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导与抗衡 党派、学人与浙江大学 1936-1949 作 者 :何方昱著 出版发行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17.07 ISBN号 :7-5458-1496-7 页 数 : 304 原书定价 : 58.00 主题词 : 国民党党华教育-研究-1936-1949 中图法分类号 : D693.74 ( 政治、法律->中国政治->政治制度史->民国时代政治 ) 参考文献格式 : 何方昱著. 训导与抗衡 党派、学人与浙江大学 1936-1949[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07.

训导与抗衡 党派、学人与浙江大学 1936-1949
作 者 :何方昱著
出版发行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17.07
ISBN号 :7-5458-1496-7
页 数 : 304
原书定价 : 58.00
主题词 : 国民党党华教育-研究-1936-1949
中图法分类号 : D693.74 ( 政治、法律->中国政治->政治制度史->民国时代政治 )

八十多年前,面对日军侵略,这群浙大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八十多年前,面对日军侵略,这群浙大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浙江大学

百家号08-1607:49
今天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

73年前的今天,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
日本,无条件投降!
为了这一天,中华民族奋战了14年!
全体中华儿女额手相庆
锣鼓、口笛、铃铛……
凡能发出声响的
都是胜利的号角
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共同庆祝战争的结束
为和平止战欢呼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疯狂的侵略战争
给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
在文明史上留下极其黑暗的一页
抗战爆发,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
举校西迁,坚持办学,
和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在烽火硝烟中崛起,
被誉为“东方剑桥”。

当时的浙大学生,个个都是热血青年,
他们踊跃投入到蓬勃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有上前线和日寇展开面对面战斗的;
有组织战地服务团,服务于前线将士们的;
有参加各种抗日宣传队,呼醒民众的;
更有在战场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
今天,小编带你从浙大的老照片中,
回忆浙大人的抗战故事。

(小编从浙大档案馆摘录部分内容,更欢迎校友们补充)

1937年7月7日,驻守宛平卢沟桥的中国守军与日军发生大规模枪战,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浙大师生冒雨参加杭州抗日救国市民大会


浙大学生会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女主角扮演者为程为昭同学


浙江学生集训总队,浙大学生入队典礼


浙大学生军训动员大会


浙大学生军训,实弹演习现场

1937年12月,在中共浙江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组织和参加战时青年服务队等抗日群众团体,团结广大爱国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浙江的抗日救亡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1937年底浙西南地区参加抗日救亡的浙江大学部分女同学(左二起:张锡音、费恺、张小如、贵畹兰、顾钟英、 査如棠、程为昭、吴知茵、陈怀白)


1937年12月初,浙大14位同学参加抗日宣传队,后有张小如和窦祖麟加入,分坐小船两只,离建德浙大到金华上陆,后到丽水,参加抗日宣传队(姚凤仙过三个月后也去)。后来又分散到云和、瑞(遂)昌、松杨(阳)、庆元等县。自左至右,前排坐者:费渠华(恺)、陈怀白、查汝棠、吴知因(毕拱华之妻),贵婉兰、施尔宜(平)。后排站者:侯焕昭、刘礼敬、周佐年、周国俊、张启权(毕来)、毕季方(毕拱华之弟)、毕拱华(平非)、汪湘。(吴知因、毕季方非浙大学生,费渠华、查汝棠是借读生)。


参加东站场游击队12位同学:刘奎斗(电机系)、吉上宾(土木系)、汤兰九(电机系)、王家珍(电机系)、程羽翔(电机系)、洪 鲲(电机系)、丁而昌(土木系)、程民德(数学系)、黄宗麟(化工系)、虞承藻(电机系)、陈家振(土木系)、李建奎(化工系)。

参加新四军 奔赴抗日前线
与日寇厮杀 不惜献出年轻的生命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不久,段若青、虎罴、乔新民,曹煜亮得到费巩老师的掩护,悄悄地离开了浙大,到新四军抗大总校五分校(当时抗大在盐城),参加了革命。1941年12月9日,在苏东台县三仓河与鬼子作战牺牲的。当时他和曹煜亮在一个学生连队当副班长,带了六位同志和鬼子硬拼,壮烈牺牲!


虎罴

战地服务团的活动,在宜山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活动是1940年1月浙大战地服务团到广西宾阳前线的慰问活动(战地服务,直接参加抗战),包括前期的“大塘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吸收不同政治倾向的爱国学生参加(共77人,其中女生17人)。“拓荒社”的张哲民、周邦立、庄自强组成了该团秘密的核心小组,推选潘家苏任团长,庄自强任副团长。

浙大战地服务团于1940年1月8日出发,竺可桢亲自授予团旗,11日首批从宜山到达前线。2月2日宾阳失守,活动在昆仑关最前沿的服务小组,在枪林弹雨中连夜撤下火线,并通知后方同学退出战线,不少从宾阳绕道上林至大塘汇合,有的跑了三天才脱离险境。当时浙大已经迁往遵义,战地服务团全体团员于2月14日经宜山,在开学前赶到遵义。


战地服务团团旗


同学们在大塘野战医院,为伤员代写家信,分送纪念品,演唱抗日歌曲,护理伤员


抗战期间,浙大学生服务伤员


组织民众集会,宣传抗日救国

在那个年代,
浙大人和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胜利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73年过去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辈应当更加铭记历史,以史为鉴。

部分内容来自浙江大学档案馆

《张浚生访谈录》第十二章 居高思远 躬身力行

第十二章 居高思远 躬身力行

第一节 大学的党委书记要抓大事
  
  问:目前我国内地的大学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答:在我回到浙大之前,清华、浙大等一些大学正在试行校长负责制。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且党委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有关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
  我个人的观点,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实行校长负责制,名称不重要,关键是体制的功能和作用要明确.当然既然已经有了法律规定,就要依照法律来执行,来开展工作.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大学党委主要职责是,保证学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保证学校正常有效的运作,使得学校承担的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完成,也就是把握方向,统搅全局。
  在我们国家的大学里有党的组织,必然建有党委.那么党委起什么作用?经过60多年的摸索,现在应该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现在也有同志提出要改回到当年校长负责制,那么为什么要改呢?也应该要研究清楚。
  据我了解,当年在试行校长负责制的一些大学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试点的学校,党委只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只管稳定工作,而校长作为学校法人,只负责教学、科研等行政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学校的行政工作就分离了,就会产生“两张皮”的现象。

张浚生慰问参加军训的学生

  事实上,在学校,不管什么工作,党的工作也好,思想教育工作也好,教学科研行政工作也好,首先而对的是教职员工和全体学生,也就每个活生生的“人”。而党委只管做人的思想工作.校长1董事史学科研和日常行政工作.而不管人的事,那就是“两张皮”,因此,维护学校的稳定,涉及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事,当然是党委的职能.同样也是学校行政要负的责任.党委和行政具体工作应该是有分工的,也必须有分工.但是学校教书育人的目标任务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体制”不只是个名称的问题,首先是要把职能搞清楚。
  在我们国家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是赞成的.但必须明确哪些是属于党委的日常工作,哪些是扇子校长的日常工作。按照《高等敏育法》的规定,学佼的重大问题,例如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堂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学校教学科研改革发展中的兹大事项.必须由党委统一研究决定,然后由佼长具体分工负责执行.校长作为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应该在党委的领导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依法行使职权,对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最近我参加教育部巡视组的工作,在一些高校巡视和考察班子工作中也发现,现在有一些学校制度不规范,说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却用党政联席会议代替党委决策,或者干脆用校长办公会议代替党委常委会议.还有些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和党委常委会在功能上没什么区别,参加会议的人除了民主党派的校领导外,其余都是党委常委会成员。这种做法是明显不符合《高等教育法》规定的,也不利于学校人才培养和办学工作,因此必须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民负责制问ff!.这是事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课题.问z那么按照您的理解,校长办公会议和党委常委会又有哪些区别呢?答: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校长全面负3援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其行使的职权包括拟订一个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具体规章制度,包括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组织-个学校的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品德教育,聘任和解聘敏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外合作交流,等等事项。校长的这些职权应该通过校长办公会议或校务会议来行使。因此,校长办公会议是自校长主持召开的,研究和决策学校日常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实际上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而党委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集体讨论决定,少量tffll从多数.党委作为学校的领导核心,对学校工作负有领导资任、决策责任,其主要职责应当是把好方向,抓好大事,也好思路,管好干部。
  因此严格地说.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资制”中,“校长办公会议”和“党委常委会”必须分开,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应该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学校行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也就是涉及全局性的重大事情要Eh以校长为首的行政领导班子提出工作意见和方案,提交党委会集体讨论决策,由校长贷彻执行.一般的教学、科研工作,甚至于一般的人事工作,党委一般不干预,一些应该由校长负责的日常行政管理事务,就不应该拿到党委常委会上去讨论,同样.涉及学校办学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由学校党委常委会来研究决定@四校合并之后,我们建立了常委会制度和校长办公会议制度,2001年5月制定了几个重要的制度:《浙江大学党委常委会议事规则》、《浙江大学校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以及《学校党政领导联系学院制度》、《学校领导调查研究制度》、《关于进一·步精简党政会议的意见》等等,并且规定每周三是校长办公会议,周四是党委常委会.为·fl·么这么严格规定?因为周三校长办公会议一般的尊情已经安排了,有什么需要提交常委会讨论的正好周四开会。校领导中的民主党派成员,我们每一次都吸纳他列席常委会.虽然他没有表决权,但在讨论过程中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学校日常工作还是让校长办公会议讨论,由校长决定.一般来说规划、人事、每-年的财政预算结算这些重大的事情以及教学大讨论等重大活动,都是常委会上讨论的。应该说当时学校的制度还是比较严格的,包括纪要、记录形成之后都要我签字。
  我认为,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人员安排上,党委书记和校长也可以由一个人来担任.设一个常务副书记,负责日常党务工作,设一个常务副校长,负责日常行政工作,常务副校长也可以让有能力的非共产党员担任。这样,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作为主要领导,可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大鄂、抓主要工作,切实保证学校办学和人才编养中心任务的完成。

  问:现在有没有学校实行党委书记和校长是一个人兼任的这样构架?
  答:过去有过,现在不多.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少,大学的校长大多是由~些非中共的高级知识分子担任的,党委书记很多是由部队转业到地方的领导同志组任的。这些同志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环挠的考验,政治上都很强,但大学的具体业务工作不很熟悉.当然,在那个时期,也有一些学校派迸去的党委书记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原来业务就比较强.例如,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周荣鑫同志在浙江大学当领导时,就是党委书记兼校长.周荣鑫是高级知识分子,1937年就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经担任过延安中央党校的研究员和班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离开浙大后,还担任过教育部部长。后来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民陈伟达兼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也有相当氏的时间。陈伟达也是高级知识分子,1937年在上海暨南大学物础系读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两位在领导浙江大学期间,尊重团结知识分子,模范执行党的教育思想.在广大师纯巾问有非常好的口抑.我们尊敬的老校长刘丹同志,因为历史的原因,相当长时间以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身份主持浙大工作,为院系调整后直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浙大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也是一位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
  办好一所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觉得这种体制更可以把事情做好.只要肯学习,知识分子党员到大学里可以既当书记也当校长,现在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完全有可能逃出既愤政治义愤业务的人担任这个职务.现在也有过.党贫书记姥校长的四川大学的卢铁绒同志,就干得很好.张浪生陪同’E建华先生岛曦浙大紫金港核区当然.一所大学的校氏,特别是ffi点大学的校*·在1业界上通常地位都是很崇高的,我们国家许多著名大学的校民都是巾一些在于上会上有很高地位和1声辛苦,德高望重的人士和高级千音~来担任.倒此,现在我们大学的校氏,特别届满名大学的校氏,淄哪一些在社会上、学术上有很高声咆的,又具有很强管现能力的专业人士来担任,这当然没错。但是问题是,现在过于强调校长必须由“专家”或院士来担任,而忽视了某些专家管理才能和教育思想。因为,即使是“专家”,也只是某一个方面或领域的专家.就算是工科方面的专家,懂机械的也不一定懂电机,懂电机的不一定懂化工.懂化工的不一定做建筑,也是有局限性的.对于综合性大学来说,一个人更不可能是在所有学科领域内都是专家。
  况且,随着现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学科门类怨米越多,分工越米越细,专家熟悉的业务领域就有更大的局限性.因此.我认为,学校领导班子的人员配敛,还挺贝多地关性If个班子的知识结构和学习能力.特别是作为领导干部.除了本专业领域的知识外,还要有更广博的知识,起码不完全是外行,还主5具备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政价素质和业务水平,做一名合格的教育育家。

张浚生在学校给新生上入学第一课
  
  问:新浙大成立之后,作为党委书记,您是怎么抓工作的,可以讲一讲吗?
  答:可以。党委的工作总的来讲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调动各种积极因索,共同努力办好学校.一个学校方方面丽的工作,千头万绪,除了要处理的日常工作外,党委婆抓好2量大问题,关键的问题,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当时虽然还没有现在所说的“三E在一大”的决策制度的规定〈所谓“三室一大”就是重大问题的决策,Z重要干部的任兔,重要项目的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要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另IJ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但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决策之前多做调查研究,多了解各方面的意见,作出决策后,要检在贯彻执行的情况.在盘查督促.该哪一个人、哪个部门干的事,向他们自己去抓去干,不要过多干源。特别要注意学校是实行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俐的基本制度,许多应该由校长领导下行政部门去做的事,党委尽可能不要去干预。

  问:那一段时间,您认为哪一些重要的事情是这样抓的?
  答:在新浙大成立之后,我们明确提出主要抓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融合e因此,有关发展提高的事要作为大事来抓.譬如当时学校提出了“高水平、强辐射”,我还加了-个“重交叉”的工作要求。1999年下半年就提出要争取尽快成立高新科技园区,来为学校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创造条件.2000年初成立科技园区领导小组,随后成立浙大科技园区筹备小组和园区管委会,并提出要主动参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了达到培养高水平学生的目标,1999年底就提出筹建笠可帧学院,而且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提出了高水平的要求。提出要建设基础郎,就是因为提出了建设基础郁的要求.从而导致2000年10月经教育部同意、省政府批准立顷,2001年开始紫金港新校~的建设,才会有了现在这个紫金港校区。
  2001年决定召开“浙江大学2001年教商工作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历时近半年,分为词选研究、研讨交流和总结落实’三个阶段扎扎实实地开展。
  比较全面地对学校的教育事虫学工作进行了总结研讨,将别是对一所研究型大学如何抓好本科教育研究得比较深入.党委的工作除了起到领导核心作用之外,还要起到组织保障作用,特别是要抓好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党要管党.1999年学校就成立了两课领导小组,我和分管领导负货,还专门和两谍任教教师座谈如何搞好两谍放育,到j课堂去听过谍,还亲自为同学作形势报告,上党课.学校党委的理论中心组学习质结都比较高,每次学习者在安排专人作中心发言,就一个主题开展讨论。近一段时间我在一些高校巡视中发现,有一些高校理论中心组学习或者基本没有,或者流于形式,很不以为然。我者在向他们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特别是保将学校的稳定和校园安全,更是要常抓不懈。在此期间按照上级部门的规定,我们还开展了“三讲”教育和“保持共产党员先遮住敬育”的试点工作。

  问:我们好像还记得您作为党委书记还曾被授予党建的思想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答:是有这么一回事,是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联合发文授予的。在授奖会上,李岚清副总理还深有感触地说:"刚才我给浚生同志颁了个奖,四个大学合并非常稳定发展,很不容易,我们国务院两个部委合并都非常困难。”据说,因为那时他正在抓国务院机构的精简工作。

  问:在开展这些活动中,您自己有什么体会?
  答:不论做什么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大家都会讲,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例如开展“三讲”教育,当时我刚从香港回来就听到有人说,-些单位在开展活动中,领导班子成员的分析检查报告要写成:首先是把自己批评一通,我不是人,然后写到为什么不是人,再写到以后怎样做人才通得过,这怎么行呢?!这和过去搞“四清”运动有什么区别。我说我们浙大搞“三讲’p绝不能这样摘,通过“三讲”教育,要讲出1f肉,讲出干劲,讲出网络.又如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位教育试点工作.我们就在教育部检查指导组的帮助下,凝练出“党员争先进、学校创一流”这个学习实践载体来开展学习教育活动,这和现在提出的“围绕中心抓党淫,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意思也是-致的.因此,不管做什么事,-定要实事求是,做工作耍,讲求实效,只是铺摊子.提口号,做政绩工作,摘形象工程,这样本身是党性不强的表现。一个领导者一定要做到言传身放,要别人做到的事,首先要自己做到,要别人不傲的事,首先要自己不做.问z中国的大学经常被一些专家和学者批评过于“行政化”,您能和我们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吗?答:关于大学“行政化”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已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最近1昆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也明确地提出,大学要取消行政化.大学不婆摘行政级别。刚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最初提出要逐步取消大学的行政化,后来讨论过程中觉得“逐步”两个字不好,于是把“逐步”两个字去撼了,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股近人事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当中也明确提出“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学校、科研机构、医院等去行政化,撤销行政级别,我很赞成,但是现在行政化已经制度化了,如何取消,做起来又很复杂,不是一个讲话,}个文件就做到了,因此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首先应该明确“大学去行政化”的含义和表现形式.所谓“大学行政化”,它的含义很多,我理解,至少包括两种有联系而又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政府部门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政府部门对大学的管理存在定位不准、职能缺位或越位的现象,在管理方式上更多地依赖行政命令的手段,而大学作为独立法人和办学主体,依法应享有的人事、财务、学术等方面的自主权米能全面落实,办学自主权受到限制。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主要表现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的失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例如,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权力过多集中在学校-级.管理童心偏离且效益低下,行政机构麟肿,职责不清且应变能力较差,二级院系设置过多,学术管理跨度太大且效能不高,管理建念和方法陈旧,应对不了复杂多变的形势.张?盘坐在除夕夜与学生-起包饺子问s您认为应该怎么来解决大学行政化的问题?答:我认为,首先要处理好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学校、研究所本来就是一个学术机构.不必婆有什么行政级别.”文革”之前.学术机构、大学都没什么级别,教授就必敏役,锹师就必敏师,R.·f部就按照|.音~系列刑’迁”以来娃几级教授.当了校l王还是几级教授s原来是从行政干部过来的,先前是几级干部当了校妖还是几级干部.周荣鑫同志Jill浙大米当校民书记,原米是络工部副部伏的级别.来了还是这个级}llJ.现在把学校作为政府、行政单位对待,分等级,学校的领导也分成三六九级.大学的校长、书记有些是副部级.有些是厅级,但是没有iF.部级的.钱记得新浙大成立之际,9月15日那一天开大会.晚上请客人吃饭.有一位大学的负责同志就发牢骚说:我们也不知道干部这个级别那个级别.因为以前大学党委书记都是教育部党组任命的,而我阴为1987年就是中’lJ干部,后来还是新华社香港分社i;iq社伏,所以我回来要支持浙大工作时,陈至立同志就说过.我的任命遇到了困难,因为我们教育部党组无权任命你。据说后来教育部党组与中央组织部商量一个变通的方法。因此,我到浙大担任党委书记,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任命的。后来教育部确定12所高校党委书记都由中央任命,后来又不断增加,据说现在已达到35所,书记校长任命时都明确是副部级。
  为什么要定这个级别?现在又说要取消,有没有认真地研究过.形成现在局面是我们体制上的混乱造成的。学校的机构变成了管理部门,大学应当崇尚学术,不是追求名利、官位的地方。但是现在“唯官”、“唯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大家都想做官,文化、艺术、体育、作协、科协都要有级别,大学很难独善其身。一个教育部的秘书到某一个学校,全体校领导要到机场亲自接,还要献花,不是因为这个学校的领导“自贱”,而是因为他要讨好你,财权、人权都在上面。
  真正要去行政化,首先要弄清楚行政化是怎么来的,政府对大学的管理不应该通过对大学定行政级别的方式来进行,也不能依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应当更多采取财政、法律等宏观调按手段,应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依法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规范和减少对学校行政审批的事项.引导大学按照教育规律,面向杖会依法办学。

  问:您讲的这一点确实很重要,但问题是,现在大学内部的管理越来越像政府,学校行政化了,这对大学发展有利吗?
  答:现在的确是有这个问题,由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也由于现在有些大学的主要负责人被任命前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当他走上校长或党委书记的位发.就会把他之前在行政系统或其他系统工作过的理念转移到大学管理上来.某种程度加剧大学行政化的趋向。
  另外,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一些高校行政人员甚至学术专家对行政权力也情有独钟,社会也往往根据行政级别、行政权力等因素去判断一个大学教师的价值。因此,导致现在大学里的很多专家、教授热衷于做官.当然,就一个社会而言,“宵”总是要有人傲的,但一个国家,有太多的人热衷于“做宫”就不是好事情。最近据有关报道,《中国青年报》笛做过一个调查,说有70%的青年人热衷于当宫,因为当官有权有利益,这不是好现象。中国的科技落后.有很大的~个原因是封建的时期太民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为什么?是为了{故宫。中国在明朝以后,有了从事科技的人,但只是“另类”,不是主流,主流就是“读书做官”.我曾经做过一个“脱雍乾时代中西方科技发展对比”,对中西方科技发展进行对比研究,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学方面的情况,以自然科学史的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其实脱雍乾时代是中国真正走向落后的时期,所谓康雍乾盛世,正是掩盖了中国的落后,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那个时候西方的一些社会精英们在干什么,中国人又在干什么。西方产生了大量的科学成就,中国只有极少的两三样东西.西方国家数学、物理学、化学方面的划时代人物牛顿、菜布尼茨、拉瓦锡和中国清代的纪晓岚差不多都是那个时代人。牛顿生于1643年,为明万历十六年,$子1727年为消雍正五年§拉瓦锡生于1743年.为消院院八年,卒于1794年.为就险五十丸年s纪晓岚生于1724年为清雍正二年,卒于)805年为消荔庆十年。牛顿的《光学》讲稿完成于1670年,即康熙九年总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部完成于1684年至1685年,为康熙二十三、二十四年5拉瓦锡的《化学基础论》成于1789年,即乾隆五十凶年.正式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纪晓岚除了主编四库全书,写了一本《阅微尊堂笔记》,记的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鬼怪的事,他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写作?纪晓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太清楚“文字狱”了,所以只能用这样隐晦的方法表达一些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然编辑出版《四库全书》对历史文化事业也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当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埋头研究四书五经.歌吟风花雪月初向帝王歌功颂德的时候,西方的知识精英们却在发展近代科学技术。为什么会这样?这种现象究竟对社会发展有多少好处,意味着什么?很值得我们曾在息。
  因此,我们只有正确分析和认识产生大学管理行政化的成因,才有可能解决这一难题.我认为,目前需要改变和确立大学内部的治理框架。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互之间不能出现越位、错位和失位。现在以行政权力决定学术资源调自己、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决策的现象必须解决.一要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界限,严格限制行政权力的放大利对学术权力的干预.大学内部管理衙门化、行政化,这是学校里的老师们最反感和绿有意见的。当然有时候改也很难,因为体制是这样的,学校的每个行政部门也都有对应的上级部门,它只能这么傲。我们也不可能从某一个学校的角度采取消什么、不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强调”,强调行政部门要为教师服务、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学生服务.二要确立和尊重教授学者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作用,积极结造尊1fi学术的大学文化。三星哥王室主在立和j,规范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相关制度,充分保陈大学敛师和学生的叙利‘把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

  问:大学的考核制度也是个问题,很多专家批评这种考核制度不利于学术创新?
  答:现在大学的考核不是个好办法,有很严重的弊端,这我心里清楚.文化艺术的繁荣需要自由探索,教育、学术也是这样.创造知识要有创造力,主要有对新事物、对学术的追求,要允许“胡思乱想”,允许失败。现行考核制度是··记工分式”的管理办法,不利于学术创新.我们明知不对,但是全国大学都这么傲,我们也只得这样做、实在无奈.这样的考核制度对懒惰的人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更多的是消极的作用。所以去行政化.一是要从国家层面、从理念上改变;二是要从政策上改变,改变具体的做法。

  问:浙江大学四校合并之后,社会上比较公认的还是它的理工学科。近十年间,农学和医学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您曾经担任浙江大学文科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您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困难在哪儿,“出不了大师”的原因又是什么?
  答:“出不了大师”这个问题要分开来讲,-是学校的敬师能否出大师级的人物.二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能不能出大师级人物.如果就老师来讲,我们要尽可能延聘大师级人物来校任教,“名师出高徒”,还要创造条件使一些人能成为大师级人物。就教育来讲我们要为培养未来能成为大师级人物打好基础.我先讲讲浙大文科的问题.这个问题首先要看看浙大的历史。纵观老浙大的历史,师资力量最强的是笠可锁任校长的那段期间,大约十多年的时间,那时出成果最多的是理科,其次是农科。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浙大只留下了工科,同时并进了厦门大学、之江大学的一些系,除了60年代初有一段时间归属浙江省之外,一直是教育部部属院校,资源相对比较丰窟。农科力量保存得也比较多,集中在后来的浙江农学院。只有林业学科调整出去,到了东北林学院,而东北林学院就是在老浙大林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老浙大自己的文科底子,与原来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比,本来就是相对比较弱的,像夏承焘、姜亮夫、谭其骧这你的大家本来就不多。法学原来也是不错的,后来没有了。历史学在宋史方面的研究也是不错的.这是浙大历史的状况。即使是这样,并校之后文科的发展还是不错的。经济、管理、法学,都有了很好的发展。现在学校的卡特中心(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民营经济研究在国内有重大影响,卡特中心可以说是综合交叉的中心,经济、管理、农业农村建设交叉在一起。从学校来说,希望每个学科突出重点,有所发展.并校后不久,也就是在2001年,学校开始实施“文科腾飞计划”,启动人才引进与培养工程,椎动学科交叉创新,优化学术发展环珑,着力打造文科品牌等等,当时学校制定了文科发展规划。2003年,还专门成立了文科发展领导小组,我自己当组民‘还发了8号文件《关于促进我校繁荣和发展文科的若干意见》,重点提出“名师、强所、精品”建设工程,要求。经过5-10年的建设,使我校的文科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总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总体建设目标,其中还包括强所建设、学科建设的具体方向和目标.2003年4月,我们还开了浙江大学文科大会.时任敬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专门在会上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仿定了新浙大成立以来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和活力,在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认为,浙大领导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是重视的,措施是得力的,浙江大学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路是清晰的,富有成效,特色和优势也日益凸显。
  在那次会上,我也谈到了文科发展的问题。我说,发展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uf或缺的一个环节,是推进科学整体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定要充分认识人文社会学科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的重要作用.我还重点谈到了在新的时期姿加快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处理好五个关系:当前l与长远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文科与科技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集资仁副部长听了也很赞赏我的观点.还专门记下来,会后跟我进行了讨论。
  学校一直十分重视文科的建设,但是学校文科底子比较弱,基础比较差,要发展,不能急.在一所综合性大学,文科的发展一方而是学科本身的发展,如何在学术研究上创造优秀的成果s另一方面就是如何在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第二课堂,一个好的讲座,有时候会对一个人的成长起到j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一辈子.文科的思维是综合发徽的.我们国家的敬育太早地文理分科,这也是不好的.建设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导者要心底无私,要有全局观念,要震视学科领军人物的培养和引进.一个学科的发展,领军人物非常重要.文科的发展关键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工作,领军人物引进了,认准了,就要好好培养,要为他创造环搅,解决困难,支持他的工作.包括舆论上的支持,不要让不干事的整了干事的,不要让水平低的整了水平高的.现在“假文凭”现象社会比较关注,但“真文凭假水平”的现象更要引起重视。因此,发展文章斗,-方面是要采取措施,引进、培养有分蠢的学者;另~方面,文科的教授也要一起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提高在本学科领域的影响力,同时,也要积极向学校推荐、引进优秀学者,打选优势的学术团队.文科建设经费比较紧张,这是事实。我回到l浙大之后,筹到的第一笔捐款100万元人民币,就在文科设立了一个文科基金一-侨福建设基金.后来,一个浙大的校友张克夫,向浙大“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也捐了100万元人民币的基金.还有一些奖学金,如黄乾亨、黄英豪奖学金,姚连生奖学金等也都设在文科学院.当时我们聘请高尚全、王洛林、李龙等著名学者担任我们相应学院的院长.李龙被授是专职的,引进了林来梵教授,聘请了王蒙、谢晋、张艺谋等名家为学校的兼职教授,还曾争取童兵、陈逸飞等学者加盟我校传媒和艺术学科。在我任上的这几年,学校在文科的学科建设上投入几千万的资金.还用邵逸夫先生给我的“嫁妆”建了艺术大楼。据说,这几年文科技人就更多了。我始终认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没有一流的人文氛围、一流的人文社科科学研究、一流的人文社科通识教育,就不可能成为一流的大学。早在筹建过程中的1998年7月到各校现场办公迸行调研时,我就曾有关座谈会上说过:关于人文社科建设,新浙大要加强,而且要摆在突出的位置,我们不会因为主要领导出身理工科,而忽视人文社科工作。

张浚生和曹光彪先生一起签署捐赠协议

  至于说“出不了大师”问题,不仅是文科,就是自然科学也一样,这是全国性的问题,钱学森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与彼育制度、二号核制度、评比制度辛苦切相关.也把现行的院士评议制度,对熔养、产生尚创造力的人才哪是很不利的。有-些制度;在~定时间是起一定的作用的,比如院士,有相当)部分院士是为国家作了药;要贡献的.特别是一些老院士、老学者真是道德商尚、学术稍湛,令人尊悦.但是nc现在的评淄办法.不一定能边上有过去老科学家那样水平和人品的人,尤其是]!.(余到国际上去比较,看着水平是在哪一个档次。国家给了院士很高的待遇,名誉、地位都有了,有些人就不做工作了.巫然科学院、工程院对学术巡德作了很多明确的规范,但所谓“精规则”还是在起作用.··冲院士”成为一些人的人生目标,他们追求的是…个头衔、名誉、地位,并不是潜心于学术,潜心于创造.所以说,能杏出“大师”,是和国家政策、人才制度、评价体系综合在一起的.现在我们国家所谓潜规则,无论是政界也好,学术界也好,真的像《国玉的新衣》那样,许多人都知道,都看到,但是不想说,不愿说或不敢说.这真是麻烦事。

第二节遇到问题要敢于面对,这是我的原则

  问:大学.集的是为学术而来的群体,而“党委书记”的职务有很多欢治的职责要求,这两者会有矛盾吗?平常您怎样与教授们交往呢,尤其是对治校方略持不同意见的教授?
  答:大学是教书育人的机构,也是科研机构。教师是学校的主体,不管是过去的老师还是现在的教师,绝大多数都是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学校对于教师,一贫强调的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广大教师也确实是按这个标准和要求在工作的.因此作为党委书记,更应该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高教法的重要求,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货彻执行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和规定,这些职责与学校的主体,tli.就是教授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党委书记的职责要求与教授不同,但都是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敏育方针、政策能顺利执行,保证学校的各项工作能正常运行,保证国家社会赋予学校的责任能很好地承担起来。
  作为党委书记,对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的领会应该更深~些,不能要求每一个教授、教师都一样来学习、讨论、贯彻中央的文件要求,但精神是一样的,总的任务是一样的.问2有人说,教授们通常只有在全校开大会的时候才会见到在台上作报告的“党委书记”,那么党委书记怎样才能掌握真实的校情?答:如果一个党委书记只有在台上作报告的时候老师才能见到,这是不正常的.像浙江大学这样几万人规模的大学,教授、副教授就三四千人,党委书记不呵能认识每一个教师,每一个教授,但要尽可能多地创造条件、利用各种机会与教师接触.党委书记不能只盖在开会和教师们沟通,而是要通过具体的业务工作与教师们接触、沟通,建立联系.浙大有一个青年敏授联谊会,三四百人的规模,每一次活动我都去参加。我明确说过,管年教授中,如果有100个能做出重大成果.学校的工作就有希望.浙大还有一个女教授联谊会,我还是这个联谊会的名誉会长,她们的活动我也都参加,平时更多的则是到学院去“走”,包括我自己的学科,-个一个学院去,下去走得多了,教师就认识多了。当时我的办公室电话是公开的.在学校的电话簿上可以查到,教授们有什么事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记得四校网。合并的时候,有}次我去华家池校区调研,老师们一坐下来,七嘴八舌,都有意见和不满,现场的气氛很紧张。开始我一室耐心解释,四校合并之后工作千头万绪,不可能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有些地方没照顾到也是有的。但个别数师俏绪仍然很激烈,有些话说得也不怎么礼貌,对于有些意气用事的发言,我很不客气地说,学校的工作不可能哪一个学科、哪个学院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意见可以讨论,但是用过于激烈的口气来谈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听我这么一说,个别教师也觉得过分了,事后还向我道歉。在这种相互尊重、平等气氛中交流,有助于建立信任,解决问题.有一位老先生,九三学社的,对学校的学科建设提了很多意见,有书面的,有口头的,我辛苦了之后,感到这位老先生有些建议和意见很中窍,我不仅去他实验室,还去他家里,交谈得很好,好的意见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都采纳了.党委书记联系教师,应该更多地从他们业务工作中给予关注、关心,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工作中的困难,特别是教师在科学研究中的有些好的苗头,发现了就要重视,认真去抓.一个新的发现是很难的,往往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产生的,坚持做下去.就有可能形成创新成果。这时候,我们就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这才是高水平大学领导人应该做的。对创新的苗头,我们及时给予关注、重视和支持,就会激励教师的创新思想、创新意识、创新观念,这比做多少报告都有效.过去笠可锁校长就很重视为教师提供好的条件、好的设备、好的环境.有-次.我在《科学时报》上看到我们化工系的几位教师在做有机半导体的研究中有一新的发现.“光学极性反转气~开始这些老师自己也不相信,以为是测试错误.再三做实验,确定是个新发现,才把论文寄出去.这篇论文光审稿就审了两年,科学的事就是这样,妥非常慎重.看到这篇报道.我就到化工系去看望他们.听了他们介绍之后,我也很激动,搞科研工作的人都知道,一个新发现是非常难得的。尽管这个新发现的机理一直到现在也还是没有销消楚,除了对他们得到的成果表示祝贺外,我还帮助他们找了光科、物理的老师来一起讨论,看着有付么办法可以在机理上、理论上加以解释清楚,同时我还应邀去参加他们博士生的答辩会。
  还有很多我们自己培养的青年教授,在国际同行中就已经有很高的声誉了,学校就应当关心他们,为他们的工作创造条件.f:象何赛灵教授,从瑞典回来,教育部首批长江特聘教授,工作上非常投入,但为了实验室的问题,我都为他跑了两次,才落实下来.在合并筹建的时候,我去看了几位院士,化学系的沈之荃院士,一间办公室是几个人合用的,连个电话都没有。一层楼安一个公用电话放在走廊里,来了电话谁主要了就大声地叫.然后冲出去接,我看了心里很难受。新浙大成立大会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沈之茎院士装一个电话,落实一个办公室。低温专业的邱利民教授,在低温研究中不到30岁就获得这个学科的国际奖林德奖,他再去德国进修时,我还设宴欢送他.现在在学校里也工作得很好.不少教授在出国进修时,我们都不断保持联系、沟通。
  我在大学念书、当教师的时候,浙大的党委书记、校长和教授们接触是很多的,当然那时学校规模比较小“比如刘丹同志,几乎每一个教授他都认识。周荣鑫校长来到学校的时候我们刚毕业,晚上很多教师在实验室工作,他经常晚上到实验室来看我们.他们与知识分子的沟通是没有障碍的。这是浙大的传统。

  问:素质教育巳经说了很多年了,但似乎不见什么成效,您认为是大学的责任还是大学前教育的影响?
  答:也不能说没有成效。素质教育是教育的重大问题,涉及到从幼儿园、小学、大学-整套教育过程的问题,什么是素质,素质包括哪些方丽内容,如何培养、如何达到,现在确实很值得研究。素质起码应该包括思想道德、知识、能力这几个主要方面。特别是能力方面.我想讲讲创新能力问题。
  在浙江大学设立浚生贫困学生助学基金

  四校合并之后,学校提出“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一流大学.创新型大学不光是我们的教师奖有创新忠维.能出创新成巢,很重要的还包括我们培养的学兰le~有创新的:g:识.大学是育人的地方,现在在校的学生,毕业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沉地国凉的地说人才,如果他们没有很强很幻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那么高水平大学的教育不能说是成功的,也不是-所真正创新型的大学.大学~瑞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所谓创新怒识或创新型人才.就应该是个具有独立思考的人,是个充满好奇心,表现出非凡想像力、洞察力和具有很强逻辑推理能力,丛能独立发展的人才.因此,我们就要在敏在1~养过程中设计一些基础训练,让学生知识面、视野更r·削.1象浙大这样的综合型大学.交叉综合也很1li:要.现在学生的主要问题是理工农医学生的文科知识很少,问样,文科学生的理工科知识很少”J占中的朋因之-;陪我们初级、中级教育的制度中有不少问题.现在还在争论高中分科好不好.我是一直反对商巾分科的,向中一分科,第初中那点基础肯定是不行的。理工的文科的知识就很少,文科的理工的知识也很少。
  现在的教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应该对激育的功能做认真地分析,涉及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究竟应该怎么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有一句话说“教育观念落后”,究竞落后在什么地方。对教育功能的研究做得很不够,有些专家批评我们的教育体制,学前和小学教育是“听话教育”,中学是“分数教育”,而大学则是“知识教育”。这种“有书可对”的教育方法和考试方法严震束缚了人才的创新思维。
  因此,我们应该提倡研究式的教学、探究式的学习,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支持和鼓励学生提出“莫名其妙”的问题,勇于标新立异、大胆实践,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开拓意识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我很主张在大学搞第二课堂,多开讲座,一场好的讲座对学生的影响和从中受到的启发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让我想起2009年发生在学校召开刘丹老校长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那件事。当时在会上有一位学生代表发言,这位发言的学生在引用孟子《大学》的话“博学之、审问之、镇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最后三个字宽念成了“马行之”。这还是一个博士生,在浙大读了十年的书!“笃行之”变成“马行之”,这不笑话吗?看到这个情况,我难受得不得了!这件事,第一说明我们文理分科分得太早了,培养的学生文化综合素质太差.这样培养下去,将来会出更多笑话;第二说明现在的学风不正.在这么严’饰的纪念大会上发言,事先不研究不认真准备,随随便便上去就讲,而且文不对题。现在有些学生的活动,一些学生发言,华丽的辞曾在不少,套话也不少,但出自自己内心的话不多,这不是好现象。讲到这里,我还想多说几句。我完全不同意有些人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同的教育事业说得一无是处,特别是高等教育说得一元是处,应该说还是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也的确存在很多问题.看不到J成绩是瞒子,听不得批评意见是聋子,瞎子和主辈子是很难对话的。
  问:学校领导不会有很多时间直接接触学生.您认为怎样才能掌握和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答:在大学当领导,首先要明确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指导培养学生是自己最主要的任务,要时刻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在学校工作,你的心里就必须时时刻~J装着学生。
  对学校党委来说,我们的工作重点-定要放在教师、学生身上,我们要为教师、学生揭尽全力服务好。
  回到浙大工作以后,小孙调到我身边工作,我给他专门交代过一条:老师、学集来找我,千万别挡驾。时间再紧,2006年张泼盒参加“稽纳西子湖”活动见一面,珊几分钟也好,不要挡辈子。对辈辈通师生来说,想要来见…次学校的书记、校长,常常是要直在足勇气的,不要让人家失望而归。
  在学校,领导接触和联系师生还有一条很好·的路径,就是经常参加各种学生活动,不管是本科生或是研究生的活动,只要有时间,都要尽量安排参加。平常时阅,学生确实很少能接触到我们.参加活动是跟同学接触交流的很好机会。还有一条,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给我的来信,都不交给秘书处理.而是我自己拆自己囚。白天没有空.晚上抽时间看倍、复信.从这些信里可以了解很多情况.听到很多建议,也可能会有一两封来信口气不太容气,这也不要紧.有一次,华家池校区的一位老师给我写信,说是原来华家池图书馆楼上的电脑室,被挪用做了录像放映室了。他第一次来信,我把他的意见转给了有关部门,但没有用,没人去落实,这个老帅·又写来了第二封信,言击事就比较激烈了,我想应该自己去看看。有一天晚上.我和小孙就到华家池校区图书馆去看.开始大门管理人员还不让我上去,我只能自报了家门.上去一看,真的是这样,把一部分学生上机实习用的电脑房改做了录像放映厅,辛苦-敛录像带收20元。这个电脑室是让同学来上机练习的,这样做明显违反了规定.这下查实了,有关人员没了托词,责令他们立即改回来了.还有}次,也是华家池校区的一位学生来信,反映搞基建时把女生浴室给拆了.夏天杭州热得要死,女同学没有浴室怎么行?这原本是很小的问题,肯定是没有人管才会反映到我这儿来的。我也自己跑到i华家池去看,果真是这样,女同学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浴室用了,实在是有点过分。我当即就批评有关同志,立即解决这些问题e类似的事,别看当时是小事,但具体落实到老师、学生个人身上就是大事,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就不利于学校的稳定和发展。
  碰到j问题不回避,不绕道,敢于面对.这是我的原则.我当书记时,学校有大的事件发生时,只要有可能我总是赶到一线,了解情况,亲自处理.学校太大了,有很多事,不深入下去,就不可能掌握完整的信息,有问题主要及时处理.有矛盾要及时化解,不要搞得积重难返。在学校,食堂事关学生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也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那时候我最怕的是两个时间段的电话铃,一个是半夜12点以后,一个是清晨。因为这时有电话来,多半是出事了.有好几次是接了电话,得知学生在外面出车祸了,我就半夜赶到医院。
  还有一件事,那天我刚好要去宁波参加曹光彪先生永兴光学公司的奠基典礼,结果早晨6点多钟打来电话,说湖滨校区有学生食物中莓,童苟絮副书记与卡凡孝副校长已到现场处理。当时我正在去宁波的路上,-亘在想这件事情,不断去电话了解情况,后来据说是有二十几个学生发生食物中霉了。当时,我的东已经开到了高速路口,我想想还是放心不下,在车上给曹先生打电话说明情况,告诉他我去不了宁波了,返回来赶往湖滨校区处理这个问题。其实食物中毒的二十多个人中,只有四个同学是浙大的.原来新尘报到之后,他们在学校外面一家餐馆吃饭,餐馆蔬菜上的农药没洗干净,导致了食物中毒。那一次的食物中毒有几个学生很严重,我们马上决定到上海去请了医生来会诊,由于学生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

