之情,经常溢于言表。

  出于对哺育他求是精神的浙大母校,对生活和工作63年的有机所,对恩师、导师们的栽培和对给他一生机遇的太平盛世的感恩,除在科研方面赶超先进外 ,他把满腔热情倾注于对研究生的培养。他一生指导的38名博士生、3名硕士生都成为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他喜爱并常引用《中庸》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所说,认为这是对治学全过程的极好描述。他也喜欢李政道所说的“学问学问就是要学会去问”、爱因斯坦的“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科学名言。多年来,他一直鼓励研究生在听完学术报告后要积极提问,这样才能认真听,深入想。

  戴院士性格开朗、豁达大度。经历政治运动中的逆境、生理的病患和亲人的离别,他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平复,坚强地着眼未来,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愿望来调节自己的心态。他是一位有着67年党龄的科学工作者,也是位集党性、科学性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性为一体的性情中人。

  过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科学家,多数在60至70岁的年龄段,他们至少在科研上至少奋斗了30年以上,戴立信全天候从事有机化学工作不到10年而成名,可曰传奇。

  今年92岁的戴院士,依然在工作日到上海有机化学所上班,参加科学讨论会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90岁前后,他先后与侯雪龙、丁奎岭两位教授分别编著了由WILEY-VCH出版的Chiral Ferrocenes in Asymmetric Catalysis和Organic Chemistry Breakthroughs and Perspectives两本英文专著,最近他还在审校一本题为《大蒜的化学》的译稿。基于对化学的热爱。他有时会因废寝忘食工作而累倒,但在医院略加调理后又会周而复始、坚持己见。为此,所里同事和他的亲人有时会用善意的谎言让他少参加一些科研活动,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戴立信对“做好的有机化学”以及追求绿色化学的信念始终矢志不渝,实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望百弄潮听涛声”。悔,望百弄潮听涛声。”(作者:熊家钰,系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研究员)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6-11-14 第8版 印刻)

(责任编辑:侯茜)

立志航空救国的科技专家:万一

立志航空救国的科技专家:万一

来源:西北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万一(1909—1968),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今武进区)人。出生于普通劳动者家庭,早年虽穷困,不失其志,发奋苦读,193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就读于意大利都灵工学院航空工程专业,取得博士学位。1937年留学毕业回国后,先后任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学术教官,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华东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引进介绍大量国外航空资料和设备,并在掌握前沿动态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诸多新思想,为我国早期航空教育发展,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实验室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艰苦环境中发奋读书

万一先生1909年出生,这一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百废待兴,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一个穷苦家庭的男孩,成长为一名航空专家,中间的路该有多么艰辛漫长。少年万一,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力挣扎,没有钱买书,就借书、抄书,每张纸顶天立地、正反两面用。早年的艰难不仅没有压倒他,反而在他心中形成了同情劳苦大众,为改变贫穷而奋斗的情怀。“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奋时”,这句诗伴随、激励了他的少年、青年乃至整个人生。

艰难的时代磨炼了他的意志,同时也催生了他航空救国的崇高理想。20世纪初,飞机刚刚诞生就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展示了巨大的影响,受到各国的广泛重视,也点燃了不少有志青年的蓝天情、航空梦。我国航空事业起步早,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裹足不前,在设计、材料、动力等方面大大落后于美、俄、日、德等国。孙中山先生曾多次提到“航空救国”的伟大设想,在他草拟的《十年国防计划》书稿中共列出63个要点,涉及航空的就有9条。万一生前曾多次提到自己的航空梦,看到航空工业在满目疮夷的祖国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外发展的巨大差距。这些促使他形成了“航空救国”的伟大理想。一诺千金不回头,这一理想成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千难万险,矢志不移。

1937年万一从意大利都灵工学院学成回国后,分配到中央航空学校担任学术教官。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到广西,战乱中他与学校失去联系,流落到贵州省贵阳市。1938年经同学介绍受聘于当时内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机械系任副教授,1940年起任教授。流浪期间,万一看到祖国处处是战火、灾民、死亡。战争中面对强大的日本空军,中国的航空力量微不足道。这些不断刺痛着满怀航空救国激情的青年学者的心,他更加坚定了航空救国梦。

创建浙大航空工程系

在浙大任教期间,万一教授和范绪箕教授一起,向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申请成立航空工程系。航空工程系成立后,范绪箕为系主任,万一是第一任教授。当时经费十分紧张,人才、设备奇缺,在这样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完成了专业发展急需的资料、实验室基本建设。尤其是在无参考样板的条件下,他主持设计、参与组织施工,建成了浙江大学3英尺低速风洞。这座风洞在航空工程系以后的教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随院系调整时迁出,继续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市。回迁途中,路上乘坐的是烧木炭的、不断抛锚的汽车,经千难万险,似唐僧西天取经。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在这种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办航空专业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可想而知。

1947年,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开始后,国民党当局对各地学生民主运动实行高压政策,加紧制造白色恐怖。万一同情革命学生,痛恶当时的贪污腐化之风,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浙江大学的护校运动中,他坚决留在杭州不跟国民党逃到台湾。

万一在浙大教过的学生陈德元(后在西北工业大学任教)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万一)性格直爽,是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知识分子,更不会拍马屁。但教学很严格、认真。”

在万一教的“材料力学”第一堂课上,他这样告诉学生:“学我的课,你们一定要认真、努力。学期结束时,不管全班成绩如何,都会有三分之一不及格,假期好好去补课。”后来,学生们才明白,万教授说这些话其实是激励学生好好学习的手段。

万教授上课,每次只是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讲课提纲,然后就讲故事般把一堂课风趣地讲完了。学生学着不累,把要点都记牢了。

创建西工大公差和技术测量实验室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万一响应党的号召,到南京刚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七系任教。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整体搬迁到西安市,改名为西安航空学院。1957年,西安航空学院和西北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业大学。万一先后任航空发动机系机械制造组组长,703教研室主任。万一根据当时的教学急需,放弃教了很多年的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力学,创建了公差和技术测量实验室(707教研室)。教研室成立初期既无专业教材及相关资料积累,又无相应的教学实验设备,万一带领大家引进、组装设备,翻译国外的最新科研成果,编写教材,开新课,顺利完成了新的实验和教学任务。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短短数年间,教学、研究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这为学科承担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奠定了基础。

曾在703教研室任教的曹麟祥就深受万一的影响。曹麟祥刚到教研室时,万一就让他准备“公差与测量技术”课中的“齿轮公差”一节,这一节课程内容繁杂,是公差课中的难点。万一还要求课程内容要紧跟科学发展的步伐和国家需要。通过准备和讲授这门课,曹麟祥锻炼了扎实的功底。由于万一教授的外语水平很好,在他的影响下,曹麟祥自学了英语和俄语,受益匪浅。

航空专业的长期训练,形成了万一一丝不苟、特点鲜明的工作作风,对教学研究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他非常讨厌一些浮夸的作风,对家庭困难、学习认真的学生爱护有加,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过节。他工作中严肃认真,生活中不失风趣幽默,能自拉自唱京剧。他告诉大家,在高亢、流畅的京剧西皮曲调中,仿佛看到了飞机在雄浑的轰鸣声中冲天而起。这种情感只有一个抱定航空梦想、百折不挠的人才能体会到。

万一长期紧张的教学科研工作,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一个人的航空救国理想,演变为全家人的航空梦。他爱人默默承担了全部家务,还经常帮助他誊写、刻印翻译的资料和新编的教材。很多年以后,他们的子女仍然能回忆起母亲帮助父亲整理译稿和教材的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高度近视的母亲,把蜡纸放在钢板上,弓着身子刻字,再印成小册子供学生们使用。

这些回忆远远不能还原万一为航空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和突出贡献。“文革”中,万一两次被抄家,他的学术资料丢失殆尽。

从1966年到1968年,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万一隔离审查,污蔑他是反动学术权威,致其身亡。1978年,国家为万一平反昭雪,终使他和家人的心灵得到安慰。

万一用他的勤奋、才智做出了无愧于时代重托、无愧于民族希望的贡献。他爱国、忘我、严谨、勤奋的科学精神,将激励我们为今天国家航空事业腾飞继续努力奋斗。

(整理:赵 珍)

主要参考资料

万一家人、陈德元、曹麟祥提供的原始素材.

白聿生博士:敢立潮头见真章

白聿生博士:敢立潮头见真章

2011年7月9日,深圳大梅沙喜来登酒店宴会大厅,欢声笑语,华为100G研发庆功宴会正在这里举行。宴会厅门口,网络产品线管理团队正在排队等候,欢迎一位贵宾以及他的团队成员的到来,他就是公司首批FELLOW之一——白聿生博士。

相逢在冬季

走进华为美研所的大门,迎面的一堵墙上挂满了研究所获得的各种专利,而其中超过一半的专利都来自于白博士及他带领的团队。

美籍华裔的白博士1987年6月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1990年8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华为与白博士的邂逅,是在2001年IT行业的冬天。因为整体电信网络市场环境的恶劣,白博士供职的公司步履蹒跚。他希望找到一家与自己一样对波分领域有着信心、真正能够将波分技术推向市场的公司。

2001年,时任波分领域负责人的李唯实见到了白博士。交流中,白博士看到了华为对波分的理解和展望,感觉找到了梦想实现的地方,他说“我相信在华为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

寒冬过后花争艳

初入华为,白博士并不是很了解华为的系统。他的优势是对商业极其敏感。他总在思考:如何用性价比最优的器件来实现最高端的性能;如何以最小成本实现客户需求;如何用低成本的零件实现高的利润。

一个产品商用了,白博士会主动了解市场需求。他先后实施对欧洲、南美等多种制式的旧光纤的优化工作,提升系统在各种类型光纤上的传输性能,大大推进了波分领域的发展。

2002年,在白博士的主导下,华为推出全球领先地位的波分产品——Super WDM。产品采用当时市场中数量众多而且稳定可靠的2.5G、5G的器件来实现了10G的功能,这种特性不仅使光纤传输最远、单跨传输最长,而且适应各种低端的光纤,实现了高性能低成本,简单易行的工程实施,稳定可靠的质量,以及方便的维护操作,给客户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

白博士说:“做技术是为了解决产品存在的问题,时刻要想着能否产品化、怎么产品化;做产品就是把现有的技术最优组合。技术再先进,不能创造商业价值的话,对企业来讲没有意义。”

2002年Super WDM产品赢得法国商用合同,这是华为公司第一次突破欧洲市场。当电信行业逐步复苏的时候,业界惊奇地发现,原来在此领域寂寂无闻的华为,已悄然出现在世界电信波分市场占有率的饼图上。

2005年,经过短短三年的发展,华为长途波分市场占有率就上升到了全球第一25%。寒冬开始过去,春天到来,能够迎接明媚阳光的总是生命力顽强的花朵。

40G,弯道超车

电信领域的发展总是突飞猛进,转眼间10G技术已成为过去。当40G的技术到来之时,大家一下子陷入了茫然,因为公司乃至中国,在电信基础技术的积累上都非常薄弱。

早在2001年,友商已开始研发40G,到2008年,相干系统已经非常先进。白博士却做出了另一个大胆的判断,他认为当时相干技术在40G上的使用还存在很多问题,在性能上相干技术比模拟技术强,但是从“商人”角度出发,无论是成本、发展趋势还是产品链的成熟度来看,选择模拟技术有着更好的成本优势和利润空间,因此我们选择了——40G eDQPSK技术。

在白博士的带领下,该技术一炮而响。而作为市场上唯一使用该技术的公司,华为的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到44%,一举占据了除美国外的所有市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弯道超车。

传送网开发部部长熊彦说道:“白博士最可贵的是能看到整个通信行业的发展进程,行业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技术,工艺、器件水平什么时候发展到什么阶段,能够以什么样的性价比满足客户的需要,他都会作出准确的判断。”

“Do what you can, with what you have, where you are.”(西奥多·罗斯福的一句格言),这是白博士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Just thinking

2005年,一家以光电集成器件技术见长的公司,只用了短短2年多的时间便爬到了全球波分市场第五的位置,声称他们在40G技术上有了多个突破。波分团队非常着急,认为原来的领先岌岌可危。

白博士还是很冷静,他一边挂着口头禅“Just Thinking”,一边分析相关的技术,发现高速的光电集成在技术上可行,但受限于成品率,造成成本高昂,商业价值将大打折扣。

这次分析也给白博士带来了启示,他敏锐地意识到:“光电集成技术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对未来光器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要掌握。”随后白博士带领波分团队自主研发更高效的光电集成技术,使芯片的成品率能得到商用保证,同时又能满足40G、100G及未来传送技术的发展。

光电集成技术推出后,在10G、40G产品上很快完成试用并得到市场认可,而凭借着这项技术上的积累,也奠定了华为未来持续保持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基础。

