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我亲历的政治运动

沈善炯:我亲历的政治运动
本文初发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322页。

受访人:沈善炯院士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4年3月30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建国西路沈院士家


沈善炯院士
(2004年3月30日熊卫民摄于沈院士家)

2003年10月,蒙邹承鲁院士引见,我有幸结识了他的挚友沈善炯院士。此后,每次到上海出差,我都去拜访他。沈先生待人热忱,视我为忘年之交,知无不言,跟我谈起过许多学界前辈的往事。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丰富而坎坷的经历。

沈善炯,1917年生,微生物学家和分子遗传学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先后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华中大学生物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做研究。1947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奖学金赴美留学,主修生物化学遗传。1950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经导师介绍去威斯康星大学生化系做博士后研究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辞去威斯康星大学的聘约,于8月31日离美回国。船经日本时,遭美军非法扣押、囚禁,经过两个月的不屈抗争,才得以释放。归国之后,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任教。1952年2月,因为院系调整,改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研究室从实验生物研究所分出扩建为植物生理研究所,他任微生物生理组组长,应国家需求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很快在金霉素和链霉素的生物合成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1958—1959年应邀去苏联医学研究院工作一年。归国之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无所长),主管业务。1961年,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又归并到植物生理研究所,他仍任副所长。1964年之后,他先后受“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历经种种磨难。

他在抗生素、细菌的糖代谢、细菌的氮代谢、固氮基因的结构和调节、根瘤菌共生固氮等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成果奖(195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年)、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6年)、陈嘉庚生命科学奖(1997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年)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11年出版自传《我的科学生涯》。

洗脑筋,改造思想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我读过您的《我的科学生涯》一书,深感您是一位想讲真话、敢讲真话的科学家。能否请您围绕科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再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和反思?

沈善炯(以下简称沈):到80多岁时,我常常想,我这一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科学,一个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书写自己的坎坷人生,目的是将一些历史真相展示出来,供民众和当局者思考。可这本书在出版时遇到许多障碍,虽然最终得以正式出版,但只印了250本。后来,我又写了一些文章,都还锁在抽屉之中。我与你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但可谓倾盖如故。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将知无不言。

熊:您从美国归来不久,国内即开展了一场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韩非曾经说过:“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而“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名气不及以后的反右派运动大,所针对的却正是“禁其心”。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这场运动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您对这场运动的看法。

沈:因为李森科主义的影响,我回来以后,不能再研究遗传学。我就去浙江大学当教师,讲授生物化学。到浙大后,很快即开始“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初我到科学院后,又在实验生物所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所以,高教系统和科学院系统的“思想改造”运动我都参加了。我自己受到的冲击不大,因为我没有宗派主义什么的。但我看到有许多科学家受到冲击,其中,植物生理研究室室主任罗宗洛被作为典型的“宗派主义者”加以批判。

熊:您出身“地主”家庭,在“旧中国”工作过,还曾到“美帝”留学,人家不认为您具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不改造您吗?

沈:运动是有重点,我没被列为批判的靶子。可能因为我有在日本蹲监狱,与美国相抗争的经历,我得到了科学院有关领导的特殊关照。当时科学院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李亚农、王仲良很庇护我。

熊:“思想改造”运动是怎么进行的?

沈:人人过关。我上台去讲了两三次才过,有些人讲了多次都过不了关。

熊:您如何看待这个运动?

沈:离开日本的巢鸭监狱后,我和赵忠尧、罗时钧被送往国民党“中国驻日代表团”。该团的一位武官在释放我们回国时说:“既然你们一定要回大陆,我们也不勉强。但有一言相告,你们要准备好回去洗脑筋!我们和中共打了20多年的交道,你们回去感受一下也好。”当时我们一笑置之。“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我马上想起了这句话。我在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待过,那儿的确有宗派主义。凡是属于不同学校出身的,甚至不同老师教导的都各成一派,以致那留洋回国的也分成什么留日派、留美派等,彼此互相排斥。科学工作者之间不是在工作上竞争和合作,而是互相妒忌。我认为,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良风气确实应该清洗掉,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每个人都应该洗洗脑筋。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思想改造”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被批判的不仅仅是宗派主义,一些科学家的作风问题,例如在工作上对学生、同事严格要求也遭到了强烈批判。所以我当时就怀疑,这样的政治运动是不是有必要?我努力说服自己:中国共产党执政很不容易,可能确实有理由开展这样的运动。我深信共产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国家,使它走向富强。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我到浙江大学教书,需要到派出所报户口。公安人员叫我填一张表。我填好递进去,他马上将其甩了出来,说:为什么不填你从哪里来的?于是我就填了。把表交上去之后我就回家。谁知道他一直在后面跟着我。到我家后,他对我夫人卢盛华说:“把你们的经历告诉我。”我夫人就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了他。他说:你们有什么证据没有?我们就把西南联合大学的毕业证书给他看。他一看校长的印章,“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哦,战犯!”接着,他又讲了很多话。后来救星来了——我在浙大理学院的学生来看我,证明了我的身份。

那个公安人员就拿着我的证书走掉了。我的大学毕业证书就这样没有了。

熊:派出所的人为什么要怀疑您?

沈:我也不清楚。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在他眼里,或许我有特务嫌疑。

我从来没有批判过胡适

熊:“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展了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的运动。

沈:我当时没太注意。那时候上海分院由王仲良主政,他尽量使科研少受政治运动的冲击。

熊:您与胡适先生是有过亲身接触的,对于专门批判他的运动,您有何看法?

沈:胡适先生是这一辈子我接触到的人里面印象最深的。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抗战时期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没跟着南迁昆明,所以,在西南联大时,我无缘听他的课。抗战胜利后,我在清华工作。有一天,戴芳澜先生回来告诉我们,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有人不同意选郭沫若,因为他亲共。而胡适提出,我们选院士,应当首先考虑国家的荣誉。只要做出了增进国家荣誉的工作,不管其政治态度如何,都应该选。我非常欣赏他这种超党派、超政治的态度。

复员之后,我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在恩师张景钺教授的帮助下,1947年时,我获得了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机会。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解放军的胜利下正在忙着南迁,关于办理出国留学这类事情已趋无人负责的状态。一天下午,我和盛华在北大红楼外散步,巧遇她的老师经济学家杨西孟教授。他极力劝我去找校长胡适,说胡适之先生是个非常普通、乐于助人的人。所以我第二天就径自去校长办公室找他。校长办公室设在一个大院子内靠东的一间很简陋的屋子里。第一次见面,我就发觉胡适之先生果然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人。他看了加州理工学院给我奖学金的通知书后,便答应由北大出面为我申请办理出国手续。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收到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同意我办理出国护照的批示。于是我再访胡适之先生。那是在适之先生的家里,晚上八点钟左右。胡先生对我说,现在向政府申请外汇已不可能,但北大决定派两位年轻人赴美留学,一位是我,另一位是物理系的助教(名字我记不清了),由他私人给我们两人每人美金90元作为赴美的旅费。接着他就将已签名的Chase银行的支票给我,并叮嘱我将来取得奖学金时,再用支票送Chase银行还给他。他在该银行的存款一直用来接济青年学生经济上的需要。当他正在和我谈话时,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想回避,但先生叫我不要走。我听得他对着话筒说:“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稍后我会去看您的。”然后把电话挂断了。他笑着对我说:“那是李宗仁来的电话,我没有空……”当时我感到惊讶,要知李宗仁时任北平行辕主任,而我只是一个小助教,先生却不因为李宗仁是权倾朝野的大官而中止和我的谈话。我想,如果易位而居,我难免会说:“沈善炯,我有要事,我们择时再谈吧。”适之先生真是一个普通的人,待人不分贵贱。此事使我难忘。

当年8月我离开北平回南方准备出国,胡适之先生在百忙之中又找我谈话,记得那时在他办公室外有不少人在等着要见他。那次谈话他显得郑重但又很诚恳。他说,在和我的几次交谈中,他发现我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比如,有一次谈到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比德尔时,我说比德尔即将获得诺贝尔奖。他认为,在没有事实根据之前,这种说法不妥。还有,我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常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或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他的寥寥数语,意义深长,给我深刻的教育。

以后我就再无缘见他,但他留给我的那些短暂身教与言教,却一直深深印在我心中。所以后来批判他时,我很不以为然。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别的伟大格言一样,虽然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可能挑得出毛病,但本身却并没什么不对。他教育我们凡事要独立思考,要蔑视那些趋炎附势的风派人物,都很正确。所以,对他的批判是很没有道理的,中国太需要那样的人了。我从来没有批判过他,并且很佩服那些不批判他的人。

近些年,国内媒体对胡适先生的态度有所转变。记得在《南方周末》上读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他从美国回来,见到蒋介石后问:台湾的报纸有没有批评彭孟缉(时任台北市警备司令)的?没有。有没有批评蒋经国先生的?没有。有没有批评总统你的?没有。胡适说:没有批评意见,这就有了大问题。这篇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使我愈加感受到了他的伟大。

被怀疑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

熊:批判胡适之后又是批判胡风的运动。

沈:批判胡风时我很危险。我本来不认识胡风,但我夫人卢盛华和胡风的夫人梅志儿时即是好友,并曾结为干姐妹。他们要从上海搬到北京去之前,我曾和盛华一道去看过他们。我跟胡风就这样接触过一次。回国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科学院对我很看重。我不是学部委员,但他们每次开会,都邀请我列席,并作报告。1955年,我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兼课,一天上完课后,在教员休息室里遇到了贾植芳教授。他是胡风的密友。他问我是不是去北京开会,想请我帮忙带点东西给胡风。我说好的。然后他给了我两瓶酱油。后来学部成立大会延期(延期到1955年6月1日举行),那两瓶酱油就一直在我这里搁着。有一天,贾植芳的侄子过来,又把它们都拿回去了。

学部大会之后,上海分院的党委书记王仲良来找我,说:“老沈,你不要急啊,我已经给你担保了。”我觉得很奇怪,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他担保?他接着告诉我:“贾植芳要你带的酱油瓶中夹了一封贾植芳写给胡风的信;贾植芳被抓后招认了此事,公安局怀疑你蓄意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要对你进行审查。我向公安局担保,你是一个埋头于科学工作的非常爱国的学者,绝不会搞什么反革命活动。”若不是学部成立大会延期,若不是王仲良竭力担保,后果将不堪设想。

熊:看到胡风挨批,您当时是什么感受?

沈:当时胡风去北京了,我对他挨批之事一无所知。

熊:当时的报纸不是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吗?

沈:我没看那些报纸,开会时我也是老是思想开小差。王仲良一讲,我才惊慌了,后来觉得真是运气。

上海分院的大鸣大放

熊:在韩非所讲的“禁奸”三层次中,反右派运动属于“禁言”层次。

沈:假如那时候我还在杭州,肯定会被打成右派。为什么呢?“思想改造”之后全国实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医学院被归并到浙江医学院。有一天,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洪式闾特地租了一辆三轮车到我家,给我一张聘书,希望我仍能留在浙医任职。但我已决定去实验生物所工作。如果我留在浙大医学院任教,大鸣大放时,对前面提到的公安跟踪我、扣我毕业证书之事,我肯定会提出意见。所以,后来我的学生对我说:“沈老师,如果那年你不离开浙江大学,百分之一百是右派分子。”

熊:相对于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的情况要好一点。

沈:在张劲夫、王仲良等人的保护下,科学院划的右派相对较少。在我的印象里,上海地区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似乎没有高研人员被打成右派。我最讨厌那些告密、落井下石的人。可在政治运动时,那样的人相当多。在我的农村老家,即使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也是不会干那种缺乏道德的事的。

熊:我读过一篇为柯庆施翻案的文章,说他对知识分子其实不错,理由是,在反右派运动时,他并没有把太多的科学家划为右派,他保护了那些科学家。

沈:柯庆施保护科学家?没那回事!黄鸣龙等人都是王仲良在柯庆施面前据理力争保下的,这件事情我知道。柯庆施当时就批评王仲良“右倾”,后来基于这个原因把他调离了科学院。

熊:请介绍一下上海分院大鸣大放时的情况。

沈:大鸣大放时,号召我们向党提意见。我很钦佩王仲良、李亚农等分院领导,对他们没有意见,不打算发言。我一个妹夫后来被定为右派,我遇到他后说:“共产党艰苦奋斗,争取新中国的成立,非常不容易,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应当全面考虑。”那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我不想在公开场合去批评共产党。可有一些领导,如上海市科委的主任,老是鼓动我们发言,上海市还把高级知识分子召集到中苏友好大厦,专门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

在这个会上,一些人提了意见。比如邹承鲁说:科学研究干部的分配不能乱点鸳鸯谱,应该让导师可以自由选择学生,让学生可以自己决定专业选择导师。我记得他是第三个发言的。第一个发言的是赵仲宽,第二个是吴茵(女),第四个是黄鸣龙,发言内容均登了报。结果吴茵被打成右派。若不是王仲良,黄鸣龙、邹承鲁等也肯定在劫难逃。

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开了几天,那几天我一直跟承鲁坐在一起。我们俩广泛交流了意见,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运气,承鲁发言的那天下午,我恰巧发烧,没有去。如果我在,他肯定会说:我和老沈共同发言。那就糟糕了。

熊:大鸣大放时植物生理所内部发言踊跃吗?

沈:有一个叫林吉强的在大礼堂发了言,我去听了。植物生理所的某位高研说他以前在北京农学院工作时认识林吉强,在上海林曾试图发展他参加民盟,叫他不要接近共产党,说共产党员是唯唯诺诺的。这样一揭发,那还有好的,林当然就成了右派。哎呀,对于这样的人,我……(摇头)

熊:那个年代鼓励告密、要求告密。朋友之间私下聊天,可能一扭头就被报告给了组织。

沈:本来不想发言,想方设法鼓动你发言,声称不发言就是犯错误,结果你在鼓动之下发了言,又来个“引蛇出洞”,治你的罪。对此我极不理解,很有意见。

我也干了“荒谬”的事情

熊:反右派运动让知识分子们不再敢讲实话,为“大跃进”运动扫清了道路。

沈:“大跃进”时,我也干了很多荒谬的事情。我记得先是由王仲良带我们到江苏等地去参观。

熊:我听邹承鲁先生谈过此事。您相信那些亩产万斤的“卫星”吗?

沈:不相信。当时我父母同我住在一起,他们绝对不信那些东西。我父亲还算过,几万斤的亩产,平摊到地里会堆多高,那怎么可能呢!尽管不信,我们还得向农民学习,也提一些大的课题,放科学“卫星”。不提过不了关啊!

熊:你们提了哪些宏大课题?

沈:殷(宏章)先生从德国的一个资料上看到,通过某种酵母,可以从稻草中提取油。我们就夸大其词,放了个稻草变油的“卫星”。真是笑死人了、羞死人了。

熊:那时候大家都提这类宏大目标。你们提的时候,想没想过其不利影响?

沈:没怎么想,当时关心的主要是自己怎么过关。

熊:有人批评那些豪言壮语了吗?

沈:罗宗洛先生说了。他在相当公开的场合声称,他不相信粮食亩产万斤,结果很快即遭到全所开大会批判。他这个人骨头很硬,从“思想改造”运动起就一直遭批判,可还是敢说话。

广州会议让知识分子热泪盈眶
熊:与“大跃进”运动接踵而来的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沈:那时候真是非常困难。我的江苏吴江老家饿死了人,而我的家人因吃不饱饭,也出现了浮肿现象。记得那时候我到苏联去了,我母亲就在家旁边种了点豆子,贴补一下。

熊:您于1959年回国,随后的1960年、1961年国家也极困难,您怎么过呢?

沈:因为营养不好,我患了严重的肝炎,经常住医院。那个时候,我家是这个院子里最清苦的三户人家之一。

熊:回国之后,您就主持新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的工作,听说你们那时候工作是十分勤奋的,常常深夜才归。

沈:主要受加州理工风气的影响,我养成了勤奋工作的习惯,一直认为科学家是没有什么业余时间的,而且,为了工作,我对家里的任何事都不过问。那时候我有几个好的学生,所做工作也发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所以抓得很紧。那时候李亚农经常来看我。有一天,他对我说,有研究生到他那儿告状,说我要求得太严了。他一方面告诉我这件事,另一方面又要我别太在意。他还给我举了个例子。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常常工作得很晚,有人批评他煤油用得太多,他一度不高兴。后来他哥哥跟他讲,那只是小节,不要在意。我比较幸运,碰到的几个领导,李亚农啊、王仲良啊,都对我非常好,所以我对他们没什么意见可提。

熊:1962年春天,您参加了广州会议。

沈:上海分院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曹天钦等人。会议对“大跃进”期间的许多现象提出了批评,当时的说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其中一些话我现在还背得出来。他说:“建国12年来,你们和我们党共甘苦,说你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应当的。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歉意……”听了他的话,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激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周总理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知识分子首先要认识自己,譬如我吧,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所以我是江浙人。旧知识分子多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并曾受过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教育,过去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附着在封建或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皮上,现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变成梁上君子了!我当时坐在第三排,坐在我正前面的是傅作义。听到这些话后,他把手举了上去,大概太激动了,过了好长时间都放不下来。我们感受到,正、副总理的发言重点是不同的,周总理强调改造,陈毅则强调道歉。

广州会议开完之后,科学界的风气有很大的改变,不再有“大跃进”期间那些浮躁的东西,大家工作普遍很认真,所以,之后一段时间取得了一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成果。

我第一个被揪出来

熊:可惜的是,广州会议之后没过多久,又开展了“四清”运动。

沈:我是整个中科院上海地区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我于1957年4月入党,与微生物室党支部书记陈广澧关系一向很好,她经常找我聊天,我有什么想法,也经常跟她讲。比如,我对《北京日报》某篇社论所说的“共产党员应当做党的驯服工具”不能理解,曾对她说:“是人总有思想的,怎么不讲个明白,就要人甘做工具呢?这样的用词是否不当?”1958年反右补课时,我对植生所党总支将在农场工作的四个青年划成右派很不满意,曾对她说:“这是草率地把别人的命运当儿戏”。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诽谤我在苏联时,要我的研究生帮我穿皮大衣,大摆大教授的架子。我曾向她发牢骚,说绝不能与这种无端造谣的人在一起。等等。结果,在这个运动的初期,我的这些话被她抛给了工作队,一道算总账。她还给我下了“反党”、“叛国”的结论。她的这个发言以及随之而来的批斗,使我的科学生涯遭受凶风恶浪,几乎吞没了我的科学事业,甚至我的生命。

熊:向支部书记反映自己的思想,这是组织原则所要求的嘛,怎么会反遭清算呢?

沈:有位老先生在看了我那本书后说:“老沈啊,你少年得志,风头太盛,所以遭人嫉恨。”我想,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自1950年初回国以来,领导对我相当器重,而我则把精力全都投在科研上,呕心沥血地工作,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成果,应当说,我的科学道路一直是相当顺畅的。突然遭此打击,真是有如晴天霹雳。因为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我的右眼黄斑区水肿严重,逐渐变得看不清东西。

熊:对于这个运动,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沈:完全没有。此前他们曾叫我去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我根本就没听,脑子里都想着科研工作。

熊:您的自传中提到,“桃园经验”传达一个月。您去听了一个月吗?

沈:是啊。去了一个月,但我的思想一直开小差,什么“四清”、“四不清”,我根本就没听。现在弄到自己头上来,才觉得不对了。

熊:我想起了马丁神父的一段沉痛话语:“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就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虽有许多不满,但您以前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那些政治运动提出质疑,甚至有时还为其辩护。可运动一直不断,作为“反胡风”、“反右”等运动的漏网之鱼,到“四清”、“文革”时,您终于在劫难逃,这才有所醒悟。

沈:但愿我们那代人的教训能被人吸取。这也是我含泪写作,重温自己惨痛经历的原因之所在。

罗宗洛(1898—1978),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30年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植物生理所所长。​​​​​​​​

李亚农(1906—1962),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16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归国,先在一些高校任教,后参加新四军。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办事处主任等职。​​​​​​​​

王仲良(1899—1974),原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在“三反”运动中,因“不同意把‘打老虎’扩大化,力求不要伤害同志,被当作运动的‘绊脚石’,以‘思想右倾’、‘目无领导’的罪名被搬掉石头,停职审查,甚至还被怀疑有经济问题,最后解除了他的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的职务,由军级降为师级”。被甄别清楚后,他于1953年转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当副主任。1955年5月,任办事处党委书记。1957年,任办事处主任。据丁公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院史资料与研究》2000年第5期,第38—44页。​​​​​​​​

戴芳澜(1893—1973),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49年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应用真菌所所长、微生物所所长。​​​​​​​​

张景钺(1895—1975),植物形态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25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植物系主任、生物系主任。​​​​​​​​

比德尔(G. W. Beadle,1903—1989),生化遗传学家,因为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学说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

黄鸣龙(1898—1979),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殷宏章(1908—1992),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3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植物生理所副所长、所长等职。​​​​​​​​

曹天钦(1920-1995),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等职。​​​​​​​​

据广州会议《简报》,周恩来作“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时间为1962年3月2日,陈毅做“脱帽加冕”报告的时间为1962年3月5日。​​​​​​​​

施履吉:天才回到中国后

施履吉:天才回到中国后
熊卫民

访问整理 | 熊卫民(中国科大特任教授)

施履吉院士(1917-2010)
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0年在浙大园艺系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浙大理科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5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动物系获博士学位,1955年克服重重阻挠归国,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生物物理所、昆虫所、动物所、微生物所副研究员,于1964年创建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任该中心研究员、负责人,后任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的话
在上海有关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作调研时,我屡屡听人谈起施履吉院士。他们称,施先生非常聪明、动手能力极强,是一位天才。施先生在美国念书时的多位同学,也称他是所有同学中天赋最高的,并对他回国之后,没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就没能像他的某些美国同学一样获得诺贝尔奖级的承认,表示十分可惜。

施先生究竟是如何回国的?回国后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对于自己的人生,又有哪些总结?带着这些问题,我访谈了患病在家休养的施先生。虽然健康原因已不允许多讲话,但那一天,他谈兴颇浓。

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施先生又进了医院,再也没能出来,未能审阅这篇访谈稿。

受访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施履吉院士
访谈时间:2008-7-26
访谈地点:上海建国西路施履吉院士家

一 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听说您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的负责人。我很想知道,这个中心是怎样建立的,建立后的运行情况,又是因何原因,后来被撤消建制?

施履吉院士(以下简称“施”):1955年我回国之后不久,裴(丽生)副院长找我,让我帮助贝(时璋)先生筹备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北京工作站,要按照生物物理所的规模来筹建。当时贝先生还没同意建生物物理所,正在说服他。我就按照我所了解的生物物理所的情况,根据生物物理所的规模,选购了很多新型实验设备,包括电子显微镜,分析用超速离心机、高速离心机,分光光度计等。

到1956年时,仪器设备已购置不少。我发现,除我用了极少一部分外,(生物物理)所里没有人用这些仪器。站在国家的角度,这是很不经济的。我就向院里提出,应当由整个生物口共同使用这些仪器。当时秦力生秘书长对此很感兴趣,把我叫过去了解情况,但后来就没下文了。

我还认为,一个搞实验的研究所,应当有自己的工厂。因为,一些创新的实验,可能需要用一些买不到的仪器,需要自己去做。比如我在美国做论文时,所需的仪器有很多是我自己做的。所以,回国后不久,我就向一机部的部长、副部长反映了这个想法。他们赞同我的意见,批了一套刨、铣、钻俱全的机器给生物物理所。结果在1958年“大跃进”时,机器内部的马达等就被拆下去做吹风机,弄得我十分心疼,结果造成了很多矛盾。

熊:跟所长的矛盾?

施:主要是跟行政副所长康子文的矛盾。那时候搞“大炼钢铁”,把大量含铁的器物拿到炉子中去烧,结果得到的全是一些没用的铁块块,我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又要把我们这套设备给弄坏!

把这套设备弄过来时,贝先生是签过字的。我就去向贝(时璋)先生反映,可他不吭声。与此同时,行政(副所长)认为我不服从调配,反对“大炼钢铁”,还组织人给我贴了很多大字报。

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就提出要离开生物物理所,甚至要去美国。因为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争取我们回国时讲过,可以自由来去。秦(力生)秘书长、郁文知道此事之后,专门来跟我谈话,此时我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就只是到动物所去呆了一段时间。张劲夫副院长、杜润生副秘书长对我是了解的,在他们的关照下,我才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大炼钢铁”过了之后,他们对我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又把我调回了生物物理所。

回到生物物理所之后,我发现新购置的那些仪器损坏了不少,像电子显微镜,人家送来的样品跟切片一样厚,一观察就把物镜给损坏了。我深切感受到,得有专门的人来调试、维修这些设备。而此时,很多科学家对生物物理所的许多新仪器没人用、不会用,也提了很多意见。大家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是,办一个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生物口各单位共同使用。院里就调我去办。

其他所的专家开出了很多仪器的清单,院里决定找个人去订,就把我调去。我把这些仪器购到、调试好,并在实验中心专门配备了一些实验室,结果,提出购买这些仪器的人,从实验中心开张起到关门,我一直没见他们来用过。

当时,我们大部分人的技术水平都很低,只知道有这样的设备,但不知道怎么去用它——不会做适当的样品,仪器出了故障更不能去维修。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应当培养一些精通仪器的人才,不但会使用,还要能制造某些设备。当时离心机非常需要,超速、高速离心机我们国家都没有,我就培养了一些人来做这些仪器。比如说金如松,他是朝鲜族人,从东北某大学的仪器专业毕业,被分到实验中心,我大力培养他,他做得很好,到现在还在搞超速离心机。还有小洛,名字我记不全了,专门搞维修,一直到现在,实验室的仪器坏了还常常去找他。

当时,细胞生物学已经发展到研究细胞的吸收光谱,而相关的显微设备我们没有(国际上也只有英国有),我知道相关的原理,就组织一些人,自己研究制造出了这种设备。当时国外还有一种X光显微镜,买不到,我们就自己制作。姚山林你知道吗,我和他以及工厂的其他一些老师傅一道,共同把它制作出来了,拍的照片很漂亮。我们生物实验中心,当时就做了这样一些事,还建立了专门的工厂。我们实验中心的仪器设备坏了,可以不出中心(搞定)。比如有一次,某位年轻人把电磁目镜——电子显微镜上决定分辨率的关键设备,精度要求非常高,非专业人士很难做出来——给弄坏了,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后来国外公司进行售后服务,派人来检查电子显微镜的性能,也没发现问题。

熊:您用这些设备做了哪些研究?

