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工程(The Journal of the Civi Engineering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ekiang)

[土木工程(The Journal of the Civi Engineering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ekiang)]

综合性土木工程半年刊。1930年3月创刊于浙江杭州。浙江大学土木工程学会编辑出版。创刊号有程振钧和吴钟伟的《序》及编者的《创刊词》。丁守常任编辑主任,茅绍文等10名学生任编辑,徐邦宁等4名学生为编务。吴钟伟、张云青、陆凤书等先生任名誉编辑。出版3卷之后,到1935年12月改为《浙江大学工程季刊》,再出版至1937年抗战爆发,1941年7月在遵义复刊出版4卷后于1945年停刊。其前后持续15年有余,共出版7卷近20期。在1939年5月至1949年3月,该会还相继在遵义和杭州两地出版《土木通讯》不定期刊,今见有17期。今存北京大学、上海、国家、湖北省图书馆等。
其内容涉及河北治水、道路工程、测量、混凝土筑路、路浆、钢筋混凝土等诸方面,栏目设有论著、研究、译著、见闻随掇、会务报道等。创刊号的论著有徐世大的《河北治水方案》;刘俊杰的《关于工程之地质研究》;陆凤书的《道路工程概论》;陈体诚讲演的《公路工程》;Arthru M Shaw讲演的“Planning Ahead”;研究部的《测量学名辞之一部》;丁守常的《莫干山行营测量记》等。译著有颜寿曾的《经纬仪及照距所测纲线之校准》;吴光汉的《接缝于混凝土路面之用意》;罗元谦的《基础设计》;茅绍文的《路浆》;丁守常的《钢筋混凝土梁中剪力之研究》等。《土木工程》得到了在校学生、教师和校友们的鼎力支持。远在华北的校友徐世大先生亦寄来稿件,同时附函予以鼓励,奖掖后进的情怀跃然纸上;在浙江省建设厅工作的陆凤书先生亦拨冗撰稿相助。一时稿件云集,以至于孙经愣关于道路的论文、曹振藻关于测量和材料试验的论文等只好暂搁。

这是一份颇具代表性的工程技术期刊。首先从土木工程技术的发展史来看,教授们认为:“凡漫游文明国境者,莫不惊其工程之伟大;而不知此皆为专门学者研究之结晶物也。”“凡百建设事业,皆以土木工程为之先驱。工程之巨者,历数千年而不敝。如吾国之长城、运河,欧美之苏伊士、巴拿马两运河等,皆彰彰在人耳目。最近如英法海底隧道工程,则正在计划进行之中;移山障海,虽谓世间无难事,殆无不可也。良以全世界土木工程,日益发达。一切艰难重要工作,皆由专门学者任之;而其研究设计,莫不赖有公开之学会,定期之杂志,以互相交换知识,由理论以施之实际。”“吾知本刊之发行,且将为工程界之良助,本省建设前途之福音矣。”①学生们也认为:“结巢治水,工程肪自先民;平道开渠,福利遗于后世。前修回首,不尽低徊;继武无踪,深可惋惜。近世文明丕耀,着绩工程。人事光华,奠基土木。道路修饬,不歌行路之难;桥索行空,永绝渡河之叹。西欧规范,北美规模。功在于人,法足式效,惟是继绝学于古人,骋齐驱于当世,非借他山之石,攻错为难,不借先进之思,突飞岂易。”②这正是创办《土木工程》的原因,也就是“基此精神,借为媒介,庶乎聚参考之资,作印证之用”③。

① 程振钓,《序一》,《土木工程》,1930,1(1):1。
②③ 编者,《土木工程征稿启》,《土木工程》,1930,1(1):封二。

其次,从土木工程技术教育的角度来看,“自民国奠定……治土木之学者,闻风兴起。吾校应社会之需要,亦添设土木一科。学子之从习者,竟超越他科……吾科学子,知实用之非易,于是有土木工程学会之组织。思有沟通社会民情,以求适于实用,意至善也”①。然而,当时,“吾国建设伊始,土木工程人才之需要,尤为迫切。无论依总理建国方略,筑港、浚河、造路、开矿、蓄水、储电,一切重大实业,皆非人才莫举……浙江大学工学院,规模美备,实为本省建设人才之外府。兹者土木科诸君,课余攻错,有刊物之组织,可见其在学问上,已有自动研究之兴趣,使理论实际互为表里”②。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科设于建校之初的1926年,约于1929年由学生发起创办土木工程学会,于次年创办期刊。看来,该校开办土木工程教育要算是较早的大学之一了。然而当时,“在中国,所学和所用,真是山遥水远。书本子上的学问,在外国虽然是些陈迹,在中国还要算高论。这样学非所用,在国家和个人,都只有损失。我们所希望的是要从外国的学理中,得些适合中国的方法来。这是搜究国内实际情形的根由”。另外,“是要介绍些国外的新理法。‘迎头学上去’,这是孙逸仙先生所昭示我们的话。要这样,对于所谓新,非得随时知道不可。如此,才能说是迎头,至少也容易三步并做两步。所以,新的介绍,也有它的需要在”③。由此看来,搜究国内的实际建设情形”和“介绍些国外的新理法”是创办《土木工程》的主要目的,以便“迎头学上去”,西学得为中用,“借他山之石,攻错为难”④,成为相辅于土木工程教学的得力工具。

① 吴钟伟,《序三》,《土木工程》,1930,1(1):Ⅳ。
②④ 编者,《土木工程征稿启》,《土木工程》,1930,1(1):封二。
③ 编者,《创刊词》,《土木工程》,1930,1(1):1-2。

再次,从科学出版文化的发展来看,“在现今的中国,文化的落后,尤其在物质一方,是无可讳饰,这是我们所引为深惧的”。“今年某报,曾有一个关于科学刊物的统计。其中要是把医学除外,真是数来不上双手。在这样一个国家,学术如此落漠,即使不算耻辱,也未免笑话。我们所以自忘谫陋,起来呼应,这也是一个原因”。“本来这一些覆瓿的文字,是不想在野草一般的刊物里占一席地。不过,想到在寥落的工程、科学的出版界中,即使是一二株野草,也还觉得青葱得可爱;何况在野草里的葑菲,或者还有可采取的部分在,这是我们敢于自献的一个原因”①。这种敢以一二株野草的青葱,改造科技学术之落漠和“自忘谫陋,起来呼应”的垦荒者的奋斗精神和使命感,或许正是该校科技学术期刊得以繁荣的原动力所在。其实,该刊的年轻编者们除却些许诸如“野草”、“毛羽未丰”、“竭其浅学”、“愿宏力薄”和“自忘谫陋”等谦虚之外,也不乏“起来呼应”、“迎头学上去”、终有“可采取的部分”这样的自豪感,“在寒梅香里,终于茁了这一枝怒芽”②。对于刊物的未来,年轻的编辑们同样充满激情和乐观,即“所望不吝金玉,惠赐篇章。名山硕著,固当宝若连城;片羽吉光,亦属珍同拱壁。为一步趋之致,约其指归;幸加提挈之功,不我遐弃”③。“相信当世热情的专门学者,总不至于漠然而不加以深切的指示。此后,朝培夕溉,固然是我们所想努力的。至于夏雨春风,则所望于大家的匡教了”。
当时,全国高校成立有土木工程学会并办有期刊者不过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交通大学、广西大学、之江大学等七八所学校,高校之外的科研机构和社团也鲜有此类学会或期刊,今见者亦不过一两种。其持续出版的时间也显然比浙江大学所办的此类期刊短得多,大多不过出版五六期,多者如中央大学亦不过10余期。

① 编者,《创刊词》,《土木工程》,1930,1(1):1-2。
② 编者,《土木工程征稿启》,《土木工程》,1930,1(1):封二。
③ 编者,《创刊词》,《土木工程》,1930,1(1):,1-2。

附李熙谋《序》:
国家与民族的文化,约以二种标准,就能够测定程度的高下:
第一种标准,就是国家与民族间的文字诗歌、风俗礼制与思想,若希腊的哲学、印度的佛教、中国的四书五经和百家之言,都可代表那时候各个民族的文化;第二种标准,就是国家与民族间的艺术与建筑物,如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古宫,都望远为历史家记述颂扬,骚人游客,时时去凭吊瞻仰。吾中国的建筑品,在各民族中从古代到现在,也是极有价值的,若秦代的长城、隋朝的运河,到现在还是称为世界伟大的工程建筑物。就是夏禹治水,他的工程事业,虽没有详详细细记载下来,但是中国洪水的祸患,就能消除,已足以证明禹的治水工程的成功。夏禹后数千年的现在中国,年年受黄河淮河的灾害,日日说治河导淮,到现在尚未得到相当的效果,对夏禹应该是十分惭愧底。钱塘江海塘的工程、北平天坛的建筑,以及中国到处能看得到的画栋飞椽的寺观、参云齐天的古塔,那一件不是兼有艺术、可传永久的建筑品,那一件不是近代的所谓土木工程学术的表现。照这样讲起来,建筑工程乃是吾中国一种固有的学术,在中国文化上为仍有价值的证据,吾中华民族因此也足以自豪。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科同学,为在课余探讨学问起见,有土木工程学会的组织,并延请名家讲演,以补充课业上的缺乏,历时已数月,近复汇集稿件,付之梨枣,定名为《土木工程》,他们孜孜好学之精神,确是可敬佩的。工学院土木科的课程,大都以近代科学学科为根据,于古代工程建筑未能列入日程和加以研究,确是一件可憾的事。但是,真理是没有新旧的,科学学理既可以治近代的工程,那是一定也可用以为攻治古代建筑学的工具。土木科的同学,若以组织学会的精神,来继续他们求学的志愿,那不但近代土木工程学术能够贯通,就是吾国旧有的建筑艺术,一定也能发扬而光大的。若能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就不只是任何个人的成功,乃是民族文化史上的光荣,这就是我对土木科同学最大的希望。


浙大西迁 | 遵义,寻找77年前丰子恺女儿婚礼上的见证人

浙大西迁 | 遵义,寻找77年前丰子恺女儿婚礼上的见证人 

2019-01-12 22:10

原标题:薄薄的结婚证书 浓浓的西迁情愫

文/陆昌友

在著名画家、散文家、美术和音乐家丰子恺先生家乡浙江桐乡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长47.5厘米、宽30.2厘米的手书“结婚证书”和一张长79厘米、宽31.3厘米的“来宾签名册页”。这两件珍贵文物中,蕴含的是浙大西迁遵义办学中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用丰子恺四女儿丰一吟的话来讲,这是“我们逃难以来的一桩大喜事。”——在不少浙大师生包括他们的子女眼中,西迁就是逃难,毕竟“国难当头”嘛。当年,竺可桢校长谈到浙大从遵义复员杭州的困难情形时,就有过“复员难于逃难”的感叹。

1941年9月7日下午四点,遵义的成都川菜馆里高朋满座、热闹非常,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正在举行。新郎宋慕法,浙大理学院生物学系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毕业生,其时就职于离岳父丰子恺寓居南坛巷星汉楼不远的中国蚕桑研究所,同时还在丰家做家庭教师。不久,他就去湄潭的永兴作了浙大助教。新娘是丰子恺的二女儿丰林先(宛音)。此时,新郎身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一套西装,新娘披着竺可桢校长送的一床绣花被面,权当婚纱,不显半点寒酸,反而充满幸福,正喜气洋洋地接受来自亲友的祝福。