More thinking before action

通信市场继续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ICT、“云计算”应运而生、手机终端功能日益强大,信息量如2012洪水滔滔而来,而这些都取决是否有像太平洋一样宽广的管道,能够将之贯通并使之自由地流淌。

100G的时代到来了。

2009年初,华为开始研究100G相干技术。网络产品线组建2091项目组,白博士亲自担任Owner,将预研团队与研发团队专家力量集结在一起。

100G已完全超出白博士之前的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开始阅读大量的资料,学习新知识,了解全球最好的资源、最领先的技术,清晰地提出我们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后来居上,制定出我们的技术发展步骤。传送网专家崔秀国说:“他总是耐心地安抚大家,提醒我们‘More thinking before action?’,欲速则不达,我们欠缺的是技术能力的底蕴,必须多思考。”

2011年6月20日,华为、KPN双方联合在IIR论坛发布了华为100G的成功, 180多个客户现场观看了100G业务演示,并远程观看了KPN现网100G运行情况。截止到2011年11月,华为先后被荷兰、法国、丹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运营商选为合作伙伴建设100G商用波分网络。

坚持自己的梦想

2011年9月,白博士又多了一项新的头衔,华为公司首批Fellow,这在业界相当于企业中的“院士”。

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堆着高高的书籍,那些不是《通讯学报》,就是业界最新的技术论文。当下属遇到困难时,他一边开着玩笑“like a child”,一边又耐心指导。传送网专家张乐伟回忆说:“2007年,有一次我向白博士请教如何采用算法补偿光纤色散的原理,白博士马上就想到了他一年多前曾看过的某大学教授的Paper,还向我详细介绍了论文主要观点,并在一分钟内找到了文章,交给了我。让我敬佩不已。”

生活中的白博士平易近人,常说:“工作生活要平衡,劳逸结合,贵在坚持。”他每天饭后都坚持补充大量的维生素,问其原因时,白博士笑着说:“吃维生素可以保持大脑的活力,更好的思考问题,能够为公司做出更多的创新。”他喜欢古典音乐,品味高雅;也喜欢翻阅《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咀嚼历史;空闲时间,坚持打太极和网球。他说“这样做是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也是对公司负责。”

作为一个技术Fellow,白博士最想对年轻的研发人员说:“研发是辛苦的,坚持自己的研发梦想,也有其内在的乐趣,真心热爱工作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流亡学生

(2002年2月22日发表于杭州日报)
程邦芸口述 曾琦琦整理

    我已是耄耋老人,祖籍安徽。祖父辈离开老家去江西经商。我父亲在江西吉安开一家南货店,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我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一个弟弟。父母尽力培养我们姐弟读书。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这时,我姐姐已经出嫁,大哥二哥已能自食其力。家中母子四人的生活靠两个哥哥接济。我姐夫在武汉当军医,收入较为稳定,母亲带我们兄弟离开吉安投奔在武汉姐姐姐夫。后来,姐夫工作调动去了湖南,母亲又带我们回江西南昌,投靠我的叔叔伯伯。几经转辗延误,到15岁我才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被保送进江西省立一中。 江西省立一中是江西省历史最久最有声誉的中学,在江西有“名称永居第一位、成绩须达最高峰”的赞誉。南昌学生均以能考进此校为荣。我在省立一中初中毕业,刚进高中,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南昌,学校没法上课,搬迁到奉新县。我跟着学校走了。这时我姐夫调到南昌,姐姐姐夫和我妈一起住在飞机场附近。日本飞机轰炸南昌飞机场,我妈与我姐逃难回了吉安。 兵荒马乱的,妈妈放心不下我一个人在奉新,带信让我上大哥那里去。我大哥是在南京一家医院运送伤兵的汽车组工作。我投奔大哥,在医院干杂活。那时,贪污成风,有本事的人发国难财。大哥耿直,不会溜须拍马讨好上司,一个月挣几块大洋的国难薪,还要受气,1941年他辞职调离。我渴望读书,不想跟大哥走,便鼓足勇气给省立一中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复学。校长很快答复,这样,我回到设在广昌县白水镇一个祠堂里的省立一中高中部读高中。 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使我母亲病倒了,1943年母亲去世。弥留之际,哥哥姐姐都赶到母亲身边,母亲执意不让通知我回家,怕我来来回回跑路耽误读书、耽误考试。她说,邦芸已经24岁了,再耽误不起了。 

    1944年我高中毕业。强忍着丧母之痛,背负着母亲的希望,毕业会考我名列前茅。按规定,省立一中的前三名可以保送浙江大学。我是三名保送生之一。 能够上浙江大学读书,我非常高兴,但又犯愁,浙大已流亡到贵州,路途遥远且时有断阻,怎么去呢?我写信向二哥求助。二哥在重庆(陪都)交通司搞后勤工作。他捎信给我,说江西有一批日军战俘在赣州集中,准备押送重庆,嘱我赶紧前往搭车。 我揣着二哥的信赶到赣州。领队同意我搭车。但汽车驾驶室坐司机和押送人员,无法入坐;车厢里坐满日本俘虏。怎么搭乘呢?我一个人坐在没遮没盖、连个扶手都没有的汽车驾驶室顶上。 七、八辆老爷卡车呼哧呼哧喘着气,从赣州出发,在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公路、土路、山路上颠颠簸簸地前进。那正是夏天,我端坐在汽车顶上,风雨无惧,精神高度集中。因为,一个瞌睡或一个急刹车就可能摔下车,从车顶摔下来当然非死即伤。一路上险象环生,简直是玩命。这样搭车上学,大概可以上吉尼斯纪录吧?有车可搭,免了我吃饭住宿之忧,我满心喜欢,憧憬着大学生活,竟不知性命交关。从赣州到重庆,路上整整跑了十几天,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身冷汗!我想,一定是母亲在天之灵保佑我,没有出事。 到了重庆,我再搭车去流亡西迁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 浙大新生来自浙、闽、赣、湘、鄂、桂、穗、黔诸省,都是考上浙大后,跋山涉水历尽艰险赶来的。浙大到遵义校舍不够,又在湄潭、永兴设分部。新生第一学年安排在永兴就读。江西省立一中就到了我一个,还有两位保送生因路途遥远、交通不畅无法前来就读。 保送生可以选择专业,我选择了土木系。因为土木系属工学院,工学院的学生免缴学费。

    永兴是个四面环山敌机难以轰炸的小盆地。浙大在黔北逐渐发展壮大,此时已有六个学院、25个学系、四个研究所、五个分部还有附中等等。遵义、湄潭、永兴的祠堂庙宇全部被利用,不是用做教室就是当学生宿舍。子弹库当办公室;江公祠做图书馆;禹王宫成了农化系;财神庙成了农经系;唐家祠堂是生物系。第一学年,我住在永兴一个破祠堂里。戏台及戏台两边的走廊全部睡学生,臭虫跳蚤多得要命。戏台下就是我们土木系的教室。升二年级后,我们再到遵义浙大总部读书。 

    因为战争,我们大都与家里断了联系,得不到接济,等于流浪儿。学生伙食免费,八个人一桌,桌上一钵黄豆芽水类蔬菜。有伙食结余月中月底打一次牙祭,吃一点肉。同学如兄弟,难得打牙祭,大家你推我让不肯先下筷子。 每个学生一个月可以领一斤桐油两根灯芯,用于晚上照明。为了点灯时间长一些,我们比《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还吝啬,两个人合用一根灯芯照明。到了晚上,大家一个个凑着莹火虫似的灯火看书,熏得鼻孔墨黑墨黑。 冬天,黔北山区阴雨连绵,寒气逼人。大多数学生没有棉衣棉裤,有的连件象样外衣都没有,冷得发抖。我们学当地人的样,点火笼取暖。所谓火笼,是盛着木炭的瓦盆或陶罐,外面套着竹编,可以提在手里。除了上课,大家手中都提着火笼取暖。平心而论,我们的生活比当地老百姓还好些,比刚迁到黔北时更是好多了。听老师说,刚到黔北落脚时,相当一段时间,学生开饭只见饭桶不见菜,大家用盐水、干辣椒过饭。教授们也都饥寒交迫。苏步青等名教授住在湄潭时,课余时间都在房前屋后种菜种玉米,以求果腹。 我们用的数理化教材大都是英文原版本,很珍贵。我们买不起,且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工学院的学生一年级念完了,将达夫物理、德明化学、微分工程等一一标价出卖,再买进二年级用的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等等。教科书就这样卖出买进,一级一级往下传。计算尺、圆规之类学习用具也买得到。我进浙大从来没用过新课本。我们用毛连纸订成作业本,用染料泡成墨水。放假的时候,学校介绍我们“打工”。我和几位同学一起给当地一个部门搞测量,虽然报酬很低,毕竟能挣一点另花钱。

    浙大流亡到了穷乡僻壤,教学依然一丝不苟。每天课程排得满满的。土木系四年要学五十多门课。学校采取学分制,一个学期超过五分不及格降级,超过十分不及格退学。学校张榜公布学生的成绩和学号,不及格的用红笔,每学期都有降、退学生。上几届学生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政治课考试时,有个学生带进一张纸。那位学生可能太紧张,可能……说不清。监考老师发现这个学生夹带,当场判他作弊。学校马上作出开除决定。说实话,政治课是选修课,学生都不太重视,只要不缺课,都能考及格。浙大的考试制度是很“凶”的,并不因为政治课不是必修课而手下留情,触犯校纪马上开除,毫无通融的余地。那位学生没脸回家,且也回不了家,怎么办?同学们帮他在附近中学找了份教书的工作。后来,他再参加浙大的招生考试,被录取,重返浙大读书。听说有位女生英文课考分差一点点,她在老师那里哭了六个钟头也没有哭软老师的心。 我在江西是学习尖子,到了浙大,就觉得自己的程度比不上浙江、江苏来的同学。有的老师用英语讲课,我听起来非常吃力。为了跟上进度,我只有焚膏继晷。在永兴时,除了几个江西籍同学外,其它同学我连他们的姓名都叫不上来。班上只有一个女同学,按理说很引人注目,可我只认识她这张脸,她住在哪里,是何方人士,一概不知。可以说,我们这些学生大多心无旁骛,专心读书。晚上大家看书做作业到深夜,清早起来,祠堂里一片英文诵读声。

    当然,我们并非死读书。浙大很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到了黔北,实验室、实验工场、农场一一设立,各学科研究工作依然继续。负责“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的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代表李约瑟先生曾到遵义、湄潭参观。他对土祠堂破庙里出那么多教学科研成果十分惊奇,称赞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研究风气可与英国剑桥大学媲美。

    竺可桢校长不仅重视教学科研,还极重视体育锻炼。他提倡全体学生参加体育运动,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下了课,单杠、双杠、吊环、排球、篮球、游泳都有人练。我们的体育主任舒鸿,参加过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1936年),担任了最高水平的篮球冠亚军决赛裁判。他的工作为中国人赢得荣誉,要知道,那时中国被人家看不起,被称作“东亚病夫”。可以说,舒鸿老师为中国争得了一块无形的金牌。有这样的老师,浙大篮球队特别棒,名气很大,在西南一次公开赛中所向披靡,最后打败高大强壮的宪兵第九团代表队夺得冠军。我进校的前一年,美国轰炸机大队的飞行员非要与浙大篮球队赛一场不可。浙大篮球队能攻善守,快速穿插打败了来自篮球王国、身手不凡的美国飞行员。大家开心得很。我们工学院的篮球队很利害,打遍浙大无敌手。我在江西省立一中是篮球队长,进了工学院篮球队如鱼得水,体育锻炼使我身体结实,精力充沛,学习成绩不断进步。

    1944年年底,日寇窜犯黔南,一时间空气紧张。浙大师生积极参与劳军。我们排列在公路两旁唱歌喊口号,递水送毛巾,送一队队抗日官兵上前线,气氛悲壮。我热血沸腾,恨不得跟军队一起上战场打仗。此时的日寇已是秋后的蚂蚱,作垂死挣扎而已。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1946年6月浙大复员回浙江。我激动的心情如杜甫的诗句:“漫卷诗书喜欲狂”!浙大师生从遵义出发,一路上坐汽车,坐船,坐火车,“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向洛阳”直奔杭州,回到阔别八年之久的杭州浙大老校园。

