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当年入学时

谢熹

我是1945年在淳安考入母校的。考场设在淳安县中礼堂。在考试过程中,课桌缝里的臭虫肆虐,一场考下来,手臂上又多了许多红疙瘩。负责招生工作的是龙泉分校农经系韩老师,口试时,他问起我认识谢蔚东否,这大概是从我的姓氏和家庭住址上想起的。我在日寇投降前流亡到皖南屯溪,又由屯溪来到淳安,举目无亲,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现在竟碰见姨兄的故交,心里感到一阵温暖。
入学考试过后,我没有回屯溪的“教育部东南战区陷区青年招训所”,就待在淳安。白天到图书馆看书报,晚上仍睡在县中礼堂的主席台上,借用居民家的炉灶烧饭。当时食盐甚缺,居民普遍用红辣椒调味,我也如法炮制起来。不久,由《民族日报》上得悉被录取,我卖掉离家前借作旅费的一点首饰,买了船票,沿新安江顺下,进入富春江。
一天,船经七里浪,天色已晩。黑暗中,数百米外,一条船正面而来,船未点灯。此段江而盗匪经常出现,不宜夜航,我乘坐的木船为了赶到桐庐过夜,疏于考虑,这次可能碰上了。幸好乘客中有一名军人,经船家要求,军人喝令尾随船停泊,并鸣枪示警,该船不加理会,军人遂以卡宾枪连续对空射击。该船始慑而停下点灯。我们的木船得以安抵桐庐。
船到富阳,又遇一惊。富阳有小火轮直驶杭州。为了赶时,一些木船争相系于小火轮后,一时即达十来条。我们的木船与另一船争起来了,为的是争作最后一只拖船(小火轮仅能再增挂一条木船了)。两船的军人乘客义不容辞,各持武器助阵,火并在即。我十分害怕,将成异乡鬼矣!后以两船均不挂了结这场冲突。
木船继续前进,看到美军飞机低飞在富春江面上,杭州快到了。在夕阳余晖下,木船停靠在南星桥码头。
毫不夸张,我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进入大学路校本部的学生,接待我的教师告诉我,校舍尚在修缮,不能接收学生。当他得知我的特殊情况后,同意我与一徐姓工友同住在绿洋房(以后命名“阳明馆”)一房间内,以桌为床。为了节省,三餐只能到马路边饭摊吃一碗稠稠的玉米糊。我打听邮局地址,徐姓工友说在“贵阳扣”。我一路问去,原来是“官巷口” ,我也就学会了一句杭州话。
报到后,我住入绿洋房西侧修缮一新的宿舍,同室同学有夏式良(电机)、徐道朋和吴奇虎(均为化工)。夏君勤奋好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毕业后,分配至张家口通讯工程学校。1953年,我写给他的信被退回了,从此就失去了联系。他是很爱书的,他托我保管的书籍,我离校时存放在孙希任同学家里,不知他以后取回否,这些都是后话了。
学校曾为日寇后营,我们报到后,尚留有少数解除武装的日军,大概是移交工作还未结束。他们可以自由走动,甚至跑到我们宿舍走廊来看看。
食堂是绿洋房前左侧的日式木房。开始几天,米饭常不够吃。聪明的同学第一碗只装半碗米饭,吃完后尚可再添一满碗;如果第一碗装满,吃完就无饭可加了。
吃饭气氛是比较热烈的。有一次,大家正在吃饭时,训导处的董老师来了,他讲的话不多,至今我仅记得他引用的一句名言:Man eats to live, not lives to eatₒ
11月8日举行“国立浙江大学杭州开学典礼”,竺校长亲临主持,参加典礼的还有教育部长朱家骅。典礼在绿洋房三楼大教室内举行,参加的本校同学仅为龙泉分校招收的一年级新生100多人。会后在大楼前摄影留念。
工学院各系合并上课,教室在绿洋房三楼。教师除龙泉分校冋来的毛路真(微积分)、胡不归(国文)和黄老师(化学)夕卜,学校还由上海聘请许国保(物理、画法几何)和徐崇庆(英语),这两位老师均系资深教授,可以看出竺校长是十分重视一年级新生教育的。
徐老师选用《英语短篇小说选》为教材,讲课颇富风趣,常插入一些轶事和生活经验,如:他说:*Sign your name on-* “要求我们写上名字时,就提到他在美国留学时,邻座的一美国同学上课总在练习签名,引起他的好奇,原来这位同学刻意要把名字签得漂亮,想去当领导。他也介绍美国大学高年级学生有时欺侮新生,将新生的头按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叫喊”Wash your fresh”。徐老师教我们走楼梯脚不要走外八字,而要微微侧身,两脚平行,既快又安全。最令我难忘的是徐老师保存了一件孙中山先生穿过的大衣的故事。徐老师留学是在满清时期.孙先生尚滞留美国。一年冬天,留学牛得悉孙先生无大衣御寒.遂集资买大衣送先牛。先住表示,他应该帮助留学生,岂能接受的学生帮助,绝不肯接受赠衣。留学生改变办法,将大衣借给先生过冬,先生始收下。严冬一过,立即归还。这件大衣一直保存在徐老师家中。
国文教材是胡老师选的古文,发讲义。我记得有选自《诗经》的“关关雎鸠”、 “静女其姝”「将仲子兮”等,还有选自《桃花扇》的“哀江南”,现在我还能吟咏其中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微积分、画法几何、物理和化学均采用原文教材。我只买过一本微积分,至今仍保存.其他各科就靠记笔记了。老师督促甚严,上黑板做题是家常便饭。同学们也都认真学习,没有混日子的。

浙江大学史地系对气象人才的培养和贡献

气象科技进展 2016,6(04),75-78 陈云峰

气象史料挖掘与研究工程项目组

气象学大师如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皆出自浙江大学史地系。可以说浙江大学为我国气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高等学校设有气象专业(气象组)的,一为国立中央大学,一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再则就是浙江大学了。而气象学大师如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则皆出自浙江大学史地系。可以说浙江大学为我国气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

一、浙江大学史地系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设源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简称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柳诒徵和竺可桢等人主张的通才教育观以及张其昀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史地教育。

20世纪20年代的南高-东大已成为中国东南的学术中心。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2)地学系主任。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史地合一”观念。竺可桢、柳诒徵和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3)。南高-东大时期,竺可桢培养出一批突出的地理、气象人才,如张其昀、胡焕庸、诸葛麒、陆鸿图、高国栋、王学素、黄厦千、全文晟、沈孝凰、吕炯、朱炳海、朱文荣、张宝堃、沈思屿、徐近之和郑子政等。张其昀则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和传承人。

张其昀(1901—1985年),浙江宁波人。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东南大学组建,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

1936年3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1936年8月,浙大史地学系宣告成立(图1)(4),张其昀任系主任。

图1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组织结构图   下载原图

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史地学系的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史学组的教学目标是以国史为本位,兼重世界史的课程,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则将地形、地质、气象诸学与人文地理并重,以充实学生做科学研究的基础。史地分组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史地学系要培养“专”与“通”兼顾之人才,这也正是竺可桢主校之理想(5)

但在史地学系成立之初,教员有张其昀、景昌极、顾谷宜、朱庭祜、费巩、陈训慈(以上皆为副教授)、苏毓棻(讲师)、李玉林、柳定生、郝颐寿(后3位皆为助教)等10人,第一届史地系学生也仅有6人(6)。全校除竺可桢、沈思屿(时任代总务长)、诸葛麒(校长秘书)为气象专业出身外几乎无专门的气象学专业教员。可见成立之初的史地学系主要还是培养历史、地理方面的人才,气象只是作为地理专业方面的辅助课程。

在课程设置上,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学习由教育部规定的共同必修课,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或史学或地学,进一步加以研习。

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地学组的专业课以地理方面为主。必修课中与气象有关的课程很少,即气象学、气候学加上野外实测,在选修课(表1)中则增加了天气预告学、中国气候、世界气候、大气物理和农业气象等。但历史、地理乃至地质学的相关课程则极大地拓宽了视野。

表1 地学组选修课程     下载原表

除本科教学外,遵照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史地系还积极地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培养。1939年8月,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张其昀任史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涂长望。

史地学部最初建立时,仅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组再就其学科需要细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1~2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一次(1)

从民国二十九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部招考研究生简章》可以略知当时史地研究所的招生概况:

1)组别。本部研究范围暂分下列四组:(1)史学组:由张荫麟、顾谷宜先生指导。(2)人文地理学组:由张其昀先生指导。(3)地形学组:由叶良辅、任美锷先生指导。(4)气象学组:由涂长望先生指导。

2)名额:十名。

3)应试资格。应试人须具下列资格:(1)国立省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史学系、地学系或史地学系毕业者,其他学系毕业,经原校教授特别介绍者;(2)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

4)报名手续。应试人须缴验下列各件:(1)报名单一纸;(2)毕业证明文件;(3)最近二寸半身相片三张;(4)1 论文(审查及录取均注重论文);(5)原校系主任或教授之介绍信(如无可缺);(6)体格检查证明书;本部于收齐上列各件后即付审查,合格者方准应试。

5)报名。(1)2 日期: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2)3 地点:贵州遵义本大学注册组。

6)考试。就应试人所欲研究之范围与所著论文之性质命题笔试,通讯方法举行之。

7)修业年限及待遇:(1)2 研究生修业期限至少二年;(2)3 研究生学费杂费暂免,在修业期中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费五十元并由校供给住宿,修业满一年成绩特优者得另给奖学金,成绩不及格者停止修业;(3)4 全部修业期满经考试及格者依照部章给予证书。

各研究所(学部)的研究生课程一般由该所(学部)所在院、系教授负责指导,必要时可以邀请外院、系教授共同指导。比如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的研究生叶笃正指导教授就有两位,一位是史地系的涂长望教授,另一位则是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由涂长望和王淦昌联合指导。还有几位著名的气象学家也是史地学系在遵义期间培养的研究生。

二、气象学教师队伍与教学

气象学教师方面,除竺可桢执掌浙大之初带去的沈思屿3 、诸葛麒4 外,1939年5月涂长望出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后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后于1943年离开。1942年郭晓岚研究生毕业后也留校1 ,教授动力气象学,后于1945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12月卢鋈任史地系讲师(不久升任副教授);1945年8月幺枕生任史地系副教授;1948年石延汉任教史地系。气象专业类课程逐步丰富,1947—1949年么枕生开设气候学、高等气候学、统计气候学及天气学;石延汉开设高等气象学、大气物理学;沈思屿开设气象学;吕炯开设地球物理及海洋气象等课程。

涂长望对浙江大学史地系气象专业学生的培养贡献巨大。施雅风回忆道:“涂先生讲中国气候,将近代中国气候研究的新成就网罗无遗。他非常重视学生的认真听讲与理解能力,不时对学生启发提问。他讲大气物理时,选课学生连我只有两个人,他就将那本讲课主要依据的英文版《大气物理学》交给学生,指出本学期要弄通哪些章节,期末考试,不懂处到他家中提请讲解。(1)

竺可桢虽没有时间给学生上专门课程,但常亲自给学生做学术报告。

林晔回忆:“1948年沈思屿先生(原任浙大总务主任)教我们气象学,从内容到表达都提不起我们的学习兴趣,我们提出希望竺校长亲自兼课,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遂愿的。1948年2月,浙大天文学习会筹备复会,由谭天锡、任雨吉、刘操南和我去校长室请他指导并邀他做一次学术演讲,他甚表支持并以‘博以返约’的通才和专才教育应很好结合相期许,并说浙大虽未开天文学课程,但通过学会活动也可增长兴趣,拓宽知识。他答应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到了1948年秋天,竺校长才抽出时间给我们做了《中秋月与浙江潮》的学术演讲,阐释天文学的秋与气象学上的秋含义不同并从月球运行理论谈到潮汐的成因。教室中挤满了听众。这些讲稿由当时担任记录的我整理成稿,并作为天文学习会的学习内容。(2)

1941年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后还建立了校办测候所,于同年8月正式开始观测。

测候所设在协台坝当时子弹库所在大宅的后院,由涂长望指导建立。一方面供学生实习,一方面每天做地面观测四次,正式记录并按月统计报送国家气象部门。由史地系学生(束家鑫、吕东明和欧阳海等)作为工读负责日常的观测。观测场地内有百叶箱(内装干湿球温度表、最高温度表和最低温度表)、雨量计、日照仪、测云杆(云速、云向)、风向风速仪等,在当时是一个二等规模测候所的设备。这个测候所一直坚持到浙大迁离遵义,使遵义有了相应年数的气象纪录(3)

测候所还以“气候研究室”的名义与全国各地测候机构经常保持联络。并据观测资料编印了《民国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一月遵义天气气候概述》。

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校办测候所改名为遵义测候所。

1939年5月涂长望加盟浙江大学至其1943年离开,这段时间当为浙江大学培养气象人才的巅峰时段。不但培养出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和束家鑫等著名气象学家,而且在学术上也颇多建树。涂长望出版了《中国气候通论》、《气团概论》专著,师生还发表了《中国冬季温度之长期预告》(涂长望)、《何以贵州天无三日晴》(涂长望)、《凝结曲线在气团分析及天气预告中之应用》(郭晓岚)、《等熵面之分析》(叶笃正),《贵州东北部浅气旋之研究》、《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贵州的气候》(谢义炳)等论文。

三、史地分家及其争论

竺可桢的通才教育理念不单单是在史地系得到体现,在全校都是如此。浙大1942年毕业生,后受竺可桢青睐留校任教的刘操南说“竺可桢校长以及其他师长对于治学,主张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这种主张落实在学生的选课上。文科的要选理科课,理科的要选文科课,至少各要满12学分才能毕业。这种主张,是深入学人之心,蔚然成风的。例如:理工科的同学经常选读唐宋诗和唐宋词,并且进行创作。就我来说,读文学院的也曾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实验等课。那时院与院间,系与系间,不像一些大学中文理壁垒森严,畛域分明。当时转院转系容易批准。学术上的切磋琢磨、交流更为频繁。不是哪一系的师生就在哪一系中团团转的。切磋琢磨,风雨一堂,由博返约,感情十分融洽。(4)

浙大史地系采用史地合一的教学方式,一方面使史学组和地学组的学生能从史地两个学科领域中学习综合的方法,有利于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但另一方面,对于自然地理学尤其是气象学来说,17—19世纪,借助物理学中力学、热学、光学等分支的科学成果迅速发展,这就需要有深厚的数理基础,将地学组隶属于史地学系,并设置于文学院则很难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杭,这种矛盾日显突出。地学组师生提出史地分家。

时任史地系气象学副教授的么枕生回忆当时的情况:“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该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虽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议激烈,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身为气象学副教授,么枕生认为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钻研气候学,气象学只是气候学的基础课,显然受到限制。幺枕生推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更倾向于史地分家,他还举出实例以证实这一揣测:“1946年1月31日曾由束家鑫带我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余、王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5 ”

对于史地分家,林晔也有清晰的回忆:“1947—1948年,史地系学生曾多次向系主任及校长提出‘史地分家’,因为从学生来说,史学和地学都有必修课,势必分散精力,转移兴趣。这一要求自然首先遭到张其昀先生的反对,他主张融通史地,有利于培育通才。当时浙大学生有个史地学会,我以学术干事的名义代表部分学生的意见向张先生上书,陈述分系的理由,张当即约我到他家中去谈,说理与压力兼施。后来学生自治会的代表陈业荣向校长面陈,竺校长认为史地二者日后必分,只是当时考虑人力物力暂时不分。1948年5月间为此事以及其他事,学生在壁报上对张先生指名诘问,张以辞职相威胁,校方要开除壁报负责人,学生代表力陈张与史地系学生隔阂以至对立(主要是对当时时局的观点以及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上)存在已久,开除学生必致更大不满,后经校务会议讨论以记过处分了之。6 ”

张其昀长期主持浙大史地系(达13年之久)7 ,与浙大史地系的成长密不可分。

对于张其昀,学生们则爱恨交加。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张以其史地学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逐渐进入蒋介石的视野。1941年3月15日晚,蒋第一次约见张其昀,曾谓张“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1949年5月,张离沪赴台,旋即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此后位居国民党中枢要职,并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颇多建树。

“平心而论,张其昀先生在《中国地理总论》的教学中是非常勤恳的,如每课必挂大地图并指出学习要领,他的讲解也是有条不紊的,而且经常教育我们注重实践锻炼,注意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如叫我们编写一个县的地理志和气候志等),这些都是使我们很难忘却的。8 ”

林晔回忆道:“张其昀这个人要一分为二地看,他是蒋介石很器重的一个人,把他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位置,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委员的那个高度了,所以他的政治立场完全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我们学生搞运动的时候,他经常反对,学生们也反对他。但是他学问很好,讲课也很好,注重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所以同学们还是比较欢迎他的。9 ”

1949年4月底,竺可桢暂离杭州前往上海。1949年5月,张离沪。竺可桢与张其昀离开浙大后,史地学系实际上已无人掌舵,史地合一观念的支持力量大大减弱,史地分离已成必然。8月,马寅初被委任为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委。文学院的史地系改属理学院,并改为地理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原为史地系教授的叶良辅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

存在了13年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如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10 、施雅风、毛汉礼、姚宜民11 、束家鑫、张镜湖12 、吕东明13 、欧阳海14 、左大康和林晔等。

注释

1(2)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7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遂称之为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改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改名为江苏大学;1928年5月改称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称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改称南京大学。

2(3)何方昱.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年).学术月刊,2012(5):145-154。

3(4)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民国三十一年出版。

4(5)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96-113。

5(6)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学生通讯录(1936年).杭州:国立浙江大学,1936:19-20。

6(1)毛文婷,张淑锵.张其昀与浙大史地研究所.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83.

7(2)沈思屿,号鲁珍,安徽合肥人。1925年东南大学史地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总务主任,兼任史地学系气象学教授。

8(3)诸葛麒,号振公,浙江东阳人。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后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1936年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校长秘书。

9(4)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民国三十一年度出版。

10(1)施雅风.饮水思源怀念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119-132。

11(2)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2(3)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96-113。

13(4)刘操南.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55-69。

14(1)幺枕生.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114-118。

15(2)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6(3)1943年夏-1945年底张其昀赴美讲学期间由叶良辅任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回国后继续担任系主任。(李治孝.叶良辅老师的生平和贡献//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373)。

17(4)林晔.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1986年5月。

18(5)林晔,口述访谈实录。

19(6)周恩济,浙江杭州人。1941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研究所,师从涂长望,1943年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重庆北碚国立复旦大学讲师,1945-1949年7月任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气象台台长等职。1949年8月-1951年2月任香港皇家天文台助理科学官。1951年2月,应涂长望邀请回国。1952年到天津大学任教。1955年到华东水利学院任教。

20(7)姚宜民,安徽含山人。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至中国航空公司任气象预报员。1950年在台“中央气象局”任预报科科长。1951年任台北松山机场民航气象台台长。1954年赴美国依阿华大学学习农业气象。1956年获硕士学位,返台任台湾省气象所研究室主任。1958年再度赴美,攻读博士学位。1963进入美国联邦气象局(后改名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曾任该局气象情报服务中心首席科学家。

21(8)张镜湖,父亲为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1948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1954年,获得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地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从事研究。1959-1964年,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1984年后,成为夏威夷大学地理学和气候学荣誉退休教授。1999年1月22日,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是台湾地区首位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的学者。

22(9)吕东明,1942年考入浙江大学史地系,是1945年浙大地下党派到湄潭的中共地下党员,化名吕欣良,在浙大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气象部副部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

23(10)欧阳海,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曾任浙江大学助教、重庆中央气象局技佐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央气象局资料室技术组长等职。1960年参与筹建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学系。

24(11)左大康(1925-1992年),地理学家,湖南长沙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系。1960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划线高亮笔记摘录词典复制关于我们CNKI荣誉版权公告客服中心在线咨询用户建议

抗战西迁前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崛起

科学文化评论 2017,14(05),17-43 郭金海
作者简介:郭金海, 1974年生, 天津人, 博士,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数学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中国科学院院史。

基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重大项目“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研产出奖励课题“民国数学通史研究与编撰”;

摘要:

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成立于1928年, 起初缺乏专业数学师资, 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实力弱小。但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逐渐崛起, 至1937年抗战西迁前成为国内重要大学数学系之一。该系的崛起是现代数学建制化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大背景下, 大学数学系被引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后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侧面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快速发展。除外部因素的积极影响外, 其崛起的关键是该系得选良才陈建功和苏步青;在他们领导下逐步增强师资阵容与完善课程体系, 注重基本训练, 以从日本引入的“数学研究”为桥梁, 严格践行了“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办学理念;陈建功与苏步青等教师致力于教学之余, 醉心于科研, 对该系青年教师产生示范性影响。这段历史反映了以陈建功、苏步青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为国家建设一流数学系所做的努力和尝试, 揭示了数学家个体与大学数学系办学风格形成的密切关系。该系崛起过程中存在的以“学徒制”态度培养学生对学生学术发展造成的影响, 也折射了当时大学数学系的局限。

关键词:浙江大学;数学系;师资;课程;数学研究;

在世界文明中, 现代意义的大学数学系最早出现于欧洲, 是现代数学建制化的产物。至20世纪初, 大学成立数学系在欧美国家已经较为普遍, 在一些亚洲国家亦不鲜见, 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发展数学事业的必由之路。作为现代科学的继发性国家, 中国于民国肇建后学习西方正式将大学数学系引入现代教育体制。在北京政府时期, 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陆续成立数学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掀起一波大学兴设数学系的热潮。国立浙江大学 (以下有时简称“浙大”) 数学系于1928年秋在这波热潮中成立 (1) , 由首任系主任钱宝琮草创。1929年和1932年, 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留学返国的数学博士陈建功、苏步青相继出任系主任。20世纪30年代初陈苏两人下定决心, “要在二十年内把浙大数学系办成第一流数学系”[1]。此后该系逐渐崛起, 至1937年11月抗战西迁前成为国内重要大学数学系之一 (2)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崛起是其早期发展的关键一环, 是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现代数学事业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 也是近代中国归国留学生成功主持创办学术机构的典型案例, 值得深入研究。学界先前对于浙大数学系早期历史虽有论述[2,3], 但失之简略, 并未系统呈现抗战西迁前该系崛起的历程, 且在文献挖掘方面存在不足。鉴于此, 本文以档案资料、浙大原始出版物与浙大数学系师生论著等为基础, 探讨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从草创到崛起的历程, 并分析其间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发展情况与归国留学生所扮演的角色, 希冀能为当前中国大学数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启示。

目录结构
一教师延揽与师资力量的转变
二课程体系的草创与改善
三教材的选用与教学活动
1. 教材的选用:以欧美原著为主
2. 教学活动:以苏步青与陈建功为例
四“数学研究”的开设
五数学研究活动的展开
六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
七结语

文内图表

一教师延揽与师资力量的转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 是由蒋介石领导建立的国民党新政权。它的成立虽然导致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分裂, 但改变了中国因长期军阀割据而造成的全国动荡的政局与中央政权极度弱化的局面, 为政府发展科学事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月, 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即创议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4]。“嗣因研究院规模宏大, 需费浩繁, 遂由筹备委员等议决研究院暂缓设立, 提先筹办大学”;同时中央决定浙江试行大学区制, 该大学定名为第三中山大学, 并于1927年七八月间成立, 1928年4月更名为浙江大学, 后于7月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3) 

浙大数学系隶属于文理学院。文理学院成立于1928年, 邵裴子任首任院长, 是浙大较早设立的学院[4]。在邵裴子主持下, 该院筹备之际定有6个设立目标:“⑴提倡科学方法, 以革新自来思想之习惯;灌输科学智识, 以确定高等学术之基础;致力学术研究, 以推广知识之界线。⑵注重教育学之研究, 及教育方法制度之试验, 以[期对于] (1) 改进浙江全省之中小学及社会教育, [有所贡献]。⑶搜集及整理浙江省自然及社会方面之材料, 使全省事物, 均可于最短期内, 有一正确之测量。⑷养成忠实勤敏之士风。⑸造成通达明敏之党国及社会服务人才。⑹提高一般民众之知识。” ([6], 页1—2) 文理学院强调目标⑴、⑷、⑸“尤为基本”, 要达到这3个目标, 必须有“优越之教员”[7]。但由于留学归国与本土培养的高水平数学专业人才奇缺, 聘到“优越之教员”困难, 数学系成立时仅有两位教师, 即首任系主任、副教授钱宝琮与助教杨景才。

钱宝琮, 字琢如, 早年留学英国, 在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学系读本科, 1911年夏毕业, 获理学士学位;返国后曾任教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南开大学数学系、中央大学 (由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称) 数学系[8]。他虽然数学教学经验丰富, 但无专业数学教育背景。杨景才是钱宝琮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 192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9], 所学专业并非数学。因而, 浙大数学系成立伊始, 师资力量薄弱, 开设高深的大学数学专业课程都成问题。