这是一场由浙大西迁遵义办学带来的新式文明婚礼。在没有完备婚姻登记制度的遵义,无须官方认可,当然也就买不到规范印制的结婚证书啰。于是多才多艺的丰子恺先生找来一张粉红色的纸,设计了一份眩人眼目的结婚证书。他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上二位新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出生时间不光用了旧历,还写上了时辰,这就在文明现代的婚书中留下了传统婚俗的明显印痕。

接着,写下婚姻由来、结婚时间、地点、证婚人等作为证书的必备内容,然后是结婚人、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的姓名。关键是每个人都盖上了鲜红的印章,这就显得何等郑重其事,绝非儿戏。特别是尽管介绍人陈志超、郑梅英夫妇已回温州老家,但也专门请了随丰子恺从家乡逃难出来、在浙大文学院史地学系作绘图员兼书记员的私淑弟子周炳潮、倪兰英伉俪代替,他们也认认真真地盖了印。证书四周,细心的丰子恺还精心用笔勾画了一个红框,既彰显了艺术家的才气,又提升了结婚证书的品味。

同样,丰子恺先生用另一张粉红色的纸,设计了一个有深红边框的来宾签名册页,由丰先生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敬请签名永志光宠”的字样。

这样一个不要“父母之命”的新式婚姻,这样一场连介绍人都可以找人代替的文明婚礼,因为丰子恺先生在浙大、在遵义的人脉,还有刚从浙大毕业不久的新郎官宋慕法同学、同事、同乡间的人缘,让婚礼办得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堪称遵义小城一次文化名流咸集、知识精英汇聚的盛会。在册页上签名的嘉宾就有74人之多。

他们中有时任工学院院长的李熙谋,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师范学院院长王琎,担任主婚人的数学系主任苏步青,电机系主任王国松,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国文系主任郭斌和,数学系教授陈建功,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教育系教授黄翼,化工系教授刘馥英,国文系教授王焕镳、郦承铨、缪钺、讲师许绍光等浙大精英,学术界叱咤风云的人物。校长办公室秘书诸葛麒,校医务室医生周威等也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有趣的是,被称为“奥运金哨”的舒鸿教授,在册页上留下了字迹最大的签名,他十四岁的儿子舒昌荣,紧随其下方,也在册页上签下笔墨清秀的名字,而他的太太因与新郎同乡、代表男方家长作为主婚人,却只是以“舒鸿太太”的名义在结婚证书上露了下脸,连印章都是用舒鸿的。

当时,在遵义办学期间多次为浙大毕业生证婚的竺可桢校长在重庆出差,未能参加。但他的夫人陈汲女士来啦,而且在册页的中部下端签下了“竺陈汲”三个字。这位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才女,谨遵“出嫁从夫”的古训,签名时也不忘冠上夫君的姓。

婚礼上活跃的另一个群体,是新郎宋慕法的同窗、同事,知交、好友。出现在来宾签名册页上的是:

苏步青教授培养的“四大金刚”中的两位:浙大数学系研究生吴祖基、助教白正国,浙大史地系研究生周恩济,浙大永兴分部物理助教曹萱龄、江乃纯、数学助教钱大业,浙大工学院土木系助教董维宁、机械系助教汤翙、钮因美,生物系助教吴长春,教育系助教吴志尧,文学院文牍员李精治,宋慕法同事、蚕桑研究所研究助理陈士怡、马秀权等。

一些在读的浙大学生也出现在婚礼现场,签下大名。他们是;教育系毕业班学生周淮水、汪湘,教育系学生戎涓之,化工系学生俞成孝,土木系学生项锦西,数学系学生邓劢,史地系学生蒋以明、沈稚利,化学系学生朱祖鳌等。

另外,还有在遵义浙大1940年毕业的吴廷瑮(土木)、任传丰(机械)、鲍范志(农化),1941年毕业的霍少成(机械)、郑乃瑜(化工)、赵梦寰(化工)、张本华(生物)等嘉宾,只能从竺可桢校长收藏的毕业生照片或其他散见的资料中依稀寻觅到他们模糊的身影啦!

婚礼既然在遵义举行,当然少不了本地名流的光顾,或许还有慕丰子恺先生大名而来者,也未可知。

出席婚礼最早、在签名册页上第一个签名的赵迺康先生,是遵义的著名学者,《续遵义府志》的主要编撰人,也是丰子恺先生的好朋友。半年多以前的正月新七(人日),两人就曾邀朋结友,去禹门沙滩拜祭“沙滩文化”杰出代表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陵墓,归来结集诗文书画而成《子午山纪游册》,王焕镳先生虽“病不能行,为怅然久之,既而赵翁迺康之记,丰子恺之画,名流诸子之诗与词,得于展谒”,还是欣然命笔,为之作序,成就浙大西迁遵义的一段佳话。同往谒陵者之一的浙江乐清人李瑜、江苏武进人冯励青也签了名。

签名册页第二人,是别号墨颠的欧阳樛,这位工诗词、善书画、擅长篆书、隶书的法官,作过遵义的法院院长,检察长,与丰子恺先生应当是颇有交往,值此喜事,理应捧场。至今,在浙大遵义校本部子弹库里的郑莫祠,还可以看到欧阳樛为遵义罗庄(丰子恺曾居住过)主人罗徽五篆书刻写的一通石碑。

胡颂翰,时在遵义县农本局任职的浙江人,浙江同乡会理事。竺可桢校长日记中曾数次提到,他为仙龙巷一号浙江小学的开办、运行,协调、筹集经费等,应是功不可没。他的名字也出现在签名册页中。

胡楚渔,签名册页右下角的一个名字引起关注。世居遵义、年近九十的遵义老人周树心、李永颐都说他是遵义团溪人。九十六岁高龄的浙大老校友幸必达老人还回忆起胡楚渔在遵义县中作过教师,擅长写意墨竹,山水画也独辟蹊径,曾与徐惕冰、魏西云、唐湘宾、肖之亮、刘庚扬等在丁字口大悲阁中心小学开过书画联展,是四十年代初诸葛麒、郦承铨等浙大教职员都参与其中的遵义萍舸书画社的成员。

“杨天泽是遵义的名老中医,杨廷璋是教会学校遵道小学的创始人,其侄子杨相华当过遵道小学的校长。”遵义文史专家、八十一岁的曾祥铣前辈指着签名册页中的两个人名如是说,因为曾老当年就是遵道小学的学生。

前不久,王国松先生的女儿王遵雯老师通过微信联系上笔者,丰子恺先生的外孙宋雪君(宋慕法、丰林先之子)也提供了相关信息,希望能尽量找到当年在“永志光宠”签名册页上留下墨宝的嘉宾,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线索。雪泥鸿爪,历久弥新,更值得珍重,何况签名册页上的嘉宾基本上都已不在人世。

就是这一纸历经岁月沧桑、显得有些泛黄的结婚证书和签名册页,牵动了众多的热心人。“寻亲”成了“西迁后代”微信群的热门话题。没几天功夫,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名字,从不同的渠道浮出了水面。笔者再结合手头的资料耙梳、钩沉,有了不小的收获,或许还会有新的线索。现提笔写下这段文字,希图了却宋先生的夙愿,力求还原七十七年前浙大西迁遵义办学历史上那件令人难忘的喜事,再现科学泰斗、艺术大师、耆宿名流、求是精英的风采,展示凝聚于结婚证书和签名册页中力透纸背的西迁情愫,传承已深深植根于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的求是精神。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打油几句,充作结尾:

南坛何处觅旧踪,丰师星汉意从容。

逃难嫁女逢喜事,成都菜馆聚高朋。

泛黄婚书蕴深意,签名册页志光宠。

七十七年再回首,西迁情愫胜酒浓。

– End –

主编 | 郑易

编辑 | 润生 青尘 金珍

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与浙大校友

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与浙大校友

□     欧阳昌宇(机械系45级)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厂是在抗日战争烽火年代1939年开始筹建的。为了避免日军轰炸,奇迹般地将这高科技的工厂建立在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内一个特大溶洞内,人称它为大定厂。在那里工作过的浙大校友达25人之多。

(一)

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厂?

那时,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我国半壁山河,对我主要城市狂轰滥炸,使无数同胞家破人亡,生灵涂炭,祖国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不少爱国志士对日本侵略者义愤填膺,提出“航空救国”。当时政府顺应民意,一方面向全国大量发行“航空彩票”,另一方面利用蒋介石50生日之机,在全国大举“献机祝寿”,以筹措资金向美英两国引进技术,发展航空工业。因为发动机是飞机的核心,所以优先建立了这个厂。

1939年,在美国有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李耀滋等青年博士硕士七人,受命引进美国莱特公司的航空发动机。他们忠心爱国,立志在国内培养人才,走自主办厂之路。为了摆脱经纪商人的中间剥削,他们亲自到工厂采购生产设备,远渡重洋,沿滇缅公路将500多吨建厂物资奇迹般越过日军封锁,运进祖国西南边陲,准备在昆明建厂。

 不料日军早得情报,将所选厂址炸为平地。总工程师李耀滋博士亲自驾车沿黔滇公路往内地另觅厂址。到了贵州毕节,当地人告知沿公路不远的大定县羊场坝有一名为“乌鸦洞”的特大溶洞可以利用。果然在羊场坝公路旁不远处找到这个神秘的溶洞,洞的宽和深足有100米,洞高约60米。山后还有一条河流可供用水,由羊场坝至贵阳仅160多公里,交通尚称方便,具备建厂条件。经上级批准,在此洞内建厂。

(二)

李耀滋在MIT的同窗好友梁守也离开昆明西南联大参加大定厂建厂行列。李耀滋又亲赴西南联大,动员1941年应届毕业生去乌鸦洞献身祖国航空建设,当时报名者10人。还从其他内迁大学招来10多人。其中,来自浙大的有胡广家、霍少成、周善纷和卞华年4人。这20多名青年学子在创业先驱的感召领导下,艰苦创业,成为大定厂的“开山鼻祖”。

说“开山”,一点也不假。当时无法得到钢筋和水泥,只能就地取材,用木石建厂。他们不辞劳苦,与民工一道去40公里以外的山林中伐木,又从四面八方去寻找石源,采取石料,再组织民工背扛肩挑,运回乌鸦洞。他们在溶洞内,采用特殊的木石结构建筑厂房,能安装又多又重的精密机床,确保其安全运作,实属中国工业建筑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

最困扰他们的是发电,没有电,不说无法开工建设,就连生活用水也无法取得。当地盛产无烟煤,原来在美国购置了烧无烟媒发电的蒸汽机,但运抵缅甸后因超重无法通过公路运输,廉价出让给印度了。他们看到当时西南公路上大量行驶木炭汽车,也想利用无烟媒制成煤气来驱动已退役的大马力航空发动机发电。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再实验,终于获得成功,使乌鸦洞熠熠生辉。当时国家航委会美国顾问来厂视察,对此创举啧啧称奇,赞叹不已。

到1942年底,我国第一座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在这荒芜的乱石丛中拔地而起!最为瞩目的当属乌鸦洞内的主厂房,它有三层,底层为各类仓库,中层为机工车间,上层为总装配车间。洞口厂房部分用精雕细刻的巨石砌成护墙,远看去甚是宏伟壮丽。洞口有通风设备,使洞内空通流通。各类办公楼和辅助工场林立在洞外山丘上,错落有致。俱乐部、宿舍,学校和服务社林立于羊场坝公路两旁,到夜间灯火辉煌,人称之为“小贵阳”。

(三)