    1948年,我大学毕业了。虽然学校不分配工作,但浙大名气很大,我们毕业之前,校园里贴满用人广告。四面八方都到浙大来要人,台湾省一个城建局就到土木系要七个人毕业生。当时正在内战,经济萧条,然而,浙大的毕业生没有找不到工作的。那时,我姐姐姐夫已调到杭州,生活上给我很大帮助,加上杭州这个城市风景秀丽,颇有温文尔雅的气质,我便选择留在杭州,进了浙江省的交通部门工作,并在杭州成了家。 杭州解放了。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1950年我的大女儿出生了。那时,国家百废待兴,我的工作出差是家常便饭。我妻子是知识女性,为了我工作不分心,也为了养育孩子,她辞去会计工作,在家操劳家务,同时,热心参与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居民工作。 说到居民工作,不能不提我姐姐。我姐今年99岁了。解放后,她思想不断进步,积极参加社会工作,担任了小营巷居民区的卫生主任。她工作非常认真,小营巷的卫生工作搞得很好。1958年1月5日毛主席来小营巷检查卫生,同我姐姐亲切握手,大幅照片登在报纸上。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光荣。

    尽管有此荣幸,文革中,我姐姐还是逃脱不了挨批判。我也在劫难逃。竟有这样的荒唐逻辑:篮球队是三青团领导的,你是篮球队队长,所以你是三青团骨干分子。更惨的是,海外关系的帽子压得我们全家人喘不过气来。 我弟弟在1947年考上安徽大学化工系。那时,我二哥在南京某部当军需官,弟弟读书要靠他供养。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把弟弟转到南京政治学院财经系就读。因为那个学校不收学费。后来,南京政治学院迁往台湾,学生跟着学校走,我弟弟,我二哥先后去了台湾。 我的大女儿聪慧懂事,读书成绩很好,小学毕业后考入重点中学。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毕业前,班主任来家访说,你女儿不能在我们学校读高中,因为她的二伯、叔叔在台湾,学习成绩再好也没有用。我明白,这所学校不要,其它学校也不会要的。我内心非常痛苦。

    没多久学校停了课。全国“停课闹革命”,更使我目瞪口呆!青年人的时间是不能耽误的呀,浙大师生历经千难万险西迁,就是为了不停课,为抗日救亡培养人才,和平年代怎么能停课呢?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年轻时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品格磨练,会影响他的一生。我在浙江大学,无论在遵义,还是后来回到杭州,不仅学文化长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做人的道理。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都能受高等教育。可是,文化大革命砸烂了我的希望。

    1969年,“老三届”学生一锅端,上山下乡了。 大女儿报名到农村插队落户。社会的歧视抹去了她的笑容。她沉默寡言,埋头劳动,连过年都不回家。她天天在田里劳动,比农村姑娘还泼辣能干,还肯吃苦。孩子的朴实诚恳深深感动了生产队的乡亲们。1971年公社有一个浙江大学半导体系工农兵学员的名额,乡亲们一致推荐她。大队、公社、县一级一级通过了。万万想不到招生人员说,我们不要家庭有海外关系的人。 我心目中神圣的、亲爱的母校,此时此刻,居然连最起码的“有教无类”都做不到,将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拒之门外,这实在是太不公平太残酷了。女儿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连二伯、叔叔怎么个模样都不知道,再说,我二哥当年是抗日军人,我弟弟是学生,他们背井离乡去台湾实属无奈。我与他们早就断了音信。女儿是多么要求进步,多么渴望读书啊!我无法想象那些以泪洗面日子女儿是怎样熬过来的!我忧心如焚!遵义读书的日日夜夜是那么可亲,又是那么遥远……

    有人问我,你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学习优秀,你有什么法宝? 如果说有什么法宝的话,那就是我吃过遵义的米,喝过湄江的水;受艰苦卓绝的浙大西迁精神薰陶。 浙大流亡西迁之路与红军长征的上半段相似。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在疾病的折磨中,在极度的贫困中,师生背着扛着图书仪器行李铺盖西行五千余里,依然坚持上课,坚持科学研究。 一次,空袭警报响了。老百姓四散逃命。

    学生问,“还上课吗”?
    章用老师镇静地说,“上”。
    “黑板挂在哪”?
    “挂在我的胸前!”
    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慨!决不亚于战场上冲锋陷阵!

    章用老师乃章士钊先生的儿子,1938年德国留学归来被浙大聘为教授。西迁中,未曾干过体力活、文弱的他挑着行李担与学生一起步行了四十多天,病死在西迁路上。 竺可桢校长的夫人,还有许多老师和学生或生病、或被炸,永远倒在了西迁的路上……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胜枚举。

    我深知,国家惨遭日寇蹂躏,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落后,军队装备极差,有的士兵连枪都没有。下雨天士兵们有的戴斗笠、有的撑雨伞、有的披蓑衣,西方国家笑中国军队象一群叫花子。抗战初期,很多士兵没见过坦克、装甲车,呐喊着冲上去倒在日寇的炮火中、车轮下。中国军队是用血肉之躯,用不屈的民族精神抵挡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盗。浙大师生不畏艰险西迁,教书也罢读书也罢,为的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为的是救亡救国。

    孩子啊,没有理由不珍惜时间、不好好读书! 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位刚进校门的女生受不了军训的苦,硬要退学。还有一个学生,进了大学因六人同住一室且没有空调,无法适应而跳了楼…… 多么让人痛惜啊,孩子!古人说得好:“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所以,“积财千万,无过读书”。别忘了,我们的大学曾在千山万水的路上,曾在敌人炮弹的轰炸声中,曾在破庙山洞里。多少老师和学生用鲜血和生命燃烧着教育、科学的火种。

苦难的历程

苦难的历程
作 者 :安毅夫著
出版发行 : 2015.01
页 数 : 170
中图法分类号 : K827=7 ( 历史、地理->传记->中国人物传记->人物传记:按学科分 )
参考文献格式 : 安毅夫著. 苦难的历程[M]. 2015.01.

第三章 八年抗战

贵阳是贵州省会,1937年前还是相当封闭、落后的一压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企业、学校、文化机关迂来贵阳,1方的交通枢纽,贵阳市逐渐繁华起来。
达德学校在贵州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那时只有小,中部,坐落在市中心地带。战争爆发,全国掀起抗日高潮,唱救亡歌曲,上街宣传;教室里,老师们也慷慨激昂地控iJ行。谆谆教导我们“读书救国”。
我也突然变了。从过去一个只知调皮打闹的顽童变成—)国热情、孜孜不倦努力学习的好学生。遗校时爱看伟大人朱家里一副对联上联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抗日战争初一些的事迹等等深印在我心中,将来一定要像父亲一样救国救巨翻大事的决心和信心激励着我。除了随同学们上街宣传抗日,仍喜爱打篮球、踢小皮球,并拜马老师(体育老师)为师学习拳术外,我十分地用功。成绩也从遗校时的只是及格上升到班上的优秀,对数、理、化和英语文最是爱好。
1939年春毕业于达德初中后考上了中央大学实验中学的高中班。中大实中(我毕业后改为国立第十四中学)原在南京就是一所全国闻名的好中学,以学风严谨,升学率高著称。校舍相当简陋:竹篾编织,抹上黄泥,粉刷成外灰内白的墙壁。没有天花板的屋顶支架上覆盖着青色小瓦。从南明河畔的学生食堂、女生宿舍,沿马鞍山麓缓坡而上,分散建筑,一直到半山上的教室、办公室、图书馆。校长是当时搬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兼任,在贵阳实际由校务主任杨希震主持。杨希震,日本留学生,原中央大学教授,以严厉得令学生害怕著称。回忆起来,只记得他板起面孔训学生的面容而从未见过他和颜悦色的笑容。新生入学,他的第一句话是: “我们学校是培养进大学读书的学校,不想进大学的,趁早退学”。第二句话是: “不准违犯校规,违约者记过、开除”。第三句话是: “不准谈恋爱,违者开除”。吓得我们心惊胆颤。
但另一面,学校确实十分重视学习,聘的老师都是中央大学毕业,有真才实学的老师,教学认真负责,要求十分严格。严格到退学率也高。高一时我们班约近50人,毕业时只剩了30几个,多因成绩不及格或留级或退学。那时受“工业救国”理论影响,学校特别重视理科,数、理、化课本全用英文版的,于是偏爱文科而理科稍弱的同学就麻烦了。我倒好,一则用功,再则理科强于文科,英语也可以,因此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数一数二。那时也真用功,除了每周六下午回家玩玩外,连星期日、寒暑假,都几乎手不释卷,孜孜不息。
老师对学生影响之重要,在中大实中我是深有体会的。高一生物课老师朱浩然(解放后的院士)教得实在太好,以致生物分类的纲、目的拉丁文,我也自觉默记,并愿将来做一名生物学家。以后王XX(名字忘记了)教地理,赵学广老师教历史也都引起我对地理、历史的兴趣,我又想将来做个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以后,来了位杨屁引老师,刚从中央大学毕业,教我们的几何、代数和解析几何。真教得好,引起了我对数学的极大兴趣,以致做完了课本上习题外,跑到书店搜集题目,自己解题,甚以为乐。体育老师章祖愈(教男生)、刘德明(教女生),也都是好老师。每天下午课后,他们都在体育场上,许多同学也驰骋在操场上。我是体育尖子,篮球足球是我的爱好,我成了校队队员,在与其他中学比赛中,我们常常获得胜利。
中大实中为我的学业、为我的身心健康打下了深厚基础,至今,我仍深深怀念、感谢教过我的老师们。
1941年夏毕业(我读的实验班,高中只有两年半),参加高考。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是当时西南大后方最好的大学,联合招生,我考取了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我也考取了贵州农工学院(第二年改名为贵州大学),报上发布的录取生名单上,我是工学院第一名,享受公费。浙大是老大学,较有名气,我去了浙大。因系遗族学校学生,按当时政策,我也享受公费待遇。免缴学、杂费外,还有伙食费补贴。
浙大原在杭州,抗战中辗转迁到贵州。校本部和工、文、师范的一部分在遵义;理、农及师范学院的另一部分在湄潭;大学一年级则设在湄潭县的永兴场。
从南京回到贵阳之初,我家住在公园路,这里离市中心不远。1939年2月4日是个悲惨的日子。这天上午,日本十八架飞机轰炸贵阳,以大十字为中心,炸毁了许多商店、民房,大火烧了一天一夜。在熊熊大火和断墙残壁间,屍体、断肢和惨呼、呻吟把贵阳陷入了地狱。目睹和耳闻这一切更激起了我对日寇的仇恨,恨不得投笔从戎,上战场打日本鬼子。但终究那时我只有十五岁,眼看日寇飞机从容不迫地飞过贵阳,扔下炸弹,却未听到我国高射炮的声音,更未见我国飞机升空迎战,落后的国家成了任人宰割的屠场。悲愤填膺,更激起我为了我们国家富强努力学习的决心。
公园路没被烧掉,但住房已被震歪,破碎的瓦片布满院坝,已不能居住。妈妈把我们带到北门外离城约两公里的小宅吉农家租房居住。这是个背靠小山,面向市区的小村落。我到遵义浙大读书,妈妈带妹妹一直住在这里。
1941年8月,妈妈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含着眼泪,看着我乘车离去。儿子长大了,独自离家了,一再地叮嘱,凄然地别离。
上车就见到晏成栋和邓俨,他们也是中大实中的,晏比我高半级,邓比我矮半级以同等学历考上浙大。那时,汽油紧缺,汽车是以木炭燃烧生成的碳气为燃料,通称木炭车。司机助手用手摇动鼓风机,气体充足后才能行驶。这样,从贵阳到遵义的一百六十多公路里程,足足用了两天。但终于也到达了目的地。在遵义停了两天,我们又坐上木炭车到达湄潭县永兴场一年级本部。
永兴场是一个小镇,在湄潭通往凤岗的公路上。从头到尾不足两公里,街两边还有些短巷,但在贵州却又是有名的四大场之一(一打鼓、二永兴、三xx、四摆金)。我们一年级的宿舍在江西会馆,教室在湖南会馆,实验室等等就散落在一些小巷的民居中。
大学较中学大为自由的气氛使我很快就自我松懈起来,不再像中学时那样用功。何况,除了微积分外,其他课程不过是中学课程的加深和提高,对我没什么困难。大一上学期就是在欢乐、散漫中度过。
1942年1月的“倒孔运动”给了我极大的震惊,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是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同盟国(中国在内)与轴心国(德、意、 日)两大阵营的战场遍布欧、亚、非。
其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国统区物价飞涨,贪污盛行,民不聊生,激起人民日益不满。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置滞留香港的各界著名人士于不顾,把派去接他们的飞机让其家属、行李、洋狗甚至马桶乘飞机撤离香港到重庆。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昆明的西南联大等大中学校于1942年1月首先举行了倒孔游行示威。1月中旬,遵义、湄潭、永兴场的浙大学生也举行了倒孔运动。
当时我对时事十分关心。几乎每天都到报栏前看报纸。日寇烧杀抢掳的暴行使我痛恨万分。国军狼狈逃败,丢失大片河山,置人民于不顾,使我愤懑不已。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又使我内心不安。满怀心头激情,倒孔运动中我勇往直前,在街上张贴标语,游行队伍中摇旗呐喊,并陪同永兴分部学生自治会的汪容到湄潭串联。
在湄潭听说了遵义、湄潭有同学被捕,两地的运动已被镇压下去。这样,永兴也恢复上课,一切似乎都恢复原状。
但是,我却迷惘了。 “爱国有罪?”我们行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救国,希望激起国民政府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可是,遭来的却是恐吓、逮捕,是有“罪”。为什么?这样的政府究竟是个什么政府?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国民党政府产生怀疑。要怎样才能救亡图存?怎样才能救中国?我常独自默默思考而不得其解。
这期间还发生一件事,使我对国民党、三青团产生了反感。有一天,军训教官找我谈话,大大表扬我一通后说: “你是好青年,我愿介绍你加入三青团。”那时的我,只想自由自在,好好读书,不愿有什么组织约束,因此婉言谢绝。不料学年结束时, 军训教官给我“品行”评分打了个“下下”。是我的导师钱宝琮教授(教我们微积分,著名数学家)问我: “你是不是调皮捣蛋了?是不是惹恼了军训教官?”我把婉拒参加三青团事告诉他后,他说: “原来如此。那好,我给你‘品行’打‘上上’”。两者相加除二,结果我的“品行”得了“中”,保住了公费生待遇(按规定,品性中以下取消公费)。这不得不令我鄙弃军训教官连同他的三青团。联系倒孔运动被镇压,我也对国民党产生了反感。
1942年暑期后,我到了遵义,我们工学院二、三、四年级所在地。在这里,我经历了人生历程中一个更重要的转折点。
我被选进了浙大篮球队校队,认识了也是校队队员的吴作和。吴作和是江苏常州人,当时机械系四年级同学。秋天,我们到贵阳市参加贵州八大学运动会。到贵阳的第二天,我就病倒了,高烧、虚弱,住进了医院。那时妈妈和妹妹去了郎岱老家。我一人躺在床上百般无奈,吴作和来了,只要不比赛,他就到病房里陪我,帮我擦洗,买饭,说笑,极力安慰我。病愈出院回遵义后,吴作和成了我的“筠哥”,我成了他的“粤弟”,课余时我们常在一起。

