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两年

傅惟慈

我是在1943年年初逃离沦陷后的北平奔赴大后方的。之后,有大半年时间,一直在不同地方漂泊。这一年夏天,我在陪都重庆沙坪坝度过,我冒着炎暑跑了一趟青木关,拿到教育部准许我到浙江大学借读的批文。从四川重庆到贵州遵义是一段艰辛的旅程。我托人请求公路局海棠溪车站的站长帮忙,等待了近一个星期才搭上一辆往贵州运井盐的大卡车。多亏两位同赴浙大报到的女同学照顾,解决了一路食宿问题。从遵义到一年级生分校永兴,近一百公里路程,为了节省些钱入学后交饭费,我是步行大半程 山路过来的。
我在学校教务处报到注册,分到一个学号,又缴纳了一个月伙食费。学校在楚馆男生宿舍分配给我一个床位。宿舍是没有隔断的两层筒子楼,楼上楼下挨次摆着一张张上下铺双人木床,沿窗有一排长条课桌,每人一只木凳。这里没有电灯,每个学生都领到一盏陶瓷碗油灯。油灯用的是当地产的桐油,两三根灯草做灯芯,光线昏暗。
初步熟悉了环境,安排好生活以后,我开始考虑今后——至少今后一年将依靠什么生活下去。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为支持青年人从沦陷区前往大后方参加抗战,除在各地设有各种职业训练班外,还为有资格入学读书的人每月发给一定数额的生活费,称“贷金”。金额不多,勉强可以支付一个月的伙食费。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从沦陷区来的学生每人都能领到贷金,但是需要证明文件并通过各种手续。当时我担心自己申请不到这笔钱,无法继续读书,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向学校申请转人历史系。因为历史系学生算师范生,而师范生享受公费待遇,就连饭费都不用自己掏了。我离开北平时,英语已有一定基础,远远高于内地高中毕业生水平。如果我有志学外语,靠自修同样可以学成,并不一定非要在外语系攻读。但后来事情发生变化,我转系的计划并末实现。
一年级新生人学后有两门必修课,一门是英语,一门是国文。因学生人数多,程度参差不齐,需要按程度分成三个班。所以开学前举行了一次测试。之后不久学校张榜公布考试结果,我的国文和英文考试均得第一名。国文课测试成绩与名次对我关系不大,且公布的是我的学号,不为人注意。英语考试却写出我的姓名,而且成绩远远超过他人,在同学中引起轰动。分校外语系主任费培杰老师很快就找到我,告诉我贷金会有我的名额,叫我安心读书,不必转系。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费老师兼任先修班英语课,他需要一名助手,帮他批改作业。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可以挣一些生活津贴。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在大后方求学读书的经济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我住进楚馆宿舍后,隔两张床住着一位四川籍的先修班学生,名叫张六平。他要在浙大先修班复读一年高中课程,然后重考大学。和我熟悉以后,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张的老家在四川涪陵,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家中有不少田产。张六平曾参加过高考,因英语太差,没有被录取。认识我以后,就求我为他补习英语。他的经济情况比较宽裕,嫌住宿舍太嘈杂,所以在街上找到一处公寓,租了楼上一间屋子,邀请我和他同住。
自从搬到小旅舍同张六平同住以后,我在永兴场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认识了不少人,交际圈子扩大了。这家作为学生公寓的小旅舍除了我同张以外,还住着另外两三个学生。一个叫陈维的农学院学生,是个来自上海的白面书生,嘴里总哼着歌,不停给在贵阳工作的一位海外归来的广东小姐写英文信。同旅舍的学生,还有一个与我同系级的学生向联银。这人本是孤儿,是川东长老会一位美国传教土太太把他抚养成人的。他用略带美国音调的英语说一些日常用语没有问题,只是词汇量不大。向同学最擅长的是弹风琴,在家乡的时候,教堂做礼拜,他总是弹琴为教徒唱圣诗伴奏。可惜当年浙大分校穷得连一台风琴也没有,让这位同学英雄无用武之地。1943年年底,第一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时机来了,学校突然来了一位身份不凡的客人。这人身材不高,穿一身西装、足蹬尖头皮鞋,是一位满口宁波话的“小开”式学生。他是从浙江经过江西、湖南、广西几省长途跋涉来校报到的。难为他大箱小笼居然随身带来五六件行李。自九月初动身,路上走了三个多月。学校虽然早已开学,却允许他注册人学,毫不留难。原来这个人大有来头,他叫翁心梓,是中国鼎鼎大名的地质学博士,也是国民政府一位高官翁文灏的侄儿。翁心梓到永兴后,也住进我们旅舍。他带的箱笼,装满四季衣服和内地稀缺的生活用品。最令人吃惊的是一只小提箱里装的竟是一台舶来品手风琴,声音洪亮,音色优美。这次会弹琴的向联银可以大显身手了。翁心梓不只喜欢音乐,而且颇有组织才能,没过多久,他就把小旅舍的全体住户组成了一个合唱团。我们既唱聂耳、黄自作曲的中国歌,也唱福斯特的黑人歌曲和像《当我们年轻时候》那类美国电影歌曲。合唱团给我们在永兴上学的平凡、单调的日子带来了活跃的、生气勃勃的气氛。我至今仍然佩服这位远方来客,聪敏、活泼、脑子十分灵活,翁来了以后,我们这些只知道死读书的人仿佛被吹了一口仙气,开始手舞足蹈,准备上演一出话刷了。翁野心勃勃,在指挥我们唱会几支短曲外,竟准备排练至少有双声部合唱的《蓝色多瑙河》。他梦想扩大合唱队伍,招进几名女生来。可惜第二年开学,正当万物回春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家中拍来的电报,叫他急速去重庆。原来他的有财有势的亲族,已经为他安排好去美国留学的手续。他一到重庆,就将出国了。我们这帮同学,自然非常惜别,但也为他能有机会出国深造感到高兴。翁为了轻装走上征途,行前他把他带来的绝大部分衣物都分散给同学。一套西服他本想送给我,可惜他身躯瘦小,衣服我无法穿。我只拣了一件比较肥大些的春秋衫留下,作为对这位朋友的纪念。
该简单谈一下我在浙大永兴分校学习的情况了。负责外语系的教师是费培杰老师。费是贵州人,清华大学毕业,在美国留过学。在永兴他教我们英语精读和语音学。费老师精通音乐,会拉小提琴(在新年联欢会上表演过)。据我的一位老同学说,过去他教外文系学生英文语句声调时,有时会借助一支笛子,吹奏出高低音调示范。费老师身体不好,患有肺病,但教学非常认真。他教我们的教材均系自编。另外,由于学生基础知识差,他每周又增加两节英语辅助课,并为之编了一套简易教材,通过问答,既让同学熟悉英语基本句型,又扩大了词汇,纠正学生发音。我的英语程度虽然比同学略高,这一辅导课却也参加了。在当时那种既听不到英语广播,又无录音设备的年代,能有机会多多听说一些简单英语也是好的。一年级第二学期有一段时间,费老师因病不能来校授课,我们全班学生就自己组织起来胡乱学习。后来他病情有些好转,我们开始去他家上课。费老师住在永兴场东头郊外的一幢平房里。他并无家室,只有一名中老年男仆服侍他。我看到他家中有一个玻璃柜,装着二三十本原版书,多是社会学、教育学等专论书籍,也有一两本语言学理论书。我在永兴一年,感到最苦恼的就是无书可读。图书馆可以借到的英文书只是抗战前商务版的《莎士乐府》《伊尔文见闻录》《威克斐牧师传》等二三十种老书。国内新文学创作和文学刊物也极少。缺少书籍,是抗战期间内迁学校的普遍状况。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读书人无一不感到文化饥渴。
浙大永兴分校的英语老师除费培杰外,还有三位教公共英语的教师。学生按程度分成三个班,三位教师各准各一个学期三分之一教材,同一教材,轮换为各班上课。这样也好,教师节省了备课时间,学生也可以吸收每个教师的长处,比一个教师一学期(或一学年)从头到尾教一个班更可取。我们外文系学生在上费老师的专业课之外,也必须上公共英语课。一位说话带浓重南京口音的矮胖老师我对他印象不深,至今连姓名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的教材中有一篇选文名字是《新哀洛伊斯》。这篇文章我知道,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原来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卢梭,但内容同语言都没有什么特色。这位南京口音的老师讲起课来摇头晃脑、声调铿锵,充满感情,非常好笑。另两位,一位是个学者型中年人,名宋雪峰。新中国成立后他可能在张家口军事外语学校授课,我在50年代曾在某个刊物上读到过他翻译的几首英文诗。另一位是永兴唯一的女老师,冯斐女士。浙大迁返杭州后我听说她因为思想“左倾”曾被国民党速捕,后来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把她保释出来的。宋、冯两位老师当时都是单身,有时我去看其中 一位,常发现另一位也在座。我之所以同这两位老师比较亲近,是因为从他俩授课、选材中感受到他俩都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冯斐为学生选定的教材中有济慈、雪莱的诗。我那时正做着文学梦,迷醉于写新诗。但是我的品位不高。何其芳当时已经去延安投身革命,但我还是抱着他早年写的《画梦录》不放。我喜欢的另一位诗人是个大学教授翻译家赵瑞蕻。抗战期间,赵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曾先后在云南南菁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和四川中央大学外文系执教。我偶尔在后方报刊上读到他翻译的法国象征派诗歌,总是抄下来赏读。宋雪峰好像同赵有一定关系。我从宋口中听到不少有关诗歌翻译同写作的谈论。但我却从来不敢把自己的幼稚习作拿出来向他们求教。
在永兴读书的第二年春季,某一佳日,遵义来了一位外语系老师看望我们读英语的学生。这人不是遵义外文系主任(主任是佘坤珊),但却与学生关系非常密切。他不只在教学上循循善诱,而且在课后与学生打成一片,言传身教,引导年轻人认清国内形势,树立正确人生观。这位老师就是引导我走进德国文学之门的张君川。外文系同学1943 年在遵义成立“戏剧班”,研讨西洋戏剧理论,实践戏剧活动,张君川老师亲自指导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张君川老师思想进步,对国民党各种反动措施非常不满。1945 年冬,西南联大惨案发生后,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浙大同学在遵义举行的追悼会。1946 年四五月,浙大回迁杭州,因校舍需要整修,开学推迟,夏秋两季,他在上海《侨商报》当记者,写了不少文章,抨击国民党独裁、腐败,招致当局忌恨,多次图谋暗害。幸赖校长竺可桢庇护,才未遭毒手。他知道我学过德语,也胡乱涂写过一些诗文,来永兴后,曾单独同我谈过几次话。我在永兴没有德国文学书可读,手头只有一本上海盗印本的《奥托德语口语及语法》,书后附有几首小诗,我在闲 暇时把其中一两首翻译成中文。张君川老师看过后为我指出几处误译的地方。他答应我,等我转到遵义本校后,他要单独辅导我读歌德、海涅、荷尔德林等德国诗人的诗篇。张君川毕业于清华大学,与吴宓是先后班同学,也是好友。吴宓后来去美国人哈佛大学进修,张君川却一直留在国内。他精通几国语言,研究西方戏剧,抗战后期,导演了好几出德国、俄罗斯名剧在遵义上演。
1944年秋,我到遵义上二年级课,张老师果然辅导我阅读了不少德国诗歌。他还把我介绍给他的另一位清华校友,就是那位古稀之年费时十八载翻译了但丁传世之作《神曲》的田德望老师。田自从在欧洲学成归国后,一直教德文,但专长却是意大利语言和文学。我到遵义后,当了一名工读生,为田先生教授的德语教材刻钢板,我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德语知识。
1944年秋季开学前,我离开永兴来到遵义。我到遵义后,没有搬进何家巷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在老城杨柳街巷内),而是听张君川老师安排,把简单行装搬到文庙街一幢居民楼里。文庙街是一条幽静老巷,离校本部只不过几步之遥。如果不去校本部,沿商业街东行就可以走到一个丁字路口。那是遵义南北通道上的闹市口。跨过马路,可以到街对面的电影院。大学的图书馆和一部分教室也簇集在近处的山坡上。
我搬进去的文庙街小楼有上下两层。楼上一侧是外文系戏剧班活动的场地,那是一间近三十米的厅房,位于楼梯左手。戏剧班几乎每周都在这里集会,研读戏剧,排练中外剧作片段,或者听君川老师请来的外人做学术性报告。楼上右侧分隔成前后两间,住着外文系两位高年级生,薄学文汪积功。这两人是我的学兄,也是戏剧班的发起人。我搬来以后,硬是在他们两人中间安置了一张行军床,从此便和两位学长成为室友。薄、汪都比我年纪大,在学习和生活上对我多有照顾,新中国成立后,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执教,我的小女儿就是在他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于80年代初在外院毕业的。汪积功学兄,50 年代曾蒙受不白之冤,半生颠顿坎坷,直到改革开放后,不仅重返人间,而且由于他同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姻亲关系(连战夫人方瑀是汪的外甥女),多次与连主席会面,一时间成为新闻人物。汪积功学兄现在荣任新安江市政协主席,为两岸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薄学文和汪积功两人在学校读书时,学习都极勤奋,而且都担当了不少社会工作。
我在遵义外文系二年级就读,主要课程是英国诗歌和英文习作,两门课都由系主任佘坤珊讲授,教西方戏剧的是张君川老师。天气好的时候,张老师喜欢把学生带到野外,在青草茸茸的山坡上席地而坐。别的课程还有法语(教师黄遵生广东人,是一位同盟会老党员,对学生很亲切)、哲学等。我的老毛病仍然不改,上课不好好听讲,课外却胡乱翻一些我似懂非懂的闲书。遵义校图书馆在市内丁字街外侧的山坡上,藏书倒也丰富。我不爱听佘坤珊按部就班讲他自编的英国诗歌,却从图书馆借了一些玄奥、晦 涩的作品,像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有人说他是现代派英美诗歌的先驱),19 世纪后半叶的唯美派、无神论诗人斯温伯恩(他支持欧洲人民革命运动、攻击传统礼规,因此被反对者用他姓的谐音讥刺他是“罪恶之火”、“地狱中的火魔”)。这些诗我当然只看得懂片言只句,却每天捧在手中。倒是张君川老师教我读了不少歌德的诗,不只内容讲解透街,而且为我分析语法和用词,使我获益匪浅。若干年后,我翻译了两三部德国文学重头著作,不能不感谢君川师那时对我的培育。
戏剧班成立于1943年冬。平日聚会除研讨文艺和戏剧外,有时也选择中外名剧片段,分别由学生来朗读或排演。在我去遵义前,戏剧班至少已对外公开演出过两次。一次演《寄生草》,另一次演出的是一出德国三幕悲剧 Maria Magdalena,中文译名为《悔罪女》,作者弗利德里希.黑贝尔。张老师是这个剧本的译者,演出也是他指导的。竺可桢校长在他的日记中对此事有过记载(见《竺可桢日记》1944年5月28日日记)。我到遵义后,自然也参加了戏剧班的各种活动。我对戏剧和表演虽然兴趣不大,但这种增长知识,与同学交流思想的活动我还是乐于参加的。一次活动,戏剧班排练曹禺的名剧《日出》,我也被赶鸭子上架硬分配了剧中方达生一个角色。虽然台词不多,但穿上不知从哪个同学那里借来的一身西装,马上就手足无措,连脚步也迈不开,更不必说摆各种姿势了。我的缺点一向是不善表演。这在二十余年后我国经历的一段非常时期中对我非常不利。应该欢呼雀跃的时候露不出笑容,该义愤填磨的时候又不能做怒发冲冠状,这就活该倒霉了。
杨孔娴和另一位女生萧绿石是和我同时在永兴报到入学的,她俩是当年外文系与我同年级的唯一两位女性。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同这两人只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同学关系,后来相处日久,我才发现,这两位原来也是 “才女”,不仅爱好文学,看书很多,而且课余也写散文、短诗。杨笔名叫卡斌,萧笔名消逝,是萧绿石的谐音。这两位女性脸皮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写作向外公开,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到遵义以后,外文系有一位从浙江龙泉转来的写诗的学生杜念绍。我们四人凑在一起,经常单独聚会研讨新诗写作,就成立了一个诗社,杜建议叫黎明社,显示我们的朝气。当时还油印过两三本薄薄的册子。后来我参军离开学校,抗战胜利后复员归来,油印小册子在杜念绍一人操持下已经发展成一本铅印刊物,而且流传到当时后方好几所学校的文学青年手中。我译的一首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一—“当你年老、发白、睡思昏沉,在炉火边打盹⋯⋯”也刊登在上面。我在永兴一度关系密切、转学重庆的女友估计就是看到我的译诗才又写信来同我联系的。杜念绍重听,与人交谈困难,但也正因为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向诗神缪斯求教,才写得一手好诗。
自1944 年夏六七月开始,美国海军展开强势反攻,日寇因在 太平洋战争中连连失利,与南洋的诸多古领区联系日趋困难,6 月初在侵华战场发动了湘北攻势,急欲在旱路打通一条南北通道。 国民党政府军队无力抵抗,在短短几个月内,连失名城,军队南 溃五六百公里。到了11月,桂林、柳州失守,月底,日军先头部 队已人侵贵州。12 月初,独山陷落,贵阳发发可危。这时,贵州 大学和浙江大学先后停课。浙大在校务会议上,有人主张疏散人 川,但更多人赞成留守当地,在黔北山区打游击。形势紧急,国 民党政府甚至在做迁都西康准备。传说蒋经国已奉命至西康部署。 9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号召:“国难严重,爱国青年应该投笔 从戎,执干戈以卫社稷。”又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 万军”的壮烈口号,宣传大反攻将以青年军为主力、接受美国援 华的新式武器,经过三个月训练,开赴前线,收复失地。
在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蒋的号召甚至在一些高等院校 的学生中,也得到不少响应。特别是像我这种家乡已经沦人敌手, 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大后方的人,原来就是来参加抗战的,如今敌 人更侵人内地,连一张摆书桌的空间也要失去,与其等到敌人打 来再去打游击,真还不如穿上军装,到前方战场与敌人拼个你死 我活呢。就这样,没有太多的犹豫和思考,很多人都下决心报名 参军了。我也是其中一名报名者。但在离开学校去四川部队受训 前,自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传到我的耳中来,那是一种谨慎的、 暗中带有某种警告意味的声音。那声音说:蒋介石此举其实是在 树植个人势力,准备在抗战胜利后与共产党抗衡,争夺中国的领 导权。只可惜这种声音在国难临头、几乎人人处于亢奋与忧惧的 当口发出来,而且讲得不够清晰,对我这种思想尚在混沌状态中 的人,更难明白话中的大道理。当然了,也许先知先觉的人根本 就没想对我提出任何警戒。从在永兴起,我就认识一位哥们儿, 一位小同乡。后来知道他是南方局派来学校的地下工作者。可能 在他眼中,我是个只懂吟风弄月的纨绔子弟,不配和他坐以论道, 所以就索性让我到反面教员那里去接受教育去了。这也好,后来 我逐渐明白些事理,确实都是受了现实教育的结果。但这已是后 话,这里先不说。
我是这年11月14日在遵义浙大报的名。同我一起报名的还 有我的两位好友,机械系的韩有邦和土木系的张澄亚。他们两人 一个老家在徐州,一个在江阴,都早已沦陷。我们三个人,另外 还有一位在永兴读过浙大先修班的北平老乡沈正衡,那几年总是 摽在一起。就是在青年军,后来又考取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派往 昆明受训准备当译员,也一直没有分开。虽然由于美国投掷原子 弹,苏联红军出兵满洲,目本无条件投降,我们都没有轮到上前 线作战的机会,但我们始终是生死伙伴。1946 年浙大复员以后, 我同韩、张分开了。从此天各一方,一直无缘相聚。前两三年, 他们两人先后走完人生旅途,奔往另一神仙世界,走时都没想到 拉我一把,就不辞而别了。
根据当时记载,自当年10月起,前线吃紧,政府即派遣援军从四川、陕西等地源源不断南下。遵义是南行必经的通道,浙大师生积极开展劳军活动。遵义市内要道丁字口设有一个献金台,浙大同学轮流值班,接受市民募捐,并向过境国军捐献慰问品。戏剧班的学生积极参加劳军活动,并抓空排练了一出话剧《人约黄昏后》,为部队慰问演出。男女主角分别由外文系潘维白萧绿石扮演。
既然谈到潘维白,我就再啰唆几句,介绍一下我这位品学兼 优、多才多艺的外文系学长。潘比我大概长一两岁,同上文谈到 的汪、薄两人同班,我同他后来一起参加青年军,又一起赴昆明 当译员。在青年军里,他是合唱团指挥,带领几十人的乐团高唱 抗战歌曲,在译员训练班他是篮球队健将,同另外几名健儿奋战 美军篮球队,为国人争光。大学毕业后,他在高校从事英语教学, 钻研古英语,成为这方面专家。可惜同大多数单纯、幼稚的知识 分子命运相同,50 年代遭受无中生有的打击,罚去农场劳改,度 过一段血泪生活。“文革”结束后,他重返讲坛,曾写诗明志: “愿将蜡炬春蚕意,换取清清维凤声。”两年前一个冬天,我突然 接到他打到家里的电话,原来他退休后,费了一番力量已经把户 口从遥远的边陲迁来北京。我们约定几天后再找几位老校友聚会 一次,共忆往昔峥嵘岁月。可惜还没等到聚会,他老兄就遽然离 去,想来天国那边已有人等着听他讲授古英语呢。
在戏剧班的一些活动中还有一件事值得记述。由于日寇逼近 桂林,原来滞留该地的文化人(不少是从香港撤回的)纷纷避难 北上。这些人经过遵义,有人略作停留,也有人匆匆赶赴陪都重 庆。还有极个别的人觉得遵义人杰地灵,文化气息浓厚,便有了 长期居留的意愿。张君川老师不仅在文化界小有名气,而且同很 多人是旧交。他总是拉着过境客不放,请他们到戏剧班来给学生 讲点什么,或者讲文学艺术,或者介绍时局和形势,让我们这些 长期处于闭塞环境中的年轻人长些见识。在他请来讲话的人中, 有一个人是我国当代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张君川老师请他来分析 介绍罗曼•罗兰的名剧《爱与死的搏斗》,张老师有意以后在遵义 上演此刷。那一天正赶上我值班劳军或者做别的事,没有赶上参 加这次座谈。另一位请到戏刷班的名人是我很喜欢的作家端木蕻 良。日寇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继续向绥远、内蒙古一带扩张 势力,端木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愤而投笔从戎。他和几个同 学到绥远投人孙殿英的骑兵部队,准备同日寇一搏。但是他们几 个“学生兵”并没有捞到上战场杀敌的机会,倒是常常骑马在草 原上奔驰,练就了精湛的骑术。端木蕻良在部队里待了三个月就 打道回府了。这以后,他并未在清华复学,不久就去了上海,专 心从事写作。他是我非常心仪的一位作家。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 就读过他写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当时这本书刚出版不 久,就在爱国青年中风行一时。后来我又看了他写的一些短篇。 《遥远的风沙》是他在绥远参军后写的一个名篇。张老师这次能把 这位大作家请到戏剧班和我们座谈,叫我非常高兴。座谈结束后, 大家自由发言。端木答应我们他愿意回答任何有关文学和创作的 问题。我记得我曾问他,在颠沛流离的日子,一个人无法携带很 多家私,但书还是要带的。爱好文学的人随身应该带几本什么书。 端木没有具体说什么书最好,他只是说,看什么书主要还是依据 个人兴趣。值得反复阅读的大概还是那些经典著作和诗词。《红楼 梦》《聊斋志异》、唐诗、宋词等等。我曾读过端木用现代小说笔 法演义而成的几篇红楼梦故事,刊登在当时桂林出版的一本文学 刊物上,写得确实很好。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创作了《曹雪芹 传》,看来端木是极其喜爱《红楼梦》的。不过我怀疑在烽火连天 的战争岁月,有谁的行囊中总带着这样一部大部头书籍。他又说, 懂一点儿外文的当然也可以带一两本外文书,甚至带本外语词典。 端木还说了一个故事,西南联大有一名学生,抗战期间从长沙步 行去昆明。随身只带着一本英文字典,每天背若干英文单词。一 路走来,背会一页单词就撕毁一页,就这样在他走到昆明以后, 一本字典已经撕完,但是他已经把里面的词汇全都记在脑子里了。 端木讲的这件事实有其人,那人就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查 良铮(笔名穆旦)。这是若干年后我热衷阅读查译普希金抒情诗 时,出版社一位老编辑告诉我的。我在后方东奔西跑,因为生活 不稳定,所以一直不肯用功,时间虚掷,叫我深感愧悔。见到这 位我倾慕的作家后,我曾记下他给我的印象:“身材高大、长方 脸、高颧骨、五官楼角分明。穿一件半旧的方格西服上身,外套 灰布短大衣。与人谈话时笑声朗朗,让人感到亲切”。总的来说, 他的既落拓不羁、又豪近飒爽的姿态,正是我心目中一位带有某 些浪漫情调的年轻作家形象。当时知道一点文坛内幕的人都在议 论端木与萧红婚变的事。但在座谈会上,却没有人敢提这个问题。
1945年1月,青年军 201 至 207六个师正式成立,分驻四川 不同县份。3月又在江西成立了 208 和209 师。浙江大学入伍的学 生,根据丝可桢日记及个别同学记载共九十四人,加上浙大附中 及另外几个与浙大有关系的青年,参军总数超过一百。这些人于 1944 年年底,次年年初陆续到四川禁江 202师报到,编人驻在綦 江三溪镇的 604 团战炮营,在进行短期人伍培训后,再分人不同 兵种。入伍后除分发了新军服,每天起床集合,在操场听训话, 做些徒手操练外,军营生活并不紧张。倒是当时已临近旧历新年, 部队正准备过年。除了写标语、出壁报外,还预备搭一座戏台演 出节目。士兵们有时被命令到乡间去砍竹、伐树,准备搭舞台的 建筑材料,这倒给我们一个远足的机会。一年半以前,我初次人 川,搭乘一艘小机轮沿嘉陵江南下,四川农村的田园风光令我心 醉。现在终于有机会进一步欣赏这里的优美景色了。如果以前是 从远处观赏一幅画,现在却已是走入画中。可惜同美景一同收人 眼帘的还有令人心酸的四川农民的悲惨处境。我们从一家农舍砍 倒两粿竹子,正在往外拖,一个白发老太婆哭哭啼啼拉着我们军 服不放。我们砍走的是她们一家的命根子啊!最后还是我们几个 大兵掏腰包自己凑了些钱塞到老婆婆手里,才略觉心安一些。 准备新春演出,我最高兴的是练习大合唱。我们高唱抗战歌 曲:《松花江上》《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大刀向鬼子头上砍 去》。也唱一些老歌:《满江红》《白日登山望烽火》⋯随着嘹亮 的歌声在溪谷中荡漾,我们一些游子胸中的郁结也发泄出来。虽 然还没有置身战场,却已经热血沸腾了。合唱团的成员几乎清一 色是浙大学生,指挥就是外文系那位天才文艺家潘维白。他不只 精通音乐,还有一副好嗓子。在遵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戏剧班 在播声电影院公开演出一出话剧,大幕开启前,潘维白在幕后引 吭高歌一首英文名曲,使全场震动。
新兵集结的战炮连营房在三溪电化冶炼厂(那里还有几位浙 大早期毕业的校友)对岸山上。一月的三溪已是隆冬季节,早上 到营房山下溪水中洗脸,冰冷浸骨。然后回来吃早饭,略事休息, 就开始一天的活动。
战炮连营房下瞰三江。江上有一座木桥,虽然建造了没有多 久。我们住进营盘时却已未老先衰,桥身明显下沉,只能通行人, 不能再承担过往车辆了。过了桥,就是古旧的三溪镇,唯一一条 主街沿江而建,呈弧形。镇上只有几家茶馆和小餐馆,供农民购 买日用品的杂货店和三两家小旅舍。倒是每逢三六九赶集的日子, 狭窄的街道总是挤满用白毛巾裹头的农民,熙来攘往,一片繁忙 景象。我们在营房里每天的日课是七小时以上的操练和掘战壕等 体力劳动。连里偶尔抽调几名士兵(多半是浙大从军学生)到镇 上巡逻是我们企望得到的美差。原来青年军师部接获情报,有个 别四川当地的“兵油子”混进青年军,一旦五千元法币安家费拿 到手,穿上军装以后,就偷偷溜进某个小城镇,把军服脱下卖掉, 然后再重新人伍骗钱。战炮连派人到镇上巡逻就是检查到镇上去 的土兵,有没有上级颁发的通行证。我也有两次被选派当了大半 天巡逻兵。同三两个同伴装模作样地在街上兜一个来回,就找了 一家茶馆,泡上一杯沱茶,一边望街景,一边摆龙门阵。在四川 生活,泡茶馆实在是一种享受。我走遍大半个中国,在任何地方 也没有像在四川看到那么多茶馆。从在重庆沙坪坝,我就已经养 成在茶馆消磨时间的习惯。参军以后,旧习难改,仍然抓空(比 如派到外面出公差)坐两三个钟头茶馆。
春节到了,我们自然松散了两天。翻看我当年的记载,除夕 下午军中举行庆祝会,士兵们早有准备,上台表演了几个节目。 晚餐非常丰富,有鸡有肉,还破例喝了几口酒。平日吃饭的时候 总要喊的“立正、稍息、开动”一套口号也免了。大家都争着嬉 笑、喧哗,把一切烦恼事暂时抛在脑后。晚饭后,有人留在营房 里写信、聊天,也有些人簇拥着到镇上去消磨时间。根据四川人 的风俗习惯,过年要吃汤圆,镇上的三四家甜食店家家挤满顾客。 这个晚上我同韩、张等几个好友,在镇上找到一家北方老乡开的 馆子,吃了一盘水饺。之后又买了不少花炮,一边走一边放,身 后跟了一大堆孩子。我们给了两个穿新衣服的小女孩一大把旗火 (一种带一根苇秆儿的小火炮,点燃后可以钻到半天空上,当地人 叫火龙)。这两人说普通话,原来她俩是南京人,父母都在冶炼厂 工作。走到大木桥的时候,我叫大家每人擎着一支旗火,口喊

