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
刘操南

  1988年夏,我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任教,迭接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惠书,嘱为《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关于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部分”撰稿,诚意殷渥,感惭交并。由于我曾随着浙江大学西迁,留在遵义七年,是恢复中国文学系后第一届毕业生并留校任教,了解一些情况;转思如何报命?考虑之下,不如提供一些原始资料,给予串连说明,或可以供编纂地方志者历史地对待和研究的参考。是否有当?祈请海内外师长学兄正之。
  清代光绪年间,杭州有:敷文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东城讲舍和学海堂六个书院。中日甲午之役,清政府丧权辱国。有识之士,触目惊心,感觉要储国力,雪国耻,奋发图强,非变法不可!光绪二十三年(1897)浙江巡抚廖寿丰向清政府奏请于六书院外设立求是中西书院,杭州府知府林启(迪臣)受任为总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劳乃宣为总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称浙江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称浙江高等学堂,吴震春为监督。
  中经衍变。民国16年(1927)北伐军过浙江,国民政府成立,设大学区制,将杭州高等院校合并,改称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设工、农两学院,蒋梦麟为校长。民国17年(1928)改称国立浙江大学,增设文理学院,邵斐子为院长。本科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先设英文组)、哲学、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史学与政治、体育、军事十一学门,另设医药预备科。中国语文学门是时成立,刘大白为主任,鐘敬文为助教。民国18年(1929)9月,文理学院将中文、外文、史学与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六主科学门改称学系,增设生物、心理、经济、教育四学系。中国语文学门改称中国语文学系。次年,中国语文学系还称学门。
  民国26年(1937),芦沟桥事变,日寇为虐,大举侵华,浙江大学西迁,辗转流徙,弦歌不辍,由杭州至建德,至吉安,至泰和,至宜山,最后到达贵州遵义与湄潭焉。途经六省,计程二千六百余公里。在遵义、湄潭办学历时达七年之久。浙江大学原由中国语文学门添设为系,酝酿于西迁泰和上田村。民国7年(1938),浙江大学循水陆两路迁至广西宜山,奉教育部令添设中国文学系,农学院设农业化学系。8月,增设师范学院,设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六学系。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正式招生入学。10月于广西宜山文庙,两系师生成立中国文学会,以宏扬国故、探讨新知为宗旨。是时校长为藕舫 竺可桢教授,文理学院院长为胡刚复教授,师范学院院长为季梁王琎教授,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国文系主任为洽周郭斌和教授
  中国文学系与国文系成立之际,系主任郭斌和教授将“课程草案”印发宣读,并作讲解。时余略作笔记。兹录于次,以供参考。
  
  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
  大学课程,各校不同;而中国文学系尤无准的。或尚考核,或崇词章,或以文字、声韵为宗,或以目录、校勘为重。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一偏之弊,殆弗能免。昔姚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必以义理为主,然后考据有所附,词章有所归。世以为通论。而学问之要,尤在致用。本学术发为事功,先润身而后及物。所得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旷观史册,凡足为中国文化之典型人物者,莫不修养深厚,华实兼茂;而非畸形之成就。故中国文学系课程,不可偏重一端,必求多方面之发展。使承学之士,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考核之功,足以助其研讨;词章之美,可以发其情思;又须旁通西文,研治欧西之哲学、文艺,为他山攻错之助。庶几识见闳通,志节高卓。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法前修之善,而自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治考据能有通识;美文采不病浮华。治事教人,明体达用。为能改善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材,是则最高之祈向已。爰本斯旨,草拟本系课程如次。
  郭主任宣读《草案》时,复加阐发:“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实乃为学之于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相互结合。居今日而论学,须本姚氏之言而申之,不可滞于迹象。故所谓义理者,非徒宋儒之言心性也;所谓考据者,非仅清人之名物训诂也;所谓词章者,亦非但谓某宗某派之诗文也。凡为学之功,必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此即考据之功也。考证有得,须卓识以贯之。因小见大,观其会通,此即义理之用也。而发之于外,又必清畅达意,委析入情,此即词章之美也。考据赖乎学,义理存乎识,而词章本乎才。孔子之修《春秋》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事则考据也,其文则词章也,其义则义理也。非三者相辅,不足以成学。明乎此意,庶可免拘率之见,偏曲之争矣。”《草案》开宗明义,意在宣扬中国文化之优良传统,办中文系不仅在传授知识,而在获得中国文化之修养,识见闳通,文字典雅,治事教人,明体达用。移风易俗,以期改善社会国家。给莘莘学子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复述课程于次。
  第一学年 凡画⊙者,为必修科
  ⊙国文兼习作
  选授历代名篇,讲明中国文章之体裁及流变,赓续高中国文未竟之功,增进学生发表之能力。
  ⊙语言文字学概要
  讲明中国语言文字之形义、声韵、文法,使学生得语言文字学之基本知识。
  ⊙论语孟子
  论语孟子为儒家要籍。二千年来,浸渍深厚,本课讲明两书精义要旨,使学生深解熟读,期能涵养德行,开启神智。
  外国文学、中国通史、教学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为本学年必修科。
  第二学年
  ⊙国文习作
  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注意修辞之训练。
  ⊙诗经
  ⊙唐宋文
  ⊙唐宋诗
  尚书
  音韵学
  就第一学年语言文字学之基础,而益求深研,充分利用西方语言学之知识,以治中国声韵,考古审音,祈其精密。
  小说研究
  英文名著选读、西洋通史、哲学概论皆为本学年必修科。
  第三学年
  ⊙史汉研究
  ⊙宋明理学
  义理之学,至宋明而精。本课选授两代名家学案,尤致意于其由学术,发为事功,以期养成学生体用兼备之用。
  ⊙楚辞汉赋
  ⊙六朝文
  仪礼礼记
  古文字学
  就第一学年语言文字学之基础,进而研治金文甲骨,以撢文字之原。
  训诂学
  翻译
  与外文系合开。
  讲明翻译之原理与方法,教学生练习译西文为中文,求其能忠实畅达,文字优美,而蔚为译界之人才。
  第二外国语
  本学年学生必须选修外文系文学批评。
  第四学年
  ⊙诸子研究
  指导学生研读诸子之方法,于老庄墨荀韩非诸子中选一种或两种。
  ⊙中国文学史
  ⊙词选
  周易
  春秋三传
  专集研究
  曲选
  校勘学
  目录学
  中国哲学史
  中国政制史
  与史地系合开。
  本学年学生必须在外文系选修一科,或诗,或戏曲,或小说。
  
  治学之道,贵由博返约。先务广览,后求专精。本草案于经史子诸要籍,皆列入必修,或选修之科。但祈精读,不务矜奇。至第四学年,始授目录校勘之学。其途迳示以方法,深造自得,学成专家,则期诸英卓之士。
  本草案于《诗》、《书》、《礼》、《易》、《春秋》诸经,皆开专科。惟以时间所限,不能均列必修。《诗经》于文学关系尤为密切,故定为必修,其余则在选修之列。至于先后之次,则依孔门教学之法,先易后难,首《诗》、《书》,次《礼》,而《易》、《春秋》殿焉。
  主任于此复作说明:“六艺本王官旧典,孔子复董理之,各发新义,以授弟子,实为中国文化之渊源,近人考古,虽多所献疑,然自汉以后,二千余年政治教化,学术文章,受其影响至深。故欲治中国学术,不得不首致力于此。《草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阐发中国学术文化之优良传统,实有至理存焉。主任复云:近世弟子,喜谈流别。不读先秦诸子,宋明儒书,而言中国哲学史;不读《毛诗》、《楚辞》,名家专集,而言中国文学史。强记姓名,侈论宗派。听其言,似博通古今;叩其实,乃羌无所得。充其量,不过如章实斋之所谓横通,于学之事无与焉。本草案定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等科于第四年级,于学生研读群书之后,加以综合融贯之功。庶几轻重无违,本末得所。
  昔章实斋谓九流之学,出而用世,必兼纵横,以见文采之不可以已也。今成轻视之事,无复揣摩之功。论学则征引万言,芜杂烦冗;应世则短函小札,达意未能:令人复兴苏氏黄茅白苇之叹。本草案特重国文习作,使学生成能为清通修洁之文,足供应用。
  文字之学,古人幼而习之,故称小学。汉晋文士,多精于此;而未尝自炫。宋元以降,字学荒芜。清人董理绝业,致力颇深;然亦不过以为读经之助。至于声韵之学,昔人尤为矜奇。今世以欧西科学方法,考定古音,简易明确,并无秘奥。本草案定语言文字学于第一学年,所以植其基础。第二、第三学年始开音韵学、古文字学、训诂学等科,所以导其深研。方今世变之烈,振古未有。吾国文章学术,皆在蜕故变新之中。惟将循何种之方式途径,则不得不借资欧西。采人之长,以益吾之短。本草案兼重西文。凡英文名著、文学批评、翻译、西洋诗、小说、戏曲、第二外国语等,皆在必修或选修之例。使学者收比较之功,得攻错之益。高明之士,可以自寻创造之途。
  《草案》慎思明辨,高瞻远瞩。发表已将半个世纪,不少话还是切中时弊的。
  民国28年(1939)8月,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与理学院,另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及史地教育研究室。文学院成立后,中国文学系隶属于文学院,文学院院长为梅光迪教授,理学院院长为胡刚复教授。郭斌和教授为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兼外国文学系与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
  民国29年(1940年)2月,浙江大学自广西宜山迁于贵州遵义,囿于当时条件,校舍则分布于遵义、湄潭及湄潭之永兴,贵阳之青岩数处。文学院与工学院在遵义上课;农学院在湄潭上课,师范学院添设附属中学,亦在湄潭上课。一年级初设于青岩,9月份起转设于永兴。这时中国文学系和国文系计教师9人。在宜山时,尚有刘弘度永济教授,陈大慈讲师,刘已离校他就,陈在宜山谢世。马一浮大师则在全校讲学一年(1938.4一1939.4),后去乐山创复性书院。余如:夏定域、詹瑛、萧璋、戴名扬、张仲浦、李菊田诸先生嗣后陆续诣校系。今将其姓名、字、性别、年龄、籍贯、学历、经历、所授课程及所任职务、到校年月,逐项缕述如次:
  
  郭斌和 洽周 男 40 江阴 香港大学文学士、美国哈佛大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曾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教授,教授兼系主任,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外国文学批评,1937年8月到校。
  祝文白 廉先 男 55 衢县 浙江高等学堂文科毕业。曾任民国大学教授二年、燕京大学及国立北平大学讲师9年。教授,讲授论语、孟子、一年级国文,1936年8月到校。
  缪 钺 彦威 男 37 溧阳 曾任河南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广州学海书院编纂,副教授,讲授诗经、唐宋诗、高级国文,1938年10月到校。
  王焕镳 驾吾 男 40 南通 国立东南大学毕业。曾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辑部主任,副教授,讲授经学通论、唐宋文、高级国文,1936年8月到校。
  郦承铨 衡叔 男 37 南京 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暨南大学讲师,国立厦门大学、私立金陵大学教授、副教授;讲授杜诗、高级国文,1939年10月到校。
  薛声震 效宽 男 37 高邮 曾任河北省立第六中学、安徽省立颖州中学、河南省立信阳师范等校国文教员,河南大学讲师,讲授文字学纲要、一年级国文,1939年8月到校。
  张清常 男 26 安顺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系毕业,曾任交通部北平广播电台音乐史地讲师,讲授一年级国文,1938年11月到校。
  许绍光 明两 男 31 宜兴 中央大学文学士,曾任浙江省立湘湖师范国文教员三年,助教兼文学院文牍,讲授补习班国文。
  张志岳 男 29 馀干 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曾任云南省立昆华女子中学高中部国文专任教员,助教,讲授先修班国文,1939年8月到校。
  
  民国30年(1941)4月,《浙大学生》复刊,征文于余,为作《中国文学系概况》及《<浙大学生>复刊第一期复刊辞》。兹录于次,以见当时中国文学系的办学精神与概况及学校学风的一斑。
  
  中国文学系概况
  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创于民国27年8月,迄今差近三载,为时尚短,效绩未彰。系中情况,请略言之。
  今日大学中,研治中国学术,有三问题,最为切要。一曰专与通,二曰新与旧,三曰中与西,此皆似相反而实相成。吾校中国文学系师生讲授研究之宗旨,即在于此相反相成之中,求一适当之标准。兹分述于下:
  一、专与通 今人论学,或主专家,或重通识。主专家者,鄙通识为肤浅空疏;重通识者,讥专家为支离破碎。吾人以为承学之士,先须博读基本要籍,然后择一两门性之所近者,用严密之方法,作精深之研究,仍须时有超卓之识,观其会通。故所谓专家与通识,不过畸轻畸重之名,非水火相反之事。盖真正之专家,无不修养深厚,兼具通识,亦必有一两种专精之学问,非泛览肤受,如章实斋所谓“横通”者。——此吾人对于专与通一问题之态度也。
  二、新与旧 今人论学衡文,每有新与旧之争。吾人以为学术文章,应论“真伪”、“美恶”、“是非”,而不应仅论“新旧”。昔人谓佳文如日月,光景常新。日月乃天地问最旧之物,所以常新者,以其有灿烂之光辉也。反之,矢溺粪土,固无人因其新而宝之。“久则穷,穷则变”之原理,吾人承认之。惟变之中,仍有不变者存,故新之可贵,非仅以其新也,以其久则穷,穷则变,变则仍不失为“真”为“美”为“是”也。此吾人对于新与旧一问题之态度也。
  三、中与西 学术本无国界。“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印度佛学及梵文之输入,能使吾国哲学思想、音韵学、文学、艺术,皆受影响,则已试之效也。方今瀛海如户庭,故虽治中国学术,亦非仅能读中国书为已足。以文学言,小说、戏剧,吾国不甚发达。故欲创作者,必熟读西洋名著,以资模效。即作诗与散文,如精熟西洋文学,亦可于不知不觉中,创新意境、新风格。以文学批评言,应用西洋文学批评原理,读吾国古人诗文,可有许多新看法、新解释。以研究考证言,西人考证方法之精密,可供吾人仿效,西人治汉学之成绩,可供吾人参考。(譬如音韵学,清代三百年中,成绩虽甚卓著;而近来欧西学者,凭借其科学之知识及方法,考中国古音,遂觉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此学者所公认者也)居今日而治中国学术,苟未能读西洋书,恐终难有卓异之成就。——此吾人对于中与西一问题之态度也。
  吾校中国文学系讲授研究,对于专与通,新与旧,中与西三问题,既本上述之态度,而对于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亦求平衡之发展。故所希望造就之人才,可以为一种精深学术之专家,而必修养深厚,识见宏通者;可以为工诗能文之作者,而必思想清新,学问切实者;可以为小说戏剧之作家,而必于中国文学及西洋文学,有精深之造诣者;可以为整理国故之学者,而必能读西书,运用西方人之方法及见解者。又吾国古人论学,每重致用。所谓“致用”者,非浅近之功利观念,乃由学术发为事功之谓。时势虽异,原理不磨。方今吾国,正为保卫中国民族、中国文化而抗战。异日国运中兴,能负荷建设大业者,必为有中国文化修养之人才,可以断言。中国文学系学生,既有中国文化修养为基础,苟因天才兴趣之所近,能于事功,有所树立,亦极自然之事,吾人平日治中国学术,固不敢侈谈事功,高自标置,以蹈迂阔之讥;然苟能自然产生此种人才,亦所深祈向者已。
  系中课程,遵照教育部所颁布者,而斟酌实际情况,略有更易。大抵一、二年级,皆公共必修科目,及本系基本课程。三、四年级,则为较高深及专门者。一、二年级必修科甚多,三、四年级则必修科较少,而重课外研读。有数种功课,讲授时均以西洋文学作品,或西洋文学理论相印证,并指定读西洋文学书,以供参考。三、四年级选课指导时,劝学生选修外国语文学系课程。国内大学中国文学系,有自三年级以上,分文学及语文文学两组者。本校中国文学系不分组,而二、三、四年级,均有语言文字学之课程。系中诸先生课室教授及课外指导,皆本上节所述之宗旨及态度。本系创立以来,甫及三载,不敢云有何成绩;而诸师殷勤善诱,同学朴静用功,已养成良好之风气,异日或能发光辉于笃实也。本校师范学院国文系,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同时成立。国文系课程,除教育科目外,均大致与中国文学系相同,恕不赘述。
  (1941年4月)

  《浙大学生》复刊第一期复刊辞
  方今世变之烈,振古未有,一切皆在蜕故更新之中,大学学生,应于至理要道,有真知灼见,养成独立之精神,远大之怀抱。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平理若衡,照物如镜。庶几从违取舍,成得其宜,笃实光辉,树立风气。吾校以“求是”为校训,同学平时研讨,皆本斯旨。间有心得,发为撰述,以为观摩激励之资,则本刊是已。
  至若我校同学团体动态,生活素描,作简单之报告,可以见抗战期中,青年学子之所以自处;而关怀国事,哀念民生,一切救亡图存之工作,亦并著于篇。本刊在杭州时,曾付印七期,后以学校迁徙流离,中稍停辍。今于复刊之始,聊书数语,以弁卷首云。
  (1941年4月)
  
  余在贵州遵义和湄潭永兴浙江大学读书和任教的7年中,自己的经历和与窗友、师长的交往感受中,生活都是十分清苦的。男同学穿的一般是一领染成蓝色的福生庄出售的织得很粗的土布缝的破旧长衫,女同学穿的是经受多年洗涤而褪了色的白花花的蓝色阴丹士林布旧旗袍。就吃的说:我读大学三年级时,在何家巷饭厅里八人一桌吃饭,饭厅里差不多已说不上供给饭菜了。桌子中央放着一只钵头,汤里沉着一些黄豆芽,就是菜了。自己用纸包着一些盐,用油炒炒,称为油盐。小心打开来醮着舐舐,有些味道,就是过饭了。要想吃肉,饭厅旁是有工友家属放着几盆红烧肉卖的。一般是看了又看,熬不过,才掏出钱来,买块细细嚼嚼,那算是难得的“牙祭”了。那时经过肉铺,看到生肉,还正想咬它一口呢?
  可是读书大家都是很用功的。在柏油灯下,焚膏继晷。熟读深思,都是踏实下苦功的。书是整部、整部从头到尾圈点的。竺可桢校长以及其他师长对於治学,主张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这种主张落实在学生的选课上。文科的要选理科课,理科的要选文科课,至少各要满12学分才能毕业。这种主张,是深入学人之心,蔚然成风的。例如:理工科的同学经常选读唐宋诗和唐宋词,并且进行创作。就我来说,读文学院的也曾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实验等课。那时院与院间,系与系间,不像一些大学中文、理壁垒森严,畛域分明。当时转院转系容易批准。学术上的切磋琢磨、交流更为频繁。我曾被任雨吉学长邀请入天文学习会,在湄潭夜间用望远镜观测星象,参加过学术括动与撰稿;和谢觉民学长一同读朱庭祜师的地学通论;和茅于美、李精治、裘克安学长一同读郭斌和师的中西文学批评,和王树椒、马国均、邵全声学长一同读缪彦威师的唐宋词,和徐规学长等一同读萧璋师的训诂学。不是那一系的师生就在那一系中团团转的。切磋琢磨,风雨一堂,由博返约,感情十分融洽。嘤呜相求,是蔚然成风的。在竺校长及诸师长的薰陶下,浙大人才辈出;当时生活虽苦,却是培养出不少人才的。这些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自有多端,但学风踏实,重视基本功却为重要的一端。文学院全院同学,必修大一和大二国文、大一和大二英文。除中文系外,还必修第二外国语。大一国文学期开始,举行甄别考试,分班上课。所授课文,要求都能背诵,英文亦然。课外提倡圈点古籍。两周作文一次,当堂缴卷。中文系尚有各体文习作。唐宋诗词的教学与习作结合,不擅于斯者,难得高分。作业老师逐句修改,并作总评。兹录残存资料《故乡赋》一篇,缀于本书“诗文拾零”中,以见当时习作情况。那时学习古典文学崇尚朗读。有同学曾写一则听课记云:
  每当上课之初,老师总先将所讲的文章高声朗诵一遍,有时领着同学朗诵。文中慷慨、抑郁之情,从朗诵中表现出来,听了自然会意。《归去来兮》是抒发陶渊明的悠然之趣的。文章亲切动人,而“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 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更显示出他的闲情逸趣。读了之后,好似身历其境,感到隽永无穷。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写他的忧国抑郁之情。听了朗诵,感觉苦痛万分。看一两遍,是难于达到这效果的。我自读时,则更觉痛苦,感情交流,文章的深意、美辞,更进一步理解。朗读的功效,是不可忽视的。
  当时的教学情况,要说的话是多的。限于篇幅,缀录当年试题三则,以见教学要求的一斑。

  一年级国文月考试题
  (一)答问
  1.黄宗羲谓阳明之学凡前三变后三变试述其要
  2.述刘子骏移让太常博士书之旨趣
  (二)解释
  1.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
  2.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
  3.世界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
  4.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
  (三)默文
  自呜呼士穷乃见节义至道不行于时也

  先修国文学期考试试题
  (一)答问
  陶渊明诗之特征何在?
  (二)默写
  曹操己亥令自“而遭值董卓之难”至“枭其二子”。
  (三)翻译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四)作文
  述志

  先修国文试题
  (一)诸生读先修国文一载,对于讲解,对于选材,有何创获,有何批评,愿抒雅量,采纳高见。
  (二)诸生对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皆略知畦迳;试就所知,加以沉思,就文艺观点,略予说明异同。
  (三)词之为体,其文小,其径狭,造境凄迷,托情绵邈。言内而意外,辞近而旨远,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能举一例,以说明此种性质否?
  (四)词遣峏于五代,滋盛于两宋,中衰于元明,而复兴于清代。能就文学史观点,说明其递嬗之迹,及衍变之由欤?
  (五)就文学史观,中国文学新体裁之产生,有二原因:一来自异域,一来自民间。来自民间者,自民间形成新体流行之后,文人采用之。增加其内容,提高其境界,而后此体始尊。迨后无聊文人用之,渐忘其内容与生命,雕绘蔓砌,此体遂由浮肿而僵化,于是新体代之而兴。试举一例说明之。
  (六)试解释下列诸名词:花间集、八家绳墨、桐城义法、西昆体、江西诗派、八不主义、变文、散曲。
  (七)试各就所知所见,评述当代文艺。
  (八)中国文学之新途径如何?试各就所见,分别说明之(散文、小说、诗歌、戏剧)。

(本文作者: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政协浙江省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文史馆名誉馆员,浙大1942年毕业生)

峥嵘岁月 流风遗泽——抗战时期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在遵义艰苦办学记实

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
  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
  
  一、引言
  
  自1940年2月至1946年6月,浙江大学在贵州省遵义地区办学七个年头.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艰难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保全和培值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教授、科学家和科技人才,它不仅是浙江大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特殊篇章。同时,由于遵义人民的支持,才使数以千百计的全国著名的教授、科学家和有为青年学子长期聚集遵义地区,出现了遵义地方文化科技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殊景象,对遵义的教育文化和工农业生产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遵义地方史志上值得珍重的篇章。
  半个世纪过去了,每一个曾经在遵义生活过的人,都对这一段峥嵘的岁月有着深切的怀恋。对这一段丰富的历史进行概括和记载,不易做到,现仅作初浅的综述,藉以纪念浙江大学迁遵办学50周年和竺可桢诞辰100周年。
  
  二、浙江大学迁遵办学的时势条件
  
  1. 浙江大学校史简述
  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 年,是我国四所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① 书院几易其名,于1927年5月,定名为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7月,改称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 年,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1937 年抗战爆发,浙江大学被迫西迁。1938 年在广西宜山,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大校训。1936年至1949年,是浙江大学的重要发展时期,浙江大学从一所普通大学崛起为全国著名的几所大学之一。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成为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其他各系发展成现在的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大学是原教育部部属的重点高校之一.1978 年5 月曾归属中国科学院和浙江省双重领导,以中国科学院为主0 1980 年11 月,浙江大学仍改为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现为国家教育委员会直属重点大学. 1989 年1 月,国家教委首批批准浙大为综合改革的试点大学之一.浙江大学的奋斗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要建成一所具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色的,以工为主,理工结合,兼有文、管的综合性理工科大学.其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稳定地全面地居于国内同类大学前列,并在国际上奋影响的著名高等学府.90余年来,浙江大学经历了创建——演变——崛起——新的崛起这样一个过程。浙江大学在遵义的七年,正是从一所普通大学崛起为全国著名大学的一个兴盛时期。
  
