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山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居住地一览表(1938年)

宜山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居住地一览表(1938年)
原件存于浙大档案馆。另根据浙大西迁后代回忆,除以上名单外,1939年浙大师职工还有:王仁东、陈锡臣、周茂清、郑  蘅、吴留青、丰子恺、张培刚、王培德、涂长望、贺壮予、佘坤珊、刘之植、张肇骞、王师被、侯家熙、叶允竟、黄人杰、刘蘸英、蒋芸生、陈立、李相助、凌纯声、李凤荪、黄希周、沈尚贤、薛声岳、陈楚珩、郦承铨、沈尚贤、陈卓如等。

1938.9-1940.1浙江大学举校迁至宜山(今宜州)时,部分学生宿舍即在庆远中学内——文化大院(清代庆远府府立中学堂旧址,浙江大学西迁宜山期间学生宿舍旧址、宜山县表证小学旧址)。

在清代州学、府学、县学中,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的庆远府中学堂,为广西最早的四所中学堂建成之一。庆远中学在城内西大街,建有礼堂一、讲室四、会食室一、储藏室一、仪器室一、藏书室一、客厅一、校长室校员室九、办事室一、学生寄宿室四十二、校役室六、厨室一、盥室二、浴室六、厕室十、晴雨操场各一、面积五十一丈一尺。是当时广西颇有名气的一所中学。

姓  名职  务住  处
徐成奚会计室助理员东一街办事处
姚赵伟总务处事务课助理员东一街办事处
陈建功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东一街十号
孙祥治总务处文书课主任东一街十二号
吾舜文教务处体育课讲师东一街十九号
陈崇礼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讲师东一街十九号
方德植文理学院数学系讲师东一街一九号
马裕蕃会计室会计主任东一街二六号
张复生(女)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东一街二六号
顾振军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助教东一街三十号
张慎勤农学院病虫害学系助教东一街三十号
章恢志农学院园艺学系讲师东二街五号
顾  蓥农学院蚕桑学系副教授东二街五号
吴学博农学院蚕桑学系助教东二街五号
张绍忠文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东二街十号
朱福炘文理学院物理学系讲师东二街十号
蔡  堡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东二街十二号
徐芝纶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副教授东二街十四号
陈鸿逵农学院病虫害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东二街三一号
梁庆椿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东二街四二号
成汝基农学院园艺学系助教东二街四九号
章用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东二街四三号
束星北文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东三街五七号
徐叔渔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讲师东三街五八号
王淦昌文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东三街六四号
姚含英(女)工学院院长办公室书记东五街二号
张东光教务处图书课助理员东五街四号
蔡邦华农学院病虫害学系教授东五街七号
赵凤涛教务处注册课课员东五街八号
杨鸿材教务处体育课助教东五街四二号楼上
胡家健文理学院教育学系副教授(训育委员)东五街四八号
杨新美农学院病虫害学系助教东五街五五号
陈冠球农学院病虫害学系助理员东五街五五号
曹礼德教务处图书课助理员东五街八四号
李启明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药品室管理员东五街八五号
叶克勤教务处注册处助理员东六街二三号
许昌已会计室助理员东六街二三号
金梵音总务处文书课助理员东六街二四号
吴达人总务处文书课书记东六街二四号
吴志尧文理学院教育学系讲师东六街五一号
许绍光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助教东六街五九号
沈同洽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副教授东六街五九号
吴浩青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东六街五九号
路任农学院院长办公室文牍员东六街九十号
徐  陟农学院农艺学系教授东六街九十号
孙逢吉农学院农艺学系教授东六街九一号
章完安总务处文书课课员东六街九三号
钱英男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助教东七街三七号
赵保惠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东八街十二号
严自强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助教东八街二二号
吴观铚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助教东八街三九号
杜清宇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讲师东八街八三号
胡式仪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东门外农场
苏步青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东大街何宅
  
徐谷麟教务处注册课主任西一街十一号
廖文毅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教授西一街十一号
舒  鸿教务处体育课主任西一街十五号
竺可桢校长(训育委员会主席)西一街三二号
姚寿泛会计室书记西一街三二号
郑奎联训育委员会军训部教官西一街三十号
冯言安农学院园艺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西一街三五号
钱宝琮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西一街三七号
胡刚复文理学院院长(训育委员)西一街五十号
诸葛麟秘书(训育委员)西一街五十号
侯希忠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西一街五一号
卢梦生文理学院数学系助理员西一街五一号
曹礼奎教务处图书课课员西一街七一号
周厚复文理学院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西一街八一号
陈  嘉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西一街七四号
朱叔麟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西一街七四号
王国松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训育委员)西一街七四号
杨耀德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教授西一街七四号
张闻骏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西一街七四号
王琎文理学院化学系教授西一街八一号
刘遵宪文理学院化学系教授西一街八一号
易养泉教务处注册课助理员西一街九一号
汪济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西一街九六号
沈仁湘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西一街九六号
唐凤图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西一街九七号
程耀椿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教授西二街三号
陈寿衡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讲师西二街三号
杨有林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西二街七号
陈嗣虞文理学院化学系讲师西二街十四号
孙潮洲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讲师西二街十五号
夏济宇训育委员会军训部军训主任教官西三街六号
蒋绪德训育委员会军训部教官西三街六号
姚慧英(女)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西三街八号
查长生文理学院化学系助理员西三街八号
金仁隆文理学院化学系助理员西三街八号
陈  达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西三街九号
王庸文理学院史地学系副教授西三街九号
阮性咸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讲师西三街九号
王壑基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西三街五六号
庄雍熙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西三街五六号
向  埘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西三街五六号
姚  錱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西三街五六号
谈家桢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西三街六六号
彭  谦农学院农艺学系教授西三街七二号
姚珣闾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助教西三街七三号
陈学恂文理学院教育学系助教西三街七三号
徐仁铧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助教西三街七三号
储润科文理学院化学系教授西三街七五号
金维坚文理学院生物学系讲师西三街七七号
熊同和农学院园艺学系副教授西三街七七号
张启元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助教西三街九六号
黄  中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西四街四号
戴钟岳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文牍员西五街二九号
黄  翼文理学院教育学系教授西五街三八号
王福春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西六街五号
陈训慈教务处图书课主任兼史地学系教授西六街五号
姚佑林教务处图书课课员西六街三四号
安民训育委员会军训部教官西六街三四号
李寿恒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南一街三号
李寿恒工学院院长兼化学工程学系系主任、教授(训育委员)南一街三号
马一浮特约讲座南一街四号
沈思玙总务处事务主任兼代总务长(训育委员)南一街七十号
郭斌和师范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南一街七十号
刘永济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南一街七十号
张清常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讲师南一街七十号
张其昀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训育委员)南一街七十号
朱祖祥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南一街七一号
楼可成会计师书记南二街十八号
冯乃谦文理学院数学系讲师南二街一九号
许国容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南二街一九号
任旭圆工学院院长办公室文牍员南三街十五号
翁寿南教务处注册课课员南三街十五号
任仲英文理学院物理学系仪器管理员南三街十五号
钱钟韩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南三街二十号
朱诚中总务处医务课医师南三街二十号
陈炎磐总务处医务课医师南三街二十号
俞念慈总务处出纳室出纳员南三街二十号
顾谷宜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南三街二十号
缪钺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副教授南三街二七号
王焕镳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讲师南三街二七号
俞抒容会计师书记南三街三一号
陆迟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助教南三街四三号
陆瓒何会计室助理员南三街四三号
朱亮臣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讲师南四街二号
卢庆骏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南四街二号
朱光世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南四街二号
施昭仁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助教南四街六三号
杨守珍农学院农艺学系教授南五街二十号
白汉熙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南五街二十号
贺昌群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南五街四三号
黄秉维文理学院史地学系讲师南五街四三号楼上
卢守耕农学院院长兼农艺学系主任、教授(训育委员)南六街六号
高凌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助教南六街四二号
梅光迪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语文学系系主任、教授(训育委员)南六街四三号
吴钟伟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一街六号
万一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北一街十六号
王修明会计室助理员北一街二一号
贝时璋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北一街二一号
钱兰峰教务处注册课助理员北一街三二号
王文炜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兼助教北一街三二号
陈大慈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副讲师北一街六四号
余克缙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北一街七二号
程祖宪电工学院机工程学系助教北一街七二号
徐世功电工学院机工程学系助教北一街七二号
郑宗海教务长兼师范学院院长兼教育系教授(训育委员)北二街八号
孟宪承师范学院主任导师兼教育系教授兼系主任(训育委员)北二街八号
章诚忠秘书北二街八号
陆子桐总务处事务课课员北二街八号
滕熙总务处事务课课员北二街八号
费巩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北二街八号
李絜非总务处文书课课员北二街八号
金秉时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北二街八号
林汝瑶农学院园艺系讲师北二街八号
王曰玮文理学院生物学系讲师北二街七八号
胡文波教务处注册课书记北四街二六号
侯德齐文理学院院长办公室文牍员北四街二六号
谢志公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助教北四街二六号
叶良辅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北四街四六号
张孟闻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北四街四六号
蒋天鹤文理学院生物学系讲师北四街五十号
周成总务处医务课主任北四街五十号
胡士煊教务处体育课讲师北四街五十号二楼
祝文白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副教授北四街七一号
谢幼伟公共科目教员哲学兼任教授北四街七三号
陈汉典总务处文书课课员(驻校长办公室)北四街七四号
徐玉芝(女)教务处图书课助理员文庙
耿守真(女)总务处医务课护士文庙
孙  汭(女)总务处出纳室助理员文庙
邵瑞珍(女)文理学院教育学系助教文庙
柳定生(女)文理学院史地学系助教文庙
彭慧云(女)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文庙
朱良璧(女)文理学院数学系助教文庙
孙  沩(女)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文庙
吴宝华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教文庙
傅育英(女)文理学院生物学系助理员文庙
冯  斐(女)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助教文庙
张蕴华(女)农学院病虫害学系助教文庙
丁炜文(女)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讲师文庙
赵明强(女)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助教文庙
杨霞华(女)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助教文庙
苏毓叶训育委员会训导部训育委员标营
李昌臣训育委员会训导部书记标营
储椒生农学院园艺学系助教标营
何增禄文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对河村新屋
斯何晚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对河村新屋
张有清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对河村新屋
何增良文理学院物理学系练习技术员对河村新屋
赵仲敏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助教对河村新屋
陈豪芝教务处图书课课员湖广会馆
魏安德教务处图书课书记湖广会馆
王以德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湖广会馆
杨昌俊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湖广会馆
王凤杨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助教湖广会馆
吴文照农学院湘湖农场干事萧山湘湖
杨其泳农学院湘湖农场办事员萧山湘湖
陈炎磐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兼任讲师(医务课讲师)待考证
毛盛爽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教授待考证
毛燕誉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副教授待考证
麦利奥特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待考证
竺士楷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讲师待考证
解翼生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系助教待考证
王启声公共科目教员音乐教员待考证
华国桢文理学院化学系助教待考证
罗世嶷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待考证
施九皋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技术员待考证
王启文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技术员待考证
冯谋鸿文理学院生物学系技术员待考证
张侠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助理员待考证
刘光文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副教授待考证
黄本立农学院农艺学系副教授待考证
朱懋荣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待考证
过鑫先农学院农艺学系助教待考证
王子青农学院农艺学系助理员待考证
夏振铎农学院蚕桑学系教授待考证
雷沛鸿主任导师兼党义教授(训育委员)待考证
楼熙雍教务处注册课助理员待考证
蔡百昌教务处图书课助理员待考证
高尚志教务处体育课讲师待考证
姚卓文总务处事务课课员待考证
马宗裕总务处事务课课员待考证
陈道明总务处事务课课员待考证
叶筠总务处事务课课员待考证
胡凤初总务处事务课课员待考证
蔡正光总务处事务课助理员待考证
陆翔伯总务处事务课助理员待考证
阮乐庭总务处事务课助理员待考证
丁炜文(女)训育委员会训导部女生指导员待考证
吴志尧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秘书待考证
鲍克兰(女)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待考证
梁嘉彬文理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日文讲师待考证
庄泽宣文理学院教育系教授待考证
向达文理学院史地学系教授待考证
刘之远文理学院史地学系助教待考证
陈建功文理学院数学系教授待考证
毛信桂文理学院数学系讲师待考证
周昌寿文理学院物理学系助教待考证


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士大学

柳 滔/暨南大学文学院
《浙江档案》 2018年第8期 P44-47页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高等院校纷纷内迁,东南地区出现严重学荒。为救济东南战地失学青年,培养抗战建国人才,浙江省国民政府创办了英士大学。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大学,历经磨难,在颠沛流离中不断发展壮大,肩负起发展战时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的重任,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抗日战争 英士大学 高等教育 办学

抗战爆发后,日伪势力大肆摧残沦陷区的文化教育机构。为保存民族教育资源,储备抗战建国人才,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一面积极引导战区高校迁入战时安全区域,一面在战争未及的后方创办新的学校。高校纷纷内迁后,东南地区中等学校毕业生及各大学肄业青年,苦于战时经济、交通因素的阻碍,无学可就。在此情形下,浙江省国民政府为救济失学青年,培养抗战建国的人才,创办了英士大学。本文拟就抗战时期英士大学的创办背景、迁徙经过及其办学情况作简单地梳理,以期追寻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著名大学。

一、英士大学的筹办背景与经过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迅速侵占我国大片领土,还对文化教育机构大肆摧残,给我国本就不发达的高等教育事业带来空前浩劫。“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爆发并迅速波及浙江,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民国时期,浙江的高等院校几乎云集杭州,在杭州沦陷后亦遭受严重破坏,“杭州师范、之江大学,均被敌焚毁”“浙江大学于一月十六日(1938年)被敌军五十余人用煤油纵火全部烧毁,该校图书馆重要图籍被敌运走”[1]。在此情形下,“浙大迁江西泰西,之江迁上海,医药学校迁临海,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宏道女学迁上海,其他学校均停办”[2]。高校的内迁,造成了东南各省市中等学校毕业及各大学肄业的青年,无学可供升、读;内迁各院校虽有招生,但因交通、经济等因素影响,考取而不能入校的学生颇多。