  • 一、二、三”,一齐点放,姜时,一条条火龙飞上天。只可惜火

药燃烧的时间过短,片时的光焰,片时的兴奋和欢乐,很快又都 包围在暗夜里。这就是我流浪到大后方过的一次除夕夜。
春节过后,军营中有两件大事值得一记。一件是从军人员分 科,根据个人填写的志愿,分到不同兵种。我大致记得浙大学生 分别分配到工兵营(原来浙大土木系的几个同学分去)、通信营 (电机系的同学)、山炮二营(即迫击炮营)、师直属连、辎重连和 搜索连几个单位。我同几个要好的同伴不愿分开,被分到搜索连。 我们原来填写志愿填的是辎重连,因为我们梦想从印度各驾一辆 载重卡车回来,不仅学到驾驶、修车技术(战后如不读书,也会 有吃饭的饭碗),而且能到境外游历一番,长长见识。但是后来因 为报名学车的人多,所以把一部分人分到了搜索连。搜索连在作 战时是尖兵,需要侦察探路,危险性较大。但我们参军既然抱着 “为国捐躯”的志愿,危险不危险也就不计较了。四个月以后我和 一部分同学离开青年军,考取翻译,也不是因为怕去前线打仗, 而是国民党最初应许的诺言并未兑现。什么在青年军训练使用新 式武器啊,三个月开赴前线啊,都是空炮。继续待在青年军,只 是时光虚掷,具好另寻出路了。搜索连与辎重连营盘相连,我们 在辎重连的操练场地还看到停着一辆十轮卡车,士兵轮流实习驾 驶掌鴕。而在搜素连,两三个月过去,只进行过两次真枪实弹打 靶。还有一次旁观别人拆卸一挺轻机枪,我们士兵却根本无缘插 手。促使我们离开青年军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军中几个月,我 们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把这支精锐当作自己私产,即使最初还没 有以之投入内战战场的明确想法,至少也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①。 这从我们在军中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中都可以清楚看到。2月 底,202 师举行人伍典礼,师长罗泽恺(亦作阁)出席,给全师 官兵讲话。罗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已提升为中将。蒋介石 为表示对青年军重视,要他降格当青年军师长。罗在大会上的发 言,不仅笑话百出,充分表现他的无知,而且并不掩饰他的反共 立场。罗吹嘘自己在西北多年(他曾任胡宗南一战区参谋长),对 共产党了如指掌。说时还做了个手势,意为共产党掌握在他手心 里。罗泽恺的发言有很多毫无水平的话。譬如说他把那天的入伍 典礼比作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又说年轻人在军中应如何注 意“阴阳调和”,将来反攻武汉收复失地后,可以放假三天。这些 ① 根据江南著《蒋经国传》,蒋介石于1944年10月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 人员训练班”,委任蒋经国为中将主任。训练班第一期学员华业后,蒋又宣布成立 “青年军总政治部”,蒋经国任主任。“政工即是首脑,蒋经国等于掌握了全军灵 魂⋯他已是实际上的统帅。”可见蒋介石成立青年军是为壮大自己力量,建立一 支”蒋家军•。关手青年军參战问题,江南说。“(青年军)延长训练,群先生有私 心。他曾说,经国的嫡系部队,不到牺牲关头,绝不轻言牺牲⋯⋯”1946年6月, 迫于事先曾经许诺,第一期招募的青年军只得复员(复员前还进行了三个月的预 备军官训练),但在1947 年7月,庐山会议即决定重招新兵。根据《近代中国百年 史辞典》记载:这次招募新兵缩编成七个师,先后投入内战。207 师派往东北战 场,在辽沈战役中被全歼。206师1948 年在洛阳被全歼。205 师及其余四个师残劑 撤往台湾。可见1944 年冬成立青年军是用以同共产党争青年、争人心。
无耻言语让我们从高等学府出来的人听着实在不堪入耳。最后引 起大学生士兵和这位师长发生公开冲突的是有一名浙大学生当场 质问他,青年军究竟是“国军”还是“党军”。罗大怒,指着军帽 上青天白日帽徽说,这是什么?你们头上不都戴着党徽吗?一时 台下大哗,不断有人高喊:我们来当兵,是为了打日本,保卫国 家,不是为了党。罗泽恺非常尴尬,词穷而退。会后,同学仍然 十分激动。这场纠纷最后是由政治部派来一位副主任,对参军学 生讲了一通和稀泥的话,并明确表示,政府不会叫青年军去打内 战,事情才算平息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党军”“国军”之争竟触动青年军 202 师中反共成性的高官神经。他们秘密商谈,阴谋报复。一个月后, 山炮二营四连,就发生了浙大参军同学李家镐、易钟熙等五人被 秘密逮捕事件。
这五人被逮捕的时间,大约在3月底。消息传出后,同学义 愤填膺。部分同学立刻开会抗议,决定一方面派代表去重庆找训 练总监罗卓英和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交涉,一方面迅速把这件事向 校长竺可桢汇报,请他出面与军方交涉迅速放人。丝可桢当时正 在重庆开会,并为浙大失踪教授费巩奔走。听到这个消息后,于 4月中旬到綦江面见罗泽恺,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罗开始搪塞说, 这件事可能是下面人所为,自己并不知情。后来不能再为自己开 脱,只能承认拘人是不对的,他会查明办理。这件事前后经过竺 可桢校长在他的日记中都有记载。被捕的五个人于5月获释。但 其后不久,战炮连余红基、熊易生两位同学又因出墙报刊登了 “言辞不妥”的文章被关禁闭。熊后来因精神失常由家人接走,余 据说直到9月才被释放。在这几个被捕同学中熊易生和李家镐后 来同我关系都很密切。熊在抗战胜利后到了北京,和我都是北京 大学进步学生社团呐喊社成员。新中国成立后在育才学校当教员。 李家镐同我一样,从青年军考取军事委员会译员,后来在跳伞部 队工作。“文革”后任上海石化总厂厂长,曾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可惜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两人都已弃离人世了。
1945年从1月到5月中下旬我在青年军服役近五个月,级别 一直是二等兵。编人搜索连后,因为个子高,列队时站在队首, 所以被连长指定当连属六个班中的某班班长。班长的职责包括早 晨起床检查内务,看看士兵的被褥是否折叠整齐,要叠成豆腐干 形才合格,列队时点名,喊立正、稍息口号,向连长报告。唯一 的“特权”是有时出勤务,可以领几名部下走出营房,外出执行 某项公差,趁机换换环境。连长隔一两周会把全连班长(我记得 共六人,都是浙大参军同学)召到他的住所,同我们谈些“知心 话”。譬如说,不久师里要对全体士兵进行一次笔头测验,考查文 化水平。他会在事前泄露两三个题目,希望搜索连在考试中,与 其他连队评比时名列前茅,为他脸上增光。连长姓名我不记得了, 他年纪不大,从军前曾在北平志成中学读过书,自认与我们从军 同学同属知识阶层。他说话没什么顾忌,常常发表一些过头的甚 至荒唐言论,什么胜利后,青年军要驻日本本土啊,等等。蔡江 县城里有从下江来的母女两人开了个猪油菜饭馆。母亲已经徐娘 半老,女儿倒还年轻。“这两人行迹有些可疑,会不会是敌人派来 刺探军情的呢?”到底是我们的连长警觉性高。他告诉我们,他正 着手侦察。连长这一席话,引起不少士兵兴趣。我也同两个伙伴 趁周日休假,去禁江县城吃了顿猪油菜饭。我们发现,开餐馆的 “菜饭小姐”也不是什么出众的美女,只不过来自沿海地带,衣服 穿得时髦一点,讲话也带着明显江浙口音而已。据连里同伴说, 最近确实有人看到连长频繁出人这家餐馆。看来他已对这母女两 人下功夫。不过他扬言开餐馆的女人可能是间谍却没人相信。事 实是,人伍以后,我们经常听到“首长”们讲一些荒唐话,大家 多半一笑置之,只是叫我们日益对青年军失望,感到这些带兵的 人实在不是称职的军人而已。
近三个多月过去,新式武器连影子也未见到,开赴前线更是 遥遥无期。再加上李家镐等同学被捕,暴露了军中思想专制。另 外,我们还听过从小道传来的消息,蒋介石曾经放过话:训练期 满还要延长,经国的嫡系部队(指青年军)不到最后关头,绝不 轻言牺牲。这就更加使我们寒心,不禁怀疑,到青年军人伍是不 是抗日救国之道。要是真想上战场杀敌,一定还有别的道路可走, 我们难道一定要在这里死熬吗?这种思想在我们参军的大学生中 逐渐滋生、蔓延,个别思想激进的人甚至提出浙大同学可以考虑 “集体退伍”。这当然并不现实。办了正式人伍手续,穿上军服, 就很难再换回早已丢弃了的老百姓的衣服了。知识青年参军,一 切都在众目睽睽地注视下,我们已经迈开步子不可能再退缩回 去了。
我和两三个要好的伙伴,不断议论这件事。当然了,我们议 论不出什么更好的“自救之路”,唯一能做到的只能等待。时间会 改变一切。在青年军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前,我们要争取到一 点自由空间,多看几本书充实自己,尽量不要荒废在大学学到的 一点知识。我为自己想了两个办法逃避军中的机械生活。我得到 连长同意,同三两个同伴为连里编写墙报,每十天出版一期,写 稿、抄录、张贴,减少了我不少出操的劳役。另外,我和一个爱 读书的安徽小青年约好,每天清晨早起一个半小时,点一盏油灯, 在饭厅里用功看一点书。如果可能,我还要争取写一点随笔、日 记类的小文章。同我一起起早读书的小友姓表,家在徐州,家乡 早已沦陷。他跟随做小生意的父亲逃来内地,勉强读完中学,无 力升学,就参加了青年军。裴几次表示要我教他英语,他说把英 语学好,抗战胜利后起码能在学校教书混碗饭吃。我告诉他,学 一门外语,必须长期坚持不懈。我不能保证我能在青年军里待多 久。我说我可以帮助他学好国际音标,他今后可以自学。我还给 他讲了那个西南联大学生一路走一路背英语词典的故事。裴同意 我的办法,很快他就托人从重庆弄来一本用国际音标注音的英语 词典。我同表的早读计划进行了一个多月,虽然因睡眠少白天有 些困倦,但我们一直坚持下来。 5月初来了一个好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这时胜利 结束,美军把反攻重点移至远东,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大批 美军进驻国内,英语译员需求随之大增。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想方 设法挖掘这方面人才。我们参加青年军的大学生自然是一个丰富 资源,不久师部就接到命令,叫会英语的士兵踊跃报名。5月中, 外事局派来一位考官,到202师下属几个基层进行面试。至今我 还记得当年面试的一些情况。考场就设在我们的饭厅,考官坐在 一张桌子后面,参加考试的人一个个走进考场,坐在对面椅子上 等候考问。我注意到这位考官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虽然是文 职官员(级别可能是上校),却穿了一身笔挺的军服,桌子上摆着 他随身带着的一个鼓鼓裝囊的大皮包。我们应试的人自然有些惴 惴不安,不知考试是什么架势。没有想到,考试很容易,搜索连 报名应试的近二十人,大部分都通过了。我记得口试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十个句子,从中文译为英文,其中一个句子是“从中 国乘船赴欧洲需要一个多月时间”,对一些英语句型不熟悉的人可 能难一些。第二部分是口语问答。考官的一个问题是:“你对今年 三月先政协进会提出要还政于国民大会有何看法?”当时與论正在 争议:是该还政于各党派联合大会还是还政于国民党一手操纵的 国民大会。我心想:这可能是考官用以考察我们的思想、立场问 题。我不想明白表示看法,陷入考官设的圈套,就回答说:我现 在最关心的是进行反攻,打败日本鬼子。没有时间考虑国内政治 问题。我的回答得到考官赞许。过后,他对全体应试人总结时说, 如果外国人问你这类棘手问题,你完全可以避而不答。
很快就放榜了,202 师考取译员的共约四十人,乘一辆美制 十轮大卡,被送往重庆。几天后,一架美国空军货机又把我们转 载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代外事局设立的议员训练班 (Interpreters’ School) 培训,正式取得译员资格。
1945 年5月下旬,一辆十轮大卡车把綦江202 师考取译员训 练班的青年军士兵接往重庆。在重庆市内临江一条街的空房里住 了两三天以后,立刻飞往昆明。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一架美军 运输机,机舱里只有两排彼此面对的简易座位。我不记得座位上 安裝着什么安全带,我们随身带的简单行李就放在脚下。飞机从 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估计不到两个小时(我当时还没有手表, 无法知道准确飞行时间)就在昆明星贡机场着陆。我不敢相信这 么短时间自己就已经置身于千里外的另一座城市,但重庆为两江 挟持,机场常常笼罩在迷蒙的雾霭中,而这里的机场不但非常辽 阔,机坪上停着更多飞机,而且碧空如洗,空气清新,虽然已进 人夏季,却凉风习习,一点不感到郁热。译员训练班在市区尽西 端,靠近郊野。有时进城逛街,多走几步路,就可以穿过翠湖, 在长堤上漫步,欣赏一下湖光水色和拂波垂柳。训练班离西南联 合大学不远,训练班除生活、后勤由军委员外事局派了几名下级 军官负责外,教学及行政管理均委托西南联大代办。西南联大社 会学、民族学教授吴泽霖担任译员训练班主任。吴泽霖从事教育 多年,抗战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由于他同联大关系密切, 译员训练班历届授课教师,除一部分直接聘请美国军中人员担任 外,几乎清一色都是联大教员。我是第八期译员训练班学员,时 间大约是 1945 年6一7月(训练期为六周,我与一部分学员提前 结业)。我们上课有一套40课时的英语教材,主要是日常生活用 语和军事用语。上午上大课,主讲是两个美国人(他们的身份都 是传教士),另一个中国人张上校在课堂上做翻译和解释。下午分 小班上课,练习口语。我不喜欢为我们上口语课的那位中国教员, 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但记得他上课没有教材,每次选定一个题目, 如国外生活习惯、礼俗、美国的政治,之后便滔滔不绝地信口讲 下去。每节课结束前向学生提问几个问题,算是练习口语。我还 记得有一次他选择的讲题是如何用英文写求职信。我心里想,我 一辈子也不会写这种信,从此对上他的课就毫无兴趣了。我感兴 趣的是,译训班每周都请一位联大老师给全体学生作报告。留在 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潘光旦来作报告,另一次是费孝通。 当时德国法西斯已经垮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败局已定,美国轰 炸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人们对抗战胜利信心加强,转而思考胜 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联大来译训班作报告的教师或多或少对这 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在青年军参加译员面试时,考官曾 经问我对政府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有何意见,那正是当前国内有识 之土热议的问题。国民党坚持还政于自己一手操办的国民大会, 而思想进步坚持中国必须走民主道路的人则主张“还政于民,还 军于国”。来作报告的教授都学有专长。当时我对他们的大著,什 么优生学啊、乡土建设啊,都一无所知。但是他们谈到的中国人 口问题,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等问题,都与中国前途息息相关。 我一向耳目闭塞,对现实认识不清。译训班组织的这些报告会开 启了我的脑子,有如呼吸到一股清新空气,朦胧中,引起我对民 主、自由的向往。
在译训班受训的一个多月可以说是从我参军以来最愉快的一 段日子。思想上,视野比以前开阔了;生活上,译训班组织的各 种文娱、体育活动叫人不再感觉日子过得单调。我们喜欢跟一位 美军军士学唱英文歌。他发给每人一本歌集,美国民歌、电影插 曲、“一战”期间军中流行的歌曲,非常丰富。“It’sa long way to Tipperary”(“到蒂珀雷里去是一条漫长的路”,蒂珀雷里是爱尔兰 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小镇)是派往欧洲大陆作战的英国士兵唱的思 乡曲。歌中还有匹卡底里、菜斯特广场等一些英伦著名的街区名。 我们引吭高歌,不由也勾起自己的思乡之情。译训班也很注意我 们的体育活动。从202师考取译训班的浙大同学,有七八个人都 是篮球健将,刘长庚、潘维白、陈强楚、孔祥玑、沈正衡⋯⋯一 上球场个个有如生龙活虎。每隔三五天译训班的篮球队都同近邻 的美国驻军进行一次友谊赛。美军篮球队员虽然人高马大,交起 锋来有时却也败在译训班球队手里。比赛的时候,我们一些不会 打球的人也都到场助威,为队友加油。在赛场上,双方争夺虽然 激烈,但气氛仍然是友好的。就这样,我们这些未来的译员们还 没有和美军士兵在战场上并肩作战,在日常生活中却已经相互沟 通,建立起友谊了。
到昆明以后,还有一件叫我大喜过望的事,就是几乎每天都 可以看一两场电影。这仍然是沾了我们近邻——一座美国驻军军 营的光。夜幕降临不久,值星官一吹哨,译员很快就排好队,步 行一小段路,走到邻近美军营房中一个篮球场。电影是露天放映 的,银幕设在操场一端,观众分散坐在看台上或者在操场上席地 而坐。放映的电影大多是新片,但偶尔也演一些老片,我在北平 就已经看过,像《悲惨世界》《纽约奇谭》(Tales from Manhat- tan)等等。美国大兵似乎对这类文艺片不感兴趣,喜欢看的是歌 舞片、喜刷片。一看到银幕上美女大腿如林,就又是呼哨,又是 喊叫。滑稽逗笑的影片也受欢迎。胖哈代、瘦劳瑞一对活宝和马 克斯三兄弟那时似乎已经过时。有点冷幽默的滑稽新星鲍勃•霍 普①和以唱流行歌曲闻名的宾•克罗斯比②当时正在走红。这两位 大腕曾合作拍摄了一系列显示世界各地风光的喜刷片,如《通向 缅甸之路》《通向新加坡之路》等,大受人们欢迎。
我在昆明从军时爱看电影,另一重要原因是,每次放映某一 影片,开始时都有很长一段时事新闻节目。看到美国海军、空军 在太平洋上击沉日本军舰,或者美国海军陆战队强行在某一海岛 登陆,日本守军被歼,大快人心。中国多年受日本欺凌、屈辱, 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昆明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到市区地推上淘书。由于大 批美军拥人,随之也有大量英文书流进中国。这些书有的是消闲 读物,也有不少有价值的文学和经典著作。美军看完了,一旦驻 地换防,就随手抛弃,流落到地摊上,售价极低,几与废纸相等。 ① 鲍勃,霍普,英国出生的美国喜剧和电影演员,1944 年电台广播节目收 听率最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美国对越南作战,他曾多次为军队巡回演出, 获得美国国会荣誉勋章。中国人熱知的美国喜剧片《出水芙蓉》就是他主演的。 ② 宾•克罗斯比,美国有名歌星和歌曲作者,享有国际南誉,常与黑人小号 手阿姆斯特朗共同演出爵士歌曲。早年录制的唱片《白色的圣诞节》为 20 世纪最 流行歌曲之一。
我每次进城,总要到金马碧鸡坊一带逛地摊,选一些值得收藏的 带回住所。战时美国军中版的口袋书同现在的口袋书式样不同。 这种书是长条横开本,书页从中间用书钉固定,不用胶粘,所以 书页不易脱落。军中口袋书按内容分大小厚薄两种,每二十本合 为一集,包括不同体裁、不同时代的作品。我在昆明待了一个多 月,大概买了三四十本,我记得名字的有美国梅尔维尔写的《白 鲸记》、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集、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和几本诗 集。至今恐怕仍有三两本夹在我的乱书堆里。
在译训班上了一个月课以后,经过一次考试,一部分成绩优秀 的学生提前毕业,转到一处叫“派遣站”(Interpreters’ Pool) 的营 地等待分配。派造站设在西郊黑林铺,后来是否迁到北校场我不 记得了。在派造站里,生活更加轻松。除了上午有一个美国军人 给大家上上操,按照一本教材学一些军事用语和武器零件名称外, 就没有别的事干了。我们从青年军考取来的浙大同学几乎全体都 提前毕业到派遣站等待分配工作。下午没有事不是进城闲逛就是 去游览昆明郊区的一些名胜。大观楼、黑龙潭、铜瓦寺(又称金 殿),这些地方我们在一周内几乎都走遍了。黑林铺派遣站留给我 的最佳印象是那里的伙食。宣威火腿炒饭大米略带黏性,火腿油 而不膩,至今我仍念念不忘。可惜这种神仙生活我过得很短,刚 刚过了一两个礼拜,就有人相中我,把我接走了。
那是一个周一,我们集队操练后,一个美国军官把我们十几 个从青年军考取的译员召集到另一处,对我们说,有一个参加实 际作战的单位需要受过军事训练、英语水平较高的译员,我们愿 意不愿意做这项工作。如果愿意可以同他们派来的人面谈。我是 愿意做这项工作的译员之一。来人同我单独谈了一刻钟话。他首 先告诉我,他供职的军事单位任务是到敌后进行破坏活动,工作 有一定危险性。我对他说,我原来在大学读书,放弃学习出来当 兵就是要参加战斗。他详细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有没有作战经 验?受过哪些军事训练?掌握了什么技术等。看来他对我还算满 意。告诉我他可以录取我参加他的单位。我需要先经过一个时期 训练,爆破、通讯、使用新式作战武器,必要时还要练习跳伞。 后来我知道,我要参加的单位是美国战略战策作战部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译作美军战略服务局)Q。这一作战机构,成 立于1942 年7月,专事破坏敌占区内机场、铁路、弹药库等军事 设施。战略战策作战部下分两个部分,一部称“行动组”(Opera- tion Group,即伞兵部队,对外称鸿翔部队),另一部称“特别行 动组”(Special Operations)。与我一同参加 OSS 的浙江大学同学 有陈强楚、刘长庚、李家镐等人都分到行动组(O.G.)。我则被 分配到特别行动组(S.0.)中去。鸿翔部队训练跳伞的空场离派 遣站不远(可能在岗头村,我记不清了),我们在派遣站等候分配 时,就能看到远处伞兵做跳伞练习。据参加跳伞队的译员说,他 们自称“突击总队”,总队下辖四个大队(一说二十个大队),庄 美国人进行训练。 ① OSS建立后在中国战场进行的敌后破坏行动,见诸记载的、有下列几项: 一、0.G.行动 1945 年7月12日,180名中国伞兵及美国顾问自昆明呈贡机 场飞往广东开平县巷城镇空降着陆,进行游击战,袋扰海南岛日军北撤行动。7月 18日伞兵500余人空降广西丹竹,与地面部队配合,攻占当地日军机场。另一次 在7月27日,100 余名伞兵空降衡阳西洪罗庙一带,与当地游击队配合装击日军 车队及据点。以上行动均由O.G.组美军顾问指导(资料见台湾1995年5月15日 期刊《万象系列》)。 二、S.O.行动 1945年8月9日塞尔Cyr 少校领导行动小组与中国军队配合 执行“猎犬行动”,炸毁河南开封黄河铁桥,破坏日军一列运载军火火车。日军宣 布投降前两日,展开“悲悯行动”(Mercy Mission)。成立八个小组乘陈纳德飞虎 队飞机奔赴日军在占领区建立的集中营救援盟军战俘(资料见“维基百科英语网” 和《OSS在中国》一书)。
我参加的特别行动组训练营地在开远,在云南省东南部,距 昆明约两百余公里。我在昆明市 OSS 总部报到,领取美军卡其军 服和蚊帐、水壶、饭盒、手电筒等生活用品后,隔日又拿到一张 去开远的火车票,就同三四个美国大兵一起乘坐火车驶往开远, 这是我在内地第一次乘坐火车。滇越路是一条窄轨铁路,原为法 国人在1910 年兴建。抗战军兴,云南与沿海省份万里相隔,交通 非常不便。在香港沦入日本人之手前,从江浙和沿海一带去内地 的人,不少先从香港乘海轮到河内,再转乘火车北上。1942 年中 国把滇越铁路收回,自己经营,但铁路上的机车、客车车厢和其 他设施都是原先遗留下的旧物,一切都未改变。我在车厢里甚至 还发现不少用法语拼写的标志。 乘上狭窄的车厢,像是搭上一列玩具火车,第一个感觉是极 不舒适,座椅与座椅之间的空隙非常狭小,很难把腿伸开。听说 有的车厢根本没有座位,行李随便堆放,乘客席地而坐。真难为 了与我同行的四个美国人。我同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从谈 话中我了解到,开远的营盘既是训练场地,也是S.Q.成员的驻扎 基地。和我一起去开远的美国人有两个刚刚执行完一项任务,现 在回基地休息。他们没有讲到什么地方去过,我当然也不便问。 一个年轻的通信兵是第一次来中国,无论看见什么(水牛耕田、 妇女用背篓背着幼儿)都觉得新鲜,不断向我问长问短。这人有 个德文名字 Hirschwal(直译作麇鹿树林),一听就是个德国姓氏。 我问了问,他果然是德裔犹太移民后代,不过他的德文早已忘光。 这个年轻人后来同我分到一个战斗组,如果日本晚投降几天,我 俩还真会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了呢。
我去的训练基地在开远西郊,距县城大约七八里路。这是依 傍着一条大河的一块开阔地,上面除了用作办公室、教室、饭厅、 食堂和仓库用的几幢简易建筑物外,还搭起两排账篷,供基地工 作人员住宿(为基地服务的中国劳工另有住处)。我到开远以后, 也住进一座帐篷。帐篷里摆着四张行军床,已经有一个中国译员 住在里面。我后来知道,这人姓王,原来是中央大学(战时内迁 重庆)的学生。他已经参加过一次战斗行动,在完成任务后,正 在基地休息。姓王的同伴人很开朗,我跟他很快就熟起来,听他 介绍了 S.Q.的很多情况,包括他参加敌后破坏行动的经历。我到 开远的第二天,有一位美军校官找我谈了一次话。这人是S.O.开 远基地的负责人。他首先说了说我的培训计划:要练习熟练使用 几种武器——手枪、冲锋枪、火箭筒,学会爆破(使用 TNT 炸 药)本领,练习简单收发电报技术,等等。训练时间为四周。四 周后训练期满,就等待命令准备行动了。他把我编进由四名美国 人组成的一个行动小组,今后我将与他们一起上课、打靶或到野 外行军演习。这四个人的名字当时我记在一个小本子里,可惜本 子“文革”中被我的专案组拿去,一直没有归还。我只记得四人 中有一个是和我同来开远的那个年轻通讯兵 Hirschwald,还有一 个叫 Farmer 的中尉。F.是个矮胖的南方人,爱说话,性格开朗。 后来我同他混熟了,问他入伍前做什么,他说:“你没有看见我的 姓吗?Farmer,我以前就是‘农夫’。”他有自己的一个小农场, 养了七八匹马。他给我看了他的家庭照片,老婆和两个胖孩子。 他很想家,常常哼唱《我的家最快乐》这支感伤歌曲。另一个军 人也是中尉,入伍前是中学英语教员。这个人爱看书,不管走到 哪里,衣服口袋里总装着一本军中版的口袋书。我和他谈话不多, 只有一次我发现他正在看一本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一《消失的 地平线》。这本书我也看过,讲的是云南的大山中的一个世外桃源 的故事,“香格里拉”一词就来源于这本小说。我跟他议论了几句 这类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他说他还看过赛珍珠写的小说《大 地》。他认为中国人信奉的“与世无争”、“知足常乐”这些生活信 条很有道理。不过今天到处打仗,恐怕中国人不能再过平和的日 子了。
我在开远接受军事训练,学会使用各种武器,手枪、带望远 镜瞄准的步枪、火箭筒、投掷手榴弹⋯⋯我最不喜欢练习收发电 报,滴滴答答的莫尔斯电报信号总是记不清。我的美国教练发现 我的手指比脚趾还笨,宽慰我说,学不会没关系,我们每个战斗 组都有正式通讯员,你只要学会发 SOS求救就可以了,那可是救 命信号。同美国大兵一起轻松愉快。当头儿的也不端架子,常同 下属开玩笑。有一回去野外作业,中午在外面休息,自己做饭。 他们叫我到附近一个村子里去买些鸡蛋,我已经走了很远,一个 美国人在后面喊,叫我再带回点儿什么,我没有听清,气喘吁吁 地往回走,想问清楚。“农场主”对我大声喊:“快走吧。他跟你 开玩笑呢。他叫你从村子里带一个 blonde(金发女郎)回来。”
我最喜欢的训练项目是野外作业。小组四五个人开一辆吉普 车,在乡下乱跑。经过桥梁、小火车站,看见停在铁轨上的机车, 就研究如何进行爆破。该用多少数量的炸药,如何把炸药固定在爆 破物上,等等。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被爆破物的关键部位,什么地 方最脆弱。比如说,要炸毁一辆机车,最好炸它的汽紅。铁路致命 的地方是铁轨转辙器。小组长很想教我们爆炸飞机,可惜开远附近 一带没有机场可以供我们实地研究飞机构造。
有很多次我们乘吉普车外出只是在外面闲荡,“游山玩水”。 有一天下午,我们想不出要去什么地方,我建议到山区少数民族 村落去看看。我听本地人说,离开远市几十里外的山区住有彝族 人。美国人不同意去,他们说路太远,而且路况太坏。我想他们 说得很对,进山后多半无路可走。又有一次,我提议去开远南面 百十里路的个旧。我知道那是中国有名的锡都,锡产量占中国一 半左右。个旧县城保存完好,据说西南联大曾在城里建立过分校。 这次美国人听从了,但是吉普车开到城门口,却被两名美国宪兵 拦住,叫我们掉头离开。因为这一带离国境线不远,越南已为日 军占领,美国军方不允许自己的士兵到处乱跑。我在美国部队期 间,发现他们严守纪律,行动不敢越轨。有一次外出作业,归来 经过开远市街。我因为天天在美军部队食堂吃淡而无味的美国罐 头食品,很想吃一顿中国饭,换换口味,就邀请他们停车同我一 起去一家面馆吃碗面条,我的美国同伴不肯。原来不在市街上吃 中国饭也是美军禁令之一。
在开远受训期间,有一天我住的账篷里又来了一位中国客人, 他告诉我他叫关国华。这是他当时的化名。在以后我们相互交往 的十余年间,我一直叫他这个名字。关比我年长十余岁,原籍辽 宁,曾在日本留学。后来潜入美内,到国统区参加抗日。他在国 民党海军部任职,这次派到S.0. 来是为了观察美国援华新式武 器情况。关为人爽直,与我又是同乡,所以很快就同我无所不谈。 我从离开老家,进了“社会大学”以后,已经受了不少教育。特 别是在国民党青年军入伍几个月,对中国的现状开始有了认识。 在昆明听几位西南联大教授的演讲,对我也有所触动。这次与关 相识,两人随意聊天,他却有意为我分析了国内抗战形势。我逐 渐了解,自从日寇人侵,除国民党部队和一些非嫡系部队在主战 场抗击日军外,广大敌占区还活动着上百万游击队。这是由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力量非常雄厚的一支大军,牵扯着敌人不敢大举进 攻重庆。关对我说,我现在参加 S.O. 去敌后进行破坏,很可能 要到共产党打游击的地区,我必须对形势认识清楚。如果同游击 队遭遇,一定同他们搞好关系,枪口一致对外①。
当时我们究竟是初识,有些话关国华说得还不透彻,但是话 里话外,我已明白了他的弦外之音。看来中国存在着两股力量。 眼下大敌当前,双方一致对外。将来把敌人遂出国门.彼此如何 相处,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关国华在开远只停留了五六天 就匆匆离去,但在他走前,我们相互留下通信地址,约定今后保 持联系。1946 年浙大复员回杭州,我路过南京的时候,曾在他的 住所——国民党政府海军宿舍寄住了十来天。他仍旧单身,我在 他的宿舍里打地铺,晚饭后聊天,两人无所不谈。分别已近一年, 我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并 积极准备打内战,引起全国人民公愤。爱国人士闻一多、李公朴 在昆明被暗杀,更加暴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民主爱国学生运 动在全国院校风起云涌。我复员回浙大后也积极投人各种民主活 动。在与关国华通信中,我不时告诉他我的情况,他也不断寄给 ① 关国华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OSS派出的行动小组,如果去的地方是 共军控制地区,与当地游击队遭遇,结果如何?双方是否会协同作战,抑或美方 人员受到钳制?当时我没有政治头脑,对这个问题无从作答。今天重新思考,想 來这应该由 OSS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好坏来决定。近读 Mao Chun Yu(美国海军学 院副教授)著英文本 OSS in China(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对此有所阐述。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为获取更多敌方情报,急欲与延安方面建立联系,另一 方面,共产党也希望得到美国军援。双方几次在延安会晤,商谈 OSS 在游击区建 立情报网以及与共方开展军事合作事宜,1944年11月3日,OSS 高级军官 Joln Paton Davies 和 David Barrett 应邀赴延安,听取叶剑英、周思来提出建议,美军能 否在共方配合下在连云港进行一次欧洲诺曼底式的登陆战,重创日军心腹地带。 12月14日OSS另一高级军官 Willis Bird 又去延安会谈,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八点军 事合作协议,包括在延安建立特别行动训练学校及为两万五千名游击队员提供武 器装备等。这些会谈决定虽未实现,但是足以说明 OSS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度 是良好的。但在日本投降前几个月,双方关系紧张。1945年5月发生 OUSS 四名美 国人在 Fuping 被共方扣押一事。日寇投降后,OSS成员 John Bircb 在山东半岛共 产党控制区被枪杀。美国OSS 驻华机构干1945 年9月宣布解散。