  2. 一支“文军”的长征
  本世纪30年代,当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以无比的英雄气慨进行了震憾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具有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又有一支由竺可桢带领的由大学教授、大学生及教职工组成的知识分子队伍,进行了又一次艰苦卓绝的长征。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好与中央红军的上半段行军路线基本一致,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时代的必然。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自江西、福建出发西进,沿途经湘、粤、桂三省,于1935年1月攻占遵义, 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全国红军胜利会师,长征宣告结束。两年之后,即1938年9月,竺可桢和浙江大学的教授们、学生们,恰好也是从江西井冈山附近地区出发,经湘、粤、桂三省,于1940年1月,到达革命圣地遵义。期间,在广西北部宜山暂留了一年.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敌人侵,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在疾病的折磨中,在极度的贫穷中,为中华民族保存和培育了一支科学家和文化工作者的力量,尤其是在苦难中培植起来的“求是”学风,影响更为深远。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袭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8 月13 日,日本调集海陆空军进攻上海。8月14日,驻扎台湾的日本木更津航空大队首炸杭州。京护杭沿线敌机肆虐,战争空气弥漫东南各省。许多大中小学疏散、停办或向内地搬迁。浙大竟在日机轰炸叶’坚持了三个月的学业。直至11 月,日军在距杭州只有100 余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浙大才决定搬迁。这与其他学校相比,就增加搬迁中的许多实际困难。当时,竺可桢校长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浙大决不搬迁到如武汉、重庆或长沙等大城市,以免形成内迁大学过于集中于这些城市,而要搬迁到那些从来接触大学生活的城镇,以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浙江大学随着城事的发展,逐步地分做四次向大西南搬迂。堂可顿的这一决策,使浙大在山区或农村战事相对稳定的地方,找到大环境紧迫而小环境安定的治学环境,这就有利于保存知识分子的力量,培养众多的学生,并使浙江大学这支文军的长征,途径2600多公里,在大江以南的浙西、赣中、桂北、黔北农村和山区,播种了现代科学文化的种子。同时,浙江大学的学生来源也从原来以太湖地区即苏、浙、闽为主,逐步发展为浙、闽、赣、湘、穗、桂、黔诸省,以至招收全国各地的流亡学生,成为全国性的大学.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播种机,在大西南半壁江山播种了新文化的种子;文军长征是宣传队,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宣扬了中华民族持久抗战的精神。
  一迁浙西天目山、建德
  为了避开杭州受敌机的空亵,浙大把1937度的一年级新生安置在远离城市的浙西天目山的深山丛林中.师生们朝夕相聚,切碰If醋,并且在全国首先推行导师制。天目山一年级分校办了三个月,至1937年11月底,一年级师生步行到建德,与校本部师生汇集.浙江大学选定的第一个迁徙点是浙西富春江上游的建德县城.千余名师生眷属借用当地的林场、天主堂、孔庙及民宅为教室和师生宿舍.浙大在建德两个月,属然生活和学业都处于非常艰苦的状况,授课却未尝稍辍,大致结束了一学期的课程。其阔,浙大情报委员会出版了《浙大日报》,以期了解抗战的消息.少数热血青年,离开课堂,走向抗战前线.12月24日,杭州陷落,敌军继续南下,建德域内警报日多,浙大喘息稍苏,即被迫再次迂徒,向江西吉安迸发。
  二迁赣中吉安、泰和
  吉安是赣中交通和文化中心,这里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和文夭祥的故乡,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第一支红军队伍?就建立在吉安地区的井冈山。
  浙大从建德到吉安,行程752 公里,历时25 天,平均每日只移动30公里。由于战时紧张,铁路客货车已停运,师生只得在风雨肌饿中结集着,指望攀登难民车或兵车西行,大多数学生则沿铁路步行,一路上极尽颠沛流离,幸人员、物资都无损失,平安到达目的地。
  浙大到达吉安后,借用白鸳洲的中学,在此安排期终复习和考试。课余之暇,师生们登上古迹名胜风雨楼,眺望烟波浩渺的赣江,缅怀爱国先贤文天祥的浩然正气,胸襟大为开阔。
  白鹭洲虽是个理想的读书胜地,无奈不能久留。浙大师生仅在吉安度过一个寒假的时间,继续南迁到泰和县城郊上田村。
  上田村是典型的中国乡村。在此穷乡僻壤中,毫无战事景象。浙大借用大原书院为校总部,以华阳书院为农学院试验场和农场,以乡里富豪的藏书楼为图书馆,宗祠作大礼堂,数百学生的教室、宿舍、教职工的住宅分散在乡村古老的建筑中。
  浙大师生于1938 年3 月中到达后,稍事安顿,便努力课业,各院系的实验和课业因要补足以前所缺的数目,都比从前增多,工作时间,无论师生工友,一律自觉延长。大环境如此纷乱急迫,小环境却如此安祥不紊。曾有人察访浙大,称赞浙大师生安心上课,学风最好。
  浙大还为当地民众做了三件好事:修建防洪大坝以防水患,当地父老称赞为“浙大堤”;创设澄江小学,使播迁流离的教职工子弟和乡村儿童得到优良教育;开辟抄村垦殖场,组织流亡农民移垦荒田。浙大还派专人协助搬运文澜阁四库全书,使古代文化瑰宝,得到妥善保存。
  1938年后,日军侵占九江,战事剧烈,浙大又被迫作第三次迁徙。
  三迁桂北宜山
  按国民政府教育部旨意,浙大“遇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但经笠可椒校长实地勘察,交通运输需费时半年以上,决定先迂广西宜山,再看情势决定行止。正当竺校长仆仆湘桂道上勘寇校址肘,闻电驰归,其次子和夫人相继因病逝世。竺校长克和j 悲哀,仍每日到校治事不辍。迂校委员会决议图书仪器循赣粤水道入桂,师生则拍湘赣公路、湘桂铁路西行。其中20 多名学生组织“呐喊步行团”,沿途考察民惰,宣传抗日。步行千里,历时4号、余日,到达宜山。
  受学校派遣负责押运图书仪器的教授、学生,时而帮船夫拉纤,时而为船夫推船,遭空袭,遇触礁,经过无数劫难,才将全部图书仪器运到宜山。1938 年10 月底,全部教职员、学生到达广西宜山.草草寇居,即开学上课.宜山是校北重镇,民风朴厚。浙大以当地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以文店、会馆为礼堂、教室,在东门外标营搭盖草屋为临时教室和学生宿舍.在宜山,浙大师生首先遇到的是症疾的威胁,三分之一学生息过此病,去世的学生、教职工家属为数不少。第二个威胁是日机的轰炸。1939 年2 月5 日,日机18 架以浙大为目标,投弹118 枚,使100 多位学生除随身衣服外,一无所有。师生们的吃、穿、住、行都极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师生们仍勤奋教学,各年级的课时安排都按原定计划完成,各项实验也不放松。史地、化学、教育、园艺等系师生还根据实际进行考察研究,写成研究报告。师生们多次举行义卖义演,宣传抗日。学生还组织战地服务团,参加救护、歌咏等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4月,浙大在浙江龙泉设立分校,使东南各省的中学毕业生有入学机会,学生于-一年级学习结束后仍需到校总部升入二年级,这样,浙大的服务范围已是西南和东南同时并进了。
  1939年底,广西南宁失陷,桂南形势紧张,宜山夭夭在警报声中,浙大又被迫作第四次大迂徒。
  
  3.黔北遵义为理想的落脚地点
  遵义地区位于贵州北部,解放前后,遵义县城均为行署所在地。遵义地区原辖12 个县,即遵义、绥阳、桐梓、正安、仁怀、赤水、习水、湄潭、凤冈、德江、务川和后坪;解放后改辖13个县、市。遵义市(原遵义县城)已于1982年经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遵义地处黔北交通要道,北通重庆,有类山屏障;南接贵阳市,有乌江天险。名山胜水,雄踞要冲,总面积3 万余平方公里。解放前人口240 万(现有人口570 万),区内雨量丰沛,冬暖夏凉,有黔北粮仓之称,是黔北物资的集散地。遵义又是贵州的文化区.汉代已有尹珍、合人及盛览等三贤,曾师事许慎和司马相如,归来教学乡里,开启本区文教。唐代以后,州县均有书院。明清以来,人才辈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被尊为西南三大儒,海内宗仰。各县学校众多,旧称文物之邦。根据解放以来考古发现,远古人类“桐梓人”在距今15-20 万年前,已在遵义地区生息繁衍。1935 年1 月,中国工农红军挺征到达这里,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遵义成为革命圣地、历史名城。
  鉴于当时桂北形势紧张,竺可桢校长曾派教授多人四出考察,并综合了多方面的意见,方决定以贵州青岩和遵义、i眉潭为浙大新的落脚点。实践证明,这一抉择是明智的正确的,浙大得以在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赢得了七年的时间.桂黔之间,山峦重叠,运输极为困难.时值1939 年隆冬,到处雪揭去冰凌.浙大师生们一路顶风冒雨,协助学校搬运图书仪器。在艰难的旅途中,有时连打地铺的地方也没有。笠可桢校长遇到这种难堪的境遇,连忙将自己的床铺让给学生,自己悄悄地挤进汽车里过夜。正是校长与学生之间这种亲密团结,才使学校顺利地内迁到黔北。在搬迁中,大部份仪器都未受损坏、损失.从1937 年9 月至1940 年2 月,浙大师生踏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胜利结束了“文军”的长征, 一位德籍教员曾在《前进中之浙江大学》一文中写道:“此行使本校离开一个有名商埠,而回到中国怀抱中”,“回到中国自己的昔日文化中,以求自中国历史和文化里面,获得复兴的必要力量。’他还写道:“长征使他们比较成熟了。他们于经行之中,得见乡郊之美,得知乡民困难和问题所自,他们得观感于战事经历中之惨痛,他们旦曾置身于艰危之中。由之,遂增长同舟共济的精神,以至巍昔原有的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亦与前异。共同的灾难的经历,使大学变成一个大的家庭.校中经费艰窘,教职员薪傣大打折扣,然皆视为抗战必有的结果.乐于接受,曾无怨忍.”浙大经过两年半时间的搬迁,没有在战乱之中解体、削弱,而是象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展.浙大师生经受了磨炼.虽然在物质上遭到各种各样的磨难,但在精神上的收获,却是难以估量的.胜利之种子,已植根于艰苦卓绝的奋斗之中。
  
  三、浙江大学在遵义办学七年
  
  从40 年代初到抗战胜利结束,浙大师生在遵义度过七年峥嵘岁月。知名教授群集,学子得以良好培育,学校在艰难中得以发展。遵义这块土地,对浙大师生有养育之恩,有休戚与共之情,求是学子世世代代不能忘怀。
  浙大到达遵义之后,首先是解决校舍问题。初到时校部集中在遵义县城;5 月,湄潭分部校舍大致定当;12月,永兴分部也可接纳学生;至1941年初,浙大校址基本稳定。教学科研活动顺利开展。
  1. 校舍分布
  1940年1月,浙江大学初抵遵义时校舍布局是:遵义新城何家巷大院为教务处,训导处, 工学院办公室、教室和男生宿舍;老城子弹库为校长室,总务处,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办公室,教室和实验室;杨柳街民房为女教职员和女生宿舍;柿花园、石家堡等处为单身教师和教授宿舍;遵义师泡为一部分男生宿舍和学生食堂;新城江公祠为图书馆;一年级学生在贵州青岩镇真武宫、赵公宗祠、彭宅等处。
  由于遵义城内房屋不敷应用,浙大又选定距遵义以东75 公里的泪潭县城作为学校分部,经过修聋和扩建,成为农学院、理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组教学活动的地方。大体分布是:文庙为分部办公室、图书室、部分教室和员工宿舍;北门外右侧大片土地,新建大礼堂(也是饭厅)和仁斋、义18斋、礼斋、智斋四栋男生宿舍, 一所子弟小学,还有大操场和游泳池;西门外过大桥,分左右两侧安排教学用房;向左到牛郎背,辟建浙大农场,占地200 余亩,分布着农艺、园艺等系的试验场地;贺家祠堂:农艺、园艺和蚕桑系的办公室;楼;禹王宫:农化系财神庙:农经系另一专用楼房:植物病虫害系;唐家祠堂:理学院生物系;西门过桥向右通向双修寺,除旧有房屋外,增建理化实验梵天宫:化学实验室;南门外周家祠堂:数学系;东门原湘潭中学扩建为浙大附中;在其近旁,新建信满为女生宿舍;教职工住宅分散湄潭城各处,租用沿街民房与祠堂等。
  1940 年12 月,浙大又以距湄潭县城15公里的永兴场作为一年级学生分部。原在青岩的临时校址不再使用.原在永兴的江西会馆(江馆)和三楚会馆(楚馆)作为浙大办公室、教室和学生宿舍;教职工住宅和实验室又租用多处民房.浙大妾lj遵义以后,又在遵义次东门城墙内外新建草房和瓦屋数十间,作为工学院实验室,集中安排化工、电机、机械、土木等系各实验室。并在湘江边开辟游泳池.。自湄潭分校建立后,在遵义城内的教学和宿舍用房也作了调整。大体布局是:新城何家卷3 号大院(原清代总兵何行保旧第)、5 号周家院(富商周吉善私宅)以及后面的龙王庙,为教务处、甘II导处和王学院办公室以及大部分教室和男生宿舍;川主庙:一部份实验室;桃源恫旁江公祠:图书馆;老邮局旧址:部份男生宿舍;19老城子弹库(原贵州省立第三中学l日址):校长办公室、总务处、文学院和师范学院办公室反部份实验室;遵义师范部份校舍:住过部份男生;杨柳街侯家公馆:女教职员和女生宿舍;柿花园巷1 号原俱乐部:教职员俱乐部;教授们的住宅大多租用民房,分散域内各处:诸如雄窝井、杨柳街、石家堡、水嗣街、四方台、文庙街、大悲阁、南坛巷、凤朝门、新东门等处。空可帧校长初居水榈衔3号,后移至稚窝井9号。
  直至1940 年初冬,浙大各院系的用房大体迁移完毕。总的布局是: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组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组设在湄潭; 一年级设在永兴;另有设在浙东龙泉分校学生,读过一年级后也需转到遵义湄潭继续学业。
  2. 学校规模
  浙大在抗战初期由杭州西迁时,仅有文理、工、农3 学院16 学系。此后,逐年有所扩展。
  1938 年8 月,增设师范学院,下设国文、英语、教育、史地、数学、理化等学系。
  1939 年8 月,文理学院分立。文学院设中文、外文、教育‘史地等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系。同年,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另设史地教育研究室。工学院的机械、化工两系各开设双班。同年4 月,设立龙泉分校。5 月,农艺系农化组扩展成农化系。
  1940 年8 月,工学院机械、电机两系设双班,师范学院设二部,另在湄潭设浙大附属中学。
  1941 年8 月,设工科研究所化工学部。
  1942 年8 月,增设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经济学部。
  1945 年8 月,增设站学院,设怯律系,截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浙大共有6 学院, 25 学系、4 研究所5 学部、1 研究室(史地教育研究室)、1 分校(龙泉分校设8学系)、2 先修班及1 所附属中学。另有工场11 所,农场有地300 余亩。
  浙江大学在遵义时期院系设置一览(1944 年)
  文学院 国文学系 外国语文学系 史地学系
  理学院 数学系 物理系 化学系 生物系 药学系
  工学院 电机工程学系 化学工程学系 土木工程学系 机械工程学系 航空工程学系
  农学院 农艺学系 园艺学系 农业化学系 植物病虫害学系 蚕桑学系 农经学系
  师范学院 教育学系
  在西迁过程中,学生人数也有所增长。1937年10月统计,浙大有学生633 人,随校西迁的学生共、460 入。至1941 年621月,在校大学生1486 人,研究生13 人,先修班学生40 人,附中学生492 人, 1946 年10 月,在校大学生2243 人。
  浙江大学在遵义时期历年毕业生人数
  1939-1940 127人 1940-1941 177人 1941-1942 187人 1942-1943 335人
  1943-1944 393人 1944-1945 311人 1945-1946 327人
  合计 1857人
  在校教职工人数由于抗战时期经费缩减,增加不多,职员人数还相应有所减少, 1941年6 月,教师210人,职员165 人,至1946 年,浙大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共201 人,助教108人,职员136 人。
  浙江大学在遵义时期教职工人数(1944 年)

单位 人数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校机关 105人 5人
文学院 58人 37人 6人 13人
理学院 99人 34人 17人 40人
工学院 70人 26人 8人 30人
农学院 61人 28人 4人 21人
师范学院 12人 6人 1人 2人
公共课 15人 8人 2人 4人
合计 420人 144人 38人 110人
1944年全校教职工人数420人
其中 教授副教授 144人
讲师 38人
助教 110人

  3. 培植“求是”学凤
  竺可桢校长原任中央气象研究所长,是著名科学家。1936年4 月,在浙大危难之际,为国家、为青年,毅然出长浙大,他就任后的第一次谈话就揭示了自己公忠爱国、方正持身、严谨治学与勤劳治事的宗旨:决心发展浙大,为国家培养合乎时代需要而又能为国尽力的专门人才@浙大西迁到宜山时,又正式提出以“求是”为校训。他的教育实践,在遵义期间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实事求是和坚持真理是竺校长一生奋斗的准则,也是他对学生的要求。“求是”原为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竺校长常引证中外古今先哲的名言以解释“求是”.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这是科学家应有的言行标准.竺校长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中,将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虚怀若谷,不武断、不专横;专心致志、严谨整伤。竺校长一生就是“求是”的楷模,求是门人在“求是”校训的陶冶下终身受益。浙大培养的学生也以知识扎实、作风正派,并有实际王作能力而著称。
  竺校长爱国,也热爱青年,要造就“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能够理智深思而不盲从,明辨是非而不计利害,并且体格健康.遵义七年,竺校长按照这一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贯彻自己的办学主张,取得的教育成果十分可贵.我们管窥矗测,试从儿个方面简要记述,当能以小见大。
  一、从基本建设入手办好浙大
  罗致人才,增加设备,改善校舍,一一是竺校长办学三要素。
  竺校长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人选,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三者。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雯。”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分三方面抓了基本建设,为浙大的发展创造条件。
  (一)致力师资队伍建设,实行教授治校
  竺校长说: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之优劣,全视教授入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育出博学敦行的学者。”他列举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校,都由于有名教授而提高了学校的声誉,这也是国家的光荣。他还指出必须有相当的岁月、安定的环境,使教授们能逐渐实现其研究计划,发挥教育效能。教授对学校感情与日俱增,才能对学术、教育有所贡献。
  竺校长真正做到竭尽全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外专家学者担任浙大讲席。首先在各系以有名教授形成领导核心,开展学术活动,组成研究队伍.当时,各院系有张其陶、梅光迪、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谈家锁、李寿恒、王国松、卢守耕、吴耕民、黄冀、郑晓沧等教授,大部分是中、青年,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在教与学上都实际领导着学校教育工作,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次是多方延聘知名教授来校,尽量满足合理要求。
  如同意罗宗洛教授来校带四名研究助手,这是没有先例的;对留学归国的江希明等教授先发聘书,先寄去路费。第三是鼓励本校讲师、助教在国内外进修深造,从实践中选拔人才。第四是从研究生中选拔人才留校任职并支持其深造。为了提高师资质量,规定教师升等必须提出有水平的学术论文交学校审议。对服务满七年而成绩卓著的教授给予离校休假,可自由从事考察或进修,以利更新知识。
  竺校长主张并实行教授治校、民主办学。除了充分发挥教授24在学术和教育上的主导作用外,又让教授在校务和行政工作方面发挥民主管理的才能。为此规定浙大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校务会议。这个会议,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和训导长、各院长、各系主任为当然成员,另由全体教授选举代表若干人(年选一次)参加。校务会议负责决定学校大敌方针,具体工作交不设的各个委员会(如体育、切II 育、福利……等)去办.此外,还有教授,会、学生自治会、各级级会等,都可以民主讨论学校工作,随时提出建议或批评,意见有矛盾时由校务会议作出决定。校长对教授是充分信任的。对不同学派和思想能兼容并蓄,保证研究条件与学术自由.因此,一时有不少知名教授连抉西来,加入浙大的师资队伍,进而植根浙大,领导教学与科研,形成了浙大强大的师资阵容,这是浙大的成就能蜚声国际的重要因素.
  (二)千方百计增加图书仪器设备
  竺校长历数世界著名大学的图书设备,如柏林大学藏书200万册、哈佛375 万册等,说明图书的重要.我国当时有清华28万册、中山和燕京各27 万册、北大23 万册等,已相形见她.竺校长主张浙大应尽可能节约行政经费,使图书仪器费占总支出的15-20%,以增强浙大扩充图书仪器的能力.另一方面,决定酌减学生课堂上课时数,促使学生有时间利用图书馆和实验室进行研究,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校长又向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华文化教育事业基金会等申请补助专款,通过国外关系增购若干外文新书刊和仪器,使各院系资料设备逐步充实,掌握新的科研和教学方向.当时,物理系藏有整套的国内外的物理期刊,各系的图书仪器都随时有培加.另外是乐意接受私人捐赠图书.如前校长邵裴子、已故教授张荫麟的夫人,都曾分别赠送图书五千和七千多册;清代藏书家孙始让的“玉海楼”藏书也部份捐赠给浙大,使浙大藏书由原有的6-7 万册增至11 万册以上.仪器设备在战前约值60 万元, 1940 年己增至200 万元,很多是战时从国外艰25难转运购人的,这些图书仪器对办好浙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改善校舍、讲究实用
  竺校长到任后就苦心规划改善校舍。西迁途中,多次就地新建简易房屋,辟农场、游泳池等,力求满足教学需要。到遵义定居后,除利用旧建筑外,新建在遵义的有工学院实验室群,在湄潭有礼堂(兼饭厅)、理化实验楼、病虫害楼、学生宿舍5 栋、附中及附小校舍等,都不惜经费,颇有规模J讲堂、寝室、集会、办公、操练、应福之所”,都很齐备。“凡屋之数千有余阅”;“朴而坚,简而不簸’;“其新筑取苟完而已”。公用房舍都朴质无华,力求整洁宽敞。一般都省王省费,计日建成,迅速提供使用。在建校工作中,胡刚复、蔡邦华、胡家健等教授协助校长经营肇划,奔走联系,卓著勋劳,地方人士对他们都十分熟悉。
  竺校长抓大学教育三要素进行建设,为浙大的壮大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全面重视德、智、体、美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
  竺校长培养专门人才的标准是:“不仅求得了解一点专门知识就足够,必须具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衔利害的气概;深思远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有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要求学生正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现实,能够“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将来才能担当大任。他教导学生不但要学习欧美的科学技术,还要有科学头脑,才能产生近代的科学文明。对浙大的学生,都要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体做法是:(一)重视德育,在国内首先实行导师制竺校长批评当时的大学只重教学而放弃了对学生品德的陶冶。1937 年,浙大首先在天白山试行导师制,西迂泰和时又普遍推行,到宜山后再拟出具体办法五点,即:( 1 )各导师每周到26学生食堂就餐一次,留意学生生活并与接谈;(2)全体导师每月开会一次;(3)每一导师领导学生以12 人为限;(4)三、四年级学生以本系教授为导师;(引导师应随时与学生谈话,解答启导。1940 年秋,费巩教授出任训导长,更认真推行导师制,指出导师的任务不是为了监督学生思想,而是积极培养他们成为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的人,将来可以担当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所同化。学生选择导师是自由的。竺校长也被学生选为导师,他在百忙中还高兴接受,并认真尽导师之责。例如电机系1942 届毕业生马国均(现美国威斯汀豪斯核电部门高级专家)就曾是竺校长的导生,至今不忘师息。遵义七年,浙大学生在导师制和求是学风的培育下,富有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生活朴实,仪表端庄,治学勤谨,关心抗日救亡和国家大事,为地方人士和青少年学生所敬重.至今遵义人民还怀念不已。
  (二)重视智育,严格要求
  竺校长强调培养人才要经过“老师宿儒”的严格训练,学校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和升留级制度,保证学生的知识质量。首先抓基础知识,重视对新生的培养。招生录取严格,宁缺毋滥.学校安排最好的教授担任一年级课程。新生入校先要接受学习目的和人生观的教育,端正入学思想。首先要明确:( 1 )来浙大做什么?(2)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提倡:( l )求学应不在科目本身的死记而要训练自己的思想;(2)人生的目的是服务而不是享受。浙大当时有很多名教授,符合部聘教授资格的就有18 人。这些教授,经常在“纪念周’时间为学生作科学报告,用科学家的事迹启发学生爱祖国和爱科学,做正直的科学工作者.许多名教授如苏步青‘钱宝琼、王淦昌、朱福矫、束星北‘储润科、蔡堡、谭其骥等,都在-年级任过课,有的时间还很长。他们的学识、人品、治学精神与处世风范,都对学生有深远的影响。
  浙大主张文理并重,很多教授都是文理兼通的。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既要各有专精;又应文理并重。如理、工科学生要打好数理基础,还兼学文史学科,文、法科学生则要重视文史课程也要兼通数理知识,二者不能偏废。还要不为院系所限,能跨院系选修课程,才能知识广博。竺校长告诫说:“若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浙大不但允许跨院跨系选修课程,还规定可选读辅系。如化学系可选物理或化工作辑:系,物理选生物、机械选农艺作辅系等。辅系的必修课是必须选读的。学生这样兼学文、理,基础宽厚,可以触类旁通,有利探造,多数成为科学领域内有成就的专家。竺校长的这一主张¥在当时确是远见卓识。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更证明这一主张的重要性。因为各学科相互渗透,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产生新的边缘学科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正是科学发展的新方向,也是培养高级研究人员的必要措施。
  竺校长还提倡并致力于“通才”教育,认为学生单学一种技术,并非大学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他培养的是既有专门知识,又能博学旁通、思想开阔、能担当大任的人才。学校注意培养学生自觉求知和独立研究的能力。各院系高年级都有专门的学术讨论课,由师生轮流主讲,报告新的学术动态或传递新的研究信息,本校新的研究成果也随时专题介绍。课堂上有讲有问, 1朋友、师生之间,可以相互反复讨论,力图辩明真理。这样既能督促学生独立钻研,也开阔了研究视野,很受师生欢迎。各科也十分重视生产实践与科学实验。各系都有自己的资料室和实验室,师生养成勤于实验之风,仪器不多时,白天晚上分班做实验。学校的实验室、研究室达62 个,还有实验工场和农场,实验条件总是有保证的。学校对教学设施的重视远远胜于生活设施。当时,印刷和纸张都很困难,但学校还尽力保证各种定期和不定期刊物的出版。其中定期的如《浙江大学季刊》等10 种,《化工通28讯》等不定期的21 种,《校刊》等其它刊物4 种,为师生提供了发表论著的广阔园地,也交换来不少有价值的书刊.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充分保证教学和实验时间,保证一切为教学工作服务。西迁中每到→地,稍事安顿就开箱上课,能开的实验都开出。全校员工和教学人员一样加班加点,支持教学,补足迁徙中损失的时间,缩短寒暑假也要补足教学课时.考试还十分严格.遵义七年,教育与科研都正规进行。
  浙大重视智育的结果,是全校学术空气浓厚,科学研究广泛开展,这在战时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
  (三)重视体育美育,朝气蓬勃
  浙大既重视学生的体育活动,也重视艺术素质的培养。学校批聘国际奥委会裁判舒鸿教授主持全校体育工作,总校和各维郁郁有体育组,负责对学生进行田径、球类和游泳的训练ν 规定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游泳又是体育课必须及格的项目.学生们都勘学苦练,下功夫学会游泳.西迂途中,泰和、宜山等地都及时开辟了游泳场,竺校长常常带头参加游泳.遵义、湄潭、永兴三处都利用河流划定了游泳池.学校的教授和员工,很多是爱上游泳的;师生都热爱游泳以锻炼身体.这对黔北山城也开于风气,当地男女青年常常和浙大师生一起锻炼.体育课是很严肃的.永兴分部每天做早操,体育组工人按坐标号记缺旷,体育教师领操.箭鸿教授常来指导和检查,十分认真.体育课内容充实,田径、球类样样要学.学校还组成各种体育代表队,开展与地方学校、机关团体的友谊赛.浙大队员以技术好、风格高闻名,比赛场上常常取得胜利,还获得友队好评. 1942 年举行第一次全校运动会,地点在湄潭,有各院男、女生,附中学生及教工等6 个队参加比赛.竺校长对师生的体育活动进行了一次大检阅.由于体育活动开展好,培养了很多体育健儿.在物质生活很差的情况下,师生还能保持充沛的精力从事教学和科研,体育活动是一项29重要的保证。
  浙大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因而还重视美育。当时由丰子皑教授开设艺术欣赏课,沈思岩教授开设音乐欣赏课,很多学生积极选修。没有选修的学生,有很多参加剧团、歌咏队、文艺社等,也受到美的熏陶。不少人精于音乐和绘画,在抗日宣传与文娱活动中大显身手。各种演出丰富了生活,增进了知识,唤起了民众,增强了团结。遵、泪各界人民,对浙大各种公开演出积极支持。舞台上的布景、道具很多由群众借助,观众也十分热情.遵义的中、小学生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浙大师生常充当义务指导。演唱的进步戏剧和抗日歌曲,增添了山城人民的抗日民主激情,也给人民带来美的享受,丰富了山城人民的文化生活。
  浙大在遵义七年的教育实践,是求是精神和竺校长民主办学精神的体现。这里倡导的是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的并重,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在艰难的岁月中,浙大培养出大批手脑并用、吃苦耐劳、精通专业而又博及各科的高级专门人才。百年树人,浙大在遵义办学的辉煌成果足以流芳史册。在举国致力于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浙大的办学经验尤其值得借鉴.浙大1946年复员东归时,易修吟教授有贺校庆诗:
  春风吹暖到山城,郁李繁桃次第荣。
  立达功能参造化,新兴士气仰陶成。
  千年道统斯堪托,十载贤劳孰与伦。
  马首欲东人意快,弦歌又共浙潮鸣。
  祝贺浙大西迁办学的成绩,实为言简意赅。
  