1943年开始航空发动机试制。为了充实技术力量,大定厂从遵义浙大招进应届毕业生11名,他们是机械系的余承业、周森沧、蔡锡章、王永陶、郑会持、张遐年、谢子朴、梁颁棠;化工系的丁熙康、王士潘;数学系邓迈。这些“求是”学子成为大定厂的中坚力量。

1945年初,我国自制的第一台航空发动机在大定厂诞生了。经美国莱特公司鉴定,认为合格,可以批量生产。此时正值抗战胜利,日军无条件投降,当时的政府为了抢摘“挑子”,从大定厂抽调了大批技术人员去接收投降,乌鸦洞里唱起了“空城计”。

总工程量师李耀滋博士去了美国MIT任教。设计科科长梁守在为大定厂设计完新型发动机之后,也离厂去遵义到浙大创办航空工程系。继任设计科科长的是浙大校友周善纷。等第二任厂长到任后,才重整旗鼓,继续30台航空发动机的批量生产。

大定厂第二次到遵义又从浙大机械系调入1945届毕业生8人,他们是吴正华、王汝霖、郑茏、杨德岩、章学仁、蒋增汜、魏保之和我,这些“求是”学子成为大定厂的后继力量。我很幸运和吴正华一道分配至机工车间,赶上了我国第一批航空发动机的机加工。

到1947年初,30台航空发动机终于完工。由航委会任抽一台装在昆明第一飞机机制造厂生产的飞机上,由昆明直飞南京证明发动机性能良好。至此,大定厂已完成了我国自制第一批航空发动机的历史任务。

此时航委会已无法支持大定厂再生产航空发动机,大定厂利用其技术优势,立即转入民产,成为西南最大的汽车发动机配件生产基地,所生产出的优质配件誉满大西南,做到工厂经费自给自足,这是大定厂人创业精神的延续。

(四)

大定厂引进了多种航空发动机的生产技术,除已生产的美国莱特公司赛克隆型大马力发动机外,1944年又从美国莱可敏公司引进了用于侦察和教练飞机上的小型发动机;1945年又向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引进了刚问世不久、用于战斗机上的喷气式发动机,准备在广州设立分厂投产。参加分厂建设的浙大校友有郑会持和魏保之。但至1948年因时局关系,分厂停办,员工都各奔前程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大定厂向美英两国引进赛克隆型和喷气式发动机的同时,苏联也派了技术团去两国引进同种发动机。他们生产的产品已用于卫国战争,而我国则因交通阻滞,到抗日战争结束才生产出来,对抗日似乎没有起到作用。但毕竟我国开了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先例,为祖国培育出大批研制航空发动机的优秀人才,这是大定厂的另一大贡献。

根据与美英两国所签定的三个合同,大定厂先后派去学习的技术人员共有80人,其中去美国学习的浙大校友有胡广家,去英国学习的浙大校友有余承业和霍少成。至于通过大定厂生产实践而培养出的人才就更多了。

为了培养中级航空技术人才和技术工人,大定厂还从1943年起举办了技术员工训练班,共培育出中级技术员286人,技工350人。参加员工训练班教学的浙大校友有郑会持、章学仁、邓迈和俞咸宜(女)4人。俞咸宜系浙大数学系1946届校友,在校时我和她已是知已,1947年完婚于大定厂。在大定厂工作过的浙大校友包括梁守先生共25人。

(五)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国共和谈”破裂,1948年解放军开始向全国挺进。1949年4月南京解放,蒋介石溃逃台湾,指令大定厂迁台,因人心相背,绝大多数大定厂人不愿去那弹丸之地。迁台不成,又指令滞留在重庆的空军将厂炸毁。正在这紧急关头,北京新华电台向大定厂喊话策反,稳定了人心。原来毕业于第一期技术员训练班的高钧烈等5人先期进入了解放区,北京和平解放后,奉召至京,在新成立的航空局的指派下,向大定厂喊话,动员大定厂人护厂迎接解放,于是一场护厂斗争拉开了帷幕。

积极参加斗争的浙大校友有胡广家、张遐年、丁熙康、吴正华、蒋增汜和我6人。胡广家原来是检验科长,迁台时任迁台疏运处长,他的态度是护厂斗争的关键。其实他早就与地下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岳父就是公开身份的重庆新华社经理熊谨玎,不过无人知晓而已。在其影响下,他极力反对迁台最坚决的副厂长,组织武装护厂自卫队,顶住了台湾的威胁与地方势力的武装挑衅。

1948年湖南和平解放,解放军第五兵团在湖南芷江休整,准备解放贵州。司令员杨勇得到刘邓首长指示,抽调得力干部组成接收大定厂的班子,随军前进,于1949年11月接收了大定厂。经过护厂斗争,大定厂的80%员工和80%器材设备保留下来了。

1951年迁厂成都,成立隶属于二机部航空工业局的国营411厂。随迁的浙大校友有胡广家、丁熙康、蒋增汜和我4人,我负责机工车间的搬迁与重建。

1953年初,我和蒋增汜等10人派往由苏联援建的哈尔滨国营120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协助工作,在那里我们发现该厂生产的与大定厂生产的均出自美国莱特公司同一型号发动机。不到半年,我又被派往苏联援建的株洲国营331小型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协助工作。它与南昌国营320飞机制造厂合制的新中国第一架自制飞机,在1954年五周年国庆节时飞上蓝天,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极具历史意义的庆典活动。

1954年末,成都国营411厂改为空军5701军用飞机大修厂。大修国民党空军遗弃在大陆的36架C—46型军用运输机,支援西藏和平解放。我和其他外协人员均已调回,参加此项任务。按照常规,大修飞机所需配件必需由原制造厂提供,飞机大修厂是不具备制造配件条件的。但当时不可能从美国运进配件,贺龙元帅亲自来厂动员,指示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是破天荒的第一道,其难度之大,责任之重是可想而知的。由厂党委指定10名工程师成立技术指导小组,其中来自大定厂的浙大校友占有4人:胡广家和蒋增汜负责检验、丁熙康负责原件的化验和电镀修复、我则负责机加工。经过全厂员工两年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体现出大定厂人在新中国的创业精神。

建国初期,大定厂人参加北京和南京两个航空学院创建者有9人。其中浙大校友余承业参加了南航的创建,后来改建为南京航天航空大学时,他又任第一任校长。参加航空工业战线建设的大定厂人,为数就更多了。我国自制喷气式歼击机的创始人和运—8型飞机总设计师均出自大定厂。

1952年中央军委为促进新中国国防现代化,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创建浙大航空工程系的大定厂建厂先驱梁守先生最先调入哈军工,随后他又调至国防研究部门从事导弹的研究,成为国际先进的超音速超低空导弹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的导弹怪杰”。先后调进哈军工的大定厂浙大校友还有胡广家、俞咸宜和我。

1995年以来,我收集到75位大定厂人离厂后的简历,从中得出统计如下:(1)其中专家学者22人,占29%;在高校任教教授者22人,占20%;在各工业部门任高级工程师(包括教授级高工)31人,占40%。(2)在中国大陆共50人,占68%。(3)浙大校友14人,占21%。由此可见大定厂出人才的一斑。(为了不使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史中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湮没,欧阳昌宇学长在海内外原大定厂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写出了《乌鸦洞奇迹》一书,翔实地记述了大定厂的建厂始末。)

化学担当 ——记著名有机化学家戴立信院士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11-14 

戴立信

2007年浙江大学校庆时几个当年老同学的合影,左起顾以健、李政道、任知恕、戴立信、张友尚。

2012年在Scripps研究所和Barry Sharpless、余金权教授进行学术交流。

戴立信与汪猷(中)、黄耀曾(右)合影。

戴立信与妻子董竹心、女儿戴敬。

  戴立信(1924年—) ,著名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4年11月13日出生于北平,1947年国立浙江大学毕业。1953年进入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现任有机所研究员、有机所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顾问、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化学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曾任生命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2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化学奖。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60多年中,戴立信为中国有机化学的创新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早期,他从事金霉素的化学和提取,改进的提取工艺曾用于工业生产。他还参与全合成研究,提出用不对称合成方法确定金霉素的绝对构型,推动了研究工作的进展,由于国防任务的需求,全力投入硼氢高能燃料和氟油研究的组织工作。他曾参与全国火箭推进剂研究规划。曾向国家建言硝基胍炸药研制,后列入国家规划;曾参与高空摄影胶片的攻关;曾独立开展了硼氢化反应拓展和碳硼烷研究。1984年,他积30年科研和科技管理之经验和悟性,高瞻远瞩于国际化学发展动向,选择了对医药、农药、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有重要影响的金属催化不对称合成研究,成为我国在这一新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取得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带动了手性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此2014年手性中国学术会议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他联合数位院士共同撰写了两份关于绿色能源和聚烯烃工业创新发展院士建议,表现出超前的科学思维和远见。后一建议在唐勇院士等人的努力下已得到很好的实践,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多项产品正在发展中。戴立信着手不对称合成等国际前沿科学命题研究,不到十年便确立了他在有机化学领域的科学地位,成为上海有机所第十位中科院院士,为我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史写下出彩的一页。

  戴立信几十年的科研生涯,记载了一位化学家的科学担当和科学忠诚。

  成长:幼怀化学梦,浙大得真传

  戴立信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日寇侵略的战乱中度过的。1937年9月,他随父母由北平逃难上海,先后入读几所中学,于1942年由三育中学高三毕业。当年在三育中学兼课的一位交通大学桂姓讲师讲授的化学课十分贴近日常生活,生动有趣,还穿插着不少有机化学的知识,让戴立信非常着迷。后来他入读沪江大学化学系,与桂老师的化学启蒙颇为相关。

  抗战开始后,上海的公办国立大学多已迁往外地,戴立信留在上海读书,考入私立沪江大学。起初,有美国教会背景的沪江在租界内的校园尚能保持一点平静,不受日军之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江大学也不得太平。此时,支撑家庭的戴母审时度势,同意让戴立信随表姐由沪去渝,戴立信于1943年4月抵达陪都重庆,经教育部批准,在同年9月进入西迁贵州的浙大借读化学系一年级。

  浙江大学师生由竺可桢校长率领,于1937年11月11日由杭州西迁,经四次易址,于1940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湄潭和永兴安定下来。不愿在日本帝国主义刺刀下屈辱求存而行程2600公里的浙大西迁壮举,被誉为“文军长征”,鼓舞着全体浙大师生和在抗战时期来自国内外43所大学、17个学系包括戴立信在内的394名借读生们抗日救国的民族气节,激励着高昂的教学、科研和学习的热情。戴立信入校时期,浙大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居国内乃至国际的第一流水平。其中数学系有苏步青、陈建功,物理系有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生物系有贝时璋、谈家桢,化学系有王琎、王葆仁,加上气象大师竺可桢,名教授们的声望和研究工作为浙大迎来了“东方剑桥”的美誉。求知欲望十分强烈的戴立信似海绵吸水,全身心地接受着大师们的教诲和科学风范的感染,尤其是科学人生恩师王葆仁院士在长达两年的有机化学理论教学和实验中的言传身教,为戴立信的科学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葆仁(1907—1986)是新中国第一代有机化学家,1941年至1951年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后参加筹建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任副所长至1956年。在有机所期间,他建立了新中国最早的高分子化学组,研制了我国第一块有机玻璃,第一根尼龙纤维等等,所以他和戴立信有着浙大师生之情和有机所同事之谊,先后有过六年之久的导师之缘,这是戴立信科学生涯的幸遇。