我上海、南京出版的进步报刊。这次在南京重逢,我同关国华相 处时间较长。他在了解清楚我的思想状况后,向我透露了他的身 份。原来他早已加人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海军部任职只是伪装, 实际上他一直在做地下工作。他劝我回北平后,一定要找到党的 地下组织,积极靠拢。中国是没有第二条出路的。关国华一直留 在南京工作。1946 年底,国其和谈破裂,共产党代表团撒离南 京。又过了一段时间,关的处境多半出了问题,他给我写信,叫 我在北平为他设法从北平进入冀中解放区。我替他把事情办妥了。 1947年秋天(或次年春)关同他的新婚夫人来北京,在我家住了 几天,我介绍他同北平地下党接上头@,平安投奔解放区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同他偶尔相互问候,但没有再见面。“文化 大革命”中,关所在的组织(我想是解放军海军大院)先后有两 次来人找我调查关的历史。第一次外调,来人问我问题实事求是, 态度也比较和缓。第二次来外调的人却有如凶神恶煞,恨不得当 场就逼我供认关是“美蒋双料特务’。“你们俩不都给美国情报机 构干过事吗?在云南开远密谋过什么?”我无法把事情跟他们说 清。这几个在红旗下长大、人伍不到几年的“小年轻”对抗战史 和中国历史知道多少?谁能为他们上几堂基础历史课?这两次外 调后来都没有下文,我再没听到关国华的任何消息了。乱世已经 过去,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年代留下的团团乱麻有多少还未解开? 我连自己的档案里有什么未解之谜都弄不清,哪里有暇过问别人 的事呢?但话是这样说,有时候想起这位我在云南偶然认识的朋 友,我思想上的启蒙人,一直不与我联系,还是怅然若有所失。 ① 关于新中国成立前我与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系,我在《出亡记》中有 简单交代,这里不再赘述。我只能祈祷上苍,让他平安渡过“文革”这场浩劫吧!
8月初,这时我在开远受训已近一个月,我所属的行动小组 终于接到执行战斗任务的命令。再过十天,我们将与一连中国部 队配合,潜入日本占领下的越南,破坏某一军事设施。但在投入 战斗前,小组还要携带武器、装备演习一次负重行军。我们需要 熟练在丛林中作战的本领:辦识路径、选择地形以及露营、野炊 等技能。这时我们小组已经又派来一个美国校官任组长。我的同 伴们说,这人原在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积有丰富 的战斗经验。这位组长不喜欢在大热的天气里,背着沉重包袱在 丛林中走路。他决定把早地行军改为走水路。我们营盘边上的那 条大河,当地人有的说是红河上游元江的支流。组长想探索一下 这条河通不通红河,能否沿河而下,直达河内。他带领我们砍了 二三十根粗壮的竹子,又弄来裝汽油的直径近半米的空铁桶和一 捆捆铁丝。我们用这些材料制成一只长方形的竹筏,可以负载小 组五六个人同武器设备。我们每人选了一根长竹竿当撑杆。就这 样在一个晴朗的午后,脱下军服,每人只穿背心、短裤,全体登 上竹筏,开始远征。开始一段路,漂流非常顺利,我们把竹筏划 到河流中间,深处最浅也有两米多,可以说畅通无阻。在一两处 河流转弯的地方,水流湍急,竹筏有撞到岸边岩石的危险。我们 都及时用撑杆把筏子从石崖边撑开,没有倾覆。但是大约一个多 小时以后,河水逐渐变浅,经过一个浅滩时,卵石不断摩擦船底。 又走了一段路,遇到更浅的一片河滩,几块大岩石突出水面,竹 後下的铁桶也不断剐蹭大大小小的卵石。耳边只听到卵石同汽油 桶撞击时发出的一片叮叮咚咚的声音。终于,在嘎嘎声响中,捆 绑汽油桶的铁丝有的脱落、有的断裂,两三只汽油桶同竹筏分了 家,我们的水上运输工具搁浅在乱石滩上,一点不向前移动了。 幸好竹筏还被几只汽油桶托住,河水没有完全漫过筏面。我们只 好把筏上的物品一件件搬到岸上,找到一块干燥的坡地,搭起帐 篷,准备宿营。因为找不到正路,第二天身负重担,兜了大半天 圈子,直到黄昏,才狼狈不堪地回到营地。我们总算完成了一次 伟大的行军演习。
休整了两天,马上就要奔赴战场,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日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消息是8月 15 日传来的,实际上从8月上 旬起,日本战败就己成定局。8月6号,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 子弹;9号,在长崎又投下另一颗。苏联百万红军在中苏、中蒙 边境9号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10日下午重庆中央电台就 已经播出日本通过瑞士向盟军乞降的消息。但是直到14日,日本 天皇在皇宫内召开了御前会议,才宣读《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 条件投降。抗战八年,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余万,财产损失巨大, 无法计量,但终于把侵略者逐出国土。举国上下,扬眉吐气,欣 喜若狂。胜利消息传来没过几天,驻在开远的S.O.营地即行撤 离,我参加的战斗组也宣布解散。我随着美国人回到昆明,领到 一笔复员费,回到遵义继续读书。我的抗战梦从此结束。
1948年,国内内战方酣。国民党统治区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如 火如茶,我和D都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里。两年前,我从内迁贵 州的浙江大学返回故乡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在辅仁大学复学。 D 是辅仁历史系学生,比我低一年。我们同另外儿个同学组织了 一个读书会,研读进步书刊,讨论爱国学生运动形势,由此相识。 由于思想相投,接触频繁,感情日深。这一年暑假,因为D的家 在外地,受战火阻隔,即迁居到我家里。8月下旬,国民党为了 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成立了所谓的“特别刑事法庭”,并在报纸上 公布了北平各大院校共约 280余名学生的一份名单,声称这些人 都是“共匪学生”,准备进行大逮捕,D的名字也列人名单中。我 这时已转学到北京大学,尚未受到反动当局注意。D经常在我家, 她是否已被特务追踪?我住的地方特务是否调查清楚?一时尚无 法弄清。但是在我们看到报纸上公布的名单后,便立刻采取了对 策。为防万一,D必须隐蔽起来。离我住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私 人开设的医院——鼓楼医院。我同其中一位大夫相识,就把D带 去,假称她身体不适,要住院检查。这种私立医院,以赢利为目 的,对就诊病人,自然来者不拒。把D暂时安顿好以后,我立即 去找几个我深知同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系的同学,联系逃往解放 区的路子。
我首先到北大去找施和徐。施是教育系的一位女同学,她同 我及另一位从台湾来北大求学的学生经常会面——可以说是一个 松散的三人学习小组。每次在施的宿舍聚会,或者议论解放战争 发展形势,或者交换个人思想情况。施的年岁稍长,思想成熟, 偶然还会介绍我们阅读解放区出版的文件和小册子。有一次,她 无心又似有意地问我:如果有机会,你是否愿意到一片新天地里 锻炼自己。可惜我当时对书本——或许也对女友过分眷恋,未能 领承她的好意,叫她对我失望。这次我找她,说明来意,她的回 答也叫我感到失望。干革命不一定去解放区,她说。我完全理解 她:她怎么能介绍我带着一个她不知底细的女性,到那神圣的土 地去呢?我又去找徐。徐是我的同班同学,曾介绍我参加了一个 进步的文艺社团,还约我为一份学生刊物撰稿。有一段时间,我 迁人他的宿舍,同住一个寝室,夜间促膝谈心。更重要的一件事 是,我曾把一份国民党特务组织调查的进步学生黑名单转给他, 托他递交给地下组织。这份名单是我同D的一个共同朋友- 个为生计所迫投进国民党警察学校的青年人偷偷抄来的。徐也认 识D,我们曾一起郊游过,因为徐那次摘了不少酸枣,所以D取 笑他,叫他“酸枣”。徐很乐意帮我们的忙,只是因为这时国民党 正在全市进行大速捕,联络受到破坏,所以我们必须等待。徐嘱 咐我,暂时叫D隐蔽一下。
从北大出来,我走到当时位于西安门南面不远的私立华北学 院,在华北学院读书的」是与我和D关系最密切的一位“战友”, 也是我最有把握的通往解放区的一条路子。」的地下党员身份早已 不向我俩保密。就在这一年春天,我的进步思想的启蒙者、一位 多年在白区工作的老同志,就是经我介绍,由」安排投奔到冀中 解放区去的①。我是」在华北学院宿舍的常客。但是这次我去找他 却过于鲁莽一—差一点自投罗网,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抓住。」 的两三个同屋看见我走进屋子,个个面露惊惶神色。一个平日我 较熟悉的同学低声说:“你怎么还往这里跑?没听说昨天夜里这里 出事了吗?他们带走了三四十个人。」因为拒捕还挨了打。你赶快 走吧!”我立刻转身出去。快走到校门的时候,发现有两三个身穿 便衣的人在附近徘徊,我进来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我非常镇静 地径直走进校门内一侧的一处公厕,在里面待了两分钟,定了定 神。然后一边系着裤子上的风纪扣,一边从容不迫地从那两个人 旁踱出大门。他们只是侧目看了我一眼,未加阻拦。就这样我平 ① 1945 年6月一7月,我以译员身份,在云南开远随美军援华一支特遣部队 受军事训练,准备空投敌后作战。已潜身国民党海军多年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关 国华(当时化名)也被派来研究美军新式武器。是他开导了我,叫我逐渐认识抗 战形梦和国共关系。从此我的思想发生变化,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1946 年我 复员北上,经过南京,住在关的海军宿舍,关向我透露了他的身份。我回北京后, 一直与他有联系。1947 年秋(或 1948 年春),关需去解放区,一时与党联系中断, 是经我介绍,」在北京为他安排出走行程的。 安地逃出了鬼门关。
去解放区一时没有希望,在医院避风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 这一天我约D来到景山公园僻静处商讨出路问题。D提出她可以 绕道先回冀东老家,然后设法出山海关,到解放区大连去找一位 女友(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在警察学校受训的青年人的姐姐)。我 认为这样走道路险阳。当时国共两军仍在铁路沿线对峙,封锁极 严。我决不放心叫她一个单身女性冒这种风险。想来想去,最后 只有一个办法,到南方江浙一带避避风头。抗战后期,我去浙江 大学上了三年学,有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战后浙大复员回杭州, 我的同学有不少已经毕业,在江浙一带工作,我同他们中个别人 一直保持着联系,只要找到其中任何一个,就能寻到一个避风港。 但是D不认识这些人,事出仓促,我也无法事先打招呼,我必须 同D一起走。万一到了那边联系不到熟人,我就同 D 暂时过一段 飘零生活吧!从大局看,东方已经显露曙光,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日近黄昏,D必须赶回医院,免人生疑。我俩在短短会晤后 又须分手。敌人正虎视耽耽地立在身旁。我同D每一次分开都可 能是长期阔别。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心同她一起出走的原因。 她在公园外面上了一辆人力车回医院,我则沿着景山东街缓 步向家中走去。这时候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从我身边风驰电掣地 驶过去。在匆匆一瞥中,我认出来立在车厢中的十几个青年男女 中有我认识的孙氏姐妹。她俩也是辅大的学生,家在北京。看来 反动派在搜捕完住校学生以后,正把魔掌伸向校外。我同D商定 好计划,必须立刻行动、不能再拖延了。
两天以后,从天津码头驶往上海的招商局致远号轮船上(这 是一艘货轮,但也搭乘了一部分旅客和溃散南逃的国民党士兵) 出现了一对年轻男女乘客。女客烫了头发,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 华丽旗袍,男的身着长衫,提着两件简单行李。在杂沓的人群中 并没有人对这两个人十分注意,因为当时京津一带比较富有的人 正纷纷南下,躲避战火。在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后,这两个逃亡 者终于踏上了上海外滩。
从天津码头登轮到次年 5月上海解放,头顶上阴霾廓清,我 和D重返家园,还有不少可以述说的故事,例如在上海阁楼中蛰 伏,在奉化县中两个月执教生活(想一想,“共匪学生”竟然潜伏 到蒋介石的老家教课,真是绝妙的讽刺!)。一个在陶行知创办的 育才学校工作的好友替D在他那里谋得一份教席。一个好心人对 我示警,叫我离开奉化。我丢弃行装潜往上海与D会合⋯⋯这些 故事如果一一写下来又要浪费许多宝贵篇幅。那就留待另一次再 写一篇《出亡记》下篇吧!

As a Student at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Kan Chia-ming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 was studying at the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To mention National Chekiang for many seems to bring to mind the beautiful Western Lake, its lovely hills and clear waters, a paradise tapestry of fishing and rice-growing villages. However, during the terrible War of Resistance, as we moved from place to place, National Chekiang matured, becoming not only one among the best known universities in China so that the eminence of her reputation was known far and wide, but even today when her name is mentioned, people all nod their heads and recall that especially during those yea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cannon fire and bursting bombs National Chekiang was brilliant in many ways.

《抗日战争中的浙大学生》中文版:
http://www.ncku1897.net/history/2017/10/28/214/

黎明前的求是儿女 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进步社团 

第一部分 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时期的学生运动概述(节录)&庞曾漱、陈耀寰、吕东明
记浙大永兴分部学运情况(1945年8月—1946年8月)&李景先
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生运动的一些回忆(节录)&谷超豪
解放战争时期杭州市学联的建立和“六·一三”大游行&杨铭
回忆抗暴运动&刘茂森、温泽民、陆纯煊、黄贤林
“五·二○”运动在浙大&崔兆芳、刘茂森、温泽民、李景先、吴大信
于子三运动史——1947年秋冬全国学生反迫害争自由的爱国民主运动史实(节录)&崔兆芳、陈业荣、吴洵高
回忆于子三惨案·反迫害争自由运动&李景先
解放前夕浙大学生应变会工作的回顾&周志成、曹正法、吴大胜、刘景善
第二部分 党的领导、Y.F.和学生自治会
回忆中共中央上海局和钱瑛领导学生运动的若干情况&洪德铭
回忆党对于子三事件·反迫害运动的领导&洪德铭
于子三运动后期情况的回忆&陈向明
浙大地下党及其有关情况&许良英
关于Y.F.的建立&李景先
我所知道的浙大地下党和Y.F.&吴大信
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学运中的学生自治会&高亮之、李德容、陈明达
1947—1948年间华家池的地下党和Y.F.&高亮之
第三部分 学运中的进步组织与社团
回忆拓荒社&李景先
我所知道的拓荒社&吴大信
活跃在学生运动中的战斗小分队——宣传队&吴大信、蔡文宁整理
五月运动中诞生的丁冬社&张淑改、吴湜整理
在浙大建立干社&杨铭、陆超人
民盟在浙大&徐煌
记浙大的讲师助教会&周志成
新潮社在湄潭&汪敬羞
新潮社与于子三&郦伯瑾
记华家读书会&郦伯瑾
浙大华北同学会记事&张承炎、曹毓林整理
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女同学励进会工作回忆&蔡文宁、陈希仑
在民主运动实践中成长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华社&支德瑜、谷超豪、张瀚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杭州科技界的活动&朱兆祥
浙大求是科学社简况&谷超豪、何耀辉等
我与耕耘社&朱寿田
忆湄潭剧团&任知恕、刘景善
难忘浙大合唱团&雷道炎
“乌鸦”的回忆&欧观群
忆“喜鹊”&姚庆栋
忆青蛙歌咏队&谭仕刚
在求是桥畔的浙大外文系戏剧文学讨论班&蔡文宁、斯宝昶、周大鹿等
忆漠风舞蹈社&伍匡宇
忆秋海棠画社&戴知贤、陈全庆、胡润杰
忆浙大管弦乐队&刘富林
浙大团契缩影&万迪秀、朱谱强
第四部分 难忘的战斗生活
“老张”&朱兆祥
我的被捕始末——从被捕到出狱&吴大信
星海晚会&朱兆祥
当年学运纪事&佚名
教书记——一段往事的回忆&张传绪
忆浙大进步社团的教育作用——并忆王加微同志&刘景善、姚庆栋
于子三运动中的珍贵照片是这样得到的&沈騄孙
策动雷达研究所人员起义前后&谷超豪、张叶明
部分同学撤退到解放区情况追述&谢葆铭、陈永时、陈雅琴、张淑改
四位女同学撤退记&沈效良、吴芝寿
西进大别山——记1948年杭州部分学运骨干撤退去皖西解放区&共青团杭州市青运史征研室
到解放区去&陆超人
难忘的日日夜夜——杭州解放回忆片段&张淑改
出版《每日新闻》 迎接杭州解放&周志成、沈效良
青年从军在浙大——“綦江友”简介&申屠琛
第五部分 深情怀念师长和战友
竺校长与求是精神
竺校长论“求是”与科学精神&周志成摘录
壮哉,求是精神——竺可桢继承和发展了蔡元培的办学精神(节录)&张哲民、张宣三、陈耀寰
险夷原不滞胸中——竺可桢不畏强御保护和营救青年学生记略&吴洵高
真挚的爱护 难忘的记忆——永远铭记竺可桢校长爱护学生的真情&黄贤林
临别不胜依依&《竺可桢传》编辑组
在纪念费巩教授诞生一百周年会议上的讲话&费莹如(费巩教授之女)
附:就职宣言&费巩
深切怀念陈立先生&周志成、朱兆祥、谷超豪
缅怀浙大师长&高亮之
悼周志成&许良英
于子三之名永垂不朽&竺可桢
纪念战友于子三——回忆同于子三相处的日子&温泽民
回忆于子三烈士&李景先
回忆于子三&张申
子三,你永远永远不死亡——回忆于子三惨案与子三烈士(节录)&郦伯瑾
悼念烈士于子三&崔兆芳
他的血决不会白流——缅怀五十年前在台湾被害的罗卓才烈士(节录)&刘美藩
怀念廖崇美烈士&陈明达
回忆邵浩然同志&谷超豪
怀念邵浩然同志&叶立义
悼杜横亭同志&崔兆芳
悼念陈衡(永时)同志&吴洵高
痛悼浙大学运战友李浩生、冯世琛、王凤阁&高亮之
怀念李湘同学&黄兆铭
追忆陆廷琦&高亮之
拳拳赤子心 殷殷报国情——追忆我国水利水电专家蔡为武同志(节录)&蔡朝明、张长占
悼念田万钟&许良英
怀念黄志坚同志&徐煌
怀念老战友陈业荣&李景先
好同志,陈业荣&吴大信
怀念杨振宇——一生坎坷一生真诚&高亮之
深切怀念左大康学长&丘宝剑
左大康的启迪&郑春辉
忆毛青平(重斌)校友二三事&王意宽
真诚、理智、淡泊的陈肯&陈纲
记向惟洨&申图
追思张传绪同志&郑启良
怀念我们的老同学姜耀珍&张承炎、张飞鹏、曹毓林
送别邢育青&蔡文宁
悼念好友曹惠芬&蔡文宁
后记 时代的脉搏,拂晓的号角——顾问札记&吴洵高
编后话