国立浙江大学蓝球队
1944年,遵义

当时他住的宿舍是何家巷三号的第五十一室,一个阴暗、潮湿的小套间。外面两张并放的小桌,里间是两张床,金礼楠和他住在一起。有空闲,我就来这里。
与吴作和交往中,我谈到了倒孔运动后我的困惑,并把我到浙大图书馆借阅马克思《资本论》的事告诉他。那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挺进敌后连连取胜。两个极端的对比,使我很想了解共产党,于是,借出了《资本论》。但是,简直看不懂,内容不懂,连文字都难(这是王亚南、郭大力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翻译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文字也艰涩难读)。吴作和听了后说: “是难懂,先找本小册子看看吧!”这样,我发现他床下有两个大木箱,堆满了盖有“黑白文艺社”印章的书籍。他告诉我,“黑白文艺社”是浙大进步同学的一个秘密组织,倒孔运动后,被迫解散,他把大部分书籍保存下来。
从此,一有空我就去那里看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论持久战》和新知丛书中的一些小册子。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六大通过的党章。 “有道理!”我越读越感到这些书籍令我开窍,认识了一个新的有道理的天地。
这里还有大批文艺书籍。有高尔基的、鲁迅的作品,有屠格列夫的《贵族之家》、 《前夜》等,还有列·托尔斯泰的《复活》。最强烈震惊了我的是《复活》。书中主人翁聂赫留道夫,一个善良、正直的贵族青年,在目睹了农民悲惨生活并受到自我良心的谴责后,把田地分送农民,陪伴马斯诺娃赴西伯利亚服刑,做了许多善事并从而获得心灵的复活。想到我家也是大地主,我们家乡农民生活也是十分困苦,我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也需要心灵的复活,是列,托尔斯泰把人道主义的真谛深植在我心中。
在日寇侵华,国难当头的年代,在寻求国富民强、人民幸福的途中,出于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要求,我接触了共产主义理论,并被它说服,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个美好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这就是当时我的思想认识。
为此,我认为“工业救国”是走不通的,我也不再想学机械工程而想改学社会科学。于是不顾吴作和的反对,也瞒过妈妈,大二上学期未结束,我就休学跑到重庆,企望转学中央大学经济系。(当时浙大没有法商学院)。到中大去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章静正在中大外文系读一年级。
章静是中大实中比我低一班的女同学。中大实中不准学生谈恋爱,却挡不住青年男女间自然地爱慕。章静文秀、美丽,在我高二时发现高一新生的她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因为男女生间界限森严,但是一见到她,我的心就激烈跳动,面红耳赤,不能自己。进入浙大后不久,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她,也收到了她的回信,虽然比较平淡,却也流露一丝好感。但是,我寄出的第二封信却石沉大海。 (以后知道是杨希震校长没收了这封信并狠狠地批评了她)。我常想念她,于是在决定改学社会科学后,自然地想转学中大。事先听说是可以转学中大,因为我是四校联考时考进浙大的,但是到重庆中大询问的结果是不可以。我也没有勇气去见章静,呆了两个月,只好又回到遵义,无奈地继续在机械系读下去。
回浙大后除了上课读书外,自然与吴作和过往很密,继续读他床下的书刊,其中也包括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 《群众》杂志,加深着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1943年夏,吴作和、金礼楠毕业去了重庆江北的21兵工厂。舍不得离开吴作和。暑假里我也去了重庆,度过一个暑假又回到浙大。与吴作和的交往,自然与他周围的一批进步同学接触,有陈立、倪步青、何惺、卞婶和江乃萼等人。江乃萼常来我住处,督促我的学业,检查我的卫生,劝说我在浙大继续学工程。友谊逐渐加深,她成了我的“姐姐”,我则被她唤叫“弟弟”。这样,我有了一个“哥哥”,又有一个“姐姐”,虽然是“干”的,却是十分“亲”的。1944年夏,江乃萼毕业,去了重庆。
浙大学生多是江浙人,其时江浙大多地方已沦陷,他们不甘当亡国奴,离乡背井来到贵州,盼望着抗战胜利,国富民强而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要民主、争自由的思想洋溢在浙大校园。