  4. 科研成果累累
  浙江大学以卓越的远见与惊人的措施,千方百计克服战争年代的困难,把图书和仪器设备较完整地运到遵义,再通过越南向30国外购进新的图书仪器,为开展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教授们爱国、爱校,对这些设备是用生命来保护的。陈建功教授在躲避空袭时总带着书和笔记;王淦昌教授把物理系最珍贵的错带着进防空洞,以保万全;师生们在敌机狂轰滥炸r和交通阻塞时总是全力保护图书仪器。私人衣物可以损失,教学设备连一支只子也没有丢,这在内迂大学中是少见的。由于浙大校长尊重人才,有科研教学设备,学术自由民主,有优良学风,加上遵义有相对安定的治学环境,这才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学者。并有各个学派的名教授来到浙大,从事科研与教学。当时,中央研究院的科研记录取浙大的学术论文最多;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浙大有四位教授当选,仅次于北大、渭华的人数。在黔北高原的破庙茅屋中,科研事业却是硕果累累.英国科学史家、剑桥生物化学教授、皇家学会会员; 英囡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曾于‘ 1944 年二次参观浙大J 他对浙大师生开展科研水平之高、学术空气之浓,十分惊叹.在他所著《科学的前哨》一书中作了高度的赞扬.他这样记述:“浙大起初县有三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维持交通,但已经破旧得无怯修理,也无新车补充。年高望重的学者和院长们,往来遵义湄潭之间,须得攀上满载的军用卡车,途经人烟稀少的郊野,有时竞需历两天之久.”“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正在进行着腔肠动物生殖作用的诱导现象和昆虫的内分泌素等研究。这里关于甲虫类瓢虫所有奇异的色彩因素的遗传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己引起很大兴趣。较有名的工作有磺胶类药剂的衍化物的研究(有几种业经证明具有促进植物生长的功效)。在物理方面,因为限于仪器,工作侧重于理论的研究,如原子核物理学、几何光学等,水平显然是很高的.这里还有一个杰出的数学研究所。”“具有广大试验场地的农科研究所,也正进行着很多工作。该所发现本地所产的一种野蔷薇的果实(即刺梨)里,含有多量维生素C,并在枣子里找到维生素P。该所又在研究贵州著名的茅台酒所用的酒曲。这种酒曲除掉酵母菌之外,还包含特地配入的药材不下28种之多。这种配方是一种特异的例证,显示一种方法,根据几世纪经验的工作,竟能在没有消毒设备的乡村情况下,确实有若干良好的结果。这一点甚至有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一部分供盟国军用卡车在中国路面上应用的动力酒精,是从传统方法制成的烧酒送到中央蒸酒厂蒸熠而得的。土壤方面,进行着氢离子浓度的研究和士中微量元素如躁、铐等的研究。特别注重对茶、豆、蔬菜等作物的关系”。
  李约瑟教授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但他看到的科研成果和艰苦情况、还只是一部份。浙大的各个院系,包括遵义湘潭两处的许多研究工作都是处于当时的科学前沿。
  文学院对遵义地区的地理和历史进行研究,开展考古和地质野外考察。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播州杨保考》、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考》、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刘之远的《遵义锺矿》、任美铐与施雅风的《遵义地形》、缪锐的《诗词散论》、叶良辅的《地理学研究法》以及师生合作对贵州、贵阳、遵义、湄潭的气候、地形、地面发育、地理环境与人生关系等所写的研究论文,都是当时和现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理学院的科研成果如苏步青的微分几何(他是我国古典微分几何浙大学派的创始人),陈建功的三角级数,钱宝琼的《金元之际数学的传授》、王淦昌的中微子研究如《中子与反质子》和《五维空间场》(与程开甲等合写),束星北的相对论,卢鹤续与王漠显的量子力学,何增禄的光学,朱福烁的应力研究,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研究,罗宗格的植物生理研究,谈家顿的遗传学研究,张肇骞的植物分类学,王琎对中国化学史的研究,王苍苍仁对32氨基苯磺胶衍生物的合成的研究,张其情对有机药物合成的研究等,都是浙大教授们不断探索前进,在科学前沿取得的重大成果,有的还被认定世界性的重大发现。1942-1945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曾四次在湄潭召开,宣读论文达到余篇,英国李约瑟夫妇也应邀参加1944的年会,并将一部分论文带回英国发表,何增禄教授曾作过不完全的统计,物理系教师自1945 至1951 年在国内外杂志发表的论文就有51篇。各系研究活动的活跃,培养和提高了不少年轻科学家的研究能力。
  工学院有王国松的电工学,李寿恒中国煤的研究,钱令希的悬索桥理论和余能定理的应用,钱钟韩的工业自动化研究,苏元复的萃取理论和工艺的改进,侯毓份的活性染料研究等,都是难得的成果.农学院对因地制宜,联系当地农业生产,取得的成果特多.如卢守耕的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孙逢吉的芥菜变种研究,吴耕民的甘薯、西瓜、洋葱及蔬果新种在泪潭的试植和推广、泪潭胡桃、李梨之研究,熊同和的植物无性繁殖,林汝瑶的观赏植物,杨守珍的豆薯各部的杀虫作用,彭谦与朱祖祥的土壤酸度试剂,蔡邦华与唐觉的五倍子研究,陈锡臣的小麦研究,过兴先的玉米和棉花,储徽生的榨菜,罗登义的营养学,陈鸿逵与杨新类的自木耳栽培,葛起新的茶树病虫害,祝汝佐的中国桑虫,杨新美的贵州食用辈人工栽培,蔡邦华的西南各省煌虫、马铃薯蛀虫、稻苞虫研究,夏振锋的样蚕寄生蝇,王福山的蚕丝增长,郑衡的样蚕卵物理性状研究,吴载德的家蚕补叶饲育,吴文晖与赵明强的遵湄农家经济研究等,都是结合生产实际进行研究的。
  师范学院文组成果在文学院,理组成果在理学院,独有教育一系自成一家,也有不少成果.如郑晓抢的教育论著与译作,黄翼的物理心理学,陈立的智力测验与人格测验的研究,都是当时的新兴课题,成果在国内外备受重视。
  但是,这些成果并不是在设备先进、资料充足的科学殿堂里取得的,而是在破庙陋室中,没有电灯照明,没有电炉加温,没有温室和冰箱等设备,甚至生命并不安全、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取得的。物理、化学等系自制云室和感光胶,用人力摇机器,自己动手吹制玻璃用具,用皮老虎鼓风,用酒精蒸气代替煤气,把汽车引擎用于发电,用酒精和木炭代替汽油,甚至要在烈日下工作,利用阳光做实验;生物系和农学院各系,用袖纸代替玻璃建造温室,用竹竿做导管,用木桶过滤取得自来水,用废信封做育种袋,用竹签代替回形针,用瓦盆做蒸发皿等等,真是人人有主意,个个想办怯,克服种种困难去完成科学实验。生物、农业各系显微镜不多,师生分班轮流使用,晚上也要跑实验室。各院系出版的定期和不定期刊物,是用土纸和石印印刷的,中英文都凭手写,但印得卡分清晰。这些刊物发表了师生无数篇科学论著,流传在国内外,反映了浙大当年科研领域之广,成果之多。
  有些论著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为祖国和人民争得了国际荣誉。
  浙大师生对科研的共同态度是:在科学的领域,只有不怕困难,踏踏实实去探索,求是求真,走在科学的前沿,为祖国的未来贡献力量,是最美好的事业.这种刻苦献身的精神,正是浙大师生前进的强大动力。
  
  5. 箪食弦歌的生活
  遵义地区虽是战时大后方,这里没有被日机轰炸过,但战时怯币贬值,物价飞涨,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都“一无是处”,遵义也不会例外。这个山区小邑,早已是沦陷区同胞在黔的避难之地。地区人口由1937 年的223 万增至1940 年的237 万,平添了14 万人,主要集中在城镇。米珠薪桂,生活日趋困难。现遵义市区所在,当时已有陆军大学、军官外语班和步兵学校迂人,加34上浙大师生和避难外来人口,遵义城的人口是成倍上升的。抗战进入艰苦阶段,物资奇缺,“居”既不易,“活”也困难。浙大学生家在沦陷区的多,经济来源断绝,大部靠公费、贷金和工读维生.教授和员工虽有薪给,但大多拖带一家数口,积蓄少,开支大,生活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教授们大多租住民房。一家人住一、两间屋,瓦木结构,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冬冷夏热;桌几床铺将就借用,为数也不多;天雨时泥拧屋漏,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上课教室远,要走几条街,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学生们住在大宿舍里,双人上下铺,自习多有坐在床上的;自习桌子很小,用桐油灯照明、灯油不多,有的为多一点自习时间,常两人合点一盏灯以节约用袖。三更灯火中大家都是一双被烟熏过的黑鼻孔。教学和实验用品也很简陋,光线很差,又必须仔细作笔记,用的是土纸和自制的墨水,书写要有较高的技巧才行。室内是泥地,雨天到来,室内外一片泥泞。但是5只要能住下,狭窄也好,破旧也好,昏暗也好,大家总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仍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教授们经过长途转徒,不少衣服已经丢了、旧了、破了,添置困难;孩子们多的还要改些给孩子们穿,大新、二旧、三破、四补,也是将就凑合;生活困难的还要典卖部分衣物来补助家用。因此,教授们除个别单身汉以外,大都是故衣一袭,长袍短悔不拘,从不考虑穿着。学生们衣服本来不多,战乱中被敌机炸过,毁坏丢失,有的还是师生员工捐赠的.穿的真是五花八门,但大体是破旧长衫的多,着整齐市j服的少。冬天寒衣薄,除了上谋和实验少出门.用棉被围身取暖上自习,也是常有的事。穿皮鞋的少有,穿布鞋、波鞋和草鞋的多.破被破衣补了又补也不稀奇,一般不能丢掉.少数在后方有接济的同学,穿着稍为整齐,但也十分朴素.贵州籍学生出身清寒的多,自然也很俭朴。为了到中、小学兼课,为人师表应注意仪容,常有两三人共置一件好的外衣,上课时再穿出去。尽管浙大师生衣着俭朴,但注意清洁卫生,质朴而不寒酸,典雅大方中自有其书卷之气。遵义各界受其影响,连中、小学生也俭朴蔚然成风,看轻外表的衣饰而重视内心的涵养。
  教授们工资从数额上说似乎不少,但物价飞涨中养家为难,一般都比较清苦,不少教授率先戒去几十·年抽香烟的习惯。贵州人吃肉叫做“打牙祭”,每月初二、卜六才吃一次的多,农村每月还吃不到两次, 一般是过年过节才有肉吃。教授们入乡随俗,吃肉减少了,都说“菜根香”了。不但是粗茶、淡饭、布衣裳,有时粮食不济还得“瓜菜代”。部聘教授苏步青先生子女多,长时吃番薯干蘸盐巴度日。孩子们都懂得,这是抗战时期,除了吃饱,不应有别的奢望。学生们吃公费、贷金是“大锅饭” ,大部分时间每桌一菜一汤,八人间吃。酸菜、白菜,也能果腹。物价继续高涨后,食堂无钱兴菜,开饭钟声响后,饭厅上只见饭桶不见菜,也不再八人同桌了。学生们自己想法,盐水、辣椒粉、泡菜,各人自备,也能吃上两碗,照常上课。好在这样的时间不算长,挺一挺也过去了、这种“擎食瓢饮”的生活,过去只是书上写,当时却卡分现实。浙大学生并不因此影响学习。能找到兼课或工读的学生,有点收人,星期天也可能上小馆子“打牙祭”;但总是几人一起去,谁有钱谁付帐。患难中同学有如兄弟姐妹。
  城里没有交通工具,道路高低不平,天雨泥泞不堪。上一次课有时得跑几条衔,教授和学生同样要跑路,还得赶时间,要紧的是爱情鞋F,破了不易补充。教授有时去捆潭、永兴授课,也得步行前去面对这样的交通情况,师生都习惯了, J切都能适应。
  艰苦的衣食住行,没有难倒浙大师生。每天,教授们备课、上课、做实验,井井有条,教好课还要做专题研究。学生上课做笔记,下课做实验和做作业,时间很紧,都要争取好成绩。师生36们除了教学活动之外,早锻炼、晚散步,闲时还打打桥牌散散心,生活很充实。这里古迹名胜很多,遵义有湘山寺、石佛洞、纯阳阁、南泉寺、金顶山等等;湄潭有观音洞、水辆;勾(桃花江)、百鸟归林和风水联保(党家沟)等等;永兴有黄菊山、三岔河等等,随时都可见到浙大师生的游踪,教授们公余吟诗结社,谈道论学,赋诗填词,清茶淡酒,雄辩高谈,自得其乐.学生们课余有多样文艺活动,如剧团、京剧社、文艺社、歌咏队等,举行义演、写作出刊、学术讨论等,有群众联欢,有前线劳军,忙忙碌碌,是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师生间非集体的交往也很多。诸如游泳、打球、谈今说古,从家事、国事到天下大事,无所不谈。节假日买些板栗、柿子之类,郊游野餐;有的学生被教授邀去家中作客,或到中、小学生家中补课,也可能留下便饭,大家也不会客气.一种风雨同舟、艰苦与共的精神,贯穿在师生员工之间,有困难大家帮助。
  老师和师母对待学生象自己的亲人,平时关心他们的功课和身体,为困难学生代谋兼职如打字、工读、代课之类;毕业时代筹出路,推荐就业;临别时借路费、借用衣物,也是常事。学生为教授们帮忙家务,代教孩子功课,甚至代卖衣物,也素见不鲜.学生们相互支援衣物,上一级同学把书籍、文具转让或留赠下一级同学,同级相互代谋职业找出路。这就是浙大的新型师生关系。l939 年,数学系四位同学毕业,钱宝琼教授诗贺陈建功、苏步青教授,把四位同学的姓(张、方、周、楼)嵌字入诗,师生情谊可以概见:
  象数由来非绝学,群才挺秀我军张.天涯负复传薪火,适意规圆与矩方。
  粪舍三迂乡国异,师门四度日星周.竿头直上从兹始,稳卧元龙百尺楼。
  在艰难的岁月,浙大师生结成一个爱国、爱校、爱科学事业37的整体,至今自首情深,亲密无间。他们对当时的生活是卡分怀念的。
  
  四、浙大办学对遵义地方的贡献
  
  浙江大学定居遵义不久,竺可桢校长就明确提出:“浙大之使命,抗战时期在贵州更有特殊之使命。昔阳明先生贬滴龙场,遂成知难行易之学说。在黔不达二年,而闻风兴起,贵州文化为之振兴。阳明先生一人之功尚能如此,吾辈量不及阳明,但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神于黔省。”(《竺可桢日记》)在这里,竺可桢要求浙大师生“竭尽知能”为地方作出贡献;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直鞭策和激励着浙大的每个教授、学生。在七年时间里,浙大也确实为遵义地方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概括起来,浙大为遵义人民做了以下的一些工作:
  1.在相对闭塞落后的地区输入了东南滨海地区的某种现代文明和科技文化气息。黔北在贵州省尚属较好的地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40 年代还处于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状态,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几乎还未触及。浙大的教授和大学生的到来,必然要冲破原有封闭的状态,使当地父老百姓有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之感。况且,浙大有工、农、文、理、师范诸多学科,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影响,甚至产生某种轰动效应。
  如机电化工知识。当时,遵义百姓还不知“电’为何物,“5(擎”何等模样,浙大即作了科学普及宣传。浙大工学院利用六月六日“工程师节”,在遵义东门外举办展览,供当地父老参观。展出的有飞机残骸及电话、电灯、柴油机、发电机、电焊等都令人觉得新奇。士木方面拉力、压力多种试验,也引起兴趣。浙大化工肥皂场制作的肥皂,采用当地的原料,配比的简单实际,群众38尤感兴趣。这样的展览,都起到了启发民智、普及现代科学知识的良好作用。
  2.推动中小学教育,并以良好的学风长远地影响着当地的教学风气。由于当时的工业生产还极不发达,工业知识的实际应用还谈不上,而对文化教育的影响却是很具体的。遵义原来只有一所师范学校为最高层次的学校。浙大到遵义后,曾将贵州与广西两省的中等教育作为浙大师范学院所属的辅导区,对教师的培训计划、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学的示范都作了具体工作。1941年4 月,在遵义开教学辅导会议,开办教师进修班、星期讲习会,都有浙大教授主持。浙大还协助桂、黔两省教育厅视察各学校和编印辅导期刊。1944 年春还办理教员函授学校。浙大由工、农、师范三学院辅导贵州的工业、农业职业教育和英语教育。还组织了“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由教育学会、学生自治会及师范学生联合组成“社教工作服务队”,开展多项社会教育活动,如举办学术讲座、开办民众学校、开办青年补习班、设立民众阅览室、设立民众代笔问事处及民众问题箱、举办各种展览等.在泪潭,除办理民众识字教育外,还协助地方办防空训练、防毒知识传习及职业补习教育等.浙大附中在泪潭建立后,使当地许多要求上进的青少年学生获得良好的教育。浙大师生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处的师范和中、小学任课,为地方人士的子女做家庭教师,担任数、理、化、英语、史地、语文、教育、体育、音乐、美术教师,缓解了各校师资缺乏的现实困难.件别是浙大师生的诚朴求是的严谨的学风,对当地的学风产生深刻的影响.许多学生的家长都十分钦佩浙大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也鼓励子女求学上进.遵义青年以往常以经商、做小职员、当兵作为前途。自此也发生重大变化,读书的风气浓厚,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人数有了很大增加。遵义地区在贵州省境内本属39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自浙大迂遵后,这种优势就显得更加明显。而且,这种学风代代相传,长期地发生影响。这是目前遵义的文化尚能处在贵州先进地区,考入高等学校人数尚处前列的原因之一。这一点,遵义人民是永志不忘的。
  3.农业科技的推动应用和高级农技人才的培养。浙大在遵据期间,农学院设布农业推广部,先后进行马铃薯、蕃茄种植的推广,黔北病虫害防治的推广,蔬菜种子的推广,因瓜的试植,胡桃育种的推广等。促使当地的西瓜、汕菜、甜瓜、蕃茄、洋葱等农作物的种植都有较大的发展。贵州以往很少种小麦,甚至许多地方冬季栽培的是损害人民健康的鸦片。浙大师生及其他内迂人员到遵义后,当地加速了小麦良种的选育和推广,扩大小麦栽种面积,并建立面粉加工厂。烤亵当时称作“美亵”,也有了发展。
  水稻的优良品种也得到推广。其他如蚕桑、白木耳和食用菇的人工栽培等,都直接影响着当时和现今遵义地区的农业生产格局。
  特别要提到的是漏红茶的研制,当年湄潭附近的200 余亩中央茶场试验地,现已发展成万亩茶园。据红、福绿、遵义毛峰等名茶巳畅销国内外。当年农学院农化系主任罗登义教授对野果刺梨营养成份的研究,使剌梨身价百倍, 一跃而成为含维生素丙、巳的蔬果之王。这一研究茧声国内外,英国李约瑟博士曾称刺梨为“罗登义果”。罗先生确认正常人每日每人吃刺梨半个,即可满足对维生素丙、己的生理需要,因而称之为人民养生的“新山珍”。现今贵州已开创了独特的刺梨食品工业、制作刺梨酒、刺梨饮料等系列轻工食品,畅销国内,也有外销,刺梨制作工业前途方兴未艾。
  另外,浙大农学院蔡邦华教授和唐觉教授当年对五倍子的研究成果,解放前为遵义生产倍酸提供了科学依据。解放后,遵义第二化工厂的成立和发展,以五倍子为原料的6 个主要产品(工业投食子酸,医药用银酸、焦性没食子酸、试剂没食子酸、试剂40辗酸和工业单宁酸),已全部实现优质化,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巴西以及东南亚各国。该厂还要进一步开发倍花单宁等新产品,向有机合成化工业迈出新的步伐。
  浙大在遵湄七年,为贵州省培植了许多农业专业人才,除了本省的子弟,还有许多外地学生留在贵州工作。这些毕业生,对贵州的农业生产和科技进展作了很大贡献.如当年农学院罗登义教授,长期留在贵州,后成为贵州农学院院长,为发展贵州农业教育和科技作出很多成绩。还有许多浙大校友在贵州长期坚持农业科学研究、农业教育、农业生产,在财政金融以及其他农业部门努力工作,都有不同的成就。如果没有浙大迂黔,就不可能聚集那么多本地的和外地来的农业专门人才。
  4.浙大对遵义地方工业发展的一项突出贡献是团溪锰矿的勘定和开发.遵义农民挖掘锰矿为时很早,但长期误认为铁矿,冶炼不成。浙大史地系在叶良辅教授指导下,由刘之远副教授带领史地系学生爬山涉水,到团溪等地进行地质调查,终于发现团溪锰矿.矿石标本经工学院化验,认定为品位较高的锰矿,而后由土木系师生测定矿区地形圈,并向当时的资源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这一战略金属的发现,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遵义锰矿才正式有了小规模的民营开采。经几十年的发展,至1985年,遵义的锰矿企业(即遵义铁合金厂)已成为我国第一家专业生产铁合金的企业,拥有采矿、选矿、烧结、冶炼等综合的设施.其生产的金属锰至今仍是全国独家生产的短线产品,结束了我国以往必须全部进口金属锰和低中炭锰铁用于生产高级合金钢的历史.浙大师生对锰矿的发现和锰资源的调查和开发,为遵义,也为全国的钢铁工业的发展立下功绩.此外,利用锰粉又发展成另一家化工企业,即遵义化工厂.该厂研制成功针状高锰酸钾(含量99%以上),填补了我国高锰酸钾生产的空白,并获得金奖,产品也畅销国内外。遵义人民不会忘记浙大师生当年所付出的辛劳。
  5. 《遵义新志》的编定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对遵义地区的经济开发有长远的参考价值。浙大史地研究所致力于遵义的实地考察,在地质、地形、气候、土壤、人口、聚落、土地利用、产业、交通、民族、史迹等方面都作了详尽调查和研讨。经几年努力,编篡成《遵义新i吉、》一i~ 。旧有《遵义府志》,偏重于地方史料,而新志大都为地学著作, 并特别重视地图的测绘。
  这对当地工农业的开发,更具实际意义。如土地利用一章,以1940 年陆地测量局出版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为蓝本,根据实地考察资料,将耕地、森林、荒地、道路、房屋的分布,均填绘成图,并加以解释和建议。这种士地利用图的绘制,在当时国内尚属首次。《遵义新志》中关于遵义农业改良的若干结论,均实事求是,吁作为遵义地方建设的准绳。鉴於《遵义新志》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遵义市地方志办公室于80 年代又重新印刷。
  6. 关心人民疾苦,推进公益事业。浙大师生定居遵义不久,竺可桢校长就向当地政府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建议政府设立收容乞丐的机构,使贫民有生活依靠; 二是修理当时中正桥(现名新华桥),以便遵义新、老二城的交通; 三是明令征收房主有意增高的房租,以改良街道和卫生设施,以利市民健康。此后,又建议加强防空设备和消防设施,以防敌机空袭。竺校长还特别强调为遵义地方做两件事, 一是减少本地烟民, 二是帮助增产粮食。
  当地居民原有一些不良习俗,烟民较多,身体唇弱,且很难戒绝。浙大在竺可桢校长发动下,组织学生为贫苦烟民募集戒烟费用举行义溃,学校还与地方政府合作筹设了一所戒烟处,免费为贫苦烟民戒烟,使地方卫生院顺利推行戒烟令,对移风易俗、戒绝恶习起到良好的作用。
  1946年5月,浙大即将复员东归。校行政会议决定将部份42公物无偿移交给遵、漏地方政府;部份图书留赠当地学校。这些公物,包括新建的全部房屋和用具,以及无怯运悉的机械实验设备。其中J台180 马力的柴油机留在遵义。解放后,靠修复和改装这台发电机,于1951年在狮子桥头建立起遵义人民电厂,经过几十年扩建,现已是现代化的遵义火电厂。留下的房屋则作为多所中、小学的校舍。
  