国家虽危而教育不可不办,形势虽险而学生不可不保。“为救济东南战地失学青年,同时为国家作育人才计,为适应国家当前需要计”[3],1938年11月浙江省政府第一〇二五次会议决定,筹建“浙江省立战时大学”,并“聘谷正纲、阮毅成、黄祖培、许绍棣、伍廷飏、许蟠云、李立民、王振汉、王佶、赵曾珏、黄祝民、莫定森、陈仲明等为筹备委员,并以教育厅长许绍棣为筹备主任”[4]。委员大多为浙江省政府官员或与学校将来教学、实习工作密切相关的单位负责人,如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教育厅长许绍棣、民政厅长阮毅成、财政厅长黄祖培、建设厅长伍廷飏;农业改进所所长莫定森、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校长王佶等。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在丽水县城郊三岩寺设办公处所,负责筹备一切事务。

1939年2月10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先办理工、农、医三学院,理工学院设丽水,暂分理化、机电、土木三系;农学院设松阳,暂分农艺及畜牧兽医二系;医学院设临海,系就省立医药专校改组,内分医学及药学二系”[5]。1939年2月开始登报调查各地失学学生,以作为开办设系的根据。原定报名期限为2月底截止,但“兹以沪上各校学生屡有疑问函询,并请求展期,除已将登记期限展至三月底截止外,并罗列各生质疑之点,通告本市各校,转知学生”[6]。答疑函件对“浙江战时大学”的学制及办理情形、转学手续、入学资格等相关事项一一说明,以便投考学生参考。规定学制除医学院为五年,其他均为四年。因该校既招收一年级新生,又招收各级插班生,因而对新、旧学生的入学作了不同规定。新生入学“须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同等学力不能应考插班生”[7]。旧生转学“应有原校修业证明,暨经试验及及格;欲请求转入性质近似之学系,经审查认可后,得准通融,惟须具备上条之证件,并经体格考试;各院系最后一年,不收转学生”[8]。此外,规定不收借读生,不设专修班,不限学生省份。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官员享受种种特殊权利和贪污腐败行为极为不满。苏联解体前,“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4]可见,绝大多数群众已经不认可苏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执政党,失去政权是早晚的事情。

1939年5月,为纪念被孙中山先生称为“辛亥革命首功之臣”的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湖州人),经省政府一〇七一次会议通过,将校名由“浙江省立战时大学”更改为“浙江省立英士大学”,以兹纪念。6月开始考试报名,定于8月8日至10日,“分别在丽水、金华、宁波、临海、温州五处同时举行入学试验”[9]。考试流程包含体检、笔试和面试三项,笔试科目有“公民、国文、外国文、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史地”[10]。因种种原因,“报名学生1000余人,考试时700余人,录取167人,嗣后因交通不便和经费困难不能入学的也有,注册实到者仅126[11]人,各系学生多系本省籍,几占80%”[12]。1939年10月26日,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始上课。学校共分4处设3个学院,其中校本部设于丽水县城省立中学内。学校不设校长,由校务委员会实施管理,并由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兼任主任委员。英大就这样在经费短缺、设施未备的艰苦条件下创办起来。

二、抗战时期英士大学的迁徙

抗战期间,英大多次被迫迁徙,并不断发展壮大,可谓是诞生于兵荒马乱之中,成长于颠沛流离之际。

自正式开课以后,英大师生日益增多,到1941年已有学生438人、教职员193人[13],原有校舍已不敷容纳。为解决校舍问题,英大开始了第一次迁徙。此次迁徙规模较小,仅将各学院分别迁往适当地点,“农学院设于松阳,工学院及医学院设丽水,所有各学院二年级以上学生,均分别在上述新址开学上课”[14]。对于丽水校区并无影响,“至各学院及代办合作专修科一年级新生,则仍在丽水该大学原址上课”[15]。1941年浙东事变爆发时,英大图书馆藏书在疏散途中遭受了损失与破坏,据资料记载,“4月22日在大水门被敌机轰炸一部分,运抵松阳后,复为白蚁蛀坏一部分,共计损失图书411册”[16]。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金华沿线直至丽水皆成战场。为避战乱,英大决定迁往云和继续办学,由此开始了第二次迁徙。此次迁徙规模较大、路途较远,过程也异常艰辛。在撤离中,“学生、教职员先走,教学器材、文卷资料装成二百多只木箱,雇工一百余人步行肩挑,随后出发,上午离城,当日下午即告陷落”[17]。因迁移匆忙,也造成了大量教学设备的损失与破坏,据记载,“总分馆图书一再搬移,颇有散失,其中以松阳第一分馆损失最大,总馆所有杂志、日报及小册,亦均未及与图书馆一并自丽水运出,全部牺牲,殊属惋惜”[18]。师生在历经艰险到达云和后,在一个叫小顺的偏远村庄继续办学。据英大学生蒋风回忆,“当时,一日两餐吃的都是稀饭。晚上住宿,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学生一起挤在小顺铁工厂车间搭起的上下铺过夜。当时穿的是草鞋,点的是汽灯,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19]。后因日军为打通浙赣线而疯狂骚扰浙南地区,英大再次被迫迁徙。在迁徙途中本想落脚景宁,但因浙省教育厅、警察厅等众多政府机关迁至景宁,英大只租到一处庙宇,无法办学。因而继续向泰顺县迁徙,最终落脚司前镇,通过租用镇上的祠堂、庙宇和地主的堂屋,得以维持继续办学。

1943年4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英士大学由“省立”升格为“国立”,成为浙江省第二所国立大学。改为国立后,学校的管理制度由委员制改为校长制。教育部先委任原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为校长,吴未就任;后由暨南大学总务长杜佐周出任校长。此时英大的规模也日益壮大,为方便办学,教育部决定将英士大学工学院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并委任英大教授陈荩民为代理院长,因落址泰顺县百口丈镇,又被称为“泰顺北洋工学院”。6月,教育部又将东南联合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大。自迁入泰顺后,英大便坚持在此办学,直至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1月转入永嘉,1946年3月又转入金华,并最终将校址定在金华,直至1949年被裁撤并入浙江大学。

纵观英大的迁徙历程,不难发现,其虽数度播迁,但从未离开浙江,并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救济失学青年、培养抗建人才的重任。至抗战胜利前,英大在校学生的人数已由创办之初的126人,增长到899人,学生遍及浙、皖、苏、赣各省;教职员也从创办之初的72人,增长到169人[20]。学校也由“省立”升格为“国立”,成为浙江省第二所国立高校,也是抗战期间浙江省内唯一的国立高校。

三、抗战时期英士大学的办学情况

英士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办学过程中,遭遇了经费不足、设备不足、屡次播迁、生活设施简陋等种种困难,但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在体制、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经费的来源与窘境

作为战时新生的学校,经费短缺是困扰英大创办的最大难题。英大的创办经费由省政府负责拨给,但因战时原因,基本没有足额发放。以1939年开办费为例,“本校开办费,省政府原定国币十二万五千元,嗣以紧缩关系,减掉六万元”[21],而依据教育部十八年所定筹办大学的经费标准,“本大学之三个学院的开办设备经费至少需六十五万元之谱”[22],其实际发放的经费仅为标准的1/10。“至于日常经费,二十八年度每月仅领到二万四千三百元。二十九年度新预算增至五十余万两,其中购置学术设备及学术调查等费共计三十八万,占全部经费百分六十八之谱”[23]。而此时英大,不仅需要支付征地费用,还需要花费大笔经费修建校舍、支付教职员工资与日常教学费用,还要补助困难学生,学校经济之窘迫由此可见一斑。

(二)学生的管理与救济

为加强学生管理,英大成立之初便实行导师制,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业及身心等予以体察训导,并“分组举行讨论会,每两周一次,以自我批评、思想检讨、生活建议为中心,由训导处派员出席指导,以期改进日常生活”[24]。导师均由专任教授和讲师担任,并由训导长兼任主任导师。除实行导师制外,还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与管理,并以军事训练作为一切训练的基础。教职员与学生一样,均受军事管理,日常的作息均实行军事化、纪律化,“每日上午五时(陇蜀标准时刻)起身,五时三十分举行升旗礼,六时早膳,七时上课,十一时午膳,十二时上课;下午三时起课外运动,四时三十分举行降旗礼,五时晚膳,六时上自修课,九时就寝。在用膳就寝时,均列对点名,每日临时检查内务。”[25]严格的管理既适应了战时需要,也营造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经费短缺不仅是困扰学校办学的难题,也是困扰学生就学的难题。即使是在战时,“学生每学期入学时缴纳杂费六元,代管费七十五元(盈还亏补),包括膳费四十五元(每月九元,现因物价高涨略增)、书籍费十五元,讲义费十元,预备费五元,共计八十一元。新生入学时加缴制服费二十元,若每生每月再加另用费五元,以十个月计算,则须五十元。故每生一学年之费用,约需二百六十元。”[26]而此时的学生大多是从省内、外的沦陷区迁徙过来,基本与家中音信不通,不仅无力承担学费,就连生活也无着落。因此许多学生不得不做工读生,一边学习、一边做工,以维持学习、生活。

为救助学生,英大根据教育部所颁规程和本省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省立英士大学设置免费及公费学额暂行办法》和《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施行细则》等办法。公费和免费学额,仅针对本省籍家境清寒、体格健全、资禀颖异、学业优良的学生,“免费生学额占学生总数百分之二十,公费生学额占百分之六。其额数之分配依各学院人数比例平均分配之。受免费待遇之学生,除代管各费应照缴外,其余一律免收。受公费待遇之学生,除享受免费生同样待遇外,并由校方发给每人每年一百五十元,分两期给予之。”[27]对隶属战区且费用来源断绝的学生,经切实证明必须救济者,可向学校申请贷金,“代金分配分全额、半额两种。是项贷金以本大学经常费内撙节拨充为原则,必要时呈请教育部或浙江省政府拨助之。”[28]但因学校经费困难,贷金发放的也较少,“据悉二十九年度上学期贷金为三十元,下学期为九十元。”[29]因此,即便是申请了贷金的学生,也会因为无法维持而不得不做工读生。

(三)院系的设置与调整

“战时大学”在筹备时原计划设文法商及理工、农、医四种学院,其中“文法商学院分社会、教育、政治、经济、会计等五系;理工学院分数理、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五系;农学院分农艺、林垦、畜牧、兽医等三系;医学院则就省立医专改组,仍照规定,并不分系,另仍附设药学专修科。”[30]但据调查登记结果,放弃了设置文法商学院,对其他院系专业也作了调整。1939年2月,筹备委员会决定“先办理工、农、医三学院,理工学院设丽水,暂分理化、机电、土木三系;农学院设松阳,暂分农艺及畜牧兽医二系;医学院设临海,内分医学及药学二系”[31]。1940年12月和1941年2月,浙江省建设厅委托英大代办农业专修科和合作专修科,农业专修科于1943年停办。1941年英大举办大学先修班一期。1943年英大改为国立后,工学院被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并委任英大教授陈荩民为代理院长,校址设于泰顺百口丈镇。1943年6月,东南联合大学被撤销,其文、理、商三学院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则并入英士大学。1945年7月,北洋工学院回并英大,停办合作和艺术两个专修科。到抗战结束,英士大学的院系已涵盖文法商、理工、农、医、艺术,成为一所真正的完整性大学。抗战时期英士大学各院、科学生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表1:英士大学各院、科学生数量变化表

“–”表示未开设或停办。数据来源: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5—126页相关数据资料整理。

院科学年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合作专修科农业专修科先修班法学院艺术专修科合计
1939 17 78 31 — — — — — 126
1940 64 145 72 — — — — — 314
1941 95 143 113 21 26 40 — — 438
1942 85 107 96 24 23 — — — 338
1943第一期 140 — 144 26 — — 223 25 568
1943第二期 140 — 144 24 — — 210 20 538
1944第一期 127 — 187 24 — — 251 21 610
1944第二期 121 — 190 23 — — 155 21 610
1945第一期 143 397 15 — — — 322 — 877
1945第二期 144 425 15 — — — 309 — 899

抗战期间,随着院系的增设和学校规模的扩大,英士大学的教职员工数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2:英士大学教职员工数量变化情况表

数据来源: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5页相关数据资料整理。

教职员数学年度 教员数 职员数 合计 备注1939 20 52 72 1940 35 58 93 1941 101 92 193 1942 73 54 125 1943上学期 91 66 157 内兼课教员18人1943下学期 91 66 157 内兼课教员18人1944上学期 90 66 156 1944下学期 90 66 156 1945上学期 104 65 169 兼课教员5人1945下学期 113 69 182 兼课教员5人

由以上两表可知,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英大的院系设置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师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多。到抗战结束,英大已发展为文、理兼有的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救济了大批战地失学青年,为抗战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四)英大的精神与使命

每一所大学,都有其内在的精神与使命。英大创办于抗战之际,以“救济东南战地失学青年,为国家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为宗旨,一度成为战时浙江境内唯一的完整性大学,各界对其寄予厚望。其校名、校徽和校歌等也都蕴涵着崇仰先烈、抗战救国的精神与使命。

英士大学以“英士”为校名,就是为了崇仰陈英士(其美),发扬其革命精神。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英大开学典礼上说:“英大三个学院设立的目的,是在造就三种不同的专门技术人才。……要效法英士先生牺牲个人,贡献国家民族的精神,把所学的技术悉用之于国家,乃至牺牲个人的物质享受和生命!”[32]教育厅长兼英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许绍棣指出,“英大为本省最高学府,为作育专门人才和应抗战建国之需要而设立的”[33],“英大的使命,概括地说,即为弘扬文化、研究学术、养成健全品格,培养专门人才,以应抗战建国的需要。”[34]

四、结语

英士大学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历经战乱动荡、颠沛流离的苦难,先后由许绍棣、吴南轩、杜佐周、何炳松、周尚、杨公达、汤吉禾、邓传楷等一批著名学者和教育名家出任或代理校长,在英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英大成为民国时期36所国立大学之一。其虽仅存在了十年左右,但却为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教育作出了贡献。该校各系人才辈出,遍布农业、医卫、经济、教育、政法、文化、艺术各界,为抗战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国科院院士张嗣瀛、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如、刘大钧等均自该校毕业。1949年英士大学裁撤,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部分院系并入浙江大学后,仍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作用。毫无疑问,英士大学是我国抗战时期的著名大学之一,其在抗战时期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值得后人追寻与铭记。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王所南:《杭州沦陷以后》,《抗战华侨》,1938年第1卷第4-5期,第23页。