施:筹建北京生物实验中心时,院里下了一个死命令:你不能用这些仪器设备去做自己的工作。这是应一些老专家的要求而作的决定。那些老专家提出,如果让我去主持实验中心,那么,我不能用那些设备去做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没来用,我也没能用着。

很快就是“文革”,我在湖北潜江中国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呆了三年, 1969年去,1972年回来。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我曾回过北京一次。到实验中心一看,那些仪器都糟糕得很,满是灰尘,损坏了很多。

我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属竺可桢先生当校长后招的第一届学生,彼此感情很好。那时候他的年岁已高,回北京之后,我就去看他。他问我实验中心怎么样。我就把从建立到当前的情况都告诉了他:除了电镜之外,很多先进的设备都无人问津。提出购买那些仪器的人,一直都没见过面。从标本的制备,到设备的调试,都是我们来做,等等。竺副院长问:这样的单位怎么办?我说:取消。1972年我从干校回来之后,这个中心就被合并到了生物物理所。当时院生物口的军代表兼任遗传所的军代表,他一定要把我调到遗传所去,我只能服从分配,所以,1972年后我就没再回生物物理所。

熊:购买这些仪器设备,花了多少经费?

施:在生物物理所的筹建阶段,光我经手的仪器设备就花了几百万(元),还有不少仪器不是我购买的。北京生物实验中心的经费也有几百万(元)。

熊:这些仪器有不少是从国外进口的吧?

施:是的。有许多是走私的。比如分析用的超速离心机,就是从美国走私过来的,标准伯克努的。我们一次购进三台,一台放在实验中心(我安装的),一台放在化学所,一台放在武汉微生物所(也是我去安装的)。

熊:那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禁运,对吧?

施:是的。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如伯克努的分光光度计,也都是从美国走私来的。1955年回国时,我自己带了一批设备回来。到实验中心后,因为没有顾客,我就想自己做点仪器,其中需要用到真空管,我从国外带回过一些,我想将它们调到实验中心,结果生物物理所不同意,说还给我个人可以,调不行。后来我到遗传所,要用X光显微镜,想把这个设备调过来,结果也不同意,后来调给其他不会用这个设备的人,将其糟蹋掉了。

我在遗传所做研究,需要用到超速离心机,一用就是72小时不能停,可北京中关村这边老停电,也不提前通知,导致一些工作老做不出来。后来我很恼火,就申请调到上海来。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报告一直写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处,才于1979年调到了上海细胞生物所来。

到上海之后,我才总算可以开始做一点自己的研究。我先用高精度、高灵敏度的定量定位法证实胚胎发育双梯度的理论,从而结束了实验胚胎及化学胚胎学术界的一个长期争论。然后,我又用受精卵作为DNA的受体细胞,进行了高等动物的遗传转化研究,发现分离染色质可以形成细胞核。1985年时,我以动物个体尤其乳腺作为生物工程发酵罐,与合作者获得了转基因动物。我还对染色体关键元件——着丝粒进行过系列研究并获得了其DNA。

对于细胞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我是有很多想法的,但可惜的是,回国20多年后才得到实践的机会,而此时我的年事已高,已做不了什么大题目了。哎,我的牢骚话太多了吧?

91岁的施履吉。作者2008年7月26日摄于施先生家中

二 回国

熊:我来上海,目的就是听老前辈讲心里话,讲真话。前天,我已听您的邻居沈善炯先生讲过自己的坎坷经历。

施:我跟老沈同龄,他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他1950年从美国回来时,我不能够回来。那时正值麦卡锡主义抬头,我的护照被扣掉,美国当局还通知我,假如我私自离开纽约,代价将是5000美元罚款和5年监牢。我到哪里去,后面都有FBI(联邦调查局)的人跟着。

日内瓦谈判后,为了回国,我跟美国当局打官司。期间我还被抓起来过一次,关了我一天。警察很混帐,在星期五把我关起来,因星期六、日不办公,这样就至少可以把我关三天。而且当时保金不收现金,只收国债券。我的朋友们对我很关心,紧急联络起来,买了不少国债,才于星期五当天把我给保出来。

我打官司取得胜利,多亏了哥伦比亚大学很多朋友的帮忙。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艾森豪威尔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他们帮我到华盛顿去游说。

熊:当时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说了,你们可以“来去自由”?

施:是的,他说过。但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想过留在美国不回来。当初去的时候就下决心学成归国,所以(1949年)一解放就要求回来,但护照被扣掉,只好在那边工作。沈善炯走的时候,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的命令还没下来,可我要走时,命令下来了,那时候老沈刚到日本,结果在那儿被扣留。

三 牛满江

熊:您很早就做过注射遗传物质到受体细胞中去的实验?牛满江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施:我注射的是DNA,牛满江注射的是RNA,他认为RNA是遗传物质。老沈上过他的当,在1960年代曾写过RNA也是遗传转化因子的论文[1]。我们俩之间还因此有点误会。老沈的这个工作出来后,院里很重视,一度想由科学院出面来发国际消息。发之前,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此有不同看法,说一定要慎重,因为这牵涉到国家的荣誉。后来院里就没有发国际消息。其实我还应该直接跟老沈说一下,可我没说。那时候经常搞运动,老把私下谈话的内容拿出来批,搞得大家面红耳赤、吵得一塌糊涂。那种东西,非常影响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所以后来大家私下交流很少。

熊:听说1980年您还评论过牛满江的文章?

施:我在美国就认识牛满江,回国之前我还去旧金山看他,希望他也回来,他说自己会回的,可后来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我们的联系也就断了。1972年后,他跟童(第周)先生搞合作。我对他的工作有兴趣,重复了他的实验,但得到的结果与他报道的很不一样。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投到《中国科学》,结果被退回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送人审,连看都没看就把它退回来。我们国家的事啊,真是……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反映给科学院副院长冯德培,冯老给《中国科学》提意见,最后它还是登了[2]。登了之后人家也引了,比如说孔宪铎的书(《中国的生物工程》)就引了。

熊:有资料说牛满江还因此要与孔宪铎打官司。

施:还有这样的事!结果如何?

熊:我不知道。正想问您呢。

施:到上海后,我的消息就很不灵通了。我只听说孔宪铎的书出版之后,牛满江在美国就申请不到基金了,在台湾也不再走红。我很不欣赏牛满江,和他见面,招呼都不愿意打的。当时童先生对我也有意见,因为我很早就说,他们的RNA研究靠不住。

注引:

[1]详情参见熊卫民《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第124-127页。

[2]施履吉等《异种DNA对胚胎发育的影响》中国科学.1980(12):1216-1218.

范岱年: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

《科学文化评论》第10卷第4期(2013):84—107
人物·访谈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
范岱年先生访谈录

熊卫民

本文初刊于《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是即将出版的《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的一节,《科学春秋》获作者授权刊载,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专项“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编撰与研究”(编号KACX2-YW-001)。

摘要
在回顾老浙大人,尤其是老浙大的地下党员在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从备受重视到饱受打击的故事时,范岱年教授详细介绍了他亲历过的丁瓒下台、胡适批判、许良英在肃反运动中遭停职反省、他和朋友被打成右派等事件,他对钱三强、陈康白、武衡、张明远等领导人的印象。访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珍贵的院史资料。
关键词 中国科学院 浙江大学 地下党 许良英 丁瓒 范岱年

访谈时间:2013年2月2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国科学院黄庄小区
受访人简介:范岱年(1926.),浙江上虞人。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随即考上该系研究生,并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5月,到杭州军管会工作。1952年9月调入北京,历任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等职。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美国科技史。译校过恩格斯、爱因斯坦、海森伯等人的哲学论著,译校了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大量著作。著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与许良英合著有《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合作编译有《爱因斯坦文集》。

图1 范岱年研究员(2013年2月27日熊卫民摄于范家)

一 大批老浙大人到中国科学院来工作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竺可桢领导的浙江大学知名度很高,在抗日战争年代,是与西南联合大学相提并论的,并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它培养了很多人才,其中有不少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我想以“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为题,请您谈谈相关情况。我所说的老浙大,指的是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前,主要由竺可桢所领导的浙江大学。而老浙大人,指的是老浙大的学生和教师。

图2 竺可桢(1890-1974)

范岱年(以下简称“范”):浙大是个很大的学校,科学院包括很多研究所,也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从浙大到科学院各机构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渠道,其中很多人都跟我没什么来往。我只能就我所知,谈一些人和事。
熊:那是自然。我感兴趣的,也主要是您的亲历、亲见、亲闻。
范:科学院是1949年成立的,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是最早到科学院就任的副院长。他还兼任计划局局长。不久,国家实行院系调整,浙大从综合性大学改成工科大学,竺可桢就把浙大理学院的不少科学家拉进了科学院。譬如,王淦昌(原浙大物理系教授)去了近代物理所,贝时璋(原浙大生物系主任)去了实验生物所,王葆仁(原浙大化学系主任)去了有机化学所……① 他并没有拉帮结派的意思,但是,科学发展需要人才,肢解浙大正好造就了一个从浙大请人的机会。北大也有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但科学院不能从那里拉人,浙大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被解散了,从浙大调人,阻力就小多了。
熊:沈善炯也是这个时候从浙大理学院调到实验生物所的,不过,他本科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1950年留学归来后才到浙大工作。
范:除前面说的这些人,还有一批科学家从浙大调到了科学院,譬如黄秉维,他后来当了地理所所长②。你可在头两批学部委员和1980年当选的学部委员名单中查一查,里面应当还有一批从浙大毕业或从浙大调过来的。③
除科学家外,科学院还从浙大调了一批地下党员过来。最早到院的老浙大地下党员大概是黄宗甄。他是科学时代社的社长,以前就在中央研究院工作,1949年时,他参与了科学院的筹备。科学院成立后,他很受重用。但1952年初的“三反”运动冲击了他——他大概有点公私不分,被说成是“贪污”后,他的党籍遭到取消。后来他去了科学出版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寿楠到院也非常早。他以前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科学院成立后,他到了近代物理所。他在所里面,对科学院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也是科学时代社的。
熊:施雅风、薛禹谷等人是不是也很早就到了科学院?
范:他们都是浙大毕业的,也是党员,但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科学院,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我只记得解放初施雅风在南京。1952年是个转折点。当时党的政策是这样的,1949-1952年主要进行“民主改革”,搞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主要力量放在地方,像我们这些原浙大的地下党员有许多在杭州参加军管会搞“民主改革”工作。1952年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民主改革”运动告一段落,要搞建设了。所以中央就把大区撤销了,中南、华东、华北、西北等大区都被撤销,还决定调大区基层的干部,特别是理工科的党员归队。在这个潮流下,又有一批浙大人调到科学院来了,其中第一个是许良英。许良英调来还有个特殊情况。当时科学院的机关报是《科学通报》。1951年时,《科学通报》出了几个政治问题。一个是转载外电报道,说印度一个地方地震,而那个地方实际是属于中国西藏的。把自己的领土当作是印度的领土,这当然是政治错误。还有一个是,毛泽东当时发表了《实践论》,那被认为是一件大事,应该转载、学习、讨论,可《科学通报》没什么反应。所以,中宣部就让龚育之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科学通报》,说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
熊:是中宣部让龚育之写的?
范:龚育之那时候在清华大学念书,还没到中宣部工作。中宣部通过何祚庥让龚写一篇批评《科学通报》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批评科《科学通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的文章发表后,科学院很紧张,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陶孟和副院长以及编译局杨钟健局长都非常紧张。他们打听到龚育之是老地下党员龚饮冰的儿子,还在清华念书呢。后来,竺可桢就跟杨钟健一道去找龚家找龚育之。龚育之有肾病,当时正在家里养病。他们想把龚育之调来负责科学通报,可在这之前中宣部就已定了要龚育之过去了[竺可桢2007,页538—540]。
熊:中宣部先定好了?
范:对。何祚庥、龚育之都是中宣部从清华大学要去的。紧接着竺老就想到了许良英。1952年1月就下了调令,可浙江省委不放,直到中央发文件要求“技术干部归队”,许良英才于1952年6月到科学院来。他一来就得到重用,除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外,还担任科学院团委书记等职。鉴于科学院急需人才,他还开了个名单,把朱兆祥、周志成、任知恕、吴洵高、我,以及他的爱人王来棣调了过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原浙大地下党的。那个时候,科普④、科联⑤跟科学院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那里也需要党员,就把朱兆祥、周志成分到了那里。

图3 许良英和王来棣(1950年)

熊:当时实际是科学院代管科普,对不对?
范:它们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前面是科学院,后面旁边是科普。黄继武也是浙大地下党的,他在科联。他是从哪里调过来的,我不清楚。本来说是要“归队”,所以我以为会让我去物理所去搞物理研究,结果院部说不行,院里党员很少,你们都要留下来搞行政工作,结果把我留在科《学通报》当编辑。任知恕本来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调来后安排到干部局。吴洵高和我起初都在编译局,后来我随着科学通报被分到学术秘书处,他还是在编译局(后改为科学出版社)。王来棣原来是学历史的,她被分到近代史所搞研究。就她一个人算是真正“归队”了,我们其他五人都没有搞学术研究。
熊:她受命访谈中共的创始人,在1950年代初还是很受重用的。
范:那当然啦。我跟王来棣、周志成是乘同一辆火车一起离开杭州的,王来棣手里还抱着儿子许成钢。我们从浙江省出来,到上海华东局组织部把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组织部,转完以后,再从上海搭火车到北京。许良英到车站接我们,随后我们还一道去拜望了范文澜。范文澜是从延安来的老党员。

图4 1952年8月,杭州的同事和朋友送别范岱年(前排左3)

二 早期的科学通报与批判胡适运动

熊:他还是近代史所的所长。你们是几月份到的北京?
范:1952年9月,正好科学院刚搞完思想改造运动。不久前,陈伯达到院里来做了一个报告。他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不管科学院的具体事。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政治地位比其他副院长都高,所以他到科学院做的这个报告很受重视,被作为党在科学院工作的指导方针,发表在《科学通报》1952年第9期的头一篇[陈伯达1952,页585.592]。
熊:我访问过的科学家对他这个报告的评价还不错。
范:他引了列宁的文章中的一句话,说不要强迫科学家、工程师信仰马克思主义,要让他们循着自己的途径,通过自己的工作成果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他说,科学院的共产党员的任务是为科学家服务,给他们创造好条件让他们好好做研究。当时对他的讲话很重视,我们一来就要求我们学习他的报告。
熊:是不是任知恕后来又调了一批老浙大的地下党员过来?
范:任知恕比我晚一两个月到科学院,吴洵高也比我晚来一段时间。任知恕到干部局之后,又调了不少干部过来。你可以向他询问具体情况。
熊:您到《科学通报》后,就直接做编辑室副主任?
范:不,我先当编辑。编辑室内还有一个叫汪容的也来自浙大。他后来是许良英和我介绍入党的。他老早就是党的外围组织科学时代社的成员,在思想上早就很进步,因病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他物理学得很好,许良英把他拉到《科学通报》,让他做物理方面的编辑。化学方面的编辑是苏世生,他后来当过科学院的副秘书长。你知道这个人吗?
熊:知道。
范:他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分配过来的,负责化学类稿件。应幼梅毕业于浙大生物系,是贝时璋的学生,他负责生物类稿件。后来还调来一个从中央大学毕业的叶蒸。他是学地理的,由他负责地学类稿件。这么一来,各主要学科都有了编辑,只剩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没人。我是党员,得服从分配,就安排我负责这两个学科。我们曾从《苏联科学院通报》上翻译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
熊:当时苏联还没有发射人造卫星吧?
范:没有发射,但在《苏联科学院通报》上已有很详细的介绍文章。《科学画报》也登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可它那里登的是科普性通俗文章,而我们这里登的是由苏联的科学院院士撰写的很重要的学术文章[卡尔潘柯、斯库里琴1956,页39-47]。它是由我和曾肯成、王新民等人翻译的,《新华文摘》还转载了它。王新民后来当空间中心的主任,曾肯成是很杰出的数学家。在社会科学方面我做了一项比较重头的工作。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然后,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要求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运动。此时科学院正在筹备成立学部,特意把潘梓年从武汉调来,抓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备工作。社会科学部办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批判胡适。潘梓年做了一个报告,讲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我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章,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潘汉年1955,页1—10]。后来,又组织了好多座谈会,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对胡适展开批判。
熊:胡适对人文、社科领域影响深远。
范:差不多每个座谈会我都去了,回来后就写报道。科学通报上登了四篇,其中两篇是我写的[范岱年1955a,页31—33;范岱年1955b,页41—45]另两篇是我让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位同志写的[刘桂五1955,页61—61;刘厚成等1955,页54—58],因为当时我有别的事。
熊:是不是后来将座谈会上的那些发言编到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里面去了?
范:对。我只是对人们的发言作了摘要报道,而胡适思想批判则登载了全文。当时是一面倒,都骂胡适,试图把胡适骂倒。有些人是很左的,譬如中央党校的孙定国⑥。他原来是解放军的军长,然后转过来搞理论工作,特别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了。我印象较深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的马特,他很低调,不怎么发言。当时做到这点就不容易,像金岳霖、冯友兰等人,都不得不表态。敢替胡适说话的只有于光远,他在中宣部科学处内部曾说:“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不错的吧。”

三 1952年整党及丁瓒案

熊:然后许先生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
范:我先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我1952年调到科学院来时,正值整党。当时科学院北京地区党员不多,总共也就三、四十人,还不够组成一个总支,只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为历史学家刘大年。分了三个小组来整党:科学院院部、科联、科普合起来一个组,许良英是小组长;近代史所等在东厂胡同附近的几个研究所一个组;西边近代物理所等研究所一个组。科普有一个名人——从延安来的高士其,那时他已经有病了,但也来参加整党。
我们院部的这个组里有一个女的李某某,以前在清华大学时是地下党员,跟何祚庥是同学。她很积极,所以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的计划局。整党要求每个人都讲自己的历史。她就交代自己曾参加过三青团,还当分队长什么的;另外,虽然她出身贫苦,但她当过白崇禧的干女儿,曾在他的家里住过。整党小组认为事情很严重,打算取消她的候补党员资格。何祚庥、罗劲柏等原清华的地下党员都觉得李这个人不错,给她说情,但没起什么作用。李这个人有些手腕,她早就知道自己有历史问题,就向支部书记刘大年靠拢,但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她还是被取消党籍。后来何祚庥有一次在会上说,你们不要以为许良英多么开明,他以前整人也很厉害的。何祚庥举的就是把李开除出党的例子。其实这是在国家机关党委领导下做的决定,不能由许良英一个人负责。按照当时的政策,不管是谁主事,对于既是三青团骨干,又是白崇禧干女儿的人,肯定很难让她在党内继续待下去。开除党籍后,李就不能再在计划局这种要害部门工作了。她被调到编译局当编辑。不知道以后拨乱反正时是不是给她作了改正,恢复了党籍。
整党时还有一个大案——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丁瓒⑦被开除出党。丁瓒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1927年就入了党,是个老党员,后来被捕,被关进苏州反省院。不仅如此,他还当过苏州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⑧。自治会与黄色工会类似,属当局的工具,当局通过这个组织用犯人管犯人。反省院内的一些共产党员因此觉得丁瓒这个人品质不好,是帮国民党官方的。后来抗战国共合作时,丁瓒被放了出来,到达重庆,通过廖沫沙、徐冰这些人,又重新入党。然后,他到美国留学,再后,他回国。他加入了科学时代社,是南京分社的,在科学界做了不少统战工作,所以1949年时他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筹办人之一。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党组副书记,恽子强被任命为党组书记。恽子强是恽代英的弟弟,原本是学化学的,曾做过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他是个很老实的人,跟科学界交往很少,而丁瓒很活跃,跟科学界联系很多,所以尽管丁只是副书记,可科学院的工作主要是他在抓。

图5 丁瓒、恽子强和刘瑞龙(右起,1949年摄于北京)

熊:那丁瓒跟恽子强处得好不好呢?
范:恽子强不是个抓权的人,他觉得你能干就让你干,这样一个老好人,大概跟丁瓒并没有多大的矛盾。1952年开展“学习苏联”运动,科学院要派一个代表团访苏。名义上代表团的团长是钱三强,实际将由丁瓒在其中负主要责任。他们准备访苏时,我们开始整党,丁瓒等人因有重任在肩,特许不参加整党。但这个时候,从国家机关党委转来了一封揭发信。在国家机关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一位与丁瓒同在苏州反省院待过的老同志说,丁瓒怎么也来开会?他在监狱中表现不好啊。他就写了揭发信,问“丁瓒这个叛徒是怎么混到党内来的”。国家机关党委把这封信转到科学院来。于是决定丁瓒不访苏了,接受整党审查。
以前我在杭州市委时,一直都做党的工作,所以就把我从《科学通报》临时调出来,和国家机关党委的干事、原宜兴县委书记张义祥一道,专门调查丁瓒的材料。我们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跑,一个个去找,找了不少人,譬如外交部的章汉夫、乔冠华,中央统战部的徐冰,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剧作家陈白尘,还有北京医院的副院长计苏华等。都是张义祥提问题,他们讲,我做记录。由于时间比较紧,记录完毕、稍作整理之后,就让他们签字。
熊:当场就签字?
范:当场就签,因为要赶时间。如果以后再寄,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经调查,党组织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丁瓒在监狱中表现不好,当过自治会主席。(2)他在重庆是重新入党,可他在后来填表时却说自己是1920年代的老党员,所填党龄有错。(3)当时科学院有人揭发他,说他在办公厅当副主任时用了两个南通籍逃亡地主——包庇逃亡地主。凭这三条罪状,他的党员资格被取消。
熊:他有没有别的工作作风问题?
范:没有听说。
熊:听人说他比较霸道,这算不算问题?
范:他是比较霸道,但这不构成问题。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许良英是主要的发言人,他把丁瓒狠批了一通。他长期以为是他的批判导致了丁瓒的下台⑨。我说不是,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我们外调形成的那些材料。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丁宗一来看我。他们怪秦力生,以为是秦力生把丁瓒整下去的。科学院党组原由恽子强任书记,丁瓒任副书记。1952年以后,中央要加强科学院的领导,调了一批高级干部过来。秦力生第一个到,他以前是四川的一个区党委书记⑩。他来了之后,科学院才成立党总支,由他任总支书记,1952年底到1953年初的整党就是由他抓的。不久,张稼夫也来了。张稼夫原来是西北局宣传部部长,过来后任科学院党组书记⑪。所以秦力生是奉国家机关党委龚子荣的命令,直接抓丁瓒的案子。后来我对丁瓒的子女说,你们不要怪秦力生,他完全是执行国家机关党委的指示。最后处理丁瓒,也不是秦力生出的面——出面的是郁文,那时他也调来了,任人事局局长以及新成立的科学院机关党委书记⑫。因为我是搞材料的,对材料比较熟悉,他让我陪着同丁瓒谈话。郁文向丁瓒宣布取消他的党员资格。丁瓒很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科学院还是比较宽松的,虽然取消了丁瓒的党籍,不让他做党组副书记、计划局副局长了,但把他调到心理所后,还是让他当副所长,研究员。
熊:他当时很痛苦吗?
范:痛苦是当然的。后来,有人说院部有个“浙大帮”,很活跃,把党组副书记都给弄下去了。这里面有许良英、周志成,每次开会发言,都很激烈,上纲上线;而我是做具体工作的。在批丁瓒时,中宣部还来打招呼,说我们这些地方上来的党员同志比较左,要我们别太左了。其实我们哪有决定权?决定权都在国家机关党委那里。
熊:中宣部来打招呼……这意味着不是何祚庥他们的私人关系。
范:不是。胡乔木他们对丁瓒也蛮欣赏的。
熊:1949年筹建科学院的时候,陆定一不是让丁瓒和钱三强来负责吗?他应当也是欣赏丁瓒的。
范:这里头还有一件事情没弄清楚。丁瓒去美国,可能也是受党的委派。他是秘密党员,在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关系。对他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我们根本就没审查。除了苏州反省院,其他事情我们都没碰。我们找廖沫沙、陈白尘时,他们都支支吾吾。
熊:介绍丁瓒入党时,他们知道丁在苏州反省院的那些事吗?
范:这些人有点马虎。而且当时搞地下党,只要肯积极工作就发展,对于过去的经历,只要求当事人说说,根本没条件去核查。所以廖沫沙等即使想说也说不大清楚。
熊:他们介绍丁瓒入党时,丁瓒明确告诉他们自己以前入过党吗?
范:丁瓒说了,重新入党是明确了的。但丁瓒自己后来填表,总填自己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讲了一个事:丁瓒的上级是廖梦醒的丈夫,也即廖承志的姐夫,一个叫李什么[李少石]的老地下党员。暴露后,他也被关在苏州监狱。他的党内级别较高,是他指示丁瓒去做自治会的工作。可惜的是,这个李[少石]于1945年死于意外⑬,所以丁瓒是受命去自治会的事也就没有对证了。
熊:丁瓒这个案子算是冤案吗?
范:按照当时党的政策,丁瓒被处理并不算冤。但后来党组织又给丁瓒平反了。看来,还是承认这是个冤案[丁宗一2010,页18—21]。
熊:前几年许先生跟我说,他在1950年代比较左,是他把丁瓒搞下来的。
范:我知道后对他说:“你不能这么说,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凭你几句上纲上线的批判就能搞下来?”
熊:当时除上纲上线外,是不是也建议了该怎么处分丁瓒?
范: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把材料搞好后,秦力生说要开个批判会,然后许良英、周志成上去发言。要害是材料。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完全离开科学院,就跑这个东西。许良英对此不太清楚。我没有把这些材料都告诉他。
熊:是不是当时强调保密?
范:是啊,有纪律。科学院整党办公室有一个叫沈云的,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本来该由她来搞丁瓒的材料,可她文化程度比较低,让她到外头写材料,她可能不行。所以他们就把我调去做这个事。沈云看不惯何祚庥。他们整党办公室曾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说不欢迎何祚庥到科学院来指手划脚。中宣部收到信以后,就让何祚庥多听少发言,可何祚庥还是很大胆。这可能跟科学院内出身清华的人很多有关,他和他们比较熟。
熊:在批判梁思成的运动中,他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还写了专门的批判文章。
范:在那之前好久,他就已经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1952年,科学通报变成译报了,上面都是翻译的苏联批判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的文章,批共振论,批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批摩尔根遗传学等等,中国科学家的文章几乎没有了……批量子力学何祚庥可能参加了。这个人很自信,以中宣部科学处的代表自居,在科学家那里敢说话,到处指手划脚。
熊:肃反审查一结束,许先生就到哲学所去了,是吗?
范:这是后来的事了。我还跟你讲一点丁瓒的事。丁瓒的儿子跟我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劲夫等“走资派”还没有被斗,就把丁瓒拿去斗,而且级别还很高,跟彭真、陆定一在一起。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熊:他跟彭真有关系吗?
范: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据丁宗一说,后来丁瓒还让他到上海看赵丹,赵丹说了一句话:“你爸爸知道的事情很多,可能比较麻烦。”什么事情呢?黄敬是江青的前夫,这你知道吧?解放以后,黄敬做天津市市长,江青还给他写信。黄敬就很紧张,以至于精神出了点问题。丁瓒不是做过心理医生嘛,所以他就请丁瓒看病,跟丁瓒说了这些事情,还把江青的信也拿来给丁瓒看。丁瓒跟他说,这个事情你可得小心。赶紧把这些信烧了,别再跟江青来往了。后来黄敬跳楼自杀,这是否与他和江青的事有关?而“文革”一开始就斗丁瓒,很可能跟江青也有关系。否则,作为心理所的副所长,丁瓒顶多算“反动学术权威”,根本不该上那么高级别的批判会。
熊:看来,对于丁瓒下台,从国家机关党委转过来的那封告状信特别关键。
范:是苏州监狱里的几个老同志写来的。主要是那封信,有了那封信后才有调查,调查以后肯定他是自治会主席。如果那个李[少石]还在,承认是自己让丁去当自治会主席的,就好说一点。可李已经去世,死无对证了。在作调查时,我还见到了不少重要人物。譬如乔冠华,刚从朝鲜参加板门店谈判回来,住在现在的欧美同学会那里。我们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呢,穿着睡衣出来跟我们聊。
熊:他也了解丁瓒的一些事情?
范:嗯。
熊:丁瓒是不是在报纸上登过脱党声明?
范:这个我们没作调查。我们主要调查他在监狱里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自治会主席。