我在浙江大学的六年

我在浙江大学的六年

67届无线电技术专业   叶培建

作者简介:196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无线电系(现信电学院),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嫦娥系列各型号和火星探测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首席科学家。

2016年12月1日,我在浙江义乌参加科学院的一个会议。我在无线电系读书时的助教,后来担任过浙江大学副校长的顾伟康老师和信电学院钟蓉戎书记、王震同志来看我,希望我为院庆60周年做一个关于我国第一次火星探测任务的学术报告,并写一篇回忆文章,我欣然接受,回程路上加以思考,回京后就写,心到手落,一气呵成,写的尽是些凡事小事,可都是印象最深的往事。

1962年夏,我考取浙江大学无线电系,从湖州又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杭州。记得是乘汽车去的,在武林门长途汽车站一下车,见到红绿灯,顿时感到来到了大城市(湖州那时还无公共汽车,更无红绿灯)。到浙大二分部报到,当时浙大分三个地方:玉泉本部、文二街二分部、六和塔三分部。

全校一年级新生都在二分部学习,我们班共有26人,22个男生、4个女生,是无线电技术专业三班。第一年的学习是紧张而充实的。那年国民经济刚刚从困难时期中稍有好转,学生的生活仍比较艰苦,吃上一顿黄豆炖猪脚就是大餐了。当时年轻、菜又油水少,吃饭自然多,我们班吃干饭的记录就是我创造的,一顿吃了16两制的28两,一直无人打破此记录,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能破了,到现在同学聚会,仍是一个笑料。

记得放寒假时,我还把学校发的半斤肉票买了肉带回湖州去,舍不得废掉这份定量配给的美食。浙大的校训是“求是”,是一所教育质量非常好的学校,老师们讲课都非常认真,有水平,一年级印象最深的是教化学的李博达教授,课讲得有声有色。

那时的文娱活动主要是电影和学生自己的演出,二分部离杭州大学不太远,有一次杭大放电影《追鱼》,是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演的,我们不少同学走去杭大看,由于人多,只好在电影屏幕背面看,一切动作都是反的,倒也有趣。多年后,文革结束时,许多被禁放的电影重新拿出来放映,刚从几个“样板戏”中解放出来人们,感到这些电影好极了,像我们上大学时一样,看得人极多,也常常出现银幕两边都挤满观众的景象。

大学一年级学习的感受应是和高中不一样的,大学学习更多的是培养自己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培养每个人的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学习方法。我当时由于对“空间”概念,有点不适应,所以感到《画法几何》这门课有点弱,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琢磨,有了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就不难了。

我们这届学生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同学在中学学的是俄语,我们班好像只有陆大庆、陈康雯、吴根勇和我四个人学的是英语,所以入大学后顺着原语种学习,为我后来的出国学习打下了一个较好的英语基础。

那时的学校,很注重教学实习。我们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的接口期间,学校安排我们在校工厂进行了一个月的工厂实习。作为无线电系的学生,我们也经历了车、铣、�、磨、翻砂等各工种的学习与实践,学机械的同学,这种实习就更多了。我记得自己车工干得还行,翻砂很糟糕,总翻不成型。

二年级,搬到了老和山下、玉泉旁的浙大本部,住九舍,7~8人一间,吃饭和电机系在一个食堂,食堂靠山根,邻近校俱乐部。当时浙江的粮食供应已好转,在全国是最好的省份。在校吃饭主食管饱,大饭桶放在食堂中间,菜是一餐一份,排队打取。二年级时,课程也十分紧张,但学了不少基础知识,教电工的甘明道老师、教数学的梁文海老师的课十分精彩,梁老师上两节数学课,从第一块黑板写起,不擦一字,课讲完,四块黑板正好写完,且非常工整,真是水平。

那一年,逢浙大65周年校庆,每人发了一件短袖翻领衫,就是现在的T恤衫,我们系的图案是波浪上面有一个正在发射电波的天线架,记得是方金炉同学的杰作。还记得有一次团支部活动,我去请了正在杭州疗养的父亲的老战友、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毛张苗来给我们班讲战斗经历,还拍了照片,毛叔叔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曾带领一个连冒着千难万险,穿过重重封锁,穿插到美军后方,直捣敌指挥部,立了大功。

三年级,我们搬到了三分部。三分部由无线电系和物理系两个系组成。三分部在钱塘江畔,依山而建,所有的房子都掩映在绿树丛中,主建筑为一幢钟楼和几幢西式的楼房作为教学用处。前后校门出去过一条公路,就是钱塘江,东邻六和塔、钱塘江大桥——一座由茅以升先生设计、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跨江双层铁路公路两路桥;西接九溪,景色十分美丽。

我们常去江边散步,下水游泳。摸江里的蚬回来煮着吃。我们班女生和其它班女生一起住在医务室所在楼房的上面,我们22个男生住平三舍,占三个房间。我们房间有:黄光成、李显银、毛克法、胡金荣、方金炉、陈立龙和我共7人,我们7人从大三一直住到1968年分配,共四年。宿舍离食堂较近,每到夏天,天很热,就打了饭回宿舍赤膊吃饭,好凉快些。水房、厕所都是设在别处,因此洗漱、冲凉等都要克服冬天冷、下雨难的处境。开水房在校园的另一端,我们班有一个保温桶,每天两人一组负责打水,抬回来放在宿舍门口的架子上,大家可就近有开水喝。

入大学时,伙食费是每月11元5角,后来在毛主席的倡议下,大学生伙食费增加到14元5角,这对拿助学金的同学来说提高了“收入”,但我没有助学金,家里给我的生活费从每月的15元增加到20元。当时同学家庭普遍经济不是太好,我们班好像只有四个人没有申请助学金。像我们支书施成水等人,自己还从助学金中节省点钱支援家里的生活,有的同学冬天只有一床凉席铺在床上,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从三分部进城来回20多里地,也是步行,在饭馆吃一份九分钱的“沃面”(杭州人称阳春面为沃面)就算很破费了。

放假时,尽管回家也就是几元钱的路费,也有一些同学因路费困难而回不了家,哪像现在的大学生放假还能有机会出远门旅游一番。三年级开始学专业基础课,一些教我们的年轻老师也与我们同住平房宿舍(老师二人一间),因而与老师的关系较一、二年级更亲近些。

那时的系主任是何志均老师、专业教研室主任是姚庆栋老师,除他们亲自授课外,教过我们的还有著名天线专家张毓昆先生、青年教师叶秀清、顾伟康、陈桂馥、袁长奎等等。2005年,我因工作需要,去了一次浙大,和杭州的几个同学一起有机会向各位老师献上一束鲜花,以表谢师之情,之后不久,浙大为何老师举办了八十寿辰庆祝会,我也去了贺电。

从三年级到四年级第一学期上半段,整个教学秩序都是正常的,这一阶段的课程有无线电技术基础、电子线路、微波等等。学校的文体活动也很活跃,我那时先后参加过两次演出,一是话剧《第二个春天》,讲述的是我国自行研制导弹快艇的事,提倡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为主题,这个思想在现在也有现实意义;二是歌剧《江姐》,当时,“江姐”这个歌剧在全国都很受欢迎,学校决定自己排演,这是一次很大的活动,有许多同学参与。

当然,依我的文艺才能,只能是跑个小龙套,主要的工作是帮助做一些剧组的组织工作,应该说,当时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参与程度广泛,排练水平和演出效果也都不错。我清楚记得,演江姐的是比我们高两级的戴文华和高一级的徐赛秋同学,我们班的李一鸣演游击队长蓝洪顺,徐宝珍、董凤英演女游击队员,陈康雯、方金炉都是乐队队员,拉二胡和弹琵琶。演出所需军服是我从部队借来的。

那时,我还参加了三分部广播电台工作,电台工作人员都由同学担任,我担任播音员,每周轮值一次,和我搭档的是比我高两班的物理系女生谈恒英,一位文静、写得一手好字的女生,也是我们湖州来的,后来在浙大光仪系任教,我曾去看望过她两次。

1965年11月,全国各地的“四清”运动大范围开展,运动的核心是把认为已被阶级敌人夺去的权再夺回来,运动的重点在农村。我们大学生按照中央的安排,也要参加“四清”,到了浙江海宁县,著名的钱塘江潮景观就在该县的盐官镇。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在斜桥公社(斜桥榨菜很有点名气),该公社的辖区沿沪杭线展开,有十几个大队,几万人口。斜桥镇也是一个典型的江南镇子,全镇沿河而建,比较富庶。

我们班十来个同学与浙江长兴县的地方干部、解放军空军某部、浙江昆剧团的同志混编为一个工作组,驻新农大队,姚庆栋老师也在这个大队。我和方金炉及一位解放军、一个地方干部在一个片上负责三个小队,每个队人很少,仅十来户人家。后因工作需要我与同班的莫飞雄同学对调,到了相邻的一个片上,与陈康雯一起,领队的是一个纺织工厂的女厂长。

“四清”时要求我们吃住在贫下中农家中,按规定交房东钱和粮票,按我们当时的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劳动很辛苦,因此吃饭就多,一斤定量肯定吃不饱,每顿在房东家饭桌上就吃两碗饭,也就半饱,不敢多吃,平时也没无什么油水。有时有事去公社办事(工作团团部在那儿),就乘机在那儿的食堂吃一顿,饭仍然是交粮票,可是能吃上猪血烧豆腐,真香啊!一吃就两碗(每碗1角钱)。

我们每天都要参加劳动,组织生产队员学习,按“四清”的要求,进行各项运动。工作队队员自身也常常集中学习政策方针,互相批评,以利提高。我在那时,虽然自身也很努力,总的说来,表现一般,不过和社员们相处的倒是挺好的。第一个房东是桥北队的张姓人家,第二个房东记不清姓什么了,只记得一所颇大的房子孤立地处在村边的路旁,我和陈康雯睡在一个小房间里。

整个“四清”工作进行到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于6月份回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四清”期间除了“四清”的各项工作外,印象最深的就是学习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书记的事迹真是感人至深。当然,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工作队的各项工作也是未能忘怀的。

回到杭州,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风风雨雨。到1967年10月,按照中央的部署,才陆续地“复课闹革命”,复课时上了天线等课程。从那时起到1968年6月,我们上了一些课,还做了毕业设计之类的事,我是在袁长奎老师指导下设计了一个锯齿波发生器。那段时间,还去杭州郊区转塘劳动了一阵子,姚庆栋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去的,帮助农民种地、收稻。

杭州后来军管了,军管期间,有军代表,有民兵组织,莫飞雄好像是民兵营长。也搞了军训和拉练,从三分部出发,翻山越岭到灵隐。还在学校后山及小操场周围挖了很深的防空洞,挖洞时男生个个赤膊上阵,挥汗如雨,不知这些洞洞现在倒塌了还是派其它用场了。

1968年7月开始分配,我们专业有十几位同学分到了刚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钱老是第一任院长。同小班的王南光、徐宝珍、董凤英和我分到了卫星制造厂,其实按当时的思想,我最想分到西北基地去工作,但未能如愿;方金炉分到了航天医学研究所;陈康雯分到了当时的应用地球物理所;余金财分到了西安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同专业同年级的还有到卫星总装厂的吕隆德、谢松泉,西安的华根土、胡志荣;航医所的陈心海、聂登康;谢成柯也来了,农场劳动后去了北京军区。这些同学除有几个后来调回浙江外,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一起,其中康雯与宝珍,隆德与凤英还结成了夫妻,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奋斗,互相关心、照顾。

从九十年代初的第一次同学聚会以来,同班同学曾举行了多次聚会,得益于留在杭州的几位同学的努力,每次活动都搞得很好,令人高兴,也使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人常有机会去杭州,他们是陈覃英、汤宏恩、莫飞雄、李显银、毛克法、吴根勇、李一鸣等人。

除杭州外,我们班也在嘉兴、烟台等地举行过聚会,烟台聚会之后,陈覃英等同学又专程渡海去大连看望了从未参加过聚会的胡金荣同学。浙江及附近的同学每次参加活动都很积极,上海的黄光成、郎桂飞夫妇,嘉兴的吕妙青,宁波的屠守定、应文信,江山的陆大庆,丽水的黄回程,乐清的施成水,苏州的王美云几乎每次必到,金华的余金财,温州的何必完也都来过。

2005年“五一”节的活动是在雁荡山举行的,全靠在那儿工作的施成水同学的张罗,我因型号任务忙,未能参加,很是遗憾。如果算上胡金荣和参加过一次聚会的同学,我们班26人都相聚过了。我们班班风甚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派性对立时,班里同学也没有伤和气,所以现在每次活动大家都心情愉快,这大概和我们班原来的几个头头能善于团结大家有关,老支书施成水、王南光,老班长黄光成、陈覃英都是十分优秀的人。遗憾的是陈立龙同学毕业后去了新疆某基地工作,因积劳成疾,于前几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2007年,我们信电学院(前身无线电系)成立50周年之际,5月18日、19日两天,我们无线电专业62级同学聚会,全年级三个班80人来了62人,我们是三班,26人来了21人,是最齐的。见到了不少毕业后从未见过的同学,特别是见到了两个从香港回来的华侨同学,纪友勤和吴仙喜,我后来去香港出差也见了他们。两天的时光,我们三班,主要在杭州绿树丛中、溪水侧畔的茶舍中度过,品茶、聊天、就餐,十分惬意。因同班同学聚会较多、相隔较短,因而相见都不感到变化甚大,都显得很健康!

入校50周年回访母系

19日晚是系里大聚餐,见到了许多同专业不同年级的校友,我专门去61级聚会处,看了当年演江姐的徐赛秋,当年英姿飒爽的姑娘如今已头生白发了,令人唏嘘不已。也见到了很多其他同学,聚会虽短,但感到同学们现在生活都很好,看得出来都很幸福。真是弹指一挥间,几十年如烟云,一逝而过。

19日应学校邀请在紫金港新校区为在校的同学们做了一场“中国的航天及其发展”的报告,参加者十分踊跃,现场气氛热烈,效果不错。20日上午我们都参加了院庆大会,大会热烈而活跃,在会上见到了我们系的前辈们:创始人何志均教授及后来任过系主任也教过我们课的张毓昆、姚庆栋等老师。遗憾的是明年院庆60周年再聚时,他们已经先后仙去,令人怀念!

 叶培建院士参观学院实验室

小学四年、中学一年、大学六年,在杭州生活学习了这么多年,经历了不少事,从一个小孩成长为大学毕业生,总的来说是愉快的,无论是景、是物、是人、是事,杭州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美丽的,割舍不下的。有些城市有一块像样的地方就圈起来,称之为公园,且门票不菲,而杭州这样的景色比比皆是,也不售门票,山清水秀,是人们生活的好地方,不愧为“天堂”,确实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近些年,因工作常去杭州,发现今天的杭州,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比当年更加漂亮:曾经就读的西湖小学所在的长桥一带已建成新的连片湖滨公园;读过初中的杭四中附近也建成了古色古香的仿宋城;浙大更是大步前进,玉泉校区日新月异,紫金港新校区足以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校园相媲美;环湖的景色,尤其是湖西岸更是如人间天堂;……。

我怀念杭州,那是我成长的地方、人生的出发之地,只要有机会,我会常去杭州,常回浙大,常回信电学院。

2016年12月6日于北京

犹记当年入学时

谢熹

我是1945年在淳安考入母校的。考场设在淳安县中礼堂。在考试过程中,课桌缝里的臭虫肆虐,一场考下来,手臂上又多了许多红疙瘩。负责招生工作的是龙泉分校农经系韩老师,口试时,他问起我认识谢蔚东否,这大概是从我的姓氏和家庭住址上想起的。我在日寇投降前流亡到皖南屯溪,又由屯溪来到淳安,举目无亲,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现在竟碰见姨兄的故交,心里感到一阵温暖。
入学考试过后,我没有回屯溪的“教育部东南战区陷区青年招训所”,就待在淳安。白天到图书馆看书报,晚上仍睡在县中礼堂的主席台上,借用居民家的炉灶烧饭。当时食盐甚缺,居民普遍用红辣椒调味,我也如法炮制起来。不久,由《民族日报》上得悉被录取,我卖掉离家前借作旅费的一点首饰,买了船票,沿新安江顺下,进入富春江。
一天,船经七里浪,天色已晩。黑暗中,数百米外,一条船正面而来,船未点灯。此段江而盗匪经常出现,不宜夜航,我乘坐的木船为了赶到桐庐过夜,疏于考虑,这次可能碰上了。幸好乘客中有一名军人,经船家要求,军人喝令尾随船停泊,并鸣枪示警,该船不加理会,军人遂以卡宾枪连续对空射击。该船始慑而停下点灯。我们的木船得以安抵桐庐。
船到富阳,又遇一惊。富阳有小火轮直驶杭州。为了赶时,一些木船争相系于小火轮后,一时即达十来条。我们的木船与另一船争起来了,为的是争作最后一只拖船(小火轮仅能再增挂一条木船了)。两船的军人乘客义不容辞,各持武器助阵,火并在即。我十分害怕,将成异乡鬼矣!后以两船均不挂了结这场冲突。
木船继续前进,看到美军飞机低飞在富春江面上,杭州快到了。在夕阳余晖下,木船停靠在南星桥码头。
毫不夸张,我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进入大学路校本部的学生,接待我的教师告诉我,校舍尚在修缮,不能接收学生。当他得知我的特殊情况后,同意我与一徐姓工友同住在绿洋房(以后命名“阳明馆”)一房间内,以桌为床。为了节省,三餐只能到马路边饭摊吃一碗稠稠的玉米糊。我打听邮局地址,徐姓工友说在“贵阳扣”。我一路问去,原来是“官巷口” ,我也就学会了一句杭州话。
报到后,我住入绿洋房西侧修缮一新的宿舍,同室同学有夏式良(电机)、徐道朋和吴奇虎(均为化工)。夏君勤奋好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毕业后,分配至张家口通讯工程学校。1953年,我写给他的信被退回了,从此就失去了联系。他是很爱书的,他托我保管的书籍,我离校时存放在孙希任同学家里,不知他以后取回否,这些都是后话了。
学校曾为日寇后营,我们报到后,尚留有少数解除武装的日军,大概是移交工作还未结束。他们可以自由走动,甚至跑到我们宿舍走廊来看看。
食堂是绿洋房前左侧的日式木房。开始几天,米饭常不够吃。聪明的同学第一碗只装半碗米饭,吃完后尚可再添一满碗;如果第一碗装满,吃完就无饭可加了。
吃饭气氛是比较热烈的。有一次,大家正在吃饭时,训导处的董老师来了,他讲的话不多,至今我仅记得他引用的一句名言:Man eats to live, not lives to eatₒ
11月8日举行“国立浙江大学杭州开学典礼”,竺校长亲临主持,参加典礼的还有教育部长朱家骅。典礼在绿洋房三楼大教室内举行,参加的本校同学仅为龙泉分校招收的一年级新生100多人。会后在大楼前摄影留念。
工学院各系合并上课,教室在绿洋房三楼。教师除龙泉分校冋来的毛路真(微积分)、胡不归(国文)和黄老师(化学)夕卜,学校还由上海聘请许国保(物理、画法几何)和徐崇庆(英语),这两位老师均系资深教授,可以看出竺校长是十分重视一年级新生教育的。
徐老师选用《英语短篇小说选》为教材,讲课颇富风趣,常插入一些轶事和生活经验,如:他说:*Sign your name on-* “要求我们写上名字时,就提到他在美国留学时,邻座的一美国同学上课总在练习签名,引起他的好奇,原来这位同学刻意要把名字签得漂亮,想去当领导。他也介绍美国大学高年级学生有时欺侮新生,将新生的头按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叫喊”Wash your fresh”。徐老师教我们走楼梯脚不要走外八字,而要微微侧身,两脚平行,既快又安全。最令我难忘的是徐老师保存了一件孙中山先生穿过的大衣的故事。徐老师留学是在满清时期.孙先生尚滞留美国。一年冬天,留学牛得悉孙先生无大衣御寒.遂集资买大衣送先牛。先住表示,他应该帮助留学生,岂能接受的学生帮助,绝不肯接受赠衣。留学生改变办法,将大衣借给先生过冬,先生始收下。严冬一过,立即归还。这件大衣一直保存在徐老师家中。
国文教材是胡老师选的古文,发讲义。我记得有选自《诗经》的“关关雎鸠”、 “静女其姝”「将仲子兮”等,还有选自《桃花扇》的“哀江南”,现在我还能吟咏其中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微积分、画法几何、物理和化学均采用原文教材。我只买过一本微积分,至今仍保存.其他各科就靠记笔记了。老师督促甚严,上黑板做题是家常便饭。同学们也都认真学习,没有混日子的。

浙江大学史地系对气象人才的培养和贡献

气象科技进展 2016,6(04),75-78 陈云峰

气象史料挖掘与研究工程项目组

气象学大师如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皆出自浙江大学史地系。可以说浙江大学为我国气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高等学校设有气象专业(气象组)的,一为国立中央大学,一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再则就是浙江大学了。而气象学大师如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则皆出自浙江大学史地系。可以说浙江大学为我国气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

一、浙江大学史地系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设源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简称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柳诒徵和竺可桢等人主张的通才教育观以及张其昀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史地教育。

20世纪20年代的南高-东大已成为中国东南的学术中心。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2)地学系主任。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史地合一”观念。竺可桢、柳诒徵和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3)。南高-东大时期,竺可桢培养出一批突出的地理、气象人才,如张其昀、胡焕庸、诸葛麒、陆鸿图、高国栋、王学素、黄厦千、全文晟、沈孝凰、吕炯、朱炳海、朱文荣、张宝堃、沈思屿、徐近之和郑子政等。张其昀则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和传承人。

张其昀(1901—1985年),浙江宁波人。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东南大学组建,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

1936年3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1936年8月,浙大史地学系宣告成立(图1)(4),张其昀任系主任。

图1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组织结构图   下载原图

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史地学系的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史学组的教学目标是以国史为本位,兼重世界史的课程,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则将地形、地质、气象诸学与人文地理并重,以充实学生做科学研究的基础。史地分组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史地学系要培养“专”与“通”兼顾之人才,这也正是竺可桢主校之理想(5)

但在史地学系成立之初,教员有张其昀、景昌极、顾谷宜、朱庭祜、费巩、陈训慈(以上皆为副教授)、苏毓棻(讲师)、李玉林、柳定生、郝颐寿(后3位皆为助教)等10人,第一届史地系学生也仅有6人(6)。全校除竺可桢、沈思屿(时任代总务长)、诸葛麒(校长秘书)为气象专业出身外几乎无专门的气象学专业教员。可见成立之初的史地学系主要还是培养历史、地理方面的人才,气象只是作为地理专业方面的辅助课程。

在课程设置上,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学习由教育部规定的共同必修课,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或史学或地学,进一步加以研习。

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地学组的专业课以地理方面为主。必修课中与气象有关的课程很少,即气象学、气候学加上野外实测,在选修课(表1)中则增加了天气预告学、中国气候、世界气候、大气物理和农业气象等。但历史、地理乃至地质学的相关课程则极大地拓宽了视野。

表1 地学组选修课程     下载原表

除本科教学外,遵照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史地系还积极地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培养。1939年8月,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张其昀任史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涂长望。

史地学部最初建立时,仅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组再就其学科需要细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1~2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一次(1)

从民国二十九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部招考研究生简章》可以略知当时史地研究所的招生概况:

1)组别。本部研究范围暂分下列四组:(1)史学组:由张荫麟、顾谷宜先生指导。(2)人文地理学组:由张其昀先生指导。(3)地形学组:由叶良辅、任美锷先生指导。(4)气象学组:由涂长望先生指导。

2)名额:十名。

3)应试资格。应试人须具下列资格:(1)国立省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史学系、地学系或史地学系毕业者,其他学系毕业,经原校教授特别介绍者;(2)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

4)报名手续。应试人须缴验下列各件:(1)报名单一纸;(2)毕业证明文件;(3)最近二寸半身相片三张;(4)1 论文(审查及录取均注重论文);(5)原校系主任或教授之介绍信(如无可缺);(6)体格检查证明书;本部于收齐上列各件后即付审查,合格者方准应试。

5)报名。(1)2 日期: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2)3 地点:贵州遵义本大学注册组。

6)考试。就应试人所欲研究之范围与所著论文之性质命题笔试,通讯方法举行之。

7)修业年限及待遇:(1)2 研究生修业期限至少二年;(2)3 研究生学费杂费暂免,在修业期中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费五十元并由校供给住宿,修业满一年成绩特优者得另给奖学金,成绩不及格者停止修业;(3)4 全部修业期满经考试及格者依照部章给予证书。

各研究所(学部)的研究生课程一般由该所(学部)所在院、系教授负责指导,必要时可以邀请外院、系教授共同指导。比如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的研究生叶笃正指导教授就有两位,一位是史地系的涂长望教授,另一位则是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由涂长望和王淦昌联合指导。还有几位著名的气象学家也是史地学系在遵义期间培养的研究生。

二、气象学教师队伍与教学

气象学教师方面,除竺可桢执掌浙大之初带去的沈思屿3 、诸葛麒4 外,1939年5月涂长望出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后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后于1943年离开。1942年郭晓岚研究生毕业后也留校1 ,教授动力气象学,后于1945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12月卢鋈任史地系讲师(不久升任副教授);1945年8月幺枕生任史地系副教授;1948年石延汉任教史地系。气象专业类课程逐步丰富,1947—1949年么枕生开设气候学、高等气候学、统计气候学及天气学;石延汉开设高等气象学、大气物理学;沈思屿开设气象学;吕炯开设地球物理及海洋气象等课程。

涂长望对浙江大学史地系气象专业学生的培养贡献巨大。施雅风回忆道:“涂先生讲中国气候,将近代中国气候研究的新成就网罗无遗。他非常重视学生的认真听讲与理解能力,不时对学生启发提问。他讲大气物理时,选课学生连我只有两个人,他就将那本讲课主要依据的英文版《大气物理学》交给学生,指出本学期要弄通哪些章节,期末考试,不懂处到他家中提请讲解。(1)

竺可桢虽没有时间给学生上专门课程,但常亲自给学生做学术报告。

林晔回忆:“1948年沈思屿先生(原任浙大总务主任)教我们气象学,从内容到表达都提不起我们的学习兴趣,我们提出希望竺校长亲自兼课,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遂愿的。1948年2月,浙大天文学习会筹备复会,由谭天锡、任雨吉、刘操南和我去校长室请他指导并邀他做一次学术演讲,他甚表支持并以‘博以返约’的通才和专才教育应很好结合相期许,并说浙大虽未开天文学课程,但通过学会活动也可增长兴趣,拓宽知识。他答应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到了1948年秋天,竺校长才抽出时间给我们做了《中秋月与浙江潮》的学术演讲,阐释天文学的秋与气象学上的秋含义不同并从月球运行理论谈到潮汐的成因。教室中挤满了听众。这些讲稿由当时担任记录的我整理成稿,并作为天文学习会的学习内容。(2)