[3][10][12]蒋径诩:《浙江英士大学概况》,《浙江政治》,1940年第9期,第110、111页。

[4][30]《浙创办战时大学》,《教育杂志》,1939年第29卷第2期,第92页。

[5][31]《浙江战时大学开办》,《申报》,1939年2月23日,第十版。

[6][7][8]《浙江战时大学来函解答各校学生质疑》,《申报》,1939年3月1日,第十三版。

[9]胡庆荣:《关于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战时中学生》,1939年第1卷第6期,第76页。

[11][13][20]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5页。

[14][15]《英大校舍不敷,分别迁设学院》,《申报》,1941年9月25日,第七版。

[16][18]吕绍虞:《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图书馆概况》,《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3年第17卷第5-6期,第3页。

[17]朱宗尧、陈绍镛:《抗战期间在丽水创办的英士大学》,《丽水文史资料》(第12辑),1995年,第193页。

[19]蒋风:《新世纪的足迹:蒋风的儿童文学世界》,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97页。

[21][22][23][32][34]蒋径诩:《战时新生的英士大学》,《民意周刊(1937年)》,1940年第148期,第9、11页。

[24][25][26][27][28]教育部编:《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要览》(上册),正中书局,1942年5月,第109页。

[29]孙仁琦:《英士大学在丽水》,《学生之友》,1942年第4卷第2期,第31页。

[33]许绍棣:《二十九年元旦献词》,《英大周刊》,1940年第2期,第9页。

之江大学校史述略

李云/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浙江档案》 2018年第10期 P42-45页

摘 要:之江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南、北长老会在中国开办的一所高等学府,也是民国时期十三所著名基督教大学之一。以往学界虽然对之江大学校史多有关注,但往往难脱宏大叙事的窠臼,缺乏细微、鲜活的史料论证。这即是本文再次论述之江大学校史的初衷。

关键词:之江大学 校史 基督教

一、前言

“吾国文化,首推浙江,而浙省大学,只有二所。若以基督化之教育培植大学青年,则惟之江一校。”[1]位于杭州钱塘江边的之江大学是浙江省内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之江大学在浙江省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以至于学界在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尤其是基督教大学史等进行研究时很难忽视其存在。从这一角度而言,运用相关史料对之江大学的校史再次进行细致梳理就非常有必要,且具有意义。

二、从崇信义塾到之江大学

1946年,时任之江大学校长的李培恩[2]在学校《百周年纪念特刊序》中,以教育目的为划分标准将之江大学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1845年至1900年,以“培养基督教工作人员”为目的;第二时期自1901年至1928年,以“倡导科学之新知,为我国维新之助力”为目的;第三时期为1929年之后,教育目的为“一方面在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一方面注重现代应用之科学”[3]。另一份文献资料《私立之江大学创立百年表》则从宏观角度将之江大学百年发展史概括性地划分为创兴、扩充、中兴、播迁、复兴五个时期[4]。对于学校而言,教育目的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点,但仍具有“重叠性”。以教育目的为划分依据来叙述校史不够准确,且过于简单而忽视历史的复杂性。若从宏观视角,依据原始资料并以时间为轴对校史进行叙述,则较为准确、合理。有鉴于此,本文即在参照《私立之江大学创立百年表》划分方式的基础之上对之江大学的校史予以梳理归纳。

全国、全省组织工作会议提出的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新时代全系统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打铁必须自身硬。全系统组织人事部门要持续把“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要求作为努力方向,淬炼最忠诚、最干净、最担当的过硬新时代自然资源组工干部队伍,奋力谱写新时代组织工作新篇章。

(一)创兴期(1845年—1910年)

之江大学萌芽于1845年,时美国北长老会已在宁波建立了布道站,出于传播福音的目的,差会成员卫理哲、麦嘉缔、桂德明等决定创办一所男童寄宿学校,“招收贫困家庭的儿童免费入学,主要是培养基督教牧师和从事当地教会工作的助手”[5],并将学校命名为“崇信义塾”。受资金、人员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初创时期的崇信义塾“就学者寡,略具规模而已”[6]。后来倪维思、莫理生等差会成员先后加入,对义塾进行整顿并加强管理。在传教士眼中,杭州的吸引力不只限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更重要的是其战略地位,杭州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富裕省份之一的浙江省的交通枢纽,而且拥有的人口是当时宁波的三倍,此外还以香客朝圣地闻名,这恰恰契合了传教士们传播福音的想法。1867年秋,在中国籍教员吕文振的协助之下,崇信义塾由宁波迁至杭州,几经辗转后于皮市巷开始办学[7],并取“乐育英才”之义,将学校重新命名为“育英”,时“诸生来塾,铺盖、茶饭、桌榻、床帐、笔墨、纸砚,皆馆中供给”[8],仍属于义塾性质,但学额较宁波时期明显增多。1879年,裘德生莅杭加盟义塾管理,尤为注重实验,并为义塾添置科学仪器等。出于远虑,管理层决定购置离皮市巷较近的大塔儿巷中一座废弃宅院作为校舍,稍作修葺后于1899年迁入其中,并“改义塾为书院,而规模宏敞矣”。“这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隶属于美国北长老会传教使团的高等学院”[9]。1893年,王令赓夫妇受差会指派到育英义塾工作,同裘德生和衷共济,以图进步。裘、王二人在谋划学校发展上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学校虽已迁至大塔儿巷,但不应满足于拥有可容纳百余人校舍的现状。于是董事会乃“以购地为第一要义”,并任命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搜寻新校址。寻觅再三之后,委员会选中了钱塘江边六和塔处的一块区域,在委员会看来,此地“有山阻江不髚,而毓秀天然”,是新校区的理想选址,遂陆续购得土地五百余亩,呈送美国领事处备案,因新址地处钱塘江弯曲处,呈“之”字形,故定名为之江学堂。之江大学的由来即权舆于此[10]。

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开舱高度的增加,子弹散布范围增大,但范围增大量不断减小。实际上开舱高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子弹散布范围不再增大;理论上存在一个最大开舱高度,子弹散布范围最大。

(二)扩充期(1911年—1928年)

自1907年购得新校址所需土地之后,校方就开展新校区筹建的各项工作,此后三余年时间,建筑、设备等基础性建设次第完成。1911年2月,之江学堂正式迁入钱塘江边的新校址。迁址后的之江学堂各个方面较前都有了很大改观,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时期内学校快速发展。随着学校基建与教学设备等不断完善,学额逐年增多。1912年孙中山率上海都督陈其美等来校参观,向学生发表了演讲,并在午餐前与之江学堂全体师生合影。孙中山对来华传教团体创办学校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11]。这一时期分别由王令赓、司徒华林[12]、费佩德先后掌校,其中王令赓两度出任校长[13]。值得一提的是,司徒华林在其校长任期内,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学校在美国哥伦比亚区获准立案,嗣后凡在该校大学科毕业者可得学士之学位[14],这无疑又提高了学校自身的竞争力,对学生也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宽敞优美的校址、完善的设施以及在国外立案的完成等因素使得就学人数越来越多,文献资料显示自1920年至1926年,之江大学大学部招生人数由44人持续增至183人[15]。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之江大学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了很大进展,大学部学生人数更是以29%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增长,称这一阶段为扩充期名副其实。

及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时事变幻,学校的正常运行受到了社会上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强烈影响。在学校向南京国民政府注册立案一事上,校董会的意见与远在美国的设立人,即美国南北长老会差会的意见产生了冲突。1928年夏,在与设立人多次接洽无果的情况下,校董会被迫宣布学校暂时停办[16],学校的扩充进程一度被打断。

(三)中兴期(1929年—1936年)

之大的停办虽暂时打断了学校稳步发展的进程,但从长远来看,向政府当局立案无论是对于学校吸引生源还是获得当地支持、改善学校设施等,都是有利的,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曾任之大校长的李培恩就说过,“一些人将学校的成绩归功于学校行政部门的努力,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是来自向政府立案压力的刺激”[17]。用“因祸得福”来形容之大停办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或许并不恰当,但从复校后的发展轨迹来看,从1929年复校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不可不谓是之大的中兴期。

1929年秋,在之江大学校友会的极力催促和支持下,之大宣布复校。复校后的之大初由朱经农[18]掌校,但事实上朱经农自始至终并未就职,而是由李培恩代理校长一职[19]。不久,朱经农向之大校董会去函,以在教育部任职对于国家贡献更大为由提出辞去之大校长一职,校董会遂正式选举李培恩为之大校长[20]。学校行政归国人自理后,在校董会以及校友会等各方面的积极奔走之下,1931年7月,之江大学终以“私立之江文理学院”之名获准立案。得到政府认可后的之江大学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至抗战爆发前,学校各方面的发展达到中兴。兹举例说明:

1.学生(大学部)、教职员方面

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学生数 184 139 215 356 416 437 440教职员数 36 44 60 70 63 68 71

根据《之江校刊》1934年第61-62期、第14-15页,及1936年第85-87期、第26-27页整理制作。

2.建筑方面

完成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建筑名称 膳厅 工房 校舍 图书馆科学馆住宅体育室实验所经济学馆数量 2 1 1 各1 5 1 1 1

根据《之江校刊》1934年第61-62期、第16页,及1936年第85-87期、第25页整理制作。

除上述表格中体现出来的入学人数、教职员人数以及学校建筑数量快速增加之外,其他如图书、设备仪器等的增多在这个时期也是非常明显。“这时是之江大学的鼎盛时期,教师中颇多知名之士,如李笠、夏瞿禅、郁达夫、胡继瑗、廖慰慈、顾敦鍒、黄式金、蒋礼鸿等”[21]。之大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无疑远超之前,并且如果假以时日进步当更为明显,但随后爆发的全面抗战彻底打破了学校的宁静,校务难以再顺利开展,之大从此开始了8年颠沛流离的时光。因此,从之大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停办复校后的7年时间是之大的中兴时期。

(四)播迁期(1937年—1945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之前,“杭州尚见安谧,交通亦无梗阻,故(之江大学)仍能照校历规定之时期开学”,位于战事后方的之江大学是当时华东各大学中唯一一所在原址继续办学的大学[22]。好景不长,随着上海沦陷,杭州形势日渐紧张,浙省当局及各机关、学校、社团以至全杭州市民众均作撤退之计。出于全校师生安全考虑,学校迫不得已加入撤退大潮之中。战事弥漫,校址难觅,之大员生先至建德,后转屯溪[23],最终乃谋划在沪复课,“租定博物院路128号广学会三楼为校舍,办理旧生登记及招考新生事宜”[24],后因学生人数增多、学校扩充起见,“乃迁入慈淑大楼上课,并与在沪之东吴沪江圣约翰等大学合作,交换课程,精神颇为振奋,计在沪办理凡四年,发展殊速,由文理两院增改为文商工三学院,具备大学规模,教育部亦深赞许。”[2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各国立大学一样,之江大学亦停办沪校、筹备内迁,先至金华,后达福建邵武,受教职员缺乏、交通不便、设备紧张等各种因素影响,校方不得已将部分师生迁至贵阳花溪,设立分校。黔桂战起,分校亦不保,后又于1945年春在成都复课。8月间,抗战胜利之喜讯传来,东归在望。1946年1月,大部分师生遂第二次在沪复课,部分学生仍暂时借读于重庆大学等[26]。

自1937年至1945年,之大几番辗转,先后经由建德—屯溪—上海—金华—邵武—贵阳—重庆,并最终又至上海复课,在极其恶劣的战乱环境中,8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其中的酸甜苦辣实难令人想象,好在校董会、校友会精诚合作,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之下学校得以延续。在回顾这段辛酸史时,之大校长李培恩如是说:“惟是八载流离,数度播迁,所历艰辛,罄竹难书,而学校生命终获延续不绝。每念遭此浩劫,校舍设备多遭摧毁,幸重要校舍经修葺后尚堪应用,惟复兴建设,使命艰巨,其有赖于各方之协助者,正匪浅鲜也。”[27]

(五)复兴与消逝(1946年—1952年)

1946年秋,之大在杭州的一二年级和上海的三四年级学生如期开学。其时,创办于1845年的之大已走过整整101个春秋。虽然晚了一年,之大还是在1946年的圣诞节举行了百年校庆,庆祝抗战胜利和成功在杭复校[28]。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的孙科在写给之大创校一百周年的贺词中如是说:

创建一纪 设备周全 美欤轮奂 毓秀山川 蝦夷纵肆艰苦播迁 乐群敬业 不辍歌弦 国土光复 奏凯而旋 满门桃李 共庆百年[29]

后在全体员生的共同努力下,加之校友会及社会各界的资金、技术支持,战争中被损坏的校舍得以很快修缮,图书、设备等亦得到及时补充,学校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华堂村的桃形李种植仍沿袭一家一户在自家土地上各自种植、各自养护管理、各自销售的传统生产方式,基本没有相应的种植和养护设施,雨、旱、冰、霜都会给桃形李种植带来严重影响;没有统一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养护管理粗放,生产水平落后,工效低,成本高.特别是病虫害防治也是每家每户各自购药、施药,没有统一的操作方式与方法,既影响防治效果,还出现了成品果农药残留量难以控制的问题.