四 地下党

熊:在苏州反省院时,丁瓒也就二十多岁。那么年轻的一个人,就算真说错过话,做错过事,也未必就是不可原谅的。
范:你知道毛泽东早就定下了一个对待地下党的方针吗?四句话:“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⑭每次整党、每次运动都要淘汰一批人,像丁瓒这种进过监狱表现不太好的,第一批淘汰。我跟许良英是第二批淘汰的。一批一批地淘汰。
熊:你们参与了淘汰第一批。
范:然后有人再把给我们淘汰了。许良英第一次遇险是在反胡风运动中。文艺界好多进步人士都跟胡风有关系。那批人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搞下去了。
熊:刘少奇领导的北方的地下党是不是要好一些?不是有好多人都得到重用吗?
范:共产党是很矛盾的。它要建设国家,所以不得不用知识分子。但它从本质上讲是个农民党,而农民的思想是,天下都是我们打下来的,要由我们来坐天下。他们对待知识分子,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八个字,所以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听话的就用你,不听话的就打你。
熊:北方的地下党,譬如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那“61个叛徒”,后来可都是身居高位啊。
范:地下党确实有地域区别,但更重要的是时间区别。第一批中共地下党,是在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1920年代入党,资格最老;第二批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发展起来的,1935年前后入党;第三批是抗战爆发后发展起来的,也即“三八式”干部;而我们是在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1945年之后入党,属最后一批。薄一波等“61叛徒”以及于光远、李昌、李锐等一大批人,虽然最初是在白区加入的地下党,可后来他们到了延安,并经历了整风运动,就算是老解放区的党员。而我们这批1940年代后期入党的了,大部分没到延安受训过。
熊:抗战结束后,北方大部分都被共产党占领了。你们这批在内战期间发展的地下党员大多是南方的。
范:南方其实也有游击区。广东有琼崖纵队,浙江四明山也有新四军的三五支队,王仲良就是四明山游击队的领导。但游击队人数不多,知识分子数量很少。
熊:后来南方地下党被整得很厉害哦。
范:是啊,从北方老解放区南下的那批文化程度较低的党员,一次一次地整文化程度较高的南方地下党。延安整风时,刘少奇被树立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可后来连刘少奇也被整了。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刘少奇跟毛泽东有观念上的分歧。虽然刘少奇也很左,但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讲马列主义的同时,也讲了很多传统文化,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什么的,属于儒家的思想传统。这个书是我们入党时的基本教材,影响很大。我们当时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不仅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感觉共产党把中国的优良传统都继承了下来。可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就批所谓“黑修养”。毛泽东这个人是不讲“温良恭谦让”的,他讲造反有理,要打倒一切知识分子。所以,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毛、刘两人有分歧。关于党内斗争,毛、刘两人也有不同看法。那个时候,刘少奇认为,党像母亲一样,党内斗争应该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也许我们的感觉并不准确,但做地下工作时,我们就是这样看待他的。许良英当时说:刘少奇太温情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才有劲,对错误路线就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嘛。总之,刘少奇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而毛泽东鄙视既往,是造反的。所以大饥荒时刘少奇说“人相食,要上书”,而毛泽东就受不了这句话。毛泽东乐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五 钱三强入党

范:从1952年到1955年,在未受“淘汰”之前,我们都是很受信任的。许良英不光管《科学通报》,在别的方面也受重视。张稼夫不时叫他提名调人,还让他列席科学院党组会议。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钱三强就是在我们这里发展的。他当时任近代物理所所长、学术秘书处秘书长,很受信任,但不是党员。中宣部决定让他入党,而且准备让他做八大代表。可他在近代物理所跟支部书记李寿楠关系不好,估计通不过,所以就让我们学术秘书处支部来发展他。那个时候许良英是支部书记,我是组织委员。尽管钱三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稼夫和于光远,但在入党的时候,许良英还是把钱三强狠批了一顿,说他自高自大什么的。当时还有规定,候补党员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而且要有一个支部委员作他的联系人。结果我被确定为钱三强的联系人。所以,每个月他都要给我交一份思想汇报。每次看过汇报,我都要找他谈一次话。
熊:钱三强那么忙,还每个月都给您交思想汇报?
范:头几个月他还是交思想汇报的,后来忙,也就不交了。我这个人不那么跋扈,对钱三强还是比较尊重的。

图6 范岱年在办公室工作(1957年3月6日)

熊:您手头还有钱三强的思想汇报吗?您是怎么找他谈话的呢?
范:不能保留,思想汇报材料都要交上去。当时我主要对知识分子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的习气提出批评,说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
熊:入党本是一件光荣的事,可许先生在入党仪式上那么批评钱三强,钱三强服气吗?
范:要入党总得挨批,过关嘛。
熊:是不是心里面未必服气?
范:他知道要入党就得挨批,那只是个形式。当时的基调是,知识分子入党是叛变自己出身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入党时是要给你来个下马威的。周恩来作思想改造运动的动员报告时还现身说法,说自己出身于地主家庭,要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要过家庭关。
熊:后来钱三强与许先生的关系怎么样?
范:还可以。钱三强对我们还是不错的。学术秘书处的秘书长本来是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陈康白⑮。陈是老革命,原来学工的,很早就到延安了⑯。他曾给毛主席提过建议,说应该修一条从延安到太原的铁路。后来有人批评他说,那不是修路让敌人进来吗?他还有一个笑话。抗战胜利后,王震带部队南下,到了一个地方,被国民党的机关枪挡住了,冲不过去。陈康白就献计。献了一个什么计呢?他说:拿一张八仙桌,上面铺上棉被,泼水浇透,抓住四条腿,推着桌子往前走,机枪子弹就打不透了。王震说:好啊,那明天你就来试吧。陈康白一晚上没有睡好觉。还好,王震是开玩笑,第二天没有打仗,就把部队给撤走了。这是陈康白亲口跟我们讲的。
熊:他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计策呢?
范:他没有讲。他只说自己献过这样的计。

六 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

范:陈康白任秘书长后不久,东北分院的武衡也调过来了,任学术秘书处副秘书长。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在一二·九运动中到达解放区,后来当过嫩江省⑰的工业厅厅长、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他是个抓权的人,而且他是老党员,钱三强是新党员。许良英是个只认死理、不计利害、不讲情面的人,他不管武衡的身份,在支部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批评武衡。武衡心里不高兴,可在组织上也没有办法——虽然他是副秘书长,可许却是他所在支部的书记。1955年开始反胡风、肃反,他算是抓到了一个机会,就猛批许良英,把他停职反省。事情是这样的,许良英曾介绍方然入党,而方然是胡风的朋友。后来方然去了杭州,在杭州的安徽中学当校长。解放后,他找到杭州的青委书记周力行,提出要入党,周力行同方然在重庆认识,同意介绍他入党。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方然只认识周力行,周力行就要时任党工科科长的许良英充当另一个介绍人。周力行不但是许良英的上级,还是许良英1946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入党时的介绍人。许良英对他是十分信任的,就遵命充当了方然的介绍人。许良英跟方然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我十分清楚。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方然被打成了胡风分子。不久,反胡风运动演变为肃反运动。武衡追问许良英:你怎么把胡风分子介绍入党?猛斗许良英。我说我是知情人,当时是怎么个情况,许良英跟方然没有关系。结果,让我靠边站,虽然我是组织委员,研究批斗许良英的会不让我参加。那一次,许良英被斗得很厉害,虽然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仍让他停职反省。一年后审查结果出来,承认他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可他感情已受到伤害,不愿意再留在院部了。

七 张明远

范:那个时候,办公厅还有一个副主任叫张明远。张明远可是个高级干部。他1925年入党,1926年曾到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30年,他在天津监狱参加了彭真(傅懋恭)领导的狱中斗争[张明远2004,页32-45、页140-165]。1953年,他是东北局的副书记,被不明不白的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所谓“五虎将”之一,然后被免职。一般的机构都不敢要他。张稼夫大概了解他,说他有能力,就于1955年初把他调到科学院的办公厅当副主任,还是“代副主任”。他来之前,国家机关党委跟我们支部打招呼,说他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让我们好好监督他。所以,头一次过支部生活,张明远就说:“我犯了错误,希望大家帮助。”当然他对错误说得比较轻。许良英就说:“你犯的是一般的错误吗?你那是罪行!”后来许良英停职反省了,武衡就让张明远来管《科学通报》。因为杂志社只有我一个党员,所以社论和政策性的问题都归我管。我和张明远合作得很好,因为即使他犯过错误,我还是尊重他的。我与他合作起草过一份给中央的报告。1956年张稼夫调走,张劲夫来,办移交的时候正值国家制订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当时科学院的笔杆子是汪志华,代党组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什么的,历来是他的工作。可此时他被调去制订远景规划了。后来院党组就让张明远和我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把过去的情况总结一下,对今后的工作提几条建议。因为我学自然科学的,对科学院的情况比较了解。张明远是领导干部,对如何写这类文件是有经验的。我们对科学院的学科作了分析,哪些我们比较强,跟国际水平比较接近;哪些比较薄弱;还有一类是空白的,需要从头开始建立。然后,我们提了一些建议,譬如建立学部委员制什么的。
熊:这是一个给中央提建议的报告?
范:就是张稼夫向张劲夫移交工作,并对以后如何施政所提的一些方针和建议。虽然我比较熟悉情况,但由于起草党内文件的经验很少,所以我写得有些松散,张明远一改就显得提纲挈领,紧凑多了。后来中宣部罗劲柏等看了之后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张明远很看重我。1956年,科学院成立宣传局,让我去做下属宣传处的副处长。后来宣传局撤销,张明远就调我去办公厅资料室,接替原资料室主任李海的工作。
熊:科学院还成立过宣传局这么一个机构?
范:当时学习苏联,搞体制改革,看到苏联科学院有个报道局,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宣传局,把本来归学术秘书处管的科学通报编辑室放到宣传局,另外再成立一个宣传处。该局局长叫姜什么,后来调到社科院去了。我带着管绍淳到了宣传处,由我任副处长。宣传局成立以后,科学家反应很大,说这个局有什么意思呢?后来又把它撤销掉了,《科学通报》还归学术秘书处,而我则被调去当资料室副主任,李海走了嘛。当时张明远的想法是把资料室变成政策研究室,他很看重我,所以把我调去。我觉得室内人手不够,就提名把上海的黎功德调来。黎功德的年龄比我大,他曾经是中央研究院的助理员——我以为他是助理研究员,就推荐他当主任,实际上助理员只相当于研究实习员,而他入党也比我晚——我比较客气,就推荐他当主任,我当副主任。不过,张明远对我还是比较信任。党内我还是支部委员,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起草学部大会报告,跟郭院长、张劲夫到各个所去考察,都是我跟着去。对我还是比较重用。到反右的时候,因为许良英出了问题,而我们都是浙大来的,是所谓的“浙大帮”,就让我揭发他。跟他划清界线。可我揭发不出什么事情来,就开始批判我,后来把我挂起来,最后在定案时把我定成右派。
熊:您没有右派言论?
范:没有多少言论。我那个时候很老实,就拼命检查自己的思想,后来那些检查就成了罪状。另外,我跟管绍淳要好,他后来把我晚上在宿舍聊天时说的一些话,譬如“毛主席也可以批评嘛”等等,都揭发了出来。这些私下的闲聊本来没什么,可整你时就成了罪状。张明远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认为我不够当右派,在批判我的会议上还一直称我为“范岱年同志”,在党内研究时,不同意定我为右派,结果,“包庇右派分子范岱年”成了他的一条“罪名”。1959年他带科学院劳动锻炼的一个大队到安徽来安县。他看到那边农民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吃饭不要钱,到1959年春天就没有粮食吃了,就写了一个报告,反映农村情况。结果正好批彭德怀,把他也调回来批,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把他的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也给撤了,调到中关村的劳动生产办公室任主任,负责供应科学家的副食和蔬菜等。他大概有一些老部下在内蒙古,就利用那些老关系,搞了好多黄羊肉来给科学家吃。这人品质很好,到那里之后依然勤勤恳恳。我都不知道他为了我而担了“包庇右派分子”这一条“罪状”,直到1979年我改正以后,他这一条“罪名”才撤掉[张明远2004,页403一404]。有一次他女儿来访问我。她告诉我,改革开放以后,张明远问李富春:“定我为反党分子有什么根据呀?”李富春说这是毛[泽东]定的,别人也不知道。1979年他恢复原来的级别,当上了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曾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党的十三、十四、十五大,撰写回忆录和革命史,直到1998年逝世。他的夫人叫黄哲,1955年调到科普工作,很左,把周志成打成右派。而他在办公厅还保护、“包庇”我。所以两夫妻水平不一样。许良英当时对张明远不了解,有点盲从上级,一来就对他猛批。其实张明远这位老同志还真是不错的。

图7 1959年在安徽来安下放劳动时的合影
(前排右1为范岱年,二排右2为张明远)

八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反右派运动

熊:有一丁点过失就抹杀以往的功劳,作为罪人加以批斗,不揭发、不顺从就定为同谋、同罪,政治运动实在是太残酷了。
范:朱兆祥本来在科普工作,后来调到力学所去了。为什么到力学所去呢?是因为钱学森回来,需要一个很强的干部辅助。朱兆祥在浙大时学的是土木工程,成绩很好,他又是党员,所以把他调去做钱学森的助手。他到广州把钱学森迎接回来,帮助钱学森建立力学所,他在所里做办公室主任,工作得本来蛮好的,结果来了个叫曾晋毅的书记兼副所长,对他心存芥蒂,在反右运动中把他打成了“反党分子”。反党分子不是右派,还可以教书。朱兆祥后来就到了中国科技大学,教爆炸力学,教得很不错。改革开放后,张劲夫有一次碰到朱兆祥,跟他道歉,说反右时把他打成反党分子,把浙大的一批人划成右派,实在抱歉。他说自己实在是保护不了。他保了一批科学家,像华罗庚、童第周什么的,但我们这些地下党员,他保不了。
熊:过兴先是许良英调过来的吗?
范:可能有点关系。过兴先在生物学部,我跟他在工作上没什么联系。他这个人比较老实、比较稳重。任知恕跟我是很密切的。那时候几乎每个礼拜天,任知恕、我,还有管绍淳,三个单身汉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到处逛。那个时候我在《科学通报》常有点稿费,所以我经常请他们吃午饭,北京好多的小馆子都去过。管绍淳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着我从《科学通报》到宣传处,然后又到资料室。他这个人也很冲,在鸣放时贴了一张大字报”三问党中央”,问“到底肃反有没有扩大化”什么的。当时办公厅就有一个姓魏的干部贴大字报批判管绍淳的“右派言论”。记得那时第二次学部大会刚刚开完。我们资料室的人都同情管绍淳,就起草了一个大字报,说有什么问题可以批评,但不要随便给人扣右派的帽子。张明远对管绍淳比较了解,也同意的,于是我们就把大字报贴了出去。后来,这成了我的一条罪状,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我起草的。再后来,还让管绍淳揭发我。他问我:“我写什么呢?”我说:“你什么都可以写。”结果,他把我们在宿舍里面聊天的东西都写了出来。
熊:哦,那个时候要把您打成右派,要求他揭发您?
范:他先出事。影响我的命运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许良英,一个是管绍淳。管是跟我走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一个机关,住一个宿舍。结果,他贴出了“三问党中央”的大字报,按当时的标准是够右派了,后来就批判他。还让他揭发别人。

图8 管绍淳、许良英和王来棣(2005年摄于北京)

熊:在揭发前,他还征求您的意见?
范: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揭发,他就把我私下聊天的内容给揭发了。最后,他是右派第六类,我是第五类。右派一共被分为六类。第一、二类属极右,处分是劳动改造。许良英是第二类,被安排去北大荒,他当时患有关节炎,腰都直不起来,到北大荒去肯定活不了。如果不去的话就退职回家,结果他就退职回老家了。王来棣在近代史所本来颇受信任,因为不能跟许良英划清界限,被开除党籍,临近生产的孩子胎死腹中。我是第五类,处分算是比较轻的,戴帽子、开除党籍、保留工会会员籍、行政降三级。我原来是副处15级,后来降到科级18级,工资从126块降到89块。管绍淳是第六类。第六类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团籍、重新分配工作,也就是不做右派处理的意思。管绍淳不能在办公厅工作了,被分配到新疆土壤研究所。结果1979年改正的时候,他不能改正,不能从新疆回北京,因为没把他按右派处分,只是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他留在了新疆,直到他女儿在北京找到工作、买了房子,他才被接回来。任知恕在公安局工作过,他比较谨慎,一个是说话谨慎,另外一个是让他交代时他也不乱说,所以抓不住他什么把柄,再加上郁文比较欣赏他,他就被保了下来。
熊:当时他有危险呜?
范:他很危险,批判了他好多次。因为他跟我和管绍淳关系太密切了,每个礼拜天都在一起,大家都知道的。可怎么斗他、批他,他就那么几条。而我这个人比较老实,想表现自己的忠诚,就深挖自己的思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结果把自己陷进去了。当时有一个叫李钊的,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干部,可行政级别好像还比我低一点。他很不服气,所以狠狠地打我们,说我们是“浙大反党集团”什么的。批张明远的大概也是这些左派。李钊后来去了地理所,据说一直很左。
熊:挨批斗时您是什么感受呢?
范:我希望表现出良好的态度,使自己能够保留党籍,可最后是交待得越多,过错越大,不但没有保留党籍,还被打成了右派。张明远对我不错,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还称我为“同志”。批判会过后,他让我继续在资料室工作——对外的工作我不做了,我只做对内的工作,主要是编名为《科学简讯》的对内刊物。后来有一天郁文说:“你们怎么还让他做这些工作?”因为.上面已经定了我为右派分子,不让我再做那些工作了。
那个时候科学院还给了右派以希望,说只要好好的改造,还可以回到党的队伍。所以,难受过了之后,我也就接受了现实。我当时把这件事当作是对自己的考验,要争取重新人党。我觉得问心无愧,因为自己对党还是很忠诚的。当时是这样一种心理。郭沫若还专门找科学院的右派做了个报告,这个报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查到?郭沫若在人代会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可那个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龚育之写的,他去念就是了。
熊:有人说是于光远写的。
范:我听李佩珊说是龚育之写的。于光远不会做这样具体的事情,他顶多出一些点子。
熊:郭沫若跟你们讲了些什么呢?
范:当时科学院确定了大约两百个右派。北京有多少?
熊:我不知道。
范:记得当时把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全部右派都集中到端王府一个礼堂,请郭沫若去做了一个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意思是你们不要背包袱,不要灰心,只要改好了,科学院还是爱护你们的。郭沫若的那个报告还是蛮温情的,听了以后,我也就不那么灰心了。不知道科学院的档案中有没有存这个报告?
熊:我还没查过。
范:有一次,科学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过批判五个青年右派的大会。哪几个人呢?徐志国、萧国基,科学院院部的.何犖,应用物理所的,胡绳的弟弟项志遴,物理所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到科技大学教书去了。还有一个是谁?一共是五个年轻人⑱。当时计划处副处长朱琴珊私下对我说,右派的有些思想跟我们也差不多啊。
徐志国是什么问题呢?他是院部的俄文翻译,年纪比较轻。有一天,他说:宪法规定当国家主席要35岁,年龄定得太大了。这被解释成为他有野心,年纪轻轻就想要当国家主席。萧国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言论比较尖锐。他提出了新阶级论,说现在的官员是新的特权阶层。项志遴是留苏回来的,他说苏联也不怎么样。结果定他为“反苏”。何犖是什么“罪行”我记不清了⑲。
批判也有规格的,哪一级放到什么规模批判,报登到什么报,都是有规定的。譬如许良英是上《人民日报》的,那几个青年右派是上《风讯台》的,而我这样的不上报纸,只在院部机关贴贴大字报。后来处理也分很多等级。陶孟和副院长没有划为右派,但《风讯台》登过一篇报道,标题是“陶孟和的右派言论”,算是对他的警告吧。
熊:这样才能分化你们。
范:当时给人一个印象是,如果你认罪态度好,就会对你好一点。许良英是科学院借北大西门边的那个大礼堂批判的,召集好多所的人参加。而我和管绍淳一直就在办公厅内批判,没有到外单位。
熊:北大西门边……您指的是校长楼内的那个大礼堂吧?那里能容纳几百人。
范:就是那里,我记得是在二楼。当时批判哲学所的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李德齐。李德齐是北大毕业的,也是地下党,在解放前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很活跃的。他和许良英都是左派,结果哲学所把他们俩揪出来批。

九 其他老浙大人

熊:像您这样于1950年代到科学院来的来浙大人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情况如何?
范:汪容是许良英和我发展入党的。他被下放到藁城劳动,因身体不好,吃不消。他爱人写信给我,我就向院领导反映。后来,他提前结束劳动回到北京,调到高能物理所去了。
熊:施雅风呢?
范:施雅风我不熟悉。当时我们没有来往。
熊:他不是也在学术秘书处吗?
范:他只是来开开会。他是所里的,不是学术秘书处的。他当时跟许良英也没有多少来往。
熊:你们同在浙大时相互认识吗?
范:在浙大时我还不认识他,但许良英应该认识他。施雅风是在浙大毕业后在南京入党的,不是在浙大入党的。施雅风在1953年就挨了一次批判,受了一次处分。他那个时候兼编《地理知识》,1952年不是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嘛,他发表了两篇文章,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41个项目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报道。后来,李四光把这比作《三国演义》里面的张松献地图,说:你这不是把我国的建设计划都告诉美帝国主义么?称施雅风犯了政治错误。施雅风好像受了党内的警告处分。李四光也蛮左的,很会整人,把施雅风搞的够呛。“文革”的时候,他把方俊领导的大地测量局给撤掉,把相关人员都放到地震局去搞地震预测。
熊:叶笃正他们呢?那个时候您跟他们有联系吗?
范:那个时候我跟叶笃正也没有来往。还有个顾震潮也很不错。但顾震潮没有当院士,他死得早,1955年、1957年遴选学部委员时没有他,1980年第三次选学部委员时,他已经去世了。叶笃正等是1980年当学部委员的,他们都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当时气象学有四个杰出人才,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和杨鉴初。顾震潮好像跟许良英的关系比较密切。叶笃正在所里,学术秘书处开会时偶尔遇到,但我跟他好像没怎么讲过话。改革开放后,我才和他熟识。
熊:上海的那边的老浙大人,譬如张友尚他们呢?
范:此外,中国科学院上海地区还有胡永畅、张淑改、池志强等校友。张友尚?我不知道。当时我们组织性很强,都不拉什么校友关系。那个时候,共产党很强调服从党组织,对党组织之外的社会团体很警惕,所以连校友会什么的也没人敢组织。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校友会的活动。胡永畅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上海分院当秘书长,卢嘉锡、严东生主持科学院时,他被调到北京来当副秘书长。那时候的正秘书长是顾以健。顾以健也是浙大地下党员,他入党很早,但是他在浙大没什么活动,后来出国留学了。由于他表现很一般,既不发展党员也不活动,许良英看不起他。
熊:哦,原来胡永畅也是浙大毕业的。
范:是的。1980年代,科学院的老浙大人中出了两个秘书长。他们两个还不和。
熊:你们北京地区的校友经常有点活动吗?
范:以前没有活动,改革开放后,一个在美国的汤姓校友捐了一笔钱给浙大校友会。有了这笔经费后,我们每年吃一顿饭。分届分地区吃,我们1947和1948年毕业的北京地区的浙大校友每年在一起吃一顿饭。黄宗甄和北京理工大学的戚叔纬对校友活动很感兴趣,是他们组织的。他们还出版了校友通讯录。
熊:那看校长,看老师之类活动呢?
范:都几乎没有。我们很少去看竺校长,后来也就是每年去看看系里的老师,譬如王淦昌。另外,在第一次学部大会期间,我曾与许良英一块去看望来京开会的苏步青。苏步青还记得我曾听过他的课。

图9 范岱年(左)、许良英(右)去看望老师王淦昌(中)(1998年5月27日摄)

熊:他当时是在物理系讲课吗?
范:不是。我们搞理论物理的,当时可以选副系,我选了数学系作为副系。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复变函数论我都是听了的。苏步青记性不错,他还记得我的名字。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在科学院的老浙大人还很多。据我所知,还有昆虫所所长蔡邦华,数学所副所长张素诚、研究员龚昇(后任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力学所研究员胡海昌,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忻贤杰、韩康琦、吕敏,化学所研究员钱人元、朱秀昌,地理所研究员赵松乔、陈述彭、左大康。薛禹谷是微生物所所长,还有一位研究员李禄先。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郭可信、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研究员邹元爔、经济所研究员刘潇然也都是老浙大人。谷超豪和我同年级,也是地下党员,他在复旦大学数学系,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担任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些人有的和我没有交往,有的偶尔和我有些交往。例如左大康,比我低一年级,也是地下党员,1946-1948年我们还同住一宿舍,1953年来科学院地理所,1956-1960年留苏,回来后曾任地理所研究员、所长,可是我一直不知道。直到1983年,我去意大利开会,在罗马的一家旅馆里碰到他,才知道他在地理所,以后也没有联系,他在1991年就去世了。其他可能还有许多老浙大人也在科学院,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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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伯达 1952.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科学通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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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汉年 1955.彻底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贯彻祖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通报》.(4).
5.刘桂五 1955.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科学通报》.(1).
6.范岱年 1955a.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战斗进一步展开.《科学通报》. (2).
7.范岱年 1955b.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的活动情况.《科学通报》. (3).
8.刘厚成、张一中、黄烈 1955.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情况.《科学通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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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散木 2005. 中央党校“孙定国冤案”背后.《文史精华》. (4).
11.秦立海 2006. 李少石事件——暗杀还是意外.《炎黄春秋》. (8).
12.唐宝林 2012. 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炎黄春秋》. (8).
13.汤慈美 2010. 丁瓒. 载汪前进、黄艳红主编.《中国科学院人物传》.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4.丁宗一 2010.怀念父亲丁瓒.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等編.《纪念中国医学心理学的奠基人丁瓒先生诞辰100周年(1910-2010)》.
15.张明远 2004.《我的回忆》.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
16.王玉芝、罗卫东编 2010.《图说浙大:浙江大学校史简本》.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7.郑度、杨勤业、李秀彬 2001. 深切怀念黄秉维先生.《地理研究》.