  王葆仁先生开设的有机化学课在每学期要进行三次不通知的小测验,每次测验均在80分以上的学生,则可免予大考。测验的题目确实很难,戴立信平时学习扎实,是全班少有的大考免试者。今年92岁的戴立信每忆及此事,仍流露出自豪之情,他曾连续三学期,经历九次有机化学课程测验,因高分而豁免全部有机化学课大考,此事足见他对王老师的敬重和王老师对他的赏识。

  在浙大四年,戴立信领教了多位化学名师的科学风范。其中有曾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浙大化学系主任、浙大代校长和中国化学会发起人之一的王琎(季梁)的分析化学课程;有中科院原院长卢嘉锡的物理化学课程等,卢在1946年曾任浙大化学系主任。

  浙大外语学科教授、王琎的夫人德梦铁讲授的德语课,常穿插诗歌,使同学们多能牢记,也使戴立信在进入有机所后,能顺利接触当时很重要的德文文献,因而得益匪浅。在浙大的一年级至三年级都是在贵州度过的,并且他们几个从上海来的同学(如李政道、顾以健等)都是在校外租房住宿的,因而能专心读书。每晚,他们六、七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共用一盏明亮的煤油灯,埋首用功,孜孜不倦。戴立信回忆说,李政道当年学习分外勤奋,很好的带动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至于集体宿舍则环境比较杂乱,学生们只能用几根灯草点燃的油灯,足见那时浙大求学环境的艰苦。三年级时以及1946年浙大迁回杭州后,戴立信有机会参加了更多的学生运动,开始接受革命洗礼,从而逐步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启航:扎根有机所,盛世壮志酬

  1947年由浙大毕业后,戴立信担任过中学代课教师。在钢铁厂做化验。解放后担任过上钢公司的秘书科长和华东矿冶局劳资科长等非科研性质的工作。1953年,中央出台了“技术归队的政策”,戴立信应召到中国科学院报到。于当年6月分配进了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在这所中国有机化学家的摇篮里,辛勤工作至今63年。在首任庄长恭所长和老一辈科学家的指导下,戴立信以其踏实勤奋、真诚坦率和学识扎实的工作表现,赢得大家的欢迎。

  对他很赏识的汪猷(1910—1997)院士,1922年至1926年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大前身)应用化学科就学,1937年获得慕尼黑大学理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抗菌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55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有机所最早的一批中科院院士和新中国第一代化学家。戴立信对这位浙大的老学长在科研和领导工作中表现的求是精神,观察细微。戴立信回忆说:“每天一早,汪先生就像医生查房,到各实验室在实验桌旁与研究人员谈话,检查科研进度并对科研工作及下一步设想不断提出问题,直到回答不出才走向下一个人。”如此深入工作使他对每项课题和每个科研人员的情况了如指掌,也促进了科研人员的深入思考——汪先生就是用他从德国带回的严谨作风教育科研人员求真求实的。戴立信视汪猷学长为他的科学人生恩师。接受老师的言传身教,他始终将汪猷先生“一旦功成千锤炼,不经意处百年愁”的14字箴言作为自己科研工作的座右铭,保持勤奋、努力和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

  进有机所后,就开始协助庄长恭所长搜集有关高分子研究的文献,如有机玻璃单体的生成机理以及甲基丙烯酸甲酯、尼龙单体的聚合机理等。当时有机所开拓的两个新领域是高分子和抗菌素,庄先生作为所长,也不断学习,掌握最新科学知识。他的钻研和求真务实的精神给戴立信以很深的教育。之后,他参加了黄耀曾领导的金霉素科研组。黄耀曾对化学的挚爱及工作热情也给他很深的影响。有一次黄先生接受一项任务,要从半张纸的字迹上破解出密写剂的成分并找出显影的方法。只见黄先生苦思冥想,不断使用各种实验方法进行破解,当他最终得到理想目标时,戴立信再次见到了黄先生喜溢言表、极度欢欣的表情。黄先生十分重视基础研究,也不放松实际应用,黄趣称它们为“两个口袋”,并且在两个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戴立信在这方面深受教诲并称,耀曾师达到的高度极难企及。

  1960年,戴立信曾从事高能燃料等国防任务的科学组织工作,也进行过有机硼化学的研究,诸如α、β不饱和醛酮的硼氢化反应,高级硼烷的衍生化反应,碳硼烷的合成及转化等。上世纪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研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戴立信在浙大学习期间,有机化学的成绩虽然很好,但他进入有机化学研究所,就深感知识不够用了。当时上海有机所学习气氛浓厚,除了政治学习外,所领导还组织大家进行业务学习,学习新文献、新概念、新理论。几位年青科研人员在学习中接触到一个新的立体化学概念——构象分析,例如一个脂环六元环有船式、椅式构象,不同的构象对反应性有不同的影响。这是英国专家Barton等在上世纪50年代初开展的新工作。这些年青人注意到构象概念的重要性,很快把其中最重要的文献翻译出来,一本《有机化学中立体化学的新发展——构象论述选译集》,在1957年出版。之后,在黄耀曾领导下,又翻译了纽曼的立体化学经典著作《有机化学中的空间效应》,在1964年出版。他们感悟到学习一部书并把它翻译出来是深读的好途径。这也给戴立信在起步阶段打下的良好基础。由于构象概念的重要性,1969年Barton和Hassel两人获诺贝尔化学奖。几年后,苏联专家来访时,有机所专家用构象概念解决了他们的科学困惑。所以,通过学习有机所科研人员的总体水平很高,学术气氛浓厚,曾有一位年轻人纠正了链霉素构型研究中的一个错误,还有一位年轻人合成了国际上认为很难合成的链糖。戴立信能在有机所科研启航,有机所的学术氛围、科研经验和达到的科学高度,都激励他迸发出超常的学习和科研热情。

  高度:合成不对称,开环环氧醇

  1984年戴立信进入精力充沛的花甲科学壮年。他以一位成熟的科学家的敏锐目光,瞻瞩国际科坛发展的风云变幻,迅速捕捉到金属有机化学的发展前景,果敢地选择了金属催化的不对称合成作为科研课题,把科研水平提升到相应的科学高度。

  不对称合成又称手性合成。手性是自然界本质属性之一,在生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种手性药物的不同异构体,具有截然不同的药理作用,这就要求手性药物合成中尽可能保证高纯度、单一的手性异构体。以不对称合成为基础的手性技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便成为国际化学界竞争激烈的重要科研热点,至今仍方兴未艾。戴立信和黄量院士共同主持的“手性药物的化学与生物学研究”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确定为“九五”重大项目,其研究成果开创了化学领域的新局面。之后,戴立信开展环氧醇开环反应研究,以及用于氯霉素和三脱氧氨基己糖全部家族成员的不对称合成,铑催化的芳基乙烯的不对称硼氢化反应等多项新合成方法的研究;立体选择性地合成官能团化的小环化合物和含平面手性配体的合成及应用研究。戴立信率领他的科研团队,在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取得不对称合成领域的多项重要成果,在国际化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法国学者H.Bloch和Metzner、英国V.K.Aggarwal教授多次在国际化学期刊,介绍戴立信的成就,评价他们发现的合成方法的重要贡献。他们发展的多项选择性反应已为国际化学界重要的工具书选用,其中有March的高等有机化学教科书以及《有机合成大全》《有机官能团转化大全》《金属有机化学大全》和《杂环化学大全》等。他被邀请在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盟(IUPAC)系列会议作特邀报告5次。

  戴立信的科学成就,奠定了他在国内外的科学地位。我国竞争IUPAC第19届国际金属有机化学学术会议和第7届国际杂原子会议在上海召开,均获成功。他和钱长涛同为前一会议的两主席,和唐勇同为后一会议的两主席。1993年秋,戴立信入选中科院院士,时年69岁。“六十岁学吹打(戴之趣语),七十岁成院士”,这段经历在中科院院士成长史中尚不多见。

  传奇:桃李满天下,人在性情中

  戴院士坦诚低调,待人和蔼可亲,他一生奉行求实治学和豁达做人的原则。他在当选中科院院士后说:“我能成为有机所第十名院士,有几个重要的机遇。一是1984年汪猷先生让我回实验室从事金属有机、有机合成研究,当时正是我国由总设计师主政而带来的科学春天,是科研环境非常好的时代;二是国家建立了研究生制度,我有幸得到一批有才华又非常勤奋的年轻人(指戴的学生们)和我一起从事科研,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三是我能在1953年技术归队,进入学术氛围很浓的上海有机所。老一辈科学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当时的化学研究中心的欧洲带回来好传统,50年代从美国带回来的新知识和科学思维,都给我很多教益;老、中、青科研人员的团队合作,鼓励我在科学上的成长。”在他高度概括而又朴实的讲话中,他对有机所、前辈科学家和他的团队的感恩之情,经常溢于言表。

  出于对哺育他求是精神的浙大母校,对生活和工作63年的有机所,对恩师、导师们的栽培和对给他一生机遇的太平盛世的感恩,除在科研方面赶超先进外 ,他把满腔热情倾注于对研究生的培养。他一生指导的38名博士生、3名硕士生都成为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他喜爱并常引用《中庸》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所说,认为这是对治学全过程的极好描述。他也喜欢李政道所说的“学问学问就是要学会去问”、爱因斯坦的“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科学名言。多年来,他一直鼓励研究生在听完学术报告后要积极提问,这样才能认真听,深入想。

  戴院士性格开朗、豁达大度。经历政治运动中的逆境、生理的病患和亲人的离别,他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平复,坚强地着眼未来,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愿望来调节自己的心态。他是一位有着67年党龄的科学工作者,也是位集党性、科学性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性为一体的性情中人。

  过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科学家,多数在60至70岁的年龄段,他们至少在科研上至少奋斗了30年以上,戴立信全天候从事有机化学工作不到10年而成名,可曰传奇。

  今年92岁的戴院士,依然在工作日到上海有机化学所上班,参加科学讨论会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90岁前后,他先后与侯雪龙、丁奎岭两位教授分别编著了由WILEY-VCH出版的Chiral Ferrocenes in Asymmetric Catalysis和Organic Chemistry Breakthroughs and Perspectives两本英文专著,最近他还在审校一本题为《大蒜的化学》的译稿。基于对化学的热爱。他有时会因废寝忘食工作而累倒,但在医院略加调理后又会周而复始、坚持己见。为此,所里同事和他的亲人有时会用善意的谎言让他少参加一些科研活动,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戴立信对“做好的有机化学”以及追求绿色化学的信念始终矢志不渝,实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望百弄潮听涛声”。悔,望百弄潮听涛声。”(作者:熊家钰,系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研究员)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6-11-14 第8版 印刻)

(责任编辑:侯茜)

36张照片定格浙大师生在遵义岁月

36张照片定格浙大师生在遵义岁月 

2016-11-15 10:10

李连昌向记者展示他竞拍到的老照片

“戏剧班”成员在遵义郊游留影,照片上的他们洋溢着青春气息

李连昌小心翼翼用镊子,把一张张照片装进玻璃纸,然后用烧烫的小钢锯条沿边点一圈,再封起来。花了三个月时间,通过网上竞拍到这36张老照片,李连昌认为物有所值。当然,这些可不是普通照片,照片上的青年男女全都是当年浙大西迁在遵的老师和学生。通过照片背后的签名和留言,当年浙大文艺分子的青葱岁月也逐一揭开。