Sansanayuth 等[32]研究了潜流人工湿地对养虾废水的净化能力,实验表明,种植了耐盐植物的湿地系统对BOD的净化能力可以达到91%,明显高于普通湿地。Nitisoravut等[33]研究了在人工湿地中种植香蒲后对BOD去除率的盐抑制系数。国内学者研究了海水盐度对人工湿地污水净化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海水比例小于40%时,人工湿地的污水净化效果几乎不受盐度的影响[34]。刘佳宁[35]在人工湿地中同时应用厌氧氨氧化细菌及盐生植物处理含盐废水,获得良好的实验效果,不但提高了湿地的净化能力,同时节约了成本,对增加湿地的附加利用值、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经营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之江大学在新政权之下继续得以发展。1952年6月至9月,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对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进行大规模调整,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被系统改造成“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之江大学也在改造之列,其工学院各系分别并入浙江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商学院(后改为财经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浙大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浙江师专、俄专并入原之江大学余下的文理学院中,在此基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即杭州大学前身(现浙大西溪校区)。至此,走过106个春秋的之江大学消逝。现之江大学校址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30]。1985年之大建校140周年之际,已89岁高龄的胡山源[31]专门作《自由曲》以为祝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之大百余年的办学历程。

稽山浙水间,簇拥起一座最高学府。沧海日,浙江潮,一览无余,气势极雄壮,风景入画图,真堪与直布罗陀为伍。

四年来屐痕处处,头两年,五更鸡,三更鱼,攻读刻苦。后两载,拥皋比,南面授徒,心萦俗务,脱然离去。

东海扬波,扶桑日出,赤县化焦土,迁他为良,来到黄歇浦,绛帐重悬,弦歌再谱。我追随期间,亦趋亦步,凡我同盟友,莫不梦绕二龙头上,一草一木,一花一树。

Wnt通路是Wnt基因调控的信号传递通路,由多种蛋白、受体及酶等组成。对照组的GSK-3β、TCF/LEF表达率小于诱导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sFRP、insulin和C-peptide表达率大于诱导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据美方官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为5056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逆差金额为3752亿美元,导致许多持零和博弈观点的美国政界人士强烈不满,近年来从倡导“自由贸易”调整为仅维护本国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八年抗战,寇氛消,妖星灭,重返故居。燕子归来寻旧垒,幸喜得畅行无阻。只我在上海,竟成了孤旅。

院系调整后,我作了个前度刘郎,重来崔护,又好似丁令威化鹤归来,人物全非,城郭如故。我只好匆匆离开,不敢延伫。

一百四十年,人才辈出,社会上个个饮誉,理应该恢复故吾,届时开会庆祝,我必全力以赴[32]。

垂直流人工湿地与生物滤池的原理近似。它对悬浮物处理效果不好,这可能是由间歇配水造成短时间内水力负荷提高造成的。通常情况下不单独使用垂直流人工湿地,一般将它置于两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之间,由前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完成悬浮物和BOD的去除及有机氮的氨化作用,垂直流人工湿地完成氨氮的硝化作用,后一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完成反硝化作用。

三、结语

之江大学自1845年创兴至1952年消逝,存在于中国近现代史上达百余年之久。它是最早开办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与民国时期其他十二所基督教大学一样,在时势变迁中经历了由“布道者”到“教育家”的角色转变。从崇信义塾到之江大学的校史变迁,也是中国基督教大学本土化、世俗化的缩影。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逸公:《之江大学第五十四次毕业誌盛》,《兴华》第19卷第24期,1922年,第23页。

[2]李培恩,出生于杭州传教士家庭,1910年毕业于育英书院,后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商学硕士、纽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1929至1949年任之江大学校长,是之大任职最长的华人校长。1949年6月辞职离开之大后移居上海,1958年病逝。

[3]李培恩:《百周年纪念特刊序》,《之江校刊》复校后第5期,1946年,第1页。

[4]《私立之江大学创立百年表》,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16。

[5]张立程,汪林茂:《之江大学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年,第5页。

[6]《杭州之江学堂·1912》,上海美华书馆摆印,第7页。

[7][美]队克勋著,刘家峰译:《之江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

[8]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81页。

[9][美]罗伊·休厄尔著,沈弘译:《天城记忆:美国传教士费佩徳清末民初拍摄的杭州西湖老照片》,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0]《杭州之江学堂·1912》,上海美华书馆摆印,第8页。

[11]高时良编:《中国教会学校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12]司徒雷登的弟弟,1909年进入之江大学任教,是教职员中第一名南长老会成员,1916—1922年担任之大校长职务。1921年,司徒华林返美为学校募集资金,并使之大最终获准在美国哥伦比亚区立案。

[13]张研,孙燕京编:《民国史料丛刊 1087 文教·高等教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

[14]《之江大学之新消息》,《申报》,1921年1月14日。

[15]《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 Annual Report》,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81.1。

[16]《之江大学之停办》,《教育杂志》,1928年第20卷第8期,第10页。

[17]《College moves forward under registration》,《Campus Life》,1931-32,No.1,UBCHEA Archives,Series IV,Folders 161-3039—163-3060,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藏。

[18]朱经农(1887-1951),浙江浦江人,著名学者、教育家,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大学教育长等职。1929年,因向政府立案一事暂停办理一年的之江大学重新开课,朱经农遂被聘为之江大学校长,但并未到校就职,并于次年辞去之大校长一职。

[19]《之江大学复校》,《真光》,1929年第28卷第7期,第90页。

[20]《之江大学校董会年会记·1930》,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81.3。

[21]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萃·第5辑·教育科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22]《院务概况报告·1937年度第1学期》,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81.4。

[23]《杭州之江大学》,《教育季刊》,1938年第13卷第4期,第28页。

[24]《杭州之江大学校闻》,《教育季刊》,1938年第14卷第2期,第25页。

[25]李培恩:《本校抗战时期播迁经过述略》,《之江校刊》,1946年第1期,第1页。

[26]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杭州地方志资料·第3辑》,1987年,第131页。

[27]李培恩:《本校抗战时期播迁经过述略》,《之江校刊》,1946年第1期,第2页。

[28]《本校创立百年庆祝大会誌盛》,《之江校刊》,1947年第6期,第1页。

[29]《百年校庆各界惠词一览》,《之江校刊》,1947年第6期,第2页。

[30]张鹏博,张鹏程:《历史上的杭州之江大学》,《都市快报》,2007年3月1日。

[31]胡山源(1897—1988),男,原名胡三元,江苏江阴人。1920年肄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历任上海基督教青年协会书报部翻译、杭州之江大学教师、上海世界书局编辑,1951年后历任福州福建师范学院、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191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32]转引自杨郁编:《胡山源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国难之际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合与分

张凯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3期 P53-64页

摘 要:国难之际,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汇聚南高与学衡派学人,发展人文学科,提倡求是精神,以期融汇科学与人文。浙江大学文学院努力平衡学术与政治、学术研究与社会思潮的体用关系,沟通西方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实践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转移国运。史地学系提倡史地合一,创新史学,积极应对时代需求;中国文学系主张贯通考据、义理、词章,超越中西新旧之争。历时性考察民国时期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发展与分合,既可揭示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面向,又可尝试为平衡科学与人文、政治与学术的体用关系,提供切实思想资源。

关键词: 人文主义; 浙江大学; 文学院; 国难之际

晚清民初,学制转承,新式教育侧重培育治事和办事之才,为国家社会转型提供必要的知识与技术支撑,而被分科之学所肢解的中学系统逐渐丧失维系道德伦理的功能*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学术研究》2012年第3期。。如何沟通科学与人文,在德性之学与政教体系、社会秩序之间建构能动关联,可谓近代中西新旧之争的关键议题。中体西用与科学救国成为近代学人平衡民族本位与外来文化的重要思潮,以期会通中西,重建价值标准,振兴国族。竺可桢历来主张自然与人文、精神与物质、民族主义与世界和平的融会贯通,认为中体西用的“见解是很错误的”,科学救国思想若流于物质主义是“一样的错误”。科学环境的形成在于培养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竺可桢:《利害与是非》,《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8页。,这是中国学术进步与政治改良的基础。1936年,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引入南高史地与学衡派学人,发展文史学科,既平衡文史冲突,革新浙江大学“以实用为依归”的办学理念,又实践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谋中西文化之统一,以从事于真正之创造”*参考许小青:《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北大派与南高派》,《近代史学刊》2016年第2期;蒋宝麟:《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张凯:《沟通文质:国难之际浙江大学学术转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国难之际,浙江大学文学院成为坚守科学时代人文主义立场学人的汇聚中心。本文以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发展与分合为线索,厘清其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既可揭示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面向,又可尝试为平衡科学与人文、政治与学术的体用关系提供切实思想资源。

一 、新史学的追求:史地合一与应对国难

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认为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是20世纪学术最大的贡献。中国现代史学学科的特质即是以特定时空入手解释社会人群的发展演变。竺可桢融会自然与人文,其地学一元观与民族主义相结合,逐步形成“史地合一”的观念,并以此指导张其昀、陈训慈等南高后进*参见何方昱:《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此文侧重在民国“新史学”的多元脉络中,考察浙大史地学系因应时代的方式及其与民国学界的关联。 。浙江大学文理学院起初设有史学与政治学系,后因师资与经费问题停办。1935年,郭任远聘请史地兼通的顾榖宜执教浙大,为浙江大学发展史地学科埋下伏笔。随后,陈训慈发起成立浙江中华史地学会,“研究史地,阐扬民族精神”,“希望以此推进本省学术研究之风气,以与建设事业同其迈进”*《浙江中华史地学会举行成立大会》,《图书展望》第1卷第4期,1936年1月。 。竺可桢执掌浙大后,网罗南高史地学人,结合浙大既有师资组建史地学系。张其昀提出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于以分工的方法,实现综合的目的,“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史地学系贯通时间的演变与空间的分布,“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张其昀:《我与浙大史地系》,载《天涯赤子情——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收入《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5页。 。

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研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西近世史、地理概论、世界地理等必修学程。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各组必修课程与其他大学史学系、地学系之课程相仿,以期稳固专门研究的根基。抗战初期,在评议教育部颁大学历史学系必修选修课程时,浙大史地学系认为历史课程按照时间的先后,有沿流与溯流两种方法。前者由古及今,后者由近及远,二法各有优点。因学生需要在课外阅读一定数量的名著,以及研究古史需要一定文字学素养与比较成熟的见解,于是建议“一年级先读近世史,逐年上溯,或更有教育上之意义”。认为史学系课程不宜过于零碎,地理学须有三年之持续研习。“此项意见目前并不期望各大学完全采纳,但不必限制一部分大学采取此项意见。时间与空间的范畴原系相得而益彰,大学研究欲求其精微而切实,非于中国地理有相当之造诣不可。”*《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对于“部颁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及审查意见”之意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1074。 此后,浙大史地学系遵照教育部颁课程表,对课程有所修订:史学组“课程完全依照部颁标准,惟国别史、专门史部定必修四—六学分,本系规定至少读三学分,而加读中国文化史与西洋文化史各六学分”;地理组“大体遵照部颁标准,其稍有不同之处在本系颇注重地质学之根基,因此将测量学与分洲地理学分酌量减少,地理实察归纳于地形学、地质学实习中。气象学部定六学分,本组则分为气象学与世界气候亦分为六学分。人生地理六学分,本组分为欧洲地理及历史地理教授之共七学分,中国地理总论加一学分,中国区域地理减二学分”*《各系报部科目表》(1942年1月),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3775。 。史地学系至四年级依照学生兴趣与能力,传授进修门径,史学组分中国史、西洋史两门,地理组分人文地理、自然地理、气象三门,各门设选修课程若干种。史学组贯通国史与世界史,强调比较研究的优势;地学组融合地形学、地质学、气象学与人文地理,注重科学研究的综合能力。

张其昀在诠释“求是精神”时,提出“求是”的根本在于“政治的方针全要是非明白,学术为国家之命脉,公论为民族之元气,主张国是者必归于此”,“亡国之大苦莫甚于善恶是非之相反”*张其昀:《求是精神》,《浙大学生》复刊第2期,1941年9月。 。浙大史地学系志在创新史学,回应国难:“一方面为培植从事学术专门人才,一方面亦在培养对于现代问题具有通识之人才,期其毕业以后从事上述各种实际问题之研究(国防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地方建设研究、新闻学研究),以为世用,二者固可相得而益彰。”*张其昀:《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5—7号,1948年6月11—13日。 景昌极期许史地学系师生应有高尚纯洁的人格与特立独行的远见卓识,为社会的先觉。史学与地学相结合有助于浙大史地学系回应时代与现实政治需求,政治与学术相资为用,也促进了抗战时期史地学系的跨越式发展。西迁途中,史地学系师生所至各地,便研讨当地历史文化,宣扬民族精神,鼓舞士气。1938年8月,浙江大学成立师范学院史地学系,培养史地两科的中学师资人才。1939年7月,教育部批准浙江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招收研究生。同年9月,教育部委托浙江大学成立史地教育研究室,“特重于史地科挂图之编制,与《史地教育丛刊》之编辑,以谋斯科教材设备之充实与改进”*《民国三十年度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简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301—01—09—148。 。竺可桢感慨道:“史地系以四年时间创立,迄今有此规模,真大不易。”*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456,48页。 浙大史地学系尤其是张其昀关注现实问题的取径,颇受蒋介石的关注。1941年3月15日,蒋介石约见张其昀,论及史地教育、浙东文献整理、边疆教育等议题,称:“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6月,蒋介石授意张其昀以浙大文科研究所为基础,成立《思想与时代》社,根据三民主义讨论相关学术与思想。张其昀以此为契机,“拟设边疆、气象、南洋、东北四研究计划,补助文科研究所之不足”*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95页。 ,希望将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逐渐拓展为史学组、东北组、南洋组、边疆组、国际问题组、地形组、气候组、资源组、史地教育组*《各研究所近况汇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五)—467。。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地学系举办了太平洋战争座谈会,《史地杂志》出版《太平洋战争讨论集》专辑,讨论太平洋战争的新战略、太平洋战争的地理基础、太平洋问题的回顾与前瞻等问题。张其昀访美回国后不久,于1945年12月2日晋谒蒋介石,商谈国事前途,向蒋介石建议:“消弭国际纷争,重建世界秩序,应先从南洋着手,使美英中荷日与南洋本地民族在该地占平等地位,以协调方式取得当地资源。”*张其昀:《上蒋介石函稿》,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14—00021—011。 史地学系一度拟添设国际学门,使学生从史地背景研究国际关系,性质介于史地二组之间。