注释:

①王淦昌于1950年2月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建,并在4月任该所研究员;贝时璋于1950年5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王葆仁于195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国家调整浙江大学的院系(1952年)、将其变为工科大学之前。②黄秉维于1942年离开浙江大学,先后在资源委员会、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工作。1953年,他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次年任代所长。见郑度等2001,页1—4.
③据浙江大学校网,截至2012年,浙大校友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60余人。另见王玉芝、罗卫东2010,页95—101,其中51位于1937—1946年间在浙江大学工作或学习过。
④“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1958年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合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⑤“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简称。
⑥孙定国(1910—1964),山东牟平人,曾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48年被派往后方的马列学校学习,从此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在1964年的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因不堪批斗和凌辱而自杀。见散木2005,页21—27。
⑦丁瓒(1910—1968),江苏南通人,心理学家。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考入中央大学心理学系,1935年毕业,在北京协和医院脑系科做研究生。一度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于苏州反省院,出狱后先后到北京协和医院、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等机构从事心理卫生研究。1945年在重庆重新入党,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47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进修。1949年任世界科协中国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副秘书长等职。同年来中国科学院工作,历任党组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计划局副局长、心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见汤慈美2010,页l02-1O7.
⑧也有文章称苏州反省院设的控制反省人员的组织叫“自治市”,丁瓒一度担任副市长。见郭正亮2004,页46—48.
⑨笔者曾就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的历史访谈过许良英教授。他详谈了1952年整党的经过,并认为自己在开除李某某、丁瓒出党方面起了不好的作用——“我那个时候左了”,他红着脸说。据熊卫民2006年7月7日对许良英所作访谈。
⑩秦力生(1915—1993),山西孝义人,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随解放军挺进西南后,任西康省委副书记。1952年9月,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任院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⑪张稼夫(1903—1991),山西省文水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1952年12月底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
⑫郁文(1918—2010),河北满城人,l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延安,入中央党校习。l951年任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l953年初调到中国科学院,任院党组成员、人事局局长。 
⑬李少石(1906—1945),广东新会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先囚于南京监狱,次年转解苏州反省院。1937年获释。抗战结束后,他参加了国共重庆谈判。在谈判行将结束的1945年lO月8日傍晚,他坐的车不慎撞伤一国军士兵,另一国军士兵向汽车鸣枪,击中其右胸,致使其在当晚去世。见秦立海2006,页4l-44。
⑭这个十六字分针可见诸于唐宝林2012,页72—79;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1sjj/article_2012041357559.html。
⑮陈康白任秘书长的时间为1954年4月-1956年4月。据中国科学院院庆6O周年网:http://www.cas60.cn/lryld/200909/t20090919_2511935.html
⑯陈康白(1898—1981),湖南长沙人,192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2年赴哥本哈根大学研究院攻读有机化学方向的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赴延安,先后担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原军区军工部部长、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东北人民政府计委重工业处处长等职,l951—1953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据金能明、林清育.誓与马列共生死——陈康白:http://chem.xmu.edu.cn/intro/ckb.htm
⑰1949年4月,该省并入黑龙江省。
⑱受批判的五人为徐志国、何犖、项志遴、徐芻、夏永年。这个有四千人参加的批判会从9月18日开始到21日结束,一共持续了四天。徐芻是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的问题为“收听和散布美国之音”,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拉拢、收买”,称党的上层“腐化了”等。夏永年是化工冶金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他的问题为对肃反“怀恨在心”,“叫嚣独立思考”,声称“党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等。见“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院北京区四千青年集会 召开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痛斥何犖、项志遴、徐芻、夏永年、徐志国的右派言行”.《风讯台》.1957年10月12日。
⑲何犖的主要罪行为:“挑拨党同科学家和青年之间的关系,大叫党不能领导科学,煽动大家起来‘保护科学工作不受各种摧残’,要求取消‘院本部和党组织’”。见斗争走向深入我院京区各单位一批右派分子受到严正批判. 《风讯台》. 1957年8月20日.

一生坎坷 一生真诚 ——怀念杨振宇

一生坎坷 一生真诚
——怀念杨振宇

高亮之

2002年1月,在那严酷的寒冬中,接到颂淑从杭州打来的电话,悲痛地告诉我说:振宇走了。一时使我心情非常沉重,杨振宇是我在浙大时期相处最密切的朋友和战友之一。

今年已经是2007年,五年来,一直想写一篇回忆振宇的文章,可是迟迟难以落笔。我与振宇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但我们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实在很短,主要是1946-1948年在浙大的期间。48年分手后,我知道他的经历很坎坷,但对于他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1992年秋季,我和大信被邀请参加浙江农业大学于子三铜像揭幕仪式,在万钟、玉琪、德容的陪同下曾经去他家中看望他。他在1991年发现癌症,导致肾功能衰竭。在颂淑帮助下,在家中用自制的装置洗肾。他那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精神状态很好,愉快地向我们介绍他的洗肾装置和病情。我不可能在当时向他详细了解他在我们分手之后的情况。

因为他是重病,后来也不便于与他多写信,以后虽然每年都互通贺卡,互相问候,也没有深谈。

《黎明前的求是儿女》一书即将出版,振宇是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生运动的主要骨干,不应该没有对于他的回忆。颂淑向朋友提到,对振宇的回忆,高亮之来写,比较适合。是的,写一篇对振宇的回忆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知道振宇更多的情况,我给颂淑写了信。后来振宇的大女儿给我发来电邮,寄来颂淑的回信和振宇两个女儿写的回忆文章。这样,才使我对振宇有了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来写这篇回忆。

因此,这篇回忆文章是在振宇亲人的帮助下,德容和我共同完成的。

一、与振宇在一起的日子

德容也是回忆振宇最合适的人选。振宇、德容和我三人,在1946-1948年间的浙大,是相处特别密切的朋友和战友。德容来信,谈到他对于振宇的印象说:

“我们回顾杨振宇给我们的印象:他轻声细语,对人和蔼,性格亲和,遇事镇定,没有象我那种浮躁,与人争执不休的表现。第二届理事会,作为常务理事,在学生自治会办公室里,他坐在顶头主持会议,至今仍有印象。他擅长文字,写起东西来很快。”

他这一段回忆生动地描绘了振宇当年在浙大时的风貌。

振宇、德容和我都是1946年秋季进入浙大的一年级学生。我们都住在大学路原浙江图书馆的大厅中。这里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和部分内地返杭的高年级学生(如于子三、郦伯瑾等)的临时宿舍。振宇、德容和我分别属于不同院、系。振宇是文学院的史地系;德容是理学院的物理系,我是农学院的植物病虫害系。我们三人的思想倾向比较接近,很快就熟悉了。

 我们是10月入学,到12月底,就爆发了北京的美国士兵强奸女大学生的事件。浙大掀起了抗暴运动,我们三人都参加了宣传队。上街宣传归来后,由宣传队长彭国梁召集,将宣传队员组织起来。后来在温泽民、黄贤林、李景先等带领下,成立了拓荒社。这是一个半公开的进步组织,在1947年,拓荒社是历次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

我们三人都参加了拓荒社,关系当然更加密切。1947年的五月运动中,我们分别参加不同的宣传队,后来参加了不同的进步社团。因为仍然都住在大图书馆中,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密切。

我自己在中学时,在中学同学项淳一影响下,在上海参加多次进步活动。淳一曾经与我谈过参加中共地下党的事。我自初中开始就热衷于科学,并不愿意献身政治,因此没有答应入党的事。但是我对于国家的命运是很关心的,在五月运动中,浙大进步学生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大,以至形成无限期罢课的十分被动的局面。我从这个事实觉察到,浙大当时党的领导力量不是很强。我自己想,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学生运动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因此在1947年7月,去信给淳一,提出入党的要求。我当时想,也许通过我的线索,可以帮助上海党组织和浙大建立关系。淳一来信,约我去上海,由他介绍我入党。现在知道,浙大的地下党组织,是在1947年2月建立起来的;而党组织的较快发展,是在1947年7月之后。我也算是浙大较早的党员之一。

当时浙大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壮大组织,地下党领导对我的要求,就是发展新党员。我立即想到振宇和德容两人,向组织汇报后,组织上同意我和他们接触。我与振宇的相处中,对他为人的真诚,有很深的印象。我与他有过多次单独谈话,他谈到他出身的贫寒,幼年的困苦,谈到他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参加革命的向往。当我谈到参加党组织的问题时,他没有犹豫地表示同意。不久,他就被组织批准入党。按当时地下党的规定,我就成为他入党的介绍人。

说来非常惭愧,虽然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但是按年龄(现在才确切地知道,他比我大六岁)、工作经验和政治修养来说,他都比我成熟得多。事实上,在后来我们一起参加理事会时,都是他带领我工作的。

振宇入党后,受到地下党的信任,在1947年秋季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理事会普选中,他和德容都被选为理事;而在1948年3月10日举行的第二届理事会普选中,他以最高票(568票)当选为理事会常务理事。德容和我为副常务理事。我们三人又走到了一起。

为什么振宇能得到最高票?我想是和振宇的觉悟、才能和人品有关。他在第一届普选产生的理事会的工作中表现突出,在于子三被害之后的学生斗争中,工作积极、坚定。他有文才,文笔很好;又有口才,说话嗓音不高,但逻辑性和说服力都很强。他对人真诚,从不与人争吵;同志间有矛盾,他总是耐心沟通,善于团结大家。据大信说,振宇平时表现沉着、稳重,不锋芒毕露,地下党认为,他比较适合当理事会的头。

理事会中有党小组(或称党组),由李景先担任组长,组员就是振宇、德容和我三人。学生会的大事,都是党小组先商量,再由振宇出面安排落实。

在振宇的牵头下,这一届理事会的活动很多,我谈两项主要的:

1)于子三的出殡:新理事会成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于子三烈士的出殡事宜。子三出殡是一场复杂的斗争。在墓葬地点和出殡方式上,学生和地方反动当局之间,意见对立。广大学生要求游行出殡,当局坚决禁止。理事会党小组根据总的形势,同意校方提出的折衷方案:学生乘卡车出殡。3月14日,风和日暖,卡车到达凤凰山,振宇代表理事会,主持了庄重肃穆的安葬仪式。在“安息吧!子三!”的挽歌声中,灵柩缓缓推进墓穴。送殡的人在签名木板上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十一时许,送殡人随车返回学校。

在出殡活动前,振宇还主持了有国际学联代表参加的于子三事件调查听证会。

2)1948年的沪、杭学生春季联欢:这次活动是中共上海局领导统一安排的,它的形式完全适合于广大中间学生的兴趣和要求,同时也让上海几千学生到杭州来瞻仰子三墓地,接受民主和革命教育。为了组织这个活动,在振宇牵头下,理事会全力以赴。在杭州,要联络十几座大学和中学,排练联欢节目。在浙大,要组织几场大型联欢活动。还要安排上海几千学生的吃和住,去子三墓地扫墓等。整个组织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振宇,作为理事会的头,有条不紊地指挥各位理事,推动各项活动,表现出他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

1948年暑假中,地下党领导人吴大信被捕。由于大信联系过的党员很多,为避免遭受更大破坏,上级党决定,较为暴露的地下党员,都向解放区撤退,或暂时离校隐蔽。从最近颂淑来信知道,振宇是在大信被捕前,经组织同意,回家乡江西玉山探望母亲。他在玉山得知大信被捕的消息后,曾秘密来杭,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据组织派来的联系人告知,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正分散在外等待分批输送。因此组织上意见最好能利用社会关系找个职业掩护,以等待安排去解放区。按照这个指示,他便仍回玉山,后经人介绍,他到玉山县中担任教员。

我自己由组织安排,和同届学生自治会主席李浩生一起,在1948年10月,向大别山解放区撤退。

从此,振宇和我就一别44年,一直到1992年,才在杭州和他相见。

振宇和我在1946-1948年密切相处共两年,他对人的真挚、诚恳,他在斗争中的坚定、沉着,他的文才和口才,他的组织和指挥能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我终身难忘的。

二、振宇坎坷的一生

关于振宇的一生,特别是我们分手之后的情况,一直到最近,我读了颂淑和振宇女儿的信和回忆文章后,才比较全面地了解。

他出生于1923年旧历11月17日,江西玉山人。家境贫寒,1943年父亲病故后,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他小学、中学是在玉山县、广丰县读的,1943年12月在江西省立玉山临时中学高中毕业。1944―1946年,他在玉山县立中学任教师。1946年秋,考进浙江大学史地系。

1948年后,他经组织授意,留在家乡,一面教书,一面等待输送去解放区。1948年底,组织联系人张岺要他到杭州来,交代说:像他这样单独隐蔽的地下党员,在铁路沿线的交给浙赣铁路局的地下党组织代管。不久,浙赣铁路局的地下党员陈国栋来县中和他接上了头。

在县中,振宇运用在浙大的工作经验,在学生和部分有进步要求的教员中开展活动,组织各班编写墙报。教唱革命歌曲,购买进步书刊,充实图书馆。采取“歌咏队、诗歌朗诵会”等形式,开展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他还协助俞百巍和汤之驹,在玉山做建党的工作。

而他自己的组织关系一直在杭州。杭州解放后,他回到杭州。1949年6月后,他先后在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市委办公室、市委工业部工作;担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后调任浙江省副省长吴宪同志的秘书;最后在浙江省计划委员会、浙江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工作。

1955年,他因一般历史问题,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受到严酷的处分。于1959年下放,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经过有关单位复议,于同年5月正式发文,恢复他原行政十六级的工资待遇,党纪处分更改为留党察看两年,自1961年7月30日起,恢复党员权利。

我比较关心的是:他在1959年下放之后的情况,在信中问了颂淑。

颂淑来信说,1959年10月(时杨振宇36岁)被下放,地点:浙江桐庐七里泷。单位是“浙江水电局富春江工程局”,1992年更名为“富春江水电设备总厂”。

杨振宇下放时正值建设富春江水电站,当时他在浇捣大队劳动和工作。

杨振宇被下放24年。24年中他做过工人,曾任拌和中队队长、教师、仓库保管员等。1984年4月离休回到杭州时,已是60岁的老人了。”

从颂淑来信的介绍看来,只是1949-1955年这短短的六年,是振宇一生中真正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得到省市委领导信任和重用的时期。1959-1983年,长达24年的时间内,他是在极左路线的处分决定中,被迫脱离他所热爱的党组织,过着屈辱而又艰辛的生活。

振宇大女儿在电话中对我说,母亲是含着悲痛回忆这些往事的。我读到颂淑的来信,也受到深深的震撼,心情非常沉重。我完全可以理解颂淑不愿回顾往事的心境。作为振宇的至友,我也很不愿意知道这些往事。但是尽管不愿,这些却都是事实!

最近我和德容通电话,我们两人共同的看法是:按振宇的才华和品德,如果没有极左路线的干扰,他完全能成为一个党或政府的优秀领导人,可以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很大的贡献。而现实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被埋没了,被摧残了。

三、振宇真诚的一生

从青年时代起,振宇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为人的真诚。

1947年夏季,我发展振宇入党时,振宇在年龄和经历上都比我成熟得多。我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小弟弟。但是当时我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在组织关系上,比他早走一步。他一直对于我非常谦虚和尊重。许多心里话愿意向我倾诉,对时局的看法愿意与我探讨。与他谈话,我感到十分亲切与心情舒畅。

我们一起在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工作时,一件印象最深的事,就是所谓“壁报事件”。这件事,我在本书中关于学生自治会的回忆文章中已经谈到,这里不详细讲了。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振宇在该事件中的处理态度。

1948年6月,浙大生活壁报中出现一张批评青年军为“职业学生”的大字报。引起部分思想反动的青年军的强烈不满。他们扬言要殴打作者,要求校方开除作者,否则要闹事。最近魏玉田告诉我,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书写者、参与者牵连到4-5位进步青年。事实上,当时反动青年军已经基本知道作者是他们同寝室的刘宗潮。宗潮为了平息事端,决定自己一人来承担此事,他请求理事会的帮助。当时地下党正准备开展“反美扶日”斗争,不希望此事扩大,影响主要斗争任务,同意由振宇和我两人代表理事会,陪着宗潮去见竺校长,请求竺校长保护作者。振宇非常负责而谨慎地对待此事,他事先请示了竺校长,得到竺校长同意。振宇又亲切地约见宗潮,要他放心,他的安全由理事会负责。在一个夜晚,他和我陪着宗潮去校长家,由振宇出面,诚恳而耐心地向校长解释此事。我注意到,校长对振宇的理性和真诚的态度很满意,校长立即决定,要宗潮在他家留宿,与他儿子合住一床,并说他保证宗潮的安全。通过这件事,使我们对竺校长爱护学生之心深受感动,同时,振宇对人处事的真诚精神,也给我很深的印象。

经过了44年的离别,1992年,我们在杭州重新相聚。

我、大信、万钟、玉琪、德容等人到振宇家去,他已经是卧床不起,但是见到我们后,非常高兴。他尽力表达他能战胜疾病的信心,以让朋友们宽心。也许万钟、玉琪、德容住在杭州,见面机会较多,与大信和我见面确实很难得,因此,他对我们两人特别热情,说了不少话。

此后几年,每年新年,他都要用他和颂淑两人的名义,给我和我爱人寄贺卡。

直到2002年1月,颂淑来电话,说振宇走了。颂淑说:“振宇特地交代她,他走之后,一定要将消息告诉高亮之。”

颂淑当年的电话使我内心非常沉重。一个我一生难忘的好友走了。而使我万分感动的是:他在临终时,还不忘记我!

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深深体会:振宇对人的一片真诚的心。我在建国之前,发展过十几位同志入党或参加YF,而像振宇那样,始终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放在心头,以至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要特地向他告别的,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 

振宇走后,颂淑在《丁冬友讯》上登出振宇所在单位——“富春江水电设备总厂”缅怀振宇的一篇文章。该单位给予振宇很高的评价。说振宇在遗嘱中,要求把12590.10元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全部捐给工厂,用以救济生活困难的职工。

这一段报道,证实了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于振宇的一贯认识:振宇对人民、对朋友的心,像水晶一般地透明和真诚。

令我十分钦佩的是:这个工厂,是他在24年受到冤屈的时期所工作和劳动的单位。也许对于别人来说,这样一个单位是不愿意回顾的,更不会有感情的。而振宇不是这样,尽管在那里,他长期地受着委屈,但却将那个单位看作是自己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的地方。他自己出身贫寒,他对于工厂中的工人们怀有深挚的感情。愿意将他最后应得的一笔费用,捐献给比他更困难的群众。这样的思想和行动,现在有几个共产党员能做得到?

四、振宇的幸福家庭

振宇一生坎坷,而可以让他的朋友们欣慰的是:他有一个温馨和幸福的家庭。

2002年,我们在振宇家中见到了,振宇夫妻间感情非常深厚。在振宇身患重症之后,颂淑以极大的精力护理振宇。根据工厂的文章介绍,振宇夫妇为了节省住院费和治疗费,在自己家中搭了一个无菌室,由颂淑天天给振宇做“腹透”。颂淑开始时什么都不会,她向医生学习和请教,终于学会了所需的技术。

振宇、颂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到浙江临安农村插队,历时5年。1975年调回杭州,在震旦丝织厂当工人,后调科室工作。工作之余,她努力学习中学课程,以当年全省成人考试文科第五名的成绩考入杭州大学夜大学中文系。1992年直到现在,在杭州市建设银行工作。

小女儿按政策留城。1973年她高中毕业,在杭州当工人。1977年,她考取了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器件专业,1981年毕业后考取了南京大学半导体物理专业研究生,1984年毕业后回母校浙江大学无线电系任讲师。1991年被派往英国萨瑞大学做访问学者;1993年至1996年,在该大学取得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为了离家较近,以便看望父亲,1996年应聘到新加坡工作。2001年又应聘到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上海)公司工作。

在父亲患重病的11年中,大女儿在积极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时,对父亲的生活照顾得非常周到,对护理非常精心,每天下班后,都要去医院看望父亲。

小女儿到上海工作后,每个周末,都奔波在沪杭线上,来到父亲的病榻前,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在经济上,她也十分关心父亲,不愿父亲在治疗和生活上受窘。

振宇、颂淑家的第三代都很有出息。

大女儿的儿子在四川大学毕业后,到英国求学,取得了诺丁汉大学硕士学位。现在上海外资公司工作。

小女儿的女儿现年20岁,是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金融专业三年级学生。

以上情况全部都是颂淑给我的来信所介绍。

我想所有振宇的同学、朋友和战友,都会为振宇有这样恩爱的妻子、孝顺的女儿,有希望的第三代而感到高兴,为振宇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而感到欣慰。

振宇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此文在颂淑和德容的帮助下作了修改)

2007-4-12 初稿

4-16 修改

怀念田万钟–大家的朋友

怀念田万钟–大家的朋友
高亮之

万钟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他的声貌、他的精神、我们之间的交情,促使我必须要写一篇对他的怀念文章。正好《丁冬友讯》又为寄托我的哀思提供了条件。

一.朋友到战友

一想到万钟,就想到原浙大的图书馆。我们是在那里相识,又在那里成为战友的。

那是在1946年的九月,我和陆廷琦两个上海来的浙大新生,在报到之后,扛着极简单的行李,住进了位于杭州大学路的浙大的大图书馆。

隔了半个世纪,再来回想这个大图书馆,更觉得它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地方。

这个大图书馆是一座很现代化的建筑,门厅、屋柱都是用的大理石。样式也很壮观优美。但是,在那抗战刚胜利,浙大刚从内地迁回杭州的时候,却派上一个与图书馆毫不相称的任务—作为各地来的学生的大宿舍。

图书馆中,书架是没有的,却密密麻麻地、横横竖竖地摆着一百多张双人床。床与床之间空隙非常小,人都要侧着身走路。

但是就在这个奇特的大宿舍中,却集中着一批中国的知识精英。他们中有的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院士、科学家、教授、高级工程师等。更重要的是:将要永远载入史册的浙大学运,它的骨干力量,许多都在这个图书馆中。公开领导学运的浙大连续几届的学生会领袖:于子三、李浩生、杨振宇等,都住在其中。于子三所参加的新潮社的朋友,如郦伯勤等,也在其中。浙大学运的核心社团—拓荒社的多数成员,也住在这里;而,田万钟,与他的好几位青年军复员的进步朋友,如李德容、陈明达等,也在其中。

大图书馆中,当然大家都是同学。随着时局的进展,很快,思想倾向接近的同学交谈得更多,感情更融洽。我与万钟就在那里相识,并且成为好朋友。

为了写这篇回忆文章,我与万钟的夫人徐基镐同志通了几次电话。对于万钟的一些我原来不太清楚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田万钟,1922年2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小学在苏州上学;抗战开始后,到上海复旦大学附中上中学。1941年考入大同大学电机系。1942年考入浙大龙泉分校,并随校到达贵州遵义,在电机系。1945年参加青年军。1946年回杭州,重新进浙大上学。

在大图书馆的许多朋友中,万钟是很有特色的。我到最近才知道他的的年龄比我大了七岁,当时却一点没有这个感觉,就像他与我是同样的岁数。因为他特别有朝气,有活力。可以说,、那里有他,那里就有欢快。他说的是苏浙的普通话口音,与我自己的口音相似。因此我听他讲话,特别地感到清楚与亲切。他思路敏捷,说话很有说服力与煽动力。他对人总是热情洋溢,乐以助人,将别人的事看作就是他自己的事。他这种可贵的性格与品质,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没有改变过。

由于他在内地参加过青年军,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军队的腐败,认识得更清楚。他与德容、明达等几位青年军复员的思想进步的朋友,就特别注意与青年军中的思想反动者开展斗争。万钟在这方面表现最积极。当时,青年军中有一个“DDT”的组织,万钟打入进去,了解了他们的内情后,贴出大字报,揭露“DDT”的反动政治背景,在全校影响很大。

他在1946年底的抗暴运动与1947年五月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他嗓音响亮、每次游行,他都跑在前面,带领大家唤口号。他喜爱音乐,唱歌,又善于指挥,经常在开各种会议前,以他豪迈的身姿、奔放的热情,指挥大家高唱革命歌曲。