  五、遵湄办学对浙大和中华民族文化科技的贡献
  
  在遵湄办学七年,无疑对浙江大学有着深远的直接的影响.本属一所普通的大学,不仅在战乱中保全了下来,而且得到长足的发展,崛起成全国著名的大学。同时应该看到,遵湄办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科技也作出了贡献,实有功于国家。对于这一点,至少可以体现在下述二个方面:
  1.提供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纯属“中国式”的办理高等教育的成功范例。
  近百年来,有志之士都在探索办理中国高等教育的最佳途径,或模仿西方,或仿效苏联,但实践证明都未得良好的结果,适合中国国惰的“中国式’的高等教育倒底怎么办,大家都在摸索,在探求。
  原北大校长、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先生在看了《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提纲后,曾这样感慨地说:“我看了这个材料,很受教育”,“过去我也听说浙大当时很苦,但不知道这样苦”,“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浙大培养出像谷超豪这样的人才”,“还为当地做了这么多好事,如修建防洪堤’,“我们过去曾全盘学习苏联,但对浙大这样的、我国自己的好的传统和经验却没有很好学习和继承。”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象浙大那样,在战乱中举校转辗播迁,跋涉民征而弦歌不辍的并不多;象浙大那样,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反而崛起的实例更不多见。竺可桢和他的同事们,正是在万难之中,根据当时的时势、地利、实情,摸索出办理中国高等学校的有效途径。空叮祯办学是艰难的,然而是成功的。这种在千难万苦中摸索到的规律性,某种传统和经验,就更有借鉴和指导的意义。闪此,浙大在遵义的办学实践, 丰富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同时,也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经验。对于这种传统的研究和继承,大有益于当今我们要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
  2.保全了苏步青、王淦昌等一大批老科学家,也培植了数量可观的优秀科学家,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在民族遭受外敌人侵,家园破碎,民不聊生,一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的知识分子,跋涉千里,在大西南找到了落脚之地,而且能取斜相对安静的环境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遵湄人民实有功于国家。
  一大批老教授、老科学家在这里过度了难关,得到了保全,一大批优秀青年得到培植,其数量是极为可观的。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浙大校友名录
  曾在浙大任教的27人
  王淦昌 王葆仁 贝时璋 卢嘉锡 任美锷 苏步青 吴汝康 吴征铠 罗宗洛 张恩虬 张肇骞 钱三强 徐芝伦 顾功叙
  梁守槃 谈家桢 蔡邦华 蔡金涛 谭其骧 卢鹤绂 卢佩章 汪胡桢 竺可桢 钱令希 钱钟韩 黄秉维 郭慕孙
  浙大历届毕业生40人
  干福熹 王元 王序 毛汉礼 支秉彝 叶笃正 刘盛钢 刘恢先 朱祖祥 朱壬葆 冯新德 谷超豪 李竞雄 李世缙 沈允钢
  汪猷 苏元复 吴浩青 邵象华 邹元燨 陈述彭 林励吾 杨平澜 胡宁 胡海昌 胡济民 施履吉 施雅风 张仲俊 姚鑫
  夏道行 钱志道 钱人元 郭可信 程开甲 程民德 谢义炳 谢学锦 蔡昌年 潘家铮
  在这67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曾经在遵湄生活过,都吃过遵义的米,喝过湄江的水.一个大学能为国家提供那么多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实在难得。
  1989年8月28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中南海向来自科技和教育战线上的有突出贡献的部份专家进行座谈。他们被称为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的科技之星。在21位专家中,有5位是浙大的校友.他们是李竞雄、梁守槃、潘家铮、朱预、路甬祥。其中3位曾经是遵湄时代的教师或学生。李竞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农业部科技委员,国内外著名的细胞遗传和育种专家。开创我国利用杂交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问杂交种,培育成多个玉米新品种,其中多抗性丰产玉米杂交种中单二号,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十年累计效益30 亿元。
  梁守槃教授,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国内外有声誉的导弹设计专家,负责总体设计我国第一个弹道式“ 1059”导弹设计。近期又主持设计了海防型导弹系统,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45关键难题,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潘家铮,高级工程师,能源部水电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内著名的水工结构和工程力学专家。长期从事水工结构设计、计算和水电工程设计研究。他主持建设了新安江、二摊、龙羊峡、东江、安康等一批水电站,近年在审查葛洲坝电站设计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国内发表论文60 余篇,正式出版专著14 种,计250 多万字。
  据不完全统计,在遵湄时期浙大工作过的颇有声望的教授还有:丁绪贤、丁履德、么枕生、王庸、王碰、王国松、王季午、王仲侨、王驾吾、丰子恒、方重、田德望、叶良辅、孙宗彭、向达、束星北、何增禄、朱庭袖、金宝善、刘潇然、孟宪承、肖璋、陈立、陈嘉、陈乐索、陈鸿透、李春芬、李寿恒、李浩培、李茂之、李熙谋、吴定良、吴耕民、吴钟伟、余坤珊、严仁庸、罗登义、沈恩岩、郑晓沧、潘承析、潘渊、范绪宾、杨耀德、周厚复、张德庆、张其陶、张荫麟、胡刚复、贺昌群、俞子夷、夏鼐、柯元恒、费巩、钱穆、钱宝琮、徐震锷、郭斌和、黄翼、黄尊生、梁希、梁庆椿、梅光迪、储润科、舒鸿、缪越、蔡堡等。
  这许多老教授,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等学校继续培育人才。
  在遵湄生活过,而后在新中国的科技文教及其他各项各业中作出贡献的人材就更多。
  地质学家叶良辅教授曾对他的学生说:“我们教导诸位,是否成功,要看诸位毕业之后,做人做事的成绩如何。诸位的成绩,远在若干年后,才可明白。所以我们是否成功,亦须等到若干年后,才见分晓。”经过半个世纪,我们来看看浙大毕业生的一些成就,来判断浙大教授培育人材是否成功。现先以地质系为例。
  有人曾这样评述:“可以说遵义是我国地貌学的温床,许多地46貌学的分支学料就是那时期播下了种子。到了解放以后,发芽成长,逐步葛壮。如何流地貌学、,冰川学、洞口海岸学、第四纪地质、遥感科学‘地貌制图,以及地貌学在工程地质和矿产地质中的应用等。在遵据时代,叶良辅直接指导的研究生9名,他们专攻地貌学或地质学某个方面。解放以后,这些研究生都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起骨干作用,并开拓了若干新领域。如严钦尚之于第四纪沉积研究与地貌教育,沈玉昌之于河流地貌学,杨怀仁的第四纪地质、环境变化研究与地貌教育,陈述彭的遥感应用、地理讯息和地貌制j图,施雅风的冰川研究,陈吉余的洞口与海岸研究与教育,丁锡祉的区域地貌研究与教育,蔡钟瑞的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研究和应用,李治孝的浙江地质矿产的研究应用和教育均卓有成就。在地学方面,知名度较高的学者如地理学家赵松乔、谢觉民、杨利普等,海洋学家毛汉礼,气象学家叶笃芷、谢义炳、也姚宜民、张镜湖等多人.其中叶笃正、谢义炳、施雅风、陈述彭、毛汉礼均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酣觉民任美国匹兹堡大学终身教授;姚宜民曾获美国政府金质奖,现浙大设有姚宜民奖学金;张镜湖长期任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现任台湾文化大学董事长.其他担任研究员、教授、高级工程师、大中学校长和一些厅局级领导工作的更不乏其人。单史地系地质组就培养出如比众多的优秀人材,可见培养质量是很高的,对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
  又如物理系在王淦昌、束星北等教授指导下,也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曾在永兴求学,从王淦昌教授那里得到物理学的启迪.又如培养出了胡济民、邹国兴、程开甲、冯平观、忻贤杰、汪容、吕敏等物理学家,象钱人元等物理化学家和高分子物理学家,象梅镇安等生物物理学家。
  再如生物系谈家帧教授在湄潭时期培养的研究生盛祖嘉,1946 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从事红色面包霉遗传学研究,现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微生物遗传专家。施履吉在湄潭跟谈先生从事植物细胞遗传学研究,在染色体行为、染色体精细结构方面颇有创新; 1946年去美进修,从事细胞生物和发育生物的研究。现为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刘祖桐,解放前夕去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从事哺乳动物遗传学研究,后搞人类遗传学,在动物和人类遗传方面的成绩显著,为开拓和发展我国人类和医学遗传学作出很大贡献。徐道觉,在湄潭从事植物和果蝇的细胞遗传学研究,抗战胜利后去美攻读博士,从事果蝇种系演化的研究,后从事人体染色体的研究,以他发明的特珠技术,首先修正人类染色体数量23 对、46 条, 一改以往学术界认为的人类染色体数量为48 条的结论。这一成果可作为人类遗传学发展中的一大突破,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
  又如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教授指导的学生中,张素诚,现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i 白正国,现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吴祖基,现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熊全治,现美国里海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们都在数学的某些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
  本文不可能将有突出成就的科学家的事迹一一例出,仅上述所举,已可领略到浙大优秀毕业生之多。
  在遵湄七年,有七届毕业生,加上当时还是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又加上在浙大附中求读的学生,约有四千名学生在遵酒生活过。他们毕业之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均以求是门人自勉,勤奋踏实,为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作出贡献。
  
  六、遵义人民对浙大的深情厚意
  
  浙大迂居遵义,并非原定计划,贵州省府与遵、据人民起了促进作用,表现出内地父老对科学文化的向往。1938 年底,广州失守,武汉陷落,长沙大火,桂北紧张。浙大决定搬离宜山,其目标先在贵州安顺、镇宁、贵阳以及定番等地。旋以战局稍稳作罢,但广西在疾流行,且敌机多次炸宜山,师生安全可虑,浙大再迂遂成定局。1939年2月,竺校长曾过遵赴渝,对遵义物价稍作了解,但以无电灯和建筑不佳,未作决定。3月赴渝,仍拟迁云南建水,以免入黔运输困难,又以教部主张留挂不动作罢。5 月,敌炸重庆,死伤近二子,教部才同意浙大迂黔。6月,学校成主迂校委员会,竺校长综合了多方面意见,大体赞成迂往湄潭。经过文学院梅光迎院长事先赴黔、赴渝洽商,已有成果,竺校长决定亲自赴湄潭察看,进一步了解沿途运输条件、物产、民情风俗及可用房舍。6 月14 日抵湄潭,当地县长陪同巡视各处可用的祠庙屋字,湄潭21 团体又集会热烈欢迎浙大迁漏。市民甚至表示愿建屋出租,省府当局也以湄潭文化高、物价廉,建议迂湄潭,并有补助迁移费1 万元之议。公路局又表示可用运盆车辆支持搬迁至遵义,迁黔计划才得以实现。
  遵义人民在50年前衷心欢迎浙大的到来。在浙大最困难的时刻敞开了遵湄的大门.首先挪让若干庙宇祠堂和出租私人第宅作为校舍,又从生活需要上尽量给予方便。华仲麟先生(团溪人,责大教授)在年支三千担军粮的重负下仍拨米贱售给浙大,以缓解千余员生吃粮的困难.湄潭基在1940 年5 月以县长严溥泉为首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请浙大校长、教授列席讨论,支馒房舍250 余阔,让出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又决定将湄潭中学与浙大实验学校(即附中)合井,依靠浙大师资办好地方教育@一切可谓周详细致。遵湄父老勤劳朴实,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种出的米粮、疏菜,养育了浙大师生。同时,他们长期与浙大师生和睦相处,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才使浙大师生有一个较安定的抬学环境。浙大教授们高风亮节,学生们刻苦治学的精神,影响遵湄人民至深。浙大为遵湄人民树立了好的榜样,为地方培育的中、小学生数以千计,大学生以百计,在生产、教49育和移风易俗上,浙大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些毕业学生,无论留在地方戎在外地服务,都在各条战线成为骨干力量,至今发扬着浙大的求是精神。解放以来,浙大在遵湄毕业的学生已遍布国内外工作,但遵据七年对地方人才的培育——一直为遵揭人民所怀念。
  1946年5月,浙江大学已决定复员东归。遵义教育文化界举行隆重的欢送会,由83 岁高龄的蒋箴谱老先生代表遵义教育文化界献旗,上写“善教继志,遵道救学,嘉贤容众,毁方瓦合。浙大复员返杭纪念,遵义文化教育界敬献”。这充分表达了遵义人民对浙大的崇敬和感剧。
  1982年7月7日,浙大黔省校舍碑在遵义市11中(原子弹库浙大总务处驻地)出士,完璧幸存,摆设了近四卜年的碑文重新树立。到该校参观、瞻仰的人很多。1983 年4 月,遵义地区党史工作委员会为征集浙大中共地下党和学生运动史料,派专人到北京联系,并与当时地F党负责人磋商了征集办法。1984 年5月,又到北京邀请了部份老校友座谈。同年8 月,再邀请遵据时期地下党和进步同学什余人到遵据两地参观、座谈,确定了分题撰写革命斗争史料,由遵义党史工作委员会收集整理。一部记述话跃在抗战大后方的浙大学生运动的文史专辑《黔北风云》,于1987 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5 年10 月,应浙大遵义校友会和地区党史工委会之请,遵义地、市委拨专款建立浙大碑亭子湘槟公园(原何家巷浙大教务处门前),浙大黔省校舍碑移置亭内。10月,遵义地区特邀浙大校长韩祯祥和各地老校友卅余人参加碑亭揭幕典礼。1986 年,湄潭各界派专人访问浙大及护杭的老校友。根据湄潭县人民政府与浙江大学协商,并经贵州省文管会同意,决定修复湄潭文庙,设立“浙江大学历史陈列馆”,同时决定将原浙江大学附中(现湄潭一中)与浙大挂勾,更名为求是中学。这是湄潭人民继续保持与浙大的友谊和文化交50流,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振兴湄潭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措施。浙大也为此拨专款并赠送了图书仪器。1986年后,遵掘地方领导和留遵校友协助浙大拍摄了《西迂寻迹》、《怀念竺校长》二部专题录象片,有助于海内外浙大校友形象地回忆当年求学的情景和现时遵湄风貌, 1987年夏,浙大机械系5名研究生骑着自行车沿浙大西迁之路进行考察,在他们到达遵捕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对年青→代继承和发扬浙大求是精神并增进与遵据人民的联系表示热烈的欢迎。改革开放1 年来,浙大师生应邀来遵湄支援地方建设、料技协作和专程旅游访问的络绎不断。他们有从海外归来的学者,有国内外著名的生物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电工专家、农艺和园艺家,也有久经风雨的革命家和教育家。他们的到来,都受到遵湄地、市、县领导同志和留遵掘工作的校友的热忱接待和欢迎.遵义各界人士都热烈欢迎和真诚邀请浙夫老校友为振兴遵湄地区的经济文化献计献策。1987年10月,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决定拨专款并组织力量,着力编辑《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曾派专人去杭州、k海、北京等地访问浙大和老校友,征集到大批珍贵史料,并计划j赶在浙大迁遵50 周年和堂可棋诞辰100 周年时出书。
  这一切,都充分表达了遵义人民对浙江大学的深情厚意。
  
  七、历史的思考
  
  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强盛,人民当家作主.当时正值英年的老教授现都年过八旬,那时风华正茂的学子亦都两鬓白发,但是,遵义城头、据江桥畔的生活困最却似就在眼前.那些吃过遵义米、喝过据江水的人无时无刻不怀念着那逝去了的峪嗦岁月.历史翻过了一页,历史却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应该说,在战乱年月,物质生活水准是极度低下的。但浙大师生在求是校训的激励下,成功地摸索出纯属“中国式的”办高等教育的路子。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在今天,物质条件比起当年要好得多;但是,我们的国家底子薄,因此,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浙江大学有志于建成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更要继承和发扬遵据时期艰苦办学的精神,继承和发扬求是学风,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出更多优良的人才。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历史的要求。
  历史也启示我们, 一个地区要有所进步,有所发展,必须热情地接纳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吸收现代的科技文化知识。50年前,遵iNl人民无私地为浙江大学提供办学条件,付出了血汗,付出了代价,但也提高了本地区的文化水准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从长远眼光看,唯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才能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
  浙江大学在遵义办学七年的实践,其内涵是很丰富的,它一定会引发人们多方面的探讨、研究和思考。
  峥嵘岁月,流风遗泽。
  让求是学风在浙江大学、在历史名城遵义发扬光大!
  让遵湄人民与浙江大学的深情厚谊世代相传!
  (毛正棠 幸必达执笔)
  
  ①按时序是天津中西学堂(现天津大学,1895年),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1896年),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1897年),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1898年)。按时序,浙江大学名列第三。

浙大化机专业创建历程和初期发展概况

浙大化机专业创建历程和初期发展概况
浙大化机过控校友 2016-07-12
解放后我国向苏联学习,高校确立以专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1951年国家在大连理工大学建立首个化学过程机器与设备专业(简称化机专业),1952年教育部决定在浙大、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成都工学院(现四川大学) 和杭州化工学校(中专班)等校设立化机专业。

我校化机专业由王仁东教授负责筹建(黄会芳是党支部书记也是筹建人之一),1954年,王仁东教授在刚组建好浙江大学力学教研室之后,就立即被调到化工系承担筹建化工机械专业的任务。当时,我国十分缺乏化工机械方面的专业人才,于是他一面组织选派中青年教师参加苏联专家来华举办的培训班学习,一面坚持提出:“在创业阶段,决不能照搬照抄,也千万不要被外国有的成就所束缚,必须建立我国自己的学科体系。”,他的这一思想,奠定了我国化工机械学科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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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年在大连理工审定化机教学大纲和杜马什涅夫合影,杜马左侧为王仁东,前排右起第三人为余国琮

1954年教育部聘请苏联专家杜马什涅夫在大连工学院讲学。杜马什涅夫(ДОЦЕНТ)是莫斯科化工机械制造学院技术科学副博士、副教授),1954–1956两个学年在大连工学院讲课,全国各校选派了12位教师和10位研究生去进修,并重新修订了教学计划,我校黄会芳、汪希萱(1951年浙大化工毕业)、潘永密(1953年浙大化工毕业,去天大进修一年)老师参加进修班。薛继良老师是1954年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分到浙大化机,1957年10月教育部再聘请苏联化工机械专家A.M.尼古拉耶夫(列宁格勒化工学院科学技术博士、教授)来华,并在天津大学讲学半年多,我校派薛继良老师(担任进修班班长) 参加。1955年朱国辉老师由浙大机械专修科毕业分到化机,1956—1958年随即派到北京石油学院与南化公司、哈尔滨锅炉厂进修焊接以承担“化机制造”中相关焊接课程。1956年大连工学院国内第一批化机本科生毕业了,有董大勤、孙元春(夫妻二人在文革前调河北工学院任教)、李惠玲(1961年调北京保密单位)、李海青(后转入化自)、潘君钰(后转入化工原理)五人分到浙大化机。浙大化机第一届的专业课由王仁东先生和去进修的黄会芳、汪希萱、薛继良、潘永密等老师承担,毕业设计由王仁东(压缩机)、潘永密(合成塔)、汪希萱、董大勤(去北京化工设计院设计铜液塔)、薛继良、孙元春(沸腾炉)老师分别指导。实验室由李惠玲老师负责,调去北京后改由张景铎老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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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化机第一届(57届)毕业照前排左起王高升、孙元春、黄会芳、王仁东、薛继良、汪希萱

为了使化工机械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更好地适应厂矿企业和社会的需要,王仁东教授主张学生应紧密结合厂矿的技术革新,开展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并亲自多次带领学生深入工厂车间参加设计,使学生在生产实际中经受锻炼,以利于他们在毕业后能够很快地适应工作环境并挑起工作重担。王仁东在高校化工机械专业中还首次推出活塞式压缩机的大型毕业设计,使学生的素质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以后,当离心式压缩机在国外大型企业中开始取代活塞式压缩机时,他又立即消化国外资料,然后在国内再次首先开出离心式压缩机的课程和毕业设计,并着手编写了离心式压缩机、透平压缩机空气动力学讲义。