国难之际,民族主义史学成为学界主流,学术论争渐趋平静,壁垒森严的派分有所弥缝。然而,在史料与史观、通史与断代以及传统文化转化的方式等方面,各派学人立场仍有差异。张其昀希望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弘扬南高学风,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颇有延续南高与北大对峙的意味。刘节称浙大“骂胡适之,骂顾颉刚,成为风气”*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368页。 。在中研院第一届第四次评议会上,傅斯年提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政方针,张其昀则对此提出颇为率直的批评*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456,48页。 。抗战前后,先后任教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名师,诸如钱穆、张荫麟、贺昌群、陶元珍、李源澄、顾穀宜、李絜非等,与新文化派大多保持相当距离。编修新系统的通史、弘扬中国文化精神成为国难之际创新史学的要义,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成为战时“新史学”的重镇之一。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要求大学开设中国通史的必修课程,以傅斯年为主导的北大史学系认为:“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1页。 顾穀宜主张治史学先从通史着手,然后详细分别探讨各国历史,最后再回到近代史的研究,把分支的、散乱的历史综合为一体。李源澄批评新文化派研究国学满足于考证古史,或“必以西洋汉学家治吾国学问为师”*李源澄:《汉学宋学之异同》,《论学》1937年第8期。 。李源澄在浙大讲授中国文化史,“以问题为主,如政治、经济、学术、礼俗、艺术、宗教诸方面及其相互之关系,而尤重在说明其蝉变之迹与其得失,其与中国文化之受外来影响,与中国文化之向外传播,亦注意焉” 。谭其骧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以时代为经,问题为纬,注重各时代之时代精神及各种史实之相互关系,俾学者明了吾民族之物质基础与精神遗产,以焕发建国之新精神”*《国立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二十八年度学程说明书》,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 L053—001—4143。 。竺可桢曾一度邀约钱穆留校,继张其昀为史地学系主任,后因故未能如愿。在钱穆心目中,张荫麟是新史学家的理想人选,“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 。张其昀叹息张荫麟英年早逝,实为史学界莫大的损失。张荫麟与张其昀的友谊渊源于史地学科的结合,集合众人之力编纂通史是二人平生志业。张其昀晚年仍撰写《中华五千年史》,阐释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与历久弥新,批评新文化运动“把史学狭窄化,甚至只成为一种史料学”*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837—10838页。 。战时浙大史地学系师资频繁流动,胡玉堂认为虽有所损失,但“无碍于系的发展与传统”, “十年之中,曾有三十余位学术上有地位的教授前后执教的盛景,在太平之世是稀见的”*胡玉堂:《回忆断片》,《史地通讯》第2期,1946年4月。 。时人曾将迁到西天目的史地学系师生称为“天目学派”,黄盛璋追忆史地学系“实代表一种哲学思潮、学风和学派”*黄盛璋:《李春芬老师引导我走上历史地理的研究道路》,《李春芬生平和学术思想》,自印本,1990年,第44页。 。

可视化是三维模型设计的最大特点,也是相比传统设计的优势所在。以变送器为例,设计人员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变送器与取源点的位置关系,以及安装场地的周边情况,进而根据气上液下的原则调整变送器与取源点的相对位置关系,旋转、移动变送器到便于安装检修的朝向及位置,同时避开其他的设备、管道和结构。变送器建模示例如图1所示。

张其昀治学善于分类与归纳,自称:“二十年来闇然自修,于著述一道,自谓略有办法,此后自宜用所长,毋自暴弃。”*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第11575页。 然而,张其昀过于偏重现实政治问题与固守史地合一的倾向,不断受到学界与校内师生的质疑。有学人在《地理学报》撰文评述张其昀《中国地理之统一性》,抨击此文“学术与现实不分,论点和对象未免倒置”,其用心可以谅解,但对于中国学界的发展而言,“正确的知识,纯客观研究的态度,似乎还有提倡和维护的必要”*叙功:《评所谓“中国地理之统一性”》,《地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3期。 。竺可桢认为:“此题目即出错,地理安能有统一性,至多只能说中国疆域成为一个单位,即此亦不易自圆其说。”*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157页。 顾颉刚认为张其昀“平日颇能留心搜集材料,惟不能融化,又不能自己提出新问题,发见新事实,故其著作直是编讲义而已。天下自有一等人只有常识而无学问,而此等人亦自有其需要,惟估量价值不能甚高而已”*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册,第53页。 。浙大师生曾反思“由于一小部分同学对事业过度热心,因此把事业之基础的学问,反加忽略,竟或形成一种‘苍蝇撞玻璃窗’式的盲动现象。若干对母系有成见的人,也就借此抨击” 。另外,有同学“但求显微镜式的分析,不求望远镜式的综合”,“斤斤于一个小题目的研究,对范围以外即不予同情和了解,基于这种学问上的偏见,不同组别的同学间,往往有意无意的生出隔阂”*赵松乔:《毕业同学概况》,《史地通讯》第2期,1946年4月。 。组别的隔阂源自现代学术分科中如何调和博通与专门的关系。随着自然地理学的发展,史学和地学的分科,已然成为国际学术的趋势与主流,史地学系研究自然地理的师生多主张史地分系。地学、气象专业的师生对张其昀颇有微词,涂长望便不能与张其昀合作。叶良辅告知竺可桢:“晓峰作事亦不按照规矩。史地系教员甚多,而各人所任钟点极少,故渠去后有裁人之必要。职员竟达十二三人之多,下学年拟裁至史地教育研究室,裁至绘图员四人,史地系助理二人。”*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593页。 地学组的师生后来纷纷追忆,史地合系将时间演变与空间演变相结合,使学生能从史学与地学的分组与综合中获取史学与地学思想和方法的优长。这成为史地学系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但此时史地学系的学科与人事纠葛成为浙大史地学系乃至文学院发展的隐忧。

二 、义理与辞章:中西新旧之间

竺可桢执掌浙大之初,胡健中提示竺可桢注意两事:一为浙大与建厅合作事,一为设立国文系事。竺可桢拟请邵裴子出任国文系主任,为后者拒绝。因经费与师资有限,中国文学系暂未设置。竺可桢拟邀约国学大师马一浮来浙大讲学,同时嘱托祝文白教授《国学概论》。当蒋介石审阅竺可桢《半年来浙大之改进》的报告后,主张添加文学、哲学教员。竺可桢感慨:“此又与教育部之政策相冲突,以大学教育而言,则文哲确极重要,但与近来之注重实科则又背道而驰。”*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174页。 竺可桢、梅光迪等则以改革国文课程作为权宜之计,希望浙大学子“对本国文化之轮廓有相当了解与同情”,强调“作文以文言为主”,“此非白话问题之存废问题,乃是否中国学生须了解中国文化之问题。如不了解中国文化者,是否能负中国复兴之责?”*《(本学年)国文教学第一次会议记录》,《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231期,1937年9月20日。 梅光迪多次致信竺可桢,谈及开设国文系与文学院独立的必要性,浙江大学文学院同仁欲藉浙大在中国文化上做一番惊天动地事业,“同人之要求,非私人之权利问题,乃中国文化问题”*梅光迪:《致竺可桢二通》,《梅光迪文存》,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6—557页。 。1938年8月,中国文学系成立。1939年1月,郑晓沧、张其昀、梅光迪提议,文理学院改组为文学院与理学院,文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史地学系与教育学系。校务会议通过此议,决定秋季实行。文学院以“天下来同”的使命感,坐言起行,期望会通中西、创新文化,“世俗每谓文人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不知中国整个文化全部历史皆为文人所造成,本院成立伊始,我同仁所负责任非常重大”*《二十九年文学院第一次院务会议》,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 L053—001—4405。 。

在近代中国大学学科建制过程中,中文系的课程最具中国特色,具有浓厚中西学术并立、对峙与融汇的意味。由北京大学所确立的文学课、语言课、典籍整理三方面逐渐成为主流,各校以此为基础,编订国文系课程,中西新旧宗旨分明。1930年代初,胡适、傅斯年改革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由偏重“国文”改良为“新文学中心”。清华大学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为目的*参见沈卫威:《“国语统一”、“文学革命”合流与中文系课程建制的确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在中国文学系成立之际,郭斌龢编印“课程草案”,认为:“大学课程,各校不同;而中国文学系尤无准的。或尚考核,或崇词章,或以文字、声韵为宗,或以目录、校勘为重。”学问以致用为本,“先润身而后及物,所得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近世治学应当“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法前修之善,而自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治考据能有通识;美文采不病浮华。治事教人,明体达用。为能改善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材,是则最高之祈向已” *郭斌龢:《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转引自刘操南:《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载《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7页。 。贯通考据、义理、词章,或能将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相互结合。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为:一、二年级主修公共必修科目与本系基本课程;三、四年级逐渐拓展为较高深、专门者,侧重选修与课外研读。其中国文学系文学及语言文字两组不分设。当教育部颁布大学中文系必修与选修课程,中文系分为语言文字、文学两组时,浙大中文系回复意见,称此举“不免偏畸”,认为中国人治中国学术,应与西洋人治汉学者异趣:“西洋人研究汉学,实与研究埃及巴比伦之文明相似,仅以中国局部学术为一种客观之对象,用分析方法加以考核,虽其所获于一端一节,非无精卓可取,然往往不能宏博渊厚,缺乏同情的想象力,无所谓欣赏、体验与受用,更不求能发扬与光大也。中国人治中国学术安可效此?”关于具体课程设置,认为:语言文字学“不过读书为文之工具”,“欧美各著名大学在大学期间研究本国文学亦未尝有分语言文字及文学两组者”;重要典籍“宜列专课,不可仅讲‘史略’‘通论’”;增加作文训练,使学生能措意修辞,“由清通而进于优美”;“宜参以西洋文学而不必立新文学课程”*《国立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对于“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及审查意见”之意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1074。 。

浙江大学文学院同仁既注重科学的重要性,认为人文学科应当贯彻科学精神与方法,又寻求中国传统文化日久弥新的精神理念,努力融汇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郭斌龢格外强调中国文学系课程,“必以闳识虚怀、高瞻远览,不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凡为一现代之中国大学生皆须通一种外国文,有阅书之能力”,如此方可吸收新知。“学生如能研读西书,则对于中国文学之研究、批评与创作,多所启发,大有裨益。”*郭斌龢:《对于教育部最近修订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草案之意见》,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1078(2)。 当时,中国文学系学生不仅要重点学习中文的古今名著、经史子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还要涉猎哲学概论、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西洋文学等领域,开拓视野,积累知识,奠定广博而坚实的专业基础*杨质彬:《浙大中文系在遵义》,《浙江大学在遵义》,第70页。 。1940年4月7日,郦承铨在浙江大学中国文学会迁往遵义后的第一次演讲中,提出若要造就发扬中国民族文化真实有用人才,首先,要明本知类,通晓中国固有学术,“文史哲也,经史子集也”,“如是乃可谓预于学术之流”;其次,吸收西方文化,“取人之长,以稗吾之不足”;最后,“吾人既明乎我之为我,复洞悉人之为人,然后吾人当前所应出之途,自如康庄大道之陈于吾前而无疑”*郦承铨:《中国学术与今日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第1集第1册,1940年9月。 。 1943年,钱穆在浙大演讲文化与人生时,明确提出解决今日我们的文化问题,必须发扬光大我国文化的根源,立其根本;吸收、学习外来文化与文明,扶苏枝叶,“世界四大古文化系统之复兴,相互吸收影响,而产生一世界新文化”*《各学会讲演汇志》,《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19期,1943年5月10日。 。

国文系成立与文学院独立,无疑为浙大文科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郭斌龢、缪钺、王焕镳、郦承铨、萧璋、祝文白、夏承焘、任铭善、郑奠等学人战时先后执教国文系,浙江大学文学院俨然成为新的人文主义与国学研究重镇。文学院独立之初,郭斌龢即有意邀请吴宓来浙大任教,吴宓也有改就浙大教习的意向。梅光迪认为:“《学衡》派共集一校,恐遭人忌诋”,“迪与宓性情不同,将如昔在东南互有抵牾”*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9,53,230,123—125,205—207页。。经郭斌龢一再沟通,梅光迪“允从龢议”。吴宓却一直摇摆不定:其一,顾忌浙大内部的文理农工学科之间、乃至人文学科内部的倾轧,“聆向达述浙大内部情形,令人失望。旋接龢函,知国文系聘黄淬伯而不聘徐英,实难为解!”*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9,53,230,123—125,205—207页。陈逵告知“浙大内部丑恶情形,并谓龢、巩等但求文学院克能抵抗理学院之侵略兼并,不惜以宓为牺牲。宓往,必受小人之污辱攻诋。终于无所成功而为人腾笑,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9,53,230,123—125,205—207页。。其二,担忧与梅光迪的关系愈发激化,并陷入梅光迪、郭斌龢的权力之争。吴宓认为郭斌龢、费巩对梅光迪隐忍求全,梅光迪“轻肆如昔,惟求玩乐,不谈正务。宓对之极失望”,“尸位溺职,不足与有为”*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9,53,230,123—125,205—207页。。贺麟劝吴宓待梅光迪下台后,“始往浙大,继其职位”。汤用彤告诫“郭斌龢或借宓以攻催迪”。郭斌龢认为吴宓“论理论事,非来浙大不可”,其目的在“创办刊物,负起指导学术思想之重任”,若吴宓不来,“吾辈即缺一勇毅精勤之指导者。为不可补救之损失耳”。吴宓函称:“吾侪理想志业之全体大局为重,初非为小己私人之利害苦乐着想。”* 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9,53,230,123—125,205—207页。