李德容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在贵州参加青年军时期,就已经熟悉。那时他们对于形势的观点相同,因此,回杭州后,他们相处最密切。我当时与他们两人接触都很多。由于德容与我在抗暴运动时,都参加了拓荒社。拓荒社是以抗暴运动时的宣传队(队长是彭国梁)为基础而成立的半公开组织。1946-1948年之间,拓荒社是浙大学生运动的核心社团,有浙大地下党早期的党员温泽民、李景先等在其中贯彻党的主张。

我自己在中学(上海沪江大学附中)时,就接受了党的影响。中学同学项淳一(项后来长期担任彭真的秘书;文革结束后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与我谈过入党事。我开始没有下决心。到浙大后,在学运中深深感到:学运需要有党的领导。因此在1947年7月,回上海,由项淳一正式介绍入党。据许良英介绍:1947年八月,中共浙大支部改组,随后开始发展党员。计划发展30名(见:许良英《悼念田万钟》,浙大校友2003,下)。我在上海入党后回杭州,先后与浙大地下党负责人刘茂森与许良英接上关系。在1947年8-9月,我在校本部发展李德容与杨振宇入党。我们三人后来与李景先组成学生自治会党小组,景先是组长。德容最近告诉我,他在1947年11-12月发展万钟入党。所以,万钟的入党与我有间接的联系。

由此, 我们几个在大图书馆中朝令相处的朋友,成了在党内并肩战斗的战友。

二. 华家池的合作

1947年,在地下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浙大学生的进步社团有蓬勃的发展。

我与浙大地下党接上关系后,支部给我的任务,首先就是在农学院发展党员,逐步扩大进步力量。

据我当时的了解,华家池的进步力量还很薄弱。青年军反动者有相当的势力,甚至还有军统、中统特务分子的活动。

我先后发展了楼宇光、赵雄英、谭仕刚、张申几位入党,在农学院建立了党小组,我任组长。支部由吴大信与我联系。

1947年大约在九月,地下党支部决定在浙大建立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朋友社(YF—Young Friend).YF的组织形式与地下党相似,有:总支部—支部—小组。地下党决定在华家池成立YF支部,由于子三、陈尔玉与我三人担任支委。于子三为书记。子三在他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前,还没有入党。因此,党的意图,有时通过尔玉与我贯彻到YF。华家池当时参加YF的有:郦伯勤、陆廷琦、王茉娟、郭玞英、冯世琛,王风阁等,后来都先后成了共产党员。

华家池的党小组与YF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发展进步社团,壮大进步力量。当时华家池有倾向进步的“华家读书会”,由李樟修、于子三、郦伯勤等负责。共有二十多人参加。

但是,总的说来,华家池的进步力量,与校本部相比,还是不够强大的。当时校本部的歌咏活动十分活跃,水平较高的有浙大合唱团,大众化的有乌鸦歌咏队。特别是“乌鸦”,得到思想处于中间状态的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在这个背景下,万钟与我商量,他愿意到华家池来帮助建立喜鹊歌咏队。我当然是完全赞成,欢迎他来华家池。

在华家池的党小组、YF与读书会的积极推动下,1947年10月的一个下午,喜鹊歌咏队在华家池的大饭厅里正式成立。在会上,我请人向大家介绍了田万钟,得到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最后大家推举储可欣(农经4年级)为队长,万钟任指挥。选歌、教歌等工作,都由万钟负责。喜鹊歌咏队的活动相当频繁,基本上每周都有一次活动。春夏季,天气暖和时,在草坪上练唱。秋冬季,天气较寒时,在教室中练唱。唱的都是进步歌曲。

喜鹊歌咏队团结了华家池70-80多位要求进步的农学院与一年级的青年朋友,对于华家池的进步力量是巨大的促进。喜鹊歌咏队成立不久,就发生了于子三事件。华家池师生所共同爱护与爱戴的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抓捕后,在监狱中被杀害。子三的被害,激起了华家池极大多数师生的悲痛与愤慨。连一向不太赞成学生运动的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先生都出来主持正义,谴责当局的罪恶行径。在YF、读书会会员与喜鹊歌咏队队员的带动下,华家池师生的绝大多数,后来都积极参加于子三的出殡与安葬等活动。进步势力从此在华家池占有优势。

1947-48年间,华家池政治局面的改变,喜鹊歌咏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万钟更是功不可抹的。当时万钟还不是党员,据吴大信的了解,万钟去华家池创办喜鹊歌咏队,完全是他自觉的行动,并没有党组织的安排。我感到,这就是万钟的可贵的特色。他所从事的革命工作,许多都是出于他的自觉。例如他在文革之后,为大家办了许多好事,也不是有谁要他去做,而是出于他的自觉。

1948年初,在地下党的大力推动下,李景先、杨振宇、李德容与我等一起被选入新的学生自治会理事会。1948年上半年,万钟与我不在同一条战线工作,工作上的联系较少一些。但我们还经常见面,我只要有空,也都去参加喜鹊歌咏对的活动。我们维持着很好的友谊。

三。二十年的磨难

1948年8月,在党内与我直接联系的吴大信被捕。在上级党委的指示下,组织上决定撤退一部分比较暴露的同志。万钟与德容等撤退到苏北解放区;我与李浩生、叶玉琪、毛重斌、冯世琛,王风阁等撤退到皖西大别山解放区。从此,彼此无法取得联系。

全国解放之后,我由二野留在南京,参加农业学校的接管工作。后来就先后在华东农林干部学校与华东农科所工作。那时工作极为繁忙,浙大老同学、老战友,都顾不上联系。我只听说,万钟回到了浙大工作。

后来的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中,相互更不可能通音讯。

我与万钟的夫人—徐基镐同志通电话中,对于万钟夫妇从1949到1976年,这二十年中的情况与不幸遭遇,第一次有了较具体的了解。

万钟1948年在苏北党校学习结束;1949年分配在浙江省团省委工作。1951-52年在之江大学任政治课的教学与辅导,此时与基镐相识。1952年9月中央号召科技人员归队时,在他要求下,回到浙大电机系,任助教。1956年后,任化工系讲师;并任化学自动化专业筹备小组副组长,兼任校工会副主席。由于对校领导提了意见,1957年被划为右派。工资从80多元,下降到60元(约降2-3级)。1958-1978年,在化工系任教师(无职称)。其中,1965-66年参加社教;1971年去临安五七干校劳动。在反右与文革中,多次遭受残酷批斗。他的身体,在那时就受到了摧残。

我以前不知道的是:他夫人基镐同志,与他一样,在反右时也被划为右派。她被下放农村劳动,工资全部取消。他们有一个男孩。她在农村整整18年,不可能与万钟团聚,也不可能照应孩子。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万钟一个人要带养孩子,还要靠他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的生活。基镐则以她的虚弱体力,在农村以劳动谋生。这二十年中,他(她)们在精神上的痛苦,生活上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四。劫后的交往

一直到文革结束,万钟与基镐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但是万钟与基镐二十年的人生最宝贵年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到1978年后,我从南京农科所调回江苏省农科院(其前身即华东农科所)工作后,才开始设法与杭州的老战友取得联系。

那时,万钟已经重新回到浙大化工系教研室主任,1980年后,担任化工系副主任、副教授。1984年离休。

他在政治上一得到平反,立刻就恢复了他的一贯就有的革命热情与助人为乐的可贵个性。在他离休之前与之后,为于子三运动史料的征集与汇总,为于子三墓的修缮与扩建,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也为许多老校友服务,做他力所能及的工作。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他为许多因为参加学运,提早离开学校,因而未能毕业的同志,办理毕业证书。

我在1953年后,一直在华东与江苏省的农业科研单位从事农业科研工作。虽然,在浙大毕业与否并没有影响我的科研与晋升。但是,在我内心中,一直为未能在母校毕业,而感到遗憾。当我知道国家有政策,允许为参加学运而未能毕业的同志,补办毕业证书。我就写信与万钟联系,因为当时我已经听说,万钟为好几位同志办成这件事。万钟给了热情的回信。很快,他就为我寄来了浙大的大学毕业证明书。从此以后,我在填写各种干部材料时,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填上:1950年浙大农学院毕业。我为此,感到十分自豪。因为这个证明,将自己与光荣的母校—浙大正式地联系在一起了。我后来取得几个大学的教授与博士生导师的称号,倒并没有多少自豪感。

文革结束之后,浙大的老战友们纷纷取得了新的联系。经过了二十年的磨难,二十年的别离,大家的感情似乎更浓、更深了。

1990年,因为冯世琛在北京的住家与我女儿家靠近,我约了郭玞英一起去看望世琛。老友重逢,她那天分外地高兴。玞英告诉我,世琛在文革前担任中学校长,在文革中受到无情批斗,精神上遭受难以挽回的创伤,以至不能自控。有时很兴奋而激动,有时又很忧郁而消极。世琛与玞英都是我在华家池时YF的老同学、老战友,彼此之间的友情都很深。我与玞英对于世琛都非常同情与关心,总想帮她做一些对她能有所安慰的事。正好世琛提到大学毕业证明的事,我就一口答应,帮她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的,还是要依靠万钟。我回南京后,立即给万钟写了信,请他务必为世琛解决这个问题。不久后得知,万钟已经将浙大给世琛开的毕业证书,寄给世琛。我想,这份证书,能给她带来她所期盼的母校的认同与友情的温暖,在世琛人生最后的痛苦岁月中,也许多少增添一丝安慰。

我为这件事,一直对万钟非常感激。我当时,对万钟就有一个认识:他真是浙大老战友们大家的朋友!

后来在其他人的文章中,说:万钟是校友通。说明大家都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万钟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好印象。

五。相聚与相离

1992年浙江农业大学为于子三被害四十五周年,举行于子三铜像揭幕仪式。校领导邀请几位与子三熟悉的老同志参加此项活动。在江苏省,邀请吴大信与我。还邀请浙江省与杭州市的几位老同志,有陈建新、田万钟、叶玉琪等。

这是一次我与万钟相聚时间较长的机会。学校的活动之后,万钟、玉琪陪同大信和我一起去看望了杨振宇与陈业荣。

当时万钟自己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他的前列腺与膀胱部位已经发现有问题。但是他却非常乐观。拖着有病的身体,陪着我们,从这里跑到那里。

振宇与业荣的病都不轻。振宇是肾功能衰竭,在家中用自制的装置洗肾。业荣在医院病房中见了我们,他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没有几年,他们两人就比万钟先走了一步。

那一次在杭州的相聚后,我与万钟的通讯与通电话,一直很频繁。我们在信中交流对时事的看法,交谈浙大的往事。我有个亲戚的孙女要考浙大的研究生,我曾经请他帮忙联系导师。他很负责地来信介绍了导师的情况。那女孩考取浙大后,专门去拜访过他,他也是热情地接待。

每次来信或来电话,他都表达他对生命的乐观,对生与死的超脱,以及对病魔作斗争的坚定,都使我非常感动。

在他去世之前一二天,我给他家中打了电话,是他夫人接的。她说万钟的膀胱切除手术后,未能治愈,已经在医院中大出血,难以控制,不能再与老朋友联系了。我听了黯然神伤,只能请她转告万钟,浙大的老同学,老战友们都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大家也都非常感谢他为朋友们所做的一切。希望他能最终战胜病魔。

六。永存的纪念

万钟一生中,表现出他许多很有特色的宝贵品性,值得他的战友们与晚辈们永远的纪念。

1.对于祖国与人民的忠诚与热爱:万钟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壮的一生。他在年青时开始,就抱着满腔热情,投身中国的抗战与革命事业。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他往往是义无反顾地、不顾安危地冲在前面。为此,他也遭受到严重的迫害与苦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所有的磨难都扑灭不了他的革命热情。一旦,国家的政治走上正规,他就立刻继续以他的全力,为国家与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2.对于同志与朋友的友爱与热情:万钟被朋友们称为“校友通”;我认为,他可以说是:“大家的朋友”。他对朋友特别热情,对朋友的事特别热心。他为人的亲和力很强,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的友情所吸引。他在解放前,在华家池创办喜鹊歌咏队时,为什么一下子能团结那么多的队员;在文革结束后,为什么他能联系那么多的校友,终于编成一本《浙大47-48学运战友通讯录》,都与他这种对于朋友的友爱与亲和力有关。这本通讯录,至今仍是浙大同学与战友们手中的珍藏,为彼此之间的联系,提供很大的方便。

3.勇于并善于反思:万钟的一生,可以说是波澜起伏。抗战时期,他为了爱国,弃笔投戎,参加青年军。当他在青年军中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性,他就毅然靠拢共产党,反身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本性。文革结束后,我们再次相遇时,他说了一句使人难忘的话:“再没有想到解放之后,会是这种样子。”他指的是:建国以来,党的一系列左倾错误,使千千万万优秀知识分子与革命干部遭受无情而莫名的打击与摧残。他的这句话,事实上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这句话是他对于祖国命运的沉痛反思。在今天,党正在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时,他的这种体会,依然是有生命力的,是能促使人们深刻的思考的。

(为写这篇回忆文章,我与徐基镐、李德容、吴大信、郦伯勤、储可欣等同志通了电话,他(她)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回忆与史实。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4,10,24

吾爱吾师—浙江大学的师长们

吾爱吾师—浙江大学的师长们
高亮之

在本书的编辑组会议上,谈到《深情怀念师长和战友》这一部分时,感到怀念师长的资料比较分散,要求我写一篇综合性的怀念文章。出于对于师长们的敬仰之情,我接受了这个任务。而我在考虑怎样落笔时,才认识到这个任务的不易。首先是:浙大的师长人数很多,而我自己在浙大的时间并不很长(1946-1948)。我是农学院的,只对农学院的老师较为熟悉,对浙大当年许多著名教授并不太了解。但任务接受下来,又无法推脱,我只能请楼宇希同志帮助,他给我提供了他所有的《求是》通讯全套。我将《浙大校友》、《求是》和《丁冬友讯》上的有关文章都读了,又在网上查阅了有关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勉力写成此稿。不全面或不确切之处,在所难免。

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本书又以解放战争时期浙大的学运为主题,我只选择了若干位当年对于学运的支持较为突出,或者和学运有一定关系的师长。他们的学术修养、人格魅力、道德风尚,在浙大教授群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竺可桢(1890—1974)
浙江上虞人。

   浙大从1936年, 竺可桢担任校长以后,成为中国最好四座大学之一.并在1944年,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赞誉为“东方剑桥”。

 竺校长办好浙大,首先是身体力行地贯彻浙大的校训——“求是”的精神。他办好浙大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教授治校。正因为他要依靠教授治校,他千方百计延聘各个专业的第一流教授来浙大,并且给他们充分的权利来进行教学,并管理学校。

  而这许多才德兼备的一流名师,为什么愿意来浙大呢?又是由于竺校长本人的政治超脱、学术渊博、人品高尚、民主风度、宽容仁厚的巨大吸引力。

  关于竺校长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中,坚持正义,不畏强权,保护进步学生的动人事迹的介绍,已经很多;在这篇短文中,我不需要再重复介绍了。

  我只想补充说一点:竺校长对于我自己一生的深刻影响。

  我在初中时,决心一生献身科学;到高中时,又接触进步思想。竺校长是我所仰慕的杰出的气象学家,并且我已知道他支持中国的民主和进步。1946年,我同时考取浙大、中大、复旦三座国内一流大学,我之所以选择浙大,与竺校长的名望和吸引力有很大关系。

  我在一年级时就与于子三成为好友。二年级在华家池时,与子三、尔玉三人共同创建华家池的YF。子三的被害是我和华家池所有师生的莫大悲痛。我亲自见到竺校长为拯救子三,以及子三被害之后所做的一切努力,特别是他坚持不承认子三是自杀的谎言,使我最为钦佩。他瘦弱的体驱中蕴藏的无畏精神,在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形象。

  1948年春季学期,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副常务理事。6月,发生了一场大字报事件。一年级进步学生刘宗潮,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反动青年军为职业学生,引起反动青年军的愤慨。他们联合外校青年军势力,向学校施加压力,扬言要用暴力惩罚作者。地下党领导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决定由理事会负责人杨振宇和我两人,去拜访竺校长,要求校长保护大字报作者。竺校长当面交代我们,要我们将刘宗潮接到他家中,与他孩子同住一室,以保护他免受迫害。这件事给我的感触极深,让我切身体会到竺校长对于学生的慈父般的爱护之情。

我在浙大是农学院学生,农业与气象关系密切。在浙大时,我对于浙大几位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涂长望、幺枕生就很敬仰。1953年,我在华东农科所工作,刘春安所长找我谈话,要求我去参加由中央农业部委托军委气象局举办的我国第一次农业气象培训班。刘所长特地提到,这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军委气象局局长涂长望的共同建议。我心里想,竺校长又一次要决定我的命运了。竺校长的召唤,我没有理由不服从。从此以后,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农业气象专业的岗位。我不久后得知,竺校长当年在美国,也是先学农业,后来改学气象。农业气象学的任务就是以气象科学为农业服务,这是竺校长自己在专业上的志向。我这一生,始终以能继承竺校长的遗志而感到安慰。

1974年,文革尚未结束,中央气象局准备恢复农业气象,邀请少数农业气象学家去北京开座谈会。我和一同参加会议的北京农大韩湘玲老师听说竺可桢先生患病住在医院。我们两人非常想去拜访他,告知他中国农业气象科学有恢复的希望。可惜一时无法知道他住在哪个医院而没有去成。不久,就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们两人都感到极为遗憾,失去了向这位非常令人尊敬的前辈,给一点最后安慰的机会。

二,苏步青(1902年—2003年)

浙江平阳人。

解放战争时期的浙大学子,都不会忘记苏步青教授对于当年学运的积极支持。

苏步青先生是蜚声中外的数学家。他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数学系教授。他在微分几何、计算几何领域,研究和教学70多年。他创立了国际公认的中国微分几何学学派。

他在195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任复旦大学校长、数学研究所所长。

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位国际著名的数学家,在解放战争时期浙大的学生运动中,始终和进步学生站在一起。

1947年10月26日于子三被军警逮捕,秘密监禁。当时,苏步青是浙大教务长兼教授会主席。他协助竺校长到处打听,得知下落后又四处奔走营救,还去监狱探望。29日,于子三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惨遭杀害。10月30日,全校学生二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并去监狱瞻仰子三遗容。当时苏步青教授正在南京,闻讯后对学生行动十分同情,并立刻发电报给学校召开教授会,抗议当局杀害学生。10月31日有70 多位教授参加浙大教授大部分在政治上持中间立场,平时并不赞成学生过多地参于政治运动,但是反动当局的暴行,激起了教授们的公愤。最后教授会通过决议:罢教一天,并发表《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会为于子三惨死事宣言》,要求当局严惩责任人员。浙大教授会的抗议宣言,通过报纸,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1948年下半年,反动当局设立特种刑事发庭,准备大规模逮捕进步学生。学运骨干陈业荣的名字,也列入黑名单之中。他那时正患肺病,不能去解放区。苏先生就以陈业荣生病的理由,出面作保,让他在学校中疗养,使他免遭逮捕。

  1949年初,李宗仁上台后,苏先生配合竺校长,认为必须抓紧时机,营救在狱中的学生。在学生起来斗争的同时,由苏先生出面,到监狱中将陈建新、黄世民、郦伯谨、吴大信等保释出来。不久他们都安全地转移到解放区去。

 苏步青教授不畏权势,爱护和保护进步学生的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三,严仁赓(1910-2007)

天津人。

  严仁赓教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

他193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做研究工作。1946年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校长助理。他专攻西方经济学,尤长于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学。长期从事旧中国地方财政的研究。

  他是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的嫡孙,而严修是周恩来去法国留学的资助人。这个关系也许和严仁庚在政治上倾向进步有关。

  在1948年秋到1949年杭州解放前,他担任浙大教授会主席。他积极协助竺校长,领导全校的应变工作。

  在浙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应变工作座谈会上,严仁赓被邀请发表讲话。他说:“自古以来,形势总是从北向南发展的,现在也必然从北向南发展,应变在所难免。” 严先生的讲话,说明他对于中国形势发展的清醒认识。他的讲话对于全校学生是很大的鼓舞。

  1949年4月24日,为了加强“安全委员会”的组织,讨论成立“浙大应变执行会”,严仁赓任主席,副主席是苏步青。

  4月29日,竺可桢被迫离校赴沪时给严、苏二人留下一封诚挚感人的信,在申述了自己不得不离开浙大的苦衷后,还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所幸应变执行会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

  可见竺校长对于严、苏两位教授的充分信任。

  严仁赓没有辜负竺校长的托付,他与全校师生员工一起,在杭州解放时,将浙大的人员、财产完整无损地交到人民政府手中。

  

  四,蔡邦华(1902-1983)

江苏省溧阳县人。

蔡先生是我国昆虫学的开创人之一。他1924年在日本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毕业,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27年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1928年任浙江省昆虫局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年派送到德国进修,回国后,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因对郭任远推行党化教育不满,与几十位农学院教授愤然离校,转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1937年回到杭州,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1940年开始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长达13年。1953年他奉调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1983年逝世于北京。

  我1946年考进浙大,选择的就是植物病虫害专业,并且主修昆虫学。如果我1948年不撤退去解放区,蔡先生应该说是我的主要导师。1947年,我从校本部迁到华家池,我在农学院和全校学生自治会都有职务,有些事不能不向蔡先生请示。他对于青年学生慈祥中有严肃。我开始时感到他对于学运并不很支持,一直到于子三被害之后,我才体会到他的正义感和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勇敢精神。

由于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学生,整个于子三事件中,竺校长都将蔡先生作为处理事件的主要助手。

竺校长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牢房中见到子三被害的惨象后,当场晕倒。醒来后他就嘱咐蔡先生和校医李天助,去现场调查。蔡先生与李医生在现场都清楚地看出子三不可能是自杀的证据,因为所谓自杀用的玻璃片上并无血迹,并且也没有尖角。保安司令部准备了两桌丰盛酒席,留他们吃饭。蔡先生断然拒绝了。数日后,司令部人传话说:“浙大教授真难对付!”

1948年1月4 日,学生准备为于子三出殡,蔡先生赶到学校时,学校四周已被二千多军警、特务、流氓、打手所包围。八时多,打手们冲进学校,说是:“我们无以为生,到学校来请愿。”蔡先生立即前去劝阻。他说:“生活困难,要向政府请原,大学不是请愿的地方。”接着大批打手拥进学校,造成震惊全国的浙大“一四暴行”。

在舒鸿教授高呼下,学生们进行反击,抓获了10多名打手。正在讯问时,竺校长来约蔡先生谈话。竺校长说:“光天化日之下,军警包围、捣毁学校,浙大我办不下去了。”要求蔡立即赶赴南京,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请辞校长之职。蔡先生乘京杭直达车到南京。车上遇《大公报》记者,蔡先生就把浙大遭受暴行情况,叙说一遍。记者问:“可否在报上发表?”蔡先生说:“可以发表,但不要记我名字。”次日(1月5日)早晨,《大公报》将浙大“一四暴行”的消息,传遍全国。

蔡先生见到朱家骅,朱责问:“于子三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你们还要为他说话?”。蔡先生一听生气了,说:“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好学生。我是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哀悼。我今天来是代竺校长前来辞职的。并向教育部请示善后。”朱装腔作势地要办事员立即给浙江保安司令部打电话:“把军队立即撤离浙大!”

蔡先生回杭州后,向竺校长汇报经过。竺校长要他暂勿外出,因为省政府已在查问:“《大公报》的消息是否蔡邦华发出的?”竺校长回答说:“不知道,但报上所载,完全是事实!”

以上经过,都引自蔡邦华的《于子三惨案回忆录》一文。我们今天读到当年蔡先生协助竺校长处理“一四暴行”的亲身经历,不能不对蔡邦华先生为维护正义的坚定、勇敢而机智的精神肃然起敬!

 

 五,王淦昌(1907~1998)

江苏常熟人。

王淦昌是我国有突出贡献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党员、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即核工业部)副部长,

他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他一生科研生涯中,有几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失去了。

1930年他赴德国,入柏林大学,从事β衰变能谱研究,1934年获博士学位。1930年他在柏林提出用云室来研究由α粒子轰击铍核以发现一种高能射线的设想,这一设想由于导师不支持而未能实现。一年多后,英国的查德威克就是通过这样的实验发现了中子。

1941年他在湄潭浙大任物理系教授时,提出设想: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所产生的反冲,来证实中微子的存在。由于当时湄潭的实验条件太简陋,无法进行实验,只好把这一设想交送美国《物理学评论》发表。一年后美国物理学家J·S·阿伦按他提出的方法进行实验,证实了他的预言。这被认为是1942年世界物理学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1959年,他在前苏联杜布钠联合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任何粒子都存在反粒子的理论预言。

1960年王淦昌回国,参加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为了中国的“两弹”,王淦昌改名为“王京”,心甘情愿隐名17年之久。从 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他失踪了。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他去哪里,在做什么。广袤的金银滩,海拔在32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零下4摄氏度。这里风沙很大,高寒缺氧,人要忍受头晕、目眩、心悸等高原反应。这里蔬菜奇缺,只能吃青稞面和蒸不熟的馒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王淦昌与大家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毫不特殊。

王淦昌先生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也是热爱祖国和爱护青年的老师。浙江大学在贵州时,他公开登报,召唤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又去寻找共产党的学生许良英回校工作。

虽然王淦昌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学运中没有留下突出事迹,而在后来中国多灾多难的岁月中,王淦昌先生对于许良英和周志成两个很早投身革命而命运坎坷的学生,却始终表现出爱才惜才的深厚的师长情怀。

许良英同志是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运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该时期浙大地下党的组织发展以及各次学运的成功开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在1957年时,因为公开反对反右运动,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右派,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下放到浙江老家当农民。他失去了公职,靠劳动工分养活自己和母亲。他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翻译爱因斯坦的著作。1973年,他为《爱因斯坦文集》一书的编辑来北京,商务印书馆每月给他50元生活费。一年后,他又被赶回农村,生活费也停发了。王淦昌得知这个情况后,决定用“王京”的化名,从四川核基地按月给许良英寄出30元钱,支持许的生活。

王淦昌当时身处机密性极高的国防科研领导岗位,自己也曾受过多次批判,竟然主动地包下一个在农村“改造”的“极右分子”的生活,可想而知,要担当何等的风险!