我校1953年招收第一批化机专业学生,1957年有第一批毕业生,是四年制一个班,留校的有张景铎(化机)、周金汉、范本煌(化工原理)、洪嘉智、周兆民(去力学系)、周廷辉(硅酸盐)、顾钟文、赵宝珍(化自)等老师;第二届1958年毕业也是一个班,没人留校;第三届是1955进校,后学制改成五年于1960年毕业,因1959年没有毕业生,故这一届留校人数特别多(夏守愉、李式模、蔡启振、顾金初、周保堂、吴雅春、丁窘果、倪光裕、王春森、姚恕、鲍惠敏、曹笑月、林利和、黄有慧等),后来在化机工作的有顾金初、周保堂、丁窘果、王春森、夏守愉老师五人;潘德龙老师是浙大机制60届毕业后分到化机,和朱国辉、张景铎老师合教“化机制造”课,在八十年代和周志强老师对调去了上海机械学院;1961届是化机人数最多的一届有六个班,留在化机的和后来调入的是黄载生、林勇民、朱兰笙老师,以后一届多为二至三个班。刘俊瑞老师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制造学院无机专业,1959年分到浙大工程热物理,1961年转到化机;62届留校的是申亚明、李桂仙和叶德潜老师,63届留校的是沈庆根和华永利老师,64届留校的是陆君毅、韩兆熊(后去生物化工教授非化机专业的化机课)老师,65届留校的是陈国邦老师(后去低温),姚遵刚老师同年从力学调入化机;66届留校的是李一华和黄炜老师,这就是文革前浙大化机的师资队伍,教研室主任是王仁东教授,副主任是汪希萱和薛继良老师,朱国輝任支部书记。1962年职称评审后化机除王仁东一位二级教授外,有六人先后晋升到讲师职称,他们是;汪希萱、潘永密、薛继良、董大勤、朱国辉和张景铎老师,朱国辉和张景铎老师都是破格提升的。黄会芳先生从大连进修回来就一直肝病缠身,后又转回化工原理,在六十年代就不幸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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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教研室合影,前排左起为叶德潛、林勇民、汪希萱、朱国辉、潘德龙、丁窘果,后排左起为潘永密、顾金初、王仁东、倪幸年、张景铎、刘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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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化机教研室同事合影前排左起为叶德潜、丁窘果、沈庆根、张景铎、韩兆熊、陆君毅、林勇民,后排左起为朱国辉、申亚明、姚遵刚、凌双庆、黄载生、王椿森、潘德龙、太工进修老师、杨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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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东和薛继良在一起分析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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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东教授和返校的57级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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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老师和研究生,前排左起老师为黄载生、周保堂、汪希萱、朱国辉、张景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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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潜、泮永密、张景铎、陆君毅老师

为了编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化工机械学科高级教材,王仁东教授不仅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而且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认为:化工机械专业学生要受社会欢迎,就必须要有扎实的力学、机械基础。第一轮全国统编教材专业主课“化工机器及设备”的1—4章力学基础部分是由王仁东先生撰写,1959年,他首次为浙大化工机械专业别开生面地开出了化工机械力学基础课程。这门具有开拓性的课程的开设,进一步推动了化工机械学科的发展。“化工机械力学基础”1966年单独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1984年增补再版)。王仁东还积极推荐青年教师参加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并且亲自指导浙江大学泮永密和华东化工学院的吴东棣两位年轻教师编写化工机械专业之主课《泵和压缩机》的教材,他为他们认真地反复修改原稿和进行文字润饰。

为强化浙大化机教师的机械、力学基础,王仁东先生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常年给中青年教师补习复变函数、弹性力学知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又开设离心式压缩机、空气动力学、断裂力学等进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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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和化工原理教研室部分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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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老师在杭州饭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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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老师在化机小楼前合影

浙大化机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数个第一:化机研究生我校在1961年被批准招生是全国唯一的化机研究生点(没有硕士、博士之分),指导教师是王仁东教授,文革前一共招收了六名研究生,1961年招收了黄载生、陆瑾治两名研究生,1962年招收的是凌双庆和朱生保,1964年招收的是杨德晖,1965年招收的是任凌波,那个年代要求、考核十分严格又赶上文革开始,最后毕业的只有黄载生、凌双庆老师二人。后一直仃招一直到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当年为促进断裂力学发展共招了七名研究生(郝苏、蒋家羚、孙国有、蔡文安、周炳泉、蒋剑飞、屠德文),1979年招收了魏铭森 ,1981年招收了五人(林宏、王飞跃、华崇岳、曾昭景、董新谊,其中后面二人是上海化工研究院委培的研究生)。

1981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我国首批具有培养博士学位的学校、专业和导师,王仁东教授是唯一拥有固体力学和化机二个学科博士点的指导教师,我国化机领域中只有我校王仁东教授和华化琚定一教授具备培养博士这样的资格,我校的郝苏和华化的潘家桢是我国最早的二位化机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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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容器教研组在茶人之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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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组在茶叶博物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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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系祝寿活动上化机教研组老师合影

1986年浙大化机首批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2年被评为全国首个化工过程机械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又被评为首批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国家特色专业。

王仁东教授力主把浙大化机办成厚基础、学科交叉型,像“飞虎牌万金油”一样受人欢迎的专业,说“飞老虎”有两个翅膀:化工与机械,其机械也有机器和设备两个翅膀,而其中技术上也有两个重要翅膀:高压与高速,半个多世纪以来浙大化机就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在机器和设备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王宽福