国立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民卅五级毕业留影
1944年,遵义

竺可桢是浙大校长,一位二十年代留学美国回来的气象学家,中国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献身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一位伟人。在他领导下,浙大从一个地方性的大学成长为全国最著名的几所大学之一,有“东方剑桥”的美誉。他更是一位爱国者,要求学生以天下为已任,他又是以“自由主义者”自诩,主张学术自由,忠于真理,不盲从,不计利害,发扬“求是”精神。他热爱、关心、保护学生,倒孔运动中被捕的学生多由他亲赴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并资助出走。竺可祯的伟大形象永远铭刻在浙大学子们心中。
浙大的老师们也都是学有成就的好老师,其中许多是全国甚至世界著名的教授,在日寇入侵、颠沛流离和物价飞涨中,他们生活十分拮据,也都满怀爱国、民主思想,其中以费巩教授最具代表性。
费巩教授是英国留学生,教政治学。工学院学生要选修六个学分的外院课程,我选修了哲学和政治学(各三个学分),聆听了费教授的授课。他崇尚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在课堂上津津有味地描述英国议会开会的情况,绘声绘色地叙说海德公园站在肥皂箱上任意发表演讲的情景。他的民主、自由思想自然地使他在课堂上经常抨击时政,深受学生欢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浙大有一块民主墙。学生自治会主办的《生活壁报》和同学们自发组织的《民主阵地》、 《自由堡垒》、 《今天》、 《呼吸》等等都张贴在墙上。顾名思义,其内容多为要民主、争自由,时评文章最多。在每年学生自治会改选时,最是热闹。浙大学生中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不多,在浙大民主空气浓厚的情况下,他们一直处于劣势,但却企望在学生自治会中掌权;另一面,进步同学也决不放弃。在那几年学生自治会改选时,我常和陈耀寰、严刘祜、刘赓书、陶拭等同学商议并在民主墙上撰写文章,在同学中积极组织。终于在广大同学努力下,学生自治会始终掌握在进步同学手中。记得有一次选举学生自治会主席和常务理事的会上,机械系一位姓曲的国民党学生大放厥词,声言,谁不选他们提出的候选人,谁就是“共匪”支持者,使选举陷入困境。我在会场门口听到后立即找到机械系的陈贵耕、王家宠等同学商量并串联了几十个同学签名,以过半数票写出大字报,张贴在民主墙上,罢免了这位姓曲的,也保证了这届学生自治会依旧掌握在进步同学手中。
1945年是多事之秋,对全世界、全国是这样,对我更是一个充满激情、懊丧、屈辱和奋起、决心的一年。
1944年底,日寇由广西侵入贵州,国民党军纷纷退败。日军占领了贵州独山,是谓“黔南事变”。原来较为平静的祖国大西南也不平静了。广西难民逃来贵州,贵阳市民也纷纷逃难。妈妈带妹妹离贵阳经安顺回郎岱老家。遵义街上充斥了从广西、黔南和贵阳逃来的难民,人心惶惶。浙大师生也深感无法找到一张平静的桌子读书而不安,学校陷入停课。在人们纷纷北逃中,我却南下到了贵阳,这是我与蔡之诚通信后决定的。
蔡之诚与我在达德学校同班同学,这时是贵州大学学生。1944年暑假我回贵阳时,知道他和我政治观点一致,我俩友谊加深了。他周围有一批进步同学,有一个读书会——“群社”,有许多进步书刊。我和蔡之诚及刘端模、杨光文、戴绍华、戴绍民、戴丽英、孟昭方、张桂筑、车祖尧等人常在蔡家或戴家聚会,读书、漫谈,探讨人生的道路,抨击国民党的腐败而皆向往共产主义。我们还办了个“补习班”,以补习中学课程为名,实际上对七、八位中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
黔南事变,我来到贵阳是与蔡之诚商定到我家乡去打游击。我们十几个人共商具体方案尚未离开贵阳,日军已从独山退回广西。游击打不成,我又回遵义浙大。
当时浙大师生仍然充满不安和激动。日寇轻易就打到独山,现在还在贵州边上的广西。这个国家怎么了?读书还有什么用?能等着当亡国奴吗?
这时,国民党政府发起组织“青年军”,以“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学生参军打日寇。浙大许多同学报名参军。我也想去,既可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也可看看国民党军队究竟如何。给吴作和写信告知,他立即回信要我千万别去,说那是个骗局,骗学生参军是去打共产党军队的。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几位同学,也劝阻了他们。也幸亏没去。参加青年军的一二百位浙大同学在四川綦江受训期间,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受尽了屈辱与痛苦,纷纷又退出,回到学校读书,其中许多人后来还成浙大学运中的骨干。
学校还没有复课,人心还在浮动、不安。浙大学生自治会组织了“战地服务团”。我和陈耀寰、刘赓书、严刘祜商量,为了了解国民党军队究竟怎么腐败、农村人民究竟怎么困苦,遂一块报名参加了。
浙大战地服务团一共五十八位团员,竺校长授旗并热烈欢送后,于1945年1月中旬离开遵义到达贵筑县青岩镇十三军军部所在地。十三军军长石觉是国民党嫡系汤恩伯的部下。原先的商定是我们慰问军队,鼓舞士气,但是,除了两、三次大会文艺演出外,根本不让我们接触士兵,反而是十三军军法处、特别党部军官翻查我们的被褥、书籍。从当地老百姓处了解到军队打人,抢猪杀鸡,拉壮丁等欺压老百姓的事。我们极度气愤也深感失望、苦闷,对这样的军队,有什么好慰问的?
其实,事先我们也已知道十三军在河南就是臭名远扬的。河南民谚: “河南四大患:水旱蝗汤“。把汤恩伯军队与水灾、旱灾、蝗灾同列为灾患。这次,我们是亲眼目睹了。
二十九军一九三师驻扎在惠水县摆金镇,师长肖重光表示欢迎我们去。团里决定派一部分人去,我也在其中。一九三师比十三军好些,我们可以接触士兵,与中、下级军官联欢,却遭到汤恩伯的指责,说我们“擅自行动”,下令撤回。全团同学情绪激动, “不干了!回校吧。”前后约近四十天,我们于三月初四到学校,又继续学业。
经过了黔南事变的冲击,也在当时全国民主空气逐渐高涨的情势下,浙大的民主活动蓬勃开展,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1945年3月初,化工系四年级级会在食堂门旁的民主墙上贴出:《国家的政治必须民主,我们的生活必须改善》,得到同学们的热烈响应。学生自治会决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在何家巷三号大院里,在严肃而热烈的气氛中,同学们激昂慷慨,争相发言。我也情不自禁地上台讲话,表达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必要和决心,并痛快地抨击了国民党。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发言、讨论,最后决定成立“浙大师生宪政促进会”,草拟、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 (又名《国是宣言》)。筹组“浙江大学全国学联促进委员会”以组织全国学联等。
三月中旬, “全国学联促进会委员会”正式成立,严刘祜和我被选为正、副主任委员。我们立即开展工作,草拟了全国学联的组织大纲和给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及燕京大学等四校学生自治会的信函,约请由我们五校共同发起成立全国学联。遗憾的是这些信函发出后,全都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以后才知道全给国民党特务从邮局搜去了,根本没有发出。
三月分还发生了一件轰动大后方的事件:费巩教授失踪了。
1945年初费巩教授应重庆复旦大学校长邀请前往讲学,三月初在重庆千厮门码头乘船前往北碚时失踪了。消息传出,各方哗然。一个著名的无党无派爱国民主人士、大学教授的生命安全竟然如此无法保障而遭到特务绑架,激起人们的关怀和愤怒。
事情的起因是:1945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重庆文化界四百余人的《对时局进言》。这是郭沫若执笔,有马寅初、柳亚子、张申府、洪琛等著名人士签名的一份公开信,要求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会议,组成联合政府,停止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战。这个文件得到大后方人们的热烈拥护、响应。前面提到的浙大学生会三月份召开大会决定成立“浙大师生宪政促进会”,发表《国是宣言》等即是对《时局进言》的响应。这四百多签名的民主人士中的一位就是费巩。他的失踪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镇压。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以及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纷纷质询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费巩。
复旦大学先得到消息,学生自治会发表《告各界同胞书》,学生罢课、抗议。消息传到浙大,深受学生爱戴的费老师的失踪大大震惊了浙大师生,民主墙上连篇累牍的大字报(其中也有我写的)发出了愤怒的声讨。学生自治会召开了大会,同学们声泪俱下的发言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 “还我教授”, “要民主、要自由”的呼声不断。我参加了大会并激动万分地呼唤口号。会后并罢课抗议、示威。 (以后证实:国民党当局没想到秘密逮捕费巩竟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不敢承认,也不敢释放,关押些时日后推入镪水池中毁尸灭迹,说是“费巩自行落水死亡”)。
学校当然要读书的,我也继续着我的学业。但那时,物价飞涨,著名的数学系教授苏步青全家只能吃稀饭,啃红苕干;学生食堂里除了混有细砂、老鼠屎的陈腐糙米外,只剩下大碗清汤和少许菜叶的菜肴。老百姓的生活就更糟了,苛捐杂税、乱抓壮丁,被搞得家破人亡,真是民不聊生。可另一面却是奸商大发国难财,国民党官吏贪污腐败,特务横行,全国人民怨声载道却都敢怒而不敢1945年·贵阳言。 目睹并亲历了人民的苦难,我确实安不下心来读书,仍然寻求着解决我心中苦闷、疑虑的真理。吴作和离校后,我搬进了他住过的宿舍,那两箱黑白文艺社留下的书籍就放在我的床下,(以后我搬住校外后,交给了陈耀寰,接力相传,浙大复员时还搬去了杭州) ,我继续读马列主义书籍。吴作和从重庆不断给我寄来当时重庆共产党出版的《群众》杂志和《新华日报》。我愈更认为马列主义是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五月一个傍晚,吴作和突然出现在我校外的居室。惊喜万分,我们紧紧拥抱,当晚,同榻而卧,畅谈半夜。原来,费巩签名的那份《对时局进言》是吴作和拿给他签的。费巩被捕,特务要捉吴,在重庆躲避一段时间后,吴决定去昆明,途经遵义。畅谈了别后的情况,分析了当时的时局,住了两天,吴作和去贵阳。临行前,我把蔡之诚等人的情况告诉了他,并给了他一封介绍认识蔡之诚的信。
1945年7月初放暑假,我回贵阳听到了吴作和被捕的噩耗。原来,吴与蔡、孟昭方、车祖尧等认识后,大家都很兴奋。蔡之诚他们缔结了一个进步组织一一群社,还盼望找到共产党。吴作和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已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青委有关系,可将“群社”介绍给南方局青委。不幸的是,六月底的一天,吴作和刚从蔡之诚家出来时被特务逮捕,连同蔡之诚给吴作和的“群社”50多人的名单和简介一併被特务搜去。情况紧急,我们各方打听,终未得吴作和消息。这期间,蔡之诚曾陪同我到贵大、贵阳师院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商谈成立贵州学联事。对方态度冷淡,没有结果。
八月上旬,有消息说特务将向我们下手。于是,蔡、车、孟、刘端模、孟昭让和我等十几人去到贵阳北郊茶店附近的一个名为养羊寨的孟家的农舍暂住以观察情势。那里山青水秀,一派农村风光,让我们久住城市的青年人大为开怀,畅谈时局,向往未来之余,则是唱歌、游玩或在地黼上翻滚嘻戏。
八月十五日傍晚,蔡之诚和我到茶店街上采购食物,只见人们喜形于色,耳闻鞭炮声不绝,原来是日寇投降了。我们也欢欣雀跃地奔回养羊寨,大家不约而同的欢呼起来并立即拿起行囊奔回贵阳,根本忘了特务可能逮捕我们的事。贵阳街上群情激动,鞭炮轰鸣,红光满天, “胜利了!” “胜利了!”的欢呼声不绝于耳,我们也融入了满街欢乐的人群中。是啊!八年了,遭受到太多的磨难和痛苦,久盼的胜利的一天终于来临,人们能不欢欣鼓舞吗?在蔡之诚家,我们分析形势,认为抗战胜利的现在,特务大概不会对我们动手,决定静观些时日。
八月二十几号的一天,蔡之诚陪同吴作和到我家中。憔悴、苍白、虚弱的吴作和与我紧紧拥抱,禁不住流下眼泪。吴作和谈了他的情况:被捕后,他曾一度逃跑并又被抓回,经受了严刑拷打。“群社”名单落入特务手中虽是不幸,但也让特务知道这些人还不是共产党员,也查证了吴作和也不是共产党员,有条件地释放了他,条件是要他填表参加中统特务组织。他痛苦地表示他被迫填了表,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决不改变信仰,俟机逃出贵州后仍要走革命的路。
当时的形势是:抗战胜利,国共和谈提到日程上。 (不久后,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签订“双十协议”,国共合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美国也从中调解并劝说国民党实行民主。全国政治气氛趋于缓和。
贵州省党部调查室(中统特务机关)一个科长赵促成是处理吴作和这件事的负责人。吴作和说赵有个人野心,想笼络一些人作他的政治资本,想利用我们。几天后,吴作和来说赵要我们几人去谈话。蔡、车见了赵后,也被迫填表参加中统。我一直不愿去,吴说赵保证不要我填表后,我去了。在中华中路一家银楼的二楼见到了赵促成,态度倒蛮客气,一一道出了我哪天到的贵阳,哪天和蔡之诚去找贵大、师院人想搞贵州学联,哪天又去的养羊寨。总之对我的情况十分了解,让我吃惊。又谈到我父亲,赵说令尊是国民党元老,我们是很尊敬的,对我家庭也是很熟知的。并一再表示愿交个朋友,但为了好向上级交差,要我为担任浙江大学全国学联筹委会副主任写个书面检讨。我无奈地写了检讨书并于八月底回到遵义继续学业。
写检讨书是我莫大的耻辱,内心十分痛苦,我为我的软弱和轻信久久地责备自己,但是,气愤却日益高涨。组织全国学联是为的救国,何错之有?蔡、车、吴都是热血青年, “群社”包遭到解散,这表明了特务的横行,国民党的反动。自从1943年我接触马列主义以来,我逐渐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我也愿为其实现努力,可是,我却只愿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而不愿参加共产党。但现在,特务竟来逼害我, “老子要干就真干。”我不再犹豫了,我决心寻找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逼上梁山了。
1945年下半年和1946年上半年的两次事件以及国民党的H益反动、腐败,更坚定了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
一次是1945年12月发生在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昆明学生运动并杀害了西南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另一次是1946年2月重庆校场口事件,特务逮捕了许多青年并打伤了郭沫若等人。此外,抗战胜利,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却大量开赴东北、华北,抢占果实。 “接收大员”贪污腐败,在发“胜利财”。国民党仍坚持一党专政,扼杀民主,屠戳人民,特务横行,黑暗之极。
这段时间里,我还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一个美好的新中国令我向往。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党,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进而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是我莫大的荣幸和追求。
为了搬回杭州,浙大于1946年4月进行期末考试。我考试后知道各科及格可以毕业,于四月下旬离开遵义回贵阳。
浙大的四年半(工学院有些课程有连续性,及格一门才能在下学年读另一门,我中途休学一学期,相延下来,必须暑期才能毕业,因而多读了一学期)是我长知识更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时期,我为能在浙大读书而深感幸运。

这四年半中还有两件事值得记述。
一件是我与李哲衡的恋爱、订婚。1944年认识了遵义李家的人。李维白曾任过王家烈任省长时的教育厅长,这时闲居家中。大姐李哲昭的丈夫蒋炳贤是浙大外文系讲师,二姐李若兰在浙大中文系读书,老三李筑媛,老五李哲衡(没有老四)。李哲衡当时是中学生,逐渐由相识而相恋。1946年,妈妈与我由贵阳到重庆途中,在遵义李家,双方家长主持,我与李哲衡订了婚。
另一件是我的体育运动。在大三、大四时期,我是遵义浙大篮球校队队长兼足球校队队长。每次与其他球队比赛时均获得遵义中、小学生的欢迎,几乎全场观众都在为我助阵,我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原名安粤,人们叫我“安逸”。 “安逸的呼声曾响彻遵义球场。

国立浙江大学篮球队
1946年,遵义

1946年4月回到贵阳,5月即与妈妈同返我从未谋面的老家一字县舜卿乡(现改名为六枝特区牛场乡)。
坐汽车到安顺,我家头人(管事)蒯德昌已率人在安顺迎等二天出发,我骑在他们带来的马上,妈妈坐在滑杆(两人抬;(骄子的交通工具)上。为了防御土匪袭击,蒯德昌身挎盒子考同七、八个身措长枪、腰围子弹的武装出北门,过普定,在1场袁家住宿一夜,第二天下午到达家乡。刚爬上一个土“碰!” “碰!”的排枪声划过天空,七、八十人拥上,原来莹昌组织的欢迎我回来的人群。当先是几个须发皆白的老者跪二。我慌忙从马上跳下,扶他们起来并连声道谢,然后他们簇定来到上官寨。这样的排场让我十分难过,我责怪蒯德昌,急: “粤老爷,您第一次回来,这是佃户们的心意,是应该的。”我上一辈已无男人,家乡佃户,包括头人均称我们这一辈男人为老爷,下一辈为少爷,而我则成了“粤老爷”。满怀着要解救穷人共奔共产主义天堂,我这个“老爷”确实被搞得十分尴尬。
舜卿乡是以我父亲名字命名,位置在郎岱县的最北端。东面过木底河(又名三岔河,是乌江上源之一)是织金县,北面翻过大山是纳雍县,西北则是水城县,一个四县交界之处。不论从普定,织金或从岩脚镇来都是上山又上山,山上却是个丘陵多过坝子的一个真正贫穷落后的地方。
我家是六、七百年前元、明朝时期分封的土司——贵州宣慰使。清朝改土归流后,虽已失去土司爵位,却仍是带有农奴制残余的大地主。农民称我们为“官家”,自称“小的”,见我们要肃立,不能平起平坐。当时在家主持的是四伯家堂兄安克庚,一个曾当过几任县长,当过国大代表,家乡人称司令官的大地主。三岔河对面的梭戛乡则是五伯家的堂兄,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人称团长的安又新主事。
回家乡来,我只想看看家乡的情况,了解农民的疾苦,然后去江浙工厂工作。但是,真正看到农民们衣不蔽体、赤裸双脚;看到农民们只能以包谷、洋芋裹腹;看到破烂、歪斜的茅舍后,我内心十分沉重。我想,我家能过上舒适生活,我能在城里上学,不都是他们供给的吗?我欠他们太多太多,我要为他们过上好日子赎罪。
我自家的房屋在离上官寨三、四里外的下官寨,若干年前被大火烧毁,妈带我在几位堂兄(嫂)处分别居住。他们家家都筑有碉堡,或石碉或土碉; 家家都有武装人员警卫,家家都佣仆甚多,或做饭莱,或做杂工;他们家家都在床上摆放着鸦片烟盏,吸食鸦片。对比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我内心十分难过。
在家乡住了两个多月,有一天,安克庚对我说,他在安顺见到贵州省社会处长,中统特务贵州负责人之一的周达时,周对他说安粤是共产党。安克庚表示对我关爱的说,他已为我向周否认并为我担保,也要我自己注意。我本来没打算在家乡搞什么政治活动,听安克庚这么说,促使了我早日离家,暗下决心,再也不回来了。
八月下旬离舜卿乡,当晚住在岩脚彭家。彭家也是家大地主,与我家堂兄嫂常有来往。互相介绍后,彭家一位三十几岁的男人间: “你们家是否有一位叫安奥的?”我回答没有。他说: “有报告讲安奥是共产党,浙江大学毕业,这次回来要搞暴动。”看来说的是我了。他大概在一个什么文件上看到的而错把“粤”字当做“奥”字。同行的安定(四伯家,我一个侄子)告诉我这人是军统特务。这样,说明中统、军统都盯住了我,我真是被逼上梁山了。
在贵阳住了几天,九月初,妈妈和我乘上长途汽车到达重庆。
在乡下常想到父亲,在这样偏僻、落后的地方,在这样封建专制的环境中生长的他,竟然会走上民主革命的路,万里迢迢奔赴日本, 反对专制暴政的清朝,企盼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真是太不简单,那是要有多大的勇气与毅力!我暗下决心,以他为榜样,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更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姐夫林同门当时是宪兵教导团团长,驻扎在四川内江,不久后将迁去安徽。妹妹也在内江女中读书,即将高中毕业。表哥杨砥中时任重庆和丰银行总经理,妈妈和我在他家住了一星期即到达内江。住了将近两个月,宪兵教导团迁安徽芜湖。1947年1月,我们又到重庆,乘船东下。