1941年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后还建立了校办测候所,于同年8月正式开始观测。

测候所设在协台坝当时子弹库所在大宅的后院,由涂长望指导建立。一方面供学生实习,一方面每天做地面观测四次,正式记录并按月统计报送国家气象部门。由史地系学生(束家鑫、吕东明和欧阳海等)作为工读负责日常的观测。观测场地内有百叶箱(内装干湿球温度表、最高温度表和最低温度表)、雨量计、日照仪、测云杆(云速、云向)、风向风速仪等,在当时是一个二等规模测候所的设备。这个测候所一直坚持到浙大迁离遵义,使遵义有了相应年数的气象纪录(3)

测候所还以“气候研究室”的名义与全国各地测候机构经常保持联络。并据观测资料编印了《民国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一月遵义天气气候概述》。

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校办测候所改名为遵义测候所。

1939年5月涂长望加盟浙江大学至其1943年离开,这段时间当为浙江大学培养气象人才的巅峰时段。不但培养出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和束家鑫等著名气象学家,而且在学术上也颇多建树。涂长望出版了《中国气候通论》、《气团概论》专著,师生还发表了《中国冬季温度之长期预告》(涂长望)、《何以贵州天无三日晴》(涂长望)、《凝结曲线在气团分析及天气预告中之应用》(郭晓岚)、《等熵面之分析》(叶笃正),《贵州东北部浅气旋之研究》、《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贵州的气候》(谢义炳)等论文。

三、史地分家及其争论

竺可桢的通才教育理念不单单是在史地系得到体现,在全校都是如此。浙大1942年毕业生,后受竺可桢青睐留校任教的刘操南说“竺可桢校长以及其他师长对于治学,主张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这种主张落实在学生的选课上。文科的要选理科课,理科的要选文科课,至少各要满12学分才能毕业。这种主张,是深入学人之心,蔚然成风的。例如:理工科的同学经常选读唐宋诗和唐宋词,并且进行创作。就我来说,读文学院的也曾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实验等课。那时院与院间,系与系间,不像一些大学中文理壁垒森严,畛域分明。当时转院转系容易批准。学术上的切磋琢磨、交流更为频繁。不是哪一系的师生就在哪一系中团团转的。切磋琢磨,风雨一堂,由博返约,感情十分融洽。(4)

浙大史地系采用史地合一的教学方式,一方面使史学组和地学组的学生能从史地两个学科领域中学习综合的方法,有利于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但另一方面,对于自然地理学尤其是气象学来说,17—19世纪,借助物理学中力学、热学、光学等分支的科学成果迅速发展,这就需要有深厚的数理基础,将地学组隶属于史地学系,并设置于文学院则很难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杭,这种矛盾日显突出。地学组师生提出史地分家。

时任史地系气象学副教授的么枕生回忆当时的情况:“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该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虽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议激烈,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身为气象学副教授,么枕生认为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钻研气候学,气象学只是气候学的基础课,显然受到限制。幺枕生推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更倾向于史地分家,他还举出实例以证实这一揣测:“1946年1月31日曾由束家鑫带我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余、王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5 ”

对于史地分家,林晔也有清晰的回忆:“1947—1948年,史地系学生曾多次向系主任及校长提出‘史地分家’,因为从学生来说,史学和地学都有必修课,势必分散精力,转移兴趣。这一要求自然首先遭到张其昀先生的反对,他主张融通史地,有利于培育通才。当时浙大学生有个史地学会,我以学术干事的名义代表部分学生的意见向张先生上书,陈述分系的理由,张当即约我到他家中去谈,说理与压力兼施。后来学生自治会的代表陈业荣向校长面陈,竺校长认为史地二者日后必分,只是当时考虑人力物力暂时不分。1948年5月间为此事以及其他事,学生在壁报上对张先生指名诘问,张以辞职相威胁,校方要开除壁报负责人,学生代表力陈张与史地系学生隔阂以至对立(主要是对当时时局的观点以及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上)存在已久,开除学生必致更大不满,后经校务会议讨论以记过处分了之。6 ”

张其昀长期主持浙大史地系(达13年之久)7 ,与浙大史地系的成长密不可分。

对于张其昀,学生们则爱恨交加。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张以其史地学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逐渐进入蒋介石的视野。1941年3月15日晚,蒋第一次约见张其昀,曾谓张“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1949年5月,张离沪赴台,旋即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此后位居国民党中枢要职,并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颇多建树。

“平心而论,张其昀先生在《中国地理总论》的教学中是非常勤恳的,如每课必挂大地图并指出学习要领,他的讲解也是有条不紊的,而且经常教育我们注重实践锻炼,注意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如叫我们编写一个县的地理志和气候志等),这些都是使我们很难忘却的。8 ”

林晔回忆道:“张其昀这个人要一分为二地看,他是蒋介石很器重的一个人,把他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位置,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委员的那个高度了,所以他的政治立场完全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我们学生搞运动的时候,他经常反对,学生们也反对他。但是他学问很好,讲课也很好,注重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所以同学们还是比较欢迎他的。9 ”

1949年4月底,竺可桢暂离杭州前往上海。1949年5月,张离沪。竺可桢与张其昀离开浙大后,史地学系实际上已无人掌舵,史地合一观念的支持力量大大减弱,史地分离已成必然。8月,马寅初被委任为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委。文学院的史地系改属理学院,并改为地理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原为史地系教授的叶良辅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

存在了13年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如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10 、施雅风、毛汉礼、姚宜民11 、束家鑫、张镜湖12 、吕东明13 、欧阳海14 、左大康和林晔等。

注释

1(2)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7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遂称之为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改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改名为江苏大学;1928年5月改称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称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改称南京大学。

2(3)何方昱.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年).学术月刊,2012(5):145-154。

3(4)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民国三十一年出版。

4(5)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96-113。

5(6)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学生通讯录(1936年).杭州:国立浙江大学,1936:19-20。

6(1)毛文婷,张淑锵.张其昀与浙大史地研究所.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83.

7(2)沈思屿,号鲁珍,安徽合肥人。1925年东南大学史地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总务主任,兼任史地学系气象学教授。

8(3)诸葛麒,号振公,浙江东阳人。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后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1936年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校长秘书。

9(4)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民国三十一年度出版。

10(1)施雅风.饮水思源怀念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119-132。

11(2)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2(3)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96-113。

13(4)刘操南.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55-69。

14(1)幺枕生.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114-118。

15(2)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6(3)1943年夏-1945年底张其昀赴美讲学期间由叶良辅任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回国后继续担任系主任。(李治孝.叶良辅老师的生平和贡献//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373)。

17(4)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8(5)林晔,口述访谈实录。

19(6)周恩济,浙江杭州人。1941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研究所,师从涂长望,1943年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重庆北碚国立复旦大学讲师,1945-1949年7月任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气象台台长等职。1949年8月-1951年2月任香港皇家天文台助理科学官。1951年2月,应涂长望邀请回国。1952年到天津大学任教。1955年到华东水利学院任教。

20(7)姚宜民,安徽含山人。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至中国航空公司任气象预报员。1950年在台“中央气象局”任预报科科长。1951年任台北松山机场民航气象台台长。1954年赴美国依阿华大学学习农业气象。1956年获硕士学位,返台任台湾省气象所研究室主任。1958年再度赴美,攻读博士学位。1963进入美国联邦气象局(后改名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曾任该局气象情报服务中心首席科学家。

21(8)张镜湖,父亲为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1948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1954年,获得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地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从事研究。1959-1964年,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1984年后,成为夏威夷大学地理学和气候学荣誉退休教授。1999年1月22日,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是台湾地区首位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的学者。

22(9)吕东明,1942年考入浙江大学史地系,是1945年浙大地下党派到湄潭的中共地下党员,化名吕欣良,在浙大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气象部副部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

23(10)欧阳海,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曾任浙江大学助教、重庆中央气象局技佐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央气象局资料室技术组长等职。1960年参与筹建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学系。

24(11)左大康(1925-1992年),地理学家,湖南长沙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系。1960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划线高亮笔记摘录词典复制关于我们CNKI荣誉版权公告客服中心在线咨询用户建议

抗战西迁前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崛起

科学文化评论 2017,14(05),17-43 郭金海
作者简介:郭金海, 1974年生, 天津人, 博士,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数学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中国科学院院史。

基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重大项目“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研产出奖励课题“民国数学通史研究与编撰”;

摘要:

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成立于1928年, 起初缺乏专业数学师资, 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实力弱小。但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逐渐崛起, 至1937年抗战西迁前成为国内重要大学数学系之一。该系的崛起是现代数学建制化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大背景下, 大学数学系被引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后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侧面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快速发展。除外部因素的积极影响外, 其崛起的关键是该系得选良才陈建功和苏步青;在他们领导下逐步增强师资阵容与完善课程体系, 注重基本训练, 以从日本引入的“数学研究”为桥梁, 严格践行了“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办学理念;陈建功与苏步青等教师致力于教学之余, 醉心于科研, 对该系青年教师产生示范性影响。这段历史反映了以陈建功、苏步青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为国家建设一流数学系所做的努力和尝试, 揭示了数学家个体与大学数学系办学风格形成的密切关系。该系崛起过程中存在的以“学徒制”态度培养学生对学生学术发展造成的影响, 也折射了当时大学数学系的局限。

关键词:浙江大学;数学系;师资;课程;数学研究;

在世界文明中, 现代意义的大学数学系最早出现于欧洲, 是现代数学建制化的产物。至20世纪初, 大学成立数学系在欧美国家已经较为普遍, 在一些亚洲国家亦不鲜见, 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发展数学事业的必由之路。作为现代科学的继发性国家, 中国于民国肇建后学习西方正式将大学数学系引入现代教育体制。在北京政府时期, 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陆续成立数学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掀起一波大学兴设数学系的热潮。国立浙江大学 (以下有时简称“浙大”) 数学系于1928年秋在这波热潮中成立 (1) , 由首任系主任钱宝琮草创。1929年和1932年, 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留学返国的数学博士陈建功、苏步青相继出任系主任。20世纪30年代初陈苏两人下定决心, “要在二十年内把浙大数学系办成第一流数学系”[1]。此后该系逐渐崛起, 至1937年11月抗战西迁前成为国内重要大学数学系之一 (2)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崛起是其早期发展的关键一环, 是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现代数学事业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 也是近代中国归国留学生成功主持创办学术机构的典型案例, 值得深入研究。学界先前对于浙大数学系早期历史虽有论述[2,3], 但失之简略, 并未系统呈现抗战西迁前该系崛起的历程, 且在文献挖掘方面存在不足。鉴于此, 本文以档案资料、浙大原始出版物与浙大数学系师生论著等为基础, 探讨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从草创到崛起的历程, 并分析其间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发展情况与归国留学生所扮演的角色, 希冀能为当前中国大学数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启示。

目录结构
一教师延揽与师资力量的转变
二课程体系的草创与改善
三教材的选用与教学活动
1. 教材的选用:以欧美原著为主
2. 教学活动:以苏步青与陈建功为例
四“数学研究”的开设
五数学研究活动的展开
六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
七结语

文内图表

一教师延揽与师资力量的转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 是由蒋介石领导建立的国民党新政权。它的成立虽然导致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分裂, 但改变了中国因长期军阀割据而造成的全国动荡的政局与中央政权极度弱化的局面, 为政府发展科学事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月, 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即创议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4]。“嗣因研究院规模宏大, 需费浩繁, 遂由筹备委员等议决研究院暂缓设立, 提先筹办大学”;同时中央决定浙江试行大学区制, 该大学定名为第三中山大学, 并于1927年七八月间成立, 1928年4月更名为浙江大学, 后于7月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3) 

浙大数学系隶属于文理学院。文理学院成立于1928年, 邵裴子任首任院长, 是浙大较早设立的学院[4]。在邵裴子主持下, 该院筹备之际定有6个设立目标:“⑴提倡科学方法, 以革新自来思想之习惯;灌输科学智识, 以确定高等学术之基础;致力学术研究, 以推广知识之界线。⑵注重教育学之研究, 及教育方法制度之试验, 以[期对于] (1) 改进浙江全省之中小学及社会教育, [有所贡献]。⑶搜集及整理浙江省自然及社会方面之材料, 使全省事物, 均可于最短期内, 有一正确之测量。⑷养成忠实勤敏之士风。⑸造成通达明敏之党国及社会服务人才。⑹提高一般民众之知识。” ([6], 页1—2) 文理学院强调目标⑴、⑷、⑸“尤为基本”, 要达到这3个目标, 必须有“优越之教员”[7]。但由于留学归国与本土培养的高水平数学专业人才奇缺, 聘到“优越之教员”困难, 数学系成立时仅有两位教师, 即首任系主任、副教授钱宝琮与助教杨景才。

钱宝琮, 字琢如, 早年留学英国, 在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学系读本科, 1911年夏毕业, 获理学士学位;返国后曾任教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南开大学数学系、中央大学 (由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称) 数学系[8]。他虽然数学教学经验丰富, 但无专业数学教育背景。杨景才是钱宝琮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 192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9], 所学专业并非数学。因而, 浙大数学系成立伊始, 师资力量薄弱, 开设高深的大学数学专业课程都成问题。

1929年由于陈建功应聘到浙大任教, 数学系师资力量发生转变。陈建功, 字业成, 是中国函数论研究的先驱之一。早年曾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1923年毕业于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10]。毕业后返国, 相继任教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武昌大学数学系[11]。1926年再赴日本, 考入东北帝国大学大学院做研究生。研究题目是数学解析, 相继由林鹤一、藤原松三郎指导 (2) 。1929年7月, 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教授会19位与会教授一致同意 (3) , 授予陈建功理学博士学位 (4) 。由于“这在日本是比较难得的学位, 他又是外国人, 论文一发表, 便轰动全日本。”[1]留日期间, 陈建功已发表10余篇论文。水平最高的是1928年发表于日本《帝国学士院纪事》 (Proceedings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的“论带有绝对收敛的傅里叶级数的函数类” (On the Class of Functions with Absolutely Convergent Fourier Series) 。此文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三角级数在整个区间绝对收敛的充要条件是它为杨 (Young) 连续函数的傅里叶级数[12]。1929年时, 浙大还不是国内重要学府, 薪金较低。陈建功之所以选择浙大, 与浙江是其故乡和他的浙江同乡、在东北帝国大学的同学苏步青的建议有关。如苏步青回忆说:

图1.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大门   下载原图

当时聘请陈先生的学校很多, 清华、北大等七、八个大学, 浙江大学是新创办的, 有文理学院, 虽然别的大学每月薪金在四百元以上, 而浙大只有三百元, 但浙江是我们的故乡, 我还是建议他到浙大任教, 并说:你先去, 我随后来。[1]

陈建功到浙大任教后, 任副教授兼任数学系主任。经其推荐 ([13], 页31—32) , 1931年浙大聘请苏步青任数学系副教授。苏步青是中国微分几何研究的先驱之一, 1924年考入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 1927年毕业后免试升入大学院做研究生, 由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指导, 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4,15]。此前经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会主席林鹤一推荐, 在该校任讲师4年, 讲授高等代数[16]。论研究能力, 苏步青不逊色于陈建功, 至1930年, 已发表论文39篇[17], 在仿射微分几何方面取得卓著成就。1932年前后, 浙大工学院教师朱叔麟还调到数学系任副教授。朱氏亦留学日本, 早年毕业于日本物理学校数学科, 是浙大元老, 1927年已到校 ([18], 页19) 。陈苏两人的加盟与朱氏的调入, 使浙大数学系形成师资骨干以留日学生为主的特点。

1930年, 武昌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毛信桂还被聘为浙大数学系助教[19], 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姜立夫被聘为副教授[20], 但姜氏未就职。1932年, 陈建功将系主任职位让给苏步青。他们亲如骨肉, 对外苏步青是系主任, 陈建功则当幕后军师。为了把该系办成一流数学系, 他们在聘请教师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1,21]。1932年度, 尽管杨景才已去职, 但浙大数学系教师已有9人, 即副教授4人:苏步青 (兼任系主任) 、陈建功、钱宝琮、朱叔麟;助教5人:毛信桂、姜渭民、周恒益、鞠恩澍、顾学曾[22]。其中, 姜渭民毕业于暨南大学数学系, 周恒益是浙大数学系首届毕业生之一[23,24]。另据《国立浙江大学职教员学生通讯录 (二十四年度) 》, 1932年数学系还有助教方德植, 是该系学生, 自1932年8月任职 ([18], 页19) 。此后随着周恒益、鞠恩澍、顾学曾离系, 苏步青与陈建功陆续留任冯乃谦、许国容、夏守岱等该系毕业生为助教 (1) ([18], 页19—20) 。通过这种途径, 为该系储备了较为充分的青年师资力量。

图2.1931年4月7日, 浙江大学数学系师生欢迎新聘副教授苏步青合影 (前排左3陈建功、左4苏步青、左5钱宝琮)   下载原图

1935年, 经陈建功推荐, 曾炯到浙大数学系任副教授 ([25], 页113;[26], 页63) 。曾炯, 字炯之, 中国抽象代数研究的先驱。1926年毕业于武昌大学数学系, 在学期间得到老师陈建功赏识。1928年考取江西省庚子赔款欧美公费留学生, 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数学。1929年转入哥廷根大学, 由代数学家诺特 (A.E.Noether, 1882—1935) 指导, 撰写博士论文《函数域上的代数》 (Algebrenüber Funktionenkörpern) 。因纳粹排犹, 诺特于1933年4月被解职。曾炯最终在施密特 (F.K.Schmidt) 指导下, 于1934年完成博士论文, 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26], 页61—63;[27]) 。1934年下半年, 曾炯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 到汉堡大学进修 ([25], 页112—113) 。他在留德期间已发表重要成果。1933年他发表的论文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设Ω为代数闭域, Ω (x) 表示Ω上关于未定元x的有理函数域, K为Ω (x) 上n次代数扩张, 则不存在K上以K为中心的斜体, 即K上以K为中心的可除代数是唯一的, 且与K同构[28]。该定理被称为“曾定理” ([25], 页114) 。当时中国研究抽象代数者还如凤毛麟角, 而曾炯有成就, 且师出名门, 浙大数学系将聘到他作为一大幸事。1934年苏步青在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讲演时说:

就说代数学, 研究的人在中国是向来没有一个人。去年在德国Göttingen大学毕业了一位先生, 那大学的D.Hilbert教授是公认为世界数学界的第一把交椅的。这位先生在那里专攻代数, 现在浙大很荣幸将他请到了。[29]

1935年度浙大数学系教师达11人, 包括教授苏步青、陈建功, 副教授朱叔麟、钱宝琮、曾炯, 讲师毛信桂、助教方德植、冯乃谦、许国容、姜渭民、夏守岱 ([18], 页19—20) 。至1936年度, 虽然许国容离去, 但又有该系毕业生陈洪炽、徐瑞云留任助教[30]。这样的师资规模超过一些全国大学数学系的代表机构, 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数学系 ([31], 页80—81;[32]—[34]) (1) 。同时浙大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曾炯3人有博士学位, 博士人数超过武汉大学数学系, 可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数学系相匹 (2) 。而且, 由于陈建功、苏步青、曾炯分别是函数论、微分几何、抽象代数方面国内一流专家, 浙大数学系这些方面的师资力量居全国大学数学系前列。

图3.1937年4月, 浙江大学数学系师生合影 (3)   下载原图

然而, 《竺可桢日记》显示, 由于曾炯与陈建功胞妹的婚姻问题, 陈建功与曾炯“交恶”, 苏步青坚决表示“必欲去之” ([35], 页324) 。1937年暑假后曾炯改任北洋工学院教授。因此, 浙大数学系代数师资力量严重削弱。浙大旋聘请亦留学哥廷根大学、专长代数学的章用为数学系教授[36,37], 对此有所弥补。几乎同时, 苏步青和陈建功邀请王福春到数学系任教。王福春是陈建功在武昌大学数学系任教时的学生, 后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 虽仅获学士学位, 但在傅里叶级数研究方面颇有建树[38,39]。1937年9月王福春已在浙大数学系教授之列[36], 1938年秋浙大迁至江西泰和时正式入职[40], 这使该系函数论师资力量明显增强。另外, 1936年钱宝琮改任教授 (4) 。1936至1937年9月间, 朱叔麟改任教授[30,36], 在助教姜渭民、夏守岱、徐瑞云离系情况下, 有该系毕业生虞介藩、许燕礼、卢庆骏、熊全治等充实到师资阵容中[36], 保证了后备师资力量。

由此, 至1937年9月, 即浙大西迁前夕, 数学系在册教授6人, 教师凡13人, 即教授苏步青 (兼系主任) 、陈建功、朱叔麟、钱宝琮、王福春、章用, 讲师毛信桂、方德植, 助教冯乃谦、陈洪炽、虞介藩、许燕礼、卢庆骏。另有助理员朱良璧、研究助理员熊全治[36]。据1937年10月浙大公布的教职员名单, 该年9月数学系教师中还有助教许国容[41], 说明他又返系任教。但不论如何, 当时浙大数学系师资规模与整体师资力量是空前的。但1939年章用病逝[37], 此后浙大数学系至1952年并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前再未聘到高水平代数学教师, 严重影响了该系代数人才的培养。

二课程体系的草创与改善

浙大学制4年, 数学系1928年成立时仅有一年级学生, 至1931年秋一至四年级学生齐备, 方有4年完整的课程。其成立之初, 所设数学科目有限, 如表1所列1929、1930两年度课程所示。

表1.1929、1930两年度浙大数学系课程表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 页40—54;[42]。

1929年度一年级10门科目中, 数学科目1门, 即“数学”;二年级共14门 (含8门选修科目) , 数学科目2门, 即高等微积分、代数学。一二两个年级只设置3门数学科目。在数学科目方面, 1930年度于一年级仍仅设1门“数学”;二年级仍设2门, 即高等微积分和解析投影几何, 取消了代数学;三年级设3门:解析投影几何、复变数函数论 (即复变函数论) 、级数概论。也就是说, 一至三年级只设5门数学科目。由于初等微积分 (或微积分) 、立体解析几何 (或解析几何) 、微分方程、初等代数方程、微分几何学等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科目均付诸阙如, 这样的课程尚不完备。这种情况的出现, 既与学生年级较低有关, 也是当时师资奇缺的结果。

1931年秋四个年级学生齐备后, 随着师资力量加强, 浙大数学系课程发生变革。通过变革, 增设一批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基本科目和专门科目, 删除解析投影几何, 初步创立完整的课程体系。这由表2所列1932年度浙大数学课程表可以看出。

表2.1932年度浙大数学课程表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3]。

表2所列科目共20门, 除高等电工数学、沈养厚所授微积分等外, 其余应为数学系本系科目。本系科目中, 设置了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科目初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微分方程、初等代数方程、微分几何学, 并增设专门科目实变数函数论 (即实变函数论) 、座标几何学、综合几何学、代数曲线论、数学研究。本系科目的设置受到陈建功和苏步青的母校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课程设置的影响。如座标几何学、数学研究这两门科目, 当时中国其他大学数学系还没有设置, 而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已于1911年设置 ([44], 页240—241) 。数学研究的开设, 是该系课程的一大特点, 下文将详述。

本系课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分析、几何科目较多。这与陈建功、苏步青专长这两个领域密切相关。具体而言, 分析科目有7门, 即初等微积分及微分方程式、微积分、高等微积分、级数概论、复变数函数论、实变数函数论、微分方程;几何科目有5门, 即立体解析几何学、座标几何学、综合几何学、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但代数科目较少, 仅2门, 即初等代数方程式论、代数学。而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国立大学数学系均开设近世代数、群论等代数专门科目[45—47], 浙大数学系相形见绌。

1932年度后, 浙大数学系偏重开设分析、几何科目的同时, 对代数科目有所扩充, 并形成一年级注重基本科目, 二三年级侧重专门科目, 四年级兼重专门科目和数学研究的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如除国文、英文、科学方法、物理学、物理学实验、化学、化学实验、现代政治、现代经济、党义、军训、体育等与物理系、化学系学生共修科目外, 1934年度数学系课程凡17门: (一年级) 微积分及微分方程、代数方程式论初步; (二年级) 高等微积分、级数论、座标几何学、立体解析几何学、数学史、代数学; (三年级) 群论、综合几何学、复变数函数论、微分方程式论; (四年级) 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数学研究 (甲) 、数学研究 (乙) [48]。其中, 分析科目6门、几何科目5门, 代数科目增至3门即代数方程式论初步、代数学、群论。一年级2门均为基本科目;二三年级10门中, 除2门即高等微积分和立体解析几何学为基本科目, 1门即数学史为参考科目外, 其余7门均为专门科目;四年级5门中, 3门即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为专门科目, 2门即数学研究 (甲) 、 (乙) 为训练数学研究能力的科目。

1935年度, 浙大数学系在保持课程体系整体格局前提下增删了一些科目。除国文、英文、德文、普通物理学、现代经济、现代政治、体育、军训等非数学科目外, 该年度所设课程共14门 (1) : (一年级) 初等微积分及微分方程式、初等代数方程式论; (二年级) 高等微积分、级数概论 (上下学期各2学分) 、座标几何学、初等代数方程式论 (与本系一年级合班) 、级数概论 (无学分, 选修) ; (三年级) 代数学、复变数函数论、座标几何学 (与本系二年级合班) 、数学考试 (乙) ; (四年级) 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群论、代数学 (与本系三年级合班) 、数学考试 (甲) 、数学研究 (甲) 、数学研究 (乙) [49]。数学考试 (甲) 、 (乙) 是新设科目。1934年度所设微分方程式论、立体解析几何学、综合几何学、代数曲线论被删除。这些表明浙大数学系在课程体系整体格局形成后对课程有局部的改造或调整。

1937年度课程显示, 这种局部的改造或调整在浙大西迁前后还在进行。除文理学院公共课程外, 浙大数学系该年度课程删除了数学考试 (甲) 、 (乙) , 初等代数方程式论、群论, 恢复了微分方程、立体解析几何、综合几何, 新设了高等微分几何, 初等数学A、B, 初等微积分A、B、C等[50,51]。这些改造与调整大都有助于改善课程。但初等代数方程式论、群论的删除可能与代数师资力量削弱有关。

三教材的选用与教学活动

1. 教材的选用:以欧美原著为主

作为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 教材是教师授课与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或参考, 关系着教育活动的质量。20世纪上半叶, 由于数学名词译名尚未完全统一, 大学中文数学教材匮乏, 国内大学数学系普遍使用外文原著作为教材。浙大数学系亦不例外。抗战西迁前, 该系大部分课程的教材为欧美数学原著。其中, 不少是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