2016.7.6

张其凡: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

张其凡: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
  一、引言
  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周年的历程。报纸、电视等传媒,不断有三十周年纪念的报道、活动及学术研讨,十分热闹。当此之际,回顾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宋史研究的进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大陆去台湾的著名学者、台湾大学教授方豪先生,就曾对20世纪前50年的宋史研究状况进行过总结和介绍,但较为简略。台湾著名学者、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宋晞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即注意及宋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1966年,在台北第20次“宋史座谈会”上做了《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的发言,谈到各国研究宋史的状况;1981年,在台北第80次“宋史座谈会”上,又做了《世界各国研究宋史近况简述》的报告;1988年5月,他又在《华冈文科学报》第16期刊布《宋史研究的发展》一文,自元代谈到20世纪80年代末;1992年,再刊布《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宋晞先生的这一系列论文,对90年代以前的宋史研究状况,作了介绍与评估,功不可没。
  90年代初,台湾又有两位学者对本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及教学情况进行总结。1992年3月出版的台北《新史学》第3卷第1期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黄宽重先生刊布《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一文,系统总结20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状况。此文1993年载于大陆的《历史研究》第3期上,是故在大陆的影响较大。1992年6月,台湾举办了“大学人文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台湾大学教授王德毅先生在会上做了《宋史教学的回顾》的报告,后收入会议论文集中。文中对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中有关宋史的教学情况做了大致介绍。
  天津教育出版社,曾组织编写出版了“学术研究指南”丛书,惜乎中途而辍,但已出版《宋辽金史研究概述》,1995年10月出版,大32开,1册,39万字,署名“李天石、陈振编著”,其所叙内容,截止于1990年。1997年的《历史研究》第4期上,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曾瑜先生发表了《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比较系统、全面地回顾了20世纪宋史研究的状况。此文略加修正、补充后,刊于《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
  2004年,台湾的“国家科学委员会”,出版了由高明士主编的《战后台湾历史学研究(1945—2000)》丛书,其第4册为《宋辽金元史》,由韩桂华、王明荪编著,大32开,1册,共246页。
  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组织了“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其中的“史学专辑”由陈祖武,杨泓主编,《宋史研究》则由上海师大的朱瑞熙、程郁编写,2006年1月出版,大32开,1册,约38万字。其所叙内容,截止于2000年。
  三十年间,笔者也曾两次总结宋史研究情况。
  1988年,中国历史学会主办的《史学情报》杂志,开辟了“回顾与展望”专栏。在第3期的专栏中,刊布了笔者以笔名“郑飞”撰写的《宋史研究:面临开拓与深入》一文,对1978年—1988年10年间的宋史研究作了简略回顾。
  1998年,笔者又在王曾瑜、宋晞、黄宽重、王德毅诸先生大作的基础上,加以综合、补充,撰成《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回顾》一文,约5万馀言,提交1998年在宁夏银川举行的中国宋史研究会第8届年会。嗣后,曾寄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宋晞教授斧正,再略加修订,刊布于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的《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9、10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南方出版社2002年7月)。其后,全文收入笔者《两宋历史文化概论》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回顾》所述内容,截止于1997年。
  如今,又是10年过去了,笔者不揣冒昧,第3次撰文,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宋史研究的情况。综合前两文所述,补以近10年来的情况,以为此文。不当之处,尚希指正为盼。
  二、宋史研究的进展与研究队伍的分布
  (一)概说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可以10年为1期,分为前、中、后三期。1978年至1987年为前期,1988年至1997年为中期,1998年至2008年为后期。
  前期可谓“文革”后的过渡与恢复时期,宋史研究的队伍以五六十年代人员为主,课题也多可窥见“文革”之阴影。自1978年开始大规模招收研究生后,1981年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毕业,宋史研究队伍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研究课题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彻底摆脱“文革”阴影,开始其科学的历程。1982年,大陆第1次授予18人博士学位,其中有历史学两名,即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葛剑雄与周振鹤。自此,大陆开始了培养博士生的工作。中期,经历1989年事变的波折后,宋史研究开始向深度和广度迅猛扩展,博士研究生开始成批加入宋史研究队伍。后期,大规模招收博士生,加快了队伍建设,扩大了课题范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思想开始解放,禁区不断被冲破,宋史研究开始其蓬勃发展的历程。
  90年代以后,文革前后毕业的研究生成长起来,开始出版著作,于是,好几所院校都有“宋史研究丛书”的编撰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从1992年开始出版“宋代研究丛书”共3批,15本。书目如下:程民生著《宋代地域经济》、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为第1批;贾玉英著《宋代监察制度》,苗书梅著《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周宝珠著《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为第2批,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温伟耀《成圣之道——北宋二程修养功夫之研究》为第3批。据悉,他们正在征集稿件,准备再推出一批。2008年,“宋代研究丛书”又推出“日本学者系列”,已见到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
  河北大学推出了《宋史研究丛书》,已见出版者有:漆侠《知困集》、《探知集》,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金朝军制》,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杨倩描《吴家将》、《王安石<易>学研究》,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裴汝诚《半粟集》,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杨渭生《宋代文化新观察》等。
  云南大学也推出了《宋史研究丛书》,已见出版者有:林文勋《宋代商品经济史研究》,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吴晓亮主编《宋代经济史研究》,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等。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辑了《宋代文化丛书》,由巴蜀书社出版,第1辑有7本: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王晓波《寇准年谱》,舒大刚《三苏后代研究》,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向以鲜《超越江湖的诗人》。该所还长年编有《宋代文化研究》(论文集),已出到第15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编写了“宋帝列传”,1997年出版,共12本:毛元佑、雷家宏《宋太祖》,张其凡《宋太宗》,汪圣铎《宋真宗》,黄燕生《宋仁宗、宋英宗》,仲伟民《宋神宗》,王菡《宋哲宗》,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王曾瑜《宋高宗》,方如金、陈国灿《宋孝宗》,虞云国《宋光宗、宋宁宗》,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宋度宗》,曾庆瑛、刘耕荒《南宋末三帝》。张希清等《宋朝典制》。2004年11月重版,删去了图片,更简陋了。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有论文集《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已出13集,每集皆有宋史文章。他们还编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及续编各1册,人民出版社出版。《续编》为纪念陈乐素先生百年诞辰的论文集。
  2004年,杭州市为弘扬南宋文化,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设立南宋史研究中心,特聘已退休的浙江大学教授何忠礼为主任,方建新教授、徐吉军研究员为副主任,拨出数百万元,组织编写《南宋史丛书》50册。2005年与2006年、2008年,已召开过三次“南宋史研讨会”,2008年的会议还是国际研讨会。《南宋史丛书》已交稿一半以上,预计近两年内将由人民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齐。这是南宋史乃至宋史的一大盛事,也是迄今仅见的地方政府大手笔。2008年12月29日,为已出版的25部书籍,举行了《南宋史丛书》首发仪式。这25部书是:何忠礼《南宋政治史》(46万字),粟品孝《南宋军事史》(47.3万字),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46.6万字),苗春德、赵国权《南宋教育史》(39.6万字),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45.1万字),张锦鹏《南宋交通史》(40.7万字),吴松弟《南宋人口史》(36.7万字),杨倩描《南宋宗教史》(40万字),罗炳良《南宋史学史》(40万字),龚延明《岳飞研究》(38万字),韩酉山《秦桧研究》(40万字),姜青青《马扩研究》(35万字),邹志方《陆游研究》(40万字),束景南《朱熹研究》(35万字),邢舒绪《陆九渊研究》(25万字),辛更儒《辛弃疾研究》(38万字),周梦江、陈凡男《叶適研究》(30万字),张金岭《宋理宗研究》(30万字),俞兆鹏、俞晖《文天祥研究》(30万字),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53.2万字),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16.5万字),顾志兴《南宋临安典籍文化》(29.3万字),邓禾颖、唐俊杰《南宋官窑》(21万字),以上共843万字;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编《南宋史研究论丛》(上、下),上册33篇,下册34篇,共101万字。
  上述这些丛书的出版,大大推进了宋史研究的发展,其功甚伟。
  下面分三个时期,介绍一下宋史研究的进展情况与研究队伍的分布。
  (二)前期(1978—1987年),第一个10年
  1.总说
  第一个10年,大陆的宋史研究大致还在恢复与积聚阶段,其最大事件便是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和《宋史研究通讯》的编纂发行,使大陆宋史学者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交流与交锋的平台。但1987年年会以后,曾有5年间未能举行年会,《宋史研究通讯》也惨淡经营,举步维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史研究会的窘境。
  据不完全统计,这10年间大陆已出版的有关宋史的专著达70部以上,总字数超过1000万。在报刊上发表的宋史研究论文逐年增多,从1978年的80余篇,到1987年的400篇以上,总计超过3000篇。字数超过1500万。宋史研究会编行的年会论文集《宋史研究论文集》,这一阶段出版3本,中州书画社出版了《宋史论集》,中华书局出版了《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宋史研究集刊》,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括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资治通鉴丛论》,共约167万字。从这些数字看,与文革前17年对比,宋史研究可说是空前的繁荣。
  断代史著作也出版了几部,如周宝珠、陈振的《简明宋史》、洪焕椿的《宋辽夏金史话》、杨树森、穆鸿利的《辽宋夏金元史》、吴泰的《宋朝史话》,如果再加上《中国通史》第5至7册和《中国史稿》第5册,则已有6部宋史或宋辽夏金元史专著,还有《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此外,还有一批宋代的专史著作问世,如《宋明理学史》、《宋代社会研究》、《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宋代说书史》、《宋元佛教》、《唐宋词通论》、《宋词散论》、《宋朝兵制初探》、《宋代经济史》、《宋代四川经济述论》等。
  宋代史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也有很大进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陆续出版,《通志》、《文献通考》等大部头史籍也已影印出版。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行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宋元笔记丛书》,也已出版了10多种。不少宋人文集和其他宋代史籍如《宋宰辅编年录》、《元丰九域志》等书也已整理出版,为治宋史者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宋史研究工作。专题史料汇编,近年来则有胡昭曦等人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57.2万字)、汤开建、刘建丽的《宋代吐蕃史料集(一)》(55.4万字)等出版。
  这一时期,宋史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现状尚不能令人满意,有很多缺陷与不足,面临着开拓与深入的艰巨任务。从宏观来说,多卷本《宋史》的编纂工作,迄今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从微观来说,宋代的专史研究不足,还有很多空白点,即或是热点问题,也还需深入。
  宋史研究中,有几个热点:一是经济,包括户等和阶级构成、客户问题、租佃制、地租、差役、户口等问题,每次年会中,总有半数已上是这方面的论文;二是王安石变法与熙丰、元祐党争,包括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物,可称年年有论文,专著不断出;三是两宋之交的和战问题,岳飞、张浚、秦桧、辛弃疾等人物;四是宋初的改革与统一,包括太祖、太宗、赵普、杨家将等人物;五是三次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钟相、杨幺,但近年来已趋向冷落;六是宋蒙战争,包括文天祥等人物。这六方面的论著,占已刊行宋史研究论著的大半。除此而外的两宋历史,则研究不多,甚或空白。如北宋仁宗朝的历史,除庆历新政外,尚少研究;北宋中期的重要政治人物韩琦、富弼,几乎还没有什么研究;北宋后40年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也少有人涉足;南宋除一头一尾外,其余时期的研究也不多。又如两宋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科技史等专史著作,仍付阙如。如果没有对北宋初年到南宋末年的分段详尽研究,没有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专门研究,是很难把握两宋历史全貌的,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多卷本《宋史》的问世。因此,不把目光局限于热点问题研究,多做些“垦荒”工作,多进行一些专题的或专门史的微观或中观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宋史研究也许能有突破性进展。
  在众多的宋史研究论文中,炒冷饭的重复之作时有所见,不认真读书而故作惊人之语的亦大有人在。因此,重视研究信息,提倡严谨的学风,是非常有需要的。宋史研究中,有不少传统的流行观点,如理学统治论、相权削弱论、对土地政策的非议、对某些人物的评论等,占据统治地位长达数十年,仔细考查起来,却都不尽然,甚至南辕北辙。不循于旧说,不慑于权威,实事求是地考察研究,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全貌。为此,应当提倡学术争辩,提倡观点交锋,才能越辩越明。80年代初,在讨论宋江问题时,曾各抒己见、激烈争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还不多见。
  宋代史籍,虽然在长时期中历经战火、天灾及人为的毁损,但存留至今者仍可谓汗牛充栋,不胜其览。也正因此,对宋代史籍还没有足够的重视。现存的宋代文集、笔记、小说等著作到底有多少,迄今仍是未知数,无法确知。这些著作已整理或印行者,还只是一小部分。编辑宋人著作书目提要,整理、介绍、出版宋人著作,势在当行,尚需努力。这是宋史研究进一步开拓和深入的需要。
  “宋代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民族文化心理等方面讲,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的影响,宋代恐怕是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因此,研究并弄清宋代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状况,不仅可以提供历史的借鉴,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近、现代的中国。从这点上讲,以往宋史研究的成果还不够深入,还没有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与其他断代史的研究比较,宋史研究略嫌沉闷,不大活跃,甚至可以说比较刻板,思维方式比较陈旧,因而阻碍了宋史研究的发展,迄今尚未出现大的突破。这些问题,是值得宋史学界深思的。”笔者在1988年写下的这段话,今天看来,仍是有针对性的。
  1988年以前的10年间,宋史研究论著的出版数量还不多,其作者也主要是文革前的老中青作者,80年代后毕业的研究生尚在积蓄力量,晋升职称,争取住房。出版的著作中,也是以个人文集或旧作修订为主,如陈乐素先生的《求是集》,聂崇岐先生的《宋史丛考》,漆侠先生的《求实集》,华山先生的《宋史论集》,关履权先生的《两宋史论》,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徐规先生《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关履权先生《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吴泰、陈高华先生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等书,则是作者积多年之力而为的力作。而朱瑞熙先生的《宋代社会研究》,涉及面广,论点新颖,但分量较小,今天看来,也嫌单薄,更像是论纲。
  2.第一阶段:1978-1982
  第一个10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1978年至1982年为第一个阶段。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宣告“文革”结束。饱受摧残的宋史研究,从浩劫中复苏,慢慢地开始恢复元气,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招收宋史方向研究生的单位有:北京大学邓广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乐素,杭州大学陈乐素、徐规,开封师院张秉仁,上海师院程应镠等5处,成为“文革”后最早培养宋史研究人才的地方。1979年秋天,在开封师院召开了“《简明宋史》审稿会”,宋史学界的隽彦,一时齐聚开封。这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不仅直接促成了大陆1949年以后第一部断代宋史《简明宋史》的出版,更重要的是,完成了宋史研究会的准备工作,确定于1980年在上海师院举行“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
  1980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1届年会”在上海师院(今上海师大)举行,与会代表60多人。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宋史研究会,选举邓广铭为会长,陈乐素为副会长,程应镠为秘书长,理事13人。秘书处设在上海师院。这种组织形式,反映了当时宋史研究的格局。从此,大陆宋史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开始了正常的学术活动。会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1982年10月,在郑州举行了第2届年会,由河南省社科院承办,与会者达80多人。会后,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1984年10月,在杭州举行了第3届年会,由杭州大学历史系承办,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1987年9月,在石家庄举行了第4届年会。由河北大学承办,与会代表107人,会后,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此次会议上,对宋史研究会理事会进行了增补,由于程序的不当,引发了争议。此次会后,宋史研究会的正副会长如下:会长:邓广铭,副会长:陈乐素、徐规、郦家驹、漆侠、乔幼梅、朱瑞熙、王曾瑜,秘书长仍为程应镠,理事共15人。会后,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邓广铭先生1949年以后一直在北京大学执掌教席,此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五主席之一。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王安石、岳飞及其他方面的论文,并最终修订出版了《王安石》、《岳飞传》两书。北京大学又是大陆在“文革”后最早招收宋史博士生的单位。邓广铭还与程应镠一道,在此时主持编纂了第一部大型工具书《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并在80年代完成出版。邓广铭先生于1979年招收了宋史研究生张希清等人。198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
  陈乐素先生于1975年被强迫退休后,一直寓居杭州,进行《宋史艺文志考证》的修订工作。1978年,他在杭州大学复职,出任历史系教授,被推选为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同时,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聘为兼任研究员,故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杭州大学两处招收研究生。在历史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是张其凡,在杭州大学招收了何忠礼、周生春、孙云清、翁福清等4人。他在杭州大学建立了宋史研究室,当时成员主要有:徐规、倪士毅、梁太济、龚延明等人。1979年,陈乐素南下广州,在暨南大学建立宋史研究室,徐规继任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徐规先生是张荫麟、陈乐素先生的及门高弟,他在五六十年代经历坎坷,发文不多。“文革”后,接连刊出《陈亮永嘉之行及其与永嘉事功学派的关系》、《沈括生卒年问题的再探索》(1977年)、《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南宋绍兴十年前后“内外大军”人数考》(1978年)、《沈括“官于宛丘”献疑》(1979年)等文,1982年,更出版《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获日本宋史权威周藤吉之的高度赞扬,从此奠定其在宋史学界的地位。他主持下的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成为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程应镠(1916—1994年),江西新建人,早年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有一段坎坷的经历,“哀乐中年感逝川”。“文革”后,他在上海师院任职,1979年,出任恢复后的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当时,上海师院与华东师大共同承担点校整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的任务。1978年,在程应镠的主持下,上海师院历史系和古籍研究所招收了宋史研究生,包括:吕友仁、李伟国、萧鲁阳、俞宗宪、朱杰人、王松龄等人;聚集起一批从事宋代文史研究的学者,主要有:郑世刚、许沛藻、金圆、孙菊园、裴汝诚等人。他是《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两部大型史籍校点整理的主要组织者和定稿人,他与邓广铭共同担任主编,自70年代末开始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他担任宋史研究会秘书长后,为研究会的发展壮大呕心沥血,付出了大量劳动。继张家驹先生之后,程应镠发展壮大了上海师院的宋史研究队伍,使其成为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开封师院历史系,是“文革”后大陆最早招收宋史研究生的院校之一。张秉仁先生(1910—1994年)主持的宋史研究室,有王云海、姚瀛艇、周宝珠等人。加上《史学月刊》杂志与河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有陈振)当时都设在开封师院,这里也成为宋史研究的基地之一。1978年,以张秉仁先生的名义,招收了宋史研究生,有穆朝庆、魏天安、刘坤太、张德宗等人。在发起十院校共同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后,开封师院历史系与河南社科院历史所又在此时开始共同编写《简明宋史》一书,以填补大陆宋代断代史之空缺。此书于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宝珠、陈振主编,约46万字。
  在这一时期,发表论文的,除邓广铭、陈乐素、徐规、漆侠、吴天墀、朱瑞熙、周宝珠、关履权、陈守忠、李蔚、柯昌基、胡昭曦、万绳楠、杨国宜、王云海、程溯洛、苏金源、李春圃、张邦炜、赵俪生、裴汝诚、杨德泉、汪槐龄、沈起炜等五六十年代已刊发论文者外,也有少数新人出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乃是同毕业于北京大学、同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吴泰、王曾瑜二人。吴泰大学时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毕业后又成为陈乐素先生的研究生,他在这一时期成为宋史研究的风云人物,在这一时期的几个热门话题上,他都发表过重要意见。关于宋江问题的争论,他是首先挑起论战的一方主将,他又较早地提出为岳飞恢复名誉。惜乎他英年早逝于80年代中期,连副研究员也未评上,不免令人扼腕。王曾瑜在“文革”中苦读《宋会要》而出名,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水平较高的论文。还有,与朱瑞熙是同学的蒙文通高足贾大泉,也在此时开始刊发论文。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最年轻的与会者,是41岁的王曾瑜。这一时期宋史研究队伍的年龄,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的宋史研究,从批判“四人帮”谬论开始,逐步扩及宋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其热门课题,主要有四个:①宋江问题,②岳飞问题,③农民起义,④王安石变法,论文也大多集中于这四个课题。
  1978年6月8日,吴泰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一文。接着,邓广铭、李培浩在6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历史上宋江的面貌》一文,在当年《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发表《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有关宋江问题的大论战由此展开,历时约4年之久,成为大陆宋史学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道风景线。吴泰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故而这场论战被有些人称为“学生与老师的论战”,引人注目,得到当时整个史学界的关注。
  有关宋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40年代,余嘉锡先生撰《宋江三十六人考》,认为宋江投降了宋廷;50年代,张政烺撰《宋江考》,以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为据,认为宋江之降是诈降,并且未征方腊。但是,客观地讲,70年代末的论战并非余、张之争的继续,而是“文革”后期评《水浒》运动的馀音,所以争论的问题“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历史上的宋江是否征方腊?”也带有浓厚的“文革”中评《水浒》运动的风格。
  吴泰继《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之后,在1979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上又发表《再论宋江的几个问题》一文,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打过方腊。北郭在1979年第4期《北方论丛》发表《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一文,观点与吴泰一致。邓广铭等人则在1978年8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在1980年第1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没有打过方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引发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很多人撰文参加讨论,但是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服,虽然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但仍未解决问题。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该文据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忠愍集》卷2),认为这是当时人记载,铁证如山,证明宋江确曾投降。邓广铭先生看到马泰来之文后,于1982年第4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一文,承认宋江确曾投降,但仍否认宋江打过方腊。至此,大论战暂告结束,宋江投降,遂成定论,但宋江是否打过方腊,则仍无定论。时过境迁,此后这个问题日渐淡出人们视野,不见有人提起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岳飞是宋史研究中的另一个热门话题。1978年6月,杭州大学在陈乐素主持下,召开学术讨论会,座谈岳飞的评价问题。这是针对“评法批儒”中对岳飞的贬低和攻击而进行的拨乱反正。一时间,有关岳飞的论文充斥报刊,其中主要有:倪士毅等《论岳飞》(1978年),吴泰《应该恢复岳飞的历史地位》(1979年),徐渭平《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史平《略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周宝珠《岳飞冤狱及其平反昭雪前后的斗争》(1979年),汪槐龄《论岳飞的爱国主义》(1979年),邓广铭《“黄龙痛饮”考释》(1979年)、《〈鄂王行实编年〉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1980年)、《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1年)、《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1981年)、《关于岳飞的几个问题》(1981年)、《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2年)、《八百四十年前的一桩大冤案〈岳飞惨遭杀害始末〉》(1982年)、《绍兴八九年内秦桧的卖国降敌和岳飞的坚决反抗》(1982年),王曾瑜《岳飞之死》、《岳飞几次北伐的考证》(均1979年)、《关于岳飞的家世》(1980年)、《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1981年)、《岳飞第一次北伐的考证》(1981年),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0年),蔡栋《〈岳氏宗谱〉和岳飞后代》(1980年),王瑞来《历史上的岳飞与小说中的岳飞》(1981年),豫嵩《关于岳飞的评价问题》(1981年),龚延明《也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1年),张云霄《岳飞与赵构的斗争》(1982年),刘大有《吴玠与岳飞》(1982年)等。龚延明出版了专著《岳飞》(1980年),邓广铭出版了增订本《岳飞传》(1982年),王曾瑜出版了《岳飞新传》(1982年)。这时的岳飞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为岳飞恢复名誉,拨“文革”之乱而反之正。由于岳飞的地位和影响,此问题以后一直有人从事研究,还在杭州成立了由徐规先生担任会长的中国岳飞研究会,召开过多次国内与国际研讨会。
  在这一时期,有关宋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仍是热点。著作有白钢《〈钟相杨幺佚事〉及其史料价值》(197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考述》(197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编《王小波李顺起义史料汇编》(1978年),杨渭生《方腊起义》(1980年),安徽师大历史系《方腊起义研究》(1980年),白钢、向祥海《钟相杨幺起义始末》(1980年)等。《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也应运而出,1979年至1982年间共出了4辑,其中有关宋代的文章有16篇之多。论文则有:邱鸣皋《略论方腊起义的社会背景》(1977年)、《方腊起义大事记略》(1977年),雏飞《谈谈方腊起义的口号问题》(1978年),吴泰《关于方腊评价的若干问题》(1979年),陈振《方腊起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79年),杨渭生《〈容斋逸史〉献疑》(1979年),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1979年),陈得芝《关于方腊的所谓“漆园誓师”》(1979年),朱瑞熙《“三面保义”辨》(1980年),吴泰《方腊出身问题考辨》(1980年),李祖德《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与方腊起义》(1980年),李裕民《方腊起义新考》(1980年),杨渭生《关于方腊起义若干问题的再探索》(1980年),张海鹏、杨国宜《方腊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商榷》(1980年),朱瑞熙《关于〈容斋逸史〉的作者》(1981年),王冠倬《方腊起义军攻占州县考》(1981年),白钢《“圣公”考》(1981年),邱鸣皋《有关方腊的一则资料的辨正》(1981年)。朱瑞熙《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79年),吴天墀《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1979年),周子云《王小波、李顺里贯起义发祥地考辨》(1979年),阎邦本《关于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鲁阳《王小波李顺起义的起因是“贩茶失职”吗》(1980年),杨继忠《〈老学庵笔记〉中王小波“自言”的两个问题》(1981年)。郑从周《谈钟相杨幺起义的特点》(1979年),李文彬《“车船”、“拍竿”及“木老鸦”考》(1981年),曹典礼《钟相起义事略》(1981年)。三大起义之外的有关文章有:陈守忠《试论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的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1978年),关履权《宋代的茶禁和茶户、茶贩的反抗斗争》(1978年),张明福《试论北宋庆历年间的兵变》(1980年),向祥海《范汝为起义简论》(1980年),裴汝诚《关于李金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温岭(陈高华)《南宋末年江西建昌的佃户暴动》(1981年),李文彬《南宋李接起义》(1981年)等。在这几年间,农民起义的研究承接解放后的研究馀绪,热闹非凡,争论颇多,形成一个高潮,并且成立了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但进入八十年代后,日渐衰微,研究者也日逐减少,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的活动,也最终停止了。
  在“文革”时的“评法批儒”中,被认定为“法家”的王安石,风光热闹地被讨论研究着,有关文章十分之多。邓广铭的《王安石》一书,也有幸在1975年改写后出版。“文革”结束后,王安石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仍是热门。《文史哲》1977年第4期发表了吴泰《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及其喉舌散布的一些谬论》、朱瑞熙《四人帮歪曲王安石变法历史的险恶用心》两文,1977年12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泰《王安石的历史遭遇和四人帮的罪恶用心》一文,由此揭开了在王安石问题上拨乱反正的一页。其后,谷霁光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1978年),裴汝诚有《关于〈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的通信》(1978年),邓广铭有《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对〈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的批判》(1978年),颜中其《王安石变法同北宋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1979年)、任奇正《吏治改革的妥协性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979年)等文相继刊发。1980年,王曾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刊出《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洋洋数万言,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引人注目。1980年发表的有关王安石的论文还有:姜国柱《论王安石》,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李之勤《熙宁年间宋辽河东边界交涉研究——王安石弃地数百里说质疑》、《最早诬蔑王安石弃地的不是邵伯温而是苏辙》,杨渭生《王安石在鄞县的事迹考略》,谷霁光、谷远峰《王安石经济思想若干问题试析》,林岑《略论沈括与王安石的关系》等。其后,有关王安石的研究转入了正常轨道,仍然是宋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以此为硕士课题者不少。但是,角度、深度与评价都有了较大变化,更加贴近历史实际。
  除上述四大热门课题外,发表的论文有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特别是租佃制的发展的,有研究宋代人物如宋太祖、赵普、韩侂胄、司马光、朱熹、范仲淹、曲端、余玠、杨家将等人的,还有研究宋金战争的,但比起四大热门来说,还嫌得薄弱与不足。
  总起来说,这一阶段,虽只有四五年时间,但论文数量与研究者数量相比的话,是相当惊人的,这是对文革时期“万马齐喑”局面的一种反动,对重获学术研究权力的一种兴奋。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是其后学术发展的先声,是我们应当记住的。
  3.第二阶段:1982—1987年
  第二阶段自1982年至1987年。
  第一个10年中,宋史研究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宋史人才的培养与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壮大。
  1981年,“文革”后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毕业,开始进入宋史研究队伍。这一批人后来大多成为宋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如兰州大学的葛金芳,杭州大学的何忠礼、周生春,中国社科院的张其凡、上海师院的萧鲁阳、李伟国、吕友仁、朱杰人、俞宗宪,开封师院的魏天安、穆朝庆、刘坤太、张德宗等人。自此以后,每年都有研究生毕业,宋史研究队伍不断有新鲜血液输入,使宋史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统计,1987年,历史学分为14个专业,全国有权授予博士的学科、专业点共计67个,导师115人。其中,中国古代史中有博士点17个,为各专业之首(其他专业均不到10个),导师37人(其他专业最多15人)。专门史有博士点8个,导师9人。这些博士点和导师中,招收宋史方向博士生的导师有中国古代史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河北大学漆侠,杭州大学徐规,专门史(唐宋经济史)的云南大学的李埏。共计4个点4名导师而已。这10年间,宋史的博士点基本没有增加。
  在这10年间,大陆宋史研究的队伍已增多达几百人之多,宋史研究的基地分布南北各省市。
  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在80年代创建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为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邓广铭在1982年率先招收了宋史的博士生,其后又招收了5届,培养出周生春(1982级)、杨若薇(1983级)、陈植锷(1984级)、包伟民(1985级)、罗家祥(1986级)等5位博士。他治史强调基本训练,将“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四把钥匙”。邓广铭治史勇于创新,敢于以精微的论证,推翻前人的定论,无论是他对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的研究,还是对《宋史》的《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正,都反映了这种特点,他对辛弃疾的研究,更是实现了传记、年谱、词与诗文的完整组合。他校点增订了《陈亮集》(1987年),与张希清合作校点了《涑水记闻》(1989年),还著有《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辛弃疾(稼轩)传》、《稼轩词编年笺注》、《稼轩诗文抄存》、《岳飞传》(增订本,1983年)邓广铭不愧是八九十年代宋史学界的领袖人物。
  暨南大学的陈乐素先生,在南下广州后,研究方向转移到宋元明清文化史和岭南地方史上,先后发表了《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1982年)、《珠玑巷史事》(1982年)、《袁本与衢本〈郡斋读书志〉》(1983年)、《桂林石刻〈元祐党籍〉》(1983年)、《略论〈直斋书录解题〉》(1984年)、《北宋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及其历史意义》(1988年)等论文。他平生的论著,大半都汇编为《求是集》第一、二集(1986年、1984年)。1984年,陈乐素在宋史研究室的基础上,为暨南大学创办了古籍研究所(又名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先后招收了三批宋史研究生。陈乐素治史,从目录学入手,以文献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料学、年代学等为基础,强调版本目录与考据,主张“脑、手、笔、腿四勤”,以“时、地、人、事”为“治史四要”。他每有著述,必先搜集大量史料,进行考订、分析、取舍,然后据以成文;继而又以文稿广事商榷,征求意见,几经删改,方肯刊布,因此,其论著考订精审,言而有据,素称严谨。他对《三朝北盟会编》及其作者徐梦莘的研究,对宋代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及其著作《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宋史艺文志》五十年的考证研究,都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宋史的还有常绍温、杨芷华、张其凡等人。