   六十年代,王淦昌因参与核试验工作,常去新疆。他曾抱怨,因为不知道地址,而不能去看望在新疆劳改的周志成。

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王淦昌先生关心和支持许良英和周志成的事迹,表现出的他不畏强权,爱护人才的高尚精神,怎能不使人深深感动。

六,王国松(1902—1983)

浙江永嘉人

王国松先生是我国声望卓著的电机工程学家。

他1916年秋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成绩优异,深受师友赞誉。五四运动期间,参加反帝爱国斗争。他1930年参加公费留学考试,又以优异成绩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深造,获电机工程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8月学成归国,受聘浙江大学。次年任浙大工学院电机系主任。他在协助竺可桢校长办学和西迁中发挥重要作用。1944年升任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他认真执行竺可桢校长的办学主张,通过各种渠道,延聘有声望的教授和从国外归来的专家学者,并实行民主办院。

  1950年,他被任命为浙大副校长。校长马寅初调北京大学后,他任代理校长,并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

我在这篇文章中选定王国松先生,是与他的电机系学生陈明达、楼宇希等讨论的结果。他们都是当年的地下党员和学运骨干,而他们都说王国松先生在解放前,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对于他们参与学运都比较支持,不加阻拦。

特别是于子三被害事件发生后,他对反动当局公然残害一个爱国有为的青年学生,十分悲奋。在教授会会议上,坚决主张发表宣言,提出控诉;还参加了罢教斗争。更与蔡邦华、李浩培等教授一起前往省政府,与省长交涉,要求释放仍在关押的另外三名学生。并推动竺校长前往南京向国民党教育部及各界说明事实真相。

解放前夕,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的捣乱、破坏,浙大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护校运动。王国松老师是校应变委员会成员,并在一段时间内受命参与主持校务,并负责经济组和水电组工作。学校的水电问题极严重,时有断水之虞,由他负责将校内的游泳池改为临时蓄水池。

1949年4月29日,竺校长已秘密赴沪隐居,原来的校务委员会已停止工作。为维持学校持续,农学院院长蔡邦华等14人发起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 推选蔡邦华为主任,王国松和谭天锡为副主任。5月31日,蔡邦华、王国松等人到杭州市军管会联系浙大的军管移交问题。
以上事实说明,王国松先生对于新中国的诞生是积极欢迎的。

但是历史对于他并不公正。他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被关在浙大行政大楼五层的临时监狱中,达数年之久,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而他爱祖国、爱科学之心并没有丝毫改变,晚年仍旧非常关心学校的教学、科研,并积极推动国际电机科学的科技合作与学术交往。1983年病逝,享年82岁。

这样一位学术造诣很高,一生勤奋工作,在科学研究、培育人才、专书立说等方面,都做出突出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是浙大的光荣,也是他的无数学生们心中的榜样

七,张君川( –1999)

张君川先生的英语功底很深,是我国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主编过《莎士比亚辞典》。他又精通俄语,翻译出五十多首普希金的诗歌。

解放战争时期,张君川先生是浙大外文系的一位年轻教授。在政治上,他比较早就倾向进步。学生运动中,他的身份有些特殊。他并不是地下党员(本书的几位地下党领导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他)。然而,反动当局却一直以他为眼中钉,认为他有共党嫌疑,多次想逮捕他。

于子三被害之后,1947年10月31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表《告同胞书》。该天晚上学生自治会请张君川等两位老师,将《告同胞书》翻译成英文。当时,正好参加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代表即将离开杭州。学生会连夜将英文稿件送交外国代表,请她们转带到国外。于子三惨案的消息由此迅速传遍世界。

隔了几天,特务就查出翻译《告同胞书》的是张君川教授,密报南京当局。

1947年12月1日,于子三惨案未了,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告诉竺可桢,治安机关称:‘浙大某教授及学生若干人有共党嫌疑,某教授为组织指挥人,学生可暂不捕,教授非立即逮捕不可”。受竺校长保护的张君川后来追忆说:“我初到浙大,教过半年的俄语,遭到当局非难,幸赖竺校长保护,停课作罢。以后我因在外文系开设莎士比亚课程,为了戏剧演出实习,建立戏剧班;又在中文系下设现代文学课程,并建立现代文学班,与戏剧班时常联合进行学术讨论。学生聚在一起,也找些进步书籍阅读。在进行讨论中,曾谈到:‘官养活民,还是民养活官’等问题,产生了初步的民主思想。……于子三惨案发生后,也波及戏剧班,由沈鸿烈(浙江省主席)告诉竺校长要逮捕一些人。竺校长一方面嘱咐学生早日离校,一方面派秘书诸葛祺夤夜十一时来平湖秋月寓所告诉我藏匿,幸亏竺校长从中保护,才得幸免于难。”

张君川先生以一个党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坚定地和广大学生站在一起。他所指导的浙大外文系戏剧研究班,在解放战争时期,排演出许多进步话剧、歌剧或短剧,对于当时的学运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张君川先生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敬佩的文学家,翻译家和师长!

八,束星北(1907-1983)

江苏南通人。

最后,我要谈谈束星北教授。

解放战争时期的浙大学生,都知道束星北先生。大家都感谢他在1947年于子三被害之后,在教授会上首先发言,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他说:他向来不赞成学生搞政治活动。但是,政府如此摧残我们苦心培育的学生侵犯人权,是不能容忍的。他主张教授会用罢教来抗议政府的暴行,他激昂慷慨地说:“我就不信,我们不敢罢教!”。在他发言的影响下,教授会通过决议;罢教一天。全校教授罢教,在浙大历史上,从未有过。浙大教授的罢教在全国造成重大影响

他建国以后的命运坎坷,我听说过一些,但是并不很清楚。一直到最近,青岛一名记者兼作家刘海军写出《束星北档案》一书,全面披露了束老师的悲惨而壮烈的一生,不仅使浙大学子们读了感动不已,并且使全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读了,心灵无不为之而震撼。

束星北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早期从事相对论研究,后转向气象科学研究。晚年,为开创我国海洋物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早期在美国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物理系学习。1928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国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获硕士学位;1930年返美国进麻省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再获理学硕士学位。他在国外的研究工作已经进入到当时理论物理学的最前沿领域

他一生最辉煌时期是上世纪40年代在浙江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两弹功臣程开甲院士、胡济民院士、著名爱因斯坦研究专家许良英,都是他在浙大时的学生或助手。

程开甲对于他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

李政道回忆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老师: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这样一位天才型的优秀科学家,建国之后,他的命运却非常坎坷。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坚持哲学不能管科学的观点,与华岗校长发生剧烈的争论。他又公开反对“全面学习苏联”和“院系调整”等当时的高等教育方针。他被认为“思想反动”而多次受到批判,后被驱逐出物理学阵地,不得不改行从事气象研究。

在气象学领域,由于他的超人天赋和雄厚的数学和物理根基,他在一年多时间内发表了十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很快受到竺可桢、涂长望、赵九章等高层气象学家的重视。通过他们的推动,很快在山东大学建立气象研究室,直接归中国科学院体制。

好景不长,1955年掀起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束星北由于在抗战时期,为挣钱养家,曾经去重庆国防部技术室协助研制小型收发报机,约一年时间。就为了这个经历,他被列为肃反重点,连他的妻子都受到迫害。在连续不断的恐怖式的审查后,他给好友王淦昌写了绝命书,最后是:“别矣,淦昌兄!”

后来在周总理和陈毅的直接干预下,最后审查结论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宣布取消政治嫌疑。

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又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在认真学习了有关书刊后,提出了一份现在看来观点完全正确的“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论,在青岛引起轰动,得到许多人的赞同。而就因为他这一些言论,1958年10月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公职。

1958到1961年,他被派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去参加右派改造大队的强制性劳动。一个工棚中,住了三、四百个右派,一律是地铺,睡在鹅卵石和山茅草上。他当时已经50多岁,却要承担他的体力无法支持的搬大石块等强劳动。即使他再努力,每次评比,他总是被评为极少数的“较坏的队员”。在1959-1961年的的大饥荒年代,他不得不到农民地里去偷地瓜充饥。

他被害开除公职后,从数百元的工资减为20-30元的最低生活补贴。他有五子二女,因为他们父亲的关系,大儿子被迫离开部队,其他儿子,虽然成绩很好,上学、受业都受到影响,不是当工人,就是失业在家。在这种情形下,他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为了子女,不得不努力改造,争取早日摘帽。由此,他,一个敢于和错误抗争的硬汉子,心理上受到很大扭曲,多次检查自己的“反动思想”。

而他在改造中仍不忘科研。1960年他被转到青岛医学院管制劳动。冬天,他打扫广场上的积雪,他用扫把在雪地上划出许多只有他自己才懂的数学公式。

1972年,李政道回国的时候,周恩来希望他介绍海外有才智的人来中国讲学,李政道就说:“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人才,而是没有得到使用,比如自己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李政道要求去看望他老师,最后接待者还是以“束星北身体不舒”为藉口而推脱了。

李政道的到来,对于束星北后来命运的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1973年,他终于被摘帽。他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他立即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科研和教育。1979年,束星北正式得到平反。

1981年起,他当选为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他因许多年过度的强劳动,患了严重的肺气肿。1983年,一代宗师,,病逝于青岛。

我在阅读《束星北档案》和写这一段束星北老师的苦难经历时,多次禁不住热泪盈眶。

束星北老师的一生经历,是新中国建国前三十年,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也是对于该时期党对于知识分子极左政策的客观而无情的控诉。

束星北老师对于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执着,对于祖国强盛的责任心,对于青年学生的热爱和培育,对于各种错误政策和错误观点的公开和大胆的抗争,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特别对于一代又一代的浙大学子来说,他是我们值得感到骄傲的老师!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师长们的怀念,我就写到这里。当然,浙大当年的教授、讲师、助教,全都是我们的师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于当年的学生运动,都是支持,至少是同情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品、对于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对于科学和教育的负责精神,都影响了我们一生。他们都是我们终身难忘的导师。

关于陈立教授和李浩培教授,本书另有专文介绍。

2006-12-23初稿

2007-03-10修改

(本文的初稿得到许良英、吴湜等同志认真阅读,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良英同志还寄来他自己写的有关竺可桢、王淦昌、束星北的文章,供我参考。在此表示深深感谢。)

缅怀前辈 期望当代 –缅怀我国前辈农业科学家

缅怀前辈 期望当代
–缅怀我国前辈农业科学家

高亮之

(本文得到我院冷福田、汤玉庚、吴光南、钱思颖、郭绍铮、杨运生、袁丛Yi、历以仕、阮德成、茅鸣皋、顾本康、黄骏麒、曹暘、汤邦根等多位先生的补充、修改,并参照了祝兆其先生所整理的《中农所史料》。为此,特深表感谢。)

一. 编辑本书的由来和过程

这本书是由江苏省农科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院老科协’)负责编辑的。在2004年江苏省农科院庆祝成立70周年时,院老科协在它的会刊《金秋通讯》上,出了一期专刊。我写了一篇回忆几位老领导、老专家的文章。几位所长看后认为写得很好,要求我到所里给年轻人讲一讲,说是对他们有益。《金秋通讯》上还登载过几篇怀念已故老专家(如朱凤美、梅藉芳等)的文章,大家反映都很好。在这个背景下,我与院老科协几位理事商量,是否组织更多的老同志,为农科院已故的老领导、老专家出一本怀念文集。他们都表示赞同。这件事后来在理事会上得到一致同意。我们向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严少华院长和宣荣书记都有批示,表示完全支持,并指定由院办和党办协助完成。我们组成一个编委会,有:阮德成、茅鸣皋、吴光南、袁从祎、黄骏麒、顾本康、汤邦根和我参加,由汤邦根和我具体负责。

关于这本书的怀念对象,不能没有一个范围。经编委会商议,决定是:江苏省农科院已故的文革前的副研究员以上的老专家,以及几位有较大影响的老领导。

当然,已故的老专家中,有几位在文革前,虽未评为副研,但确实有很大贡献(比较突出的如:汪祖华、万长寿、王法明、萧庆璞、许济川等),由于有上述规定,暂时未能列入。如果以后再出本书的续集时,他们肯定是要列入的。

本书文章的体裁上,确定以个人回忆性的怀念为主,并不要求为所怀念的对象写出传纪。他们中不少人的小传,在有关的辞书中已经能找到。当然,如果文章对于怀念对象的业绩能有较全面的反映,是欢迎的。

在撰写人的名单初步确定后,2005年春季,专门召开过一次撰写人会议,院办、党办的负责人都参加了。我们对于编写此书的目的归纳了几点:1)缅怀已故老专家;2)给已故老专家的亲友一些温暖和安慰;3)给中青年科技人员一些启示和教育;4)为省农科院留下一些史料。撰写人虽然绝大部分也已经是60-80岁之间的老同志,大家都热情支持这件事,并且积极承担了任务。

此后一年多时间内,撰稿的老同志,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许多老同志,为了写作内容的确切,都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力争取得可靠的资料。例如朱烨先生特地写信到北京,与刘春安老所长的孙子取得联系;吴光南先生写信到浙江大学,与周承钥先生的同事季道藩、张上隆教授等进行联系。

为了让读者对这些老专家有一些形象化的认识,我们又发动大家提供了不少难以见到的老照片。

编辑这本书的计划告知卢良恕和孙颔两位老院长后,他们都表示十分支持。卢良恕先生寄来了题词;孙颔先生认真地看了几篇稿样后,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在大家的努力下,目前这本怀念文集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由于这本书的怀念对象,许多是中国第一代或第二代的著名农业科学家。可以说,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的创建,他们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因此,估计这本书,不仅是江苏农科院的老、中、青三代农业科技人员愿意读的;并且对于在中国或海外从事和关心农业科学的华人,都是有意义的。

二.中国近、现代农业科学的开创人

历史就像一本书,一页一页地、一天一天地向前进展。今天的江苏省农科院,就是昨天的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也就是前天的华东农科所,又是大前天的中央农业实验所。

严格说来,当年的华东农科所,不仅接收了中央农业实验所,还接收了中央畜牧实验所、全国棉产改进处、全国烟产改进处、中央林业实验所等。这本书中所怀念的老专家,绝大多数都在这几个所中工作过。如果将时间再往前推,那么,在抗战以前,中农所刚成立时,这些所又曾在一起。后来(1941-42年)在重庆时,逐渐分立出来。因此,现在谈论这些老所,通用‘中农所’这个名词,也是可以的。

凡是研究中国现代农业科学史的人,都不能不谈中农所。中农所的创建是中国第一代农业科学家的业绩。要真正地理解目前这本书中的人物,不能不从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的开端说起。

应当说,中国现代农业科学是从满清晚年、民国早年开始的。

中国近代最早的农业大学是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成立于1905年。1914年发展为国立农业专门学校。其它几个较早的农科大学有:清华学堂农科(1921),金陵大学农林科(1914)、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1917),该农科在1921年时成为东南大学农科。还有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1913,专科)等。

罗振玉是京师大学堂的农科监督。但他本人是一个国学家,而不是农学家。

中国农学界一般认为邹秉文先生(1893-1985)是中国现代最早的农学家。邹秉文,江苏泰兴人。1910年去美国上中学。1912年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科专修植物病理学,1915年获学士学位。1916年回国,先任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后来任南高师农科主任。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农业教育方面。南高师农科和东南大学农科培养出:金善宝、周拾禄、吴福祯、冯泽芳等一批早期的中国著名农学专家。

但是,中国第一代农学家不只是邹先生一人。

中农所的前所长沈宗瀚先生(1895-1980),浙江余姚人。1914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3年留学美国,在乔治亚大学得硕士学位;1926年,在康乃尔大学攻读遗传育种,以《小麦出穗迟早之遗传》论文,得博士学位

中农所稻作系主任赵连芳先生(1894-1968),河南罗山人。1922年留学美国,1925年,以《水稻连锁遗传研究》论文,得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

卢守耕(1896-1988),浙江余姚人,1915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30-1933年康乃尔大学学习,得博士学位。1933-36年中农所技正,为我国水稻育种奠定基础。

沈宗瀚、赵连芳、卢守耕等,可以认为是中国第一代作物育种学家。

中农所前副所长钱天鹤先生(1893-1972),浙江余杭人。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1918年得农学硕士学位,回国后,1919年任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他可以认为是中国第一代蚕桑学家。

中农所前所长谢家声先生(1887-1983),安徽无为人。1914年在金大文科(与陶行知同班)毕业后,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植物病理学,获硕士学位。1920年后任金大农林科副科长,东南大学农科代理主任。

中农所植保系主任朱凤美先生(1895-1970)江苏宜兴人。1913年考入南京江苏第一农业学校,1918年赴日本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学习,1921年回国。他与戴芳澜(1893-1973)、俞大绂(1901-1993)、邓叔群(1902–1970) ,并列为中国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

中农所棉作系主任孙恩麐(1893-1961)江苏高邮人,1911年考取公费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4年与钱天鹤等同行赴美,在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后又转入路易斯安娜大学攻读棉花专业,1918年获硕士学位,论文为《棉花育种之研究》。他是中国棉花科学的创始人。

中农所技正周拾禄先生(1897-1983),浙江义乌人。1921年南高师农科毕业,1930年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三年。1933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1936年,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他被任命为技正。抗战时期倡议建立全国稻米检验监理处。他是中国稻作科学领域的开创人之一。

中农所技正戴弘先生(1903- ),浙江温州人,15岁时,东渡日本求学。1924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专攻农艺化学,1927年毕业,获农学士学位。他是中国土壤肥料研究的开创人。

中农所畜牧兽医系主任程绍迥(1901-1993), 四川黔江人,1921年去美国依阿华州立农工学院攻读畜牧兽医专业,1926年取得了兽医博士学位和畜牧学学士学位,又进入美国约瀚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学系,3年后,获该院免疫学科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兽医科学开创人之一.

以上沈宗瀚、钱天鹤、谢家声、赵连芳、孙恩麐、朱凤美、周拾禄、程绍迥、戴弘、等,从年龄或学历来说,都与邹秉文接近,他们应当说,都是属于中国第一代的现代农业科学家。

中农所就是他们这几位中国最早的农业科学家所创建。本书所怀念的老专家,更多是属于中国第二代的农业科学家。如梅藉芳、周泰初、俞履圻、杨立炯、崔继林、华兴鼐、奚元龄、沈梓培、傅胜发、林郁、吴光远、姜承贯、曾勉、盛彤笙、郑庆端、何正礼等。无疑,他们都是在中国农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早期开拓者,是新中国农业科学的开创性人物。

三,中农所的创建和贡献

中农所的创建是中国现代农业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农所的筹建是在1931年。回顾一下历史,1927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个政治局面。国民政府开始着手国家各方面的建设。

1931年4月,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委员会,指定穆湘玥、钱天鹤为正副主任,委员有:沈宗瀚、谢家声、赵连芳等。同年10月实业部公布《中央农业实验所章程》,选定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为所址。

1932年1月,中农所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任命实业部长陈公博兼所长,钱天鹤为副所长。钱天鹤克服许多困难,征购得到土地2570亩,就是今天江苏省农科院的所在地;1934年,政府任命谢家声为所长。到1937年,完成稻作、麦作、蚕桑、病虫害、兽医五座实验大楼与行政大楼的建设;所领导积极招聘人才。先后聘请沈宗瀚、沈骊英、赵连芳、马保之、冯泽芳、卢守耕(农艺)、吴福桢、朱凤美、蔡邦华(植保)、戴弘、张乃凤(土肥)、孙本忠(蚕桑)、程绍迥(畜牧)等一流农学专家,同时吸收一批年青农学家,如杨守仁、杨立炯、柯象寅、林郁、卜慕华、龚弼等,又聘请美国的洛夫(H.H.Love)韦适 (J.Wishart)、 海斯 (H.K.Hayes)、里查逊(L.Richardson)等国外著名专家为总技师或顾问。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日军迫近南京,中农所被迫西迁。先在湖南长沙设办事处,1939年迁到四川省荣昌县;1942年迁到重庆北碚天生桥,占地400余亩。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五省设立工作站,并外派一批专家到各省指导工作。1941年,将中央畜牧实验所和中央林业实验所分立出来。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1月起,中农所从北碚迁回南京。所长谢家声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任职,1947年,农林部任命沈宗瀚任所长,吴福桢任副所长。

中农所在全国设立许多分支机构,如北平农事试验场、北碚农事试验场,安阳棉作试验场,武功农业试验场、崇安茶叶试验场等。

1948年冬,解放军紧逼南京,中农所奉令疏散。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裁去次要人员,专业人员分散到长沙、杭州、崇安、柳州、上海等地,并在以上地点设立工作站。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中农所由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接管。

中农所在1932-1949年的17年间,做出不少成绩,为中国现代农业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主要有:

1)在全国征集了水稻1万多个,小麦8千多个原始材料。这批材料为后来,以至解放后的稻麦育种工作,提供了资源。

2)选育出水稻:帽子头、南特号、胜利籼、中农4号、中农34号等;小麦:骊英1号、3号、6号等优良品种,在40-50年代的长江流域稻麦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3)引进并推广美国优质的陆地棉,以代替品质较次,产量较低的中棉,对抗战时期的棉花增产,有很大贡献。

4)对于严重危害稻麦生产的水稻螟虫、小麦黒穗病、小麦线虫、粮食仓库害虫等,研究并推广了防治方法。

5)在土壤肥料研究中明确:各地大多数土壤的养分含量,以氮素为最缺乏,磷素次之,钾素比较充足。这个结论对于各地施肥很有帮助。

6)改良了蚕种和桑树栽培技术,发明防僵粉,有效地防止了蚕病

7)制造并推广了猪、牛瘟血清和各种疫苗,在各地防治猪、牛瘟,成效显著。

8)开展了油桐的育种,改进其栽植方法。

以上这些成绩,对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发展、保证农产品供应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直接地支持了抗战的胜利。其中许多研究成果,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依然发挥着作用。有些工作,如稻、麦、棉、大豆、玉米、甘薯等农家品种与国外品种的征集,是有长远价值的。

如果我们说:抗战时期对于北京故宫文物的迁移与保护,为祖国文化作出重大贡献;那么,中农所对于一万多份水稻、八千多份小麦的原始材料的迁移和保护,对于中国农业,同样是作出了非常可贵的贡献。这些稻麦品种资源,现今统一存放在北京中国农科院品种资源库,作为国家重要财富而保存。

1946年农林部恢复设立棉产改进处与烟产改进处,与中农所基本上在一起。该所集科研,推广、加工、营销等在一起,现在看来,仍然是一钟农业科技工作的好形式。

本书的怀念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中农所、中畜所、棉改所时期的高、中级农业专家。我们今天怀念他们,不能不考虑到他们在那一时期的奉献。

中农所时期,农业科学家有许多动人的事迹。特别值得后人深深怀念的是:沈骊英女士。

沈骊英(1901-1941),浙江桐乡乌镇人。1924年留学美国,在威尔斯来大学研读植物学,后在康乃尔大学学习农学。与沈宗瀚同学,1930年结为伉俪。1933年任中农所技正,负责小麦育种工作。抗战期间,带了三个孩子,辗转湖南,贵州、四川等省,仍坚持田间试验。他患病时不能下田,还请人抬到田间工作。八年中,选育出骊英1号,3号,4号,6号等品种,在各省广泛种植,为大后方的粮食增产做出重大贡献。因过度辛劳,1941年,在实验室工作时突然病倒,抢救无效而早逝。重庆、贵阳两地都开了追悼会。邓颖超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感人的文章:《中国妇女光辉的旗帜—沈骊英女士》。本书列入附录中。沈骊英,可以认为是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史中女性科学家的杰出代表。她的墓地安置在江苏省农科院中。

四,华东农科所到江苏分院

1949年5月初,南京市军管会开始接收国民党政府留在南京的一些农业单位,包括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棉产改进处、烟产改进处等。10月上旬,上述单位移交给华东农林部驻宁办事处接管。1950年3月,决定成立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由华东农林部领导。华东农科所由原中农所、中畜所、中林所、棉改处、烟改处等单位合并而成。设立:

稻作系:主任 周拾禄,副主任 周泰初

小麦杂粮系:主任 梅藉芳

特用作物系:主任 华兴鼐

植物保护系:主任 朱凤美 副主任 傅胜发

园艺系:主任 姜承贯 副主任 吴光远

蚕桑系:主任 孙本忠

土壤系:主任 戴弘 副主任 蒋德琪

农具系:主任 蒋耀

畜牧系:主任 郑庆端  副主任 何正礼

森林系:主任 吴志曾

华东农科所当时的专家阵营之强,列于全国农业科研单位之首。当时,农学界都说,全国农业科研系统四分之一的第一流高级农业专家,都集中在华东农科所。

1958年,随着国家的大区体制的撤销,华东农科所归中国农业科学院与江苏省政府双重领导,改名为: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

1965年全国第三届人大,江苏分院共有七位代表当选。在全国,一个科研单位有那么多代表当选,是极少有的,说明当时专家阵营之强。

文革开始后,整个机构受到极大冲击。经过2-3年的所谓的“造反”、“夺权”、“清理阶级队伍”后,1969年底,绝大多数科技人员派往五七干校,1970年陆续下放农村。

文革后期,一度恢复为江苏省农科所,由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科研人员逐渐归队。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这个机构归江苏省省委、省政府领导,改名为:江苏省农科院。大多数原来的科研人员先后归队。

从1950年到1966年文革之前共16年,也即华东农科所到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时期,是这个实力强大的农业科研机构的辉煌时期。本书所怀念的老专家,都是这个机构的科研支柱。他们在这个时期中,为新中国与华东地区农业科研事业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

华东农科所领导着华东五省一市,即: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和上海市的农业科研工作,因此,也承担着研究解决华东地区农业生产中的重大技术问题的重任。

这个时期完成了一大批科研项目,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本书所怀念的已故老领导与老专家。当然,其他许多没有被列入本书的已故老专家,或者,当年虽然较年轻,现在也已到了古稀之年的,目前在世的老专家,也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1)培育或引进了一大批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如水稻:南京1号、南京6号、南京11号、农垦57、农垦58等;小麦:华东5号、6号、矮杆早、吉利麦等。棉花:长绒1号、2号、3号、宁杂1号、宁棉1号、7号、12号等;甘薯:宁薯1号、2号等;大豆:豌豆团、宁镇1号等。这些品种都在相当范围内得到推广,例如南京11号水稻,在长江流域推广面积,累计达到6000万亩以上。