初等微分积分及微分方程式以美国数学家奥斯古德 (William Fogg Osgood, 1964—1943) 《微积分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Calculus) 为教科书之一[43], 抗战西迁后仍采用此书[52]。高等微积分长期以奥斯古德《高等微积分》 (Advanced Calculus) 为教科书[43,52]。复变数函数论曾以美国数学家汤森 (Edgar Jerome Townsend, 1864—1955) 《单复变函数》 (Functions of a Complex Variable) 为教科书, 抗战西迁后还使用过英国数学家蒂奇马什 (Edward Charles Titchmarsh, 1899—1963) 《函数论》 (The Theory of Functions) [52]。实变数函数论曾以英国数学家霍布森 (Ernest William Hobson, 1856—1933) 《实变函数论与傅里叶级数论》 (The Theory of Function of a Real Variable and the Theory of Fourier’s Series) 、奥地利数学家哈恩 (Hans Hahn, 1879—1934) 《实变函数论》 (Theorie der Reellen Funktionen) 为主要参考书。微分几何学的教科书, 使用美国数学家艾森哈特 (Luther Pfahler Eisenhart, 1876—1965) 《曲线和平面微分几何》 (A Treatise on the Differential Geometry of Curves and Surfaces) , 参考书为德国数学家布拉施克 (Wilhelm Blaschke, 1885—1962) 《微分几何讲座》 (Vorlesungenüber Differentialgeometrie) 。综合几何学、座标几何学曾分别以意大利数学家克雷莫纳 (Luigi Cremona) 《射影几何原理》 (Elements of Projective Geometry) 、伍兹 (Frederick Shenstone Woods, 1864—1950) 《高等几何:解析几何高等方法引论》 (Higher Geometry:An Introduction to Advanced Methods in Analytic Geometry) 为教科书。代数学曾以美国数学家博歇 (Maxime Bôcher, 1867—1918) 《高等代数学引论》 (Introduction to Higher Algebra) 为教科书[43]。奥斯古德《微积分导论》、汤森《单复变函数》、哈恩《实变函数论》、伍兹《高等几何:解析几何高等方法引论》、博歇《高等代数学引论》等近年仍再版。

曾炯在浙大数学系讲授抽象代数 (1) 、群论[53—55], 所用教材内容多出自荷兰数学家范德瓦尔登 (B.L.Van der Waerden, 1903—1996) 、瑞士数学家斯派泽 (A.Speiser) 德文著作。如该系毕业生熊全治回忆说, 曾炯“所教之抽象代数及群论两门课, 内容丰富, 大都是根据B.L.Van der Waerden及A.Speiser所著之两本德文教本”[53]。范德瓦尔登著有《近世代数学》 (Moderne Algebra) 。此书据曾炯导师诺特、奥地利数学家阿廷 (E.Artin, 1898—1962) 讲稿, 以德文撰成, 分上下两册, 初版于1930至1931年分别出版后, 流行甚广, 对近世代数学的传播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56]。斯派泽著有《有限群理论》 (Die Theorie Der Gruppen Von Endlicher Ordnung) , 是关于群论的名著。熊全治所言“两本德文教本”当指这两种著作。

选用这些欧美原著作为教材, 对浙大数学系的教学质量起到保障作用, 也可使学生直接接触现代数学的外文表述形式, 有助于培养学生用外文阅读和撰写数学论著的能力。但对外文水平不高的学生, 则会因语言障碍而影响知识的接受效果。更重要的是, 这不利于国家摆脱对西方的追随, 推出完全适合本国学生的大学数学教材。或许有鉴于此, 浙大数学系也有一些课程只将外文原著作为参考书, 教师在教学中使用自编的中文讲义, 以中文授课。陈建功讲授的级数概论、实变数函数论都是如此 ([57], 页26—27) 。苏步青对陈建功此举评价道:

陈先生的外文很好, 英文、日文、德文、法文都精通, 解放后, 他还学了俄文。在教学上, 他和有些从国外归来的教授不同, 用中文编写讲义, 用国语讲课, 这是其他讲授所不及的。陈先生毅然用国语讲课, 一破旧俗, 很有创见。[1]

当时由于数学名词译名混乱, 大学中文数学教材甚少, 留学返国教师在大学普遍使用外文教材与外语教学。陈建功此举其实不仅是一种创见, 而且是他不惜花费心血, 积极推进教学的一种表现。

2. 教学活动:以苏步青与陈建功为例

受在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与大学院所受教育的影响, 苏步青和陈建功都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对于一年级学生, 要求每门数学课都配有大量习题, 每一主讲教师都配有辅导教师。学生每次上课都必须交上次课布置的习题, 由辅导老师批改后于下次课交还学生, 辅导老师必须跟班听课。每周还有一次由辅导老师主持的习题课。教室的三面墙壁上都有黑板, 由几位同学同时上去演算 ([58], 页107) 。

对于备课, 更新讲义, 他们也很重视。苏步青讲课前都要做充分准备, “每讲一次课, 总要用一些新的材料 (包括方法) 替代老的”, 还把自己的和世界上最新的研究成果写进讲义。如1928年世界上的某些最新成果, 就被写进1931年他的微分几何讲义[59]。陈建功认为教师上一堂课, 就象打一场仗一样[1]。常常为了讲好一堂课, 舍得花几倍的时间去阅读、钻研教材, 即使对讲授多遍的内容, 也不掉以轻心, 认真备课 ([13], 页37) 。他对于讲义每年都要新编, 老的删掉, 补充新的内容[1]。如他在教授级数概论时, 就把当时的最新成果——各种求和法教给学生[60]。对于以外文原著作为教材的课程, 他也会补充新内容。如讲授高等微积分时, 在奥斯古德《高等微积分》之外, 补充了隐函数存在定理的证明 ([57], 页27) 。

苏步青和陈建功比较注意教学法, 在教学中均能做到深入浅出 ([1];[59], 页137) 。如陈建功能用通俗的语言, 把难懂的数学原理讲清楚, 曾用猴子跳跳板之类形象化的语言, 来表述点集论。而且, 他上讲台不带讲义, 不看书本, 拿起粉笔, 一讲到底[1]。后来, 他的不少学生也继承了这种讲课方法, 并称之为陈氏授课法。另外, 苏步青和陈建功的板书都很工整, “在黑板上写的字和符号及公式”, “同印的一样”[61]

不仅如此, 他们执教都很严格。凡是作业做不出来的或者想偷懒的学生, 苏步青都不会原谅。而且苏步青讲课时, 有时会让学生在黑板上演算题目, 如果演算不出来, 就让学生“挂”黑板, 对工学院听课的学生也不例外[62]。陈建功讲课时不把讲义发给学生, 而是严格要求学生记笔记, 课后要求学生先整理好笔记, 复习好讲课内容之后再完成作业 ([57], 页26) 。这些对于磨炼学生的意志,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与保证教学质量都颇有裨益。

四“数学研究”的开设

在浙大数学系课程中“数学研究”是重要科目, 始设于1931年, 由陈建功和苏步青从日本引入, 共同发起和指导。它类似于数学讨论班, 由学生和青年教师共同参加。如前所述, 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数学系还没有这种科目, 而早在陈建功、苏步青留学日本之前, 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已开设“数学研究” ([44], 页240—241) 。而且, 1907年东北帝国大学成立前, 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科即设置“数学研究” ([44], 页164—173) 。陈苏两人在浙大数学系开设“数学研究”, 目的是对高年级学生与青年教师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如苏步青所说:

1931年在陈先生等人发起和指导下, 一个当时称为“数学研究”而现在则称为“小型科学讨论班”的学术活动形式, 在杭州创始了。通过它对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进行严格训练。 ([63], 页ii)

陈苏两人共同主张“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结合”的办学理念 ([1];[64], 页119) 。创设“数学研究”无疑是他们实施该理念的努力之一。由表2可知, 1932年度“数学研究”由四年级学生每星期三下午参加, 不计学分。课程内容是, “由教师选取最近各种杂志中之论文, 分与学生自行研究, 轮流报告其所得之智识, 报告时由数学系全体教师监督指导, 教师亦于此时轮流报告其最近之研究, 或所读之论文。” ([43], 页79) 此后, “数学研究”愈加规范, 发展较快。自1934年度起, 分为甲、乙两门, 每周学时由一下午变为两门各一下午 ([48], 页39) 。至迟自1937年度起, 这两门课各占1学分[50,51], 进一步提高了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数学研究”甲, 是由四年级学生和大部分教师轮流报告论文。学生报告的论文, 由陈建功和苏步青提前指定, 报告者要先译成中文, 油印分发。报告前几天就贴出通知, 注明报告人和题目, 并注明是第几次。教师一般报告自己撰写的论文, 但一般不翻译、分发。“数学研究”乙, 分为几何和分析两组, 几何组由苏步青主持, 分析组由陈建功主持, 是由四年级学生和同行教师参加。这两组都由学生轮流做读书报告, 教师不做报告。学生报告的内容可以是一本重要专著或一系列相联系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均为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重要资料 ([57], 页27—28;[58], 页107—108) 。1935年熊全治在浙大数学系升入四年级后, 在“数学研究”乙, 参加了苏步青主持的几何组, 就曾由苏步青指定读德国数学家克莱因 (Felix Klein, 1849—1925) 的重要著作《高等几何》 (VorlesungenÜber Höhere Geometrie) [61]

图4.《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关于数学系举行“数学研究”活动的报道 (活动时间:左为1934年9月17日, 右为1935年2月25日)   下载原图

苏步青和陈建功都重视“数学研究”, 每次都坚持参加, 雷打不动;而且对于参加的学生和青年教师, 要求甚严。“教师没有通过‘数学研究’这门课的就不得升级, 学生尽管其它课程都及格而‘数学研究’不及格的也不得毕业。” ([63], 页ii) 抗战西迁前就读于浙大数学系的程民德回忆陈苏两人主持“数学研究”的情况时就说:

从四年级起, 每周有两个下午的讨论班, 他们风雨无阻, 每次必到。在讨论班上他们经常提问, 要求主讲人确切回答, 连回答的表达也严格要求。例如当主讲人证明了某一结论后, 他们会突然把结论改变一下, 然后问改变后的结论是否成立。如果主讲说:应当不成立, 可以举出反例, 他们就要求立即把反例举出来。如果举出了反例, 他们还要说:既然有反例证明改变后的结论不成立, 还说什么“应当不应当”的废话。如果主讲人一时举不出反例, 他们就让他继续想, 不让他往下讲, 这叫做“挂黑板”。“挂”久了就完不成这次主讲任务。……无论数学研究甲或乙, 苏、陈两位对报告者都严格要求, 不清楚的问题都要提问, 直到报告者弄清楚为止。学生如果通不过报告就不准毕业。由此可见他们每周教学任务之繁重和执教之严。 ([57], 页27—28)

还有一个例子, 可说明当时要求之严。有一天夜里, 熊全治突然跑到苏步青家里。苏步青一见面就问:“这么晚了, 你还来干什么?”熊全治吞吞吐吐地说:“明天的讨论班由我报告, 我怕过不了关, 想来请教先生……”话还没说完, 苏步青就板起面孔说:“怎么不早来啊!临时抱佛脚, 还能有个好?”熊全治一听, 满脸涨得通红, 二话没说, 立即向苏步青告辞, 返回宿舍, 足足准备了一个通宵。第二天, 报告时总算过了关 ([62], 页577) 。

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与训练下, 浙大数学系“数学研究”的质与量都得到切实保障。这对该系学生和青年教师数学研究能力的培养起到重要作用。而且, 也培养了他们的严谨学风与独立思考习惯[64]。“数学研究”结束后, 教师与学生经常自由交谈, 还形成浓郁而活跃的学术氛围。当时浙大数学系学生对“数学研究”有积极的反响。1936年前后数学系一位署名华生的学生在《数学系的精神》一文中写道:

四年级的同学更觉得忙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有两个“数学研究”的学程, 一个读书本, 一个读论文, 每星期举行两次上台的演讲。……在这里, 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的是“数学研究”, 她在质和量上都超过了他系的“讨论”或“报告”。这“数学研究”至今已举行了一百六十几次了。教授们对于演讲者是绝对严格的, 可以说一点也不讲面子, 因为他们是只注意学问的尊严的呵。然而在研究完毕之后, 师生间常随便谈话, 在烟气绕绕之中, 交换着娓娓的攀谈。这是极像英国大学的Tutor制的。[65]

这种反响反映了数学系学生对“数学研究”的肯定。抗战西迁后浙大数学系还一直坚持开设“数学研究”, 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66]。1952年浙大数学系并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后, 通过苏步青与陈建功又在复旦大学得到发展 ([64], 页119) 。

五数学研究活动的展开

浙大数学系成立后在函数论与微分几何领域开展大量研究活动。1935年曾炯任教后, 开创了该系的抽象代数研究。至1937年抗战西迁前后, 该系师生共有1部日文数学专著 (即陈建功《三角级数论》[67]) 与约39篇英文数学论文发表[68—70]。就发表成果数量而论, 不如清华大学数学系 (1) , 但超过北京大学数学系, 居全国数学系前列。陈建功与苏步青均有重要成果发表。

图5.陈建功《三角级数论》   下载原图

陈建功《三角级数论》是其中之一。该书在日本岩波书店于1930年出版, 是该书店刊行《高等数学丛书》的一种, 乃中国学者在国外出版的第一本现代数学专著。作为国际上较早的三角级数论专著 ([57], 23—24页) , 该书分两编, 分别为“积分概论”和“傅里叶级数”。第一编介绍了三角级数的预备知识, 包括点集和积分。第二编共7章, 有6章介绍傅里叶级数理论, 是全书主要内容, 有1章介绍一般三角级数理论。该书关于傅里叶级数和一般三角级数理论, 概括了当时国际数学界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其中包括陈建功在日本《东北数学杂志》 (Tôhoku Mathematical Journal) 、《帝国学士院纪事》等刊物发表的论文[67]。陈建功在书中首创不少日文数学术语, 50年后仍被沿用 ([63], 页i) 。此书在日本影响较大。1984年出版的《日本の数学100年史》将其作为日本昭和前期实变函数论领域的一项成果[71]

抗战西迁前, 陈建功在浙大数学系除继续研究留日期间涉猎的三角级数论、正交函数级数等方向的问题外, 还开拓了单叶函数这一新的研究方向, 并在单叶函数系数估计方面取得先进成果。国际数学界关于单叶函数系数估计的研究, 源于1916年德国数学家比伯巴赫 (Ludwig Bieberbach, 1886—1982) 提出的著名猜想。当年比伯巴赫利用面积原理证明了|a2|≤2。此后, 许多著名数学家致力于证明这个猜想[72]。1932年李特尔伍德 (J.E.Littlewood, 1885—1977) 和佩利 (R.E.A.C.Paley, 1907—1933) 证明当f (z) 是奇函数时, 则上述单叶解析函数的系数估计可以改进到以与n无关的常数为界[73]。1933年, 陈建功于《帝国学士院纪事》发表论文“单叶函数的理论” (On the Theory of Schlicht Functions) , 改进了李特尔伍德和佩利关于单叶函数系数估计的研究结果[74]。1935年陈建功又于《东北数学杂志》发表2篇关于单叶函数理论的论文, 进一步完善了1933年他发表的成果[75], 并对某种特殊的非正则函数建立最大值原理[76]

苏步青是一位多产的数学家。1932至1937年共发表20余篇论文, 分布于仿射微分几何与射影微分几何两个领域。在仿射微分几何领域, 他对与仿射空间中曲面关联的某些锥面进行了研究[77], 详细论述了仿射微分几何与射影微分几何的一些关系[78], 提出在已知两个二次代数锥面Γ2’和Γ2”的条件下, 构造单参数四次代数锥面族Γ4 (k) 的方法[79]。在射影微分几何领域, 他在射影曲线论和射影曲面论方面均有建树。在射影曲线论方面, 他对贝特朗曲线[80]、空间两条曲线的相交[81,82]、三次挠线等做了研究[83], 得出富有价值的结论。在射影曲面论方面, 他研究了包括李 (Lie) 二次曲面、射影极小曲面在内的一些重要类型的曲面[84,85]。在关于李二次曲面的研究中, 他证明如下定理:如果与一个曲面上每个点相伴的李二次曲面在一个四边形上总与一个给定的二次曲面相交, 那么这个曲面的渐近曲线必定属于线性线丛。由该定理, 他精确地得出一类更具一般性的二次曲面[84]。后来验证这就是著名的戈德 (Godeaux) 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 并被称为苏的二次曲面[86]。而且, 他研究了普通空间中一类周期为4的拉普拉斯序列, 得到关于这种序列的一些重要结果。其中之一是:如果存在一个由四边形的每条对角线上的一个点形成的分层曲面, 该四边形与周期为4的拉普拉斯序列相伴, 那么存在∞’分层曲面与对角线汇构成一个可分层偶[87]。后来这种序列在文献中被称为苏链或Finikoff构图[88]

曾炯在浙大数学系任教期间仅发表1篇论文, 即“关于交换体的拟代数闭包的层次理论” (Zur Stufentheorie der Quasi-Algebraisch-Abgeschlossenheit Kommutativer Körper) [89], 但其学术贡献较大。在该文中, 他引入交换体的层的概念, 提出交换体的拟代数闭包的层次理论, 为抽象代数学的发展做出基础性工作。

在浙大数学系培养下, 特别是受陈建功和苏步青指导, 该系一些毕业生留系任教后也发表了论文。如在苏步青指导下, 方德植毕业两年即于1935年在《东北数学杂志》发表“定挠曲线的一个特性” (A Characteristic Property of Curves of Constant Torsion) 。此文通过由曲线上点P的三个相邻副法线决定的二次曲面, 给出空间定挠曲线的特性[90]。1936年他又在该刊发表“关于一些空间特殊曲线的注记” (A Note on Some Special Curves in Space) , 对一些空间特殊曲线进行了研究[91]

除此之外, 钱宝琮相继于1930年和1932年出版《古算考源》[92]和《中国算学史》上卷[93], 在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取得出色成绩。

不过,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师生的数学研究成果多属改进性或追随性的, 主要发表于日本和中国本土数学刊物, 没有成果在欧美国家数学期刊发表。而当时国际权威数学期刊《数学年报》 (Mathematishe Annalen) 、《数学年刊》 (Annals of Mathematics) 、《数学学报》 (Acta Mathematica) 等都在欧美国家。这限制了他们在欧美数学界的影响, 意味着他们尚未登上国际数学界最高的发表成果的舞台。

六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

如前所述, 邵裴子负责筹备浙大文理学院时定有6个设立目标。其中, 包括“致力学术研究, 以推广知识之界线”“造成通达明敏之党国及社会服务人才”等 ([6], 页1—2) , 未言培养专门人才。1929年4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 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 必须注重实用科学, 充实科学内容, 养成专门智识、技能, 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94]依据此教育法规, 浙大将办学宗旨定为“以阐扬文化, 研究学术, 养成健全品格, 培植专门人才为宗旨。”[95]陈建功与苏步青主张“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结合”的办学理念, 以培养数学专门人才为依归, 符合该办学宗旨。

从抗战西迁前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看, 浙大数学系培养数学专门人才的成绩显著。当时该系只招本科生。1928至1931年度招生规模很小, 总共仅招10余人。1932年度招生人数增加, 此后也有回落, 但各年度招生人数未逾10人。抗战西迁前的10年中, 该系共毕业24人, 各年度在学学生与毕业生人数如表3。

表3.1928至1937年度浙大数学系在学生与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24]、[96]、[97]。

可见, 各年度毕业生更少, 最多7人, 最少仅有2人。这24位毕业生的名单和走向如表4。

表4.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毕业生名单与走向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24]、[98]—[103]。

这24位毕业生日后多数成为专门数学人才。其中, 5人出国留学获数学博士学位, 占20.8%;14人长期在高校数学系任教, 占58.3%;8人长期在中学或其他中等教育机构任职, 占33.3%。长期任教于高校数学系的毕业生, 分布于浙大、江西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等校数学系与美国理海大学数学系等。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 经过数十年耕耘, 他们培养了大批高等数学人才。其中, 熊全治在美国理海大学自1952年开始培养研究生, 先后共指导20位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00], 页283—285) 。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部分毕业生担任过高校数学系主任。如孙泽瀛、方德植、徐瑞云、卢庆骏、廖念贻分别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和江西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学院 (1) 和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 (2) 数学系主任。他们对所在数学系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如1952年方德植出任厦门大学数学系主任后, 引入浙大数学系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办学理念, 坚持组织教师讨论班, 并使之制度化。同时, 亲自参加基础课的教学, 加强图书资料和规章制度建设。短短几年, 便见成效, 培养了包括陈景润、林群、赖万才在内的一批高水平毕业生, 得到高等教育部与一些高校的关注。有些高校称该系为“东南的数学花朵” ([99], 页157—159) 。徐瑞云是中国第二位女数学博士 (3) 。1952年她出任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时, 该系只有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两个教研室、两个书架的图书, 许多课程没有教学大纲和教材, 基础相当薄弱。面对困难, 徐瑞云广揽人才, 充实教师队伍, 同时注重培养青年教师、提高现有教师业务水平;引入浙大数学系的“数学研究”, 通过“读书报告”的方式逐步引导大家开展科学研究。在她领导下, 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得到发展。首届本科毕业生将近三分之一考取研究生 ([102], 页234—239) 。

徐瑞云在教学之余, 还编译了影响较大的实变函数论教科书。20世纪50年代初, 全国“一边倒”, 全面学习苏联。当时译自苏联原著的中文高等数学教科书甚少。在这一背景下, 徐瑞云翻译了苏联数学家那汤松 (И.П.Натансон) 的《实变函数论》。原书经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 作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这部译著由商务印书馆于1953年出版[104,105], 1955年和1958年相继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了新1版和第2版[106,107]。这为新中国的实变函数论教学提供了重要教材, 促进了实变函数论知识在新中国的传播。201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出版这部译著的第3版[108]

在数学研究方面, 浙大数学系毕业生孙泽瀛、方德植、熊全治、卢庆骏等都有出色表现。孙泽瀛在微分几何、射影几何、偏微分方程领域均有建树, 其所编《近世几何学》[109]在新中国师范院校影响广泛[110]。方德植在微分几何领域成就较大, 不仅发表较多的论文, 还编著《微分几何》[111]、《微分几何基础》[112]等著作。熊全治赴美前随苏步青研究射影微分几何, 赴美后主要研究整体微分几何, 特别是积分几何, 做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工作 ([100], 页288—293) 。卢庆骏赴美前跟随陈建功主要研究傅里叶级数, 赴美后拓展到概率论、数理统计, 1962年进入航天工程界, 开展可靠性研究, 做出突出贡献 ([101], 页183—196) 。

但是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毕业生后来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誉, 数学成就超越陈建功或苏步青者寥寥。这与该系学生毕业后出国留学深造者较少, 陈建功和苏步青以“学徒制”的态度培养学生, 将学生研究的问题限定于陈苏两人各自的研究方向, 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关于后者, 陈省身就说:“浙大在陈、苏两先生主持下, 学生甚多, 工作极勤。可惜他们采取的态度, 可名为‘学徒制’, 学生继续做先生的问题, 少有青出于蓝的机会。要使科学发展, 必须要给工作者以自由, 这是值得深思的。”[113]

七结语

1928年浙大数学系成立之际, 正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现代数学事业开始加速前行的历史转折年代。当时尽管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为代表的数学系已取得不俗的办学成绩, 但全国大学数学系培养的高水平专门数学人才有限, 基本不重视数学研究。浙大数学系成立伊始, 缺乏数学专业教师, 师资阵容薄弱, 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实力弱小, 名不见经传。但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 该系逐渐崛起;至抗战西迁前, 虽然整体办学成绩与1927年成立后异军突起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尚有差距 ([31], 页67—95;[114]) , 但在函数论和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在专门数学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显著, 推动了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发展。这奠定该系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的重要地位, 使之成为国内卓有声望的数学系。竺可桢日记记载, 1936年4月8日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蒋硕民在南京拜见竺氏时讲道“浙大数学系允称国内第一, 如陈建功之于分析, 苏步青之几何, 朱叔麟之于代数, 均极能称职” ([35], 页52) 。此言虽有夸大之嫌, 但是数学界对当时浙大数学系声望的一种反映。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崛起是现代数学建制化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大背景下, 大学数学系被引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后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侧面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快速发展。该系的崛起有多方面因素。从外部看, 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政局相对稳定、中央政权加强等社会因素的积极影响, 也有浙大本校入学与教务制度的保障。当时为了保障生源与学生学习质量, 浙大对学生入学与学业都有严格的规定。如1929年或稍早, 浙大文理学院即明确规定报名入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既要出自公立或政府认定的私立学院, 又要通过该院相关考试 ([6], 页27—28) 。1932年度公布的《国立浙江大学学则》, 规定学生入学后至少须修满132学分 (党义、军训、体育除外) , 始得毕业;每学期至少举行考试两次以上;学生参加考试时, 如不遵守考场规则, 其试卷无效。如有舞弊、夹带等情况, 应令其退学等[115]

从内部看, 关键是该系得选良才陈建功和苏步青;在他们领导下, 逐步增强师资阵容与完善课程体系, 注重基本训练, 以从日本引入的“数学研究”为桥梁, 严格践行了“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办学理念, 形成鲜明的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办学风格。这种办学风格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 对该系发展影响深远。同时, 陈建功与苏步青等教师致力于教学之余, 醉心于科研, 对该系青年教师产生示范性影响, 这对该系崛起起到重要作用。华生就指出:“几位教授都是很努力的学者, 他们在教课外, 决不放松一下研究的功夫”“自然, 有‘上行’则必有‘下效’, 讲师、助教们也都十分起劲, 并不是仅仅‘讲讲’, ‘助助’而已的。” ([65], 页18) 此外, 该系重视以欧美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数学著作为教材, 学生规模小, 师生课上课下接触较多, 教师容易给学生以砥砺, 也是该系崛起的影响因素。

浙大数学系崛起这段历史在中国大学数学系有史以来一百余年的数学史上只是一鳞半爪,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草创后加速前行的历史时期却是重要篇章之一。它反映了以陈建功、苏步青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为国家建设一流数学系所做的努力和尝试, 揭示了数学家个体与大学数学系办学风格形成的密切关系。其崛起过程中存在的以“学徒制”态度培养学生对学生学术发展造成的影响, 也折射了当时大学数学系的局限。对于当前中国大学数学学科建设, 该系崛起的关键因素与崛起背后所反映的数学家个体的重要作用和问题仍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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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初称数学门, 是浙大文理学院本科主科10个学门之一, 1929年度改称数学系。详见参考文献[36]。

2 本文“抗战西迁前”指浙大因全面抗战爆发而西迁前即1937年11月之前的时期。

3 见[5]。全面抗战爆发前, 蒋梦麟 (1927年8月至1929年8月) 、邵裴子 (1929年8月至1932年4月) 、程天放 (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 、郭任远 (1933年4月至1936年4月) 、竺可桢 (1936年4月出任) 相继出任浙大校长。

4 (1) 中括号内文字为原文内容, 下同。

5 (2) 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6 (3) 当时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教授会共26人。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7 (4) 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8 (1) 另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苏步青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9 (1) 据浙江省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历届最优秀毕业生名册》, 冯乃谦、许国容与下述徐瑞云在浙大最优秀毕业生之列。

10 (1) 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数学系分别有教师11人、约13人、9人。

11 (2) 当时武汉大学数学系曾昭安有博士学位;清华大学数学系熊庆来、杨武之、曾远荣有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数学系江泽涵、申又枨、程毓淮有博士学位。

12 (3) 前排左起:陆惠英、方淑姝、朱良璧、黄继武、苏步青、陈建功、朱叔麟、钱宝琮、曾炯、方德植、冯乃谦、周茂清;中排左起:钱大业、彭慧云、冯世、夏守岱、许国容、许燕礼、毛信桂、虞介藩、恽鸿昆、钱克仁、周佐年、侯希忠、颜家驹;后排左起:楼仁泰、徐绍唐、张素诚、李克寅、吴祖基、白正国、汪达、杨从仁、程民德、卢庆骏、何章陆、郑锡兆、朱福祖。照片中人名, 参见钱永红《一帧珍贵相片》, 收入钱永红编《一代学人钱宝琮》,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635页。