“PK”三个月拍下老照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戏剧班班友郊游遵义北郊观音阁(今三阁公园);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午后,戏剧班班友摄于贵州遵义杰生小学;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摄于贵州遵义陆军步兵学校大礼堂;还有摄于子弹库、海龙坝、桃溪寺,以及遵义周边农家拍摄的剧照……这36张老照片背后,不仅注明了拍摄地,还有端木蕻良(浙大文学院教授,被誉为跨越现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张君川(中国的戏剧理论家、翻译家,浙江大学资深教授,中国莎学泰斗)、涂纪亮(毕业于浙大外语系,后担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秘书长)等人的签名,照片持有者就是当年浙江大学学生、戏剧班成员刘壮羽(后任天津大学外语系教授)。照片虽已有些模糊和发黄,但依然能够辨认出。这些珍贵的老照片从何而来?遵义文史专家李连昌可是下了不少功夫。

多年来一直热衷收藏的李老,只要寻到有关遵义的历史文物,他都会竭尽全力“拿下”。今年8月,他在某拍卖网发现一杭州人在拍卖浙大西迁的老照片,仔细查看每张照片的备注,都摄于遵义各地。“浙大西迁老照片太难寻,何况每张都拍摄于遵义,我肯定得出手。”发现这些“宝贝”的李老兴奋得很,与竞拍者开始“较劲”。

8月12日这组照片从2500元的底价开拍,每次递增50元,最初参拍者有十几人,经不断加价,参拍者不断退缩,直至10月底,竞拍价涨到近万元时,另外两名竞拍者才收手。“我在网上和另两名竞拍者表明了态度,不管这些照片多贵,我都会尽全力拍下,因为这些照片对遵义来说太有意义了。”成功拍得照片的李老如获珍宝,小心翼翼将其封印成册。

“戏剧班”都是文艺爱好者

老照片的背后,虽然都注有拍摄时间、地点和签名,但据记者所知,浙大西迁时仅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从遵义复原时已发展为文、理、工、农、法、医和师范7个学院27个系,还有1个研究院,4个研究所,5个学部和1所分校,另有工厂11所。从上述中,并未发现艺术系,那么“戏剧班”从何而来?

为了弄清原委,记者向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陆昌友求解。

据他介绍,1940年春浙大西迁至遵义,当年由学校发动同学组织起了浙大剧团,下面又分话剧和京剧两个组。“华慰曾曾是浙大剧团首任团长,在他所著的《漫谈遵义时期的浙大剧团》中,对当时学生的演出活动进行过详细描述。”陆昌友说,浙江大学具有源远流长的校园戏剧传统,早在1936年末,一批爱好戏剧的浙大同学就已经组织起来,开展戏剧演出活动。1936年12月5日,有学生“假座秘书处大礼堂”举行包括中英文以及平剧等不同戏剧的公演,甚至成立了“平剧社”,备受关注。不过,若究民国时期浙大最有影响的校园剧团,主要是“黑白文艺社”和“浙大剧团”(包括湄潭浙大剧团)。

李连昌也通过史料记载考证,照片上的人物有学生和教授,主要以外语系和文学院的师生为主,还有导演出身的步兵学校教师邱玺,照片签名中他也在其中,他们均是文艺爱好积极分子,但作为著名大学的演出团体,不是爱好就能登台演出,必须要通过专业学习和训练,浙江大学戏剧班的存在已经是不可否定的事实,它是文学院附设的一个寓教于乐的学习机构,爱好者均可参与,学校的几个演出团体的成员,均参加过戏剧班的学习培训。

黑白照片定格青葱岁月

记者得知,无论是在遵义的浙大剧团还是湄潭浙大剧团,都拥有大量的团员并开展了大量的戏剧演出活动。他们曾经演出了包括《起解》、《四郎探母》、《别姬》、《捉放曹》、《珠帘寨》、《黄鹤楼》、《拜山》、《窦尔登》、《白水滩》等大量京剧。大型话剧也很多,有《夜光杯》、《日出》、《雷雨》、《野玫瑰》、《茶花女》等名剧。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师生之中享有盛名的明星演员,如范文涛、姚文琴、李秀云、吴正西、王文钰、胡品清、叶楚贞、韩定国、周桐、周本湘、徐贤璋等数十人,其中有些人在这组照片也有签名。

因照片拍摄时间和季节不同,上面的女士们有的身着白球鞋、白T恤,有的一袭白色长裙或旗袍,发型微卷似烫过,男士们则是一身西装,或白衬衫套白裤子,留有两鬓稍短、中间长一些的发型,如今看起来仍然非常“潮”。这36张老照片记录了当年浙大师生们郊游时的欢乐,“戏剧班”的活跃以及他们在遵义最美好的时光。

据浙大1940届学生唐广荪的回忆与评价,浙大剧团的演员们都具有较高文学素养,戏剧艺术造诣渊深,化妆技巧高超,富有艺术魅力,能够技压全场,常使观众陶醉于整个剧情之中。

(遵义晚报 陈果)

立志航空救国的科技专家:万一

立志航空救国的科技专家:万一

来源:西北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万一(1909—1968),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今武进区)人。出生于普通劳动者家庭,早年虽穷困,不失其志,发奋苦读,193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就读于意大利都灵工学院航空工程专业,取得博士学位。1937年留学毕业回国后,先后任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学术教官,浙江大学航空工程系、华东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引进介绍大量国外航空资料和设备,并在掌握前沿动态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诸多新思想,为我国早期航空教育发展,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实验室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艰苦环境中发奋读书

万一先生1909年出生,这一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百废待兴,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一个穷苦家庭的男孩,成长为一名航空专家,中间的路该有多么艰辛漫长。少年万一,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力挣扎,没有钱买书,就借书、抄书,每张纸顶天立地、正反两面用。早年的艰难不仅没有压倒他,反而在他心中形成了同情劳苦大众,为改变贫穷而奋斗的情怀。“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奋时”,这句诗伴随、激励了他的少年、青年乃至整个人生。

艰难的时代磨炼了他的意志,同时也催生了他航空救国的崇高理想。20世纪初,飞机刚刚诞生就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展示了巨大的影响,受到各国的广泛重视,也点燃了不少有志青年的蓝天情、航空梦。我国航空事业起步早,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裹足不前,在设计、材料、动力等方面大大落后于美、俄、日、德等国。孙中山先生曾多次提到“航空救国”的伟大设想,在他草拟的《十年国防计划》书稿中共列出63个要点,涉及航空的就有9条。万一生前曾多次提到自己的航空梦,看到航空工业在满目疮夷的祖国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外发展的巨大差距。这些促使他形成了“航空救国”的伟大理想。一诺千金不回头,这一理想成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千难万险,矢志不移。

1937年万一从意大利都灵工学院学成回国后,分配到中央航空学校担任学术教官。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到广西,战乱中他与学校失去联系,流落到贵州省贵阳市。1938年经同学介绍受聘于当时内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机械系任副教授,1940年起任教授。流浪期间,万一看到祖国处处是战火、灾民、死亡。战争中面对强大的日本空军,中国的航空力量微不足道。这些不断刺痛着满怀航空救国激情的青年学者的心,他更加坚定了航空救国梦。

创建浙大航空工程系

在浙大任教期间,万一教授和范绪箕教授一起,向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申请成立航空工程系。航空工程系成立后,范绪箕为系主任,万一是第一任教授。当时经费十分紧张,人才、设备奇缺,在这样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完成了专业发展急需的资料、实验室基本建设。尤其是在无参考样板的条件下,他主持设计、参与组织施工,建成了浙江大学3英尺低速风洞。这座风洞在航空工程系以后的教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随院系调整时迁出,继续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市。回迁途中,路上乘坐的是烧木炭的、不断抛锚的汽车,经千难万险,似唐僧西天取经。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在这种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办航空专业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可想而知。

1947年,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开始后,国民党当局对各地学生民主运动实行高压政策,加紧制造白色恐怖。万一同情革命学生,痛恶当时的贪污腐化之风,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浙江大学的护校运动中,他坚决留在杭州不跟国民党逃到台湾。

万一在浙大教过的学生陈德元(后在西北工业大学任教)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万一)性格直爽,是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知识分子,更不会拍马屁。但教学很严格、认真。”

在万一教的“材料力学”第一堂课上,他这样告诉学生:“学我的课,你们一定要认真、努力。学期结束时,不管全班成绩如何,都会有三分之一不及格,假期好好去补课。”后来,学生们才明白,万教授说这些话其实是激励学生好好学习的手段。

万教授上课,每次只是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讲课提纲,然后就讲故事般把一堂课风趣地讲完了。学生学着不累,把要点都记牢了。

创建西工大公差和技术测量实验室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万一响应党的号召,到南京刚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七系任教。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整体搬迁到西安市,改名为西安航空学院。1957年,西安航空学院和西北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业大学。万一先后任航空发动机系机械制造组组长,703教研室主任。万一根据当时的教学急需,放弃教了很多年的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力学,创建了公差和技术测量实验室(707教研室)。教研室成立初期既无专业教材及相关资料积累,又无相应的教学实验设备,万一带领大家引进、组装设备,翻译国外的最新科研成果,编写教材,开新课,顺利完成了新的实验和教学任务。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短短数年间,教学、研究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这为学科承担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奠定了基础。

曾在703教研室任教的曹麟祥就深受万一的影响。曹麟祥刚到教研室时,万一就让他准备“公差与测量技术”课中的“齿轮公差”一节,这一节课程内容繁杂,是公差课中的难点。万一还要求课程内容要紧跟科学发展的步伐和国家需要。通过准备和讲授这门课,曹麟祥锻炼了扎实的功底。由于万一教授的外语水平很好,在他的影响下,曹麟祥自学了英语和俄语,受益匪浅。

航空专业的长期训练,形成了万一一丝不苟、特点鲜明的工作作风,对教学研究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他非常讨厌一些浮夸的作风,对家庭困难、学习认真的学生爱护有加,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过节。他工作中严肃认真,生活中不失风趣幽默,能自拉自唱京剧。他告诉大家,在高亢、流畅的京剧西皮曲调中,仿佛看到了飞机在雄浑的轰鸣声中冲天而起。这种情感只有一个抱定航空梦想、百折不挠的人才能体会到。

万一长期紧张的教学科研工作,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一个人的航空救国理想,演变为全家人的航空梦。他爱人默默承担了全部家务,还经常帮助他誊写、刻印翻译的资料和新编的教材。很多年以后,他们的子女仍然能回忆起母亲帮助父亲整理译稿和教材的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高度近视的母亲,把蜡纸放在钢板上,弓着身子刻字,再印成小册子供学生们使用。

这些回忆远远不能还原万一为航空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和突出贡献。“文革”中,万一两次被抄家,他的学术资料丢失殆尽。

从1966年到1968年,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万一隔离审查,污蔑他是反动学术权威,致其身亡。1978年,国家为万一平反昭雪,终使他和家人的心灵得到安慰。

万一用他的勤奋、才智做出了无愧于时代重托、无愧于民族希望的贡献。他爱国、忘我、严谨、勤奋的科学精神,将激励我们为今天国家航空事业腾飞继续努力奋斗。

(整理:赵 珍)

主要参考资料

万一家人、陈德元、曹麟祥提供的原始素材.