  问:1999年浙大曾发生过一起浙大学生与日本留学生之间的冲突事件,这件事在当时很轰动.起因是什么?是如何解决的?
  答:那一年的5月8日,北约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个消息传出后,学生很愤怒,开展了一些抗议活动,但都是在有组织有纪律下遂行的。
  学生还在校园里贻了很多海报、标语,抗议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10日傍晚,在浙大西溪校区的日本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发生了摩擦,起因是10日傍晚,浙大西溪校区两名日本留学生在留学生楼下踢球时,多次将球故意踢到一些中国学生张贴的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标语上,并还撕扯标语.当几名中国学生与他们理论时,日本留学生还脚踢中国学生,这激起了中国学生的义愤,很多同学围了过来,越聚越多。
  当晚6点左右.卡凡孝副校长在现场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正在处理这件事,应该会处理好,通报我一下,但等到8点钟左右,还没有来电话说事情已处理好,我深知不好,马上赶到西溪校区现场,那儿围着上千人。我到了以后,用手提麦克风对同学们讲话。我说,这件事首先是日本留学生的错误,主要他道歉是合理的,这也是爱国的行动.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留学生已经无法再出来,大家一定要冷静。请同学们先回去,学校一定会严肃处理此事的.但学生不听,不肯离开。
  后来,学生越聚越多,最多的时候有4000多人.同学们争论着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日本留学生拉到礼堂里道歉.我知道这么傲是不行的,这么多人,这么激烈的情绪,日本留学生一露面,场丽就会失控,出什么事都有可能。这时,留学生宿舍被恼得水泄不通,这个宿舍连着校区保卫办的办公楼,二楼有一个走廊迄辛苦,日本留学生当时在保卫办的办公室里。情绪激动的同学们}次次往上冲,把保卫勿、窗门上的玻瑞都打碎了,墨西的人只好用桌子椅子挡着窗口。那一天我们学校所有副书记、副校长都到了现场,一起做工作。
  这一天晚上真的是很“难”。这个“难”不是怕这些学生会对自己怎么样。对我米说.他们都是孩子,就跟向己的孩子是一样的。他们是在维护心中一个神圣的理想,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祖国受到了侵犯。这样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我所:m心的是,他们都是热血青年,在如此激动的情绪下,有可能会有过激的行为,如果稍一不镇出了恕,就是一件大事。如果伤害了日本留学生?,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就太大了.对于正在处理的北约轰炸我大使馆这件事会遇到很大麻烦。同时还要尽量保证我们自己学生的安全,他们烧拥地冲士连接走廊肘,我就怕天桥走廊煽下来,伤了学生。当时真是难啊1问g听说当时您还有伤在身,是真的吗?答:就在几天前,那个月5日我去北京向教育部汇报工作,在杭州机场的时候,机场的一个下水道的荒极坏了.我踩到上面.盖板翘了起来,把我掀倒在地上,当晚到北京后俭聋发现腕骨科衍。在北京开究会,7日回到了杭州,到l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一检查.才发现不仅腕骨骨折,肋骨也骨折了,'*生给手上打了软石猪,肋骨元法处理。当时疼得相当厉害,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不能转身,躺下去的时候还要让我太太扶着我躺下去,只能平躺,半夜起来在腹部垫上枕头睡觉.早上起床,也要扶着才能起来。
  10日晚上我一手拿着麦克风讲话,一手按住胸部以减轻-点疼痛,可以说是“声嘶)1竭”了。但同学们对我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一定要强行冲进去找那个日本韶学生,当时情况非常紧张。团委和学生会中的一些干部知道我的肋骨断了,每当学生冲上来的时候,他们就保护在我旁边,防止冲上来的学生挤到我。
  开始我一亘在讲道理,但有一些学生在下面I开始贼”张泼坐下谍”,我刚从香港回来不久,还不知“下谍”是什么意思,后来义喊“汉奸!卖国贼!!”这一下把我给气得不得了。我敲着栏杆大声地说.“已经给你们解释过多少次了,学校会严府处理此事的,你们还说我是‘汉奸、卖国贼’.你们知不知道在香港,我和英国人西对两斗争了13年!?”讲了这个话,还真是起了点作用,学生们安静了一些。

  问:我们听说当时浙江省领导也到了现场,还调来了武装警察?
  答:省里先来了两个领导,省委副书记周国苦苦和副省长鲁松庭,他们守在学校的会议室里,我过去给他们汇报情况.学生这点很好,我每次走进走出穿过人群时都给我让一条通道。省公安厅的人也来了,有近2000入,是便衣武警。省公安厅的一位副厅长到现场看到情况有点急了,说是不是考虑采取措施驱散学生。我说不行,现在必须保证两点:一是要保证日本留学生的安全;二是不能伤害到我们自己的学生。我那天说得非常明确,决不能伤害自己的学生,我进进出出做工作,做解释,就是学生把我打死,也不能伤害自己的学生。之所以说这个话是因为这期间我们曾调来一部交通宣传车,我在车上用喇叭向学生解释时,有三块大石头砸到我坐的车的车顶上。
  正在这个紧急时候,省委书记张德江的电话来了,他十分关心,询问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周国富同志告诉他还没解决,公安厅的同志提议采取驱散措施,张浚生同志不同意。张德江同志非常清醒,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不能那样做,他马上就过来。
  不久张德江同志.还有省长柴松岳,省委常委、秘书长吕祖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从军,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俞国行等都来了。他们来了之后,在学校会议室我向他们汇报了情况。张德江同志说以学校的名义先发个通告.又询问我是怎么向同学们解释的.我讲,第一这件事情是日本留学生引起的,是日本留学生的错s第二学生姿求日本留学生道歉,是正当的,是爱国行为,但是现在需要冷静处理,不能这么冲动,让同学们先回去,学校会严肃处理的。张德江同志说,行,就按你讲的意思,用学校名义发布通告。
  这时李从军同志下令调来一部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我跟他们商量说,我用高音喇叭宣读浙江大学通告的时候,声音会很大,在东坪上坐着的学生肯定会回过头来,趁这个时候.你们赶紧把日本留学生带走。大家商量了一下,觉得可行.于是,我们就把李子开到学生前面,我坐在车上大声宣读通告,他们就趁机把那个日本留学生给带走了。那个日本留学生本来是光头.还给他戴上了假发。一会儿,学校保卫处处长冯时林跑过来悄悄告诉我已经把人转移走了.这个时候,我才放下心来.天也慢慢亮了,各个校区的辅导员、班主任也都陆续过来了。因为折腾了一个晚上,有些学生陆陆续续也离开了现场,但最后还有200多名同学,坚持在那里,我们就和在场的老师,把同学们一个一个拉起来,劝他们走。
  大概到7点钟左右,同学全部散去了.食裳烧了两大锅商务,送米给大家吃了.吃了之后我们回到玉泉佼区立即召开会议,首先决定将这名日本留学生开除,-个外国留学尘不尊重所留学的国家的民族感情,挑起政治事件,怎么可以容忍。并立即将这件事向教育部报告,再者就是判断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
  11日下午,学校的开除通告和那位日本留学生写的“检讨书”同时在全校进行广播.就在10日半夜的时候.大概两三点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得知此消息.已经派人来到杭州。他们知道我们已经把这个留学生送走了,非常感谢。我们宣布开除这名留学生,他们也没有任何意见。事件处理结束以后,我们才回去休息。

  问:这件事涉及外国人.肯定非常敏感.不知道事后各方面有些什么反映?
  答:Jl日中午我们向教育部作了报告,陈至立部长很赞同我们的处理方法。我lilt陈至立同志打完电话之后,新华社浙江分社的记者也来了,我把整个事件的过程告诉了记者。记者回去之后马上发了稿,新华总社也很快以一条“破坏声讨北约殴打中国学生浙江大学开除一名日本学生”的电讯向全世界攒了。后来日本领事馆有点小意见,说是“我们是对你们表示感谢,但是你们不要把我们感谢也讲出去呀”。11日上午,张德江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说,昨天晚上浙大这件事处理得很恰当、很精彩。这件事不仅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党中央胡锦涛向志整个晚上多次给省里打电话,了解情况.因为那两天武汉也出事了.北京、上海也有,成都也有,重庆也有。所以省里领导一直没睡.~J天亮的时候才松了一口气,向胡锦涛同志报告.浙大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平息了.事后我在北京碰到了中山大学的党委书记李延保同志,他说“你们的这个事情处理得真快、真好,如果你们没有及时处理,发布新华社电讯,我们中山大学的同学已经准备坐车往杭州跑了”。我这才知道,当时中山大学校园里已经贴出大幅标语“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坚决声援浙大的学生”,后来看到网上的消息和新华社广播,浙大的事已经平息了,他们才没有来.在整个事件中,互联网上各种说法都有,居然说什么日本留学生侮辱中国女学生引起事瑞等等,上海、宁波、南京等地都有学生要到杭州来声援,还好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以及学校干部老师们的努力下,事件得到快速平息。

  问:事情过后校内的学生有什么反应?这样的处理他们认同吗?
  答:第二天,就在玉泉校区食盆门口,有几位学生张贴了一封给我的公开信.那封公开信里说,那天晚上我们学生确实不够冷静,但是张书记非常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情,我们也受到很大的教育,向张书记表示敬意。这封公开信贴出去后,有600多名同学在这上面签了名.这封信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些学生写的最后几句话,我深受感动。他们说:“你是我们最敬爱的好书记,我们是我们敬爱的书记的好学生。”

《张浚生访谈录》第十一章 四校合并 殚精竭虑

第十一章 四校合并 殚精竭虑

第一节 应承:对我而言是“背水一战”

  问:香港回归之后不久您就回到了浙大,您是什么时候听说“四校合并”这件事的?
  答:浙江大学的合并在201世纪70代末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其中有很深的历史原因。
  经过竺可桢校长十三年的建设,解放前和解放初浙江大学已经成为国内一所很好的综合性大学,尽管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时候浙大被拆散了。当时国内教育界、科技界的普遍认为清华、北大、浙大和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四所大学”。
  那时候浙大的名望很高。有两位著名学者,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还有一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他们都亲口对税谈超过当时浙大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
  有一年周光召先生来浙大主持召开全国科协理事会,一天中午我们在玉泉饭店宴请与会代表,他在宴会上的讲话中就说,浙大是很有名的大学,我有机会在浙大主持这个会非常高兴。他说,他自己当年考大学的时候,就是报了清华和浙大,后来清华录取了,就去了清华。龚育之先生也对我讲过,他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也是报了清华和浙大,清华录取了就去了清华。
  龚育之先生还把这件事写选了他的著作《龚育之自述》中,书中说得更详尽,他当时报考的学校是清华、浙大、交大还有同济。
  我刚考入浙大还是一个新生的时候,院系调整结束不久,不少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也经常会谈起老浙大的事。在浙大的教师中,对老浙大被拆散持反对意见的不在少数,在“反右”前鸣放的时候还有学生贴出用很大的标题“还我教授”的大字报,并把“还我教授”的传单送到每一个学生宿舍征求签名。“反右”的时候有些人还因此事被错划成了右派。
  其实不仅在浙大内部对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浙大被拆散、母体变成了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有意见,而且在我国教育界、科技界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1957年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中有一篇《当前科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材料,其中就提到“在高等学校方面……还不满意院系调整,拆散一些有很好基础的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
  浙大虽然被拆散了,但是重新合并的思想是一直延续着的。竺可桢老校长当时虽然已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但还一直关注浙大和杭大合并的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1979年5月当时浙江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刘丹同志带领浙江大学代表团到美国考察访问,从纽约到洛杉矶,在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中,浙大代表团参观访问了全美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既有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还有美国的社区大学。回来之后他们感触良多,一是世界科技发展很快,新学科大量涌现,我国大学的学科太落后、陈旧,必须更新改造;二是我国大学学科专业面太窄,结构单一,适应性差,很难运应现代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三是当时我国大学多为学科性院校,规模小,不利于文理交叉和培育新学科。
  中国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刘丹等当时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提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将一些基础比较好的,拥有文理工农等学院的老大学都分成为一些文理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及一些新的学院,以致当前全国竞没有一所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位大学,这对我们这样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很不相称的,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缺陷。”报告中还提到,为了适应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需要,有条件的城市和大学可以恢复或创办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这里用词比较含蓄,实际上就是想要把浙大恢复成综合性大学。这个报告还以《关于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的意见》为题在报上公开发表。
  当时刘丹同志在省里也做了很多工作,还在全国人大会议作为一个提案提出,希望把浙江四所大学合并组建一所综合性大学,他们的这个提议,当时省委省政府有许多领导都支持。当时省委的主要领导李丰平、薛驹等还亲自主持召开了几次座谈会,针对浙大办学中存在的问题,制定了若干改革措施和具体方案,并由省里出面在杭州搞了四所大学的联合办学,还签了合作办学协议。但协议没什么约束力,所以也没能做多少具体的事情。
  刘丹同志很坚持,他一直在想这件事,有一次,路甬祥同志还和我说过,1989年刘丹同志病逝前,他和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吴敏达同志在刘丹同志身边。家里的事,刘丹同志都没有交代,临终嘱咐他们二人,四校合并的事情要一直关心。除了刘丹同志之外,还有一些从老浙大出去的同志,像原浙农大的朱祖祥院士等也很坚持。但是,由于当时外部客观条件的不具备和内部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一良好愿望终究朱能实现。
  浙大合并的事,1998年12月原杭大老校长陈立给过我一贺卡并附上几句话:“病中曾剪报,事涉竺校长有关企盼四校合并一文,附上,供便中参考。”所附的文上说“新浙江大学的成立圆了不少人多年的梦,这中间就有原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文章提到1963年竺校长以人大委员身份访问浙江,就向省里领导提出建议,浙大应与杭大并为一校,1970年又向周建人省长提出,周亦首肯。

  问:那么正式提出四校合并是什么时候?
  答: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布局开始调整,中央提出了“调整、合并、合作、共建”八字方针,全国从1992年开始有不少大学进行了合并,包括四川大学、扬州大学、南昌大学、同济大学等。这项工作是李岚清副总理亲自抓的。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是朱开轩,具体的工作是他在负责。
  1996年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期间,原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样和原浙大的王启东数授两位老先生,一位是浙江省九三学社主委、中科院院士,一位是浙江省民盟主委、浙江大学副校长、材料科学家,两位都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们在人大开会的时候又提出这个话题,当时李岚清副总理刚好参加浙江代表团的分组讨论,昕了两位老先生的建议后,觉得很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此事后李副总理想极力促成四校合并这件事,他一直在关注这项工作,就指示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跟进落实。1996年10月朱开轩同志还亲自带队到浙江来调研四校合并的事情。

张浚生和谈家桢先生亲切交谈

  在这期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浙大任教的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王淦昌、苏步青、谈家桢、贝时璋等也联名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建议将在杭州的原来从浙大分出去的四校重新合并。江泽民总书记也把此信件批转给了李岚清副总理。
  一开始浙江省的一些同志不赞成,中央派人反复做工作。那时候到浙江来做工作的主要是国家计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他的身份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国家计委可以在财政支持上解决一些难题,二是这位负责人是原来浙江省一位老领导的儿子,浙江省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他们的通家之好。他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被说通了。
  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就要有人来主持操办,关键是人选问题。当时教育部和浙江省委、省政府反复磋商、酝酿谁来主持四校合并筹建工作,推荐了几个人选,有的人选省部达不成一致的意见,有的人选自己又不愿意干。事情就这样拖着了。
  有一次,路甬祥同志告诉我,1997年7月,他当时已担任中科院院长了,有一次随同李岚清副总理去新加坡访问,因为他也一直关注这件事,正好有这个机会,他就问李副总理,浙江四校合并的事进展情况怎么样了。李副总理就告诉他,合并的事已经确定了,只是还没有找到具体操办的人选。
  这时路甬祥同志就向李副总理推荐了我,说香港现在已回归了,张浚生同志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否可以让他回浙江来负责这项工作。李岚清副总理原来是管经贸工作的,他当经贸部部长时出国访问经常从香港经过,也认识我。李副总理听了路甬祥的建议就说,很好啊,他是个很合适的人逃。不知道张浚生同志愿不愿意。路甬祥同志自告奋勇说,我去找他谈谈看。这样,李岚清同志就把动员我回来支持四校合并工作的任务交给了路甬祥同志和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陈至立部长与我本来就很熟,她在上海市委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我们还是福建同乡。

  问:您就这样回来主持四校合并这项工作了?
  答:没有,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
  我记得好像是1997年8月,路甬祥同志因事到香港,期间他专门找到我,对我说,四校合并的事现在筹划得差不多了,基本条件也已经成熟了,但是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去主持这项工作。他说,我向李副总理建议你去主持。我说,四校合并是件大好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浙大任党委副书记时就很支持四校合并。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我对路甬祥同志的建议,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至立。陈至立同志听到以后就说:“张浚生同志下次到北京的时候,我再当面和他谈谈。”于是路甬祥同志离开香港时,就告诉我,要我到北京时与他联系,我们再具体谈谈。
  1997年10月,我妥去北京开会,就提前告诉了路甬祥同志。我到了北京后,路甬祥和陈至立两个人请我吃晚饭。
  那天晚饭就我们三个人,天气很冷,晚饭的时候,他们两位反复动员我回杭州主持四校合并工作。
  我主要说了四校合并这件事的难度。我说,虽然这四所学校是同根同源,但毕竟分开45年了,再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事情本身的难度;还有另一方面的难度,四校合并牵扯到中央和地方的很多利益,涉及几万人的方方面面问题,在全国还是很少见的。千头万绪,足以让人寝食难安。我说,一旦我回到杭州主持这件事,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谁都可以管你的。
  当时我对他们说了一个例子。那是我在浙大当党委副书记的时候,浙大也算是一所有影响的部属重点大学,为了学校幼儿园的事,要杭州市批一个文,后勤的同志几番找市里的相关部门,就是批不下来,后勤的同志就向校党委汇报,我主动提出由我去找市里的有关部门联系。那天,事先我已经通过电话和市教委的同志联系好,要找他们去商议这件事。到了市政府门口,电话打进去,他们说:“好,你等会儿,我们现在有事。”我只好等着,在传达室的旧沙发上坐了一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理我。还好当时的市委常委、秘书长孙家贤同志,他从外面进来,一看,问:“张浚生同志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有事找市教委。他说:“你为什么不进去?”我说:“他们叫我在这里等,我都已经等一个小时了。”孙家贤一听就火了,拎起电话就问市教委:“你们什么态度?!人家一个重点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来了,你们这么对待人家!”这一通骂才把市教委的人骂出来了。这是我在学校工作期间唯一一次去找市里办事,闭门羹就是这么吃的。这个故事我后来还对张德江同志说过,他担任过延边大学的副校长,深有同感,他说就是这样,管你什么大学书记、校长,派出所所长都可以管住你。所以我对他们两位说,如果我回去做这件事,吃苦头是肯定的。自己能不能挑起这副重担,心中实在没有数啊!
  那天谈下来,还是没有什么结果。但他们俩都认为我没有拒绝,就还有做工作的余地,还是有可能的。临走前,陈至立同志还问我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这样到了1997年的12月,新华社香港分社要调整领导班子,当时中央组织部党政外事局的局长李建华,现在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来找我谈话,也说到要我回浙江主持四校合并的事。我对李建华同志说,去年社领导的民主生活会上,我就讲过我在香港工作了整整12年,现在香港回归了,历史任务完成了,我也已年过60岁了,准备回到内地,至于回学校主持四校合并,确实感到工作难度很大,还下不了决心。
  大概在这一年的12月25、26日的时候,中央组织部通知我,要我到北京去谈工作。由当时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张柏林同志和我谈的,他说本来安排是张全景部长和我谈,因为张部长在外面开会,就临时改由他和我谈。
  我和张柏林同志的这次谈话主要是两个内容,一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要调整领导班子,中组部事前派人到香港对我们任职的情况作了考察,他就把中组部这一次考察情况对我讲了。张柏林同志讲了很多,当然讲了不少对我在香港期间工作肯定的话,如对中央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理解很深,在重大问题的处理上大胆、果敢,等等。
  谈话的第二个内容是关于我从香港退下后的工作安排问题。在这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姜恩柱也给我通过气,分社领导班子要调整,几个到年龄的同志都要退下来。姜恩柱还说他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去看胡锦涛同志,锦涛同志专门交代说,浚生同志要安排好。
  张柏林说:“你也表过态,准备回内地,有几个安排听听你个人的意见,一是回浙江任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一是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说政协、人大就不要去了,我已经过了60岁了,如果中央没有什么其他合适工作要我做,我就退休吧,回浙江退休也可以。他又说:“如果省人大、省政协你都不去,那就安排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工作。”我说:“我本来就从浙江出来的,你安排我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我又不能驻会,好端端跑到北京干什么呢?”
  谈到最后,张柏林同志说:“岚清同志提出来,希望你回去主持浙大四校合并的工作,我们也想听听你个人的意见。”我说这事我知道,路甬祥、陈至立同志都和我谈过。张柏林就说:“本来让李建华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和你谈这件事。他没及时和你谈。”我对张柏林解释,不是李建华没有及时找我,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和他谈。
  这时张柏林同志就问我:“对这件事你看怎么样?”我说,四校合并我支持,过去支持,现在也支持。
  为什么支持?我讲了三个理由。一是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百年大计,首先还是要靠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在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对此有深刻体会。二是我在香港十几年,几乎每年都带团队到内地来访问。这几年我也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招商引资建设开发区,外商为什么要在我们这里办厂?一是土地价格便宜,二是劳动力价格便宜,三是税收的政策对他们很有利。但是1990年以后有些条件在消失,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一年一年往上涨,而且原来优惠的税收政策也没有了。由于赚不到钱,有些投资的人甚至丢下厂房跑了。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包括掌握这些技术的企业进驻开发区,开发区就有可能萎缩。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创新能力,包括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能力,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的竞争力水平,这一点我这几年感受非常之深。三是浙大是我学习、生活、工作了近30年的母校,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浙大当党委副书记的时候就积极支持四校合并,这是件大好事。对浙大来说,如果合并,可以优势互补,加快学科交叉和融合,大大增强实力,提到学校的地位,为国家的建设发展作更多贡献。而且路甬祥同志也给我讲过,这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刘丹老校长未了的心愿。
  从这三条来看,我支持四校合并,但我知道这是非常难的事,回去之后会遇到什么样困难我都无法预计。当时,我还说了,我答应的事,一定尽力做好,如果办不好,我要跳西湖,跳钱搪江,而且跳下去必死,因为我不会游泳。这个话,其实我对陈至立、路甬祥同志也说过。
  张柏林劝我说大学很重要,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退下来以后就去大学当了校长,他还讲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说:“柏林同志,你不要给我宣传,要说例子,我可能比你知道得还多,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国情不同啦!在中国当大学党委书记,无论你是什么级别,到时候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卡住你。”我就又把当年去杭州市教委办事的例子给他讲了一遍。
  最后张柏林同志说反正时间还来得及,有关我的工作,让我再考虑考虑,他们也再考虑考虑该怎么办。他把我送到门口、再送到电梯口,一直把我送到楼下。
  后来我才知道,张柏林同志和我谈话,为什么他先说到政协、人大任职的事,然后才提回浙江的事,以及为什么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例子,因为组织部门考虑的是干部政策,他们希望给我安排一个相应的职位,而大学即便是部属重点大学党委书记都是教育部党组任命的,我到浙大担任党委书记是低职高配,他们怕我思想上有顾虑,其实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大概到了1998年2月份,中央文件下来了,新华分社班子开始调整。我回浙江,另一位副社长回广东,因为我还没有最后表态,所以没有讲安排什么工作。到2月18日左右,北京开中央外宣工作会议,因为我还没有离开新华社香港分社,就去北京开会,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中央外宣工作会议。
  因为前次和陈至立、路甬祥同志谈的时候,陈至立叮嘱我,下次到北京再谈。因此,在去北京之前我打了个电话给路甬祥同志,路甬祥同志告诉了陈至立同志,陈至立就打电话通知我说:“你到北京后,先别去中央外宣会议报到,先到我这里来,我还有事要与你谈。”
  那天飞机晚点了,晚上11点多才到北京。陈至立部长和周远清副部长两位一直在那里等我,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晚饭。陈至立同志说:“这个事情拖了好儿个月了,岚清同志一直在催我,你最后给我一个态度,去还是不去?我也好向岚清同志交代。”讲到这个程度,我叹了一口气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反正我也是背水一战,那就去吧。那天的晚饭到午夜近1点钟才结束,然后我才赶去北京大兴县报到参加中央外宣工作会议。

  问:这是您第一次松口,表示接受这项工作。
  答:是啊。我自己也很清楚,这可能是我这一生中要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了,也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次选择。香港回归,使命完成,我本来可以退休安度晚年了,结果丢下那些相对比较清闲的安排,挑了这件苦差事,我当时心里真不知是甜还是苦,在我看来,真有点“背水一战”的味道。
  开完中央外宣工作会议,我回到香港。3月10日左右,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连续几次给我家里打电话找我,因为那天我外出参加活动,很晚才回家。回家后杨惠仪让我给李泽民同志回电话,问他什么事。他说中央组织部张柏林同志在会议期间找了他,同时,陈至立同志也找了柴松岳省长,告诉他们我同意回杭州主持四校合并事,省里很高兴,也很欢迎,希望我先回杭州和省里同志见面谈一次。我问他什么时候合适,他说3月20日以后。这样,我们就约定3月24日,我回杭州和省里主要领导见面。23日那一天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至立同志,并说我准备24日回去与浙江省委的领导见面。她听了,很高兴地说:“好,你赶紧回去跟他们见见面。”她还告诉我,就在那天国务院的任命文件已经下达。当天晚上陈至立同志就把文件先传真了一份给我,国务院批复给教育部和浙江省委,同意浙江四校合并,任命张浚生为筹建小组组长,潘云鹤为副组长,批复日期就是1998年3月23日。
  回到省里,李泽民同志告诉我,中组部安排让我在省里挂一个省政府特邀顾问。另外他还告诉我说,对浙大的合并,省里也讨论了很长时间,有一些老领导不赞成,现在工作做通了,中央也准备了一些资金,由中央出四个亿,省里出四个亿支持浙大合并的工作。当时国务院的文件还没有到省里,我就把带来的一份传真件拿出来给他们看了。
  和省里主要领导见面后,我到浙大和梁树德、潘云鹤、胡建雄同志一起吃中饭,告诉他们,我决定回杭州和潘云鹤同志一起主持四校合并工作,国务院也已经正式发了文件,并把和省委书记、省长谈话的情况告诉他们,还告诉他们我大约要一个月后才能返杭,请潘云鹤同志在这期间去拜访一下省里的老同志,了解一下他们对并校的看法,因为李泽民说,原来一些老同志是反对并校的。这样,第二天我就返回了香港。
  由于我在香港工作时间交的朋友很多,最后一个月,除了交代一些工作外,告别、钱行等应酬活动一直排得满满的。直到4月27日,我才离开工作了13年的香港,回到杭州,开始和香港完全不一样的新的工作和生活。

张浚生夫妇挥别香港

第二节 筹建:做不好我是要跳钱塘江的

  问:您回到杭州后,着手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答:当然是成立四校合并筹建小组。
  我是1998年4月27日晚上9点左右回到杭州的,28日上午就到省里参加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商量筹建小组的事情。在这之前,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曾经给我通过电话,说筹建组一定要在4月30日之前成立起来。时间扣得非常紧,我是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啊。
  上午到省里开完会,下午我就到浙江大学找到校长潘云鹤和常务副校长胡建雄。我对老潘说,我上午到省里开会,看来省里对建立筹建小组的事情一点准备都没有,不能再等了。我这里有几件事需要学校帮忙:一是给我安排一间办公室,我回到杭州后还没有办公的地方;二是能不能找个同志配合我一下。第二天孙旭东同志就来报到了,他原来是学校党办副主任。小孙来了,我的工作也算有了个助手。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一天,我就到四个学校的校区都去看了一下。去的时候,都没有通知各学校的领导。由于受过去80年代我在学校工作经验的影响,我特别关心学生食堂的情况,到各校区食堂都去看了看,发现各校的学生食堂都办得非常好,和我过去在学校工作时大不一样,也就放心了。在华家池校园走着的时候有两个刚打完网球回来的学生与我擦肩而过,已经走过去的学生突然回过来说:“哎!这是张浚生喏!”我就停下来问:“是我。你怎么认识的?”“我们在电视里看见过你,是不是四个学校要合并了?”“是啊,你们赞成吗?”“我们赞成,欢迎合并。”后来我知道这两个学生是学农业经济的。
  至于我的办公室,本来应该是省里安排的,我是回到省里主持四校合并工作的,我离开浙大已经15年,不属于哪个学校,与老浙大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不好让学校里安排。但是4月28日开会时省里都不提这件事,我总不能在大马路上办公呀,只好向学校提,我毕竟是老浙大出去的,有些要求还好提,有些人还叫得动。其实我个人的想法是,这个办公室最好不要放在任何一个学校而是应该放在省里,这样比较超脱,但省里没有安排,我个人也不方便要求。
  当时浙大很配合,一些工作都是以浙大为主开展。比如我在筹建大会上的发言稿就是浙大党委办公室的同志起草的,我再修改,增加了一些内容。特别是在稿子中写了杜甫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句,大家很注意。连当时还在华中理工大学任校长的周济同志都注意到。他任教育部副部长来浙大调研指导工作时还说起了这件事。
  筹建大会前一天,即4月29日,教育部的领导陈至立、周远清和十来位司长都到了杭州,他们到了以后,先开了一个会,四个学校的主要领导都到了,会上大家都表了态,总的来说都表示支持,但也有个别同志比较勉强。
  4月30日上午9点,在浙江省府大楼12楼省委常委会议室召开“新的浙江大学筹建小组成立大会”,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副部长周远清,省委副书记刘枫、副省长鲁松庭以及四所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宣布了国务院对筹建小组的组长、副组长的任命文件,还宣布了小组成员名单。筹建小组成员一共9个人,除我以外都是原来四个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我担任新浙大筹建小组的组长,潘云鹤同志担任副组长。几位领导讲话之后,我在会上表了态。我说,离开大学15年,离开浙江13年,现在又重新回到杭州,担任新浙大筹建小组的组长,我感觉到压力很大,难度很大。我表示要尽快进入角色,要重新学习,有中央和省委、教育部领导的支持,有筹建小组的团结合作,我们一定能圆满完成新浙大筹建工作的任务。
  当天下午两点,又在省府大楼的会议室召开了“新浙江大学筹建大会”。这个会议的规模比上午的会议更大,由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联合召开。省长柴松岳和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等领导都出席了,参加会议的还有四个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会议宣布了几个文件,一是有关成立四校合并领导小组的文件;二是成立“新浙大筹建小组”的通知;三是教育部和浙江省共建、共管新的浙江大学的文件,这个文件规定了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管理体制。
  陈至立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她说,四校合并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20世纪高等教育战线上一件举国瞩目的大事。四所规模相当且较为重要的高校组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在前一阶段改革中尚未有过。新浙大的建成将使学科覆盖到几乎所有的学科门类,这不仅对学校自身的发展,而且对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翻开崭新的一页。四校合并有利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必将对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她还说,建设好一所高水平的、学科门类齐全的、奋力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的、现代化的新的浙江大学,既是国家对新的浙江大学的希望和要求,也是新浙大所面临的挑战。她要求四个学校的领导班子、学科带头人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圆满完成合并组建工作。经过一二十年努力奋斗,使新浙江大学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科研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尽快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谱写新的光辉篇章。她还表示,教育部将把四校合并作为今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加强对合并工作的领导,与浙江省委省政府密切配合,保证合并工作顺利进行,推动新的浙江大学迈上一个新台阶,并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柴松岳同志也在会上说,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搞好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并努力把浙大办成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浙江省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他表示,省里将与教育部密切配合,全力支持新浙大依法自主办学,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他还要求,与会的四个学校的干部和教师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顾全大局,维护团结,恪尽职守,严守纪律,确保政令畅通,自觉维护筹建期间学校正常的科研教学秩序,做到工作不松、不断、不乱。
  这两个会议都开得非常成功,大家的情绪都非常好,会上几位领导同志讲话高屋建瓴,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舞。30日那天我请筹建小组的同志们一起吃了顿饭,还拿了一瓶从香港带回来的XO酒请大家喝。那时候“五一”还放长假,筹建小组在七天后正式开始工作。
  利用“五一”长假,我又到省里老领导那儿一一拜访,听取他们对并校的意见,铁瑛、李丰平、王家扬、商景才、崔健、薛驹、沈祖伦、厉德馨……其实这些老同志对四校合并一直都是支持的,并不像听到的那样说是他们不赞成合并。在此之前潘云鹤同志也曾拜访过铁瑛、李丰平、王家扬、商景才等同志,他们也都表示支持。商景才同志还说,80年代初刘丹同志在全国人大作为提案提出时,他头一个联署支持,后来没有做成,合并难度很大,一是国家要有财政支持,二是学校的级别要提升,现在国家在经费上已有保证,张浚生回来,学校的级别也解决了。同时他还对学校如何提高教学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随同潘校长一起去拜访的学校党办副主任孙旭东作了详细记录,小孙把这份纪录稿给我看过。我去拜访他们时,商景才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
  对于我去拜访,这些老同志都热情接待,王家扬同志还在家里表演茶道欢迎我。厉德馨同志是我在杭州市委工作时的直接领导,我们之间说话也更直率一些。他说:“你这个人啊,竟然敢接这个差事啊,这个事情可比当个省委书记还难一百倍。”他说的真是没错。类似厉德馨同志的这个话1997年12月底,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也对我说过,那时社会上已有传说我回杭州主持四校合并的事,他说,这件事太难了,不要去干。
  5月6日下午,我们新浙大筹建小组就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了工作计划,讨论了筹建小组组织架构和小组领导的分工,明确各组室的工作职责,以及在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

  问:对于浙江省的四校合并,中央、教育部和省里好像特别重视?
  答:确实是这样。从1992年开始,全国合并的高校不少,但没有哪个学校像浙大合并这样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关注,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委员长都作过重要指示,李岚清副总理亲自过问、直接指导。国务院还专门发文成立新浙大筹建小组,任命筹建小组组长和成员。教育部和浙江省委省政府还专门发文成立了四校合并领导小组,由陈至立部长组任组长,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省委副书记刘枫、副省长鲁松庭和我任副组长,教育部有关司局长和省教育厅厅长等任领导小组成员。光是筹建小组成立,不仅专门召开大会,而且教育部的正、副部长带上十来个司局长赶来参加,浙江省省委书记、省长,分管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的常务副主席和一些厅局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大会。
  陈至立同志对我说,通过合并组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在前一阶段高校体制改革中还没有过。因此,她明确告诉我们,那一年部里有两项最重要的任务,其中一项就是一定要把浙大的合并工作做好。浙大合并有什么困难,要我们教育部做的事,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尽力做好,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当时教育部直属司的陈小娅司长、陈维嘉副司长更是全力以赴地协助和指导我们的筹备工作。听说岚清同志非常关注浙大的合并,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询问筹建进展情况,多次通过不同渠道了解筹建工作情况,并作出重要批示,所以我们每个星期都向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报送浙大合并进展情况的简报,教育部就直接送给李岚清同志。中央重视,教育部重视,省委、省政府也很重视,省里每隔半个月就要开一次会听取汇报。

  问:四校合并工作千头万绪,筹建小组成立之后最先开始的工作是什么?
  答:因为筹建小组都是各个学校的领导,所以平时大家都还主持自己学校里的工作。
  我们筹建小组的成员也只能是每个礼拜开一次全体会议,筹建小组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和目标,按照总体的要求,六月中旬以前要对原来四个学校办学基本情况,包括人、财、物的状况调查清楚,并且制定合并以后新浙大的管理体制、未来发展的初步规划以及工作秩序等等;七月底以前要求提出四校合并的总体方案,方案还要报教育部审批;九月初在成立大会召开前,要求完成整个筹建工作,并且还要准备好新学期的开学准备工作,因此,任务非常的繁重。
  为了保证筹建工作任务的完成,当时成立了一整套工作机构,在筹建小组下面设立了一室四组的工作机构:办公室由潘云鹤任组长,人事机构由梁树德任组长,财务资源组由程家安任组长,教务管理组由陈昭典任组长,统筹规划组由郑造桓任组长。各级都由原四校的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担任副组长或成员,为筹备事务各司其职地开展工作。
  筹建过程当中,我的办公室是放在浙大,这是因为省里没有为我准备办公室。但筹建小组的会议是轮流在四个学校召开的,第一个星期在浙大,第二个星期在杭大,第三个星期在农大,第四个星期在医大,然后再从头开始轮流。这些细节上的安排也是很要紧的,要让大家感觉到平等,不要以为浙大是老大,合并就是浙大要把其他的学校“吃掉”。有一句话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地强调——“我们是同根同源,兄弟平等,强强合并,没有大小之分”。每次开完会,大家就在一起吃个工作餐,不安排宴请。这也是我特别约定的。
  当时我考虑到各校的日常工作都要正常进行,筹建小组成员都是各校的党政一把手,筹建小组的会不能开得太多。每次会议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提高会议的效率,整个筹备过程中总共召开过20次小组全体会议。

  问:从4月30日开始召开筹建工作大会,到9月15日新浙大挂牌,筹建工作只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您现在回想一下,当时筹建工作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碰到过什么难题?
  答:就我个人而言,离开杭州13年,离开学校15年,重新回到学校就有一个适应工作和生活环境变化的问题。特别是按照中央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如何办好新浙大,这是我一直思考的大问题。
  所以在整个筹建过程中,一方面我要尽快把中央的指示精神吃透,既要顾及眼前筹建中的工作,也要顾及浙大长远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尽快适应从香港到内地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改变。因此,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虚心认真地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我首先是搞调查研究,向各个学校的老领导、老同志请教,向专家教授请教。在筹建过程中,我多次拜访了省里和四校的一些老领导、老教授,同筹建小组的同志分别都交谈过,前后还召开了几十次各个学校负责人、教授、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仅在5月12日至17日就分别与各校和学科的教授座谈了七次。这样就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各个学校发展的历史,它的文化,以及学科方面的情况。另外,当时我还尽可能多地阅读一些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资料,了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现在我还记得,在筹建过程中,我收到了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校友的来信,他们对合并组建工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和意见。这些都使我受益匪浅。
  现在回想一下,在四个多月的筹建过程中,从我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不管是老领导、老同志,还是专家、教授,绝大多数都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人心思合,对办好新浙大的信心也很足。如原浙大的张万礼、周培源,原杭大的赵伟、史晋川、孙笑侠、罗卫东、徐前方、金祥荣、汪斌等教授都给我来信,认为我提出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九字方略”的建设目标很好,表示支持,“新浙江大学的希望在于改革”。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可以这样说,当时筹建工作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很好,各项工作的进展都还顺利。筹建小组所有成员,以及各组工作人员,也都认真负责积极努力,及时提出方案供筹建小组讨论决策。例如,筹建小组下面专门有一个负责财务资源的小组,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要把当时四个学校的资源状况都调查清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们还要对合并后的浙江大学的财务和管理体制提出建议和方案,因此工作难度是很大的。还有人事机构组及时拿出《学校关于四校合并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与政策建议报告》,这对筹建工作及合并后的工作顺利开展都非常有帮助。也就是说筹建组的所有同志都能以新浙大的一分子,以主人翁的态度参与讨论筹建工作,因此,多数问题都能经过反复讨论后取得一致意见,工作确实比较顺利。

  问:四校合并是不是大家思想都很统一,在筹建过程中有没有不和谐的声音?
  答:当然,在筹建过程中间也会碰到很多矛盾和问题。这样大的事情,思想认识上怎么可能铁板一块都统一呢!无论是干部、教师甚至一些学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特别是涉及一些人和利益的问题,有一些同志思想不通是很正常的。例如,干部调整、人事安排、管理体制改革和院系调整等这些工作,难度很大,因为这涉及一些个人和小集体的利益以及各个学校不同的文化氛围和工作习惯,因此,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反复复地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希望我们的干部和教师首先要从大局着眼,以改革的精神去面对我们可能逃到的困难,顾大局,弃小利,真正把我们的思想统一到做好四校合并工作、发展新浙大上来。
  合并后的学科调整当时由潘云鹤校长负责,在筹建小组讨论时提出了一些建议,基本上也就是后来20个学院的组建框架。把这个考虑方案提出来当然安听大家的意见,这本来就是讨论过程中的事。但是有一天晚上,一位思想不通的同志就很生气地给我打电话,说某某某昨天又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又把思想打乱了,意见很大。我在电话里也只是笑笑,给他解释。
  个别同志对某些问题有意见,是正常的。但奇怪的是,第二天我去省里参加书记办公会议,从省里一位领导的口中几乎是完全重复地说了这番话,还指名道姓地说某某讲了一些很不负责的话,等等,这就不正常了。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能这样传播“听说”的事,把流言蜚语当成正事提出来呢?而且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所以在那次会上我就很严肃地谈了我的看法。我说,四校合并工作现是在筹备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点是使四个学校从干部到教师要在思想上融合,绝不要听到一些流言蜚语都拿来在会上说,并点名指责什么人,在这种会上说了,传出去很不好,影响学校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什么谁说,谁脱了裤子光着身子迸浙大啦,谁泼冷水啦……在会上讲这些干什么呢?
  还有,我说,每一次开会,你们都反反复复地对着我说,四校合并是中央的决策、意义如何重大,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等等。在我没有表态接受这项工作时,我考虑过会面临的困难,但是我说过,只要我答应下来,接受任务了,就一定要把它办好。我甚至还说过,我答应下来又没有办好的话,我非得跳钱塘江或跳西湖不可。所以,大家不要每一次开会都对我讲这件工作如何重要,意义如何重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许做好不许做坏……”我张浚生是一定会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好这件事的。我希望大家对这些都有统一认识,大家都有责任来达到这个要求。
  我还说了,过去我在香港工作时回到浙江是客人的身份,大家很客气,很热情,我很感激。现在我是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一项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希望大家不必客气,及时检查督促,我一定努力把应做的工作做好。但我有话也会直说,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有一些我力所不及的工作,希望大家帮助解决,不要推诿、扯皮、贻误工作。大家都应按照中央的要求做。
  的确,我很烦许多会议,一些人讲话,反反复复讲一些所谓的大道理,讲空话、套话,结果会开得很长,话讲得很长,但实际上能解决的问题很少。