围绕聘请吴宓的纠葛,或可视为学衡派内部分歧的延续;吴宓称浙江大学国文、外文系不无畛域隔膜,缪钺与王焕镳的矛盾被竺可桢视为国文系分为两派的直接原因。《竺可桢日记》记载:“(1943年7月25日)七点国文系学生韦廷光、孟醒人、周永康、宋祚胤、傅轶群、熊嘉骏、周本淳诸生来挽留王驾吾,因闻其将去中大。又缪彦威来谈。八点赴旧府中办公室。王驾吾来谈。驾吾、郦衡叔与缪彦威意见不合。缪主张读国文应中外文学并重,驾吾则主张中西各有专长,不能两全。缪主词章,而王主义理。学生多信服驾吾,故有排缪之议。中央[大学]胡肖堂、张世禄、王玉章约驾吾往,余嘱其俟明年。”*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8卷,第606页。 如何落实平衡科学与人文、沟通中西的路径,成为浙大文学院的难题,缪钺、王焕镳乃至浙大国文系学术派分的焦点集中于平衡义理与词章、中西与新旧。缪钺来浙大任教后,受郭斌龢影响,注重以西哲学理疏解中学,“近数年中,得郭洽周兄助益,读西洋文学书不少,批评创作似颇获新境”*缪钺:《致叶麐函》,《缪钺先生编年事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8页。 ,“钺近来颇读西洋哲学书,哲学史已读过两种,秋间读叔本华之书,近读斯宾诺莎之书(均英译本)。读西洋哲学书,能训练思想灵活清晰透彻。以前读宋元明学案等书,仅能识其源流风气,与诸大师思想之本身,未能有透彻而有统系之了解。今再读学案,参以程朱之书,颇能见其理趣脉络,与向时不同矣。”* 缪钺:《致杨联陞函》,《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第93,83页。 缪钺赞誉:“洽兄近作《读儒行》、钱宾四君寄来《论中国文字与文学》,皆发挥中国文化精义,辟近人奇衺偏浅之说,极为光辉笃实。自来世乱学衰之时,必有三五大师以刚贞之质榰柱其间,下启新运。”缪钺主张中西兼采,以文载道,以国文弘扬中华文化、改良风气。其晚年仍推崇郭斌龢:“以振兴文教为己任,尝谓世变日亟,应谋自救,而笃旧者迂阔,崇洋者浅薄,举不足以语此;必也,以宏通之识、淹雅之学,抉择发扬吾华夏族数千年文化之菁英而兼采欧西之长,始可以拓新文运,而古希腊哲人追求真知之精神亦极有足取者。”*缪钺:《郭斌龢译柏拉图〈理想国〉序言》,《冰茧庵序跋辑存》,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83页。 王焕镳自称以“儒家立场,抱住民本主义”*王焕镳:《自传》,《之江大学教职员履历表(解放后)》(二),浙江档案馆藏“之江大学”档案,L052—002—0185。 ,认为学术不外二派,“一则向内体究,涤习染之污滓,复本体之光明”,“一则向外驰求,穷事物之变化,探幽明之情状”。向内体认心性,“则凡天下之物,莫非吾之一体而不以为外,民胞物与,混然不二,故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以言乎远则动而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向外探索知识,“则虽吾之一身亦视同一物,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皆处于客观之地位。凡科学家之精神莫不如此”。长期以来,学者往往执一端而立门户。如若以心性为本,兼修客观知识,其业可广,“否则有体无用,成为空疏之学”。探索客观世界时,“若能回心向内,则其德可崇;否则有用无体,只是驳杂之术而已”*王焕镳:《复思安德牧师书》,《因巢轩诗文录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6—207页。 。中西之学,旨趣有别,王焕镳侧重以义理之学为基础,先立其本,再兼收并蓄。其自称任教浙大,“不量区区,实思稍明人伦道德之美,冀无形中于中兴盛业有涓埃之助,文人报国,止于如此”* 王焕镳:《致陈叔谅书》,《因巢轩诗文录存》,第223,225页。 。王焕镳在浙大文学院讲授三传之学,“虚实兼骛,穷理之外,颇喜展阅有清《经世文编》,民生吏治,言之极详,于以见先儒之用心,盖不为身家计也”*王焕镳:《为王伯沆师集赙事致陈叔谅信》,《因巢轩诗文录存》,第225页。 。国难之际,王焕镳提倡浙东节义之学:“先有圣贤之功夫,而后一遇不测之变始有以著其节义,此非激于一时之意气而为之者也。后世之史所书贤奸事迹至众,既不尽可法,而又求工于文辞,亦不尽可信。取舍从违之际,不可不深加思耳。读经重在明理,读史重在处事;事由理出,二者一贯而无间。似不必过为区分截成两段。”*王焕镳:《复郦衡叔书》,《因巢轩诗文录存》,第209页。 读圣贤有用之书,可以益人神智,鼓人志气。今日不少学人所讲史学,“细碎已极,于人、家、国何补!所讲之文学,更为导眕增悲之具,虽著作五车,曾不足劳识者之一瞬”* 王焕镳:《致陈叔谅书》,《因巢轩诗文录存》,第223,225页。 。

浙江大学文学院师生信守当日的抗战是为中国民族、中国文化而战,国运中兴之际,有中国文化修养的人才方能担当建设大业。沟通中西新旧,不能仅停留于文化关怀层面,而应寻求有效的学术理路来创新文化。为此,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师生努力在“专与通”“新与旧”“中与西”等相反相成的问题中,寻求适当的标准。缪钺、王焕镳的学术分歧,本可视作浙大文学院融汇中西新旧的不同路径,然而,梅光迪溘然病逝,人事纠纷与门户之见再起,造成“以一人去而全局毁”的局面*吴宓:《吴宓日记》第10册,第393页。 。

三 、政学纠葛:文学院革新运动

梅光迪是浙大文学院的元老与中流砥柱,竺可桢称其有不可及者三:“(一)对于作人、读书,目标甚高,一毫不苟”;“(二)其为人富于热情”;“(三)不骛利,不求名,一丝不苟”。不过,梅光迪“因陈义过高,故曲高和寡。为文落笔不苟,故著述不富,但临终以前尚有著作之计划”*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600页。 。其一生述而不作,“只是一位标准的守旧的古典学者。但由于他的纯粹学者的品格和当时不管古典也好,总算有一点文学气氛”* S.Y.:《浙大文院革新运动详记》,《观察》第4卷第16期,1948年6月12日。 。梅光迪去世后,浙大文学院遽然丧失重心。梅光迪病重期间,郭斌龢任中文系主任兼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兼代文学院院长,校长离校又为代校长,还任浙大训导长。然而,竺可桢颇为不满郭斌龢的行政作为,特别是其无法调和国文系的人事纠纷,“洽周主持国文系成绩欠佳,内部缪彦威与王驾吾、郦衡叔意见不洽,渠不能调和,甚属困难”,“国文系内部又发生纠纷,故为人事上着想,决定请晓峰”。梅光迪的遗愿是郭斌龢继任文学院院长,但竺可桢认为张其昀更有助于文学院的发展。1946年1月10日,竺可桢告知郭斌龢拟聘张其昀为文学院院长,郭斌龢为外文系主任,祝文白为国文系主任。郭斌龢“甚惊异”,次日即“交文学院印鉴”,“心颇怏怏”*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1,14,27—28,195页。 。

此消息一经传出,各方反应不一。外界猜测张其昀是竺可桢东南大学的学生,属于主持校务的实力派,王焕镳明确反对郭斌龢而拥护张其昀。文学院外文系、中文系与史地学系部分学生,竭力阻止张其昀出任院长,欲请吴宓为院长。他们之后更向竺可桢发难:“张氏所学的是地理,地理本属理学院,因为史地不分,当了史地系主任已经勉强,怎样可以进一步当文学院长?”竺可桢解释张其昀研究的是人文地理,和“文”有关*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1,14,27—28,195页。 。吴宓深悉浙大实情,虽赞誉张其昀任职浙大,“东南文史之崇正学风,可谓正得其人”,但他本人拒绝任职,致函婉拒浙大教授聘书*吴宓:《致张其昀函》,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2—0010。 。竺可桢清楚学生反对张其昀主要在于“其非文学院人,且热心于政治”。竺可桢原拟以代理名义缓和矛盾,张其昀“因听从振公、絮非等之论调,以为实授为佳,免致人觊觎”*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1,14,27—28,195页。 。外文系学生张贴上校长书,表明精神上的不承认主义。1月27日,在梅光迪的追悼会上,外文系学生江希和称:“文学院长产生过于迅速,希望不要把干净的园地糟蹋了。”次日,在史地学系欢迎张其昀时,幺振声称:“应在史地努力,不应在政治。”*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1,14,27—28,195页。 有教师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卢鋈以为:“浙大史、地不分,则地理、气象方面之人才极难罗致。”*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1,14,27—28,195页。 张其昀无奈同意史、地分系,竺可桢以限于经费与人力主张维持现状。

郭斌龢对此事颇为介怀,指责竺可桢“用政治手腕不令其长国文系主任及文院院长而调外文系主任”;缪钺视此次院长更替为“政变”* 吴宓:《吴宓日记》第10册,第104,18页。 。郭斌龢心灰意冷,拟赴武汉大学执教,吴宓劝其“似不宜轻弃浙大外文系主任而到武大,致成集中而孤立之形势”* 吴宓:《吴宓日记》第10册,第104,18页。 。张其昀致函劝慰郭斌龢,称:“弟实一刻不能相信”,犹念当年“以曾左风义相喻”,“外人不明真相,总以为吾二人不睦,此为吾辈事业,为文学院,为浙大前途,为南高学风均有损害”,“吾二人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张其昀:《致郭斌龢函》,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2—0010。 。郭斌龢去意已决,最终重返中央大学任教。几乎同时,缪钺以“国文系若干教授思想太旧”为由辞职,返回成都,执教华西协和大学。缪钺所言“太旧”,除了与王焕镳“极不相能,已有数年”之外*张其昀:《致柳诒徵函》,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2—0010。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夏承焘集》第6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62页。 ,还体现在缪钺与张其昀等人的学术分歧。缪钺致函陈槃称,研究中国学术思想,“近人摆脱顾忌,潜思远瞩,益觉气象一新”,史语所“十余年之努力,于中国学术有建立标准之功。今日虽仍或有少数乡曲庸腐之士,抱残守缺,党同妒真,然日炳中天,残雾自散,亦不足虑也”*缪钺:《致陈槃函》,《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第81页。。缪钺所言颇有影射浙江大学文学院相关学人的意味。郭斌龢、缪钺离校,浙大文学院学衡派成员异道扬镳,此事貌似告一段落,而“文学院的纠纷也就在这里种下了”。面对此局,竺可桢不断呼吁校中应兼有保守与改进的精神,以求是精神杜绝门户党派之争,“浙大学风以求是、不分党派门户、维持学术标准为向来传统之要点,故希望大家要保持此项精神”*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38页。 。

张其昀就任文学院院长后,颇有大力发展浙大文科的决心。为继承梅光迪的志业,张其昀拟设立文学研究所,不分中文与外文,“实为一极有意义之纪念”。文学研究所应实现梅光迪的理想,“以沟通中西为其旨趣,研究国学者宜参讲西学,远览旁搜;研究西洋文学者,亦宜潜精中国文学,以尽其介绍融会之能事,则于今后我国文运定可放一异彩”*张其昀:《致杭立武函》,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2—0010。 。史地学系延续着战时的主旨,充分与中央、地方政府合作。史地研究所计划与国防部协同搜集各国新出地图,分区研究西太平洋、中亚大陆与中国边疆;进一步考察杭嘉湖地区的地文地质,并拟拓展至研究长江三角洲区域的水道系统,着手进行浙江省士兵素质调查*《国防部第六厅科学研究机构调查表》,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0014。 。不过,此时的浙江大学文学院无疑令人感觉偏于保守,颇为不合时宜。张其昀、谢幼伟等希望以熊十力、钟泰等老辈学人与名流提升浙大文学院的学术声誉,从而推进高深研究。竺可桢提倡“通才教育”,主张文学院聘请师资应以此为标准,“大学教育如真能使人理知化,则于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必大有裨益。所以蕲求真理,不但应为我国大学的目标,而亦为世界各大学共同的目标”*竺可桢:《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641页。 。竺可桢内心颇觉设置中国文学研究所并非当前急务,且钟泰、熊十力等老辈学人,“所教过于高深,于学生学问与操行不能有所影响”,“要发展一个大学,最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网罗龙钟不堪之过去人物,直是养老院而已。由是可见谢幼伟之无眼光”*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39、48,125,111页。 。竺可桢特意向学校聘任委员会提出熊十力年迈,“恐不能上课,在家上课,于校中及学生两不方便”*《浙江大学拟聘教职员推荐表·熊十力》,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3723。 。老辈学人“徒事装饰品,不能于学校有点滴之利益。因目前学生对于旧文学等均敝屣视之,哲学系尤应向新途径走,不能徒慕虚名也”*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39、48,125,111页。 。校内有师生认为:“人事上,‘东南派’和它扶持的校友派在学校里成为一种支配一切的人事集团,一部分无所谓出身的人似乎还得附骥他们,以求存在。在纯学术上说,浙大为理工精神支配着,没有文学,没有文风。最足以对外代表一个大学的风气的文学院便显得黯然无光。这是已经接受了时代影响的年青的一代所不能长久忍受的。要求改革的强烈的冲动,终于一旦爆发而为一个波澜壮阔的文院革新运动。”* S.Y.:《浙大文院革新运动详记》,《观察》第4卷第16期,1948年6月12日。

The phosphors used in the experiments crystalline with approximately spherical particles (Fig. 2)[12]. The deposition process of phosphor can be regarded as a fluid movement,guided by self-gravitational force Fg. The buoyancy force of F0 and the resistance of f are shown in Fig. 3[13].

