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自述:愉快的13年

沈善炯自述:熊卫民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11

第五章 愉快的13年

  一回国,我的老师张景钺教授就催我回北大生物系工作。但北大的另一个老师却强烈反对,甚至说:“如果沈善炯来,我就走!”这就使我的老师感到很为难。那个人也曾当过我的老师,据说是因为张景钺先生对我的期望过高,总在大家面前赞扬我,她有点看不惯;又担心我去了后,给她造成压力,所以才极力阻挠。其实我并不愿意回北大,我并不主张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在美国时我就向老师表示过,我想去医学院工作,在那里我可以教生化,然后等待时机再回到我的第一志趣遗传学上去。南开大学为争取我去,特地将我的妻子卢盛华从沈阳调到天津,①但我还是没有允诺。最后经浙江大学的谈家桢和我的好友丁振麟介绍,我去了杭州,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生化科工作,任副教授。
  ①1947年我去美国留学后,为了替我维持这个家,盛华带着我的妹妹和我们的女儿去东北,后到沈阳工作。——沈善炯注。

  从1951年至1952年初,我在浙大医学院教了两班医学院同学和一班理学院药学系同学的生物化学课。同学少年皆勤奋好学,他们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一般都能看英文参考书,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也常毫不拘束地跑来问我或和我讨论。鉴于同学们的求学热忱,我希望多给他们介绍一些基础知识,因此我必须加倍自学,这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乐趣。那时我才34岁,置身于年轻学子之间,感到桃李芬芳,学友情深。
  教书之余,我常踱到西湖边去看岳飞庙。“文革”过后,我再去那儿,发现变化不小:造反派、红卫兵把岳飞的坟(衣冠冢)都掘了,后面爱国诗人陆游的题词被拿掉,蔡廷锴写的“军人模范”也遭磨灭。庙里原有一副对联,“父子北征,忠孝岳家军第一;君臣南渡,河山宋室庙无双”,也不见了踪迹。我在浙大的学生叫我写一副补上去,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动笔。


2005年与当年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杭州聚会

  1952年,全国大学都要参考苏联的高等教育制度进行院系调整,浙大医学院归并到了浙江医学院。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洪式闾特地持聘书到我家里,希望我仍能在浙医任职,但我已决定去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了,这也是我的恩师张景钺先生推荐的。我于1952年2月离开杭州,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与几位为我送行的同学在车站告别。“先生,我们分别了,但我们将一直记着您。”这句临别之言一直回荡在我的心坎里,特别是在我以后困苦的日子里,给了我不少信心和力量,使我想到还有不少青年是爱戴我、尊敬我的。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如今我当年的学生已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不少贡献,有的已是国家的栋梁,担负着医学上的重任。
  我有道德学问高尚的恩师,他培养我入科学之门;我有愿意献身科学、报效国家的学生,他们鼓励我对科学执著追索,做个有用之人。夜来扪心自问,我真不愧此生。
  我到上海后住在陕西南路的一个宿舍里,盛华和我们的女儿沈韦仍留在杭州。那时曾在联大教过我的殷宏章先生适从印度回来。他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后来到了印度。新中国一成立,他应政府的号召回国,也要到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殷先生很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当时属于实验生物所的植物生理研究室工作。因为过去的师生之谊,我勉强同意了,但我内心是不大愿意留在植物生理室的。

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
  1950年代初,几经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我和其他归国留学生一样,诚心诚意地愿将自己的一技之长奉献给新中国的重建。当时我国的抗生素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有些国家还限制我国进口抗生素。为应医药工业的急需,殷先生和我商量,决定研究抗生素的生产,成立抗生素研究组。这个组开始时只有助理研究员单慰曾、技术员张文玲和我三人。我对抗生素可以说是外行,只好硬着头皮到上海仅有的一家青霉素厂,向有经验的技术员和工人学习关于发酵、提取和鉴定等过程的操作。回溯往事,我要感谢当时的青霉素厂厂长童村、技术员余尔谷还有工人杨采娥对我的帮助。他们无疑是我学习和研究抗生素的启蒙老师。
  抗生素的研究后来被列为国家的重点研究项目,并由院属有关研究所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卫生部上海青霉素厂等在上海成立了抗生素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负责领导和主持这项工作,汪猷、高怡生、殷宏章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陈善晃、青霉素厂厂长童村以及上海医学院的林兆耆、苏德龙等均为委员会委员。由于上级的重视,我们的抗生素研究组很快就增加了陈俊标、洪孟民、宋鸿遇和顾德安等人员。根据抗生素工作委员会的协调,我们主要研究金霉素的生产,包括菌种的选育和金霉素的发酵等。由于大家勤奋努力,不到三年时间,我们就在金霉素的工作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徐昌霖曾到我们实验室来体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为此写了剧本《情长谊深》,接着摄成电影。我和宏章师一起研究抗生素的情景跃然幕上。
  宏章师的教诲和帮助使我难忘。他的智慧给我很多启发。我们注意到,将生长延滞期(1ag phase)或稳定期(stationary phase)的细菌细胞接种到培养基后,都重新从延滞期开始生长,但将生长在对数期(109 phase)的细胞接种到培养基上,却不再经延滞期,而是由对数期直接跨入生长最高的稳定期。宏章师根据细菌生长的这种动态变化推断,作为代谢产物的抗生素的合成也将与生产抗生素的放线菌的生长期有关。我们研究金霉素生产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使金霉菌在不同条件下生长,然后接种到发酵培养基中培养,再观察金霉素的生产,结果发现金霉菌的接种条件确实影响发酵中金霉素的合成。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实验生物学报》上。我在工作中有时很急躁,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偏激,宏章师总是谆谆教诲我,而且为我争取工作条件,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支持。殷师母曾对盛华说:“我们宏章,为了沈善炯,添了不少白发!”真是一言见真情。
  在研究金霉素的生物合成中,我们首先证明金霉菌在分解己糖时,戊糖循环的运转与金霉素的合成有关。根据金霉素分子芳香族环来自1,7一二磷酸景天糖的理论,我们得出在发酵液中的磷酸盐会抑制金霉素的生产的结论——它会阻止戊糖循环,从而限制1,7一二磷酸景天糖的生成。我们进而推断,控制磷酸盐在发酵液中的含量将是提高金霉素生产的重要因素。这个理论经中间试验检验后获得生产部门的认可。
在各相关单位的密切合作下,我国的抗生素研究进展很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终于能够生产一些主要抗生素,而金霉素是其中较早投入生产的抗生素之一。这是我回国后在科研工作中感到最成功的一次合作。可惜这项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但片段记录可见诸竺可桢日记①。
  ①竺可桢在1955年2月18 H的日记中记有如下文字:“下午3点,与柯夫达同志、吴副院长、柳大纲及过兴先谈抗生素事。目前国内青霉素已能自制,可到1600单位,合乎国际标准,链霉索和金霉素则正在试验时期,后者已经过30加仑和53加仑的试验时期……对于汪猷、沈善炯[的]工作应表扬,并将成绩报告国务院。”见竺可桢:《竺可桢全集》。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1957年4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正在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对新中国都抱有强烈的希望,愿将一生献给中国的科学事业。很多人普遍认为,老共产党员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赴汤蹈火,出生人死,能进入这样的集体是一种殊荣。我也正是这样看待共产党员的。生化所的曹天钦于1956年5月入党,是中科院上海岳阳路区各所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中最早入党的。之后每次讨论科学家人党申请时,党组织总是邀请其同辈参加会议,意在教育大家,促使大家向这些够入党条件的入学习。我的这次入党讨论会也邀请了钮经义、邹承鲁等人参加。

学生眼中的沈善炯 朱家璧访谈录

  受访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朱家璧研究员
  访谈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8年7月30日,2008年8月1日
  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熊:请介绍一下您的经历以及您所了解的沈善炯先生。
  朱:我生于1935年,1956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毕业,然后被分配到植物生理研究所。
  熊:做研究实习员?
  朱:毕业分配时,学校让我考植物生理研究所沈善炯先生的研究生,考得上就在那儿做研究生,考不上就做研究实习员。我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怎么复习,就去考了一下,结果没考上。那一年,王孙仑考上了。他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在东北哈尔滨某医院做过三四年医生。他早就有心考沈先生的研究生,准备得非常充分。洪孟民和金以丰是沈先生最早的研究生,1955级的。
  由于没有考上研究生,所以我以研究实习员的身份到微生物研究
室工作。沈先生是这个研究室的主任,他重视学科交叉,希望能够与不同专业的有学问的人多做交流,一起合作研究。所以,这个室从外面聘请了一些兼职人员。植物病理学家、南京农学院的方中达教授是其中的一位。他大概比沈先生大一两岁,是沈先生在云南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时的同学。沈先生想用噬菌体做材料开展一些研究,就让我去跟方先生学习。他亲自坐火车带我去南京。在我之前一年有一个叫杨常仁的研究实习员已被沈先生送到方先生那里,以后,我们两个就跟方先生工作。我在南京待了一年,1957年回到所里,继续用噬菌体为材料做一些研究工作。方先生每个月来一次指导工作。方先生每次来,沈先生都跟他一起听我们汇报和讨论安排工作。
  然后很快就开始了“大跃进”。我们所先是下乡“总结农业丰产经验”,然后“大炼钢铁”。大炼钢铁时是不做业务的,每天都在小高炉上忙到很晚,我也参加了。
  熊:沈先生呢?
  朱:我记得“大跃进”时沈先生下厂了,他跟上海制药三厂一直有联系,厂里经常派人到我们微生物室来,沈先生也过去,跟他们一起开会讨论。下厂跟运动是否有关我记不清楚了。
  然后沈先生去苏联工作了一年,他回来之后,将微生物室扩建成立了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当时中国科学院要发展微生物研究,虽然在北京已建立了一个微生物所,但觉得上海的力量挺强,就在我们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之上,又组建了一个。
  熊:上海微生物所坐落于什么地方?
  朱:我们微生物所被安排在有机所的一幢大楼中。为什么会到那里去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50年代上海分院原计划在零陵路345号的空地上为实验生物所、生化所、生理所、植物生理所各造一幢科研大楼,可是因为“大跃进”运动,只落成了一幢——植物生理所的这幢。有一次分院开会时,有机所的党委书记提出,你们植物生理所面向农业到农村去,那么在城市里就不必要保留高楼大厦了,这幢楼就给我,(大意如此,当时还用了一些先进口号)。会上就这么决定了。后来我们植物生理所的人经常“骂”我们当时的党委书记赵毅无能——送掉了实验大楼。现在科学院决定让我们微生物室独立建所,到什么地方建呢?最后就定在已给有机所的那幢楼的四楼——给了我们半层楼,共十几个房间。1960年时整个微生物所都在有机所那楼上。那幢楼现在不存在了,就在今年刚刚被炸掉了。
  熊:此前你们微生物室在哪里办公、做实验?
  朱:最早,微生物室在武康路69号,1956年我刚分配过来时就在那里上班。那是一幢在“三反”、“五反”时没收自一个资本家的小洋房,底层五六间,楼上两三间,前面还有个花园,现在已被拆除了,在Ill$JD建了分院的一幢宿舍。此外,岳阳路320号也有一两间微生物室的实验室。
  熊:上海微生物所存在了多长时间?
  朱:1959年酝酿,1960年正式成立,1961年撤销,上海微生物所只存在了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又回归植物生理所。
  熊:这个所留下来的文献材料较少,请您多介绍一下它的情况。
  朱:成立所之后,我们仍不时去岳阳路一起开大会,回归植物生理所后也没变更位置,所以我对这个所印象不太深了。只记得当时工作红火,我们业务抓得很紧。大家忙忙碌碌,没有闲逛的,从早到晚没什么空余时间。早上8点以前大家都到实验室,晚上经常忙到深夜九点、十点才回家。
  熊:工作这么忙,是沈先生要求的吗?
  朱: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微生物室就已经有了这个风气。工作抓得很紧,白天没有人坐在那里闲聊的。这个室与植物生理部分的工作性质不太一样,植物生理部分的工作人员平时经常下乡、下点,在外面的时间多,冬天回实验室整理、总结资料,相对比较闲一些。我们忙,跟微生物材料的生长周期比较短也有关系。
  熊:忙碌风气的形成与沈先生关系更密切吧?
  朱:那当然,沈先生是业务负责人。他的脾气多急啊,什么事情今天交代了,明天早上就问,就要看结果。你要是做出了稍微像样点的东西,他会过一阵就来看一次,有时候一天要我们汇报两次。而且他总是一本正经,所以我们看到他是有点害怕的。我们这些人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这里,在他的要求和训练下,很快就养成紧张工作的习惯。
  熊:当时上海微生物所有多少人,党的领导人是谁,分几个室(组)?
  朱:那时候微生物所也就三五十人,除原来微生物室的党支部书记陈广澧外,上级还派来了杨坚作为领导主管政治,他是一个团级以上的干部,合并以后任植物生理所党总支副书记。所内分五个组:代谢组,组长是陈俊标,成员包括王孙仑、顾德安、徐美琳等;生长发育组,组长焦瑞身;噬菌体组,组长司稚东;遗传因子组,组长洪孟民;自养菌组,组长宋鸿遇。焦先生、司先生都是沈先生请来的。
  熊:您当时是什么职称?
  朱:1960年时我升为助理研究员,洪孟民、陈俊标等当时可能已经是副研究员了。
  熊:那时候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你们的工作可有困难?
  朱:研究经费一直是上面拨的,上面对我们很支持,没听说化学试剂、仪器不够的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做的题目是比较多的,而且理论课题占大部分。
  熊:请介绍一下1962–1964年间沈先生的工作状况。
  朱:从广外1回来后,他的积极性变得更高了,工作抓得非常紧,憋着劲要赶超。
  熊:那时候他自己动手做实验吗?
  朱:我到所之后他自己动手就比较少了。他太忙,主要是做指导。他站得高,看得远,提出一个个的题目,指导学生去做,然后分析结果。看结果时,他是比较具体的,直接询问操作者。
  熊:那几年你们主要在做什么研究?
  朱:大概从1960年起,沈先生带着一些学生开始研究细菌遗传。我从1962年起也开始做遗传生化方面的课题。洪孟民、陈蕙珠等是以青霉素处理细菌,从对青霉素呈抗性的细菌中提取核糖核酸(RNA)作为材料进行细菌的遗传性转化因子的研究。沈先生让我以链霉素为材料做试验,结果,未能证明他们的观点。以后还进行了枯草杆菌中丙氨酸脱氢酶和谷氨酸脱氢酶等的研究。
  那个时候,沈先生跟支部书记陈广澧谈话很多。我当时心里说,怎么你们每天都有那么多讲不完的话!要知道,因为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我们实验室内,不要说跟沈先生,就是年轻人之间也不怎么闲聊的。同事、同事,真的只是共同工作,不大谈生活的,更不会私下交流对社会上某些事物的看法。万一不小心说出来的话在下一个运动时被告发出来了呢!但沈先生和陈广澧不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之间的关系都相当融洽。陈广澧是专职的行政干部,不搞科研,平时她对贯彻沈先生的意图是十分积极的。我们从来没想到陈对沈有那么多的“意见”。
  熊:“四清”运动是怎么在你们研究所开展起来的?
  朱:我们所是“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也即重点单位),当时分院的头头们都来了。新上任的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白学光管整个分院的运动,冶金所党委书记李学勤具体管我们所,派了一个工作队过来。驻扎在我们微生物室的有两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孙仲祥,是从生化所过来的党政人员。其他工作队队员也来自分院系统,主要是外所的党政人员。他们到所里来发动群众,一个个找,个别谈话。
  有一天晚上,党支部开会。支部书记陈广澧说:现在正搞“四清”,请大家对支部的工作提提意见;支部不是空的,支部成员平时有哪些做得不恰当的,有哪些资产阶级作风,大家在会上谈谈。
  我当时不知道陈广澧已经揭发沈先生了,还以为只是一次平常的会。而那天沈先生一到会就发火,说生化所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讲徐京华“叛党”(或者“叛国”,一直到今天我都没弄清楚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对他那种凶巴巴的样子有看法,就开始对他提意见。我们支部内的几个党员平时都不大受沈先生的重视。沈先生这个人很直,说话不讲什么策略,他觉得某个人好,就直接讲谁比谁好,而得到他表扬的那几个人都不是党员,所以,我们几个党员心里就有点不平衡。我那天在会上说:你是党员,为什么在业务上不多培养培养我们这几个党员?我们几个在工作中也都是很肯干的,只是因为个人的基础、资历等原因,暂时没有产出突出的成果。要注意红和专的问题、组织原则,等等。
  沈先生根本就听不进去,我一讲他就走。我也生气,心想平常没机会说,在支部会上,我给你提点意见,你为什么站起来就走呢?这是什么样的态度?我就是要讲给你听。所以他一走我就停,他一来我又讲。这样反复了几次,他气得要命。后来我才明白,沈先生这个人根本就不管你是不是党员,哪个在工作上有成绩,或者有新发现,他就表扬谁。而那天晚上他之所以火气特别大,还因为此前陈广澧已经在工作队召开的会议上揭发了他,并给他戴上了“叛国”、“反党”的帽子。
  熊:那次揭发对沈先生的打击很大。
  朱:长期以来,沈先生都是一心一意搞科研,一下子被扣上那么大的罪名,他完全不能接受。尤其是他比较重感情,原来无话不谈的人,居然一直在拿着本子记载他的“反动言论”,并突然在领导面前揭发他,这令他更加受不了。本来他还有机会去申辩一下的,但他这个人一点都没手段,伤了感情之后,硬是一句话都不肯讲,只是要求大家对他进行调查。可一旦成了运动的靶子,又怎么会调查出真相?人无完人,总是能挑出问题的。比如,虽然他爱国,但在运动中有入揭发,他在发起火来时,也说过“这里还不及美国”这样的话。再如,困难时期,面对食堂所提供的极差的饭食,他曾发牢骚说。吃得还不如日本监狱好。在运动的时候,这些话语被曲解成他在宣扬共产党中国还不如美帝国主义、日本法西斯,并被上纲上线为叛国、反党。
  熊:陈广澧在多年以前就想着要揭发他?
  朱:记录他人讲的话,是陈广澧的一个习惯,并不意味着那个时候她就想着要揭发某人。我猜测,她之所以突然揭发沈先生,主要是因为她的政治嗅觉。她是搞政治的,感觉“四清”运动的对象可能包括沈先生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殊党员”。为了“立功”,为了划清与沈先生的界限,她做出了第一个起来揭发的选择。
  熊:沈先生平时也很重感情,对吗?
  朱:沈先生性子急,处事不讲情面,不管是谁,如果他认为做得不对,马上板着脸,心里一想通,又立即来个180度的转弯。他同情弱小,有时候心肠很软。举个例子:有一天,金以丰弄坏了一个比色皿,她生怕沈先生批评,都快急死了。我们就帮她出主意,让她一看到沈先生就哭。结果正如我们所料,沈先生不但不责备,反而过来安慰她。
  熊:“四清”时他已经挨过整了,为什么“文革”一爆发,又开始整他?
  朱:正因为他已经被整过了,所以批判材料比较现成。记得有一次开大会斗他。开会之前,党总支就已经布置好:你发什么言,他发什么言,一定要把会议开得既上纲上线、十分隆重,又不重复。于是,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一个个走上台去,有的批他的同志关系,有的批他的工作作风……他最欣赏的学生王孙仑,则被要求站出来揭发沈先生在业务中的问题。那时候没办法,要人人过关的,王孙仑也不得不上台去说。
  熊:就算不愿意,也必须上台去表态?
  朱:也不完全是违心的。我当时确实认为,想抢先、想出名、有一点成绩就要炫耀,这些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那个时候,关于何为资本主义道路,是有明确评价标准的。我当时认为,沈先生的某些做法,对得上那些“标准”。不能说我讲的那些话都是违心的,我当时并无那么高的觉悟。如果大家都认为假,都感觉违心,运动怎么能搞得那么厉害,怎么能让全国有那么多人参与?
  熊:看来当时的评价标准是个重要问题。当时组织上有没有动员沈先生去讲什么话?
  朱:在批判别人,如批判殷宏章先生时,也动员过他。但沈先生这个人,硬就硬在这里。虽然他私下也曾提及过殷先生的缺点,但让他在公开场合去批斗老师,他绝不肯为。他非常倔强,有一次人家斗了他十天十夜,他仍然既不自己认罪,也不揭发别人。
  运动的时候,有些人一挨斗就乱七八糟交代,但沈先生从来都不乱揭发人,这令我十分佩服,两相比较,更显沈先生的正直。从此之后,我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以前我不是说他偏心嘛,后来也没意见了。他固然没表扬我们,但也没对谁使过坏。他的脾气是有点大,但那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熊:沈先生那代人受传统教育比较多一点。
  朱:在我的印象里,沈先生对父母、老师,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的。我觉得他头脑中有一些传统的东西,非常讲究忠孝仁义。他觉得父母、老师是他的长辈,小辈是不可以去讲长辈的。而我们这些低他们一辈的人,脑子里没有这些东西。拿我来说,是在教会学校长大,中国传统的东西接触得很少;上大学之后,上面又要求我们对传统持批判态度。
  熊:请介绍一下1973年沈先生在植物生理所建立生物固氮组的过程。
  朱:1978年后我才参加这个组。我在“四清”时讲过他,他对我印象不好,所以在组建新的生物固氮组即开展遗传(分子遗传)研究时,他没有点我的名。
  熊:那时候他有权力挑选工作人员了?
  朱:应当还是有一定权力吧。1974年时,他被结合到所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所谓他“反党”、“叛国”,都没有真凭实据,而脾气不好、态度不好什么的,都不是原则性的,所以后来就把他结合了进去。
  熊:沈先生是不是很重视培养人才?他培养了多少学生,其中有哪些特别优秀?
  朱:他很重视培养人才,但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数量上并不见得很多。像我这种跟着他的工作人员(我来所做研究实习员时,所里明确说沈先生是我的导师),先后有一二十位。在恢复研究生制度之前,他为很多单位,如中科院遗传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医药工业研究院、华东化工学院、武汉大学、广东微生物所、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培养过进修人员,他们大都是单位中的骨干力量。他还培养了30多位研究生,除我们所的以外,上海交通大学也有过一些,他们现在大部分都在国外。在这四五十位学生中,王孙仑、洪孟民、金以丰、熊跃等人是特别优秀的。可惜王孙仑在“文革”时期就去世了。洪孟民是我们单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金以丰是南京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教授。熊跃现在四十七八岁,几年之前就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正教授了。
  熊:可以从哪些角度认识沈先生,请提供几个关键词。
  朱:爱国、正直、认真、直率、倔强、重感情、爱打抱不平,这些都是他的特点。

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研究(1912-1949)

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研究(1912-1949)

院 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
专 业:教 育 史
研 究 方 向:中国近现代教育
博士研究生: 慕景强
指 导 教 师: 金林祥 教授
2005年4月完成


论文摘要

民国期间,社会几乎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中。可以说,民国的历史是一部政权频繁更迭、战乱不断的历史。在大部分时间里,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当然这也和清末、民初西医教育一直为外国势力所垄断有关。统治阶层无暇顾及医学教育的结果,使医学教育几乎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当局虽偶有教育改革政令,多数情况下应者寥寥。政府的不作为,却也给了医学教育自由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在1926年至1937年这段时间里,政局相对稳定,民国西医发展也流派纷呈,成为民国西医教育发展的辉煌时期。

我国西医教育源于传教士。从客观上讲,传教士和教会医院在把西医引进中国和培训医务人员上功不可没。另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西医派别之争,在学术上起到了百家争鸣的效果,这也促进了民国西医学术的发展。但这些传教士与国外政府或团体,有些是为本国的侵略政策服务,也有一些是抱着人道主义或宗教信仰的原因来到中国办医学教育。所以,我们对西医来华的评价在看到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其负面影响。

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便是重新去追寻那段历史,尽量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中探寻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脉络,总结得失,给历史以应有的尊重:谁为民国的西医教育做出了贡献?有哪些贡献?民国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又贡献了什么?如何评价民国的西医教育?

由于一篇论文无法面面俱到,综合各方面因素,本文最终选择从四个角度切入民国医学教育的历史。也就是说,本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四章。

第一章从时间维度上对民国西医教育做一个总体的把握。为了研究的方便,把民国西医高等教育划分为三个时期来展开:奋力前行的萌芽时期(1912年——1926年);西医教育本土化及其鼎盛时期(1927年——1937年);逆境图存的低谷时期(1937年——1949年)。本章对民国前期西医的出现及其发展情况亦作了简要的回顾,作为本章第一节的内容。

第二章对民国西医高等教育采取了从类型切入,进行分类研究。分类的依据既考虑了各院校的主办者,又考虑创办的时间顺序,分为四类,每一类选取其典型代表进行论述:教会医学在民国期间无论在办学数量还是在办学质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影响也最大,因此,教会西医高等教育便作为第一种类型,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以其鲜明的特点和高质量而成为教会医学教育的典型代表;第二种类型为国民政府办西医高等教育(含国立和省立),主要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上海医学院为例;第三种类型为外国政府或财团办学,主要选择同济作为例子;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些实业家开始创办教育——国内私人办学为第四种类型。并且在章末对这四种类型院校的办学经验及其得失进行了对比分析。

协和医学院在我国现代医学教育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培养的众多高质量的医学人才,对我国的医学教育、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发展都曾起到很大的作用,协和的历史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几十年欧美医学对我国医学的重大影响。因此,第三章以协和医学院为个案,对现存的、能够找到的协和历史资料进行深度挖掘,对它在教育方针、指导思想、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长期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在梳理那段历史的同时,力图给协和一个客观的评价,并对协和对于我国当前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可资借鉴的地方做了探讨。

第四章以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为研究对象。民国初期,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主要是以“英美派”为主,后来则变成了“德日派”的天下。实际上,民国东北地区大部分时间是在日 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西医教育,鲜明的日 本特色应该是其最大的特点,当然,东北也不仅仅都是日 本式的西医教育,还有其它类型的办学方式,但都带有明显的东北地域特色。在承认沙俄和日 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并且区分政 治与学术、日 本军人和日 本人民的前提下,本章对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西医教育成绩与经验进行了总结。当然,战争给中国及日 本人民带来的伤害是让人痛心的。

在本文结论部分,总结了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的主要成就、基本经验与历史教训,并对民国西医高等教育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探索。最大的成就是西医的开创之功,民国期间,西医教育从无到有,从一开始教会医院的零星授徒,到后来几乎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医学院校的出现,从最初的主要由教会办学到后来逐渐收归国有、国家自办医学教育等一系列过程基本实现了西医教育的本土化,最终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另外一个重要成就当然是培养的医疗人才,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分布范围上,都比民国初年有了质的飞跃。在培养了大量的医疗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卫生行政、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各级各类人才,为之后西医教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充足的人才储备。

民国积累了丰富的开办医学教育的经验,对中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主要经验有:积累了丰富的在不同条件、背景下的多元办学模式的经验;如何合理进行医学教育资源配置,在特殊状态下如何发展医学教育的经验;以及建立传统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等等。现时的高等医学教育依然面临办学模式、资源配置、教育模式等一系列问题,民国的这些经验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看到好的经验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民国西医教育带来的教训:现在的高等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民国时期就已埋下了劣变的种子,但这一负面经验更加有助于我们认清现实,坚定前进的方向。


民国前西医教育发展的简单回溯
——1912年前中国西医教育的起源及发展

(一)西医的出现及其历史必然性
西方医学进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已通过一些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到我国。一方面由于这些传教士在中国接触的范围也很有限等原因,当时的西医学在我国影响不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古老文明历史的封建帝国,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医学上,中医源远流长,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加之当时的统治者闭关自守,片面排斥西方医学,以致在鸦片战争前的200多年里,西医流传不开,未能在我国发生明显的影响。

西医学大规模传入我国,是在19世纪中叶,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这时的西医学本身已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它已成为奠基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其特点之一是以科学实验和分析为主。

这时(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的西人主要有商人、外交官、军人和传教士。从本质上来讲,他们都是为了征服中国,只不过采取的手段不同罢了。对于传教士而言,是要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文化,征服中国社会,使中国人皈依上帝,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和灵魂。他们无法理解在中国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竟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完全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于是,他们近乎狂热地投入到“拯救灵魂”的工作。

光有热情和毅力是不够的,最初纯粹的想通过传播宗教来改变中国的做法处处碰壁。而这时的中国以传统武器和观念对抗西方的入侵也连连失败,也正在苦思良策。看来必要的方式和手段是需要采取的,出于不同的需要,双方都把注意力投向西学,中国人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西人想以西学作为诱饵,于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空间里,理智克服了情感,本来相异的科学和宗教,使中西在其中找到了可以合作和交流的共同点。

西医作为最初的传教手段之一,因其相对于古老的中医显得见效快等原因,经历了一段观察和体会而使人们相信了它的科学性。西医最初传入时期,国人是抱着抵制的心态的。其实任何新鲜的事物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一开始大都怀着戒心,用惊奇的眼光远远地观察着。慢慢的,当发现没有什么危险之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便逐渐地靠近,伸手轻轻试探、触摸、把玩不停,最后开始喜欢、欲罢不能。

我国西医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在最初的抵制过程中,传教士通过免费等手段,首先在贫民中打开缺口,逐渐消除人们的戒心。手术的神奇和西药的速效,相对于古老而见效缓慢的中医,人们的心理防线逐渐消退,并且开始向西医靠拢。历史证实,人心的向背往往会成为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于是,西医在我国的发展便水到渠成,并且后来居上,后来的势头和规模都超过了传统的中医。(当然,这其中的原因除了西医固有的优势外,国民政府对中医的人为扼杀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其明显的医疗效果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很快就在中国站住了脚。面对中国广大的需求,同时从事传教与医疗工作的传教士医生不但很快把两种角色的职能分离,而且把培养中国医生,让西医科学更快地传播当成己任。

对于二十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几种确实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一、种牛痘以预防天花;二、奎宁治疗疟疾;三、洋地黄纠正心力衰竭;四、止疼剂和麻醉剂;五、还有一类药物值得提一下——即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发明的阿斯匹林。此药的发现标志着“西医”要向现代医学转化,所以早期人们的常识中阿斯匹林似乎是西医的代表。

西医这时在临床方面最主要的阵地是外科以及与外科相关的眼科、妇产科等。那些精明的传教医生看准了中医在这方面的弱点而充分发挥其长处。如老年性白内障手术最有立竿见影之效果,体表良性肿瘤的切除、断肢术、外伤的止血和清创缝合、膀胱结石(外人最先设医院的广州地区恰是此病高发区)是外医最先选择的手术。稍后,随着麻醉和无菌技术的逐步改进,西方医学在外科、眼科、妇产科、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优越性便日益突出了。二十世纪初来华的外国医生仍常利用他们在眼科、外科(战伤外科尤为中医所短)等方面之特长,通过白内障摘除、兔辱修复、枪弹取出等手术打开地盘。

(二)西医教育的最初形态及其标志

1、西医教育的最初形态——师授徒

在1900年以前,我国西医人才的培养与教会医院有密切联系,教会医院为医疗上的需要,兼收中国学徒。一般收一、两名学徒,教以浅近的医学知识,其目的不过是训练敷裹的护理人员或传教师。这种学徒式的训练方法成效不高,很难算得上是正规的医学教育,而且培养出来的人不能满足当时医疗上的需要,能够培养出象关韬这样出类拔萃的医生的毕竟是极为罕见的,但毕竟还是培养了一些中国的西医人才。

(1)第一位来华医生皮尔逊的贡献
第一位来华医生据史料记载是英国的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 皮尔逊医师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医官,皮尔逊在1805年,在广州引入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种痘法,这是西方医学技术第一次输入中国。

皮尔逊写过一篇《种痘之理论与技术》的文章,当时由其徒弟南海丘浩川(因为头部很长,还得了一个“长首医生”的雅号)将其关于种痘方面的文献辑成一书,翻译成汉语名为《引痘略》,在1817年刊印发行,此后,种痘术便在社会上广受欢迎。但由于求诊者越来越多,仅靠皮尔逊公司的几个同事的义务协助,远远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在1806年招募了多名中国员工,皮尔逊亲自传授技术。而丘本人也是皮尔逊的得力助手之一,并且对于种痘术的推广,居功甚伟,同时也首开西医师带徒的先河。

皮尔逊兢兢业业,督促自己的生徒们工作,在其在华的27年间,从未间断过。所以,在其离华前,看到自己带来的这一技术在广州几乎普及,而且还远播他省,最远还到了北京,他感到非常欣慰。

对于皮尔逊的功绩,他的同行们对他的评价甚是中肯,嘉约翰医师说:“我医界中厥功之伟有能如雅纳尔之不辞劳瘁,以行善济世为职业者,其唯皮尔逊乎。其名将载诸简册而永垂不朽,宜哉!”汤姆森医师于1932年的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曾撰一文,题为:《来华行医之第一恩人》,以贻皮医师,谁曰不宜。

(2)关韬的习西医经历

和皮尔逊所带生徒的学习内容不同,关韬是中国近代学习西医全科的第一人,但学习形式依然是“师授徒”的形式。

关韬还是第一位西式军医。他出身于广东十三行商业画家世家,他的叔父关乔昌和关联昌是著名的广东商业画家,和来自欧美的外国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在关乔昌的指引下,关韬自愿跟随基督教(新教)第一位医药传教士伯驾学习西医。

关韬聪颖好学,在伯驾的指导下,能独立施行常见的眼病手术、腹腔穿刺抽液、拔牙、治疗骨折及脱臼等。他品学兼优,深为伯驾器重,伯驾休假回国,他代为主持眼科医局。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到福建清军服务,赏五品顶戴军衔,是中国第一位西式军医。战争结束后回广州挂牌行医,他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很受中国人和外国侨民的欢迎。1866年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在广州仁济大街的新院落成后,特请伯驾的传人、中国医生关韬出任医院助理,医院引以为荣。

同治十三年(1874年)关韬英年早逝,对于中国西医界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关韬在关乔昌的指引下,自愿随伯驾学医,开中国人师从外国人学习全科西医的先河。他是积极的实践者,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才智使西医逐步为中国人所接受,促进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第一代西医生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2、中国第一个正规西医毕业生——黄宽

黄宽,1829年出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东岸乡。1841年黄宽12岁时,赴澳门就读于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马礼逊学堂系澳门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

马礼逊学堂第一批招收6名男生,有黄胜、李刚、周文、唐杰、黄宽、容闳。这是西方向中国传播西学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所洋学堂。1841年11月1日马礼逊学堂迁到香港继续办学,黄宽、容闳等随学校迁来香港就学。黄宽等在马礼逊学堂前后读了6年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846年,容闳、黄胜和黄宽一起去美。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

黄宽在孟松学校毕业后,于1850年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第一个留英医学生。黄宽在该校学习5年,1855年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三(一说第五名),获金牌等奖状及医学士学位。毕业后留英在医院实习2年,并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获博士学位。黄宽在英前后学习7年,1857年返回香港,服务于香港伦敦会医院。1858年赴广州,接办合信(B.Hobson)在沙基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院。黄宽对该院大力整顿,使该院业务蒸蒸日上。据1859年报告,该院有病床80张,住院病人430人,门诊病人达26030人。黄宽亲授生徒4人,以协助其医务。从1862年起又参加了该院培养中国医学生的教学工作。1866年博济医院创设南华医学校,黄宽被聘到该校任教,与嘉约翰共同负责教学工作,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教师。

1862年,黄宽一度应李鸿章聘至幕府担任医官,不到半年,因对仕宦生活不感兴趣,即行辞职。同年返回广州继续在自设诊所内行医。1863年海关医务处成立,聘医官17人,其中16人系外籍医师,唯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为国人黄宽所任事,这足以反映黄宽在当时西医界的地位。

黄宽在医务方面也多有建树。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华,黄宽任代理博济医院院长。任代理院长期间,他所施行的手术次数,较过去任何一年的同期都多。就医校招收的学生人数来说,也较过去为多。1867年博济医院首次进行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由此可以看出,黄宽在当时博济医院内教学、诊务方面所占的重要地位。1875年黄宽又兼任西南施医局主任。黄宽尤其擅长外科,1860年黄宽曾施行胚胎截开术一例,这是国内施行这种手术的第一例。容闳称黄宽是当时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优秀外科医师。

黄宽终身忙于诊务与教学,著述不多。1878年10月12日,黄宽患项疽,因突然发作而辞世,享年49岁。

最初的“师授徒”的西医教育模式到了黄宽这里发生了质的改变:黄接受的是正规的西医教育,成绩斐然,并且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医院管理及医学教育理念带回中国,应用到医院的日常运作及教学工作中。在解除民众疾苦的同时,积极培养西医人才,虽然学生人数不多,但开观念之先,为正规西医教育的出现做了人才及管理方法上的准备。


(三)西医教育正规化的先决条件

1、政策上的支持——清末医学教育的改革举措

清末,一些有识之士便已提出西医教育,郑观应在他的《考试》篇中,批判了传统科举考试之后,主张改革考试制度,提出应“挂牌招考西学”,并且于“三试内外医科配药”。

张之洞提倡洋务,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对西医的认识也局限于兵事武备。他在《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中说:“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张提倡西学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御外辱,而战争中多是外伤,中医便显得力不从心,而西医在治疗外伤方面的奇效便显现出来。张看到这一点,意识到西医对于战争的重要,于是提出上述观点,并付诸实施。张之洞的这一见识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军医思想的发端。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4月23日,德宗决心下定国事的上谕,创办京师大学堂,在专门学中设立卫生学(包括医学),7月,谕管学大臣孙家鼐,认为“医学一门,所关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求考中西医理,令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在孙氏筹办京师大学堂疏中,分为十科,第十科为医学科,但未实行。