  问:您在省里开会这样讲会不会有人不高兴,有没有作用?
  答:有没有人不高兴,我不知道。按道理说,我也是实话实说,而且是有话就说,也不应该有什么不高兴的。作用还是有的,以后的会上讲套话、空话的确实少了。
  浙大的合并,省里有些同志的确不是很赞成,但不是那些老同志。柴松岳同志就曾经很坦率地告诉我,对浙大的合并,他个人原本是不赞成的,但中央决定了,就坚决执行,全力支持。我认为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对一些具体的事,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也可以向上级反映,但是一旦组织上作出了决定,就应当认真贯彻执行。“个人服从组织”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在这里我说一件事,就是我们筹建小组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有同志就提出来了“四校合并网络先行”,就是要早些把四个校区六个医院的网络先建起来,这样工作开展就方便多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建议很好,杭州市也很支持,经过设计预算需要2000万元。5月中旬,我给陈至立同志打电话,她马上说,没问题,浙大四校合并经费共有八个亿,其中中央四个亿,虽然现在没有到位,教育部可以先垫付给你们,以后再扣除就是了,但是根据原来的约定,教育部和浙江省各出一半,1000万,教育部马上拨给你们。给陈至立同志打完电话,我又给柴松岳同志打电话,他也很支持。我们打了报告给省里,马上批了。教育部的钱5月底就到了,但省里的钱8月初还没到。
  8月12日,我们去北戴河,向李岚清副总理汇报筹备工作情况。上午先到教育部开领导小组会,省里一位同志在会上汇报工作,说浙江省如何支持四校合并,做了什么什么事,经费上如何如何支持,拨了多少多少钱,什么什么项目。我在来北京之前刚看了项目经费清单,知道他的话是不实的,但我也没吱声。散会的时候,他又对周远清副部长说,我们把浙江省三个最好的学校送给教育部了。周远清马上说,你这是什么话?大学都是国家的。
  这天下午我们到北戴河,向李岚清同志汇报筹备工作,陈至立部长、国务院发改委副主任李融荣、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国务院副秘书长徐荣凯等都在场,听四校合并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我先汇报,然后是省里的同志汇报,他又把在领导小组会上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听完汇报后,李岚清同志对下一步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晚上,我们几个人到刘枫同志房间里,一起核对我们各人记录的李岚清同志讲话精神,以便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材料,回来好传达贯彻,也好向省委汇报。记录整理完了,我对省里这位同志说,上午在领导小组会上,下午在李副总理那里,你都说这个费那个费都拨给浙大了,我出发之前查过了,起码网络建设费就没有拨。柴省长5月中旬就批了,现在是8月份了,还没有拨。他赶紧说,“后来我提了点意见,回去马上拨,回去马上拨”。

  问:除了您讲的经费上的问题之外,在筹建过程中还发生过其他什么事吗?比如招生问题?
  答:当时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头痛。省里要求合并后的浙大在浙江省的招生比例不低于80%。在筹建过程中,有一次在省里参加书记办公会议的时候,我就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在浙江省招这么高的比例,生源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浙江大学本来就是全国重点大学,原来在浙江省招生比例一般都是50%左右。这一点我特别敏感,因为上世纪60年代初一段时间浙大曾经由部属高校变成了省属高校,只能在本省招生,损失很大。他们说这个不用讨论了,浙江省和教育部是签了协议的。后来,我看了教育部和浙江省关于“共建浙大”的协议,里面确实有一条“在浙江省招生名额不少于80%”。我也没话好说。
  就算在浙江省招生比例已经到了80%,省里个别同志还是不满足,还要求扩大在浙江的招生名额,没有合并之前,浙大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是l:2.7,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已经是相当低的了,合并之后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一下子稀释到1:4.5,教育部也觉得这个比例不行,与办一流大学的目标相差太远了,就给我们增加了研究生的招生名额,但省里还要我们增加本科生的名额。我们和省里谈这个问题,我说,按教学资源配置,一般来说:一个硕士生要抵两个本科生,一个博士生要抵三个本科生,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已经增加了那么多,按比例算我们要增加多少资源啊,我们怎么做得到。但省里有的领导说,研究生是教育部的事,我们只管本科生。这样就没有办法谈下去了。
  1998年刚合并的那一年,学校的本科生招生还是四个学校分开招的,从1999年开始统一招生。这一年招生,基本上按原来四校招生人数安排计划,最后为了取整数增加了四个名额。这时,省里意见就很大了,要求学校再增加名额,还专门针对招生工作向四个校区发文件,要各校长“严格按照协议办”。当时并校都已经快一年了,还按原来的四个学校发文件,这个做法其实是很不正常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有些人的情绪。
  那一年省里某个部门的一位处长来学校开会,和学校招生部门就招生人数问题有些争执,公开拍桌子说:“你们想舒舒服服创世界一流?”当时社会上也传出来很多议论,说是省里给了浙大四个亿结果只多招了四个学生,到开省人代会的时候还谈这个事情。后来我听到这个情况,就和潘校长商量,增加名额困难肯定是有的,我们还是尽量克服吧。结果是潘校长主动和省里有关同志沟通,增加了100个名额,事情才消停了一些。

  问:当时全国有不少高校也进行了合并,你们在筹建过程中参考过他们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吗?
  答:在香港工作时也曾听说过内地学校合并的事,当时不太关注。回到学校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大学合并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在浙大合并之前,一些地方政府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对当地高校的布局结构进行了一些调整,出现了由多所高校合并重组的南昌大学、上海大学、扬州大学、广西大学等等,并且这些地方学校的合并都还比较成功,有了一些好的经验。因此国家在高校管理体制调整工作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方针,就是“共建、调整、合作、合并”这八个字。这八字方针的提出推动了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加快,也涌现出了一批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典型。因此,当我接手新浙大筹建工作之后,我就想到一些合并比较成功的大学去取取经,但因为忙,只去了上海大学和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的合并是在国内比较早的,因为这两所学校都是部属高校,因此也是很典型的。我到四川大学去学习取经的时候,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卢铁城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我在四川大学看了一天,卢校长问我看了一天有什么感想。我说,川大与浙大的合并比较一下,有三个有利,三个不利。川大的三个有利,浙大没有;浙大的三个有利川大也没有。他说,是吗?你说说着。我说,川大的三个有利,是合并的两个学校,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都是教育部的直属大学,体制一样;二是学科互补性很强,科大是科为主,川大是以文理为主;三是两校校园靠近,两个校园就是一条马路之隔,而且成都市还同意把这条马路变成校园内道路,使两校合并后有一个整体的校园,这就更方便了。这三个有利是浙大所没有的。浙大是四个学校两种体制,一个是部属的,三个是省属的;学科既有互补又有重叠;校园分散,原来四个学校有五个校区。但浙大也有三个有利条件是川大所没有的,简单说就是“票子”、“班子”和“牌子”。川大与科大合并的时候,据说上级给了7000万,但并没全部到位。浙大合并,中央和省里答应支持八个亿,钱的问题也很重要,合并中很多地方是要用到钱,这是一。二是川大与科大合并初期班子问题没解决好,在两个学校之间搞平衡,没有真正合起来。三是牌子问题,我是从原来的科技大学这边进校的,进来的时候看到门上一块木头的牌子是“四川联合大学”,底下一块很大的石头,还是“成都科技大学”。我也到原四川大学的门口看过,也是墙上的木牌写着“四川联合大学”,下面一块大石头上面是“四川大学”四个字。给我的书面介绍材料,上面写“四川联合大学”,下面有个括号“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这说明了校名争议很大,很怕被别人吃掉,“牌子”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好。而且“四川联合大学”的“联合”两字,在中国感觉不大好。卢铁城同志对我的一席话表示赞同,并说,这些问题目前正在解决过程中。
  后来听说李岚清同志到四川考察,对这个校名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提出了批评,全校师生才统一思想,沿用“四川大学”这个校名。虽然校名即“牌子”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但形式是会影响思想情绪、心理状态的,浙江大学一定不能出现这样的状况。

  问:在筹建期间,您提出今后浙大发展目标是建设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世界-流大学,当时是出于一种怎么样的考虑?
  答:从中央来讲,对四校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的意义是看得很重的,从筹建大会上陈至立部长的讲话以及8月份教育部关于新浙大的成立所发的文件可以看出,浙大的合并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和地位。因此,在筹建过程中,我们就在考虑合并后新浙江大学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她的特色和影响应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也是涉及今后浙江大学长远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至于为什么提出这个“发展目标”,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国内高等教育发展是有一些大背景的。
  四校合并筹建小组成立是在1998年4月30日,几天之后,也就是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校庆。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在北大百年校庆大会上有一个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面向二十一世纪,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个目标是中央第一次提出来的,也是对像浙江大学这样一所高水平大学提出的要求。
  江泽民总书记在北大讲话中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后,我们当时的确感到很兴奋,筹建小组同志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大家都感觉到现在是大学发展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所以在6月2日我接受筹建小组宣传组同志采访时就正式提出,要经过十五到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在建校120周年前后,把浙江大学办成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在那次采访谈话中,我对未来浙江大学的发展目标提出了九个字,也就是你们提到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这九个字。其实这九个字的建设目标,我在5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就讲了,得到了许多同志的赞同。当时我说,在筹建大会上我引用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两句话,就是表示新浙大应当有这样一种雄心壮志,也就是在21世纪的某个时期,可能要经过整整一代人的努力,把浙江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我说,“综合型”就是学科门类齐全,办成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型大学;“研究型”就是要在搞好本科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尽量多承担科研任务,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多承担高层次、新兴学科的重大科研项目,并使这些研究成果尽快转化成社会生产力,成为国家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和高科技研究开发基地;“创新型”就是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承担责任,不仅完成一般的人才培养和开发任务,而且能在引导全社会科技发展和思想文化进步中有所创造、有所建树,成为文化创新、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我想,如果我们能在这三个“型”上下工夫,创一流,浙大就能真正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6月2日的那次谈话在浙大校报上以《张浚生同志答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之后,筹建小组又专门就新浙大的发展目标进行讨论,对照在筹建过程中陈至立部长的几次讲话,大家感到,对新浙大的建设目标,中央和教育部的领导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四校合并组建新浙大就是要朝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前进。所以在接下来的筹建过程中,我们就提出要在十五到二十年内把浙江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后来讨论中大家说不要提十五到二十年,还是提在建校120周年前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目标,这也是新浙江大学办学的理念。
  提出一个高的目标,实现是不容易的,要做很多工作,学校主要大力引进、培养一流的师资,要有一流的管理,创造一流的办学条件,包括校园环境、图书设备、实验室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招到一流的学生,培养一流的人才,出一流的成果。所谓一流的人才,不是看官位有多大,而是看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有多大。
  办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好高鹜远,是为了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一个国家办高等教育是要有一定层次的,但是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更需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若干所就不是一两所,但也不是几十所,就像一个宝塔,上而肯定会有最顶尖的一批,下面数量越来越大,它们的水平相对就会低一些,浙江大学历史悠久,原来又有很好的基础,通过合并,学科交叉融合,她就具有了可能性,可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如果能够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就有能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更好的贡献。

  问:新浙大成立大会是在9月15日召开的,前期的准备工作也做得很仔细,这对浙江大学来说,应该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是吗?
  答:新浙大成立大会是件大事,我们四个多月的筹建工作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记得8月12日我们到北京和北戴河汇报了筹备工作进展以后,根据李副总想讲话精神,就着手安排成立大会的事宜。
  这些工作按原来的分工是由郑造桓同志负责的,在后期我也直接参与了一些新浙大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在讨论新浙大成立大会时,我说,这次大会非同一般,是检验我们四个多月筹建工作成果的一次重要活动,我们请了许多重要的客人,接待工作很重要。如果接待工作出了疏漏,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工作不踏实、不严谨。此前就有一些兄弟院校的大型活动,因为接待工作没有做好一直为人诟病,其实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在香港工作期间,有一次,我回学校来参加一个庆典。那天晚上原来说好校领导要陪我吃饭的,结果我等到晚上8点多钟校领导也没来。听说是有关部门没有协调好。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没关系,如果发生在别的什么客人身上就不好了。所以接待工作主要做得很细致,对重要的客人,要做到人盯人。结果整个成立大会开得很成功,没有出现不愉快的事情。
  还有一件具体的工作是我一再强调的,就是到新浙大成立的时候,要把所有合并之前有各学校名字的牌子全部拿掉,实验室能改名的也要改过来,来不及改名的要先用红布这起来。到9月上旬,我一个一个校园去检查。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工作,但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一定要让大家感觉到自己都是新浙大的人。
  我们还讨论了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成立大会的会标怎么写?“浙江大学成立大会叫“浙江大学”本来就存在的,怎么能又“成立”呢?敌后决定用“新浙江大学成立大会”。
  正好到了8月下旬的时候,教育部的正式文件也到了。教育部《关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决定》这个文件写得非常好,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有三条:一,合并后的新的校名定为“浙江大学”,实现一个法人、一个领导班子、一个建制,并相应撤销原有学校的独立建制;(顺便说一个事,至今还有一些人要在杭州恢复杭州大学的名称,把某个学校改名为杭州大学,还有人作为提案提到全国政协会议上。这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这件事,2002年7月我曾在学校常委会上传达过教育部有关领导的意见:“合并后的高校与合并前的高校有历史继承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重新启用合并前高校的校名,以免造成高校校名混乱。”)二,新的浙江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实行教育部与浙江省共建共管,原属四校的在编人员、资产全部划归新的浙江大学统筹管理,教育部与浙江省分别拨款的投资渠道不变,双方投入的经费由新的浙江大学统一安排使用:三,决定明确指出,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面向21世纪在我国组建若干所规模大、层次高、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希望浙江大学成立以后能够办成一所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学。
  教育部的这个文件很重要,但四校合并的意义和目标表述得非常清楚,与我们用的“新浙江大学成立大会”的会标不谋而合。

新浙江大学成立大会

  问:9•15,对百年浙大来讲是一个新的历史里程碑。据说成立大会规格很高,气氛很热烈,李岚清同志还亲临发表重要讲话?
  答:是的。那天天气也很好,天高气爽,凤和日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中央有关部委和省市领导,香港、澳门的许多客人和许多兄弟院校的领导和学校两千多名师生员工参加了新浙大的成立大会。9月15日那天,李岚清副总理亲临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新浙江大学的成立,不但是浙江大学历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而且也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重要一页。四校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是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党和国家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厚望,希望你们能在这场改革中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陈至立同志代表教育部、李泽民同志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都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浙大的改革发展,共同办好新的浙江大学。成立大会上还宣布了新的浙江大学党政领导班子名单。根据中组部的任命文件,由我担任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根据国务院的任命通知,潘云鹤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任期四年。

《人民日报》有关新浙江大学成立的报道

  我和潘云鹤校长也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表了态:有着光荣传统的浙江大学,一定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努力按照江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四项要求,弘扬求是精神,勇于开拓创新,培养杰出人才,攀登科学高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成立大会之后,在原来的四个校区同时举行了新浙大校牌的揭牌仪式。在参加玉泉校区揭牌仪式上,我碰到了在浙江大学生活工作六十一年的王启东教授,他显得格外激动.他对我说,浙大的这次合并来之不易,这是一次高水平大学的联合,合并后的浙江大学最有条件向世界一流大学奋进,躬逢盛世,我们能看到今天这个合并的场面,心里真的很高兴。

第三节 融合:一切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问:1998年9月15日新浙江大学成立,新浙大成立以后,学校面临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答:当时新浙大面临的最主要的工作有四项,一是机关部处的调整;二是学科重组,重新构建院系和研究所;三是统一管理制度和政策;四是制定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和重点建设项目规划。
  相比而言,机关部处、直属单位的调整比较顺利。经过调整,机关部门由原来55个精简到了33个,到了2000年进一步精简到25个;校部机关管理人员从并校初期的1135人压缩到了860人,2000年又进一步压缩到了599人;校部机关中层干部,在并校初期精简了37%,2000年又在此基础上精简了22%。经过机构调整和改革,原来机构设置重叠、人员臃肿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改变,校部党政管理机构的基本职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同时又一项一项地统一和调整学校财务管理、经济分配、学生管理等各方面的政策。用了一年左右时间,把学校各项管理工作重新调整好。
  在新浙大筹建的时候,我有一条工作原则,原四校的具体工作我一概不管,因为四个学校的领导班子都在正常运作。只有一件事我过问了一下,在筹建小组成立前后一段时间,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突击花钱和进人,四个学校的人事和财务都被冻结了。但是一直冻结,各个学校正常的工作就要受影响。因此我向教育部请示,希望解冻。部里表示,在筹建期间的用钱、进人,由我审批就可以解冻。
  记得我批的钱里有一笔总数30万元的款项,是当时的浙江农业大学自筹建造学生浴室的,但即使是自筹的,也要一次次报省教育厅批。这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大学办学自主权的缺失。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在四校合并之前采访我,问我在筹建的这几个月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脱口而出,高等教育投入太少、自主权太小。那次的采访播出之后,我去参加一个教育部的会议,碰到了很多大学的书记、校长。他们对我说:“你说的这两条,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这是学校办学最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不敢公开说,你说出来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请各校领导抓紧教师住房的筒子楼改造。因为筹建期间,我到四校的筒子楼都去看过,看到我们一些教师的住宿条件那么差,我掉了眼泪,恰好当时在李副总理的关心下,提出要改造筒子楼。我们在筹建过程中就成立了筒子楼改造领导小组,1998年9月10日正式启动,提出以坚固、耐用、实用为原则进行改造,当年就完成了22000平方,1999年6月底改造了21000平方。
  对于新浙大的工作,当时真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有点战战兢兢。为此我还和陈至立部长说过,要给我一个“返青期”,就像种水稻一样,秧苗插下去之后,有一段时间下面的叶子会发黄,然后施肥、养护,新的叶子才长出来。她说这个不行。所以合并之初,就要考虑一些事关全局的事。“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问:合并之后的过渡期间,当时机构调整和组建是怎么傲的,总的原则是什么?
  答:一流的大学不仅领耍一流的学术骨干队伍,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设备,还需要一支一流的管理队伍,因此,合并之后,能不能保证新浙大的正常运行,能不能通过合并使得校内资源优化组合,形成一个新的管理机制,这是我们当时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合并前的四所大学虽说l原来是同根同源,但已经分开了46年,都已形成了各自很完整的运作体系,包括文化环境,由于原来四校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在管理体制上有许多差异,尤其在干部人事制度上,都各有一套办法与体系。再说,由于我国高校长期以来受到了“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思想观念,严重制约了高校干部和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对合并以后的浙大机构调整带来了许多矛盾和困难。因此,如何利用合并组建新浙大的有利时机,组建一套适合于一流大学办学目标的、有利于浙大共同发展的新型管理机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们当时制定的机构设置和组建的总体方案,计划先用半年时间把学校都处级干部调整好。这里有一个大的原则,新浙大的管理机制,必须是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办事高效、运转协调,必须是有利于新组建的学校内部的融合,有利于人、财、物和教学、科研的统一,有利于保证教学上质量、科研上水平、办学上效益。因此,在机构改革中,我们努力做到分级管理,减少管理层次,力求管理跨度合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明确校、院等各级管理机构的职责,适应学校改革发展的需要,同时能有效地配置人、财、物等信息资源,避免重复管理、分工过细和因人设事。

  问:机构调整涉及人的问题,矛盾是不是比较突出,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答:新浙大管理机构的设置涉及原来四校所有机构的调整和组合,当时四校光是校级领导就有38人,还有731位中层干部,其中正处职278人、副处职453人,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要转岗分流,工作难度是很大的。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负责机构调整的组织人事部门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和具体的方案。当时考虑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一步到位,推倒重来,这个方案的优点在于搞好新的工作机构以后可以马上进入运转,领导班子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上,但其缺点在于一次性调整的震荡会很大,影响会很广,可能会带来很多思想上的问题和操作上的困难。另一种是过渡方案,即经过半年至一年时间,逐步过渡到第一方案。这一方案有利于平稳过渡。
  后来我对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同志说,这里可以用上1983年我在杭州市委工作期间搞部委办改革的经验,不要一下子全部铺开,而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做,几个部处几个部处地分批进行调整,还没有调整到的处室仍按照原来的职能正常工作,调整好了以后在新班子带领下开展工作。由于采取这样一种分步到位的机构调整方法,原来各校都处的同志都很配合,很有大局观念。
  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原则,部处的调整,不要有校区的概念,本着合适的原则,择优任用。有的学校合并不好,关键是在干部任用这一环出了问题。党委书记、校长是哪个学校的,部处也尽最用那个学校的同志,这样就容易搞砸,而我们在机构调整中,中层干部都是经过大家推荐,再组织考察,然后上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哪个同志适合担任什么职位就担当什么职务。人事安排如果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能谈通就由他们谈,实在不行我才亲自出面做工作。
  学院组建好以后,学院的人事安排、领导班子的配备也发生过一些问题,我们尽量做到听取各方面意见,但不能没有原则。像有的教授,只想当正职,安排他当学院常务副院长、学院党委副书记,就不干,翻来覆去做工作都不行。类似的情况在好几个学院都遇到了。
  那段时间天天开常委会,有的时候上午开,中午也开,晚上也开,有时为一件事一直开到很晩。对干部的安排,我们尽量要做到合理,但当涉及到具体一个人的安排时,主要打破“小圈子”,很不容易,对同一个人,不同“圈子”里的人,评价会完全不一样。有些同志谈了之后,通了;也有些同志谈完之后,还是不愿意干,只好算了。有的是个人想干,但是不合适;有的是个人不愿意干,但是经推荐考察,很适合干,就尽量动员他出来干。比如人事处长朱荫湄同志是我反复做工作,才把她动员出来的。她是原来浙江农业大学的教授,也是农大原校长朱祖祥院士的女儿,当时很多人推荐了她,认为她比较合适,但她不愿意干。后来我跟她说浙大四校合并是她父亲留下的遗愿,她最后才同意。她在人事处长这个岗位上干得很好。

  问:现在看来,浙大合并的过渡期还是比较平稳的,您认为这里面有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答:合并初期的过渡时期,可以说,工作千头万绪,矛盾和困难也很多。
  我也在考虑,之所以浙大合并后能比较顺利的发展,我感觉这里有几个因素,一是我们提出了很高的奋斗目标,也就是用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去凝聚人心,以发展促融合。因为学校合并后,只有一个统一的法人,中央要求新浙大的管理体制实行人、财、物、教学、科研的五个统一,如果仍然分散,必然难以达到真正融合的要求,也就失去了合并的意义。而要做到真正的融合,首先要使浙大的全体师生员工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既能达到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目的,而又能经过不断努力可以实现,也就是说,不应该是一个空中阁楼。因此,我们在并校时就明确了四校合并的目标,不是追求规模大、学科全,而应该追求高层次,办出高水平。当时社会上说新浙大是中国高校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当然体量很大,更重要的是它有很强的实战能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感觉到,我们在合并的过程中间,要认真领会中央和教育部的方针政策,细致、稳妥地处理各类矛盾和问题,要以人为本,制定各项政策。尽管四校同根同源,但毕竟各自发展了46年,在此期间,各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但是由于领导体制、内部管理上的不同,也包指各个学校组织文化的差异,合并以后必然会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甚至包括文化的冲突。
  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稳妥、细致地处理好各种矛盾问题。例如,涉及人员的精简分流,这也是当时机构调整中碰到的-个大问题。由于原来各校人事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同类人员工资福利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对此必须送行稳妥细致地处理,以保证学校秩序的稳定。当时我们考虑一个总体原则,就是“就高不就低”,过去哪个学校的制度更合理,更有利于提高办学水平和稳定人心,就吸收采纳或适当调整后成为新浙大的规章制度。例如,我们规定在机构调整中的分流人员,如工作岗位、职位调动,原来的工资待遇继续保留三年。年轻的员工分流后,鼓励他们带薪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总之,一个大的原则,要使合并后的学校每一个成员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这样来保证学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发股局面,使得教学科研工作井然有序,每个职工心情舒畅。因此,像这类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必须稳妥地进行。例如像院系调整,我们花了差不多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所以新浙大成立以后,尤其在过渡时期,我们做事情相对比较慎重。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可以说是关键的因素,就是上级部门的关心、支持,李岚清副总理一直关心新浙大的工作情况,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也很关心,特别是陈至立部长、张德江书记特别关心。当时我到部里、省里汇报浙大的工作,他们再忙,也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尤其是张德江同志,1998年9月15日我们开新浙大成立大会.1998年9月16日他正式到省委上任。
  张德江同志到浙江任职之后,浙江大学的工作一直排在这位省委书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在我任职浙大党委书记这几年的时间里,张德江同志亲自到学校调研、考察、作报告和指导工作就多达20余次,光是浙大并校后的头三年里,他就来了15次,对我们学校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希望,也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办学上的困难,像这样一位对教育事业、对浙江大学发展充满激情,而又实干的省委书记,对新浙大真是幸运。
  我记得,1998年10月30日,也就是张德江同志到浙江后的一个半月,他第一次到浙大来调研,我们陪同他看了学校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学生食堂和学生宿舍,他很认真地听了我有关浙大并校后工作的汇报。当时,他讲话的第一句就说,浙江大学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大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各类的人才,为我国特别是我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了突出的贡献。他说,浙江的人民不会忘记,省委省政府也不会忘记浙江大学为浙江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希望浙大继续努力,为浙江跨世纪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听了,都是很激动。他说:“新浙大就是要办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要在15到20年的时间办成一流大学,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机,你们责任重大,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迎接这个挑战,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几届班子的努力,长期奋斗办成一流大学。”他也说,浙大在浙江在杭州,浙大是浙江的光荣和骄傲,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全力以赴支持浙大的改革和发展,支持把浙大早日创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问:您前面讲到新浙江大学一开始就有很高的发展目标,能和我们说说当时的想法吗?
  答:浙大合并之初,就确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但是宏大的目标在实现的过程中,也是主要从非常具体的工作人手的,尤其像浙大这样的大学校,开了成立大会,只能说是走出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更艰难。因此对我个人来说,首先是要把办好教育当作终身事业来傲。是不是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做,这是检验一个共产党人最终是否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的尺子。我以为,对新浙江大学来说,有三件事是一定要抓住的,一是一定要有一个高的目标,高的要求,否则就不值得花那么大的力气搞合并,这一点许多教授的认识是一致的。我查看了1998年5月12日在原杭大调研时的记录,许多教授都说合并后提高了办学的层次,增强了活力,更有力量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还举例说,过去某教授在词学研究中在国内可列首位,但因为在杭大,进不了国家评审组行列,合并后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二是对学生要有一套新的、完整的培养理念,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得求。三是要达到前两个目的,就要从各个方面创造条件努力去实现。在实际工作中,提口号一定要慎重,一旦口号提了,就要坚持下去,不要老提新口号,搞形式主义那一套。
  有一个高目标、一个理想、一个好的理念是很重要的,但对我们基层工作的干部,最关键的还是要在具体的工作中时刻记得这个目标,不要背离这个目标,包括我们出台的政策就工作方案。四校合并,有人担心合并容易融合难,真正融合,也许主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确实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不能因为难,就可以不做。作为一把手在公众场合的讲话很重要,不要老提新概念、新口号,要言行一致,要检点自己的言行,不然的话,你的努力就有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是与原定的目标相悖的。

张浚生和著名科学家霍金先生在一起

  问:有了一个高的目标,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傲,那么当时学校是如何把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与具体的工作结合起来的呢?
  答:刚才我已经讲了,合并之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一流大学的高目标,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抓住学科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按照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抓紧制定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学校合并以后,将原来的有关学院按照“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的原则进行了调整,重新组建了20个学院,其中理、工、农、医等14个学院,经济、管理、人文、法学等6个学院。
  调整之后,为了更好地体现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以及学院运作的高效性,同时有利于更快地提高学科发展的水平,当时我们就考虑研究制定学校学科建设的发展规划和浙江大学中长期发展纲要。
  制定规划,大事要先确定。比如,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挺出后,它的内涵是什么?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五四”讲话时提出了,国家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但是一流大学的具体标志是什么?清华大学提出要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大学”。综合性很容易理解。“研究型”,国际上主要是美国有具体指标的,包括博士生人数,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纵向科研经费数目,等等,强调大学的科学研究能力。其实浙大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期,竺可桢校长就一直很重视学校的科研能力,也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和大师级教授,我们对合并后的浙大办学目标的提法是“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综合型和综合性没有什么不同,增加了“创新型”。
  我认为,一流大学必须强调创新。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都必须强调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只能是跟在人家后面。这一点我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我还在学校工作,参加过很多科研项目鉴定会,很多成果都说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不管是哪种提法,都还是跟在别人后面,不是自己创造的。强调创新就是要有创新意识,要作出创新成果,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要为创新提供条件和环缆。什么是创新?毛主席讲的“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几个“有所”,我认为就解释了“创新”的含义。研究型大学必须是创新型的,所以我们提出了“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丸个字。
  制定规划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新的起点,必须要有高目标,尤其浙大想要跻身于一流大学的行列,更是要有高的目标。“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确是如此,综合型的大学学科必然多,必须突出重点,统筹平衡。如果不统筹平衡,一些弱的学科就会慢慢消失掉了,学科多的优势也就丧失了;但只顾了平衡,不突出重点,强的学科就不可能进一步提高和发展。
  从1999年5月份开始,学校广泛发动院系广大教师和学校有关部门进行讨论论证,向时综合国家实施的“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建设目标,在深入讨论、归纳基础上,先后制定了《浙江大学1998-2002年建设与发展规划》、《浙江大学中长期事业发展纲要》、《浙江大学学科与队伍建设规划》、《浙江大学“十五”事业发展规划》等等,明确提出,经过合并,要在国内建设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一流大学,在二十年内,也就是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左右,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同时,我们还提出了分步实施的计划。通过这些规划的制定,在学校建设发展的目标思路、发展步骤和重大措施等方面取得了共识。
  规划制定后,学校不断创造条件,认真组织实施,每年的暑期工作会议都围绕一个主题开展讨论、务虚,如2000年的主题是“改革、发展、提高、鼓劲”。2001年的主题是重点研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步骤,为制订“五年打基础,十年见成效”的改革发展规划统一认识。2002年的会议主要是研究向紫金港校区搬迁,明确紫金港校区应建设成为浙江大学的主校区,调整校区布局结构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快人才工程建设等问题以及学科建设、特别是交叉中心发展等问题。
  我在几次大会上反复地讲,实现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要五年打基础,十年见成效,再奋斗十年或更长一点时间,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当时,我还对全校教职员工提出了十六个字的要求,即“一流意识,全局观念,奉献精神,踏实作风”。这不仅是希望对全校干部教师要有这样的理念,更重要的是我自己首先要坚定地树立这个理念来开展工作。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和口号的确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使全校上下形成了一种改革创新、求是奋进的精神风貌,大家同心同德,为实现浙大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
  抓思想教育,也得实实在在地抓,不要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中央和上级的要求当然要坚决贯彻执行,但一定要结合我们学校的工作实际,我是很反对傲表面文章的,很反对一开会就是照搬照抄中央和上级文件,拿着文件读半天,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文件不会自己看。我的习惯是抓几个要点,每一次重大活动的部署,结合我们自己的工作实际来展开。如“三讲”、“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试点工作”,“建党80周年的学习教育活动”等,都强调要结合实际、区别情况、分类指导,务必取得实效。
  新浙大成立之后的头两个月,学工部要我讲一讲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要求,我对学生提出了30个字的要求:“崇高的理想、良好的品德、宽厚的基础、卓越的能力、踏实的作风、健康的体魄。”对一个人来说,一定要有理想,但每个人的现想层次不一样,“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是共产党人的主提高理想,但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具体到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要有要求,有很多事都是与品德有关的,比如“遵纪守法”,比如“诚信”,比如不能“抄袭”、考试作弊、论文作假……都是品德的问题。
  从大学生的学习上说,大学其实也还在打基础的阶段,但我们总是习惯要教学生一些马上能用的东西,如果只是学技能,只要办离职就可以了,不需要办高水平大学。现在学生从高中就开始分科了,理工科的学生文字表达能力不强,文史知识、甚少,文科的学生了解、掌握的科学知识的面太窄,这就涉及基础知识的问题,现在称为通识教育。还有就是能力的培养,有知识不一定有能力。一个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包指交流、表达、合作,对待困难和荣誉的态度,等等。

  问:新浙大后来组建了20个学院,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您觉得当时的组建方案是成功的吗?
  答:当时学院的组建意见不是很统一,许多教师对此很关心,一些学科带头人担心自己学科在新浙大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空间,担心学科整合交叉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因此,我们花了一年多时间对组建方案进行了反复讨论,到最后组建成20个学院,是不是完全合理,说法也不一,像材料和化工放在一起,就有人提意见说材料削弱了,化工也削弱了。还有机械和能源,是不是合适放在一起?如果不放在一起的话,机械一个学院,能源一个学院,类似这样处理,那学院就会多得不得了。在组建过程中,大部分的教师都比较顾全大局,比如机械和能源,合并之后是叫“机械能源学院”还是叫“能源机械学院”,材料和化工也一样,是“化工与材料学院”,还是“材料与化工学院”,好在这些学院的同志都很顾全大局,还是比较顺利地调整好了。
  学科结构调整和院系设置是合并后新浙大建设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我们感到合并后学科如何合理地整合,既需要认真调查研究,多听各方面意见,多做细致工作,又需要周密地规划,要求把学科设置方案尽可能制定得科学合理,不仅要符合学科发展的方向,有一定的前瞻性,也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原来四校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尽最兼顾各方面的需求。

2002年8月12日,张浚生为浙江大学数学科学研究中心成立授牌
(右一为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左一为浙江省副省长吕祖善,右二为著名数学家丘成桐)

  那一年暑假期间,我们特地住在之江校区,关起门来,花了两天的时间专门讨论,解决学院的设置问题,把20个学院定了下来。在此之前近一年多的讨论中,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按照传统大学的布局方式,设立文、理、农、工、等大学院,这样的布局,国外很普遍,历史也很长,大学院的优势是有利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另一种想法是小学院制,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在较小的范圈内把学科的优势凸显出来。小学院制的优势是能迅速反映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以及浙江大学的学科特点,有利于知识的创新和人才的培养。最后确定的方案,设置20个左右的中等学院,既兼取大学院制与小学院制各自长处,也形成了学校—学部—学院—系这样的结构,其中校、院为实体,学部和系为虚体,也就是两实两虚。
  这样一种设置,有利于学校统一领导和充分发挥各学科的权极性,考虑了新浙大的学科优势和特色,考虑了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考虑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结构,也考虑了国家学科设置和教育的本科设置以及国家对科技教育发展的学科分类,又体现了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补。因此,我感到这样的学院设置是一个成功的方案,而且后来的运行也说明这种设置对学校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能在一年内就把学科设置的工作做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学科设置涉及四校实质性的合并问题,也涉及新浙大建设发展的根本问题。合并后的这些年,浙江大学之所以有这么快的发展,特别是在学科建设方面,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现在看来,当时学科设置的方向是正确的,实践证明也是成功的,当然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在一定时候适当作些微调也是必要的。

  问:您作为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在工作中肯定碰到过不少具体问题,那时候是怎样处理的?
  答:新浙大成立之初确实碰到过很多问题,这也很正常,特别是学院组建的时候,各种意见、建议很多,在美国的老校友都很关心,纷纷来信表达自己的看法。有的校友建议恢复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的设置,只要文理工农医等7个学院;还有的人意见正相反,要地质、物理、数学、化学等等各自成立一个学院,我一数要成立47个学院,这怎么领导呀!还有的学科动员了自己的知名校友、老教授给学校写信,提建议。
  我还记得,当时信电系不知道是谁发了一个传单,说是学校要把信电系并回电气工程学院。传单一发之后,全系从博士生、硕士生到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全体都反对。事实上,这个意见确实有人提出过,说是国外大学的学科,强电和弱电是在一起的,而我们把强电和弱电分开了,对强电和弱电的发展都不利。但学校对这个问题当时还根本没有研究呢。那一天晚饭后我正在邵逸夫科学馆给学生作报告,就在我讲话的过程中,进来了一二百人,都是信电系的学生,他们递条子给我,一定要见我。我就让在现场的童芍素副书记转告他们,我现在还在讲课,让他们先回去,有什么事明天再商量。他们说不行,今天一定要见,我说那也要等我把课讲完再见。一直到晚上8点多,我讲完了出来,他们就在邵科馆一楼的大厅里等我。学生们很有组织、很有秩序地坐在那里,我进去的时候,有同学领头喊起立,鼓掌。
  我就坐下来和这些学生谈,告诉他们院系如何调整学校还在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决定。这时,就有同学把传单拿过来给我看,说,喏,这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我说传单是谁发的,学校不知道。现在学校刚合并不久,一些院系肯定是要调整的,关于怎么调整,现在意见很多,但都没有决定。也确实有人提出来要强电和弱电并在一起,但学校还没作决定,刚讲到“学校还没作决定”,下面同学就开始鼓掌,马上有一位同学站起来问,“你的意思是说不会并喽?!”我说这个事情我现在也不好讲,因为现在正在讨论过程当中,考虑哪个方案更合理。学校的原则是,对学科的调整要符合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要求。方案正在研究,潘校长正在抓这个事情。让我说一定不合并,我现在也不能确定。讲到这里,下面就又开始乱了,嘘声一片。我一直很平静地和同学们讲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说,这个传单里讲的肯定不是事实。我们在院系调整过程当中会充分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老师、学生的意见。现在已经9点多了,这里还有一年级的同学,还要回之江校区去,不能太晚了。散会的时候,我出来告诉管后勤的同志,把之江校区的同学用车子送回去,让他们走回去会不安全。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下来了。
  陈至立同志知道这件事后,非常关心我,叫我以后不要随便走到第一线去。其实我当时如果不去和同学们座谈,他们有意见,这些学生拉起一个队伍不到校外去,在玉泉校区校内游行一圈,也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对这类突发事件,如何处理?我们是否到第一线去,应该审时度势,而且我完全相信我们的学生是有觉悟的,是通情达理的,应该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这样就能互相信任、理解。

  问:听说光是附属医院的命名也讨论了很久才定下来的?
  答:是啊。这些医院合并前的名称是“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等等,并校之后,在讨论医院的名称时,医院的同志就有人提出合并后应称为“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等等,钱们也同意这个意见,但是通不过,最后几经交涉还是改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不只是名字长,而且出去办事也不方便。这也是学校行政化的弊病,按照学校管理体例,过去浙江医科大学是厅局级的,院系是处级的,同样一所医院,原来是一个大学的附属医院,并校了,变成了大学的一个学院的附属医院,比别人“矮”了一戳,变成是科级单位了,和别的医院不能平等对话了。

  问:1999年7月,浙大聘请了一批院士担任学院的外聘院长,这个做法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外聘院长”的起因是什么?
  答:部处调整用了半年时间,又花了一年时间研究院系调整。实际上院系的调整是从筹建工作开始时就在做了,是由潘云鹤校长负责的。在院系调整的时候,我们就在考虑,调整后的学院谁来当这个院长,这可不是像一般干部任命那么简单,一个学院院长必须是要有很高门槛的,作为一个学院、学科的带头人,不光要有很深厚的学科造诣,而且应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能够战略规划学科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请院士当学院院长?在讨论的过程中,也有很多老师,包括外面的校友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当时主要考虑到,新浙大应该有一个新的面貌,各学院的院长应该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另外,浙大要建成一个高水平的大学,院长是一个很重要的形象。既然浙大合并的目的不是为了大,而是为了强。那么请到高水平的学者来当院长,就能够帮助我们提高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因此,我们提出如果学校里面某个学科有院士,只要其愿意干,而且有行政能力,就请他出山。
  当时的机能学院院长是岑可法院士,建工学院院长是董石麟院士,药学院院长是陈耀祖院士,环资学院院长是曹楚南院士,这几位院长原来就是浙大的。有些学院浙大自己没有院士,我们就设法从外面聘请。
  大批著名学者与优秀人才的加盟,拓展了浙大的学科发展领域,使学校研究型大学的特色日益显现。比如材化学院院长沈家骢院士,他毕业于浙江大学,原来是吉林大学副校长,已经是浙大的兼职教授,材化学院成立后自然想到了他。医学院院长陈宜张院士也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是郑树教授推荐的,他在位四年,为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还有计算机学院院长李国杰院士,理学院院长贺贤土院士,都是浙江大学校友,是学院推荐,我们了解后感到合适而决定聘请的,还有农科的吴常信、洪德元院士等。当时我们是20个学院,理工农医14个学院中11个院长是两院院士。人文社科一共6个学院,人文学院院长请金庸先生,经济学院院长请王洛林,管理学院院长请高尚全,法学院院长开始没有,后来到武汉大学请了李龙教授,他们的陶校长很支持,我也给他写过信;外语学院开始是我们自己的教授,后来请了原柏林工业大学副校长施泰恩·米勒担任院长。

张浚生出席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聘请仪式(右一为潘云鹤校长)

  此后,包括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核物理学家唐孝威院士,微流控专家方肇伦院士、哈佛大学著名人文学者杜维明、麻省理工学院电磁学专家孔金瓯等一大批国际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的到来给浙大带来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科学知识,大大提高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