1929年由于陈建功应聘到浙大任教, 数学系师资力量发生转变。陈建功, 字业成, 是中国函数论研究的先驱之一。早年曾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1923年毕业于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10]。毕业后返国, 相继任教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武昌大学数学系[11]。1926年再赴日本, 考入东北帝国大学大学院做研究生。研究题目是数学解析, 相继由林鹤一、藤原松三郎指导 (2) 。1929年7月, 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教授会19位与会教授一致同意 (3) , 授予陈建功理学博士学位 (4) 。由于“这在日本是比较难得的学位, 他又是外国人, 论文一发表, 便轰动全日本。”[1]留日期间, 陈建功已发表10余篇论文。水平最高的是1928年发表于日本《帝国学士院纪事》 (Proceedings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的“论带有绝对收敛的傅里叶级数的函数类” (On the Class of Functions with Absolutely Convergent Fourier Series) 。此文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三角级数在整个区间绝对收敛的充要条件是它为杨 (Young) 连续函数的傅里叶级数[12]。1929年时, 浙大还不是国内重要学府, 薪金较低。陈建功之所以选择浙大, 与浙江是其故乡和他的浙江同乡、在东北帝国大学的同学苏步青的建议有关。如苏步青回忆说:

图1.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大门   下载原图

当时聘请陈先生的学校很多, 清华、北大等七、八个大学, 浙江大学是新创办的, 有文理学院, 虽然别的大学每月薪金在四百元以上, 而浙大只有三百元, 但浙江是我们的故乡, 我还是建议他到浙大任教, 并说:你先去, 我随后来。[1]

陈建功到浙大任教后, 任副教授兼任数学系主任。经其推荐 ([13], 页31—32) , 1931年浙大聘请苏步青任数学系副教授。苏步青是中国微分几何研究的先驱之一, 1924年考入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 1927年毕业后免试升入大学院做研究生, 由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指导, 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4,15]。此前经东北帝国大学教授会主席林鹤一推荐, 在该校任讲师4年, 讲授高等代数[16]。论研究能力, 苏步青不逊色于陈建功, 至1930年, 已发表论文39篇[17], 在仿射微分几何方面取得卓著成就。1932年前后, 浙大工学院教师朱叔麟还调到数学系任副教授。朱氏亦留学日本, 早年毕业于日本物理学校数学科, 是浙大元老, 1927年已到校 ([18], 页19) 。陈苏两人的加盟与朱氏的调入, 使浙大数学系形成师资骨干以留日学生为主的特点。

1930年, 武昌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毛信桂还被聘为浙大数学系助教[19], 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姜立夫被聘为副教授[20], 但姜氏未就职。1932年, 陈建功将系主任职位让给苏步青。他们亲如骨肉, 对外苏步青是系主任, 陈建功则当幕后军师。为了把该系办成一流数学系, 他们在聘请教师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1,21]。1932年度, 尽管杨景才已去职, 但浙大数学系教师已有9人, 即副教授4人:苏步青 (兼任系主任) 、陈建功、钱宝琮、朱叔麟;助教5人:毛信桂、姜渭民、周恒益、鞠恩澍、顾学曾[22]。其中, 姜渭民毕业于暨南大学数学系, 周恒益是浙大数学系首届毕业生之一[23,24]。另据《国立浙江大学职教员学生通讯录 (二十四年度) 》, 1932年数学系还有助教方德植, 是该系学生, 自1932年8月任职 ([18], 页19) 。此后随着周恒益、鞠恩澍、顾学曾离系, 苏步青与陈建功陆续留任冯乃谦、许国容、夏守岱等该系毕业生为助教 (1) ([18], 页19—20) 。通过这种途径, 为该系储备了较为充分的青年师资力量。

图2.1931年4月7日, 浙江大学数学系师生欢迎新聘副教授苏步青合影 (前排左3陈建功、左4苏步青、左5钱宝琮)   下载原图

1935年, 经陈建功推荐, 曾炯到浙大数学系任副教授 ([25], 页113;[26], 页63) 。曾炯, 字炯之, 中国抽象代数研究的先驱。1926年毕业于武昌大学数学系, 在学期间得到老师陈建功赏识。1928年考取江西省庚子赔款欧美公费留学生, 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数学。1929年转入哥廷根大学, 由代数学家诺特 (A.E.Noether, 1882—1935) 指导, 撰写博士论文《函数域上的代数》 (Algebrenüber Funktionenkörpern) 。因纳粹排犹, 诺特于1933年4月被解职。曾炯最终在施密特 (F.K.Schmidt) 指导下, 于1934年完成博士论文, 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26], 页61—63;[27]) 。1934年下半年, 曾炯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 到汉堡大学进修 ([25], 页112—113) 。他在留德期间已发表重要成果。1933年他发表的论文证明了一个重要定理:设Ω为代数闭域, Ω (x) 表示Ω上关于未定元x的有理函数域, K为Ω (x) 上n次代数扩张, 则不存在K上以K为中心的斜体, 即K上以K为中心的可除代数是唯一的, 且与K同构[28]。该定理被称为“曾定理” ([25], 页114) 。当时中国研究抽象代数者还如凤毛麟角, 而曾炯有成就, 且师出名门, 浙大数学系将聘到他作为一大幸事。1934年苏步青在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讲演时说:

就说代数学, 研究的人在中国是向来没有一个人。去年在德国Göttingen大学毕业了一位先生, 那大学的D.Hilbert教授是公认为世界数学界的第一把交椅的。这位先生在那里专攻代数, 现在浙大很荣幸将他请到了。[29]

1935年度浙大数学系教师达11人, 包括教授苏步青、陈建功, 副教授朱叔麟、钱宝琮、曾炯, 讲师毛信桂、助教方德植、冯乃谦、许国容、姜渭民、夏守岱 ([18], 页19—20) 。至1936年度, 虽然许国容离去, 但又有该系毕业生陈洪炽、徐瑞云留任助教[30]。这样的师资规模超过一些全国大学数学系的代表机构, 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数学系 ([31], 页80—81;[32]—[34]) (1) 。同时浙大数学系陈建功、苏步青、曾炯3人有博士学位, 博士人数超过武汉大学数学系, 可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数学系相匹 (2) 。而且, 由于陈建功、苏步青、曾炯分别是函数论、微分几何、抽象代数方面国内一流专家, 浙大数学系这些方面的师资力量居全国大学数学系前列。

图3.1937年4月, 浙江大学数学系师生合影 (3)   下载原图

然而, 《竺可桢日记》显示, 由于曾炯与陈建功胞妹的婚姻问题, 陈建功与曾炯“交恶”, 苏步青坚决表示“必欲去之” ([35], 页324) 。1937年暑假后曾炯改任北洋工学院教授。因此, 浙大数学系代数师资力量严重削弱。浙大旋聘请亦留学哥廷根大学、专长代数学的章用为数学系教授[36,37], 对此有所弥补。几乎同时, 苏步青和陈建功邀请王福春到数学系任教。王福春是陈建功在武昌大学数学系任教时的学生, 后留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 虽仅获学士学位, 但在傅里叶级数研究方面颇有建树[38,39]。1937年9月王福春已在浙大数学系教授之列[36], 1938年秋浙大迁至江西泰和时正式入职[40], 这使该系函数论师资力量明显增强。另外, 1936年钱宝琮改任教授 (4) 。1936至1937年9月间, 朱叔麟改任教授[30,36], 在助教姜渭民、夏守岱、徐瑞云离系情况下, 有该系毕业生虞介藩、许燕礼、卢庆骏、熊全治等充实到师资阵容中[36], 保证了后备师资力量。

由此, 至1937年9月, 即浙大西迁前夕, 数学系在册教授6人, 教师凡13人, 即教授苏步青 (兼系主任) 、陈建功、朱叔麟、钱宝琮、王福春、章用, 讲师毛信桂、方德植, 助教冯乃谦、陈洪炽、虞介藩、许燕礼、卢庆骏。另有助理员朱良璧、研究助理员熊全治[36]。据1937年10月浙大公布的教职员名单, 该年9月数学系教师中还有助教许国容[41], 说明他又返系任教。但不论如何, 当时浙大数学系师资规模与整体师资力量是空前的。但1939年章用病逝[37], 此后浙大数学系至1952年并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前再未聘到高水平代数学教师, 严重影响了该系代数人才的培养。

二课程体系的草创与改善

浙大学制4年, 数学系1928年成立时仅有一年级学生, 至1931年秋一至四年级学生齐备, 方有4年完整的课程。其成立之初, 所设数学科目有限, 如表1所列1929、1930两年度课程所示。

表1.1929、1930两年度浙大数学系课程表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 页40—54;[42]。

1929年度一年级10门科目中, 数学科目1门, 即“数学”;二年级共14门 (含8门选修科目) , 数学科目2门, 即高等微积分、代数学。一二两个年级只设置3门数学科目。在数学科目方面, 1930年度于一年级仍仅设1门“数学”;二年级仍设2门, 即高等微积分和解析投影几何, 取消了代数学;三年级设3门:解析投影几何、复变数函数论 (即复变函数论) 、级数概论。也就是说, 一至三年级只设5门数学科目。由于初等微积分 (或微积分) 、立体解析几何 (或解析几何) 、微分方程、初等代数方程、微分几何学等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科目均付诸阙如, 这样的课程尚不完备。这种情况的出现, 既与学生年级较低有关, 也是当时师资奇缺的结果。

1931年秋四个年级学生齐备后, 随着师资力量加强, 浙大数学系课程发生变革。通过变革, 增设一批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基本科目和专门科目, 删除解析投影几何, 初步创立完整的课程体系。这由表2所列1932年度浙大数学课程表可以看出。

表2.1932年度浙大数学课程表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3]。

表2所列科目共20门, 除高等电工数学、沈养厚所授微积分等外, 其余应为数学系本系科目。本系科目中, 设置了大学数学专业一般必备的科目初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微分方程、初等代数方程、微分几何学, 并增设专门科目实变数函数论 (即实变函数论) 、座标几何学、综合几何学、代数曲线论、数学研究。本系科目的设置受到陈建功和苏步青的母校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课程设置的影响。如座标几何学、数学研究这两门科目, 当时中国其他大学数学系还没有设置, 而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已于1911年设置 ([44], 页240—241) 。数学研究的开设, 是该系课程的一大特点, 下文将详述。

本系课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分析、几何科目较多。这与陈建功、苏步青专长这两个领域密切相关。具体而言, 分析科目有7门, 即初等微积分及微分方程式、微积分、高等微积分、级数概论、复变数函数论、实变数函数论、微分方程;几何科目有5门, 即立体解析几何学、座标几何学、综合几何学、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但代数科目较少, 仅2门, 即初等代数方程式论、代数学。而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国立大学数学系均开设近世代数、群论等代数专门科目[45—47], 浙大数学系相形见绌。

1932年度后, 浙大数学系偏重开设分析、几何科目的同时, 对代数科目有所扩充, 并形成一年级注重基本科目, 二三年级侧重专门科目, 四年级兼重专门科目和数学研究的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如除国文、英文、科学方法、物理学、物理学实验、化学、化学实验、现代政治、现代经济、党义、军训、体育等与物理系、化学系学生共修科目外, 1934年度数学系课程凡17门: (一年级) 微积分及微分方程、代数方程式论初步; (二年级) 高等微积分、级数论、座标几何学、立体解析几何学、数学史、代数学; (三年级) 群论、综合几何学、复变数函数论、微分方程式论; (四年级) 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数学研究 (甲) 、数学研究 (乙) [48]。其中, 分析科目6门、几何科目5门, 代数科目增至3门即代数方程式论初步、代数学、群论。一年级2门均为基本科目;二三年级10门中, 除2门即高等微积分和立体解析几何学为基本科目, 1门即数学史为参考科目外, 其余7门均为专门科目;四年级5门中, 3门即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代数曲线论为专门科目, 2门即数学研究 (甲) 、 (乙) 为训练数学研究能力的科目。

1935年度, 浙大数学系在保持课程体系整体格局前提下增删了一些科目。除国文、英文、德文、普通物理学、现代经济、现代政治、体育、军训等非数学科目外, 该年度所设课程共14门 (1) : (一年级) 初等微积分及微分方程式、初等代数方程式论; (二年级) 高等微积分、级数概论 (上下学期各2学分) 、座标几何学、初等代数方程式论 (与本系一年级合班) 、级数概论 (无学分, 选修) ; (三年级) 代数学、复变数函数论、座标几何学 (与本系二年级合班) 、数学考试 (乙) ; (四年级) 实函数论、微分几何学、群论、代数学 (与本系三年级合班) 、数学考试 (甲) 、数学研究 (甲) 、数学研究 (乙) [49]。数学考试 (甲) 、 (乙) 是新设科目。1934年度所设微分方程式论、立体解析几何学、综合几何学、代数曲线论被删除。这些表明浙大数学系在课程体系整体格局形成后对课程有局部的改造或调整。

1937年度课程显示, 这种局部的改造或调整在浙大西迁前后还在进行。除文理学院公共课程外, 浙大数学系该年度课程删除了数学考试 (甲) 、 (乙) , 初等代数方程式论、群论, 恢复了微分方程、立体解析几何、综合几何, 新设了高等微分几何, 初等数学A、B, 初等微积分A、B、C等[50,51]。这些改造与调整大都有助于改善课程。但初等代数方程式论、群论的删除可能与代数师资力量削弱有关。

三教材的选用与教学活动

1. 教材的选用:以欧美原著为主

作为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 教材是教师授课与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或参考, 关系着教育活动的质量。20世纪上半叶, 由于数学名词译名尚未完全统一, 大学中文数学教材匮乏, 国内大学数学系普遍使用外文原著作为教材。浙大数学系亦不例外。抗战西迁前, 该系大部分课程的教材为欧美数学原著。其中, 不少是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

初等微分积分及微分方程式以美国数学家奥斯古德 (William Fogg Osgood, 1964—1943) 《微积分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Calculus) 为教科书之一[43], 抗战西迁后仍采用此书[52]。高等微积分长期以奥斯古德《高等微积分》 (Advanced Calculus) 为教科书[43,52]。复变数函数论曾以美国数学家汤森 (Edgar Jerome Townsend, 1864—1955) 《单复变函数》 (Functions of a Complex Variable) 为教科书, 抗战西迁后还使用过英国数学家蒂奇马什 (Edward Charles Titchmarsh, 1899—1963) 《函数论》 (The Theory of Functions) [52]。实变数函数论曾以英国数学家霍布森 (Ernest William Hobson, 1856—1933) 《实变函数论与傅里叶级数论》 (The Theory of Function of a Real Variable and the Theory of Fourier’s Series) 、奥地利数学家哈恩 (Hans Hahn, 1879—1934) 《实变函数论》 (Theorie der Reellen Funktionen) 为主要参考书。微分几何学的教科书, 使用美国数学家艾森哈特 (Luther Pfahler Eisenhart, 1876—1965) 《曲线和平面微分几何》 (A Treatise on the Differential Geometry of Curves and Surfaces) , 参考书为德国数学家布拉施克 (Wilhelm Blaschke, 1885—1962) 《微分几何讲座》 (Vorlesungenüber Differentialgeometrie) 。综合几何学、座标几何学曾分别以意大利数学家克雷莫纳 (Luigi Cremona) 《射影几何原理》 (Elements of Projective Geometry) 、伍兹 (Frederick Shenstone Woods, 1864—1950) 《高等几何:解析几何高等方法引论》 (Higher Geometry:An Introduction to Advanced Methods in Analytic Geometry) 为教科书。代数学曾以美国数学家博歇 (Maxime Bôcher, 1867—1918) 《高等代数学引论》 (Introduction to Higher Algebra) 为教科书[43]。奥斯古德《微积分导论》、汤森《单复变函数》、哈恩《实变函数论》、伍兹《高等几何:解析几何高等方法引论》、博歇《高等代数学引论》等近年仍再版。

曾炯在浙大数学系讲授抽象代数 (1) 、群论[53—55], 所用教材内容多出自荷兰数学家范德瓦尔登 (B.L.Van der Waerden, 1903—1996) 、瑞士数学家斯派泽 (A.Speiser) 德文著作。如该系毕业生熊全治回忆说, 曾炯“所教之抽象代数及群论两门课, 内容丰富, 大都是根据B.L.Van der Waerden及A.Speiser所著之两本德文教本”[53]。范德瓦尔登著有《近世代数学》 (Moderne Algebra) 。此书据曾炯导师诺特、奥地利数学家阿廷 (E.Artin, 1898—1962) 讲稿, 以德文撰成, 分上下两册, 初版于1930至1931年分别出版后, 流行甚广, 对近世代数学的传播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56]。斯派泽著有《有限群理论》 (Die Theorie Der Gruppen Von Endlicher Ordnung) , 是关于群论的名著。熊全治所言“两本德文教本”当指这两种著作。

选用这些欧美原著作为教材, 对浙大数学系的教学质量起到保障作用, 也可使学生直接接触现代数学的外文表述形式, 有助于培养学生用外文阅读和撰写数学论著的能力。但对外文水平不高的学生, 则会因语言障碍而影响知识的接受效果。更重要的是, 这不利于国家摆脱对西方的追随, 推出完全适合本国学生的大学数学教材。或许有鉴于此, 浙大数学系也有一些课程只将外文原著作为参考书, 教师在教学中使用自编的中文讲义, 以中文授课。陈建功讲授的级数概论、实变数函数论都是如此 ([57], 页26—27) 。苏步青对陈建功此举评价道:

陈先生的外文很好, 英文、日文、德文、法文都精通, 解放后, 他还学了俄文。在教学上, 他和有些从国外归来的教授不同, 用中文编写讲义, 用国语讲课, 这是其他讲授所不及的。陈先生毅然用国语讲课, 一破旧俗, 很有创见。[1]

当时由于数学名词译名混乱, 大学中文数学教材甚少, 留学返国教师在大学普遍使用外文教材与外语教学。陈建功此举其实不仅是一种创见, 而且是他不惜花费心血, 积极推进教学的一种表现。

2. 教学活动:以苏步青与陈建功为例

受在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与大学院所受教育的影响, 苏步青和陈建功都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对于一年级学生, 要求每门数学课都配有大量习题, 每一主讲教师都配有辅导教师。学生每次上课都必须交上次课布置的习题, 由辅导老师批改后于下次课交还学生, 辅导老师必须跟班听课。每周还有一次由辅导老师主持的习题课。教室的三面墙壁上都有黑板, 由几位同学同时上去演算 ([58], 页107) 。

对于备课, 更新讲义, 他们也很重视。苏步青讲课前都要做充分准备, “每讲一次课, 总要用一些新的材料 (包括方法) 替代老的”, 还把自己的和世界上最新的研究成果写进讲义。如1928年世界上的某些最新成果, 就被写进1931年他的微分几何讲义[59]。陈建功认为教师上一堂课, 就象打一场仗一样[1]。常常为了讲好一堂课, 舍得花几倍的时间去阅读、钻研教材, 即使对讲授多遍的内容, 也不掉以轻心, 认真备课 ([13], 页37) 。他对于讲义每年都要新编, 老的删掉, 补充新的内容[1]。如他在教授级数概论时, 就把当时的最新成果——各种求和法教给学生[60]。对于以外文原著作为教材的课程, 他也会补充新内容。如讲授高等微积分时, 在奥斯古德《高等微积分》之外, 补充了隐函数存在定理的证明 ([57], 页27) 。

苏步青和陈建功比较注意教学法, 在教学中均能做到深入浅出 ([1];[59], 页137) 。如陈建功能用通俗的语言, 把难懂的数学原理讲清楚, 曾用猴子跳跳板之类形象化的语言, 来表述点集论。而且, 他上讲台不带讲义, 不看书本, 拿起粉笔, 一讲到底[1]。后来, 他的不少学生也继承了这种讲课方法, 并称之为陈氏授课法。另外, 苏步青和陈建功的板书都很工整, “在黑板上写的字和符号及公式”, “同印的一样”[61]

不仅如此, 他们执教都很严格。凡是作业做不出来的或者想偷懒的学生, 苏步青都不会原谅。而且苏步青讲课时, 有时会让学生在黑板上演算题目, 如果演算不出来, 就让学生“挂”黑板, 对工学院听课的学生也不例外[62]。陈建功讲课时不把讲义发给学生, 而是严格要求学生记笔记, 课后要求学生先整理好笔记, 复习好讲课内容之后再完成作业 ([57], 页26) 。这些对于磨炼学生的意志,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与保证教学质量都颇有裨益。

四“数学研究”的开设

在浙大数学系课程中“数学研究”是重要科目, 始设于1931年, 由陈建功和苏步青从日本引入, 共同发起和指导。它类似于数学讨论班, 由学生和青年教师共同参加。如前所述, 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数学系还没有这种科目, 而早在陈建功、苏步青留学日本之前, 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已开设“数学研究” ([44], 页240—241) 。而且, 1907年东北帝国大学成立前, 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科即设置“数学研究” ([44], 页164—173) 。陈苏两人在浙大数学系开设“数学研究”, 目的是对高年级学生与青年教师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如苏步青所说:

1931年在陈先生等人发起和指导下, 一个当时称为“数学研究”而现在则称为“小型科学讨论班”的学术活动形式, 在杭州创始了。通过它对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进行严格训练。 ([63], 页ii)

陈苏两人共同主张“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结合”的办学理念 ([1];[64], 页119) 。创设“数学研究”无疑是他们实施该理念的努力之一。由表2可知, 1932年度“数学研究”由四年级学生每星期三下午参加, 不计学分。课程内容是, “由教师选取最近各种杂志中之论文, 分与学生自行研究, 轮流报告其所得之智识, 报告时由数学系全体教师监督指导, 教师亦于此时轮流报告其最近之研究, 或所读之论文。” ([43], 页79) 此后, “数学研究”愈加规范, 发展较快。自1934年度起, 分为甲、乙两门, 每周学时由一下午变为两门各一下午 ([48], 页39) 。至迟自1937年度起, 这两门课各占1学分[50,51], 进一步提高了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数学研究”甲, 是由四年级学生和大部分教师轮流报告论文。学生报告的论文, 由陈建功和苏步青提前指定, 报告者要先译成中文, 油印分发。报告前几天就贴出通知, 注明报告人和题目, 并注明是第几次。教师一般报告自己撰写的论文, 但一般不翻译、分发。“数学研究”乙, 分为几何和分析两组, 几何组由苏步青主持, 分析组由陈建功主持, 是由四年级学生和同行教师参加。这两组都由学生轮流做读书报告, 教师不做报告。学生报告的内容可以是一本重要专著或一系列相联系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均为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重要资料 ([57], 页27—28;[58], 页107—108) 。1935年熊全治在浙大数学系升入四年级后, 在“数学研究”乙, 参加了苏步青主持的几何组, 就曾由苏步青指定读德国数学家克莱因 (Felix Klein, 1849—1925) 的重要著作《高等几何》 (VorlesungenÜber Höhere Geometrie) [61]

图4.《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关于数学系举行“数学研究”活动的报道 (活动时间:左为1934年9月17日, 右为1935年2月25日)   下载原图

苏步青和陈建功都重视“数学研究”, 每次都坚持参加, 雷打不动;而且对于参加的学生和青年教师, 要求甚严。“教师没有通过‘数学研究’这门课的就不得升级, 学生尽管其它课程都及格而‘数学研究’不及格的也不得毕业。” ([63], 页ii) 抗战西迁前就读于浙大数学系的程民德回忆陈苏两人主持“数学研究”的情况时就说:

从四年级起, 每周有两个下午的讨论班, 他们风雨无阻, 每次必到。在讨论班上他们经常提问, 要求主讲人确切回答, 连回答的表达也严格要求。例如当主讲人证明了某一结论后, 他们会突然把结论改变一下, 然后问改变后的结论是否成立。如果主讲说:应当不成立, 可以举出反例, 他们就要求立即把反例举出来。如果举出了反例, 他们还要说:既然有反例证明改变后的结论不成立, 还说什么“应当不应当”的废话。如果主讲人一时举不出反例, 他们就让他继续想, 不让他往下讲, 这叫做“挂黑板”。“挂”久了就完不成这次主讲任务。……无论数学研究甲或乙, 苏、陈两位对报告者都严格要求, 不清楚的问题都要提问, 直到报告者弄清楚为止。学生如果通不过报告就不准毕业。由此可见他们每周教学任务之繁重和执教之严。 ([57], 页27—28)

还有一个例子, 可说明当时要求之严。有一天夜里, 熊全治突然跑到苏步青家里。苏步青一见面就问:“这么晚了, 你还来干什么?”熊全治吞吞吐吐地说:“明天的讨论班由我报告, 我怕过不了关, 想来请教先生……”话还没说完, 苏步青就板起面孔说:“怎么不早来啊!临时抱佛脚, 还能有个好?”熊全治一听, 满脸涨得通红, 二话没说, 立即向苏步青告辞, 返回宿舍, 足足准备了一个通宵。第二天, 报告时总算过了关 ([62], 页577) 。

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与训练下, 浙大数学系“数学研究”的质与量都得到切实保障。这对该系学生和青年教师数学研究能力的培养起到重要作用。而且, 也培养了他们的严谨学风与独立思考习惯[64]。“数学研究”结束后, 教师与学生经常自由交谈, 还形成浓郁而活跃的学术氛围。当时浙大数学系学生对“数学研究”有积极的反响。1936年前后数学系一位署名华生的学生在《数学系的精神》一文中写道:

四年级的同学更觉得忙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有两个“数学研究”的学程, 一个读书本, 一个读论文, 每星期举行两次上台的演讲。……在这里, 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的是“数学研究”, 她在质和量上都超过了他系的“讨论”或“报告”。这“数学研究”至今已举行了一百六十几次了。教授们对于演讲者是绝对严格的, 可以说一点也不讲面子, 因为他们是只注意学问的尊严的呵。然而在研究完毕之后, 师生间常随便谈话, 在烟气绕绕之中, 交换着娓娓的攀谈。这是极像英国大学的Tutor制的。[65]

这种反响反映了数学系学生对“数学研究”的肯定。抗战西迁后浙大数学系还一直坚持开设“数学研究”, 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66]。1952年浙大数学系并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后, 通过苏步青与陈建功又在复旦大学得到发展 ([64], 页119) 。

五数学研究活动的展开

浙大数学系成立后在函数论与微分几何领域开展大量研究活动。1935年曾炯任教后, 开创了该系的抽象代数研究。至1937年抗战西迁前后, 该系师生共有1部日文数学专著 (即陈建功《三角级数论》[67]) 与约39篇英文数学论文发表[68—70]。就发表成果数量而论, 不如清华大学数学系 (1) , 但超过北京大学数学系, 居全国数学系前列。陈建功与苏步青均有重要成果发表。

图5.陈建功《三角级数论》   下载原图

陈建功《三角级数论》是其中之一。该书在日本岩波书店于1930年出版, 是该书店刊行《高等数学丛书》的一种, 乃中国学者在国外出版的第一本现代数学专著。作为国际上较早的三角级数论专著 ([57], 23—24页) , 该书分两编, 分别为“积分概论”和“傅里叶级数”。第一编介绍了三角级数的预备知识, 包括点集和积分。第二编共7章, 有6章介绍傅里叶级数理论, 是全书主要内容, 有1章介绍一般三角级数理论。该书关于傅里叶级数和一般三角级数理论, 概括了当时国际数学界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其中包括陈建功在日本《东北数学杂志》 (Tôhoku Mathematical Journal) 、《帝国学士院纪事》等刊物发表的论文[67]。陈建功在书中首创不少日文数学术语, 50年后仍被沿用 ([63], 页i) 。此书在日本影响较大。1984年出版的《日本の数学100年史》将其作为日本昭和前期实变函数论领域的一项成果[71]

抗战西迁前, 陈建功在浙大数学系除继续研究留日期间涉猎的三角级数论、正交函数级数等方向的问题外, 还开拓了单叶函数这一新的研究方向, 并在单叶函数系数估计方面取得先进成果。国际数学界关于单叶函数系数估计的研究, 源于1916年德国数学家比伯巴赫 (Ludwig Bieberbach, 1886—1982) 提出的著名猜想。当年比伯巴赫利用面积原理证明了|a2|≤2。此后, 许多著名数学家致力于证明这个猜想[72]。1932年李特尔伍德 (J.E.Littlewood, 1885—1977) 和佩利 (R.E.A.C.Paley, 1907—1933) 证明当f (z) 是奇函数时, 则上述单叶解析函数的系数估计可以改进到以与n无关的常数为界[73]。1933年, 陈建功于《帝国学士院纪事》发表论文“单叶函数的理论” (On the Theory of Schlicht Functions) , 改进了李特尔伍德和佩利关于单叶函数系数估计的研究结果[74]。1935年陈建功又于《东北数学杂志》发表2篇关于单叶函数理论的论文, 进一步完善了1933年他发表的成果[75], 并对某种特殊的非正则函数建立最大值原理[76]

苏步青是一位多产的数学家。1932至1937年共发表20余篇论文, 分布于仿射微分几何与射影微分几何两个领域。在仿射微分几何领域, 他对与仿射空间中曲面关联的某些锥面进行了研究[77], 详细论述了仿射微分几何与射影微分几何的一些关系[78], 提出在已知两个二次代数锥面Γ2’和Γ2”的条件下, 构造单参数四次代数锥面族Γ4 (k) 的方法[79]。在射影微分几何领域, 他在射影曲线论和射影曲面论方面均有建树。在射影曲线论方面, 他对贝特朗曲线[80]、空间两条曲线的相交[81,82]、三次挠线等做了研究[83], 得出富有价值的结论。在射影曲面论方面, 他研究了包括李 (Lie) 二次曲面、射影极小曲面在内的一些重要类型的曲面[84,85]。在关于李二次曲面的研究中, 他证明如下定理:如果与一个曲面上每个点相伴的李二次曲面在一个四边形上总与一个给定的二次曲面相交, 那么这个曲面的渐近曲线必定属于线性线丛。由该定理, 他精确地得出一类更具一般性的二次曲面[84]。后来验证这就是著名的戈德 (Godeaux) 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 并被称为苏的二次曲面[86]。而且, 他研究了普通空间中一类周期为4的拉普拉斯序列, 得到关于这种序列的一些重要结果。其中之一是:如果存在一个由四边形的每条对角线上的一个点形成的分层曲面, 该四边形与周期为4的拉普拉斯序列相伴, 那么存在∞’分层曲面与对角线汇构成一个可分层偶[87]。后来这种序列在文献中被称为苏链或Finikoff构图[88]

曾炯在浙大数学系任教期间仅发表1篇论文, 即“关于交换体的拟代数闭包的层次理论” (Zur Stufentheorie der Quasi-Algebraisch-Abgeschlossenheit Kommutativer Körper) [89], 但其学术贡献较大。在该文中, 他引入交换体的层的概念, 提出交换体的拟代数闭包的层次理论, 为抽象代数学的发展做出基础性工作。

在浙大数学系培养下, 特别是受陈建功和苏步青指导, 该系一些毕业生留系任教后也发表了论文。如在苏步青指导下, 方德植毕业两年即于1935年在《东北数学杂志》发表“定挠曲线的一个特性” (A Characteristic Property of Curves of Constant Torsion) 。此文通过由曲线上点P的三个相邻副法线决定的二次曲面, 给出空间定挠曲线的特性[90]。1936年他又在该刊发表“关于一些空间特殊曲线的注记” (A Note on Some Special Curves in Space) , 对一些空间特殊曲线进行了研究[91]

除此之外, 钱宝琮相继于1930年和1932年出版《古算考源》[92]和《中国算学史》上卷[93], 在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取得出色成绩。

不过,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师生的数学研究成果多属改进性或追随性的, 主要发表于日本和中国本土数学刊物, 没有成果在欧美国家数学期刊发表。而当时国际权威数学期刊《数学年报》 (Mathematishe Annalen) 、《数学年刊》 (Annals of Mathematics) 、《数学学报》 (Acta Mathematica) 等都在欧美国家。这限制了他们在欧美数学界的影响, 意味着他们尚未登上国际数学界最高的发表成果的舞台。

六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

如前所述, 邵裴子负责筹备浙大文理学院时定有6个设立目标。其中, 包括“致力学术研究, 以推广知识之界线”“造成通达明敏之党国及社会服务人才”等 ([6], 页1—2) , 未言培养专门人才。1929年4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 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 必须注重实用科学, 充实科学内容, 养成专门智识、技能, 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94]依据此教育法规, 浙大将办学宗旨定为“以阐扬文化, 研究学术, 养成健全品格, 培植专门人才为宗旨。”[95]陈建功与苏步青主张“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结合”的办学理念, 以培养数学专门人才为依归, 符合该办学宗旨。

从抗战西迁前毕业生的走向与成就看, 浙大数学系培养数学专门人才的成绩显著。当时该系只招本科生。1928至1931年度招生规模很小, 总共仅招10余人。1932年度招生人数增加, 此后也有回落, 但各年度招生人数未逾10人。抗战西迁前的10年中, 该系共毕业24人, 各年度在学学生与毕业生人数如表3。

表3.1928至1937年度浙大数学系在学生与毕业生人数统计表    下载原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24]、[96]、[97]。

可见, 各年度毕业生更少, 最多7人, 最少仅有2人。这24位毕业生的名单和走向如表4。

表4.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毕业生名单与走向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24]、[98]—[103]。

这24位毕业生日后多数成为专门数学人才。其中, 5人出国留学获数学博士学位, 占20.8%;14人长期在高校数学系任教, 占58.3%;8人长期在中学或其他中等教育机构任职, 占33.3%。长期任教于高校数学系的毕业生, 分布于浙大、江西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等校数学系与美国理海大学数学系等。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 经过数十年耕耘, 他们培养了大批高等数学人才。其中, 熊全治在美国理海大学自1952年开始培养研究生, 先后共指导20位研究生获博士学位 ([100], 页283—285) 。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部分毕业生担任过高校数学系主任。如孙泽瀛、方德植、徐瑞云、卢庆骏、廖念贻分别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和江西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学院 (1) 和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 (2) 数学系主任。他们对所在数学系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如1952年方德植出任厦门大学数学系主任后, 引入浙大数学系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办学理念, 坚持组织教师讨论班, 并使之制度化。同时, 亲自参加基础课的教学, 加强图书资料和规章制度建设。短短几年, 便见成效, 培养了包括陈景润、林群、赖万才在内的一批高水平毕业生, 得到高等教育部与一些高校的关注。有些高校称该系为“东南的数学花朵” ([99], 页157—159) 。徐瑞云是中国第二位女数学博士 (3) 。1952年她出任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时, 该系只有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两个教研室、两个书架的图书, 许多课程没有教学大纲和教材, 基础相当薄弱。面对困难, 徐瑞云广揽人才, 充实教师队伍, 同时注重培养青年教师、提高现有教师业务水平;引入浙大数学系的“数学研究”, 通过“读书报告”的方式逐步引导大家开展科学研究。在她领导下, 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得到发展。首届本科毕业生将近三分之一考取研究生 ([102], 页234—239) 。

徐瑞云在教学之余, 还编译了影响较大的实变函数论教科书。20世纪50年代初, 全国“一边倒”, 全面学习苏联。当时译自苏联原著的中文高等数学教科书甚少。在这一背景下, 徐瑞云翻译了苏联数学家那汤松 (И.П.Натансон) 的《实变函数论》。原书经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 作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这部译著由商务印书馆于1953年出版[104,105], 1955年和1958年相继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了新1版和第2版[106,107]。这为新中国的实变函数论教学提供了重要教材, 促进了实变函数论知识在新中国的传播。201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出版这部译著的第3版[108]

在数学研究方面, 浙大数学系毕业生孙泽瀛、方德植、熊全治、卢庆骏等都有出色表现。孙泽瀛在微分几何、射影几何、偏微分方程领域均有建树, 其所编《近世几何学》[109]在新中国师范院校影响广泛[110]。方德植在微分几何领域成就较大, 不仅发表较多的论文, 还编著《微分几何》[111]、《微分几何基础》[112]等著作。熊全治赴美前随苏步青研究射影微分几何, 赴美后主要研究整体微分几何, 特别是积分几何, 做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工作 ([100], 页288—293) 。卢庆骏赴美前跟随陈建功主要研究傅里叶级数, 赴美后拓展到概率论、数理统计, 1962年进入航天工程界, 开展可靠性研究, 做出突出贡献 ([101], 页183—196) 。

但是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毕业生后来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誉, 数学成就超越陈建功或苏步青者寥寥。这与该系学生毕业后出国留学深造者较少, 陈建功和苏步青以“学徒制”的态度培养学生, 将学生研究的问题限定于陈苏两人各自的研究方向, 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关于后者, 陈省身就说:“浙大在陈、苏两先生主持下, 学生甚多, 工作极勤。可惜他们采取的态度, 可名为‘学徒制’, 学生继续做先生的问题, 少有青出于蓝的机会。要使科学发展, 必须要给工作者以自由, 这是值得深思的。”[113]

七结语

1928年浙大数学系成立之际, 正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现代数学事业开始加速前行的历史转折年代。当时尽管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为代表的数学系已取得不俗的办学成绩, 但全国大学数学系培养的高水平专门数学人才有限, 基本不重视数学研究。浙大数学系成立伊始, 缺乏数学专业教师, 师资阵容薄弱, 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实力弱小, 名不见经传。但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 该系逐渐崛起;至抗战西迁前, 虽然整体办学成绩与1927年成立后异军突起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尚有差距 ([31], 页67—95;[114]) , 但在函数论和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在专门数学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显著, 推动了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发展。这奠定该系在全国大学数学系中的重要地位, 使之成为国内卓有声望的数学系。竺可桢日记记载, 1936年4月8日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蒋硕民在南京拜见竺氏时讲道“浙大数学系允称国内第一, 如陈建功之于分析, 苏步青之几何, 朱叔麟之于代数, 均极能称职” ([35], 页52) 。此言虽有夸大之嫌, 但是数学界对当时浙大数学系声望的一种反映。

抗战西迁前浙大数学系的崛起是现代数学建制化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大背景下, 大学数学系被引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后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侧面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快速发展。该系的崛起有多方面因素。从外部看, 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政局相对稳定、中央政权加强等社会因素的积极影响, 也有浙大本校入学与教务制度的保障。当时为了保障生源与学生学习质量, 浙大对学生入学与学业都有严格的规定。如1929年或稍早, 浙大文理学院即明确规定报名入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既要出自公立或政府认定的私立学院, 又要通过该院相关考试 ([6], 页27—28) 。1932年度公布的《国立浙江大学学则》, 规定学生入学后至少须修满132学分 (党义、军训、体育除外) , 始得毕业;每学期至少举行考试两次以上;学生参加考试时, 如不遵守考场规则, 其试卷无效。如有舞弊、夹带等情况, 应令其退学等[115]

从内部看, 关键是该系得选良才陈建功和苏步青;在他们领导下, 逐步增强师资阵容与完善课程体系, 注重基本训练, 以从日本引入的“数学研究”为桥梁, 严格践行了“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办学理念, 形成鲜明的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办学风格。这种办学风格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 对该系发展影响深远。同时, 陈建功与苏步青等教师致力于教学之余, 醉心于科研, 对该系青年教师产生示范性影响, 这对该系崛起起到重要作用。华生就指出:“几位教授都是很努力的学者, 他们在教课外, 决不放松一下研究的功夫”“自然, 有‘上行’则必有‘下效’, 讲师、助教们也都十分起劲, 并不是仅仅‘讲讲’, ‘助助’而已的。” ([65], 页18) 此外, 该系重视以欧美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数学著作为教材, 学生规模小, 师生课上课下接触较多, 教师容易给学生以砥砺, 也是该系崛起的影响因素。

浙大数学系崛起这段历史在中国大学数学系有史以来一百余年的数学史上只是一鳞半爪,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中国现代数学事业草创后加速前行的历史时期却是重要篇章之一。它反映了以陈建功、苏步青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为国家建设一流数学系所做的努力和尝试, 揭示了数学家个体与大学数学系办学风格形成的密切关系。其崛起过程中存在的以“学徒制”态度培养学生对学生学术发展造成的影响, 也折射了当时大学数学系的局限。对于当前中国大学数学学科建设, 该系崛起的关键因素与崛起背后所反映的数学家个体的重要作用和问题仍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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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初称数学门, 是浙大文理学院本科主科10个学门之一, 1929年度改称数学系。详见参考文献[36]。

2 本文“抗战西迁前”指浙大因全面抗战爆发而西迁前即1937年11月之前的时期。

3 见[5]。全面抗战爆发前, 蒋梦麟 (1927年8月至1929年8月) 、邵裴子 (1929年8月至1932年4月) 、程天放 (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 、郭任远 (1933年4月至1936年4月) 、竺可桢 (1936年4月出任) 相继出任浙大校长。

4 (1) 中括号内文字为原文内容, 下同。

5 (2) 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6 (3) 当时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教授会共26人。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7 (4) 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陈建功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8 (1) 另参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苏步青的博士学位申请与授予材料。

9 (1) 据浙江省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历届最优秀毕业生名册》, 冯乃谦、许国容与下述徐瑞云在浙大最优秀毕业生之列。

10 (1) 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数学系分别有教师11人、约13人、9人。

11 (2) 当时武汉大学数学系曾昭安有博士学位;清华大学数学系熊庆来、杨武之、曾远荣有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数学系江泽涵、申又枨、程毓淮有博士学位。

12 (3) 前排左起:陆惠英、方淑姝、朱良璧、黄继武、苏步青、陈建功、朱叔麟、钱宝琮、曾炯、方德植、冯乃谦、周茂清;中排左起:钱大业、彭慧云、冯世、夏守岱、许国容、许燕礼、毛信桂、虞介藩、恽鸿昆、钱克仁、周佐年、侯希忠、颜家驹;后排左起:楼仁泰、徐绍唐、张素诚、李克寅、吴祖基、白正国、汪达、杨从仁、程民德、卢庆骏、何章陆、郑锡兆、朱福祖。照片中人名, 参见钱永红《一帧珍贵相片》, 收入钱永红编《一代学人钱宝琮》,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635页。

13 (4) 据1952年钱宝琮在浙大所填《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登记表 (乙表) 》。

14 (1) 未注明学分科目, 不计学分。

15 (2) 1929、1930年度一年级课程均为必修。

16 (3) 从中选修12至14学分。

17 (4) 每学期选3至4学分, 全年共选7学分。

18 (5) 竞赛运动、技巧运动、团体游戏及舞蹈、武术、女生体育, 由一年级体育成绩在70分以上者必须选修一种, 以代必修之体育2学分。

19 (1) 关于107A-108A微积分、127微分方程、128最小二乘方、129高等电子算学, 参考资料《二十一年度本大学课程纲要》以英文介绍, 以“Four hours credit”“Three hours credit”“Two hours credit”等表述这些科目的课时与学分。笔者分别译为“每周4小时”“每周3小时”“每周2小时”等。

20 (1) 不同年级设置的同名科目, 以1门计算。

21 (2) 微分方程、立体解析几何、综合几何为1937年度课程原名, 分别相当于微分方程式论、立体解析几何学, 综合几何学。

22 (1) 课程名称为“代数学”。

23 (1) 至1937年, 清华大学数学系师生发表数学论文约60篇, 出版专著和译著各1部。

24 (1) 该“浙江师范学院”, 俗称“老浙师”, 1958年与新办杭州大学合并为杭州大学。

25 (2) 该“浙江师范学院”, 1962年组建, 与“老浙师”不同。

26 (3) 第一位是刘叔庭, 1930年于美国密西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获博士学位。

叶关荣:恋一个行业 爱一个家

2009-08-18    中国照明网报道

  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浙江大学设置了国内第一个光学仪器专业,开创了中国光学工程高等教育的先河。当时,这一专业中国尚未建立,既无可供参考的教学计划,也无相应的教材,在前人的努力下,该专业按教学计划完善了全部课程,而且达到了较高水平。

  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叶关荣和赵田冬相继选择了这个专业,从读书到留校,从教学到科研,浙大成了他们的家,光学仪器科教事业则是夫妇俩一辈子呕心沥血的共同职业追求。一家人、一个目标,四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为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专业的成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深入专业  挑战国际水平

  1961年,叶关荣从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专业毕业后,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长达四十余载的光电技术、光度学、色度学、光辐射计量与标定技术科教事业由此揭开序幕。专注于我国光学仪器事业的发展,他历任浙江大学光辐射测量技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颜色学会(AIC)执行委会、国际照明委员会(CIE) D2(光度学、色度学和辐射度学)与D1(视觉与颜色)的中国代表,中国照明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照明学会视觉与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光学学会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和浙江省照明学会理事长。

  据介绍,光辐射计量测试仅是光学的一个分支方向,应用面很广,如彩色电视、纺织行业的配色计量测试,汽车工业的配色,建筑,照明,造纸,塑料,印刷,军工等领域。早期的光学仪器专业对光辐射计量测试的研究较少,他的光学探索也集中在激光、红外等技术研究上。1979年,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进入全面发展期,国家相继派出一批知识分子出国进修。作为浙大派出人员之一,叶关荣抱着美好的憧憬和对科技探索的热情奔赴德国,进入德国西柏林工业大学照明技术研究所学习先进技术。来到德国后主要从事光度学方面的研究,之后发现,其实色度学更加重要,借此机会钻研该方向。幸运的是,与他一起合作科研的教授是当时的德国照明学会主席,亲密无间的交流与合作使他的这趟出国学习收获很大。

  当时我国该领域的技术和设备相对国际先进水平较为落后,这段时期的收获不仅带回了各项应用技术的最新成果,还学习了德国先进的科研与教育理念,浙大光仪系光辐射计量测试技术也在他回国后得以在前人的基础上完善并顺利发展起来。另外,在德国的学习对于他个人来说也是受益匪浅,期间,他还完成了“圆柱与半圆柱照度探测器”的研究课题。由于高的测量精度,研究成果获得了德国学术界的认可,还被德国等科学家应用于空间照度和半圆柱照度方面的计量测试,他顺利实现了从理论、实验到成果应用,由于取得了发明专利,随后便进入世界顶尖的光测量技术机构德国LMT公司。加盟国际知名研究机构,叶关荣跨越了公司拒纳外国人的高门槛,实现了当时世界上的圆柱与半圆柱照度探测器误差为2%的最高精度等级。

  期间,他还接触了德国色度学的奠基人,原西柏林工业大学教授,这对他以后的光学事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认识到色度学学科的重要性。他打算回国后与校系领导商量将光度学与色度学作为一个方向深入研究。在德国进修20个月后,叶关荣怀着新的希望回国了,除了熟悉德国相关本专的理论和技术,临走前,他将专利所得的钱买了一些标准和仪器,采购了一些LMT公司的最新产品,为回国深入钻研该领域作了一定的实验设备的准备。

  坚定信念  回国发展

  对于优厚的国外研究条件,他做了尽快回国的选择,叶关荣笑着说,那个年代的人对国家和民族有着一份单纯执着的热诚,只想学成归来后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尽一份力。然而,那一次的离别不是永恒,与德国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几十年来,他已前后去过德国36次,各种专业会议交流、教育访问的机会,让他难以忘怀这个曾让他成长进步的地方。谈起对德国的评价,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德国人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务实精准的自我要求,尤其是LMT公司对产品力求精益求精的精神,让他在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始终坚持此风格。

  随着浙大光学仪器专业的发展壮大,到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该系下分的一个教研室经过逐渐扩大,1991年正式成立为浙江大学光辐射测量技术研究所,叶关荣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研究所所长。凭借光学仪器领域的多年研究基础和经验,他将一系列成果都应用到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并帮助该专业建立起完备的教材、设备较为先进完整的光辐射测量实验室,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研究范围拓宽了,技术水平提高了,尤其是社会需求的日益扩大,从研究所成立后,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上,开设了光辐射测量课程,吸引了许多对高科技感兴趣人才。从这里走出去的有高校教授、国家计量院的科研工作者,还有致力于光学仪器产品研发和推广的企业家。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浙大光仪系已成为我国光辐射测量领域人才培育的基地之一。狠抓教育的同时,科研也丝毫不放松,回国后,他的第一个成功的成果就是代表了当时国内较高水平的新型照度计,并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浙大光仪系的女学者

  光学事业的探索之路上,叶关荣并不孤单。四十多年来,除了生活上的相互照顾,事业上也有着一位知己共同进退,她便是同校同专业、任教于浙江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光电系的赵田冬教授,与妻子结伴同行,他的事业与生活圆满而充实。

  1965年,赵田冬从浙大光学仪器专业毕业,自此走上科教之路。她回忆,由于毕业设计的题目是“高速摄影”,当时该原理性实验样机、被军工单位作为予研究样机而被采用,很快浙大接受了”高速摄影机”军工项目,她成为项目主要参与人员之一,该项重大课题的研制成功,开启了她最初的科研之门。

  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上,浙大光仪系获得了科学大会奖,那一刻,参与该课题的全体教职员工都激动不已,而这项荣誉也成为光仪系发展史上光辉的里程碑。

  二人同心协力  绽放科技之光 

  转眼间已是八十年代初,走过了时代的浩劫,新的篇章由此打开,她主要教授几何光学课程。待叶关荣从德国回来后,共同的专业方向,将二人的专业特长结合起来更好的为教学、科研服务。教学工作一直不间断,随着1983年”六五”攻关项目(彩色亮度计)的开展,她的科研课题也越来越多。在该项目中,赵田冬的主要任务是包括测量系统和目视系统在内的光学系统研究。由她提出的光辐射测量望远物镜设计原理超过了当时的美、日水平,不仅获得了发明专利,还获得国家发明奖、并被浙江省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除了本职领域的探索,她着重研究了探测器的(X、Y、Z)色度及(V/)暗视觉光谱响应曲线匹配技术,顺利完成了攻关项目中的具有较高准确度的(X、Y、Z)色度及(V/)暗视觉传感器,拓宽了专业范围,1986年,历时近三年的六五攻关项目终于如期完满结束, 鉴定时专家、教授评价道“该项目的技术代表了当时本领城中国的最高水平!”项目于199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随着我国建筑工程的加速发展,学校意识到建筑光环境的重要性,而后,她又被指派到建筑系,为建筑学研究生开建筑光环境课程。加入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物理采光分会,并担任理事、名誉理事。