在学制改革中也有关于医学教育的具体规定:《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在1902年8月15日颁布,其中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五节:于高等学堂之外,得附设农、工、商、医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俾中学卒业者亦得入之。但此章程未及实施,便于次年(1903年)废止。1903年6月27日,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颁布)第四节将大学堂分为八科,第四科为医科大学。分两门,一为医学,30门;一为药学,17门。医本科修业年限为三到四年,预科三年。

这一系列的规定,为此后各地开始设立医学堂、聘外国医生为师、引进西方医学教育等方面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和支持,客观上促进了西医教育的发展。

2、学术研究的出现——西医团体

(1)中国博医会与西医学术团体的发展

早期西医教育的发展是与各类医学学术团体及学术期刊的发展分不开的。据可查资料,中国博医会是我国最早的西医学术团体,1886年,教会医生的联合组织——中国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在上海成立。1887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中国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是当时中国博医学会的刊物,主编为J. G. Kerr。其初始目的是为教会医院之间交流信息,总结工作经验,撰稿人都是教会医院的外籍教会医生。此刊1907年在中华医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改名为Chinese Medical Journal。

这个时期有很多教会医生来华,将西医广泛传入我国。当时,我国面临着各种烈性传染病的威胁,例如霍乱、鼠疫、天花等,如果有简单的预防措施,不少人的生命是可以挽救的。博医会报着重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刊登的内容大多数是有关麻风病、鼠疫、霍乱、痢疾等传染病的报道,贡献巨大。当时我国还没有正式的医学院校或护士学校,没有西医文献,也没有预防医学工作。由于受过现代医学科学训练的中国医生逐渐增加,此杂志的作者中,中国的西医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从1916年至1921年,此刊开辟日 本医学文献介绍栏,起到中日医学信息交流的作用。1932年1月博医会报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部分合并,正式改名为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Chinese Medical Journal),并单独出版发行。

博医会报从一个教会医生交流经验的刊物逐渐发展为有相当水平的医学学术期刊,为中外医生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园地,医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同时,学术研究气氛的浓厚也对医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这之后成立的医学团体还有由沈敦和等人在1904年创办的中国红十字会、1909年成立的中华护士会等。

3、教材的准备——西医书籍的编译

(1)早期西医书籍的翻译

如果说最早的西医文献,一般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Matthieu,1552~1610)开始。而成册最早译著西医著作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Terrenz,1576~1630),1621年来华译《人身说概》。估测该书成于1621~1630年。《人身说概》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但实际所起的作用及影响并不大。

西医译著在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的,首推英国皮尔逊著的《种痘奇法》,该书著于1805年,1815年由斯当顿(Staunton)译成中文,皮尔逊的学生丘浩川于1817编译成《引痘略》,风行一时。因此,也有人认为皮尔逊的《引痘略》应该是西医文献在中国流传的起点。而西方医学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应自合信的中文著作出现开始。

合信(1816——1873 Benjamin Hobson)英国人,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1816年生于诺桑普敦的韦尔弗德,毕业于伦敦大学医学院,1839年受伦敦会派遣来中国。他是以传教医师身份来华,抱有善意,致力于治疗和著述的少数的几个人之一。

合信翻译成中文的医学著作有:
《全体新论》(An Outline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咸丰元年(1851年)
《西医略论》(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咸丰七年(1857年)
《内科新说》(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同上
《博物新编》(Medical Vocabulary) (约1859年)
《妇婴新说》(Treatise on Midwifery and Disease of Children)咸丰八年(1858年)

继合信之后,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西医药书籍的翻译当推广方言馆,同治九年(1870年)开始招生,后改名兵工中学堂,下设翻译馆。译著西医书最多的一个是傅兰雅(多与赵元益合作),傅兰雅翻译的西医书籍主要有:《儒门医学》(1876年,4卷,赵元益笔述);《西药大成》(1879年,10卷,赵元益笔述);《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79年,1卷);《英国洗冤录》(1888年,2卷);《孩童卫生论》(1893年,1卷);《初学卫生论》(1卷)等。另一人为嘉约翰。他两人的译著约占这时西医书的一半,傅兰雅重卫生学,嘉约翰则专重临床外科。

(2)丁福保对西医书籍翻译的贡献

自1890年代以后,在已传入的西医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渐觉所学知识的陈旧浅显,于是才有清末大规模从日 本转口引进西医学说之举。丁福保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丁福保(1874-1952年)江苏无锡人,生于书香世家。26岁时因用功过度患病,于是潜心医学,复从翻译馆赵元益习医学,对中西医之生理、解剖、药物、卫生皆有所致力,故具备了中西医两方面的基础。丁福保自学习日文后,即开始阅读并翻译日 本医学书籍。丁福保的弟子陈邦贤记述此事:“中国自西洋医学传入以后,一般学医者渐知趋重于新理新法的一途;惜译本很少,仅有合信氏、傅兰雅、赵静涵等译述的二十余种;非浅显,即陈旧;编译医书,已有迫切需要的趋势。吾师丁福保先生有鉴于此,因念日 本与我国同种,自古东洋诸国,如朝鲜、日 本等向奉汉医为圭臬,特以革新较早,进步较快,所以明治维新以后,医学为之一变,现已有登峰造极之势;我国要改良医学,设假道于日 本,当较欧美为便利。”

丁福保自1908年至1933年共翻译日 本医学书籍68种,名为《丁氏医学丛书》,丁氏译书篇幅简短,行文流畅,虽不合医学校之用,但颇受中医及一般普通社会所欢迎。译书内容涉及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诊断学、内科、传染病、精神病、皮肤病、妇科、药物学、细菌学、乃至西洋医学史等门类。“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超过了他以前的译著者,从而比较全面地将西方医学介绍给中国。”并且丁福保的译书在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上获最优等奖,在万国卫生会及罗马卫生赛会上都获最优等奖,内务部给予奖励,这在当时我国医学界是从未有过的创举。

丁福保对西医书籍的翻译,迅速及时地输入境外新的医学知识和成果,对于其所在的上海成为西医学传入的重要基地,推动上海乃至全国的西医教育及西医学的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翻译西医著作的工作中的华人学者除了丘浩川、丁福保等人外,还有方以智、尹端模等。

(3)中国早期西医书籍的编译总结

中国早期西医书籍的编译,多属于个人行动,译出来的书往往偏重于某某科目,对于整个医学的发展没有平均的把握,而且翻译所用的名词,极不统一,在印刷与装订上更是五花八门。为此中国博医会在1890年成立名词委员会,在1905年又成立一编译委员会。医学名词审查在统一西医名词中文译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得西医书籍的出版及医学名词的使用逐渐正规化,使得西医书籍具有了正规教育中教材的特点与功能。为正规西医教育的出现及广泛开展作了充分的准备,对我国西医教育事业的贡献是极大的。
晚清西医书籍的编译的参与人数在逐渐增多,医学文献的种类也在增加,译著质量较最初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都是不小的成绩,早期学者的贡献不应该被忽视。


(四)正规西医教育的出现及其发展

1、正规西医教育出现的标志——第一所西医学校

在华的各派教会逐渐认识到联合的重要性,于是相继成立了几个质量较高的医疗中心,以医院为基础的生徒培训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许多医院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开办了医学校。有感于医生的严重缺乏,1866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内设立“博济医校” (又称博济医学校),成为中国最早的西医教会医科学校,目标是培养中国自己的西医人才。1879年,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医学校从博济医院中分离出来,正式更名为“南华医学校”(The Canton Medical College)专门从事医学教学工作,学制为四年,延用粤语教学。当时,黄宽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教习;嘉约翰执教药物化学;关韬教临床各科。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华。

该校开始只招男生,1879年招收了中国第一位医科女生入校学习。它虽比1874年创建的英国女子医学院迟5年,比1850年美国创建的女子医学院晚29年,但招收女生在当时的中国,被认为是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由该校培养出相当数量的中国西医奠基人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即为该校招收的学生。孙中山先生曾于1886年在此学医和从事革命活动,入学次年,由于孟森(Patrick Manson,1844-1922)在香港创办“香港西医书院”(Hongkong Medical School,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学制五年,完全用英语教学),孙中山于是在1887年离开博济,去香港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1892年毕业。孙中山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从香港领取医师执照的第一个中国人。该校学生中,还有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广仁

在中国,博济医学校最早开创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工作。这所医校培养出了大批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多在华南地区活动,直接从事医疗事业或者是进入其他医学校担任老师,对该地区的西医传播有很大的影响。1904年南华医学校改名为华南医学院,1936年,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为现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

2、正规西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1) 国人自办西医学校

我国仿照西洋自办的医学堂,最初是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北京同文馆所设的科学系,其中有对医学科学的研究,聘杜琼(Dudgeon)为内科学教授,这是国人自办西医教育、学习西方医学的开端。

中国官方注意到西方医学的长处并开办医院及西医教育起始于洋务派。清朝政府的官员,直到19世纪后期才逐渐认识到西方医学外科的优点,开始把它应用于军事医学,相继创办了几所中西合璧的医学校。众所周知,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他信奉西医,对于西医的推广乃至西医在晚清社会所起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8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医学馆,学制四年,用英语教学,专为海军服务。1893年医学馆新校舍在天津大沽路落成,改名为“北洋医学堂”(Peiyang Medical College),林联辉被任命为北洋医学堂首任校长兼李鸿章私人医生。1915年,北洋医学堂改属海军部管辖,并改名为“海军医学堂”(Navy Medical College),1928年停办。1902年北洋大臣、北洋督练公所督办袁世凯在天津开办北洋军医学堂,专为陆军服务。

以上医学校,虽属国家经营,但是并非为新医学而办医学,而是为了练新军而办的军医。因此,谈中国医学教育史,不可抹杀军医。直到1903年,清朝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设立了医学实业馆,才使中国的医学教育从军事医学狭小的范围中走出来。医学实业馆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5月11日开馆,有教员4人,计中医内科教习1人,中医外科教习1人,西医教习2人。讲授中西医学,并诊治病人。医学馆虽然只办了4年多就停办了,但为中华民国建立后创办真正为医学而办的医学校——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创办)提供了条件。

(2) 外国办医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与国人自办西医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不同,在博济医校成立到民国建立之间的几十年里,外国教会、政府、民间团体纷纷在我国建立医院、医学院校,培养学生,并且数目颇为可观。

1887年统计有38个中国学生在教会医院里受训练。广州教会医院自1828年开办起至1894年共计训练出100名医学生,分布在广东。1897年估计,当时中国共计有598名西医毕业生,在校者194人。1902年报告共有102名医学传教士在华。1905年报告当时在华传教士3445人,其中行医者301人(男207人,女94人),教会医院166个,诊所214个。由此分析,我们对民国前西医在中国医疗卫生事务中会有多大作用,便可得出结论了。而在1915年报告,中国当时共有23个医学教会学校。

据手头掌握的资料进行不完全统计,到民国成立(1912年)前,国内基本达到高等教育水平的主要的西医院校有12所。见表一:民国成立前西医院校统计

从表中信息可以读出:这些院校分布非常广泛,分布城市有9个;办学形式也比较多元,有国立、省立、教会、私立及国外政府团体等形式。对于这些院校的具体办学特点,本文还要在第二章分类型具体论述、比较。

3、民国前西医教育的成绩与不足

民国前这一段时间,西医教育发展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有:

(1)西医教育完成了从“师授徒”到正规学校教育形式上的转化
西医来华初期,教会医院以招收生徒的方式培训,都是一种水平较低的不正规的医学教育,但各地教会医学堂和教会医院所招收生徒的人数也在逐年增长。随着民众对西医的逐渐信赖,需求也不断增长,正规西医院校的出现成了必然。以博济医校为开端,到民国前,西医院校的数量不断扩大。

表一:民国成立前西医院校统计

学校名称  所在城市  成立年份  隶属  入学资格  修业年限
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太原  光绪八年  私立  高级中学  五
齐鲁大学医学院  济南  宣统元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江西医药专科学校  南昌  光绪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同济大学医学院(吴淞)  上海  光绪三十四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上海  光绪三十二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震旦大学医学院  上海  光绪二十九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陆军军医学校  南京  光绪二十七年  国立  高级中学  五
南通大学医学院  南通  宣统三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协和医学院  北平  光绪三十二年
民国四年改  美国  大学三年  五
光华医学院  广州  宣统元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夏葛医学院  广州  光绪二十五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辽宁医科专门医学校  沈阳  宣统二年  教会  高级中学  七

(2)正规医学教育的标志特征已经出现

其一是以合信、傅兰雅、丁福保等个人翻译西方医学书籍为起始,接着便出现了广方言馆等官方机构系统地翻译西方医著,对西方医学著作大量而准确的翻译是西医教育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其二是以博医会、中华护士会等为代表的带有学术研究功能的医学团体的纷纷成立,它们以学术研讨会,创办会刊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学术进步的同时,也促进了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

其三是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西医的有效性,并有意识地为发展西医教育提供方便,逐渐完善一系列相关政策,给西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西医、西医教育系统的传入及西医书籍的翻译将比较先进的医学理论、医疗技能以及医学教育思想和方法引入我国,打破了封建王朝的闭锁局面。同时,对学生外语及医技的强调,也为我国以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医学教育培养了后备力量,这对我国的医学科学和近代医学教育体制的确定,具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3)一些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西医院校相继成立

正规西医教育出现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医学院校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校——博济医校的建立,随后是以教会办学为主体的各种办学形式的医校相继出现。并且日后在民国西医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院校也相继成立:齐鲁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吴淞)、震旦大学医学院、协和医学院、南通大学医学院等。甚至被认为是第一所正规西医高等教育的院校——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也于民国前创建。

(4)国人自主办学意识开始觉醒

从最初的在传教士手下充当学徒,学习一些粗浅的医疗知识,到后来的以黄宽为代表的出国系统学习先进医学理论、技术,并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医学教育管理理念带回到国内,运用到医学院校的创办和管理中。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清政府中也开始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医学教育的发展,这一切都显示出国人自主办学意识觉醒,为民国时国人完全自办西医教育打下了基础。

从客观上讲,外国政府、团体、传教士和教会医院在把西医引进中国和培训医务人员上功不可没,我们在评价西医来华一事是必须承认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教会及外人所办的医学校虽然设立在中国土地上,但它们不必向当局备案,无视中国主权。中国有关的领导部门,不得过问学校的行政和教学,人们因此称呼这种学校是设在中国领土上享有治外法权和其他各种特权的“外国文化租界”。因此,当时我国的医学教育大权,实际掌握在帝国主义者和外人手中。此时,这些学校还都照搬外国的体制,中国学生虽然接受了正规的医学教育,但医学教育还没有纳入我国正式的教育系统。

另外,外人办学目的显然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落后,而想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其中有一些人还有另一些目的:用中国人的钱训练出中国的“西医”,企图以此来控制我国的医疗事业;抱着人道主义或宗教信仰的原因来到中国行医;还有一些甚至是利用教会医院进行新疗法、新药或他种试验,医疗事故也屡有出现。这一点,我们从传教士俾德尔(Beadle)话中可略见一斑:“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教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他称赞伯驾(Peter Parker)说:“泰西大炮不能举起中国门户的横示,而伯架医师的外科小刀即打开其门。”这可以看作他们别有用心的最好自白。


关于学制改革

两次学制改革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中国近代学制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中国近代三部学制的出现,既是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到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同时又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近代的西医教育,客观上讲,需要制定学制、统一课程,但由于中国西医教育自身的特点:民国初期几乎都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把持、操纵,各自为政,中国官方的学制规定很难对其发生影响。第一次学制改革(1902年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及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中关于医学教育的规定很简单,虽然这个学制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它毕竟标志着我国对医学教育有了正式的制度规定。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两次学制改革:

1、1912-1913学制中有关医学教育的规定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由于清末的“癸卯学制”虽经多次补充修订仍不断有批评意见,此时加之政体变更,彻底改订清末学制已成必然。学制草案几经讨论,后来,在参照日 本学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经验,最终于9月初,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民国学制系统的结构框架,即壬子学制(当年为阴历壬子年)。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一些法令规程,这些法令法规使壬子学制得以充实和具体化,有些与壬子学制略有出入,但无碍壬子学制的结构框架,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又称1912-1913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在高等教育阶段不分级,设立大学。大学实际分为预科、本科、大学院三个层次。其中预科三年;本科3-4年,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本科之后设大学院,不定年限。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学位制度。另外,在主系列之外的各类学校中,还设有与大学平行的专门学校,包括医学、药学。医学51门,药学52门。后又颁布了专门学校规程,医学48门,药学31门。这个学制一直执行到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壬戌学制》为止。

1915年9月,北洋当局又公布高等文官考试命令,凡在国外高等学校修习各项专门学科3年以上毕业并获得文凭者,皆可参加考试。考试分为一、二、三、四等。报考医科的第二试为基础医学,第三试为临床医学。报考药科的第二试为物理、化学、调剂学、生药学、制药学等科目,第三试为各科实际操作。可见民国初年已制定医学考试规程。

2、1922新学制中有关医学教育的规定

“壬戌学制”又称“1922学制”或“新学制”,此学制把大学分为四个层次:①大学:可设单科或多科,取消大学预科,学制4-6年,医科规定至少5年。②专科学校:学制3年,如超过3年,与大学待遇同。③大学、专科学校:可设立专修科,年限不定。④大学院:招收大学学院本科毕业生,年限不定。
1926年,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两年的预科。将原定五年的医学课程改为六年。医科一年级,兼授各种预备科目,使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入医学正科。新制颁布后,许多学校开始采用,以便直接接收高中毕业生而增加学生人数。但也有极少数医学院坚守其造就程度高深医师的主张,仍沿用预科。

3、两次学制改革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学制改革虽然规定了修业年限和课程,但执行情况如何呢? 1930年的医学教育委员会决议:医学院为高中毕业后6年;医学专科学校为高中毕业后学习4年。以当时在上海的医学院校为例,其修业年限各不相同,五年者为上海女子医学院(1924年成立)、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六年者为震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但六年制的都包括先修科的课程在内。

再看下表:表二:1933年度我国医学院校情况调查

这是1933年做的统计,从入学资格上可以看到有四种不同规定;修业年限更是四、五、六、七年各不相同,其中北平协和医学院其实是八年制,一直到现在都没变过,这是医学界公认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两次学制改革对我国的医学教育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范围还不是十分理想。
影响不大的原因可能有:其一是一些医学院校的主权还掌控在外国人手里,他们可以无视我们的规定;二 新学制不符合中国国情,西医教育毕竟在中国发展历史不长,学制的制定者对于我国西医的现状了解不深,一刀切的做法不符合国情。

虽然影响范围有限,但就两次学制改革及新学制的颁布、实行,对医学教育规定了修业年限与必修科目来讲,表明从此以后,我国的医学教育开始纳入正式的教育系统,这也是我国医学教育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表二:1933年度我国医学院校情况调查

省份  学校名称  成立年份  隶属  入学资格  修业年限
山西  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光绪八年  私立  高级中学  五
山东   山东医学专科学校  民国二十一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齐鲁大学医学院  宣统元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四川  华西协和大学  民国三年  教会  高级中学  七
江西  江西医药专科学校  光绪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江苏   国立上海医学院  民国十六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上海女子医学院  民国十三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同德医学院  民国十七年  私立  高级中学  五
同济大学医学院(吴淞)  光绪三十四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东南医学院  民国十五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光绪三十二年  教会  大学二年  五
震旦大学医学院  光绪二十九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陆军军医学校  光绪二十七年  国立  高级中学  五
南通大学医学院  宣统三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河北   北平大学医学院  民国元年  国立  高级中学  六
协和医学院  光绪三十二年
民国四年改  美国  大学三年  五
河北医学院  民国二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六
河南  河南大学医学院  民国十七年  省立  高级中学  六
浙江  浙江医药专科学校  民国元年  省立  高级中学  五
湖南  湘雅医学院  民国三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云南  云南军医学校  民国二十年  省立  高级中学  四
广东   中山大学医学院  民国十五年  国立  高级中学  五
光华医学院  宣统元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六
夏葛医学院  光绪二十五年  教会  高级中学  六
香港  香港大学  光绪十三年
民国元年改  英国  英高中学  五
满州   哈尔滨医学校  民国十四年  私立  高级中学  四
满州医科大学  民国十年  日 本  大学二年  四
辽宁医科专门医学校  宣统二年  教会  高级中学  七

但是,中国近代学制酝酿、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传统教育制度与西方教育制度冲突交融的历史,西医教育制度在我国从无到有,逐渐溶入世界医学教育发展的潮流之中。这一事件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启示,如摆脱自我封闭,走向世界,这是中国西医教育发展的必然之路;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必须与本国教育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逐步发展逐步提高的过程。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我们看到差距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希望。


关于课程标准的厘定与教材建设

1、医学教育的课程标准

自1912年学制制订以来,教育部公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规定了修业年限与必修科目,医学教育的学制及课程设置便确定下来,医学51门,药学52门。后又颁布了专门学校规程,医学48门,药学31门。当时还规定私立大学设置医科者,需开具临床实习用医院之平面图及临床实习用病人之定额,解剖用尸体之数目,呈请教育总长之认可。从此我国才开始将医学列入正式教育系统。

医学专门学校的课程标准在1931年8月由医学教育委员会拟定,和民国元年的医学专门学校课程相似,但实际课程增多了。规定在入学后三年内完成,第四年为临床实习。由于课程极为繁难,三年之内修完,几乎不可能。因此有人建议,我国的医学专修科应参照俄国的医学教育制度,把医学分为若干科(如卫生科、预防治疗科、内科、外科等)。就当时国情(医师缺乏)来讲,经济实效,又不至于造就出庸医。

但自从1931年以后,关于医学院的课程,一直没有统一规定。所以国内各院校间课程极不一致。如同济、中山、国立北平、同德等是按照“德日课程”;而国立上海医学院、北平协和、齐鲁、湘雅、圣约翰、华西等是按照“英美课程”;震旦是按照法国的课程。

虽然教育部与卫生部共同拟定了医学教育的学制及课程标准,实际上,各专科学校好象也没有奉行,李涛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据李涛《民国21年度医学教育》一文中调查,当时医学院中的课程,各校都不一致,有的学科教学时数参差甚大。也就是说,当时虽然定有规程,但各学校仍是各行其是,极不统一。具体情况参看表四:民国二十一年十二医学院校课目教学时数比较表。

表四:民国二十一年十二医学院校课目教学时数比较表

校名 解剖 生理 生物化学 病理学 药理 卫生学 内科 小儿科 妇产科 皮肤花柳科 外科 眼科 耳鼻咽喉科
北平大学医学院 644 38 204 510 221 136 544 102 170 170 442 170 102
上海医学院 578 255 204 544 204 127.5 663 255 255 93.5 629 102 85
中山大学医学院 636 408 102 527 272 102 612 136 187 136 459 136 136
江西医科专校 765 272 204 510 136 68 408 68 204 174 47 102 102
河南大学医学院 816 442 340 374 102 646 136 323 408 714 136 204
上海女子医学院 782 306 476 374 102 663 170 306 102 442 17次 17次
夏葛医学院 1080 252 324 432 360 90 1080 252 674 36 630 81 81
协和医学院 561 218 225 462 176 185 808 187 386 121 572 60 39
齐鲁大学医学院 744 300 204 546 192 126 100 140 96 80 570 100 54
华西协和大学 840 308 246 633 225 75 810 99 246 54 621 45 54
圣约翰医学院 768 288 144 528 224 96 688 33 96 32 512 16 16
湘雅医学院 724 252 160 496 144 46 912 64 144 16 848 64
南通医学院 782 306 255 561 170 170 578 102 288 170 595 119 68

(说明:解剖包含组织及胎生,病理学含细菌学,内科含精神病学。)

从表中数据可以发现:医学院校,在传统的课程设置上,差别并不大,差别主要在于具体课程的课时数上,有些竟然十分悬殊。当然这里相差悬殊有一部分可能是统计方法的误差,各学校对课时的理解不同,比如有的学校会把实验学时也加入课时里。

1935年,教育部颁行“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要求全国各大学医学院及独立医学院或医科一律试行。课目表对于具体课程及学年课目时数的规定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允许地方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通,但变通的部分需预先提交教育部核准才可实行;另外,课目表特别提出应重视预防医学及公共卫生观念,以符合治疗与预防并重的原则;强调国文教学,教学时间至少为一年;第一外国语的教学时间不得少于全部外国语时间的三分之二。

除一些传统的医学课程外,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主要是新的课程不断出现,并列为选修或必修课。比如,鉴于民国初年医学教育市场管理的混乱,有识之士提出单独设立医政学,缘由是医师一般不懂法律,而一旦有医疗纠纷发生,只能听从政府当局的误解,也毫无办法。“以不知法律而被人驳击,不能畅意进行,是以医学、医术之精神全抛之于技艺小生活中,吾之加入是科,鉴于此而早为之计。吾深望吾国政府当局之陶冶人材,及医育规程之规定,宜取斯制。则吾国于世界文明之医学,虽为后进国,而教育之前途其效果当在诸强之上。”同样新加独立设置的课程还有老人病学、光线治疗学、血清治疗学等。

随时代的进步,医学科学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新的理论、新的技术也相应的会出现,出现新的课程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在今天,医学院校里卫生管理、老年病学、放射诊断(X光)等课程的设置几乎成为一种常识。但在民国时期便提出独立设置,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远见的。

2、教科书编审原则的探讨

(1)教科书的编辑原则

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es Committee直译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曾经几经讨论,确定了一套编辑出版教科书的原则。但这是对于所有学科来讲的,具体到医学就有了困难,由于西医是完全的外来品,国人接受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最大的障碍来自翻译,同时精通医学和汉语的专家在西医来华之初几乎是凤毛麟角,大面积翻译西医书籍之难可想而知了。

所以在好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统一编写的教科书,大多数靠自编的讲义。后来,李涛提出了医学教科书的六条标准:①本学科医学专家担任编译;②须以本国实际材料为基础;③须求精详,不繁琐;④须采用统一审定词汇;⑤须有精美插图;⑥须采用通俗语体。当时国内出版的医学教科书有近百种,以博医会发行的最多,其次是同仁会,商务印书馆及私人出版的。多与教科书的标准不符,学生家境富裕的则购买外国医书或国内出版的医书,无钱的则只有抄写讲义了。当时出版教科书,翻译占90%,编著占10%,由于当时我国尚缺乏基础性的研究材料,要求教材内容结合本国实际,尚无可能。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及条件,医学教材建设能达到这一程度,已属不易,主要贡献是在编辑原则上做了探讨,为以后的进一步完善教科书编辑打下了基础。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些对医学教育作出自己努力的先行者表示敬意,并对他们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

3 教科书的审查

教育部与卫生部为了提高医学教育程度,特于1929年会同组织成立了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助产、护士等专业教育委员会,负责制定医学、助产、护士等学校的课程,厘定学制,订立课程标准等。医学教育委员会的职责为:派员视察国内各医学校;拟定医药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统一考试办法;拟定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课程标准;拟定医学院及医学专科学校设备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于教科书的审查。

为此,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编审委员会,负责教科书的审查。并在1937年颁布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编审委员会图书审查及审查致酬办法(26年度5月7日),对教科书的审查过程、注意要点、职责分担等都做了详细规定。教科书的审查过程及编审委员会的工作流程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例,这两门学科一直是西医最重要的两大基本学科,我国的生理学教科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赴欧美和***留学人员的回国以及生理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国人自编的介绍生理学的著作才逐渐出版。1925年林可胜由美国回国,主持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成为该校第一位生理学教授。1926年在他的发起下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至此,生理学才正式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起来。这两门课程的教材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对其审查也格外严格。


关于法律法规的健全

1、医学教育主权的逐渐回收

这一时期是以上海医学院的创立为标志的,它是我国完全独立自主办医学教育的标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政 治形势发生变化,加之国人在教育主权方面的奋争,许多院校逐渐收归国人自办,典型的有在1917年收回的同济。到了1926年以后,更多的学校被收回自办,另外政府也为了满足医疗需要自建了一些院校。前面提及,在医学教育委员会1937年做的调查统计中,全国当时还有公、私立大学医学院及医药牙医专科学校与专修科,共33校。其中国立8校,省立8校,已立案的私立院校有14所,未立案的3所。可以看出,大多数医学院校已经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下,私立院校中有的还是国内实业家办的,比如私立南通医学院等。

收回自办及自己新开办的趋势一直也没有停止,据另一份资料显示:在统计的42所医学院校中,国立已达21所,省立9所,私立12所,较1937年的统计已大为提高。

2、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

随着卫生行政与医学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健全,这期间还有医学教育委员会的成立,相应地在课程标准的设立及教材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比如颁布图书审查办法等。另外,开始实行医师登记制度,颁布医师暂行条例。1929年卫生部开始规定西医称为“医师”(中医称为“医士”)。并于同年1月15日颁布医师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医师需呈领医师证书,始得执行医师业务。其呈请给予医师证书,需具有一系列资格要求。 医师暂行条例的颁布,首先是对医师队伍管理专业化,正规化的表现;其次也可以尽量把不合格的医生和庸医排除在医生队伍之外,为国人的健康负责。

还有人提出颁布保护医师法规,这都反映了医师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是医学发展进步的标志。

当然,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建立奖励制度。因为只有医学科学的发展,医学教育的内容才能不断更新,并向前发展,而医学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激励与奖励的,比如“手术之改良、器械之新案、新药之发明、微生物之发现”等,这些都会为人类“造永久之幸福,国家增莫大光荣”。因此,有人提出当局应当予以奖励,在行政上取奖励主义。

总之,1927年以后这一段时期是我国西医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国人自办的医学教育红火发展,这有许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广大知识分子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除一部分走向革命,其中有一部分企图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从而策励一些知识分子从事科学与教育事业,对医学教育起有积极的影响。

其二,自1927年至1937年间,国民党政权处于相对稳定阶段,社会经济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医疗卫生与医学教育事业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其三,从知识分子与科学发展的情况来看,自从西方医药学传入我国后,经过几十年的消化孕育,中国知识分子的业务素质逐渐成熟,技能也有所长进,因不满外来医学势力对中国医务人员的歧视与压制,促使他们另立门户,自办医学院校。

此一时期的医学教育情况,虽然是大有进步,但也是不容乐观的,从欧洲或日 本的医学统计数据来看,每一千市民当中应有医士一名,反观我国,四万万人民之中,仅有医士一万两千名,医学教育普及的程度如何可想而知了。但和二十年前(1908年)相比,当时(1928年)全国医士不足八百人,达到一万两千多,可见是进步很快了。但用欧美的比例计算,我国现应有的医士数为四十万。我国当时有二十个省,按每省每年培养二千人计算,需十年才能达到四十万。因此,医学教育的继续发展刻不容缓,由于无法速成,所以,有识之士提出应先注重公共卫生及疾病之预防。这些都在以后国人自办的医学院校中有所体现。


关于教会医学教育办学特点总结

就西医教育来讲,在民国期间教会医学一直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抛开其开创之功,最初来中国的目的及宗教课程设置等特点不谈,下面仅对给中国西医教育带来巨大益处和具有启示作用的特点进行总结。

1、精英教育路线

教会医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医界精英,培训一批将来还能在中国的医学院里担负起教学工作的本地医生。当然,这里并非说所有的教会医学院都带来了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就总体情况而言,教会医学教育的水平要高于其它类型的院校。特别是几所重要的教会学校,在民国医学教育界举足轻重,其影响一直到现在:

圣约翰医学院创办早,学制长,重质不重量,故其毕业生成才率高,校友中颜福庆等都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名医。约大医学院存在的56年中,只培养了466名毕业生。

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高质量教育可以由以下三个事实来证明:要纽约州立大学(1934年)董事会的绝对特许证书下,才能由华西协合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和牙学博士学位;全部课程按照美国医学院联合会所规定的美国、加拿大医学院所使用的普通A级标准;学院拥有与美国、欧洲大学同等地位的合格人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因杰出的贡献而获得若干荣誉称号。另外,图书馆的藏书以及期刊的数量和质量也是一所院校教学及科研水平的标志。华西协合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杂志、书籍和超过200余种的期刊,在中国医学图书馆中它排列为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

1914年,华西协合医学院开学不久,牙科学教育在医学院的全部课程之中就确立了自己的位置。1917年成立了牙科学系,到1921年时,该系上升为牙科学院.。华西牙科是我国最早的高水平牙科专业,对我国口腔医学专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任何其他一所大学的一个系或者学院开设牙科之前,现代科学的牙科教育已经在华西协合大学牢固地扎下了它的根基。牙科学吸引了华西协合大学中的最优秀一群学生。由于华大牙科学院处于中国唯一牙科学院的独特地位,其毕业生在中国许多中心城市中供不应求。

湘雅医学院:1913年,湖南育群学会和雅礼布道团(Yale Mission)签定协议,筹建长沙湘雅医学院(Hunan-Yale College of Medicine at Changsha,后改为Hsiang-Ya Medical College)。1916年,首届新生入学,学制五年(不包括预科两年),完全用英语教学。湘雅是继上海圣约翰之后又一所高水平的教会医学院。在当时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说,可见湘雅的实力。

但是据1932年的评估,在中国的教会医学校中,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程度最高。 由此看来,在中国的教会医学院中,华西协合、上海圣约翰、湘雅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是医学教育水平最高的,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各领风骚罢了。时至今日,这几所院校(上海圣约翰现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中国医学教育领域依然处于执牛耳的位置。这都是这些院校一直执行精英教育路线的结果。

2、语言教育逐渐成为卖点

教会医学院最大的教学特色、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志是他们的外语教育(一般都是英语),许多学校因此而远近闻名。教会学校自建校以来,一般都用英语教学,几乎包括了所有课程。偏重英语,仿效照搬英美教育制度,是在华教会大学的普遍倾向。

教会医学院校外语之所以盛行,首先是西医自身特点的需要。教会学校的教学语言问题,一直褒贬不一,学术本无国界,在我国创办的医学校,教授语文,当然是国文最为恰当。但事实是,民国时期的实际情况却不具备用国文的基础。“医学仅为高等教育之一,学生求学,初非仅囿于讲义,必也旁争典籍,集群书,以自动研究为原则。”我们都知道,西医是由西方输入的,而且时间还不长,西医参考书籍几乎没有国人自己箸的。如果只是依靠译本,医学发展的前沿知识是无法及时得到的,许多译本的内容早已过时,“于科学上推陈出新之意义,大相刺谬,”即使勉强采用译本,在市面上能见到的也是凤毛麟角,是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的。“况翻译文字,无非刺取精义,与原文多有出入之处,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奉为准绳,徒多误解。”况且最新出版的杂志,浩如烟海,怎么可能一一翻译过来,如果不能,那么一些新颖学理,又怎么能知道呢?