  问:最轰动的要数人文学院聘请了查良镛先生来担任院长,能说说这其中的由来吗?
  答:之所以想到查良镛先生(即金庸),是当时正好有一篇报道,媒体记者采访金庸时间他是否还继续写小说,他说不写了。问他以后想干什么,他说可能到北大或浙大研究一点学问。看了那篇报道,于是我跟潘云鹤校长商量,是不是就请金庸先生来当人文学院院长。金庸当时已经是浙大的名誉教授,也是原杭大的名誉教授,老潘也同意,我马上打电话给金庸先生,转告我和潘校长聘请他来浙大当人文学院院长的意愿,金庸先生听了很高兴,说,好啊,一口允诺。
  后来由潘云鹤校长出面写了聘请信,潘校长去香港出差,特地又当面去请他,他接受了。
  1999年3月26日,金庸正式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举行的聘任仪式上,金庸说浙江是他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浙大也有许多他的老朋友、老同学。因此,他“对这里十分有感情”。
  对于外聘院长,我们当时思想很明确:其一,新浙大学院的掌门人就应该是全新的形象,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并不像有些媒体所说的“炒作”。这些人都是一流的学者,他们能使新浙大有一个良好的形象。我们还不单单是请他们挂牌,还要求这些人确实有那个水平,对学科的发展处在什么位置更加了解,能够为我们的学科发展提出指导意见,事后证明也确实起到了作用。其二,我们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每年组织一些国际国内相应学科的高层次的学术会议,他们人脉关系广,对学科现状以及前沿都了解,能够做到,他们自己也可以开讲座。其三,还希望他们在浙大招收和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这三点能做到,请他们担纲掌门才有意义。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他们直接参与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们自己的业务很多,就是本校的那些院士当了院长,也不能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行政管理量方面。所以也都给他们安排了常务副院长,负责日常的行政工作。
  外聘院长对我们学校的学科建设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一直关心学科、学院的发展。比如金庸先生,那么大年纪了,还帮我们组织了好几次重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把北大、社科院的好多专家学者都请来了,还在学校开设了人文和经济的关系等讲座。王洛林同志、高尚全同志都非常认真负责,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沈家骢先生、贺贤土先生等,对负责的学院的发展、学科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陈宜张先生也是这样,他经常来,退下来后,还拿出自己的薪金在医学院设奖学金,鼓励青年学子。巴德年院士2002、2003年主动提出来浙大,接替陈宜张院士担任医学院院长,他认为浙大的学科结构和学术氛围适合培养高水平医学学科人才,并且给非医学专业学生开设生物基础课程。我们请的这些院士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尽管,后来浙大发生了“贺海波学术不端事件”,由此关于外聘院长的问题一度在社会上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我的观点很明确,不能因为发生贺海波、李连达事件而否定外聘院长的做法。这要看你请的人是不是能够认真做事,我们原来外聘的这些院长就很认真地承担了自己的工作。而且,你请他的目的要明确,你请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他们是否已经做到了,也要考核。
  所以发生“贺海波学术不端事件”,一是贺海波本身学术品德不好,二是受聘的李连达院士未能尽到院长责任。后来这件事情闹得那么大,也跟当时的处理有很大关系。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李连达该批评的就要批评,对贺海波该处理的就要处理。而且一旦事情查清楚了要立即处理,特别在现在的网络时代,瞒是瞒不住的。实际上,这件事学校2008年10月份已经作了处理,但没有将处理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也没有通过这个事件在校内开展学风教育,把坏事变好事。后来我跟杨卫校长说,不管是院士还是什么人,错了就是错了。不管是学校还是个人,勇于承认错误才会赢得尊重。  

  问:浙大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也是合并以后学校的一项重点工作,请问当时是出于何种想法启动科技园建设的?
  答: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对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到了关键时期,当时对高等院校提出了一个“如何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经济腾飞和科技发展做贡献”问题。1999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以后,根据国家关于加强科学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总体布局,我国在一些著名大学开始了创办科技园区的试点工作。正在这个时候,柴松岳省长拿到了清华大学的一个访问团去美国硅谷考察之后写的一份材料,讲的是斯坦福大学对硅谷建设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把这个材料批给我和潘云鹤校长。
  其实,浙大合并以后,作为省部共建的一所重点大学,如何能立足浙江面向全国,为地方经济建设做好高水平服务,一直是我们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李岚清副总理在浙大组建和来浙大视察过程中,多次指示我们,共建的基础是贡献,任何大学,包括浙江大学,首先要为这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好,这样才有可能调动这个地区来支持学校的发展,没有贡献,你就别想人家来给你搞共建。
  那么,大学如何为地方服务呢?你的优势是人才和学科,而缺少的是资源和平台,正在这个时候有了省长的批示,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办大学科技园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为浙江经济服务非常好的机会,学校马上开始筹建,准备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创办科技园,我们希望能通过大学科技园这个平台,发挥学校科技、人才和知识的综合优势,在政府支持和国家政策引导下,提升浙大服务社会的能力,推进产、学、研结合,充分发挥浙大科技园在高新技术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高新技术产业辐射以及提升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功能,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区绒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创新源泉,也成为创建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1999年12月国家科技部、教育部联合发文建立国家大学科技园,也把浙大科技园列为了全国首批15个试点单位之一。

  问:浙大科技园是什么时候正式启动的,怎么建的,当时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
  答:我们在1999年下半年开始筹备,正式启动是在2001年10月,当时学校举行了一个科技园工程奠基仪式,科技部和教育部专门发来贺电,省市主要领导都来参加了。在奠基仪式之前,柴松岳省长专门主持召开了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领导小组会。他在会上说,浙大科技园的建设既是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的一个军要组成部分,是杭州闰家级高新技术园区和全省“天堂硅谷”核心区块,对于加强和促进浙江经济,乃至全国的经济创新和发展必将产生重要作用。
  浙大科技园的建设省市都很支持,也没有什么大的两难,只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那是2000年4月份,我和潘校长去和省里领导商量,如何一起向科技部和教育部汇报开办浙大国家科技园的问题,同时请柴松岳省长担任浙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柴松岳同志很支持,同意拿出6000万元作启动经费,批文给了当时的省财政厅厅长翁礼华。柴松岳省长批示的意见;是看看今年省里的经费情况,若拿得出,由省里拨给,若拿不出,可以先让浙大贷款,省里贴息。黄书孟副校长就去找翁礼华,翁礼华同志是个办事很严格、很认真的人,据说他当财政厅长时从来不接受哪个单位请吃饭。我们去了,他说我是浙大校友,我请你们吃饭。翁礼华把我、潘云鹤,还有郑造桓、黄书孟一起请去,他说,报告柴省长已经批了,今年省里也还有钱,就按照柴省长的批示给你们拨付。听到这个消息,6000万同意拨下来,我们真是很高兴。但后来真正拨下来,是4000万,扣掉2000万,而且这4000万,省里那位同志还批了一句:“在并校的四亿中扣除”。开始我不知道,黄书孟还去查,怎么是4000万,还是“在并校的四亿中扣除”?翁礼华对黄书孟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你们以为吃到了一块大肥肉啊?一咬,还是你们自己的大腿。”真没错,就是自己的大腿,真让人哭笑不得。
  其实办大学科技园是一个合作共赢的重要举措。地方政府也十分看重浙大合并之后潜在的科技和人才实力,希望能与浙江大学加强战略合作。中央和省、市领导对浙大科技同的建设一直十分关注。2000年6月,时侄宁波市市长张蔚文来和我们谈双方科技协作的事,当时主动提出要在宁波建立浙大科技园的宁波分园,并且规划了一平方公里的用地,宁波市财政首期也支持6000万元用于科技园创业孵化大楼的建设。这年的11月,学校和杭州市专门签署了科技园区建设协议,明确省、市、校共建浙大国家大学科技园,把科技园的核心区规划在浙大玉泉校区附近,包括老和山区块和古荡工业园区块及周边区域。当时规划用地达到了1700多亩,而且明确浙大科技园是杭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宽要组成部分,规划设计由杭州市规划局负责向全国进行招标。
  
  问:四校合并后不久,为了解决教职工的住房问题,学校搞了一个“450”工程,教职工反响特别强烈,能和我们说说当时的想法吗?
  答:合并一年多之后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但那时候我还有两大心病,一是学校教职工的住房条件实在太差,其中尤以老浙大的教职工为最;二是校办企业亏损太多,每次讨论听到的亏损数目都是大数字。最严重是原来农大校园周边建的市场,地是学校的地,造房子的钱还是学校担保的,但市场开张了以后,得益的钱是个人装进自己的腰包了,而赔钱是学校赔。有时候打一次官司,学校就赔千把万,哪有这么糊涂办企业的?!我真的发火了,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在常委会上气得拍桌子。
  解决教职工住房问题是老大难,要从根本上改善教职工住房困难的状况,必须痛下决心。2002年每期学校在绍兴召开务虚会议的时候,我和潘校长专门昕取了学校职能部门有关改善教职工住房困难、解决住房问题的汇报,当时我就说,“一定要解决好教职工住房困难这块心病,要在四年内建设50万平方米的住房,解决教职工的住房困难问题,同时为引进入才提供住房条件,安居才能乐业,我们要把这项工作列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设目标,是在卜凡孝副校长和房产、基建等部门事先作了调研基础上提出来的。自建教职工住房,首先得有地,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挖潜力,调整原有的住房用他;二是浙大原来在三墩置了200多亩地,还没有建。2000年,市里又规划了3300亩地建新校区,也可以建一些教职工住房。其中,在紫金港校区余杭塘河北176亩建17.6万平方米,紫金港校区内198亩建23.4万平方米,共计41万平方米,力争在3年内完成;玉泉、西溪、华家池校区老家属宿舍区改建10万平方米,力争在4年内完成。
  有关部门提出“450工程”方案,并帮我到几个校区转了一圈。我记得,2003年2月19日,新学期伊始,为进一步检查落实“450工程”的各项工作,我和卜凡孝副校长以及有关职能部门的同志,专程去看了求是村、文三新村、景坛小区和紫金港塘北小区的几个建设工地,了解工程进展、配套设施建设、小区绿化和征地工作等情况,现场看了一下,心里就有了底气了,确实是可行的,特别是听到有关部门负责人说,预计到2005年底,“450工程”建设中最大的两个新建小区——塘北小区和港湾家园都能全面竣工的消息后,我真的很高兴。我说这样按平均100平方米一套考虑,我们可以建5000套,那就会大大缓解教师的住房困难,我再三希望大家,一是要抓好建设进展;二是要保证建筑质量;三是要完善配套设施规划,把浙大新住宅区建设成为一个生态化的花园住宅区,切实为级职工谋福利。
  “450工程”就是这么来的。这些住宅分布在紫金港校区余杭塘河北、紫金港校区港湾家园,还有玉泉、西溪、华家池校区老家属宿舍区的改建,这个计划我退下来之后还在继续实施,现在已经超额完成了。

  问:四校合并之后最大的“动作”就是建设新校区了,紫金港校区的规划建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初为什么决定要建一个新校区?
  答:四校合并之后,我们首先遇到一个难题,就是由于校区分散,新招收的本科一年级学生无法集中在一个校区上课。由于合并之前四个学校都分散在杭州市区的几个地方办学,没有一个校区可以容纳所有的新生,老浙大的基础部在之江校区,也只能容纳2000多名新生。
  新生进校后分散在各个校区会有很多问题,一是基础课安排很困难,老师几个校区上课疲于奔命,老师难学生难教学安排也难。二是学校刚合并,之江校区原来是老浙大的,华家池校区、西溪校区和湖滨校区原来是浙农大、杭大、浙医大的,学生中进了之江校区的认为自己是进了浙大,但进了华家池、西溪的同学,就会认为“我还是进了农大”、“我还是进了杭大”等。甚至陪着孩子来报到的家长,也会说同样的话。
  在紫金港校区没有建成的那几年,每年有家长给我写过这样的信,环资学院的新生还曾经联名给我写过信,要求搬到玉泉来,说“我们考的是浙大而不是农大”!我给他们回了信,作了解释,华家池校区的负责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不管用。有一天他们推举了四川、浙江、陕西、黑龙江考进浙大的学生,代表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新同学,找到我,反映他们的意见,我听了他们的意见,与他们谈话、解释。类似的事经常发生,新同学的这种思想状态既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也不利于学校很好地融合。因此,合并之后,我们就考虑要建一个基础部,把一年级新生集中起来进行教学和管理。
  办学空间的分散限制了合并后浙大综合优势的发挥,校园布局的调整作为新浙大的一个重大课题迫在眉睫,但要建基础部,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现有的儿个校区都没有这么大一块地方可以兴建,因此只能在校外找地。
  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为建造基础部寻找新的地址,一开始我和分管后勤基建工作的卜凡孝副校长在杭州市的周边萧山、余杭、海宁、临安、留下和小和山等看了几块地,地方政府听说浙大要建基础部,都很热情,看了七八块地,但总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之处。
  到年底的时候,富阳的市委书记,叫郭太宏,他听说了浙大在找地建基础部,非常热情地找到我,说“张书记,我这里有6块地给浙大挑,你来看看”。我去了,他陪我一块地一块地看,先给我看最角落的,到最后一块,是一片小丘陵,有1300亩左右,在黄公望森林公园附近,还靠着富春江,背山面水,前而有一条60米宽的公路,富阳市政府给我们的条件也非常优厚:5万块钱一亩,没有“原住民”,就没有拆迁的事,七通一平全部由富阳市政府负责完成。那天刚下点雨,地上还很湿,我在坡地上上上下下看了一下,很满意。
  回来之后,我在常委会上说了,富阳这块地作为基础部这个地方不错,地方政府给的条件也很优惠,但有两个问题美中不足:一是地块面积不够大,尽管作为基础部还是够用的,但是今后要进一步发展还会有困难;二是离市区远了些,当时杭州绕城公路还没建好,从之江校区过去要25分钟车程,从玉泉校区过去要40分钟车程。我建议大家都去实地看看,再作定论。我在常委会上说过之后,没多久学校安排党委常委们,包括副书记、副校长们,一起去富阳看了一次,大家都说这个地方还不错。这下消息传出去了,说浙大要把基础部建到富阳去。
  有一天,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和副市长叶德范来找我,王书记开门见山就说:“听说你们要到富阳去建一个新校区,你们不要去富阳,杭州市三墩那里有一块很好的地方,市里可以给你们,你去看看”。王国平书记说过之后,我就让有关部门同志先去了解一下,原来这个地方是杭州市城市建设规划中的生活示范区,他们希望今后这个示范区有更多文化科技的内涵。
  过了几天,我去了三墩。我在古墩路的一座桥边下了车,那时周边的环境又脏又乱,我当时心想,要在这里建基础部,光是拆迁工作就够呛。过了几天,王国平同志打电话来问我去看了没有,我说去过了,不合适。他说,你有没有走进去,那里面是很好的,你再去看看。我就又去了第二次,这次我过了桥,往前走了一段,大概就是现在新校区东门那一片,看过去也是破破烂烂,我还是觉得不好,不想要。但王国平和叶德范还是坚持要我再去看看,说你自已去看,地形不熟悉,不知道具体的地块在哪里,我请三墩镇的同志再陪你去看看,那一块地不是在马路边上,而且古墩路,市里也是要改造的。
  第三次,我请卜凡孝副校长也一起去,由三墩镇的书记、镇长陪同。这次看到了真面貌,的确同我前几次看到的不一样,我们一起走进里面,眼前是一大片田野,有很多的水域和稻田,很平整的一块地,一马平川,居住的农户也不多,那时我就想起来,这不就是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我们机械系的毕业班同学来参加双抢劳动的地方嘛。当时周荣鑫校长刚到浙大,还到田头来看过我们,幸运印象很深。但是我详细了解之后发现,这块地也有两个问题,一是中间有一块地已经规划给省里建住宅,大概有300亩;二是高压线从这块地上穿过,如果基础部建好后,高压线从校园上空穿过肯定是不安全的。回来后我把这个顾虑告诉了王国平同志,王国平同志的回答很干脆,省里的地我们另作安排,高压线移走,市里出钱处理。有了王国平同志的表态,基础部土地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说真的,浙大基础部建设这件事杭州市和西湖区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这一块地有3300亩,我们一算,不光是一个年级新生可以安排,安排两个年级的学生都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把一部分学院也搬进来。
  讨论基础部建设时,当时还有两个设想,一个是国家大学科技园,从西溪路开始,规划是1700多亩,这样的话,浙大从王泉校区开始,连上科技园,再到三墩新校区,就会对地方科技产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潘云鹤同志还借用书法理论提出了一个“笔断意连”的概念。当时还设想把玉泉校区老和山下的防空洞和科技园背后老和山的防空洞打通,把玉泉校区和浙大科技园连通,这会对浙大教师科技成果转化、创办科技企业带来很大使利,也能在杭州市的西部形成一个高新产业的园区,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潜力。二是科技园原来是打算建在玉泉校区南面的灵峰附近的,那里的土地原来红线画着就是浙大的,后来被农民占用了,为了科技园的建设,我和分管科技工作的程家安副校长、科技处的葛周劳副处长专门去看过原来红线内的区块,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大雪天,很冷,我还专门穿上了从来没穿过的羊毛皮靴。但这块地省里有人认为是“风景区怎么能给浙大”,所以才有了后来西溪路上浙大科技园的地块。

  问:基础部的建设需要投入很大的资金,这些钱是怎么解决的?
  答:是啊!基础部的建设当时初步匡算一下需要投入30多个亿,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为了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在确定基础部的地址之后,我们专题向教育部报告了基础部的建设规划,教育部对此十分重视,大约是2000年10月,教育部张保庆副部长、直属高校司陈小娅司长专程来学校考察,商议基础部建设规划和资金等的事宜,张副部长看了杭州市三墩镇的这个地块表示同意,按他的说法是来督办的,谈到浙大基础部的建设费用问题,当时估计总共要投入约30个亿,学校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教育部的意见是,新校区的建设费用由学校向银行贷款,国家贴息,贴息部分由教育部和浙江省各出一半。
  张副部长为此事专门与省里有关领导商议,但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当时,张保庆和陈小娅同志住在杭州刘庄国宾馆,我和潘校长专门去向他们汇报工作,谈到基础部建设的费用问题,张副部长对我们说,看样子浙江省不会同意出这一半贴息的费用,实在不行,都由教育部来出。他还特地吩咐我们,“基础部建设这么大的事,你们学校必须要有一位领导专门管这件事.你是一把手,不可能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这上面,但这是大事,不能有一点疏忽。”

  问:基础部建设工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2000年年底最终确定了基础部建设的具体事宜。这一年的11月3日,学校和杭州市签署了合作建设浙大基础部和科技园区的协议,这个协议分别由杭州市市长仇保兴和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签署。根据此协议,浙大基础部选址在西湖区塘北,占地面积3100亩,建筑面积为71万平方米,包括配套设施齐全的教学区和生活区。整个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完成后,可容纳全校一、二年级学生,近期规模为两万名学生。学校决定2000年底就新校区的总体规划向国内外公开招标,校园建筑物及大市政配套工程建设将于2001年动工,一期工程计划在2002年9月新生入学时正式启用。
  万事开头难,用地批下来了,到2001年年初,基础部总体规划设计方案确定之后,工程还是没有动跑来,我心里很着急。过了春节,我请学校分管副校长、设计院、基建处的同志一起去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参观学习,中山大学在珠海新校区建了一座7万方的建筑,影响很大。回来后,我在党委常委会上介绍了中山大学新校区建设的经验,并决定建立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提议由卜凡孝同志当总指挥,这样他就可以调动全校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基础部建设工程领导班子组建后,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干起来了。
  真正动工是2001年9月18日。我们当时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新校区开工建设典礼,那天省里的主要领导都来了,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亲自宣布新校区建设工程开工,并启动打桩按钮,教育部还专门发来了贺电。柴松岳省长在讲话中说,建设新校区,这是浙江大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新校区的建设将进一步提高浙江大学办学的综合实力,为学校下一步的发展增添后劲,开辟道路,迸而为浙江大学创建一流大学打下坚实基础。
  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也说,“杭州的发展离不开浙大这样的名校,我们提出要建大学城,首先就是要把浙大建设好,只有把浙大建设好了,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才能落到实处飞他还表示,市委市政府将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少花钱,多办事,快办事,办好事”的原则,以高度的责任心,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浙大的建设,我也在开工典礼上讲了话。我说,我们要按照建设一流大学校园建设的要求,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如期完成建设任务,同时要抓住新校区建设的机遇,加快学校改革发展的步伐,积极推进和杭州市持续、稳定、全面、特殊的战略合作,积极推迸知识创业和技术创新,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2001年9月18目,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柴松岳、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等省市领导出席紫金港校区开工典礼

  问:新校区建设工程进展顺利吗,您当时最担心的是什么事,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答:说实话,从开工典礼举行之后,我的心一直都挂着那块地方。这块地方是软土地基、农田,会给施工造成很多麻烦的,水管埋好了,但土地一下沉,水管就破裂了。还有,我最担心的是工期,能否按规划设计方案如期完成施工,实现2002年9月新生入住,当时我心里的确没有把握。
  那年的冬天天气不错,晴天很多,对施工有利。但是春天一到,雨就多了,每天晚上,如果天气不好,我就会站在窗口,嘴里不由自主地念叨“又下雨了,又下雨了”。我太太常会笑我:“你操这么多心,下雨你也管?”她不知道我是在担心新校区的工期,学校的工作是有周期的,我们准备让2002年新生直接进入新校区报到,如果工期耽误,新学年开始赶不上,就会耽误整整一年啊。
  那么大的工程,一点事故都没有是不现实的。那年夏天,工地上发生了一次塌方事故,原因是施工队立柱立得不稳,塌了。当时我正准备出差去广州,一接到电话马上赶到了工地。伤员紧急送到了医院,医院一定要钱到了才救人,把我气得直想拍桌子,人命关天的时候,还是“钱、钱、钱”。我说:“你们还怕浙江大学和施工单位赖你们钱吗?”

  问:浙江大学新校区是什么时候定名为紫金港校区的,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
  答:新校区动工建设后,2002年4月16日上午,李岚清副总理在时任省委书记张德江的陪同下,来到建设中的浙大新校区工地,察看正在建设中的一幢幢新楼,了解工程进度,他看了很高兴地说:“你们赶上了好时光,你们正在建设新校区,从规划、设计、建设的水平来看,堪称一流。”岚清同志的讲话给了我们和新校区建设者很大的鼓舞。
  新校区建设是学校进一步加快校园布局调整,拓宽学校发展空间,提高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因此学校常言委会经常讨论新校区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我在会上再三强调要把新校区的建设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室,作为办学的百年大计,丝毫不能松懈,而且新校区建设要有前隐性,要离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商质量施工,要把新校区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网络化、生态化、园林化等特点的,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相适应的大学校区。这个“四化”的概念还是潘校长提出来的,他本科是学建筑学的。
  在新校区建设过程中,为了增强新校区的文化内涵,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圈,吸引全校师生、广大校友关心新校区的建设工程,当时有同志建议应该尽快给新校区定个正式名称。我把这件事交给了宣传部的问志去办,他们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发动社会各界征集浙大新校区名称。
  2002年7月4日的党委常委会专题讨论了新校区的命名问题,最后大家一数同意把浙大新校区定名为紫金港校区。当时据有关部门介绍,塘北的新校区地址原先就有个紫金港的地名,紧挨新校区的西边,也有一条紫金港路,而这个港字又带水,与现有的五校区名称风格一致,紫金港象征着金色的港湾,一代又一代学子从这里启航,驶向未来。这个名称富含寓言和现代感,又符合以地理位置命名的原则。

浙江大学紫金新校区

  新校区建设成后,校区内的湖名、路名也都是在通过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来确定的,在讨论时校区内东部和西部两条最长的路,一条命名为迪臣路,一条命名为舫路,这是我提出来的。当时有人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迪臣是原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创始人林启的字,消肪是原浙大校长、著名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的字,以此纪念他们两位。在这里还顺便说一下,原来浙大校庆是每年的4月1日,这一天是西方国家称为“愚人节”的日子,我觉得不好,结果请黄书孟同志去查查浙大校史,查出求是书院首次正式开学时间是1897年的5月21日。2003年5月8日我们讨论决定,把5月21日定为浙大校庆日。


浙江大学紫金港新校区

  问:2002年开学,一、二年级学生就住进了紫金港校区,学生对新校区有什么反映?
  答:那一年安排新生9月底进校,这已经比通常新生入学延迟了一点时间,但到时候能不能住进去,当时争论很大。设备处的同志因有些教学设备还没有安装就绪,就提出来能否再延迟一段时间,但是再延的话,就会影响一年级新生的正常教学。在常委会上,最后我拍了板,只要做到能吃能住能上课,就搬!卜凡孝同志说:没问题,完全可以做到。
  当时我之所以敢拍板,这和我当年求学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当初我选浙大的时候,学校也正在玉泉兴建新校舍,那时的情况比现在紫金港校区更差,整个玉泉校园就像一个大工地,有些教学楼还在建造中,校内没有一条完整的道路,坑坑洼洼的,上大课在草棚里,食堂也在草棚里,我们当时不照样在那儿读书上学吗?而现在我看到的紫金港校区的条件,比我进浙大读书时强多了。
  7月底的时候,我还一个人去紫金港建设工地看了看,路尽管还在修,看进度很快就能修好,只有食堂没结顶,这让我很不放心。过了几天我又去看,食堂结顶了,但一套从日本进口的生产线没有到货,设备是从海上过来的,如果天气条件不好,海上有大风大浪,货轮航程也会受影响。我问卜凡孝同志,行不行?他很肯定地表示,来得及的。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好的准备和筹划,让军训的二年级同学先进入新校区,并且把军训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适应新环境新生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正确辛苦待建设中的新校区。二年级学生经历过了之后,就会用正确的思想影响新生。这个方法很有效,对安定新同学的心态、情绪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002年9月初,学校专门发了一个关于紫金浴校区搬迁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学院各单位高度重视新校区的搬迁工作,要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确保搬迁工作的妥善、平稳、安全进行。同时,还对搬迁的各项工作列了一个检查时间表,要办公室来总体协调、督查。
  从10月8日起,6700余名浙大二年级学生从原先居住的玉泉、西溪、华家池、湖滨等不同校区搬迸了新校区,在新校区上了第一堂课。那一天,我正在日本大阪访问,我打电话给卜凡孝同志,问他学生情况怎么样?他说:“挺好!同学们都很高兴。”10月10日晚上我回国,11日就赶到新校区去看同学,和碰到的同学聊天,问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他们都说很好。我说新校区还没有建完,生活上可能会有不方便,他们说,“我们每天都看得见新校区的新变化,昨天没通的路,今天通了;昨天没有清掉的废土,今天搬走了;昨天还是黄土,今天铺上了草坪、种上了树……”他们的回答让我舒了口气,而到了10月14日、15日两天,6000余名新生来到新校区集中报到。
  短短一周时间内,就有将近1.5万名师生进入了新校区,也掀开了浙大办学历史上新的一章。新生进校的过程很安全、顺利。在新校区的建设中,指挥部的同志们真是非常艰苦,非常辛苦。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了这个艰巨任务,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要记住他们付出的劳动和汗水。
  新校区启用后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信步走到教室里,看见正在上自修的同学,教室里有暖气,一个个学生安静地在学习,辛苦完之后,我走出放室,在教学楼的空地上,头上是一轮明月,在淡淡的月色下,校园是那么美丽整洁,一般暖流流遍全身,心情之舒畅,真是难以言喻。

第四节 发展:“浙江大学就是个成功的范例”

  问:有人说,浙大的并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而且当时中央对新浙大提出了很高要求,十多年过去了,您现在是如何评价四校合并这件事的?您认为浙大并校是成功的吗?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到目前为止,对大学合并的这件事还是有很多议论,甚至批评。这也是很自然的。我国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有相当数量的大学实现了合并重组,可以说,这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结构和布局的调整,其改革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远,也不是十几年就能看得出来的,恐怕要几十年以后才能对其下一个准确的结论。在这么大的一次教育结构调整中,社会上包指教育界对此有很多议论,这也很正常。因为确有一些合并学校是成功的,效果是好的,学校得到了很大发展。也有合并不成功的,现在也存在很多问题的。
  从浙江大学的合并来看,各界普遍认为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李岚清副总理在他所著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上,对新浙大四校合并这件事是这样评价的:"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就是经过了两年多的酝酿、研究,才实施的。高校的合并绝不是简单的为合并而合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合理地配置和充分利用教学资源,提高办学和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他认为“浙江大学就是个成功的范例”,并说“该校合并以后,教师实力、学科结构、学校的扩建、办学规模、教学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跃式的发展,在国内都名列前茅”。他还说,浙江大学“无论在软件还是在硬件方面,都加快了创建一流大学的步伐”。
  2004年7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浙江大学的一次干部教师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六年来(指新浙江大学成立六年),浙江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发展的标兵,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
  我们说高校合并不仅仅是“1+1=2”,简单的比大比全,更重要的是比强,要达到“1+1+1+1>4”的效果。因此,我也看了一些国内教育专家对新浙大合并后发展的一些评价。也有学者认为,合并后的浙江大学规模之庞大、学科之齐全、实力之雄厚,令人刮目相看。新浙大的组建是我国大学教育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也是世纪之交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也是我国高校实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重要成果。

  问:除了领导和专家的评价外,从并校十年来学校本身发展来看,其效益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办一所一般性的大学并不困难,但要办一所高水平,甚至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就很不容易,而浙大无论从它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都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大学,特别是一所高层次、高水平的大学,众所周知,它必须承担起三项重要任务:一是为社会培养一定数量的、具有综合素质的高质量人才,二是创造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三是尽可能地利用大学的人才和智力要素,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引领文化的发展。从这些方面看,并校十多年来,浙江大学可以说实现了跨跃式的发展。
  现在说到发展,有很多人喜欢用一些定量的数据来作比较。数字尽管是很枯燥的,但的确也能说明很多问题,有专家分析,大学合并后,如果是比较成功的话,它能发挥高水平文化的带动作用,这可以表现在各项办学指标的上升上。因此,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把并校之后浙大这十多年的发展分成几个阶段,通过这几个阶段办学指标,例如学科、成果、队伍、师资、学生等等,发生的一些变化,来看看并校之后所产生的效益。
  合并之前,浙江四校共有一级学科博士点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75个。并校后的第一年,我把它称为起步阶段或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实现了平稳过渡,很快地体现出学科资源优化重组的优势效应,体现在办学指标上的快速上升。例如,合并后的第一年,浙大的学科覆盖了除军事学以外的11大学科门类,1999年学校新增一级学科博士点14个,新增二级学科博士点9个,使学校博士点总数达到了106个,居当时全国高校第二位;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29个,位居全国第一位。也就是说,并校后的第一年,学科综合的优势就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这也反映在学校科研项目的大幅度的增长。1999年,学校新增科研项目比合并前的1998年增长了30%,科研经费总量达到了5亿元。
  合并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到了2002年,我们当时筹划向全社会宣传浙大并校取得的成绩。因此,在这年5月份的时候,学校邀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主流媒体的记者到学校来实地采访,看看浙大并校能否产生新的优势。那段时间,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都发表了很多专题报道,对并校以来浙大取得的成绩做了非常好的宣传。《人民日报》当时发表的专题文章的标题就是“浙江大学:并校带来新优势”,而《光明日报》则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浙江大学在学科高原上‘造峰’”的长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浙江大学在学科高原上造峰的报道,读来令人振奋,发人深思,近几年在我国高校改革与发展中,合并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合并并不是盲目追求外延的扩大,目的在于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创造新的优势。”
  如果把这个算为第二阶段的话,我认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合并中体现新优势,在融合中得到大发展”。这一阶段,浙大一级学科博士点从原来的16个增加到了28个,居全国高校第一位。这一年学校科研经费总量达到了7.2亿元,居全阁高校第二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连续三年居全国高校前两位,被SCI和EI收录的论文总量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发表的论文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一位。这一阶段还体现在学科的综合优势上,学科的综合优势提升了学科的竞争能力。原来相对薄弱的学科,例如农学类和医学类学科,通过合并交叉重组之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农学类的博士点、与合并初期相比,增幅达到了107%,一级学科博士点从无到有,到2001年底达到了7个,学科的综合水平据当时某高校评估机构评估,已名列全国农学学科的第二位。医学学科也是同样得到快速发展,并校前的以临床诊治为中心的办学模式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学科建设的各项主要指标得到大幅度攀升。

  问:您的任期是到2004年7月份结束的,由于年龄的关系,您退出了浙江大学领导岗位,在这之前,浙江大学并校发展又体现什么样的特点?
  答:由于年龄的原因,2004年7月,我从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岗位上退了下米,担任了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在这时期,据国内一些评估机构的评估,浙江大学的综合办学指标稳居在全国高校第三位,我感到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是,在总量继续增加的同时,办学规模从外延的扩张转变为内涵的拓展和质量的提高、结构的优化。学科的综合优势向着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优势互补的方向发展。

张浚生在核试验科学家座谈会上和专家畅谈

  据当时提供的数据显示,浙大的科研经费以每年1个多亿的速度增长,到了2005年底,科研经费的总量已经达到10亿元人民币,继续位居全国高校的第二。学校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能力不断增强,为载人航天事业等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也位居全国高校之首。被国际著名检索机构SCI、El收录的论文位居全国高校第三位。国内论文发表量名列第一。尤其值得可喜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科研经费大幅增长,从1998年的706万元增长到2005的6000多万元,位居全国高校的前列。还有,现在从人才培养的结构来看,研究生招生人数已经超过本科生,形成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研本比”,即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从并校初期的1:4.5调整到了1:1.4,可以这样说,并校十年,浙江大学进入了办学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最近杨卫校长给我提供了一份数据。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提供的材料,2009年国际论文被引用篇数较多的高校,浙大为第一位;“表现不俗”的论文,再次列全国高校第一;浙大作为第一作者署名机构的2004年至2008年发表的论文,在2009年被引用论文数、被引次数均居全国高校首位,2000年至2009年SEI收录论文累计被引篇数也列全国高校首位,科研经费已达27亿元,仍居全国第二。

  问:您刚才的分析和列举的浙大主要办学指标的变化的确很有说服力,那么从办学的宏观效益来看,浙大又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答:2009年3月份,台湾东华大学邀请我去参加一个研讨教育的国际会议,要我谈谈大陆高校合并的情况,我撰写了一篇文章《漫谈大学合并》。
  文章寄去了,但因为刚好我要在北大出席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动员会,时间冲突,没有去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核心期刊《大学研究与评价》2009年第6期上。
  在这篇文章里,我通过对浙大合并的背景、过程、发展和效益的分析来说明,通过合并,浙大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了跨跃式发展。我的结论是,新浙江大学10年的建设和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实现了教育部当时在合并之初文件中提出的目标,也就是说,“希望把新的浙江大学建设成为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学,为浙江省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学术繁荣做出新贡献”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下一步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问:您能否具体地谈谈这十年来浙大在学校层面上的变化吗?
  答:我想从四个方面做一个概括。首先,浙江大学的办学层次和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都必须是多层次、多种类型的。有些大学应该组负起提高整个国家和区域的文化和科技发展水平,应该是创新能力的体现者和知识文化的创造者,有些学校则负责全民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有些则应比较直接地解决面对社会的问题,包括技能型的训练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能力。因此,不同类型的学校在总体上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有分工的不同。高层次的大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其内在的能力,就应该担负起比一般大学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
  我们知道,并校前浙江四所高校,一所部属高校,三所为省属高校,每个学校的办学水平都在其所属的层次上处于前列,但是要在原来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也都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三所省属高校要迸入全国重点大学的行列,难度更大。因此,通过合并之后,都进入了全国霆点大学的行列,无论从招生、教师聘任、职称评审、项目申报、成果评定等方面,都在国家一级高层次上运行,这为我们培养数量更多的高质量的人才,以及出高水平的成果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从人才培养的质量上看,由于并校后教学资源和培养方案的不断优化,生源质量不断提高,学校总体的教育教学质量得到了跟着的提高。2003年到2007年,浙江大学学生参加国际大学生学科竞赛共获得了74项大奖,其中包括美国大学生数模竞赛最高奖——INFORMS奖,参加国家级大学生学科竞赛共获奖100多次。浙大的本科生还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200多篇论文,其中有些文章发表在影响因子大于6的国际权威刊物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浙大获奖数和提名数均位居全国高校前列。有数学专业的在读博士生,还在《美国科学院会刊》上发表论文,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高校的学生第一次在该杂志上发表的数学论文,类似这样的数据和例子每年都有很多。

  问:那么在学科建设方面呢?合并之后是不是更有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
  答:就科学技术而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科仍然在高度的分化,同时,许多不同学科又相互交叉、融合、渗透,不断产生新的学科和边缘学科,而且自然学科、技术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互相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因此,综合性大学由于其学科较为齐全,更有利于在内部组建这类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的研究平台,这对培养学生具有多学科的知识,掌握学科交叉的能力,都非常有利。因此,我说,合并之后浙大的第二个变化是多学科的综合有利于学科的交叉,产出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能全面提升学科的竞争力。
  合并初期,浙江大学有13个国家重点学科,主要集中在工学、农学、理学和教育学门类,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浙江大学已经形成了14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21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和10个国家重点培育的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覆盖面在二级学科达到了71个,涵盖了工学、理学、农学、医学、管理学、教育学、法学、文学等8大学科门类。重点学科数量显著增加,覆盖面更广,学科分布更加合理,结构显著改善。这对学校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承担国家重大项目,产出高水平的重大成果,以及适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能力达到了全面的提升。

张浚生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威廉姆·福格尔先生亲切握手

  近年来,我国实行了“111引智计划”,即从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学科队伍中引进、汇聚1000名海外学术大师、学术骨干,在国内高校建立100个一流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以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提升学科发展水平,提高高校整体水平和国际地位。这是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为在我国高校落实建设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大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由于合并后,浙大学科门类齐全,综合实力较强,该计划自2006年启动以来,浙大已有3个项目成功入选。

  问:大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充分利用学校的知识和人才优势,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那么,浙大在这方面现在做得怎么样?
  答:教育部在关于浙江大学合并的决定里指出,新浙大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实行教育部与浙江省共建共管。我们理解,所谓部省共建共管,其基础就是要利用浙江大学合并之后形成的学科和人才优势,为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我们当时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把浙江大学定位在高水平、强辐射上。所谓强辐射,就是要以浙江省和长江三角洲为重点,利用浙大的人才和知识优势,服务全省,面向全国,不断拓展。因此,合并之后的浙江大学应该能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高水平的服务,这种高水平的服务包括人才培养、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决策咨询等内容。1999年下半年,我们提出要主动参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当时和贵州、云南等省都开展了多种科技教育合作,派教师到西藏等高校任教,到内蒙古挂职。2001年,经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批准,浙大在全国高校首批建立国家大学科技园。主园区的核心在杭州,以“一园多点”的方式,在宁波、南昌等地建立分园,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辐射。早在2001年,有一次陈至立同志陪李岚清副总理到浙江视察教育工作,从温州,经宁波、绍兴到杭州,到了杭州后见到我和潘校长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路走来,浙江大学在浙江是无所不在,每到一处都会讲到和浙大的合作,得到浙大的支持。确实当时我们和浙江所有的地市都有合作协议,我还几次带博士生、博士后到地市去开展合作交流。为了支持浙江高校教育大众化的需要,我们还主动和杭州市、宁波市合作,创办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和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现在这两所大学的在校学生规划都达到12000人,是教学质量很好的两所万人大学。
  据初步统计,这十多年来,学校完成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研究和开发项目总最达到了19000余项,合同金额超过了33亿,创造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近几年来,浙江大学参与承担了一些国家重大项目的研制,如神舟号飞船的工程项目等,并在其中作出了贡献。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合并后的浙江大学通过结构布局的调整,大大地提高了办学资源的利用率。四校合并前,据当时统计,重复建设的学科有16个,占当时四校学科总数的10%左右。同一学科中,高层次人员分散在不同学校,有的学校一些重点学科只有极少数高层次的人员,这种学科建设低水平重复的情况必然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合并后,无论从学科的人员结构到学校的图书资料和仪部设备等方面的资源利用率都得到了大大提高,提升了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办学水平。

  问:我们记得在四校合并初期,浙大的四位老教授曾经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把四校合并的结果概括为三种统界。您认为他们当对对四校合并结果的预测,您刚才谈到的几个阶段的变化是不是有某种吻合之处?
  答:四位老教授写的这篇文章我当时也读过。这篇文意写在四校合并之际,它的标题好像是《发挥综合优势 创建一流大学》。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影响还是很大的。文宫中引用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提出了四校合并的结果不应是简单的加法,而应该做到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他们很形象地把合并产生的结果比喻成三种境界:一是机械的联合,也就是说各学科之间建立起外部的联系,尚未渗透到各学科内部,这是综合之“初探胜境”;二是化学的化合,也就是各学科互相渗透引起化学反应,产生了不同于其组分的新东西,这是综合之“渐入佳境”;三是生物的媾合,各学科互相交融,形成新的胚胎,孕育新的生命,这是合并的最高境界。
  他们的观点我是赞同的,从浙大这些年的发展来看,应该说总体上是相吻合的,然而,我看现在的浙江大学还远未达到合并的最高境界。从目前学校的发展趋势来看,仍还有很多忧患,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学科布局和建设水平以及如何面向国家和社会重大战略需求等等,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科综合交叉融合的优势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一些传统的学科也面临着很多发展的忧患,有些甚至出现了滑坡。这些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当然,从历史上看,一流大学的建设都要经过长期积累的过程,固然要有政府的支持,资金的投入,但更重要的是学校领导、教师、学生长年累月;辛勤努力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看到,要真正办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经得起社会实践的考验。对此,我们既要有雄心壮志,又必须脚踏实地努力奋斗,才能真正在增强创新能力、培养创新人才、贡献创新知识、做出创新成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才能真正体现一所一流大学的社会责任和存在价值。