浙江医专历届毕业生出国留学情况

浙江医专历届毕业生出国留学情况
徐承荫

资料来源 “杭州文史资料第13辑”135-139页

    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是浙江医科大学的前身,它是为了和英国人梅藤根创办的杭州广济医院及其附设医专相抗衡而筹建的,是我国自办最早的一所医药专门学校。创办人韩清泉,留学日本金泽医专毕业。他有志于祖国医药事业,于1912年与留日同学汤尔和共同擘划创建了这所学校。开办初期韩自任校长,所有教师都是日本留学毕业归国的,如医科有:厉家福(绥之)、盛佩葱(在珩)、汪企张、汪于岗、石锡桔、李定(慎微)、余云岫;药科有:李绳其、周军声(冠三)等担任教职,但仍感教师不足,故还聘有日人高桥德卫(外科教授)、伊藤斌夫(妇产科教授)、铃木俊治(外科教授)、横山铁太郎(细菌实验室助教)等来校执教。由于聘请外人薪资很高,难以持久。韩校长有鉴于此为了培养本国的师资力量曾鼓励毕业生出国深造以便学成归国后接替外籍人的教职

1916学校即有医科第一届毕业生胡哲揆去德国,倪章祺、蒋鹍(逸凡)、程树榛(慕颐)去美国,裘谔臣去日本;药科第一届毕业生张辅忠去德国;陈璞去日本进修。1917年医科第二届毕业生孙去病(伯康)去日本东京帝大专攻皮肤科。1918年医科邱建人(公介)去日本北里研究所专攻细菌学,药科黄鸣龙、黄鸣驹去德国专攻药物化学。随后医、药两科毕业生均有陆续出国赴欧、美、日本进修深造的。他们一般各专一科,力求有所成就,学成归国即返母校或其他医药院校、医疗机关任职。解放前,医专历属毕业生出国进修者先后达83人,兹列表于后: 

医、药届别毕业年医科毕业生
姓名(留学国别)
药科毕业生
姓名(留学国别)
合计人数
医、药一期1916胡哲揆(德)蒋鹍(美)倪章祺(美)程树榛(美)裘谔臣(日)张辅忠(德)陈璞(日)7
医科二期1917孙去病(日)1
医、药三期1918邱建人(日)黄鸣龙(德)黄鸣驹(德)叶三多(法)4
医科四期1919胡定安(德)姚永政(美)2
医科五期1920姚梦涛(德)刘崇燕(日)宋楚仙(日)裘中声(日)沈清海(日)张子泰(日)6
医、药六期1921吴麟荪(德)祝绍煌(德)张祖棻(黄)周培(日)虞和介(日)劳振源(德)6
医药八期1923钱祖彝(日)罗霞天(德)汪良济(日)吴自积(日)郑宝豫(日)5
医科九期1924张圣徴(日)黄震陆(日)2
医科十期1925陈蔚棠(日)郑药(日)2
医科十一期1926叶润石(日)1
医科十三期1928吴士绶(日)蒋志濂(目)赵绶新(日)沈清海(曰)周昱(曰)姜达衢(德)6
特医三期1928俞佑世(美)章雪琴(日)2
医科十四期1929邵象伊(德)蒋寿鹤(日)2
医、药十五期1931徐承荫(日)方肖杰(日)许德约(美)王雪莹(德)4
药科十六期1934王英麟(德)候奉瑜(日)2
药科十七期1935葛克全(美)王垒麟(德)裘立袡(日)高福为(日)4
医科十七期1936李容(美)朱烨(日)王琴(日)唐叔培(日)何云辉(日)樊际春(日)周邦基(日)7
医科十八期1937胡佩蘅(德)张祖德(德)方怀时(美)韩宗琦(日)方祝康(日)钱祖武(日)6
医、药十九期1938陈过(美)徐陬(美)钟道铀(美)3
合计632083

注:
1.留德( 21名) 法(1名) 美(14名)日(47名)共83名。
2.毕业出国日期,不一定在毕业年,有的毕业后在国内工作数年之后才出国。
3.留学时期长短不一,一般为3-5年,短的1~2年,长的有达10年以上的。

上表留学生中学成归国返母校任教职者

    医科留学生:

    内科学:陈宗棠(曾任校长)、陈慰棠(著有《新撰内科学》)徐承荫(著有《内科诊察法》)、裘启宇。

    外科学:谢祖培(著有《外科学》)。

    产妇科学:程  浩(曾任校长,著有《妇女卫生》、《节制生育问题》)。

    耳鼻科学:姚善湔(梦涛)。

    眼科学:张圣徵(锺泗)、方祝康。

  皮肤花柳病学:孙伯康,蒋鸱(曾任校长)。

  理疗学:蒋寿鹤。

  细菌学:徐承荫(著有《简明细菌学》

药科留学生:

    化学:黄呜龙(曾任药科科长、德文教授)。

  公共卫生学:徐  陬。

    裁判化学:黄呜驹(著有《毒物分析化学》)。

 卫生化学:连瑞琦、劳振源。

  生药学、调剂学:叶三多。

    学成归国后在其他医药院校或医疗机关任职声誉卓著者

倪章祺: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多年,著有《驴皮胶之化学成分及其对于氟代谢之影响》等论文。

    胡哲揆任东南医学院及上海铁道医学院教授多年

    张辅忠:曾任上海五洲制药厂厂长,制造国内第一座甘油厂,同济大学及中法药学专校教授。解放后任华东药学院院长。

    姚永政:曾任内政部卫生实验处原虫室主任。毕生研究寄生虫学,曾往西南云贵及边区调查,对于危害民族健康和生命的瘴气,首先证实为恶性疟疾。

    胡定安:任江苏医学院院长十余年,曾著有《胡定安公共卫生言论集》。

    程树榛:曾任上海卫生试验所所长。毕生研究微生物学。

    吴士绶:曾任广东陆军医院外科主任,教授。

    邵象伊:曾任江苏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院长及山西医学院院长多年。

  王雪莹:曾任化工部科技情报所高级工程师。研究环境地学、微量原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中国第一所医学高等学府——浙江医药专门学校

中国第一所医学高等学府——浙江医药专门学校
孙序裳
注:作者当时系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学生,曾任浙江省卫生处处长。

浙江医科大学到1982年6月1日,建校70周年,学校已成立了校庆办公室,将隆重举行庆祝活动;我作为一个老校友,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浙江医科大学的前身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是我国国内首创的医药专门学校,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艰难困苦的时代中,中国人自己兴资创建起来的国内最早的一个医药高等学府。她的诞生,充分反映了我国医学界前辈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反帝斗争的精神。

西医输入浙江的历史
我国在医学上向来是施行中医的。西医的输入,是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入侵而传人中国来的。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从此外国人有在中国内地传教等特权,然后由宗教渗入到其他文化侵略。西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输入到我国来的。我浙江省之有西医,则是开始于英国人的广济医院和广济医校。
远在1869年(同治八年),英国教会圣公会先在杭州横大方伯(即现在的解放路)赁屋三间,设立广济医院,专治戒烟病人,主其事者为英人麦多医师。过了二年,由英人高德医师继任,当时杭州还没有西医医院。1881年(光绪七年),英国人梅藤更夫妇来浙江传教,继任了广济医院,设立门诊。该院初创时设备简陋,每日门诊平均一二百人。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当时已是耳目一新的新事物,颇引起社会人士之注目。这就是西医输入浙江的开始。到了1883年梅藤更用捐募基金,新建成了院舍,这才初具规模。有了新院舍,梅藤更就在是年创设了医校,医校校址就是附设在医院内的余屋,辟为课堂和实验室,进行教学。1885年招收第一期学生,正式授课。有刘铭之、张葆庆等]0人是在1889年毕业的。1890年到1905年,先后招收了二期至五期学生,医校添设了略为完整的生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病理实验室等,医院方面也新建了女病室,增设了皮肤科、产科、妇科、麻风院等。这是医院、医校成立后内部扩展情况。
1904年梅藤更又成立广济产科学堂(后改名广济产科专门学校),以梅之妻为主任。1906年梅藤更将医校与医院划分为二部,以大方伯医校建成新厦作为医校校址,正式定名为广济医学堂,在辛亥年后,改称为广济医学专门学校,梅藤更自兼校长,朱伯龙(海宁人,早期毕业于该校,曾任广济医学专门学校的教务长,后任军医署副署长等职)为教务长。先后招生六、七两期。同时继办广济药学堂,后改名为广济药学专门学校,以垄断西药事业。药校以英人莫尔根为主任。以后医校先后成立了各科分部。1910年,梅藤更例假回英国,翌年返杭。他从英国添购了各种医疗器械以及各种电疗器具,充实医院、医校设备,以扩展势力。1913年,招收第八期学生。1917年,招收第九、十两期学生。其时,经历届同学建议,督促学校筹办立案,以接受我政府之监督。梅藤更迫于无奈,不得不于1917年造册呈请浙江省政府咨请北京教育部立案。1918年春,奉教育部令批准立案。
以上所述就是英国人在杭州设置广济医院和广济医学专门学校的大概情况,这一部分资料,大多是我的老友朱伯龙对我说的。
综上资料,具见我国之有西医医院和医校之输人,在杭州是以英人梅藤更之办广济医院和广济医校为最早。所以若以新医输入我国而言,则英国人梅藤更实导其先路。而我国学子,先后毕业于广济医校而对国家对人民亦多有贡献,从这方面来评价,说梅藤更有其一定的业绩,是亦不能一概抹煞的。