因此,可以说,只用国文教授,弊端多多。研究医学,不是国文学好了就能取得好的效果的;但提倡新医学,又不得不注意国文的使用。解决之道,当然是两者兼用,国文为主,西文为辅。比如讲义应该用国语,而参考书,“不妨广购西书兼施并用。”

其次,是学生沟通的需要。早期教会学校,也有人曾提倡白话,尝试用官话教学,但因学生大多数来自本地而不得不改用本地语。但后来,学校招收学生逐渐增多,学生来自各地,都有各自的方言,最初很难沟通,逐渐地英语反倒成了学生共同拥有的沟通语言。

再次,是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圣约翰为例:最初的学生与其他教会学校的学生并无二致,均为贫寒的教友子弟。在开设英文部后,圣约翰不久便成了通商口岸商家子弟趋之若骛的洋学堂。这一动向,其实在英文部开设之初学校便已觉察,当时社会上之青年子弟因英语可以帮助经商而“颇愿习此”。于是,教会医学院学生的成分和他们的入学动机发生了变化。

而外语的教学也从最初的完全是因为西医教育的特殊性,而转变为学校用以扩大影响,广招学生的主要卖点。

3、内外结合的管理体制

教会大学的组织和管理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部分。内部指教会大学的内部管理机制。教会大学一般都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具有办学自主权。他集职务、权力、责任于一身,但必须对董事会负责。而外部主要指教会学校管理中的社会力量所起的作用,一般来说包括托管委员会、基金会和校友会。

董事会拥有很高的地位和较大的权限,它处于整个学校管理系统的顶端,是学校最高决策机构和权力机构,可视为是学校的“最高法院”,享有裁决学校事务的全权。因此,董事会有权对全校的总政策、财政、学术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并监督这些政策在全校有效地贯彻实施。
我国高校董事会的建立并非是新鲜事物,民国期间,医学院校设立董事会是很普遍的事情,因为学校大都是外人创办,而外国学校一直有董事会的历史。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改造,高校不再设董事会,而是建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高校领导体制,医学院校都取消了董事会。改革开放以来,董事会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进展重新进入高校。1980年代,“产学合作教育”模式的引入诱发了高校董事会的产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董事会走进了高校领导体制。这也是顺应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应该是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积极参与相结合的体制。董事会成了这种社会与学校双向运行的有效组织模式。

作为外部管理机制中的校友会,教会医学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其中,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会在众多同类社团中独具特色,1999年2月,还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世界各地校友第四届联谊大会。绝大多数校友对母校有一种回报的心愿,特别是一些事业有成、功成名就的校友。校友会为学校捐款用于改善教学条件,使学校办学条件大为改观。各地校友还建立实习基地,开阔了学生视野,提高了就业机会和竞争力。因此,可以说校友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是学校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理想的实现——协和办学特点分析

从现代医学教育概念来讲,美国的医学教育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我们现在称其为美国传统医学教育模式。1893 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建立和1910年弗莱克斯纳(A.Flexner)报告的发表,标志着美国的医学教育从带徒培训向以大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教育制度的转变。在美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对美国医学教育的改革影响最深远的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莫属。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是一所真正大学教育型的医学院。 1893年建立时,它是作为当时美国的一所样板医学院而得到发展的。作为一所示范性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对美国当时执行的医学教育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一改革的成果,后来成为其他医学院校进行教学改革的样板。
1908年,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弗莱克斯纳及医学院教育常设委员合作,经过两年的努力,1910年正式发表了弗氏报告,并成为此后指导美国医学院教育发展的政策性文件。

弗氏报告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美国医学教育的历史;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各州和加拿大各省医学院的状况,并提出改善医学教育的措施。显然,弗氏的报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影响下完成的。

该报告发表后,要求改革医学教育的呼声遍及全国,重视提高教育质量一时成为风气。许多不够条件的学校陆续关闭。美国全国医学校的数目从1907年的160所减至1914年的100所,毕业生的数目从1900年的5700减至1919年的2300。上述各项建议亦为许多医学院校所接受。率先付诸实施的有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和哈佛等医学院校。

当洛克菲勒医学院研究所看了弗氏报告以后,这一研究所所属的总教育委员会做出了资助医学教育改革的决定。北京协和医学院就是美国医学教育的潮流影响下,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等为榜样而创办的

当年洛氏选定在北京创办协和医学院,除了政 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企图在美国以外,摆脱美国高等医学教育中的一些不太合理、不太科学的旧传统,利用他家族的经济实力,创办一所“新时代”、高质量、带实验性的小型高等医学院。

(一)高规格的教育标准

当初创办协和医学院这样一所世界第一流的高质量的医学院,目的并不在于培养善于行医的医生,而是要培养出对中国医学和卫生事业发展有影响的人才。协和不像别的医学院那样鼓励学生毕业后开业行医,它一向鼓励学生献身于教学和科研,做各个学科的业务尖子

1920年4月14日协和医学院董事会正式通过协和医学院的科学宗旨(Scientific Aims)。这一决议是弗莱克斯纳和韦尔希首先提出来的,其内容为:

(1)可与欧美最优的医学校相媲美的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包括:医本科教育;科学研究人员、教师和临床专家的毕业后教育;临床医师的短期进修教育。
(2)提供科学研究的机会,特别是有关远东的特殊问题的研究。
(3)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

在中国办一个第一流的医学院,以培养一流的医学人才——临床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卫生行政专家,为中国的卫生事业和世界医学做出贡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带根本性的方针,也是学校一贯的方针。回顾建校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这一方针在其具体执行过程中基本上得到了贯彻而较少受到干扰。

为了保证如此高的标准的实现,协和医学院在创办之初就提出,学校的宗旨是办“可与欧美最优的医学校相媲美的高水平的医学教育”,并且采用长达八年的学制。直到现在,协和医科大学依然是中国唯一一所设有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的医科大学

从创办一直到1940年代,协和的内部装备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协和有一套科学的行政和业务系统,包括行政体系、后勤体系和教学体系。前两者是为了保证教学体系的顺利运行。协和十分重视保证学生的业务质量,采取筛选、淘汰的方法来选拔学生。

正是有了世界一流的装备,有了一套科学的行政和业务系统,有了一套独到的学生选择和培养办法,才使得协和的教育宗旨得以实现。

(二)极其严格的考核制度

为了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协和历来重质而不重量,每年招收医学生不超过30人(医学生最多的一年为1935年的32人)。即使是这有限的30个左右学生,也很难都按时全部毕业,往往是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考核、竞争后,到毕业时所剩不多。

1、医本科阶段的考核

协和的考试与众不同,考试的目的着重在检查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程度和实际操作的能力,并藉以了解教学效果。一般每一学科授课终了时进行一次考试,考试及格分数至少为75分,每科分数在65-74之间的,给予补考机会,但最终分数无论如何不会超过75分。

考试并不频繁,但范围很广,而且重视实验。学生成绩并不专凭分数,而是由经验丰富的教员把平时的考核成绩加入。教师平时的考察和评估往往占更大的比重。熟悉学生的教师应能对其做出较全面和正确的判断。考试不只注重检查学生记忆的能力,而更着重于其融会贯通和正确思维的能力,临床课的考试尤其如此。对于学生,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优的受到表扬鼓励,差的予以批评或淘汰。

学生入学后功课很紧,又实行淘汰制。特别是在第一和第二学年因学习成绩差,或因健康原因而被淘汰(留级或转学他校)的往往占入学人数的1/4或更多。医学生入学后还有严格的淘汰制度,特别是在第一、二学年,由于学习成绩差或健康等原因而留级或转他校者,往往占入学人数的1/3或更多。学生的录取不仅凭入学考试的分数,还要参考其医预科的学习成绩和推荐情况。学生每一门学科的学习亦不单凭一次大考,而要参考平时经常性的测验和教师对学生学习和工作态度的观察。

关于协和严格的淘汰制,协和毕业生高润泉深有感触,他回忆道:
协和毕业的学生质量高,这与对学生的严格挑选和淘汰有关系。这种挑选和淘汰从医预科时就开始了。我1935年考燕京大学医预科时,报名的有60余人,考上的仅有8人。

凡学习不好的就要被淘汰,不是留级就是退学。有时被淘汰的并不一定是功课不好,老师的印象也极为重要。听说曾有因为老师认为他的仪表举止不适合做医生而被责令退学的。由于这种严明的奖惩,无情的淘汰,同学间竞争十分激烈。

我国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对自己协和的求学经历用了“惊人的淘汰率”来概括,可能他现在想来,最难以忘怀的就是那残酷的淘汰。他回忆:
要想进协和,最好先进燕京大学,在医预科学习三年。1933年我考入燕大医预科,全班共有52名同学。到1936年考协和时,却只有15人被录取。进协和那年,我19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

一进校,压力便扑面而来。能否在协和读下去,关键是一年级。我们上一班,读完一年级后,因学习成绩不合格离校的有四人,留级的有四人。学校的意图是对经过一年学习表明不适合学医者,早一点淘汰,有利于学生及时转入其他专业。按照教学安排,五年级的学生到医院做实习医师;毕业后,部分同学留院做住院医师。其实,就是留院做住院医师,竞争也还在继续,因为还要经过四五年的工作考察,最后只能选拔出一个人任住院总医师。
一年级刚开始,上的是组织学和解剖学,都是形态学科,主要靠死记硬背,对此我毫无兴趣。老师要求对每一块骨头,就连腕骨等人体内较小的骨头都包括在内,不但能辨认,而且仅靠手摸,就能叫出名称,并分出是左是右。我就别出心裁,告诉同学,靠手摸来辨认还算不得本领,我能将骨头向空中一抛,不等骨头落下,就能叫出名称。同学们以为要用这种办法考虑,也都忙于练习掷认。开这种玩笑,不过是为了调剂一下枯燥的学习生活。

2、从住院医师到住院总医师——毕业后继续教育阶段的考核

医本科阶段结束后,才仅仅是从医生涯的开始,要成为合格的协和人,还需要进行更加严格的培训。这就是毕业后的继续教育,协和采用的是住院医师制度。

本校学生毕业后多数志愿留校工作,接受继续教育,提高专业水平。少数人直接到临床前期各科继续深造,进行科学研究,并担任助教工作。多数人则入临床各科,做助理住院医师,积累临床经验,向临床专业发展。由于协和每年毕业生较少,本校毕业生经常不敷分配,因此每年均从国内各兄弟院校毕业生中择优选聘补充(有的先补做实习医生)。上海医学院、湘雅医学院、沈阳医学院、齐鲁医学院等均曾有优秀毕业生受聘来协和医院做助理住院医师或实习医师,做出良好成绩。他们当中多数于一二年后各自回原单位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也有少数留在本校,加入了本校的骨干队伍,继续发展,成为专才。这一制度起到了防止协和本校人才“近亲繁殖”的作用,并加强了与各兄弟院校的联系。

助理住院医师每年聘任,任期一年,第二、三年名额递减,择优留用。未被聘任的可申请转入其他需人的部门(科)或转入国内其他院校或医院。每年从做完二年或三年的助理住院医师中可以有一人升为总住院医师(内、外、妇产科),其他可以为助教。

总住院医师是令人羡慕的职务,因为在其一年(偶为二年)任期内,他是直接在科主任领导下工作,与科主任的关系至为密切,成为科主任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锻炼机会。他要帮助科主任安排全科的教学工作,包括教学巡诊、临床示教和临床病理讨论会等。

这种住院医师制度首先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建立的。它要求青年医师一定住在医院里,每日24小时对其所分配的病人负全部责任。并且立下严格的规定,住院医师要及时完成对病史的记录、各种检查以及对病情的初步处理。住院医师的工作在上级医师(科主任和主治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要保证质量,一丝不苟;在同辈之间竞争竞赛,一年一评定,决定续任、提升或不续任。

住院医师一天的工作由于十分繁忙,为了使身体能承受这么大量的工作,后勤保障是十分重要的。协和在这方面也做的非常充分,住院医师的伙食完全由医院供给,一日三餐及两次茶点(下午4时及晚上10时半),质量很高,可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忙累,大多数人往往是食欲欠佳,甚至“望食兴叹”。住院医师整日忙着工作和钻图书馆,久不见“天日”,因而面色苍白,当时习惯叫“协和脸”。

协和住院医师的聘任是一年一度的,每年总有1/3左右的人被停聘。每批实习医师大约20人左右,经过三至五年的竞争淘汰,最后选出一名总住院医师和一名第一助理住院医师。这种“宝塔尖”制度,至今各国都在采用,虽然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后来,协和基本上延续了这种做法,但或要求不严,或时期不够,因此在训练的效果上有时就不够理想。

3、受益匪浅的内科大巡诊

协和实行内科大巡诊制度。总住院医师先要从各专业组、各病室选出具有某些特点的病例,经主治医师同意,内科主任认可,先行公布。所选的常是较复杂和疑难的,或是罕见的病例,或在诊断和治疗中有不易解决的问题,或有某种新的经验教育值得学习和重视等等。经常参加的有全科的医生,包括各专业组的主任、主治医师、住院和实习医师,进修人员和高年级学生;病例选定公布后,负责的助理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就要积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大巡诊开始时。首先由实习医师报告病例,要求完整而扼要,不遗漏重要资料,又要避免琐碎。继之由主治医师发言,然后是大家提问并进行讨论。任何人都可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进行争辩,百家争鸣,气氛既严肃又热烈。有时各持己见,难以统一。最后,通常由科主任综合众人意见,表明自己的见解,作总结性的发言并指示下一步的诊治措施。一时未能解答的问题,往往可以进一步地观察、检查,或从外科手术中的发现得到解决。如病人不幸死亡,则可能从尸体检查中得到答案。新的资料,都可在以后的大巡诊时向大家作追随报告。

每次大巡诊,常常给每个参加者都留下难忘的印象,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这种制度无疑对不断提高医疗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级医生通过参加大巡诊也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因为各自的发言都可反映各自的学术水平。

内科大巡诊并非协和的独创,在国外一些大学的医学院里也有。协和毕业生邓家栋回忆他1939年在美国时,就曾参加过哈佛、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和斯坦福等大学医院的内科大巡诊。虽然做法和风格不尽相同,但热烈的场面都是差不多的。在我国,有些大医院同样也曾实行过类似的大巡诊,看来这是一个受欢迎的制度。

协和的八年制教育以及其后三四年的住院医师制,为培养高级医务人才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没有扎实的基础,便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达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境界。

(三)强调实验室和临床实践的课程设置与改革

1、建校初期的课程设置特点

建校初期医预科和本科的课程均曾参考当时美国少数最高水平的医学校的计划。三年医预科的必修课程包括:中文,两年共192学时,一半用于作文;英文,规定同上;生物,1 1/2年,共384学时,2/3用于实验室,内容包括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学,胚胎学及遗传学;数学,96学时,重点为数学分析;化学,1 1/2年,内容包括:(1)普通化学,定性和定量分析共416学时,2/3用于实验室。(2)有机化学,128学时,2/3用于实验;物理,两年,共384学时,2/3用于实验室。共有六门课。

学生读完医预科,进入本科之前仍需通过入学考试。本科生的录取,除考试成绩外,还需要参考其在预科时的学习成绩和个人的智力、兴趣和学习态度等的表现。

1926年,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两年的预科。协和已于1925年取消了预科,因为当时中国“各大学之科学教授进步甚速,颇有预备学生能直接考入本校者。”于是,协和根据各校实力,确认了一些学校的学生具有直接考入协和的资格。主要有:广州岭南大学、福州福建协和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南京东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京燕京大学、长沙雅礼大学等。

建校初期,临床前期各课程主要集中于第一、二学年讲授。第二学年的第三学期设病史、物理诊断和常规化验课作为进入临床的准备,内容包括内科病理生理、问诊、物诊(眼底镜、耳镜的运用及放射诊断基础)、动物外科(创伤愈合)等。第三学年为临床各科门诊轮转见习,第四学年为病房轮转见习。第三及第四学年每周有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CPC)和临床示教,另外还有有关医德、医史、法医和医学心理学等专题讲座。

2、连续的几次课程改革——更加注重临床实习

根据学校的教学方针,在建校初期即特别强调实验室和临床实践的重要性,课堂授课时间相对地少,不超过三分之一。这一方针的具体贯彻也是在实践中多次修改,使得课程的设置更加合理,具体表现为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几次课程改革。

1924年进行了第一次改革,目的在于使临床前期各科与临床有较密切的结合。改革后的课程从1924年开始实行。1927年进一步减少了课堂授课的时间,从1925~1926年约为4400学时减至每年约3900学时,目的是使学生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第二和第四学年)。

1928年的更重大的改革关系到临床阶段的学习,即把原在第四学年的病房见习(Clerkship)改在第三学年,而将门诊见习改在第四学年。因此初入临床的学生先在病房见习比在门诊有利得多。门诊病人众多,医师常忙于应付,匆匆检查,观察不易细致,诊断常易错误或不全面。门诊病人常不能按规定时间来复诊追查,不利于了解病情发展和治疗效果的追随观察。由于门诊的这些特点,学生先在门诊见习,虽亦有高级主治医师辅导,仍有可能养成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关于这些问题,当时的内科主任教授狄瑞德(F.R.Dieuaide,课程改革的主持者),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有详尽的论述。根据改革后的课程,临床各科的课堂讲授时间大大减少,主要是结合病例进行教学。

临床前期各科的教学强调实验室的严格训练。学生要按照《实习指导》进行实地操作,严密观察,做到以实践验证理论,加深对理论的认识。

临床采用导师制,因学生人数少,通常可有一个教授或讲师负责带一个学生,因材施教。临床各科的教学主要结合病例进行床边示教、巡诊讨论和“临床病理讨论会”(CPC)等,对各种疾病的诊断治疗的种种问题分析讨论,使学生学习并掌握辩证的临床思维方法,培养其对待病人的正确态度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第三学年课堂授课时间为每天两小时,第四学年为临床示教,每天一小时。

第五学年的临床实习采取专科实习的办法。一年的实习不仅给他机会在业务上得到培养提高,同时也给了他业务以外的社会锻炼,如组织纪律性、与同事们的友好合作、对病人和对工作的责任感、独立判断和工作的能力等等。因此一年的实习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其进一步成长和发展打下良好和坚实的基础。

协和特别重视实习,协和做法的关键在于:学生在教员的指导下,对其病人负一部分责任,而同时还有研习和医护的自由。由于工作有意义,学生的地位虽然没有改变,医院也能给学生一定的任务,学生同时受医院规则和学校规则的管束。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从毕业生到住院助医的角色转换了。据考察,协和的实习生之于医院及实习生地位之于学生,其重要性,在欧洲也没有任何同类办法可比。

实习一年后,完成了八年制大学的学习,拿到医学博士的毕业文凭,取得了行医的资格,这是临床医生教育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一年的实习确实为长期从事临床专业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但这仅是初步的,还很不够,还应该接受住院医生训练。住院医师也实行24小时负责制,但具体任务不同。当时协和医院内科有十几名实习医生,但住院医师在编制上人数却很少,只有四名第一年住院医师,两名第二年住院医师,一名第三年住院医师和一名总住院医师。每年3月底以前,院方发出下学年的聘书。没有收到聘书的实习医生在值好最后一小时的班后,改到其他部门或单位工作。少数被聘为内科住院医师的实习医生,在6月30日晚上交完班。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大气,就在同一天晚上,开始在24小时负责的住院医师的道路上,继续奋斗了。

(四)雄厚的师资力量与优越的培养方法

1、专家教授

协和是按美国当时一流医学院的标准建立的,除了设施、管理等方面的一流外,最主要还是体现在协和所拥有可观的一流专家教授的数量上,这也是协和“三宝”之一。校长顾临认为,一些程度较低的医学校成绩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教授人才的缺乏。对于这类学校,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人才、严格的管理,其教育质量总是很难改善的。

建校之初的1917—1921年间,就聘请了各科专家来校任教。哈佛和约翰·霍普金斯两大学的医学是美国著名的医学院,有许多医学专家,如约翰·霍普金斯的病理学家韦尔奇、内科学家奥斯勒、外科学家霍尔斯特德和妇科学家凯利有“四巨人”之称。霍尔斯特德曾推荐他亲手培养的优秀的住院医师泰勒为协和医院首任外科主任教授。

当治疗及诊查疾病时,经常会出现一些疑难问题,这也提供了充足的研究素材。作为医学校的专家教授,在空余时间,利用学校的优良设备,做些研究工作,况且各科专家,汇集一堂,相互切磋,对于医学的发展大为有利。
教授的工作,不仅限于课堂讲演和实验室指导,学生本身自能凭借课本而了解课程的内容及方法。但“审查科学之精神,改革思想之动机,非仅读书所能得,必与毕生努力研究之明师宿儒讨论接触。”所以说,学校造就领袖人才,不在于学校富丽堂皇的建筑,也不在于丰富精良的设备,而在于教授的品学德望

协和的专家教授除了授课和科研外,还参加学校周五晚间的讲座,请名家教授们作报告,这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著名泌尿外科专家施锡恩回忆协和每周五的讲座时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内容不局限于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方面。在这些讲座中,我聆听过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和我国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讲演、诗朗诵,还听过马寅初先生的演说。最有意思的是信奉基督教的协和,也为无神论者提供讲坛,还有过有关宇宙、地球形成,乃至从猿到人的进化发展的报告。所以我认为协和的学术空气也是比较自由的。当初,像协和这样的学院,每逢星期日上午有宗教活动,听牧师传道,但不强求全体师生员工都去参加。有一些神学家讲道,往往有很深的哲理,而不是随意捧出上帝来作愚昧的迷信宣传,往往还有另外一种目的,那就是学、听英语,因为所有的节目都用英语,是个学习的好机会。

正是在一批专家教授的带领下,协和成了我国西医领域许多专业的滥觞之地。妇产科病理学家麦克维教授,来中国之前,他刚刚从欧洲学习完回到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不久。著名的妇产科病理学家施罗德和迈耶都是他的老师。在中国,麦克维带领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妇产科病理学家的林崧一起开展妇产科病理学的工作。这项工作当时不仅在协和是首创,在国内也可以说是首创。

放射学在我国开展较晚。虽然在某些教会医院已较早地应用X线检查病人,但放射学作为一个专业,则是从1919年保罗·霍奇斯教授在协和医学院创建了放射科开始的。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的放射学专业。协和放射科对我国放射学的开拓、奠基和发展,长期起着巨大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像这种协和具有开创之功的专业还有许多,比如公共卫生、泌尿科等等。

2、视野开阔的师资培养制度

协和对师资的培养主要有医师进修制度、国外留学制度、客座教授制度

(1)进修教育是协和的主要任务之一,进修有不同的方式,住院医师制度是临床医生的主要进修制度。

协和从开办时起每年开设一些临床前期及临床各科的专题讲习班和短期进修班。除本校毕业生外,也招收全国各地一些兄弟院校的专业人员来协和做实习医师或助理住院医师,向他们介绍新知识和新技术,给他们以知识更新和专业提高的机会。

协和也招收少数观察员(Observer),一般为期一年。临床前期各科的进修,则通过做进修生、观察员或研究生(Research fellow)的方式参加各科的实验研究工作,时间长短不一,均不授学位。少数进修人员被本校留为正式工作人员或教学人员,多数则回其本单位或其他地方工作。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做出重要贡献,也有不少人成为国内许多兄弟院校、医疗卫生及科研单位的重要骨干或担任领导工作。

(2)年轻教员(临床前期及临床各科,不限于本校毕业生)在校工作三至五年,已有较好的基础之后,常可得到留学国外深造的机会。这是由学校有计划地预先安排的。每年选派的人和名额由教授会议讨论决定。被选人员可得到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较多)及欧洲(英、德、奥等国)进修一年或二年。他们分别到由学校及中华医学基金会代其预先联系好的最高学府,在名师指导下学习和工作,目的是在其已有的专业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新的知识和技术,一般不以多得一个学位为目标。他们返校后成为各自专业的医疗、教学和科研骨干前,可根据各自的条件被提升为讲师或副教授。

(3)协和既有出国留学的“派出去”制度,同时也有客座教授的“请进来”制度。他们开设讲座,把自己的专长和当代世界最新成就介绍给学生和教职工,是学生和教师科学研究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的重要因素。

客座教授是协和编外教授,一般都有着较丰富的教学、科研及临床经验。其全部往返路费及在京的住宿和生活费用由协和提供。客座教授制提高了协和医学院的科研及教学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

(五)充足的教学研究资源与完善的后勤

协和的图书馆和病案室以其丰富的馆藏和完善的管理而闻名,与前面提到的“专家教授”合称协和“三宝”。

1、图书馆(图书资料)

评价一所大学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就是该校的图书馆馆藏资料(包括图书和杂志)的数量和质量。协和医学院图书馆自建校开始,其所藏图书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

图书馆是作为研究的预备,应该为个人的研究提供机会,藏书的丰富与否是其重要指标。藏书的内容还要新,要能反映最新的科学发展信息,足以吸引学生利用。据统计,1924-1934十年中,协和学生总数增加并不见多少,但能利用图书馆的学生数却增加了将近九倍。协和图书馆期刊的数量在民国时是全国第一的,在一本回忆华西协合的书中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该馆(指民国时期的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杂志、书籍和超过200余种的期刊,在中国医学图书馆中它排列为第二位,仅次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的管理采取了即便在当今也不显落伍的管理方式。图书馆采用开架式,因此阅览室和书库结合在一起,阅览室四周均排列书架,图书按分类次序摆在书架上,读者不但可以自行查找,很快拿到自己所需要的书,还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同类书的内容。因此很少有读者在目录柜查卡片,这比闭架式的图书馆要节省许多时间。它的缺点是还书时容易把书放错位置,为防止这点,馆里要求读者把书放回原处或放在阅览桌上,由工作人员按时清理桌面时放回原处。另外,工作人员每周还要检查一次书架,发现放错位置的书随时纠正。

新书采购严格把关,为了能把最新、最前沿、也最权威的医学书籍采购来,图书馆形成了自己的采购方式。购买新书要经过这样几道手续:①各科建议购买的新书,先列单交给馆长,馆长从美国医学会出版的《积累图书索引》中核对价格、出版时间和出版单位;②交图书馆委员会通过;③由图书馆做订书单;④交医学院的庶务科寄至各国代理商店购买。各种图书只买一本,若有新版本才可再买。每本新书都做一张采购片,片上记着书名、作者、版次、出版年代、价格、建议买此书者、代办商、订购日期。新书收到后登记收到日期、实付价格,随书交副馆长分类编组;帐单由馆长签字后交会计科付款;然后由副馆长分类、给主题,交编目人员编目、练习生加工后上架。(所采用的工具书有美国医学会出版的《主题表》、《作者号码表》和《分类法》。)

这种采购法很可惜现在已经很少有学校严格使用了。即便在用,范围也有限,学校也最多找各科教授建议或清单上圈选一下。商品经济的冲击,采购回扣的巨大诱惑,已使部分院校的图书采购、期刊订阅偏离了应有的方向。图书采购、期刊订阅已经成了高校腐 败的温床,盗版书唐而皇之地出现在高校图书馆的书架,昂贵且不实用的进口期刊在刊架上孤芳自赏也不再是希奇的事情。

协和图书馆在发展中历经战火,却幸运地保存下来,学校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门诊病历完好无损。这要归功于一位名叫松桥(Matsuha- shi)的日 本少佐的努力。此人战前曾利用过这座图书馆,深切体会到它在科学上的重要性,对协和图书馆给予了保护。图书馆除了重要的西医课本外,还有在1936-1937年获得的关于传统的中医体系的丰富藏书。这些中国书籍在日 军攻击珍珠港之前已被复制在微型胶片上,至今仍珍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U.S. Library of Congress)内。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学藏书后来被评估价值200万美元。甚至有一份报告称其构成了“该医学院最重要的知识财富”。

2、病案室(病案资料)

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案管理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这不仅因为它有着与这个医院同龄发展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在数十年的发展中,协和病案室创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病案管理方法,为医疗、教学、科学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病案资料,促进了医、教、研工作的开展。

自1921年元月建立协和第一份病案以来,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变革,这个医院至今已积累的病案总数接近200万册,其中包括住院病案46万余册。病案资料的收集和贮存,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协和的许多医务人员,通过复习和分析病案所提供的大量资料,对临宋实践经验不断总结、提高认识,再把提高了的认识上升为理论,用以进一步指导临床实践。在建立病案室的初期,就考虑到病案的科学管理,主要是尽可能达到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病案资料。围绕病案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根据查找病案的各种条件,设计了系统的管理方法,这包括:1、整体制的集中统一管理的病案系统;2、统一编号的管理方法;3、建立病人的姓名索引(按罗马拼音英文字母顺序排列;1958年改为按汉语拼音字母排列),作为按病人姓名查找病案的依据;4、建立病人的入院登记,以掌握其住院情况,同时提供按入院日期查找病案的线索;5、建立出院时间查找病案的线索;6、建立疾病分类索引,根据病案记录病人所患的疾病诊断进行分类编目,(随着医学的发展,近年来分类方法有所变更,从1984年起使用的《国际疾病分类》进行编目),它是医师分析研究病案时,进行检索的主要手段;7、建立手术分类索引,根据患者所施的手术和其他医疗操作进行分类编目,这也是医师检索病案的一个重要方法。

协和病案室自己创建的这一套病案的科学管理方法,为我国近代病案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基本方法在我国不少单位至今仍被广泛沿用。协和的病案管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学的发展,不断改进和完善。如今,协和病案室已经部分地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

1980年,根据协和医院60年来病案分类编目的经验,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疾病分类及手术分类名称》一书,弥补了我国这一领域内的空白。北京协和医院所保存和管理的近百年的病案,包括老协和的病案,仍不失为协和医院的一种宝贵资料,为医疗、教学、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服务。

3、完善的后勤保障

协和为了保证八年制的质量,学生在协和经历近乎残酷的学习竞争的同时,学校也为学生提供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生活、学习环境。据协和毕业生李果珍回忆:

在协和上学,学习负担虽然特别重,可学校给准备的学习条件却很好,衣服自己不用选,由洗衣房洗;房间卫生不用打扫,有工友管;就连被子也用不着叠,早晨起来拔腿就走。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并不过分,主要是为了让学生用全部精力搞学习

协和1932年毕业生、公共卫生专家严镜清回忆当年协和的生活时,这样描述:

记得我第一晚进入文海楼宿舍的卧室与卫生间时,我的印象是远比我在上海中学时的条件好得多,其实相当于当时美国第一流医学院的物质设备水平。我当时即有身处“象牙宝塔”的感觉。至于教学上应用的仪器设备,它的数量和质量也是第一流的。图书馆中图书杂志数量丰富,管理科学化,阅览方便。总之,物质条件优越。

学校为了学生能有健康的身体来面对繁重的学业,在体育锻炼方面也应有尽有。学校有网球及篮球场,冬天有溜冰场,均由师生共用。多数学生平时很少体育活动。在二、三十年代每星期日及假期由学校派车将学生送往郊外风景区活动、游览和休息,以增强学生体质(此事在卢沟桥事变后取消)。宿舍环境安静,宽敞舒适,两人或单人一间。因宿舍离学校和医院很近,学生可在晚饭后回到实验室或图书馆学习。

学生从事脑力劳动,营养当然要跟上。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膳食营养,体弱者免费供给鱼肝油等以补充营养。校医对学生定期进行常规健康检查,有病可得到及时治疗并免费住院

协和学生优越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与当时国内其他公、私立大学的情况相比是独一无二的,为学生安心学习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当然因此也曾受到外界批评,认为可使学生脱离社会现实。



以史鉴今——民国西医高等教育总结与启示

关于民国的西医高等教育,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总结:西医对于中国来讲是完全的舶来品,所以最大的收获当然是西医的开创之功,清末和民初动荡的社会环境为西医来华提供了契机,民国期间,西医教育虽历经坎坷,但毕竟从无到有,从一开始教会医院的零星授徒,到后来几乎遍布全国的各级各类医学院校的出现,从最初的主要由教会办学到后来逐渐收归国有、国家自办医学教育等一系列过程实现了西医教育的本土化,最终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

不管西医最初来华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其最终效果是有目共睹的:通过37年的坚持发展和不断探索,培养的医疗人才在数量上比民国初年有了质的飞跃(虽然在整体的医生与人口的比例上还不容乐观),在范围上也几乎遍及全国(虽然各地区的分配布例还很不均衡)。在培养了大量的医疗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卫生行政、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各级各类人才,为之后西医教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既作了人才上的储备,也积累了丰富的开办医学教育的经验,对中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民国时期培养的医学教育人才现在依然活跃在医学教育第一线的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对民国医学教育的总结更多的应该是在经验、教训方面。下面便对民国时期西医高等教育对现在仍然具有的启示作用作如下总结:

1、多元办学模式的启示

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层无暇过多顾及医学教育,反而给了医学教育以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如果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来形容民国期间的医学教育决不为过。

就民国时期国内医学教育的流派来讲,经过最初的众多流派相争,最后形成了两大主要流派对垒的局面:“德日派”占主导地位的东北地区(俗称关外)和“英美派”天下的关内地区(并非绝对由哪一派统治)。各种院校中,既有单设的专门医科院校,也有附设于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

从办学主体来看,存在着多种办学模式,主要的有四种:首先是最初的由传教士带来的教会医学,在民国期间无论在办学数量还是在办学质量上,教会医学都是首屈一指的,影响也最大;其次,随着国人自主意识的觉醒,政府逐渐收回教育权开始自办西医院校,于是便产生了国内政府办西医高等教育(含国立和省立);另外,除教会办学外,后来国外政府及大财团也加入了竞争,这一类办学特点是经费充足,办学质量高,影响极大,典型代表是北平协和医学院和上海的同济医学院;最后还有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一些实业家创办的医学教育,也成为西医院校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即国内私人办医学院校。

不同的办学主体,其办学思路也不尽相同:教会及外国政府或财团在认清中国的现实的前提下,把目标定在培养医界领袖人物上,走精英教育路线,先为中国培养一批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再利用他们的能力扩大影响。所以,这两种类型的院校一般采取长学制模式(七到八年),招生人数相对较少;相反,其他两种类型的医校虽然也明了中国现实,但考虑自身实力,以及为了满足当时急需医疗人才的现状,大多走与国外办学互补的路线——大众教育路线,学制较短,一般五年左右,培养直接面向民众的医疗人才。它们的学制一般比较短,招生人数较多。

各种办学模式的学校,其办学特点也不尽相同,仅从学术角度讲,流派纷呈,相对自由的竞争环境,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也使得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呈现繁荣兴旺的局面。

1949年以后,在“以苏联为师”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我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使所有的大学都采用了统一的办学模式: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根据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也就是说,就医学院校来讲,都改为单独设立,比如由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等校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由原齐鲁大学药学系、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合并成立华东药学院等。1952年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时,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私立学校全部被接收为公立。比如:南通学院医科改建为公立医学院,定名苏北医学院。

单从形式上讲,整齐划一的办学模式虽然有利于统一规划管理,但也必然导致管理及发展上的僵化,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一点。1978年以后,国门再次打开(和清末民初时的打开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欣喜地看到各种办学模式又开始出现:长学制模式的探讨;民办医学教育的出现;中外合作办学;多数医学院校又开始合并到综合性大学之下……相信这次建立在综合国力强大基础上的医学教育的“百花齐放”会带来医学教育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但也要警惕一些院校不顾自己实际情况的盲目“跟风”现象。

2、对医学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启示

中国西医教育首先在广东、上海等沿海城市出现,然后西医教育从南往北,从沿海向内地,从城市到乡村逐渐发展。

整个民国期间,沿海城市的西医教育发展最快,规模也最大,先进程度也最高。但相对于中国人口总数,西医生数量还远远不够,这是不争的事实。1937年前后的英国每八百人有一医师,美国每一千人有一医师,而中国则每三万人有一医师,且分布非常不均匀,大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比如上海就占22%。大城市也并非都能普及,当时的南京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中国的医师,大多被城市所吸引,宁愿在城市中挣扎生存,也不愿意到乡村去。根据1937年教育部医学教育调查统计,当时全国有公私立大学医学院、独立医学院、医药、牙科学校与专修科总计33所。从地域分布来看,上海、北京、广州居多。

也就是说,在1937年以前的中国,医学教育资源的配置极不平衡,优秀的医学教育资源大都集中于上海、北京、广州以及一些沿海发达地区。***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便意识到保存教育火种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大批院校搬迁到远离战区的地方,重庆、成都和西安成了首选。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学校纷纷迁回原地,但还有一部分院校没有回迁,比如西北医学院就以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回迁,最终落户扎根于西北,后来为西北的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国民政府在战争初期做出了大批医学院校内迁的决策,虽然有所损失,但保持了医学教育的延续性,既为战争提供了一定的医疗服务,又防止了学生的流离失所。接连的战争给医学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也创造了战时医学教育的新篇章:创造了适应战争需要的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取得了院校搬迁与联校办学的宝贵经验,客观上促进了医学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1949年以后,国家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在各省区或新建或搬迁了一些医学院校,一定程度上使医学教育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但是在实际上,即便是到了现在的21世纪,医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失衡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优秀的医学教育资源仍然集中于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依然令人堪忧,虽然许多地方也都设有各级各类医学院校,但医学教育质量亟待提高。

现在虽然条件不同了,但我们可以借鉴民国时期联校办学的思路:学校无法联合,但优秀的教学资源可以联合,优势互补。在边远地区学校之间,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学校之间都可以建立教育资源合作互补机制,互相交流、合作。同样,国内院校和国外高水平院校之间都可以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

3、西医教育模式的建立与启示

民国医学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培养模式:学生的入学考试以及在学期间的一系列考核大多表现出重视理论与实践想结合的特点;课程设置上渐趋一致;教学方法上主要是以教师、课堂、教材为中心的模式;不论学校学制长短,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办学,基本上都采用基础、专业和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教学与科研并重:在师资培养上个别学校的成功做法也逐渐被广泛采纳,比如导师制、住院医师制度、进修制度、出国留学、客座教授制度等。这些做法最终固定下来,形成所谓的传统医学教育模式。

在当时,整个医学的发展的特点是把人作为纯生物来研究,把人体看成由各种零件组成的大机器,认为认何病都必须而且都能在人体大小零件上找出毛病,都可能在器官、细胞上找到可测量的形态或化学改变,都能找出相应的治疗手段,我们称之为生物医学模式。

生物医学模式及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在过去医学人才培养中发挥了无可非议的作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原有的一些优点逐渐异化、僵化,导致现在暴露出与时代发展和21世纪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弊端:

首先,这种纯生物医学模式从指导思想来讲,具有较大片面性,它受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孤立静止地看待问题,不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其次,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模式集中表现为应试教育的特点,评价体系是应试指标,且是静态评价,方法单一致使受教育者对知识过分记忆;教育方式采取灌输式;学生对教师讲解内容消化方式是记忆;教育结构畸轻畸重,学生综合素质较低,人文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另外,近些年来,基础、专业和实习三段式教学模式僵化,基础脱离专业,理论脱离实践的情况改善不大。课程体系沉旧,培养目标滞后,各科都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都想把学生培养成本门学科的专家,加深了有限的学习时间与无限增长的知识之间的矛盾。而且教师整体素质偏低,绝大多数教师都是从狭窄的专业模式培养出来的,习惯并拘泥于传统的学科范畴,其自身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观念不能适应新医学模式的要求。

进入21世纪,高科技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疾病谱的变化,使得新世纪对未来的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关系到现行的医学教育模式的更新,也是全球医学教育改革的热门话题。相对于传统的纯生物医学模式而言,建立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教育模式已成为共同追求的目标。这种医学教育模式强调把医疗对象看成活着的人,病人不仅具有生物性,而且具有社会性。不是消极被动地参与医疗活动,而是主动积极地参预医疗活动。疾病也不仅是身体的疾病,是致病因子、人的生理和心理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环境因素参与的结果。

民国时形成的传统医学教育模式虽然现在已经弊端显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传统模式毕竟在民国及之后的一定时期内为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核心精神还将一直发挥作用。我们现在依然可以从民国时期的高等医学教育中汲取营养,获得启示。我们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现在还要发扬民国医学教育精英们的忘我奋斗与不断创新的精神,相信在充满生机的21世纪,医学教育模式问题也会得到完满的答案,也会培养出更多合格的医学人才。

4、要增强医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启示

民国时期,许多人透过西医感受到西方文明,信服现代科学。西医既集技术与科学为一体,也集真与善于一身。透过传教医师的行医,人们能够看到迈越中医的回春妙手,想象出高超技艺背后的玄思邃理,感受到济世救人的慈悲心肠。在来华传教士当中,逞凶作恶者有之,为虎作伥者有之,但传教医师普遍受到人们的好评。这也是西医的威力和魅力所在——医学科学精神的感染力。可以说,医学科学的特点使医学教育本身也最具人文关怀精神。