2)征集了一大批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品系或原始资源。水稻征集的总数在2万份以上,其中包括极珍贵的数千份野生稻稻种资源。小麦征集保存了5000多份;棉花征集保存了1340多个国内外品种资源。其他如玉米、大豆、油菜、甘薯等,都收集和保存大批国内外宝贵的品种资源。这批材料为今后长期的育种工作提供了基础。

3)园艺作物方面,引进或选育西瓜品种“新大和”等,成为华东地区主栽品种,因集中种植在中山陵四周,人们称为“陵园瓜”。生产上应用在三十年之久。其他有:早丰辣椒、364,524蕃茄、苏州长茄、无籽西瓜等,都深受群众欢迎。选育出桃的新品种:雨花露,成为全国著名的早熟桃品种。

4)在作物栽培方面,最突出的就是总结和推广全国水稻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量经验。这项工作组织了本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数十位科研人员合作研究,这样的以劳模经验为中心的综合性研究,在国内外属于创举。陈永康经验的推广在全国的影响很大,对于提高我国的水稻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棉花营养钵育苗技术为国内首创,为难我国棉花产量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

5)在耕作制度方面,在里下河地区的沤改旱、淮北地区的旱改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单改双,沿海地区棉区的一熟改两熟等方面,其主要科学技术,都是由华东所和江苏分院的专家研究解决。

6)江苏省的农业区划研究为江苏省农业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国内也属领先。

7)苏南望亭农业样板的建立,淮北小麦生产的调查和霜害防御,沿海盐碱土地区棉花增产等都对有关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8)土壤肥料方面:查明盐土、花碱土、板浆白土等低产原因,提出了改良与增产措施;在水土保持、土壤调查、土壤培肥、和发展绿肥、牧草研究等方面,当时在全国南方均属领先地位。

9)植物保护方面,水稻三化螟虫,稻瘟病、稻白叶枯病、稻纹枯病、小麦吸浆虫、小麦黑穗病、小麦赤霉病、棉花红铃虫、棉花苗期病害和果树病虫害等研究,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于粮棉与果树增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10)畜牧兽医方面,新淮猪的育成,牛瘟、猪丹毒、猪瘟、巴氏杆菌病、猪气喘病等的疫苗的研制成功,保障了我国几十年的畜牧业发展

11)在农业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有:小麦春化特性的研究,大豆、水稻光周期研究,棉花营养生理研究等,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

华东所到江苏分院的农业科研成果相当多,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了。

在这个时期中,本书所怀念的老领导和老专家们,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就是人才的培养。50年代为华东农林干部学校讲课,举办了多个农业科技培训班,如华东土壤训练班、全国栽培学习班。华东植保学习班、江苏省科技大学、陈永康耕读大学等。

文革之前,顾复生老院长提出“老母鸡”的指导思想,要求在中农所工作过的老专家,培养科技接班人;同时也要求当时中青年农业科技人员认真向老专家学习。顾老这个思想在解放后全国性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顾老“老母鸡”思想的带动下,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专家成长起来,成为八、九十年代江苏省农科院的主要骨干力量。他们为中国和江苏省的农业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并使江苏省农科院的成绩在当时全国省级农科院中名列前茅。

五.农学前辈们的高尚精神

本书的各篇怀念文章中,显现出农业科学前辈科学家的感人肺腑的高尚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本书的写作者这一代农业科学家,有深切的感染。我们相信,对于当代的中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也将会有长远的教育意义。

这种精神,归结起来有以下一些方面:

1. 热爱祖国,矢志不移的精神

本书所怀念的中国第一或第二代著名农业科学家,他们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全都热爱祖国,为了祖国的富强,在各种艰难、受挫的环境下,坚贞不移。

沈宗瀚、钱天鹤、赵连芳、沈骊英、姚醒黄、周承钥、郑庆端、何正礼、夏禹甸等都在美国留学;奚元龄在英国留学;盛彤笙在德国留学;朱凤美、周拾禄、崔继林等在日本留学;曾勉在法国留学;梅籍芳、姜承贯、吴光远、周泰初、华兴鼐、林郁、龙承德、傅胜发等都在美国进修过。他们都在学成之日,毫不犹豫地回国工作。何正礼、奚元龄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毅然回国。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毅然选择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农业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遗憾的是,他们中有的在50-7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例如,周拾禄、周承钥都曾经被划为右派。其他老专家,在文革中,几乎都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1945-46年去美国进修的一批专家,甚至被怀疑为“美国间谍”。但是他们全都忍辱负重,拳拳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周拾禄先生在错划右派期间,日以继夜地专心翻译日本的稻作文献,为后人留下了十分有价值的学习资料。朱凤美先生在受批判期间,在牛棚中,依然极其认真地为各地来的请教者解答植物病理方面的疑难问题。他们这种不移不屈的爱国之心,使他们的学生和后辈们无不为之心酸而感动。

这里应当提到的是:1949年时,也有一些中农所的专家,在沈宗瀚所长带领下去了台湾,如蒋彦士、马保之、张宪秋、金阳镐、龚弼等)去了台湾。他们都为台湾的农业建设做出了贡献。沈宗瀚在1949-1980年,是台湾农村复兴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他为台湾农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因此,他们为台湾农业所作的一切,当然也是对于祖国的奉献。中农所有几位专家,如钱天鹤、赵连芳等,1949年后,主要在国际农业机构工作,他们也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2. 关怀农民,献身农业的精神

本书所怀念的中国著名的农学专家,当年在国内求学,或出国留学,都选择了农学这个专业,而没有选择当时可以谋求较高收入的工学、医学、法律、金融等专业。他们是什么出发点?可以说,他们都是为着中国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贫困的农民大众,为着中国的现代农业的振兴。这种选择,本身就值得人们肃然起敬。

沈宗瀚先生早年在日记中写道:“我出生农村,自动帮助家中农事,牧牛、车水、除草等,颇为熟练,且深悉农民疾苦,毅然立志为最大多数辛劳之农民服务。”他的思想是有代表性的。

著名甘薯专家张必泰先生十分关心淮北地区农民的疾苦。50-70年代,他深入农村,几乎跑遍徐淮地区的所有乡镇,调查甘薯生产中存在的贮藏期的烂种、田间翻蔓等问题,经过研究,提出有效措施,深得农民欢迎。

3. 立志科学,严格严谨的精神

朱凤美先生年轻时,立志植物病理学研究。当时,这门科学,在中国还是空白。他带着科学救国的思想,于1918,1927年两次东渡日本,去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植物病理学。他的一生始终在为中国的植物病理学尽心尽力,至死不渝。

朱先生在科研工作中的严格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是有名的。他在主持华东农科所和江苏分院植保系工作期间,对于共同工作的青年人要求十分严格,实验记载亲自检查,试验结果反复核算。每篇对外发表的论文或研究报告,都要经过他的认真审查,逐字校对、修改,凡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不拿出去。凡是马虎从事的,都会受到他严肃批评。

以朱先生为代表的这种“三老”(老实人、老实话、老实事),“四严”(严肃、严格、严密、严谨)的科学作风,就是人们所谓的“孝陵卫精神”。

4. 学而不厌,自主创新的精神

何正礼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兽医专家,他任华东农科所畜牧兽医系副主任时,已经是名扬中外的兽医专家,但他学而不厌,经常阅读国内外兽医杂志,并且自费订阅英国的兽医公报,掌握国际上兽医最新研究动向。他还对植物学和中草药感兴趣,亲自采集多种草药,制作标本,建立草药圃。

他在兽医研究中十分重视自主创新。不迷信前人经验,也不盲从国外经验。在猪气喘病菌苗的研制中,国外报道在病愈猪的血清中没有发现抗体,认为难以制成菌苗。国内上百个单位都纷纷放弃了研究。在何老主持与鼓励下,课题组经过十多年的反复试验,终于获得可用于生产的菌苗,基本解决了猪气喘病的免疫问题,完成了一项重大的自主创新的成果。

5, 深入田间,深入农村的精神

农业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农作物,是在田间生长的,它的服务对象,农民和农业,都是在农村的。因此,农业科学不能离开田间,不能离开农村。这是农业科学和各种其他科学的重要区别。

本书所怀念的著名农业专家,可以说都有不辞辛劳,深入田间,深入农村的精神;有些专家并且是连续多年,较长时间地在农村生活、工作。

杨立炯先生在中农所时期,是研究水稻细胞遗传的,以实验室工作为主。解放之后,他从事水稻栽培研究,经常带领工作组,到江苏苏北的里下河地区研究水稻烂秧和培育壮秧问题;1962-1965年,他已经50多岁,他老当益壮,担任苏南望亭稻麦生产样板工作组的组长,带领着几十位中青年农业科研人员,与农民生活在一起,进行水稻和小麦的高产示范田的技术指导,并研究解决在不同土壤等条件下怎样运用陈永康经验,怎样在单季稻和双季稻两种制度中达到高产等问题。

望亭样板的水稻高产经验,在60-70年代,影响苏、浙、皖、沪、湘、鄂等省市,对于当时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

5.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

农业科学是探索农畜生物生长发育规律,寻求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的科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它就不容许有任何虚夸不实,而必须实事求是,根据数据和事实下结论。

中国在1958年的所谓“大跃进”中,全国出现了一股严重的浮夸风。各地报道有几千斤,几万斤的稻、麦亩产。江苏分院的农业老专家们并没有跟着这股风转。

陈永康同志当时就不相信有几千斤的水稻亩产。领导人问他的水稻单产时,他准备着带‘保守“的帽子,:“我的水稻田最多一千多一点。”水稻栽培专家吴闓直先生,见到报刊登载水稻“卫星田”的产量的不断升级。他就产生疑惑:“丰产指标过高,究竟是跃进,还是冒进?”他负责省委书记江谓清的双季稻高产田,最后以早稻900斤,晚稻500斤的产量如实上报。

这种不随风转,不怕压力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6. 诲人不倦,抚育青年的精神

本书所怀念的农业老专家,都十分重视对于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培养。

凡是与崔继林先生接触过的科技人员,无不对于他的诲人不倦,乐于育人的精神所感动。他本人熟悉英、日、俄等多国语言。他自己的专业是植物生理,而他阅读的科学文献,涉及作物遗传育种、作物生态与栽培,植物病理学,农田杂草学,农业气象学等。在他晚年,他广泛阅读国外分子生物学的书籍和文献。由于他学识渊博,思路敏捷,各种专业的中青年科研人员都喜欢找他请教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即使一时答不出,他也认真地去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可能第二天,就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本书中的各篇怀念文章,都讲述了撰写人接受老专家的培育过程。例如黄骏麒谈到华兴鼐先生对于他的帮助;傅寿仲谈到姜承贯先生对于他的引导;邱瑞镰谈到张必泰先生对于他的恩情;蒋荷谈到周泰初先生对于她的教导;董亚芳谈到何正礼先生对于她的培育等等。

江苏省农科院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大批优秀的农业科学家的成长,都与本书所怀念的老专家们的精心抚育分不开。

六.寄希望于当代青年农学工作者

历史这本书翻过一页又一页,时代已经进入了21世纪。

今天的中国,中国的农业,国际农业科学,已经与本书的怀念对象当年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了。

华东农科所与农科院江苏分院时期,中国农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农业科学追求的目标主要是各种农作物的高产和减灾、畜禽动物的增产和防疫。当前和今后的农业科学追求的目标要广泛得多,如农作物和畜禽动物的优质和高效,食品的安全、农业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农业的产业化、外向化与区域化,农产品的加工、保鲜,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农民的致富,新农村的建设等等。

国际农业科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将农作物和畜禽动物的育种、植保和防疫工作,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计算机、软件、遥感、GIS、GPS和全球网络等所组成的电子信息技术,使整个农业科学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科学服务于农业的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当代的青年农学工作者,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国家和人民对于农业科学的新要求,攀登国际农业科学的新水平。

任务是不同了,研究的手段和水平也提高了,但是人的精神是不变的。本书所介绍的老一辈农业科学家的高尚精神是他们留给当代青年人的无价的精神遗产。

老专家们的热爱祖国,矢志不移的精神;关怀农民,献身农业的精神;立志科学,严格严谨的精神;学而不厌、奋发进取、自主创新的精神;深入田间,深入农村、深入实际的精神;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金光闪闪的精神和品行,难道不值得年青一代虚心地学习吗?

本书的各篇文章的作者,现在绝大多数也已经是古稀之年。他们对当代年青一代的农业科学工作者都有殷切的期望,希望你们踏着老一辈农学家的足迹,继承老一辈农学家的高尚精神,为中国21世纪的农业科学做出更光辉的成绩,为中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作出你们新的贡献!

2005-12-7 初稿

竺可桢与中国农业气象学 —纪念竺可桢120年诞辰

竺可桢与中国农业气象学
—纪念竺可桢120年诞辰

高亮之(植物病虫害50)

编者按:作者系1950年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毕业,曾任江苏省农科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国农学会农业气象研究会副理事长、理事长。

竺可桢先生是中国现代气象学与地理学的奠基人,也是我的母校—浙江大学的老校长。中国著名科学家中,对我的一生影响最深的就是竺可桢先生,他引导了我毕生的人生与学术方向。

解放前,浙江大学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中的民主堡垒。在竺的领导下,学校的民主风气十分浓厚。我在浙大的民主环境中,积极投身进步学运,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竺在著名的“于子三运动”中大义凛然,支持正义的精神,对我的教育至深。我在1948年担任学生自治会副常务理事,为保护进步同学事,到他家中去过。他将正受反动学生追迫的学生留在自己家中,与他儿子同住。我亲身感受到他爱护青年学生的真挚感情。

后来自己也从事科学工作。作为一位科学家,应当怎样关心国家进步,怎样关心与帮助青年,竺可桢成为我终身的榜样。

竺可桢一生的学术成就卓著,涉及面极其广泛,最主要是在气象学与地理学方面。农业气象学并不是他的主要学术方向。但是他所从事的气象学与气候学研究,与农业的关系非常密切。建国后,他向中央提出的开创中国农业气象学的建议,此建议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是中国农业气象学的真正开始。应当说:他实际上是中国农业气象学的创建人。

竺可桢生于1890年3月7日,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作为他的学生,又是他所开创的中国农业气象学中的一个科学工作者,特写此文,以表达我对他的深情缅怀和崇高敬意。

气象与农业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农民说:“靠天吃饭”,也说明这个道理。

竺可桢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开创人,是从他关心中国的农业和农民开始的。他出身在绍兴东关镇一个小商人家庭。他在童年到少年,学习非常勤奋。他最钦佩宋代诗人陆游、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明末抗清将领张苍水的学识和精神,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知道中国是以农立国,他是从爱国出发,而重视农业的;又从农业出发,而重视气象科学。

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他知道农业对中国的重要性,,就选择进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学习.。毕业后,他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气象学。

我的经历与竺可桢非常相似。我并不是出身农村,但是我也是从爱国出发,立志学农;又从农业出发,而重视气象学。因此,我一直以作为他的追随者为荣。

竺可桢一生对中国农业气象学的贡献,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讲:

一,竺可桢的气象学研究与农业息息相关

1,中国台风的研究

每年6-9月间,频繁发生的台风给中国沿海地区农业带来严重的威胁。竺可桢出身在浙江绍兴,他在幼年时,就对台风对农业与农民的的危害深有体会。他于1913年考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以后,就进行了台风的研究。他在《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和《台风的源地与转向》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从1904-1915年间247个台风的季节分布、源地和路径,在前人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他对世界台风的新分类法。他根据台风所到国家和地区把台风分为六大类型(中国台风、日本台风、印度支那台风、菲律宾台风、太平洋台风、南海台风),又根据台风发源地和路径,在每个类型中分出副型。应当说,这是当时最完整的台风分类法。

当时国际上对台风还缺乏严格的分类方法,竺可桢首先提出以风速等级作为划分台风强弱的指标。这一方法一直为后人所遵循,目前国际上仍然是以风速大小作为台风强度的标准。

竺可桢的台风研究提高了我国各界对台风的认识,对于我国在农业与国民经济等方面防御台风灾害有很大帮助。

2,中国季风的研究

竺可桢从气象研究中得知,威胁中国农业最大的旱涝灾害,都是由季风的变化而形成的,因此,他十分重视季风的研究。1916年他发表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阐明了季风与中国雨量分布的关系。1933年,他在《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中提出,影响中国气象与旱涝变化的,主要是四个大气环流中心,即:西伯利亚高压、印度低压、北太平洋高压和阿留申低压。1954年他发表《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清晰地阐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雨量,都来自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所形成的东南季风。而东南季风中大量的水汽,因地形抬升、热对流、不连续面(后来称为“锋面”)与台风等不同原因,而带来降水。

竺可桢的这些早期季风研究的成果,引领着后来几十年的中国旱涝等农业灾害研究,为我国防御旱涝灾害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竺可桢的中国气候区划研究对农业有重要指导意义。

竺可桢是我国最早开创中国气候与自然地理区划研究的科学家。

1931年,他发表的《中国气候区域论》是我国最早的气候区划,他当年提出了我国气候的八大区域类型。后人的工作虽然有所细化和发展,但区划的基本框架没有变。

关于中国的亚热带,苏联科学家曾经主张将夏天热带季风所能达到之界限作为亚热带的北界。根据这个标准,中国的华北,内蒙古、新疆地区都应属于亚热带。竺可桢不同意这种观点。1958年,他写出《中国的亚热带》一文,指出:划分中国亚热带的原则,应更多地考虑“实用观点”。他说:“所谓实用观点即申明亚热带地区的生物资源,尤其是农产品和温带及热带有何不同之处,以及亚热带气候对于作物生长发育和越冬的影响等。”用现在的语言讲,竺可桢的意见就是:应更多地应用“气候生态学观点”。根据这个观点,他提出了中国亚热带划分的标准为:积温4500-8000 ℃,最冷月气温2-16℃ ,无霜期240-365天。按照这个标准,我国亚热带北界接近于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

1958年时,中苏关系还没有公开恶化,竺可桢提出与苏联专家针锋相对的意见,是需要学术勇气的,充分(也)体现了他在浙大所倡导的“求是”精神。

竺可桢对于中国亚热带的区划标准,对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农业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他所认定的亚热带地区内,中国成功地发展了各种亚热带作物与亚热带农业经济,如茶业、蚕桑业、柑橘业(在中亚热带)等,而又避免了将亚热带作物盲目向北扩张的失误。

三,竺可桢的气候变迁的研究对中国农业有长远的影响

气候变迁是竺可桢耗费毕生精力的研究课题,也是他成就最大的研究领域。

他在1924年,就写出《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论文,这是关于我国气候变化研究的第一篇文章。

他在1961年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论文,分析了整个历史时期各国气候波动的历程。.

1972年,他发表了《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著名论文。该文将我国5000年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考古时期(3000-1100BC);2)物候时期(1100BC-1400AD);3)方志时期(1400-1900AD);4)仪器观测时期(1900AD后),详尽地论述我国气候的历史变迁。

论文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历史上的温度变化,指出前2000年,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与现在长江流域相似。后3000年,有一系列的冷暖波动,每个波动约历时400-800年,年平均温度变化范围为0.5-1.0 ℃。

论文的最后,他将他对中国5000年气候变化的研究结果,与西方科学家应用1万年的挪威雪线和应用O18同位素研究冰川结冰温度的结果进行比较,得到非常相似的结论,说明世界气候变化是有共同性的。

凡是阅读过竺可桢这篇论文的人,都会感受到竺可桢以他毕生的精力,广泛地收集数量众多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气候与物候的记载,并且用现代气象学知识,加以整理分析的严谨科学精神。我们从内心对他充满钦佩。

近几十年来,由于工业化的影响,地球温室气体明显增加,造成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趋势,引起国际上的普遍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也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门课题。全球气候变化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农业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引导世界与中国农业与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研究全球未来的气候变化,离不开气候的历史变迁的研究,因此,竺可桢对于5000年来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研究,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农业和农业科研都有长远性的影响。

四,竺可桢的物候学研究

物候学是研究在季节与气候变化中各种植物、动物与其他自然现象的变化的科学。”

竺可桢十分重视物候学研究,他在1964年发表《物候学与农业生产》, 后来又发表《中国古代的物候》、《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还与宛敏渭合著《物候学》一书。

竺可桢的说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预告农时,创立了一种称为物候的方法。”因此,他将物候变化与农业生产密切地联系起来。事实上,他是将物候学看成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气象学的重要内容。

他在《物候学与农业生产》指出:济南,因地处内陆,苹果开花早(4月中旬),但因寒潮等影响,苹果不能丰产;而烟台,因临近海洋,苹果开花迟(立夏以后),寒潮已经过去,因此苹果能高产稳产;这是烟台受物候延迟之益。他用这个例子说明:物候学研究对农业的合理布局是很有帮助的。

当代信息技术发达,各种物候变化都可以建立数学模型,从而可以正确地估测或预测任何地区、任何年份的物候变化。物候期(即发育期)模型在农业模型中有重要地位,相信物候学在新时代中,将继续对农业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

五,竺可桢对于气象与农业关系的研究

农业与气象的关系,是竺可桢一生关注的科学课题。为中国的农业和国民经济服务,是他毕生的气象与地理学研究的最终目标。

竺可桢1922年发表的论文《气象与农业之关系》,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气象学论文。

1936年他发表论文《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阐述了气候与农、林、牧业及人类各方面活动的关系,分析了阳光、温度和降水等因素对各种农作物的影响。

今天的老年同志都能记得,1963年,《人民日报》以一整版篇幅发表了竺可桢的文章《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

这篇论文的背景是:我国经历了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1959-1961年的农业大滑坡与大饥荒。中央领导正在总结农业生产的沉痛经验教训。这时,人们对中国农业的前景,有一定的悲观情绪。

竺可桢在这篇论文中全面地分析了太阳辐射、温度和降水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且综合这三个因素的分析,指出我国农业生产还有很大潜力以及为发挥这些潜力可以采取的正确途径。

他在论文中,从气候潜力角度,提出的水稻产量有可能达到每亩941-2500市斤。(这个估测与后来的农业实践比较符合。)他说:“过去把单季稻亩产指标提高到1万市斤以上,这就不切实际了。”因此,他的论文也是从科学角度,对当年浮夸风的批评。

据说当时这篇论文受到毛泽东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对于后来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了积极影响。

六,竺可桢的建议开创了中国农业气象事业

1953.年,周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我本人的要求下,我从华东农林干部学校调到华东农科所工作。同年4月,刘春安(一位山东解放区过来的有农业科技经验的老领导)担任所长。一天,他找我谈话。他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军委气象局局长涂长望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应创建中国的农业气象事业。中央决定:委托军委华东气象处,在江苏丹阳县举办中国首届农业气象训练班。要求各省派出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学习气象知识。”他希望我去参加。

竺可桢先生是我的老师,参加他提议举办的学习班,我没有理由拒绝。竺可桢的建议决定了我一生的事业方向。

竺可桢与涂长望两位著名科学家当年向中央提出“创建中国农业气象学”的建议,以及中央作出举办丹阳全国农业气象训练班的决定,是中国农业气象学的开端。同一年,在竺可桢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与华北农科所合作建立农业气象研究室,这也成了中国农业气象学开始的标志

丹阳农业气象训练班,聘请中国著名气候学家吕炯先生开设农业气象学课程,这是中国第一次农业气象学的讲学。我当时担任农业气象学课程的课代表

当年丹阳农业气象训练班培养出40多位学员,在后来的50多年中,在我国各地的农业气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工作岗位上,都是骨干力量。他们逐渐成为中国第一代的农业气象学家。

在他(她)们和他(她)们的学生的努力下,在北京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陆续建立起农业气象系或专业。他(她)们以及他(她)们的学生在更多的大学(如沈阳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广西农业大学、南京气象学院等)中为大学生或研究生开设农业气象学的课程。今天全国的农业气象战线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到丹阳出来的我国最早农业气象专家的培养和教育。

毕业于丹阳农业气象训练班出来的农业气象专家开创了我国最早的农业气象科研工作。他(她)们是全国主要农业科研机构,如华北农科所(后为中国农科院)、华东农科所(后为江苏省农科院)、西北农科所(后为陕西省农科院)、华中农科所(后为湖北农科院)的农业气象科研骨干力量或领导人。

通过他(她)们与华北农科所农业气象研究室等单位的专家们的辛勤努力,完成了我国第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农业气象科研成果,如:中国农业气候区划研究、中国种植制度气候区划研究、中国水稻气候区划研究、中国小麦气候区划研究、中国茶树气候区划研究、中国热带橡胶气象研究、华北地区玉米-小麦两熟制的农业气象研究、长江流域双季稻农业气象研究、水稻冷害及其防御研究、小麦湿害及其防御研究、茶树与柑橘的寒害及其防御研究等。

他(她)们中也有在各省气象部门的科技骨干,为开展我国的农业气象服务工作,作出了贡献。

50多年来,他(她)们写作(或参与写作)出许多重要的中国农业气象学专著,如《中国的气候与农业》、《中国农业气象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气象卷》、《农业气象学》、《农业气候学》、《中国农业气候区划》、《水稻气象生态》、《茶树与气象》等。

丹阳出来的农业气象专家、教授和其他我国农业气象学家一起,创建了全国性的农业气象研究会,并且担任历届的理事长、副理事长或常务理事。该研究会为推动我国农业气象科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之,50多年来竺可桢当年向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创建中国农业气象学的建议在我国得到全面的落实,中国农业气象学宛如一棵小树苗茁壮成长为今天高大挺拔的大树,在中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为中国的农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几十年来,在中国从事农业气象教学、科研、服务工作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人员,从中央到地方,估计有万人之多。他(她)们都不会忘记)牢记竺可桢先生当年的高瞻远瞩、赤诚献策的不朽功勋,中国的农业气象科技人员,都将追随竺可桢先生的足迹,继续前进,为中国的农业气象科学,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1916)

2,远东台风的新分类(1924)

3,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4年)

4,台风的源地与转向(1925年);

5,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1925年)

6,中国气候区域论(1929年);

7,中国气流之运行(1933)

8,前清北京之气象记录(1936年);

9,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的关系(1936)

10,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1954)

11,中国的亚热带(1958)

12,中国气候的若干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63)

13,物候学与农业生产(1964)

14,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

15,中国古代的物候知识(1973)

16,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1973)

以上论文均见于《竺可桢文集》(1979,科学出版社)