  国际上的中国学者身影

  世纪交替之期,在光学技术领域艰苦奋战了大半辈子,叶关荣和赵田冬相继到了退休之年,然而,夫妇俩并未就此休息,被学校回聘注定他们与科教事业的缘分未完。

  2000年临退休时,科技之光再次绽放。当时国际上,以”0 1”为输出信号的数字硅光电探测器己研制成功,并最先被即将博士后出站的叶炜博士建议研究,叶关荣教授断定,若能把该数字探测器技术用于光测量领域,将会像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飞跃一样,促使光度、色度测量仪器从模拟探测、模拟信号传输系统向数字探测、数字信号传输系统跃进,在叶关荣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几经研制、失败、改制,最后成功开发出与国际水平同步的数字型光度、色度探测器及其光测量仪器系列。这项发明将光度、色度探测器技术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不仅大大缩小了原仪器的尺寸,而且稳定性优良、精度非常高。成果问世后,叶关荣受邀在一次日本国际会议上报告该成果,日本的科学家纷纷表示十分欣赏中国在短期内便能达到此水平,根据有关资料,中国、美国是最早将该技术应用于照明计量、检测的国家,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005年5月,叶关荣参加在西班牙召开的第10届(2002–2005年)国际颜色学会(AIC)大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阿根廷、西班牙等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五百多名代表参加会议。在成员国大会上经选举,他当选为第11届(2006-2009年)国际颜色学会(AIC)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执行委员会七人组唯一的亚洲代表。经执委会讨论,他又被推选为国际颜色学会2007年中期会议执行主席,2007年在中国召开了国际颜色学会中期会议。以“色度学在工业中的应用”为主题的(AIC 2007)国际会议开得很成功,增进了友谊。

  致力开发新一代光学测量仪器

  鲜为人知的是,不仅叶关荣与妻子,他们的儿女也纷纷投身光电产业,被同行称为“科技之家”。2001年,退休而不想立即退职的赵田冬教授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年青人,成立了杭州新叶光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身为学术派,叶关荣坦言最初并不赞同办企业,在家人的劝说下,为了将新叶的新技术和产品推广出去为行业服务,他转变了观念,当起了家庭顾问,为新叶光电保驾护航。

  新叶光电依托浙江大学光辐射测量技术,开创国际新一代的测光测色仪器。产品包括照度、亮度、光度、色度测量仪器,光谱分析仪器,光源检测仪器,光学零件检测仪器、照明光源驱动等,广泛应用于投影与大屏幕显示器件、光源及驱动、发光材料、建筑和道路照明等领域。尤其是近年开发的全数字系列照度、亮度、光度、色度仪等获多项国家专利,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光学检测仪器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照明光源驱动技术也获得包括欧美在内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应用。与其他仪器设备研究的同行不同的是,新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而是一家研究性的企业,专注于新一代光测量技术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尽管有着两位浙大教授的悉心关怀,新叶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得并不轻松。成立之初,作为一项新产品问世后需要与市场磨合一段时间后才能被认可,而且过程中客户也会提出新的要求,需要不断改进。通过前期的积蓄力量,新叶产品很快被行业认可,成立短短8年,产品已远销港、台、东南亚及欧美国家,全国知名高校、城市夜景,路灯所、大型设计院也都选用了新叶产品。

  至今,赵田冬的柜子里依然收藏着一组珍贵的照片。2005年,叶关荣与夫人受邀前往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做报告,除了学术分享,他们还赠送给对方一台最新开发的全数字照度计。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作人员将该产品与正在使用的德国LMT公司照度计比较测量,结果显示,新叶开发产品的测量准确度与德国LMT仪器误差尽为百分之零点几,可与德国制造的产品相媲美,而且,同等的精度,我国的产品价格仅为德国制造的八分之一。

  老师的叮咛

  严师,是叶关荣给学生和业界同行的最深刻印象。首先的要求便是专业面的广博,从他手中毕业的学生有学者也有企业家,不仅懂得光、电基础,还熟悉微处理器技术,正是他对学业阶段的高要求,让他们毕业后在社会工作中能更快更稳的适应。在学生心目中他俨然是位严格的老师,论文达不到要求绝不通过,他相信等他们工作后必然能明白老师的苦心,学生做得好老师才感到光荣,也因此深受大家的欢迎。

  在实际操作能力上,也同样注重。他认为,每一个项目课题都可能成为日后的某项发明,必须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来源于当年所受的德国教育,他解释道,除了重理论,德国人更注重技术的应用型。这一点深深影响了他,所以在教学中他坚持着重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科学不是吹嘘,必须落到实处。教学之余,叶关荣还带着学生参与许多的社会和学校实践项目,长期坚持下来,帮助学生掌握了实际的工作能力。

  一家人的共同理想

  一路走来,除了生活上的相互扶持,事业上的大多数成果都是夫妻二人齐心协力的见证。儿子是软件方面的博士后,共同的兴趣爱好把一家人紧紧的围在一起,作为科技工作者,做科研、为高科技领域不断贡献新成果是简单且执着的追求。一辈子与科研打交道,叶关荣也不禁感慨,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速度非常快,改革开放的机遇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近阶段我国光测量技术水平已与国际接轨,让人为之振奋。

  从青涩的读书年代到肩负教育使命的科教生涯,夫妇俩在生活上相互搀扶、事业上共同进步,不觉已相伴浙大母校度过了四十余个春夏秋冬,这里,记录了他们人生的大半光阴,也铭刻了二人光学事业不懈探索的轨迹。除了学校,家里也成了一个小型的工作场所,有着共同的语言,即便吃饭、聊天也经常三句话就聊到专业问题。更令人羡慕的是,这样一个科技之家也有着普通老百姓家庭的融洽氛围,赵田冬笑着说,不管事业如何成功,家庭的和睦始终是最重要的。

  一家人、一个行业、一所母校,叶关荣和赵田冬的经历演绎了一对科技工作者圆满的事业和生活故事。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在光学仪器事业的探索之路上,他们还将坚定信心、并肩前行!

  叶关荣简介:

  中国照明学会视觉与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
  浙江大学光辐射测量技术研究院
  国际照明委员会(CIE)D1分部 中国代表
  国际颜色学会(AIC) 中国代表
  中国照明学会(顾问)视觉与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光学会颜色专业委员会主任
  浙江省照明学会理事长

  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光电技术、光度学、色度学、光辐射计量与标定技术研究。

  奖项: 国家中青年具有突出贡献专家
      浙江省劳动模范
      全国高校优秀科技工作者

日华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栾殿武

武藏野大学 环球学院,日本 东京 135-8181

栾殿武,男,武藏野大学环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比较文学,近代留日学生史。

摘要:本文以现存的《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日华学堂日志 第一冊》(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改 学堂日志》(1899-1900年)以及其它相关资料为基础,阐述日华学堂成立的过程并通过分析课程设置和宿舍管理,探讨日华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日华学堂与嘉纳塾以及成城学校并列,在早期清国留学生预备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还在课程设置和宿舍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留日学生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

关键词:日华学堂;清末;留日学生;高楠顺次郎;宝阁善教

引言

1896年,13名清国学子来到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的监督下学习日语,翻开了近代留日学生的历史篇章[①]。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留日学生人数增至8,000名,1907年达到最高峰,人数猛增至13,000人[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留日热潮的开端。

谈起清末学子来日留学的预备教育,以弘文学院最为著名。嘉纳治五郎在前述的嘉纳塾之后,为了接收清廷公使李盛铎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的学生,于1899年10月在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二番地开设了亦乐书院,聘任三矢重松为主任教授,监督并教育5名学生[③]。1902年,北京警务学堂派遣数十名学生留日,亦乐书院便将校舍迁移至牛込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地,改名为弘文学院,后又更名为宏文学院。为了适应清末大量学子涌入东京留学的需求,弘文学院增设了5所分校,接收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进行日语和“普通学”的预科教育,规模兴盛一时,至今也广为所知。

但是,在弘文学院创建之前,还有一个专门从事中国留日学生预科教育的日华学堂,至今并未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该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也未得到充分探讨。日华学堂成立于1898年6月,以对于清末留日学生进行速成教育为目的,教授日语和普通学,是一所为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预备学校。日华学堂由高楠顺次郎[④]担任总监,受外务省委托而设,虽然学堂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曾经在此求学,是一所值得关注的教育机构。

高楠顺次郎(1866-1945)

日本最早阐述留日学生教育史的论述是松本龟次郎的〈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⑤],他在论述第一期留学生教育时未曾提及日华学堂。不仅如此,就连〈史话 高楠顺次郎〉[⑥],《高楠顺次郎先生传》,《雪顶·高楠顺次郎研究 其生涯与事迹》等阐述高楠顺次郎生平的著作也没有涉及创立日华学堂以及清末留日学生的教育,仅在附录的年表中“1898年的部分”写道“此时,设立日华学堂,监督支那学生”。由此可见,高楠顺次郎设立的日华学堂以及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理解。

因此,本文将以现存的《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日华学堂日志 第一冊》(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改 学堂日志》(1899-1900年、以下统称《日华学堂日志》)[⑦]以及其它相关资料为基础,阐述日华学堂成立的过程并探讨日华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 关于日华学堂研究史的概略

以日华学堂为研究对象的先行研究,据笔者的管见,主要有以下主要论述。

最早介绍日华学堂的论文是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五)〉[⑧],实藤在文章中根据《日华学堂章程要览》,介绍了日华学堂开设的时期、宗旨、开设的课程以及25名留学生的入学时间和姓名[⑨]。而且,实藤在〈日华学堂的教育——留日学生史谈(五)〉[⑩]中,公开了《日华学堂日志》节选,同时参照宝阁善教的日记《灯焰录》(1898年)和《行云录》(1899年),进一步分析了日华学堂的教育。

吕顺长在《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的〈第八章 浙江早期留日学生〉中,以日华学堂创立的时间和浙江省出身的学生为主,介绍了浙江早期派遣留学生的经过以及这些学生在日本学习以及其后的经历,特别是对于汪有龄等求是书院出身的4名学生的调查详实,对于理解《日华学堂日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孙安石在《留学史研究的现阶段》中整理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收藏的相关资料的目录,其中有很多涉及早期清国留学生的资料,日华学堂的学生又受到了学界的瞩目。其后,柴田幹夫翻刻了《日华学堂日志》全文,发表了题为〈《日华学堂日志》1898-1900〉的论文[⑪],日华学堂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⑫]

  • 《日华学堂章程要览》

1898年,浙江巡抚廖寿丰决定挑选8名学生,派遣到日本留学。同年6月,4名求是书院[⑬]的学生和4名浙江武备学堂学生来到日本[⑭]。《读卖新闻》(1898年6月10日)曾经以神户发送的电文“清国留学生到来”为题报道了学生们9日晚经海路离开神户,而且12日又报道了学生们的姓名[⑮]

最初,他们住在目挽町二丁目的厚生馆,外务省特派候补翻译官酒匂祐三每天为求是书院的4名学生讲授2个小时日语。随后,高楠顺次郎受外务省之托,在本乡区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租借民房,聘请中岛裁之[⑯]为堂监,监督学生学习日语和普通学(算数、历史、地理等),这就是日华学堂的开始。外务省委托高楠顺次郎创建日华学堂的原因是1898年3月2日,高楠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同时兼任逓信大臣末松谦澄的秘书,因此受到外务大臣的秘书三桥信方的委托而创建了日华学堂[⑰]

《日华学堂章程要览》(《皇朝蓄艾文编》第16卷所收 上海官书局  1899年6月)

日华学堂的宗旨是“專在教養清國學生。務使學生從速講習我言語。諳熟我習俗。並修普通各科之學。而為治專門各科之地步。以期培成其材。”[⑱]由此可见,日华学堂是以学习日语和普通学科目为主的预备校。根据招生简章介绍,日华学堂的课程“分為二科。一曰正科。一曰另科。正科分為普通預備科及高等預備科。另科分為預備撰科及日語專修科。”所谓另科即是别科。

普通预备科正科的学制为两年,是进入高等学校(高中)和高等专门学校的预备课程,课程以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为主,主要补习中学的基础课,即所谓的普通学。

高等预备科正科的学制为一年,是进入帝国大学各个专业的预备课程,主要教授法学、文学、工学、理学、农学等各种专业课程的基础。

预备选科的学制无年限,一般大约两年为期,主要是为在正科学习的学生速成专业课,达到尽快进入帝国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的水平。

日语专修科专为学生速成日语,学制为一年。

以普通预备科正科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例,具体如下:

前學期                         後學期

日語說話十二點鐘日語說話讀書八點鐘
 讀本六點鐘 作文文法 
 文法三點鐘    
算學算術三點鐘英語說話譯讀九點鐘
    作文文法 
歷史萬國史三點鐘算學算術 六點鐘
    幾何  
輿地學萬國地理二點鐘輿地萬國地理 二點鐘
   博物植物學 二點鐘
每一禮拜 計二十九點鐘每一禮拜 計三十點鐘

普通预备科第二学年课程表

前學期                         後學期

日語作文文法五點鐘日語作文文法五點鐘
 譯讀  譯讀  
英語會話譯讀七點鐘英語說話譯讀七點鐘
 作文文法 作文文法 
算學幾何學六點鐘算學代數學 六點鐘
 代數學  三角術  
歷史萬國史二點鐘歷史亞洲史 二點鐘
 萬國地理二點鐘與地地文學 二點鐘
博物物植學二點鐘博物動物學 二點鐘
 動物學     
格致格致學六點鐘格致致學 六點鐘
化學化學 化學化學  
每一禮拜 計三十點鐘每一禮拜 計三十點鐘

引自《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前出)

从课程表可以了解最初的学生学习的课程,速成的重点和每周的学习时间。

每学年分为前后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从9月5日至第二年2月15日,第二学期从2月20日至7月20日。每天上课5、6个小时,根据课程的难易度随时调整。星期日和中日两国的节假日休息。寒假自12月29日至第二年1月7日,暑假自7月11日至9月4日,但同时规定7月22日至8月20日,每天要进行2、3个小时的集中讲义。

高楠顺次郎任总监,管理学堂的资金、人事和总体运营。中岛裁之任第一代堂监(1898年7月19日-9月20日),宝阁善教[⑲]任第二代堂监(1898年9月25日-1900年10月),第三代堂监高嶋米峰[⑳](1900年9月16日-11月29日)[21],堂监负责学堂的日常管理,并记录日常工作。从现存《日华学堂日志》的笔迹推断,两部日记由不同的人记录。

现存的《日华学堂日志》

除此之外,学堂人数增加后,还增设了管理宿舍和学生起居生活的舍监。第一代舍监是田代直树(1899年3月30日-9月1日),第二代舍监是上田三德(1900年3月17日-6月28日),第三代舍监由高嶋米峰(1900年9月16日-11月29日)兼任。

根据高楠向外务省提交的《南洋公学堂学生就学概况报告》,担任各个课程的教师和一周的授课时间如下:

高楠顺次郎(英语,3小时)、宝阁善教(英语语法,3小时)、梅原融(物理、化学、会话、读解,15小时)、海野(土屋)诠教(日语语法、读解、作文,12小时)、林田源太郎(历史、英语,6小时),吉川寿次郎(植物、算数、几何,6小时)、樱井义肇(地理,3小时)、酒匂祐三(日语会话、读解,3小时)、浅田驹之助(会话、实习临时助手、物理,6小时)[22]

高楠、宝阁、梅原、樱井都是京都西本愿寺文学寮出身,而且都是《反省杂志》的同人。1898年6月,日华学堂创建之初,高楠是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宝阁是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三年级学生,梅原是庆应义塾文科毕业生,而且是文学寮教授兼舍监,海野和林田是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吉川是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三年级学生,樱井是文学寮教授,酒匂是外务省候补翻译官,浅田是彦根中学原教师[23]

从招生简章来看,正科和别科的课程安排十分工整全面,第一学年以速成日语为主,辅之以补习英语和普通学,第二学年则增加英语和普通学的学时,为升入高中和专门学校打基础。这个课程设置为其后的各类留学生学校展示了教学模式。

  • 日华学堂的学生和校舍

如前所述,日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是1898年6月入学的浙江求是书院的学生,他们是钱承鋕、陆世芬、陈榥、何燏时[24]

9月25日,汪有龄转入学堂[25]。汪有龄最初是杭州府蚕学馆派到日本学习养蚕技术的,1897年12月15日到达神户,先在大阪向山本宪学习日语,经过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孙淦的推荐,1898年3月,到埼玉县儿玉郡競进社开始学习养蚕[26]。其后,汪有龄对时事政治产生兴趣,报请杭州府知事改换专业,得到许可之后进入日华学堂,继续深造。

《读卖新闻》(1898年6月12日)

10月31日,孙淦又介绍自费留学生吴振麟进入日华学堂[27]。这6名学生都是浙江杭州府派遣或者孙淦介绍的,也是孙淦负责监督的学生。

宝阁善教与浙江省派遣留学生的合影 后排自左何橘時、宝閣善教、陈榥

前排自左钱承鋕、陆世芬、汪有齢、吴振麟 (引自『宝阁先生追悼号』中央商业高等学校,1940)

1899年1月20日,南洋公学派遣的章宗祥、富士英、雷奋、胡礽泰、杨荫杭、杨廷栋[28]入学。他们留学的目的是希望学习政治和法律。由于日语水平不同,学堂设立了甲乙两个班,分别教学。学堂的学生人数达到12名。

2月6日,自费生陈玉堂入学,他来自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兄长陈步銮是广东的富商。据章宗祥的回忆,“同居年余,无人通其语言,其人甚有血性”[29]。3月17日,自费生郑康耆[30]拿着三桥信方的介绍信请求进入日华学堂,三桥秘书受清朝派驻日本的代理参赞罗庚龄的委托,介绍郑康耆入学。

3月31日,北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以及北洋水师学堂派遣的12名官费留学生入学。他们是黎科、張煜全、王建祖、張奎、金邦平、周祖培、安庆澜、高淑琦、蔡成煜、沈琨、张锳绪、郑葆丞[31]。来自北洋水师学堂的6名学生本来为了学习海军技术留学日本,但是日本的海军省不允许他们进入海军学校,因此不得已改变初衷,进入日华学堂学习[32]。学堂的学生增至26名,达到了在学人数的最高峰,在当时超过了嘉纳塾,初具学校规模。

5月21日,自费生梁炳光和谭锡鏞希望入学,但6月2日辞退。当时,横滨有大同学校,主要接收自费留学生[33]

1898年6月,最初的校舍位于本乡区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11月27日搬至指谷町一四〇番地。1899年1月,南洋公学的学生入学,再加上两位自费生入学后,人数达到14人,房间拥挤,且学堂初具规模,便于3月30日搬至本乡区驹込东片町一四五番地。这幢建筑原是下宿屋,名叫“金花楼”。根据现存的借据,这是一幢木结构二层瓦房,一层面积是75坪3合3勺(约合249平米),二层面积是76坪1合3勺(约合251.7平米),一个月的租金为75日元。

1899年3月30日驹込东片町一四五番地
1898年11月27日指谷町一四〇番地 
1898年6月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

日华学堂的三个校舍兼宿舍

当时的日华学堂是一楼做为教室,二楼做为宿舍。东片町的校舍的图纸现在已无法找到,但是从宝阁记录的日志来分析,校舍的结构应该是一楼有门房、教室、会客室、堂监室、佣人宿舍、浴室;二楼是寝室、食堂、谈话室、盥洗室、舍监室。

刚建校时,只有宝阁一人和学生们同吃同住,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搬到东片町的校舍之后,由于规模扩大,学堂聘请舍监,专门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34]。如前所述,第一代舍监是田代直树(1899年3月30日-9月1日),第二代舍监是上田三德(1900年3月17日-6月28日)。

从1899年3月至1900年7月,这个时期是日华学堂的鼎盛期,26名学生共同生活。1899年1月20日南洋公学的6名学生入学之后,人数达到12人,为了管理学生生活,学堂按照训育的理念,25日制定了宿舍的规章制度[35]。通过集体生活,陶冶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要览》第四章规定如下:

  • 學生舉止動靜須存中國體制。併挹日本習俗優長之處。以期完美。
  • 學生務重禮節。敦尚信義。以期言行一致。
  • 凡學生自應遵照本堂所定章程以及隨時所示條例。并須聽從師長約束。
  • 凡學生在教堂時。慎其言語。舉動悉聽教習指導。除辨難質疑外。不得擅自闲談。
  • 學生每進講堂就講。及課畢退堂之時。應即起行禮。在教堂外遇見教習。亦須行禮。
  • 學生在學堂。隨時務遵規約。考試及授業之時。非經教習准允。不准交談。如有違者治罰。
  • 學生房間務宜潔淨。整理器件為要。
  • 凡在房內。以靜肅為要。不准喧嘩。看書亦須默會。勿妨別人修業。
  • 學生在房修習之時。非有緊要。不准至別人之房闲談。
  • 晨起夜寢時刻。冬夏稍有遲早。大率晨起在午前六點鐘。夜寢在午後十點鐘。
  • 學生就床必須滅燈不准闲談。
  • 一切茶果點心不准學生帶進房內。
  • 學生走街隨時留意舉措。以持體面。
  • 學生例准出外游走之外。不准出門。遇有不得已。須告明舍監允准後。方得出門。
  • 學生遇有疾病。或有事故。不能到講堂肄習者。必須報明舍監。
  • 學生遇有疾病。應即報明舍監請醫診治。
  • 學生遇有來訪人。除考察員由職員導引外。不准延入房內。只准客廳會談。
  • 以上所開學生。如有違背。應即加戒飭。再三戒飭仍有不遵。視其輕重處以謹飭停學黜退不等。

由此可见,学堂对于学生的日常生活的管理相当严格。第一条~第三条是作为学生的基本准则;第四条~第六条规定了上课时听讲的态度,行礼、肃静、禁止闲谈,规定得相当细致,这是当时日本学校教育的基本方针;第七条~第十七条是宿舍的基本规章,其中包括共同生活中需要遵守的礼貌,特别是第八条和第九条,在房间里保持肃静,看书时禁止朗读,不准至他人房间闲谈等,规定相当严格,但是如果和东京同文书院的宿舍规章比较,并没有“舍内应保持清洁,不得将东西丢弃至窗外,或者不得在痰盂外吐痰”(第七条)、“在宿舍内应保持肃静,不得唱歌喧哗”(第八条)、“进宿舍时要去掉鞋上的污泥,不得弄脏舍内”(第九条)、“在宿舍内不准随意烹调”(第十一条)等针对清国留学生的特别规定,内容属于一般宿舍管理章程之内。

  • 日华学堂所发挥的作用

1898年6月,日华学堂创建时,东京只有两个接收清国留学生的预备校[36],一是嘉纳塾。二是成城学校[37],该校于1898年7月设立清国留学生部,主要负责清国政府派遣的武备学生的教育。这个时期,清朝地方政府派遣,经由外务省接收的留学生,武备生进成城学校,文科生进日华学堂。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日华学堂印刷了《日华学堂章程要览》,交给矢野文雄驻清国全权大使50份,还交给驻上海、天津、汉口、杭州领事馆各30份,同时还托付湖北留日学生监督,盐运使衔分省知府钱恂[38]50份,而且还委托孙淦将章程寄到清国的报社,请他们向清政府相关人士和报社宣传,积极募集学生。

同时,为了扩建学堂,1899年2月20日,高楠、梅原、樱井、麻田商议修建新校舍,21日,宝阁和麻田一起去三井银行,交涉贷款建校事宜。3月7日,宝阁再次和麻田去三井银行,商议贷款之事[39]。在此之前,校舍都是借用民房,规模较大的也是下宿屋,主要以住宿为主,要扩大规模,需要建设以教学为主的校舍,这也是高楠等人下决心建校舍的基本想法。可见,这个时期,高楠和学堂的教师们已经预见到预科教育的前景,计划大规模招生。尽管建新校舍的计划没能实现[40],但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高楠等人认真办学的基本理念。

日华学堂建校后,就受到留学生教育方面的各界人士的瞩目,东亚同文会干事柏原文太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本田增次郎、成城学校干事田村松之助、王子养蚕传习所的下井盛夫、《教育时论》编辑主任辻武雄、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本愿寺理事名和渊海、文学寮长薗田宗德、同文会员中西和井深、清国留学生总监督夏偕复、亦乐书院主任教授三矢重松、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法学士田中次郎等先后来访,其中不乏留学生教育方面的重量级人物。除此之外,嘉纳塾的学生、成城学校的学生、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琨、外务省的翻译官楢原陈政,并推荐自费留学生。清国公使馆也非常重视日华学堂,多次派官员视察[41],浙江留学生监督孙淦和南洋留学生监督钱恂也经常到学堂访问,这些也反映出当时各界对于日华学堂的重视。

在学校制度方面,日华学堂的学制工整,课程科目齐全,适合各类留日学生速成的需要。在教学管理方面,有堂监和舍监,同时还制定了学生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在招生方面,学堂制作了《日华学堂章程要览》,详细介绍了学堂的宗旨、学年学期放假、学科课程、考试毕业、入学退学、学生须知、学堂沿革、在学人数等,内容翔实,制度规范。