宗教起源于人类精神生活的追求,基督教倡导“博爱”主义,早期的医学传教工作要求传教士处处显现出基督徒的奉献与仁爱。教会医院多以“普爱”、“博爱”或“仁济”为名,也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在教会医院对病人的态度上,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体现出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一般说来,传教医师特别注意医院留给病人的第一印象,因此极力做到待病人就像客人。当病人走进医院时,首先遇见的门卫和挂号人员必须对他礼貌周到。他们是病人在医院的第一接触,他们的热情周到,很容易使病人消除陌生感和畏惧情绪。可见,西医教育来华之初是带有人文精神的,这也体现在教会医学校早期宗教课程的设置上,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民国时期的宗教课程后来基本流于形式或成为学生学习外语的工具,最后被完全撤消。

整个民国时期,医学教育课程自1912年便有具体规定,后来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新课程不断出现,也陆续被列入教学计划,但对于人文课程的安排则一直没有被认真考虑过。这既和医学科学自身特点有关:专业课程科目多,学习任务繁重,也和当时的国内局势有关: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医学院校一般除医学课程外,都安排党义和军训课,有时上点中文,内容也不外乎伦理、经训和古文之类。历史课上,外国办院校一般都宣扬其本国的历史。在东北则更加严重,日 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统治,1940年派来日 本军退役大佐进驻各医校任学监,制定“校训”,每周举行一次“遥拜”和“奉读”,新设“国民道德”课,以麻痹毒化学生。总之,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的设置少得可怜,医学生人文精神(Humanism)的培养效果可想而知了。

1951年中国政府提出,要系统地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高等教育国有体制和高度分工的专门教育体系来建构中国的高教制度。有人认为当时中国政府只从经济建设的短期需要出发,滋生了急功近利的教育理念,着重培养大批工科专业技术人员,而与实用技能训练无关的重要系科则被连根拔掉,由此造成了人文精神的流失。学生在一种高度威权主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哲学的引导下被作为工具加以训练。是“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给现今国人道德精神的劣变埋下了种子。这种人文精神缺失在医学教育领域显得尤为严重,其实,这劣变的种子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埋下从历史上寻找原因是对的,但我们不能仅仅是把责任推给历史了事,关键的是要找出解决问题之法,防止历史重演。

现在的高等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医生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高科技诊疗手段,似乎很多病人正期待着更系统化的治疗,并开始抛弃那种完全医学化的治疗方案。医生们得时刻提醒自己:他们最终的治疗是要针对每个具体的病人,每位患者的要求必须得到重视。人文精神培养,医学生首先要了解医学的历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医学史的意义价值即包含其中)就是,现代医学是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完善,年复一年、或多或少的重要医学理论和实践积累的总和。很多刚从医学院校走出的新生经常毫不理会他所从事的医学和科学的发展进程,对于过去前辈医生所犯的错误嗤之以鼻,同时对医学和科学的发展几乎处于半盲状态。可能在外行人看来,医学史与过去和未来几乎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

无论专业知识还是专业知识技能都只能存在于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中,都以文化素质和文化知识为基础,加强医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是通过它的教学过程,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沟通不同学科专业的联系,拓展和加深专业教育,使医学生获得更加综合的学科知识,不断地完善个性,提高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具体做法是改革课程体系,构建新的教学计划。单从课程设置来看,除了医学专业课,马列和思想品德课以外,针对我国医学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的情况,应开设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辩证法、医学法学、医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并逐步纳入必修课计划。

面对21世纪生物——生理——社会医学模式,将全面主导医疗卫生实践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当代医学生不仅应有扎实的医学专业知识和实用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必须具备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今天,知识性的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已无可置疑,但专业知识只是做人的条件之一,而非全部。职业技能只是做人的手段,而非目的。我们的医学教育若不以人,而是以知识为本,将手段作为目的,忽视人格理想、道义境界、社会职责的培养,最终必将使人沦为知识的奴隶。


近代中国西医高等教育大事年表(1800-1949)

1805 英国的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成为第一位来华医生。在广州引入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种痘法,这是西方医学技术第一次输入中国。

1820 真性霍乱(俗称吊脚痧)传入中国。

1821 汪期莲辑《瘟疫汇编》,记载苍蝇为瘟疫(霍乱)传染之媒介。天津发生疫病,寇兰皋以隔离与焚名香、嗅香药得免。

1827 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澳门眼科医院成立。

1828 北京设种痘公局。
高文晋著《外科图说》记述外科刀剪钳针等器械图式。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美国人,到达广州,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及神学院,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医药传教士。

1835 伯驾在广州十三行新荳栏街的丰泰行租屋开设眼科医局(Opthalmic Hospital),这是远东地区最早开设的教会医院。
中国第一次施行割除乳癌手术。

1836 第一次施行扁桃腺割除术,主刀医生为伯驾。
江考卿著《江氏伤科方书》用骨移植木治疗复杂骨折。
在广州,伯驾医生为林则徐治疗疝气和哮喘病建立病历,编号是6565,这是我国最早保存下来的西医病历。

1844 中国第一次施行膀胱结石手术。主刀医生为伯驾。

1844-1848  英、美以教会名义相继在澳门、厦门、宁波、上海、福州等地设立医院和医学校等。

1847 第一本医学字典《中英文医学辞汇》出版。
中国第一次试用乙醚麻醉法,医生为伯驾。

1848 中国第一次试用氯仿麻醉法,医生为伯驾。

1851-1864 太平天国兴办医院、疗养院。
天津设保赤堂(后改名保赤牛痘局)施种牛痘。

1854 嘉约翰(Glasgow John Kerr1824-1901),医学博士兼法学博士,美国长老会教士。来华主持博济医院院务,时间长达45年,并在华首创精神病病院。

1855 中国第一个西医毕业生——黄宽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

1856 关韬任军医,为中国军队任用西医之始,是中国第一位西式军医。

1860 中国第一次施行胚胎截开术。

1865 北京同文馆设科学系,其中有医学科学之研究,聘杜琼(Dudgeon)为内科学教授,这是国人自办西医教育、学习西方医学的开端。
中国湖南设牛痘局。

1866 博济医院创设南华医学校,黄宽被聘到该校任教。

1867 博济医院首次进行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

1868 中国河南设牛痘局。

1871 中国福建一带发现丝虫病(阴囊象皮肿)患者。

1872 中国第一所中西医院成立,为香港东华医院,分中西医两部分诊治疾病。

1874 关韬英年早逝。

1878 中国海关(上海、厦门)开始办理检疫。
中国第一次施行卵巢肿瘤截除手术。

1879 博济医院招收第一个医科女生入学。

1880 《西医新报》在广州发行,为我国最早之西医杂志。
文恒理(Herny W.Boone)在虹口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创设的医科,即后来的圣约翰医学院。

1881 李鸿章创北洋医学堂(最初名为医药馆,医学馆)。

1884 唐宗海著《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中西汇通”之名自此始。
中国女子留学第一人金韵梅毕业于美国纽约女子医学校。
佛山成立中国疯人院。

1886 教会医生的联合组织——中国博医会在上海成立。

1887 第一种英文医学杂志《博医会报》在上海发行。《中国医学杂志》创刊。

1890 中国博医会成立名词委员会。

1891 第一所女子医校——苏州女子医学校成立。

1892 中国博济医院施行第一例剖腹产术。
朱沛文著《华洋脏象约纂》,亦试图中西医学之汇通。马培之著《外科传薪集》。

1894 余景和著《外利医案汇编》并作气管切开术,抢救白喉患者。

1898 中国广州建立精神病院。
京师大学堂创办,在专门学中设立卫生学(包括医学)。

1899 广州女子医学校成立,后改名夏葛医学院。

1900 中国近代第一次进行甲状腺切除术。
丁福保(1874-1952年)1900年——1914年由日文译成之医学著作总计达六十八种,编为《丁氏医学丛书》。

1901 郑肖岩著《鼠疫约编》。

1902 袁世凯在天津设立第一所军医学校——北洋军医学堂。后改为陆军军医学校。
《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颁布,其中钦定高等学堂之外,得附设农、工、商、医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

1903 京师大学堂设“医学实业馆”,二年后改称医学馆。
北京医学院成立。

1904 广州华南医学院成立。《医学报》创刊。
《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第四节将大学堂分为八科,第四科为医科大学。分两门,一为医学一为药学。医本科修业年限为三到四年,预科三年。
中国红十字会创办,初名万国红十字会。

1905 李平书、张竹君创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
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按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条例在美国注册。定医科课程为五年,毕业者授予博士学位。
伦敦会与英国、美国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UMC),即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PUMC)的前身。协和护士学校同时诞生。
“中国医药学会”成立。上海圣约翰医学院正式组成。

1907 中国国民卫生会成立。
中国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改名为China Medical Journal。是当时中国博医学会的刊物。
德国医学博士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创办的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后改名同济医工学堂。

1908 齐鲁大学医学院成立。私立震旦大学医学院成立。

1909 第一个中国女看护钟茂丰毕业于伦敦葛氏医院。
中华护士会成立,为我国第一个护士组织。
郑豪创办广东光华医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民办的西医医学院。
洛克菲勒根据其顾问格士(Frederick F·Gates)的建议,派出一个“东方教育考察团”。
颜福庆(1882~1970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是在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

1910 华西协合大学成立。
上海设立隔避医院。

1911 第一个卫生教育组织“中华卫生教育会”成立。伍连德主持扑灭东北鼠疫大流行获得成功,伍氏担任在沈阳召开的国际鼠疫会议主席。
南满医学堂在沈阳建立,这是我国东北最早出现的高等医学校,
辽宁医科专门学校成立。南通学院(医科)成立。
浙江医药专科学校成立。
我国最早的牙医培养机构——俄侨第一齿科专门学校在哈尔滨成立,这是我国最早的口腔医学教育机构。1923年成立俄侨第二齿科专门学校。

1912 杭州医科特别学校开幕。上海震旦大学医学校开幕。
中国第一所国立民用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中华民国教育部任命汤尔和为校长。

1913 湖南雅礼医学校在长沙筹备,并开始授预备课。
中国第一部解剖法令——《解剖条例》公布。
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正式成立,其董事会于1914年1月召开一次会议对中国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同意对中国医学教育进行投资。
伍连德在《中国医学教育》发表长篇备忘录。

1914 湖南省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联合开办湘雅医学校。
华西协合医学院创办。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设化学实习室及解剖学实习室。
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第二次中国医学教育考察团。

1915 中华医学会成立。《中华医学杂志》创刊。
天津医学校由海军部接管,改为海军医学堂。
北洋当局公布高等文官考试命令,对医科考试做了规定。
洛氏基金会和中华医学基金会就组织第三次医学教育考察团来我国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1916 河北医学院成立。

1917 北京同仁医院牙科训练班开学。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成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收回国人自办,定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
华西协合医学院成立了牙科学系,1921年,该系上升为牙科学院.。

1918 上海同德医学校成立。

1919 北京中央防疫处成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成立。
保罗·霍奇斯教授在协和医学院创建了放射科。

1920 中国解剖及人类学会成立。北平协和女子医学校成立。

1921 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成立。
江西医学专科学校成立。

1922 “壬戌学制”又称“1922学制”或“新学制”颁布,医科规定至少5年
中国教育委员会报告指出:“促进女子医学教育,不但保持固有之女子医学院,而使女子在男女同学之医学校有同等机会”。
在瑞士的日内瓦国际护士会召开会议,正式接纳中华护士会为第十一名会员国。将“Nurse”一词译定为“护士。

1919-1924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

1923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改建为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是我国最早改为六年制的医学校。
兰安生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这是中国医学教育历史上第一次有专为医学院本科学生教授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开端。

1924 上海女子医学院成立。
陈克恢肯定麻黄素的止喘功能,并小量提取。

1925 林可胜由美国回国,主持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成为该校第一位生理学教授。
兰安生教授在北京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公共卫生事务所——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

1926 中国生理学会成立。伍连德肺鼠疫论文发表。
中山大学医学院成立。东南医学院成立。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成立。
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两年的预科。

1927 广州第一中山大学医学院成立。
中央大学医学院在上诲成立。北平大学医学院成立。

1928 河南大学医学院成立。

1929 教育部、卫生部联合组织医学教育委员会。
公布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部组织法,同时公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药师暂行条例及医院、药商,麻醉品等管理规则等。
上海中法大学及济南齐鲁大学医学校、药学校开学。

12月2日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

1930 中国海港检疫处建立。政府公布中央防疫处组织条例等。
医学教育委员会决议:医学院为高中毕业后6年;医学专科学校为高中毕业后学习4年。
私立同德医学院成立。

1931 云南军医学校成立。
上海医学院创办学术性刊物《医学》(季刊),后因战事而停刊。1936年4月,重新创办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季刊》。
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法医学教研室。

1932 中华医学会与博医学会合并为中华医学会,有会员1200人。中华医学会杂志刊行。王吉民、伍连德合编《中国医史》(英文版)出版。
山东医学专科学校成立。
司法部法医研究所成立于上海,同年教育部规定国内各大学及专门以上的医学校,法医列为医科必修课,中国法医教育自此奠定基础。

1934 国家麻醉药品管理处建立。

1935 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成立。上海成立生育控制病房。
教育部颁行“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

1936 博济医学堂发展成为岭南大学医学院。
中山医院落成。
夏葛医学院将全部设备移交给岭南大学,自此夏葛医学院不复存在。
出台《指定各医学院办理医学师资进修办法》。

1938 1938年至1946年间,处于敌占区的四所基督教会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平燕京大学,相继迁到华西坝复校,与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共同在一个校园里上课,极一时之盛。
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
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1939 白求恩医生逝世于河北省完县。
原北平大学医学院独立,称国立西北医学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从1939年开始组织学生赴日修学旅行。

1942 日 本侵略者对美英等国家在华创办的学校——北平协和医学院、北平燕京大学予以封闭。

1943 省立湖北医学院成立。

1945 日 本帝国主义销毁在东北的细菌制造所,引起鼠疫再次发生。

1946 满州医科大学改为沈阳医学院。

1947 中华医学会成为世界医学会组织成员。圣约翰大学向国民党政府立案。
东北鼠疫流行。
协和医学院复校。

1948 《大众医学》创刊发行。

1949 1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

历史的回顾——关于华中工学院的办学历程 朱九思

历史的回顾——关于华中工学院的办学历程
朱九思

Ruth Hayhoe(女,中文名许美德)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资深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1992年5月,Hayhoe教授来我校做学术访问,作者应她的请求,与她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谈话。主要谈“文革”后期到1984年底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但也涉及“文革”前“十七年”的主要问题,从这一点上说,这篇谈话基本上是作者对1953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办学历程的总回顾。

Hayhoe教授请我谈一谈在华中工学院办学的一些情况。今天就着重谈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到1984年底我从学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前这一段时间内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先声明两点:一是既然要谈想法和做法,就要用第一人称,较多地谈到自己,但这绝不是夸耀自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很多人,包括我过去熟识的一些战友,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我们这些人不过是革命战争中的幸存者,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办学的一些做法,当时在学校主持工作的军代表一把手主要负责人刘崑山同志都是赞成和支持的。如果得不到他的支持,那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就这一点说,应该肯定刘崑山同志对于那一时期我们学校的工作是有功劳的。二是我们现在来研究历史,总要谈到过去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应该离开过去的历史条件,用现在的观点来苛求于过去,甚至否定过去。过去高等教育成绩很大,培养了千百万人才。如果不是这样,我国几十年来成绩的取得是不可想象的。

下面就开始谈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和怎么做的。

“文革”后期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解放干部。我于1970年6月被“解放”,从当时搞“斗批改”的咸宁县马桥镇回到学校。当时没有多少工作,非常清闲,校园也非常安静,很自然就想得很多。当时想的也并不系统,现在归纳起来,有下面一些内容。

(一)毛泽东的两句话引起的思考

当时毛主席有一个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见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我想毛主席说这话是有针对性的,看来是有人认为不要办大学了。1969年底,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师生职工都搬到咸宁县去搞“斗、批、改”,就有人猜测,今后这所大学可能不办了。据说当时国家某一个部的一个单位,就曾打算搬到我们学校来。武汉市的一个工厂(武汉市半导体厂)就已经搬到学校里来了。搬来的时候还说由学校和武汉市共管,是为了便于教学实习。搬进来以后,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来学校占了一栋大楼、一栋宿舍,还有食堂等。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讲这两句话,我当然感到很重要,使我们看到了曙光。

1971年3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到会的主要是一些大学的负责人。我们学校,当时刘崑山确定我和赵旭(军宣队的一位副指挥长)两人去参加会议,并且指定我负责。这个会议的规模较大,大约有600人,中央各个业务部门都有人参加。会议拖拖拉拉开了3个月。会上,四机部等部门的人来找我,希望我们学校设置一些新专业,当时提出来的有激光、无线电通信等七八个专业,还有一机部提出要设置光学仪器专业。总共提出要我们设置10个新专业。这就说明,大学还是有用的。我们是来者不拒,当场就决定办。当时接受办这么多新专业的,只有我们学校。回到学校以后,刘崑山同志很支持。他只提出办雷达专业不容易,需要军用设备,对其他专业,他都同意。所以,除去雷达专业未办,其余9个专业我们都办了。当时也不像现在,办专业上面没有怎么管,不要报请审批。

(二)院系调整引起的思考

“文革”中对学习苏联破除了迷信,开始是有所怀疑,后来,怀疑的成分增加了。

我想,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2年以后,为什么要学习苏联?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从教育科学来看,找不出原因。在当时情况下,政治上的原因是主要的,但这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又想,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对不对?我认为,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说一部分对,是因为当时全国205所大学中,私立大学不少,办得好的只有极少数,如南开大学,是张伯苓办的,办得很好。在抗日时期,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起,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大,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但是多数私立大学办得不怎么好,少数办得很差。如中华大学,就在武昌粮道街,当时人们是瞧不起的。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各省办的大学,有些办得还好,有些办得也不怎么样。还有21所教会大学,教学质量一般还比较好。例如武汉有一个华中大学,规模很小,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办得不错,后来调整到华中师范学院,成为华中师范学院前身的一部分。还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圣约翰大学等,都是办得比较好的。但是这些大学毕竟是教会办的。因此,这3类学校在当时情况下须要调整。说一部分不对,是当时的国立大学,如能冷静考虑,是可以不调整的。当时国立大学很少,全国不过十几所,而且都办得不错。1952年调整时,这些大学本身都应该保留。例如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以后,办得很有生气,很有影响。院系调整时,为什么要把北京大学的农学院、医学院分开独立出去,以至于把生物系和农学、医学分开呢?我看这样做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大可不必。又如,清华大学在梅贻琦主持下,办得也很好,但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却被肢解了,理科、文科调整到了北大,清华变成了一所工科院校,这有什么理由?直到现在,清华许多老校友和在校的许多老教师,对此意见很大。

据说,清华的校史现在只写到1949年,以后的尚未写,因为很难写。前几年,清华已开始重新办理科和文科,但是要办到过去那样的水平,谈何容易?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办得很好。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由北大的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三位校长组成联大常务委员会。蒋梦麟、张伯苓经常不在学校,日常校务工作主要靠梅贻琦主持,在当时艰苦情况下,很不容易。再如浙江大学,竺可桢当校长,办得很有特色。原来浙大的校长是郭任远,因为“一二·九”时镇压学生运动,被学生轰得待不下去了。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他很重视浙大,特邀竺可桢出任校长。竺可桢原在当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主任(所长),蒋介石要他当浙大校长,他向蒋介石提出要拨足经费,要允许他自主地聘请教员,蒋介石都答应了。竺可桢主持浙大工作后的第二年,抗战爆发。由于敌人进犯,在竺可桢带领下,浙大硬是搬迁四次,师生上千人长途跋涉,最后到了贵州才安顿下来,十分艰苦。就大学说,这是抗战期间绝无仅有的。有个电影《流亡大学》,就是描写浙大搬迁的故事。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团结了一批教师,保存了浙大的元气,而且越办越好。像浙大这样的大学,本来应该保留下来,但在1952年院系调整,理科和文科的主要部分调整到复旦大学。所以前几年复旦得到重点投资,浙大没得到,浙大的同志们有意见。除去北大、清华、浙大,当时的国立大学还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南京大学(即国民党时期的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总共不过十几所。院系调整时一刀切,以致全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关于专业的口径太窄,当时还没有想到。还有学习苏联的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学校没有自主权,教学计划就是法律,过分集中,在“文革”后期也还未考虑到。至于我们当时办那么多新专业,是由于“文革”中的混乱状态,上面没有人管。

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的地区布局有了一些好的变化,我是认同的。但是如果不经过院系调整,而通过行政办法也是可以解决的。1956年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迁到西安,就是一个例子。

50年代前期,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工作正是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当时中央文委和高教部负责人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意思是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不是不先进的经验,还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句话完全正确,讲得也比较多。但是,话虽这样讲,而在实际工作上几乎是全部照搬。特别是我们工科院校,是百分之百地照搬。通过院系调整,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乃至于教材等,文科、理科我不清楚,工科可以说是完全照搬。到1958年,我们国家提出了“大跃进”,虽然主要是指经济工作,但也波及各个方面,包括教育工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工作,实行“教育革命”。当时提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的意图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摸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但在“大跃进”过程中,很多事情做得很不对头,造成的恶果很快就暴露出来,事与愿违,因此1961年、1962年进行调整。尽管“大跃进”做得不对头,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已经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了明确的结论,但是就破除苏联的框框、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这一个愿望来说,却是好的。例如当时有一部分高教部直属的工科院校,包括我们学校在内,办了一些理科专业,用历史的观点来看,用教育科学的观点来看,都是对的,因为理和工的关系太密切了。但是到1961年、1962年调整时,把新设的专业包含理科专业停办了。当然办过了头的应该停办,但是也要区别对待,已经办起来的非常少的理科专业就不一定停办。而当时却一律停办,说到底还是受全盘学习苏联的思想所支配。在高教部原来所属学校中,只有一个学校没有停办,就是浙江大学。浙大和我们一样,原来都是高教部直属学校。到1958年,在“大跃进”气氛下,把很多原来高教部直接管的院校下放到省管。但到1961年、1962年调整时,又收回去,还是由高教部直接管。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是浙江省副省长周荣鑫兼任,于是由省出面,坚持浙大仍由省里直接管。在这种情况下,浙大办的6个理科专业没有停办。因此在我们这种类型的工科院校中,现在理科专业办得最强的算浙江大学,因为它时间长。这虽是历史上的个别事件,但很能说明问题。

杨秀峰同志1983年去世,就在两三年前,不知谁编了一本《杨秀峰教育文集》正式出版,是他当部长时的一些讲话。我从报上看到对这个文集的介绍,其中突出了这样一点,说杨秀峰在1949年之后,特别在1952年之后,他的教育思想,最主要的是主张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觉得这篇介绍说过了头。不错,那些话是他讲的,而且一再地讲,但表现在实际工作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在他生前,包括我在内,大家对他都非常尊重,身后出这样一本教育文集当然很好。但是作为我们了解历史情况的人看了以后,觉得不一定要这样介绍。当然这绝不能责怪杨秀峰以及其他有关的负责人,前面已经讲了,当时之所以全面学习苏联,我认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而在那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不出现那种情况,也许是奇怪的。

这件事使我联想到北京大学有位老教授,1987年以九十高龄去世的曹靖华。他20年代初期与末期,两次去苏联留学,所以不但俄语很好,而且对苏联文学造诣很深,对苏联国情也很了解。他与鲁迅有非常密切的交往。正是他,1936年通过鲁迅转告上海有关的共产党员,将著名共产党员女作家丁玲,从南京国民党政府监视控制的苦海里拯救出来。他50年代担任北大俄语系主任期间,针对当时照搬苏联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的情况,他说:“我们是中国人,是北京大学,不是苏联人,不是莫斯科大学,也不是基辅大学,应该考虑中国的需要与实际。”这些话讲得多好啊!这是一种科学态度,对就对,有问题就有问题,不那么含含糊糊的。当然苏联的高等教育也有某些优点,例如对实践性环节就很重视,问题是不应全盘照抄。

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有个讲话。这时正是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从社会主义改造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确定的方针、路线都是正确的。当时毛主席听取了国务院所属、与经济建设有关的几十个部的工作汇报,然后在1956年4月25日做了一次讲话,后来给加上题目,叫《论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中的最后一个就是讲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紧接着他又说:“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的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些话不用解释,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在1952年,不仅高等教育照搬照抄苏联的,连中小学也是如此。苏联规定小学生7周岁才能入学,本来我国传统,不说是6周岁,5周岁就可以入学。这是中国流传下来的,习惯叫“虚岁数”,5岁就算6岁。苏联小学是5年一贯制,我们也把6年改成5年。诸如此类照搬,后来特别是“文革”后,7周岁入学才打破了。说来也很有意思,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不久,他倒是做了个决定,把7岁入学改成6岁入学。

(三)出国之方向引起的思考

对我影响较大的是1979年教育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安排,由教科文出钱,我们国家派两个高等教育考察团出国访问,一个到美国、加拿大、日本,一个到西欧的西德、英国可能还有法国。我参加的是访问美、加、日3国的团,指定由我负责,一共5人。3月16日从北京起飞,5月底回到北京,一共是两个半月。其中在美国待的时间最长,37天;在加拿大17天;日本19天。

到3个国家访问之后,对我思想上影响最大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是大学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并重,结合得很好。当然还有个社会服务,但特别是教学与科研结合得很好,结果是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都高,甚至很高,这个印象很突出。当然,就我国来说,1958年的“大跃进”中已开始重视科研。苏联的大学以教学为主,因此我们学苏联也是以教学为主,50年代前期对科研几乎是不闻不问,但1958年突破了这一点。一些学校,特别是我们这类学校觉得很有必要搞科研。这时高教部也觉得大学应该搞科研。1959年,当时副部长蒋南翔同志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小型科学研究方面的会,说不搞不对,但毕竟还是刚刚起步。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8月上旬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到会的是教育界的15名教授、科学院系统的15名研究员,开了几天座谈会,最后邓小平同志讲话。其中有一点讲到,像我们这样的重点大学,必须是两个中心,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非常明确。同时,1972年以后,我们也大抓了科研工作。尽管如此,出去一看,感受就大不一样。这些发达国家的大学,教学和科研结合得很紧,不仅对大学的提高好处很大,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有很大贡献。特别是这些国家有个共同点,就是不像我国学习苏联建设了一个庞大的科学院。

现在,中国科学院下面研究机构有一百几十个,遍布全国。

在这些国家中,尽管国防部门和其他某些部门以及少数大的企业里有些研究机构,但国家的基础研究和若干尖端科学技术研究还是放在大学。特别像美国,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把大量经费给一些办得好的大学,从事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的研究,作用非常之大。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实验室,也是国家给钱,由大学管。像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规模很大,全部是国家的有关部门投资,由学校负责。又如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规模也很大,全部是国家有关部门投资,交给学校管,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校水平提高了,培养出的人的水平也高了,也解决了国家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集中起来使整个国家的国力强大了,形成良性循环。但是,我国学苏联分成两个体系,既办了许多大学,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科学院,分散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很不合理。这就是访问以后第一个突出的感受。

另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是综合性的。出访之前,对美国少数著名大学的历史已有所了解。访问37天,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它们开始建立时,一般都不是综合性的,而且规模很小,学科很少。像麻省理工学院,1861年建立时,办的是机械学科,只有15个学生,后来逐步发展,增加学科。1930年学校董事会聘请物理学家康普顿担任院长以后,开始办理科,也重视文科。他任院长将近20年,把学校办得大有名气。基里安原任副院长,是学工的出身,1948年接任院长,又进一步加强文科,把学校办得更好。又如美国的许多州立大学,特别是1862年《赠地法案》通过以后的土地赠予大学,开始创办时一般都是两个内容,一是农业,二是机械。

有一所大学,就是得克萨斯大学,尽管现在已是规模很大的综合性大学,但还是用100多年前古老的名字,叫“得克萨斯农业与工程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美国一般知名大学这种从小到大、从单科或者学科门类很少到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过程,归根结底,反映了美国整个国家在过去200多年当中不断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给我的第二个突出的印象。

特别是在日本期间,我们访问了东京工业大学,这是一所水平很高的工业大学,也是国立的。访问时校长介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东京工业大学完全是工科,但二战结束以后,开始办理科。为什么?因为需要,感觉到只办工科不办理科,不论是对国家的需要还是对学校的发展,都不适应。他介绍以后,我说我们的情况跟他们相反,原来理科和工科结合在一起,现在倒是起了变化,1952年以后理和工分家了。因为我们是工科院校,所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也可以说受了一种刺激。这就是在我思想上发生影响的第三点。

(四)中学教育给我的影响

这个说起来似乎很有点奇怪,但我反复考虑后觉得并不奇怪。尽管在大学工作了30多年,但青少年时代所受的中学教育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对我“文革”结束前后办大学的思想影响更大。

我很幸运,青少年时所在的中学是当时很好的一所中学。我是江苏扬州人,学校叫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这个学校好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就是说,北方办得最好的中学是张伯苓办的南开中学,南方就是我的母校。我在这个学校受了6年教育。这个学校也有不少扬州以外的学生,主要是江苏省内的。但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谢义炳,湖南人,他竟来扬州中学读高中。他还健在,是北大的教授,也是科学院学部委员。

这个学校好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教师水平高,教书教得好。学校的校长叫周厚枢,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是学化工的。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但聘本地的,还从江苏的南部聘请,因为不论是经济上、文化上,长江以南比江北要好,比较发达。第二,课程设置有特点,首先是文理并重。现在中学重理轻文,使学生容易形成偏废,很不好。尽管我们那时考大学报工科的比较多,因为有个饭碗问题,扬州中学毕业生也不例外,但在课程设置上还是文理并重。语文(那时叫国文)和英语当然重视,但中外历史和中外地理也同样重视,内容很充实。相比之下,现在中学史地课的内容相当单薄,学生又偏科,从长远看,实在令人担忧,因为史地教育实质上是爱国主义教育。课程设置的另一个特点,概括地讲,就是比较丰富。例如英语,各校都一样,但校长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叫叶长青,苏州人,燕京大学毕业,除教普通英语外,他又提出要开“英语修辞学”,校长同意,讲得非常好。其实这是大学英语系的课,但是我们中学竟然安排了。又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开出这3门独立的课程,在一般中学很少,因为既要增加课时,又要有教师讲。但我们这个中学每门课讲一个学期。虽然学时很少,每周只讲两堂课,但硬是3门课独立。

此外,生理卫生课学1年,讲的还要多。我们都是青年人,生理方面很多知识不懂,学1年,对我们帮助非常大,懂得很多生理上的基本知识。这位教师叫朱白吾,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课也讲得好,连男女生殖器官都讲,有点接近于现在人们倡导的性教育。他严肃地讲,同学们也严肃地听,绝不在课后借此开玩笑。这也说明学校的风气很好。再如,在高三,数理化除去基本课以外,还设选修科。这在中学也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很少很少。另外,用英文教材,从初中三年级就开始用英文教材。我们中学不是教会学校,但在初三时就用英文原版教材《立体几何》,高中数理化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英文版教材。这对于英语的巩固和提高好处极大。另外,学校走廊上张贴报纸给大家看,除中文报纸,还有一份英文报纸,是当时上海出版的《大陆报》,下课后我们在那里看看,哪怕看看标题也好,总能增加一些有关词汇嘛。学校很重视实验,这在中学是应该的,但当时限于财力,不少中学是困难的。不仅要房子,更要有基本的设备,于是就难了。我们开始在大楼里做物理、化学实验,后来专门盖了一幢房子,前面是科学馆,和后面的礼堂连在一起,叫“树人堂”。中国有句古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时盖那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很不简单,很有点气魄。前面的科学馆是四层楼,除去物理、化学实验室,又增加了生物实验室。学校也重视图书馆。当然用大学的眼光来要求中学是不现实的,但相对而言,学校还是重视图书馆的。因为我很喜欢看课外的书,喜欢看中外小说,自己买没那么多钱,图书馆有。还有其他的书,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万有文库”丛书,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买来也很花钱,但学校有。现在我的母校还是办得不错,七八年前又盖了新的实验楼。

今年是我的母校建校九十周年,正在盖图书馆,政府给100万元,学校还想再好一点,要花120万,差的20万元向校友募捐。学校也很重视体育,体育教师在扬州聘请不到好的,就到外地聘请,初中、高中的体育老师都是外地的。美术老师是从上海附近某县请来的,叫吴人文,颇有造诣,大礼堂主席台上方的浮雕就是他的作品。音乐老师李崇祜是20年代从事中等教育的著名教育家李更生的女儿。正因为有如此种种情况,1930年从扬州中学毕业的胡乔木同志(那时名叫胡鼎新)去年11月的题词是:“扬州中学,我亲爱的母校,我青春的摇篮,愿你永葆美妙的青春,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发扬光荣的传统。”

我们的校长还很有些想法,1931年,他又办了土木工程科。一个普通中学办土木工程科,现在并不奇怪,类似职业高中的做法。但那时中学办土木工程科,恐怕是全国唯一的。而且教师也请得好,办得不错。现在我的家乡有个扬州工学院,机、电、土木都有,但办得最好的是土木工程系,因为它的老底子就是当年扬中的土木工程科。现在我们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是扬州人,他高中时代就是这个土木工程科的学生,1991年12月,他为扬州中学的题词是:“怀念前贤,激励后昆,继往开来,团结奋进。”此外,我的母校1935年接受国立同济大学的委托,办了普通科德语班,毕业后可直升同济。1937年,又办了机电工程科。

那时我们学那么多课程,但负担并不感到重,还看了很多课外的书,照样参加体育活动。考试前当然要准备,但并不很紧张,原因就在于教师教得好,加上实验等措施,教学质量是高的。每年高中毕业3个班150人左右,少数人跟我一样,因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没有考大学,找工作做。大多数都考大学,全部是国立大学。报考私立大学只有一家,就是南开大学,对其他大学根本看不起。教会大学因收费很高,一般不去。我1935年在扬中毕业后,通过熟人在浙江大学找了个工作,当职员。到1936年春,哥哥来信,说你当小职员不是办法,还是考大学,哪怕家里喝稀饭也供给你读大学。于是这年6月,我把铺盖一卷,离开了浙大,就是说不准备再回到浙江大学干了,丝毫没想到万一考不取怎么办。当时找工作也并不那么容易,但无形中认为这不成其为问题,考大学一定会成功。这在我们学校形成了一种风气,只要考大学没有不成功的,就是这么一种程度。那时考武汉大学也并不简单,各科考试科目与考题完全一样,平均是5个取1个。这不是讲我个人如何如何,而是讲我很幸运地进了那么一所中学,学校的学风和教学质量就是那样好。正由于我有那么一段难忘的中学时代,这就不能不使我回忆起往事,并且联想到现在的工作。我想:那时是国民党统治,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那是一所中学,现在办大学,而大学的条件,要比中学优越得多,几十年前,可以把一所中学办得那样好,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把一所大学办好呢?我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提出一些办学的做法,无疑受到某些大学的影响,受到去国外访问的影响,但确实也有当年扬州中学的影响。可以说,长期潜伏在我思想深处的扬州中学是我的第一个榜样。

下面谈一谈做法,主要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之后,一直到1984年底离开校长岗位之前,这段时间内的一些做法。

(一)扩大与加强教师队伍

一个学校要办好,教师队伍很重要。一个中学或是一个大学的负责人,如果不懂得教师的重要性,就等于不懂得办学校,当然也办不好学校。历史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蔡元培1917年到北大当校长,为什么能在短短的7年当中把一个相当腐败的旧北大改造过来呢?有多方面原因,譬如说教育方针很重要,但他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聘请了一批好的教师。同样,张伯苓办南开中学、办南开大学,私立学校要聘请比较好的教师,是很困难的。但是他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经费问题,聘请好教师。竺可桢也是如此。至于说清华大学,有其独特的历史,是用美国退回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因此,第一钱多,第二清华早年就是留美预备学校,在美国的留学生多,回来后有些就在清华教书。这一点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哪一个学校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是,蔡元培、张伯苓、竺可桢,当年的处境并不如清华,他们之所以能把学校办好,尽管有各种原因,但最重要的就是聘请了一批好教师。

从“文革”后期开始,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地充实教师队伍,我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从1973年开始,特别是“文革”之后,从外面引进教师。当时知识分子不被重视,因此从校外找教师比较容易。

第二个措施是“文革”一结束,就办了一个“回炉班”,将“文革”中没有学满5年毕业的一批学生,特别是1968—1970年毕业的,5年只学了两三年,甚至只学了1年,仍然发了大学文凭,但实际业务知识并没有达到毕业的程度,让他们回校再读2年,好像把一个烧饼再放到炉子里重新加一加温,所以叫“回炉班”。这倒不是来自上面的通知,是我们自己定的。那时上面不管,我们就自己干。来这个班学习的大约有200人,我们的目的是想从中留一批教师。其他学校是否有这个做法,我没调查,可能有也不多。后来我们留下来其中大约一半的人。那一时期,“文革”中没有读完5年的学生,在毕业时,留了200多人当教师,后来也集中补课2年多,再加上留下“回炉班”的一批人,这就有利于教师在年龄上有了连续性。

第三个办法是“文革”后期,按全国统一规定,招收工农兵学员,办了5届。也是为了年龄的衔接,工农兵学员每届毕业都留了一定的数量,既注意政治条件,确实也壮着胆子注意业务条件。留下的这批工农兵学员,现在有不少人已在搞党政工作,仍在教研室搞业务的也不错。这批人中,过去10年有些到外国去学习,也很不错。我们留下的一批工农兵学员虽然比较好,但在“文革”中所受教育很不够。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特定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文革”后就将他们集中起来补课,进一步培养提高。