《张浚生访谈录》第二章 多事之秋 守持尤难

第一节 浙大人的激光之梦

  问:1958年您从浙江大学毕业,留校后是直接当助教吗?
  答:1958年我从浙江大学毕业留校后,当了老师。那时候我们被叫做见习助教,要一年后才正式转正称为助教。这年给我的任务,一是做教研室秘书,二是做机械工厂光学车间“车间主任”,三是准备上课教“光学玻璃工艺学”。
  问:教研室秘书的工作是给教授做助教呢,还是像现在系里的办公室行政人员一样的?
  答:浙江大学的光仪教研室一直以来有个传统,就是要由党员教师担任教研室秘书,因为当时担任教研室主任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老先生,都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由党员教师任教研室秘书。何增禄先生和董太和先生担任教研室主任的时候,教研室秘书先是董大年同志,后来是缪家鼎同志。
  一直到1956年,光仪专业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孙扬远同志留校后接替缪家鼎同志当教研室秘书。因此,1958年我毕业以后孙扬远同志就推荐我当教研室秘书。所以我留校以后,既是教师,又是教研室秘书,还是光学车间的车间主任。
  教研室秘书实际上是教研室的内总管,从排教学计划到教研室的日常行政事务,例如安排学生下厂实习等事务都要管。“车间主任”的身份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加给我的。

  问:“车间主任”听起来应该是和生产劳动有关?
  答:当时,我的教学任务是教一门“光学玻璃工艺学”的课,这门课原来是缪家鼎先生上的,再之前是苏联专家教的,盛耕雨先生也教过。
  我毕业留校的时候,缪先生去苏联列宁格勒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留学了,就明确要我接缪先生的课。当时还有一位同时留校的徐昆贤也一起负责这门课的教学工作。光学玻璃工艺学的课,一定要与实验室结合,学光仪的人都要懂磨玻璃的,光学元件主要是光学玻璃制造的,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光学玻璃工艺的实验室,让学生动手实践的。这门课作为光学仪器专业也是很重要的。光学仪器设计得再好,没有好的光学工艺,也制造不出好的光学仪器。我们专业专门设了这门课,苏联的光仪专业也有这门课。
  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了,为了适应当时国家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同时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那时候全国的大学兴起了一股大办工厂的热潮。浙江大学也把许多实验室改成了工厂,学校在原来的金属工艺实习工厂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机械制造厂,还有化工厂。光学玻璃工艺实验室算是浙大机械厂的一个光仪生产车间,称为光学车间。

  问:这么说来,当时“车间主任”应该是没有生产任务的吧?学校档案馆有一张照片,刘少奇主席来学校,在校办工厂考察的照片里有您。
  答:1958年的那次群众性的教育革命运动比较突出强调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突出提倡勤工俭学。当时提出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那样做可以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学校教育脱离生产、理论脱离实际、知识分子脱离工农的倾向。
  因此,当时学校在大办校办工厂的时候,很强调劳动的重要性。我们光仪车间也有生产任务,例如替人家磨制显微镜、望远镜镜头等。当然,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影响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间也走偏了方向,出现了不要课堂教学,“以劳动代替教学”这种倾向。
  1958年11月,刘少奇委员长来浙大视察访问的时候,他还专题了解学校教学科研生产的情况,当时我就在光学车间,在那儿陪他参观的.不过,“以生产劳动代替教学”的倾向后来很快就得到纠正了,因为大学提倡以劳动代替教学遭到很多人反对.到了1959年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巩固、整顿、提高”的教育工作方针,纠正前段时间教育革命中“左”的倾向,恢复正常的敏育秩序。
  这样,在1959年的上半年学校又恢复了课堂教学,连续两个学期我被安排给55级、56级、57级上光学玻璃工艺学这门课.现在想想都很后怕!尽管我自己当学生的,光学被璃工艺学这门课的考试成绩是“优秀”,但要数好这门课谈何容易,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备课,幸好当时缪老师留下了很多教学资料,也有一本俄文的教材。

  问:那时光学工程专业在我国应该还算是新兴学科,浙大光学工程的发展是否与国家建设需要有关?建系之初,光仪系是一个怎样的构架?
  答: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各项事业都还处在起步阶段,科技工作和学科建设也同样.当时国家在光仪工程技术领域布了三个点,一个点以科学研究为主,在长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仪苦苦馆,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先生是这个销的馆长,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是研究光学破稿的,Iii’]t自长是龚祖间先生,也是从德国留学回国的;第二个点是企业,在上海建立上海光学仪器厂;第三个点是教学点,ftfr养光学专业的人才.教学点又分设两个,军用的设在北京工业学院,民用的设在浙江大学.之所以把光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基地选择在浙大,是因为浙大有一个专门研究光学的物现学家何增禄先生,是二级教授。当年浙大刚刚经历了院系调整,全校只有两个一级教授,王国松先生和李寿恒先生,二级教授有王仁东先生、何增禄先生……学术上也是相当厉害的。
  何增禄先生是浙大光学仪器教研室的主任.因为何先生是真空技术专家,1956年也调往北京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但他的弟弟何增良一直在浙大。何增良先生是吹制玻璃器皿的高级技术工人,做玻璃器皿水平非常高。当年浙江大学西迁贵州办学的时候,著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要做实验,很多玻璃器皿的设备都是何增良帮他吹出来的.尽管浙大光仪系的真空镀膜技术,是盛耕雨先生开创的,但是何增良先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很多霆耍的仪都设备都是靠他制造出来的,所以尽管是一个技术工人,但对学科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我留校当老师时候,教研室有一些设备也是请何增良先生吹制的。
  浙江大学光仪系是1960年成立的。在这之前只有光学仪器专业,有三个专门化,l!P:测量仪器、摄影仪器和计量仪穗,这些专业用到的知识主要是几何光学的范围。后来又成立了物理光学仪器专业,包括光谱仪器和干涉仪楞,属于物理光学的范围.那时候我兼任系的科研秘书和物理光学专业的党支部书记.专业党支部就是教师和学生在一起建立党支部。光谱仪器最先开课是!ill:耕雨先生,盛耕雨当时担任系主任.老先生开个头.接下来我们年轻教师就跟上了,和我一起负责教这门课的还有林中同志,她比我高一扇,业务水平很高,就是身体健康差一些.要我开这门课,那时自己心里也是很紧张,要看很多资科,主要是几本英文书和一些杂志上的文章。首先是编教材,国内第一本光谱仪器学的教材是我编写的,是油印的讲义,没有正式出版。后来,我在上海图书馆还看到过他们收藏的这本讲义,很可惜我现在连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

  问:那时:您参加科研工作吗?我们听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大学的科研工作已经有了-定的规模和水平了。
  答:浙江大学一直是很重视科研工作的,这是学校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前,竺可桢校长长校期间,在西迁遵义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浙大的教师在科研上仍做出了许多重要成就,有些工作在当时称得上国际水平.老浙大被称为“东方剑桥”即与此有关.1954年学校就开始制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浙大第一个全校性的科研工作计划,1957年学校又重新筹建理科系,理工结合为新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那个时候学校的科研规模没有像现在这么大,但还是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巢,例如研制成功双水内冷发电机这样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像现在一样,那时候学校搞科研也是要有经费和项目支持的,没有拿到大的题目就只能自己做,1960年的时候,我们还想搞电子显微镜,我带着儿个同学一起傲。开始的时候.想做…个光电管.把光能变成电能,现在很多仪梯上郁用的.但是捎科研.也必须有高水平教师的指导,我们的激师自己也不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只有我们自己幡摸索.我们自制荧光粉,由何增良先生吹倒破璃管子.然后涂敷上荧光粉,再接上电板,光打上去,会发出荧光来.为了解决技术难题,我们向已着书,找资料.烧出了不少荧光粉,而i化铸加一点镑,加一点钮,它会出现不同的颜色,有时出现的是橙黄色的,有时是绿色的威蓝色的,很有趣.这个诛I~因为没有列入项目,只是向学饺申报,拿了一点经费就开始傲,尽管没有做出像样的成果来,但是我们感到,科研工作对饿炼-个人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是很有好处的。

  问:留校后您主要做了哪些教学工作?光仪系初办,新开专业、新开课程……学习、工作任务是不是很篝?
  答:我的主要工作还是以数学上课为主.我读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大地测蠢仪器”,毕业设计傲的也是大地测量仪器。毕业之后数的第一门课是“光学玻瑞工艺学”.“光学玻璃工艺学”教了两年之后,物理光学仪都专业新设,就又转型l物理光学仪然专业了.所以我在浙大参与了两个新专业的建设.一个是物理E光学仪器专业,一个是后来的激光技术与仪器专业.要从机械系的~个专业扩展成一个系,也是很不容必的.I960停办物理光学仪器专业的时玉泉校区教学大楼候,系里特地派我到j长春去向光机所的王大衍、王之江、)(J5锡铭等先生请教,物理光学仪器专业怎么办。物理光学仪器专业办起来以后,基础课程与其他系是一样的,但也增加了-些与专业有关的课程,包括光谱学、光谱仪榕学、干涉仪苦苦学……光谱仪器学是由盛耕雨先生带着我与林中跟着他一起开的;干涉仪器学是由龙槐生先生带着卓永模、张仲先等上的z光谱学当时是由复旦大学物理系、四川大学物理系、中山大学物理系和山东大学物理系刚毕业的新老师来了以后开的课。

  问:年径教师开新课,没有教学和研究经历,只能靠书本资料了.当时你们看资料都需要看外国的,是不是这样?
  答:年轻放师教新课是很吃力的,自己要看大量的材抖。还好那时俄文的书、英文的资料我都能看,日文的杂志也能看,所以当时为了备课,外文资料的确看了很多.那时候大学毕业生的外语水平还是可以的,主要是阅读能力还可以.普遍的情况应该是一门主修外i苔,一门辅修外语。
  解放以前,浙江大学以英文为第一外文,第二外文以德、法、日文为主,俄文只是少数人选读的外文谍。新中国成立后,高教部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因此学校都开始要求学俄文,到了1956年俄语已基本上成为浙江大学学生必修的第一外国语课.我中学学的是英文,~J浙大读书时,我的第一外语是俄文,这是规定必修的。第二外语是选修的,我选了德语,学了一年。为什么选德文?是因为我们一般讲光学仪器,当时最好的是德国蔡斯的仪器、蔡斯的照相机等.但是德文资料不多,日文的倒是不少,尤其是杂志,什么《分光研究》呀,等等。学校里的救师也设有迸修的课程,所以就进修了一年的日话。如果不要会话、写文章,只是看看资料的话,有一年的学习时间,看看外文资料,还是可以的,问g物理光学仪篝从字面上看与物理学和光学都有关系,是吗?苦奋.浙江大学的光学仪器曾专业原来就是由物理系的老师和机械系的老师共同筹建起来的。
  因此要办好这样一个新专业,我们比较注意随时跟踪世界国际科技发展,特别是本领域的学科发展的新动态,比如摘物理光学仪辘,跟原来搞几何光学不完全-样,德主要很多物理学的知识,包括量子物理等等。另外,光学仪桥里,它的波段很宽,从X射线到微波,很宽广的范围,特别是其中的红外线的仪器,红外分光光!支计,在有机物的分析方面它起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除了一般的紫外和可见光之外,也要搞红外光谱这一段的研究,红外光谱这一部分的基础知识也要把官学好.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激光还没有出现。1960年激光才出现的,那时搞元线电工程的、销光学仪器的专家都很兴奋.盘子放大器是从微波、无线电那个方向过来的。那时激光还不叫“激光”,微波盘子放大器叫“马赛”,激光叫“莱赛”,都是蓝从英文“MASER”和“LASER”音译过来的,国内很多杂志都写这个东西.第一个激光器是以红宝石做介质的,是美国科学家梅曼发明的,苏联科学家巴索夫也是在差不多时候发明了红宝石激光器。为什么叫“LASER”呢?它的全文是“辐射的受激发射的光放大”的英文缩写,后来才翻译成中文叫“激光”,据说这个译名还是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在台湾叫“错射”,“激光”这个中文字而意思还是比较贴切的。

  问:现在“激光”的概念一般中学生就掌握了.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还是很先进的、很前沿的研究领域,你们当时在这方面做T哪些工作?
  答:激光的发明对从事光学仪器曹研究的专家来讲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它又是一个学科交叉产生的新技术。
  我们当年创办激光专业,-是因为激光是一门很新的技术s二是激光技术本身与光学仪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激光出现后就出现一门新学科一一激光光谱学。我们搞光谱仪器,当然要研究激光光谱技术。可以用激光作为测试方法,比如激光技受分光光度计,是一种应用性很广泛的新~仪楞,还有激光微区光谱技术等等。可馅.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切研究工作全都停下来了.等到“文化大革命”中期,要复课闹革命了,已经是1970年左右,国外激光技术已经发展了近10年了。正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
  现代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激光刚发明的时候,国内也很热,长春光机所在20世纪60年代激光技术一州来就开始投入研究了,1961年就造出了红宝石激光器、1963年、1964年,长春光机所划出-部分人员到上海建立上海光机所,他们的主力就是搞激光的技术人员.浙大物理系也开始有教师在做激光研究。1968年毛主席有一个“7.21批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因此,1969年学校就考虑恢复数学工作。我们又有工作做了.因为我过去积累了一些有关激光技术的资料和知识,就提出在物理光学仪器专业中加上“激光技术与仪器”这门课.1970年,我们到上海去调研.主要是到上海光机所调研,他们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成果,同时还到宝石轴承厂了解激光为宝石打孔的应用情况等。
  我们当时要办激光专业也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们自己先要看很多书,基本的原瓢,主要先搞辙,要开出这门课来的话.还要能写出讲义来,还要有实验宴,要有实验设备。难度最大的是搞实验设备,当时没有钱买实验设备,自已试制激光器。我们的分工是陈侄清他们傲气体激光糕,我们光仪系的真空技术有何增良先生,他会自己吹玻璃管子,也会自己搭抽真空的设备。
  因为氮氛气体激光器首先要把空气拍饵,把氯气氛气打进入.还有谐振腔两片镜片,一边要半反射的,一边要全反射的,都要经过光学镀膜来制造,我们搞真字镀膜技术的老师也有.就是唐晋发老师,所以浙大来做这一套东西.还是有条件的。
  陈怪清老师等傲气体激光器,我和谢树森老师就做团体激光稽。当时激光介质主要是红宝石,还有做破漓。我们自己动手做出来一些设备,虽然很土,但照样可以出激光.于是们还用照相纸去检测是不是真有激光打出来,因为红宝石激光是脉冲的,人眼是看不出的。激光一问世,在是们就预感到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先进技术,它可能是对古老的光学学科和光学技术的一次蠢大技术革命,是-门全新的应用性非常广泛的学科,因此,我们是重要的是想掌握激光最新技术,把它与光谱仪器联系在一起。后来浙大杨国光老师主编了一本书《现代光学测试技术》,其中有一章“激光光谱技术”是我和林中一起写的,这本书还挺畅销的.出过第二版,据说还有出版社拟出第三版。
  玉泉校区教学大楼

  问:这段时间,据说还有-个比较好的研究成果?是与南京方否合作研制太阳券,您在这个项目中承担什么工作?
  答:我们那段时间,取得的比钱像样的成果是1965年为南京大学天文系设计太阳Z苔,也叫太阳望远镜.太阳路项目是南京大学天文系提出的一个项目,由商大的方成老师牵头,南京大学派了~il最大等几位老师和我们一起工作.这个项目在“文革”之后还份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其中机械部分是我们帮助设讨的。定夭锐是浙大林中老师和她指导的学生设计的,是要实现对太阳的稳定的跟踪,因为地球是在运动的,所以只有跟踪才能在太阳黑子爆炸的时候及时拍到影像;还有-部分是光栅摄谱仪,是我指导学生傲的,单色仪部分是谢树森老师指导完成的.1965年我们在南京大学完成设计,但还都只是图纸.设计结束的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一切就都停下来T.一直到1972年,学校的教育秩序开始恢复了.南京大学提出来重新上马太阳楼项臼。
  这时候事销已经过了六七年,许多东西都已经有了变化,所以我和林中、谢树森等老师又组织重新审核修改?一次,仅仅因纸就有两大箱.大概在1972年这个项目开始试制,真正完成是1982年.我还去参加了鉴定会.项目完成后,先是得了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大学光仪系是四个被授奖的单位之-,另外三个单位是南京大学天文系、南京天文仪稽厂、南京大学教学仪器广.研制单位还给我们发了奖状,也有一些奖金.当时评奖特别强调把工厂放在研究单位前面,实际上是由南大天文系牵头,可浙大合作,工广加工制造。
  后来方成教授还专门给我二线”:汰为褒扬一九八二年度在我’flf+芋’技术工作中作出显著贡献有·特颁发此奖状,以资可k励.成果名称久问11.!-叫必/(1!-./Q走喝•<..受奖和需:丁'j;t~:写:.~~:怠’军级异兰奇获奖证书、ai--’’81’’111til’’ttli--4a1110t』stagf’?士王/写了一封信.非常感谢我们参加太阳塔设计工作。后来我到l香港工作时看到宋健同志带过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科技成巢选集》这本书的时候,才知道这个项目还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击鼓近我去辛苦望南京大学的意振大教授,他把他写的-本书中提到我们合作设计太阳塔这件事将别翻开给我看。

第二节 在煤与女儿之间

  问:那个年代的大学与现在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您当年留校任教后,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有没有其他工作,做老师是不是很轻松?
  答: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像我们那个年代所发生的很多事情的。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除了担任教学工作外,我还陆续兼任了教研室秘书和光学车间主任、专业党支部书记等工作.那时叫做“双肩挑”。
  那个年代最大的符点就是政治运动多.一个接一个,先是大跃进,再是大规模的教育革命运动,然后又是“反右”倾、社教〈也就是所谓的“四清运动勺,再加上教师学生要经常下乡、下广,我这个兼职支部书记当然要一起参加,~般是第一学期上课,第二学期基本上出差在外,不是参加运动就是带学生下乡、下广。
  我的大女儿是1960年出生的,一直到她两个多月大了,我才见到她第一面。
  问:现在听到大跃进时代发生的事,觉得很可笑.那个时候,你们相信不相信那些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答: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的思想都比校单纯。“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气对我们讲是第一位的,只要是党号召我们傲的,大家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1958年大跃进时期,报纸上天天都有“惊人的消息”,当然都是一些让人“欢欣鼓舞”的故事。还有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现在看来都是很可笑,甚至我们浙江大学也曾挂过“浙江大学人民公社”的牌子。
  记得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有关“;嚓”的故事。我们知道,浙江省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地区,忽然地质部门报告说江山那个地方储存有大量的煤炭资源.我听说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就曾说过,“倒霉倒霉”,浙江就是“倒”在没有“煤”上.所以一听说江山那儿找到大煤矿了,大家都商兴得不得了.省里马上抽调了大量的劳动力去江山那边挖煤。不管是学生、教师、还是农民都集中ill江山去挖煤。
  浙大也接到了去挖煤的任务,说是挖煤街妥大学支持“搞技术革新”、“要机械化”,其实这些根本就谈不上。当时我接受了任务要带师生去控然,这时我爱人马上要I临产了,也只好让她到上海她父每家去。

  问:挖到煤了吗?
  答:江山的所谓煤矿真是小得可怜,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鸡窝煤”,就是有媒的地方一个个都只有像房间那么大,挖一下就没了,所以就到处打井。
  煤窑有两种井,一种是坑道,水平横着打迸去;另一种是竖井,竖并打到一定的程度,打到煤层了,然后再平打进去.挖出来的然才能提上米。
  我们就跟着工人去打竖井.用非常原始的方法。放炮什么的危险滔不会让我们去傲,我们的任务是放完炮炸开之后下至,rn董井下面去俭石碴。
  人下JU竖井下面去的时候是用绞车把人放下去的,人站在箩筐里,用绳子把人和吊绳一起捆着.人的一只脚在箩筐里面,另一只脚要在箩筐外面,因为箩筐会晃,要姑在~·筐里的人不停用脚去惕,使它在报摇;4兑的过程中不会撞到井壁。
  有一次我们正在井下抢石碴时突然停电了,我们只能呆坐在下丽,就一直在下面看着头顶上那么一块天,那时我真的是体会到“坐井观天”的味道了。
  江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那么多的人突然一下涌过去,根本没有办法辛苦纳,吃喝拉撒都成了问题。
  我们住在用竹子搭起来的简易的棚里,棚子搭在山披上。好在是夏天,能挡雨就行了.床是用竹片钉的,平躺的时候是没问题,如果你想侧暖的话就凹下去了,所以只能平躺着。
  有一天晚上突然下起了暴雨,雨水就顺着山披下来。竹棚虽然简陋,遮风挡雨没有问题,但第二天一早起来我们所有人的鞋子都没有了,我们当时都穿着塑料鞋的,发现塑料鞋都被雨水冲到山坡下面去了,大家就光着脚去山坡下找鞍子。
  吃饭也是个大问题,米是有的,菜就没有了,开始的时候还有离笋的叶子等可以吃,到后来实在没有东西吃,就煮一锅橙子花或是地里的野菜来当菜吃,那时的环境真是很艰苦。

  问:很难想像这样艰苦的生活.你们没有情绪吗?
  答:这两个多月,只能用“硬子”来形容.每次挖下去,挖出来-点儿煤,再挖几下就又是石头了.这叫什么“挖煤”。我们尽管有一些想法,但没有领导发话,谁也不敢说“撒”字。
  有一天,当时的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来视察。看了现场,又看见有那么多人,还有很多是学生,意识到开采工作的盲目性,他走到一个学生面前.问他是哪个学校、什么专业的?学生回答说是浙江大学光仪系的a他说:“光仪?来这里干嘛?回去!回去!”我~听他这么说,就打长途电话给刘丹校长,讲省委让我们回来,他说那就回来吧。这样我才带着学生们回到学校,一回到家,把行李一扔,我又赶紧跑到火车站买到上海的票,去看我出生已经两个多月的女儿。

  问:在“革命”的口号下,正常的情感也被“革”了“命”了.这样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答:其实,那个年代,尤其是“文革”开始前的1963年、1964年.“左”的思潮已经比较严重。
  这时候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了,从她们出生后,就一直是外婆外公在照料她们.因外公外婆家的出身不好,那时候就说不可以了,要有阶级斗争观念.共产党员的孩子怎么可以放在资产阶级家里?那就只好接回来.孩子转回学校后,我们自己可就惨了.那时候我和爱人杨惠仪不可能有时间照顾孩子,我们俩教学任务篮,又都经常出差,1964年我爱人也去参加“四清”运动了,只好将孩子全托送进了省教育工会幼儿园。
  孩子们最难过的是周末,其他小朋友都被家长接回家了,只有她们俩没人来接.我的三个同事,磨音发、许绍华、龚兆元他们三个人,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帮我去交费,有时候礼拜天辛苦她们出来玩-玩。
  一直到1965年的上半年,杨惠仪还在“四清”工作队,我带学生在南京大学做太阳塔毕业设计,当时学校要求所有毕业设计都要真刀真枪做有用的东西。我们专业毕业班的25个学生分3个组,在3个老师辅导下设计、画阁、计算,在南京大学工作了半年,帮助设计太阳塔。我的两个孩子一个不到五岁,一个只有两岁。两个孩子都只好金托放在幼儿园@那年“五一”节放假,杨惠仪带着孩子去了上海。那时,学校的教务科来检查等业设计的情况,带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被汇集到上海开会.开究会,我就正好借这个机会顺便去看了看孩子们。
  没想到“五一’”过后大女儿得了急性瘸疾.杨惠仪由于在“四清”工作队不能消假,她只能丢下女儿归队了,孩子只好由外婆照顾着。当我赶到上海儿童医院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晕过去了,一整天都在昏睡中。在腿上拧她一把,她醒过来,一会儿又昏睡过去。医生说,只能留院观察治疗.我心里虽然十分不舍,但也只能把她留在医院里,第二天我回南京带学生做毕业设计去了e回南京后,心里还是很牵挂涡中的孩子,但又走不开,所以只有在心里想着。有-天带着学生在大教室里画图,学生在那墨画,我作辅导,坐在那里,心里想着我的女儿,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抄写了鲁迅的一首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苑?”同学们看见了,在下面交头接耳,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张老师要写这首诗。

第三节“文革”中的两个不眠之夜

  问:“文化大革命”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场噩梦,您是一个“知识分子”,是“文革”的冲击对象,您是怎么度过这场历史劫难的?
  答: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一场大内乱,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这些中央已作出正确的结论.“文革”对浙江大学来说损失也是十分严寰的,因为“文革”首先是从大学开始发动的,浙江大学又是浙江省“文革”最早波及的单位,影响尤为惨烈.当然,这场浩劫的发生也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的,其实在“文革”之前,“左”的思潮已经很明显了.尤其是在农村的工作方针上,往往很过头,对基层党组织都不放心,1963年2月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在农村主要是指“四滑”,“消经济、清政治、消组织、清思想”.当时中央出台的“十条”还是比较原则的方针,后来出台的“后十条”,思想就非常左了.对我们瑟层的同志而言,能在工作中感受到,从1963年开始,思想很混乱,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所以中央接着又出台了“二十三条”,对“后十条”进行纠正。
  对个人而言,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都经历过了,在学校里义一直参加一些大的政治活动,因此要比一般的人经历了更多的事,这些对我个人还是有一些好处的。有了实践,再与理论结合起来,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保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运动中。
  问:“文革”中以“黑”和“红”来判定一个人的“身份”.以您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应该是“红”的代表,为什么反被“造反”了呢?当时发生丁什么事?
  答:“文革”中我之所以受到冲击,是因为当时给我按的“罪名”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造反派”,说我是浙大保皇派的头头之一;另一个罪名是所谓“炮打林彪”。
  1966年6月中旬,我们还在海宁的“囚淌”工作队,被通知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时浙大的“文革”运动已经开始.当时.浙江省委决定向浙大派出工作组,并撤销了主持浙大日常工作的刘丹副书记、削校长的职务,把刘丹同志“抛”出来,口号是“主攻刘丹”。学校里到处都是批判刘丹的大字报.工作组进校后,刘丹同志成了“文革”开始后全国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被点名批判的大学领导第三人,第一个是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第二个是南京大学校长筐亚明,第三个就是刘丹。
  刘丹问志被批判的一条重要的罪名是“不突出政治”,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根据就是当时他主持制定的浙江大学发展规划,也称为“规划蓝图气本来这是很正确的事,也被说成是“只抓蓝图,不突出政治”。另外,他是很重视科研的,他说过一句话,学校要发展,科研要领路,要以科研活动来带动专业建设,“科研带动一切”,所以浙大的科研一直是搞得比较好的,这和他有很大的关系。但在“文革”中,这就是罪名了,被批判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问:我们现在只知道浙大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没有了理科,理科是从1957年开始恢复的.但是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工作组后来为什么也成了被批的对象呢?
  答:1952年院系调整后,浙大是在全国工科院校中最早恢复理科的,这也是刘丹同志的功劳。
  “文革”中那几个月,变化非常快,今天批人的,明天就可能被批了,今天定别人是“反革命”,明天自己就可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文革”开始没过多久,由于受到北京高校“文革”的影响,1966年6月,浙大一批学生在大操场开始揪斗“反动学术权威”.省委工作组当时组长是陈安羽同志,就到大操场去阻止.指出,不准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可是过了几天,校内就有人贴出大字报,指责工作组压制浙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当时毛主席又对派工作组进驻学校这件事作了严肃的批评。因此到了七八月份,工作组也成了反动路线,也被批了。
  到了这一年的8月5日,省委宣布撤销浙大工作缀。这时全校已经大乱了,各级党组织者事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特别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包括浙江大学很快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我校也成立造反派组织,如“烈火大队”、“红旗筝”等。
  红卫兵从扫“四l日”开始,对干部教师中所谓的“牛鬼蛇神”进行抄家,一些历史文物被砸烂,马一浮先生题写的浙江大学校脚也被砸烂了。
  工作组没了,群众组织就开始大串联,串联回来之后对刘丹也没兴趣了,说他是“死老虎”了,又开始批工作组,这样就把矛头引向了省委,要揪陈伟达,因为他既是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也是浙大的党委书记、校长,罪名是他“拜倒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脚下”,因为他在浙大做报告的时候说过,知识分子,只要能拿出成果来,我们替他做牛做马都愿意。

  问:封您“保皇派”,您保的是谁呀?
  答:我们有一批观点比较一致的教职工,认为陈伟达同志在省里的领导干部中,口碑还是很好的,他管工业、农业,浙大的工作只是燎的。所以就说,着一个干部,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看他的金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毛主席早就说过的。全校同-观点的教职工就组织了一个“联合战斗闭”,大家就分工到工厂、农村等陈伟达同志工作的地方,分头搞调查研究@这样,校园里就有了两种意见,大家都贴大字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赞成批陈伟达,这样我们就被造反派封成了“保垒派”,他们就成了“革命造反派”.全国情况都基本相同f保垒派”的成员都比较传统,其中许多成员是过去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他们坚持工厂主要生产、学校要数学、科学家要搞研究。

  问:听起来好像还比较“文明”,也只是“理论理论”,“文革”的“延风血雨”是什么时候吹进校园的?
  答:形势是突然间发生了变化的。那是上海的“安亭事件”之后。所谓“安亭事件”,发生在1966年11月10日,是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创造的一起铁路胁轨事件,是他们策划的搞垮上海市委的一个军大阴谋。
  当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组织策划了一千多名工总司成员到安亭去坐火车逃北京告状,他们行动受阻后,就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符快列车,造成了京沪线中断20多个小时e这个事件后来就成了全国夺权“一月革命”风暴的导火线。
  因为他们这种造反行动破坏了生产,破坏了社会稳定,实在闹得很不像话.上海的劳模杨富珍等人起来反对,也组织了游行,王洪文等人就把“破坏生产”的罪名加到杨’1ir珍等身上。
  这事发生后,浙大的王加徽老师等,也是属于“保垒派”的,贴出了大字报,标题是“还是你们神通广大”,说影响生产明明是王洪文等“造反派”罢工引起的,反而把罪名加到上海劳动模范杨富珍等人身上,现在反倒成了是杨富珍他们在“破坏生产”。
  大字报贻出来不到一天,中央“文革”发布通告,明确支持王洪文等造反派的行为.通告一出来,对立面的人马上把王加微他们的大字报用红笔阁起来,写上“不准撕飞他们是要留此作为炮打“中央文革”的怨证.这样一米,两派之间的冲突马上就升级了。
  那天晚上.在学校俱乐部开辩论会,突然之间就有人上去,说要点名抓“炮打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王JJu微、罗东、吴雅辛辛等一批老师就一个个被拉到了台子上,反扣辛苦双手搞“喷气式”批斗。
  因为我是“联合战斗园”的二把手,所以那天晚上辩论会我也去了,正坐在下面,这时有学生看见了我,指着我就叫“张波生,你上来,上来表态!他们是不是现行反革命?”既然点了我的名,我就上去了,先把王加微被造反派拉扯之间乔掉在地上的帽子拾起来,掷千净,放在桌子上,然后我说,今天本来是说来辩论的,你们突然之间就把人说成了“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是这么随便就可以定的吗?两句话没说完,下面的人又起映了,说“让他下去!下去!不要他说”。这天晚上的会也就这么尊京结束,王加微他们几个被带走关了起来。
  这夭晚上,我回去之后-晚没有睡着.“现行反革命”这个词总在脑子里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这样的人,始终跟着党,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意.现在按毛主席的指示参加“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发表了我们的一些意见和看法,而且都是符合毛主席一贯教导的,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想不通.这是我“文革”中,第一个睁眼到天亮的日子。

  问: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答:第二天,校园里的大字报就冲着我来了,这是1967年的1月11日.那几天心情非常不好,本来我的肺就出过问题,这些天又旧病复发了。
  17日这天,光仪系开大会批斗我,但老师同学都还比较客气的,就让我站着、低着头,没有让我“戴高帽”,也没有让我“挂黑牌”,也没有对我搞“喷气式”,倒是被拉来陪斗的,系堕管学生工作的分团委书记王敏,被学生搓了黑牌.这天杨惠仪怕我出什么问题,也到了会场,站在后面,着我站了很久,递了一张条子上来,说张泼生这几天正在吐血,能不能让他坐下?接到条子的学生叫李刚,他看了条子,在会上宣读了,就去搬了张凳子给我坐.我这个人,被骂、被斗,我不怕,我心里认定这是锚的,但这张凳子搬来的时候,我撑泪了。在这样的环檐下.还有这样的同学,愿意搬凳子给我,我很感动。

  问:不知道这位当年的同学是否知道他当时曾经感动了您,这次大会上批您什么呢?
  答:销我的主婴内容就是说我控制我们教研组的教师和我们专业的学生,不让他们造反.搞什么调查研究.将··走资派”评功惚好,因为当时我竟在猎物理光学仪器专业支部的党支部书记.嘀均玉泉校区校园-角斗精斗精.说.怨说边1,就又有人才也必子喊.“还让他生挂着?!她起来!”钱就又站起米.“文革”中这是第一次挨斗.接下去就是不停地让我写检有.每天我都是从家里出来,到大字报位那里看看,然后就到第.三敏学大楼,一个人待着写俭聋.其实,我这种情况算不了什么,就以浙大来说,“文革”中比我遭遇惨的人还有很多。

  问:也许是因为您的“料儿”还不够大,造反派似乎总是想揪大人物?
  答:是的.当时我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走资派”。专业党支部书记是毅师兼的,够不上“走资派”这个称号,加上我和同事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浙大保垒派〈后来又叫保守派〉这时就瓦解了。这样过了一个月,到了二月,因为斗江华的事,造反派内部分裂了,分成了浙江大学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简称“联总派勺和浙江大学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会”〉.分裂的原因是“斗江华”引起的。1967年的2月12日,造反派主要斗江华.江华同志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位迸了上海的华东医院,造反派就把他从上海弄回来.准备在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斗江华。结果2月11日下午,周总理派人来把江华同志接走了,并且是要浙江造反派派人送去的.造反派的头头到了北京,周总理和他们谈了话,他们回来之后,意见就不一致了,有的主要保,有的还坚持要斗.这一天,我也去了体育场,那时我已经在家里待了快一个月了。到了现场,一看那么多人,心里想,浙江省最大的领导都挨斗了,我们这种“小巴拉子”斗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天从家里一路过去,就看见一路在发“周总理谈rr.华”的传单,说中央说了,江华要保.不能打倒。
  到了会场,李三位平、陈伟达、陈冰……都已经低头弯且要站在台子上了.会场外,有一派人要去冲会场,另一派还想开大会,两派发生了冲突,最后会没开成。

  问:造反派自己忙着打派仗,就没空管您了,您的日子是不是就好过了?
  答:确实好过多了。但是经过近两年的动乱,学校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968年4月,浙江大学成立“革委会”之后,新的动乱又一次开始,又要来鹦我们了。这一次斗我的借口是说我“攻击林副主席”。
  其实,在“文革”之前,我们对林彪评价还是不错的,对他还是很尊敬的.他能打仗,虽然他比其他老帅资历低,但在十大元帅中他排第三,其他七位老帅也没有什么意见.但从“文革”开始后,对林彪的言行就越来越反感。所谓“炮打林彪”,其实很简单,就是他那时对毛主席的吹捧太过头了,大搞个人崇拜,什么“四个伟大”,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在公开场合那种手摇红宝书的献媚劲,大家辛苦不锁,心里觉得他很不正派、虚伪,讲这些话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其实那时很多人有这种看法,但一般不会公开讲.但也可能心里这么想后,言行上会有所流露.其实也就是一两句话,就被抓住了话柄.浙大有些学生,思想非常敏锐。当时就形成一股反林彪的思潮,土木系有一位同学.叫吴光汉,非常厉害,在1967年初的时候,就贻出大字报,说林彪是反革命两面派,没过几个小时就被抓了起来,ill林彪爆炸后才放出来.但接樵都被打坏了.这个同学现在还在浙大工作@机械系有俩个同学,…个姓王、-个姓宋,还有化工系一位姓笑的老师,因为观点~致,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这个事,也知道我也有同样的看法.有一天,他们到我家来聊天.当时只有我~个人在家,正在吃午饭,又在一起议论林彪的言行,我毕竟当了多年党支部书记,知道在这个时候,聊这个话题是十分危险的,所以这中问我只捅了一句话,“了不起他干三十年,什么下场我们还看得见”.我说这个话是因为斯大林接列宁的班就是干了三十年。我们那时也就是三十来岁,三十年后六十岁.我们还是看得见的。

  问:所谓“攻击”就是指的这些不同观点、意见了,套上这样的罪名,这些同学受了很多罪吧?
  答:革委会成立后,到了1968守·的8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学校和各个系都相应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这段时间里,全校被揪斗审查的师生员工多达430多人.许多元辜的教职工在这场运动中被关进隔离所、牛棚,甚至被毒刑拷打,受尽了各种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和侮辱。
  不久,吴老师被抓了,化工系是在教囚,与我们放三相对。这天,我在教三看见.对而教囚的墙上贴出了巨大的标语“揪出‘炮打林li\lJ统帅’的现行反革命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心想,糟了,这下他被抓住了.远远的.就看见教囚一楼门厅里摆了张桌子,桌上摊下来的纸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吴××”,他就被命令坐在那里写检查,就像过去3革命先生攘的拆字摊一样。那时对这种情况就叫“摆拆字摊”,我从教三慢慢走过去,想看看怎么回事,他一抬头,看见我了,就赶紧悄悄向我摇手,叫我不要过去。后来他还专门让他夫人找到那两个学生,让他们转告我说.别人告发他,说他说了什么,他已被抓住了,他只会讲自己的事,不会说别人说了什么,叫我们放心.那两同学当天傍晚约我去散步,把吴××的话告诉了我.但很快这事还是牵扯上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造反派认为只要你是在场的,听过他的言论.你会不发议论吗?那时候工宣队已经进校了,又组织对我批斗,但这次挨斗范围比较小,斗了以后就不让我参加教研组的学习了,不算隔离,每天还让我回家。
  记得那是.1968年的下半年了,每天让我一个人待在二楼光谱仪都学实验室里写检姿,这样又过了好几个月。
  教研室的老师为了避娥,都不敢与我说话,更不用说交往了,只有谢树森,他原来是我学生,后来是同事,1965年上半年替南京大学天文系设计太阳塔时就是我和他以及林中老师等三人负责指导作华业设计的。他现在在福建师范大学担任激光研究所所长,敏学、科研都做得很好,是国家级劳动模范,也曾是中回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他经常在教研组政治学习的间隙悄悄来看我,陪我说几句话,安慰我。因为他也有这个房间的钥匙。

  问:这样的目子里,您每天都干些什么事呢?
  答:我每天在那盟,拿了黄草纸写检查,纸又差,我的字又潦草,工2军队看不懂,但我还是这样写一段他们拿去,写一段他们拿去。
  再接下去,我就开始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语最.我中学学的是英语,大学盟第-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是德语,毕业后又学了-年日i番,所以这几种语言的科技杂志者在基本能看.这时不可能再看专业书,就把包括中文在内的五种语言文本的《毛主席语录》都放在采上.对照起来肴。既可以学外文,而且他们来检查我在干什么时,看我在谈毛主席语录.也就不可能反对了.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站在窗边辛苦雪景.这件鄂,连杨惠仪都不知道,因为我每天还是上班下班的,她没看出来。是后来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天聊天聊起她才知道,很惊讶.向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这样的事.说了,增加你们的负担,还是不说的好。
  那个时候,我们家被从原来住的地方赶出来了。我原来住在求是新村浙大家属宿舍楼.是在50年代末造起来的.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就有了自己的家,虽然面积不大,朝南有两个房间,朝北有厨房、卫生间,我们也很满足了。我们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五六年,..文革”开始后,就被赶出来了,要与另外一个老师…家人一起合住求是衬一个单元,实际上一家人就住-个房间。

  问:“文革”的时候是全民政治,老百姓说话都要非常小心,只怕讲丁什么错话惹火烧身,您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您是怎么着这些问题的?
  答: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每个人在不同情况下都会有自己的表现,立场观点对不对,表现正确不正确,还是决定于自己的政治修养与政治素质。
  “文革”的时候,造反派夺了权,同时也在学校派了军宣队、工宣队。那时老教师都被打倒了,其他的教师也都者在边站,我们教研室内两个教学辅助人员担任领导。反芷当时也不上课,他们领导我们搞运动,其中一位同志还是很好的,不会锺人.另一位就不一样,他是中专毕业,是实验室的实验员。这个同志家里就母子倒.母亲又得了血丝虫病,家里生活很困难。“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员视为己任的事,所以我平时很关心他.还和杨惠仪一起去他家看他.看见他们母子俩住在一个很帮小破烂的地方,就向学校反映他生活的困难。那还是在“文革”前,浙大在古荡附近有一处仓库,我向学校房产处建议是不是能把仓库现一下,整出一间房间来给他母子俩位。学校同意了,做了安排,我还和杨m仪带着我还很小的女儿一起去为他打扫卫生;他年候也大了,还是单身,我和杨老师还到处张~为他找对象.他当了教研室造反派的头头之后,工作很积极,抓学习、抓运动,抓得很紧。
  有一天夜里.校内两派又发生了武斗,有一派的一个学生被打成脑震荡。第二天我们教研组政治学习,那时候我还可以参加他们一起学习。我们教研组有些同志就说这样太过分了,把人打成那个样子e这位造反派头头就按他们内部统一过的口径说,这是他们的苦肉计,根本没有打他.我听了很不以为然,我就说了一句“人啊,不能昧着良心说话”.他一听,马上就跳起来了,大声斥责我,“你压制我啊!过去你就压制我,现在你还要压制我.不让我说话……”我心里非常恼火,这真是毫无道理,我过去那么关心他,我们教研组的同志也从没有压倒过他,现在他还说我们过去压制他。但在这时我根本不能反驳.也只能保持沉默了。
  后来有一次,我问他.我什么时候压制过他.他说他发火是因为我说他“没良心”,我说“你听错了,我说的是‘眯着良心’”,这说明他还是记得我关心过他,说他“没良心”让他受不了。