1948年5月初,文学院外文系、中文系与史地学系的部分学生发起文学院革新运动,在壁报上攻击张其昀,“谓其只顾史地,将国文、英文置诸不足轻重。又有人主张史地分系”*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39、48,125,111页。 。中文系学生要求中文系、外文系合并为文学系,“再分为语文与文学两组”;如果一时不能实行,可将中文系本身先分语文、文学两组,学习两系有关联性的学程,以为两系合并的准备。课程方面,请增开新文学概论、文艺思潮、现代文选、现代文学讨论及习作、小说研究、戏剧研究、现代诗歌等,另外加强外文教育,增设现代文学书刊,已购图书全部开放。师范生加开应用文、语体文教法、讲习国语与国音,增聘能开这些课程的教授。外文系全体师生认为“文学语文不分工,结果是两败俱伤,同样要求中外合系,再分语文文学两组”,并要求另聘有名望与文学修养的学者做系主任。史地学系学生签名要求史地分系,地理系归入理学院,历史系仍在文学院,“并欢迎张其昀氏任地理系主任”。

5月15日,壁报猛烈攻击文学院张其昀、佘坤珊、郑奠,称张其昀“外务太多,无力顾及院务”,张氏自称“其昀所受之攻击,闻为政治关系”。外界曾揶揄浙大文学院长张其昀,常常喜以“‘余曾与最高当局谈话三分钟’一语自豪”*《儒林新史》,《人物杂志》1948年第3卷第2期。 。17日,法律系学生景诚之刊发壁报,要求张其昀引咎辞职,佘坤珊更应离校,师生矛盾愈发激化。文学院教授采取罢教予以回应。19日,校方召开行政会议与训导委员会联合会议,决议开除相关学生,并发表《告诫同学书》:“决议非严格执行学生壁报规章,禁止匿名攻讦个人,及整饬校风,以安定全体师生教学生活不可。因通过将壁报主编人及在本市某报擅自发表攻讦教授消息者两人,予以退学处分。”如有合理与负责的改革建议,学校会予以接受研究和考虑*《浙大整饬校风 攻讦教授两学生退学》,上海《新闻报》1948年5月22日,第9版。 。训育会根据校务会议决议,加强对学生壁报的管理,除责令壁报切实依照学校壁报审查规则外,增加新的补充办法。时人评述“一个堂堂正正的文院改革要求,竟成了壁报文稿的纠纷,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运动,竟被转成一个校规问题”,认为“中外合并,史地分家”和“调整人事,增加设备”是有意义、有价值而且属于全体的纯学术性的建设性的合理要求*S.Y.:《浙大文院革新运动详记》,《观察》第4卷第16期,1948年6月12日。 。竺可桢认为:文学院改良建议案与壁报骂人截然二事,自治会所要求的史地分系,日后必分,但目前无人力物力;至于张其昀,“目前文学院教授全体与共进退,即余个人亦决不能令其辞去”;白话文教授早已在物色,“不过须有一定标准”*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17,121页。 。

张其昀力图淡化文学院革新运动的政治色彩,并未要求严惩学生,而是积极从文学院的工作成绩与学术思想层面予以回应。5月26日,张其昀向竺可桢汇报近年史地学系各项工作时说:“学生不明瞭近来渠为学校努力状况,如向蒋慰堂捐款建筑百里馆,向孙贻〔诒〕让后人捐玉海堂之书。谓史地方面现方努力于版图、方志、钱塘江流域之调査。”*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17,121页。 5月29日,文学院召开第十九次院务会,张其昀称:“关于文学院的方针,系根据于文化的根本观念。我们的旨趣在于综合过去中西文化中最优美的思想,加以熔铸,使成为新的文化”;对于旧的,“不取鲁莽灭裂的手段”;对于新的,“不取深拒固拒的态度”。经义与治事二者并重,考据、义理、词章不能任废其一。换言之,“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应该兼重,纯粹研究与社会效用亦不容偏废,不偏不倚,不激不随。在此世局动荡的时代,愿做思想上的中流砥柱。我们固有自信心,但于海内有识者的指教,无不竭诚欢迎”*《文学院第十九次院务会议记录》,《浙江大学日刊》复刊第4号,1948年6月10日。 。同时,张其昀回顾与前瞻史地学系发展方针,指出史地学系创建之后,努力培养有志于研究“史学与地学”“中学史地教育”“现代问题”通专结合的人才。史地合一的教育一方面以专才教育造就对史学与地学有志深造的人才;一方面融贯史地,时空结合,以培养对现代问题具有通识的人才。本学年史地学系举行中外史地、新疆史地、浙江史地等三次史地教材展览会,“搜集尚丰,颇予观众以明显之印象”。张氏一再强调史地合一,通过分组与合系,培养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 “美国哈佛大学出版《自由主义中通才教育》,为讨论战后教育措施之巨著,其论中等教育所谓史地二科之关系至为密切。历史与地理能联系学习最为有益,近代世界史之地理因素当加充分说明,欲了解二十世纪之重大问题,必须有经济地理与政治地理之智识,方能明其底蕴。”*张其昀:《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5—7号,1948年6月11—13日。

浙大文学院革新运动源于学生要求院系学科、课程、人事的更张,在政学缠绕、师生隔阂等因素的纠葛中,运动的焦点转到学治会壁报对教师的攻讦,张其昀、佘坤珊等国民党籍教授更是处于风口浪尖。张其昀以去政治化方式回应文学院学生的革新运动,而《中央日报》却将此事愈发引入政治与党派之争,“浙江大学在地方当局与学校当局互相推倭之下,被共党匪徒发展组织而成为指挥东南学运之中心枢纽”,“最近该校职业学生又复胁迫名地理学者张其昀教授,因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不许他在学校教书,必欲迫使去职而后快”*《社论 反迫害·反暴动·反卖国》,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5月26日,第2版。 。此番言论无疑使得浙大文学院师生的政学纠葛愈发难以弥合,外文系、史地学系部分学生继续发起“文学院革新运动会”,要求史、地分系,外文与国文合并。6月中旬,校方又在校内发现多期题为《批评》之匿名揭贴,“以下流文字谩骂师长”*《第十三次训育委员会》,浙江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L053—001—0482。 。张其昀心灰意冷,几度请辞文学院院长及史地学系主任等职务。佘坤珊在外文系更是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国文系主任郑奠拟聘请新文学教授而又不敢开罪于旧人,增加名额未果后,亦一再请辞*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45—155,426页。。1949年,杭州解放前夕,张其昀曾两次与业已下野的蒋介石商谈机宜,计划离开杭州。竺可桢称:“为校着想,渠去系一巨大损失;为渠个人着想,则或以离去为是,因若干学生对渠不甚了解也。”*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45—155,426页。4月底,竺可桢离校,后北上赴京任职;张其昀、谢幼伟相继出走海外。5月3日,杭州解放。不久,浙江大学推行改制,哲学系、历史系暂停招生,科学人文主义的实践戛然而止,浙江大学成为“人民的新浙大”,进入新时代。

四、 科学时代人文主义的困境与出路

1947年1月,张其昀复刊《思想与时代》,明确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本刊显然悬有一个目标,简言之,就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努力的方向。具体的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张其昀:《〈思想与时代〉复刊辞》,《思想与时代》第41期,1947年1月。 《思想与时代》杂志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学衡》一脉相承。张其昀认为科学的人文主义,一方面是现代人文主义贯彻科学的方法与精神,一方面是科学人文化,正德、利用、厚生合而为一。如果说东南大学时期,南高史地学人与学衡派有意疏离政治,国难时期则是积极回应、参与政治,政学关系的远近亲疏成为科学时代人文主义成败的关键。胡适曾批评《思想与时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胡适:《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3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4页。 贺昌群此时批评“东南派”教授,“文史方面,柳诒徵门下三杰,龙(张其昀)、虎(胡焕庸)、狗(缪凤林),皆气派不大,根柢不深”,《学原》一类杂志缺少梅光迪、吴宓等新人文主义者主持,比《学衡》更差*夏鼐:《夏鼐日记》卷 4,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44—145页。

国难之际,贺麟疾呼中国不能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沦于文化殖民地,学术为体,政治为用。“学术不能够推动政治,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植基于学术,政治就无‘体’。”*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67页。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农工实科是富国强兵、社会分工与整合的技术保障,人文学科则是新旧文化转承、塑造民族精神的基础。如若人文学科仅限于政治宣传与实际应用,无法成为政治的大本大源,政治必然演化为权术与利益的角斗场,社会伦理自然难以维系。人文学科以分科之学为正当性,演化为客观经验知识,与精神价值脱钩,知识生产与成德之学、安身立命两相背离。人文学科内外皆落空,既无法有机回应时代,又无法安置内心,酿成政治为体、学术为用的格局,沦为狭义科学与实用主义的附庸,丧失自主性。从内在学理而言,学术主体性的确立必须汇聚价值与经验,消弭通识与专门的人为界限。博通与分科各有分工,博通旨在普遍价值层面历时性把握德性之学与政教体系、社会秩序之间的能动关联,分科之学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践经验与有益尝试,价值立场必须以现代学术体系论证与表达其合理性。缪钺晚年追忆,大学“使受教者能具有广阔之襟怀,宏通之识解,出而应世,则所见者远而所成就者大。蔡元培先生之长北京大学,竺可桢先生之长浙江大学,均本斯义;故人才济济,称盛于一时”,“强调专业,壁垒森严,非但文科与理科不能互相沟通,即文科中之文、史、哲各系,亦限以藩篱,不得逾越;使承学之士徘徊于小径之中,局促于狭隘之域”*缪钺:《马国均〈小休堂诗词稿〉序》,《缪钺全集》第7、8合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人事与体制局限貌似无关学理,实则是破除学术门户、融汇博通与专门的前提。时人分析人事纠纷是战后办理大学的难点,“人事处理以天理人情为本,原至微妙,不易捉摸”,过渡时代处理人事问题,“物薄则恩施之情不厚,法弛则威信日以陵替,及其积重难返,道义亦失”*唐惜分:《办理大学教育之困难》,《教育通讯旬刊》第7卷第6、7、8期合刊,1945年10月。 。面对民国学界盘根错节的人事格局,吴宓不禁感慨:“惟在此尘世中,做人行事,因果纠纷,无能有圆满纯洁者。此世只能作此世观。欲求真正圆满纯洁,必须超世出世。是故宓此次不去浙大而留此,未可自视为幸脱陷阱,免祸全身。只能更进一解,知世间之理想朋友,理想事业,亦当舍弃。惟皈依宗教为上进之正途耳。”*吴宓:《吴宓日记》第7册,第236页。 竺可桢为调和各派矛盾,不断呼吁秉承求是精神,反对小集团主义:“不放松已得之地位,门户之见极深,可称鄙陋之至”*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35页。 。

面对校内纷纷扰攘的政学纠葛,谭其骧于1947年校庆之时,撰文倡导求是精神是三百年来杭州的传统学风,践行求是精神,“必先明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学术的趋向可变,求是精神不可变。如何遵循传统精神以求适应时代,使杭州学术地位始终能保持道咸以来的领导地位,这是浙大在校师生毕业校友以及杭州学人所当共勉的!”*谭其骧:《近代杭州的学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50期,1947年5月5日。

作为一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系统工程,地基基础桩的检测需注重以下控制因素:(1)充分了解工程施工的具体情况;(2)熟悉承载力仪器设备的操作方法,并能通过规范的流程进行操作;(3)通过认真的检测,获得真实有效的检测结果。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地基承载力的真实情况,保证工程施工质量。本文结合工程实例,对地基单桩承载力情况进行测试,探究其检测方法。

国难之际,浙江大学文史学科作为后起之秀,融汇新旧,沟通文质,实践科学人文化的办学理念,形成独具一格的学术风格。不过,在政局动荡与学派门户的双重困境中,民国学人难以平衡学术与政治、学术研究与社会思潮的体用关系,缺乏贯彻科学时代人文主义的内外机理。如何超越中西新旧之争,实现科学人文化以资建构文明国家,今日仍是不能回避的时代命题。

* 收稿日期:2017—11—09

基金项目:“《浙江大学史》编纂与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张凯,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杭州 310028)。

“四老上书”前后的浙大

◎ 张淑锵
浙江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
《博览群书》2016年第12期 P14-20页

·壹·

1997年3月2日,我国科学院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四位老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致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信函中说:

最近,得悉合并工作由于某些原因大大推迟,要推至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再研究,深感不解和遗憾,也深感改革之难,如果连这样一件对各方面都相对有利的事都办不成的话,其他高校改革之难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们认为,气只可鼓,不可泄。对于这样一件花不了多少钱,但又可以起大作用且看准了的事,就更应像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那样,要坚决地试,大胆地干。办好这件事,即是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体现,也是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五大召开,岂不更好。

四位老科学家信函中呼吁推进的“合并工作”,是指上世纪90年代后期浙江省内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四老当时都已经是耄耋之年,总岁数高达368岁,平均超过90岁,最小者也有89岁。他们都曾经任教于民国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都曾经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的三个重大历史阶段,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积弱积贫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切肤之痛。他们一生都在坚守“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科教兴国”的理念,奋斗在高水平大学或中国科学院的科教事业中,为人才培养、创新成果、建设国家、服务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他们对中国大学有独特而深刻的体验与视野。在他们看来,在浙江四校基础上成立新的浙江大学,既是一件“可以起大作用”的事,也是一件“看准了的事”, “应像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那样,要坚决地试,大胆地干”。他们担心这样的一件已经“鼓气”的好事会“泄气”,甚至以“高校改革之难”相问,可见四老忧心之重。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看来极有意义和价值的事,终于还是“由于某些原因大大推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得从民国以来浙江大学曲折的办学史中寻找答案了。

·贰·

民国时代的浙江大学,具有崇高的办学声誉,是一所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1936-1949年间,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此时亦是中国大学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动荡岁月。在抗日战争的恶劣环境中,浙江大学自杭州西迁,一路向西,先后在浙江淤潜、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青岩、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还在浙东创办龙泉分校,历尽艰辛。尽管如此,竺可桢领导下的浙江大学却奇迹般地凝聚了包括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等在内的大批杰出师资,后来当选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者有20余人,培养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谷超豪、程开甲等数量庞大的优秀学子,其中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者亦有20余人之多。尤其是在遵义、湄潭办学时期,求是精神照亮了无数师生的心灵,师生在破庙之中、桐油灯下,认真备课、研究、学习。许多老师都在这一时期创造了杰出的科研成果。王淦昌就是在这一时期,在完全没有实验条件的条件下,天才地提出了探索中微子的实验方法。