浙江医专的创建及其贡献
现在回头讲我国第一所医学高等学府—一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的创建经过,扼要地回忆如下:
1912年,我国留日学生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学成归国后,立志抱有革故迎新振兴中华的宏愿。其时有韩清泉、汤尔和、钱泽人、厉绥之等浙江医学界的老前辈,他们从日本归国后,即筹办浙江病院之第二年,因目睹英人对我国学生任意欺凌,横加压迫,态度高傲跋扈,还勒索入学保证金,收取高额学膳费,强迫读圣经做礼拜,迫令洗礼人教会等等,我国青年学生忍气吞声,备尝痛苦。韩清泉、钱泽人等目击在心,极为愤慨,决心自己创办医校以与英帝之广济医校相抗衡,为国争光;且以培育西医人才,振兴中华。他们感到责无旁贷,于是积极倡议,奔走当道。乃由政府拨款筹措,于1912年6月1日正式成立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当时浙江省教育司司长是沈钧儒,积极拨款资助,并由省教育司报北京教育部核准立案。这就是中国人自己兴资筹办的我国国内最早的一所医学高等学校一一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创立的由来。
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校于1912年正式成立时,初借杭州板儿巷民房为校址,公推浙江病院院长韩清泉兼校长,开始招收第一期学生,以旧制中学毕业为投考的资格,学习四年毕业·。第一期只招收60名。翌年稍扩充,另租竹竿巷张姓大厦为校址。于是增加预算,添聘教授。1913年,校长韩清泉以全国尚无药科,乃增设了药科,改校名为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聘请留日药学专家李绳其为药科主任。这是我国首创药科的先导。
1915年,北京召开全国教育晶展览会,浙江医药专门学校送陈医、药二科成绩品,如各部门医药模型等件展出,北京政府以及社会人士都深加嘉许,列为特等。教育部还特颁“绩学宏仁”匾额,以资奖励。1930年,医专出品参加比国博览会,得金质奖章,这是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创办以后,即以优异成绩博得社会好评的光荣史之一页。
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的创立,是我国医药教育史上的创举,她给当时全国医学界以很大的振奋,影响所及,各省向往。北京、江苏、江西、福建、山东等省,有的派员来校参观访问,有的函询学校设施概况,以资借鉴。他们先后仿效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的规范设施,成立各省医学专门学校。首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继则江苏、江西、福建、山东等省亦次第成立医专,但大都无药科之设,而江苏、江西、福建等省的医专,办了几期就停办了。始终存在并日益获得发展的,仅浙江医药专门学校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二所而已。
回忆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初创前期所碰到的种种困难,不是现在青年同学所能想象得到的。那时的医校只有十几位老师,由于没有办学经验,就连续派人赴日本和德国考察,向外国学习。那时,既没有什么教研组,也没有像今天大学那样每个课室学系配上成套设备,专家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技术员等人才济济。那时医专仅仅十几位老师就是一切,没有正式的固定课堂,没有医书课本教材可供教育学习之用。只是老师课堂口授,学生笔记。如遇到医药学专门名词不容易一时领会的,老师就摘写在黑板上,让学生经常注意,以便于记忆。至于解剖等挂图,书店还未出版过,是由学校随需要聘请绘图员随时绘制应用。对尸体解剖方面,因当时尸体不易得到,就商请省会警察所帮助,将判决枪毙的没有人领葬的罪犯尸体拨归医校教学解剖之用;也将浙江病院的住院病人死后无家属来领葬的,报请司法部门同意,拨为医校尸体解剖以供研究之用。医校在一切教育没施方面,也都是坚持勤俭办学,尽量以不花钱、少花钱为原则的。
第一班医科学生,招收60名,因为没有校舍,只能租用民房上课。建校9年之后才有自己校舍,建校24年才有学生宿舍。记得我在1917年入学本校时,只能自己解决吃、住等问题。全校同学都是在学校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与学校领导一起,克服困难,勤奋好学,共赴时艰,力图为祖国医药事业之发展作出贡献。
医校建立后,学校领导人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多方奔走呼吁。由于学校创办后的显著成绩,获得了社会公众舆论的一致赞扬,再经韩清泉、盛在珩(佩葱,镇海人,曾任浙江省议会议员)、钱崇润等诸前辈的努力,1920年得到浙江省议会的决议,拨款7万元,作为学校建筑费。学校就在刀茅巷共购民地30余亩,建造了新校舍。1921年,新校舍落成,这才改变了因学生不断的增加而东迁西移的困境,安定了教育环境,使学生得以安心上课。医校还在浙江病院修建新屋,辟为高年级临床实习教室和基础课的细菌、医化以及化学实验的教室,作为医专的分校及临床实习医院。当时因为教师专才不足,乃暂时聘请日本教授高桥德卫为外科教授、伊藤斌夫为产妇科教授、横山铁太郎为细菌实验室助教等等。几年之后,本校校友在国外留学归来的多了,人才俱备了,于是将日本籍教授解聘,由本国教授担任。
当时医校的教育体制是仿照日本,而日本的医学是源自德国,所以医校曾被称为“德日派”。后来医校毕业生留学德国、日本的比较多,即此之故。
嗣后学校领导人鼓励毕业学生出国深造,以便为学校造就师资骨干,为祖国医药事业造就专门人才。1921年至1925年,是医专学生留德的最盛时期,在后期留日留美的也增多了,先后达数十人。在校长钱崇润(前校长韩清泉于1921年春逝世,教育厅派钱崇润继任)带领下,有留德的谢祖培、陈宗裳、程浩、姚善湔、张辅忠、罗霞天、连瑞琦、吴麟孙等20余人;留日的有孙去病、宋梵仙、吴士绶、刘崇燕、徐承荫,蒋彦民、陈璞等30余人;留美的有程恭颐、陈过、姚永政、李容等10余人。他们相互交换意见,各专一科,俾得造就将来骨干力量。如医校医科第一期毕业的倪章祺,留美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院生理系教授多年,著有论文《驴皮胶之化学成分及其对于氧代谢之影响》和《氟对于生物之毒作用》等等。姚永政毕生研究寄生虫学,曾往西南云贵及边区地带,调查对于危害民族健康和生命的瘴气,首先证实为恶性疟疾。留德的如医科第一期吴哲揆,任东南医学院及上海铁道学院教授多年;第六期谢祖培,任清华大学教授40年以上,二人均以学有专长,培育了许多青年著闻。陈宗棠任杭州传染病院院长及浙江省卫生试验所所长,擅长细菌学,著有《传染病学》。留日者如第十四期吴士绶,在日本帝大青山外科得博士学位,以擅长外科闻世。在药科如第一期张辅忠.回国后任职上海五洲药厂,设计全套制造甘油及肥皂,以化工学改造方法,获得成功等。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浙江医校先期毕业校友张振夏、俞体仁等等,赴法国担任华工总医院医师,为参战的华工进行医疔作出了成绩。又如徐承荫擅长微生物学, 日本归国后,历任浙江省卫生试验所所长、福建医学院教授多年,著有《福州市细菌性痢疾的病原学问题》以及《福民痢疾杆菌第4型的生物学性状及其变异的研究》等论文。其他不及一一例举,他们都在不同岗位上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这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工作队伍中的一支新兴的重要力量。曲折的历程
1925年五卅运动的浪涛,澎湃潮涌到杭州,浙江医校师生同杭州各校师生一起,义愤填膺,纷纷投入了英勇的反帝爱国斗争。而广济医校在英人梅藤更的奴化教育控制压抑下,医校学生的爱国运动不易开展。但在6月1日杭州市各界反英帝斗争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广济医院、广济医校门口时,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反对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厂也有人高呼:“广济学生有不参加游行者为洋奴!”这激起了广济医专学生的爱国反帝的激情,他们立即集会声援,投入反英的斗争,当遭到广济医院当局英人以开除学生相恐吓,该校学生就在6月6日集会,集体宣布退出广济医专。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师生,为了支援广济医专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决定成立“六六”特班,由钱潮任内科教授主持接收他们的业务和教育工作。1927年,北伐胜利,政府派洪式闾、程浩、姚梦涛、童志沂、黄鸣龙、黄鸣驹等人接收了广济医院和广济医校,并由民政厅长马叙伦的介绍,派洪式闾为广济医院院长(后来又将医院和医校发还给英人)。当时就给英帝国主义分子梅藤更以严重的打击。广济医专就此一蹶不振,停止招生。而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却在斗争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医校师生为了纪念这一反帝斗争的光辉历史,曾在刀茅巷校舍内建立了“六六”班同学纪念碑。
1926年,当北伐战争揭开序幕之后,北伐军中医疗工作人员非常缺乏,在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的前任教授孙洞环(时任黄埔军校卫生处长)和陈方之(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等急电催促下,医校动员了大批毕业同学赴广东,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医疗卫生工作。在北伐战争的中期,又有一批早期毕业的校友前去参加了北伐军的医疗卫生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参加北伐战争的浙江医专同学将近300人,我所能记忆的有陈宗棠和我自己担任总部军医处医务科职务,程浩任统计科职务,吴麟孙,宋懋传、郑飞伯等任陆军医院和后方医院院长并动员医专毕业校友前往组织各部队之野战医院及卫生队等各级医疗机构。可以说,在北伐过程中,浙江医专校友,是尽了救死扶伤的崇高职责,在北伐战争中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战斗力量。
1927年“四一二”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镇压各地的爱国志士和工农群众,并建立了新军阀统治。生机勃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在这黑暗时期,我校共产党员曹仲兰、魏特等四位同志和周围的几位同志都遭到逮捕。后来,曹仲兰同志英勇牺牲,魏特同志死于狱中。自此,浙江医专革命活动暂时受到挫折,开始了苦难的历程。
1927年,浙江医校改公立为省立。但在蒋梦麟任教育部长时,竟勒令医专停止招生,逐年结束。经毕业同学及在校师生的力争,始得继续招生。于1931年8月改组为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
迨至1937年七七事变, 日军侵入我国,打响了卢沟桥的第一炮后,战事迅速延及沪上。“八一三”后,浙江受到威胁,杭州每日均有空袭警报或空战,医校无法上课。11月12日,浙江省府当局通知浙江医专于5日内向浙西撤退,地点由学校自己决定。浙江医专就转移到淳安。由于运输工具缺乏,结果只能将重要部分仪器、药品材料等抢运出来,其他图书、物资均遗留在杭州。学校撤离后,由于政府和学校当局,对于教育重大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将医校随意辗转搬迁,最后由王吉人校长以个人私见,竟转移到其家乡临海。1939年,敌机轰炸临海,校舍被击,学校物资受到很大损失,学校撤退至天台,其后迁缙云壶镇。1943年再迁回临海,处于半停顿状态。
1945年抗战胜利,浙江省政府各机构先后还治杭州,但对浙江医专之复员还是漠不关心。其时,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因他已在金华办有浙江省立英士大学,为了扩展其在大学教育的统治势力,曾趁此机会示意王吉人,计划把省立医专并人英士大学,将省立医专停办。王吉人同意,而学生闻讯则表示强烈反对,曾引起了风潮。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医专教授和社会人士的一致支持。许绍棣怕事态扩大,就欲以行政命令解决,在1946年的一次省府委员会议上,他宣布医专学校被毁经过,主张将省立医专就此停办。当时,我担任省卫生处处长,列席会议,即起而说明:省立医专是西医输入中国以来,我国国内最早创办的一所医药高等学校,她是在艰难困苦的时代中创建起来,在与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在北伐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浙江医专先后毕业的校友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存在,是浙江人民无尚的光荣与自豪。现在抗战胜利,医药事业更需大力发展,断无把这所具有重要而光辉历史意义的浙江最高的医药学府停办的理由。我与许绍棣作了面对面的论战,据理力争。结果,黄绍竑主席和多数委员都同意我的意见,会议就决定:在卫生处协助下继续复校。我当时又提议:省立医专校长王吉人处理无方,应予撤职处分,另选卫生处直属加兴省立医院院长陈宗棠(曾留德)继任。也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会后,我指定将敌人所占用过的伤兵医院(即法院路高等法院旧址)迁出,作为校址(因原有刀茅巷校舍已被日军夷为平地)。同时与联勤总部第二十二后方医院协商(院长王肇康,是省立医专毕业老校友),将在小车桥的部分房屋让给省立医专作为临时宿舍,才能正式复课。这样,总算把浙江医药专科学校保存下来,迁回杭州正式复校。
1946年底,浙江省政府改组,我也辞准省卫生处长职,继任了浙江病院院长,我就将浙江病院作为浙江医专实习场所,这才算初步解决了医校最急迫的实习问题。越二年,又经各方校友及在校师生力争,把浙江医专升格为浙江省立医学院,于1948年得教育部批准。
回顾浙江医校几十年的发展史,虽没有达到理想水平,但是她在几十年间,培养了将近3000名的医药卫生专门人材.除少数外,绝大部分都热爱祖国的,他们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烟火迷漫的前线和后方,为救死扶伤以及为社会的医疗卫生工作,做出了英勇卓越的贡献。有不少校友对医药卫生事业悉心研究,为社会创造财富,造福于人类,做出的成绩是有口皆碑的。在今天还有不少浙江医校的老校友,依然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领导骨干。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以后,浙江省人民政府接管了这所古老的医校,改名为浙江医科大学。从此,她有了新的强大的生命力。
(曹云鹏整理,1982年3月)

白聿生博士:敢立潮头见真章

白聿生博士:敢立潮头见真章

2011年7月9日,深圳大梅沙喜来登酒店宴会大厅,欢声笑语,华为100G研发庆功宴会正在这里举行。宴会厅门口,网络产品线管理团队正在排队等候,欢迎一位贵宾以及他的团队成员的到来,他就是公司首批FELLOW之一——白聿生博士。