  广州地区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华南师大的关履权、王棣、高美玲等人,中山大学的曾琼碧等人,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的袁征等。关履权(1918—1997年)招收过几届宋史研究生,王棣是他的第一个弟子,1980年入学。关履权出版了《两宋史论》(1983年)一书,还发表了不少论文。曾琼碧出版了《千古罪人秦桧》一书(1984年),发表了经济史论文十多篇,她也招收过宋史研究生。
  上海师大(上海师院改名)的程应镠先生,出版了《司马光新传》、《范仲淹新传》等宋史方面的专著。80年代后期,朱瑞熙调入上海师大。这一阶段,由于程应镠先生是秘书长,故宋史研究会设在上海师大,具体工作由范荧负责。上海师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郑世刚、许沛藻、虞云国、戴建国、顾吉辰、范荧、汤勤福等人。
  杭州大学(原为浙江大学文理学院,1998年又并回浙大)的徐规先生,后来担任了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岳飞研究会会长。徐规,浙江平阳人,生于1920年,1946年以《宋代妇女的地位》获文学硕士学位。他于1986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但在头一个十年中尚未招生。杭州大学也成为培养宋史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其成员有:杨渭生、梁太济、何忠礼、龚延明、包伟民等人。1985年,杭大宋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沈括研究》一书,汇集了相关论文18篇。徐规还主编了两集由杭大宋史研究室编的《宋史研究集刊》,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出版。他还发表了有关宋代文献订误的论文19篇,有关宋代人物、史事考评的论文约20篇。
  杭州与浙江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浙江大学的周生春,杭州师院的林正秋,浙江师大的方如金、陈国灿,温州师院的周梦江等人。
  河北大学的漆侠先生(1923—2001年),1979年定为教授。他创建了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其成员有郭东旭、高树林等人。1983年被批准为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点,是河北省第一个博士点。1985年,他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袁征,1987年,程民生、李华瑞来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阶段,漆侠先生处毕业的博士生仅1988年的袁征1人。漆侠的研究领域一度以农民战争史为重点,曾担任过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研究以宋史为重点,主要集中于宋代经济史的研究。作为国家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之五的《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于1987年和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合共90馀万字,是迄今为止份量最大的宋代经济史研究专著。
  李埏先生(1914—2008年),云南路南人,生于1914年,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曾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向达、姚从吾,攻读宋史。1943年起,即在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学。他是张荫麟先生最为赏识的学生之一,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1982年,他在云南大学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封建经济史研究室,1983年,成为中国经济史的博士生导师。李埏的研究,以唐宋经济为主。1986年,他出版了自选论文集《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
  四川大学也是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亦是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单位之一。吴天墀先生是宋史研究的前辈之一,他生于1913年,别名浦帆,四川万县人。193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三四十年代即有《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1939年)、《王安石性格及变法是非》(1939年)、《张詠治蜀事辑》(1940年)、《烛影斧声传疑》(1941年)等文发表。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西夏史稿》一书,并于1983年出版了增订本。80年代时,他与徐中舒先生共同指导宋史博士生,1985年,招收了蔡崇榜、刘复生为博士生,蔡于1988年毕业,刘于1990年毕业。
  自80年代以来,胡昭曦及其硕士生们,即集中精力于晚宋史、宋蒙(元)关系史的研究,出版了《宋蒙(元)关系研究》与《宋蒙(元)关系史》两部书稿,成为晚宋史研究的中心。四川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曾枣庄和刘琳的主持下,从事《全宋文》的编纂整理,并于20世纪90年代完成。曾枣庄有《苏轼评传》(1982年)、《苏洵评传》(1983年)等著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贾大泉,乃蒙文通高足,有专著《宋代四川经济述论》等。这样,成都便成为雄居西南的大陆宋史研究的重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研究室,一度十分兴盛,80年代时,有郦家驹、朱家源、王曾瑜、陈智超、吴泰、郭正忠等专攻宋史者。郦家驹在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先后在成都、北京受业于蒙文通先生,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他发表了《试论韩侂胄评价的若干问题》(1981年)、《北宋时期的弊政和改革》(1983年)、《两宋时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1988年)等文,又是《中国史稿》第五册的主要作者之一。虽然由于担任行政工作,发表的论文不多,但他在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吴泰掀起了关于宋江、岳飞等方面的大讨论,名震一时。惜乎在80年代即英年早逝。王曾瑜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论文,朱家源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郭正忠关于盐业与经济方面的论文,都有举足轻重之份量。
  河南是北宋首都开封所在省份,也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河南大学(前身是开封师院,改河南师大,再改今名)在文革后是第一批招收宋史硕士生的单位之一。由河南地区学者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1985年)一书,是大陆第一部断代宋史专著。这一阶段,河南地区的宋史研究者主要集中于两处:河南大学与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河南大学宋史研究室,由张秉仁先生创建,后发展为历史研究所,其成员,老一辈的有王云海、姚瀛艇,中青年多为河北大学的博士,如苗书梅、贾玉英等人,还有张德宗等人;该校历史系研究宋史者有周宝珠、程民生、刘坤太等人。在郑州的河南社科院,则有任崇岳、魏天安、穆朝庆、萧鲁阳等人。
  武汉地区高校云集,也有不少宋史研究者。华中师大较早招收宋史研究生,由王瑞明先生指导。其高足罗家祥,硕士学业毕业后,又师从邓广铭先生攻读博士三年。华中师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张全明等人。武汉大学李涵女士(1922—2008年),江苏江阴人,生于北京,194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54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是著名宋辽金元史学家。在70年代末即招收了宋史硕士生。她与刘经华合著了《范仲淹传》,并发表了不少论文。其研究生杨果女士,研究宋代官制颇有成就,硕士论文是研究宋代翰林学士的。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韩茂莉,现在北京大学工作,著有《宋代农业地理》一书。湖北大学的葛金芳,是赵俪生的弟子,以研究宋代经济史为主,著有《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等书。
  辽宁大学的陈光崇先生,乃陈乐素先生弟子,从事史学史研究,发表了《欧阳修的史学》、《资治通鉴述论》等有关宋代史学的文章。他在80年代初招收的学生杨若薇、赵俊等人,后来都去攻读博士,小有成就。杨若薇是北大的博士,出自邓广铭门下,以《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一书获博士学位,现在香港工作。赵俊是华东师大的博士,出自吴泽门下,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同时进行史学史研究。
  长春市的东北师大,有李春圃、杨树森、穆鸿利等人治宋史,李春圃是宋史研究会成立时的理事之一,他和吉林大学的苏金源合编有《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史料彚编》(1965年)。杨树森则和穆鸿利合编了《辽宋夏金元史》(1986年)。
  (三)中期(1988—1997年),第二个10年
  第二个10年中,先是经过了1989年“北京事件”,有几年的沉寂时期,无论是研究生的招生数量还是史学著作的出版情况,史学论文的发表情况,都有停滞甚或衰微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史研究室,与隋唐五代研究室合并,虽有博士授予权,但这10年内未曾招收过1名宋史博士。即可看做是这10年衰微的一大表现。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发表了重要讲话。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经济”概念,中国大陆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热潮。1993年,台湾学者10馀人。在宋晞先生带领下,参加在杭州举行的“纪念岳飞诞辰8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以徐规先生为首,大陆十位宋史学者,赴台北参加“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宋史研究也在两岸交流的频繁中开始其繁荣的历程,进入下一个新的10年。
  1.宋史研究会的发展
  1992年4月,在开封举行了第5届年会,由河南大学承办,与会代表85人。此次会上,邓广铭先生因年事已高,提出辞职,陈乐素先生已于1990年去世。宋史研究会理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并规定以后每4年改选1次。改选后,宋史研究会理事有17人,会长:漆侠,副会长:徐规、郦家驹、程应镠、朱瑞熙、陈振、胡昭曦、王曾瑜。此次会后,秘书处迁至河北保定的河北大学,《宋史研究通讯》也随秘书处迁至保定出版。大会论文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在成都举行了第6届年会,由四川大学承办,与会代表90馀人。会后,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1996年 9月,在昆明市举办了第7届年会,由云南大学承办,与会者90多人。在此次年会上,改选了理事会,共选出理事21人,会长仍由漆侠担任,副会长:徐规、李埏、朱瑞熙、胡昭曦、乔幼梅、王曾瑜。会后,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的三大巨头,邓广铭于1998年去世,陈乐素于1990年去世,程应镠于1994年去世。活跃于1949年以前的宋史学者,至此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从1992年宋史研究会理事会改选后,改革开放后毕业的研究生开始进入理事会。1996年的理事会中,已有50后进入。而研究者中,已有60后开始崭露头角。
  2.宋史研究的基地
  这一时期的大陆宋史研究的基地主要有:
  北京大学有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邓广铭任主任,成员有张希清、邓小南等人。1987年以后,邓广铭先生未再招收博士生。他与张希清合作校点了《涑水记闻》(1989年),还著有《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增订本)(1997年)、《岳飞传》(增订本)(1983年),他的单篇论文,在其晚年编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1994年)与《邓广铭治史丛稿》(1997年)。他还有《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1998年)一书。1997年,在他90寿诞时,为他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仰止集》(1999年)。邓广铭不愧是八九十年代宋史学界的领袖人物。1998年,邓广铭先生去世。2006年,出版了《邓广铭全集》,凡10册。
  河北大学有历史研究所,漆侠任所长,成员有:高树林、郭东旭等人。漆侠先生在这一时期培养的博士生有:程民生、李华瑞(1990年毕业,下同)、贾玉英、苗书梅、胡建华(1991年)、高聪明(1993年)、袁一堂(1995年)、刘秋根(1997年)、王菱菱、姜锡东(1998年)等人。1994年,漆侠与乔幼梅合作,完成并出版了“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之六《辽夏金经济史》,共38万字。漆侠的已刊论文,大部分编入了《求实集》和《知困集》中。1992年,他出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1992年以来,河北大学编辑的《宋史研究丛书》,连续出版了李华瑞的《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高树林的《元代赋役制度研究》、梁太济的《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王曾瑜的《金朝军制》、裴汝诚的《半粟集》等著作,兴旺一时。1998年9月,河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约36万字。
  杭州大学(原为浙江大学文、理学院,1998年又并回浙江大学),有宋史研究室,徐规任主任,杨渭生任副主任,成员有梁太济、何忠礼、包伟民等人。徐规先后担任了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岳飞研究会会长。他自1989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至1997年,已有9人毕业,他们是王云裳、安国楼(1992年)、刘伟文(1993年)、祖慧、刘连开、李勇先(1995年)、史继刚、唐代剑(1996年)、范立舟、曹家齐(1997年)等。除唐代剑由梁太济指导外,其他均由徐规指导。杭州大学已成为培养宋史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10年来,徐规先生先后完成了《全宋诗•王禹偁诗》、《全宋诗•李焘诗》的点校与辑佚工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校勘与辑佚工作(此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梁太济等合作完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整理工作。徐规主持的《宋史补正》工作,被列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已出版龚延明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何忠礼的《宋史选举志补正》、梁太济、包伟民的《宋史食货志补正》三种。1995年,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编辑了《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个人全集,命名为《仰素集》,以怀念恩师素痴(张荫麟)、乐素(陈乐素),全书90万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龚延明、方建新、祖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周生春,也研究宋史。
  杭州与浙江省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杭州师范学院的林正秋、浙江师范大学的方如金、陈国灿、温州师范学院(现温州大学)的周梦江等人。这一阶段,周梦江出版了《叶適与永嘉学派》(1992年)、《叶適年谱》(1996年)等书。林正秋出版了《宋代生活风俗研究》(1997年)等书。著有《北宋文化史述论》(1992年)的陈植锷,也在杭州大学工作,惜于1994年英年早逝,年方47岁。
  云南大学,有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李埏任主任,治宋史的成员有:林文勋、吴晓亮等人。李埏先生培养出博士生14人,治宋史的有林文勋(1991年毕业)、李槐(1992年毕业)、龙登高(1993年毕业)、李桂英(1994年毕业)、黄纯艳(1996年毕业)、吴松(1998年毕业)、孙洪升(1998年毕业)、王文成(2000年毕业)等8人。90年代以来,云南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林文勋的《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与吴晓亮、林文勋主编的《宋代经济史研究》及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等书。因此,云南大学也是培养宋史研究者的重要基地之一。1996年第7届年会即在云南大学召开,李埏先生也于此年被推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1992年,云南大学历史系编辑出版了《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改名)历史系和古籍所均有宋史学者,程应镠先生是其带头人。1993年,他执教50周年时,其学生将其论文汇编为《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4年,程先生去世。1987年,朱瑞熙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调入上海师大古籍所,1997年被四川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199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虽然,1992年时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迁往保定市河北大学,但上海师大仍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其成员还有:郑世刚、许沛藻、顾吉辰、戴建国、虞云国、汤勤福、范荧、程郁等人。上海治宋史者还有上海大学的来可泓,复旦大学的吴松弟、华东师大的裴汝诚、严文儒等人。裴汝诚有《半粟集》(论文集,2000年)。
  四川大学也是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亦是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单位之一。1998年9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天墀的文集《吴天墀文史存稿》,42万字。蔡崇榜的博士论文《宋代修史制度研究》与刘复生的博士论文《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两书,均已在台湾出版。1993年,胡昭曦成为博士生导师。胡昭曦,四川自贡人,生于1933年,1994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至1999年,共招收宋史博士生7人:粟品孝(1997年毕业)、陈廷湘(1997年毕业)、勾承益(1997年毕业)、张金岭(1998年毕业)、张文(2000年毕业)、喻学忠(2002年毕业)、熊瑜(2003年毕业)。蔡崇榜,199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1997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两人:邹志峰、史江。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合著了《宋代蜀学研究》一书,1998年4月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胡昭曦宋史论集》,36.4万字,收文25篇。四川大学在1994年主办了第6届年会。
  四川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曾枣庄的主持下,从事《全宋文》编纂整理的同时,出版了一批宋史研究著作,主要有《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宋人年谱集目•宋编宋人年谱选刊》等工具书,刁忠民的《两宋御史中丞考》、王晓波的《寇准年谱》、王智勇的《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舒大刚的《三苏后代研究》、祝尚书的《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向以鲜的《超越江湖的诗人——后村研究》、李勇先的《〈舆地纪胜〉研究》等专著。四川师范大学的张邦炜,先后出版了《婚姻与社会(宋代)》(1989年)、《宋代皇亲与政治》(1993年)、《中国封建社会兴亡史•两宋卷》(1996年)等著作,着力于宋代社会生活的研究。这样,成都便继续是雄踞西南的大陆宋史研究的重镇。
  河南大学仍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河南大学在这10年中第一个主办宋史年会——1992年的第5届年会。近年来,该校出版社出版了“宋代研究丛书”两批:第一批有五本,程民生著《宋代地域经济》、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第二批亦有五本, 贾玉英著《宋代监察制度》,苗书梅著《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周宝珠著《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在郑州的河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则有任崇岳、魏天安、穆朝庆、萧鲁阳等人,陈振原来也在此所工作,后调至南京师大。任崇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兼治宋元史和民族史,著述颇丰。魏天安是河南大学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研究宋代经济,有《宋代行会制度史》(1997年)一书。穆朝庆是河南大学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他在《历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等杂志发表过多篇有关人口与经济的论文。萧鲁阳是上海师大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对宋代文献、思想颇有研究。郑州大学则有徐规先生的博士安国楼,他著有《宋朝周边民族政策研究》一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研究室,一度十分兴盛,进入90年代后,却日渐衰微,连研究室也和隋唐研究室合二为一了,从事宋史研究的名家,仅馀王曾瑜、陈智超两人而已。历史研究所也是招收宋史博士生的单位之一,但1997年以前,未招收过1名宋史博士生。虽然如此,郦家驹《韩酉山<秦桧传>序》(1999年)、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1996年)、陈智超的《解开“宋会要”之谜》(1995年)和《宋会要辑稿续编》、郭正忠的《宋代盐业经济史》和《宋盐管窥》及《三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度量衡》等著作,仍有举足轻重之分量,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令海内外宋史学界不敢轻视。
  暨南大学的陈乐素先生,发表了《岭南学者梁廷楠》(1990年)等论文,主编了《宋元文史研究》与《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1集。晚年,他倾注了大半精力,去完成自40年代即已开始的《宋史艺文志考证》的工作,终成初稿。其论著考证精审,言而有据,素称严谨。他对《三朝北盟会编》及其对宋代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及其著作《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宋史艺文志》50年的考证研究,都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1990年陈乐素先生去世后,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于1992年编辑出版了《陈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还从1990年开始编辑出版《传统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至1998年,已出版6集,内中多有宋史研究文章。
  常绍温先生(1923—2005年),1923年生,在四川的武汉大学本科毕业,1950年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到广州后主要从事宋代文化史的研究,发表了《北宋诗风士风与政治》、《略谈南宋女诗人王清惠及其诗词》等文。1987年她出任古籍所所长至1993年,并招收宋史研究生1批2人,1990年毕业。
  暨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张其凡、杨芷华等人。近8年,张其凡连续出版了《赵普评传》(1991年)、《五代禁军初探》(1993年)、《宋初政治探研》(1995年)、《宋太宗》(1997年)等专著,发表了有关政治、军事的多篇论文。199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杨芷华则完成了关于李昴英的系列研究文章,点校出版了李昴英的《文溪存稿》(1994年)。1997年,暨南大学召开了“宋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广州地区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华南师范大学的关履权、王棣、高美玲等,中山大学的曾琼碧等。关履权出版了《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1994年)一书,于1997年去世。曾琼碧也退休了。王棣有关于经济史等方面的论文。
  山东大学在90年代后期,也成为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基地。山东大学的中国古代史博士点是1981年国务院审批的第一批博士点之一,1984年开始招生,1994年,乔幼梅成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开始招生,1996年和1997年各招收博士生1人。乔幼梅在1996年出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她在中青年时曾有过艰辛而坎坷的经历,20世纪80年代后重拾旧业,先后到南京大学与河北大学进修元史和宋史,其研究重点是宋辽夏金经济史,与其师漆侠先生相近。她曾与漆侠先生合著《辽夏金经济史》,又出版了论文集《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山东大学还有王育济,是宋史学界的后起之秀,在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方面常有惊人之语。除一系列宋代政治史的论文外,他出版了《理学•实学•朴学》与《天理与人欲》两书,写作了《宋太祖传》。1996年王育济成为山东大学的博士生导师,199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同在济南的山东师范大学,有赵继颜先生,也以研究宋史为主。1991年,出版了他写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宋辽金元卷》。
  武汉地区高校云集,也有不少宋史的研究者。华中师范大学王瑞明先生有《宋代政治史概论》(1989年)、《宋儒风采》(1997年)等专著,主编了《文献通考研究》(1994年)。华中师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罗家祥、张全明等人。武汉大学的李涵女士(1922-2008年),江苏江阴人,194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她与刘经华合著了《范仲淹传》,并发表了不少论文。她于1988年退休。其弟子杨果女士,研究宋代官制颇有成就,著有《中国翰林制度研究》(1996年)一书。杨果1994年从石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以《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为题,获博士学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韩茂莉,在陕西师大获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做博士后,遂留校工作,有《宋代农业地理》(1993年)与《辽金农业地理》(1999年)等书。湖北大学的葛金芳,是赵俪生的弟子,以研究宋代经济史为主,著有《宋辽夏金经济研析》(1991年)一书,他的思辨与分析能力,在宋史学界是独步一时的。
  根据《宋史研究通讯》统计:1988年发表宋史论文658篇,1989年发表494篇,1990年503篇,1991年434篇,1992年453篇,1993年501篇,1994年500篇,1995年482篇,1996年413篇,1997年442篇。10年间共发表论文约4880篇。
  (四)后期(1998—2008年),第三个10年
  1997年,开始申报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1998年与2000年,历史学先后批准了1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又批准了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大学6所大学为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05年,再批准天津师范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西北大学6校的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至2007年,至少有25所高校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据招生目录与实地调查,至2008年,大陆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单位有18个,具体情况如下: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张希清与邓小南于1998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张希清(2000-2007年)、邓小南(2000年始)招收宋史博士生。张希清招收博士生6人,有:余江宁(2001级)、袁良勇(2003级)、李淑慧(2004级)、朴时贤(韩国、2004级)、邵育欣(2005级)、董文静(2006级);邓小南招收了博士生11人:李全德(2000级)、高柯立(2002级)、梁建国(2004级)、王化雨(2004级)、张祎(2005级)、崔碧茹(韩国、2005级)、方诚峰(2005级)、古丽巍(2006级)、周佳(2006级)、姜勇(2008级)、秦克宏(2008级)。刘浦江治辽金史,2005年开始招博士生,有《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2003年)等。这个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张希清担任主任至2007年。他领衔主编了《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2006年)、《澶渊之盟新论》(2007年)等书,主办了“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邓小南则出版了《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2006年)一书。此中心拥有一个四合院,藏书甚为可观,工作条件也较好。历史系还有赵冬梅等人也治宋史。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彪自2005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他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读的博士,导师王曾瑜,2000年毕业后到北师大工作,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2001年)、《宋代寺院经济史稿》(2003年)、《正说宋朝十八帝》(2005年)、《宋代特殊群体研究》(2006年)等著作。北师大研究宋史的还有罗炳良、汝企和等人。罗炳良有《南宋史学史》(2008年)等著作,汝企和点校了《续编两朝纲目备要》(1995年)。
  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2006年,李华瑞成为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博士生。李华瑞原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03年调至首都师大。2008年,首都师大成立唐宋史研究中心。李华瑞有《宋夏关系史》(1998年)、《王安石变法研究史》(2004年)、《宋夏史研究》(2006年)等书。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00年,李华瑞、郭东旭开始招收博士生,直到2005年,李华瑞调走,郭东旭退休。2001年,姜锡东、刘秋根开始招收博士生。2004年,汪圣铎开始招收博士生。2005年,王善军、王菱菱开始招收博士生。2006-2008年,王曾瑜在河北大学招收了博士生。漆侠有《宋学发展与演变》(2002年)、姜锡东有《宋代商业信用研究》(1993年)、《中国经济发展史•宋辽夏金》(1999年)、《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2002年)等著作,郭东旭有《宋代法制研究》(1997年)、《宋朝法律史论》(2001年)、《宋代法律与社会》(2008年),汪圣铎有《两宋财政史》(上下册,1995年)、《宋真宗》(1996年)、《两宋货币史》(2003年)、《宋代社会生活研究》(2003年)等著作。王菱菱有《宋代矿冶史研究》(2005年)。王善军有《宋代宗族与宗族制度》(2000年)。其他宋史学者还有刘冬春、王青松、刘金柱、肖爱民、丁建军、阎孟祥、王茂华、贾文龙、王晓薇等人。这个中心是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设此,负责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通讯》。这个中心,承办过2000年第9届年会。2005年7月,又举办了“中韩宋辽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漆侠先生共招收了26名博士生,他2001年去世时,尚有博士生10人未毕业。此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在2002年招收博士生6人。2003年招收博士生9人,2004年招收博士生10人,2005招收博士生9人,2006年招收9人,2007年招收7人,2008年招收7人。全国各高校的宋史博士生队伍,以河北大学最为庞大了。宋史研究人员的队伍,也以河北大学最多了。2008年,出版了《漆侠全集》,凡12册。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有程民生(2004年始)、贾玉英(2005年始)、苗书梅(2005年始)等人招收博士生。2007年8月,承办过宋史研究会理事会,举办过宋史研究生讲习班。该院治宋史者还有刘坤太、马玉臣、张明华、孔学、祁琛云、张显云等人。程民生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其著作有《宋代地域经济》(1992年)、《宋代地域文化》(1997年)、《神人同居的世界》(1993年)、《中国北方经济史》(2004年)、《宋代物价研究》(2008年)等。贾玉英有《中国监察制度发展史》(2004年),张明华有《<新五代史>研究》(2007年),马玉臣有《<中书备对>辑佚校注》(2007年)。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乔幼梅招收宋史博士生2人,李晓于2000年毕业,仝路闽2003年毕业。乔幼梅本人于2001年退休,不再招收博士生。王育济于1996年为博士生导师,199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至2007年共招收13人。其中宋史博士生有姚兆余、范学辉(2001年毕业,下同)、高良荃、葛焕礼(2002年)、杨加深(2004年)、徐红(2007年)等6人。此外,山东大学秦汉史的博士生导师马新,在2002年招收了一名博士生谭景玉,从事宋史研究,其博士论文为《宋代乡村行政组织及其运转研究》。这个学校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张熙惟、范学辉等人。
  在山东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徐红,是湖南科技大学(在株洲)的副教授,有《北宋初年进士研究》(2009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裕民,浙江崇德人,1940年生,196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师从邓广铭做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大学工作。李裕民于1996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2001年与2002年招收宋史博士生杨文新与马泓波,两人分别于2004年与2005年毕业。其后退休不招。2007年,李裕民在神木主持召开“全国杨家将学术研讨会”。他发表过200多篇论文,有《<司马光日记>校注》(1994年),《宋史新探》(1999年),《宋史考论》(2009年)等著作,是邓广铭、陈乐素等人之后第二代有影响有成就的学者。2004年,陈峰增列为陕西师大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并于当年招收博士生1人:王青松。2005年招生2人:张小平与刘缙。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陈峰200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此后,他每年同时为陕西师大和西北大学各招收博士生1人。陈峰有《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2000年)、《宋史论稿》(2004年)等,他曾在2005年举办过“朱熹与宋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和宋史研究生讲习班(2007年)。此校研究宋史的还有张明、景新强等人。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蔡崇榜是博士生导师,2000年招收杨世文,2001年招收林平,2003年招收杨建宏,加上2000年与2002年毕业的邹志峰与史江,蔡崇榜共培养博士生5人。刘复生2001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2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2002年,官性根、方燕;2003年,韦兵、何玉红;2005年,祁琛云、石坚军,共计6人。其他还有粟品孝副教授、韦兵副教授等人治宋史,古籍所也有不少人从事宋代文化研究,但不参加宋史研究会活动。川大还有段玉明等人治宋史。2008年进站的博士后王化雨,有可能留校。刘复生有《僰国与泸夷——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2000年)、《中国古代思想史•宋辽西夏金元卷》(2006年),段玉明有《大理国史》(2003年),粟品孝有《朱熹与宋代蜀学》(1998年)、《南宋军事史》(2008年)等著作。
  四川研究宋代哲学思想的还有四川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蔡方鹿,他先后出版了《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1991年)、《魏了翁评传》(1993年)与《宋代四川理学研究》(2003年)等专著。
  四川师范大学,则有张邦炜、张金岭、魏华仙、成荫、方燕等人。张金岭近年调出。张邦炜有《宋代婚姻家族史论》(2004年)和《宋代政治文化史论》(2005年)等书。张金岭有《晚宋时期财政危机研究》(2001年)、《宋理宗研究》(2008年),魏华仙有《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2006年),方燕有《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2008年)。
  云南大学历史系,林文勋于2000年、吴松于2001年、吴晓亮于200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其他宋史学者还有:张锦鹏、刘欣、奎建荣等人。云南大学承办了2008年第13届年会。林文勋与黄纯艳合著了《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商品经济》(2003年),与谷更有合著了《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2005年);张锦鹏著有《宋代商品供给研究》(2003年)、《南宋交通史》(2008年)等。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果2001年成为博士生导师,于2002年开始招生。已毕业5人:廖寅(2005年)、铁爱花(2006年)、陈曦(2007年)、田雁(2008年)、刘广丰(2009年);2007年招生1人,2008年招生1人,2009年招生2人。杨果有《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2001年),此外有陈曦等人治宋史。杨果、陈曦有《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宋元明清时期的江汉平原》(2008年)。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有王瑞明、张全明等人。王瑞明有《宋代政治史概要》(1989年)、《马端临评传》(2001年)、《中国古代史考论》(2007年)等著作,2009年去世。张全明则有《宋太祖的人生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纲》等书,还与人合作撰写了《朱熹集导读》、《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等书。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有罗家祥、雷家宏等人。罗家祥有《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2002年)、《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2008年)等论著,雷家宏则有《宋代社会与文化管窥》(2008年)。
  湖北大学,有葛金芳、曾育荣等人。葛金芳已于2007年退休。葛金芳著有《中华文化通志》第四典《土地赋役志》(1998年)、《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宋辽夏金》(2002年)、《宋代经济史讲演录》(2008年)、《南宋手工业史》(2008年),主编《中国传统社会探研》(2005年)。曾育荣合著有《中国历史•五代》(2009年)。
  武汉地区,将承办2010年的第14届宋史年会。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昌宪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并于同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至2007年,李昌宪共招收博士生14人,内以宋史为题者有10人:宋炯(2002年毕业,下同),吴晓萍、郭文佳、张明(2004年),于海平、史云贵(2005年),常志刚、薛政超(2006年),朱奎泽(2007年),邢东升(2009年),邹锦良(2010年)。魏良弢先生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他招收的博士生中,有3人做过宋史方面的论文:贾海涛(1998年毕业)、路育松(2000年毕业)、程遂营(2001年毕业)。此外有:尤东进、贵和平等人治宋史。李昌宪著有《宋代安抚使考》(1997年)、《司马光评传》(1998年)、《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2007年),发表宋代行政区划的论文多篇。