制度规范还体现在校服,1898年10月,学堂请武田店为学生们定制了制服、皮鞋、帽子,尽管是速成预备学校,在校服方面,仍然按照正式的学校规范,这一点也体现了高楠的教育思想。

如前所述,在日华学堂学习的学生,最多的时候达到26人,除个别退学以外,大部分都进入旧制高中、专门学校、帝国大学继续深造,回国后成为国家有用之才[42]

1899年9月,7名学生进入第一高等学校学习,开创了留学生进入日本旧制高中读书的先河。其中,何燏时、陈榥、陆世芬进入工科,汪有龄、吴振麟、钱承鋕、章宗祥、胡礽泰进入法科。富士英、雷奋、杨荫杭、杨廷栋、王建祖、周祖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另外11人作为选科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和工科深造。黎科、郑葆丞进入土木工学科;張煜全进入政治科;金邦平进入农学科[43];沈琨、张锳绪、高淑琦进入机械工学科;安庆澜进入造兵工学科;張奎、蔡成煜进入应用化学科学习。

『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 陆军学生之部』(3-2530-0148~0149)

随着到东京留学的人数增加,留学生之间横向交流日益频繁,1899年秋,清国留日学生第一个社团“励志会”在东京成立,成员有44名,其中日华学堂出身的学生就有17名[44],据曹汝霖的回忆,他们定期召开学术研究和讨论时事问题的讨论会,加深友谊[45]。会员来自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直隶、安徽、广东、福建等地,其中早期派遣留学的浙江、江苏、湖北占大多数。他们超越地缘因素,萌生国家意识,根据政治主张形成了稳健派和激进派,激进派组织留日学生结成革命团体,参加早期革命运动,对其后东京青年会[46]、军国民教育会[47]、清国留学生会馆、中国同盟会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00年,陆世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金邦平、富士英、周祖培、章宗祥、钱承鋕、呉振麟又加入译书汇编社[48],参与出版月刊《译书汇编》,翻译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文献,其中,雷奋、杨荫杭、孟徳斯鳩的《法意》、穆勒《论自由》等著作。译书汇编社最初的名称是”励志会译书处”,发行人是沈翔云,但地址是在本乡区东片町一四五番地,也就是日华学堂的校舍,由此可见日华学堂的学生在其中担当主要角色。

后排左起  蔡鍔、呉振麟、冯阅模、高逸、章宗祥、曹汝霖

前排左起金邦平、陆世芬、王璟芳、吴禄贞、张绍曾、钱承誌、范源廉

杨廷栋不但参与《译书汇编》,翻译《政治学》、《政法哲学》、《民约论》等欧美法律和政治名著,同周祖培共同翻译了《女子教育论》,宣传启蒙思想,还与雷奋一起于1901年6月25日在东京参与创刊《国民报》,主张民族主义、自由平等,批判康梁的思想,提倡政治改革和革命。他翻译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于1902年以《路索民约论》为标题,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这是卢梭《社会契约论》最初的中文译本。

章宗祥翻译了《国法学》、并著有《日本游学指南》,为其后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们提供了选择学校和日常生活的指南。除此之外,杨荫杭翻译了《名学》、这是加藤弘之的《物競论》的中文译本。

译书汇编社最主要的贡献是首次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政治学或国家学以及法学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和引介西方政治学理作出了贡献。

1901年9月,清廷下旨将各省书院改设为学堂,各地陆续出现一批官办和私立学堂,教科书成为迫切需要。译书汇编社成立之后,又组建了教科书译辑社,主要翻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陈榥和何燏时虽然未加入这两个组织,但是也先后参与了翻译工作,其中陈榥翻译了《中学物理教科书》、《物理易解》、《中学代数教科书》,何燏时翻译了《中学生理教科书》[49]。由此可见,当时留学生们对于翻译和推广新知识的热情以及教育救国的政治理念。

1902年,留日学生骨干发起开设清国留学生会馆倡议时,范源廉等7名留学生组成了起草委员会,其中就有呉振麟、章宗祥、金邦平3人[50]。留学生会馆成立之后,在当时是留学生的大本营、俱乐部、出版总部、讲演所,这里负责接待人生地疏的新留学生,还为留学生升学向公使馆做担保,同时,还开设日语补习班,为刚到东京的留学生排忧解难。呉振麟、钱承鋕、陆世芬、金邦平、章宗祥作为干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1]

1902年5月,吴汝纶到日本考察教育体制时,与文部大臣以及其他教育界人士会谈,吴振麟、章宗祥、张奎在场担任翻译并做笔录。其中,章宗祥担任了吴汝纶与文部大臣菊池以及大学总长山川会谈的记录[52],张奎担任与前文部大臣滨尾新会谈的记录[53],吴振麟担任与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以及伊泽修二的会谈记录[54],他们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受到当时清政府和公使馆的重视。

日华学堂的学生,作为早期留日学生,还发挥了留学生领袖的作用,在1902年7月围绕成城学校入学问题发生的吴孙事件[55]中,留学生和蔡鈞公使发生冲突,清廷派載振到日本调查,9月5日,載振在留学生会馆面对400名留学生进行了訓諭,张锳绪作为留学生总代,代表留日学生致答词。陈榥在东京帝国大学在学期间,曾任留学生总会的学务干事。

结语

众所周知,早期留学生赴日留学是张之洞的《劝学篇》的推动和日本文武官员努力的结果[56],这些留学生绝大部分是官费生。他们受到日本政界和教育界的重视,上田万年就曾发表〈关于清国留学生〉[57],阐述了留学生教育的意义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关于日语教育的方法和教学时间的方案,还有通过寄宿进行训育的思想。高楠顺次郎是上田万年在东京帝国大学亲手提拔的年轻讲师,在留学生教育方面,应该受到了上田的教育思想的影响,而且,在日华学堂的管理方面,忠实地执行了上田的留学生教育思想。

日华学堂与成城学校并列,作为外务省指定的清国留学生预备教育机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培养了早期的公费留学生,从该校毕业的学生分别经过在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东京专门学校、高等商业学校的深造,在留学期间积极参与组建励志会和译书汇编社等团体,其中有的还是学生领袖,锻炼并发挥了领导才能,回国后则成为活跃于各界的栋梁之才。

由此可见,日华学堂的预备教育应该说是成功的。以高楠为首,日华学堂的教师大多出身于京都西本愿寺文学寮,他们遵照佛教精神热心地教育和指导留学生。

除了教育以外,在生活方面,教师们在课余时间带学生们参观东京的上野公园、动物园、小石川植物园、浅草凌云阁、飞鸟山等各种地方,让学生了解日本文化,熟悉日本的生活,同时不允许学生们出入料理店,以免学生们受到勾引,沾染上不良风气[58]。而且,宿舍中平时禁止饮酒,只有逢年过节时允许少量饮酒。这是因为日华学堂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反省会成员,他们在西本愿寺文学寮读书时就戒烟戒酒,因此他们也将这一宗旨引入宿舍管理之中,致力于培养留学生们具备高尚的品德。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高楠和宝阁等商议制定堂规,明确规定“晨起、就寝、饮食、散步”等日常作息时间[59]。而且,他们还积极寻找新校舍,从1898年7月的本乡区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11月27日搬至指谷町一四〇番地,1899年3月30日又搬至本乡区驹込东片町一四五番地,三易其址,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这三个校舍的特点就是都在第一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附近。同时,为了适应学生们饮食习惯,不仅订购猪肉,还派厨师去三崎町的嘉纳塾观摩[60]

而且,鉴于学生们不服水土,体弱多病,在学生人数增加后,不便带到校外散步的情况下,高楠指示在校舍内增设双杠、单杠等运动设施[61],让学生们平时在校内锻炼身体,这也是高楠贯彻新型教育理念的举措。这对于从来没有参加过体育运动的留学生来说,应该是十分新鲜的体验。

日华学堂是当时为数极少的接收清国留学生的学校之一,日本学界缺乏教育留学生的经验,三崎町的嘉纳塾的嘉纳治五郎、本田增次郎,继任的三矢重松都曾经访问日华学堂,因此日华学堂在交流经验,互相促进留学生教育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各界人士的来访也反映出当时各界对于留学生教育以及对日华学堂的重视。

日华学堂办学时代,正值戊戌变法时期,大清国内兴起新式学堂教育,缺乏教科书,日本的出版界抓住商机,积极筹备翻译出版普通学校教科书,金港堂的理事就曾发出邀请,希望听取学生们对于翻译出版教科书的意见[62]。还有一些学习汉语的日本学生来访,希望和留学生交谈[63],这些对于民间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高楠顺次郎创建日华学堂之后,又与梅原融等一起筹建日本桥简易商业夜校[64], 1902年5月,又与南岩仓具威、宝阁善教、梅原融、前田慧云、樱井义肇等一起创建了中央商业学校[65],1924年设立了武藏野女子学院。高楠顺次郎和宝阁善教、梅原融等人,都是刚刚留学归国或者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虽然热心于教育事业,但经验不足,他们通过经营日华学堂积累了中等教育和管理学校的办学经验。

日华学堂与嘉纳塾以及成城学校并列,在早期清国留学生预备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还在课程设置和宿舍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留日学生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

注释:

[①] 这13名学生是唐宝鍔、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翬、吕烈輝、馮闇謨、金維新、刘麟、韓寿南、李宗澄、王作哲、趙同頡、翟世瑛。来日后不久4名回国,2名中途退学,3年后毕业的只有7名。嘉纳在神田三崎町租民宅作为校舍,请高师附中英语教师本田增次郎负责教育和起居。

[②] 这个数字源自《关于清国留学生教育协会员的行动》(乙秘第570号、1907年6月6日)、《在本邦清国留学生举动报告》(《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第一巻、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

[③] 他们是戢翼翬(湖北、21岁)、鄒瑞昌(安徽、25岁)、熊垓(江西、17岁)、黄大暹(四川、17岁)、李盛銜(江西、19岁)。戢翼翬是1896年来日留学的13名学生之一,此时已经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学习。

[④] 高楠顺次郎(1866-1945)出身于广岛三原,1889年毕业于西本愿寺普通教校,1890年起先后在英法德国留学,专攻印度学。1897年回国,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1899年晋升为教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日华学堂总监、参与创建中央商业学校、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武藏野女子学院院长、东洋大学校长。

[⑤] 松本龟次郎《中华五十日游记》附录,东亚书房,1931年7月。

[⑥] 前岛信次《大法轮》1951年7月刊-10月刊。

[⑦] 参照实藤惠秀和柴田幹夫翻刻的《日华学堂日记》(1898年)和《日华学堂日志》(1899-1900年)。

[⑧] 《日华学报》第62期,1937年7月。

[⑨] 实藤在其后出版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1960年)中基本收录了同样的内容。

[⑩] 《东亚文化圈》第三卷第二期,1944年。

[⑪] 《新潟大学国际中心纪要》第9期,2013年。

[⑫] 除此之外,还有徐苏斌〈关于战前留学日本的中国技术人员的研究〉、韓立冬〈《五校特约》之下的一高特设設予科〉、洪涛〈清末留日学生-以江苏省为中心-〉、横井和彦、高明珠〈中国清末留学生派遣政策的展开:与日本留学生派遣政策的比较〉、張允起《日本法政思想研究》、史洪智〈日本人法学者与清朝末期的政治改革〉、刘建云〈清末早期的留日政策与郭开文的日本留学〉、胡颖〈关于清末中国人日本留学生的研究-从留学经费的视角出发〉、拙文〈高楠顺次郎的教育思想——通过日华学堂学生暑期学习的考察〉等文章都分别涉及到日华学堂的学生。

[⑬] 浙江巡抚廖寿丰向光绪皇帝递交《清浙江巡抚廖寿丰创办求是书院兼课中西实学事奏折》奏折,获准后,1897年,廖寿丰携杭州知府林启及一批地方乡绅创办了求是书院,当年招收了“举贡生监”30名。求是书院讲求实学,是中国早期的近代高等学堂之一,自1898年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901年改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28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⑭] 他们分别是求是书院的钱承鋕、陆世芬、陈榥、何燏时和武备学堂的萧星垣、徐方谦、段兰芳、谭兴沛,其中武备学堂的学生是首批到日本留学的武备生。

[⑮] 同行的是候补知县张大镛(字声之),他和蒋锡之(字嘉铭)一起带队,参观日本各类学校之后,8月返回浙江。

[⑯] 中岛裁之(1869-1942)熊本县出身,1891年毕业于西本愿寺普通教校,同年去中国各地漫游,1892年作为外务省第二批派遣留学生再度去中国。回国后于甲午战争中做为翻译再次来到中国。1898年进入保定莲池书院,拜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为师,同时在书院教授日语和英语。不久后回国,任日华学堂的堂监,2个月后辞职,1899年1月随西本愿寺新门大谷光瑞去中国巡游,后又来到成都,担任四川东文学堂教习。1901年来到北京创建东文学社。

[⑰] 同年6月以后,高楠为了集中精力处理日华学堂的工作,7月8日辞去逓信大臣秘书的职位。

[⑱] 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皇朝蓄艾文编》第16巻所収、上海官书局、1899年6月)

[⑲] 宝阁善教(1868-1939)福井县出身,毕业于西本愿寺普通教校,1891年进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学习。1896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历史1899年毕业于国史科。担任日华学堂堂监之后,1901年担任高轮佛教大学教授。1902年与高楠等人一起创建中央商业学校,1907年任中央商业学校主监,1935年就任财团法人中央商业学校理事长。

[⑳] 高嶋米峰(1875-1949)新潟县,出身毕业于哲学馆,早年受基督教影响提倡新佛教运动,创立新佛教同志会,提倡禁酒禁烟废娼运动,并创刊《新佛教》杂志,曾任东洋大学第12代校长。

[21] 据《高嶋米峰自叙传》的年谱介绍, 1900年9月16日高嶋搬入日华学堂,接替宝阁监督留学生,11月23日,加藤玄智推荐高嶋进博文馆,11月29日,由日华学堂搬入龟鹤馆。

[22] 浅田辞职之后由美浓田(野田)琢磨(代数)代替。

[23] 一周的报酬明细为:宝阁15日元,梅原20日元,海野12日元,林田7日元,吉川8日元,樱井5日元,酒匂7日元,浅田6日元。参照(《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陆军学生海军学生外之部》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请求号码3-2530-66)

[24] 钱承鋕,字念慈,出身于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时年23岁。陆世芬,字仲芳,出身于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时年23岁。陈榥,字乐书,出身于浙江金华府义乌县,时年21岁。何燏时,字燮侯,出身于浙江绍兴府诸暨县,时年21岁。

[25] 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汪有龄十九》(1089页)。汪是浙江省杭州府人,时年21岁。

[26] 参照《读卖新闻》(1898年6月10日和12日),其中有关于汪有龄和稽侃的报道。

[27] 吴振麟是浙江省嘉兴府嘉善县人,时年19岁。

[28] 章宗祥来自浙江湖州府乌程县,时年21岁、雷奋来自江苏松江府华亭县,时年20岁、以上为师范生。富士英出身于浙江嘉兴府海盐县,时年19岁、胡礽泰出身于江苏太仓州宝山县时年21岁、杨荫杭出身于江苏常州府无锡县,时年21岁、杨廷栋出身于江苏省苏州府吴县,时年19岁、以上4名是中院生。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宝阁善教提交给青木外务大臣的报告(《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陆军学生海军学生外之部》,请求号码3-2520-0052)。

[29] 陈玉堂来自广东潮州府,讲潮汕地区的方言,因此和来自江浙一带吴方言地区的学生以及广东粤方言地区的学生语言不通,无法交流。

[30] 郑康耆来自广东香山县,时年19岁,当时寄居在横滨居留地221号馆。(《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陆军学生海军学生外之部》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请求号码3-2520-0074)。

[31] 黎科来自广东新会县,20岁、張煜全来自广东广州府南海县,19岁、王建祖来自广东番禺县,21岁。以上3人是头等学堂学生。張奎来自江苏松江府上海县,18岁、金邦平来自安徽徽州府黟县,18岁、周祖培来自江苏苏州府吴县,18岁。以上3人是二等学堂的学生。其余的6名来自北洋水师学堂,安庆澜、蔡成煜、張锳绪出身于直隸省天津府天津县,分别为20岁、20岁、23岁。高淑琦来自浙江杭州府钱塘县,22岁、沈琨是直隷省静海县出身,23岁、郑葆丞来自福建福州府闽县,19岁(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

[32] 参照《汪康年师友书札》(同前)中《汪有龄二十六》(1096页)。

[33] 1897年,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在横滨创建了大同学校,校长是犬养毅。

[34] 田代直树只担任了半年舍监,9月1日进入时事新报社。

[35]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9-1900年)1899月1月25日的记录。

[36] 1899年,柏原文太郎等创建了东京大同学校,地址是牛込区东五轩町,主要接收亡命日本的青年,蔡锷和范源廉曾在该校学习。1899年10月,东京同文书院在东京牛込区山吹町291番地成立,接收福州东文学堂的学生开始授课。

[37] 成城学校始建于1885年,是以步兵军曹出身的日高藤吉郎创建的“文武讲习馆”为主体,1886年8月改名为成城学校。该校为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校。陆军省每年为成城学校提供1200日元的补贴作为办学经费,宫内省提供校舍的用地,第一代校长是日高藤吉郎,第四代校长是川上操六,第七代校长是儿玉源太郎。

[38] 因钱恂此时临时回国,日华学堂便托付他带回招生简章。参照《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 杂之部》(3-2533-0009)。

[39] 参照《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改 学堂日志》2月20、21以及3月7日的记载。

[40] 1899年初,宝阁曾经和麻田多次去三井银行商议贷款修建校舍,并选中了地址,但是最终三井银行未同意贷款。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9年3月24日)。

[41] 公使馆员廖宇春、冯氏、朱氏曾多次视察日华学堂。

[42] 章宗祥、金邦平在北洋政府出任内阁成员;汪有龄作为法律专家参与起草宪法和南北和谈;王建祖、張煜全、何燏时等在教育界先后担任校长;吴振麟、富士英、胡礽泰任外交官;杨廷栋、雷奋、张锳绪、陈榥、杨荫杭曾在政府部门任职,而且他们大多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

[43] 金邦平后从农学科退学,转入东京专门学校学习。

[44] 这17名成员是张锳绪、陆世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金邦平、富士英、章宗祥、钱承鋕、陈榥、吴振麟、沈琨、黎科、张奎、郑葆丞、高淑琦、蔡成煜。

[45] 参照《曹汝霖 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

[46] 1902年12月留日学生叶澜、汪荣宝、秦毓鎏、张继等发起成立,青年会的会约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表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日华学堂出身的金邦平也是发起人之一,他们大多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青年会是留日学生中具有革命倾向的团体,对留日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47] 1903年5月,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学生军。留日士官生蓝天蔚被推为学生军队长。清朝留学生监督和日本警方出面干预,迫令义勇队解散。同月,留日学生再度聚会,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该会主张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以军事拒俄。

[48] 参照月刊《译书汇编》第2年第3期的广告。社长是戢翼雷奋、杨荫杭主持日常工作。

[49] 参照《江苏》第一期卷末广告。

[50] 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是范源廉、呉振麟、章宗祥、曹汝霖、程家樫、高逸、金邦平。

[51] 留学生会馆的干事是呉振麟、钱承鋕、范源廉、蔡锷、陆世芬、王璟芳、曹汝霖、张绍曾、高逸、吴禄贞、金邦平、章宗祥。

[52] 参照《东游丛录》〈文部大臣菊池谈片〉(73页)和〈大学总长山川谈片〉(77页)

[53] 参照《东游丛录》〈前文部大臣滨尾新谈片〉(83页)

[54] 参照《东游丛录》〈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氏谈片〉和〈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氏谈片〉(85和87页)

[55] 当时在留日学生中,军事是热门,驻日公使蔡钧为防止革命排满,禁止各省自费学生学陆军。7月28日,吴稚晖、孙揆均等26人为此到使馆请愿,举行静坐。蔡钧勾通日警,拘留了吴孙两人。在起解时,吴稚晖跃入城壕自沉,因河水不深而遇救。此事激起留日学生极大愤怒,联名致电外务部,要求撤回蔡钧,酿成了”成城入学”事件。

[56] 文官有驻清公使矢野文雄,贵族院院长近卫笃麿等,武官有福岛安正,宇都宫等。

[57] 参照《太阳》第四卷第十七期评论栏(1898年8月20日发行)

[58]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8年8月18日和8月21日的记述。

[59]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8年11月7日和1899年1月22日以及25日的记述。

[60] 据厨师汇报,日华学堂在衣食住方面都要比嘉纳塾更加规范。参照宝阁善教的日记《灯焰录》1898年10月19日的记载。

[61] 据《日华学堂日志》记载,1899年5月17日订购体育器械,25日在学堂南面安装单双杠。

[62]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900年6月20日-21日的记载。

[63]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9年11月8日的记载。

[64] 该校于1900年6月开始筹建,10月3日晚6点正式开学。参照《龙北先生追忆集》第22页。

[65] 中央商业学校最初建于京桥灵岸岛,战后,1951年改组为中央商科短期大学,1966年改名为中央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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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柴田幹夫. 2013年.「『日華学堂日誌』一八九八~一九〇〇」.《新潟大学国際センター紀要》第九期.新潟.新潟大学

7.金富軍.2014年.「張煜全在清华学校的教育实践考察」.《教育史研究》(第三期).北京.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8.洪涛.2016年.「清末留日学生-江蘇省を中心に-」.《花園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京都. 花園大学文学部

9.胡穎. 2017年3月.「清末の中国人日本留学生に関する研究-主に留学経費の視点から」.神奈川大学大学院《言語と文化論集》特別号.横滨.神奈川大学

10.栾殿武. 2019年3月. 「高楠顺次郎的教育思想——通过日华学堂学生暑期学习的考察」.《GLOBAL STUDIES 3》. 东京.武藏野大学环球研究所カテゴリー: 日本華人教授会議年報(2020)


中国科学院与浙江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哈尔滨科技大学的领导关系

关于改变浙江大学成都科技大学领导关系的报告
(1980年10月28日)

国务院:
一九七八年,经国务院批准,将浙江省属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和四川省属成都工学院的领导关系分别改为中国科学院与浙江省,四川省双重领导,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为主,同时将成都工学院改名为成都科技大学,并确定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两年多来,这两所高等学校,有一定的发展,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中国科学院的体制正在改变,考虑到为有利于这两听大学更好地发挥作用,经中国科学院分别与浙江省委,四川省委磋商,并征得两校的同意,拟将浙江大学、成都科技大学的领导关系分别改为教育部与浙江省、教育部与四川省双重领导,以教育部领导为主。
两校领导关系改变后,现有专业继续办好,一九七七至一九八O年四年招收的学生,毕业分配寸,优先照顾中国科学院的需要。
从一九八一年开始,两校的教育事业、劳动、经费,基建等计划均由教育部负责编制,一九八一年物资供应,已下达到中国科学院的物资指标,由中国科学院安排订贷,未下达的指标由教育部向有关单位申请。考虑到办理两校的交接手续尚需一段时间,一九八O年中国科学院安排的教育事业、劳动、经费、基建、物资等计划,由中国科学院继续负责到年底。
今后,中国科学院将在科研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与两校继续合作,给以支持和帮助。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关于改变哈尔滨科技大学领导关系的报告
(1980年11月6日)

国务院;
一九七八年,中国科学院为培养科研测试技术和仪器仪表方面人才的需要,在黑龙江省支持下,经国务院批准,从黑龙江省接收、扩建了哈尔滨科技大学。两年来,学校在教育部的统一领导和中国科学院与黑龙江省的协同领导下,有一定的发展,工作是有成绩的。目前中国科学院体制正在改变,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急需对口培养国家仪器仪表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最近经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和中国科学院提议,并征得黑龙江省和学校同意,拟将哈尔滨科技大学领导体制改由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为主,与中国科学院、黑龙江省三家共同领导。
哈尔滨科技大学领导关系变动后,校名不变,要把现有专业和科学院委托举办的日语训练班继续办好。一九七八至一九八O年三年招收的学生,毕业分配时,优先照顾中国科学院的需要。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学校的业务领导,人员、基建、财务计划的审定和新生招收,毕业生分配等均由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负责。经国务院批准的(78)科发教字第0440号文件所列的学校发展规模和基建投资,请国家计委逐年安排。一九八一年基建经费,仍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安排,大致按相当于今年的投资数编列计划,上报批准后,接交时一并划转。
有关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分工,按(78)国发教字第27号文件精神办理。中国科学院将在科研、教学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学校与东北地区有关研究所(厂)结合、清仓物资处理等方面,继续给以支持和帮助。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