13 (4) 据1952年钱宝琮在浙大所填《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登记表 (乙表) 》。

14 (1) 未注明学分科目, 不计学分。

15 (2) 1929、1930年度一年级课程均为必修。

16 (3) 从中选修12至14学分。

17 (4) 每学期选3至4学分, 全年共选7学分。

18 (5) 竞赛运动、技巧运动、团体游戏及舞蹈、武术、女生体育, 由一年级体育成绩在70分以上者必须选修一种, 以代必修之体育2学分。

19 (1) 关于107A-108A微积分、127微分方程、128最小二乘方、129高等电子算学, 参考资料《二十一年度本大学课程纲要》以英文介绍, 以“Four hours credit”“Three hours credit”“Two hours credit”等表述这些科目的课时与学分。笔者分别译为“每周4小时”“每周3小时”“每周2小时”等。

20 (1) 不同年级设置的同名科目, 以1门计算。

21 (2) 微分方程、立体解析几何、综合几何为1937年度课程原名, 分别相当于微分方程式论、立体解析几何学, 综合几何学。

22 (1) 课程名称为“代数学”。

23 (1) 至1937年, 清华大学数学系师生发表数学论文约60篇, 出版专著和译著各1部。

24 (1) 该“浙江师范学院”, 俗称“老浙师”, 1958年与新办杭州大学合并为杭州大学。

25 (2) 该“浙江师范学院”, 1962年组建, 与“老浙师”不同。

26 (3) 第一位是刘叔庭, 1930年于美国密西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获博士学位。

叶关荣:恋一个行业 爱一个家

2009-08-18    中国照明网报道

  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浙江大学设置了国内第一个光学仪器专业,开创了中国光学工程高等教育的先河。当时,这一专业中国尚未建立,既无可供参考的教学计划,也无相应的教材,在前人的努力下,该专业按教学计划完善了全部课程,而且达到了较高水平。

  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叶关荣和赵田冬相继选择了这个专业,从读书到留校,从教学到科研,浙大成了他们的家,光学仪器科教事业则是夫妇俩一辈子呕心沥血的共同职业追求。一家人、一个目标,四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为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专业的成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深入专业  挑战国际水平

  1961年,叶关荣从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专业毕业后,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长达四十余载的光电技术、光度学、色度学、光辐射计量与标定技术科教事业由此揭开序幕。专注于我国光学仪器事业的发展,他历任浙江大学光辐射测量技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颜色学会(AIC)执行委会、国际照明委员会(CIE) D2(光度学、色度学和辐射度学)与D1(视觉与颜色)的中国代表,中国照明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照明学会视觉与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光学学会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和浙江省照明学会理事长。

  据介绍,光辐射计量测试仅是光学的一个分支方向,应用面很广,如彩色电视、纺织行业的配色计量测试,汽车工业的配色,建筑,照明,造纸,塑料,印刷,军工等领域。早期的光学仪器专业对光辐射计量测试的研究较少,他的光学探索也集中在激光、红外等技术研究上。1979年,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进入全面发展期,国家相继派出一批知识分子出国进修。作为浙大派出人员之一,叶关荣抱着美好的憧憬和对科技探索的热情奔赴德国,进入德国西柏林工业大学照明技术研究所学习先进技术。来到德国后主要从事光度学方面的研究,之后发现,其实色度学更加重要,借此机会钻研该方向。幸运的是,与他一起合作科研的教授是当时的德国照明学会主席,亲密无间的交流与合作使他的这趟出国学习收获很大。

  当时我国该领域的技术和设备相对国际先进水平较为落后,这段时期的收获不仅带回了各项应用技术的最新成果,还学习了德国先进的科研与教育理念,浙大光仪系光辐射计量测试技术也在他回国后得以在前人的基础上完善并顺利发展起来。另外,在德国的学习对于他个人来说也是受益匪浅,期间,他还完成了“圆柱与半圆柱照度探测器”的研究课题。由于高的测量精度,研究成果获得了德国学术界的认可,还被德国等科学家应用于空间照度和半圆柱照度方面的计量测试,他顺利实现了从理论、实验到成果应用,由于取得了发明专利,随后便进入世界顶尖的光测量技术机构德国LMT公司。加盟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叶关荣跨越了公司拒纳外国人的高门槛,实现了当时世界上的圆柱与半圆柱照度探测器误差为2%的最高精度等级。

  期间,他还接触了德国色度学的奠基人,原西柏林工业大学教授,这对他以后的光学事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认识到色度学学科的重要性。他打算回国后与校系领导商量将光度学与色度学作为一个方向深入研究。在德国进修20个月后,叶关荣怀着新的希望回国了,除了熟悉德国相关本专的理论和技术,临走前,他将专利所得的钱买了一些标准和仪器,采购了一些LMT公司的最新产品,为回国深入钻研该领域作了一定的实验设备的准备。

  坚定信念  回国发展

  对于优厚的国外研究条件,他做了尽快回国的选择,叶关荣笑着说,那个年代的人对国家和民族有着一份单纯执着的热诚,只想学成归来后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尽一份力。然而,那一次的离别不是永恒,与德国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几十年来,他已前后去过德国36次,各种专业会议交流、教育访问的机会,让他难以忘怀这个曾让他成长进步的地方。谈起对德国的评价,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德国人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务实精准的自我要求,尤其是LMT公司对产品力求精益求精的精神,让他在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始终坚持此风格。

  随着浙大光学仪器专业的发展壮大,到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该系下分的一个教研室经过逐渐扩大,1991年正式成立为浙江大学光辐射测量技术研究所,叶关荣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研究所所长。凭借光学仪器领域的多年研究基础和经验,他将一系列成果都应用到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并帮助该专业建立起完备的教材、设备较为先进完整的光辐射测量实验室,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研究范围拓宽了,技术水平提高了,尤其是社会需求的日益扩大,从研究所成立后,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上,开设了光辐射测量课程,吸引了许多对高科技感兴趣人才。从这里走出去的有高校教授、国家计量院的科研工作者,还有致力于光学仪器产品研发和推广的企业家。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浙大光仪系已成为我国光辐射测量领域人才培育的基地之一。狠抓教育的同时,科研也丝毫不放松,回国后,他的第一个成功的成果就是代表了当时国内较高水平的新型照度计,并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浙大光仪系的女学者

  光学事业的探索之路上,叶关荣并不孤单。四十多年来,除了生活上的相互照顾,事业上也有着一位知己共同进退,她便是同校同专业、任教于浙江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光电系的赵田冬教授,与妻子结伴同行,他的事业与生活圆满而充实。

  1965年,赵田冬从浙大光学仪器专业毕业,自此走上科教之路。她回忆,由于毕业设计的题目是“高速摄影”,当时该原理性实验样机、被军工单位作为予研究样机而被采用,很快浙大接受了”高速摄影机”军工项目,她成为项目主要参与人员之一,该项重大课题的研制成功,开启了她最初的科研之门。

  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上,浙大光仪系获得了科学大会奖,那一刻,参与该课题的全体教职员工都激动不已,而这项荣誉也成为光仪系发展史上光辉的里程碑。

  二人同心协力  绽放科技之光 

  转眼间已是八十年代初,走过了时代的浩劫,新的篇章由此打开,她主要教授几何光学课程。待叶关荣从德国回来后,共同的专业方向,将二人的专业特长结合起来更好的为教学、科研服务。教学工作一直不间断,随着1983年”六五”攻关项目(彩色亮度计)的开展,她的科研课题也越来越多。在该项目中,赵田冬的主要任务是包括测量系统和目视系统在内的光学系统研究。由她提出的光辐射测量望远物镜设计原理超过了当时的美、日水平,不仅获得了发明专利,还获得国家发明奖、并被浙江省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除了本职领域的探索,她着重研究了探测器的(X、Y、Z)色度及(V/)暗视觉光谱响应曲线匹配技术,顺利完成了攻关项目中的具有较高准确度的(X、Y、Z)色度及(V/)暗视觉传感器,拓宽了专业范围,1986年,历时近三年的六五攻关项目终于如期完满结束, 鉴定时专家、教授评价道“该项目的技术代表了当时本领城中国的最高水平!”项目于199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随着我国建筑工程的加速发展,学校意识到建筑光环境的重要性,而后,她又被指派到建筑系,为建筑学研究生开建筑光环境课程。加入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物理采光分会,并担任理事、名誉理事。

  国际上的中国学者身影

  世纪交替之期,在光学技术领域艰苦奋战了大半辈子,叶关荣和赵田冬相继到了退休之年,然而,夫妇俩并未就此休息,被学校回聘注定他们与科教事业的缘分未完。

  2000年临退休时,科技之光再次绽放。当时国际上,以”0 1”为输出信号的数字硅光电探测器己研制成功,并最先被即将博士后出站的叶炜博士建议研究,叶关荣教授断定,若能把该数字探测器技术用于光测量领域,将会像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飞跃一样,促使光度、色度测量仪器从模拟探测、模拟信号传输系统向数字探测、数字信号传输系统跃进,在叶关荣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几经研制、失败、改制,最后成功开发出与国际水平同步的数字型光度、色度探测器及其光测量仪器系列。这项发明将光度、色度探测器技术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不仅大大缩小了原仪器的尺寸,而且稳定性优良、精度非常高。成果问世后,叶关荣受邀在一次日本国际会议上报告该成果,日本的科学家纷纷表示十分欣赏中国在短期内便能达到此水平,根据有关资料,中国、美国是最早将该技术应用于照明计量、检测的国家,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005年5月,叶关荣参加在西班牙召开的第10届(2002–2005年)国际颜色学会(AIC)大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阿根廷、西班牙等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五百多名代表参加会议。在成员国大会上经选举,他当选为第11届(2006-2009年)国际颜色学会(AIC)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执行委员会七人组唯一的亚洲代表。经执委会讨论,他又被推选为国际颜色学会2007年中期会议执行主席,2007年在中国召开了国际颜色学会中期会议。以“色度学在工业中的应用”为主题的(AIC 2007)国际会议开得很成功,增进了友谊。

  致力开发新一代光学测量仪器

  鲜为人知的是,不仅叶关荣与妻子,他们的儿女也纷纷投身光电产业,被同行称为“科技之家”。2001年,退休而不想立即退职的赵田冬教授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年青人,成立了杭州新叶光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身为学术派,叶关荣坦言最初并不赞同办企业,在家人的劝说下,为了将新叶的新技术和产品推广出去为行业服务,他转变了观念,当起了家庭顾问,为新叶光电保驾护航。

  新叶光电依托浙江大学光辐射测量技术,开创国际新一代的测光测色仪器。产品包括照度、亮度、光度、色度测量仪器,光谱分析仪器,光源检测仪器,光学零件检测仪器、照明光源驱动等,广泛应用于投影与大屏幕显示器件、光源及驱动、发光材料、建筑和道路照明等领域。尤其是近年开发的全数字系列照度、亮度、光度、色度仪等获多项国家专利,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光学检测仪器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照明光源驱动技术也获得包括欧美在内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应用。与其他仪器设备研究的同行不同的是,新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而是一家研究性的企业,专注于新一代光测量技术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尽管有着两位浙大教授的悉心关怀,新叶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得并不轻松。成立之初,作为一项新产品问世后需要与市场磨合一段时间后才能被认可,而且过程中客户也会提出新的要求,需要不断改进。通过前期的积蓄力量,新叶产品很快被行业认可,成立短短8年,产品已远销港、台、东南亚及欧美国家,全国知名高校、城市夜景,路灯所、大型设计院也都选用了新叶产品。

  至今,赵田冬的柜子里依然收藏着一组珍贵的照片。2005年,叶关荣与夫人受邀前往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做报告,除了学术分享,他们还赠送给对方一台最新开发的全数字照度计。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作人员将该产品与正在使用的德国LMT公司照度计比较测量,结果显示,新叶开发产品的测量准确度与德国LMT仪器误差尽为百分之零点几,可与德国制造的产品相媲美,而且,同等的精度,我国的产品价格仅为德国制造的八分之一。

  老师的叮咛

  严师,是叶关荣给学生和业界同行的最深刻印象。首先的要求便是专业面的广博,从他手中毕业的学生有学者也有企业家,不仅懂得光、电基础,还熟悉微处理器技术,正是他对学业阶段的高要求,让他们毕业后在社会工作中能更快更稳的适应。在学生心目中他俨然是位严格的老师,论文达不到要求绝不通过,他相信等他们工作后必然能明白老师的苦心,学生做得好老师才感到光荣,也因此深受大家的欢迎。

  在实际操作能力上,也同样注重。他认为,每一个项目课题都可能成为日后的某项发明,必须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来源于当年所受的德国教育,他解释道,除了重理论,德国人更注重技术的应用型。这一点深深影响了他,所以在教学中他坚持着重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科学不是吹嘘,必须落到实处。教学之余,叶关荣还带着学生参与许多的社会和学校实践项目,长期坚持下来,帮助学生掌握了实际的工作能力。

  一家人的共同理想

  一路走来,除了生活上的相互扶持,事业上的大多数成果都是夫妻二人齐心协力的见证。儿子是软件方面的博士后,共同的兴趣爱好把一家人紧紧的围在一起,作为科技工作者,做科研、为高科技领域不断贡献新成果是简单且执着的追求。一辈子与科研打交道,叶关荣也不禁感慨,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速度非常快,改革开放的机遇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近阶段我国光测量技术水平已与国际接轨,让人为之振奋。

  从青涩的读书年代到肩负教育使命的科教生涯,夫妇俩在生活上相互搀扶、事业上共同进步,不觉已相伴浙大母校度过了四十余个春夏秋冬,这里,记录了他们人生的大半光阴,也铭刻了二人光学事业不懈探索的轨迹。除了学校,家里也成了一个小型的工作场所,有着共同的语言,即便吃饭、聊天也经常三句话就聊到专业问题。更令人羡慕的是,这样一个科技之家也有着普通老百姓家庭的融洽氛围,赵田冬笑着说,不管事业如何成功,家庭的和睦始终是最重要的。

  一家人、一个行业、一所母校,叶关荣和赵田冬的经历演绎了一对科技工作者圆满的事业和生活故事。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在光学仪器事业的探索之路上,他们还将坚定信心、并肩前行!

  叶关荣简介:

  中国照明学会视觉与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
  浙江大学光辐射测量技术研究院
  国际照明委员会(CIE)D1分部 中国代表
  国际颜色学会(AIC) 中国代表
  中国照明学会(顾问)视觉与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光学会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
  浙江省照明学会理事长

  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光电技术、光度学、色度学、光辐射计量与标定技术研究。

  奖项: 国家中青年具有突出贡献专家
      浙江省劳动模范
      全国高校优秀科技工作者

日华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栾殿武

武藏野大学 环球学院,日本 东京 135-8181

栾殿武,男,武藏野大学环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比较文学,近代留日学生史。

摘要:本文以现存的《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日华学堂日志 第一冊》(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改 学堂日志》(1899-1900年)以及其它相关资料为基础,阐述日华学堂成立的过程并通过分析课程设置和宿舍管理,探讨日华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日华学堂与嘉纳塾以及成城学校并列,在早期清国留学生预备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还在课程设置和宿舍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留日学生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

关键词:日华学堂;清末;留日学生;高楠顺次郎;宝阁善教

引言

1896年,13名清国学子来到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的监督下学习日语,翻开了近代留日学生的历史篇章[①]。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留日学生人数增至8,000名,1907年达到最高峰,人数猛增至13,000人[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留日热潮的开端。

谈起清末学子来日留学的预备教育,以弘文学院最为著名。嘉纳治五郎在前述的嘉纳塾之后,为了接收清廷公使李盛铎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的学生,于1899年10月在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二番地开设了亦乐书院,聘任三矢重松为主任教授,监督并教育5名学生[③]。1902年,北京警务学堂派遣数十名学生留日,亦乐书院便将校舍迁移至牛込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地,改名为弘文学院,后又更名为宏文学院。为了适应清末大量学子涌入东京留学的需求,弘文学院增设了5所分校,接收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进行日语和“普通学”的预科教育,规模兴盛一时,至今也广为所知。

但是,在弘文学院创建之前,还有一个专门从事中国留日学生预科教育的日华学堂,至今并未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该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也未得到充分探讨。日华学堂成立于1898年6月,以对于清末留日学生进行速成教育为目的,教授日语和普通学,是一所为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预备学校。日华学堂由高楠顺次郎[④]担任总监,受外务省委托而设,虽然学堂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曾经在此求学,是一所值得关注的教育机构。

高楠顺次郎(1866-1945)

日本最早阐述留日学生教育史的论述是松本龟次郎的〈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⑤],他在论述第一期留学生教育时未曾提及日华学堂。不仅如此,就连〈史话 高楠顺次郎〉[⑥],《高楠顺次郎先生传》,《雪顶·高楠顺次郎研究 其生涯与事迹》等阐述高楠顺次郎生平的著作也没有涉及创立日华学堂以及清末留日学生的教育,仅在附录的年表中“1898年的部分”写道“此时,设立日华学堂,监督支那学生”。由此可见,高楠顺次郎设立的日华学堂以及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理解。

因此,本文将以现存的《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日华学堂日志 第一冊》(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改 学堂日志》(1899-1900年、以下统称《日华学堂日志》)[⑦]以及其它相关资料为基础,阐述日华学堂成立的过程并探讨日华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 关于日华学堂研究史的概略

以日华学堂为研究对象的先行研究,据笔者的管见,主要有以下主要论述。

最早介绍日华学堂的论文是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五)〉[⑧],实藤在文章中根据《日华学堂章程要览》,介绍了日华学堂开设的时期、宗旨、开设的课程以及25名留学生的入学时间和姓名[⑨]。而且,实藤在〈日华学堂的教育——留日学生史谈(五)〉[⑩]中,公开了《日华学堂日志》节选,同时参照宝阁善教的日记《灯焰录》(1898年)和《行云录》(1899年),进一步分析了日华学堂的教育。

吕顺长在《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的〈第八章 浙江早期留日学生〉中,以日华学堂创立的时间和浙江省出身的学生为主,介绍了浙江早期派遣留学生的经过以及这些学生在日本学习以及其后的经历,特别是对于汪有龄等求是书院出身的4名学生的调查详实,对于理解《日华学堂日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孙安石在《留学史研究的现阶段》中整理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收藏的相关资料的目录,其中有很多涉及早期清国留学生的资料,日华学堂的学生又受到了学界的瞩目。其后,柴田幹夫翻刻了《日华学堂日志》全文,发表了题为〈《日华学堂日志》1898-1900〉的论文[⑪],日华学堂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⑫]

  • 《日华学堂章程要览》

1898年,浙江巡抚廖寿丰决定挑选8名学生,派遣到日本留学。同年6月,4名求是书院[⑬]的学生和4名浙江武备学堂学生来到日本[⑭]。《读卖新闻》(1898年6月10日)曾经以神户发送的电文“清国留学生到来”为题报道了学生们9日晚经海路离开神户,而且12日又报道了学生们的姓名[⑮]

最初,他们住在目挽町二丁目的厚生馆,外务省特派候补翻译官酒匂祐三每天为求是书院的4名学生讲授2个小时日语。随后,高楠顺次郎受外务省之托,在本乡区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租借民房,聘请中岛裁之[⑯]为堂监,监督学生学习日语和普通学(算数、历史、地理等),这就是日华学堂的开始。外务省委托高楠顺次郎创建日华学堂的原因是1898年3月2日,高楠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同时兼任逓信大臣末松谦澄的秘书,因此受到外务大臣的秘书三桥信方的委托而创建了日华学堂[⑰]

《日华学堂章程要览》(《皇朝蓄艾文编》第16卷所收 上海官书局  1899年6月)

日华学堂的宗旨是“專在教養清國學生。務使學生從速講習我言語。諳熟我習俗。並修普通各科之學。而為治專門各科之地步。以期培成其材。”[⑱]由此可见,日华学堂是以学习日语和普通学科目为主的预备校。根据招生简章介绍,日华学堂的课程“分為二科。一曰正科。一曰另科。正科分為普通預備科及高等預備科。另科分為預備撰科及日語專修科。”所谓另科即是别科。

普通预备科正科的学制为两年,是进入高等学校(高中)和高等专门学校的预备课程,课程以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为主,主要补习中学的基础课,即所谓的普通学。

高等预备科正科的学制为一年,是进入帝国大学各个专业的预备课程,主要教授法学、文学、工学、理学、农学等各种专业课程的基础。

预备选科的学制无年限,一般大约两年为期,主要是为在正科学习的学生速成专业课,达到尽快进入帝国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的水平。

日语专修科专为学生速成日语,学制为一年。

以普通预备科正科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例,具体如下:

前學期                         後學期

日語說話十二點鐘日語說話讀書八點鐘
 讀本六點鐘 作文文法 
 文法三點鐘    
算學算術三點鐘英語說話譯讀九點鐘
    作文文法 
歷史萬國史三點鐘算學算術 六點鐘
    幾何  
輿地學萬國地理二點鐘輿地萬國地理 二點鐘
   博物植物學 二點鐘
每一禮拜 計二十九點鐘每一禮拜 計三十點鐘

普通预备科第二学年课程表

前學期                         後學期

日語作文文法五點鐘日語作文文法五點鐘
 譯讀  譯讀  
英語會話譯讀七點鐘英語說話譯讀七點鐘
 作文文法 作文文法 
算學幾何學六點鐘算學代數學 六點鐘
 代數學  三角術  
歷史萬國史二點鐘歷史亞洲史 二點鐘
 萬國地理二點鐘與地地文學 二點鐘
博物物植學二點鐘博物動物學 二點鐘
 動物學     
格致格致學六點鐘格致致學 六點鐘
化學化學 化學化學  
每一禮拜 計三十點鐘每一禮拜 計三十點鐘

引自《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前出)

从课程表可以了解最初的学生学习的课程,速成的重点和每周的学习时间。

每学年分为前后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从9月5日至第二年2月15日,第二学期从2月20日至7月20日。每天上课5、6个小时,根据课程的难易度随时调整。星期日和中日两国的节假日休息。寒假自12月29日至第二年1月7日,暑假自7月11日至9月4日,但同时规定7月22日至8月20日,每天要进行2、3个小时的集中讲义。

高楠顺次郎任总监,管理学堂的资金、人事和总体运营。中岛裁之任第一代堂监(1898年7月19日-9月20日),宝阁善教[⑲]任第二代堂监(1898年9月25日-1900年10月),第三代堂监高嶋米峰[⑳](1900年9月16日-11月29日)[21],堂监负责学堂的日常管理,并记录日常工作。从现存《日华学堂日志》的笔迹推断,两部日记由不同的人记录。

现存的《日华学堂日志》

除此之外,学堂人数增加后,还增设了管理宿舍和学生起居生活的舍监。第一代舍监是田代直树(1899年3月30日-9月1日),第二代舍监是上田三德(1900年3月17日-6月28日),第三代舍监由高嶋米峰(1900年9月16日-11月29日)兼任。

根据高楠向外务省提交的《南洋公学堂学生就学概况报告》,担任各个课程的教师和一周的授课时间如下:

高楠顺次郎(英语,3小时)、宝阁善教(英语语法,3小时)、梅原融(物理、化学、会话、读解,15小时)、海野(土屋)诠教(日语语法、读解、作文,12小时)、林田源太郎(历史、英语,6小时),吉川寿次郎(植物、算数、几何,6小时)、樱井义肇(地理,3小时)、酒匂祐三(日语会话、读解,3小时)、浅田驹之助(会话、实习临时助手、物理,6小时)[22]

高楠、宝阁、梅原、樱井都是京都西本愿寺文学寮出身,而且都是《反省杂志》的同人。1898年6月,日华学堂创建之初,高楠是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宝阁是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三年级学生,梅原是庆应义塾文科毕业生,而且是文学寮教授兼舍监,海野和林田是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吉川是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三年级学生,樱井是文学寮教授,酒匂是外务省候补翻译官,浅田是彦根中学原教师[23]

从招生简章来看,正科和别科的课程安排十分工整全面,第一学年以速成日语为主,辅之以补习英语和普通学,第二学年则增加英语和普通学的学时,为升入高中和专门学校打基础。这个课程设置为其后的各类留学生学校展示了教学模式。

  • 日华学堂的学生和校舍

如前所述,日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是1898年6月入学的浙江求是书院的学生,他们是钱承鋕、陆世芬、陈榥、何燏时[24]

9月25日,汪有龄转入学堂[25]。汪有龄最初是杭州府蚕学馆派到日本学习养蚕技术的,1897年12月15日到达神户,先在大阪向山本宪学习日语,经过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孙淦的推荐,1898年3月,到埼玉县儿玉郡競进社开始学习养蚕[26]。其后,汪有龄对时事政治产生兴趣,报请杭州府知事改换专业,得到许可之后进入日华学堂,继续深造。

《读卖新闻》(1898年6月12日)

10月31日,孙淦又介绍自费留学生吴振麟进入日华学堂[27]。这6名学生都是浙江杭州府派遣或者孙淦介绍的,也是孙淦负责监督的学生。

宝阁善教与浙江省派遣留学生的合影 后排自左何橘時、宝閣善教、陈榥

前排自左钱承鋕、陆世芬、汪有齢、吴振麟 (引自『宝阁先生追悼号』中央商业高等学校,1940)

1899年1月20日,南洋公学派遣的章宗祥、富士英、雷奋、胡礽泰、杨荫杭、杨廷栋[28]入学。他们留学的目的是希望学习政治和法律。由于日语水平不同,学堂设立了甲乙两个班,分别教学。学堂的学生人数达到12名。

2月6日,自费生陈玉堂入学,他来自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兄长陈步銮是广东的富商。据章宗祥的回忆,“同居年余,无人通其语言,其人甚有血性”[29]。3月17日,自费生郑康耆[30]拿着三桥信方的介绍信请求进入日华学堂,三桥秘书受清朝派驻日本的代理参赞罗庚龄的委托,介绍郑康耆入学。

3月31日,北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以及北洋水师学堂派遣的12名官费留学生入学。他们是黎科、張煜全、王建祖、張奎、金邦平、周祖培、安庆澜、高淑琦、蔡成煜、沈琨、张锳绪、郑葆丞[31]。来自北洋水师学堂的6名学生本来为了学习海军技术留学日本,但是日本的海军省不允许他们进入海军学校,因此不得已改变初衷,进入日华学堂学习[32]。学堂的学生增至26名,达到了在学人数的最高峰,在当时超过了嘉纳塾,初具学校规模。

5月21日,自费生梁炳光和谭锡鏞希望入学,但6月2日辞退。当时,横滨有大同学校,主要接收自费留学生[33]

1898年6月,最初的校舍位于本乡区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11月27日搬至指谷町一四〇番地。1899年1月,南洋公学的学生入学,再加上两位自费生入学后,人数达到14人,房间拥挤,且学堂初具规模,便于3月30日搬至本乡区驹込东片町一四五番地。这幢建筑原是下宿屋,名叫“金花楼”。根据现存的借据,这是一幢木结构二层瓦房,一层面积是75坪3合3勺(约合249平米),二层面积是76坪1合3勺(约合251.7平米),一个月的租金为75日元。