1977年恢复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的招生制度,77、78级这两届学生很不错,毕业时我们下决心多留了一些。这批人有的下过乡、当过工人、当过兵等等,经受了锻炼,学习也不错。79、80级这两届又继续留了一些,这样我们的教师队伍就不断扩大了。究竟从外面调进来多少人,我没有要人事部门统计过,只能这样估计,“文革”开始全校教师是1100人左右,到1984年教师已达2600人。除了从1968—1970年毕业生、工农兵学员、77级以后留校的和原有教师中调走和去世的,大约从四面八方调进600多人。从全国来看,可能只有我们一个学校这样做。

在扩大教师队伍的同时,大力抓教师的培养提高,要求教师补外语、补数学。“文革”后,很多教师到图书馆看外文期刊有困难,一是外语差,二是人家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看不懂。所以号召大家尽可能参加补课。同时,把留校的1968—1970年毕业生、工农兵学员集中起来,主要加强基础,补数学、物理,进行了2年。从1980年开始,每年暑假期间,聘请十几名外籍语言教师(大多数是英语,还有两三名日、德语教师),集中办教师外语学习班。教师的外语有了提高,就想办法派出国学习。从1979年开始尽量往外派,派教授、副教授出去当访问学者,讲师、助教也可以出去短期进修,或者去读学位。我在位那几年,从教育部外事局了解到我校派出的人数在各高校中是较多的。为了提高英语教师的教学水平,还给些特殊照顾,给资料室多拨点钱,多买点外文书刊。英文的《中国日报》我看很不错,词汇很丰富,特别是有些新出现的单词字典上找不到,报上经常出现,光靠教材是无法知道的,于是给每个英语教师订一份《中国日报》。那时财务部门有点意见,觉得有些浪费,我装着没有听见,花这点钱非常有限,但对教师帮助很大。

第三个措施是职称的评议。国外叫学衔,“文革”前就停了,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要不得。“文革”后恢复,但是怎样评呢?我觉得胆子要大一点。“文革”后有些同志心有余悸,因为“文革”很厉害,心里很怕,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思想顾虑不可能。比如,1977年开班让中老年教师补外语、数学,当时我们党委有一位副书记就说这件事是不是晚一点,做早了目标太大。职称评议我主张胆子大一点,因为中断了十几年,积压了很多问题,如果不在原则范围内多提一点就不可能解决问题。这样做校内没有什么意见,但来自主管部门的压力很大,同全国各地一比就议论,说我们把副教授提多了(教授要经过全省评定)。他们打电话问北京、上海,你那里教授、副教授提了多少,问得很具体。又说武汉这里,哪怕是重点大学,也不能超过北京、上海。我觉得,武汉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脸色而不按自己的情况办事呢?我认为不能让步。事实证明,当时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最近杨叔子当选为学部委员,他在很多场合都讲,他之所以能成为学部委员,当然最主要的是学术水平要高,但职称也很有关系,“文革”后1978年,第一批就将他从讲师提为副教授,1980年(他47岁)紧接着就提为教授(按一般规定,要隔5年才能提教授),这对他成为学部委员也是起作用的,因为提升教授以后,在外面参加学术活动所起的影响就大不一样。

上面这些做法得到以下几点好处:第一,适应了学校发展的需要。那几年,学校发展相当快,专业增加很多,学生人数也增加了,特别是还有些新的学科,如不增加教师怎么能适应需要呢?第二,基本上解决了“断层”问题,补充了一批30到40岁的教师,这在有些学校很严重。第三,对避免近亲繁殖起了点微弱的影响。特别是我国的重点大学,都是留自己培养的人,近亲繁殖现象很严重,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影响虽然微弱,事实证明有些好处,有些中年教师很不错,是从外面调进来的。去年评职称,年龄在45岁以下破格提为教授的有10人,其中有几人就是当年从校外调进来的。如计算机系研究数据库的冯玉才,现在在国内已处于第一流地位,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又如图像识别研究所的李德华,是武大数学系毕业的;低温工程的带头人郭方中,现在是教授,当年是哈工大本科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就是过去调进来的,现已50多岁;计算机科学教研室主任黄文奇,现在54岁,北大毕业的,研究成果水平高,我鼓励他申请博士点。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文革”后期,武汉机械学院的一部分与我校合并,大约来了六七十位教师。

(二)增加新专业,改造学科结构,使学校转变为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

“文革”开始,1966年学校共设有18个专业。从“文革”后期到80年代初,先后三次增设新专业。第一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增设了9个专业;到“文革”结束以前,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专业,其中包括从武汉机械学院合并过来的制冷、压缩机和焊接3个专业。第二次是1978年到1980年,增设了系统工程、生物工程、建筑学、建筑结构、物资管理、工业管理等专业。第三次是1980年以后陆续增设的文、理科,因不是工程性专业,很费周折,大约延续了四五年之久,来之不易。另一方面,“文革”结束不久,停办了2个专业,即电真空专业和电器专业。原因是电真空已落后,已经到了集成电路时代,电子管只有范围很窄的特殊用途;电器专业面太窄。这2个专业的教师大部分转到激光。现在激光专业的李再光、丘军林原是电器专业的,李适民原是电真空专业的。加上那几年调进的教师特别是物理教师有少数人安排在激光,这就使激光专业的力量大大增强。另一个变化是将自控专业和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合并,这2个专业有很多共同点。后来因教师之间有意见,1986年又分开了,这种做法不一定好,也是积习难改。到1984年12月我不任校长时,全校有51个专业,比“文革”开始时增加了183%。专业数增加了,结构上呈现综合化。

办文科和理科难度较大,除去调进一些教师,还采取其他办法。如数学系,当时请吉林大学的徐利治教授来兼任系主任,作为学术带头人。又如中文系,带头人严学宭,是中南民族学院的副院长,1980年主动找我谈办中国语言学科,我很赞成,建立了中国语言研究所,后来发展成汉语言文学专业,建立了中文系。如没有严学宭教授带头,那比办数学系还难。数学系原来还有一批中老年教师,中文系是一点底子也没有。严教授已于去年底以81岁的高龄去世了。建筑学是一个既古老又特殊的学科,我国历来把它划在工科类,很不恰当。我看它是一个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很不好办。为办好建筑学系,除调进黄兰谷和其他一些教师,又请清华的周卜颐教授来兼任系主任,请黄康宇、蔡德庄、童鹤龄、张良皋等几位老先生和清华的美术老教师华宜玉来兼职。为办好文科和理科,第二个办法是80年代初期办了一些文、理科方面的刊物,想借此与学术界建立关系,一共办了9种刊物,包括《新建筑》和《高等教育研究》在内,得到外界的许多帮助。

(三)在困难情况下尽可能改善办学条件

当时是“文革”结束前后的几年,最大的困难是经费紧张,但还得想办法改善办学条件。首先是实验室,值得谈的有这么几点:一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系,船舶设计与制造是基本专业,需做船模试验,要建一个船模试验水池。我们在“文革”前就想建船池,到“文革”后期感到不建不行了,于是下决心建。我们的船池175米长、6米宽、5米深,终于建成,比较实用。再一个是计算机,我们一直没有。买进口的没外汇,又很贵。当时国内只有一种型号叫做“121”的过了关,是贵州凯里某厂生产的,售价40多万元。但用的不是集成电路,而是晶体管,很快就要过时。尽管如此,老等着也不行,还是咬紧牙关买。有了这台机子,我们的教师就有了用武之地。大约到1982、1983年,大家都不愿用这台机子了,因为速度太慢。我建议保留下来,让后人了解历史,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后因房子不够,拆了,很遗憾。另外,花了18万元买了一台上海产的电子显微镜,还是没有外汇,买不起国外的,只好买这台唯一的国产试制品。还有一件事,前面说了,1979年出国访问,在美国访问快结束以前,住在纽约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总部。一算账,教科文给我们的25000美元只花了不到10000美元,估计到加拿大和日本也不会超过10000美元。大家商量,用节余的钱,买3台微处理机,每个学校1台,很高兴,总算有了微型计算机。我生怕放在箱子里压坏了,就提在手上,从美国一直提到加拿大、日本和北京。回来给有关教师一看,才知道不是正规的微型计算机,是简单的单板机。回过头来看这是笑话,但当时就是如此困窘。现在大不一样了,全校已有微型计算机将近1000台,大多数是用科研经费买的。另外1980年有一个新的机遇,我们与国家物资总局建立了协作关系,建立物资管理专业,为他们培养学生,纳入国家计划;同时为他们培训在职干部,作为专修科学3年,都不收费,条件是希望物资总局给一笔钱,我们从国外买一台性能较好的小型计算机。他们同意,问要多少钱。一天晚上,我特地挂国际长途电话,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计算机研究的李凡教授请教,因为他父亲在武汉大学是我的老师。他很内行,建议买美国有名的数字设备公司(简称DEC)的PDP11小型计算机,35万美元一台。物资总局给了100万元人民币,我们请省里支持,将这笔钱换成35万美元,买了一台PDP11小型计算机,真是如获至宝。

第二个办学条件是图书馆。如果办大学只懂得找教师、建实验室,而不懂得图书馆的重要性,还是有很大的缺陷。我看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斯坦福大学》一书,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动。1884年斯坦福未满16岁的儿子去世了,为了怀念他的儿子,斯坦福办了以他儿子名字命名的大学,我国习惯上称之为斯坦福大学。不久,斯坦福本人也去世了。尽管有一大片土地,斯坦福生前说过不准卖,那时也没有想到将土地出租,经费困难。为解决图书馆买书的经费,斯坦福夫人将自己的首饰变卖,真了不起。尽管“文革”以后那几年,经费紧张,但为了办好图书馆,图书经费还是逐年增加。到1984年,图书馆经费占学校总预算的5%左右,特别注意购买外文杂志和外文科技书,因为经“文革”10年,对国外的情况很生疏。国家规定,买国外书刊都要经北京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国家给它一笔外汇,各单位只需付给总公司人民币,所以经费有一大半给了总公司,买外文书刊。1980年成立湖北省外文书店,开幕时,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来了一位副总经理,他在会上讲话,说全国大学买外文书刊最多的,一是北京大学,二是华中工学院。我们感到这样做对教师帮助很大。我们新办的数量经济学专业,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问林少宫有何要求,他说要订5种国外刊物。国家规定,订国外刊物每年只能递增3%,这时我们的递增数已经满了,正好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来了2位工作人员,我跟他们说明新办专业的需要。他们很帮忙,不经过省里这道关,直接由总公司给我们增加5种。中国有句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分的信息就等于“无米之炊”。另一个例子是王君健,原来教材料力学,后来教流体力学,1979年开始改行搞生物工程,头几年是生物力学,最近几年彻底改行搞生物技术。他很用功,天天到图书馆看这方面的书,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很满意,想看的书图书馆都买来了。他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却很少为人所知。生物工程系也是全校最小的系,只有100名左右大学生、十几名研究生、20多位教师。他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他是非常认真地在那里干,看得很远。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他说他从事的学科再过几年才能有所冒尖,对国家建设事业真正起作用。所以,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人,对他就毫无兴趣了。

第三个办学条件是盖房子。那几年,盖房子经费很困难。但人员增加了,总得有地方住。现在我校东区有一批房子是两层楼平顶房,很不好看,因为是平房改建的。那时基建计划控制很严,但改建房屋可以不算计划,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概是1979年,盖房子差50万元,只好找湖北省财政局局长韩鸿儒,请他帮助向银行说句话,借50万元。现在看50万元不在话下,但当时却是一道难关,而且不解决不行。

(四)大搞科学研究

1971年,学校的大批教师干部还在咸宁的向阳湖边办农场。1972年99%的人回校了,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但教学任务不多,许多教师没有具体工作,有时间搞科研。我们也认为应该搞科研。另一方面,从外界情况看,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原来直属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文革”期间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全部处于停顿状态。但生产中有些技术问题要解决,找到我们,要我们承担研究任务,他们给经费。因此,那时我们与电子工业部、机械部、水电部的关系很密切,1972年后学校研究工作出现了一个新局面。1976年“文革”结束,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1977年暑假,组织一批教师查阅国外资料,了解世界学术动态。本校图书馆查不到的,就到北京、上海的情报所去查,要求每一个学科按专题写出调查报告,编印《国外科技动态》,每期一个专题,一共出了七八十期。这就叫调查研究嘛,不了解情况怎么干事?1978年下半年进一步出铅印本,每一期包含好几个专题,出了十几期。同时恢复出版全校性的学报。还办了《科技译报》,发动教师把国外各种期刊上与我校专业有关的好文章翻译出来,跟学报一样一期一期地出。《科技译报》共出了10期以上,给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北京)寄了一份,他们很高兴,认为做得很好。《科技译报》在1979年下半年停办了,因为多数教师经过学习外语,可以直接看外文书刊了。

由于从1972年到1978年开科学大会以前,我们的科研工作发展较快,工作做得较好,解决了不少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1978年国家召开科学大会,我们受到表扬。大学只有我们和浙大受到奖励,得到奖状,写的是“科学研究先进集体”。会前要我准备在会上发言,我准备的发言稿题目是《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是比较新的观点。这篇发言稿送到教育部,引起教育部内部的不同意见,比较多的是不赞成,认为这把教学放到了次要地位。其实这是误解。科学大会主要是国家科委筹备,他们看了赞成这个观点,作为大会发言稿在会上印发了。这篇文章并不是轻视教学工作,而是说明教学和科研的关系,说明科研工作是“源”(起源、发源),教学工作是“流”。就是说,教学工作总是传授在科研工作中取得成果进而总结出的间接知识,因而是“流”。教学与科研是密切相关的,而科研必须走在前面,是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降低教学的地位。科研水平高,就会使教学水平也高。

正因为那几年科研工作做得较快较好,到了1980年国家颁发《学位条例》以后,1981年第一次和1983年第二次评议硕士、博士学位点,我校评上了13个博士点、37个硕士点。因此1984年我国首次在大学设立研究生院,我校是第一批设立的22个研究生院之一。当时设立研究生院的条件之一,就是博士点要超过10个。我们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在学科方面,在研究工作方面,属于高科技范畴的少了一点。在这一点上,我还要说几句我们的生物工程,它属于高科技。最初是生物力学,王君健在1986年逐渐感到生物力学虽是较新的学科,国际上也不超过30年,但继续搞下去发展前途不大,于是下决心改为生物技术,属高科技范畴。他今年60岁,但钻研精神很好,已从其他学科转过来6年了,情况不错,他很有信心。这学科涉及农业比较多,我国的农业总要出现新局面,要用到它。我认为办生物工程是我们下的一步特殊的棋,要有点眼光。邓小平同志今年视察南方时有个讲话,全世界都知道,其中有这么两句,一定要搞高科技,越高越好。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学校怎么办?一定要重视高科技,生物工程已办了10年,还应办其他高科技学科。国际上高科技发展很快。发达国家不仅看到10年、20年之后,甚至看到50年之后,所以我们既要看得高,也要看得远。事在人为。

(五)开展国际交流

今天我们在这里交谈,也是国际交流。我校从1978年起就开始起步,1979年和外国有关大学建立正式关系。建立关系最早的是美国南加州的圣迭哥加州大学,我们送去一批访问学者。我们很重视派送访问学者,派读学位的研究生已被校内外所公认。另外请外国学者讲学,其中水平高的聘为名誉教授。我当校长时,对我们帮助很大的一位是田长霖,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他是我校名誉教授,1989年以前,先后回来四五次。从办大学来说,我们很谈得来,他提的一些意见,对我们很有帮助。例如,他说近亲繁殖很不好。他知道我国越是重点大学就越是近亲繁殖,希望我们国家有那么一天下个决心规定,自己培养的博士生也好、硕士生也好,一个不准留,以免引起互相间的戒心,因都怕各校自己把好的留下了。从长远说,近亲繁殖害处太大。田长霖说伯克利分校还有个规定,凡是新来的青年教师选科研题目,不准和系里的任何一个教师相同,要另定新的科研课题。尽管我国现在还办不到,但这是经验之谈。另外,我们激光学科最初搞二氧化碳激光器,技术上被一个问题卡住了。我们请来一位美国教授,叫坎特罗维茨,是美国工程科学院的院士。他实践经验也很丰富,反复和我们教师讨论,最后解决了。其他来的教授对我们也有帮助。

再谈谈教学方面。当时对教学的日常工作很重视,加强了教务处,特别是将教学研究科的干部配备好,要求他们深入了解情况,及时反映上来,加以研究。曾经发现电类学生不重视制图课,有些学生课外作业潦草,少数学生考试舞弊,个别教师评卷不够认真等等,都一一严加解决。

那几年还着重抓了两件事。

一是试验用英文版教材,先从高等数学开始,其次是普通物理,再次是个别技术基础课。教材是英文的,但教师讲授还是用中文,可以用英文讲一些名词术语。而且原来的中文本教材照样参考。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使学生既学了课程内容,又提高了英文程度。据了解,开始几周,学生很吃力,要查英汉词典,但几周以后就正常了,这些课程的英文语句一般不复杂,词汇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些,几周以后就熟悉了。当时,刘颖、陈挺、马毓义几位副院长都赞成,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1988年夏天我在北京访问航空航天部下属某研究所,遇到一位年轻的校友,他很高兴地告诉我,由于在校时用了3门英文版教材,再加上基础英语课,他的英文水平大为提高,因此所里办科技人员英语学习班,他成为一个“小教员”。我问他是否在中学时英语学得特别好。他说他是青岛某中学毕业,英语程度属中等。当然,某些教师对此是有意见的,这在预料之中,因为他们自己的英语就不大行,特别是习惯势力很厉害,人们总是希望驾轻就熟,省力嘛。但是世界上难道就有这样的事,可以不费多少力气而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吗?

二是着重抓教师的教学法,克服对学生“抱着走”的现象,以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一点道理很清楚,不多说了。

尽管如此,我认为最大的憾事,是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没有来得及做好调整、改造专业这件有关学科建设的大事。50年代初期,照搬苏联的做法,专业数量很多,口径很窄,这在苏联的高等教育历史上,主要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产物。其实苏联50年代后期已发现这样做有问题,逐步有所改进,开始放宽专业口径。我们50年代那样依样画葫芦,与我们实行的计划经济还可以勉强适应。但严重的问题就在于“文革”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还是抓住50年代初期学来的那一套不放,在那个已经过时的老框框里跳不出来,这就非常不对头,很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本来1977年,教育部已经调集了一批人进行专业调查,我校的王嘉霖去了一年,准备调整。遗憾的是直到1984年底,还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专业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前提,不调整、不改造,学科建设是困难的,就好像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样。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引以为这是我离开校长岗位以前极大的憾事。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1936年暑期考进武汉大学,迄今已62年多,可以称得上是武大的老校友了。我很热爱我的母校。正由于此,这里我要提起一件事。最近我从武大北京老校友会办的《北京珞嘉》1998年第2期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实行强强联合,把武大办成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署名为“武大武汉校友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呼吁:武汉大学和在武汉地区原来从武大分出组建的华中理工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按李岚清副总理指明的‘共建、联合、调整、合并’的方针,实行强强联合,把新建立的武大办成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武汉大学。”正好从武大台湾校友会办的《珞珈》第138期(今年1月1日)上,看到《武汉校友聚会为母校献计献策》一文中,谈到去年5月23日武汉校友会开会的情况。会上有一位校友说:“这几十年母校的确有了很大发展,但地位下滑。她就像一位母亲,生多了儿女,自己虚了亏了,伤了元气,身体再没有恢复到以前的健壮。这个俗气的比喻,形象地道出了华工大、华农大、水利电大、同济医大等一个个从母体分离时,从教师到学生,从设施到土地,挑选什么就割爱什么,母校无私奉献的现实。”最后,会议决定写一呼吁书,将分出去的上述4所大学,与现在的武大合并,实行“强强联合”,建立新的武汉大学。

说来也很凑巧。我是1953年华中工学院(20世纪80年代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成立时调来工作的。当时正处于院系调整期间,所以对上引的两段话中所说的这几个学校的形成,我是很清楚的。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认为有必要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

华中理工大学(原华中工学院)是这样组成的:原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等4校的机械系全部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华南工学院机械系的动力部分和电机系的电力部分,以及这些学校的部分基础课教师。后面4个学校来的教师,在人数上远超过武大来的。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最初名武汉水利学院)是这样组成的:1950年5月将原湖南大学水利系与武汉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合并为武汉大学工学院水利系;1952年4月至1953年10月,又将广西大学、南昌大学、河南大学、华南工学院、湖南农学院、江西农学院、武昌中华大学等校的水利系、科先后并入,成立了武汉大学水利学院。这时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1952年国家已经决定,按苏联模式实行全国性大规模院系调整;1952年冬,在中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直接领导下,已决定成立“三院”建校规划委员会,所谓“三院”,就是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武汉水利学院,地址预定在武昌关山地区,即现在华中理工大学一带,所以这时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已经是过渡性的,在武大内部尽人皆知。1954年12月,天津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沈阳农学院及河北农学院等校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与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合并,并从武汉大学正式分离出来,成立武汉水利学院。1959年夏,又增设了电的方面的专业,改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同济医科大学是这样组成的:1951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为中南同济医学院。但两个医学院的历史大不相同。原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成立于1907年,由德国医生宝隆博士创建,校名为上海德文医学堂,附属医院叫宝隆医院,很有名。原武汉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创建于 1947年,学院与医院的院址均在现在阅马场附近的湖北教育学院内。上海解放时,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有381人,教职工653人。武汉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仅有94人,教职工仅有49人。所以1951年两院合并时,从历史和当时的状况来说,原同济大学医学院显然是主体。

华中农业大学(原名华中农学院)是这样组成的:1952年,由湖北农学院全部系科和武汉大学农学院以及湖南大学、河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农学院部分系科合并而成。湖北农学院与武汉大学农学院的历史,也很有悬殊。湖北农学院是由张之洞创建于1898年的湖北农务学堂演变而来,所以去年(1998年)华中农业大学举行一百周年校庆纪念会。1903年,湖北农务学堂扩充为湖北高等农务学堂,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农科大学之一。1937年改为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1940年在恩施改名为湖北省立农学院。1950年定名为湖北农学院。1906年,校址在武昌宝积庵,抗战胜利后仍回原址。1952年合并前,有学生731人。武汉大学农学院成立于1936年秋,抗战爆发后迁四川,于1938年并入中央大学农学院。抗战胜利后,武大迁回珞珈山,恢复农学院,合并前有本科生450人,专科生近200人。由此可见,不论从哪方面来看,合并前的湖北农学院不能不是华中农业大学的主体。

我毫无贬低我的母校的意思,正是作为一个老校友,有责任实事求是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免时间越久,后来者越发搞不清楚。希望母校的同志们和现在武汉市的校友们以及各地的校友们,不要产生任何误解。

关于1952年院系调整的回忆 陆栋

关于1952年院系调整的回忆
陆栋①
①陆栋,1933年生,复旦大学教授,时为浙江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

  我是1951年进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的。那时抗美援朝如火如茶,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消除恐美思想,增强胜利信念。接着全国开展三反运动,争取财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后继的是思想改造,学习整风文献各自作思想检查,写思想小结,小组交流,有重要影响的教师的思想小结则在全系交流,欢迎学生去听。
  大约1952年6月《人民日报》发社论,将要进行院系调整,为国家进行有计划大规模建设创造条件。这项措施是非常高明的,一下子解决了教会和私立大学的问题,涉及政治、法律等学科易于治理。但人们最关心的是具体调整方案,调到什么地方去。后来我们知道浙大理学院的五个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人类学)并入复旦;地理系大部分去南京大学,一小半加入华东师大:药学系去南京参与到新办的药科大学。
  对于学生来说,院系调整没有什么负担,在哪儿读书都一样。浙大为了表示对外调学生的关爱,在中秋节后免费送我们去海宁观看钱塘江八月潮。夜里皓月当空,雾气迷蒙,有人喊潮来了,只见远处出现一条细长白练,从宽阔江口向逐渐收窄的上游江面奔来。越近潮头越高,白练愈明显。潮头拍案,涛声如累,汹涌向前,极为壮美。
  不几天是国庆节,在西湖边上街头广场集会庆祝,有省领导往会致辞。国庆后我们集体乘火车直奔上海北站。复旦派汽车接我们住在德庄男学生宿舍,女生住在淞庄宿舍。到校后,原复旦同班同学史国宝找我一同参加当年新生的宿舍安排,安排的名单呈送校团委和学生会求认可和备案。
  浙大物理系到复旦来的只有卢鹤绂教授和他的三位研究生赖祖武、郦庚元和裘志洪。行前找曾到他办公室拜访过卢先生。他正忙于处理事情,给我一本新杂志阅读。我翻开杂志,里面有卢先生和曹萱龄先生合写的“铀核的自裂”,我看不懂内容,合上杂志静等他处理完手头的事。他转身告诉我,浙大物理系的全套图书杂志将运往复旦,这是复旦发展的资源。同时调来复旦的还有两位金工师傅和一位实验室工友。到时你们学生有车送车站,一起去上海。
  浙大物理系原系主任何增禄教授调往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任教。程开甲教授调往南京大学,开创金属物理研究,几年后调往北京参与国防科研,后来大家知道他是两弹功臣之一。胡济民教授调往北大筹建技术物理系。后来卢鹤绂教授也调往北大在技术物理系任教两年,再回复旦。束星北教授调往山东大学物理系,后来在那里长期遭受苦难,有一本书《束星北档案》详述他的生平。陈继述先生也调往山东大学,“文革”后成为山东大学光学系主任,再后来任宁波大学物理系主任。石之琅先生调去厦大物理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院系调整后,仍有零星的人事调动。1955年复旦物理系副主任江仁寿教授调往西北大学任教。他在30年代留学英国,回国后长期在武汉大学物理系任教并任系主任。当年他的学生刘西尧,曾是原子武器试验场指挥张爱萍将军的副手。后来刘又担任国家教委负责人。“文革”后江先生邀请诺奖得主普里高律教授来西安讲学,倡导开展非平衡态热力学研究。又请哈根教授讲学,倡导协同学研究。王恒守教授1957年遭受不公正的批判,这位曾经创办山东大学物理系并兼系主任,后来担任过南开和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的前辈,1958年黯然别离复旦,在安徽大学降级使用。1960年汤睿副教授调往山东曲阜师大物理系任教,家里留下年老体衰的老母独自生活,也是令人壮怀之旅。此外还有赖祖武先生调往国防科研单位,何育辽先生调往本市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任副所长。这些前辈调离,影响了复旦物理系,分支学科一直比较单薄。
  实际上调整后复旦物理系教授人数并不多,有周同庆教授、王福山教授、卢鹤绂教授、叶蕴理教授等,周世勋副教授1958~196O年去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从地质学院调来李仲卿教授长期执教化学系普物。还有方俊鑫等20来位讲师,其余有几十位助教。人员虽少,活力较强;经费虽少,勤敏以赴。


复旦大学物理系1955年毕业同学合影留念
一排(教师):汤睿 *周雄豪 △方俊鑫 钱孝衡 ●叶蕴理 ●江仁寿 俞继泽 *王福山 ○裘志洪 △周同庆 *王恒守 周世勋 ○卢鹤绂 谢希德 ○赖祖式 ●戴乐山
二排:*朱锦宝 ●曹国良 *胡文伟 ●田静华 陈瑞玉 ●王征华 叶剑英 ○蔡莲珍 △高文琦 ●袁蓉芳 *荣茉英 *翁珍珊 *丁文珍 ●李园 *魏瑞霞 ●陈忠忠 △梁星辉 ○洪燮元 ●李世昌
三排:○闻伍椿 *丁大钊 ○吕如榆 △谢守全 ●史国宝 *陈世群 ●王朝俊 ○朱伯良 ○方克旭 *杜冲麟 △方守贤 ○赵焕卿 ○蔡圣善 ●俞宝棣 ●阮刚 ●任鸿耀 *陈崇(金光) ○陆栋 ○卢汶俊
四排:△杨世杰 △倪光炯 ○郑思定 △宋孝同 ○何宇亮 ●余泮水 孙雁华 *陈显元 △钱登 ○仇士华 △沈传楷 徐嘉麒 △郭箕弟 ●周永森 ○蔡臻林 △李富铭 ○许鸿滨 ●袁榘 郑福洁 ●陆照发 ○储连元 *胡力东 ○林志宗 ●金化良 同年毕业 ○李镇敌 △钱钟华 △朱鹤鸣未参加
○来自浙大 △来自交大 *来自同济 ●原复旦
本届同学中有中科院院士两人:方守贤、丁大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人:仇士华;物理系总支书记、校纪委书记:金兆良;无线电工程系主任、校教务处长:袁榘;全国社会主义劳动模范、复旦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倪光炯;南京军事工程学院少将教授:钱登。复旦光学教研组主任、物理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富铭。

1952年浙江大学地理系院系调整 陈吉余

1952年浙江大学地理系院系调整
陈吉余①
①陈吉余,1921年生,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乐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时任浙江大学地理系讲师。

  1952年的春天,明媚的西子湖畔,浙江大学和往常一样弦歌不绝,但是教师们除了正常的教学以外,还增加了新的内容,接受思想教育,进行思想改造,批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以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自己,差不多每天下午进行学习,先是自我分析,然后相互帮助批评旧思想,树立新的世界观。浙大思想改造全校由浙江省教育部门领导负责,理学院负责思想改造的领导组由嘉兴来的干部金孟加负责,带了几个年轻干部参加工作,联系地理系思想改造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姓什么忘记了,负责地理系思想改造的宁奇生,是地理系将要毕业的学生。
  思想改造快要结束的时候,负责主持浙大地理系思想改造者宁奇生在地理系办公室宣布全国要进行院系调整,还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能私自联系工作,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解放了两三年,我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一些运动,批判过去的旧思想,如个人奋斗,为着名利争取机会向上爬,成名成家等;只有跟着共产党,一切为着人民,要跟共产党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己经成为主流的思想,从这几年我个人的感受,除了课堂讲授之外,我做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工作:解放后的第二年早春,我就被安排去担任浙江黄坛口水库的地质地理的调查工作,写了黄坛口水库坝址地质、水库淹没损失和坝下灌溉系统的报告;接着被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借用,参加铁道部西南铁路查勘工作,负责湘黔西线道路地质的调查任务,出差8个月,回到杭州,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又接受治淮任务,参加梅山水库地貌及淹没损失调查,在野外工作中,看到新中国一项项工程在建设,更感到地理工作者有 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学有所用了。因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要听党的话,所以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编辑部寄给我一份履历表格。要我填写,寄回即可调到北京工作。我却没有填写,也没汇报,只是感到离开浙大很可惜,浙大是我的母校。
  记不清是什么具体日期,在地理系教师思想改造会上,宁奇生宣布了院系调整的具体内容。浙大理学院大多调整到复旦,地理系的地质、气象老师调到南京大学,地理学的多数老师和全部图书设备都调到华东师大,只留少数老师留在浙江师范学院;浙大的农学院,医学院单独成为专科院校。而一个全国著名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被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被调整为一个工科大学了!
  宣布方案后,一天下午,华东师大派了人事处的张波和地理系的王文瀚到浙大地理系,我看到他们两人到办公室,没有和我们一一介绍,只是和李春芬先生,可能与宁奇生有谈话,谈什么不知道……但又听说学生不愿去师范学校。
  某一个晚上,浙大在杭州饭店办了离别的酒宴为老师道别,大家虽然是相互敬酒,然而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参加宴会时,我是由所住的吴衙巷宿舍单独一个人去的,记不起和谁一桌,是走得去的。参加宴会的学校领导是总务长严文兴教授,吃完了,自己一个人就回宿舍了。
  到临离开的那一天,也就是10月8日,行李打好后,家具有些是借学校的,大床和一张竹床是自己的。这天上午,学校来人搬运空了,空空房内只有一张单人竹床。运到上海的行李和一张大床,学校派人去火车站托运了。
  就这样离开浙大了吗?多年的培养之情,多年的师友,天堂杭州的山水草木,就这样离别了吗?说真的,就是我住在吴衙巷的宿舍,相处多年的老蛇都不愿我离开,物件搬运了,它一早上就吊在我的门楣上,中午又横躺在门坎上,我只能跳窗离开了一住数年的古老房子的宿舍。
  1952年10月8日,我们上午离开了吴衙巷,到大学路、地理系,家属去了一个同事的的家里。中午,我带了长子回吴衙巷,在我的空房竹床上睡了午觉,然后,就带着孩子,走到火车站(杭州的城站),家属与同事直接走到城站。
  我们在火车站会合,李春芬、严钦尚租我三家从软席候车室进入软席车厢,是浙大职员送上去的,职员我不认识。
  在软席车厢,人很少,也就是李、严、陈三家,我们泡了茶,聊聊天。下午2时开车,大概4点半至5点到上海西站,华东师大张波同志到西站来接。下车后,步行到华东师大现在的一村,找们被分别带到安排好的宿舍。严钦尚一家住东西大楼,我住在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子里,床铺都安排好了,打开行李就可休息了。房间对面有一间厨房,可以做饭。
  10月?日,严钦尚和我到学校拜会孙陶林副校长,严钦尚把浙大委托他收我们的档案交给学校,我们算是报到了。
  虽然到了一所新的大学,可是我衣服上的浙大校徽久久不肯拿下,而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徽久久不肯戴上。
  ……
  浙大是名师荟萃的学校,竺可祯校长延聘名师,每个系都有全国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学术上,而且在学风上言传身教,学生们接受他们的熏陶,培养出浙大之风,浙大之人。就以我在所在的史地系来讲,史学有张荫麟、谭其骧;地学,竺可桢校长就是地学泰斗,系主任张其昀学贯古今,地质有叶良辅,气象有涂长望等教授皆国内之大师,国际之闻人。在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地理系,教师仅10人,地理学:李春芬、严得一、严钦尚、陈吉余、郑家祥;地质学:朱庭祜、孙鼐、李治孝;气象学;石延汉、么振生,另有教辅及工友五人:其中绘图员王心安、工友汤孝初调整到华东师大,绘图员吴贤柞和录事、文字抄写周丙潮调整到浙江师范学院,工友周雨伢留在浙大。这样一个地理系,在国内地理界熠熠生辉,十名教师三个专业方向。院系调整后,学生均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和气象系,以后他们中许多都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只是浙江大学史地系从1935年建系,13年分系,又经过3年,仅16年时间,却留下了光辉的史迹.和深刻的回忆……

求是园中怀旧 熊农山

求是园中怀旧

农艺 52 熊农山 2008.12.28

末届入学新生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夏季我毕业于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到东南江浙沪一带报考大学。那时大学招生分5批进行,从7月初一直考到8月中旬。第一批招生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公认的一流名校;第二批是中央大学等;第三批有复旦大学等;第四批是前三批的补招生;第五批是浙江医专等专科学校,无形中形成梯次。考生可以从第一批顺序考下去,多次参加,也可能多次录取。每批次每个学校都有少量备取生,准备递补正取名额的空缺。当时浙大对本校教职员工子女有一条优惠政策:可以不经过入学考试直接注册为”试读生”。试读一学年如各门成绩都及格,便转为正式生。另外,浙大附中每年有几个免试直升浙大的保送名额。浙大子女如参加入学考试,没有加分优惠。虽然我的父母都在浙大任教,我为了测试自己的学力究意够不够上浙大,选择了参加入学考试。结果被录取第一志愿农艺学系。我们那一年全国报考浙大的学生有13000多人,正式录取只有203名,录取率大约为1.5%。我们是在敬爱的竺可桢校长手上考入浙大的最末一届新生。

末届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生

事有凑巧,1952年夏季我们毕业时,又成为获得浙江大学文凭的末届农学院毕业生。怎么回事呢?

1952年为学习苏联经验进行了全国性高等院校大调整。在政务院高等教育部具体领导下,全国高校体制作了重大改变,其核心内容有:

1、只有由文科、理科、法学科等组成的综合大学才能称作大学。如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

2、所有实用性的工科、农科、医科等只能称为学院。如调整后的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南京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大连工学院、浙江农学院、浙江医学院等。

当时浙江大学有九十多位教授被调出。除调往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外,农科的归入浙江农学院、医科的归入浙江医学院、文科理科归入浙江师范学院,剩下的只有工科及少量文理科基础教师。东方剑桥被”肢解”了。听说几年以后高教部领导谈起浙大,也表示了”遗憾”。

按当时的政策,清华只有工科应改称学院,浙大只有工科也应改称学院。但是,高教部总算网开一面,给予这两所名校特殊待遇,仍保持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名称。

另外,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及同济大学似乎也没改为学院,是否也属于特殊待遇不详。

从我这两次”末届”的经历可以看出,当时浙江大学在国内高等院校中的名声和地位已经是公认的国内一流大学,与北大、清华并驾齐驱。应该说,竺可桢校长十三年苦心经营是决定性因素。当时浙大的物质条件在众多国立大学中恐怕是最差的,然而群贤毕至,大师云集,皆甘之如饴,悉心教学。竺校长力挺求是精魂,要求学生以天下为已任,从不高喊不切实际的口号,而春风化雨,下自成蹊,诚一代大师也。

综合性大学的优势

当年,浙江大学只有两个校区:校本部在庆春门里,正门开在大学路上,聚集着行政中心和文、理、法、师范、工、医等六所学院;农学院则在庆春门外华家池畔,即现在的浙大华家池校区。我们那一年农学院新生都安排住在校本部,便于基础课的教学。国文和英文由文学院教师授课;数学、化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由理学院教师授课;经济学由法学院教师讲;做实验全在理学院大楼里做。一般独立学院的基础课部要达到这样的水准很难,这正是综合大学的重要优势之一。

另外一个优势是院系多,学科齐全,各种各样的学术演讲多,都可自由听讲,开扩眼界。我记得听过的非农科类演讲主要有:

陈建功教授介绍世界数学名题”遇河搭桥,过河拆桥”;苏步青教授讲拓朴学名题”老太婆二十庙烧香”。两位大师把数学名题介绍得深入浅出,使我们这些非数学系学生也能听懂大意,并启发了怎样有效进行逻辑思维,获益良多,至今不忘。

法学院严仁赓教授讲”有效需求与正义、自由、平等”,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我们敬爱的竺可桢校长作为一名听众还站起来提了一个问题。可惜那时我这个外省人还听不懂他那一口浓重的绍兴话。严先生讲 “只有真正实现了经济上的平等,才会达到政治上的自由。”针对这一论断,我也站起来提了一个问题:”美国贫富悬殊,经济上远未平等,何以号称政治上自由世界呢?”—真是不自量力,浅薄可笑!严先生怎么回答,印象不深了。

王琎教授讲”科学园地的开垦者—现代十大化学家”,从门德列也夫的元素周期表讲到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镭。王先生最后讲了一段极富人生哲理的名言警句:”科学是最冷静、最客观的东西。不过,你对她冷淡,她也对你冷淡;若是你对她热烈的话,她也会对你热烈的。……科学又是最富于革命性的,时刻在变革、在创新。只要有persistence(坚持)和imagination(想象),做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绝非难事。”王先生进一步带着惋惜的口吻说:”中国的科学家太浅溥,不够热烈,浅尝辄止,这样永远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六十年过去了,王先生这番话似乎仍在针砭时弊啊!