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

游修龄

1950 年代后期,前西北农学院院长、全国政协代表辛树帜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一个议案,建议国家要鼓励整理总结中国悠久丰富的农业历史遗产,成立必要的农业历史遗产的研究机构。这个建议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当时浙江农学院院长丁振麟与辛院长同是政协委员,丁院长曾把辛院长的提案带回学校,给我看,他觉得应该考虑在浙农成立遗产研究室。辛院长每次来杭州,必探望丁院长,附带一定要召见我这个后辈,送给我他的近作,只因我写过一点《齐民要术》的小文,便承他的鼓励。到1960年时,浙江农学院和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合并,改名浙江农业大学及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由浙江省委书记李丰平兼任校长和院长(丁为副校长副院长),指示浙江农业大学筹备成立浙江省的农业遗产研究室,学校经过研究,把遗产研究室放在图书馆里,以便利用现成的资料,开展初步的工作。
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的人员编制是从图书馆抽调三名,从退休的教授、技术人员中对农业遗产有兴趣的选择四五名,共七八位组成。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以前都没有研究农业遗产的经历,但是可以从收集、整理、抄录已有的农业遗产资料开始,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当时我正从农学系调到校院合并后的科研处任处长,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归科研处领导,我本人对农业遗产研究很有兴趣,对这个研究室自然非常关心,并且也成为不占编制的成员之一。经过几年的努力,1965年出版了《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辑,《浙江农谚解说》,及发表在国内其他刊物上的农史文章多篇。
接着,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开始了,我恰好是这个研究室的主管和成员,又撰写、编辑不少的古籍文字资料,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便成为典型的“厚古薄今”的活标本,给予“砸烂”,我则成为罪魁祸首;又因我翻译了不少国外的农业科技文献资料,又是“重洋轻中”的典型,有了这“厚古薄今”和“重洋轻中”两顶帽子,当时我虽然还是讲师,却也不必申请而荣获“反动学术权威”的美名,不断地挨批挨斗,这里不说了。
文革结束以后,靠边站的干部包括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也解放了,校领导让我选择,去科研处、教务处或图书馆,三者择一,唯不能回农学系,因有这两顶帽子的阴影随身,不受造反派欢迎。我想在图书馆读书最为方便,就不加思索地选择了图书馆。
到图书馆上任后,大概是积习难改吧,我又想起了农业遗产研究室,于是打报告给学校,建议恢复“农业遗产研究室”,同时鉴于原名称太犯忌,恢复后的研究室,要联系科学技术实际,把室名改为“农业科技史研究室”,简称“农史室”,获得批准,重新开张。
恢复了的农史室,编制人员很难解决,原有的二位图书馆人员可以继续,原有的退休教授都已先后作古,只好聘请校内有兴趣的教师兼职,以虚壮声势。于是我申请招收农史研究生,以求从根本上培养新生力量。当时恰好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引起国内外考古、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密切注意,我的河姆渡稻作起源论文又获奖,终于得到批准,招收了五名研究生(其中一名与蒋猷龙先生合招)。有了研究生,可以配备一名工作人员,总算添了一名编制。在培养研究生的前后十来年里,是农史室最风光的时候,对外接受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农学卷》农史分支的主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史卷》主编,中国农史学会的会员、副理事长,参加国内国际的农史学术活动,应邀去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作高级研究员等。
农史室曾接待了何炳棣教授的访谈,英国李约瑟助手F. 白馥兰女士的访谈,建立通讯交流的有日本天野原之助先生,渡部忠世先生,冈彦一先生…等。接待来访的学者有渡部武、Morishima,藤原,菅谷,…等。通讯联系的国内外学者更多。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天野和冈彦一两先生。我与天野先生从未晤面过,但承他赠我他的著作论文,彼此并讨论过一些农史问题。1991年我在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里,看到馆里收藏了天野先生生前的手稿、笔记、草稿、和来往通讯手迹,满满地排列了两大书架,足见先生生前用力之勤奋。使我念念难忘的是冈彦一先生,那年他本来是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遗传学的讨论会,会后不回国,特地南下杭州来看我,同我作了长谈,他会讲汉语,又会用中文写信,这更方便了我们的沟通。他出版过一部“Origin of Cultivated Rice”(《栽培稻的起源》),是用遗传学的角度论述的。在写书过程中,需要涉及一些中国古籍上野生稻的文献,恰好我有一篇关于中国古代野生稻的考证文章,他需要引用其中小部分的内容,一般凡是引用他人文献,只需注明出处即可。但是冈彦一先生非常认真,事先他来信征求我的同意,我回复表示完全同意,他又来信表示感谢。到书一出版,立即寄给我一本,书里对引用我的文字又表示感谢。天野先生赠送我的一本关于《齐民要术》的专著,参考引用了我关于《齐民要术》的论文观点,每引一起,注明一次,我数了一下,竟然有40余处之多。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述说这些经过,是鉴于当前国内的不少论著,引用他人文献往往不注出处,好像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说明出处或表示致谢更无从谈起,做学问不可不尊重他人的研究。冈彦一先生退休以后还同我通讯,寄来他和夫人到国外旅游的照片,他夫人病逝于癌症,他还寄给我孤身的照片。冈彦一的成就主要在水稻遗传学方面,成果累累,学生杰出的很多,他写《栽培稻的起源》只是他的业余钻研而已。
遗憾的是,农史室虽然参加校外的活动很频繁,联系广泛,它在校内的日子却不好过。原因是人员的编制矛盾。学校人事处只给图书馆一个编制总额,如何分配由图书馆作主。图书馆觉得农史室的建立,是减少图书馆的人员,影响图书馆的工作。这个问题在我任馆长时并不存在,因为我一向主张图书馆应该有研究的部分(不一定是农史研究),以带动学术气氛,提高人员素质,这其实是国际常识。但在国内不同,在我卸任馆长之后,这个矛盾就突出起来,后来的几任馆长对农史室不了解,总把它当作与图书馆无关的额外负担,只是尊重我还在带研究生,不好直言。有一位馆长通过办公室主任,对我直言农史室放在图书馆不合适,希望迁离图书馆;有的馆长除了谈论农史室不要放在图书馆之外,还宣传农史室可以取消,并不断向学校反映,在农史室取得成绩的同时,不放松拖后腿。
校长方面,有了主张成立农史室的李、丁校长,才有农史室的诞生,后来的几位校长也给予认同,农史室才能办下去。但是随着年轻化,新校长对农史的理解与老校长不同,他们目光远大朝前看,对回顾历史以史为鉴没有兴趣,再经图书馆长一反映,农史室的命运便定局了。校和馆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即农史室退休的人员,退一个少一个,不给补充,这样,最后只剩下我和一名留下来的研究生两人,我退休了,馆长便要这位研究生改行做图书馆的工作,否则,不好安排。这位研究生去日本读博士学位,得了博士回来,情况依旧,要他改行,现在他已转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很受该所的欢迎,因为该所急需开辟水田考古,寻找水稻遗址的人才,他正好符合要求,在新岗位忙着开展工作。
其实,按我的设想,浙江大学完全应该创办考古研究部门,浙江和南方的考古文化遗址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早,文化内含越来越丰富,关系中国南方古代文明的前景太重要了,需要发掘的工作是大量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力物力非常不够,有浙江大学加入开发,研究的结果,就是世界一流的,舍此不为,只把目光盯在国际一流上,不知道国际一流就在我们脚下,多么遗憾!“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也。”越想越觉得庄子这话的睿智和解惑,许多事情的遭遇都类似,又何只区区一个农史室的命运呢。

附编者回作者的信:

游先生,

您好。“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一文收到,并已上网。农史室本以研究农史为对象,今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农史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看到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地方落到今天的田地,的确有些伤感和失落。但我想历史不会忘记。您在农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也早已超过了农史室。作为您的学生,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使您和农史室的事业得到继承和发扬。尽管我们觉得您是一座永远翻不过去的高山。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得至,心向往焉。

农史室永远在我们心中。

http://agri-history.ihns.ac.cn/scholars/yxl/yxl41.htm

许璇年谱简编 张小宇

载于2017年12月15日《浙江大学校史研究》(浙江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编)

许璇(1876—1934),字叔玑,浙江省瑞安人。我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

      1913年7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获农学士学位。8月,任北京大学农科教授兼农场场长,历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代理校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

1924年1月,任浙江省立甲种农校校长,历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农学院农业社会系主任、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浙江省农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兼浙江省合作人员养成所所长。1924年至1934年期间,十年连任中华农学会会长(理事长)。著有《粮食问题》、《农业经济学》等是我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开创者。

光绪二年(1876)1岁

农历十一月初九(12月24日),出生于现浙江省瑞安城关渔篁街(今属玉海街道),家有“许太和”酿造坊。

父许黼宸(1855—1902),字祝酉(卣),或字竹卣,或称竹友。清德宗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以学行闻于时,弟子自远方至者尝十百人,许璇随父课读。同治十一年(1872),孙锵鸣聘其为孙家塾师,为诒钧、诒绩、诒泽、诒谌等诸子授教,张棡在孙家随读,也为门生。许黼宸为人善良、随和,不争利、不争名,热心公益事业。

许璇共有兄弟六位,他居二,姐妹四位。长兄许伯寅(名、号不详),三弟许燊、四弟许铸、五弟许壬、六弟许徵。长兄许伯寅遵家规“父母在,不远游”未外出求学外。许璇与众兄弟均留学日本,回国后各有建树,被瑞安乡人誉为“许太和五杰”。

光绪十八年(1892)17岁

入县学(入泮)。

光绪二十年(1894)19岁

补廪生员。

光绪二十四年(1898)23岁

戊戌变法失败,转习新学。

光绪二十七年(1901)26岁

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东文学堂。

10月,南洋公学公开招考东文学堂东文“译书之员”,东文学堂初定招生30名,“(报)到者三百二十七人”,经过初试、复试最终录取40名,许璇榜上有名。

11月27日,东文学堂正式开学,《东文学堂拟定章程》“以使学者习东国语言文字,通各国历史及政法之学,速成有用之才为宗旨”,学制三年;学堂聘请罗振玉、王国维分别为学堂监督、执事,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为正、副教习。次年底,因“墨水瓶退学事件”东文学堂与特班、师范班同时停办。

光绪二十八年(1902)27岁

10月,南洋公学东文学堂停办,肄业于南洋公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28岁

任瑞安中学东文教师。

8月,《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科如下:政治课、文学课、格致科、农学科、工艺科、商务科、医术科。农学科之目四:农艺学、农业化学、林学、兽医学。

光绪三十年(1904)29岁

1月,《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农科大学农学门科目设有:理财学(日本名经济学)、农业理财学(日本名农业经济学)。

是年,供职于湖北学报馆。《湖北学报》,旬刊,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1903年2月12日)创刊,由湖北官书局出版,主要是宣传张之洞等人的教育思想,大多刊登教育学、历史学、地理学、外交学等方面的日本学者论著。

光绪三十一年(1905)30岁

1月,任广东学务公所编撰员。

夏,游日本,9月,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预备班学习。同期瑞安赴日留学还有洪彦远,黄家子弟:黄曾锴、黄曾铭、黄曾廷,林家子弟:林大同、林大闾、林文潜(左髓),许家兄弟:许璇、许燊(三弟)、许壬(五弟)、许征(六弟)等。

光绪三十二年(1906)31岁

继续在第三高等学校预备班学习。

光绪三十三年(1907)32岁

9月,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第二部学习。

宣统元年(1909)34岁

9月,臣部参事官罗振玉派充农科大学监督。

宣统二年(1910)35岁

10月,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学习。

本月,官立浙江农业教员养成所建立,为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前身。

宣统三年(1911)36岁

10月,辛亥革命爆发。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学习。

中华民国元年(1912)37岁

继续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学习。

是年,浙江农业教员养成所改组为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校址笕桥)。

中华民国二年(1913)38岁

7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获农学士学位。

8月,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任该校农学科教员兼农场场长,薪俸250元(校长陆孝植300元,教务主任吴宗栻、程鸿书250元,梁希180元)。教授《殖民学》及附设农业教员养成所《畜产学》等课程。

中华民国三年(1914)39岁

3月,北京大学农科大学改组成立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仍任农学科教授兼农场场长。

10月,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第三期校友会编辑部长。

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40岁

10月,教授农学科《畜产学》,学校开设《农政及农业经济学》(农学科第三年级每周学科时间表)。

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41岁

3月20日至4月20日,以农场场长身份,带领17名农学科三年级学生赴日本、朝鲜考察。回国后,发表题为《视察日本农业纪要》的长篇报告。

是年,最早响应成立中华农学会。《“五四”前夕成立的中华农学会》载“几个主要从国外学农归来的有识之士,聚会与苏州,王舜成、陈嵘、过探先、陆水范等发起组织中华农学会,拟议甫出,立即受到中青年农学家的响应,最早的有梁希、邹秉文、许璇…”。

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42岁

1月,中华农学会成立于上海。张謇为名誉会长,陈嵘为会长。

中华民国七年1918年43岁

1月,辞去农场场长。

8月,学校开设《农政学》及《农业经济学》(农学科第三年级每周学科时间表)。教授农学科第一年级《肥料学》,第二年级《畜产学》,第三年级《畜产学》《农政学》《农业经济学》《殖民学》等课程(同时教授林学科第三年级)。

是年,《中华农学会报》创刊。

10月,应准加给全年津贴四百元。10月30日,《教育部指令第一千三百四十二号》“令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金邦正呈一件请给专任教员许璇全年津贴由。据呈已悉。查该校农科专任教员许璇历充校职已满五年,卓著劳勋。核与规定资格均属相符,应准加给全年津贴四百元。仰即遵照。此令。”

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44岁

继续教授农学科第一年级《肥料学》,第二年级《畜产学》,第三年级《畜产学》《农政学》《农业经济学》《殖民学》等课程(同时教授林学科第三年级)。

8月,中华农学会第二届年会在杭州召开。

是年,被推为中华农学会北京地方干事。

中华民国九年(1920)45岁

10月,改任教务主任。十月二十九日,教育部指令第一千九百二十八号“令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吴宗栻呈三件…许璇兼任教务主任由。据呈已悉。该校所请延聘…许璇兼任本科教务主任各节。核与规定资格均属相符,应并照准。此令。”

是年,被推为中华农学会农学股干事、学艺专员。

是年,率领学生赴日参观。

中华民国十年(1921)46岁

8月,被推为中华农学会总干事(总干事名额共十一人)。

9月,因教育经费困难,马叙伦、王兆荣、谭熙鸿、许绳祖、许璇五人代表北京国立八校敎职员,往访交通总长张志潭。

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47岁

10月16日,代表北京农专教职员赴教育部请见总次长,开陈“农专改大”由,坚请早日批示。

11月6日,教育部任令第三十一号:“令许璇兹派许璇暂行代理国立北京农业专门校长职务,仰即遵照。此令。”

12月,因学生反对而辞职,教职员全体随之辞去。17日,《教育公报》“通知派许璇为编审员”。

是年,在《湖北省农会农报》第八期发表《设立粮食问题研究会》之建议。

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48岁

1月,任教育部编审员。

2月,晋给四等嘉禾章。

3月,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设农艺、森林、畜牧、园艺、生物、虫病害、农业化学等七系。是年,梁希自费留学德国,许璇赠诗留别,有诗称“十年知己一青灯,昔日儿童皆老大,我愧无成”;“问君何日再归来,相伴一樽话旧钓鱼台”。

是年,由中华敎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敎育社、中华农学会发起全国农业讨论会,在北京日新农工银行举行第二次委员会,会议公决准定委员陶昌善、许璇规画大纲草拟办法,预定计划以备“裁兵垦荒”,现拟延请专家前往边省,实地调查计划并征求全国各界意见,以促政府实行。

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49岁

1月,出任浙江省立甲种农校校长。7月,该校改组为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许璇连任校长,浙江省农业高等教育由此开始。

7月,得三百十一票,当选为浙江省教育会副会长。

8月,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第三任会长。

11月,任浙江省教育联合会正干事长。

12月,调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是年,提出了“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高等农业实践教育思想。

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50岁

3月,孙中山逝世。作《挽孙中山先生联》:“创中华新社会,辟人类新纪元,大志未酬,四海疮痍馀涕泪;论肝胆则英雄,言心术则仁者,精灵不灭,千秋史册有光辉。”

4月,因不屑与其上峰某(教育部主管)为伍,愤辞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职,8月继续任教授。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51岁

3月,赴日考察。

7月,代理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9月,请求教育部要求驻军腾让校舍,“该校不独经费支绌,而驻军亦未退出,校长许璇曾一再呈请教部,交涉腾让…”。

10月5日,国立北京九校校长总辞职。29日,派员与农村信合社联系,将开讲习会。

11月,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52岁

5月,北京农业大学设农艺、农艺化学、畜牧、农业经济、森林、农业生物、园艺等七系。

6月,辞职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回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教授。8月,该校改组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仍任原职兼农业社会系主任。

7月,在浙江省政府一百三十五次会议上,建设厅提出拟任许璇、潘墨卿为农民银行正副筹备主任、通过。

8月,浙江省政府委任许璇为浙江农务局局长。

9月,任浙江省考试任用人员监考考试委员。其他委员分别为马寅初、殷汝熊、经家龄、瞿曾泽、孟承、郑宗海、蔡彬懿、刘贻燕、李振吾、张迭生、陈世璋、蒋尊第、陈灿等十三人。

9月3日,中华农学会在杭州举行第十届年会,演讲《关税自主与农业》。年会上,许璇当选为正干事长,陈宗一、吴庶农当选为副干事长,王企华、邹秉文、唐荃生、过探先、吴桓如、谭熙鸿、吴觉农、陈方济、朱凤美、陈石民、钱天鹤、葛敬铭、包容、雷男、徐澄、汤惠荪等为干事。

9月6日下午,赴笕桥参观三中大(即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农事试验场、原蚕种制造场及蚕桑学校并游览名胜。当晚,在杭会员庄菘甫等在聚丰园招待年会,到会会员钱天鹤、庄菘甫、许叔玑、吴庶晨、熊熙圃、吴觉农、方仲友、倪绍霎等,相继演说直至十一时,宾主尽欢而散。

11月,被聘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湘湖农场委员会委员。蒋梦麟、蔡元培等16人同为委员,蒋梦麟任主席。

12月,农学院农村社会研究会成立,之后,许璇多次参加活动。

是年,在《中华农学会报》第58期发表《中国农业生产之将来》。

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53岁

6月,筹建任浙江省农民银行,任筹备处主任。创办浙江省合作人员讲习所,任所长。

7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院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劳农院,仍任农业社会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同年,被选为中华农学会农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农学会正干事改称委员长,被选为委员长。

8月3日,中华农学会在首都金陵大学举行第十一届年会。以干事长身份主席,并致开会辞,提出“应将农业农学镕于一炉、又本会是中华农学会、尤宜察审中国农业之现状与农民之一切情形、谋一适当解决之方法、是所望于本会同志也”。

8月,被农矿部添聘为设计委员。其他委员有:侯朝海、沈宗翰、董时进、刘运筹、钱天鹤、何尚平、姚枬、陈殖、王沚川、张宗成、金永昌、何恢宇等。

11月,受聘为南通大学校董。南通大学校董共十九人,分别为:李煜瀛、于右任、李宗仁、秦汾、何玉害、线永铭、褚民谊、张轶欧、许璇、荣宗敬、周威、吴兆曾、徐肇钧、张孝若、王志鸿、李希贤、陆费执、戴尙文、张谊。

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54岁

1月,国立浙江大学劳农院改称为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仍任农业社会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3月,任上海市社会局粮食委员会常委委员。上海市社会局成立粮食委员会在萃秀堂开成立大会、并举行第一次常会,到会委员许璇、朱羲农、顾复、叶惠钧、蔡裕焜、吴觉农、冯柳堂、吴桓如、秦晋元、顾良辅、朱子香、范和笙、黄枯桐、严筱泉、黄光斗、余朴、王炳坤、陆文韶及张市长代表俞鸿钧、潘局长代表倪人瑞等二十余人。

5月,被敎部增聘为译名委员会常务委员。兹录其常务委员名单如下:文学:郑奠、林语堂,敎育:朱经农、赵廷为,哲学:黄建中、戴夏,心理:陈剑修,政治:陈石珍、龚贤明,天文:竺可桢,工科:谢树英、杨公兆,法律:戴修骏、余敦和,经济:余文灿、叶元龙,土质:翁文灏,化学:黄守中、张邦华,物理:方光圻、熊正理,数学:张鎭谦、何鲁,生物:李亮恭,农学:谭熙鸿、梁希、许璇,医学:洪式闾,药学:于达望。

5月,任浙江大学“大学(部)校务会”会议委员。浙江大学校务会由大学部、文理学院二部分组成。《(浙江大学)各项会议委员名录》载,“大学(部)校务会”委员共28人、列席7人。委员有:蒋梦麟、邵裴子、谭熙鸿、蔡邦华等。

5月20月,参加第一次校务会。邵(裴子)副校长报告:本会议之组织,以处理本大学各学院共同事项,以免分歧为目的。

6月-10月,浙江省政府在杭州举行了西湖博览会,任评议部委员兼陈列品研究委员会农业品部委员、出品审查委员会委员。讲演《合作制度之效用》,该讲演稿刊登在《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上。同时在《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扉页上题词:“湖山有美,文物恢张,民生攸赖,邦国之光。”

8月17日,参加中华农学会在南通大学农科举行第十二届年会。作为会议主席致词:“略谓本会成立已十三年、经费困难影响会务之进行、但近来与五年来已见进步、农业建设为各项建设之基础然非旦夕事、须群众力量科学方法、始能获效而科学方法、非空致而须求诸实际、端赖同人努同共进。”

8月,出席中华农学会年会“专题食粮问题讨论会”。

是年,在《中华农学会报》第71期发表《合作事业之失败与成功》、《信用合作社与农业仓库》。

是年,在浙江大学农学院编写《农业金融政策讲义》、《农政经济特别讲义》。

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55岁

4月,出席浙江大学十九年度校务会议。

4月,任农学院湘湖农场设计委员会、学术设备及材料会议、出版委员会、学生补助委员会委员。

4月21日,参加浙江省森林学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并演讲。

5月,任《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要览》(民国十八年度)编辑委员会委员,负责收集教务部、推广部及(农业)社会系的资料。

9月,发布《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消费合作社章程》,《章程》规定,本社以依自治及互助的原则,购置学业上及经济之上必需品之社员,兼树立合作模范推广合作事业为目的。

11月,任浙江大学农学院代办高级农科中学委员会主席。

是年,任第七届温州旅杭同乡会常务委员。

是年,浙江省教育厅在全省范围内招考留美学生,许璇推荐金善宝、赵才际、卢守耕出国留学。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56岁

3月28日,参与浙大全体敎职员再电呼吁经费,“国立浙江大学经费向由浙江省财政厅就代征国税项下划拨,自本年一月起,裁厘财厅以无代收国税欵项不允继续拨发该校经费,…昨特电呈蒋主席请求迅予解决电云,…”。

4月,回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长。4月15日,接受《世界日报》访谈,主张“农学不能空谈,必须注重功课之研究及与农民之接近,始能将心得实际应用于农场,推广至农村”。

5月,为北平大学农学院撰写《1931年毕业同学录院长序》。

8月19日,组织举办中华农学会十四届年会,任主席团成员及北平筹备委员主席。24日,接受《世界日报》采访“中华农学会救济水灾问题”。

11月,调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农学院全体学生列队相迎,并燃放爆竹,许院长即下车对欢迎者表示谢意,复登车”。

12月9日,晚间七时,农学院教职员在该院蚕场开会欢迎新院长许璇,到者约有70多人。

12月,在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学会会刊》第四期发表《农业金融上之债券问题》。

中华民国元年1932年57岁

8月,中华农学会第15次年会在无锡江苏省立敎育学院举行,主席团(成员)许璇、刘运筹、黄枯桐、陆费执、吴觉农、孙恩、胡昌炽、沈宗瀚、陈嵘等。

11月,任(浙江大学)招生委员会及训育委员会委员。

11月30日,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农村社会研究会讲演《米价问题与米谷关税》。

是年,在《浙江省建设月报》第2期发表《贩卖合作社与农业金融》。是年,《国立浙江大学二十一年度职员一览》载,农学院院长许璇,农业社会系主任黄枯桐等。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58岁

2月,中华农学会计划编著大批农学丛书,许璇负责编著《内地殖民论》。

4月,郭任远任浙江大学校长。

4月,任招生委员会委员。

5月15日,在《申报》“经济专刊”栏目发表《农村复兴与农民之关系》。

5月29日,在《申报》“经济专刊”栏目发表《洋米征税与食粮自给》(署名许叔玑)。

6月14日,《申报》报道,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许璇因办事棘手,已向校长郭任远辞职,闻该院敎授亦向校长提出总辞职。

8月,拒绝农学院设立“火腿系”,上峰责其抗命,许璇愤而辞职。

9月,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业经济系主任。

是年,为《申报》的“农业林蓄水产业及农村现状”课题“供给有价值之材料”;在第3-4期《寒圃》发表《论绥远振兴畜牧》;在第二卷第一期《蚕声》(浙江大学农学院编辑)发表《对于蚕丝业问题之我感》(著于浙江大学农学院),编写《农业经济学讲义》第四章、第五章第三节(著于北平大学农学院)。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59岁