1899年3月30日驹込东片町一四五番地
1898年11月27日指谷町一四〇番地 
1898年6月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

日华学堂的三个校舍兼宿舍

当时的日华学堂是一楼做为教室,二楼做为宿舍。东片町的校舍的图纸现在已无法找到,但是从宝阁记录的日志来分析,校舍的结构应该是一楼有门房、教室、会客室、堂监室、佣人宿舍、浴室;二楼是寝室、食堂、谈话室、盥洗室、舍监室。

刚建校时,只有宝阁一人和学生们同吃同住,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搬到东片町的校舍之后,由于规模扩大,学堂聘请舍监,专门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34]。如前所述,第一代舍监是田代直树(1899年3月30日-9月1日),第二代舍监是上田三德(1900年3月17日-6月28日)。

从1899年3月至1900年7月,这个时期是日华学堂的鼎盛期,26名学生共同生活。1899年1月20日南洋公学的6名学生入学之后,人数达到12人,为了管理学生生活,学堂按照训育的理念,25日制定了宿舍的规章制度[35]。通过集体生活,陶冶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要览》第四章规定如下:

  • 學生舉止動靜須存中國體制。併挹日本習俗優長之處。以期完美。
  • 學生務重禮節。敦尚信義。以期言行一致。
  • 凡學生自應遵照本堂所定章程以及隨時所示條例。并須聽從師長約束。
  • 凡學生在教堂時。慎其言語。舉動悉聽教習指導。除辨難質疑外。不得擅自闲談。
  • 學生每進講堂就講。及課畢退堂之時。應即起行禮。在教堂外遇見教習。亦須行禮。
  • 學生在學堂。隨時務遵規約。考試及授業之時。非經教習准允。不准交談。如有違者治罰。
  • 學生房間務宜潔淨。整理器件為要。
  • 凡在房內。以靜肅為要。不准喧嘩。看書亦須默會。勿妨別人修業。
  • 學生在房修習之時。非有緊要。不准至別人之房闲談。
  • 晨起夜寢時刻。冬夏稍有遲早。大率晨起在午前六點鐘。夜寢在午後十點鐘。
  • 學生就床必須滅燈不准闲談。
  • 一切茶果點心不准學生帶進房內。
  • 學生走街隨時留意舉措。以持體面。
  • 學生例准出外游走之外。不准出門。遇有不得已。須告明舍監允准後。方得出門。
  • 學生遇有疾病。或有事故。不能到講堂肄習者。必須報明舍監。
  • 學生遇有疾病。應即報明舍監請醫診治。
  • 學生遇有來訪人。除考察員由職員導引外。不准延入房內。只准客廳會談。
  • 以上所開學生。如有違背。應即加戒飭。再三戒飭仍有不遵。視其輕重處以謹飭停學黜退不等。

由此可见,学堂对于学生的日常生活的管理相当严格。第一条~第三条是作为学生的基本准则;第四条~第六条规定了上课时听讲的态度,行礼、肃静、禁止闲谈,规定得相当细致,这是当时日本学校教育的基本方针;第七条~第十七条是宿舍的基本规章,其中包括共同生活中需要遵守的礼貌,特别是第八条和第九条,在房间里保持肃静,看书时禁止朗读,不准至他人房间闲谈等,规定相当严格,但是如果和东京同文书院的宿舍规章比较,并没有“舍内应保持清洁,不得将东西丢弃至窗外,或者不得在痰盂外吐痰”(第七条)、“在宿舍内应保持肃静,不得唱歌喧哗”(第八条)、“进宿舍时要去掉鞋上的污泥,不得弄脏舍内”(第九条)、“在宿舍内不准随意烹调”(第十一条)等针对清国留学生的特别规定,内容属于一般宿舍管理章程之内。

  • 日华学堂所发挥的作用

1898年6月,日华学堂创建时,东京只有两个接收清国留学生的预备校[36],一是嘉纳塾。二是成城学校[37],该校于1898年7月设立清国留学生部,主要负责清国政府派遣的武备学生的教育。这个时期,清朝地方政府派遣,经由外务省接收的留学生,武备生进成城学校,文科生进日华学堂。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日华学堂印刷了《日华学堂章程要览》,交给矢野文雄驻清国全权大使50份,还交给驻上海、天津、汉口、杭州领事馆各30份,同时还托付湖北留日学生监督,盐运使衔分省知府钱恂[38]50份,而且还委托孙淦将章程寄到清国的报社,请他们向清政府相关人士和报社宣传,积极募集学生。

同时,为了扩建学堂,1899年2月20日,高楠、梅原、樱井、麻田商议修建新校舍,21日,宝阁和麻田一起去三井银行,交涉贷款建校事宜。3月7日,宝阁再次和麻田去三井银行,商议贷款之事[39]。在此之前,校舍都是借用民房,规模较大的也是下宿屋,主要以住宿为主,要扩大规模,需要建设以教学为主的校舍,这也是高楠等人下决心建校舍的基本想法。可见,这个时期,高楠和学堂的教师们已经预见到预科教育的前景,计划大规模招生。尽管建新校舍的计划没能实现[40],但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高楠等人认真办学的基本理念。

日华学堂建校后,就受到留学生教育方面的各界人士的瞩目,东亚同文会干事柏原文太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本田增次郎、成城学校干事田村松之助、王子养蚕传习所的下井盛夫、《教育时论》编辑主任辻武雄、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本愿寺理事名和渊海、文学寮长薗田宗德、同文会员中西和井深、清国留学生总监督夏偕复、亦乐书院主任教授三矢重松、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法学士田中次郎等先后来访,其中不乏留学生教育方面的重量级人物。除此之外,嘉纳塾的学生、成城学校的学生、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琨、外务省的翻译官楢原陈政,并推荐自费留学生。清国公使馆也非常重视日华学堂,多次派官员视察[41],浙江留学生监督孙淦和南洋留学生监督钱恂也经常到学堂访问,这些也反映出当时各界对于日华学堂的重视。

在学校制度方面,日华学堂的学制工整,课程科目齐全,适合各类留日学生速成的需要。在教学管理方面,有堂监和舍监,同时还制定了学生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在招生方面,学堂制作了《日华学堂章程要览》,详细介绍了学堂的宗旨、学年学期放假、学科课程、考试毕业、入学退学、学生须知、学堂沿革、在学人数等,内容翔实,制度规范。

制度规范还体现在校服,1898年10月,学堂请武田店为学生们定制了制服、皮鞋、帽子,尽管是速成预备学校,在校服方面,仍然按照正式的学校规范,这一点也体现了高楠的教育思想。

如前所述,在日华学堂学习的学生,最多的时候达到26人,除个别退学以外,大部分都进入旧制高中、专门学校、帝国大学继续深造,回国后成为国家有用之才[42]

1899年9月,7名学生进入第一高等学校学习,开创了留学生进入日本旧制高中读书的先河。其中,何燏时、陈榥、陆世芬进入工科,汪有龄、吴振麟、钱承鋕、章宗祥、胡礽泰进入法科。富士英、雷奋、杨荫杭、杨廷栋、王建祖、周祖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另外11人作为选科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和工科深造。黎科、郑葆丞进入土木工学科;張煜全进入政治科;金邦平进入农学科[43];沈琨、张锳绪、高淑琦进入机械工学科;安庆澜进入造兵工学科;張奎、蔡成煜进入应用化学科学习。

『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 陆军学生之部』(3-2530-0148~0149)

随着到东京留学的人数增加,留学生之间横向交流日益频繁,1899年秋,清国留日学生第一个社团“励志会”在东京成立,成员有44名,其中日华学堂出身的学生就有17名[44],据曹汝霖的回忆,他们定期召开学术研究和讨论时事问题的讨论会,加深友谊[45]。会员来自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直隶、安徽、广东、福建等地,其中早期派遣留学的浙江、江苏、湖北占大多数。他们超越地缘因素,萌生国家意识,根据政治主张形成了稳健派和激进派,激进派组织留日学生结成革命团体,参加早期革命运动,对其后东京青年会[46]、军国民教育会[47]、清国留学生会馆、中国同盟会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00年,陆世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金邦平、富士英、周祖培、章宗祥、钱承鋕、呉振麟又加入译书汇编社[48],参与出版月刊《译书汇编》,翻译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文献,其中,雷奋、杨荫杭、孟徳斯鳩的《法意》、穆勒《论自由》等著作。译书汇编社最初的名称是”励志会译书处”,发行人是沈翔云,但地址是在本乡区东片町一四五番地,也就是日华学堂的校舍,由此可见日华学堂的学生在其中担当主要角色。

后排左起  蔡鍔、呉振麟、冯阅模、高逸、章宗祥、曹汝霖

前排左起金邦平、陆世芬、王璟芳、吴禄贞、张绍曾、钱承誌、范源廉

杨廷栋不但参与《译书汇编》,翻译《政治学》、《政法哲学》、《民约论》等欧美法律和政治名著,同周祖培共同翻译了《女子教育论》,宣传启蒙思想,还与雷奋一起于1901年6月25日在东京参与创刊《国民报》,主张民族主义、自由平等,批判康梁的思想,提倡政治改革和革命。他翻译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于1902年以《路索民约论》为标题,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这是卢梭《社会契约论》最初的中文译本。

章宗祥翻译了《国法学》、并著有《日本游学指南》,为其后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们提供了选择学校和日常生活的指南。除此之外,杨荫杭翻译了《名学》、这是加藤弘之的《物競论》的中文译本。

译书汇编社最主要的贡献是首次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政治学或国家学以及法学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和引介西方政治学理作出了贡献。

1901年9月,清廷下旨将各省书院改设为学堂,各地陆续出现一批官办和私立学堂,教科书成为迫切需要。译书汇编社成立之后,又组建了教科书译辑社,主要翻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陈榥和何燏时虽然未加入这两个组织,但是也先后参与了翻译工作,其中陈榥翻译了《中学物理教科书》、《物理易解》、《中学代数教科书》,何燏时翻译了《中学生理教科书》[49]。由此可见,当时留学生们对于翻译和推广新知识的热情以及教育救国的政治理念。

1902年,留日学生骨干发起开设清国留学生会馆倡议时,范源廉等7名留学生组成了起草委员会,其中就有呉振麟、章宗祥、金邦平3人[50]。留学生会馆成立之后,在当时是留学生的大本营、俱乐部、出版总部、讲演所,这里负责接待人生地疏的新留学生,还为留学生升学向公使馆做担保,同时,还开设日语补习班,为刚到东京的留学生排忧解难。呉振麟、钱承鋕、陆世芬、金邦平、章宗祥作为干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1]

1902年5月,吴汝纶到日本考察教育体制时,与文部大臣以及其他教育界人士会谈,吴振麟、章宗祥、张奎在场担任翻译并做笔录。其中,章宗祥担任了吴汝纶与文部大臣菊池以及大学总长山川会谈的记录[52],张奎担任与前文部大臣滨尾新会谈的记录[53],吴振麟担任与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以及伊泽修二的会谈记录[54],他们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受到当时清政府和公使馆的重视。

日华学堂的学生,作为早期留日学生,还发挥了留学生领袖的作用,在1902年7月围绕成城学校入学问题发生的吴孙事件[55]中,留学生和蔡鈞公使发生冲突,清廷派載振到日本调查,9月5日,載振在留学生会馆面对400名留学生进行了訓諭,张锳绪作为留学生总代,代表留日学生致答词。陈榥在东京帝国大学在学期间,曾任留学生总会的学务干事。

结语

众所周知,早期留学生赴日留学是张之洞的《劝学篇》的推动和日本文武官员努力的结果[56],这些留学生绝大部分是官费生。他们受到日本政界和教育界的重视,上田万年就曾发表〈关于清国留学生〉[57],阐述了留学生教育的意义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关于日语教育的方法和教学时间的方案,还有通过寄宿进行训育的思想。高楠顺次郎是上田万年在东京帝国大学亲手提拔的年轻讲师,在留学生教育方面,应该受到了上田的教育思想的影响,而且,在日华学堂的管理方面,忠实地执行了上田的留学生教育思想。

日华学堂与成城学校并列,作为外务省指定的清国留学生预备教育机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培养了早期的公费留学生,从该校毕业的学生分别经过在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东京专门学校、高等商业学校的深造,在留学期间积极参与组建励志会和译书汇编社等团体,其中有的还是学生领袖,锻炼并发挥了领导才能,回国后则成为活跃于各界的栋梁之才。

由此可见,日华学堂的预备教育应该说是成功的。以高楠为首,日华学堂的教师大多出身于京都西本愿寺文学寮,他们遵照佛教精神热心地教育和指导留学生。

除了教育以外,在生活方面,教师们在课余时间带学生们参观东京的上野公园、动物园、小石川植物园、浅草凌云阁、飞鸟山等各种地方,让学生了解日本文化,熟悉日本的生活,同时不允许学生们出入料理店,以免学生们受到勾引,沾染上不良风气[58]。而且,宿舍中平时禁止饮酒,只有逢年过节时允许少量饮酒。这是因为日华学堂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反省会成员,他们在西本愿寺文学寮读书时就戒烟戒酒,因此他们也将这一宗旨引入宿舍管理之中,致力于培养留学生们具备高尚的品德。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高楠和宝阁等商议制定堂规,明确规定“晨起、就寝、饮食、散步”等日常作息时间[59]。而且,他们还积极寻找新校舍,从1898年7月的本乡区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11月27日搬至指谷町一四〇番地,1899年3月30日又搬至本乡区驹込东片町一四五番地,三易其址,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这三个校舍的特点就是都在第一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附近。同时,为了适应学生们饮食习惯,不仅订购猪肉,还派厨师去三崎町的嘉纳塾观摩[60]

而且,鉴于学生们不服水土,体弱多病,在学生人数增加后,不便带到校外散步的情况下,高楠指示在校舍内增设双杠、单杠等运动设施[61],让学生们平时在校内锻炼身体,这也是高楠贯彻新型教育理念的举措。这对于从来没有参加过体育运动的留学生来说,应该是十分新鲜的体验。

日华学堂是当时为数极少的接收清国留学生的学校之一,日本学界缺乏教育留学生的经验,三崎町的嘉纳塾的嘉纳治五郎、本田增次郎,继任的三矢重松都曾经访问日华学堂,因此日华学堂在交流经验,互相促进留学生教育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各界人士的来访也反映出当时各界对于留学生教育以及对日华学堂的重视。

日华学堂办学时代,正值戊戌变法时期,大清国内兴起新式学堂教育,缺乏教科书,日本的出版界抓住商机,积极筹备翻译出版普通学校教科书,金港堂的理事就曾发出邀请,希望听取学生们对于翻译出版教科书的意见[62]。还有一些学习汉语的日本学生来访,希望和留学生交谈[63],这些对于民间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高楠顺次郎创建日华学堂之后,又与梅原融等一起筹建日本桥简易商业夜校[64], 1902年5月,又与南岩仓具威、宝阁善教、梅原融、前田慧云、樱井义肇等一起创建了中央商业学校[65],1924年设立了武藏野女子学院。高楠顺次郎和宝阁善教、梅原融等人,都是刚刚留学归国或者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虽然热心于教育事业,但经验不足,他们通过经营日华学堂积累了中等教育和管理学校的办学经验。

日华学堂与嘉纳塾以及成城学校并列,在早期清国留学生预备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还在课程设置和宿舍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留日学生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

注释:

[①] 这13名学生是唐宝鍔、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翬、吕烈輝、馮闇謨、金維新、刘麟、韓寿南、李宗澄、王作哲、趙同頡、翟世瑛。来日后不久4名回国,2名中途退学,3年后毕业的只有7名。嘉纳在神田三崎町租民宅作为校舍,请高师附中英语教师本田增次郎负责教育和起居。

[②] 这个数字源自《关于清国留学生教育协会员的行动》(乙秘第570号、1907年6月6日)、《在本邦清国留学生举动报告》(《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第一巻、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

[③] 他们是戢翼翬(湖北、21岁)、鄒瑞昌(安徽、25岁)、熊垓(江西、17岁)、黄大暹(四川、17岁)、李盛銜(江西、19岁)。戢翼翬是1896年来日留学的13名学生之一,此时已经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学习。

[④] 高楠顺次郎(1866-1945)出身于广岛三原,1889年毕业于西本愿寺普通教校,1890年起先后在英法德国留学,专攻印度学。1897年回国,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1899年晋升为教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日华学堂总监、参与创建中央商业学校、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武藏野女子学院院长、东洋大学校长。

[⑤] 松本龟次郎《中华五十日游记》附录,东亚书房,1931年7月。

[⑥] 前岛信次《大法轮》1951年7月刊-10月刊。

[⑦] 参照实藤惠秀和柴田幹夫翻刻的《日华学堂日记》(1898年)和《日华学堂日志》(1899-1900年)。

[⑧] 《日华学报》第62期,1937年7月。

[⑨] 实藤在其后出版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1960年)中基本收录了同样的内容。

[⑩] 《东亚文化圈》第三卷第二期,1944年。

[⑪] 《新潟大学国际中心纪要》第9期,2013年。

[⑫] 除此之外,还有徐苏斌〈关于战前留学日本的中国技术人员的研究〉、韓立冬〈《五校特约》之下的一高特设設予科〉、洪涛〈清末留日学生-以江苏省为中心-〉、横井和彦、高明珠〈中国清末留学生派遣政策的展开:与日本留学生派遣政策的比较〉、張允起《日本法政思想研究》、史洪智〈日本人法学者与清朝末期的政治改革〉、刘建云〈清末早期的留日政策与郭开文的日本留学〉、胡颖〈关于清末中国人日本留学生的研究-从留学经费的视角出发〉、拙文〈高楠顺次郎的教育思想——通过日华学堂学生暑期学习的考察〉等文章都分别涉及到日华学堂的学生。

[⑬] 浙江巡抚廖寿丰向光绪皇帝递交《清浙江巡抚廖寿丰创办求是书院兼课中西实学事奏折》奏折,获准后,1897年,廖寿丰携杭州知府林启及一批地方乡绅创办了求是书院,当年招收了“举贡生监”30名。求是书院讲求实学,是中国早期的近代高等学堂之一,自1898年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901年改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28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⑭] 他们分别是求是书院的钱承鋕、陆世芬、陈榥、何燏时和武备学堂的萧星垣、徐方谦、段兰芳、谭兴沛,其中武备学堂的学生是首批到日本留学的武备生。

[⑮] 同行的是候补知县张大镛(字声之),他和蒋锡之(字嘉铭)一起带队,参观日本各类学校之后,8月返回浙江。

[⑯] 中岛裁之(1869-1942)熊本县出身,1891年毕业于西本愿寺普通教校,同年去中国各地漫游,1892年作为外务省第二批派遣留学生再度去中国。回国后于甲午战争中做为翻译再次来到中国。1898年进入保定莲池书院,拜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为师,同时在书院教授日语和英语。不久后回国,任日华学堂的堂监,2个月后辞职,1899年1月随西本愿寺新门大谷光瑞去中国巡游,后又来到成都,担任四川东文学堂教习。1901年来到北京创建东文学社。

[⑰] 同年6月以后,高楠为了集中精力处理日华学堂的工作,7月8日辞去逓信大臣秘书的职位。

[⑱] 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皇朝蓄艾文编》第16巻所収、上海官书局、1899年6月)

[⑲] 宝阁善教(1868-1939)福井县出身,毕业于西本愿寺普通教校,1891年进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学习。1896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历史1899年毕业于国史科。担任日华学堂堂监之后,1901年担任高轮佛教大学教授。1902年与高楠等人一起创建中央商业学校,1907年任中央商业学校主监,1935年就任财团法人中央商业学校理事长。

[⑳] 高嶋米峰(1875-1949)新潟县,出身毕业于哲学馆,早年受基督教影响提倡新佛教运动,创立新佛教同志会,提倡禁酒禁烟废娼运动,并创刊《新佛教》杂志,曾任东洋大学第12代校长。

[21] 据《高嶋米峰自叙传》的年谱介绍, 1900年9月16日高嶋搬入日华学堂,接替宝阁监督留学生,11月23日,加藤玄智推荐高嶋进博文馆,11月29日,由日华学堂搬入龟鹤馆。

[22] 浅田辞职之后由美浓田(野田)琢磨(代数)代替。

[23] 一周的报酬明细为:宝阁15日元,梅原20日元,海野12日元,林田7日元,吉川8日元,樱井5日元,酒匂7日元,浅田6日元。参照(《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陆军学生海军学生外之部》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请求号码3-2530-66)

[24] 钱承鋕,字念慈,出身于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时年23岁。陆世芬,字仲芳,出身于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时年23岁。陈榥,字乐书,出身于浙江金华府义乌县,时年21岁。何燏时,字燮侯,出身于浙江绍兴府诸暨县,时年21岁。

[25] 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汪有龄十九》(1089页)。汪是浙江省杭州府人,时年21岁。

[26] 参照《读卖新闻》(1898年6月10日和12日),其中有关于汪有龄和稽侃的报道。

[27] 吴振麟是浙江省嘉兴府嘉善县人,时年19岁。

[28] 章宗祥来自浙江湖州府乌程县,时年21岁、雷奋来自江苏松江府华亭县,时年20岁、以上为师范生。富士英出身于浙江嘉兴府海盐县,时年19岁、胡礽泰出身于江苏太仓州宝山县时年21岁、杨荫杭出身于江苏常州府无锡县,时年21岁、杨廷栋出身于江苏省苏州府吴县,时年19岁、以上4名是中院生。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宝阁善教提交给青木外务大臣的报告(《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陆军学生海军学生外之部》,请求号码3-2520-0052)。

[29] 陈玉堂来自广东潮州府,讲潮汕地区的方言,因此和来自江浙一带吴方言地区的学生以及广东粤方言地区的学生语言不通,无法交流。

[30] 郑康耆来自广东香山县,时年19岁,当时寄居在横滨居留地221号馆。(《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陆军学生海军学生外之部》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请求号码3-2520-0074)。

[31] 黎科来自广东新会县,20岁、張煜全来自广东广州府南海县,19岁、王建祖来自广东番禺县,21岁。以上3人是头等学堂学生。張奎来自江苏松江府上海县,18岁、金邦平来自安徽徽州府黟县,18岁、周祖培来自江苏苏州府吴县,18岁。以上3人是二等学堂的学生。其余的6名来自北洋水师学堂,安庆澜、蔡成煜、張锳绪出身于直隸省天津府天津县,分别为20岁、20岁、23岁。高淑琦来自浙江杭州府钱塘县,22岁、沈琨是直隷省静海县出身,23岁、郑葆丞来自福建福州府闽县,19岁(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

[32] 参照《汪康年师友书札》(同前)中《汪有龄二十六》(1096页)。

[33] 1897年,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在横滨创建了大同学校,校长是犬养毅。

[34] 田代直树只担任了半年舍监,9月1日进入时事新报社。

[35]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9-1900年)1899月1月25日的记录。

[36] 1899年,柏原文太郎等创建了东京大同学校,地址是牛込区东五轩町,主要接收亡命日本的青年,蔡锷和范源廉曾在该校学习。1899年10月,东京同文书院在东京牛込区山吹町291番地成立,接收福州东文学堂的学生开始授课。

[37] 成城学校始建于1885年,是以步兵军曹出身的日高藤吉郎创建的“文武讲习馆”为主体,1886年8月改名为成城学校。该校为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校。陆军省每年为成城学校提供1200日元的补贴作为办学经费,宫内省提供校舍的用地,第一代校长是日高藤吉郎,第四代校长是川上操六,第七代校长是儿玉源太郎。

[38] 因钱恂此时临时回国,日华学堂便托付他带回招生简章。参照《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 杂之部》(3-2533-0009)。

[39] 参照《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改 学堂日志》2月20、21以及3月7日的记载。

[40] 1899年初,宝阁曾经和麻田多次去三井银行商议贷款修建校舍,并选中了地址,但是最终三井银行未同意贷款。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9年3月24日)。

[41] 公使馆员廖宇春、冯氏、朱氏曾多次视察日华学堂。

[42] 章宗祥、金邦平在北洋政府出任内阁成员;汪有龄作为法律专家参与起草宪法和南北和谈;王建祖、張煜全、何燏时等在教育界先后担任校长;吴振麟、富士英、胡礽泰任外交官;杨廷栋、雷奋、张锳绪、陈榥、杨荫杭曾在政府部门任职,而且他们大多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

[43] 金邦平后从农学科退学,转入东京专门学校学习。

[44] 这17名成员是张锳绪、陆世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金邦平、富士英、章宗祥、钱承鋕、陈榥、吴振麟、沈琨、黎科、张奎、郑葆丞、高淑琦、蔡成煜。

[45] 参照《曹汝霖 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

[46] 1902年12月留日学生叶澜、汪荣宝、秦毓鎏、张继等发起成立,青年会的会约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表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日华学堂出身的金邦平也是发起人之一,他们大多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青年会是留日学生中具有革命倾向的团体,对留日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47] 1903年5月,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学生军。留日士官生蓝天蔚被推为学生军队长。清朝留学生监督和日本警方出面干预,迫令义勇队解散。同月,留日学生再度聚会,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该会主张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以军事拒俄。

[48] 参照月刊《译书汇编》第2年第3期的广告。社长是戢翼雷奋、杨荫杭主持日常工作。

[49] 参照《江苏》第一期卷末广告。

[50] 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是范源廉、呉振麟、章宗祥、曹汝霖、程家樫、高逸、金邦平。

[51] 留学生会馆的干事是呉振麟、钱承鋕、范源廉、蔡锷、陆世芬、王璟芳、曹汝霖、张绍曾、高逸、吴禄贞、金邦平、章宗祥。

[52] 参照《东游丛录》〈文部大臣菊池谈片〉(73页)和〈大学总长山川谈片〉(77页)

[53] 参照《东游丛录》〈前文部大臣滨尾新谈片〉(83页)

[54] 参照《东游丛录》〈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氏谈片〉和〈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氏谈片〉(85和87页)

[55] 当时在留日学生中,军事是热门,驻日公使蔡钧为防止革命排满,禁止各省自费学生学陆军。7月28日,吴稚晖、孙揆均等26人为此到使馆请愿,举行静坐。蔡钧勾通日警,拘留了吴孙两人。在起解时,吴稚晖跃入城壕自沉,因河水不深而遇救。此事激起留日学生极大愤怒,联名致电外务部,要求撤回蔡钧,酿成了”成城入学”事件。

[56] 文官有驻清公使矢野文雄,贵族院院长近卫笃麿等,武官有福岛安正,宇都宫等。

[57] 参照《太阳》第四卷第十七期评论栏(1898年8月20日发行)

[58]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8年8月18日和8月21日的记述。

[59]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8年11月7日和1899年1月22日以及25日的记述。

[60] 据厨师汇报,日华学堂在衣食住方面都要比嘉纳塾更加规范。参照宝阁善教的日记《灯焰录》1898年10月19日的记载。

[61] 据《日华学堂日志》记载,1899年5月17日订购体育器械,25日在学堂南面安装单双杠。

[62]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900年6月20日-21日的记载。

[63]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9年11月8日的记载。

[64] 该校于1900年6月开始筹建,10月3日晚6点正式开学。参照《龙北先生追忆集》第22页。

[65] 中央商业学校最初建于京桥灵岸岛,战后,1951年改组为中央商科短期大学,1966年改名为中央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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