半个世纪献身于高教事业的社会科学家 一一戚叔含传略

半个世纪献身于高教事业的社会科学家
一一戚叔含传略

戚叔含幼名毓芳,字叔含(亦作肃庵),号曜公。上虞夹塘人。1898年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戚怡轩,曾任沪杭甬铁路
路基测量工程师,戚叔含的幼年就在这样一个受过新学熏陶舶家庭里度过的。他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民
主浪潮高涨之时,上海的学生运动更是汹涌澎湃。在一次大游行中,为掩护其他学生,挺身前列,被打受伤。事后又被校方开
除。后以同等学历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直接受著名戏曲家吴梅的教诲。当时的东南大学,校风沉闷,思想保
守,学术上的自由、民主要求受到禁锢。戚叔含受到同学之委派,曾多次与校方当局交涉而均遭拒绝,反而受到学校的监
视。不久,他因此而满怀愤慨,离开东大。

走游列国、毕生从教
戚叔含离开东南大学后,,在其父的鼓励和资助下,自费考
取美国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文科,专攻英国文学,以研究莎
士比亚的论文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为扩大眼界,增长见闻,
他历时数月,取道欧洲,走游列国,游历罗马i佛罗伦萨和巴
黎等名城,首途回国。
自1927年起,戚叔含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大学与暨南大学执教。历任大夏大学外文系主任,一安徽大学外文系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浙江大学外文系代主任等职。上海.“八!一三’’事变,暨南大学内迁,.他于
嵌火纷飞中,草草安排家事,经浙江、江西,徒步千里,倍尝艰辛,终于到达福建建阳。到建阳后,稍加休息,立即参与建
校复课事宜。这期间,他除了承担繁重的教学与院、系行政工
作,还多方联系,延揽著名学者、作家来校任课或讲学。当
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困难,重庆某大学聘请他去大后方任
职、任教;都为他所婉辞。戚叔含不求个人名位与优厚之待’
遇,决心守在僻远山城,与师生协力同心,办好暨大。抗战胜
. 利,他回到杭州,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之邀,到浙大外文系
‘任教,并代理外文系主任。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不久,戚叔含与同学_起,
立。安徽参加“土改”。1953年,应曹未风约请,去上海复旦大
学任外文系教授,直到逝世。在复旦大学期间,曾被选为上海
市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农工民主党复旦大学支部委员等。 。
戚叔含从1927年直到1978年逝世,五十多年,一直从事高
校教育事业,为培养外国语言、文学人材,为开展外国文学研
究,作出贡献。解放后,有了长期面安定的工作环境,在教课
同时,潜心于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戏剧与诗歌的研究。’此
外,还担任培养青年教师的任务,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讲学。. ·

. ·“述而不作”致_力教学

. 戚叔含常常说自己是“述而不作”,愿全心致力于教学。
他认为教课是教师的首要任务,不仅要教好,还要保证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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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不局限于课本知识,能做到“举二反兰’’’,开启思路,真
正达到嘣授业解惑”。。他认为教学是一门艺术,尤其是文学艺
术的教学。在暨大、浙大时,由于讲课生动而叉启迪智慧,很
富吸引力,许多外系学生都来旁听j有课必定是拥挤一堂,学
校的学术空气也为之活跃起来。他归结多年的经验为:一、t’课
前要学生有充分预习时间,阅读原作,熟读并能背诵,这样,
在讲述时,讲者与听者才髓产生艺术感受上的交流。二、文学
作品韵风格是与作品的语言艺术断然不能分割开的,耍从作品.
的完整性与艺7R风格来讲解词语的难点,这样,在巩固语言知
识的基础上,从而加深对作品的文学艺术形象的感受。三、作
.品的认识价值寓于作品的艺术魅力之中。某一时代的作品在它’
·发表时的社会意义与后人阅读时对它的理解和评价是并不一致
_的,文学作品的教学不能搞实用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只要充分
地就艺术的规律性发掘其艺术内涵;二以及塑造艺术形象的艺术
风格,作·鼯的现实意义、(·社会价值)也就会被揭示出来。四、
‘文学作品的效果在于它的艺术感染力。一切具有艺术魅力的作
品,者15{_蕴会着犬生的真、:善、美j所以,文学作品教学,既是
美的享受,-也是美的教育,二即对人的高尚道德情操的激励与陶
冶。客观主义的纯粹欣赏,会把文学教学引入歧途。 一

. 成叔含教学的另一特点是文学的比较研究。他认为,文学
艺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不平衡性,无一
不受其本国、本民族风俗、习惯、.语言等诸种条件的制约,有,
其特殊成就,但∥作为文学艺术这一文化的特殊形式,又有其~
同j性。他从数十年的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深刻体会到,历史知
识之于文学艺术,如泥土之于花草树木,息息相关,不可分
割,.离开一定社会历史条件讲文学艺术,便成无本之木,无源
之水。.. ·.一. .,

、戚叔含平生博览群书,.中外古今,无不涉猎,以谤书为生
活中第一享受i由于他有着扎实的艰基与素养,’他的比较教学 。 ’
法,内容丰富而明晰,系统而有重点。现在在高校任教的戚叔
含早年的学生,他们深感今天教学上的点滴成就,在很大程度+
上得力子他的教导有方。 . ·.


‘ 研’究莎氏功不可没 · ,.

: .
, 其实,·戚叔含并非“述而不作”,。,教课之外的全部时间,
都用以阅读大量新书和资料以及学术研究,他在求知土,似乎
.永不能餍足的。多年来,他是复旦大学图书馆新到外文文学书
. 刊的最先读者,专一搜集当代国际上莎士磁亚研究的专著、资
. 料和学术动态j摘录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撰写了一些专题文稿大
纲。有关莎士忱亚的笔记就有四十余册,约百万字。 、
‘ 戚叔含对莎氏的历史剧、-悲剧进行长期的钻研,查阅过不
,少历史资料。他认为,历史剧在莎氏的笔下,不单是历·史事
.件、人物的舞台上的再现,而是从人文主义的基点,对历史进
行评价。特别突出‘的是,剧作家赋予历史人物以个性,并有着
, 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当代的社会生活楣联系。出现在厉妻剧中
的帝王将相,他们首先是一个有人性的人j这些历史=剧的可贵
, :之处,在于作者指出了人民的作用,他们才是左右社会历史时
力量,虽然他们并不是以主角登场。关于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
’‘《哈姆霄特》的主题;必须从主要人物的性格中去探索,’,而对
, :人物性格的剖析,是要同人文主义思潮和人性的觉醒相联系起
来研究的。只有这样,哈姆雷特这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不
只被局限于贵族社会的青年之中,,这个形象启发了几个世纪的
-’ 青年人从迷惆、彷徨中寻求人生的出路(戚叔含认为《红搂梦->>
里的贾宝玉也带有哈姆雷特式的自我觉醒)。哈姆雷特这个艺

·术形象是闪铄在中世纪欧洲上空的启明星。7莎氏的悲剧成就是
巨大的,剧本犀利、无情而又令人信服地在剖析人性,.这个人
性的内涵是深厚的,它远远超越贵族阶级的局限而具有深远的’
社会的普遍性,几百年来,莎氏悲剧的上演仍发射着鲜明的现
实生活光彩。 ’

戚叔含也留心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工作。他陆续翻译过莎
氏的十四行诗,韵律是诗的艺术特性,是最难传达出来的。他以冲国的诗1i词散曲的优美韵味作为翻译十四行诗的尝试。

’、1956年复旦大学第三届学术讨论会上,‘。曾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的评价与翻译问题,作过学术报告。 : ·
: 戚叔含生前极少发表自己的文稿。他说,一己之见,稍有
褊狭:纰漏,便会贻误读者。他谦逊到了固执的程度,凡有稿
约,都婉言谢绝:他的大量手稿,都为了教学而累集的;已发
表的几篇,是他去世后的事。.’他是既有所述,‘也有所作,只是
不愿发表而已。 。

· 教书育人情深谊厚

’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戚叔含一直坚持既教书又育人的
原则,.-平时对学生的品行、作风要求严格。他认为·学文学的. .
-‘人,首先必须是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学业和做人,后者更
重要o~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以身作则,他的风范深受学生
与同事的赞许。他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也很关心。暨南大学有不
少华侨学生,日寇侵占南洋时,有几个印尼侨生,经济来源-中
’断,在百物腾贵、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戚叔含以有限的薪
水收入,给这几位华侨生以接济,直到抗战胜利。 ‘,。
一解放前的高等学校中,特务横行,破坏民主运动,制造白.
色恐怖:戚叔含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疯狂迫害青年学生深表-. ^
愤慨,他以敏锐的观察力与精肆的辩析力,分析形势。他常常
.对学生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国无宁日,民无噍类,时局的
变化改观,是倾刻间的事。鼓励学生为民主而斗争。当一些进
步学生遭到通缉时,他多次资助他们事先逃脱。在暨南大学任
文学院院长时;也多次帮助学生,免遭特务迫害。 ...’
. 戚叔含对学生如此,对教授过他自己的老师更是情深谊
厚。他在中国戏曲的修养上曾经受过吴梅先生的指导,.·十分珍
视这段学业上的师生情谊;至今还保存着他在东南大学读书时
吴梅先生的《中国戏曲概论》讲义。、并不顾七十多岁高龄,把
珍藏了数十年的《奢摩他室曲丛》中的部分剧作重新校读,以
工整的楷书抄录。不论溽暑酷热,终日伏案抄写,这种精神足
为后辈楷模。有时遇有疑难,苦心搜求,彻夜不眠I有时抄写、
校读到次晨天明,稍事休息,.又继续工作。这种精神,一屡为师 ’

一朝开云雾三光照覆盆
一 十年灾难,戚叔含当然未能幸免;复旦大学“造反派”批
斗十教授,‘他亦在罗织之中,身心受到了摧残和折磨。
一朝开云雾,三光照覆盆。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长
期的压抑与胸中积郁,豁然开朗,欣幸之情,溢于言表。戚叔
含精神振奋,匆匆离杭返回复旦,+.积极投入科研。在三代共居
的斗室里,不以体弱为怀,夜以继日,披阅文献,整理手稿,
虽严寒大冬,不稍辍笔。老友聚晤,喟然慨叹之余,相互勉
励,争取以有生之年,多做些工作,追偿十年之宝贵光阴:他
在短短的数月之中,、整理出论莎士比亚专文和大纲数万言。他
计划中的《欧洲文学十讲》,约廿余万言,在沪时已写就其中
四讲。1978年暑假回杭时,随带大批手稿、资料,预计在假期
.中完成全书。·此肘,他由子连续工作,健康状况不佳,家人劝他‘
休息一段时间,他以时少事多,仍坚持工作,经常通声达旦。
.终因过度劳累,精力不支,同年八月底病情突然转剧,方住院.
治疗。住院期间,还同守护在身边的子女商量《十讲》的续写事一.
。宜。病情稍皿好转,就急于出院。在病危前几天,还仔细嘱咐一.
子女整理资料,‘誊写文稿,并口授各篇大要;+然而+,毕竟体质、
太弱,缠绵数月,身体极度衰竭,抢救无效,溘然长逝.,终年
八十。噩耗传来,老友√同事和学生,为失去一位半个世纪献
身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前辈、无限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社会科
学家深感痛惜。
上海复旦大学为戚叔含举行了追悼会。