1949年8月,正当我们这些学生命科学的师生开始忙着读苏联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时,谈家桢教授在健身房演讲了世界遗传科学的最新进展,介绍了对核糖核酸(RNA)及脱氧核糖核酸(DNA)研究的最新动态,指出在遗传学上可能的前景。要知道,英国科学家Click与Watson有关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是四年之后才发表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浙大生物系在遗传学的教学与研究上是紧跟世界尖端水平的,值得自豪。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根本否认遗传物质的存在,说什么”基因学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那时学习苏联要”一边倒”,因而谈先生介绍基因学说新进展是”不合时宜”的。于是,此后几年里谈先生不能开遗传学课程,只为我们农学院讲一门一学期的小课进化论。我们农艺学系核心课程之一是作物育种学,它的前导专业基础课本该是遗传学。难以置信的是我们这一届四年里根本没有学过遗传学!

我个人感到惭愧的是大学毕业后到中等农业学校去教”作物改良”课,也卖力地讲李森科学说,”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误人子弟。

嫁接产生了无性杂种吗?

米丘林李森科学说里有一个重要论断:果树不同品种间通过嫁接手段可产生杂种。

1950-1951年间,浙大农艺学系教授丁振麟指导助手汪丽泉老师、学生叶彦复做了一个月光花嫁接甘薯的实验。月光花和甘薯同属旋花科,但茎叶花等地上部份比甘薯大不少,光合面积大。甘薯品种是”胜利百号”,平常地下结的薯块单个重量平均约1000克左右,达到2000克就算大的。经与月光花嫁接后,由于地上营养面积大,地下薯块也明显增重,大致增加一倍左右,最大的一个达到5000克以上。这下可轰动了,拿到浙江省农业展览会上展出成为突出 “明星”。我们当时正开始自学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以为产生了无性杂种。第二年,把头一年的大薯块按常规方法育苗、移栽,想看看第二代不经过月光花嫁接长成什么样?结果出来了,与对照组一样重,没有生物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在这组实验中,没有产生”无性杂种”。浙大求是学风的又一次实践!

现在,我们浙大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综合大学的优势愈益凸显,上下齐心,师生合力,相信一定能继承发扬东方剑桥、国内一流的光荣传统。戳力进取,力争跻身世界知名大学的行列!

李梧龄回忆录《泣血年华》

李梧龄回忆录《泣血年华》
--作者:李梧龄

目录

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第二章 收容站的十天
第三章 小庙岗和大庙岗
第四章 筑路队
第五章 涛城分场
第六章 白云山右派队
第七章 分流庙拘留所
第八章 分流一队
第九章 分流四队
第十章 判刑前后
第十一章 放马场
第十二章 尾声
附件 小虞回忆

  我从学校毕业工作不满一年就被打成右派,然后被投入劳改,先后经过劳动教养和判刑劳改两个阶段。等到平反时已在监狱中渡过了二十一个春秋。恢复工作不久又患了重症哮喘,依赖激素维持生命,终于一生毫无成就。种种往事不堪回首。曾写了一篇短文以自娱,叙述在狱中吃狗肉的一件有趣却又辛酸的往事。我的一位朋友见了,建议我将过去之事全部写出来。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按照事件的先后写来。这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人生的真实记录。我平平叙来,不加文字修饰,也很少发挥自己的感想。我希望用这篇文字来向亲朋好友诉说我的亲身遭遇,使他们了解当年思想狱以及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情形。说到我的经历,当然免不了涉及我所遇见的人,他们各有各的故事。这些故事,只要是真实可靠、完整或比较完整的,我都记录在文中。可惜由于在狱中不可能记日记,有些记不清的,只好略去,记得的,也往往是个故事梗概,写来未免不够生动。然而,我宁可要真实而不去文学加工这些内容。因为有个故事梗概也足够了,让事实去说明问题不更胜于文学的创作吗?

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一 学生时代

  我是1953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当时正值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将所有大学的院系拆散,再按苏联模式重新组合。复旦大学是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即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其物理系是由原来上海地区各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物理系合并而成。学校的制度都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例如上午连续上五节课而下午则为自修。这种课时安排只维持了两年,1954年就取消了。

  物理系是一个大系,每届新生有120人左右,分为甲乙两班,我被分在乙班。一年级乙班的物理学是由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授课的,王先生原是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是一位忠厚长者。当时的教材也都照搬苏联的,物理学用的是福里斯和季莫列娃合著的《普通物理学》。书倒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是其民族狭隘性和政治宣传实在令人反感,不但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贡献都被说成是俄国的,还会有“列宁写道…”,“斯大林教导我们说…”这类莫名其妙的文字,实在令人讨厌。

  一边倒学苏联的另一措施是废除英文,大学里全部从头学俄文。一年级时的俄文教师名叫郁去病,此人不但容貌猥琐而且素质极差。有一次教到каша 这个字时说“这字是稀饭,但外国人的稀饭比我们的考究,是加有其它好东西的”。正好这同一课中又教到了чай 这个字,他于是操无锡语大呼道”外国人不像我们,外国人吃茶要放糖的”。我听课至此实在忍无可忍,便对身旁的同学骂了声“放屁”。不料此话却被他听见了,便指着我问“你说什么?”我不动声色地就坐着回答说“我说你放屁”。他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气得混身发抖,涨红了脖子,伸直了手臂指着门大声吼叫道“你,你,你给我出去!” 我于是毫不在乎地离开了教室。下午,助教唐璞山先生来找我,要我检讨。我说我何错之有?他说“郁去病大闹,表示不肯来物理系上课了。王先生不得不为此向外文系道歉。这件事本应王先生自己找你谈,但他又不愿意。所以我来了”。这样,我只得写了检讨。过了几天,布告栏中贴出我被记大过的布告。这个大过只是装样子而已,它从未被撤消,但在我后来提前毕业时,也未被按规定写在文凭里。不过经此以后,我对俄文反感更深。郁去病这个人相貌奇丑加之一脸媚苏之态,被沐猴而冠地放在大学教师的位置上,上课时我感觉到的简直象是看讽刺剧。所以我从不听讲而最喜欢他举行临时测验,因为可以缴上白卷就走。到了学期终了,我花一个多星期苦功,在大礼堂全校一年级的俄文考试上仍然第一个交卷。我们班上有一位俄文成绩非常好的同学和我一前一后走出礼堂,她很不高兴,认为我缴白卷还要抢在她前面。而郁去病拿着我满分的考卷气得不得了,对同学说“他平时成绩不好,给六十分!”。

  其实象郁去病这样素质的人当时大学里也并不少见,我们看到了趾高气扬的所谓苏联专家,他们年纪轻轻却在其上课的教室里要备上火炉。总有一伙人满脸谄笑地围着他们转。那时大学里有四门必修课,分别是: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党史。单看堂堂中国的大学,每人必得去读苏联的共产党历史就已经够令人气愤的了,更何况这四门强迫要上的课无一不是很荒诞的。中国革命史而不谈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却立论在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单凭列宁说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句空话而不问列宁身后事实如何,不问斯大林非但没有实行列宁的话,反而变本加厉利用美国要他们在德国投降后出兵打日本的机会逼迫中国接受外蒙独立和其他新的不平等条件的事实,就把苏联顶在头上,开口闭口肉麻地叫“老大哥”。我在读高中一年级时就对中国近代史有过兴趣,我从史料上读历史并不要人家把史观强加给我。在我看来历史是历史人物的奋斗史,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但在高二的时候历史课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物都失去了个性,历史被简单化为:因为某人是某阶级的,所以如何如何。大学里的革命史课一点也不比中学里的多点内容。上课的教员也完全没有学者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政工干部,拿着讲稿念经而已。

  我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对化学发生极大的兴趣。我买到了影印的Linus Pauling 的书,对他用量子化学方法分析分子的化学键感到十分信服。然而就在那时《科学通报》杂志却连篇累牍地用所谓的辩证唯物论对Pauling的共振论进行批判。我看透了这种批判的毫无道理。果然,不久批判销声匿迹了。事实上苏联也不得不接受了Pauling的学说。这件事使我认清了所谓辩证唯物论的实质。我查到了用斯大林名字发表的两本小册子《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大学里的这门课程却就是这点内容,一个下午便可读完的东西却烦琐化成两厚本书,适足以让低能儿读得昏天黑地而已。辩证唯物论的几条原理,都是空话。例如所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这话并没有指出关联到了什么程度,就谈不上对具体事物有任何指导意义。只能用来做事后诸葛亮来骂人而已。二年级的政治课是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很可笑的,马克思的一本剩余价值的小册子,也是两个小时可读完的书,被扩大为两厚册,加了一些最简单的算式就貌似科学被那教员翻来覆去地讲。那时还有所谓课堂讨论。我实在不愿意作违心之论,对 “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之类的屁话进行了反驳。

  一年级时的另一些事更使我成为所谓的“落后份子”,除了因政治课迟到上过布告栏被叫到教务处挨骂外,还有逃避文娱活动。那时规定下午三点半有种种活动,其中文娱活动非常无聊,例如坐个圆圈在背后抛手帕或做“我们要拣一个人”之类小孩子游戏。大学里强制要参与这种活动岂非笑话?我不得不常常逃到虹口公园去看书。

  到了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并没有看到胡风万言书(1)的内容。那时学校新建了学生食堂,也兼作夜自习之用,故沿壁有一些书橱。我特地在其中找到了两厚本胡风的作品,其中文艺理论文章文字别扭,且多马列主义词句,就一翻而过。在诗作中,我见到了一个长篇《时间开始了》,居然是对毛泽东极尽阿谀之能事的,足以和后来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媲美的作品。觉得简直是个绝大的讽刺,当然也因此不认为他的诗有什么高明。于是从公布的《材料》(2)得出他是和周扬等争权夺利,派系之争而已。但是仍对他的遭遇深感不平,认为不合法制精神。在背后说了三篇《材料》的按语为横蛮无理断章取义,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反革命的证据,并怀疑获得私人信件的手段为非法,以私人信件的片言只语来定罪是将思想等同于行动,毫无道理。不久见到报上声势浩大的批判文章,文章作者名声之大,其文章用词之凶恶蛮横等都使我感到气愤。后来,这些人几乎也都未能逃过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命运,而他们开创的谩骂文风也都轮到他们自己去享受。为此,我也不忍心在此一一提他们的大名了,反正对这些人历史自有公论,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料不久我就成了随之而来的肃反运动的对象!班级中负责肃反运动的同学竟然对与我最要好的同学说:李某人的大前提已经肯定,“他对你抓得很紧,你不要被他拖下水”等语。那时所谓“大前提肯定”一般都被理解为指某人是美蒋特务之类,我那同学经不起这样的恐吓,就揭发交代了我平时的一些言谈。批斗会的范围还只不过是在班级之内,其具体情况已记不详细了,但还记得居然派了一个同学连我上厕所也跟随着,好像怕我会寻短见似的,我也因而频繁如厕以作弄他。放暑假期间他们还有一次把我叫到一个同学家去,我故意用香烟将指甲熏黄了,做出深受打击苦于思考的样子,以满足他们的狂热。其实这些人何尝蠢到会相信我是特务!无非是拼命表现自己,梦想得到好处而已。

  由于我和其他系的同学交往不多,对肃反运动的全貌就不够了解。我总算还未被关起来失去全部自由。但只要设想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学习在一个环境里的一个热情、外向的人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他露一丝笑容。无不莫名其妙地一脸漠视。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迫害!

  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吴咏章,他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与世无争,极少谈自己的看法,各方面无任何突出之处,似乎深得《老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哲理,故能免祸。另一位同学是薛瑞相,他原比我高两班,因病休过学,才与我同班,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负担着家庭,当他知道我也穷困时,便介绍我与他一起去一处补习班教书。这在当时是很担风险的,因为违犯了校规。追忆到我在读高一时,曾因申请减免学费未成而几乎失学,后来也是得到比我高一班的顾彪同学的帮助,在他开办的补习班教书。顾彪后来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他同时还负担着母亲和弟弟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为此竟被开除(3)。由此可见薛瑞相同学是如何仗义了。

  到了第二学期,政治空气松动了,负责肃反的同学对我说“你的问题经过审查,没事了。”就这样一句话,半年多的精神迫害一笔勾销。幸而我胆大,或许是麻木,对这迫害毫不在乎,没有任何精神创伤。但也正是没有因此而对共产党惧怕,存戒心,没有悟出在这个社会里,思想也必须时时和共产党保持一致,否则便算犯法.所以两年后才又惹了祸。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不久,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重视起学习来了。于是又要我在年级的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和同学们恢复了正常交往。

  56年的暑假我被安排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去生产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一下火车,满耳朵只听见“劳驾”、“借光”。听惯了上海街头的粗话,真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我再去时便听不到了,由此也可见这些年来民风的变化。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那时还很简陋,我们去的实验室只有一位大学毕业的姓傅的工程师负责研究,两位助手中的一位就是他的妻子,另一位男的姓白,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都十分热情。研究的项目有三,我现在只记得一项是超声探伤,另一项是研制铁氧体材料。与国外相比,研究的水平是很低的。例如要制造一种用于三路载波电话零件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铁氧体材料,而当时苏联已用上了十二路载波电话,美国更是超过百路。然而院里的保密制度却非常严格,我们所做实验的记录在离开时都以帮我们核对为借口而被收回了。尤其可笑的是当我去他们图书馆借阅很普通的国外杂志时,竟以保密为由不能看杂志,只能借到杂志文章的照片,用放大镜阅读。更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陪同我们北上的复旦讲师黄先生因为其人事材料未及时送到,竟然被拒之门外。她也乐得不必担任指导,只在休息时间来看看我们罢了。

注:
(1)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胡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共,回国后长期和左联的领导周扬意见相左,53年被党内文痞林默涵、何其芳批判为“反现实主义”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54年7月他上书言事内容主要为对林、何的答辩并说明自己的文艺主张: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把政治当作了黑格尔底绝对精神,以为一切都是从‘政治’出来的,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面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要通过写人去写出‘人生的真实’,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这些意见当然是对的。然而他的信得罪了毛泽东,55年5月当他得知毛要将他的信公布时,赶紧写出检讨声明,求周扬上达天听,但为时已晚。
(2)即《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有三批,其评语为毛泽东所写。
(3)一年后,化工学院表示当时的处分重了一些,但为了学校的面子,他不能回化工而转到水产学院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某地做小火轮驾驶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二 毕业前后

  实习结束回到上海后得知我们这一年级要分两个专业,我选的半导体专业要集中到北京大学去学。于是家里便为我准备了棉衣棉裤。因为火车票的关系,六十几个同学要分三批走。当第二批走的名单宣布后,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女同学跑来说:“我的外婆和妈妈舍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几天。能不能请你和我对调。“于是我们俩人一同去学校,对系主任王先生说了。王先生对她说:“你可以另外找同学调,但不能和他调。”我听了很纳闷。后来第三批名单宣布了,仍然没有我。直到开学后好几天,才有电话来叫我去学校。一路上我估量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运动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当我踏进系办公室时,一看已有五位同学等在那里,他们都是党、团员。大家相视一笑,就知必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们。不一会儿,系主任叫我们进去说:“你们几人已提前毕业,留任助教了。”系主任助理戴乐山先生补充说:“祝贺你们已成为年轻的物理学家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戴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上一班同学中的优秀者都给科学院要去了,我们担心到你们毕业时留不下来,故报请教育部让你们提前毕业,批文还未到,但北京的电话已来了,马上通知你们。”接着便安排了工作,他们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叫我马上去吴剑华先生处报到,担任理论力学助教。最后,王先生说:“你们可以先去财务处领薪水。”

  当时正完成了工资改革,高等学校教师工资分12个等级,1到3级为正教授,4到6级副教授,再往下则各有3个级别的讲师和助教。我们头三个月领试用工资,然后是12级助教的65.5元工资。当时可说是对知识界较宽容的年代了,不久,运动迭起,次年毕业的人工资就只有48元了。

  在二年级时,吴剑华先生曾教过我。我受命到他处去报到时,他正受命开数学系的理论力学课,数学系对此课程的要求很高,此时他借来一书架的参考书正在认真地写讲义,见到我去报到担当他的助教非常高兴。当时他薪金刚提高到133元,即讲师最高级别的工资,又适逢补发工资,便邀了正好来访的郦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宁路凯福饭店吃饭,饭后还看了电影。席间,两位先生相互谈了一些系里教师间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教师生活中不为学生所知的方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过得非常愉快,学生们都爱戴我,不但我负责的力学而且在其它功课中发生的问题也常有同学来找我。此外,三年级时指导过我做研究的王恒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做研究。工作后经济也解了困,我负担起了家庭的开支。眼盼着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

  吴剑华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诚恳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一个人住在复旦的淞庄宿舍里,生活很简朴,工作之余,天南地北地和我无话不谈。有一次谈起他的经历。他是抗战胜利前夕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胜利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等地教书,1948年他在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那大学的学生虽说一般都是富家子弟,但在那年头也多半很左倾,他们对校方一个管总务的不满,认为他账目不清,吴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评那总务说“你怎能如此呢。”于是就有了矛盾。国民党溃败前夕,学生们组织应变护校活动,矛盾日益加剧,他感到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家苏北海安。1949年2月,当地政府三次上门邀请他参加革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苏南行政公署的教育处报到。穿起了军装,后来随军南下,所属单位简称为苏南文教处,他戴上有“军管”两字的臂章,参加接管江南大学等学校的工作。他说:“工作很简单,到了一校,校长表示拥护政府接管,于是组织校务委员会接管权力。”这样干了几年,他深感其中人际关系之复杂。于是,趁有所谓归队政策之机会,在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

  接着他谈到了来复旦后的遭遇,当时复旦物理系才二十几位教师,不久来了个总支书记钱孝衡,此人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恰好系里有有两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便设法赶走了一位而又处处难为另一位。这另一位只不过是位教辅人员而已,名叫周长春,在肃反时竟被关了起来。吴先生为此打抱不平,就也从此受到钱的迫害。钱到物理系后发展了许多人入党,周世勋等都是他介绍入党的。他告诉我说周世勋48年去美国留学,50年还未读出学位就回国受聘于基督教的上海沪光大学为副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复旦。由于他的职称与学术水平不相称,就用上了各种手段,在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自己,打击别人,无所不用其极。经吴先生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为何周平时总是那么装模作样,架子十足。有一次在习题课上,竟然板着脸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说:“这种问题也来问我!问助教去!”原来是为了掩盖他的不学无术。

  吴先生使我明白了原来高等学府也并不是一片净土。

三 反右运动 (一)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恒守先生家去,他们正用着早餐,先生问我:“看过今天的文汇报吗?”我说没有,其实我醉心读书从不看报。先生说:“怎么可以不看!”边说边指着沙发上的报纸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系的秦素美教授,她对着先生微嗔道:“为什么人家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起身将报递了给我。那报上登载着先生一篇题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副标题是乱、偏、糟三个醒目的字。文章批评了在高校中,由校长还是由集体领导的制度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也没有制定出来。在业务领导方面,生硬地学习苏联等。我说这意见当然是对的,并补充说例如谁不知道理科应该和工科结合并指导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结合呢;又何必非学苏联不可呢?

  我们接着讨论了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诉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共产党很能接受意见。他谈到参加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情况。讲了一件事,原来先生曾作为政协委员参观过上海火车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从内蒙古运来的牛经设有养牛场的大场站不下车,却要转运至江湾站下车,理由是铁道部不允许,怕脏,然而从另一处运来的猪却是在大场站下的。怪不得我们经常在上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牛被驱赶着沿邯郸路走向市区的屠宰场。先生就此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意见。说经过长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还要经此折磨呢?要说是脏,则牛、猪又有何区别呢?他在会上风趣地说,如果真的火星上有人,用望远镜看地球时,岂不要奇怪为什么上海的牛常常大游行?他很得意地说这一幽默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一句玩笑话不但被大肆宣扬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而且还存心造谣在报上登漫画,画王先生在火星上用显微镜看地球,辱骂道:堂堂物理学教授竟不知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区别。这是后话。

  从王先生家回来后,我心中很轻松,并对文汇报也有了兴趣。这正是短暂的一段大鸣大放时期。报上批评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气息。校内也召开了许多鸣放会,出现了大字报。我除了听听宿舍中同事的议论外,并无暇去参与这些集会或看大字报。有一天晚上,原同班的马明敏同学等几个人到我宿舍来说她们班级正召开着座谈会,并邀我参加。那时我正看着书,便拒绝了。她奈何我不得,便玩笑地将拉线开关一拉,娇嗔道:“不让你看书!”她们一走,我就到门口去开灯,但转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着去了,何况我们本是同班同学,怎能毕业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灯,跟了上去。就这样,参加了物理系四年级的鸣放座谈会。

  座谈会设在1200号教室大楼四楼西边的大教室里,中间用课桌围了个方块。同学们拥我坐到了桌边,四面一望济济一堂,原来除了物四同学外还来了许多人。发言此起彼伏十分踊跃。 到会的还有人事科长王零,原来这是一个向人事科提意见的鸣放会。同学们举了许多事实来提意见,然而王零却不作一声。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同学促我发表意见, 我拗不过他,便站起来说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提了许多,到底对不对呢?大家说人事科中每人有个人事袋,装着当事人无法知晓更谈不上分辩的告密条子,而这告密却严重影响着当事人的前程(4)。我看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长王零既然在座,何不表个态,省得大家无的放矢!要是真有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的问题了。人事科做这种黑暗,见不得人的勾当,太不应该了。更不去说有人提到的党的人事科这种说法了,党作为一个整体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怎能管到党外人头上来呢。反之,如果我家中保有党员的档案,你们如何看法呢。所以,如真有这种性质的人事袋,应该烧掉!

  王零真不愧是个老奸巨滑。借这机会就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可是大家提的意见还不够尖锐。请下次开会再提。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到了6月,报上的情形已经大变了。一派声讨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几乎都是是非颠倒的漫骂。然而我还完全没有感到迫害将临。我们的宿舍里仍然随便地议论着报上的文字,例如葛佩琦说当年共产党进城“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人民也会推翻共产党,甚至于要杀共产党。这话在要杀共产党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为何要自认前提已经成立而说葛要杀共产党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又是同时提前毕业的王兆永同学对我说:“今天下午四点半请你开会,对党提意见。”王兆永原是在肃反时负责整我的同学,但在毕业后,住在一起,学业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对彼此的为人都有了了解。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枕边放着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看呢。他说这毕竟更符合事实。又有一次我对他发牢骚说:“共产党不懂得尊重人。”我指的是某次宿舍门口贴出布告称;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务必出席,云云。但结果会上说的不过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来不吃油的农民现在也吃油了。于是,油的供应便有些困难。下个月起,要发油票来限量供应。我说,发个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重要会议呢?再说,建国时期要省下油来换外汇买钢铁,我们也理解,也愿意束紧裤带支援国家。但为何要说这种混话来骗我们呢?再说召集应对会议负有责任的人来开会是发通知,而对会议没有责任的人来说应该发请柬。你们动不动就以命令的口气出布告,又不写内容。岂非不尊重人吗?当时他对此不置可否。但这一回却真的拿出一张复写的请柬来。说:
  “这次是我们党诚心诚意地请你提意见,你看,这不是请柬吗?”

  果然,请柬上有邀请参加整风座谈会云云的字样。王接着又重提了我过去的牢骚,说现在党已经懂得尊重人了。听我再三回答说对此不感兴趣后,他又说:
  “这次不但党请你提意见,而且我本人也很想听听意见。这样吧,作为交换条件,我先请你看电影。”

  这样,我们去海宁路看了第一场电影。散场后,在回校的公共汽车站上,我推他挤上了车,却缩开了手让车门在他身后关闭了。车子起动的瞬间,他转过身来,苦笑着点点车窗,说:
  “你呀!就是不肯开会。”

  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就等了第二辆车,到了学校。

  鸣放会的会场设在普通物理教研室,与会的是全体物理系助教。谈了一会儿后,沈天增(5)发言说:
  “我怀疑这次运动会不会是钓鱼?……”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郭有思便跳了起来,指着沈的鼻子骂他右派份子。沈天增并不雄辩,发言时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挥地书生气十足。听了郭有思以及跟着贾起民(6)等的臭骂,不禁呆了。

  我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想当年肃反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受不了惊吓。一年多不和我说话。现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没有过知心的交谈。我却要让你看看我是怎样对待朋友的。

  这样我举手打断了接连着的批判发言,站起来辩道:
  “我所听到的,沈天增并没有肯定地说共产党钓鱼;如果他肯定了,他就不可能说出来。否则不合逻辑。他的意思只可能是:希望共产党不要钓鱼。再说这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报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这句话不但阻止不了他们的无理吼叫,郭、贾二人反而马上指着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这样,矛头便转到我的头上。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辩论可言,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攻击。这帮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责问的口气吼出各种各样的辱骂。行文至此,我所用的“责问”一辞其实是不确切的,他们并没有“问”的意思,而是要套出我更多的话来供他们攻击。所以我一答辩就引来更多的攻击和挑衅。我相信他们是预先密谋策划过的。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时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动声色,甚至和你一同发议论,也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表示不满,但是在运动来前,他们便被召集起来进行阴谋策划。到时一拥而上完全丧失了人性。我如稍微关心点校内形势,就应知道许多单位已在批斗右派,不会中圈套前来开会。但即使不来开会,也逃不过这一劫;有一位讲师吴椿,平时很少说话,到了59年,他正在图书馆看书,钱孝衡去找他说:“你现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还是有前途的。”从此降职降薪成为贱民。后来知道,定他为右派的依据只是他对生产的火柴杆改短和买来的布缩水太多发了牢骚。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党支部书记王兆永却并不知道我的事情会如此严重,大概仅是受命诱我开会而已。

  他们责问我王恒守是不是右派,我断然否定。又问章伯均、罗隆基。我说他们是不是右派又何必要我来评定?在被逼不过时,我只好说就算他们是右派,但单凭报上的材料是不足为据的,必须另有依据。

  因为沈的发言中曾有怀疑共产党的本质是否结党营私之语,便七嘴八舌地责问我:
  “为什么你反对党的领导?”

  我答道“何以见得我反对了党的领导?”

  “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规定了,你认为如何?”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应由人民按选举结果决定。”

  “你为什么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

  “如果定死了则万一将来党蜕化变质怎么办?”

  此语一出,跳起了一个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华中一(8),他居然随身携带着党章,从口袋中掏出来念道: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自以为有理地据此反问“既是先锋队怎可能蜕化变质?”

  我听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讥道:“党章规定的不过是你们奋斗的目标,那有一规定即成事实之理?正如物理学上有理想气体的假定,和实际气体是有区别的。难道说你认为被你们骂的国民党其党章就规定了党员皆地痞流氓?”

  又有人提到我肃反时被检举的一句话,说我讲过若鞍钢被美国扔了炸弹,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国士兵被杀,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也毫不同情。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挑拨之辞。事实上,我当时是指着报上的一段话而作的评论。报上将美国飞机在朝鲜炸我阵地说成是不人道。我批评其不会宣传,说这和人道无关,我军也要炸他们的阵地。如说其不人道,应举的是炸我妇女儿童。即使炸了鞍钢,杀了士兵也不干人道之事。可在恶意挑拨之下岂容分辨?马上大呼说我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云云。这样一直瞎吵到时间不早了。散会前令我表态,我说:
  “我根本不关心整风,也无意提意见。今天来此开会全无准备。想不到有此结果。”

  于是他们便令我于7月1日再开会。

  7月1日的会规模已为全系教职工会。是针对我的批判会,先令我发言。我并未说任何新观点,不过是对他们的恶意攻击作些解释而已。然而我被迫而随便的发言后来却被他们说成是反党八大纲领。现根据复旦当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录其中以“八点纲领性意见”为标题的一段如下:

  1,我要求大家抱着纯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有人说这不可能,说不是这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所谓只有两种立场的看法,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而客观真理不见得就是马列主义,我的本意对党并无敌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那是马列主义的偏见。

  2,从古到今都有爱国人士,如杜子美、陆放翁等,只要是爱国人士,都是为低层人民诉苦的,当然,所谓‘低层人民’就是劳动人民。他们要为低层人民诉苦不外是这三个理由:(1)他们是大多数,(2)他们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无知。(3)没有人做他们的代言人。爱国人士为无产阶级着想,不等于承认无产阶级领导。

  3,我没有认为资本主义优越;对社会发展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是学政治的,也不感兴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种理想,可以不相信,唯物主义不反对说有的东西我们还未知吧?我说过人类道德不可能达到,这是不是校刊标题上说的‘反对社会主义路线’呢?我说不是。但一定要说成引导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的路,我不赞成。

  4,我觉得党有缺点,我接触到的党员就都有缺点,(这)说明(了)党的实质。我现在赞成共产党是因为其它党没有执政能力;现在因为只有共产党领导,不得不如此,(但)没有什么理由说一定要共产党领导。我说多党制有好处,是指几个政党互相监督。

  5,宪法是百年大计,希望一直用下去;但是否将来有别的政党更强大,现在还不知道。

  6,储安平、葛佩琦的话,本人乐于引用,譬如‘杀共产党人’我认为是忠告,我不为他们辩护,因为指明他们是右派分子的,一定还有其它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么?所以不能肯定他们是右派分子。但就他们的发言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错。共产党不是傻瓜,他们也不是傻瓜。如果认为死人穿过的衣服不能穿,是一种迷信;那么,我们也就不能认为他们讲过的话,我们就不能讲。

  7,我觉得对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的人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肃反。有一部分不是在肃反革命,譬如我在肃反时被斗,我就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事实全国都有,不是个别错误。我怎么是反革命呢?这是有点杀鸡给猢狲看的。又譬如我一到系内工作,就发现即使在系内教书的,就不如我在学生时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后骂,这是为了政治问题(吗)?(是)由于党脱离群众,有人拍马屁,党爱马屁的缘故。

  8,物四会上有人讲到我系有教师领学生到北京去生产实习,因为人事材料未到,就不许进实验室,这是对知识分子信任吗?我还从很多小说上看到党 ‘只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议烧掉人事袋。

  这里,我举杜甫、陆游为例指出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也并不是没有真理和正义。把一切都说成非共产党领导不可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我反不反对共产党,而是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不能自封为不可反对的(9)。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种理想,我不反对有人持这种理想。但以此理想为据认定了现在共产党正领导着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决不可怀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讲完以后,接着就又是连珠炮般的责难,虽说责问却又不许答辩。当有人问:“ 你曾说肃反是杀鸡儆猴,那末谁是鸡,谁是猴子?”时,因我已多次要求发言,名义上主持会议的系主任王先生说:“让他讲话!”我便起立说:
  “大家是鸡也是猴子。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还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和活猴包括在座诸位。”

  这帮仗势欺人,只管自己胡说八道骂人,不容反唇相讥的“好汉、英雄”们,这一下可不得了啦。简直是捅了马蜂窝,全场乱作一团,几十只手指着我乱嚷。会开至此也就散了。

  过了数日,批判会扩大到全校范围,在登辉堂(10)举行。戏台上坐了主席团,前排空出一段放着麦克风,我和沈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听训。当听到我敬重的黄烈德和周怀恒先生(11)发言时,我简直莫名其妙啦,周大声地用他的宜兴官话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来,作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过一会,接着说道:
  “我最好的学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对身旁的沈天增说;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多次要求发言,都被“ 不许右派放毒(12)”的呼喊制止。有一次还是主席台上的王先生说了才让我说话。我走到麦克风前说:
  “我听了半天,似乎你们在批判一个也叫李梧龄的人,可这是你们想象出来的人,不是我。他在哪儿?……”

  等不得我说下去,便是一片疯狂喊叫。鬼使神差他们是没有闲情欣赏这点小小的幽默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说理斗争。

  这以后,校刊就登起骂我的“文章”了。这里我用引号是因为从文字水平而言,这种东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后,我教的数学系四位同学来到宿舍向我致意。可他们很快便被团支部围攻,其中三人被迫认错。唯有一位女同学赵丽珠不畏强暴,反而敢于当众和我说话。后来她受到勒令退学的迫害(13)。她自己不低头却劝慰我不要辩论而要检讨,我答以: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还大呼臣罪当诛,皇恩浩大。吃了耳光还要大呼快乐不止。”
  “如你已经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业。那当然应该硬骨头到底。但是你的事业还才开始,如因此夭折,岂非可惜!”她这样说。

  大会以后,转入小会的阶段。十来个“积极分子”像开了发条会跳的玩具青蛙一样围着我闹。这种批判会如果留有记录将是十分有趣的。可惜因为完全是疯话而不可能完整地回忆出来。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缴械投降”。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开口闭口说我向他们“进攻”了。不按他们的意思臭骂自己就算的“进攻”了他们!整个的会议就象一群小孩子在玩假打仗,说的胡话大概只有《爱丽思漫游奇境地》里的御前会议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会议开始时有人故作诚恳姿态地说;
  “我们是在帮助你,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打击你。”

  “怎么会呢”我不无讽刺地答道“帮助和打击完全是两码事,谁也不会误会的。你们的意思我当然明白。”

  于是我便受命检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对任何一件事提过具体意见,更没有写过文章、贴过大字报。就无法对某件具体的事做检讨。所有的只是平时言谈,怎能记得?而经他们举出的又往往断章取义走了样。于是只好泛泛而谈,说从小读的书不对,认为政治是“狙公饲狙”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因此太不关心国家大事。受《民约论》之影响很大,认为政党也不过是一个法人团体,和每一个人民应该是平等的。根本没有学习过宪法,不知道有规定共产党领导之事,平时爱好科学喜好纯客观地看问题等等。

  其实,我和他们谈书本,他们又何尝听得懂?如果他们真的能虚心听我的“检讨”则实际上我是在给他们上最基本的民主主义课。我总是说“过去我错误地认为┄”,其实这些认为当然并不是错误的。例如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论述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但他们也根本不管我说的是什么!只等我说完就莫名其妙地、胡说八道地攻击。他们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要表现其自己,妄想得到好处。狼捕到了猎物就要撕裂它。求饶是根本没用的,但不检讨也不行。否则他们没法交代;“什么?你们这么多人竟制服不了他!“啊呀呀,这可不得了,这可误了大事,误了他们的前程。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一个贼踏着垫脚石正爬墙到半空时,忽地垫脚石倒了的狼狈不堪样子。不!不仅是狼狈,他居然愤怒起来。一个惯窃没有偷到皮夹会比失去皮夹还要难过!