2010-1-22

德才双馨—悼念施雅风学长

德才双馨—悼念施雅风学长
高亮之

2011年2月14日,王定吾会长给我来电话,告诉我施老于13日下午仙逝。我感到非常悲痛。

一,施老和我的交往

施老是我特别尊敬的学长。我自己从事的专业(农业气象学)与地学的关系比较密切,因此我对于我国地学界的著名科学家,大多知道。施老的大名我也早已听说。

我与施老真正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距今已有25年以上。施老在1985年,从中科院兰州分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回到南京,任南京地理所研究员。那时,浙江大学江苏省校友会在省科协邢育青同志的推动下,正在积极开展活动。我当时是校友会副会长,施老可能是副会长,也可能是名誉会长。他和我都为校友会的工作出一份力。

施老和我都在地学界工作,从专业来说,可以说都是竺可桢校长的嫡系学生。当然施老对中国地学的贡献是我不能比的。

90年代初,我和我国农业气象界的朋友,正在筹建中国生物气象学会,需要地学界前辈的支持。我去了中科院南京地理所,拜访了施老和周立三先生(时任地理所所长)。施老在家中接待我。我们共同谈到对竺可桢校长的回忆,他也向我介绍他的冰川研究。施、周两位都很热情支持我们的设想,在我带去的《创建中国生物气象学会》的建议书上签了名。

后来我和施老接触的机会更多一些。2004年,我出版了一本哲学著作《综合哲学随笔》,得到各方面的好评。我送施老一本后,他特地给我打电话,说很赞同我的观点,并说我的综合观点和他自己提出的“集成创新”观点是一致的。

2008年3月,江苏省浙大校友会为施老举办他90大寿的祝贺大会,我亲自手书《冰川导师》四个隶书,制作成中堂作品,送给他。我在会上解释说:“施老既是我国冰川研究之父,冰川也会根据他总结出来的规律而运动。”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大约是3月份,施老给我打电话,说刚从北京回来,想来看我。他已经90岁,我赶紧说:“你不要来,我来看你。”他说已经向地理所要了车子,很快就到。我就没有办法不让他来了。我原来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事。他到了后,在我办公室,他才告诉我是为五四纪念的事。他说:“北京正在积极准备五四90周年纪念活动,南京也应该开展活动。”他来就是与我商量南京怎样开展活动。我真是为他的忧国忧民的心大为感动。后来我们共同向校友会领导提出建议,江苏省浙大校友会的五四纪念活动,就是在他的促进和推动下办起来的。

今年他住进医院后,我对他一直很关心,曾经两次去医院看望他。我知道他关心时政,特地送了最近一期的《炎黄春秋》去,里面有许良英的文章。我知道施老和许良英既是浙大的老同学,也是好朋友。施老在病床上不能坐起,也不能说话,但显得很高兴。可惜我第二次去看他时,他已经是昏睡不醒了。我只能给他女儿讲,请他转告施老,我来看望过他,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哪里想到,不到十天,就与他永别了。

我一生中有许多尊敬的前辈,他们的学识和人品都值得我钦佩和学习,而施老是他们之中突出的一个。他不但在冰川等地学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并且在政治思想和道德人品上非常令人敬佩。他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德才双馨”的长者。

为了写这篇纪念文章,我细读了他《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现在简要介绍施老在学术成就和道德人品两方面的突出表现。

二,施老的学术成就

1,冰川研究

中国的冰川研究是施老一生的最主要研究方向。

施老1942年在浙大史地系毕业,1944年该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经竺可桢推荐,进入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7年随所迁到南京,由于解放前入党,建国后担任地理所秘书。1953年,因参加《中华地理志》的编辑工作,调到北京。1954年任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并承担中国地貌区划研究任务。

在地貌考察中,他去了甘肃、青海,见到祁连山雪山,登上4500米高度的雪山边缘。雪山和冰川的奇异景观激发了他的极大兴趣。考察回来,他向科学院领导汇报中提出应开始冰川研究的建议,得到竺可桢副院长的重视和支持。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冰川研究,他在冰川研究中的主要成就是:

1)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冰川考察,考察的是在甘肃酒泉祁连山地区的一座冰川。他和考察队员们登上5000米的冰川最高点。冰川厚度约100米,含水量估计有两个十三陵水库那么多,考察队员意识到冰川对减轻西北干旱可能有利,因此非常兴奋。登上冰川那天正好是7月1日(党的生日),大家就将该冰川取名为“七一冰川”。这是我国科学家自己发现,自己命名的第一个冰川。

考察后,他写出《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是我国第一部冰川专著。

1959年,在他建议下,在兰州建立中科院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他任总支委员,负责业务工作。该年,他决定将家迁到兰州。

1962年,机构调整,他任北京地理所的冰川冻土研究室主任。在乌鲁木齐河流域对冰川进行了冰川水文、冰川测图、冰川地貌等全面性的冰川研究,写出《中国现代冰川基本特征》论文。1965年中科院决定冰川研究和沙漠研究合并,在兰州成立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施雅风被任命为所长。文革中,研究工作几乎停顿。1978年。恢复冰川冻土研究所,他又担任所长。

施老一生中考察了70多条冰川,2001年(82岁)他还去了天山冰川观测站。

冰川考察是非常艰辛,并且有危险的工作。他曾爬到4000米以上,因严重缺氧,走几步就喘。他多次被突然的暴雨淋透衣服;有一次在马背上摔下来。他自己说:“冰川研究是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

1988年,他完成《中国冰川概论》;2000年,他完成《中国冰川与环境——现在、过去与未来》。总结了他自己,也是我国冰川研究的成果。

施老是中国冰川科学的开创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冰川之父”。

2,西南地区的泥石流研究

除冰川研究外,他对推动西南地区的泥石流研究起了重要作用。1966年,他担任西南泥石流考察队队长,在西昌地区考察了六条河流的泥石流,明确泥石流的活动范围,提出铁路线路的修改意见,为铁路部门所采纳。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段铁路没有再受泥石流的威胁。

3,青藏高原研究

施雅风带领研究所的同志多次参与青藏高原的考察工作。1963年,他们在唐古拉山脚,海拔5000米高度处建立冻土观测站。青藏高原的冻土研究为青藏铁路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4,中国自然区划研究

施雅风是我国最早参与主持中国自然区划研究的科学家。上世纪50年代,国家编制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他是中科院地学部副学术秘书,由他负责,起草了《中国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任务说明书。他被任命为“中科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学术秘书,组织了许多单位(地理所、地球物理所、土壤所、植物所、动物所、昆虫所等,共同完成我国第一次较为完整的全国自然区划。这项成果对我国的经济与农业发展有长期的的重要影响。

5,全球气候变化研究

施雅风在1984年退休后,十分关心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他与叶笃正联名写信,建议科学院开展此项研究。当时有几个研究所都向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这个项目。最后基金会提名他为项目总负责人。他亲自从事一万年间的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根据多方面证据(花粉分析、冰芯记录、湖泊变化、古土壤,古海平面等),提出7000-6000年前为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期的结论。当时温度比现在高2-3度,促进了新石器文明的大发展。他对青藏高原的隆起问题,也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判定在80万-60万年前,隆起到3500米左右。

他的上述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外科学家的广泛重视。

6,第四记冰川问题的研究

中国南方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冰川?这是在我国科学界一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李四光先生最早提出肯定的意见,他指出中国南方,如庐山等地都发现冰川的遗迹。由于他的声望和地位,他的观点在中国成为一个学派,在上世纪的中国是主导性意见。虽然不少科学家有不同观点,但都不愿意公开提出来。

施雅风在泥石流研究中发现李四光所谓的第四记冰川遗迹,实际上是泥石流所造成。1981年,他本着“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的精神,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后来得到更多人提出证据的证实,现在相信中国南方发生过冰川的人已经很少了。

总之,施雅风是在我国地学研究上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很突出的,当然他最主要的科学成就还是在冰川方面。

三,施老的政治人品

一个人有他的个人人品,那是指他的为人品质、道德修养、他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而一个人的政治人品,则是指他的政治思想、他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在我和施老的接触中,不仅体会到他的优秀的个人人品,他的谦虚、他的好学、他的认真负责、他的艰苦朴素等。在我读了他的《口述自传》后,又加我亲自的体会,我对他的政治人品,特别地感到值得钦佩。

下面列举一些事例。

1,建国前参加地下党

他出生于江苏省海门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12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辛苦带他长大,只要求他认真读书。他中学时对地理有兴趣。1937年他高中毕业,他喜欢张其昀写的地理教材,因此在通过联考后,选择了张其昀所在的浙江大学。

抗战开始,他跟随着学校不断西迁。身上带的钱很少,生活很艰苦。1938年,他见到国民党军委会招收青年战地服务团的通告。他想到国难当头,抗日比读书更重要,就报名参加。在战地服务团,他切身见识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非常失望,他就决定离开。

回浙大后,他认识了吕东明。吕是1938年入党的地下党员,他接受了吕的影响,读了一批进步书刊,就有投身革命的思想。1947年,在吕的介绍下参加地下党。

2,建国前的地下党工作

施雅风在南京地理所工作时,吕东明要求他利用地理所研究人员的身份,收集与军事有关的国民党内部情报。施雅风和同志们收集到下关车站军车过往的数量和开赴地点。为帮助解放军渡江,他们要求在气象局工作的同志,收集长江上的风向和风力预报,连续达三个月。他们还搞到南京附近大比率尺的地形图,供解放军使用。

建国前夕,他在地理所说服许多科技人员(包括周立三等高级专家)留在南京。南京解放后,他是地理所党支部书记,又任所务秘书。

3,建国后的工作和遭遇

建国后,他一直以共产党员和科学家的双重省份,为科学事业积极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文革开始时,他在兰州任研究所所长,被要求回所后,作为“三反分子”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批判,在批斗会上被人打过耳光。他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曾经三次被抄家。在受到难以忍受的折磨后,他一时绝望,跑到黄河大桥上,跳下黄河。这时他头脑清醒了,想到家庭,想到事业,感到不应该死。他会游泳,又在河中站了起来。

他在《口述自传》中谈到这件事,说:“自己经不起考验,不应该自杀。”

我的想法是:施老不需要为此事自责。他这样一个早年入党,为党的工作和科学事业做出无私贡献的人,被逼得自杀。这决不是他自身的责任。而是我们党的错误方针路线的责任。

4,积极拥护改革开放

文革结束之后,他以巨大的热情支持改革开放。他积极推动科学院的国际合作交流。1979年后,他先后访问了瑞士、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奥地利、挪威、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推动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作为所长,派出许多科技人员出国深造或参加合作研究。

5,晚年对国家进步的积极关心

他毕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即使在离休之后,依然对国家的进步非常关心。2008年,为纪念五四运动事,以90岁的高龄,来农科院看我,商议此事,就是最使我感动与钦佩的事例。在2008年江苏省浙大校友会纪念五四90周年的会议上,他作了《发扬五四精神,加快政治改革》的长篇发言。

2009年他回兰州时,温家宝总理去看望他。他当面恳请温总理,希望中央领导加快我国政治改革的步伐。

2009年,施老是90高龄的老人,他这种不避风险的拳拳爱国之心,怎能不让比他年轻的浙大学子们深深感动并受到启发?

2010年,在竺可桢120诞辰纪念会上,他又作了《民主精神和科学创新》的报告。

施老,作为你的晚辈学友,我们愿意继承你的遗志,力所能及地关心并推动国家的进步。望你安息吧!

2011-2-23

痛悼浙大学运战友李浩生、冯世琛,王风阁

痛悼浙大学运战友李浩生、冯世琛,王风阁
高亮之

李浩生,冯世琛,王风阁是我1946-48年时在浙江大学时的同学与战友。1948年秋季,一起撤退到大别山,在解放区与解放军中并肩战斗了大半年。

他们都已先后去世,对他(她)ff—J的怀念之情始终缭绕在我心头。现在只能以对他(她)们的点滴回忆,表达我对他(她)们的哀思。

1946年10月,浙大从贵州迁回杭州后,第一年招生。我是从上海沪江大学附中毕业后考入浙大的。浙大当时刚刚恢复建校,几乎所有的外地来的学生全都住在大图书馆中。双人床排得密密麻麻。大约一共有200多学生。

现在回忆起来,后来浙大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包括于子三),几乎都住在这个图书馆 浩生与我,也就在这个图书馆中相识。

浩生与我都是一年级学生。他是史地系,我是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那时由於都住在一起,院系的概念很淡薄.不同院系的同学都混得很熟。

浩生在同学中是很有特色的,他参加过青年军,所以一直穿一件破旧的黄制服。生活特别朴素。他对人特别热情,为人特别爽朗,讲话慢而有力,并且抑扬顿挫,{艮有感染力。他喜欢唱歌,嗓音特别高亢。他还很愿指挥大家唱歌。他那热情奔姿态与声音,至今仍深刻地留在我脑海中。他的这些特点,后来与他被全校学生选为学生会主席是有关的。

当时青年军学生中有——些政治觉悟较高的。他们当年参加青年军,完全出於爱国热情。而在青年军中,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情况,见得更多。一旦觉醒,革命意志就很坚定。浩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我由於在中学时接触了地下党同学,对参加革命有一定思想基础。因此,我们二人很谈得来。我们在大图书馆中,或在校园中,经常切磋谈心。谈形势,谈理想。

1946年年底展开了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到1947年五月,又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浙大在杭州的学生运动,蓬勃展开。

浩生在历次学生运动中,一直跑在前列。浙大地下党为团结进步学生,组织了乌鸦歌咏队。浩生担任了第二任队长。他的卓越的组织能力,雄辩的口才,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1947年10月,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宪警逮捕,又遭杀害。掀起了浙大以至于全国性的学生运动。

于子三被害后,由谁继任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全体学生与地下党组织共同关心的问题。由於在进步学生活中的杰出表现与雄辩的口才,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被极大多生选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可以理解,这个岗位当时的担子非常重,遭迫害的危险性也很大。但是,浩生是毫刁;犹豫地勇敢地承担起来。在其后的——年,他在于子三运动的探监、出殡活动,在48年春季京沪杭学生的大联欢活动中,他作为浙大学生会主席,都表现得很勇敢,工作很出色。

同一时期,杨振宇,李德生与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正副常务理事。因此,浩生与我的接触还是很多。当时,我们都已经入党。虽然没有横向联系。

1948年夏季,白色恐怖已经很严重。浩生,作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正式通缉,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我当时的家在霞飞路上海最热闹地区的一座公寓中,安全性。我就主动提出让浩生躲在我家。他在我家大约住了二个星期。我家中只有一个老保姆对他生活照应还不差。我家的书也不少,他算是在我家过了一段清闲日子。

当时,地下党为保存力量,决定撤退一批比较暴露的同志去解放区,包括了浩生与我。 浩生与我二人是一起走的。走的那天,天气很热。我们都穿了一件长衫,假扮成商人的模样(其实是很不象的),在上海北站上火车,经南京,芜湖,裕溪口,进入解放区。

在皖西军区,我们并没有分配在一个系统。接触就比较少。我1949年分配到南京后,与浩生一别40多年。

这漫长时间内,我一直很关心他的情况。听到他在57年被划为“右派”了不少苦。我只能黯然神伤,默默为他祝福。1978年后,知道他已得到平反无法联系,只知道他后来从万县调动到了重庆。

1994年10月,我有机会到重庆参加开全国农业气学术交流会。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到重庆。我是下了决心要去看浩生的。

开会在中国农科院柑桔研究所,地处重庆远郊。我只知道浩生调在西南师大。连电话都不知道。我在一个同事陪同下,乘车赶往西南师大。学校很大,浩生已经退休,又是才从外

校调来的。很不容易问到他。但我是非找到他不可的。终於转弯抹角问到了他的电话。他在电话中知道我来看他,非常兴奋。与我约定地点,带着病体前来迎我。

在他家中,第一次见到了他夫人。他那时已经癌症开过刀,但人十分乐观。置生死于度外。他特别兴奋地拿出他多年来自己编印的“革命歌曲选”,将解放前一些好的学运歌曲

都编了进去。他说:“一定要用歌曲的方式加强对年轻人的教育。“ 那时候,在我脑中,又浮现起40多年前,他在浙大时热情奔放地指挥大家唱革命歌曲

的情景。我说:‘浩生,您真是不减当年勇啊!“。他欢快地笑了。但是,我看着他的病体与病容,我的心中实在是十分为他担忧。

重庆一别,不过/L年,我就听到他去世的消息。

浩生同志是—个革命的优秀的知识分广。他在解放前的学生运动中,作为学生领袖,勇敢地站在学运第一线。他在解放后,历尽磨难,革命信念始终不变。并且在高等师范的历史教育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浩生,您的一生,充满着爱国的革命的激情。您的精神,就似同您的歌声,将永远激荡在您的战友与人们的心中!

世琛,风阁都是我在1947-1948年间,浙大华家池农学院的同学。我比她们高我病虫害系,世琛农艺系,风阁是园艺系。

我自己是1947年七月,从浙大特地去上海,由在上海的我中学同学项淳一介绍入党。上海将我的党的关系转到杭州后,我接上了浙大党的关系。那时,浙大党员还很少。1947年暑假以后,我就从大学路搬到华家池农学院来住。

1947年新学期开始,一年级新生都住在华家池。那时从上海与杭州等地来了一批青年特别是一批女青年。她们思想都能很活跃,倾向进步。其中有郭趺英,王茉娟,冯世琛,王风阁,林莲欣,王志洁,徐佩英,吴芝寿,李雅卿等。

1947年秋季,地下党决定建立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YF,青友社。指定由于子三,陈尔玉(女)与我三人建立支委。于子三为书记。

我们首先努力将农学院与一年级学生力量组织起起来。建立了阅读进步书干部的读书会。世琛,风阁,与上述进步女生都参加了读书会。我们又协助校部来的田万钟同志到华家池建立起“喜鹊歌咏队“。世琛,风阁她们都是“喜鹊”的积极分子。一群活泼可爱的女生在一起,叽叽咋咋,就象是一群喜鹊。

世琛9长得娇小,梳着两条小辫子,比较活泼。风阁个子高,身体好,性格很温和。她们二人对人都很真诚。在华家池的进步活动中,她们表现得很坚定。那时,由我负责,建立了一个农村夜校,组织进步同学去接触农民,世琛,风阁都积极参加了。二人后来都参加了YF。我与她们在华家池的各种进步活动中,接触非常频繁。

由於她们班级比我低,在革命道路上,我又比她们早走了一步。因此,她们与我似乎有一种革命的兄妹感情。这种感情,我到四十年后,与世琛再遇时,又一次深深体会到。

根据王来棣的文章,1948年时,她们都是因为李雅卿被捕的原因,由组织上决定撤退去解放区。

我比她们早到大别山。 在大别山与她们重逢,我们都特别高兴。在皖西干校学习时,我们天天在一起学习,一起操练。在向北与向南的行军中,我们时常地相遇。每次相遇,都会互相亲切地问一问:“身体吃得消吗?”。

.1949年5月,大军过江后,我被留在南京,她们二人都去了西南。从此就有了40多年的分离。

到80年代后期,皖西战友重新聚合起来,编印出通讯录。我才见到世琛在北京的的地址与电话。那时我已听说世琛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打击,精神上受到刺激。我感到应该去看她。

给她一些安慰。1990年,我女儿结婚后住在北京。住处与世琛家很近。我给世琛家打了电话。她得知是我后,非常高兴。我在她家中见到了她。那时,她精神还比较稳定。我们回顾

了华家池的岁月,回顾了一些老战友。她向我介绍了风阁的遭遇。我们都为风阁的不幸感到无限的悲痛。但是,对她本人的遭遇,我们都尽量少谈。

那次见面后,我们时常通信。她知道浙大可以为解放前因参加革命而未能毕业的学生补办毕业学历。她就写信托我帮她解决这个问题。我后来通过田万钟,为她补办了浙大的毕业

学历。这算是我与万钟为她办了一件使她略感安慰的事 1990年秋,皖西战友在杭州聚会。她事先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她与志洁同来南京,准备庄南京玩几天。她们在南京住在陈淦家中。星期日我带车去陈淦家,接她们到中山陵游览,又庄我家吃了中饭。下午,我有事,我女儿陪她们去玩了半天。从王志洁那里,我对她的病情有较多的了解。

1991年5月,我去北京参加全国科协大会。与她通了电话,她知道后非常高兴。那次,她一个人将在北京的许多皖西战友都通知到了,约定在玉渊潭公园聚会。我因路不熟,到得迟了,10几个皖西战友都等着我。当天,世琛一定要玞英与我到她家中吃晚饭。我们再推托也不行。最后我们还是去了。那天,她向我们讲了许多话,讲到她的家庭,她的生活,她的爱好等。

临别时,她慎重地对我说要给我一件东西。她将自己的一本日记交给了我。那是她1979-1980年记的日记。里面记载了她文革结束后她为她自己与丈夫王勉同志申诉以及平反的情况。并且还有她为许多人开的中药处方。在最后一页上,她写了:“献给 高亮之同志冯马 1991.5.15晨5点”。从时间来看,她要交给我这本日记是她考虑成熟的事。

我当时想,接受她的日记不太好。但在她的坚持之下,又不得不收下,收下她这一份沉重的托付。我同时也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她似乎知道她在世的时间已不多,她是在向我赠送她的遗物。

那次以后,我与趺英一直都十分关心她。我几次去北京,都想约玞英再去看她,但趺英说她不敢去看她。怕她又过分兴奋,不利於她的健康。后来知道她多次住院。到1997年,

突然听到她坠楼身亡的悲惨消息。我面对她那本日记,思绪如潮。一页页往事翻滚在我脑海。世琛从青年到老年的倩影,深深印刻在心。

关於风阁,留给我回忆的事迹比世琛要少。我脑海中她的形象主要是浙大华家池与大别山时期的。她在华家池的女同学中,年龄稍长一些。她性格温顺、随和。对同学们很关心,

就象是个大姐。她与世琛感情最好,犹同姐妹。在华家池与大别山时,都是形影不离。与世琛一样,我与风阁在晓天也是朝夕相处,在行军路上是时时相遇的。

大别山分手后,我留在南京,她去了西南,一直不通音讯。文革以后,我才隐约地听到了她的不幸。听到他与爱人一起划为右派后,被下放苏北农村,在一场大水中,房子倒塌身亡。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与悲痛。

她去世的详情,我是读了王来棣的文章才清楚的。为写这篇回忆文章,我又将来棣的文章仔细读了一遍子—朱孝和,在南京农业专科学校工作。在文章最后,提到她有我试着给南京农业专科学校打了电话。电话中说朱孝和已经调走,但朱的爱人还在学校。我和他爱人苗晚香通了电话。苗是该校教务处处长。通过苗,我又与朱孝和联系上了。朱孝和现在是南京卫生学校校长。

我们约定,3月11日(星期日),我去他们家。在他们家中,风阁的女儿一朱晓京也在等我。我还见到晚香与风阁的孙女。她孙女已经是高三学生。晓京有一个儿子在南大物理系学习孝和与晓京向我较详细地讲述了他们母亲的经历。孝和的父亲未来同志是江苏省泗洪县人。他在淮北中学读书时参军。他是部队中少有的知识分子,文章又写得好,因此很被重用。风阁与他1950年四川江津结婚后,当年一起就调往北京军委总政。

风阁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农业部。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她在同学中,年龄最长。对同学很关心,威信很高。是系的总支委中唯一的学生支委。

朱来在防化学院任教员。1957年反右开始。朱来向中央领导写信,建议避免反右扩大化。这封信由风阁誊抄。

现在看来,在当时反右的高压之下,朱来与风阁一心从党与国家的利益出发,是做了一件非常勇敢而正确的事,表现出共产党员正气凛然的崇高气节。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在政治

上的高度敏说性。

但是,这样一对优秀的共产党员,就因为这一封信,蒙上了灭顶之灾。使他们全家,在后来二十多年的岁月中,遭受了无限的苦难。

尽管划为右派,风阁仍坚持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孝和给我看了他妈妈的大学毕业证书。她毕业于财政信用系国家预算专业,本科四年。

我看着她的文凭,黯然地想:风阁倒是我们大别山战友中很少的真正大学毕业的人。如果党的领导不犯那些错误,她能为国家做出多少重要的贡献啊!

关于1963年风阁在泗洪的惨遇·。晓京与孝和都做了一些介绍。

1959年,学校要将风阁分配去新疆。当时她的二个孩子安放在朱来的泗洪老家。风阁为了照应孩子,决定去泗洪落户。由于风阁为人的温和善良,又有文化,她与当地农民关系相当好。

泗洪是江苏省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群众都住在很破烂的草房。给风阁她们安排在一间泥巴墙的草房。1963年连续大雨。8月13日夜,泥墙因水泡多天而突然倒塌。晓京与孝和二个孩子睡一小床,被滚到了床下,因此而幸免于难。风阁抱着才生几个月的幼女,,惊慌地坐在床边。房顶倒塌时不幸母女同亡。

是天灾吗?很明显,风阁的早亡主要是由于人祸。是党的级左路线摧残了一个如此善良而优秀的人才?

第三天,三月十三日,我约了潘克昌,楼宇希(浙大与大别山战友)与陈明渝(风阁在华家池的同系同学)一起去南京农业专科学校为风阁扫墓。

风阁的墓地坐落在学校的后山坡。山坡上满栽着松柏林与白兰花。写着:“先母王风阁之墓”。

我们与孝和夫妇分别献了花蓝与花束。我在墓前说:块整洁的石碑上,“风阁,惊天动地您的浙大同学与大别山战友都来看您了。我们大家都非常想念您。这次看到您的子女与孙女。他们工作、学习都很好。我们很高兴,希望您在南京安息吧!”我现在为风阁本人几经不能做什么事。他的子女、孙辈都在南京,他们如有需要,我很愿意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浩生、世堔、风阁都已离开了人间。他(她)们的一生有许多共同点。他(她)们都在青年时期不顾生命的安危。勇敢地参加了革命。在革命事业中他(她)都经历白色恐怖与枪林弹雨的严峻考验。他(她)们都在所担任的革命工作中克尽职守,任劳任怨。但是,他们的一生都很悲惨。浩生的苦难是从1957年到1977年,整整20年。风阁很早就被极左路线摧残致死。世堔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以至精神创伤。我们可以想象风阁与世堔二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无比痛苦。将一生献给革命的人,却由于革命本身错误政策而受到—生的苦难。在中国,这样的事何止千千万万。这难道不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悲剧吗?从我们这些战友的苦难遭遇中,不值得引起我们自己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深刻的思索吗?

(为帮助我写这篇回忆,郭趺英同志来信介绍了一些世琛的情况。特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