  问:非常的年代,总是有一些非常的事情发生吧?
  答:那段时间发生的几件事.现在看起来是小事了,但也让我很感动,-直记着.一件事是,过年前的一天.已经快过年了.学校放了寒假,我也不用去学饺了。这矢下午我上街去买点东西,我走在街上,忽昕有人叫我“老张”、“老张”,很意外,何一看,叫我的人是t宣队的中队氏梁师傅,-个老工人,就更意外了@因为那时我的身份是在接受审查的人,我都是主动与人保持距离的,免得牵连到别的人;别人也会与我保持距离,怕受到牵连.所以看到是工宣传队的师傅主动与我们招邸,不光是意外,真的很感动。他跟我说,“没事的。家庭出身挺好的嘛,没穆的气他跟我打个招呼,是专门为了宽慰我,主动为我解除顾虑,要过年了,怕我还是担心事。
  当时浙大的工宣队先是从水电系统抽调来的工人师傅,后来换的是杭丝联的@除了少数人挺凶的外,大多数都还是很讲道理的。

  问:就知您说的,关键还是个人素质,“政治”只是个借口而已.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
  答:1969年4月,党在丸大之后,提出了加速“斗批改”步伐,全面开展,院党活动.这年7月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校组织师生员工下乡劳动。下去之前系里开批判会,批三个人.一个是吴敏达,一个是王子余,一个是我。批完了就让我们三个打前站,先下乡去安排整个系老师们住的和吃的,去“戴罪立功”。
  这样我们就在这年夏天的时候去了诸暨的安华公社卒江周大队,和农民间吃同位同劳动。我和许绍华住在一个叫周};ff策的农民家,他家劳动力比较多,所以生活条件也还比较好。
  除了劳动,经常还姿斗私批修,斗来斗去,同时也在农村进行整党工作.当时全校已有60%以上的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可是他们就是不给我下结论,也不给我恢复组织生活。那时,开会都是在生产队的小院子里,有些农民也会打听我们在开什么会.有一个农民,就是那个小队的小队长,叫周亮夫,有天晚上他刚喝了泪’,见我们又在开会,就在晒谷场上大声地骂工宣队,“我看张老师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你们干什么不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回杭州以后.我们又去厂里劳动,去了杭州光学仪苦苦广。系里的老先生,董太和先生、盛耕雨先生,工广的集体宿舍都不让他们位,让他们住在旧时锚的舞台下面,里面根本不是位人的地方,乱七八糟的@那时,我的境况还算是好的。在厂里劳动,也就是每天早些到,打扫打扫卫生,整理好’工具,相比挨斗,日子已经很好过了,就是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结果有一天)位姓胡的工人师傅也说了和那个农村小队长一样的话,因为他看别人开会的时候没我的份,所以为我打抱不平.还有一次,有个外国元首来杭州访问,那时都要组织都众队伍夹道欢迎。我们当时被安排在西湖湖滨太平洋电影院对面,队伍到了之后,就站在那里等候,等了相当长时间,每个人手拿着一杆彩旗.在等的时间,大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就我一个人靠在}棵树上站着,也不敢主动凑过去和其他同事聊天.这时工宣队的主,师傅看到这个情况,就主动过来和我聊天,这也让我很感动。··文革”结束后,王师傅有一次还主动到我们教研室来说,他们在校期间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请大家原谅e因为我是“炮打林副统帅”的嫌疑分子,所以组织生活一直不让我恢复。
  到了1971年,终于,呼•13”事件的消息传来了,真是激动的不得了。
  到Jl天是1971年的10月16日,根据中央和省革委会的部署.学校党的核心小组召开党员大会,也通知我参加了,在浙大老俱乐部传达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也就是上一次差一点被人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地方。儿百人参加的会议,在听到林彪仓皇出逃这句话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真是一根针落地都能听见,所有人都屏着一口气,一直到听完。直到j听到林彪摔死在混都尔汗时,大家同时一口气呼了出来。
  那晚,我睡在床上,真是万感交集.这是我在“文革”期间的第二个不眠之夜。
  接着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第二天教研室开会学习,军盒队的代表到了我们教研室.我说.林彪反党集团的三项阴谋,哪一项得逞了、今天我都不会坐在这里了,我已经进“小车轿”了(小车桥是杭州|悠狱所在地).他笑笑对我说J‘老张,你不要这么想嘛飞我说'..张教导员,这事你知道,我也知道飞因为我知道他们在查我“炮打林彪”,如果林彪阴谋得逞,上了台,即使是“炮打林彪”的嫌疑分子还不照样要挨整,后果是可以想像的。
  还有一件事,大约是1970年,当时学校里为了贯彻毛主席1968年7月21日的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要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等等.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兴奋,这样主要办学了,又要用上我们了。我就想把物理光学仪器专业、激光技术和激光仪苦苦结合起来。因为以前,包括1964年在长春光机所带毕业设计时,我已经利用那奥比较空闲的时间和光机所资料室图书资料比较充裕的条件,看了不少有关激光技术的资料,为了进一步掌握我国当时研究激光、应用激光技术的实际情况.我和谢树森老师还专门到上海出差了一个月搞调研。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返校后,我就开了激光技术与仪器这门课。

  问:现在的人很难想像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您在当时能明白和接受其中发生的这-切吗?
  答:当时说不上明白不明白,更谈不上接受不接受了。反正在那种让人疯狂的年代里,没有是非,没有正义,也没有良心,一切就是这样~片混乱,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就在这时,有人到学校联系妥帮助解决一个技术问题,是与葛洲坝的建设工程有关的,找到了工宣队,工1军队是很讲政治的,既然与政治任务有关,他们马上就接下来,然后来找我,要我去葛洲坝调研。
  当时葛洲坝水电站正在愁,l}cjJ发电用的发电机是很大的,它的定子很大,不是孩体做成的,要拼装,饼装又要求很高的精度,采用的测量方法很古老.用一根通电的钢丝.下面吊一个重锤,把钢丝拉直了,装在转子中心的地方,用一个杆子.-头顶住那个定子的?持续,-头拨了~个千分表,当杆子接近垂直钢丝时就捻那个千分表,因为钢丝是通电的,所以将近中央的钢丝毫t会打火花,就记下这个主lj度来做参数。{旦定子很大,杆子很不稳,数据也就不会很准确,这就会影响到安装的质盘。
  这时候,国外已经有了激光定中,可以用激光测跟窝。他们就来浙大,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在搞激光了。工宣队中队长杨师傅就来找我,主要我和自建华两个人去葛洲坝搞调研,给我们火车票都买好了。我就很干脆地说:“我不去!”他说,为什么不去?我说:“你们}方面看起来好像很尊重我,主要我开谍,要我去上海搞调研,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另一方面你们还贴这么多我的大字报,这不搞阴谋吗?”因为我和谢树1提到上海光机所、上海宝石轴承广等单位搞调研、找资料,去了-个月时间,但一回到学校他们又去发动对我的批判,贴了我许多大字报,所以我很气愤。他一开始还说,这有什么,群众有意见么,贴几张大字报,没事就讲讲清楚么,有什么关系.我说,你们要E在我,有材料就拿出来。他说不过,就跑了。我一个人在办公室,越想越恼火,就豁出去了,反正他们就这样销我,就不由自主地拍着桌子骂他们,出了一口气.我有一个脾气,平时比较随和,在“文革”树也是逆来顺受,{旦真的怒火了,我也有一般天不伯、地不怕的劲头。对工宣队,我说,你是工人阶级,我是共产党员,我还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呢,就是不买账。

  问:在那个动乱年代,您什么正事都没干成吗?
  答:小范围里,我们还是干了些正事的。正像平时大家说的,知识分子是臭豆腐,闯闯是臭的,吃起来还是蛮香的。前面就像提到的要解决葛洲坝建设工程的技术问题一样,在那段时间里,有些专业工作,他们还得找我们,像办专业、开课等业务工作.因此,在这期间,我还为杭州钢铁厂、省地质研究所、丽水工农药厂以及我校化工系等单位安装、修理和调试了好些摄谱仪、光度计等光i普测量仪稽。
  从现在来讲,我们是帮助这些单位解决问题的专家,但是当时做这些工作,也是苦得很•JI]丽水去,交通很不方便,我又晕车,一路上是吐着去的。
  到了工厂,自己排队买票和工人一起吃饭。哪里会把你当专家.这是现在大家都难以想像的。因为“炮打林彪”的事情解决了,系里有些事情也让我做了,如前面讲到的准备办新专业、开课。1972年全家去“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到了1975年下半年又要我带敏师、学生到农村去捎农业学大寨的教育活动。我们去的地方是德消县三合公社向阳大队。过去每次工作队下乡都是先搞阶级斗争,开批斗会,由于这个大队的书记因为儿子的事受了牵连.担心我们这次去也这么傲,很消极.我们就商堡,不能这么摘,动不动就开批斗会,就整人,我们要多做些实事,就商定了先修路。德消农村这个地方路很差,很多地方是冻土,冬天一冻一化走路都很难,我们就到处为他们去找煤渣来辅路。这么-来就化解了他们的钮心.跟我们合作得很好,我们也就把“农业学大寨”的教育活动搞起来了。

  问:1976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年您是怎么度过的?
  答:这年的1月8日,找们是在德消农村度过的。在此之前,1975年初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全国各条战线开始整顿,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全国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
  但是到了1975年下半年,社会上叉开始搞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我们也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忧虑.1976年1月8日那天一早起来,听到村里有线广播捅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当时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难过.听完了就坐在楼板上哭{我们当时E挂在大队仓库的楼板上〉。因为我从内心来说,不管自己受什么委屈,但只要中国有毛主席在,有周总理在,就觉得希望还在。所以总理去世的消息,对我来说,带来的不仅仅是悲痛。
  就在我们商量第二天怎么布置灵堂的时候,吴敏达同志从大队部来到我们住处,说中央有文件,不能设灵堂.在传达文件时,他很难过,一边流泪一边读,我也是一边流泪一边听.他读完了.我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布置灵堂,让附近的农民来悼念周总理,就算是因此把我再一次打成反革命,我也认了。最后我们布置了灵堂,附近几个大队的农民都来祭拜.那一年,}位又一位党的老前量占去世,我)次次给自己戴上黑纱,心情很沉栗。周恩来、朱德逝世的时候,我都戴了一个月的黑纱,有人不理解,我说.我是从老百事区长大的.从小我就一直听长黎们说红军的故事,我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
  周总理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周总理的种种事实,激起了人民都众的愤怒,终于在1976年消明节集中地爆发了。
  那时经常有北京的零星消息传来。我们一些看法比较~致的几位同志.经常在电机系大楼的一个房间里一起交流信息、商议,大家议论说北京天安门广场在惦念周总理,我们也应该做些什么?一是纪念周总理,二是表达对批邓小平的不满。商议了几次,大家就决定在校门口做一个像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的模型,我们料定只要这个碑一放,肯定会有群众来献花阂。另外,揣一个特刊,以大字报的形式,抄录三篇文章贴在大门口,一篇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篇是斯大林在列宁去世以后在红场的讲话5第三篇是中共中央悼念周恩来的悼词,这个悼词是邓小平代表中央念的,我们在前面不说这个悼词是邓小平念的.但是大家-看就知道,我们是有意地对再次打倒小平同志表示不满.这个《丙辰清明中夺和l》在浙大校门口一贴出来.肴的人非常多,纪念碑前也马上放满了花圈,在特刊旁边和对丽的专栏上,还有很多纪念周总理、悼念杨开慧烈士等内容的标语口号等.当时省革委会就定性“三个悼词并列”是“反革命”事件,但他们真要以这个理由抓人,当时还不敢。这时有一个“总理里遗言”在传,所以,他们就以这个为囱,抓了学校的几位教师。还好,这一年10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不然这件事是否会再牵连我们也是很难说的.现在回想起来“文革”才年,我经历了三次大的风险。

  问:“文革”中刘丹老校长的“8.8”讲话是怎么回事?您还记得吗?
  答:那是1972年,也就是林彪爆炸以后,中央提出解放一批老干部之后,刘丹同志在1972年夏天也被解放了,并且综合进了浙大革委会,成了核心小组成员.1972年8月8日,刘丹同志第←次参加核心小组会议,就作了一个了不起的发宵。他说,我一生参加过很多运动,哪像这次这样搞的,打击了那么多人,有的人历史上的问题早.已查消费盖了,又拿出来整,而且所谓审·查就是逼供信,又关又打,简直就是法西斯专政.他还说,现在是学校不像学校、工厂不像工厂,到处都是垃圾都没有人管;老师不上课,学生不读书.我在图书馆劳动时就看到,我们图书馆这么多的书,都没有人去读,夏天还要找人把图书搬出来晒。工厂批利润锥帅,难道办工厂亏本就是好事?在1972年那个时候刘丹同志敢讲这样的话,这要有多大的勇气啊。刘丹同志寞不愧为主C.iE的共产党人,铿锵有声,铮铮铁骨。这个讲话的全文应该在学校的档案馆里可以找到,我记得的这些是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那些话。
  刘丹同志的讲话被当时的浙大党的核心小组写了报告,一层层向上汇报,王洪文还专门作了批示,说是要注意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为此,学校召开了批判会。刘丹同志又一次被闲置,当然在那个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他也不可能做什么事。

  问:后来提出要把浙大办成万人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答: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我们国家迎来了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时期。
  1978年3川,被称为科学容大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刽开.浙江省:ttn曹大会的代农附剧K是何委书记处书记陈仰达同志,7i1Jffl*是省草委会·1:1·*/tllJ主任、浙大党的锁心小姐ttJ.·K:、草委会主任刘丹间hl.(,lilllillJ~挺立lj亦未l叶志.当时浙大光仪系被评为全网科研先进单位.我作为光仪系的代表111席了这个被称为科学春天的大会.会议期例,|陈伟i!iI叶志平u文IJJ•j,I斗志者~才民兴奋,经常在一也1fij:Ill浙江大学的次展.有一次找走进他的房间的时候.他们正好谈到!&'把浙大办成万人大学.找一进去,陈仰达同志就喊.,J、张.J巳浙大办成万人大常.你lt忽么样?我乌七想到了很多共体的问姐,、'iO;f浙大的学生宿舍很多饰成了教师的宿舍,实输氧也是乱七八梢,所以我同伴“这买货:-·饵”;第二夭.我去他房间,他义仆l(l草lul粹的问11£.ttx给了[ii)桦的答巢.他点辛辛我的额头·.笑着说,你这个同志.年纪轻轻,思想这么保守……但很快,浙大的王作开始走上jf轨了.|党军是国家相宰人接兑虫席全国科学大会|出席金困刷e,大舍时的舍’事{局部)(最后-1#左岖”6人为张浪尘}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后.学校工作震点也开始转移,提出了加速建设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口号,1980年7月,学校召开第七次党员大会,党委第一书记刘丹同志在会上提出了“把浙大办成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攀登科技高峰的全国重点大学”的奋斗目标,也就在这次党员大会上,我被选为学校党委副书记,直至1983年离开浙大到杭州市委工作。在此之前,1978年我被省委任命为浙江大学党委常委。

第四节 到中央党校学习

  问:您在浙江大学工作时,曾经去中央党校学习过一年.当时是由哪里决定的?为什么会送您去学习?
  答:1981年8月下旬.我刚从外省检资本科招生情况回到学校,校党委书记刘丹同志对我讲,省委有通知,我被选送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对此我感到很突然.我当即说中央党校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其中一些基本理论,我在大学者在学过了,我的本行是光学工程、激光技术,在党校学习一年.对我以后的业务工作作用不大,还是不要去吧!刘丹向志说这是省委的意思,我不想去的话,可以直接向省委反映。我当!lP联系省委副书记兼秘书长薛驹同志,汇报我的想法.薛驹同志很快就安排我去见他.他是我们很尊敬的老领导,平时对待同志非常亲切,和颜悦色,和他谈话可以毫无顾虑。到了薛驹同志那里,我把我的想法谈了,我说,主要我担任学校党委的工作时,我就说过,只干一眉,我还要回到业务工作岗位,我不想花很多时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说:“多学一点基本理论,对工作是很有帮助的.这次培训班是中央专门为中青年干部办的,已办过一期,这次是第二期。第一期没有给我们浙江省分配名额,第二期给了几个名额,省委考虑安排你去学习,机会难得,还是去吧。”他这么说了之后,我也不好坚持不去,就对阵驹同志说,能不能诸省委替我请几天假,因为我外出检查刚回来,两三天内来不及准备,9月1日的开学典礼我参加不了。他表示可以,由省委和中央党校联系,我推迟儿天去报到.9月初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时党校已经开学,所以开学典礼上党校领导讲了什么我不知道,一开始就进入学习阶段。

  问:在中央党校,你们主要学习什么,能说说吗?
  答:避了中央党校,我才知道这个培训班称为“中共中央党校第二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一共有142名学员.来自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多数为中央和省级机关各部委的副局级干部,地方党政中地市委、地市政府的副职,一部分大专院校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也有少鱼是处一级干部.文化程度有一定差别。
  我去的时候,中央党校的校长是胡耀邦同志,当时他还是党中央主席。
  但是到第二学期时他就不再损任校长,改由王震同志担任校长。培训班的班主任汪琼同志,是原消华大学党委书记刘达同志的夫人,也是一位老革命.其他还有几位同志负责我们这个班的学习、生活等。他们对我们的学习生活都极为关心和照顾。
  学习的内容除了玛列主义的2基本原理,如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等之外,特别学习了十一届二中金会的决议以及当时一些国际t有关改革列放的理论.还专门开设了一门“现代科学技术”课程e这门课当时全国还没有哪个学校开过,就囱学员中的科技人员自己讲,其中一讲“激光技术”是我讲的。在学习期间还多次邀请有关部门的领导来举行讲座,如请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同志来讲国际形势、外交政策等。
  我当时对于骂列主义基本理论不想作深入的探讨,因为我是学理工的.而且这些理论过去也确实都学过,《毛选》四卷也都读过,也读过-些马列著作.对于一些主要的理论观点还是有-~了解的,因此在学习中除了在规定时间认真昕课、学材料及参加小组讨论外,其他时间是~J阅读室看我过去没有看到过的一些书,如有一本清朝人写的有关光学的书叫做《镜镜聆痴》,以前没有看到过.这对我了解我国古代光学学科的发展很有帮助。我仔细看了,而且还抄景了其中-部分内容。又如我过去读鲁迅先生的文掌,他提~l-本书叫《何典》,以前没有看到过,在这里也看到了。这个阅览室并不大,藏书也不算多,但因为是开架,浏览一下,看到有兴趣的书就拿下来看,倒也辛苦了不少书。
  当时我也想过,如果组织不同意,我在学校党委干完一周就回系泉去,要我专做学校党的领导工作,自己不搞教学科研肯定不好,但要完全回到实验室又背定做不到,因此想利用既有的科技知识.:IJn上文史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我虽然学习的是工程,但对自然科学还是比较有兴趣,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基本知识还是有一些积累的},打算在科学哲学等方面开一门课.恰好前两年我校代表团赴美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个教授送给王启东先生-本书ThePatter刑ofProblemSolving,是讲恩、维方法的,我感到这样的课程对我国的大学生学习也是有用的,参考他们的课程内容再加上我们自己这方面的材料,可以开出一门新课程。所以夜晚上,我基本上就在看这一本书,并作译文摘要。同时我的一位在长春光机所工作的同学陈捷光,他和我一样长期锅光学分析仪器的设计和研究工作,他看到一本英国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的ADictionaryofS卢ectroscopy(《光谱学词典川,那时我国还没有这样词典,就建议我们~起把它翻译出来,我答应一起合译,也在此期间加紧进行。这本小册子1984年初以《英汉光谱学词汇》为名由我国《光学与光谱技术》杂志编貌印刷出版.在党校学习一年,收获很大。到毕业时,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份学习小结,我在小络中除了讲我开始不想来学习的思想缘由,以及后来思想为何转变的过程外,重点,总结了在党校学习时期四个方面的收获。一,从理论上加深了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信念;二,进一步体会到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是求是的原则,才能使我们的-切行动符合客观规律;三,进一步体会到要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a囚,通过学习,对于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认识有了提高。总括起来就是提高了觉悟,明确了任务.增强了信心,增加了知识.这篇学习小绪,现在看来还是很有意义,也说明当时确实是认真学习到了一些东西。尽管这个学习小结就其内容,现在看来比较粗浅,但是总的认识还是正确的,党校-年的学习也确为我后来离开学校从政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问:那时候胡耀邦同志是党中央的主席,又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他给你们作过报告吗?
  答:“文革”结束以后,耀邦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在此,期间,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后来,他在邓小平、彭真、李先念、邓颖怨等老同志的支持下,担任党中央主席。我进党校时,他还兼任党校校长.到了1982年就不得担任校长了。
  1982年6月,我们这-朔的学员快姿毕业、各个支部都提出要求,希望耀邦同志能给我们讲讲话。培训班领导集中大家的意见,向耀邦同志报告了,这个要求很快就有了回音,说耀邦同志要安排时间分别与我们班的学员见面谈话。与培训班学员见面谈话是分批送行的,每一批安排十多个人集中在一起,他-个一个点名询问’情况,并和谈话的同志-起讨论一些问题.我不清楚他见了几批,我参加的那~批大约在7月上旬.在和大家谈完以后,他问我们什么时候结束学习.我们回答说,这个月底就要结束了,他说,哎呀!还有好几批,看来来不及和你们一个一个谈了,这段时间我也不可能都把时间安排和你们谈话,这样吧,如安排得出时间,在你们离校之前,我们集体谈一次,并且请班里的一位中央办公厅来的学员负责安排。
  1982年7月20日下午,我们班的142位学员乘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和耀邦同志见面,先是大家排好队和耀邦同志-起拍了一张集体照,然后到茵楼会议室.在这里,耀邦同志给大家作了近三个小时的讲话.一开始还有个插曲,耀邦同志在讲台的前面站定之后,看看学员不敢坐在前面几排,都靠后面坐,他就说,坐到前面来嘛!你们都是中青年干部,胆子还这么小.他这一说,大家都纷纷坐到了前面的凳子上.他又说你们希望我讲些什么呀?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希望他讲讲形势,讲讲中央有关的方针政策,讲讲我们回去以后怎么干.他说,这些今天就不讲了,形势总体上是不错的,方针政策三中金会都已经确定了,就是要坚持,至于你们回去后怎么子,这要你们自己考虑,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悄况都不同嘛!他又说,今天我牙齿痛,讲到这里还在面孔上换了挟,说反芷能讲多少就讲多少!我就讲一个题目,就是对中青年干部的殷切期望。
  耀邦同志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没有停过,在讲话中他对我们提了六条要求:一,为人民做好事,~摆正客观的条件和主观努力的关系;二,姿楼正工作成绩和自己努力的关系;三,姿正确对待困难,对困难要加IV.分析,主要按不同的性质对待;囚,要敢于同一切错误和邪恶的东西作斗争;五,要正确认识进步与失误的关系3六,要摆正客观察物不断发展和我们自己不断学习的关系.他在讲话中主要求大家要抓紧时间多看书,多学习.学习内容要包括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党的重姿文件,还要学一点历史、文学,诗词、自然科学基本知识,还要多少笛一点文艺.他说,要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概要读两亿字的书,这两亿字不包括辛辛文件,看报纸,但是辛苦小说可以包括在内.他还语宽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的革命事业要造就成千上万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谁来接班,当然首先是从中年干部中选拔,然后青年接上来,还说“是不是从你们这142个人中选拔,我不清楚,你们这些人,无非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都很有希望,将要为人民担负更多的责任3再一种可能是-部分人能为人民挑更重的担子,一部分人平平常常;第三种可能,是大部人出息不大气最后他说,今天我讲了六条,总起来就是一句话:任何时候都要多多要求自己,这就是今天讲话的主旨.耀邦同志的讲话给了大家很大的鼓舞,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受益匠浅,铭记在心.讲话结束后大家拥着耀邦同志走出酒楼会议厅,他一边走,一边回头对走在他旁边的曾建徽同志〈曾是这一期培训班的学员,在学习期间已被任命为新华社副社长}说,今矢的讲话可以发一个稍子,但不要发全文.曾建徽同志后来将耀邦同志的这次讲话,以《任何时候都要多多要求自己一一中南海纪事》为题作了详细报道,发表在1982年8月19日《盼望》杂志上.现在这-期的学员,最童年轻的也已过花甲之年,仅有几位还在第一线工作,其他基本上都已退休或退到二线.按照耀邦同志的说法,应该是属于第一种,多数同志都在后来的二十多年中在各个岗位上承担了一定的领导责任,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在省部级领导岗位,工作过的,约有五六十位。当然,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是胡锦涛同志,他已经担任了党和国家的一把手,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锥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离开党校返回杭州时.我在我们宿舍走廊的然板上写了-首诗,纪念在党校的生活和与同学告别:阿富共该计-年,精研经典上百篇.学友谈心俯切切,领袖慰勉i!·涓涓.开放伟业正兴起,改革重任.t!?.在扁-4在行不作惜别语,万皿征途I!..扬凝.在申央党辍学习主事业合影

沈善炯:我亲历的政治运动

沈善炯:我亲历的政治运动
本文初发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322页。

受访人:沈善炯院士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4年3月30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建国西路沈院士家


沈善炯院士
(2004年3月30日熊卫民摄于沈院士家)

2003年10月,蒙邹承鲁院士引见,我有幸结识了他的挚友沈善炯院士。此后,每次到上海出差,我都去拜访他。沈先生待人热忱,视我为忘年之交,知无不言,跟我谈起过许多学界前辈的往事。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丰富而坎坷的经历。

沈善炯,1917年生,微生物学家和分子遗传学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先后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华中大学生物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做研究。1947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奖学金赴美留学,主修生物化学遗传。1950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经导师介绍去威斯康星大学生化系做博士后研究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辞去威斯康星大学的聘约,于8月31日离美回国。船经日本时,遭美军非法扣押、囚禁,经过两个月的不屈抗争,才得以释放。归国之后,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任教。1952年2月,因为院系调整,改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研究室从实验生物研究所分出扩建为植物生理研究所,他任微生物生理组组长,应国家需求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很快在金霉素和链霉素的生物合成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1958—1959年应邀去苏联医学研究院工作一年。归国之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无所长),主管业务。1961年,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又归并到植物生理研究所,他仍任副所长。1964年之后,他先后受“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历经种种磨难。

他在抗生素、细菌的糖代谢、细菌的氮代谢、固氮基因的结构和调节、根瘤菌共生固氮等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成果奖(195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年)、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6年)、陈嘉庚生命科学奖(1997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年)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11年出版自传《我的科学生涯》。

洗脑筋,改造思想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我读过您的《我的科学生涯》一书,深感您是一位想讲真话、敢讲真话的科学家。能否请您围绕科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再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和反思?

沈善炯(以下简称沈):到80多岁时,我常常想,我这一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科学,一个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书写自己的坎坷人生,目的是将一些历史真相展示出来,供民众和当局者思考。可这本书在出版时遇到许多障碍,虽然最终得以正式出版,但只印了250本。后来,我又写了一些文章,都还锁在抽屉之中。我与你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但可谓倾盖如故。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将知无不言。

熊:您从美国归来不久,国内即开展了一场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韩非曾经说过:“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而“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名气不及以后的反右派运动大,所针对的却正是“禁其心”。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这场运动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您对这场运动的看法。

沈:因为李森科主义的影响,我回来以后,不能再研究遗传学。我就去浙江大学当教师,讲授生物化学。到浙大后,很快即开始“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初我到科学院后,又在实验生物所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所以,高教系统和科学院系统的“思想改造”运动我都参加了。我自己受到的冲击不大,因为我没有宗派主义什么的。但我看到有许多科学家受到冲击,其中,植物生理研究室室主任罗宗洛被作为典型的“宗派主义者”加以批判。

熊:您出身“地主”家庭,在“旧中国”工作过,还曾到“美帝”留学,人家不认为您具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不改造您吗?

沈:运动是有重点,我没被列为批判的靶子。可能因为我有在日本蹲监狱,与美国相抗争的经历,我得到了科学院有关领导的特殊关照。当时科学院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李亚农、王仲良很庇护我。

熊:“思想改造”运动是怎么进行的?

沈:人人过关。我上台去讲了两三次才过,有些人讲了多次都过不了关。

熊:您如何看待这个运动?

沈:离开日本的巢鸭监狱后,我和赵忠尧、罗时钧被送往国民党“中国驻日代表团”。该团的一位武官在释放我们回国时说:“既然你们一定要回大陆,我们也不勉强。但有一言相告,你们要准备好回去洗脑筋!我们和中共打了20多年的交道,你们回去感受一下也好。”当时我们一笑置之。“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我马上想起了这句话。我在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待过,那儿的确有宗派主义。凡是属于不同学校出身的,甚至不同老师教导的都各成一派,以致那留洋回国的也分成什么留日派、留美派等,彼此互相排斥。科学工作者之间不是在工作上竞争和合作,而是互相妒忌。我认为,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良风气确实应该清洗掉,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每个人都应该洗洗脑筋。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思想改造”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被批判的不仅仅是宗派主义,一些科学家的作风问题,例如在工作上对学生、同事严格要求也遭到了强烈批判。所以我当时就怀疑,这样的政治运动是不是有必要?我努力说服自己:中国共产党执政很不容易,可能确实有理由开展这样的运动。我深信共产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国家,使它走向富强。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我到浙江大学教书,需要到派出所报户口。公安人员叫我填一张表。我填好递进去,他马上将其甩了出来,说:为什么不填你从哪里来的?于是我就填了。把表交上去之后我就回家。谁知道他一直在后面跟着我。到我家后,他对我夫人卢盛华说:“把你们的经历告诉我。”我夫人就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了他。他说:你们有什么证据没有?我们就把西南联合大学的毕业证书给他看。他一看校长的印章,“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哦,战犯!”接着,他又讲了很多话。后来救星来了——我在浙大理学院的学生来看我,证明了我的身份。

那个公安人员就拿着我的证书走掉了。我的大学毕业证书就这样没有了。

熊:派出所的人为什么要怀疑您?

沈:我也不清楚。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在他眼里,或许我有特务嫌疑。

我从来没有批判过胡适

熊:“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展了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的运动。

沈:我当时没太注意。那时候上海分院由王仲良主政,他尽量使科研少受政治运动的冲击。

熊:您与胡适先生是有过亲身接触的,对于专门批判他的运动,您有何看法?

沈:胡适先生是这一辈子我接触到的人里面印象最深的。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抗战时期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没跟着南迁昆明,所以,在西南联大时,我无缘听他的课。抗战胜利后,我在清华工作。有一天,戴芳澜先生回来告诉我们,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有人不同意选郭沫若,因为他亲共。而胡适提出,我们选院士,应当首先考虑国家的荣誉。只要做出了增进国家荣誉的工作,不管其政治态度如何,都应该选。我非常欣赏他这种超党派、超政治的态度。

复员之后,我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在恩师张景钺教授的帮助下,1947年时,我获得了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机会。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解放军的胜利下正在忙着南迁,关于办理出国留学这类事情已趋无人负责的状态。一天下午,我和盛华在北大红楼外散步,巧遇她的老师经济学家杨西孟教授。他极力劝我去找校长胡适,说胡适之先生是个非常普通、乐于助人的人。所以我第二天就径自去校长办公室找他。校长办公室设在一个大院子内靠东的一间很简陋的屋子里。第一次见面,我就发觉胡适之先生果然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人。他看了加州理工学院给我奖学金的通知书后,便答应由北大出面为我申请办理出国手续。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收到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同意我办理出国护照的批示。于是我再访胡适之先生。那是在适之先生的家里,晚上八点钟左右。胡先生对我说,现在向政府申请外汇已不可能,但北大决定派两位年轻人赴美留学,一位是我,另一位是物理系的助教(名字我记不清了),由他私人给我们两人每人美金90元作为赴美的旅费。接着他就将已签名的Chase银行的支票给我,并叮嘱我将来取得奖学金时,再用支票送Chase银行还给他。他在该银行的存款一直用来接济青年学生经济上的需要。当他正在和我谈话时,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想回避,但先生叫我不要走。我听得他对着话筒说:“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稍后我会去看您的。”然后把电话挂断了。他笑着对我说:“那是李宗仁来的电话,我没有空……”当时我感到惊讶,要知李宗仁时任北平行辕主任,而我只是一个小助教,先生却不因为李宗仁是权倾朝野的大官而中止和我的谈话。我想,如果易位而居,我难免会说:“沈善炯,我有要事,我们择时再谈吧。”适之先生真是一个普通的人,待人不分贵贱。此事使我难忘。

当年8月我离开北平回南方准备出国,胡适之先生在百忙之中又找我谈话,记得那时在他办公室外有不少人在等着要见他。那次谈话他显得郑重但又很诚恳。他说,在和我的几次交谈中,他发现我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比如,有一次谈到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比德尔时,我说比德尔即将获得诺贝尔奖。他认为,在没有事实根据之前,这种说法不妥。还有,我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常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或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他的寥寥数语,意义深长,给我深刻的教育。

以后我就再无缘见他,但他留给我的那些短暂身教与言教,却一直深深印在我心中。所以后来批判他时,我很不以为然。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别的伟大格言一样,虽然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可能挑得出毛病,但本身却并没什么不对。他教育我们凡事要独立思考,要蔑视那些趋炎附势的风派人物,都很正确。所以,对他的批判是很没有道理的,中国太需要那样的人了。我从来没有批判过他,并且很佩服那些不批判他的人。

近些年,国内媒体对胡适先生的态度有所转变。记得在《南方周末》上读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他从美国回来,见到蒋介石后问:台湾的报纸有没有批评彭孟缉(时任台北市警备司令)的?没有。有没有批评蒋经国先生的?没有。有没有批评总统你的?没有。胡适说:没有批评意见,这就有了大问题。这篇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使我愈加感受到了他的伟大。

被怀疑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

熊:批判胡适之后又是批判胡风的运动。

沈:批判胡风时我很危险。我本来不认识胡风,但我夫人卢盛华和胡风的夫人梅志儿时即是好友,并曾结为干姐妹。他们要从上海搬到北京去之前,我曾和盛华一道去看过他们。我跟胡风就这样接触过一次。回国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科学院对我很看重。我不是学部委员,但他们每次开会,都邀请我列席,并作报告。1955年,我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兼课,一天上完课后,在教员休息室里遇到了贾植芳教授。他是胡风的密友。他问我是不是去北京开会,想请我帮忙带点东西给胡风。我说好的。然后他给了我两瓶酱油。后来学部成立大会延期(延期到1955年6月1日举行),那两瓶酱油就一直在我这里搁着。有一天,贾植芳的侄子过来,又把它们都拿回去了。

学部大会之后,上海分院的党委书记王仲良来找我,说:“老沈,你不要急啊,我已经给你担保了。”我觉得很奇怪,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他担保?他接着告诉我:“贾植芳要你带的酱油瓶中夹了一封贾植芳写给胡风的信;贾植芳被抓后招认了此事,公安局怀疑你蓄意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要对你进行审查。我向公安局担保,你是一个埋头于科学工作的非常爱国的学者,绝不会搞什么反革命活动。”若不是学部成立大会延期,若不是王仲良竭力担保,后果将不堪设想。

熊:看到胡风挨批,您当时是什么感受?

沈:当时胡风去北京了,我对他挨批之事一无所知。

熊:当时的报纸不是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吗?

沈:我没看那些报纸,开会时我也是老是思想开小差。王仲良一讲,我才惊慌了,后来觉得真是运气。

上海分院的大鸣大放

熊:在韩非所讲的“禁奸”三层次中,反右派运动属于“禁言”层次。

沈:假如那时候我还在杭州,肯定会被打成右派。为什么呢?“思想改造”之后全国实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医学院被归并到浙江医学院。有一天,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洪式闾特地租了一辆三轮车到我家,给我一张聘书,希望我仍能留在浙医任职。但我已决定去实验生物所工作。如果我留在浙大医学院任教,大鸣大放时,对前面提到的公安跟踪我、扣我毕业证书之事,我肯定会提出意见。所以,后来我的学生对我说:“沈老师,如果那年你不离开浙江大学,百分之一百是右派分子。”

熊:相对于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的情况要好一点。

沈:在张劲夫、王仲良等人的保护下,科学院划的右派相对较少。在我的印象里,上海地区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似乎没有高研人员被打成右派。我最讨厌那些告密、落井下石的人。可在政治运动时,那样的人相当多。在我的农村老家,即使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也是不会干那种缺乏道德的事的。

熊:我读过一篇为柯庆施翻案的文章,说他对知识分子其实不错,理由是,在反右派运动时,他并没有把太多的科学家划为右派,他保护了那些科学家。

沈:柯庆施保护科学家?没那回事!黄鸣龙等人都是王仲良在柯庆施面前据理力争保下的,这件事情我知道。柯庆施当时就批评王仲良“右倾”,后来基于这个原因把他调离了科学院。

熊:请介绍一下上海分院大鸣大放时的情况。

沈:大鸣大放时,号召我们向党提意见。我很钦佩王仲良、李亚农等分院领导,对他们没有意见,不打算发言。我一个妹夫后来被定为右派,我遇到他后说:“共产党艰苦奋斗,争取新中国的成立,非常不容易,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应当全面考虑。”那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我不想在公开场合去批评共产党。可有一些领导,如上海市科委的主任,老是鼓动我们发言,上海市还把高级知识分子召集到中苏友好大厦,专门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

在这个会上,一些人提了意见。比如邹承鲁说:科学研究干部的分配不能乱点鸳鸯谱,应该让导师可以自由选择学生,让学生可以自己决定专业选择导师。我记得他是第三个发言的。第一个发言的是赵仲宽,第二个是吴茵(女),第四个是黄鸣龙,发言内容均登了报。结果吴茵被打成右派。若不是王仲良,黄鸣龙、邹承鲁等也肯定在劫难逃。

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开了几天,那几天我一直跟承鲁坐在一起。我们俩广泛交流了意见,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运气,承鲁发言的那天下午,我恰巧发烧,没有去。如果我在,他肯定会说:我和老沈共同发言。那就糟糕了。

熊:大鸣大放时植物生理所内部发言踊跃吗?

沈:有一个叫林吉强的在大礼堂发了言,我去听了。植物生理所的某位高研说他以前在北京农学院工作时认识林吉强,在上海林曾试图发展他参加民盟,叫他不要接近共产党,说共产党员是唯唯诺诺的。这样一揭发,那还有好的,林当然就成了右派。哎呀,对于这样的人,我……(摇头)

熊:那个年代鼓励告密、要求告密。朋友之间私下聊天,可能一扭头就被报告给了组织。

沈:本来不想发言,想方设法鼓动你发言,声称不发言就是犯错误,结果你在鼓动之下发了言,又来个“引蛇出洞”,治你的罪。对此我极不理解,很有意见。

我也干了“荒谬”的事情

熊:反右派运动让知识分子们不再敢讲实话,为“大跃进”运动扫清了道路。

沈:“大跃进”时,我也干了很多荒谬的事情。我记得先是由王仲良带我们到江苏等地去参观。

熊:我听邹承鲁先生谈过此事。您相信那些亩产万斤的“卫星”吗?

沈:不相信。当时我父母同我住在一起,他们绝对不信那些东西。我父亲还算过,几万斤的亩产,平摊到地里会堆多高,那怎么可能呢!尽管不信,我们还得向农民学习,也提一些大的课题,放科学“卫星”。不提过不了关啊!

熊:你们提了哪些宏大课题?

沈:殷(宏章)先生从德国的一个资料上看到,通过某种酵母,可以从稻草中提取油。我们就夸大其词,放了个稻草变油的“卫星”。真是笑死人了、羞死人了。

熊:那时候大家都提这类宏大目标。你们提的时候,想没想过其不利影响?

沈:没怎么想,当时关心的主要是自己怎么过关。

熊:有人批评那些豪言壮语了吗?

沈:罗宗洛先生说了。他在相当公开的场合声称,他不相信粮食亩产万斤,结果很快即遭到全所开大会批判。他这个人骨头很硬,从“思想改造”运动起就一直遭批判,可还是敢说话。

广州会议让知识分子热泪盈眶
熊:与“大跃进”运动接踵而来的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沈:那时候真是非常困难。我的江苏吴江老家饿死了人,而我的家人因吃不饱饭,也出现了浮肿现象。记得那时候我到苏联去了,我母亲就在家旁边种了点豆子,贴补一下。

熊:您于1959年回国,随后的1960年、1961年国家也极困难,您怎么过呢?

沈:因为营养不好,我患了严重的肝炎,经常住医院。那个时候,我家是这个院子里最清苦的三户人家之一。

熊:回国之后,您就主持新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的工作,听说你们那时候工作是十分勤奋的,常常深夜才归。

沈:主要受加州理工风气的影响,我养成了勤奋工作的习惯,一直认为科学家是没有什么业余时间的,而且,为了工作,我对家里的任何事都不过问。那时候我有几个好的学生,所做工作也发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所以抓得很紧。那时候李亚农经常来看我。有一天,他对我说,有研究生到他那儿告状,说我要求得太严了。他一方面告诉我这件事,另一方面又要我别太在意。他还给我举了个例子。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常常工作得很晚,有人批评他煤油用得太多,他一度不高兴。后来他哥哥跟他讲,那只是小节,不要在意。我比较幸运,碰到的几个领导,李亚农啊、王仲良啊,都对我非常好,所以我对他们没什么意见可提。

熊:1962年春天,您参加了广州会议。

沈:上海分院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曹天钦等人。会议对“大跃进”期间的许多现象提出了批评,当时的说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其中一些话我现在还背得出来。他说:“建国12年来,你们和我们党共甘苦,说你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应当的。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歉意……”听了他的话,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激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周总理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知识分子首先要认识自己,譬如我吧,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所以我是江浙人。旧知识分子多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并曾受过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教育,过去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附着在封建或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皮上,现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变成梁上君子了!我当时坐在第三排,坐在我正前面的是傅作义。听到这些话后,他把手举了上去,大概太激动了,过了好长时间都放不下来。我们感受到,正、副总理的发言重点是不同的,周总理强调改造,陈毅则强调道歉。

广州会议开完之后,科学界的风气有很大的改变,不再有“大跃进”期间那些浮躁的东西,大家工作普遍很认真,所以,之后一段时间取得了一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成果。

我第一个被揪出来

熊:可惜的是,广州会议之后没过多久,又开展了“四清”运动。

沈:我是整个中科院上海地区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我于1957年4月入党,与微生物室党支部书记陈广澧关系一向很好,她经常找我聊天,我有什么想法,也经常跟她讲。比如,我对《北京日报》某篇社论所说的“共产党员应当做党的驯服工具”不能理解,曾对她说:“是人总有思想的,怎么不讲个明白,就要人甘做工具呢?这样的用词是否不当?”1958年反右补课时,我对植生所党总支将在农场工作的四个青年划成右派很不满意,曾对她说:“这是草率地把别人的命运当儿戏”。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诽谤我在苏联时,要我的研究生帮我穿皮大衣,大摆大教授的架子。我曾向她发牢骚,说绝不能与这种无端造谣的人在一起。等等。结果,在这个运动的初期,我的这些话被她抛给了工作队,一道算总账。她还给我下了“反党”、“叛国”的结论。她的这个发言以及随之而来的批斗,使我的科学生涯遭受凶风恶浪,几乎吞没了我的科学事业,甚至我的生命。

熊:向支部书记反映自己的思想,这是组织原则所要求的嘛,怎么会反遭清算呢?