相逢在冬季

走进华为美研所的大门,迎面的一堵墙上挂满了研究所获得的各种专利,而其中超过一半的专利都来自于白博士及他带领的团队。

美籍华裔的白博士1987年6月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1990年8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华为与白博士的邂逅,是在2001年IT行业的冬天。因为整体电信网络市场环境的恶劣,白博士供职的公司步履蹒跚。他希望找到一家与自己一样对波分领域有着信心、真正能够将波分技术推向市场的公司。

2001年,时任波分领域负责人的李唯实见到了白博士。交流中,白博士看到了华为对波分的理解和展望,感觉找到了梦想实现的地方,他说“我相信在华为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

寒冬过后花争艳

初入华为,白博士并不是很了解华为的系统。他的优势是对商业极其敏感。他总在思考:如何用性价比最优的器件来实现最高端的性能;如何以最小成本实现客户需求;如何用低成本的零件实现高的利润。

一个产品商用了,白博士会主动了解市场需求。他先后实施对欧洲、南美等多种制式的旧光纤的优化工作,提升系统在各种类型光纤上的传输性能,大大推进了波分领域的发展。

2002年,在白博士的主导下,华为推出全球领先地位的波分产品——Super WDM。产品采用当时市场中数量众多而且稳定可靠的2.5G、5G的器件来实现了10G的功能,这种特性不仅使光纤传输最远、单跨传输最长,而且适应各种低端的光纤,实现了高性能低成本,简单易行的工程实施,稳定可靠的质量,以及方便的维护操作,给客户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

白博士说:“做技术是为了解决产品存在的问题,时刻要想着能否产品化、怎么产品化;做产品就是把现有的技术最优组合。技术再先进,不能创造商业价值的话,对企业来讲没有意义。”

2002年Super WDM产品赢得法国商用合同,这是华为公司第一次突破欧洲市场。当电信行业逐步复苏的时候,业界惊奇地发现,原来在此领域寂寂无闻的华为,已悄然出现在世界电信波分市场占有率的饼图上。

2005年,经过短短三年的发展,华为长途波分市场占有率就上升到了全球第一25%。寒冬开始过去,春天到来,能够迎接明媚阳光的总是生命力顽强的花朵。

40G,弯道超车

电信领域的发展总是突飞猛进,转眼间10G技术已成为过去。当40G的技术到来之时,大家一下子陷入了茫然,因为公司乃至中国,在电信基础技术的积累上都非常薄弱。

早在2001年,友商已开始研发40G,到2008年,相干系统已经非常先进。白博士却做出了另一个大胆的判断,他认为当时相干技术在40G上的使用还存在很多问题,在性能上相干技术比模拟技术强,但是从“商人”角度出发,无论是成本、发展趋势还是产品链的成熟度来看,选择模拟技术有着更好的成本优势和利润空间,因此我们选择了——40G eDQPSK技术。

在白博士的带领下,该技术一炮而响。而作为市场上唯一使用该技术的公司,华为的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到44%,一举占据了除美国外的所有市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弯道超车。

传送网开发部部长熊彦说道:“白博士最可贵的是能看到整个通信行业的发展进程,行业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技术,工艺、器件水平什么时候发展到什么阶段,能够以什么样的性价比满足客户的需要,他都会作出准确的判断。”

“Do what you can, with what you have, where you are.”(西奥多·罗斯福的一句格言),这是白博士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Just thinking

2005年,一家以光电集成器件技术见长的公司,只用了短短2年多的时间便爬到了全球波分市场第五的位置,声称他们在40G技术上有了多个突破。波分团队非常着急,认为原来的领先岌岌可危。

白博士还是很冷静,他一边挂着口头禅“Just Thinking”,一边分析相关的技术,发现高速的光电集成在技术上可行,但受限于成品率,造成成本高昂,商业价值将大打折扣。

这次分析也给白博士带来了启示,他敏锐地意识到:“光电集成技术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对未来光器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要掌握。”随后白博士带领波分团队自主研发更高效的光电集成技术,使芯片的成品率能得到商用保证,同时又能满足40G、100G及未来传送技术的发展。

光电集成技术推出后,在10G、40G产品上很快完成试用并得到市场认可,而凭借着这项技术上的积累,也奠定了华为未来持续保持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基础。

More thinking before action

通信市场继续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ICT、“云计算”应运而生、手机终端功能日益强大,信息量如2012洪水滔滔而来,而这些都取决是否有像太平洋一样宽广的管道,能够将之贯通并使之自由地流淌。

100G的时代到来了。

2009年初,华为开始研究100G相干技术。网络产品线组建2091项目组,白博士亲自担任Owner,将预研团队与研发团队专家力量集结在一起。

100G已完全超出白博士之前的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开始阅读大量的资料,学习新知识,了解全球最好的资源、最领先的技术,清晰地提出我们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后来居上,制定出我们的技术发展步骤。传送网专家崔秀国说:“他总是耐心地安抚大家,提醒我们‘More thinking before action?’,欲速则不达,我们欠缺的是技术能力的底蕴,必须多思考。”

2011年6月20日,华为、KPN双方联合在IIR论坛发布了华为100G的成功, 180多个客户现场观看了100G业务演示,并远程观看了KPN现网100G运行情况。截止到2011年11月,华为先后被荷兰、法国、丹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运营商选为合作伙伴建设100G商用波分网络。

坚持自己的梦想

2011年9月,白博士又多了一项新的头衔,华为公司首批Fellow,这在业界相当于企业中的“院士”。

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堆着高高的书籍,那些不是《通讯学报》,就是业界最新的技术论文。当下属遇到困难时,他一边开着玩笑“like a child”,一边又耐心指导。传送网专家张乐伟回忆说:“2007年,有一次我向白博士请教如何采用算法补偿光纤色散的原理,白博士马上就想到了他一年多前曾看过的某大学教授的Paper,还向我详细介绍了论文主要观点,并在一分钟内找到了文章,交给了我。让我敬佩不已。”

生活中的白博士平易近人,常说:“工作生活要平衡,劳逸结合,贵在坚持。”他每天饭后都坚持补充大量的维生素,问其原因时,白博士笑着说:“吃维生素可以保持大脑的活力,更好的思考问题,能够为公司做出更多的创新。”他喜欢古典音乐,品味高雅;也喜欢翻阅《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咀嚼历史;空闲时间,坚持打太极和网球。他说“这样做是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也是对公司负责。”

作为一个技术Fellow,白博士最想对年轻的研发人员说:“研发是辛苦的,坚持自己的研发梦想,也有其内在的乐趣,真心热爱工作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忆华玉——胸腔外科专家石华玉的一生 郜爱琴

忆华玉——胸腔外科专家石华玉的一生
郜爱琴

创建胸外科
华玉留学归来,适在祖国解放前夕。后受聘浙江省立医学院
为临时院务委员会主任、杭州疗养院副院长兼浙江省军区医学
顾问。
50年代初,开展胸外科工作的道路并不平坦。在浙医附属
二院门诊,他常坐冷板凳。当时肺结核患者以药物治疗为主,手术治疗还不大为人所接受。华玉不怕辛苦,经常在周六晚乘火车
赶到嘉兴军分区医院诊治,该医院以收治肺结核病患者为重点,
上海医学院肺科专家吴绍青教授亦常往会诊。他们选适当病例,
旅行手术,效果良好,奠定了手术治疗的基础。
浙江医学院改称医科大学后,华玉任浙医大系统外科教研
室主任、胸腔外科教授、浙医谢属一院胸腔外科主任。他废寝忘
食,呕心沥血,为胸腔外科工作;他订阅国外杂志,以充实自己舯
学识,对胸腔工作不断研究斜新,使原来二些不愿接受手术治疗
的肺结核患者也乐意接受手术治疗,工作颇著成效。这当然与领
导的支持分不开,但若没有他对事业的热心和毅力也是不会成
功的。50年代可以说是华玉在医学上的黄金时代,那时他和上
海胸外科专家顾恺时(上海胸科医院院长)、北京胸外科专家吴
英恺等时有往来,相互交流经验,后来他们既是同志又是朋友。
1956年北京召开全国中华医学会,华玉曾为胸外科作示范手术
观摩表演。他的局麻开胸手术曾引起同行的敬佩及中央卫生部
领导的重视。在工作过程中,虽然他屡受挫折,但总是不屈不挠
一往直前,在科研、医疗方面都取得丰硬的成果。 ‘
1964年冬,衢州化工厂新建医院成立,华玉的学生任某担
任院长,邀他去为医务人员讲授胸外科方面的医疗知识及手术
要点;驻衢州的空军医院亦邀请他去举办讲座,或为病员施行手
术,或参加病例讨论。过去我因假期不多,很少与他同行,这次才
得有机会一起前往。综其一生,外出和我同行只三次,除这次外,
还有1961年应邀去临海诊病、讲学和1956年参加在北京举行
的中华医学会全国会议。 .
衢州离杭州不远,此行并不感到辛苦。当时的衢化医院刚从
荒地上新建,内部设备尚称完备。正当我俩缓步上楼,见一医务
人员急行至任院长前,说一工人在尚未建好的电梯上失事,生命垂危。我俩由他引导快步至手术室,华玉动作迅速,先给病人做
人工呼吸,不成;立刻决定开胸按摩,使病人恢复了心跳,并逐渐
由缓慢转向正常。在整个抢救过程中,华玉全神贯注,动作敏捷,
直到失事工人的生命有了转机,才松了口气。
我俩住在衢化招待所,跟乌溪江临近。时值江水较小,滩面
很大。滩上都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各色各样,未免逗人拾玩。我
俩在午餐后去沙滩散步,顺便选了几颗带回作纪念,还在沙滩大
石旁留影。晚霞的景色令人神往,华玉在抢救伤员之后,欣喜的
心情更是倍增。
不幸的是。文革”很快就到来了,他的一切都被摧毁了。1975
年,他还不知自己已患绝症,曾经对我说:“今后我不能再上手术
台了,晚年当集中精力进行著作。”因而他经常到外文书店买回
许多国外医学书籍,欲写医学辞典。谁知大志未成,过早逝世。

教 学 生 涯
1942年秋,石华玉到国立江苏医学院担任讲师。他讲解不
用讲义,却很有条理,又有重点。每次上课,他边讲边注视学生,
以了解学生对外文讲解的接受能力。若学生不大理解记不下笔
记,就改用中文,使学生能集中精力听讲并记录。教学一年,颇有
成效,积累了不少经验。学生对这位讲师级的老师不再轻视,且
转为敬重,因而他提升甚快。
解放后,他在浙江医学院任教,并在附属医院搞胸外科工
作。大约在1954年,华玉上第一堂课后,曾有四位学生理发仿照
他的平顶发式。这不过是学生对他表示崇敬之意,谁知在历次运
动中都为此受到批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教师对学生所发的毒
箭。他历来教学都很认真,如带研究生时,曾购德、法、英等国教学录音磁带,亲授外文,帮助学生们学会阅读外文书籍,业务学
习也不例外,这是60年代之事。他上大课、,唯恐部分学生不能吸
收他所讲内容,不惜以自己的钱购来录音机,使学生有再听一遍
的复习机会。招研究生时,考生叶丁生程度很好,但因某些原因
未能录取,华玉特地将他介绍给北京吴英恺教授,请他招收。华
玉为了培育英才,可谓竭心殚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