  就这样,两、三天一斗地过了一个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电话铃响了。想不到我小学时的王校长(14)打来电话。
  “你怎么样了?你要当心点呀!今天的报纸……我查电话簿…”

  我赶紧下楼,从厨房窗口取来解放日报,只见第二版上大标题《李梧龄百般咒骂共产党和新社会》。其实一个多月以来报纸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至。例如有这样的大标题《驳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之类。外行当然不能领导内行!这是普通的常识,怎么成了谬论呢?后来新闻日报的文章居然说我出身“军阀家庭”可见胡说八道到什么程度。不过当天我看到报虽然一笑置之,却也马上把报藏起,怕被父亲知道了会担心。后来终究瞒不住,老人家只是笑笑说:“我的儿子虽不明利害,是非却是知道的。还不算太糊涂。” 毫无害怕之意。抗战时我家沦落在上海,他拒任伪职而失业。后来一贫如洗。但老人家言传身教的人品使我终生受益。虽处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报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好排在第四。我哈哈大笑对一位朋友说“我可是神呢”。

注:
(4)80年代时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学在肃反时无中生有地密告为加入过我的小集团,虽以优秀成绩在山东工学院毕业,却得不到重用,后来文革时与干部一起劳动,干部说“咦!你根本不像是档案中写的那种样人。”在他追问下,才得知实情。告密者是个党员,曾争取我入团,我则叫他也不必问政治,但我们私交不错。他就读于南京航空学院,通信甚密,肃反后失去联系。80年代见面时也牢骚满腹。不知他当时何以出此,更不知几人受害。1997年向明中学校庆,我们班级同学欢聚一堂,一位当时的党员同学黄绍元坦诚地告诉我,当时徐还是团员,是受黄之命来和我要好的。黄说:“你当时如能因此入团,徐就立大功了。那时,天主教徒吴宝昌同学是我们的打击对象,你是争取对象,因为要发展又红又专的党团员。”我不禁发笑,还只是个中学生哪谈得上“专”?黄在会上深深致歉,说他当时伤害了我们,这使吴和我都大为感动。当然对我是谈不上伤害两字的。黄后来在大学里也被打为右派。同学会上还见到一位从五爱中学转来仅在高中同学一年的党员,他说他大学四年就读了四个大学。显然是个职业学生了。
(5)沈天增和下文将提到的郭有思,贾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批提前毕业的。那年共提前了12个同学毕业当助教。
(6)郭、贾二人当时最是 穷凶极恶。文革中郭带头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家,忠厚如王先生对吴剑华先生说:恨不得杀了他!可见郭当时的面貌,后因和人姘居而一蹶不振。平反后我和一位当年在北京的同学说起贾,她问我为何如此厌恶他,我以当时情况相告。她却讲出令我吃惊的事来。原来贾是80年代才入党的,入党时说很后悔当年之事,说那时支书薛履端抛材料,他充了大炮。薛当年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见到我时,左右一看若无人便向我露齿微笑,我一直还感激她呢。
(7)毕业后,经王兆永提出,沈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家去相互作报告讨论物理问题。
(8)华中一当时并不是助教,却来此开会。他交通大学毕业,虽为党员却不服从毕业分配,不肯去外地。后来趁周同庆教授负责研制X光管的机会,跟来复旦。他反右起家,摇身一变成了电真空专家。据负责文革期间主编工农兵物理教材的吴剑华先生后来告诉我,看了令他编的《直流电路》一节后,曾当面指责他“连抄书都不会!”后来他居然荣任复旦大学校长之职。他“指导”的研究生无不对其“学问”摇头。有一位和他争论后,正担心报复,不料却被送出国去也。
(9) 我当时心里想到而还未直说的是Republic这个词就是指的废除由某个个人或集团世袭的统治。岂能借消除阶级的空想理论为名而行恢复等级之实。
(10) 以已故李登辉校长命名的复旦大礼堂。
(11) 两位先生都教我数学,黄先生教微积分,极好。运动后期被查出少年时曾加入过三青团而被劳改。80年代再见到他时,垂垂老矣。
(12) 用放毒一词来描述不同于官方的意见也的确够妙的了,既然是毒,当然可以使人中毒,被如此威力无比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又是最聪明的劳动人民居然如此容易,竟象中了毒品一样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见,以至不得不动用专政手段来 “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了。
(13) 她此后当了多年的中学代课老师,平反后,读过两年大学的她得到毕业文凭。可见文凭是待遇而非学历。
(14)小学毕业后我就没有再去看望过王明玉校长,她是从电话簿中查到号码的,足见老师对学生爱护之深。 平反后,我去看望王校长,他的丈夫周先生也在家。谈起往事才知道周先生原是地下共产党员,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车逃的命。但因此脱党。他说“幸亏如此,要不然的话为了这样的社会送了命,岂能暝目!”说罢掩面,不胜唏嘘。
(15) 单从这标题将牛鬼、蛇神两个词拆成四个就可见其水平了。

三 反右运动 (二)

  我家的这位朋友名叫王湛贤笔名阿湛是新民晚报副刊编辑。常来我家看书。曾有一次读到《水经注》中一则秦始皇去见海龙王的故事,就译成白话,发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皇知道海龙王有许多宝贝,很想见识见识。海龙王于是托梦说,可以来,但不准带画家随从。然而秦始皇还是带了一位画家混在随从中。果然,海龙王宫中琳琅满目,不胜其豪华。酒足饭饱后。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上海水分开,让路而回。海龙王此时才发现问题,知道自己被画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虾兵蟹将追赶而来,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将过来。可怜秦始皇只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随行人员。海龙王相貌其丑无比,不愿留下形象。是以后世无传。

  鸣放期间,该报社长林放动员提意见。当时报界都在议论新闻自由、民办报纸之类话题。社长又拍胸保证言者无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来,得了消息。自己马上转向不说,却仍然不动声色地继续动员鸣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说了。就此上当,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成大罪,说成是影射共产党丑陋,不让新闻自由云云。

  阿湛后被送去青海劳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时新民晚报还未复刊,无人问津。阿湛没有家室,他的姐姐曾来找我写信,多方求助,都无消息。阿湛的舅夫是柯灵,对他也无援助。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家就此消失了。当年他送我的一本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留下来。

  报纸也惊动了吴剑华先生,他在学期将结束时,向我交代了考试事宜说: “我回乡去了,有事写信,就写苏北海安吴剑华收好了”。看报以后,吴先生提前回到学校,并马上赶到我家中来规劝我小心为要。他因此参加了本可避开的会议,会上又仗义执言说:“我是了解李梧龄的”等等。于是被人攻击,加之他平时说了一副对联“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错、万错,马屁不错”,批评医务室时说了“横眉冷对同学指;俯首甘为病魔牛”。在钱孝衡等的策划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后来还了解到他被人捕风捉影地检举说他曾任美军翻译官。事实上,他只是在读大学最后一年时,全班参加英语培训而已。还没来得及为抗战服务就已胜利了。吴先生后来也被送去下放劳改,但为时不多,放回后领很低的工资,教了许多课。平反后,他坚持要那检举人道歉;但那人却抵赖不认帐。86年他退休时,又不按规定剥夺了他离休(16)的权利。经他多次上告市委组织部,于1992年才争得此待遇,但在工资级别等方面仍被压底。

  事实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对于造成冤案的那帮鹰犬是从没一个受惩罚的。他们仍然往往居于高位,极尽压制之能事。

  这一年的暑假,我们年级留在上海的约40余人中,却有15人被打成右派。王兆永在党支部的会上说了对我的了解,反对对待我的方法。说那样不符合毛主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极因素为更消极因素了。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党员,未被劳改。他很快被脱去右派帽子。78年右派问题总解决后,钱孝衡对他说:“因为你是党员,所以打你右派。因为也要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右派啊。”

  物理系的同学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这和学科学时的思维方法有关。我同班同学们主要是在讨论等额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些讨论会是在党委的策划下召开的,讨论题也是受其启发的。可见用心之险恶。这两个问题,特别是选举,即使从字面来看也是从若干个中选择之意。居然发明所谓等额选举之说,还标榜说是最民主的,岂非笑话!学校中动员了一批学马列主义的研究生来做打手,真不知道这帮研究生是用什么逻辑思维来做研究的。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的确是当代的一批“社会科学精英”,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在那时就已懂得了“上级说的就是真理”和“谁的官大就听谁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哲学,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学到老了还是学不会。当时物理系三年级的杨福家也是跨年级的打手之一。当有人责问他“你看来是有背景的”时,他公然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是有背景的,是党指示我来和你们斗的。”果然他反右以后被送往丹麦留学,成了特别培养的对象。

  未毕业同学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学。她是王造时的女儿,当然在劫难逃。班上逼她发言检举自己的父亲。她被逼不过,同意发言。临上场却说:
  “我的父亲,他,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很伟大的。”

  于是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从不屈服。还带了本英文小说去看, “你们的话我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指责她时,她转身就走。主持会议的人指使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同学去拉她回来,她怒斥他“你想干什么!”那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毕业,在同济大学工作,曾在他家帮其父誊写过演讲稿。此事被她的一个好朋友在也被打为右派后说了出来。于是又多了一个右派。

  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亲亦于文革的监狱中去世。我写回忆至此,忍不住停笔唏嘘。回想起在复旦吃最后一顿饭时,正碰上她,同桌用餐,相互勉励的情形,犹如昨日却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儿反对父亲,不成,则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学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开学后,我没有被安排工作,逍遥自在得很。继续跟着王恒守先生做研究。故仍常去他家。讨论之余,天南地北,论古说今,相聚甚欢。王恒守先生这时早已成了报上连篇累牍咒骂的对象。他风趣地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上,王中出了一个灯迷“寡人经常右倾”打现代人名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是王恒守。

  王中是新闻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辉堂主席台上,闲不住写了个条子“阳夕光西无常明,监囚亡灵呼曲冤”,递给主席诸君。这些主席正是:杨西光,吴常明,邹剑秋,王零和胡曲园。他们一个个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状之一是说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语近幽默,却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闻为教育人民的观点相容呢,虽说人民是主人,据说又最聪明,何必佣人去教育?

  王恒守先生主要是说了大学应该教授治校。老先生为人耿直、爽朗,经常出语幽默。他这时也经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斗,对我说:
  “开会必须剃了光头去,才不怕揪辫子。”

  我答道:“那也没用,他们会捻你汗毛当辫子。”

  说罢两人大笑。但他还是做了极详细的检讨,洋洋数十页,其中提到我的部分甚至将我得过学生科研奖,他在奖品簿子中题了一首诗“声光电热探真诠,莫让前人先著鞭;数理文章通一变,乾坤扭转几重天”也算罪孽写了进去。造的理由是使我骄傲了才会变右派。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谨慎,也可说明在运动中人们的心态。在没有法制约束的一批恶棍的围攻下,很有一些人顶不住时,不但把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来,而且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别人头上。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好象推说自己思想受某人影响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所防备也。

  记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会楼楼上,被斗罢以后走下来。看见大厅里正在斗孙大雨。便走进去观摩。只见孙站在前面答复责问。也早成右派的图书馆馆长潘某、生物系教授张某分别登场责问,因为孙忘记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内容。他们指责说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还会说:
  “那天谈得很晚,你舍不得请我们吃饭,是到宝大(18)去吃的。”

  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纷纷嘲笑,辱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即使对他的吝啬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都是忠君爱国之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了表面,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事隔多年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也是原因。这不正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小的饭店,只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件事发生在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编目。”蔡是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房间,书籍主要都在外间,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阅览。里面是个小间,放即期期刊,有沙发。我搬了桌椅进去放上打字机办公。系图书馆并不每天有新书来,工作太轻松了,明摆着是硬添出来为了不让我闲着而设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也兴致勃勃地去大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图书馆学的书看。发现了图书馆目录的许多不足之处。至少就系图书馆而言,其图书分类竟还用的是几十年前的王云五分类法。于是我按当代的物理学拟定了一张新的分类表,请示系主任同意后,开始将书籍全部重新编目。

  我这时在学校宿舍里无人说话,便搬回家里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时,约九点钟到校。不久他们传话说我应按时上班。我回话说;我是教师,本没有上班制度,何况你们安排的是“指导编目”。我不但每本新书都亲自编好目,打好卡片,还主动提出重编全部目录。这点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时间。如要我按上下班制度上班,请先降我为职员。他们也就没有再坚持。

  转眼秋去冬来,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亲为我选12月1日结婚。照农历算法,这也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金美梅相爱五年了,双方家长也有往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婚事。我父亲按着古礼还亲自去求亲,约定了婚期。只是因为我的事见报以来,金的同事们都劝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没有事先与她们说过。这一天,她去见工会主席魏芹请结婚假期。魏吃惊地说:
  “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

  魏芹的口气不无威胁,但我们也没有当它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早已办好了结婚登记。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结婚证书时,其上赫然签名证婚的卢湾区区长关百胜却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单位是岳阳路小学。教导主任吴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报到任职的。吴的男朋友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她俩关系本不错,每当她们学校开舞会时,她总希望我去参加。当我提前毕业任助教后,她不无嫉妒之意。这也许是她以后如此穷凶极恶的缘故吧。

  小学的整风运动起步晚,一开场就反右了,这时刚“揪”了几个右派,所以她们认为金美梅简直是胆大妄为极了。不久她也当然成了右派。其实她根本没有鸣放过任何话,于是连平时说过美国货好也算是罪名了。这时放了寒假,我说不要理睬她们,不必去开会。

  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然是叫她去挨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全陌生的。“凭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名右派。校长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光荣的劳动却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好校长邵华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凌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右派后分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 号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人非他,原来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楼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个水平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天得买些小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脚”即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自封为老虎。这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个书架说”我够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地问道:“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不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我说:“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气愤地说“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 ”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到兆丰公园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了一个大西瓜。也许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天天坐在图书馆门口管签到,读着永远读不完的《东周列国志》。他说”老人老矣,所见实多”,对人际关系有他的看法。

  分别时我说:“谢谢你的指点,我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然而我却打定主意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没人找我,但第二个月起工资七折,算我病假了。到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电话召唤到学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怀新。他出示几页纸,说:“你签名。”原来纸上写了一百四十多条所谓我的言论。

  我说:“我不能签名,这不符合事实。”

  “拣你同意的签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签不同意。”

  “这全部都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不是简单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 于是我就逐条批驳,写完签上字给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电召我去校,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谈,在座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来不久,只见他衣冠楚楚,扣子钮到衣领22,一脸正经的样子。坐定后,王先生对我说:“领导决定对你的处份为劳动教养,但考虑你的前途,让你去封溪乡劳动。明天报到。”问我“有何意见?”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说:“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你就不奇怪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

  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对我说“那你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室的一位女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 ”这样我就回了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车去复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说要填会客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上。还是那位女职员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坐下,她又说:“喔,刚才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纸念道:“……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动手动脚拉我。

  我厉声责斥道:“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欲走,却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登辉堂做报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学校好了。”于是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注:
(16) 按规定凡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的,其退休称为离休,待遇远高于一般退休人员
(17) 这里我选“抖”字而不用“说”字,因为前者更说明问题。抖衣服时不但口袋里的东西,而且连灰尘也都抖出来了。
(18) 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19)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即今中山公园。
(22)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一个中学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有知识的干部样子。

谈家桢与大学科研-第12章

第12章 西湖烟雨读书处 指点江山存佳话

  1957年5月后,反右运动、大鸣大放[1]开始。
  生性不羁、心直口快的谈家桢,认为自己是在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在对党提出善意意见,有啥说啥,积极参加鸣放。特别是在亲身参加青岛会议、全国宣传会议期间.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与勉励, 信心十足,勇气十足,直言不讳地在三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是关于院系调整问题。谈家桢认为,把包含文、理、法、工、农、医等学科的综合性的浙江大学,拆成各自独立相对专科的院校,显见对培养学生不利,对工、农、医学发展不利。他指出:综合性大学的基础课师资有着很强的优势,拆散以后的院校,基础课相对薄弱许多。
  二是关于学习苏联问题。谈家桢认为,由于全盘学习苏联,致使中国遗传学事业受到巨大损失。李森科借用斯大林的影响力,倒行逆施,不仅没有改变和挽救苏联的农业落后局面,反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后果严重。
  三是关于科学院机构建设问题。谈家桢认为,从欧美各国国家科学院体制来看,国家科学院通常只起到全国性科研工作的指导与协调作用。但在中国科学院机构庞大,成为一个研究实体。规定研究院搞研究,大学只管教学,这不是一种先进的做法。他指出,大学要办研究所,让科研和教学互相促进,把科研和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三条意见或看法,是经过认真思考并根据大学任务的实质,结合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及毛泽东主席讲话精神并予以总结的肺腑之言。然而,谈家桢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尤其是“学习苏联”问题,在当时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事情。尽管自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国已经开始检查这方面的利弊,对李森科问题产生的影响开始反思与纠正,但问题总需要一个认识过程。殊不知,他的看法与言论已被定性为反苏、反党言论,碍于他在学术界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上海市委保留了一顶“内定右派”的帽子。
  当时负责上海教育卫生工作并兼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杨西光,接连几次找谈家桢谈话,要他看清楚形势,要有所收敛并关照要三缄其口。同时,谈家桢自己也看到一起去北京怀仁堂开会的上海文艺界的四位代表,除赵丹被保下来外,吴茵、石挥、吴永刚均已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忧心忡忡,担心自己的处境,如果被打成右派,把遗传学搞上去的宏愿将成为泡影。
  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在上海时,同意不划傅雷为右派,柯庆施当面赞同不划,但事后仍将傅雷补划为右派分子。在柯庆施手里的右派名单里,谈家桢是否在列,不得而知。
  为了挽救谈家桢,杨西光还亲自登门,肯定谈家桢对党还是好的。
  有些人被戴上右派帽子,谈家桢是想不通的。
  张孟闻的罪状是他提出麻雀既是害鸟又是益鸟,就说他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除四害”唱反调,因而上纲上线为反毛主席言论, 定为右派。虽然在个人关系上,在浙江大学时两人之间存有芥蒂,关系也不融洽,但张孟闻自此而成为右派,谈家桢暗自为他叫屈。
  令谈家桢深感惋惜的是,他在浙江大学时的最后一个得意门生高沛之,也被打成右派。
  高沛之是一名很有才华的青年教师,精通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在学生时期已直接与辐射遗传学奠基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穆勒教授通信联系。高沛之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在复旦大学素有“活字典”之称,看书过目不忘。高沛之曾开过《米丘林遗传学》课程,但他的学术观点始终是经典遗传学的,由于融会贯通,互为比较,又以他的理解米授课,讲课清晰透彻,受到学生欢迎。高沛之也是教师团支部书记,有一定的活动能力。谈家桢深爱这位弟子,认为其是最为突出的学生之一。
  青岛遗传学会议后不久,苏联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科学院的元老苏卡契夫来华并去云南进行植物考察,高沛之作为植物生态学家兼翻译陪同前往,前后约半年时间。苏卡契夫反对李森科那一套,态度坚决,从苏卡契夫那里高沛之了解到苏联遗传学界的状况和李森科下台的消息。高沛之在思想上接受苏卡契夫的影响,在云南时,曾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给复旦大学党委,从苏联李森科下台,联系到中国共产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问题,指出:党委不要插手遗传学问题,遗传学问题可以放手交给谈家桢去搞。
  复旦大学党委原不准备公开此信,对高沛之采取保护政策,这一点谈家桢是清楚的。高沛之回校后,谈家桢着急地规劝:你现在是党委保护对象,运动已近尾声,说话一定要慎之又慎。又谈到:信中的一些说法涉及党的领导问题和专家治校问题,这些说法巳经清楚地表明了属于“右派”言论,你干万不要再说了。但是,血气方刚的高沛之,一条路走到底,并贴出大字报,说谈家桢压制他“鸣放”,依然扩散他的观点,再加上有人为此大做文章,事态越演越烈,党委再也保护不了他,只能将信公之于众,供人批判。这样,在反右斗争后期,生物系又增加了一个“右派”。
  1957年7月,毛泽东主席来到了上海。
  正在复旦大学上班的谈家桢,突然接到一个重要会议通知,地点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时间是7月7日下午,他匆匆赶去。到达之后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指示上海市委,组织并接见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因为几个月前,刚刚在怀仁堂见过面,所以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显得分外亲切:“老朋友啦,谈先生!”,又说:“辛苦了,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
  正是毛泽东的这一热情招呼,摘掉了戴在谈家桢头上的那顶“内定右派”的帽子。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上海各界代表人士,毛泽东与右下角的谈家桢热情招呼:“老朋友啦,谈先生!”

  所谓好事多磨,谈家桢的个人命运也多波折。谈家桢在反右运动过程里,虽与张孟闻、高沛之等人命运不同,但随着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与批判,那种向往已久的宽松气氛日渐消失,他对“双百方针”本来意义的认识,开始感到困惑。
  青岛遗传会议后,谈家桢公开发表了《我对遗传学中百家争鸣的看法》,反响强烈,有许多人写信来表达各种不同的意见,更多的是要求到谈家桢那里进修遗传学。
  在复旦大学,经过谈家桢的敦促与协商,生物系率先恢复了经典遗传学的讲授。但是,谈家桢历来不主张将遗传学以个人各义来命名,如摩尔根遗传学或米丘林遗传学,所以在他的主持下,他开设的课程名称为《细胞遗传学》,与刘祖洞一起承担教学,讲的内容则是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及其最新进展。
  1957年考进复旦大学生物系本科的莫鑫泉回忆道:当初在人民日报看到谈家桢写的《我对遗传学中国家争鸣的看法》,因感到非常有兴趣,遂产生报考意愿并被幸运录取。也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效应,复旦才恢复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莫鑫泉那班生物系的学生必须同时学习摩尔根、米丘林两门遗传学课程。《摩尔根遗传学》由刘祖洞教授主讲,而《米丘林遗传学》的主讲老师虽然在课堂上振振有词,但因内容贫乏和缺少逻辑性,学起来枯燥无味。尽管如此,但因政治倾向明显,有的同学认为学好米丘林、拥护并为其辩护是思想进步,靠近党、团组织的具体表现。谈家桢则主讲《达尔文进化论》。在20世纪50年代达尔文进化论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综合进化论。摩尔根遗传学的渗透和一些著名的数理统计学家如Fisher, Wright等运用数学方法计算一个变化的基因在群体中的漂移的命运,为达尔文进化论增添了新的内容。谈家桢的导师之一杜布赞斯基就是现代综合进化论的缔造者,所以谈家桢讲授这门课当然是得心应手。还是因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原因,谈家桢在讲课时不必忌讳有人上告他贩卖“私货”,他可以把摩尔根遗传学的要义,结合国际学术上的最新进展.融合在进化论中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学生,学生们则聚精会神地听与做笔记,不知不觉,一堂课就很快过去了,学生们感觉意犹未尽。课后莫鑫泉还时常问些不解之处,谈家桢都很耐心地一一作答,对于有些复杂问题,也常以“向前看”来开导莫鑫泉,因为科学在发展,等到遗传物质的化学结构搞清楚了,争论也自然结束。莫鑫泉经常发问,引得谈家桢非常高兴,邀学生有空到家里坐坐。当莫鑫泉去时,谈家桢的夫人傅曼芸拿出茶和糕点招待,这杯茶使日后任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的莫鑫泉一生感到老师的关怀并记忆犹新。
  李育阳也是因谈家桢盛名,于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二年级时分配专业,由于竞争太过激烈,他未能如愿进入遗传专业。大学毕业后李育阳留校,师从当年刚从苏联迸修回国的李君璎,参加放射微生物学的研究。在文革期间,李育阳成为工业微生物专业的一名老师,参加工业微生物育种实验的教学工作,以及石油发酵柠檬酸、石油发酵蛋白酶的育种工作。在学校遗传学研究所调整充实时,李育阳与其他10多位在微生物教研组工作的同事一起,被调入遗传所微生物遗传学研究室,后来又成为新成立的遗传所遗传工程研究室的一员。就这样,李育阳如愿进入了遗传学领域,有幸直接接受谈家桢、盛祖嘉等先生的教育与培养。
  葛扣麟于1951年考进浙大,1955年在浙江大学本科毕业,曾在申宗坦先生指导下,学习米丘林遗传学井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后留浙江农学院工作。葛扣麟对两个遗传学派都曾学习,他坦言对李森科采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语录来阐述遗传机理,一直云里雾里,不得要领,例如一点一滴均可遗传、外部条件因素凡经新陈代谢或参与生殖细胞建成者均可遗传等观点,几乎是哲学代替科学。但是,葛扣麟毕竟对谈家桢上的《遗传学》课程有所了解,加上1956年有一段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葛扣麟读到谈家桢等合译的《生物学引论》和已在复旦工作的学长蔡以欣寄来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发言纪录》后,直感言之有物,尤其对孟德尔遗传学近期的发展成果颇有体会与理解,一颗年轻的、向往学习的心开始萌动,所以1957年他又考取复旦大学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2],师从谈家桢、刘祖洞等先生。
  谈家桢领导的遗传学教研室,其成员大部都是浙大的原班人马,因此每周一次的读书报告会照例进行。在外部社会环境纷扰的情况下,始终坚持科研与教学,这是谈家桢一贯的性格所决定的。当时远缘杂交、无性嫁接广泛用于育种实践,借以育成的新品种时有传闻。此类所谓杂种缺乏细胞学证据,无一例外呈现母本种的核型(后被称为“非精卵结合”的远缘杂种)。当时,DNA是否是遗传物质载体还在争论不休,质疑在所难免。谈家桢却在报告会上告诫、指导并鼓励学生说:孟德尔分离定律到交换连锁是应对挑战、直面矛盾冲突的突出例证,遗传现象是客观存在,是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实验得到的事实,最为重要,不能一叶障目,刻舟求剑,机遇常存于意外和矛盾之中。
  葛扣麟在油菜远缘杂交获得的白花油菜中,碰到奇遇:开黄花的八倍体油菜作母本与开白花的远缘种二倍体杂交,杂种一代为中间型淡黄花,形态如母本,并非预期的五倍体而是四倍体。自交二代,花色分离为从黄到白一系列花色过渡类型,对龙头病抗性表现突出。细胞学发现,八倍体母本存在特有的减数分裂和配子形成过程,会产生三倍休配子相应获得四倍体杂种便成为可能。谈家桢对葛扣麟的这一意外实验结果非常关注,并亲自检查细胞染色体图像,亲自下基点田间勘察抗病性实况,并向科学院前来复旦考察工作的竺可桢先生介绍了这一实验。葛扣麟的科研思路也被这“意外中存在机遇”的实验结果给打开了。
  据1959年考进复旦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的洪国藩回忆,与莫鑫泉那届一样,遗传学有两门课程。刘祖洞在上摩尔根遗传学课程时,为了反击米丘林-李森科的所谓非基因学说,激动地在课堂上说过一句重话:“把我烧成灰,你还能从中找到基因。”性格内向的刘祖洞能说这句话,既是反映了一种内心对当初处境的不满,也是讲解课程内容的实质;这是一种忿忿的情结,更是追求真理的呐喊。谁都知道那时以谈家桢为首的中国摩尔根遗传学家们,为了科学、真理、求是,受了多大的打压和委屈。
  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谈家桢不失时机地于1956年9月在复旦大学办起全国第一个专门讲授基因染色体理论的研究班,招收研究生和进修生,以培养人才。谈家桢经过认真挑选,接受了8名进修教师和3位研究生。在谈家桢看来,要推动中国遗传事业的发展,人才足第一重要的。

讲授基因染色体理论的研究班合影
前排左五起:刘祖洞、盛祖嘉、项维、高沛之
后排右四起:赵寿元、张忠恕、庚镇城、薛京伦、汪训明

  庚镇城就是其中一位由山西师范学院(今山西大学的前身)生物系选派的进修教师。庚镇城在山西师范学院生物系任《植物学》、《米丘林生物学》、《达尔文主义》三门课程的助教,主要从事三门课程的实验课、答疑和主持讨论会。由于工作需要,他必须掌握动植物学、细胞学的基本知识,必须阅读拉马克、达尔文、海格尔等人的名著,更必须熟读教育部建议使用的由苏联专家(绥吉纳、杜伯勒维娜、图尔宾等)撰写的达尔文主义教材和遗传学教程,当然他还阅读了李森科、努日金、格鲁森科、斯丹达尔等米丘林学派权威人士的不少中、俄文论著。可以说,庚镇城已经认为米丘林学派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并是其坚定的“信徒”。
  庚镇城作为进修教师是在一个下着秋雨的下午,来到复旦生物系(原300号楼)报到的。办完手续,办公室人员说要庚镇城到谈家桢办公室去见个面。庚镇城忐忑不安地去见大学者谈家桢。刚见面,谈家桢简单地询问庚镇城来自什么单位、做过哪些具体工作之后,话题一转,便言简意赅地讲起打破李森科学派一统天下的阴沉局面,开展百家争鸣的重要意义,并向庚镇城扼要地讲解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基本观点和利用果蝇做遗传学研究的诸多要点。虽然谈家桢的一口“宁波上海话”让庚镇城昕得云里雾里,但他的叙述和论点让庚镇城非常明白,日后要学的遗传学与米丘林的大相径庭。
  这个研究班规模不是很大,研究生、进修教师、旁昕助教加起来总共十来人,但谈家桢对这个新生事物却倾注大量精力,先后组织多位一流学者给研究班授课。刘祖洞教授讲授《普通遗传学》(使用辛诺脱、邓恩的《遗传学原理》作教材);高沛之先生对比两个学派的观点讲授《达尔文主义》;盛祖嘉教授讲授《微生物遗传学》;王宗清先生、项维先生讲授《细胞学》;请中国科学院的王洗、庄孝穗先生讲授《发生学》;余家璜先生讲授《放射生物学》;谈家桢则亲自讲授《进化遗传学》(采用杜布赞斯基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作教材)。庚镇城还到人类学研究班去听吴定良先生的《生物统计学》和刘咸的《猿猴学》、《人类学》等。蔡以欣先生一边听课,一边带研究班学生到嘉定南翔等处采集果蝇并做果蝇遗传学实验。等学习任务完成,庚镇城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接受过两个学派的系统训练,最后,他选择了在实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遗传学作为终生的事业。
  遗传学教研室的成立,也是谈家桢长期想搞的一件事,借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东凤,经过诸多努力后,由高教部专门拨款2万元而得以开展。1958年,谈家桢将复旦大学生物系的达尔文主义教研室正式更名为遗传学教研室,作为系主任的他亲自担任了这个教研室的主任。遗传学教研室的教师共有13人,其中以谈家桢为首的摩尔根学派7人,米丘林学派2人,另有4人,也有部分新毕业的学生充实队伍,如张忠恕、张冬生等。在教研室里两个学派有时为分歧的观点而争得面红耳赤,但基本上处于你上你的课、我讲我的说法这种和平共处的状态。作为教研室主任,谈家桢虽然不同意2位老师所持的米丘林遗传学说的观点,但尊重他们的工作,生活上一视同仁。
  青岛遗传学会议后,我国仍从苏联请了一些持李森科观点的遗传学家来华讲课、做报告,他们仍以“帽子”、“棍子”的方式,严重干扰国内遗传学研究的趋于正常的氛围。
  1958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细胞学教授麦克劳夫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有关部门要求搞遗传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前去昕课。麦克劳夫在讲学中仍贩卖李森科那套,还说摩尔根学说的追随者鼓吹基因在染色体上,而染色体只是一个“人工产物”,根本不承认细胞中存在染色体,更不用说承认1953年发现DNA分子双螺旋模型的伟大意义。
  后来麦克劳夫又到上海开座谈会,谈家桢又被点名参加。在座谈会上,谈家桢、施履吉等人针锋相对地指出,遗传学的进展己能明确基因的化学结构和功能,视而不见这些科学事实是十分荒谬的。
  1960年,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吉洪诺娃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批判》一书,这是苏联专家吉洪诺娃在1956年应武汉大学生物系邀请给研究生和进修生的讲课稿。书中开宗明义写道:“更重要的一点是,只有掌握了米丘林遗传原理,才有批判的武器,才能正确认识孟德尔-摩尔根派的形而上学与唯心的本质。”书中还进一步提醒人们:进步的米丘林遗传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现代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
  让谈家桢不解的事远远不止一件。
  “双百方针”的贯彻遇到重大的阻力,在遗传学领域出现不正常的回潮,是有源头的。苏联在1956年撤去了李森科的职务后,《植物学报》对李森科进行了集中批判。1958年,苏共党报《真理报》火力猛烈地批评了《植物学报》在批判李森科问题上的立场。赫鲁晓夫又出尔反尔地庇护、支持李森科,并在中央全会上点名批评了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苏联科学院院士杜比宁。
  杜比宁是世界上有各的遗传学家,曾发现遗传因子的可裂变现象,发展了在群体中进行的自动过程的遗传学,并根据突变理论奠定了他选择高产植物品种方法的基础.进行了由辐射引起突变的实验.从而作出了宇宙飞行对人体无害的结论,并为一门新学科——宇航遗传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56年,杜比宁被委托筹建西伯利亚的细胞学及遗传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1957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各媒体上指责杜比宁道:“杜比宁是米丘林学派的反对者,他的工作对科学及实践没有带来多少好处,如果他还有点名气,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论文及发言中反对李森科院士的理论与实践。”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接着重演了1948年的一幕,这完全是赫鲁晓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苏联的回潮现象致使我国在遗传学说上出现反反复复的做法,着实让谈家桢大为恼火。
  虽然学术界的气氛没有谈家桢预朋的那么好,但还不至于倒退到青岛会议之前的处境。在以后的日子里,谈家桢的很多时间与精力消耗在大、小政治运动和各式各样的批判、斗争、学习等会议里,每天还有数不清的校务、系务等工作。他多么希望有一点时间致力于遗传学科研工作,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为的是积累“资本”,有朝一日使遗传学教学和科研全面展开。
  1958年1月4日傍晚,谈家桢在复旦大学宿舍的家中刚吃完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的一个紧急通知,让他马上去锦江饭店,不明就理的谈家桢被上海市委统战部安排的小车,直接送至位于南京路的统战部机关。
  当晚,已经睡下的新民报社社长、杂文家赵超构被叫起、连夜被接到此地,看到已先期到达的复旦大学的周谷城与谈家桢教授,三人面面相觑,惊疑参半,鉴于时下的政治气候,他们心里暗想:我们都是不久前刚刚保护过关的角色,难道又出什么事了?
  人到齐并被告之要去杭州后,即驱车前往江湾军用机场,途径复旦大学谈家桢要求停车,并到宿舍传达室,请门房师傅转告夫人傅曼芸他要去杭州出差。小车转到机场,登上早已等候的主席专机时,他们才彻底明白是怎么回事。主席专机飞抵杭州已是晚上11点多了,他们再从笕桥机场乘车赶到刘公堤边的刘庄,已是子夜了。
  毛泽东主席站在客厅门口亲自迎接.一一挥手后打趣说:“抱歉,抱歉,半夜把你们揪出来,耽搁你们睡觉啦。”
  刘庄地处西湖丁家山前的隐秀桥之西,号称西湖西山之下的第一名园,原为晚清广东香山富绅刘学洵之私人别墅,新中国成立后并入附近的康庄、杨庄、范庄而成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后来此招待所专门用作毛泽东在杭州的行馆,就不再对外开放了。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丁家山,也称康山),山高约40余米,因康有为曾在此隐居而闻名。山顶有三间砖木结构之古建筑,为四壁书橱之平房,毛泽东深爱此环境,就选在这所平房里读书。
  他们三人随着毛泽东进入幽雅的小厅,但见窗明几净,陈设古朴,唯中央一张方桌,周围四把软椅而已。宾主四人团团坐了,此时窗外皓月当空,湖面碧波荡漾,真是清静之极。一支烟,一杯茶,博古通今的毛泽东便开始纵论古今,话题涉及生物遗传、逻辑、史学、哲学、文学等,也不时说些野史轶闻,调节气氛。
  毛主席想引导赵超构办报搞宣传,一定要注意克服片面性,分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要看到成绩,也要两点论,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以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为例,幽默地说:“登徒子娶了个丑媳妇,蓬头垢面,豁唇缺齿,双耳卷曲,瘸脚驼背,满身班疮……很难看是不?但登徒子却喜欢得着了迷,跟她生了五个儿子,还没个完。”说到此处,他将话锋一转:“你看登徒子对丑媳妇忠贞不贰,是遵守《婚姻法》的模范啊,但宋玉却说他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赵超构昕得频频点头,承认自已所写的有些杂文、评论正犯了这个毛病,确实有很大的片面性,不讲辩证法。
  言谈中,主席反复说:“不论办什么事,都要从6亿5千万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他希望这三位党外朋友“不要老呆在教室里、报馆里,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去走走听听,去呼吸新鲜空气”。毛泽东紧接着还说了句在当时听来是句笑话,事后才知是个预言式的警告:“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斋。如果你不肯自动出来,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揪出米的!”
  毛泽东邀请三位学者共进夜宵,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晚饭。因为来了客人,所以又特地加了两个菜,大家还都喝了一点酒。饭后,毛泽东谈兴更浓。
  毛泽东问他在湖南念书时的老同学、历史学家周谷城:“你知道关公姓什么?”周谷城一时语塞,主席就笑着说:“关公杀了人,四处逃亡,过关时关吏查问他姓氏,他一时情急,只能以手指关,代替回答,从此便姓了关。”听得大家哈哈大笑。
  毛主席这回着重与谈家桢探讨遗传学的摩尔根派和李森科派的论争问题,井再次关切地问谈家桢:“要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究竟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
  面对毛主席关切的询问,谈家桢百感交集,青岛会议以来的种种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关怀,才有了由中宣部、科学院和高教部联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为摩尔根学派和自己脱去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1956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我国的遗传学研究获得了发展空间,谁知紧接着反有斗争到米,自己又因为触及了院系调整、一切学习苏联的弊端等问题,而受到左倾势力的责难,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上海市委那位以“毛主席的好学生”自居的一把手,实际上却并不重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致下面的干部对自已,也只当是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统战需要”而加以敷衍、利用,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支持和帮助。想到这里,谈家桢直抒胸臆:“‘双百方针’ 贯彻后,情况确实有所好转,教研室成立起来了,我本人也可以开课讲授遗传理论了,但有些人却只是将这些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一种对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照顾的特殊政策,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因此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的阻力还是很大的。”
  毛泽东主席要求谈家桢具体讲一下两个学派的不同或研究的角度等问题时,谈家桢有如下阐述:李森科是个外因论者。他的观点实际上与主席所阐述的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相反.因此也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李森科的观点源于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提出的“获得性遗传”的概念,典型的例子是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长的问题。这个概念主要基于简单的现象观察和推论,是一个粗浅的、不严格的概念,因为它没有把获得性和获得性状区分开来,对于环境对生物获得性状的作用方式没有阐述清楚,即没有把诱变和选择这两种不同的作用区分开来。比如,昆虫的抗药性问题,按照拉马克的观点,认为由于有了农药的使用,才使昆虫有了抗药性。而正确的理解是,昆虫体内的内因(基因)有抗药和不抗药两种情况,在不使用农药时是看不出来的;用药后就让它得到筛选,抗药的个体得以保留,不抗药的个体就被掏汰。经过一系列严格控制的实验证明生物遗传与环境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在遗传学上,获得性遗传的概念就逐渐地被抛弃了,很少有人再相信了。
  接着谈家桢又说到:李森科抛出的东西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这一过时的概念。特别是他又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就更具欺骗性。他的根据春麦变冬麦,也是荒谬的。诱变的因素和选择的因素是分开来的,诱变是不定向的,而选择是定向的。李森科则把两者混在一起,认为环境可以定向地影响生物,把科学简单化到一两句话,就能解决遗传学上的基本问题或理论,对于不懂遗传学专业的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有一定的市场。李森科事件从苏联被及我国,有些问题值得深思。一是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有明确的论述;二是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具休科学,因为两者的层次不同,马克思主义是高度的概括;三是学术问题老是跟人的关系混在一起,这很不好;四是科学有个应用的问题.例如对原子弹的应用,帝国主义可以用来恐吓别人,我们则可以和平利用它造福人类,人类遗传学也是一样,种族主义把它用作侵略的借口,而我们今天提倡优生,是为了提高人口的质量。
  毛泽东仔细地听谈家桢把话说完,勉励道:“不要怕,要坚恃真理,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又加重语气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
  或许,1958年时的毛泽东在思考领导新中国各方面取得成就的战略措施时,其考虑的深度与广度是旁人不可知的,但请谈家桢来“以人为镜”,并通过生物学领域这个单学科来总体思考中国科学技术从什么角度发展并期望能尽快地赶超世界水平,是可知的,是有迹可寻的。
  四个小时的畅谈后,已是凌晨3时许,毛泽东起来送客,说: “哦,不早了,不早了,你们太累了,请回去休息,我们改日再叙如何?”说笑着亲自送谈家桢他们三人走过临湖的一条将近三百米的曲径长廊,到门口上车。
  月光下的西湖寂静无声,霜气氤氲中但见楼阁翼然,水湄错杂,诗人毛泽东一定是有所感了,所以就环顾三位学者并指着月亮说:“我们这样的聚会,也可称得上是一段‘西湖佳话’了吧?”大家一边点头称是,一边与毛主席握手告别。
  翌日早上8时许,毛泽东又叫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邀三位共进午餐。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宴请毛泽东和他的三位客人,席设杭州饭店,一共两桌。主席在主桌并坐北朝南,江华与主席对面作为主陪、东道主,谈家桢在主席左手,赵超构次之,周谷城则在主席的右手。
  这天,毛主席请谈家桢坐在他的身边,边吃边谈各种问题,特别谈到我国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
  这顿午餐后,心情大好的谈家桢告别众人,轻车熟路地步行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浙江大学求是村,直奔好友杨鸿才的家里。杨鸿才、徐乃谦夫妇为他专门准备了一大碗阳春面,向来好胃口的谈家桢一口气将面吃完,并与好友及邻居们,也是浙江大学的部分师生们,分享了面见毛主席的喜悦。
  一介百姓谈家桢坐在好友的家里,自在坦然。吃着自己喜爱的阳春面,围坐着一群普通又亲切的朋友,这与在杭州饭店和主席一起吃饭的场面反差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此时的谈家桢是真实的、平实的,但谈家桢此时的心情仍旧是高兴并激动着的,同时也是沉重的。因为,考虑到眼前的局势,要将新中国生物学、遗传学乃至中国科学技术引领到世界水平或赶超世界水平,操作难度何其大,从哪里着手,在谈家桢的脑海里思虑着……
  西湖的烟雨将杭州的山水装扮得非常美丽。在这环境里,毛泽东、谈家桢这两个层面的人,思考着各自的问题,大墙内外都在为新中国如何尽快发展而殚精竭虑。领袖与百姓之间的心灵相通,是那个时代赋予的。
  不管如何表述,谈家桢与杭州的缘分是肯定的。
  1937年7月,谈家桢到浙江大学工作;1958年,他在西湖边的刘庄与毛泽东主席面见。对于这两次发生在西湖边的事件,谈家桢本人是有清晰的表述的。前者是谈家桢本人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的重要节点,意义非凡,是事业追求的延续,科学研究的高起点,科学救国理想的载体。谈家桢一生与浙江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个案角度而论,浙江大学是个人奋斗履历中的重要旅程。后者的意义则更加非凡,因为有毛泽东主席的看重与重托,使谈家桢从个人的努力,转为肩负国家层面的生物学科、遗传学科的发展,乃至新中国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引领性的任务,隐喻着更大的责任。这令谈家桢必须不计个人得失,不管前进道路上有万重困难,也需排除一切,来完成或达到建设新中国这座富有独特魅力的科学技术大厦的目的。
  在刘庄与主席的面见,确定了谈家桢本人从一学者转换成一学科组织者或中同科学技术发展重要的参与、组织者之一。在这个事件后的二十多年,以及文革后的改革初期,人们可以看到谈家桢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和清晰的个人工作轨迹,其影响不可估量。
  在这次会见后的种种运动中,谈家桢不断遭遇冲击与干扰,但谈家桢却通过不间断的努力,使得自己始终处于学科的前沿,眼光到处,利弊要害思辨之清晰,令后学或同行啧啧称奇与叹服。复旦大学从原有生物系发展到生命科学学院的成立,所有轨迹居然与中国生物学科之发展规划同步或略有领先,与世界同行水平不断接近这一切都离不开谈家桢的领导——可谓智者。谈家桢真正做到了不计个人得失,以一切为了学科发展得人才的博大心胸,招得国内外学子一起努力——可谓仁者。
  在刘庄与毛泽东主席面见这一事件.是谈家桢一生中记忆深刻的佳话。