沈:有位老先生在看了我那本书后说:“老沈啊,你少年得志,风头太盛,所以遭人嫉恨。”我想,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自1950年初回国以来,领导对我相当器重,而我则把精力全都投在科研上,呕心沥血地工作,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成果,应当说,我的科学道路一直是相当顺畅的。突然遭此打击,真是有如晴天霹雳。因为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我的右眼黄斑区水肿严重,逐渐变得看不清东西。

熊:对于这个运动,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沈:完全没有。此前他们曾叫我去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我根本就没听,脑子里都想着科研工作。

熊:您的自传中提到,“桃园经验”传达一个月。您去听了一个月吗?

沈:是啊。去了一个月,但我的思想一直开小差,什么“四清”、“四不清”,我根本就没听。现在弄到自己头上来,才觉得不对了。

熊:我想起了马丁神父的一段沉痛话语:“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就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虽有许多不满,但您以前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那些政治运动提出质疑,甚至有时还为其辩护。可运动一直不断,作为“反胡风”、“反右”等运动的漏网之鱼,到“四清”、“文革”时,您终于在劫难逃,这才有所醒悟。

沈:但愿我们那代人的教训能被人吸取。这也是我含泪写作,重温自己惨痛经历的原因之所在。

罗宗洛(1898—1978),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30年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植物生理所所长。​​​​​​​​

李亚农(1906—1962),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16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归国,先在一些高校任教,后参加新四军。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办事处主任等职。​​​​​​​​

王仲良(1899—1974),原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在“三反”运动中,因“不同意把‘打老虎’扩大化,力求不要伤害同志,被当作运动的‘绊脚石’,以‘思想右倾’、‘目无领导’的罪名被搬掉石头,停职审查,甚至还被怀疑有经济问题,最后解除了他的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的职务,由军级降为师级”。被甄别清楚后,他于1953年转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当副主任。1955年5月,任办事处党委书记。1957年,任办事处主任。据丁公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院史资料与研究》2000年第5期,第38—44页。​​​​​​​​

戴芳澜(1893—1973),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49年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应用真菌所所长、微生物所所长。​​​​​​​​

张景钺(1895—1975),植物形态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25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植物系主任、生物系主任。​​​​​​​​

比德尔(G. W. Beadle,1903—1989),生化遗传学家,因为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学说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

黄鸣龙(1898—1979),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殷宏章(1908—1992),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3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植物生理所副所长、所长等职。​​​​​​​​

曹天钦(1920-1995),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等职。​​​​​​​​

据广州会议《简报》,周恩来作“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时间为1962年3月2日,陈毅做“脱帽加冕”报告的时间为1962年3月5日。​​​​​​​​

施履吉:天才回到中国后

施履吉:天才回到中国后
熊卫民

访问整理 | 熊卫民(中国科大特任教授)

施履吉院士(1917-2010)
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0年在浙大园艺系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浙大理科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5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动物系获博士学位,1955年克服重重阻挠归国,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生物物理所、昆虫所、动物所、微生物所副研究员,于1964年创建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任该中心研究员、负责人,后任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的话
在上海有关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作调研时,我屡屡听人谈起施履吉院士。他们称,施先生非常聪明、动手能力极强,是一位天才。施先生在美国念书时的多位同学,也称他是所有同学中天赋最高的,并对他回国之后,没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就没能像他的某些美国同学一样获得诺贝尔奖级的承认,表示十分可惜。

施先生究竟是如何回国的?回国后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对于自己的人生,又有哪些总结?带着这些问题,我访谈了患病在家休养的施先生。虽然健康原因已不允许多讲话,但那一天,他谈兴颇浓。

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施先生又进了医院,再也没能出来,未能审阅这篇访谈稿。

受访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施履吉院士
访谈时间:2008-7-26
访谈地点:上海建国西路施履吉院士家

一 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听说您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的负责人。我很想知道,这个中心是怎样建立的,建立后的运行情况,又是因何原因,后来被撤消建制?

施履吉院士(以下简称“施”):1955年我回国之后不久,裴(丽生)副院长找我,让我帮助贝(时璋)先生筹备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北京工作站,要按照生物物理所的规模来筹建。当时贝先生还没同意建生物物理所,正在说服他。我就按照我所了解的生物物理所的情况,根据生物物理所的规模,选购了很多新型实验设备,包括电子显微镜,分析用超速离心机、高速离心机,分光光度计等。

到1956年时,仪器设备已购置不少。我发现,除我用了极少一部分外,(生物物理)所里没有人用这些仪器。站在国家的角度,这是很不经济的。我就向院里提出,应当由整个生物口共同使用这些仪器。当时秦力生秘书长对此很感兴趣,把我叫过去了解情况,但后来就没下文了。

我还认为,一个搞实验的研究所,应当有自己的工厂。因为,一些创新的实验,可能需要用一些买不到的仪器,需要自己去做。比如我在美国做论文时,所需的仪器有很多是我自己做的。所以,回国后不久,我就向一机部的部长、副部长反映了这个想法。他们赞同我的意见,批了一套刨、铣、钻俱全的机器给生物物理所。结果在1958年“大跃进”时,机器内部的马达等就被拆下去做吹风机,弄得我十分心疼,结果造成了很多矛盾。

熊:跟所长的矛盾?

施:主要是跟行政副所长康子文的矛盾。那时候搞“大炼钢铁”,把大量含铁的器物拿到炉子中去烧,结果得到的全是一些没用的铁块块,我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又要把我们这套设备给弄坏!

把这套设备弄过来时,贝先生是签过字的。我就去向贝(时璋)先生反映,可他不吭声。与此同时,行政(副所长)认为我不服从调配,反对“大炼钢铁”,还组织人给我贴了很多大字报。

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就提出要离开生物物理所,甚至要去美国。因为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争取我们回国时讲过,可以自由来去。秦(力生)秘书长、郁文知道此事之后,专门来跟我谈话,此时我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就只是到动物所去呆了一段时间。张劲夫副院长、杜润生副秘书长对我是了解的,在他们的关照下,我才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大炼钢铁”过了之后,他们对我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又把我调回了生物物理所。

回到生物物理所之后,我发现新购置的那些仪器损坏了不少,像电子显微镜,人家送来的样品跟切片一样厚,一观察就把物镜给损坏了。我深切感受到,得有专门的人来调试、维修这些设备。而此时,很多科学家对生物物理所的许多新仪器没人用、不会用,也提了很多意见。大家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是,办一个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生物口各单位共同使用。院里就调我去办。

其他所的专家开出了很多仪器的清单,院里决定找个人去订,就把我调去。我把这些仪器购到、调试好,并在实验中心专门配备了一些实验室,结果,提出购买这些仪器的人,从实验中心开张起到关门,我一直没见他们来用过。

当时,我们大部分人的技术水平都很低,只知道有这样的设备,但不知道怎么去用它——不会做适当的样品,仪器出了故障更不能去维修。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应当培养一些精通仪器的人才,不但会使用,还要能制造某些设备。当时离心机非常需要,超速、高速离心机我们国家都没有,我就培养了一些人来做这些仪器。比如说金如松,他是朝鲜族人,从东北某大学的仪器专业毕业,被分到实验中心,我大力培养他,他做得很好,到现在还在搞超速离心机。还有小洛,名字我记不全了,专门搞维修,一直到现在,实验室的仪器坏了还常常去找他。

当时,细胞生物学已经发展到研究细胞的吸收光谱,而相关的显微设备我们没有(国际上也只有英国有),我知道相关的原理,就组织一些人,自己研究制造出了这种设备。当时国外还有一种X光显微镜,买不到,我们就自己制作。姚山林你知道吗,我和他以及工厂的其他一些老师傅一道,共同把它制作出来了,拍的照片很漂亮。我们生物实验中心,当时就做了这样一些事,还建立了专门的工厂。我们实验中心的仪器设备坏了,可以不出中心(搞定)。比如有一次,某位年轻人把电磁目镜——电子显微镜上决定分辨率的关键设备,精度要求非常高,非专业人士很难做出来——给弄坏了,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后来国外公司进行售后服务,派人来检查电子显微镜的性能,也没发现问题。

熊:您用这些设备做了哪些研究?

施:筹建北京生物实验中心时,院里下了一个死命令:你不能用这些仪器设备去做自己的工作。这是应一些老专家的要求而作的决定。那些老专家提出,如果让我去主持实验中心,那么,我不能用那些设备去做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没来用,我也没能用着。

很快就是“文革”,我在湖北潜江中国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呆了三年, 1969年去,1972年回来。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我曾回过北京一次。到实验中心一看,那些仪器都糟糕得很,满是灰尘,损坏了很多。

我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属竺可桢先生当校长后招的第一届学生,彼此感情很好。那时候他的年岁已高,回北京之后,我就去看他。他问我实验中心怎么样。我就把从建立到当前的情况都告诉了他:除了电镜之外,很多先进的设备都无人问津。提出购买那些仪器的人,一直都没见过面。从标本的制备,到设备的调试,都是我们来做,等等。竺副院长问:这样的单位怎么办?我说:取消。1972年我从干校回来之后,这个中心就被合并到了生物物理所。当时院生物口的军代表兼任遗传所的军代表,他一定要把我调到遗传所去,我只能服从分配,所以,1972年后我就没再回生物物理所。

熊:购买这些仪器设备,花了多少经费?

施:在生物物理所的筹建阶段,光我经手的仪器设备就花了几百万(元),还有不少仪器不是我购买的。北京生物实验中心的经费也有几百万(元)。

熊:这些仪器有不少是从国外进口的吧?

施:是的。有许多是走私的。比如分析用的超速离心机,就是从美国走私过来的,标准伯克努的。我们一次购进三台,一台放在实验中心(我安装的),一台放在化学所,一台放在武汉微生物所(也是我去安装的)。

熊:那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禁运,对吧?

施:是的。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如伯克努的分光光度计,也都是从美国走私来的。1955年回国时,我自己带了一批设备回来。到实验中心后,因为没有顾客,我就想自己做点仪器,其中需要用到真空管,我从国外带回过一些,我想将它们调到实验中心,结果生物物理所不同意,说还给我个人可以,调不行。后来我到遗传所,要用X光显微镜,想把这个设备调过来,结果也不同意,后来调给其他不会用这个设备的人,将其糟蹋掉了。

我在遗传所做研究,需要用到超速离心机,一用就是72小时不能停,可北京中关村这边老停电,也不提前通知,导致一些工作老做不出来。后来我很恼火,就申请调到上海来。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报告一直写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处,才于1979年调到了上海细胞生物所来。

到上海之后,我才总算可以开始做一点自己的研究。我先用高精度、高灵敏度的定量定位法证实胚胎发育双梯度的理论,从而结束了实验胚胎及化学胚胎学术界的一个长期争论。然后,我又用受精卵作为DNA的受体细胞,进行了高等动物的遗传转化研究,发现分离染色质可以形成细胞核。1985年时,我以动物个体尤其乳腺作为生物工程发酵罐,与合作者获得了转基因动物。我还对染色体关键元件——着丝粒进行过系列研究并获得了其DNA。

对于细胞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我是有很多想法的,但可惜的是,回国20多年后才得到实践的机会,而此时我的年事已高,已做不了什么大题目了。哎,我的牢骚话太多了吧?

91岁的施履吉。作者2008年7月26日摄于施先生家中

二 回国

熊:我来上海,目的就是听老前辈讲心里话,讲真话。前天,我已听您的邻居沈善炯先生讲过自己的坎坷经历。

施:我跟老沈同龄,他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他1950年从美国回来时,我不能够回来。那时正值麦卡锡主义抬头,我的护照被扣掉,美国当局还通知我,假如我私自离开纽约,代价将是5000美元罚款和5年监牢。我到哪里去,后面都有FBI(联邦调查局)的人跟着。

日内瓦谈判后,为了回国,我跟美国当局打官司。期间我还被抓起来过一次,关了我一天。警察很混帐,在星期五把我关起来,因星期六、日不办公,这样就至少可以把我关三天。而且当时保金不收现金,只收国债券。我的朋友们对我很关心,紧急联络起来,买了不少国债,才于星期五当天把我给保出来。

我打官司取得胜利,多亏了哥伦比亚大学很多朋友的帮忙。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艾森豪威尔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他们帮我到华盛顿去游说。

熊:当时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说了,你们可以“来去自由”?

施:是的,他说过。但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想过留在美国不回来。当初去的时候就下决心学成归国,所以(1949年)一解放就要求回来,但护照被扣掉,只好在那边工作。沈善炯走的时候,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的命令还没下来,可我要走时,命令下来了,那时候老沈刚到日本,结果在那儿被扣留。

三 牛满江

熊:您很早就做过注射遗传物质到受体细胞中去的实验?牛满江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施:我注射的是DNA,牛满江注射的是RNA,他认为RNA是遗传物质。老沈上过他的当,在1960年代曾写过RNA也是遗传转化因子的论文[1]。我们俩之间还因此有点误会。老沈的这个工作出来后,院里很重视,一度想由科学院出面来发国际消息。发之前,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此有不同看法,说一定要慎重,因为这牵涉到国家的荣誉。后来院里就没有发国际消息。其实我还应该直接跟老沈说一下,可我没说。那时候经常搞运动,老把私下谈话的内容拿出来批,搞得大家面红耳赤、吵得一塌糊涂。那种东西,非常影响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所以后来大家私下交流很少。

熊:听说1980年您还评论过牛满江的文章?

施:我在美国就认识牛满江,回国之前我还去旧金山看他,希望他也回来,他说自己会回的,可后来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我们的联系也就断了。1972年后,他跟童(第周)先生搞合作。我对他的工作有兴趣,重复了他的实验,但得到的结果与他报道的很不一样。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投到《中国科学》,结果被退回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送人审,连看都没看就把它退回来。我们国家的事啊,真是……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反映给科学院副院长冯德培,冯老给《中国科学》提意见,最后它还是登了[2]。登了之后人家也引了,比如说孔宪铎的书(《中国的生物工程》)就引了。

熊:有资料说牛满江还因此要与孔宪铎打官司。

施:还有这样的事!结果如何?

熊:我不知道。正想问您呢。

施:到上海后,我的消息就很不灵通了。我只听说孔宪铎的书出版之后,牛满江在美国就申请不到基金了,在台湾也不再走红。我很不欣赏牛满江,和他见面,招呼都不愿意打的。当时童先生对我也有意见,因为我很早就说,他们的RNA研究靠不住。

注引:

[1]详情参见熊卫民《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第124-127页。

[2]施履吉等《异种DNA对胚胎发育的影响》中国科学.1980(12):1216-1218.

范岱年: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

《科学文化评论》第10卷第4期(2013):84—107
人物·访谈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
范岱年先生访谈录

熊卫民

本文初刊于《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是即将出版的《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的一节,《科学春秋》获作者授权刊载,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专项“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编撰与研究”(编号KACX2-YW-001)。

摘要
在回顾老浙大人,尤其是老浙大的地下党员在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从备受重视到饱受打击的故事时,范岱年教授详细介绍了他亲历过的丁瓒下台、胡适批判、许良英在肃反运动中遭停职反省、他和朋友被打成右派等事件,他对钱三强、陈康白、武衡、张明远等领导人的印象。访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珍贵的院史资料。
关键词 中国科学院 浙江大学 地下党 许良英 丁瓒 范岱年

访谈时间:2013年2月2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国科学院黄庄小区
受访人简介:范岱年(1926.),浙江上虞人。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随即考上该系研究生,并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5月,到杭州军管会工作。1952年9月调入北京,历任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等职。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美国科技史。译校过恩格斯、爱因斯坦、海森伯等人的哲学论著,译校了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大量著作。著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与许良英合著有《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合作编译有《爱因斯坦文集》。

图1 范岱年研究员(2013年2月27日熊卫民摄于范家)

一 大批老浙大人到中国科学院来工作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竺可桢领导的浙江大学知名度很高,在抗日战争年代,是与西南联合大学相提并论的,并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它培养了很多人才,其中有不少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我想以“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为题,请您谈谈相关情况。我所说的老浙大,指的是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前,主要由竺可桢所领导的浙江大学。而老浙大人,指的是老浙大的学生和教师。

图2 竺可桢(1890-1974)

范岱年(以下简称“范”):浙大是个很大的学校,科学院包括很多研究所,也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从浙大到科学院各机构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渠道,其中很多人都跟我没什么来往。我只能就我所知,谈一些人和事。
熊:那是自然。我感兴趣的,也主要是您的亲历、亲见、亲闻。
范:科学院是1949年成立的,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是最早到科学院就任的副院长。他还兼任计划局局长。不久,国家实行院系调整,浙大从综合性大学改成工科大学,竺可桢就把浙大理学院的不少科学家拉进了科学院。譬如,王淦昌(原浙大物理系教授)去了近代物理所,贝时璋(原浙大生物系主任)去了实验生物所,王葆仁(原浙大化学系主任)去了有机化学所……① 他并没有拉帮结派的意思,但是,科学发展需要人才,肢解浙大正好造就了一个从浙大请人的机会。北大也有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但科学院不能从那里拉人,浙大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被解散了,从浙大调人,阻力就小多了。
熊:沈善炯也是这个时候从浙大理学院调到实验生物所的,不过,他本科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1950年留学归来后才到浙大工作。
范:除前面说的这些人,还有一批科学家从浙大调到了科学院,譬如黄秉维,他后来当了地理所所长②。你可在头两批学部委员和1980年当选的学部委员名单中查一查,里面应当还有一批从浙大毕业或从浙大调过来的。③
除科学家外,科学院还从浙大调了一批地下党员过来。最早到院的老浙大地下党员大概是黄宗甄。他是科学时代社的社长,以前就在中央研究院工作,1949年时,他参与了科学院的筹备。科学院成立后,他很受重用。但1952年初的“三反”运动冲击了他——他大概有点公私不分,被说成是“贪污”后,他的党籍遭到取消。后来他去了科学出版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寿楠到院也非常早。他以前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科学院成立后,他到了近代物理所。他在所里面,对科学院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也是科学时代社的。
熊:施雅风、薛禹谷等人是不是也很早就到了科学院?
范:他们都是浙大毕业的,也是党员,但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科学院,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我只记得解放初施雅风在南京。1952年是个转折点。当时党的政策是这样的,1949-1952年主要进行“民主改革”,搞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主要力量放在地方,像我们这些原浙大的地下党员有许多在杭州参加军管会搞“民主改革”工作。1952年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民主改革”运动告一段落,要搞建设了。所以中央就把大区撤销了,中南、华东、华北、西北等大区都被撤销,还决定调大区基层的干部,特别是理工科的党员归队。在这个潮流下,又有一批浙大人调到科学院来了,其中第一个是许良英。许良英调来还有个特殊情况。当时科学院的机关报是《科学通报》。1951年时,《科学通报》出了几个政治问题。一个是转载外电报道,说印度一个地方地震,而那个地方实际是属于中国西藏的。把自己的领土当作是印度的领土,这当然是政治错误。还有一个是,毛泽东当时发表了《实践论》,那被认为是一件大事,应该转载、学习、讨论,可《科学通报》没什么反应。所以,中宣部就让龚育之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科学通报》,说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
熊:是中宣部让龚育之写的?
范:龚育之那时候在清华大学念书,还没到中宣部工作。中宣部通过何祚庥让龚写一篇批评《科学通报》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批评科《科学通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的文章发表后,科学院很紧张,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陶孟和副院长以及编译局杨钟健局长都非常紧张。他们打听到龚育之是老地下党员龚饮冰的儿子,还在清华念书呢。后来,竺可桢就跟杨钟健一道去找龚家找龚育之。龚育之有肾病,当时正在家里养病。他们想把龚育之调来负责科学通报,可在这之前中宣部就已定了要龚育之过去了[竺可桢2007,页538—540]。
熊:中宣部先定好了?
范:对。何祚庥、龚育之都是中宣部从清华大学要去的。紧接着竺老就想到了许良英。1952年1月就下了调令,可浙江省委不放,直到中央发文件要求“技术干部归队”,许良英才于1952年6月到科学院来。他一来就得到重用,除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外,还担任科学院团委书记等职。鉴于科学院急需人才,他还开了个名单,把朱兆祥、周志成、任知恕、吴洵高、我,以及他的爱人王来棣调了过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原浙大地下党的。那个时候,科普④、科联⑤跟科学院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那里也需要党员,就把朱兆祥、周志成分到了那里。

图3 许良英和王来棣(1950年)

熊:当时实际是科学院代管科普,对不对?
范:它们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前面是科学院,后面旁边是科普。黄继武也是浙大地下党的,他在科联。他是从哪里调过来的,我不清楚。本来说是要“归队”,所以我以为会让我去物理所去搞物理研究,结果院部说不行,院里党员很少,你们都要留下来搞行政工作,结果把我留在科《学通报》当编辑。任知恕本来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调来后安排到干部局。吴洵高和我起初都在编译局,后来我随着科学通报被分到学术秘书处,他还是在编译局(后改为科学出版社)。王来棣原来是学历史的,她被分到近代史所搞研究。就她一个人算是真正“归队”了,我们其他五人都没有搞学术研究。
熊:她受命访谈中共的创始人,在1950年代初还是很受重用的。
范:那当然啦。我跟王来棣、周志成是乘同一辆火车一起离开杭州的,王来棣手里还抱着儿子许成钢。我们从浙江省出来,到上海华东局组织部把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组织部,转完以后,再从上海搭火车到北京。许良英到车站接我们,随后我们还一道去拜望了范文澜。范文澜是从延安来的老党员。

图4 1952年8月,杭州的同事和朋友送别范岱年(前排左3)

二 早期的科学通报与批判胡适运动

熊:他还是近代史所的所长。你们是几月份到的北京?
范:1952年9月,正好科学院刚搞完思想改造运动。不久前,陈伯达到院里来做了一个报告。他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不管科学院的具体事。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政治地位比其他副院长都高,所以他到科学院做的这个报告很受重视,被作为党在科学院工作的指导方针,发表在《科学通报》1952年第9期的头一篇[陈伯达1952,页585.592]。
熊:我访问过的科学家对他这个报告的评价还不错。
范:他引了列宁的文章中的一句话,说不要强迫科学家、工程师信仰马克思主义,要让他们循着自己的途径,通过自己的工作成果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他说,科学院的共产党员的任务是为科学家服务,给他们创造好条件让他们好好做研究。当时对他的讲话很重视,我们一来就要求我们学习他的报告。
熊:是不是任知恕后来又调了一批老浙大的地下党员过来?
范:任知恕比我晚一两个月到科学院,吴洵高也比我晚来一段时间。任知恕到干部局之后,又调了不少干部过来。你可以向他询问具体情况。
熊:您到《科学通报》后,就直接做编辑室副主任?
范:不,我先当编辑。编辑室内还有一个叫汪容的也来自浙大。他后来是许良英和我介绍入党的。他老早就是党的外围组织科学时代社的成员,在思想上早就很进步,因病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他物理学得很好,许良英把他拉到《科学通报》,让他做物理方面的编辑。化学方面的编辑是苏世生,他后来当过科学院的副秘书长。你知道这个人吗?
熊:知道。
范:他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分配过来的,负责化学类稿件。应幼梅毕业于浙大生物系,是贝时璋的学生,他负责生物类稿件。后来还调来一个从中央大学毕业的叶蒸。他是学地理的,由他负责地学类稿件。这么一来,各主要学科都有了编辑,只剩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没人。我是党员,得服从分配,就安排我负责这两个学科。我们曾从《苏联科学院通报》上翻译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
熊:当时苏联还没有发射人造卫星吧?
范:没有发射,但在《苏联科学院通报》上已有很详细的介绍文章。《科学画报》也登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可它那里登的是科普性通俗文章,而我们这里登的是由苏联的科学院院士撰写的很重要的学术文章[卡尔潘柯、斯库里琴1956,页39-47]。它是由我和曾肯成、王新民等人翻译的,《新华文摘》还转载了它。王新民后来当空间中心的主任,曾肯成是很杰出的数学家。在社会科学方面我做了一项比较重头的工作。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然后,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要求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运动。此时科学院正在筹备成立学部,特意把潘梓年从武汉调来,抓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备工作。社会科学部办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批判胡适。潘梓年做了一个报告,讲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我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章,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潘汉年1955,页1—10]。后来,又组织了好多座谈会,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对胡适展开批判。
熊:胡适对人文、社科领域影响深远。
范:差不多每个座谈会我都去了,回来后就写报道。科学通报上登了四篇,其中两篇是我写的[范岱年1955a,页31—33;范岱年1955b,页41—45]另两篇是我让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位同志写的[刘桂五1955,页61—61;刘厚成等1955,页54—58],因为当时我有别的事。
熊:是不是后来将座谈会上的那些发言编到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里面去了?
范:对。我只是对人们的发言作了摘要报道,而胡适思想批判则登载了全文。当时是一面倒,都骂胡适,试图把胡适骂倒。有些人是很左的,譬如中央党校的孙定国⑥。他原来是解放军的军长,然后转过来搞理论工作,特别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了。我印象较深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的马特,他很低调,不怎么发言。当时做到这点就不容易,像金岳霖、冯友兰等人,都不得不表态。敢替胡适说话的只有于光远,他在中宣部科学处内部曾说:“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不错的吧。”

三 1952年整党及丁瓒案

熊:然后许先生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
范:我先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我1952年调到科学院来时,正值整党。当时科学院北京地区党员不多,总共也就三、四十人,还不够组成一个总支,只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为历史学家刘大年。分了三个小组来整党:科学院院部、科联、科普合起来一个组,许良英是小组长;近代史所等在东厂胡同附近的几个研究所一个组;西边近代物理所等研究所一个组。科普有一个名人——从延安来的高士其,那时他已经有病了,但也来参加整党。
我们院部的这个组里有一个女的李某某,以前在清华大学时是地下党员,跟何祚庥是同学。她很积极,所以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的计划局。整党要求每个人都讲自己的历史。她就交代自己曾参加过三青团,还当分队长什么的;另外,虽然她出身贫苦,但她当过白崇禧的干女儿,曾在他的家里住过。整党小组认为事情很严重,打算取消她的候补党员资格。何祚庥、罗劲柏等原清华的地下党员都觉得李这个人不错,给她说情,但没起什么作用。李这个人有些手腕,她早就知道自己有历史问题,就向支部书记刘大年靠拢,但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她还是被取消党籍。后来何祚庥有一次在会上说,你们不要以为许良英多么开明,他以前整人也很厉害的。何祚庥举的就是把李开除出党的例子。其实这是在国家机关党委领导下做的决定,不能由许良英一个人负责。按照当时的政策,不管是谁主事,对于既是三青团骨干,又是白崇禧干女儿的人,肯定很难让她在党内继续待下去。开除党籍后,李就不能再在计划局这种要害部门工作了。她被调到编译局当编辑。不知道以后拨乱反正时是不是给她作了改正,恢复了党籍。
整党时还有一个大案——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丁瓒⑦被开除出党。丁瓒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1927年就入了党,是个老党员,后来被捕,被关进苏州反省院。不仅如此,他还当过苏州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⑧。自治会与黄色工会类似,属当局的工具,当局通过这个组织用犯人管犯人。反省院内的一些共产党员因此觉得丁瓒这个人品质不好,是帮国民党官方的。后来抗战国共合作时,丁瓒被放了出来,到达重庆,通过廖沫沙、徐冰这些人,又重新入党。然后,他到美国留学,再后,他回国。他加入了科学时代社,是南京分社的,在科学界做了不少统战工作,所以1949年时他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筹办人之一。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党组副书记,恽子强被任命为党组书记。恽子强是恽代英的弟弟,原本是学化学的,曾做过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他是个很老实的人,跟科学界交往很少,而丁瓒很活跃,跟科学界联系很多,所以尽管丁只是副书记,可科学院的工作主要是他在抓。

图5 丁瓒、恽子强和刘瑞龙(右起,1949年摄于北京)

熊:那丁瓒跟恽子强处得好不好呢?
范:恽子强不是个抓权的人,他觉得你能干就让你干,这样一个老好人,大概跟丁瓒并没有多大的矛盾。1952年开展“学习苏联”运动,科学院要派一个代表团访苏。名义上代表团的团长是钱三强,实际将由丁瓒在其中负主要责任。他们准备访苏时,我们开始整党,丁瓒等人因有重任在肩,特许不参加整党。但这个时候,从国家机关党委转来了一封揭发信。在国家机关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一位与丁瓒同在苏州反省院待过的老同志说,丁瓒怎么也来开会?他在监狱中表现不好啊。他就写了揭发信,问“丁瓒这个叛徒是怎么混到党内来的”。国家机关党委把这封信转到科学院来。于是决定丁瓒不访苏了,接受整党审查。
以前我在杭州市委时,一直都做党的工作,所以就把我从《科学通报》临时调出来,和国家机关党委的干事、原宜兴县委书记张义祥一道,专门调查丁瓒的材料。我们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跑,一个个去找,找了不少人,譬如外交部的章汉夫、乔冠华,中央统战部的徐冰,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剧作家陈白尘,还有北京医院的副院长计苏华等。都是张义祥提问题,他们讲,我做记录。由于时间比较紧,记录完毕、稍作整理之后,就让他们签字。
熊:当场就签字?
范:当场就签,因为要赶时间。如果以后再寄,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经调查,党组织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丁瓒在监狱中表现不好,当过自治会主席。(2)他在重庆是重新入党,可他在后来填表时却说自己是1920年代的老党员,所填党龄有错。(3)当时科学院有人揭发他,说他在办公厅当副主任时用了两个南通籍逃亡地主——包庇逃亡地主。凭这三条罪状,他的党员资格被取消。
熊:他有没有别的工作作风问题?
范:没有听说。
熊:听人说他比较霸道,这算不算问题?
范:他是比较霸道,但这不构成问题。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许良英是主要的发言人,他把丁瓒狠批了一通。他长期以为是他的批判导致了丁瓒的下台⑨。我说不是,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我们外调形成的那些材料。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丁宗一来看我。他们怪秦力生,以为是秦力生把丁瓒整下去的。科学院党组原由恽子强任书记,丁瓒任副书记。1952年以后,中央要加强科学院的领导,调了一批高级干部过来。秦力生第一个到,他以前是四川的一个区党委书记⑩。他来了之后,科学院才成立党总支,由他任总支书记,1952年底到1953年初的整党就是由他抓的。不久,张稼夫也来了。张稼夫原来是西北局宣传部部长,过来后任科学院党组书记⑪。所以秦力生是奉国家机关党委龚子荣的命令,直接抓丁瓒的案子。后来我对丁瓒的子女说,你们不要怪秦力生,他完全是执行国家机关党委的指示。最后处理丁瓒,也不是秦力生出的面——出面的是郁文,那时他也调来了,任人事局局长以及新成立的科学院机关党委书记⑫。因为我是搞材料的,对材料比较熟悉,他让我陪着同丁瓒谈话。郁文向丁瓒宣布取消他的党员资格。丁瓒很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科学院还是比较宽松的,虽然取消了丁瓒的党籍,不让他做党组副书记、计划局副局长了,但把他调到心理所后,还是让他当副所长,研究员。
熊:他当时很痛苦吗?
范:痛苦是当然的。后来,有人说院部有个“浙大帮”,很活跃,把党组副书记都给弄下去了。这里面有许良英、周志成,每次开会发言,都很激烈,上纲上线;而我是做具体工作的。在批丁瓒时,中宣部还来打招呼,说我们这些地方上来的党员同志比较左,要我们别太左了。其实我们哪有决定权?决定权都在国家机关党委那里。
熊:中宣部来打招呼……这意味着不是何祚庥他们的私人关系。
范:不是。胡乔木他们对丁瓒也蛮欣赏的。
熊:1949年筹建科学院的时候,陆定一不是让丁瓒和钱三强来负责吗?他应当也是欣赏丁瓒的。
范:这里头还有一件事情没弄清楚。丁瓒去美国,可能也是受党的委派。他是秘密党员,在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关系。对他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我们根本就没审查。除了苏州反省院,其他事情我们都没碰。我们找廖沫沙、陈白尘时,他们都支支吾吾。
熊:介绍丁瓒入党时,他们知道丁在苏州反省院的那些事吗?
范:这些人有点马虎。而且当时搞地下党,只要肯积极工作就发展,对于过去的经历,只要求当事人说说,根本没条件去核查。所以廖沫沙等即使想说也说不大清楚。
熊:他们介绍丁瓒入党时,丁瓒明确告诉他们自己以前入过党吗?
范:丁瓒说了,重新入党是明确了的。但丁瓒自己后来填表,总填自己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讲了一个事:丁瓒的上级是廖梦醒的丈夫,也即廖承志的姐夫,一个叫李什么[李少石]的老地下党员。暴露后,他也被关在苏州监狱。他的党内级别较高,是他指示丁瓒去做自治会的工作。可惜的是,这个李[少石]于1945年死于意外⑬,所以丁瓒是受命去自治会的事也就没有对证了。
熊:丁瓒这个案子算是冤案吗?
范:按照当时党的政策,丁瓒被处理并不算冤。但后来党组织又给丁瓒平反了。看来,还是承认这是个冤案[丁宗一2010,页18—21]。
熊:前几年许先生跟我说,他在1950年代比较左,是他把丁瓒搞下来的。
范:我知道后对他说:“你不能这么说,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凭你几句上纲上线的批判就能搞下来?”
熊:当时除上纲上线外,是不是也建议了该怎么处分丁瓒?
范: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把材料搞好后,秦力生说要开个批判会,然后许良英、周志成上去发言。要害是材料。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完全离开科学院,就跑这个东西。许良英对此不太清楚。我没有把这些材料都告诉他。
熊:是不是当时强调保密?
范:是啊,有纪律。科学院整党办公室有一个叫沈云的,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本来该由她来搞丁瓒的材料,可她文化程度比较低,让她到外头写材料,她可能不行。所以他们就把我调去做这个事。沈云看不惯何祚庥。他们整党办公室曾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说不欢迎何祚庥到科学院来指手划脚。中宣部收到信以后,就让何祚庥多听少发言,可何祚庥还是很大胆。这可能跟科学院内出身清华的人很多有关,他和他们比较熟。
熊:在批判梁思成的运动中,他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还写了专门的批判文章。
范:在那之前好久,他就已经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1952年,科学通报变成译报了,上面都是翻译的苏联批判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的文章,批共振论,批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批摩尔根遗传学等等,中国科学家的文章几乎没有了……批量子力学何祚庥可能参加了。这个人很自信,以中宣部科学处的代表自居,在科学家那里敢说话,到处指手划脚。
熊:肃反审查一结束,许先生就到哲学所去了,是吗?
范:这是后来的事了。我还跟你讲一点丁瓒的事。丁瓒的儿子跟我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劲夫等“走资派”还没有被斗,就把丁瓒拿去斗,而且级别还很高,跟彭真、陆定一在一起。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熊:他跟彭真有关系吗?
范: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据丁宗一说,后来丁瓒还让他到上海看赵丹,赵丹说了一句话:“你爸爸知道的事情很多,可能比较麻烦。”什么事情呢?黄敬是江青的前夫,这你知道吧?解放以后,黄敬做天津市市长,江青还给他写信。黄敬就很紧张,以至于精神出了点问题。丁瓒不是做过心理医生嘛,所以他就请丁瓒看病,跟丁瓒说了这些事情,还把江青的信也拿来给丁瓒看。丁瓒跟他说,这个事情你可得小心。赶紧把这些信烧了,别再跟江青来往了。后来黄敬跳楼自杀,这是否与他和江青的事有关?而“文革”一开始就斗丁瓒,很可能跟江青也有关系。否则,作为心理所的副所长,丁瓒顶多算“反动学术权威”,根本不该上那么高级别的批判会。
熊:看来,对于丁瓒下台,从国家机关党委转过来的那封告状信特别关键。
范:是苏州监狱里的几个老同志写来的。主要是那封信,有了那封信后才有调查,调查以后肯定他是自治会主席。如果那个李[少石]还在,承认是自己让丁去当自治会主席的,就好说一点。可李已经去世,死无对证了。在作调查时,我还见到了不少重要人物。譬如乔冠华,刚从朝鲜参加板门店谈判回来,住在现在的欧美同学会那里。我们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呢,穿着睡衣出来跟我们聊。
熊:他也了解丁瓒的一些事情?
范:嗯。
熊:丁瓒是不是在报纸上登过脱党声明?
范:这个我们没作调查。我们主要调查他在监狱里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自治会主席。

四 地下党

熊:在苏州反省院时,丁瓒也就二十多岁。那么年轻的一个人,就算真说错过话,做错过事,也未必就是不可原谅的。
范:你知道毛泽东早就定下了一个对待地下党的方针吗?四句话:“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⑭每次整党、每次运动都要淘汰一批人,像丁瓒这种进过监狱表现不太好的,第一批淘汰。我跟许良英是第二批淘汰的。一批一批地淘汰。
熊:你们参与了淘汰第一批。
范:然后有人再把给我们淘汰了。许良英第一次遇险是在反胡风运动中。文艺界好多进步人士都跟胡风有关系。那批人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搞下去了。
熊:刘少奇领导的北方的地下党是不是要好一些?不是有好多人都得到重用吗?
范:共产党是很矛盾的。它要建设国家,所以不得不用知识分子。但它从本质上讲是个农民党,而农民的思想是,天下都是我们打下来的,要由我们来坐天下。他们对待知识分子,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八个字,所以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听话的就用你,不听话的就打你。
熊:北方的地下党,譬如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那“61个叛徒”,后来可都是身居高位啊。
范:地下党确实有地域区别,但更重要的是时间区别。第一批中共地下党,是在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1920年代入党,资格最老;第二批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发展起来的,1935年前后入党;第三批是抗战爆发后发展起来的,也即“三八式”干部;而我们是在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1945年之后入党,属最后一批。薄一波等“61叛徒”以及于光远、李昌、李锐等一大批人,虽然最初是在白区加入的地下党,可后来他们到了延安,并经历了整风运动,就算是老解放区的党员。而我们这批1940年代后期入党的了,大部分没到延安受训过。
熊:抗战结束后,北方大部分都被共产党占领了。你们这批在内战期间发展的地下党员大多是南方的。
范:南方其实也有游击区。广东有琼崖纵队,浙江四明山也有新四军的三五支队,王仲良就是四明山游击队的领导。但游击队人数不多,知识分子数量很少。
熊:后来南方地下党被整得很厉害哦。
范:是啊,从北方老解放区南下的那批文化程度较低的党员,一次一次地整文化程度较高的南方地下党。延安整风时,刘少奇被树立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可后来连刘少奇也被整了。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刘少奇跟毛泽东有观念上的分歧。虽然刘少奇也很左,但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讲马列主义的同时,也讲了很多传统文化,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什么的,属于儒家的思想传统。这个书是我们入党时的基本教材,影响很大。我们当时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不仅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感觉共产党把中国的优良传统都继承了下来。可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就批所谓“黑修养”。毛泽东这个人是不讲“温良恭谦让”的,他讲造反有理,要打倒一切知识分子。所以,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毛、刘两人有分歧。关于党内斗争,毛、刘两人也有不同看法。那个时候,刘少奇认为,党像母亲一样,党内斗争应该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也许我们的感觉并不准确,但做地下工作时,我们就是这样看待他的。许良英当时说:刘少奇太温情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才有劲,对错误路线就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嘛。总之,刘少奇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而毛泽东鄙视既往,是造反的。所以大饥荒时刘少奇说“人相食,要上书”,而毛泽东就受不了这句话。毛泽东乐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五 钱三强入党

范:从1952年到1955年,在未受“淘汰”之前,我们都是很受信任的。许良英不光管《科学通报》,在别的方面也受重视。张稼夫不时叫他提名调人,还让他列席科学院党组会议。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钱三强就是在我们这里发展的。他当时任近代物理所所长、学术秘书处秘书长,很受信任,但不是党员。中宣部决定让他入党,而且准备让他做八大代表。可他在近代物理所跟支部书记李寿楠关系不好,估计通不过,所以就让我们学术秘书处支部来发展他。那个时候许良英是支部书记,我是组织委员。尽管钱三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稼夫和于光远,但在入党的时候,许良英还是把钱三强狠批了一顿,说他自高自大什么的。当时还有规定,候补党员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而且要有一个支部委员作他的联系人。结果我被确定为钱三强的联系人。所以,每个月他都要给我交一份思想汇报。每次看过汇报,我都要找他谈一次话。
熊:钱三强那么忙,还每个月都给您交思想汇报?
范:头几个月他还是交思想汇报的,后来忙,也就不交了。我这个人不那么跋扈,对钱三强还是比较尊重的。

图6 范岱年在办公室工作(1957年3月6日)