8月,中华农学会第17届年会在南京召开,因事未能来南,委托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刘运筹代表赴会。

11月9日,猝发脑溢血逝世于北平大学农学院,终年59岁。逝世之前正在编写《农业经济学讲义》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农村合作论讲义》。

11月11日,“接三”祭奠在南沟沿许宅举行。是日到场参加者极多,除许宅亲友外,大半为北平教育界中人士,及国立北平大学各学院同事与学生,其中、农学院之学生尤属跄跄跻跻、曾受许先生训诲而现服务于平大农院者,如刘运筹、殷良弼等,并特设祭奠,兹录祭词于左:

「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学生刘运筹、殷良弼、贾成章、徐承镕、朱延晸、何养苞、杨汝南等,谨以清酌案馐之仪,致祭于我许叔玑夫子大人之灵而言曰:呜呼!惟我夫子,恭俭温良,毕生为学,勿厌勿忘。三岛归来,执教上庠,诲人不倦,讲学有方;悯予小子,同侍门墙,廿年风雨,时聚一堂。昊天不吊,斯道中丧!追念先德,能不心伤!嗟我夫子,学术文章,永传不朽,千古流芳!嗟我夫子,鲁殿灵光,清风亮节,山高水长!今来祭公,凭吊竚望,神归何处?四顾茫茫!生刍一束,布奠倾觞;公如有知,来格来尝。哀哉尚飨!」

11月17日,国立北平大学第二次校务行政委员会会议,决议校葬许璇等事宜。

12月16日,在北京报子街聚贤堂开吊,同日,国立北平大学举行公祭。

12月30日,北平大学农学院举行追悼大会。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

1月12日,杭州举行许叔玑追悼会。

3月,遗作《粮食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月9日,举行校葬典礼、下半旗致哀,十时,移棺下葬。是日,前往参加者,有国立北平大学徐校长及各学院院长、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农学院全体教职员学生及许宅亲友共五百余人。九时半先由徐校长亲将北平大学校旗覆于许先生之棺上,然后举行公祭,兹附录祭文于下:

    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九日,国立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徐诵明,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许寿裳,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医学院院长吴翔凤,农学院院长刘运筹,工学院院长张贻惠暨全校教职员学生等,谨致桂浆椒酒之奠,为文以告于农学院故教授许公叔玑先生之灵曰:呜呼!自公之舍吾侪之永归也,已六阅月于兹。冬枯易文夏录兮,抚时序而增悲:具塭鳀而卜宅兆兮,将九原其永绥。在昔汉唐之世兮,有赐莹之盛仪。给葬而旌墓兮,琢石树阙而题碑。非徒宠夫旧勋,固报功崇德之所当为。是本人心所同然兮,礼盖从乎所宜。是故有功于民国则国葬兮,有功于一校,则校葬何疑?经询谋而佥同兮,出众意而无阿私。遂乃寻牛眠于山坞兮,相垄丘之高卑。惟校舍之比邻兮,堽陵蟠曲以逶迤。设窀穸于此地兮,公之灵当安之。挹西山之佳气兮,观南亩耘耔。听诸生之讲习兮,犹若登杏坛而列缁帷。虽室迩而人远兮,缅教泽而永怀思。神之车其常临兮,驾素虬兮骖青螭。瞻佳城之郁郁兮,奄松楸之离披。戒樵牧使无近兮,闭幽扃而绝殆危。魂魄永永恋此兮,千秋万岁常在斯,荐苾芬而灌郁鬯兮,咸恭恪以陈词。尚飨!(《中华农学会报》138期)。

7月,《许叔玑先生纪念专刊》(中华农学报第一三八期)出刊。

本年,马叙伦撰《故北京大学教授瑞安许叔玑之碑》(手迹今藏国家图书馆)。马与许订交二十年,称之为“益友”。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

4月,遗作《农业经济学》在原讲义基础上,由当年浙江大学农学院助教杜修昌先生整理,中国地政研究所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

【主要参考文献】

1、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6月。

2、陈伟玲主编《兰台存真-瑞安中学档案史料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9月。

3、欧七斤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一卷1896-190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

4、王步峥、杨滔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1905-1949)》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5、邹先定主编《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史》(1910-2010)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6、中华农学会编《中华农学会报》138期1935年7月。

7、中国农学会主编 华恕《中国农学会66周年纪念刊(1917-1983)》1985年。

8、上海《申报》。

9、杭州《东南日报》。

10、《浙江大学校刊》(1929-1933)。

伪浙江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沦陷,浙江大学西迁。1943年6月汪伪行政院决定恢复浙江大学,并成立了以伪浙江省长傅式说兼主任委员的筹备委员会。同年秋开始招收学生。设有文法、理工、农学、医学4院及补习班。陈柱、钱慰宗先后任校长。1944年5月23日,汪伪行政院决定
停办。

伪浙江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
傅式说 铁道部长、浙江省省长
徐季敦 浙江省教育厅长
孙云章
王敏中 组织部副部长
汤应煌 南京法院院长、杭州市市长
章颐年 浙江省政府参事和南京建设部总务司
陈柱
杨鸿烈 宣传部编审司司长
龙沐勋(龙榆生) 立法委员
钱慰宗

陈柱 1943年(癸未民国三十二年)8月24日,在汪伪行政院第175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汪伪浙江大学校长。

钱慰宗 文法学院院长
金其武 理工学院院长
缪端生 农学院院长兼医学院院长
张其钰
姜本信

在远方和故乡 人生回顾

作 者 :曾抗生
出版发行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17.02
ISBN号 :978-7-308-16430-6
页 数 : 613 原书定价 : 68.00
主题词 : 曾抗生-自传
中图法分类号 : K825.46 ( 历史、地理->传记->中国人物传记->人物传记:按学科分 )内容提要: 
《在远方和故乡–人生回顾》是自传体文稿,回顾了作者曾抗生在中国六十多年社会变迁中的个人经历,其中包括在北京大学求学工作、到湖北工作,以及到浙江大学工作后所历经的种种人和事,其中不乏对浙大发展有价值事件的记录和思考。书稿实而不华,文字顺畅,表述分寸恰当。
参考文献格式 : 曾抗生. 在远方和故乡 人生回顾[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02.

1984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浙大成为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的22所院校之一。
1988年,路甬祥出任浙大校长后,兼任浙大研究生院院长。吴世明为研究生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1988年时,浙大校机关比较精练,编制为校长一正三副,处级机构也就是十个左右,不像1998年四校合并后那么庞大。
浙大研究生的管理机构对外称研究生院,对内是研究生处,简练高效。处长也是一正三副。
正处长钱在兹,负责全面工作;第一副处长徐兴分管培养科;我分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副处长凤进分管研究生管理科(包含有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的管理职能)。凤进比较年轻干练,曾任浙大团委书记。
浙大研究生院的院务会议由吴世明主持,成员有正副处长和院办公室主任邹碧金(列席并记录)。
我去研究生院报到时,他们正在开院务会议。我自报家门后,他们说,正好来一起开院务会议。
为了轻松气氛,吴世明说:“你个子挺高的,是不是喜欢运动?来,我们两人站起来比一比高低。”
真是出乎意料,我和吴世明背靠背站着比高低,他们四个人做评判,说:“一样高,一样高。”
这一幕打破了我对机关工作那种严肃刻板的固有印象。后来发现这只是吴世明的个人气质使然。

我到浙大研究生院的前一年,即1987年,国家教委下达给高校研究生院计划内硕士生招生名额是:北大350名;清华350名;复旦280名;上海交大280名;南大270名;浙大270名;南开250名等。
可以明显看出,高校研究生院的招生规模分为两个级别:北大和清华为第一等级,其余为第二等级。两个等级之间的计划内招生名额相差至少为20%。浙大想缩小这个差距,争取老三的位置。
1988年国家教委对硕士硏究生招生的方针是:稳定规模、提高质量、宁缺毋滥。即计划内招生人数三年不变,如果实际招生数少于计划数,则研究生的人头费不减,仍旧按计划数下拨。也就是说,鼓励学校控制硏究生的规模,减人不减经费。
路甬祥校长说:“我们不贪这点钱,浙大要保质保量完成计划内研究生的招生任务。另外,我们还要积极扩大招收自筹研究生。因为浙大有导师、有课题经费、有好的生源。我们要逆势而上。三年后国家教委会重新核定计划内研究生招生人数,根据就是这三年的实际招生人数嘛。”
路在重点高校中是属于少壮派校长,其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后来向国家教委上报的自筹研究生的计划数是80人,以弥补浙大与北大、清华计划内数字的差距。
浙大计算机系的课题经费比较允裕,报了较多的自筹研究生。胡希明老师就招收了自筹研究生。其实这是突破计划经济的一个好的手段。有了自筹研究生就是有了做课题的有生力量,自筹生比计划生更好用(他要靠导师的课题经费支持其学习和生活),对于推动科研为国民经济服务更直接。有钱会有人,有人就可以做更大更多的研究项目,会有更多的课题经费。搞好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吉林大学计算机系有王湘浩院士、管纪文教授等一批名师,当年作为学术型的计算机系它比浙大强。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它已明显落在浙大的后面。可以看出,浙江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形势对大学学科的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

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左右,迎来了第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高潮。我的一些在研究所或大学工作的同学,只要是业务骨干而且英文较好者,不少人都通过选拔考试出国去了。我和大中在沙市小地方没有机会。
1982年调入浙大后,我们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为单位做贡献,根本不会去考虑出国留学这回事。我了解到浙大有一个“包氏奖学金”基金会,它的规定是留学候选人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到1984年7月,我已满45周岁了,所以也就没有了留学这个心。
浙大“包氏奖学金”基金会的办事机构是设在研究生院内的。吴世明任司库;邹碧金任基金会的秘书。
邹碧金说,包氏奖学金的规定改了,最大年龄不超过50周岁(原45周岁),但是要有副高以上职称。这是国家整个公派出国留学政策的改变,因为前几年的数据表明年龄大的出国留学人员回归的比例高得多。
我说,没有想到年龄规定改了,我还有一年才超龄。但是我刚来研究生院,椅子还没有坐热呢,不好意思提要求。
邹说,从申请到考英文,理事会讨论通过,再联系外国的大学,整个周期比较长,不是说走就走的。
我说,回去再考虑一下,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后来我专门去找了吴世明副院长。
我说,出国留学的年龄上限放宽了,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能不能让我去参加一次英语出国考试?不管是否成功我都不会影响工作的;该出差就出差,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我上班不会去复习英文的。
吴世明回答说,当然可以,这是你的权利。
说真的,我还真的没有料到他会这么爽气。看来海归人物的做派就是不样。
我说,你同意了我就去跟老钱说一下,我还没有与他通过气呢。
吴说,可以。
钱在兹处长是土木系教授,资格老,听说在联邦德国留过学。不苟言笑,人很好,是浙大的“笔杆子”。
按照行政工作的惯例,我是应该先向老钱提出来参加英语出国考试的问题。我越级请示是怕老钱不好表态,反而夹生了;另外我认为同意的可能性比较小。现在老吴同意了,我再去告诉老钱,是对他不够尊重,所以我向老钱表示了歉意。
老钱说,没关系,没关系,老吴同意了就好,这是一样的。(其实,按资历老钱应该是吴的老师)。
我一直感谢老钱的宽宏大量,不再去想他的真实感受了。反正用努力工作来回报他们的支持吧。

1989年4月中旬有EPT考试,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EPT中心所设的杭州商学院考点举行。
不巧的是4月上旬在清华大学有一次六个工科重点大学研究生院的协作组会议。清华、浙大、哈工大、东南大学、西安交大和华中理工大学,聚在一起要对国家教委的“定向研究生”的招生政策提出不同意见。每个学校的研究生院各派两名代表参加,一位是院级领导,另一位是处级。吴世明副院长指定我跟他去参加会议。因为我有过口头承诺:参加英语出国考试不会影响我的工作,该出差就出差,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所以我二话不说跟着老吴去清华开会了。
到了会上,我感到气氛有点特别。
一是说话随便,不打官腔。这个协作组是民间组织,不是国家教委研究生司或学位办领导下的一个官方组织。他们要请国务院学位办的副主任谢桂华到会上来,不是来作指示,而是接受大家的咨询,与他讨论定向研究生的一些问题。
二是除去一位院长外,绝大多数都是海归,自主性强。他们习惯于国外大学都是独立的主体,不是行政统一主管下的附庸。哈工大研究生院的一位处长是女士,她在美国留学时就与吴世明熟悉,她年纪比老吴大,但是对吴世明非常佩服,说除了英文好之外,老吴的中国文化功底深厚,书法和文章漂亮极了。
会议开了两天后,大家说要向国家教委领导李铁映、何东昌等人写一封信谈看法,对“定向研究生”的招生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并公推吴世明来起草此信。
会后,吴世明要我先拟一个初稿。我陷入了沉思,我决定对老吴直言相告:我不能写,也请他不要写。
我说,前天我刚去过北大,看到小饭厅南边的三角地贴满了大字报,热闹异常,说什么的都有。这与1957年春天右派进攻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气氛十分相像。看来今年1989年是要出点儿事情了。在这种形势下要特别谨慎,有的事不能做,有的话不能说。记得1957年有所谓“六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在民盟座谈会上发表了几点意见。反右时他们六人都受到了猛烈批判,成了大右派。这次在清华开会你们六位院长凑起来也是“六教授” ,我不希望将来有一个吴世明为首的“六教授”在1989年有什么事件发生。
我又说,这些话我在大会上不好讲,你也可能不方便讲。你是否在会下与清华的过院长交换一下意见,看怎么做比较妥当一些。
说完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怎么决定我不管了,反正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向国家教委领导写信反对“定向”的事情。

1989年的9月份,浙人研究生院的钱在兹处长找我谈话,布置工作。
老钱说:“老曾,要你辛苦一下,代表研究生处陪教务处黄达人处长到国家教委去汇报工作。具体事情黄达人会跟你面谈的。”
我说:“老钱,你不要客气,该做的工作你尽管吩咐。我向你们几位表过态:争取出国的事情不管成功与否我都不会影响工作的。该出差就出差,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我乐意陪黄达人到北京去出差。”
老钱做了原则布置后,我就去找研究生处第一副处长徐兴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便见黄达人之前做到心中有底。
徐兴是一位直爽的人。他说:“黄达人搞了一个机电一体化本(科)硕(士)连读的方案,把机械和电机这两个一级学科合在一起,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试点班40个人,从机械和电机系各招20人;四年后,前20名免试直升硕士,其余作为机电一体化本科毕业。”
我说:“机电一体化是人才市场上一个热门的专业,数控机床、复印机、照相机等精密设备和仪器是机电一体化的典型产品,军工部门是急需这类人才的。可是免试直升硕士不是教务处自己可以说了算的。”
徐兴说:“是啊,问题就在这里。黄达人没有跟我们研究生处会商,直接向路甬祥校长和吴世明副院长汇报后上报国家教委,还绕过了研究生司,郑守承司长很生气。郑司长打电话给我们处,我们就如实相告说,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同意了,处里就不好说了。估计郑司长批评浙大了,叫黄达人进京说清楚。”
我说:“除了免试直升硕士是越权之外,20名硕士生的计划指标哪里来?从机械和电机系里解决吗?”
徐兴说:“我问过黄达人,他说机械系和电机系的研究生计划指标也很紧张,他们总共只能拿出5个指标出来,其余的15个要我们研究生处帮助解决,比如把去年招生情况不好的系的指标调剂出来。”
徐兴给我介绍的情况很重要,这样我就可以去见黄达人了。
我到教务处对黄达人说的第一句话是:“黄处长,我们老钱叫我陪你到国家教委去汇报工作。”
黄达人说:“好啊,欢迎,欢迎。”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处里要派我陪你去北京吗?”
黄达人说:“我想,是你跟研究生司的领导比较熟悉?”
我说:“主要不是这个原因。我在研究生处是老三,老大和老二都不愿意去,所以叫老三陪你去。”
我接着说:“我想过,我陪你去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尽力帮你说服郑守承司长谅解我们的做法,检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请她同意兔试直升硕士的方案。但是,这样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研究生处就要为15个研究生招生指标去得罪去年招生困难的系。系里会说今 年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去年情况不一样,你们不能事先克扣我们的招生指标。另一种做法是对你敷衍下,办不成最好,这样没有矛盾。”
黄达人说:“抗生,你既然这么直率,我也实话实说。我们一起到国家教委研究生司你要尽最大的努力帮我,不论成功与香,回到学校后,你陪我去你们处向老钱、老徐两位处长负荆请罪。我也借此机会与他们沟通一下。搞改革创新如果先考虑具体细节问题,就会迈不开步;我先找路校长,不是不尊重研究生处。最后要做起来肯定离不开你们的支持的。这样做当然有缺点,否则郑司长就不会发脾气了。”
我说:“达人兄,我们都是学数学的出身,又都在工厂生活了十年多,性格上会变得直爽开朗起来。你说的大实话使我感动,我们是有缘分的。一言为定就照你说的办。我会全力以赴支持你的。”
到北京去的共四个人,黄达人、我,电机系的贺老师和机械系的张老师。由于我和黄达人有了充分的沟通,我们内部没有人心存芥蒂、勾心斗角。虽然最后郑司长还是不同意当年就开始执行(我已有预料),但她说准备得充分一些,报批手续走正规了,第二年有希望可行。她让办公室安排了在国家教委食堂内的小餐厅由她的副手出面与我们共进工作午餐,她自己则说下午有会先走了。她既坚持了原则也给了浙大面子。我估计“黄达人将出任浙大副校长”的消息在国家教委司长级干部中已经流传过了。郑司长的这些处理方式方法我看在眼中,觉得官场也还是有它一定的套路的。
回到浙大后,黄达人确实是“言必信,行必果”,实现了自己“负荆请罪”的诺言。老钱、老徐当然也是客气大度的。事后我想,我的做法是跳出了行政常规处事方式的(推诿、扯皮、打太极拳),倒有实效。
我和黄达人之间过去并无深交,经过这次算是“不打不相识”,成了难得的可以说真话的朋友了。

1991年留学归来回到浙大,我要去报到。先是到校机关,再去计算机系。
到了校长室的门口,我请坐在外面房间的邹晓东秘书向路甬祥校长通报一声:曾抗生回来了,看路校长何时合适听取有关的情况汇报。”小邹叫我稍等,他进到里间。
一会儿,他出来说:路校长接完一个电话就见你,请坐,请坐。”他要给我沏茶,我说我自己来。
还没有喝上两口茶,路校长就出来了,叫我进去。
路校长开门见山地说:“你回来前给我的信已收到,情况大致清楚了。现在正是校领导换届的时候,这1992年新的一届班子要大力推行年轻化。黄达人、吴世明、卜凡孝都要挑起副校长的担子,现在名单已经报到国家教委去了,等待上面批复。你回来的时机正好,我希望你仍然在机关兼职,继续双肩挑。”
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我说:“您很忙,不打扰了。”就此告辞。总共历时约10分钟。
走在行政楼三楼的走廊上,我准备去吴世明那里,却很巧碰上了黄达人。
他一把拉住我说:“你回来了?到我办公室坐坐。”他的办公室门上挂着“副教务长”的牌子。
我说:“刚从路校长那里出来,回浙大后见到的第二位领导就是你了。你门上挂的牌子是一个过渡吧?路校长已经告诉我了,在等待上级的批复。中国人喜欢因人设事,你升上去后浙大将不会再有副教务长的。”
黄说:“瞧你说的。你比原定的回国时间晚了,工作不等人。今年7月份俞瑞钊来接任了教务处长,新生报到和开学是要教务处牵头的,忙了他好一阵了。”
我说:“你算是找到一位合适的教务处长了。老俞跟我是老同学,不光是大学,还有中学也是校友。他在当计算机系系主任时工作有思路也有办法,而且从来不讲套话。他比我要强多了。”
黄说:“我还有个想法,让你到成教院负责继续教育工作,先主管一个处。路校长现在兼任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协会的副主席,主席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克勒斯(Klus)教授。所以浙大这方面要加强力量。”
我说:“你现在是以校长的身份,还是以朋友的身份跟我谈话?”
黄说:“当然是以朋友的身份啰。”
我说:“那我就说实话,我不想去成教院。我还想搞业务呢,我不想放弃专业。”
黄说:“我知道了,那我们以后再聊。”
到了吴世明的办公室,已经有所变化。原来他和卜凡孝除了实职外都挂有“校长助理”的名头,他们两人合用一个办公室,与其他校领导的办公室都在三楼。现在老吴的办公室是一人一间了。
吴世明与黄达人都是“文革”期间从浙大本科毕业、1978年恢复高考后首届浙大的研究生。该届研究生中人才济济,他们两位是其中的佼佼者。
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当选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主席。他的人文素质也很突出,其书法作品和英语水平皆属上乘。路在外事工作及重大改革方面均对吴有所倚重,让吴兼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吴的“校长助理”名头还被人调侃为“只助理正校长而不助理副校长”,因为有一次省里开会要髙校党政两个一把手参加,路校长在京开会便指定吴世明代表他出席。
当我说刚才路校长告诉我你们三位都要出任校长时,老吴却说他已经表态他不宜担此重任。
他直率地说:“我不孚众望,校务委员会民意测验得票率不高;组织观念不强,半年没交党费;还有人说我傲气。我想还是回到系里搞自己的专业为好。”
我笑着说:“我看这些多半是对路的改革方针不满。如干部年轻化、双肩挑等;还有是研究生和导师的双向选择,致使有的老先生因学科老化而没有招到研究生;这些都是从政策研究室成文出台的。路自己心里明白,所以坚持要你上。国人的人情世故我们都知道的,回乡须得随俗。但也有欣赏你的风格的。”
吴在国外生活久了,习惯于直来直去;对于某些唯唯诺诺的人看不顺眼;也鄙视裙带关系和人身依附;他不屑于那些“喜怒不形于色”的“老道儿”的行事方式。这样是好还是“欠火候”?恐怕是见仁见智了。
我说起黄达人要拉我去搞继续教育,我还是想回研究生院,因为在成教院是难于再做专业研究的了。
老吴说,你可以自由选择,我的班子里不存在“忠不忠心”的间题,大家都是朋友和同事的关系。
从老吴的办公室出来,我就奔计算机系去了。在系里我申报了下学期开一门研究生课:《演绎数据库》。专业是不能放弃的,这样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岗位上都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我要花费几天时间在家里整理东西,还要拜访校内的一些老师朋友。顺便找人问问成教院人际关系等情况,作为下一步推脱的理由。
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天,薛继良副校长就打电话来了,要约我谈话。薛主管教学这一大块,教务处、学生处、成教院、出版社、图书馆等单位是其管辖范围。黄达人不久要接的就是这一摊工作。
我到薛的办公室,向他问好。我在混合班任教时,薛是教务处长,混合班是他重点抓的工作,所以彼此熟悉。薛是上海人,英语非常棒,喜欢足球、网球等体育项目,虽然我们年龄有距离,但有共同语言。
薛说:找你谈就是要你去搞继续工程教育。我跟路校长说你有三个优势:第一是你在工厂多年,了解企业运作的那一套,跟大企业或工厂打交道比我们的教师要熟悉多了。第二是你在国外留过学英语比较好,国外来往信件等可以亲自处理。如果处长不懂英语,离不开翻译这根拐棍,是要闹笑话的。第三是你去掺沙子,可以改善那里的人员素质水平。研究生院和教务处的人员一般素质是比成教院要高的。”
我说:“听说那里人际关系紧张,干部之间吵架拍桌子。我是党外人士,做思想政治工作非我所长,这一点我就不合适。你兼任成教院的院长,情况你最清楚。”
薛说:“那里有部分人是干部或业务骨干的家属,因学历不够当教师,属于安排性质的。”
我说:“做一般工作的人员学历高低问题不大,如果是科长、处长素质差就麻烦了。我还是想搞我的专业,在研究生院和教务处,处长都可以带研究生搞科研的。在成教院就不行了。下学期我已经申报了开一门研究生课程,把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所搞的东西介绍给我系的研究生。”
我已经把我的真实思想都讲出来了,接下来不管他怎么动员,我都不响了。他叫我回去再考虑考虑,我没有吭声。
其实,我的经历和特点路都是很清楚的,我在液压那边工作过半年,路对我有相当的了解。这个情况可能老薛并不知道。这样也好,薛会把我的态度转告给路的。最后让路来决定吧,不用我再找人诉说了。
一个多星期后,路校长打电话到家里来了。
路说:“经过我们集体研究,你的岗位定下来了。继续工程教育这一块很重要,请你支持我的工作。具体问题黄达人副校长会找你谈的。”
路校长直接打电话通知我,并且说得这么客气,那我就不便说别的话了。
时间进入到了上世纪90年代,校长们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也与“一切行动听指挥”、“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年代不同了。有人说,实质上还是一样的,只是形式有变化。我则认为,改变是一个过程,从形式变起实质上也会有变化。领导者的个性、风格可以具有多样性,这就是一种明显的进步。