戴衡: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奋斗一生

戴衡: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奋斗一生
发布时间:2018-10-21

戴衡(1923年9月-2013年2月),中共党员,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46年8月至1947年3月在台湾高雄制碱厂工作,1947年4月回到内地,先后任天津北洋大学化工系助教,清华大学化工系、石油系讲师,北京石油学院、华东石油学院人造石油教研室和基本有机化工教研室主任。1962年晋升为副教授,1982年晋升为教授。1990年9月离休,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不惧艰险,求学报国

1923年9月27日,戴衡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长大。中学时期,苏南大中城市都被日寇占领,戴衡本来打算高中毕业后即赴大后方考大学,不巧父亲生病,他要照顾父亲,未能成行,只得进入伪中央大学工学院学习。1943年3月,戴衡毅然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我两军战线,转入浙江大学化工系,随学校内迁,经江西、湖南到广西宜山,后又迁至贵州遵义。内迁时唯一的现代交通工具是卡车,所经道路多是沙石公路,盘山路多,经常翻车,有的同学因车祸而落下残疾。当时教学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日寇飞机经常来袭,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师生们依旧不畏艰险,专心投入教学中。这样的经历,让戴衡加深了对日寇的憎恨,更加坚定了求学报国的决心。

1946年戴衡从浙江大学毕业,然后赴台湾高雄制碱厂工作。在台湾期间,他目睹了由于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和野蛮执法所引发的“二八事变”。1947年,戴衡返回大陆,先是在天津北洋大学化工系担任助教,后在浙江大学化工系系主任方子勤先生的推荐下到清华大学,参与创建化工系。

1948年,戴衡和师生员工在一起欢庆了清华大学的解放。当时,他无比兴奋,夜不能寐,感觉到贡献自己的学识和聪明才智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默默发誓要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奋斗一生!

勇挑重担,倾心石油教育与科研

解放初期,我国的石油工业技术落后,基础薄弱,石油年产量仅10多万吨,也就是今天一天的石油产量,其中人造石油占一半还强。年轻的中国要发展,就不能不甩掉“贫油”的帽子。当时的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一方面抓生产,一方面抓教育和科研,于是开始筹建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等院校——北京石油学院。年轻的戴衡勇敢地挑起了北京石油学院人造石油专业创建工作的重担。

所谓人造石油,是指通过化学加工的方法将煤或油页岩等固体燃料加工成的石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西德和苏联等一些国家在这一领域进行的研究工作较多,但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领域的研究资料只散见于各国的学术论文之中。加之当时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信息封锁,而且人造石油的生产方式差异很大,内在联系不紧,因而,创建中国的人造石油专业可谓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

面对困难,戴衡没有退缩。他和大家抓紧查找国内外资料,到我国现有各人造石油厂一线学习和实践。在此基础上,进行有关的科研工作。经过呕心沥血的辛勤付出,戴衡主编的上下两册《人造石油学》教科书问世了。同时,在他的领导下,初步建成了人造石油实验和科研装置,保证了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人造石油领域,戴衡偏重于合成石油方面的研究。他进行了磁场法测定钻催化剂还原度的研究,用物理方法取代化学方法测定钴催化剂的化学性质这一研究成果曾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并被列入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编审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国科学》一书之中。

50年代末,由于大庆油田的发现,我国天然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人造石油的重要性也因此大大降低,人造石油专业也就停止了研究和招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戴衡带着人造石油研究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迅速转入了开创石油化工专业的工作中去,踏上了新的征程。

50年代末,天然石油的生产发展很快,石油化工综合利用的迫切性日渐显示出来。时势要求高等院校勇敢地站出来,承担石油化工综合利用这一领域的研究。领导选择了戴衡,决定由他带头新建石油化工专业。这是一个新生而发展很快的专业,它与石油炼制紧密结合而重点放在化工原料生产,它与高分子化工和有机化工又有密切的联系。为新建这一专业,他带领大家一方面了解我国实际情况,一方面广泛收集国外资料并注意发展动向,以不断充实教学内容。几年来勤勤恳恳、默默耕耘,终于结出了丰盛的果实,由戴衡带头编写的《重有机合成》《石油化学合成》《石油化学工程》和《基本有机化工》等各种教材问世了。这些教材受到了兄弟院校和有关方面的欢迎,对这一专业的教学和科研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当时,我国的石油化工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需要结合实际开展技术革新和科研。戴衡主动带队下工厂学习现场生产技术,同时对技术大胆革新。这样,既促进了生产,又充实了教学。

戴衡根据化工原理,建议丁苯胶乳的脱气由顺向改为逆向。试验证明,逆向脱气效果更好,处理能力加大了。在丁烯氧化脱氢技术上,他提出了用铁球水银取代水银作载体的方法,从而增加了传热效率,减轻了设备的重量,提高了生产率。他改进了磷钼铋催化剂生产装置,使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左右,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他简化了异丙醇脱氢生产丙酮技术工艺,可以节省循环氢所需的动力。

随着石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企业管理改革体制和专业设置的调整,石油化工专业也有所调整。戴衡所从事的教育和科研工作,也逐步走向燃料化工的综合利用。

在燃料化工综合利用的研究中,戴衡认识到,为了充分发挥燃料的潜力,在生产各种油品和天然气时,必须多方面考虑各种副产物的综合利用,并适当注意固体燃料的化工利用。于是,他一头扎进了燃料的化工综合利用领域。

当油田办化工的诸多问题出现时,戴衡毅然勇挑重担。他编写出版了《油田办化工》一书,详细介绍了烷烃的各种回收方法和进行化工利用的各种途径,并从投资、技术和经济上与其他方法进行了比较。有关人士认为,此书对推动油田和气田的综合利用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了促进炼油厂的化工综合利用,他通宵达旦地工作,编写出版了《炼油厂的石油化工综合利用》一书,从技术和经济角度介绍了炼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石油化工基础原料,论证了建设以炼油和化工为主的联合企业的必要性,并大胆预言:联合企业的建设是大势所趋。后来的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言的科学性。

60年代,天然石油工业迅猛发展,人造石油厂大多改行或关闭了。人造石油原料之一的油页岩含灰较多,不适于作燃料,但含有机质较多,较适合于化工领域。戴衡思考着油页岩如何在化工领域的有效利用问题。

一天,戴衡在一篇文章上看到,国外有人在1伏的低电压下将煤水浆在酸性介质中进行电解,阴极产生纯氢,产氢效率为100%,并称阳极产生二氧化碳。他想,能不能用油页岩水浆代替煤水浆呢?研究结果印证了他的设想。油页岩代替煤以后不仅仍可在1伏低电压下产生氢气,而且大大提高了产氢强度,同时还分离出了有用的各种轻、重有机酸,大大拓宽了廉价的油页岩的应用领域,开发出了新的廉价制氢途径。

不辱使命,引进国外先进经验与技术

60年代初期,大庆油田得以勘探开发,中国石油工业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吸收国外石油加工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经验,重油裂化变轻油即催化裂化技术是其焦点所在,迫切需要新型、大型催化裂化装置。当时美国已拥有年处理能力为125万吨大型四型催化裂化装置,年轻的新中国石油工业要发展,除了自力更生之外,必须设法了解和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严加封锁,直接派团到西方发达国家考察根本不可能,只能设法组织科技人员到那些使用了西方先进技术的国家去考察。

1963年,我国在墨西哥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墨西哥紧邻美国,是引进美国技术和投资较多的地区。石油工业部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决定派人赴墨西哥了解和吸收先进技术。经过深思熟虑,部领导选中了有着扎实英语功底、专业知识广泛、有从事化工专业技术工作经历、曾参加过外事谈判的戴衡。于是,戴衡以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工程师的名义随展览会的成员一道出发去墨西哥。

墨西哥对我国较友好,但在某些方面警惕性较高。如何赢得墨西哥人的信任和友谊,尽可能多地获得我国石油工业所需的技术资料?这是摆在戴衡面前的首要问题。

戴衡开始给墨西哥同行讲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讲长城,讲故宫,讲名山大川,讲中华国粹,讲墨西哥银洋(我国清末民初很长一段时期使用的银洋很多是由墨西哥制造的)。短短几周,他便赢得了墨西哥人的信任和友谊。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总经理热情地约见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工程师,与他亲切交谈,问他需要得到什么帮助。戴衡敏捷地抓住了机遇,委婉地表达了想了解一下贵国大型四型催化裂化装置等新炼油设备以及陆上和海上的石油生产技术的想法。总经理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就这样,在墨西哥石油界朋友的帮助下,戴衡收集到了许多有用的科技资料。当时,墨西哥正好有两套大型四型催化裂化装置投入生产,戴衡详细考察了生产和某些装置的情况,还专门了解了美国各种类型催化裂化剂的组成和规格,并带回了有关图纸。他还顺便考察了墨西哥的高等教育状况。

圆满完成任务的戴衡受到石油工业部领导的热情接见。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由于工作紧张未能听取戴衡的汇报,但他对戴衡出色的考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墨西哥石油工业的体制值得我们研究和参考,希望戴衡也把考察所得的成果运用到教学和科研之中去。

戴衡如余秋里部长期待的那样,40余年如一日地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工作,为创建石油高教专业不懈努力,编写教材,指导多名研究生,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跟随石油工业前进的步伐,总是站在时代最需要的位置。晚年的戴衡教授依旧闲不下来,仍为一些企业做科技顾问,担任《化工进展》杂志的编委。他博览群书,关心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写了很多科技论文。他说,自己没有干出什么惊人的业绩,也没有获过如今人们看重的什么大奖,只是尽力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只是走过了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走的路。

几十年从事教学科研无私奉献、善于钻研、满腹学问,却始终低调谦虚,这就是戴衡教授,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青年时代的诺言,诠释了一名石油科教工作者的崇高境界。

(代海燕 整理)

参考文献:

[1]厚才.细雨无声润万物.岁月流金——记石油科技专家(二),2011:80-88.

[2]郑远扬.忆戴衡先生二三事.

许炳堃先生年谱

许炳望先生年谱
蔡剑飞

许炳垫,字蜒甫,号缄甫,别字潜夫,谱名普培,法名圆
照。浙江省德清县人。
许氏祖籍句容县(今属江苏省〉。宋靖康二年(1127)知枢
密院事许份,随从宋高宗南迁,因直谏左迁安吉县令,即在安
吉县赤坞安家.传至明初,第七世许柔(宇叔刚)始迁居德清
县乌牛山南麓,为许氏德清始祖〈一世)。后裔分为六支,先生
为第六支第十五世@父许士英,字菊人,少年训蒙,中年行医。
母蔡坤生,勾垒到宿兜人。
先生任浙江省立工校校长13年,培育了大批工业技术人员
(工专毕业四届共89人,甲工毕业生近于人,乙工几百人),促
进了浙江工业的发展,并为巩固和提高工业教育,为以后发展
成浙江大学工学院奠定了基础。
工校的校训是“诚朴”,要求学生戒欺、戒妄、戒虚、戒浮、
戒骄、戒惰。毕业生工作踏实、主动,刻苦耐劳,不计较环境、
待遇,博得各方面的好评。工校所形成的这种艰苦朴素和理论
结合实践的校风,在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和浙大工学院后,得
以继承和发扬,成为浙江教育界的优良传统。
为求复兴绸业兼谋工校与传习所毕业生的实习和出路,先
生提倡并筹划了长时期的厂校合作。先后合股(小股)创办杭
州纬成和虎林丝织公司,在这影响下,浙江各地及上海、苏州
纷纷开设绸厂,不下数百家,大都由工校供应技术资料,输送
技术人员。例如上海美亚绸厂的技术主持人童辛伯,工校乙种
毕业;宝华绸厂主持人钱伯熙,传习所毕业。先生又发起创办
了武林铁工厂,生产提花机、力织机以及机械配件,在推动浙、
沪丝绸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在这些厂内,改进了不合理的工
厂管理制度,变工头制为管理员制。毕业生都锦生继承了工校
的集体创作,创建了都锦生丝织厂,为发展丝织工艺美术作出
了贡献。嘉兴和上海的四个绢纺厂为当时我国前所未有,都由
工校毕业生筹建.
当时,毕业生的工作要靠校长和教师推荐,先生借助厂校
合作关系及宾它社会渠道,为毕业生就业作了大量工作。优秀
毕业生留校工作者,数年后多有通过浙江官费或其它关系,推
荐出国深造,德清人留学日本的很多,其中不少即由先生介绍。
由于先生为发展教育、兴办实业成绩卓著,1917至1920年
曾先后获三、四、五等嘉禾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生虚心学习,努力追求进步,
直至88岁高龄在写给挚友施刚翼先生信中,仍坚定表示“不甘
虚度此生,仍在努力学习。”
1950年,以特邀代表出席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省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5年,特邀为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64年9月任政协
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关心家乡各方面建
设事业。