熊:您手头还有钱三强的思想汇报吗?您是怎么找他谈话的呢?
范:不能保留,思想汇报材料都要交上去。当时我主要对知识分子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的习气提出批评,说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
熊:入党本是一件光荣的事,可许先生在入党仪式上那么批评钱三强,钱三强服气吗?
范:要入党总得挨批,过关嘛。
熊:是不是心里面未必服气?
范:他知道要入党就得挨批,那只是个形式。当时的基调是,知识分子入党是叛变自己出身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入党时是要给你来个下马威的。周恩来作思想改造运动的动员报告时还现身说法,说自己出身于地主家庭,要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要过家庭关。
熊:后来钱三强与许先生的关系怎么样?
范:还可以。钱三强对我们还是不错的。学术秘书处的秘书长本来是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陈康白⑮。陈是老革命,原来学工的,很早就到延安了⑯。他曾给毛主席提过建议,说应该修一条从延安到太原的铁路。后来有人批评他说,那不是修路让敌人进来吗?他还有一个笑话。抗战胜利后,王震带部队南下,到了一个地方,被国民党的机关枪挡住了,冲不过去。陈康白就献计。献了一个什么计呢?他说:拿一张八仙桌,上面铺上棉被,泼水浇透,抓住四条腿,推着桌子往前走,机枪子弹就打不透了。王震说:好啊,那明天你就来试吧。陈康白一晚上没有睡好觉。还好,王震是开玩笑,第二天没有打仗,就把部队给撤走了。这是陈康白亲口跟我们讲的。
熊:他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计策呢?
范:他没有讲。他只说自己献过这样的计。

六 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

范:陈康白任秘书长后不久,东北分院的武衡也调过来了,任学术秘书处副秘书长。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在一二·九运动中到达解放区,后来当过嫩江省⑰的工业厅厅长、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他是个抓权的人,而且他是老党员,钱三强是新党员。许良英是个只认死理、不计利害、不讲情面的人,他不管武衡的身份,在支部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批评武衡。武衡心里不高兴,可在组织上也没有办法——虽然他是副秘书长,可许却是他所在支部的书记。1955年开始反胡风、肃反,他算是抓到了一个机会,就猛批许良英,把他停职反省。事情是这样的,许良英曾介绍方然入党,而方然是胡风的朋友。后来方然去了杭州,在杭州的安徽中学当校长。解放后,他找到杭州的青委书记周力行,提出要入党,周力行同方然在重庆认识,同意介绍他入党。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方然只认识周力行,周力行就要时任党工科科长的许良英充当另一个介绍人。周力行不但是许良英的上级,还是许良英1946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入党时的介绍人。许良英对他是十分信任的,就遵命充当了方然的介绍人。许良英跟方然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我十分清楚。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方然被打成了胡风分子。不久,反胡风运动演变为肃反运动。武衡追问许良英:你怎么把胡风分子介绍入党?猛斗许良英。我说我是知情人,当时是怎么个情况,许良英跟方然没有关系。结果,让我靠边站,虽然我是组织委员,研究批斗许良英的会不让我参加。那一次,许良英被斗得很厉害,虽然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仍让他停职反省。一年后审查结果出来,承认他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可他感情已受到伤害,不愿意再留在院部了。

七 张明远

范:那个时候,办公厅还有一个副主任叫张明远。张明远可是个高级干部。他1925年入党,1926年曾到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30年,他在天津监狱参加了彭真(傅懋恭)领导的狱中斗争[张明远2004,页32-45、页140-165]。1953年,他是东北局的副书记,被不明不白的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所谓“五虎将”之一,然后被免职。一般的机构都不敢要他。张稼夫大概了解他,说他有能力,就于1955年初把他调到科学院的办公厅当副主任,还是“代副主任”。他来之前,国家机关党委跟我们支部打招呼,说他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让我们好好监督他。所以,头一次过支部生活,张明远就说:“我犯了错误,希望大家帮助。”当然他对错误说得比较轻。许良英就说:“你犯的是一般的错误吗?你那是罪行!”后来许良英停职反省了,武衡就让张明远来管《科学通报》。因为杂志社只有我一个党员,所以社论和政策性的问题都归我管。我和张明远合作得很好,因为即使他犯过错误,我还是尊重他的。我与他合作起草过一份给中央的报告。1956年张稼夫调走,张劲夫来,办移交的时候正值国家制订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当时科学院的笔杆子是汪志华,代党组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什么的,历来是他的工作。可此时他被调去制订远景规划了。后来院党组就让张明远和我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把过去的情况总结一下,对今后的工作提几条建议。因为我学自然科学的,对科学院的情况比较了解。张明远是领导干部,对如何写这类文件是有经验的。我们对科学院的学科作了分析,哪些我们比较强,跟国际水平比较接近;哪些比较薄弱;还有一类是空白的,需要从头开始建立。然后,我们提了一些建议,譬如建立学部委员制什么的。
熊:这是一个给中央提建议的报告?
范:就是张稼夫向张劲夫移交工作,并对以后如何施政所提的一些方针和建议。虽然我比较熟悉情况,但由于起草党内文件的经验很少,所以我写得有些松散,张明远一改就显得提纲挈领,紧凑多了。后来中宣部罗劲柏等看了之后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张明远很看重我。1956年,科学院成立宣传局,让我去做下属宣传处的副处长。后来宣传局撤销,张明远就调我去办公厅资料室,接替原资料室主任李海的工作。
熊:科学院还成立过宣传局这么一个机构?
范:当时学习苏联,搞体制改革,看到苏联科学院有个报道局,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宣传局,把本来归学术秘书处管的科学通报编辑室放到宣传局,另外再成立一个宣传处。该局局长叫姜什么,后来调到社科院去了。我带着管绍淳到了宣传处,由我任副处长。宣传局成立以后,科学家反应很大,说这个局有什么意思呢?后来又把它撤销掉了,《科学通报》还归学术秘书处,而我则被调去当资料室副主任,李海走了嘛。当时张明远的想法是把资料室变成政策研究室,他很看重我,所以把我调去。我觉得室内人手不够,就提名把上海的黎功德调来。黎功德的年龄比我大,他曾经是中央研究院的助理员——我以为他是助理研究员,就推荐他当主任,实际上助理员只相当于研究实习员,而他入党也比我晚——我比较客气,就推荐他当主任,我当副主任。不过,张明远对我还是比较信任。党内我还是支部委员,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起草学部大会报告,跟郭院长、张劲夫到各个所去考察,都是我跟着去。对我还是比较重用。到反右的时候,因为许良英出了问题,而我们都是浙大来的,是所谓的“浙大帮”,就让我揭发他。跟他划清界线。可我揭发不出什么事情来,就开始批判我,后来把我挂起来,最后在定案时把我定成右派。
熊:您没有右派言论?
范:没有多少言论。我那个时候很老实,就拼命检查自己的思想,后来那些检查就成了罪状。另外,我跟管绍淳要好,他后来把我晚上在宿舍聊天时说的一些话,譬如“毛主席也可以批评嘛”等等,都揭发了出来。这些私下的闲聊本来没什么,可整你时就成了罪状。张明远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认为我不够当右派,在批判我的会议上还一直称我为“范岱年同志”,在党内研究时,不同意定我为右派,结果,“包庇右派分子范岱年”成了他的一条“罪名”。1959年他带科学院劳动锻炼的一个大队到安徽来安县。他看到那边农民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吃饭不要钱,到1959年春天就没有粮食吃了,就写了一个报告,反映农村情况。结果正好批彭德怀,把他也调回来批,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把他的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也给撤了,调到中关村的劳动生产办公室任主任,负责供应科学家的副食和蔬菜等。他大概有一些老部下在内蒙古,就利用那些老关系,搞了好多黄羊肉来给科学家吃。这人品质很好,到那里之后依然勤勤恳恳。我都不知道他为了我而担了“包庇右派分子”这一条“罪状”,直到1979年我改正以后,他这一条“罪名”才撤掉[张明远2004,页403一404]。有一次他女儿来访问我。她告诉我,改革开放以后,张明远问李富春:“定我为反党分子有什么根据呀?”李富春说这是毛[泽东]定的,别人也不知道。1979年他恢复原来的级别,当上了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曾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党的十三、十四、十五大,撰写回忆录和革命史,直到1998年逝世。他的夫人叫黄哲,1955年调到科普工作,很左,把周志成打成右派。而他在办公厅还保护、“包庇”我。所以两夫妻水平不一样。许良英当时对张明远不了解,有点盲从上级,一来就对他猛批。其实张明远这位老同志还真是不错的。

图7 1959年在安徽来安下放劳动时的合影
(前排右1为范岱年,二排右2为张明远)

八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反右派运动

熊:有一丁点过失就抹杀以往的功劳,作为罪人加以批斗,不揭发、不顺从就定为同谋、同罪,政治运动实在是太残酷了。
范:朱兆祥本来在科普工作,后来调到力学所去了。为什么到力学所去呢?是因为钱学森回来,需要一个很强的干部辅助。朱兆祥在浙大时学的是土木工程,成绩很好,他又是党员,所以把他调去做钱学森的助手。他到广州把钱学森迎接回来,帮助钱学森建立力学所,他在所里做办公室主任,工作得本来蛮好的,结果来了个叫曾晋毅的书记兼副所长,对他心存芥蒂,在反右运动中把他打成了“反党分子”。反党分子不是右派,还可以教书。朱兆祥后来就到了中国科技大学,教爆炸力学,教得很不错。改革开放后,张劲夫有一次碰到朱兆祥,跟他道歉,说反右时把他打成反党分子,把浙大的一批人划成右派,实在抱歉。他说自己实在是保护不了。他保了一批科学家,像华罗庚、童第周什么的,但我们这些地下党员,他保不了。
熊:过兴先是许良英调过来的吗?
范:可能有点关系。过兴先在生物学部,我跟他在工作上没什么联系。他这个人比较老实、比较稳重。任知恕跟我是很密切的。那时候几乎每个礼拜天,任知恕、我,还有管绍淳,三个单身汉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到处逛。那个时候我在《科学通报》常有点稿费,所以我经常请他们吃午饭,北京好多的小馆子都去过。管绍淳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着我从《科学通报》到宣传处,然后又到资料室。他这个人也很冲,在鸣放时贴了一张大字报”三问党中央”,问“到底肃反有没有扩大化”什么的。当时办公厅就有一个姓魏的干部贴大字报批判管绍淳的“右派言论”。记得那时第二次学部大会刚刚开完。我们资料室的人都同情管绍淳,就起草了一个大字报,说有什么问题可以批评,但不要随便给人扣右派的帽子。张明远对管绍淳比较了解,也同意的,于是我们就把大字报贴了出去。后来,这成了我的一条罪状,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我起草的。再后来,还让管绍淳揭发我。他问我:“我写什么呢?”我说:“你什么都可以写。”结果,他把我们在宿舍里面聊天的东西都写了出来。
熊:哦,那个时候要把您打成右派,要求他揭发您?
范:他先出事。影响我的命运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许良英,一个是管绍淳。管是跟我走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一个机关,住一个宿舍。结果,他贴出了“三问党中央”的大字报,按当时的标准是够右派了,后来就批判他。还让他揭发别人。

图8 管绍淳、许良英和王来棣(2005年摄于北京)

熊:在揭发前,他还征求您的意见?
范: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揭发,他就把我私下聊天的内容给揭发了。最后,他是右派第六类,我是第五类。右派一共被分为六类。第一、二类属极右,处分是劳动改造。许良英是第二类,被安排去北大荒,他当时患有关节炎,腰都直不起来,到北大荒去肯定活不了。如果不去的话就退职回家,结果他就退职回老家了。王来棣在近代史所本来颇受信任,因为不能跟许良英划清界限,被开除党籍,临近生产的孩子胎死腹中。我是第五类,处分算是比较轻的,戴帽子、开除党籍、保留工会会员籍、行政降三级。我原来是副处15级,后来降到科级18级,工资从126块降到89块。管绍淳是第六类。第六类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团籍、重新分配工作,也就是不做右派处理的意思。管绍淳不能在办公厅工作了,被分配到新疆土壤研究所。结果1979年改正的时候,他不能改正,不能从新疆回北京,因为没把他按右派处分,只是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他留在了新疆,直到他女儿在北京找到工作、买了房子,他才被接回来。任知恕在公安局工作过,他比较谨慎,一个是说话谨慎,另外一个是让他交代时他也不乱说,所以抓不住他什么把柄,再加上郁文比较欣赏他,他就被保了下来。
熊:当时他有危险呜?
范:他很危险,批判了他好多次。因为他跟我和管绍淳关系太密切了,每个礼拜天都在一起,大家都知道的。可怎么斗他、批他,他就那么几条。而我这个人比较老实,想表现自己的忠诚,就深挖自己的思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结果把自己陷进去了。当时有一个叫李钊的,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干部,可行政级别好像还比我低一点。他很不服气,所以狠狠地打我们,说我们是“浙大反党集团”什么的。批张明远的大概也是这些左派。李钊后来去了地理所,据说一直很左。
熊:挨批斗时您是什么感受呢?
范:我希望表现出良好的态度,使自己能够保留党籍,可最后是交待得越多,过错越大,不但没有保留党籍,还被打成了右派。张明远对我不错,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还称我为“同志”。批判会过后,他让我继续在资料室工作——对外的工作我不做了,我只做对内的工作,主要是编名为《科学简讯》的对内刊物。后来有一天郁文说:“你们怎么还让他做这些工作?”因为.上面已经定了我为右派分子,不让我再做那些工作了。
那个时候科学院还给了右派以希望,说只要好好的改造,还可以回到党的队伍。所以,难受过了之后,我也就接受了现实。我当时把这件事当作是对自己的考验,要争取重新人党。我觉得问心无愧,因为自己对党还是很忠诚的。当时是这样一种心理。郭沫若还专门找科学院的右派做了个报告,这个报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查到?郭沫若在人代会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可那个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龚育之写的,他去念就是了。
熊:有人说是于光远写的。
范:我听李佩珊说是龚育之写的。于光远不会做这样具体的事情,他顶多出一些点子。
熊:郭沫若跟你们讲了些什么呢?
范:当时科学院确定了大约两百个右派。北京有多少?
熊:我不知道。
范:记得当时把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全部右派都集中到端王府一个礼堂,请郭沫若去做了一个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意思是你们不要背包袱,不要灰心,只要改好了,科学院还是爱护你们的。郭沫若的那个报告还是蛮温情的,听了以后,我也就不那么灰心了。不知道科学院的档案中有没有存这个报告?
熊:我还没查过。
范:有一次,科学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过批判五个青年右派的大会。哪几个人呢?徐志国、萧国基,科学院院部的.何犖,应用物理所的,胡绳的弟弟项志遴,物理所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到科技大学教书去了。还有一个是谁?一共是五个年轻人⑱。当时计划处副处长朱琴珊私下对我说,右派的有些思想跟我们也差不多啊。
徐志国是什么问题呢?他是院部的俄文翻译,年纪比较轻。有一天,他说:宪法规定当国家主席要35岁,年龄定得太大了。这被解释成为他有野心,年纪轻轻就想要当国家主席。萧国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言论比较尖锐。他提出了新阶级论,说现在的官员是新的特权阶层。项志遴是留苏回来的,他说苏联也不怎么样。结果定他为“反苏”。何犖是什么“罪行”我记不清了⑲。
批判也有规格的,哪一级放到什么规模批判,报登到什么报,都是有规定的。譬如许良英是上《人民日报》的,那几个青年右派是上《风讯台》的,而我这样的不上报纸,只在院部机关贴贴大字报。后来处理也分很多等级。陶孟和副院长没有划为右派,但《风讯台》登过一篇报道,标题是“陶孟和的右派言论”,算是对他的警告吧。
熊:这样才能分化你们。
范:当时给人一个印象是,如果你认罪态度好,就会对你好一点。许良英是科学院借北大西门边的那个大礼堂批判的,召集好多所的人参加。而我和管绍淳一直就在办公厅内批判,没有到外单位。
熊:北大西门边……您指的是校长楼内的那个大礼堂吧?那里能容纳几百人。
范:就是那里,我记得是在二楼。当时批判哲学所的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李德齐。李德齐是北大毕业的,也是地下党,在解放前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很活跃的。他和许良英都是左派,结果哲学所把他们俩揪出来批。

九 其他老浙大人

熊:像您这样于1950年代到科学院来的来浙大人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情况如何?
范:汪容是许良英和我发展入党的。他被下放到藁城劳动,因身体不好,吃不消。他爱人写信给我,我就向院领导反映。后来,他提前结束劳动回到北京,调到高能物理所去了。
熊:施雅风呢?
范:施雅风我不熟悉。当时我们没有来往。
熊:他不是也在学术秘书处吗?
范:他只是来开开会。他是所里的,不是学术秘书处的。他当时跟许良英也没有多少来往。
熊:你们同在浙大时相互认识吗?
范:在浙大时我还不认识他,但许良英应该认识他。施雅风是在浙大毕业后在南京入党的,不是在浙大入党的。施雅风在1953年就挨了一次批判,受了一次处分。他那个时候兼编《地理知识》,1952年不是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嘛,他发表了两篇文章,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41个项目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报道。后来,李四光把这比作《三国演义》里面的张松献地图,说:你这不是把我国的建设计划都告诉美帝国主义么?称施雅风犯了政治错误。施雅风好像受了党内的警告处分。李四光也蛮左的,很会整人,把施雅风搞的够呛。“文革”的时候,他把方俊领导的大地测量局给撤掉,把相关人员都放到地震局去搞地震预测。
熊:叶笃正他们呢?那个时候您跟他们有联系吗?
范:那个时候我跟叶笃正也没有来往。还有个顾震潮也很不错。但顾震潮没有当院士,他死得早,1955年、1957年遴选学部委员时没有他,1980年第三次选学部委员时,他已经去世了。叶笃正等是1980年当学部委员的,他们都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当时气象学有四个杰出人才,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和杨鉴初。顾震潮好像跟许良英的关系比较密切。叶笃正在所里,学术秘书处开会时偶尔遇到,但我跟他好像没怎么讲过话。改革开放后,我才和他熟识。
熊:上海的那边的老浙大人,譬如张友尚他们呢?
范:此外,中国科学院上海地区还有胡永畅、张淑改、池志强等校友。张友尚?我不知道。当时我们组织性很强,都不拉什么校友关系。那个时候,共产党很强调服从党组织,对党组织之外的社会团体很警惕,所以连校友会什么的也没人敢组织。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校友会的活动。胡永畅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上海分院当秘书长,卢嘉锡、严东生主持科学院时,他被调到北京来当副秘书长。那时候的正秘书长是顾以健。顾以健也是浙大地下党员,他入党很早,但是他在浙大没什么活动,后来出国留学了。由于他表现很一般,既不发展党员也不活动,许良英看不起他。
熊:哦,原来胡永畅也是浙大毕业的。
范:是的。1980年代,科学院的老浙大人中出了两个秘书长。他们两个还不和。
熊:你们北京地区的校友经常有点活动吗?
范:以前没有活动,改革开放后,一个在美国的汤姓校友捐了一笔钱给浙大校友会。有了这笔经费后,我们每年吃一顿饭。分届分地区吃,我们1947和1948年毕业的北京地区的浙大校友每年在一起吃一顿饭。黄宗甄和北京理工大学的戚叔纬对校友活动很感兴趣,是他们组织的。他们还出版了校友通讯录。
熊:那看校长,看老师之类活动呢?
范:都几乎没有。我们很少去看竺校长,后来也就是每年去看看系里的老师,譬如王淦昌。另外,在第一次学部大会期间,我曾与许良英一块去看望来京开会的苏步青。苏步青还记得我曾听过他的课。

图9 范岱年(左)、许良英(右)去看望老师王淦昌(中)(1998年5月27日摄)

熊:他当时是在物理系讲课吗?
范:不是。我们搞理论物理的,当时可以选副系,我选了数学系作为副系。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复变函数论我都是听了的。苏步青记性不错,他还记得我的名字。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在科学院的老浙大人还很多。据我所知,还有昆虫所所长蔡邦华,数学所副所长张素诚、研究员龚昇(后任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力学所研究员胡海昌,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忻贤杰、韩康琦、吕敏,化学所研究员钱人元、朱秀昌,地理所研究员赵松乔、陈述彭、左大康。薛禹谷是微生物所所长,还有一位研究员李禄先。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郭可信、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研究员邹元爔、经济所研究员刘潇然也都是老浙大人。谷超豪和我同年级,也是地下党员,他在复旦大学数学系,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担任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些人有的和我没有交往,有的偶尔和我有些交往。例如左大康,比我低一年级,也是地下党员,1946-1948年我们还同住一宿舍,1953年来科学院地理所,1956-1960年留苏,回来后曾任地理所研究员、所长,可是我一直不知道。直到1983年,我去意大利开会,在罗马的一家旅馆里碰到他,才知道他在地理所,以后也没有联系,他在1991年就去世了。其他可能还有许多老浙大人也在科学院,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参考文献:

1.竺可桢 2007.1952年1月13日至1月17日日记.载《竺可桢全集》第12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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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桂五 1955.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科学通报》.(1).
6.范岱年 1955a.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战斗进一步展开.《科学通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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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秦立海 2006. 李少石事件——暗杀还是意外.《炎黄春秋》. (8).
12.唐宝林 2012. 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炎黄春秋》. (8).
13.汤慈美 2010. 丁瓒. 载汪前进、黄艳红主编.《中国科学院人物传》.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4.丁宗一 2010.怀念父亲丁瓒.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等編.《纪念中国医学心理学的奠基人丁瓒先生诞辰100周年(1910-2010)》.
15.张明远 2004.《我的回忆》.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
16.王玉芝、罗卫东编 2010.《图说浙大:浙江大学校史简本》.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7.郑度、杨勤业、李秀彬 2001. 深切怀念黄秉维先生.《地理研究》.

注释:

①王淦昌于1950年2月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建,并在4月任该所研究员;贝时璋于1950年5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王葆仁于195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国家调整浙江大学的院系(1952年)、将其变为工科大学之前。②黄秉维于1942年离开浙江大学,先后在资源委员会、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工作。1953年,他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次年任代所长。见郑度等2001,页1—4.
③据浙江大学校网,截至2012年,浙大校友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60余人。另见王玉芝、罗卫东2010,页95—101,其中51位于1937—1946年间在浙江大学工作或学习过。
④“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1958年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合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⑤“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简称。
⑥孙定国(1910—1964),山东牟平人,曾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48年被派往后方的马列学校学习,从此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在1964年的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因不堪批斗和凌辱而自杀。见散木2005,页21—27。
⑦丁瓒(1910—1968),江苏南通人,心理学家。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考入中央大学心理学系,1935年毕业,在北京协和医院脑系科做研究生。一度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于苏州反省院,出狱后先后到北京协和医院、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等机构从事心理卫生研究。1945年在重庆重新入党,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47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进修。1949年任世界科协中国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副秘书长等职。同年来中国科学院工作,历任党组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计划局副局长、心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见汤慈美2010,页l02-1O7.
⑧也有文章称苏州反省院设的控制反省人员的组织叫“自治市”,丁瓒一度担任副市长。见郭正亮2004,页46—48.
⑨笔者曾就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的历史访谈过许良英教授。他详谈了1952年整党的经过,并认为自己在开除李某某、丁瓒出党方面起了不好的作用——“我那个时候左了”,他红着脸说。据熊卫民2006年7月7日对许良英所作访谈。
⑩秦力生(1915—1993),山西孝义人,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随解放军挺进西南后,任西康省委副书记。1952年9月,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任院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⑪张稼夫(1903—1991),山西省文水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1952年12月底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
⑫郁文(1918—2010),河北满城人,l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延安,入中央党校习。l951年任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l953年初调到中国科学院,任院党组成员、人事局局长。 
⑬李少石(1906—1945),广东新会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先囚于南京监狱,次年转解苏州反省院。1937年获释。抗战结束后,他参加了国共重庆谈判。在谈判行将结束的1945年lO月8日傍晚,他坐的车不慎撞伤一国军士兵,另一国军士兵向汽车鸣枪,击中其右胸,致使其在当晚去世。见秦立海2006,页4l-44。
⑭这个十六字分针可见诸于唐宝林2012,页72—79;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1sjj/article_2012041357559.html。
⑮陈康白任秘书长的时间为1954年4月-1956年4月。据中国科学院院庆6O周年网:http://www.cas60.cn/lryld/200909/t20090919_2511935.html
⑯陈康白(1898—1981),湖南长沙人,192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2年赴哥本哈根大学研究院攻读有机化学方向的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赴延安,先后担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原军区军工部部长、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东北人民政府计委重工业处处长等职,l951—1953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据金能明、林清育.誓与马列共生死——陈康白:http://chem.xmu.edu.cn/intro/ckb.htm
⑰1949年4月,该省并入黑龙江省。
⑱受批判的五人为徐志国、何犖、项志遴、徐芻、夏永年。这个有四千人参加的批判会从9月18日开始到21日结束,一共持续了四天。徐芻是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的问题为“收听和散布美国之音”,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拉拢、收买”,称党的上层“腐化了”等。夏永年是化工冶金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他的问题为对肃反“怀恨在心”,“叫嚣独立思考”,声称“党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等。见“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院北京区四千青年集会 召开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痛斥何犖、项志遴、徐芻、夏永年、徐志国的右派言行”.《风讯台》.1957年10月12日。
⑲何犖的主要罪行为:“挑拨党同科学家和青年之间的关系,大叫党不能领导科学,煽动大家起来‘保护科学工作不受各种摧残’,要求取消‘院本部和党组织’”。见斗争走向深入我院京区各单位一批右派分子受到严正批判. 《风讯台》. 1957年8月20日.

一生坎坷 一生真诚 ——怀念杨振宇

一生坎坷 一生真诚
——怀念杨振宇

高亮之

2002年1月,在那严酷的寒冬中,接到颂淑从杭州打来的电话,悲痛地告诉我说:振宇走了。一时使我心情非常沉重,杨振宇是我在浙大时期相处最密切的朋友和战友之一。

今年已经是2007年,五年来,一直想写一篇回忆振宇的文章,可是迟迟难以落笔。我与振宇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但我们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实在很短,主要是1946-1948年在浙大的期间。48年分手后,我知道他的经历很坎坷,但对于他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1992年秋季,我和大信被邀请参加浙江农业大学于子三铜像揭幕仪式,在万钟、玉琪、德容的陪同下曾经去他家中看望他。他在1991年发现癌症,导致肾功能衰竭。在颂淑帮助下,在家中用自制的装置洗肾。他那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精神状态很好,愉快地向我们介绍他的洗肾装置和病情。我不可能在当时向他详细了解他在我们分手之后的情况。

因为他是重病,后来也不便于与他多写信,以后虽然每年都互通贺卡,互相问候,也没有深谈。

《黎明前的求是儿女》一书即将出版,振宇是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生运动的主要骨干,不应该没有对于他的回忆。颂淑向朋友提到,对振宇的回忆,高亮之来写,比较适合。是的,写一篇对振宇的回忆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知道振宇更多的情况,我给颂淑写了信。后来振宇的大女儿给我发来电邮,寄来颂淑的回信和振宇两个女儿写的回忆文章。这样,才使我对振宇有了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来写这篇回忆。

因此,这篇回忆文章是在振宇亲人的帮助下,德容和我共同完成的。

一、与振宇在一起的日子

德容也是回忆振宇最合适的人选。振宇、德容和我三人,在1946-1948年间的浙大,是相处特别密切的朋友和战友。德容来信,谈到他对于振宇的印象说:

“我们回顾杨振宇给我们的印象:他轻声细语,对人和蔼,性格亲和,遇事镇定,没有象我那种浮躁,与人争执不休的表现。第二届理事会,作为常务理事,在学生自治会办公室里,他坐在顶头主持会议,至今仍有印象。他擅长文字,写起东西来很快。”

他这一段回忆生动地描绘了振宇当年在浙大时的风貌。

振宇、德容和我都是1946年秋季进入浙大的一年级学生。我们都住在大学路原浙江图书馆的大厅中。这里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和部分内地返杭的高年级学生(如于子三、郦伯瑾等)的临时宿舍。振宇、德容和我分别属于不同院、系。振宇是文学院的史地系;德容是理学院的物理系,我是农学院的植物病虫害系。我们三人的思想倾向比较接近,很快就熟悉了。

 我们是10月入学,到12月底,就爆发了北京的美国士兵强奸女大学生的事件。浙大掀起了抗暴运动,我们三人都参加了宣传队。上街宣传归来后,由宣传队长彭国梁召集,将宣传队员组织起来。后来在温泽民、黄贤林、李景先等带领下,成立了拓荒社。这是一个半公开的进步组织,在1947年,拓荒社是历次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

我们三人都参加了拓荒社,关系当然更加密切。1947年的五月运动中,我们分别参加不同的宣传队,后来参加了不同的进步社团。因为仍然都住在大图书馆中,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密切。

我自己在中学时,在中学同学项淳一影响下,在上海参加多次进步活动。淳一曾经与我谈过参加中共地下党的事。我自初中开始就热衷于科学,并不愿意献身政治,因此没有答应入党的事。但是我对于国家的命运是很关心的,在五月运动中,浙大进步学生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大,以至形成无限期罢课的十分被动的局面。我从这个事实觉察到,浙大当时党的领导力量不是很强。我自己想,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学生运动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因此在1947年7月,去信给淳一,提出入党的要求。我当时想,也许通过我的线索,可以帮助上海党组织和浙大建立关系。淳一来信,约我去上海,由他介绍我入党。现在知道,浙大的地下党组织,是在1947年2月建立起来的;而党组织的较快发展,是在1947年7月之后。我也算是浙大较早的党员之一。

当时浙大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壮大组织,地下党领导对我的要求,就是发展新党员。我立即想到振宇和德容两人,向组织汇报后,组织上同意我和他们接触。我与振宇的相处中,对他为人的真诚,有很深的印象。我与他有过多次单独谈话,他谈到他出身的贫寒,幼年的困苦,谈到他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参加革命的向往。当我谈到参加党组织的问题时,他没有犹豫地表示同意。不久,他就被组织批准入党。按当时地下党的规定,我就成为他入党的介绍人。

说来非常惭愧,虽然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但是按年龄(现在才确切地知道,他比我大六岁)、工作经验和政治修养来说,他都比我成熟得多。事实上,在后来我们一起参加理事会时,都是他带领我工作的。

振宇入党后,受到地下党的信任,在1947年秋季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理事会普选中,他和德容都被选为理事;而在1948年3月10日举行的第二届理事会普选中,他以最高票(568票)当选为理事会常务理事。德容和我为副常务理事。我们三人又走到了一起。

为什么振宇能得到最高票?我想是和振宇的觉悟、才能和人品有关。他在第一届普选产生的理事会的工作中表现突出,在于子三被害之后的学生斗争中,工作积极、坚定。他有文才,文笔很好;又有口才,说话嗓音不高,但逻辑性和说服力都很强。他对人真诚,从不与人争吵;同志间有矛盾,他总是耐心沟通,善于团结大家。据大信说,振宇平时表现沉着、稳重,不锋芒毕露,地下党认为,他比较适合当理事会的头。

理事会中有党小组(或称党组),由李景先担任组长,组员就是振宇、德容和我三人。学生会的大事,都是党小组先商量,再由振宇出面安排落实。

在振宇的牵头下,这一届理事会的活动很多,我谈两项主要的:

1)于子三的出殡:新理事会成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于子三烈士的出殡事宜。子三出殡是一场复杂的斗争。在墓葬地点和出殡方式上,学生和地方反动当局之间,意见对立。广大学生要求游行出殡,当局坚决禁止。理事会党小组根据总的形势,同意校方提出的折衷方案:学生乘卡车出殡。3月14日,风和日暖,卡车到达凤凰山,振宇代表理事会,主持了庄重肃穆的安葬仪式。在“安息吧!子三!”的挽歌声中,灵柩缓缓推进墓穴。送殡的人在签名木板上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十一时许,送殡人随车返回学校。

在出殡活动前,振宇还主持了有国际学联代表参加的于子三事件调查听证会。

2)1948年的沪、杭学生春季联欢:这次活动是中共上海局领导统一安排的,它的形式完全适合于广大中间学生的兴趣和要求,同时也让上海几千学生到杭州来瞻仰子三墓地,接受民主和革命教育。为了组织这个活动,在振宇牵头下,理事会全力以赴。在杭州,要联络十几座大学和中学,排练联欢节目。在浙大,要组织几场大型联欢活动。还要安排上海几千学生的吃和住,去子三墓地扫墓等。整个组织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振宇,作为理事会的头,有条不紊地指挥各位理事,推动各项活动,表现出他卓越的组织和领导才能。

1948年暑假中,地下党领导人吴大信被捕。由于大信联系过的党员很多,为避免遭受更大破坏,上级党决定,较为暴露的地下党员,都向解放区撤退,或暂时离校隐蔽。从最近颂淑来信知道,振宇是在大信被捕前,经组织同意,回家乡江西玉山探望母亲。他在玉山得知大信被捕的消息后,曾秘密来杭,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据组织派来的联系人告知,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正分散在外等待分批输送。因此组织上意见最好能利用社会关系找个职业掩护,以等待安排去解放区。按照这个指示,他便仍回玉山,后经人介绍,他到玉山县中担任教员。

我自己由组织安排,和同届学生自治会主席李浩生一起,在1948年10月,向大别山解放区撤退。

从此,振宇和我就一别44年,一直到1992年,才在杭州和他相见。

振宇和我在1946-1948年密切相处共两年,他对人的真挚、诚恳,他在斗争中的坚定、沉着,他的文才和口才,他的组织和指挥能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我终身难忘的。

二、振宇坎坷的一生

关于振宇的一生,特别是我们分手之后的情况,一直到最近,我读了颂淑和振宇女儿的信和回忆文章后,才比较全面地了解。

他出生于1923年旧历11月17日,江西玉山人。家境贫寒,1943年父亲病故后,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他小学、中学是在玉山县、广丰县读的,1943年12月在江西省立玉山临时中学高中毕业。1944―1946年,他在玉山县立中学任教师。1946年秋,考进浙江大学史地系。

1948年后,他经组织授意,留在家乡,一面教书,一面等待输送去解放区。1948年底,组织联系人张岺要他到杭州来,交代说:像他这样单独隐蔽的地下党员,在铁路沿线的交给浙赣铁路局的地下党组织代管。不久,浙赣铁路局的地下党员陈国栋来县中和他接上了头。

在县中,振宇运用在浙大的工作经验,在学生和部分有进步要求的教员中开展活动,组织各班编写墙报。教唱革命歌曲,购买进步书刊,充实图书馆。采取“歌咏队、诗歌朗诵会”等形式,开展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他还协助俞百巍和汤之驹,在玉山做建党的工作。

而他自己的组织关系一直在杭州。杭州解放后,他回到杭州。1949年6月后,他先后在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市委办公室、市委工业部工作;担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后调任浙江省副省长吴宪同志的秘书;最后在浙江省计划委员会、浙江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工作。

1955年,他因一般历史问题,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受到严酷的处分。于1959年下放,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经过有关单位复议,于同年5月正式发文,恢复他原行政十六级的工资待遇,党纪处分更改为留党察看两年,自1961年7月30日起,恢复党员权利。

我比较关心的是:他在1959年下放之后的情况,在信中问了颂淑。

颂淑来信说,1959年10月(时杨振宇36岁)被下放,地点:浙江桐庐七里泷。单位是“浙江水电局富春江工程局”,1992年更名为“富春江水电设备总厂”。

杨振宇下放时正值建设富春江水电站,当时他在浇捣大队劳动和工作。

杨振宇被下放24年。24年中他做过工人,曾任拌和中队队长、教师、仓库保管员等。1984年4月离休回到杭州时,已是60岁的老人了。”

从颂淑来信的介绍看来,只是1949-1955年这短短的六年,是振宇一生中真正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得到省市委领导信任和重用的时期。1959-1983年,长达24年的时间内,他是在极左路线的处分决定中,被迫脱离他所热爱的党组织,过着屈辱而又艰辛的生活。

振宇大女儿在电话中对我说,母亲是含着悲痛回忆这些往事的。我读到颂淑的来信,也受到深深的震撼,心情非常沉重。我完全可以理解颂淑不愿回顾往事的心境。作为振宇的至友,我也很不愿意知道这些往事。但是尽管不愿,这些却都是事实!

最近我和德容通电话,我们两人共同的看法是:按振宇的才华和品德,如果没有极左路线的干扰,他完全能成为一个党或政府的优秀领导人,可以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很大的贡献。而现实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被埋没了,被摧残了。

三、振宇真诚的一生

从青年时代起,振宇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为人的真诚。

1947年夏季,我发展振宇入党时,振宇在年龄和经历上都比我成熟得多。我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小弟弟。但是当时我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在组织关系上,比他早走一步。他一直对于我非常谦虚和尊重。许多心里话愿意向我倾诉,对时局的看法愿意与我探讨。与他谈话,我感到十分亲切与心情舒畅。

我们一起在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工作时,一件印象最深的事,就是所谓“壁报事件”。这件事,我在本书中关于学生自治会的回忆文章中已经谈到,这里不详细讲了。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振宇在该事件中的处理态度。

1948年6月,浙大生活壁报中出现一张批评青年军为“职业学生”的大字报。引起部分思想反动的青年军的强烈不满。他们扬言要殴打作者,要求校方开除作者,否则要闹事。最近魏玉田告诉我,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书写者、参与者牵连到4-5位进步青年。事实上,当时反动青年军已经基本知道作者是他们同寝室的刘宗潮。宗潮为了平息事端,决定自己一人来承担此事,他请求理事会的帮助。当时地下党正准备开展“反美扶日”斗争,不希望此事扩大,影响主要斗争任务,同意由振宇和我两人代表理事会,陪着宗潮去见竺校长,请求竺校长保护作者。振宇非常负责而谨慎地对待此事,他事先请示了竺校长,得到竺校长同意。振宇又亲切地约见宗潮,要他放心,他的安全由理事会负责。在一个夜晚,他和我陪着宗潮去校长家,由振宇出面,诚恳而耐心地向校长解释此事。我注意到,校长对振宇的理性和真诚的态度很满意,校长立即决定,要宗潮在他家留宿,与他儿子合住一床,并说他保证宗潮的安全。通过这件事,使我们对竺校长爱护学生之心深受感动,同时,振宇对人处事的真诚精神,也给我很深的印象。

经过了44年的离别,1992年,我们在杭州重新相聚。

我、大信、万钟、玉琪、德容等人到振宇家去,他已经是卧床不起,但是见到我们后,非常高兴。他尽力表达他能战胜疾病的信心,以让朋友们宽心。也许万钟、玉琪、德容住在杭州,见面机会较多,与大信和我见面确实很难得,因此,他对我们两人特别热情,说了不少话。

此后几年,每年新年,他都要用他和颂淑两人的名义,给我和我爱人寄贺卡。

直到2002年1月,颂淑来电话,说振宇走了。颂淑说:“振宇特地交代她,他走之后,一定要将消息告诉高亮之。”

颂淑当年的电话使我内心非常沉重。一个我一生难忘的好友走了。而使我万分感动的是:他在临终时,还不忘记我!

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深深体会:振宇对人的一片真诚的心。我在建国之前,发展过十几位同志入党或参加YF,而像振宇那样,始终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放在心头,以至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要特地向他告别的,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 

振宇走后,颂淑在《丁冬友讯》上登出振宇所在单位——“富春江水电设备总厂”缅怀振宇的一篇文章。该单位给予振宇很高的评价。说振宇在遗嘱中,要求把12590.10元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全部捐给工厂,用以救济生活困难的职工。

这一段报道,证实了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于振宇的一贯认识:振宇对人民、对朋友的心,像水晶一般地透明和真诚。

令我十分钦佩的是:这个工厂,是他在24年受到冤屈的时期所工作和劳动的单位。也许对于别人来说,这样一个单位是不愿意回顾的,更不会有感情的。而振宇不是这样,尽管在那里,他长期地受着委屈,但却将那个单位看作是自己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的地方。他自己出身贫寒,他对于工厂中的工人们怀有深挚的感情。愿意将他最后应得的一笔费用,捐献给比他更困难的群众。这样的思想和行动,现在有几个共产党员能做得到?

四、振宇的幸福家庭

振宇一生坎坷,而可以让他的朋友们欣慰的是:他有一个温馨和幸福的家庭。

2002年,我们在振宇家中见到了,振宇夫妻间感情非常深厚。在振宇身患重症之后,颂淑以极大的精力护理振宇。根据工厂的文章介绍,振宇夫妇为了节省住院费和治疗费,在自己家中搭了一个无菌室,由颂淑天天给振宇做“腹透”。颂淑开始时什么都不会,她向医生学习和请教,终于学会了所需的技术。

振宇、颂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到浙江临安农村插队,历时5年。1975年调回杭州,在震旦丝织厂当工人,后调科室工作。工作之余,她努力学习中学课程,以当年全省成人考试文科第五名的成绩考入杭州大学夜大学中文系。1992年直到现在,在杭州市建设银行工作。

小女儿按政策留城。1973年她高中毕业,在杭州当工人。1977年,她考取了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器件专业,1981年毕业后考取了南京大学半导体物理专业研究生,1984年毕业后回母校浙江大学无线电系任讲师。1991年被派往英国萨瑞大学做访问学者;1993年至1996年,在该大学取得了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为了离家较近,以便看望父亲,1996年应聘到新加坡工作。2001年又应聘到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上海)公司工作。

在父亲患重病的11年中,大女儿在积极完成自己工作的同时,对父亲的生活照顾得非常周到,对护理非常精心,每天下班后,都要去医院看望父亲。

小女儿到上海工作后,每个周末,都奔波在沪杭线上,来到父亲的病榻前,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在经济上,她也十分关心父亲,不愿父亲在治疗和生活上受窘。

振宇、颂淑家的第三代都很有出息。

大女儿的儿子在四川大学毕业后,到英国求学,取得了诺丁汉大学硕士学位。现在上海外资公司工作。

小女儿的女儿现年20岁,是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金融专业三年级学生。

以上情况全部都是颂淑给我的来信所介绍。

我想所有振宇的同学、朋友和战友,都会为振宇有这样恩爱的妻子、孝顺的女儿,有希望的第三代而感到高兴,为振宇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而感到欣慰。

振宇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此文在颂淑和德容的帮助下作了修改)

2007-4-12 初稿

4-16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