套听力训练设备,每大清早可以边散步边练听力。
浙大经管学院派出最好的老师给他们讲课,并与学员座谈讨论,当面切磋。
浙大化工学院把学员们作为客人请到浙大来访问交流,在科研课题合作、研究
牛联合培养、本科牛实习安排等多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对这次培训班,金山
石化方面非常满意。
③开办监理工程师培训班。
监理工程师是指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的工程建设监理人员。监理工程师代表业主监控工程质量,是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桥梁。它不仅要求执业者懂得工程技术知识、成本核算,还需要其非常清楚建筑法规。
浙大土木系副系主任张土乔博士主动找上门来谈办班问题。这是继续教育范围内,唯一的比学力教育发文凭(Diploma)更具含金量的证书(Certificate)教育。房地产业、高速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使得监理工程师这个行当非常热门。对于这种专业性很强的培训班,我们以系的培训中心为主,成教院的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并不具体插手办班过程,只起到一个归口登记备案的作用。
“不与民争利”应是管理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与土木系监理培训中心的关系相处得比较融洽。张土乔后来出任浙大成教院院长,现在是浙江大学副校长。
④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工作,我们也进行了探索。职教的工作经费是由我们职教基地向国家教委职教司上报每年的工作计划,计划获得批准时,就同时下达经费额度。
职教干部培训的对象是地、县两级教委的职教科长,以及职业学校(中职,那时还没有高职院校)的校长。我到成教院之前,丁仲明已经组织过职教干部的培训班,主讲教师是经管学院的副院长姚先国教授。
学员们对姚老师的评价很高,说他讲课生动,能够放得开,讲得活,材料丰富。听他讲课不会打瞌睡。
但也有学员反映说:“姚老师有的观点是否经过有关领导的认可?”
对此,引起了我对姚先国的注意。经管学院也是黄达人副校长分管的一块,与姚老师接触的机会渐渐多了起来,他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我们后来成为了熟悉的朋友。
姚先国是湖南农村人,“文革”中是毛选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年纪轻轻就入了党。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阴差阳错地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后考取了复旦大学经济系蒋学模教授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到德国留学,他和德国导师的合著摆放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中。姚回国后受邀到浙江大学任教。
姚先国说,蒋学模老师是计划经济的权威学者,而他的学生都成了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姚自己是外语系的毕业生,最后却从事了经济学的研究。姚喜欢打篮球和唱歌,喜欢玩民族乐器,是一位多才多艺者。
浙大党委每年举办一次中层干部学习班,姚先国的报告总是受到欢迎。他经常有独到的观点,不讲套话,也没有哪位领导来批评过。第二年还是请他来讲。

1992年6月,黄达人副校长按校长办公会议关于精简机构的精神,将浙大成教院由院、处、部三级改组为两级,撤销处一级机构。对调出成教院的处级负责人都有妥善的安排。夜大函授处处长董德耀调任浙大出版社副总编,继教职教处副处长丁仲明调任浙大机关总支副书记,后来升任书记。
院级领导班子由黄达人、陈越南、柏树先和曾抗生组成。一套班子,三块牌子。下辖夜大、函授、继教和职教四个部,还有院办公室。这样成教院的工作重心便落到了部一级,部主任有责有权,要有很强的独立工作能力。
夜大部主任魏东霞精明强干,后来升至成教院副院长;函授部主任赖德生,后来出任东方学院院长;继教部主任由院长助理蒋艰兼任,蒋艰曾任浙大团委书记,现职副处长级;职教部主任黄粟后来出任莫干山学院副院长。
院办公室主任王利华、副主任袁方都是素质好、能力强、有政策水平、里外上下都行的好干部。
王利华是浙大机关总支委员,动笔杆子和财务管理都行,还能操作和维护新型的一体化速印机。
袁方调来浙大之前是江苏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她的丈夫浙大博士毕业留校,袁方作为家属调入浙大,从普通科员做起,能任劳任怨不计名位,获得上下一致好评。她一步一个脚印,由科员、副科长、科长再升回到成教院党委副书记的岗位(1998年四校合并之后才有浙大成教院党委)。现为浙大远程教育学院副院长。出此可以看出,浙大对外单位调入的人的要求是严格的,一般都不能保留原来的职位职级,必须经受浙大环境下的考验,再根据工作需要,量才使用。
成教院经过两次的调整改组(前一次把处的设置从条条变为块块,也带有部调整),已经有了一支可称为精兵强将的队伍。上下团结,人际关系和谐,部门之间能相互配合,人称是成教院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这当然是与黄达人的知人善任、雷厉风行、务实果断的风格分不开的。七年后,黄达人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并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也被人们称为是中山大学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看来,这决不是偶然的。
当时,黄达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在励精图治考虑下一步的调整。
对此我却没有感觉,但王大根说他是有感觉的。王大根何许人也?待我慢慢说来。
王大根是浙江绍兴人,1974级的浙大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许多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工农兵大学生能在浙大留校者,都有其独到的能力和长处。王大根曾经在浙大人事处工作,他的记忆力超群,看过的档案,可以做到过目不忘。对于古今千年的历史和人物,他也是过目不忘。对一些人事安排的分析,能够见微而知著。绍兴出师爷,不是没有道理的。
早先,路校长打电话叫我到黄达人副校长那里报到时,黄叫我一起去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王大根谈话。劝说王大根留在成教院当继教部主任,由此可见黄对他的重视。后来王大根没有肯留,去了浙大出版社当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是社务委员会成员)。1996年9月,我离开成教院去了出版社当总编时,便和董德耀、王大根再次成为了同事。当我们谈起往事时,王大根说出了他那时的感觉。
大根说:“黄校长把你从研究生院调到成教院来,是一个不小的动作,他是有更多考虑的。我看着呢。”

②与浙大财务主管谈判,落实1993年度学校给成教院的经济政策(即明年的经费盘子)。
浙大校方的谈判代表是总会计师蒋绍忠,成教院的代表是主管财务工作的副院长柏树先。以前陈越南都是参加的,这次老柏要求我也要参加。所谓“经济政策”,其实就是汇报几个数字,定下来几个数字。如学生规模、学费收入、教师酬金,提成管理费的比例,发展基金的比例等等。过去我不当家,没有经历过这事。现在不能不过问了。老柏把初步的数据搞出来,我和他一起去黄达人的办公室汇报。黄做了修改,并说他也参加与蒋绍忠的谈判。当我们按照约定时间到蒋的办公室后,不一会儿黄达人也进来了。
蒋绍忠马上站起来,笑着说:“黄校长,您挺忙的,我这里跟两位院长谈就行了,然后再向您汇报。”
黄达人说:“不客气,我今天是以成教院院长不是以副校长的身份来的。别见外,一起谈好了。”
蒋苦笑着说:“那好吧。”
黄达人坐着基本不吭声,只说过一句话也是要老柏退一步的。谈判顺利结束。老柏回来后说,黄校长坐在那里就是一种影响力,真是“无声胜有声”啊!
我与蒋绍忠挺熟的。他爱人在研究生院当副科长,与我同事;他哥哥叫蒋绍愚,比我低一届,是大长小学、杭初和杭高的同学,大学又进了北大中文系,一直都是有名的好学生。现在是北大的名教授。
他们哥俩的名字很好玩,一个“愚”、一个“忠”。其实两人都不愚,而“忠”倒是真的,都是厚道人。

1993年1月底春节前,陈越南要从美国回来了。他回国之前的一个礼拜,黄达人找我谈话。
黄说:“抗生,陈越南很快就要回来了。浙大党委已经向上级组织部门推荐陈越南为浙江省教委副主任,有关方面正在进行考察。你要准备把成教院的这摊子都挑起来。”
我一惊,说:“这一年来,在成教院比研究生院忙多了。双肩挑在专业方面没有怎么搞,只开了一门研究生课和写了一篇论文。听你这么安排,将来我的专业部分更没法做了。胳膊扭不过大腿啊。来成教院之前,我是有预料的。看来我只能一门心思搞行政管理啰,否则都搞不好的。”
黄说:“管埋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可以结合工作写一些管理方面的文章,这以后也有用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如果要升正教授,必须要拿出科研成果和专业学术论文;管理方面的文章可以对晋升理系列的正高职称(研究员)有用。拥有正高职称不是单单为了工资待遇的问题,而是与在全国高校的专门协会中浙大的地位有关系的。如全国高校继续工程教育协会的副理事长,不可能由副教授级人员来担任的。
路甬祥校长讲过:“浙大人不要去争省一级学会、协会的头。我们应该在全国重点高校之间去竞争,与清华、交大等去竞争,以争取浙大应有的位置。”这就是路要搞双肩挑的目的之一。
黄达人“要我去顶陈越南的缺”这一步棋,我过去没有想到过,这是真话。如果想当行政正职,首先就需要入党,这是正着。但现在黄达人是“兵临城下”了,我已没有别的退路。
陈越南家在中知楼9幢一楼,我家在中知楼8幢一楼,互相挨着。他回到浙大后,我去他家里看望。
他说:“抗生,这几个月辛苦你了。”
我说:“还好。本想你回来我就可以放下担子了,但上礼拜听黄达人说已经推荐你到省教委高就,这样就又心里打起鼓来了。你在成教院,我还可以搞点专业,这是立脚点。你高升了,我就很难双肩挑了。处级升厅级可是一个大的坎啊,你能升上去,对浙大对个人都是好事。但是一把手与副手是不一样的。你的思想活跃、想法多,在这里的主动权大;到了上面自主性反而会变小了。”
陈说:“你说的是对的,我也想到了。要看上面一把手的思想了,如果两人的想法比较接近,我或许可以施展一番;否则还是在这里更舒畅一些。”
我又说:“你现在还是进退自如的,你去美国后我和老柏没有搞什么大的动作。即使是对老赖提出宁波函授站停办的处理,我也是表态暂时这么办,但最终要等陈越南回来定。”
我与陈越南都是有分寸感的。虚情假意、言不从心的人在浙大中层是站不住的,尤其是在黄达人手下。
寒假后,又传来了新消息。浙江省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试点,省教委副主任的岗位采用公开招聘的方式进行。应聘条件中有一条是:某年某月某日之后出生(实足年龄应不超过50岁)。
这样一来,陈越南因年龄超限无法应聘。一切原来的考虑和安排都化归于零。
回顾这一段跌宕起落的过程,想想有点意思。做人不动脑子是不行的;做人太动脑子,想过头了也是不行的,“过犹不及”嘛。简单地说,做人还是本色一点为好。古人语:返璞归真。

浙大东方学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大气,但是实际上它并不大。小学院不好弄,因为它“五脏俱全”。而且它在余杭市(县级市),涉及余杭市政府与浙江大学两个单位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的东西。
1993年浙大想搞校外办学。国家教委指示全日制本科教育不许搞校外办学,这样教务处就出不去了。
成教院的人觉得过江很不方使(当时只有一座跨江大桥),想在钱塘江北岸找地方,我们去看了德清县城关镇县委党校。正在此时,余杭市政府挂职副市长郦挺(原浙江理工大学团委书记)向浙大领导表示余杭愿与浙大联合办学。
而正在德清县政府挂职副县长的徐建国(原浙江大学团委书记、后任驻尼日利亚大使及驻新西兰大使,现任驻爱尔兰大使)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是浙大与德清联合办学。
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浙大常务副校长胡建雄(浙大人称其“胡常务”)拍板,同时搞两所联合办学的学院。这就是地处余杭临平的浙大东方学院和地处德清武康的浙大莫干山学院。
在1992-1996年全国百强县的排名中,余杭为第36~40名的位置,德清为第46~70名的位置。他们要与浙大联合办学,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而是为了承接浙大的科研成果、产品开发和技术转让,提升GDP,从而提升在全国百强县的排名。一句话,就是要“出政绩”。
浙大搞校外联合办学的日的是什么?不是搞经济创收,不是为安排干部,也不是为了社会声誉。我想,最可能的是为了解决校办企业外迁的问题;但那也用不着动这么大的干戈啊。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跟柏树先聊天。
老柏说:“你说的那些考虑可能都有一点儿,但是最大的可能是为了地,为了土地。”
我说:“浙大不是把二分部那块地卖掉了吗?听人说,才拿到几百万块钱。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弄得舍近求远呢?”
老柏说:“此一时彼一时吧。卖地的人和现在找地的是两拨人。卖地的人当时急需要钱;而现在找地的人手头也用不上当时拿到的那笔钱。那钱早就没啦。”
1994年4月,在余杭临平,浙大校领导与余杭市委书记、市长等共同出席了浙大东方学院联合办学协议的签字仪式,合作期为十年。当时,浙大校长已经是潘云鹤了。老潘没来,胡常务代表,黄达人签字。

东方学院成了“浙大驻余杭联络处”
对于余杭市要与浙大联合办学的动机,我早就有过分析。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而是为了承接浙大的科研成果、产品开发和技术转让,提升GDP,从而提升在全国百强县的排名。一句话,就是要“出政绩”。但是我们到东方学院工作一年多了,余杭市领导还没有这方面的动作。
正在纳闷时,陈定鸿过来说,刚才市府办公室主任打电话说:“洪市长请曾院长跟浙江大学主要领导联系一下,洪市长想带余杭市四套班子与浙大谈双方全而合作的问题。想知道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我问老陈:“怎么洪市长的动静这么大?我来余杭一年多了,前面了无声息,现在要四套班子都出动?”
老陈笑笑:“听人说洪吉根与俞志华不太和谐,现在俞书记高升到杭州去了,洪的魄力可以施展了。”
我不敢怠慢,马上就赶回玉泉,去找潘云鹤校长汇报。
潘云鹤与我是浙大计算机系人工智能研究所的同事。我们到浙大之前都在湖北作过,他在襄樊,我在沙市,算是有点缘分的。
我说:“余杭的洪吉根市长想带四套班了来浙大访问,谈双方全面合作的问题。要我先来联系一下。”
潘说:“那东方学院不就成了浙大驻余杭联络处了?你是联络处主任,对吗?”
我说:“我到余杭真的是在办学,可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去了一年多才第一次跑联络,勉为其难吧。”
潘校长说:“你来得很巧,浙大是有些事情要找余杭合作。四套班子都来人就太多了,不用兴师动众嘛。你转告洪市长,请他带两位助手就行了;浙大也是三个人,有我、吴光国和你参加。随着合作项目的扩大,再逐步增加人员接触。见面时间就定在下个星期,具体哪一天请校办与余杭市府办再联系。”
出乎我意外,第一次联络很顺利。我把潘校长谈的要点写成纸条,请陈定鸿告市府办转呈洪市长。
我把余杭洪市长要我联络潘校长及老潘谈的要点向黄达人副校长通了气。因为黄达人兼浙大东方学院董事会的副董事长,洪市长(兼董事长)来浙大访问,黄应该知道才好。至于洪、黄怎么见面,在什么场合见面等等,老潘没有对我提及,我不便多问。或许潘会对浙大校办有所布置,但这不是我分内之事了。
洪市长到浙大访问是在某一天的下午。我在浙大大门口等候洪市长的车队,带引他们停好车并进到行政楼的二楼时,忽然间黄达人副校长出现了。
洪市长马上迎上去与黄达人副校长握手,说:“见到你太好了,太好了!”
黄校长却说:“欢迎你到浙大来。我专门问过校办,今天下午我主要的任务是接待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潘校长会跟你们谈的。不过今天晚上我会与你们共进晚餐,我接待完记者再过来看你们。”
洪市长略作停顿,说:“好的,好的。”
校办主任把客人们引进到贵宾室,潘校长和吴光国已经在等候了。
洪市长带的助手一位是余杭管工业的副市长,姓董,是浙大毕业生;另一位是经委主任。
潘校长把吴光国介绍给他们时说:“老吴是科研处长,浙大的科研经费超过一个亿有他的功劳。全国的高等学校中科研经费超过一个亿的,另外只有清华大学了。”
老潘介绍我时说:“老曾在浙大与我是一个系、同一个研究所的,我们是好朋友。他现在在洪董事长领导下,在余杭工作。”大家听后都笑了。
使我颇感意外的是,老潘居然把我称作是他的“好朋友”。在这种“外交”场合,他作为校长有主动权。对于他的话,我既不能做解释,也不能打哈哈,只能先听着。我在想,当校长需要有一定的外交辞令也是一种能力吧。愿意创造轻松的气氛,这说明双方合作会有一个良好的前景。这样我的顾虑就减轻多了。
潘和洪各自介绍了自己这方的情况,同时婉转地表达了希望合作的方面。
初次见面,大家都比较谨慎。把好的气氛延续下去是共同的愿望,为此潘校长接受了洪市长的邀请,将率领一个中型代表团访问余杭。
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黄达人副校长走了进来,气氛马上热烈起来。过去曾听说洪市长是学体育的出身,他人高马大、相貌堂堂,豪爽而无粗浮之气,与黄达人性格比较相投。
潘校长说:“你们两位相互很熟悉,不用我介绍了。晚上我还有活动安排,请黄校长做东接待洪市长等余杭的客人,我就失陪了。”
我回到东方学院后,过了两天陈定鸿过来说,洪市长要给我们一辆小车,说东方学院是余杭的最高学府,院长来市里开会骑着自行车总不太好嘛。
我问:“是什么车?”陈答:“说是马惠民(财政局长)己开着的北京吉普,是二手车。”
我说:“二手车也行,无所谓。有和无是本质区别,好与坏是其次。在国外吉普车并不使宜呢。”
这辆北京吉普就成了我在国内开的第一辆汽车。跟倪校长、陈越南去莫干山学院,以及大雨中赶回浙大向倪校长汇报“试卷泄密”事件的处置,都是我开的这辆北京普带来的便利。
陈定鸿又说:“洪市长对你这次的联络工作挺满意,听说你与潘校长关系很近的。”
我说:“这是潘校长在介绍我时用了一个‘我们是好朋友’的说法。也使我自己感到意外。在外国 good friend这个说法没有 close friend(密友)分量重;中国人通常用婉转的说法,真底牌一般是不露的。”
我也想过,与头头的关系“远”与“近”的种种利弊:他不说“我们很近”,你吹嘘说“近”,就是拉大旗作虎皮;他说“我们很近”,你就不能说“远”,但这样就会被捆绑,失去独立性,不一定都是好事。
所以,“远有远虑,近有近忧”,看来得走中国人传统的中庸之道了。又想,还有一个法子:就是不断地变换领域,变换环境,变换工作场所,不要从一而终。当然,这样做的主动权并不能自己掌握。
又过了一个星期,潘校长率领浙大代表团访问余杭。代表团成员有顾伟康副校长(原信电系系主任、博导,分管校产),卜凡孝副校长(原校长助理,分管后勤),吴光国(科研处处长),陆国光(校办副主任),曾抗生等。
我们参观了余杭经济开发区和“老板家电厨卫有限公司”,其产品吸油烟机连续六年蝉联全国销量第一;又去了“四联印刷电路板厂”,该厂已经与浙大合作,带有计算机全自动布线系统,当年属于先进技术。
卜凡孝是管浙大后勤的副校长,我与他虽然工作上无直接关系,但是他当校长助理时,我们就熟悉。这次我跟着他在余杭参观了几处我完全不知道的地方:一个是余杭浙大农副食品基地,在104国道旁(现浙大方圆化工公司良渚分公司的北边),原来是部队农场,后来转让给了浙大,但是没有经过余杭市的批复,属于“私相授受”。我们在基地看到了鸡鸭成群,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养猪场,还有豆腐坊等。老卜说,大家每天在求是村食堂门口买到的猪肉、禽蛋和豆腐都是这里生产的。基地的食品安全有保障、价格优惠,不受杭州市场供应短缺的影响,它是有贡献的。这次老卜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农副食品基地的合法地位。
洪市长听了卜凡孝的介绍说:“你这是先斩后奏,要罚酒三杯。我有官僚主义,也要自我批评。”
老卜是徐州人,徐州自古出名将。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豪爽善饮。老卜马上说:“该罚,该罚。”
我跟着老卜去的另一个地方是与杭州城西接壤的蒋村(已风传要划给杭州市)。由一位余杭副市长陪同,还带了一个房屋开发公司的老总。老卜想在这里给浙大的教职员工买房,先以学校名义整体买下,可以跟他们讨价还价。再看看交通与生活配套的条件,所以要实地考察。他还跟我说,一旦划到杭州市,房价肯定要涨。老卜虽然不是江浙人,但是受杭州多年的熏陶(他1978年考进浙大,之前他当过公社党委书记),已有南方人一样的经济头脑。后来,原在玉泉校区内的浙大化工厂搬迁到了余杭良渚,就是现在的浙大方圆化工公司良渚分公司,也是这次浙大代表团访问余杭的成果。
至于余杭市从这次浙大来访所获得的成果,这里我就不谈了。

我与老卜的关系一直较好。他与大中都是西湖区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他说:“老曾这个人从来不提个人要求找我,要找我只是为弱者帮忙,如小孩上学、大人看病之类的。而且都不是锦上添花的高要求。”
退休后,老卜勤于书法和绘画。他送给我一幅字:“共事无缘长相交,君之品格万里挑;以心待人人尊重,敬佩极至永仿效”。落款为“一点”,即其姓氏“卜”也。看来他还是一位颇有情趣之人。
现在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浙大校长们都是很有个性特点的人,有丰富的阅历和多方面的能力,能够独立打开局面,有人情味;与原先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大不一样了。

浙大等四校合并带来了浙大出版社与杭大出版社的两社合并,还有四校诸多学报的集中管理。
1999年上半年一直在进行两社合并的准备工作。对于四校合并,有人说是:“校级领导一走廊,中层干部一讲堂”,干部的人员安排是首当其冲的问题;随同的有机构设置、资产清理、财务审计和奖惩考核办法修订等一系列的事情。
年富力强的原医大副校长来茂德出任主管教学板块的新浙大副校长,他主持两社合并的工作。原来浙大社与杭大社的社级领导组成“合并工作小组”,我也在其中。还有半年多我就要退休了,算是最超脱的。其他人的想法就多了,尤其是两位原来主持工作的常务副社长。他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位置,还要考虑手下骨干的安排和发展,每次合并工作小组开会都有分歧,但是大面子上还算过得去,没有大吵大闹。
1999年5月,在一次关于新出版社领导岗位设置问题向来茂德副校长汇报的会议上,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到了拍桌子、脸红脖子粗的境地。这也是对来校长将了一军:“浙大的事情不是那么好管的。”
当时来校长年仅39岁。他很严厉地提出了批评:“在座的各位都是比我年长的老师辈的同志,应该有为人师表的风度和拿出当领导的样子来;今天的会议有关新浙大出版社领导班子的岗位设置,是给浙大校领导提建议做参谋,不是替领导做决定,不要把个人的利益考虑摆进去;将来新班子中你们有谁没有谁,现在我都不知道。今天中午我还要赶飞机去北京出差,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也没有开类似的会(原来最少每月开一次)。
1999年6月30日8点30分,来茂德副校长和主管人事的党委副书记陈子辰就直接來宣布合并后的浙大出版社新的班子名单了。自那次会议发生激烈争吵后,我没有兴趣去打听任何消息。一直到这次校领导来宣布班子名单前的10分钟,才有人告诉我新来的社长是姚恩瑜教授。
姚恩瑜是数学系的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人。其业务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都很强,担任过浙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及浙大数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我对她比较熟悉,是因为在研究生院我们共事过一段时间;而且她与我的研究生同学邓乃扬都是中国运筹学会数学规划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大家有共同语言。
我对老姚来当社长略感意外。其资历、能力、为人和水平均不成问题,只是年龄与那两位前常务副社长相当,仅比我小两岁,干不了多久;再就是在人事纷争的情况下,前来救火,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显然这个安排是权宜之计。来校长宣布我退休前担任岀版社顾问,出版社总编的位置暂时空缺。
1999年7月8日,来茂德副校长找我谈话,要我去正在筹备开办的浙大城市学院当院长。
我感到很突然,略加思考,我就说:来校长,我感谢组织上的信任,但是我不能去。理由有三:一是我的年龄已满60周岁,昨天是我的生日;二是我的爱人、母亲和岳母现在都囚因病住在医院里,我每天都要轮流跑医院;三是四校合并后中层干部很多,肯定能找到合适的人去当院长。我就不要勉强了。”
来校长说:“你很直爽,我看不出来你已经是60足岁的人了,确实是许多人都还想多干上儿年。城市学院的人事安排,我们会研究的,谢谢你。”
两天后,有一位老朋友告诉我背景情况:“国家教委同意杭州市开办一所新型的独立学院,先挂靠在浙大,叫浙大城市学院。杭州市长仇保兴、市府顾问胡建雄(原浙大常务副校长)和市教委主任张绪培一起研究学院主要领导的配备问题时,胡常务提了你的名,定下来的。”
我说:“来校长已找我谈过话了,我婉辞了。不过我倒要感谢胡常务,原来他是亲莫干山学院而远我们东方学院的。胡常务对两个学院最后还是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毕竞他是有水平的嘛。”
那位朋友摇摇头说:“你这次犯了决策错误。”
我说:“不见得吧,反正是不能再改变了。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感谢你带来的信息。”

曾抗生,在远方和故乡 人生回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02,第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