光绪四年戊寅(1878)1岁
12月23日(农历十一月三十日)生于德清县城内溪东街19号许家宅(今溪街柏树东弄东侧)。
光绪九年葵未(1883)6岁
始进私塾读书。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13岁
农历十二月初八,先生母亲逝世,享年54岁。
光绪十七年辛卵(1891)14岁
离开私塾,在家自修代数、几何等课程。
光绪十八年圭辰(1892)15岁
农历二月初八,先生父亲逝世,享年61岁。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17岁
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由两姊集资请蔡载锡(仙搓〉讲授。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18岁
开始做私塾先生,教诲蒙童.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22岁
考取德清县学附生(秀才)。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23岁
正月,赴杭州崇文书院学习,预备乡试。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24岁
和蔡焕文筹备务本学塾,设于许宅大厅。
光绪二十八年圭寅(1902)25岁
正月,务本学塾开课。杭州安定中学同于是年开办,经与
监督项兰生约,务本学塾以安定为升级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葵卵(1903)26岁
1月,由友人集资、赴日本留学,务本学塾改聘邑人黄开甲
(再园)接任,塾址迁西邻戴侯庙真身楼(今粮机厂后部)。
4月,入日本东京小石川区清华学校补习。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27岁
3月,清华学校结业,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织选科。
7月,补南洋官费空额。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29岁
在日本学习。3月26日,长子德约(守真)生。
暑假归里。九月初,陪同寨焕文、吴玉、蔡经贤赴日留学。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30岁
7月,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机织选科结业。
9月,入麻布区日清纺织株式会社纺纱工场实习。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31岁
1月,又到京都捻丝再整会社捻丝工场实习。6月15日,次
子德纪(碟真〉生。9月,从日本回国,应清廷留学生考试,考
取优等,给工科举人。是年,应邀为预备立宪公会会员。
宣统元年己百(1909)32岁
春,应清廷殿试,考取一等,以内阁中书任用,在北京候
补。夏,由浙江巡抚增植奏调回浙,办理教育和实业。出任浙
江省劝业公所(劝业道的办公机构)科长兼第一手艺传习所所
长,又兼浙江清理财政局议绅。
宣统二年’庚戌(1910)33岁
11月26日,巡抚增植专案奏准创办浙江省立中等工业学
堂,聘先生为监督(校长),负责筹建。校址设杭州蒲场巷(今
大学路〉场官弄报国寺已停办的铜元局内。
宣统三年辛亥(1911)34岁
3月27日,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开学,设机械、染织二科,修
业期限三年。附设艺徒班,亦三年毕业e为培养师资,又设浙
江省立中等工业教员养成所,二年毕业。11月4日中午,抚署
电话通知于午后召集官绅紧急会议,讨论宣布放立问题,先生
出席。5日,杭州光复。是月,先生出任浙江省盐政局秘书,因
政策方面意见不合而辞职,任职仅7天。
民国元年圭子(1912)35岁
1月,任浙江省民政部实业科科长。同月,浙江省设临时省
议会,每县推举1人组成。先生被推举为临时省议会议员。同
时,与朱光燕集资2万元,筹备纬成丝织厂,为学校毕业生安
排就业。3月15日,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复课,改名浙江公立中
等工业学校,先生仍任校妖,兼机织传习所所长。5月,机织传
习所开学。秋,当选浙江省第一届省议员。兼任四省(冀鲁江
浙〉公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址在天津)校董.
民国二年葵丑(1913)36岁
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改名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修业
期限改为四年制,另设一年制预科a艺徙班改称乙种工业学校。
租马被巷水香阁为分校。纬成丝织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任
董事.增资4万元。向来由人工挽花的木机机坊至此开始改革
为应用提花机的绸厂012月25日,工校举办展览会二天,参观
市民达2万人次。
民国三年甲寅(1914)37岁
2月10日,先生和浙江省议会议员18人联名致函浙江省
都督,要他宣布独立。袁世凯命令都督查办。7月,甲种工业学
校第一班毕业,汁染织科15人,机械科9人。是年,杭州虎林
丝织公司创办,任董事。杭州武林铁工厂创立。纬成公司增设
制丝部,有日式小箴座缆车100台。先生和族侄许德修等请德
清县知事拨县税公款,修固烙铁兜及泼治县河。
民国四年乙卵(1915)38岁
是年,先生考察浙西水利地貌,写出《浙西水利鱼议》小
册子,分送省议会议员。
民国五年丙辰(1916)39岁
8月,甲工第二班修业期满,留校补习一年,与第三班同时毕业。
民国六年丁巳(1917)40岁
由于先生办理实业教育卓有成绩,新任省长呈请总统授与
三等嘉禾勋章。
武林铁工厂仿造提花机成功。虎林公司开始收茧缭丝。
民国七年戊午(1918)41岁
工校增设应用化学科,设置制纸、制革、油脂工场.
民国八年己未(1919)42岁
工楼增设电机科和电机实验室,5月8日,全校学生参加杭
州中等以上学校“五四”运动集会。6月下旬,杭州成立学生联
合会,推举工校学生方兆铺为会长。校中组织校友会,团结校
内师生进行斗争。又组织报国工业会,由先生任会长,团结毕
业校友及传习生,支援学生运动。9月,工校学生沈乃熙(夏
衍)及毕业生汪霞泉等与省立一中、第一师范学生共27人。合
办一个以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为旨的半月刊《双十》,于10
月10日创刊。11月1日改名为《浙江新潮》。由于发表《非
孝》一文而被军阀政府查禁,编辑者被省警察厅列入黑名单。而
工校参与的学生仅受到校长许先生的一番温语有加的训诫,没
有被开除,也没有受处分。11月始发《报国工业会会刊》,由先
生署名发表《发刊词儿至民国十四年共出版6期。
民国九年庚申(1920)43岁
春,浙江省当局解散省立第一师范,工校学生联合杭州各
校学生起而反抗,进行英勇斗争。6月,新任省长聘任先生为省
长公署顾问兼省实业厅咨议,并呈请总统授与四等嘉禾勋章。
秋,工校升格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四年制,设电气机械
科、应用化学科。仍附设高级工科〈甲种工校)和初级工科
(乙种工校),先生续任校长。冬,先生当选为浙江省教育会会
长。
民国十年辛茵(1921)44岁
3月27日,工校为创校10周年纪念,举办大型展览会,展
品有学校各工场出品和与学校有关系的各厂产品,会期5天,参
观者日达万人,展品销售大半。是年,先生向省长建议办理土
地陈报,丈量全省田亩,以改进浙江田赋工作,并得德清县知
事的同意,在德清作试点推行。但因主事者吴某为吸鸦片被人
告发入狱,试点无结果。
民国十一年圭戌(1922)45岁
春,浙江省长公署派先生赴欧美考察教育和实业,并受浙
江丝绸业委托,考察丝绸业的发展方向。教育方面,考察高等
教育制度,物色工专教育人才。是年,工校学生为省议会削减
工校预算并强迫停办机织传习所,进行罢课斗争。
民国十二年葵亥(1923)46岁
4月,先生回国。工专改为本科四年,预科一年。对前三届
优秀毕业生也授予学士学位。附设的甲种、乙种工业学校改为
五年、三年制的职业学校。邀请校内外有关人士任校董,组成
校董会。8月,杭州安定中学成立校董会,推选先生和陈叔通、
朱谋先、蔡谅友等29人为校董。是年,先生与郑晓沧等教育界
人士拟议筹建大学,校址勘定万松岭敷文书院,未果。10月11
日,浙江省长公署令机织传习所结束.先后11年,毕业2000余
人。传习所招收杭、嘉、湖、绍四地失业旧职工,学习40天便
可上机操作。使用日本仿法国式提花机操作,速度快而成晶精
美,用丝少,劳动强度轻而工资多。后-阶段还招收布机织工,
学习期为2一7个月。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47岁
1月,大病后尽辞本兼备职。是年,在杭州市郊寺院休养,
取别号潜夫,以明退隐之志。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48岁
先生取法名圆照,信佛茹素。此后研究佛经,常与佛教界
人士往来。曾耗资向日本购置南传佛经一整套(国内仅此一部,
后由北京佛教协会收藏),并译出其日文序文,由浙大王国松教
授收藏,“文革”后转辗寄北京赵朴初,与原佛经收藏一起。
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49岁
6月1日,工校创校15周年纪念,举办第三次展览会。
民国十六年丁卵(1927)50岁
先生参加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筹备会。大学于8月1日成立,
改组工专为工学院,设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三科,仍
附设高、初级工科职业学校。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51岁
2月,任省民政厅秘书。工作是初核县政、自治、救济和土
地陈报稿件。3月,保释中共地下党员许文漠(即许斌,1929年
任中共德清县委书记)。4月2日,第三中山大学改名浙江大学.
7月1日,又改称国立浙江大学。是年,先生受聘为德清县教育
委员会聘任委员,建议德清县试行五里方教育计划,即每五平
方里为一教育区,设校一所,区内学龄儿童皆得入学.(时先生
住杭州蒲场巷66号〉。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52岁
9月,兼任浙江省自治专修学校教员,每周1小时,教一个
学期。
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53岁
2月,兼任省警官学校教员一个学期。夏,沈西苓被国民党
反动派逮捕.黑名单上是叶沉,他只承认自己是杭州人沈学诚,
经先生出面证实而保释。8月,先生辞去民政厅秘书职务。9月,
到南京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54岁
11月,先生为《德清县新志》作序。是年,先生参加国民
党。
民国二十一年圭申(1932)55岁
1月28日,先生辞去考试院专门委员职务。3月28日任教
育部秘书,分核高等教育司相参事室稿件。12月5日,先生转
任交通部简任秘书,代核例稿,初核要件稿。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59岁
1月30日,辞去交通部秘书职务012月,浙江省政府主席
聘先生为省政府顾问,代核蚕丝改良及私人来往稿件.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60岁
6月,辞省政府顾问职,去天目山及杭州寺院休养。其时未
转国民党区分部关系,此后国民党党员总登记也不参加,自动
脱离国民党。10月,又潜往绍兴寺院休养。12月先生由绍兴至
上海,暂寓亲戚家。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61岁
4月,由上海到香港,租住友人宅.
民国二十八年己卵(1939)62岁
2月,浙江省临时参议会议员名单经国民党国民政府明令
圈定。参议员有许炳望等40人,候补参议员房字园等20余人。
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63岁
1月,日本侵略军一度侵入香港罗湖车站,先生返上海,由
工校同学集资租屋居住。
民国三十四年乙百(1945)68岁
抗战胜利后,先生任教育部上海特派员公暑辅导委员会委
员,至次年机构结束解职.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69岁
任教育部上海区高等教育现审委员会顾问.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1947)70岁
受聘为上海市教育局顾问。11月26日,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
民国三十七年戊子(1948)71岁
3月2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先生未出席。8月,上
海暨南大学南洋研究所聘先生任教授,因病未到校,一年期满
解约。10月,辞去市教育局顾问职。
1949年己丑72岁
5月27日上海解放。
1950年庚寅73岁
先生以特邀代表出席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
由杭州市建设局聘任为园林管理委员会委员。7月,省人民政府
聘任为浙江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3年葵巳76岁
7月起,文史馆月发生活补助费60元。
1955年乙未78岁
2月,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
委员(次年1月起,月发生活费110元)。夏,参加政协上海市
委员会学习小组学习,编入上海文史馆支部。是年,参加上海
市佛教协会。
1956年丙申79岁
5月,参加上海市政协业余政治大学哲学组学习。7月参加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介绍人葛敬恩、武和轩。
1957年丁百80岁
2月12日,先生有反映德清县雷甸乡高级社问题的信一
件,由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转德清县人委处理。
1958年戊戌81岁
7月4日,先生有对武康、德清并县后关于农业合作社的设
置、县治迁至上柏、县名改为武源的建议倍,由省人委办公厅
转发德清县人委作参考。
1962年圭寅85岁
1月,先生写《浙江省立中等工业学堂创办经过及其影响》
一文,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7月,先生任政协上海
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政协委员同时停止。
1964年甲辰87岁
9月,任政协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965年乙巳88岁
7月1日,先生患前列腺肥大症医治无效,在上海寓所(襄阳南路388弄13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