  上海师大历史系虞云国、黄纯艳于2007年,古籍所戴建国于2004年、汤勤福于2007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虞云国、戴建国、汤勤福、黄纯艳均在中国古代史专业招收博士生。其他还有:范荧、程郁、燕永成、赵龙等人治宋史。上海师大承办了2006年第12届年会。虞云国著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2001年)、《细说宋朝》(2002年)、《学史帚稿》(2009年)等,朱瑞熙有《疁城集》(2001年),戴建国有《宋代法制初探》(2000年)、《宋代刑法史研究》(2008年),汤勤福有《朱熹的史学思想》(2000年),范荧有《上海的民间信仰研究》(2006年),黄纯艳有《宋代茶法研究》(2002年)、《宋代海外贸易》(2003年)等、点校《宋代经济谱录》(2008年),朱瑞熙等人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1998年)、朱瑞熙、程郁有《(二十世纪)宋史研究》(2006年),燕永成有《南宋史学研究》(2007年)、点校《宋太宗实录》(2005年)。
  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历史系有包伟民、何忠礼,古籍所有龚延明、祖慧、方建新,经济学院有周生春。何忠礼在2000-2005年、龚延明在2000-2004年招收宋史博士生,如今,何、龚已退休。周生春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他在经济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招生。包伟民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现已宣布不招研究生。包伟民曾在2000年主办了第一届宋史研究生讲习班,开了个好头。方建新在2004-2009年招收博士生,祖慧则于200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在2009年浙江大学的招生目录上,中国古代史招收博士生的有:方建新,宋史、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周生春,江南区域史;包伟民,宋辽金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招收博士生的有:方建新,宋代文献学研究、浙江古代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祖慧,中国古代职官科举文献。政治经济学专业招收博士生有:周生春,制度经济学。何俊先在古典文献学、后在哲学专业招收博士生,他是200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的,他也研究宋史,致力于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包伟民在2009年实际未招博士生,他已去中国人民大学报到。包伟民有《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2001年)、《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2009年),选编《(浙江大学)史学文存(1936-2000)》(2001年),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1949)》(1998年)。何忠礼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2004年)、《宋代政治史》(2007年)、《南宋政治史》(2008年),点校《朱熹年谱》等。龚延明有《宋代官制辞典》(1997年)、《岳飞评传》(2001年)、《中国古代职官科举研究》(2006年)、《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2006年)。祖慧有《沈括评传》(2004年),方建新有《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2006年)。何俊有《南宋儒学的建构》(2004年),主编《宋学研究集刊》(2008年出版第1辑),与范立舟合著《南宋思想史》(2008年)。此外,还有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1997年)、《两宋文化史研究》(1998年)、《宋代文化新观察》(2008年),梁太济有《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2004年),倪士毅有《中国古代目录学史》(1998年),吴铮强有《科举理学化》(2007年)。
  厦门大学治宋史者不少,也招收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是傅宗文(错。非博导,未曾招生)、陈明光,其他还有:郑学檬(著作《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与唐宋江南经济研究》,2003年版)、杨际平(这两位教授都曾招收和宋史有关的博士生)、徐东升、陈衍德、刁培俊等人。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家齐招收博士生。2009年,他的第一届博士生毕业。曹家齐有《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2002年)、《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2005年)、《宋史研究丛稿》(2006年)、《北宋名臣余靖》(2006年)等书。
  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王棣200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已有博士生毕业。王棣有《宋代经济史稿》(2001年)一书。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张其凡、范立舟招收博士生。张其凡于1998年成为博士生导师,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已毕业博士生13人,如李贵录《三槐王氏家族研究》(2004年),郎国华《从蛮夷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2006年),金强《宋代岭南谪宦研究》(2009年),韦祖松《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2008年),均为其博士论文。范立舟于200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自2007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张其凡有《两宋历史文化概论》(2002年)、《宋代史》(上下册,2004年)、《宋代典籍研究》(2005年)等著作出版,还整理了《张乖崖集》(2000年)和《崔清献公全录》(2008年)两部古籍,范立舟则有《理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命运》(2001年)、《宋代理学与中国传统历史观念》(2003年)、《宋代思想学术论稿》(2004年)等著作,与何俊合著《南宋思想史》(2008年)。杨芷华有《李昴英》(2006年,24.5万字)一书。2002年,暨南大学主办了“纪念陈乐素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由陈智超完成的陈乐素遗著《<宋史•艺文志>考证》一书,并出版了《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集》,收录研讨会论文。暨南大学郭声波、吴宏岐、王元林等人,虽是历史地理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也有许多宋史方面的论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王曾瑜为导师,招收过两名博士生:游彪(2000年毕业)、关树东(2003年毕业);他还有两名博士后:沈冬梅、李晓。现在历史研究所治宋史者有4人,沈冬梅、江小涛、关树东3人是副研究员,邓小南的博士梁建国为助理研究员。《中国史研究》的张彤副编审也治宋史。自关树东毕业后,历史研究所尚未招收过宋辽金史的博士生。王曾瑜有《荒淫无道宋高宗》(1999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2001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2002年)、《凝意斋集》、《涓埃集》、《丝毫集》、《王曾瑜说辽宋夏金史》等著作,陈智超有《陈智超自选集》(2003年),沈冬梅有《茶与宋代社会生活》(2007年)一书。
  其他从事宋史研究的人员主要还有:
  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王菡,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李晓,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诸葛忆兵、李全德、皮庆生。王菡有《宋哲宗》(1997年)一书,诸葛忆兵有《宋朝宰辅制度研究》(2000年)与《宋代文史考论》(2002年)等书,李全德有《唐宋变革期的枢密院研究》(2009年),皮庆生有《宋代民众信仰》(2008年),李晓有《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2000年)、《宋朝政府购买制度研究》(2007年)、《宋代茶叶经济》(2008年)等书。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吴松弟,他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的博士生。吴松弟撰写了《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的宋代部分,还有《南宋人口史》(2008年)。上海的宋史学者,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姜鹏、余蔚等人,华东师大古籍所的顾宏义、戴扬本、方笑一、严文儒等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李伟国等人。顾宏义有《天裂》(2000年)、《天平》(2007年)等著作,戴扬本有《北宋转运使考述》(2007年),方笑一有《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2008年)。
  兰州市西北师大有陈守忠、李清凌、刘建丽、胡小鹏、何玉红等人治宋史学承办过2002年第10届宋史年会。陈守忠有《宋史论略》(2001年,23万字),胡小鹏有《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2004年,65万字)、李清凌有《西北经济史》(1997年)、刘建丽有《宋代西北吐蕃研究》(1998年)。
  重庆西南大学的张文,重庆师大的喻学忠,均为四川大学宋史方向的博士。张文有《宋朝社会救济研究》(2001年)。
  沈阳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的王美华、耿元骊、赵旭等人治宋史。
  长春市吉林大学的武玉环、程妮娜、赵永春等人治辽金史,偶及宋史。武玉环2003年、程妮娜2005年开始均招收博士生。东北师大的穆鸿利、杨树森等人,也研究宋辽金史。穆鸿利有《河朔集(宋夏元史论)》(2005年)与《松漠集(辽金史论)》(2005年),杨树森有《辽宋金史》(2001年),赵永春有《金宋关系史研究》(1999年)、《辽宋金元史论》(2004年)、《金宋关系史》(2005年)等著作。
  郑州市河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有魏天安、穆朝庆、杨世利等人治宋史。
  芜湖市安徽师大有杨国宜、萧建新、吴晓萍等宋史学者。杨国宜有《包拯集校补》(1989年),萧建新有《宋代法制文明研究》(2008年)、《<新安集>整理与研究》(2008年),吴晓萍有《宋代外交制度研究》(2006年)。2010年,萧建新成为博士生导师。合肥市安徽省社科院韩酉山,出版过《张孝祥年谱》(1993年)、《秦桧传》(1999年)、《韩南涧(元吉)年谱》(2005年)、《秦桧研究》(2008年)等著作。
  南充市西华师大有蔡东洲、胡宁等人治宋史,他们合著过《安丙研究》(2004年)。西华师大还承办过2004年第11届宋史年会。蔡东洲招收宋史的硕士生。
  南昌市的俞兆鹏、许怀林、俞晖等人治宋史。俞兆鹏与朱瑞熙是大学同学,论文甚多,有《谢叠山大传》(1996年)、《求真集》(2004年)、《史林杂俎》(2009年)等著作。
  苏州市的方健,并非教师或研究人员,利用工作之馀的时间研究宋史。业馀治宋史者,当以方健最有成就。有《范仲淹评传》,列入南京大学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中,于2001年出版,凡37万字。
  金华市浙江师大有方如金、陈国灿等宋史学者。他们合著过《陈亮与浙东学派研究》等书。陈国灿有《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2000年)与《南宋江南城镇研究》等书。
  温州大学的周梦江研究宋史,有《叶適研究》(2008年)等著作,还整理了《陈傅良先生文集》(1999年)、《周行己集》(2002年)、《薛季宣集》(2003年)等宋人文集。
  银川市宁夏大学的王天顺、杜建录等人,以研究西夏史为主,兼治宋史。
  由此可以推知,每年毕业的宋史的博士生至少都有十几名,几年下来,数目十分可观。这使大陆宋史研究不仅后继有人,而且队伍持续扩大,成果大量涌现。由于体制所限,首先必须有博士点才能招收博士生,有些颇有成就的先生因此未能指导博士生,有些遗憾。
  有些大学,如吉林大学、东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福建师大、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华中师大、郑州大学等学校,虽有历史学一级学科点,但似未招收中国古代史的宋史方向的博士生。
  1998年8月,在银川市举行了第8届年会,由宁夏大学承办,与会者128人。此次会上,香港会员第1次出席了年会,并增补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陈学霖先生为宋史研究会理事。同时,还有美国及台湾学者列席会议。自此以后,每1届年会,同时都冠以“国际学术研讨会”名义,以容纳台湾及国外学者。会后,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2000年8月,在保定举行了第9届年会,由河北大学承办,与会者67人。会后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2002年8月,在兰州市举行了第10届年会,由兰州大学承办,与会者160多人。漆侠先生已于2001年去世。此次年会上,理事会换届,选出理事25人,实行双会长制,由朱瑞熙、王曾瑜任会长,副会长则有龚延明、张邦炜、杨果、李华瑞、张希清、程民生。香港的理事仍由陈学霖先生担任。会后,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此次年会前,为理事会换届,有些人私下活动,拉帮结派,产生了不良影响,带来了副作用。
  2004年8月,在华蓥山市举行了第11届年会,由西华师大(原南充师院)承办,与会者100多人。会后,由巴蜀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2006年8月,在上海举行了第12届年会,由上海师大承办,与会者160多人。此次年会上,为理事会的换届选举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产生了27人组成的理事会,邓小南出任会长,副会长有11名:副会长兼秘书长姜锡东,副会长李华瑞、程民生、陈峰、刘复生、杨果、葛金芳、戴建国、包伟民、林文勋、张其凡。香港的理事,由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的何冠环先生担任。会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2008年7月底,在昆明市举行了第13届年会,由云南大学承办,与会者130多人,收到论文140多篇。这次年会,首次采用事先出题,召集人员参加讨论的分组形式,收效甚好。会后,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
  2010年的年会,则将于8月份在武汉召开。
  自1992年以后,固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有力地促进了大陆宋史学者交流与促进。自1998年以后,更成为海内外宋史学者的大聚会,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已成为世界宋史研究的中心,中国的宋史研究队伍,也成为世界宋史学界的核心与最重要力量。
  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的《宋史研究通讯》,自1992年以后,基本上每年出版两期,成为海内外宋史学界了解大陆及海外宋史研究情况的一个窗口,影响也日益扩大,迄今已经出版了54期。
  中国宋史研究会曾于2000年在杭州,2005年在西安,2007年在开封,举办宋史研究生讲习班。第四期拟于2009年在北京首都师大举办。这种讲习班,可以让研究生听到名师讲座,互相交流,对研究生学习,大有裨益。
  这十年间,发表的宋史研究论文的数量:1998年,286篇;1999年,375篇;2000年,364篇;2001年,1050篇;2002年,830篇;2003年,986篇;2004年,1094篇;2005年,695篇;2006年,552篇;2007年,424篇。共计约6660篇。
  三、总结与思考
  (一)三十年宋史研究的总结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到,有如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研究人员尤其是专职研究人员,队伍日益扩大。这种情况,从上面介绍中看得很清楚。在现有体制下,这一成果应归功于两点:一是博士点的增多;二是研究基地的确立与增加,试看河北大学与河南大学的例子便可知其重要性。杭州的“南宋史研究中心”,更彰显政府实力。其直接后果是,论著数量大幅度提高。至于其持续性和长久性,尚待岁月考验。
  第二,研究范围扩大,研究深度增加。从主要着眼于经济、政治,扩大到文化、科技,再扩展至其他领域。如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2000)、张金岭《晚宋时期财政危机研究》(2001)、游彪《宋代特殊群体研究》(2006)、陈志英《宋代物权关系研究》(2006)、魏华仙《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2006)、程龙《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2006)、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2002)、刘黎明《宋代民间巫术》(2004)、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2006)、韦祖松《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2008)等书的研究视角与内容,都颇有新意。
  第三,加强了学术交流。一是宋史学者之间的交流加强了,各种小型研讨会,如“澶渊之盟研讨会”(2004)、“朱熹与宋代历史”(2005)、“范仲淹学术研讨会”(2008)、“永嘉学派学术研讨会”(2007)等,频繁举办,令人难以兼顾。二是与其他断代史的交流增加了,如1997年在广州召开的“宋元文化史研讨会”,2005年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研讨会”等,都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三是与港台及海外人员的交流频密了。每次的年会,都是一次机会,还有其他国际会议。学者个人出国或造访港台,已司空见惯。互邀讲学,也已常见。中国的宋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宋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了。
  (二)三十年宋史研究之反思
  反思三十年的宋史研究,下述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民主气氛不足。中国宋史研究会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会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本应在学术活动中,张扬民主气氛,达成陈寅恪先生一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有些高倡“民主”者,却深受官场影响,以“权威人士”自居,企图操控学术团体,玩弄官场手段,败坏了学术团体的民主气氛,大大加强了学术团体的“官僚味”,致使矛盾重重,人心涣散。在宋史研究会的几次换届中出现的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是不民主的作风所致,引官场习气入学术界而导致矛盾百出,争讦不已。这个教训,是应该总结和吸取了。很希望年青一代的宋史学者,能在更加民主的氛围中,团结起来,独立思考,为宋史学的繁荣而共同奋斗。
  第二,正常的学术批评缺乏,争论和批评的氛围不足,严重影响了学术进展。笔者20年前即已指出此一问题。然而,20年来,这种风气不仅没有改进,甚而还有加剧。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有些人又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文革手腕、文革语言来进行学术批评,加以人身攻击,上纲上线,甚至诛连十族,引起学者们的反感,败坏了学术风气。在此影响下,研究生与博士生以致年青教师的问题意识不足,讨论时提不出问题,更遑论批评,这对学术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年青学者水平的提高更为不利。
  第三,学术规范不足。一方面,仍有不少论著,不注意新的研究成果,不能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不尊重知识产权,引用他人成果方面不愿注出。近些年来,引用海外学者并注明者日益多了,但引用大陆学者的不仅少而且注明出处者更少,并且恬以为然。另一方面,又有人打着“学术规范”的幌子,行其攻击他人之实,专从他人论著的注释中寻找“抄袭证据”,造谣诬蔑,无事生非,败坏他人声誉,企图制他人于死地而后快!这种人实际根本不懂“学术规范”。这两种倾向都应反对!
  第四,史学理论的匮乏甚或缺失。日本人的“唐宋变革论”,刘子健的“包容政治论”,虽然可以商讨,但其在理论上的建树,不可忽略!或许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近三十年来,大陆这方面的文章都很少。
  第五,有计划的多方位的中观与微观研究,仍感缺乏。而代表宋史学最高水平的多卷本断代史的编写,仍尚待时日。当然,这也有个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有待宋史研究的发展形势决定,是不可强为之的。
2008年11月2日于广州
2009年2月28日修订于广州
附录:
  二十世纪以来香港地区宋史研究概述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经济发达,商业活动占据主要地位。由于香港的大学教师待遇优厚,故能够吸引欧美学者前往任教,有利于教学科研保持在高水平上。香港史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大学中文系,始建于1927年,是香港地区中国历史文化教学与研究的最早的基地。近20年来,赵令扬先生主持中文系,培养了不少中国历史方面的人才,各个断代均有博士教其学,研其事。近年来,宋史是许振兴博士主持。在港大攻读博士学位且治宋史者还有不少,如黄富荣博士即是。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自70年代开始培养硕士,毕业硕士中,治宋史的主要有何冠环、赵雨乐、杨炎廷、伍伯常、曾瑞龙、白智刚、王章伟、张志义等,指导教师是罗球庆先生。罗球庆早年受教于钱穆、牟润孙等人,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教授(1914—1990年)治宋史,1966年起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至1994年退休,长达28年之久。他主要从事宋代军事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发表了《北宋兵制研究》等文。他培养的硕士,不少赴国外攻读博士,如何冠环、曾瑞龙、伍伯常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博士学位,赵雨乐在日本京都大学获博士学位。罗球庆的弟子,构成了香港宋史研究队伍的骨干与支架。1994年他退休时,他的弟子们专门编辑了《宋史论文集•罗球庆老师荣休纪念专辑》,由香港中国史研究会出版。
  1992年,陈学霖自美国来港,就任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旋兼系主任。陈学霖,1938年生于香港,自香港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18年。兼治宋元明史,1993年,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他的《宋史论集》,收其宋史论文9篇。他来后,成为香港宋史学界的领袖人物。2001年,北京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著作《史学漫识》,分为上、下编,收元、明史论文12篇,附录3篇,凡460页,约32万字。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著作《金宋史论丛》,收文10篇,凡276页,内宋史论文4篇。陈氏在1998年当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香港区理事,成为中国宋史界与香港宋史界交往的桥梁。
  陈氏在中文大学担任博士导师经年,所指导的宋元史博士研究生有来自四川的邹重华与胡务,邹重华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士族与学术:宋代四川学术文化发达原因探讨》(1998年),胡务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2000年)。二人毕业后,邹重华留在香港工作,任职京港学术交流中心,业余继续从事宋史研究,已发表论文多篇,并与粟品孝合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2005年);胡务毕业后任教于西南财经大学,他的博士论文于2005年由成都巴蜀书社出版。
  陈氏除执掌中文大学历史系外,还一直担任香港学术水平最高的学报《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的主编,2006年自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退下后,他仍然担任该学报的主编,每年仍往来美国、港台与国内,仍活跃于宋史界,发挥元老的作用。
  在中文大学历史系讲授宋史者,前些年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苏基朗,1997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曾瑞龙博士接任。曾博士于2003年夏离世后,该教席长期搁置,宋史课程亦没有重开,直至2008年秋,才聘得台湾大学宋史名家梁庚尧教授以客座身份重开此一课程。梁庚尧教授在当年12月结束教学,返回台湾。
  陈学霖教授在中文大学的教席退下不久,他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学弟,原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教授戴仁柱(Professor Richard Davis)在2006年8月应聘出任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2009年,被聘为终身教授。戴仁柱的代表作是《宋代宫廷与家族:明州史氏研究》(1986年)。他较为国内学者所知的著作是《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刘晓译,2003年),他最近期的著作,除了《新五代史英译》(2006年)外,还有负责撰写今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五卷《宋史卷•第一部分》的光宗、宁宗及理宗章节。2009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他与马佳合著的《伶人•武士•猎手:后唐庄宗李存勖传》。岭南大学虽没有专门的宋史课程,但戴氏亦指导宋史博士研究生,假以时日,岭南大学历史系会在香港的宋史教研方面增添新力量。戴氏近年多次应邀出席国内多个宋史会议,他逐渐成为香港宋史界领军人物。
  梁天锡教授是香港私立大专院校治宋史的前辈学者,他是珠海学院的博士,长期担任香港能仁书院的宋史教席,著作等身,惜于2006年遽归道山,他晚年著作有《北宋传法院及其译经制度》(2003年)香港新亚研究所亦有年青学人从事宋史研究,不过多数研究成果没有公开发表。
  香港珠海学院(在台湾教育部立案称“珠海大学”),设有中国文化研究所,初由香港大学退休教授罗香林(1906—1978年)任所长,有硕士班与博士班。1978年罗香林先生去世后,延聘宋晞教授为所长迄2007年。珠海书院出版《珠海学报》多期,水平颇高。毕业于该学院的博士有:梁天锡教授,以《宋枢密院制度》获博士学位,他以研究官制为主,著作有《宋枢密院制度》、《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宋宰相年表新编》、《宋宰辅研究论集》等。此外,博士论文还有区静飞的《西夏建国初期与北宋关系》,邓炽安的《南宋权相政治》等。香港珠海学院是香港私立大专中最有宋史教研传统的,2008年9月又聘得刚从北京大学退休的张希清教授讲授宋史课程半年。珠海学院即将升格为香港珠海大学,它将是香港宋史教研的另一生力军。
  刚于年前升格为大学的树仁大学,一直设有历史系,是众多香港私立大专院校最有规模的,它一直开设有宋史研读的本科课程。伍伯常博士曾以客座身份任教数年。去年伍博士转职理工大学,没有再任树仁大学兼课,该科暂由别的教员暂代。倘树仁大学能聘得专治宋史的学者专任此一课程,并在将来开办宋史研究生课程,它将会是香港宋史研究的另一支生力军。
  香港地区学者,到大陆、台湾与世界各地,比较容易,因此,他们和大陆、台湾及欧、美、日本的学者联系比较密切,信息通畅,极利于从事研究。但是,五六十年代,除从大陆去的几位前辈学人外,鲜有从事宋史研究者。盖因其时香港经济尚未起飞,谋生不易也。70年代后,香港经济起飞,生活水准迅速上升,学术研究亦随之而起。1981年5月9日,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宋晞与新亚研究所所长孙国栋合作举办了“宋史研讨会”,为香港研究宋史而举行会议之始。198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春树教授发起召开了“国际宋史研讨会”,为海峡两岸的宋史学者创造了共同研讨的机会。这是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宋史学界的第一次聚会,故到会人数虽只有20余人,但影响颇大,与会的除两岸学者外,还有美国、德国与澳大利亚的学者。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于1985年7月举办了“中国中古史国际研讨会”,出席者有美国、日本、韩国及台湾学者,但无大陆学者与会。
  现据所知,将香港地区的宋史研究者简介如下: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除前述罗球庆与陈学霖外,还有苏基朗(曾用名:苏启龙)。苏基朗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读完本科与硕士学位,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毕业于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博士论文为《福建南部的经济发展(946—1276)》,曾任教于新加坡大学,90年代以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他著有《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1991年)与《唐宋法制史研究》(1996年)等书。他近年转向中国古代法制史,他最近期的著作是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2000)。1997年,苏基朗转授隋唐史,宋史教席由曾瑞龙接任。曾瑞龙1997年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博士学位,乃陶晋生之高足。他热衷于研究军事,从军事学角度来研究宋代战争,令人耳目一新。他撰有《向战略防御的过渡:宋辽陈家谷与君子馆战役(986A.D)》、《北宋初年战略决策研究:以宋太宗第二次经略幽燕(986)为例》、《北宋中叶拓边活动的开端——庆历朝水洛城事件发微》等文。在他任职的五年,在教研方面极有成绩,2003年夏,将他历年研究宋辽战争的成果写为专著《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不幸在2003年夏“非典”期间,染急病辞世,上述一书竟成遗作。他的逝世是香港宋史学界近年最大的损失。2006年他的夫人及同门师兄弟,再将他生前编定的宋夏战争研究手稿,加上数篇未刊文稿,以《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6年)为书名出版。此二书是香港宋史研究近年最有代表性的杰作。他的家人及同门师兄弟会在明年(2009年)初将他在中文大学的硕士论文《北宋种氏将门的形成》整理出版。曾瑞龙在中文大学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有多人,计有陈伟基、郭芳杰、杨军等人。毕业后继续宋史研究而成绩斐然的,首推长期在香港中华书局担任责任编辑的梁伟基,他是中文大学宋史研究后起之秀的代表者,他是曾瑞龙与苏基朗共同指导的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南宋高宗初年(1127—1142)财经官僚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他除了在中华书局编辑数种宋史专刊外,近年还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及《新史学》等一级学报发表多篇论文,包括有:《先南征,后北伐:宋初统一全国的唯一战略(969—976)?》、《南宋政权之建立与财经官僚:高宗初年的知临安府(1127—1142)》、《从“帝姬和亲”到“废立异姓”:北宋靖康之难新探》、《南宋高宗朝吕颐浩执政下的官僚群体构造特质》。
  香港大学的许振兴,以研究杨亿而获博士学位,他以研究宋代史学史与帝王学为主,有《〈古今源流至论〉的宋朝〈宝训〉资料》、《〈三朝宝训〉与〈经幄管见〉——论宋代帝王学的法祖思想》等文,他还对石介进行过研究。2005年,香港瑞荣企业出版了他对宋初斧声烛影悬案考证的著作《宋纪受终考研究》,凡201页。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是香港所有大专院校开设有完整的宋史本科课程及硕士及博士宋史研究生课程者。近年来出自许振兴门下的博士研究生多人,其中研究成绩最受学界激赏的,是原受业于中文大学罗球庆及陶晋生的王章伟,他研究兴趣为宋代社会史,他在中文大学的硕士论文是《河南吕氏家族研究》(1991年),他的博士论文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宋代巫觋信仰研究》(2003年),并于2005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的普及本亦由台湾三民书店于2006年以《文明世界的魔法师——宋代的巫觋与巫术》之书名出版。同样出身中文大学的张志义,亦在香港大学攻读宋史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南宋福建路下四州佛教寺院与地区发展之研究》(2003年)。
  许振兴指导的博士生,研究成绩不俗的还有周莲弟,她的硕士论文是《宋仁宗朝台谏制度研究》(1997年),她的博士论文是《周必大(1126—1183)研究》(2002年)。其他还有现任职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的邹陈惠仪,她的博士论文为《曾巩(1019—1083)经世思想研究》(2003年);稍后的,有罗荣贵,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陈傅良研究》(2004年)。另外,先任职香港岭南大学专业及进修学院的邱逸,他的博士论文是《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2005年)。另有吴锦龙,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元代对宋诗评价之研究》(2008年),而曾震宇亦继续以金史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他现任职于香港公开大学专业及进修学院。
  许振兴指导的宋史硕士生有多人,计有佘慧婷(《王洙<宋史质>研究》,2008年),黄慧娴(《<皇朝大事记>与南宋科举》,2008年)、谢炜珞(《歌妓与唐宋词》,2007年)、曾震宇(《<大金国志>研究》,2003年)、朱国源(《章颖<宋朝南渡十将传>研究》,2002年)、朱芳(《南宋詠梅词研究》,1999年)、潘正松(《五代至宋初外戚与军事关系研究》,1998年)。另有研究李焘史学的蔡崇禧。
  此外,1984年在香港大学获硕士学位的黄珮玉,其硕士论文《张元幹研究》,于1986年11月出版。
  冯锦荣曾在京都大学求学7载,返港后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以研究中国科技史为主,曾与赵令扬合编《亚洲科技与文明》一书,有《北宋仁宗景祐朝的星历与五行书》等文。
  香港理工大学的何冠环,在香港中文大学获学士、硕士后,负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师从陶晋生先生,1990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是Politics and Factionalism: K’ou Chun and his T’ung-nein《政治与朋党:寇准及其同年进士》。曾先后任教于香港浸会学院、香港公开进修学院、新加坡理工大学、香港教育学院,现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同时还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授东南亚史。何冠环的硕士论文是《论太宗朝的赵普》。他以研究宋初政治尤其是党争为主,著有《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1994年),发表了《司马光通鉴与金帝王学》、《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宋太宗箭疾新考》、《金匮之盟真伪新考》、《论靖康之难中的种师道与种师中》、《论宋太宗朝武将之党争》、《论宋太祖朝武将之党争》、《败军之将刘平》等论文。2003年6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北宋武将研究》,收文12篇,590页,是其近年代表作之集大成。近年他除了继续研究北宋武将外,还开始对北宋内臣进行研究。2006年,何冠环以高票当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得票数名列第一。他过去几年一直担任香港理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行政职务,2008年底,他调往该校新近成立的中国文化学系,会增加一点宋史教研工作。陈学霖先生离开香港中文大学返回美国以后,何氏已成为香港宋史学界的领军人物。
  何冠环的同门学弟伍伯常博士,从美国学成回港后,一直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至2007年夏转职香港理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他的研究范围是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政治、社会、军事和边区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唐迄五代的军事传统与北宋的统一战略》,他在亚里桑拿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为The Continuity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during the Tang-Song Era: The Social-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Cultural Impact of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uthern Tang《南宋吏治对宋代社会及政治的影响》。他近年发表的计有《北宋初年的文士与豪侠:以柳开的作风形象为中心》、《北宋选任陪臣的原则:论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唐德宗的建藩政策:论中唐以来制御叛藩战略格局的形成》等多篇论文。连同上面提到的邹陈惠仪,香港理工大学现时共有三人研究宋史。
  香港公开大学的赵雨乐,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后,负笈日本京都大学,师从竺沙雅章教授,1993年获博士学位。返港后,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浸会学院历史系。他深受京都学派的熏陶,致力于研究唐宋之际的重大变化,著有《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一)——三班官制之演变》(1991年)、《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1994年,此为其博士论文),在2007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他的唐宋史研究论集《从宫廷到战场:中国中古与近世诸考察》,他的研究范围广泛,发表了《唐宋变革期内诸司使之等级问题初探》、《试析宋代改武德司为皇城司的因由——唐宋之际武德使活动的初步探索》等文。除宋史外,兼治唐五代史,现为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他亦研究香港史,已出版专著数种。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辽史学者杨若薇数年前转任香港公开大学,连同前面介绍的曾震宇博士,香港公开大学现在宋辽金史学者各一。
  香港城市大学的黄富荣,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以研究宋代哲学为主,尤其对“宋初三先生”有较深研究,有《从近年对宋初三先生的研究谈到三先生对宋代理学的影响》、《狂士道学家——石介思想述评》、《孙复生平探索》、《试论胡瑗之改经——胡瑗经学特色之一》、《试论胡瑗的分斋教学法》等论文刊行。近期的著作有《略论胡瑗的分斋教学法及其历史命运》,继续宋代思想史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虽没有历史系的开设,但它设有人文学部,负责通识教育,而且有研究生点。年前来自哈佛大学的钱立方博士曾任教一段时间。钱博士研究宋代盐政,她的博士论文(1994年)译注《宋史•食货志》有关盐的卷帙,修改后已于2004年出版。Cecilia Lee-fang Chien, Salt and State: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Songshi Salt Monopoly Treatis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4)她离任后,在2006年9月,她的学弟、出身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刘光临博士接替其缺至今。刘博士出身包弼德(Peter Bol)门下,研究宋代财政史,他的博士论文是Wrestling for Pow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1000-1770。他是香港宋史教研队伍另一支生力军。顺便一提,多年前任职香港科技大学吴家玮校长特别助理的秦家德博士(她是秦家懿之妹),亦曾是研究宋史的学者,她的博士论文由西方著名的学报《通报》出版,书名为《北宋的后妃研究》(Palace Women in the Northern Sung 960-1126)(1981年)。她与钱立方博士一样,甚少与香港及国内宋史界交往,故不大为人所知。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常刊出宋史研究的论文。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刊行的《东方文化》与《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也刊出宋史研究的论文。因为香港的学术刊物较少,不少香港学者常在台湾的刊物上发文,在台湾出版学术著作,故常被视为台湾学者。如梁天锡即是一例。90年代以来,香港学者在大陆的杂志刊文者增加,还有在大陆出书的,如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书即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学中文系7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香港学者有关宋代的论文有9篇,具体如下:香港大学中文系李家树《宋程大昌<诗论>对<毛诗序>的态度》,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李学铭《“至道三年避宋真宗讳”考》,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何冠环《败军之将刘平》,香港大学中文系许振兴《<古今源流至论>的宋朝<宝训>资料》,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潘铭燊《宋代教育与印书》,香港城市大学语文学部黄富荣《试论胡瑗的分斋教学法》,香港大学中文系河沛雄的《宋代古文家的“尊韩”》,香港大学中文系周莲弟《论宋仁宗嘉祐时期富弼推行的政策》,香港公开大学邹陈惠仪《曾巩与王安石关系剖析》等,这已是香港泰半的宋史研究队伍了。
  香港的宋史研究者,有两大长处,一是信息灵通,尤其对海峡两岸的研究状况十分清楚;二是学汇中西,往往在接受传统中国文化的教育基础上,又深受欧美文化熏陶,因而其治史往往有过人查处。但研究队伍偏少,且多为业余从事宋史研究,本地区学者之间的专业研讨机会少,是其短处。
  香港的宋史学者,因学校的要求,除了需间以英语讲授宋史外,不少人需要以英文发表宋史著作,好像陈学霖、苏基朗、曾瑞龙、钱立方均曾以英文发表过其宋史研究成果,因此,在欧美颇有影响。
  21世纪后,随着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密切,香港学者参加内地学术活动者日增,研究宋史的学者,以何冠环与内地学术联系最多,其成就也最为引人注目。内地的论文集中,也常收录香港学者的文章。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宋史学者,从海外或国内到来香港,短时期或长时期加入香港的宋史研究队伍。宋史研究生的培养方面,暂时仍以香港大学较有条件。
  至于出版宋史研究书刊方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华书局是出版这方面书籍的最主要出版机构。学报方面,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陈学霖主编),是水平最高、出版最稳定的一级学报。香港大学的《东方学报》,最大问题是常常脱期,论文水平不稳定。本来由岭南大学马幼垣主编的《岭南学报》水准甚高,但因经费问题,出版三期,却无以为继。香港城市大学与复旦大学合编的《九州学林》,近年成为新兴的香港文史学报,香港及海外的宋史学者,均有文章刊载于该学报。
  本概述得到何冠环先生大力协助,谨致深切谢意!
2009年7月於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