[1]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亲自主持了十余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鼓励鸣放,对党提批评意见。每次会议安排二三十位像谈家桢那样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
  1957年5月l1日至20日,上海也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大会发言8天,大鸣大放。5月22日,上海市政协会议开幕,兼任市政协主席的柯庆施作报告,仍鼓励大家鸣放,说“放了就没有收的时候”。
  毛泽东为党内高级干部写的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早在两天前下达。起因是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有人放出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以及中国也要有“海德公园”等论调。罗隆基甚至说出“现在是马列主义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等言论,引起毛泽东的警觉。6月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这是为什么?》评论员文章.反右斗争随即打响。7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毛泽东执笔的不署名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敲定反右重点是章罗同盟,而《文汇报》正是它的喉舌。所有曾在私底下发牢骚的老老少少的知识分子,成了待锄的“毒草”。
[2] 所谓“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又是学习苏联学位制度的“新生事物”,1956、1957两年全国一共只招收了两届,后因各种原因而停招,复旦研究生毕业后,葛扣麟即留在复旦遗传学教研室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农村,实现“三同”,做过猪倌。此时他已前后随谈家桢跨学校学习、同事超过25年,葛扣麟的这25年与国家教育部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种施政与实践同步,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情况。

谈家桢与大学科研-第11章

第11章 青岛遗传座谈会 学术之争与“双百”

  遗传学是生物学领域里的一门基础学科, 同造传学关联的学科非常广泛。因此, 由遗传学基本问题而引发的学术争论和行政干顶实际上已经大大超出了遗传学本身的范网. 已不仅仅是两个学源之争”[1]。
  国际大背景上,斯大林于1 953 年3 月逝世, 苏联思想界、学术界开始“解冻’\ 自1952 年年底开始在《植物学杂志》上卅蜒的对李森科的物种见解,的讨论也越来屈深入。1 956 年2 片. 苏联引开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尖锐地全面揭露了斯大林在当政时期所犯的铅误, 以及他造成的个人崇拜.所产生的一系列恶果。苏共二十大的结果是. 过去一直被视为“绝对权戚” 化身的斯大林受到严厉的批判, 使苏联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对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和思想催化无疑是一帖清醒剂,其影响超出国界,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震动。

[1]所谓“学派”,就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是同一的,在iill:传学方l雨都是探讨生物的滥i仰自变异.的规律. 在探索真理与认识的过校里.科学家fl’lA人不同的负]度、不同的方向,以及将有不同的研究材料‘方法技术设i I 和依据各向的理论. 假设等进行具体研究. 因而得也不同甚至挤出的结论。“1 -批学术观点相同的非|学家而形成的“民间休… “r归之为一源。
  要说明的是科学家之间挎不问观点, 是客观存在的. 但其前键是应该草草11l:并依循共同的科学真理iix语首: 反过来. JE因为合·不同其!ι•!.L ,1’白真正型 产·说. .fi斤J 1白不辨不l归. 也因为有将有不|司观泛的科学家的存在. 世界科学领域万有不同风采口I言。当然. 学派之说有对立之娥. 容易产生纷争. 也是不”I罔盛的哥王实。李森科等人和l川米匠林的名义.!t结论没有~实依据. ;l¥t,实不能称之为-派. 他们能匀摩尔根~派分庭抗礼.也属笑话·. 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 李A科学源在20 tU·fc 50 年代的中罔μ;然尘上, )~至iilHf无llLl. 值得以,I.]!, ”
  “新遗传学· 的正式犯法是“米眨林1 1;_物γ.. ,.Ji: ..;次、I业I~;_物学的米I干.林力,r,r· 米丘#生物学要批判和改造的对象. 首先是细胞i遗传学. 特别是必传学1平论及其直接应J I~领域现代f刊协主术. 虫u杂交优势的罪1J m . 弘i射向# 、多倍休筒利啡。此外. 米Fr.串串牛物伊的基水)ffiJ’.11之一rt “有机体!”,j环城的统.·’ .在分析判断农业牛.物的学K:发n )-..~ 员洲战培管J’Jl;轩~/lfi),j:刷版l勾.忽苞l!:!制i 单物的检测和处理-~·等。

  1956年,在苏联科学院大会上,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在报告上说:“用压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上的争论问题的习气. 曾经在我们的生物界扎了根。”“米丘林方向要尽可能好和尽可能快地发展. 它应该从错误的和被沾染的东西中解放出来. 但是米丘林方向的活功者不应该妨碍生物学研究的其他实验方向。”
  李森科一派在苏联多年占据着重要学术行政地位,却在农业生产实践上毫无作为, 他的许多技术与建议.都被证明是无效的。特别是支持李森科关于物种突然形成的极不|真贯理论的市要证据, 如燕、麦穗上突然长出另一个物和1 ,野,燕麦、鹅耳街的枝干上长出棒树的枝条等,都被揭发是弄虚作假的。科学来不千字忙,但虚假. 李森科现象在世界科学界也值得警醒。
  1956年4月,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齐津院士( N .V. Tsits in )作为科学顾问应邀来中国,帮助研究制订我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在学术上.齐主|主不同意李森科的观点。他曾计对李~乖|,认为“在分类上,种是人为的,绝不是一个实体”的论点. 提出反驳意见电即“和l ‘I间的差别不是形态上的差别. 而是在于性隔离上的差别” .“不同种在两个群体里是不能繁殖的” 。从而在苏联引起物种问题的争论。
  1955年末,苏联有三π多位科学家联名上书(如资深生物学家苏卡契夫. 他公开反对李森科) 要求撤销李森科从1938 年以来一直霸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1956 年, 苏联中央接受了这一请求.并干4 月正式罢免了李森科。李森科在苏联生物界开始受到批评与清算。
  长期以来,李森科的生物学“理论” 在苏联、中国两国的影响与传播丽甚广,当李森科被罢免这一情况发生肘, 自然立即引起中同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高度警觉。
  从国内情况看, 1956年这一年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叉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总结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这是摆在中央面前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
  1954年秋,北农大的毕业生故青禾, 被分自己到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这个处的主要工作就是关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当时机构层次少, 只有部处两锐,处长是于当1t远。处内又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小组, 黄肯禾在自然科学组。黄青禾阿IJ 剑机关.恰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全国出现了农产品短缺的问题, 需要从加强农业科学技术角度来保证农产品的供应。于是,他被安排到全国各省调查农业科技方面的情况.同时也是带着其他问题去的。黄青禾作为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 却要肩负着双重使命. 从1954年末到1 956 年初,分四次走遍大江南北. 如果不是因为要准备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t作‘ 黄甫禾也许将完成西北地区的考察与调研[1]。
  1956年l月中旬, 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l 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 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 更加需要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际、经济租文化各方面的决定因素。” 并说: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 依靠丁,人、农民、知识分子兄弟联盟。” 在这次会议上. 周恩来那重宣布: “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 黄青禾禾带回的部分调查很能反映问路。
  例如. 四川农科,所她文舍先住的多倍体育事|叶才制被毁王11件. 具体调节1:下来与原来反映的悄况基本属实& 鲍文蛮的研究是用小夫与!'!!,麦进行远缘杂交. 以获得高度的杂交优势.然后用使杂种染色体加倍的办法. 克服其不孕的问题。这是典型的声声尔银i盘伶可是的方法。四川农科所企用米匠林方向改造纯物科学的过院中. 决定取消饱文垒的这flil别于{.. ft-派人强行毁掉试验地坦的杂交材料。这一做法f虽然是受苏联专家的影响. ,且具体实施的相抵4缸支部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如,河南农学院关绍驳院校的玉米杂交研究被停止,他虽是院长. 但在政治化的当年. 也无t盘磁兔此逃jJ!l , 因为央主钢费所梢的玉米杂交. 也同样:Gt*尔很遗传学理论指导|可进行的。
  又如,华南农学院林孔湘教梭的中!|俑黄龙病研究受到批判间也. ;湾登纺织j是不属于遗传学领域.对他的批判纯属扩大打击面. 华哥哥地区的村1锅发生了毁灭性的病苔, 只表商症状是校梢叶片斑扶贫化, 农民形象J:U!.ft1~之为货范病。林孔捕J教授Jij传染病学的j黎利3方法. 确定其为传染病. 病踉你为一种当lli1降H病毒之fnJ 的支;跟你。按照处列传染锅的原则所提出的对策丛烧毁病株.培育和1采用无病a!i* ·控制传染媒介{昆虫1。例是. 苏联专家在悦察病跃Ja认为广东林!铺i种在1)<田里. 日i-片发μr是仰水不良. 不是传染病.解决的办法应该是j~f.Jl< . 而烧E虫病株Jil:破坏生产。就这样林.fLF如l救般的研究被迫停止。后因林孔湘不同志苏联专家."@:见. 被钉;如l为4司辰。再后来,黄龙病大蔓延,几乎毁灭了广东大部老柑橘园,并祸及广西、福建等地。直到现在,柑橘界的有关人士仍然谈黄(黄龙病)色变,心有余悸。   对上述问题,中宣部从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角度,给予不同程度的解诀。如鲍文奎先生的问题在四川不能解决,没有商量余地,于是通过联系农业部,调到北京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继续从事多倍体的研究。有些问题也只能通过内部渠道作些反映、呼吁,并未解决实际情况,如林孔湘教授的问题等。   调查的情况和大量的事实证明,苏联的李森科问题祸及中国农业和科学界,特别是生物学界的情况十分严重,这一具体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势必会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     1956年l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向现代化科学进军”的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学工作者。根据会议的建议. 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全闰757 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编制1956-1967 年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即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1956年2月,在毛主席居住的祁年殿开会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毛泽东坦陈了臼己对遗传学问题的看法:   有一位老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的迪传学回国,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馆的工作。他跟我谈话,说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不但如此.请他编中学的生物教科书,他不写“细胞”一课(后主任补与了)。   我对遗传学是外行,但己看出他的门户之见了。我问他,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的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可以无限分割,摩尔根学派分析细胞,特别是染色体的内涵物质,找出脱氧核糖核酸(DNA),这是很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不是唯心主义。   苏联认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允许摩尔根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工作,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这个同志很好,他照办了,因而我国的遗传学研究就有了成绩,超过了苏联。   陆定一接着还汇报了另一个事情:正是一位老同志,也是很好的同志,战争期间担任军队的卫生部长,战争后做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他知道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以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魏尔啸的学说为主导)是资产阶级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 陆定一笑曰:“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一切存在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与抑制剂混合起来.叫作巴甫洛夫液)来包治百病。”陆定一感到这种认识既好笑又危险,会出大乱子。实践是辨别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的唯一办法。中医能医好病,西医亦然,这都是人类珍宝,应该研究和发展,应当以解诀问题为主,如中西医合作等。幸好这位老同志没有坚持他的奇怪想法,后来他的工作很好。毛泽东听了,深以为然。   1956年4月,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内一位官员谈及民主德国遗传学家对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 观点的反映记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民主德国著名遗传育种专家汉斯·斯多佩( Hans Stubbe)的观点,他谈到:“我在政治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在科学上是摩尔根主义的。” 民主德国党中央的态度是,不强求斯多佩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让他放手搞研究。结果是斯多佩根据摩尔根遗传理论在遗传育种科研工作上做出了很大贡献。汉斯·斯多佩后曾到中国访问,当时谈家桢与他见面,并在融洽的气氛下,探讨国际遗传学界的状况和学术上的问题等。   1956年4月18日,毛泽东在这份谈而记录上,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批了几句话:“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并建议以中科院、高教部的名义,利用高校暑假期间召开一次遗传学座谈会。”   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陆局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作总结发言,他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妾拿一种学术压1f1l 一切, 你如果是共涩,信的人势必就多。在此前后, 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百家争鸣的问题。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第七次会议上, 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提出了著名的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双百方针自白左,展’ 科学土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并肯定说:“艺术方丽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 各种学术思想. 正确的、错误的. 让他们去说。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 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 这一i辰、那一派. 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自意见。”在这次讲话中, 毛泽东反复举了自然科学方面“像李森科这样的问题”作反面例子。   5月里,毛泽尔与老朋友、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搜再一次约见于北京中l南海露天游泳池里一起畅游。期间休息日中,主席取出一本《议书·赵充国传》,翻~J赵充罔主张西北电征|戍边的一页,递给周谷城看。主席略有所思地说:“赵充罔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主张在西北设屯团军,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而之一二,反对的人却有十之八丸。但到后来, 逐渐被人接受了。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 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在现在。”   毛泽东历来的特点, 是,也人之所未思,言人之所未言, 为人之所不为。此时此际,言及赵充固其人其事,包括此前在陕北延安支将李自!铭先生,?是山“三三制”,以及后来支持生物学界摩尔根学报李汝祺、谈家桢所发表的争鸣观点,都是长期思考的结果e 毛泽东一直认为,真理不应以人数多寡定,并说:“具现有时候在少数人的手里。”   兼昕则明,兼听不是形式, 而是执政的必经程序。向党外朋友及时通报情况,包括大政方针的出台等方面, 倾昕怠见与建议,是毛泽东初期治国的方法之一,也是具体溶实统一战线的政策,赢得广泛支抖的所在。   1956 年5 月26 日, 陆定一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作《面花齐放和回家争鸣》的讲话, 特别谈到, 在遗传学领域贴标签的做法“是错误的‘ 我们切勿相信” 。在毛泽东主席的芭接关心下, 经中宣部建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联合筹办,在青岛召开历时15 犬的遗传学座谈会. 地点确定在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滨疗养院。   三个月后,时任巾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先生走进北京石驯马大衙83 号. 去看望胡先骗先生, 并说: “|民当年的批评有过火之处,所以学部干本年8 月10 日至25 日将在青岛讨论. 请你参加J 谈家桢同样收到中罔科学院生物学部、高等教育部联署发来的一份会议通知书. 同时得知盛祖嘉、施履吉、文lJ祖涧三人也在邀请之列。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学术界实行百家争鸣的正式标志和第一个试点, 因而不论是屯办方和参与者,都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相很高的期望。   会议前. 有关领导同志向遗传学的科学家们宣传了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大家正确认识这次座谈会的重要意义. 以及希望他们,特别是荷摩尔根遗传学说的科学家们要悄除顾虑噜认真准备. 积极发言。所谓“认真准备”是指会前预通知中强调得非常清楚: 要求与会者要用自己的科研成果或调研材料来说话,摆i.:J{实讲道理,避免空对空地争论。   为了会议的成功圆满,中宣部在陆定一部长、于光远处长的领导下, 组织力且为会议专门准备了三部分的材料’ : 一、遗传学两j)匠的历史和基本观点; 二、米丘林遗传学在中间的传播情况; 三、苏联生物学界两派争论的历史情况。第三部分由黄青禾承担, 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 形成f 一份题为《1935一1956 年苏联生物学界的三次争论》的材料, 供会议代表和相关领导参考[1]。 [1]文章纪实性地报告了以下大致情况。   首先,米丘林的旗帜被滥用。   当米丘林是一{非你l街J,x_放的~主树育种家. 他从*树fl 种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嗡使他,不完全赞同孟德尔-t!吉尔根ffll.冶中的-·些贡耍的学术砚,电初方法e 例如.他认为通过嫁接可以改变~传性. 产生无性杂利le 他认为在草木植物rY仲1, ' 采取先获得纯种再追行杂交的办法. 在果树何种上没有意义。闵为‘一年生水衍JJX玉米要获得纯利'· 需要利’五代至f-tl;'; ' 那么要把苹果变为完今同质的悄形. 至少rfii~几个世纪" c 但是. 米丘林也接受赂尔恨>--j!:说小的一些新1商种方法,例如辐射育种,他在晚年也从书J不I] JTJ"f'.窗线、X 射要:Mil紫外线的研究. 以促进植物发生变异的几率。   在科宇:技术进步的过程中. 学者之间在理论、方法土产生不!日l观点. 形成个同学派是完全.iE于.;i·的。尽rr米Fe林同飞往「,>_;:1联农科院院氏、着名的除尔州学派的代农入物瓦ffi;洛夫所持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 但瓦维浴犬曾绞是米丘林l:作的植物所所长, 多次给米丘林以物质上的帮助, 并鼓励其出-K。片〈丘林的第一本营作' ~ /.{维洛术给作的序。《米Fi:林50年工作总结》出版时, 米丘林来笔题写“给段尊敬的农业科’''i-"[究院长H·N· 瓦m洛夫. 纪念孜们的友恼。N·B·米丘林咱1933 年4 月8 日。"' 1935年6 月l 日苏联科学院1 2 么院士联名提议选举米fr.林为名份院士, 瓦到t洛夫是第一个签名的,投票结果为36:4 而衍以涵过。一思则后米丘4中去也: ‘ 瓦纠~i将j主在《#~报》上发司是题为“lJJ脱j”的仰文。   瓦维洛夫与米丘林之间的关系的得利:颂. 而斗~森科盯着米丘串串的旗号行伪科学之实. 必将成为历史的反而放材e   其次,是李森科不具备科学家的职业,\'I,f;惑和li'"'i蓓的科学态度。   利用玉米杂交优Y,J是遗传卢萨对人炎的主巨大员献之一. 只是因为这是摩尔制理论体系的产物. 主李森利就一l味贬低J:t:意义。行人~·俏杂交玉米. 字就批判其为h崇拜,资产阶级科学··. 结果是由于否定草IJ}1]杂交优y,,技术. 苏联的中良食帘,产远忍低于国际水平. 并且长i主20 俘缺乏这ff丽的系统研究。时旦今日. 俄罗斯农业游后付来的后遗症仍体现辛苦条公科的余毒。   李森科在1950年发农个物科1nJ以在2 ¥. 3 代时fi=iJ 内突然变成弘一个物种的理论后. 让学术界大uz:-b;t。一位名叫卡拉川江的, 在李众科任主编的《农业生物学》1952 年第5 则上发表报道称,发现一株鹤耳似的树干t长出梯乒树的枝条. 以之作为新种突然形成的证据。后来有人出来证明.这是他在1932 作嫁接的。2李森科打个叫德、米特里也犬的博士研究生.跟随李森科做从然麦穗上产生Y'f .i!l豆麦的生物γWI·论文。尽tr 有学森科,&;):{:文J夺者的极力维护. 终因"I王实.f 呵写在. 其附士论文几经反复. 还是站不住脚。Jl-j主LI ',的事件.表明了学森科的学术前途已经终结。   第二,是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本人,对遗传学问题的鹏指挥、创造学术冤假惜案. 到了登岭造极的t也步。   早在1935年,李森科就在第二次集体农!毛突击队必大会L 大骂‘负产阶级科学家是为资产阶级''f.l"农阶级服务的吕立人”. 而博得斯大林的叫好。1 937年瓦维洛夫被作为“人民收入的帮凶”遭逮捕后被害。次年李森科接任农科院院l立此后的十多年,坚持J塔尔很观点的学者始终受压而不服,李森科,j辰随时间而自身的问题逐渐暴露。在1948年全苏农科院会议之前,李森科在学术上并不占优势,换句话说李森科的学术地位是不稳固的。只是由于斯大林的直接插手,施加7 1'w(大的政治压力.才使得李森科屡屡得手。   这里必须也应该说到黄青禾先生,他在大量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的基础上,为中国生物学界作出正确的选择,做了一件有分量的事情,其影响直到现在。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遗传学问题上,创造了“百家争鸣” 的相对自内部1~闷, 应免失似苏联的情}盼{j:巾lct;I r耳&: Ii~觅,使得rp因生物学界的科研、教学等诸方面得以继续发展. 这是李汝惧、谈家桢们的福Af: . 生物乍界的幸事,国家之大幸。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如期召开,有l 16 余人(正式代表43 人. 列席代表73人)参加,全国遗传学界的两根主要的学者齐来与会。作为正式代表的谈家桢,还被指定为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8 月10 日的座谈会开幕式上,童第周作为会议主持人作了主旨发言,并报告被邀请专家53人,开幕式当天只有31位与会。 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现场(右侧照片中前排在四为谈家桢)   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在开幕式报告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不赞成把摩尔根学派的观点说成唯心论.,; 对李森科提出的“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 这一观点, 于光远也明确地指山这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一一因为在唯物辩证法中,偶然性和必然性是相互依存地结合在一起的一对范畴, 不能隔裂。不能“随便给人扣啡心主义的l帽子,更不允许你给人扣政治帽子” ,“不讲科学态度, 有成见. 就会变成东源”。于光远的发言直接传达了来自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对遗传学研究的支持, 对当时已是如履薄冰、面临夭折的遗传学研究来说,无疑送来了春天。   这令谈家桢深深地吁了一口长气,好似压在胸口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被彻底搬除了。如果前几年句人如同谈家桢←样受到批判、指责、诋毁、攻击,就不难休会此时的谈家桢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了。会场上有关领导同志郑重宣布了“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两报求同存异” 的会议精神,许多与会的科学家真是异常兴奋,把几年来压在心里的话, 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   座谈会按六个专题依次进行: ①遗传的物质基础; ②遗传变异与环境的关系; ③边传与个体发育; ④遗传与系统发育; ⑤遗传学研究工作;⑥遗传学教学工作。具体安排每个上午由第一、第二个专题和第五、第六两个专题一起结合讨论; 有时也开大会。因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又增加了三次. 总计会议共14 次之多,发言人数56 人。的国著作《植物分类学简编》一半受到李森科U匠围攻的胡先剧先生出席了j主次座谈会、不作为正式代表, 按规定足没有发言权的,但会议还是给了其机会, 并先后作了l I i欠友言。谈家柑l就“造{专的物质基E山环境之间的关系.. 、“遗传物质的形状表现.. 等问题. 作了多次发言。   谈家桢在会上说:“我们实在已经耽搁f 太多时间. 由于这些年中, 事实上许多教授遗传学和一|实验研究的权利被无形剥夺,所以就拿不出新的研究成架时供交流与探讨.与国际遗传学界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 摩尔根学派的众多学者受压多年, 自己的科研停滞数年, 会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盒|刘最新的同外资料,谈家桢也不例外。1953 年, 沃森、克电克建立DNA双螺旋结构模型,遗传学发展flj f 分子遗传学的新阶段,谈家桢多次讲到井撰文介绍这门学科的发展新动向和研究成果, 是最早把分子遗传学介绍到中间的学者。   在交流的过程里,发现大学的摩尔根理论教学还在进行, 苏联的多市休、辐射向手中技术还在继续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会议还应请了国外学成归来的年轻俊杰, 如施履吉(留美,中网科学院上海分院植物所任职)、赵世结(留苏,北京农业大学任职)、程中和(留苏,北京大学任职)、同娟(留苏,武汉大学任职)等旁听了会议。他们甜回国际上遗传学最新的进展信息,使句会者震动很大。   就以遗传的物质基础这一争论问题为例, 在那时摩尔根等已经证实f基因在染色休上作线状排要IJ ; 沃森、克里克已经闹剧f 胸戚染色休的脱轼核糖核酸的双螺旋分子结构; 皮特尔、塔顿已经提出了一个基囚一种酶假设, 用T说明基因在个体发育和物质代谢中所起的作用。既然如此, 似乎元须对遗传的物质基础问题再有什么争论了。然而. 事情并非这样简单,争论的安害也并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   1996年, 在《自然》杂志第18 卷第3 期上, 刊登f一篇题为《分子遗传学丘十年一一理论句技术上的突破》的文章, 其:er要论点之一是认为: 遗传学研究进入分子遗传学时代以后, 基因与基因之间的界限, 变得越加模糊不清了。其实. 这一观点是早在20 世纪40 年代. 由美国的遗传学家哥尔舒需特提出的。哥尔舒密特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和对当时遗传学领域现状的思考, 提出染色体是一个不容分割的、许多基因的功能单位。这里的关键词是分割。哥尔舒密特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把手指按在提琴的某根弦上. 随着手指的移动. 会发出不同的音, 如果将发音的信分割下来, 还能发出音n吗?可见分割下来的琴弦不是功能单位, 平在根琴弦才是一个真正的功能单位。哥尔舒密特的主旨是: 染色体才是遗传物质的功能单位, 而所谓基因只不过是逻辑的外推结论而非实休。一个染色体发生了某一结构变化,可以导致该生物的后代中出现某种形态或生理变化。通过正常个体的杂交. 可以测定这变化发生在染色体的l哪一位置。摩尔根学派的研究者普遍认为, 在发生变化前这一位置存在着一个正常基因。哥尔舒密特则考虑, 杂交结果只说明结构变化发生的位置,可并不说明这一位置上,原来存在一个正常基因。   那么,基因究竟是实体, 还是逻辑的外推?   事实上,随着遗传学研究进入分子遗传学时代. 基阴与基肉的界限,非但没有模糊,反而更加明确了。   21 世纪初, 报载法国一患先天性免疫缺陷症的病人, 由于通过基因治疗手段, 输入了一个从正常人的染色休上取得的没有缺陷的免疫功能基因的克隆,而获得健康。这一基因在脱离染色体的情况下. 发挥了预期的功能。可见,基因的确是遗传物质的功能单位, 是实体, 而染色休是众多基因的集合体。   科学的真实, 是通过学者们群体性的不间断的研究. 而去伪存真得到的。可能需要时间或过程, 但不是靠争论得来的。可见, 两个学派之争的重要意义, 并不在于是否存在着独立于整个有机体外的遗传物质等纯学术问题,而址在于应该边过什么途径得出这样4那样的结论。   会议期间,有人介绍苏联专家谢恪莫娃在武汉大学讲学时提山的论点:“遗传物质是整个有机休!卓有机休本身,也就是一切牛捐物质都有遗传性J 辩证唯物上义,也想强调世界上没有孤立的职物, 国此. 在她看来. 整个有机体都是Tut传物质, 鸣然也就不存在着特殊的边传物质一一幕因了也可见. 李森科一根依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米判断科学士的是非, 而摩尔根则更比重实验结果c 哥尔吉丁’密特把染色体者作一个不容“分割” 的功能哨,位的论点• I亏把染色体石’作许多基因的集含体的论点相比, 更接近千辩证时t物主义思想, 然而, 实验结果肯定地说圳‘ 后者是正确的。   就以遗传的物质基础这一争论问题来说. 无论从预想‘ 还是实验)J洁、技术手段,还是科学的推论必结论. 很显然, 库尔根学派占据了主要的发言权c 这理要说明的是. 科学蜜求冉、求是. 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 可以也允许出现错误的预想. fl-3.意识到其钳误却一昧为其维护井极力辩解. 性质就旦为严重了。   座谈会主持人于光远|司志在会上一再强调: “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柯:学家的任务, 科学的结论只能通过科学的完成去得到。”他意味深快地告诫边: “哲学家应该更多地向自然科学学习. 而不应该站在自然科学之上, 向自然科学发号施令。” 可见,以干光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年轻的国家领导层面在对待科学等诸多问题上,是有情酶的思维和辩证远见的,其思辨选择的正确性和实施的方式,都无疑体现出一种科学的态度,这是新中国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战略保证。   座谈会上另一个争论的主要话题是纠正对摩尔根学派的批判,主要在干: 一是唯心主义, 二是脱离实际。   李森科有句名言’ · “机会是科学的敌人。”这里他所说的“机会”是特指不可预见的基因突变。实质上.这不过说明李森科把概率这一概念、误解或刻意曲解为“机会\李森科还引用米丘林的一句名言: “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我们要向自然索取。” 在他看来,利用偶然出现的突变来育种,是等待自然的恩赐; 而所谓“同化环境的定向培育”才是向自然索取。可是,李森科向自然索取到了付么?李森科的所作所为的结果是什么? 在李森科的领导下,苏联的农业全面停滞不前,他自己也不得不辞去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在中间的李森科的信徒,不谙科学的客观规律,不加分析地盲目追随,实在是可悲,更是不可谅解。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晚间自由讨论会场   反观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 正是常把突变作为培自新的作物、品种的素材,进而掌握了一些规律,为我所用,为人类文明ill;步、经济发展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掌握了数量遗传车IJ杂种优势遗传规律,便能提高玉米、水稻等作物的产挝;掌握了ONA 分f的部分客观规律,便能培育出转基因植物,利用基因治疗技术或方法来医治遗传疾病等。先不论国外的生物学家们的贡献, 只要看一下中国的生物学家,特别是蔡旭教授的小麦菌种、李竟雄教授的玉米杂交、鲍文奎教授的小麦多倍体等一大批学者的工作,哪一个不是在田间地头、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年复一年地为一个物种的品质提高、产量增产,做着自己的研究。再者李放祺、贝时蹄、胡先骗、谈家桢、李景均、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等,不光在生物、遗传理论方面有所突破,在实验宅范畴内, 他们自己也经常选择、培育实验材料,设计实验方法,成面上千次地进行枯燥的实验, 而最后取得成果。   就脱离实际而言,李森科一派与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比较,可谓差之千里。在李森科们看来,摩尔根整天数果蝇,对生产毫无实际意义。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二作, 能有今.k的人类基因组研究的进展吗?他有日后根据基因组研究而取得的难以计数的新药吗?知识就赴fJ虽,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没有点淌科研的突破,例快科学技术进步?知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产生新的知识。即使今天的知识不产生经济效益,明天积累起米的知识必将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更fuf况,如||识本身边是一种精神财富,除经济利益外还兼具社会功能。批』ilj科学的本身,是社会的倒退,是人类文明的羞耻。   座谈会臼天的正式发言往往是规行矩步, 而晚上的自由交谈却更精彩ε 有一天北农大的李克雄教授问f光远同志: “究竟我们摩尔根据. 真是反功还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于光Qf直接答曰: “我们从来没有说摩尔根学派是反动的, 我们现在也不认为摩尔根学派是反功的。把大家组织在一起讨论, 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   以李森科一派为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学,是1948 年以后才传入中国的.本来就先天不足,在乐天宇之后也再没有汁!现强有力的学派领军人物, J二要靠行政力量的支持而达到“一统天下”的周丽。对其政治上的“保护伞”一旦撤销.在学术层面根本不是摩尔根学iJ匠的对手。主办方立即发现与会的众多知名的生物学家巾, J七大的李汝祺、复且的谈家4负因气质、才华和以往的出色科研成果. 以及他们的学生们组成的中罔遗传学回队, 显得非常突附.是这个领域里的“翘楚\这或许是会议的另一个目的。   摩尔根和李森科两个学派的学者. 能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这个平台上, 首次“公平地”|国对I f,I i地进行学术交流与探讨. 打破了学派之间多年相隔的沉闷学术宅气。也许由l工中国文化传统有别干苏联, 也许由于中国件物学界的两撒在学术层面上实力过于悬殊而并不在同一层次.也许由于会议主办方还是非常注意对米丘林学派学者刻崽保护,也许由于与会两派学者都能严格边守会议精神与要求. 总之结果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期间. 没有出现如苏联1948 年八月会以上那样做i根尖锐刻薄的对话; 相反. 两j辰1学者都表尽, 可以有条件地接受对方的某些观点。如摩尔根源学者说, 在有特定情况下环境叮能对遗传发生作用; 李森科低学者贝lj表示. 如果不限于染色体的话.可以取认有遗传物质。   在这样的会议大环境里. 还有中|问掘的声?苦· . 即所谓学术“墙头革” 、“}|强糊掘”, 使得注次座谈会的意义|恪扭棋糊. 稍有缺憾。会议期间, 李竞雄教J受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调和派或巾间派\ 认为这是不讲科学. 不讲是非。李教授这种对科学是非的执着精神. 更是难能可贵。或许在知识分子、科学家的骨子里. 要是没有这种精神. 科学何i炎纯粹. 技术何谈精深。   经过半个月的讨论,主办会议的预期目标|圆满实现。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兴高采烈. 兴奋不己.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内李森科-1)氏“一统汀.棚” 的曰丽结束了。而李蔬科ii虽很无奈. 毕克保全了面子. 至少在形式上两厢不分胜负。   这是一次心情舒畅的大会。时年47 岁井有好酒量的谈家桢在会餐时· . 酣畅淋滴地醉了; 北农大教授李竞雄大声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是Morganism !” 他们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 能有这样的表现. 可见事前的压抑有多j束。会后又有人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处告状. 陆定一的回答是: “你们骂了人家那么多年.还不许人家骂几句? ” 谈家桢闻后更加气JI陋c   谈家桢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而言, 青岛遗传学会议还不算一个学术争鸣的会议, 因为中间的遗传学两源的学者还没有过t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上的共同语言, 科学上的争鸣缺少于L实的、坚定的科学依据,缺少科学发展内在的功力。谈家桢自已感到, 由于这些年没有做什么研究工作. 缺乏第一手研究成果. 观点阐述只是依据资料文献. 使得争论显得软弱。但是. 青岛遗传学会议还是起到了伸张正义的作用,为摩尔根学派争得了一个与米丘林学据“平起平坐” 的地位, 纠正了当时政治上胡乱干扰学术问题的影响, 澄捕了科学研究思想的本源. 是遗传学在中国的一次重要历史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