20世纪30年代,在国际学界有一个令无数科学家着迷的课题,那就是原子核衰变时出现极小的能量和动量损失的问题。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提出存在一种叫作中微子的假设,但这一假设长期没有得到实验的验证。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物理学前沿难题。王淦昌与世界上的其他物理学家一样对这个课题着迷,并保持在文献上的不停追踪和在方法上的不断思索。他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个伟大的实验方法产生了,撰写形成《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这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论文,于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之后,美国核物理学家艾伦根据王淦昌论文中所提出的建议,成功完成了一个证实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这个实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国际物理学界以“王淦昌—艾伦实验”为之命名。此后,美国核物理学家莱因斯和考恩用强大的核反应堆做实验,终于比较精确地获得了中微子存在的确凿证据。围绕探索中微子的一系列实验,最终1995年莱因斯幸运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作为率先提出最富有创造性的探测方法的中国学者王淦昌却因为当时中国科学条件的落后,最终无缘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浙江大学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无止境的探索,大大提升了浙江大学的办学质量和学术声誉。1944年,国际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来到偏处西南一隅的浙江大学进行访问考察时,在与诸多浙大教授的交流中深深感受到了这个黔北高原之上的战时大学,竟然是一所拥有文、理、工、农、师范在内的具有很高办学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后来又于1945年创办了法学院,1946年创办了医学院,成为一个学科门类更加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他后来发文称,在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世界上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称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而同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创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则被誉为“东方的牛津”。由此看来,在世界级学者李约瑟的国际视野中,浙江大学似乎已经成为一所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等学府。

·叁·

然而,就是这样一所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却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完全拆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人才需求辐射到大学中来,就是需要有更大的招生规模。适应这种需求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在旧大学中扩大招生规模,二是建设一批新大学。可惜,历史给出的答案是第三种可能,那就是通过拆分一大批的旧大学,从而建设一大批的新大学。1952年的院系调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的一条改革路径。浙江大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由一所包含七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调整成为一所仅保留机械系、电机系、化学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四个学系的工科性大学;大量的院系或师资调往中国科学院或复旦大学等科教机构。与此同时,浙江大学的农学院独立成为浙江农学院,医学院与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文学院、理学院的部分院系与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浙江俄文专科学校、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浙江省内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农学院、浙江医学院后来又相继发展成为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在各自的办学领域内都成为具有相当国内影响的大学。毫无疑问,浙江大学通过院系调整,为全国输送了大量极有分量的学科队伍与师资力量,成为支援全国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一支重要力量。

实事求是讲,1952年院系调整对于浙江大学自身的办学与发展来讲,伤害是深刻而持久的。从一个综合性大学演变成为一所工科性大学所产生的学科生态失衡的问题,很快就被浙大的教授们所发现并困扰着他们。1956年,阙端麟、汪槱生、郑光华等一批著名教授向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提出了重建理科的要求。同年,浙江大学向高等教育部正式提出开办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的报告。第二年,高等教育部批复,同意浙江大学开办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暂缓。1958年,浙江大学开办化学系。数理化三系是传统大学理学院的三大系,三系的重建,标志着浙江大学理科的恢复。

为什么要选择首先恢复理科?工科的发展必须具有理科的支持,这是工科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其实,浙江大学率先重建理科不仅是工科发展的需要,更是恢复传统与自豪的动机使然。纵览院系调整前的浙江大学,作为“东方剑桥”的顶梁柱基本是指理学院。理学院拥有无可争辩的一流教授如满天繁星,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是理学院数学系教授,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是理学院物理系教授,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是理学院生物系教授,理学院还有贝时璋、罗宗洛、束星北等一大批名家,数量之多,阵容之强,在当时浙江大学七大院中独树一帜。因此,相对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的工科性的浙江大学来讲,综合性的浙江大学就是其重建的目标,重建理科不过是重建大学的第一步和缩影,暗喻着浙江大学不甘居后的强校梦想。

·肆·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经过近30年的调整、改革、发展,在各自优势学科门类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学科门类不全、新兴学科难以发展等因素严重束缚了各校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相同渊源的四校,加强合作、取长补短、综合发展,逐渐成为一项战略选择。1979年5月,浙江大学访美代表团一行8人,在党委第一书记刘丹的率领下对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纽约、费城、波士顿等9个城市和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14所美国高等院校,以及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原子能研究所等3个研究所和实验室。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出访的大学代表团之一。代表团回国后,起草了考察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就有关于建立综合性大学的主张,引起浙江省委的高度重视。1980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认为:

浙大、杭大、农大、医大这四所老大学基础都比较好,各有特长,尤其是浙江大学,有八十多年历史,办学经验比较丰富,师资力量比较强,学科和设备比较齐全,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但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浙大的文、理、农、医、法、师范的院、系都划出去了,现在的杭大、农大、医大就是浙大分出的院、系为基础组成的。当时这样做,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弊端:系科重叠,教学力量分散,学生知识面过窄,专业分得太细,边缘学科、新兴学科难以发展,专门学科的提高也受到限制。针对这个情况,为发挥老大学的优势,又鉴于浙大等四所学校“本是同根生”,有历史渊源,搞协作、搞联合具备有利条件,决定这四所大学开展校际协作,并通过协作,走向联合,向多科性、综合性方向发展。

7月16日,中共浙江省委批转省委教卫部《关于浙大、杭大、农大、医大开展校际合作的意见》。省委同意四校实行校际合作,认为这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发挥老大学的优势,也是改革高校体制,逐步走向联合,向多科性、综合性方向发展的途径。省委决定建立四校校际协作委员会,刘丹为主任,钟儒为副主任,刘才生、李春田及各校党委书记、校长为委员。之后,四校签订了协作协议,宣告了四校逐渐靠拢、协作办学的衷心意愿。各校之间还实施了一系列的协作项目,甚至还为“马寅初先生百岁庆祝会”举行四校联庆。然而,四校之间的平行合作并没有使四校真正走向联合,实现真正的综合发展。1989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刘丹念念不忘在浙江省重建综合性大学。4月27日,他在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建立多科性综合大学和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的议案,充分论证建设综合性大学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多科性综合大学的设置,有利于文理相通,有利于各种学科的交叉、相互渗透,有利于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成长,总之有利于面向世界现代化专门人才的培养;为了迎接21世纪的到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逐步建设三十几所多科性综合大学。

显然,在刘丹看来,浙江大学应当成为一所多科性综合大学。据张浚生回忆:“刘丹在病榻上,还对时任浙大校长的路甬祥和浙江省委副书记的吴敏达嘱咐:一定要关心四校合并之事。” 但是就操作实践来看,这样的愿望仍然迟迟不能实现。

真正的转机来自199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其间,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和浙江大学王启东教授在浙江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会上谈论四校合并的话题,提出四校合并的建议。当时参加浙江代表团讨论的分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会后,李岚清极力促成四校合并,指示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跟进落实。同年10月,朱开轩还亲自带队到浙江调研四校合并的事宜。由此,浙江四校合并办学的建议正式进入了国家层面的操作。然而,合并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迅速改变。浙江四校要实现合并,使经历几十年独立发展的四校重新整合起来,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牵涉面太广,涉及多方考量,困难重重。这也是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四位老科学家会最终联名致函江泽民总书记的根本原因所在。

·伍·

正如四老在致江泽民总书记的函中所提到的传言那样,四校合并的工作还是被推迟到了党的十五大之后。直到当年年底前,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教委《关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请示》及《关于新的浙江大学筹建小组组长人选的补充请示》两个文件才姗姗来迟地报经国务院批准。1998年3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给浙江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复函:

一、同意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校名为“浙江大学”。实行一个法人、一个领导班子、一个建制,并相应撤销原有学校的独立建制。

二、新的浙大为教育部直属高校,教育部和浙江省共建共管,重大事项以教育部为主、商浙江省后决定,日常工作以浙江省为主管理。

三、同意原属四校的在编人员、资产全部划归新的浙大统筹管理,教育部和浙江省分别拨款的投资渠道不变。双方投入的经费由新的浙大统一安排使用。在新的浙大规划建设中,浙江省人民政府应予以大力支持。新的浙大的人员编制、工资总额、资产管理、投资渠道等的具体操作办法,请教育部牵头,会同浙江省人民政府、财政部、人事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研究制定。

四、原则同意新的浙大自合并开始到2000年,除正常经费外,建设经费总投入为8亿元,其中浙江省人民政府投入4亿元,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拨款4亿元。建设经费的投入要根据新的浙大总体建设规划,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同意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按照对现浙江大学“211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意见逐年安排承担该工程建设地方配套经费6000万元。

在一对一场景的充电过程中,移动设备将来的位置只与其当前位置有关,而与其过去位置无关[12]。因此,可采用离散马尔科夫链的数学理论来分析系统性能。在基于波束成形的无线充电系统中,由于设备的移动两设备间的相对位置可能会超出波束区域,造成充电中断。此时,则需要重新扫描后再建立两端连接。因此,系统进行扫描、连接环节的次数以及成功概率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五、同意财政部从1998年起,在核定教育部教育事业费预算时,每年安排浙江大学专项经费500万元。

六、同意中组部意见,新的浙大党委书记的任免由教育部党组研究提出意见,征得中组部同意后,由教育部党组办理任免手续。同意新的浙大校长纳入国务院管理干部的范围,由国务院任免。新的浙大校级领导班子副职的任免和管理按中组部、国家教委党组《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领导干部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教党(1993) 55号)办理。

七、同意成立新的浙大筹建小组。组长由张浚生同志担任,副组长由潘云鹤同志担任。新的浙大筹建小组在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

八、收到此函后,请按有关规定抓紧落实各项组建工作。1998年5月1日前宣布新的浙大成立。

国务院办公厅的复函,对浙江四校合并后的学校校名与体制,人员与资产的归属,经费的投入与使用,校级领导的选拔与任用,以及新浙大的筹建与宣布等各项事宜做出框架规定。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的四校合并正式由动议进入了筹备阶段,各项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为加快合并进程,教育部党组和中共浙江省委员会联合成立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工作领导小组,由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浙江省委副书记刘枫、浙江省副省长鲁松庭、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新的浙大筹建小组组长张浚生任副组长,加强对四校合并的领导。从5月6日至9月12日,新的浙大筹建小组连续召开了二十次筹建小组会议,研究和推进了新的浙大筹建过程中涉及的院系组建、干部安置、资源调查、成立大会筹备等方面的大量问题,为新浙江大学的成立准备了基础。

1998年9月15日,新的浙江大学成立大会顺利召开。新的浙江大学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11个学科门类,是当时国内拥有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为建设一流大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陆·

新的浙江大学的成立,最终实现了“四老上书”的目的。如今,四老虽已陨落,但作为浙江大学的老校友,可以无憾了。然而,成立新的浙江大学并非1952年以来作为工科性大学的浙江大学重建综合性大学理想的终点,相反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目标是再现昔日辉煌,进而创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大学。这也是国家投入巨大财力和资源,重点建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少数高水平大学的期望所在。那么,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呢?

首先,一流大学要有一流学科支撑。2015年,国务院推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一流学科建设提到一流大学建设的高度,可见其地位至关重要。2016年,浙江大学举行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建设支持计划启动会,启动和部署“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建设支持计划”。通过对骨干基础学科实施长期稳定的经费和政策支持,经过两个五年时间(2016-2025年)的建设,必将极大提升学科实力水平,实现浙江大学基础学科的全面复兴,形成一批学科高峰,从而为创造一批杰出的科研成果提供条件和基础。

其次,一流大学要有一流师资阵营。如果说一流学科更加倾向于科学前沿的研究的话,一流师资阵营则更侧重于教书育人,以丰富知识与崇高品德引领学生在理性与德性上都得到健康成长,在大学讲堂上条分缕析,启发学生积累知识,探求真理。2010年实施的浙江大学教师分类管理改革和2011年设立的浙江大学永平奖教金相互嵌套,一方面引导善教乐教和能研能教的一流师资走上教学为主的岗位,更加重视教书育人这个教师的天职,另一方面通过激励措施承认教学岗位的荣誉与价值,从而更加强化教书育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最后,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管理团队。大学是人类社会组织的一种形态,效率是所有组织的一种核心价值,尤其是在中国创建一流大学这样的目标导向极其明确的大学办学环境中,如何有效组织师生员工沿着既定的、正确的轨道前进,对于提升办学效益、质量与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要注意政策对象的选择问题,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行政化走向虚无化。实际上,在很大层面上讲去行政化不是大学不要行政,而是不应行政化的院系应该回归学术本位,不应行政化的学者回归学者本位。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

余宗范回忆札记(之一)

余宗范回忆札记(之一)

(一)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宣布独立与夏超之走死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广州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誓师北征,区人民群众闻风响应,热情支援,军心振奋,敌人丧胆,不到一个月就拿下了湖南省会——长 沙,大有一举而囊括湘、鄂、赣三省之势。当时北洋军阌孙 传芳盘踞东南五省(苏、皖、赣、闽、浙),号称“联帅” (五省联军总司令)。长沙陷落前后,直系军阀吴佩孚、赵恒锡连电向他求救。孙传芳犹豫观望,按兵不动。揣他的用意:一是想保存实力,待机行事,坐收渔翁之利;二是他对当时的浙江省长夏超放心不下。夏超是文官,只拥有一二千名警察,但他暗怀割据称雄的野心,与孙传芳积不相能。平时勾结外商,收囤军器(听人说主要是木壳枪),指使警察队搞军训,还和非孙传芳嫡系的师长周凤岐①相结纳以自重。这些情况,连民间都时有传闻,当然更逃不过孙传芳的耳目。这两条该是孙传芳按兵不动的主要原因。后来北伐军攻入江西,威胁到他的统治区域,就无法袖手旁观了;于是 反常态,把看守杭州的重任托付夏超,装成对夏超推心置腹的样子,自已统率全部精锐师团,倾巢而出,奔赴前线。
可能他认为只要他在前线打胜仗,夏超是万万不敢暗算他的。在临走前,孙传芳特地留下一营嫡系部队驻扎在报国寺靠近浙江工业专门学校的地方。工专是当年浙江学生运动的中心,起着带动工运、农运的媒介作用。在孙传芳看来,这是“赤化大本营”。他的这种看法,除了概念上的形象歪曲外,也算看对了十之八九。工专确是当时共产党和左翼国民党的重要据点,即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事件以后,还是那样。(参看札记之二“杭州磁器巷七号”条)大约九月间,北伐军攻入江西,工专同学在宣中华同志②领导下组织地下学生军,准备武装起义,指定营长为傅联璋同志③,我报名参加了学生军,并经傅联璋同志介绍加入地下国民党④。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武器、弹药以及初步的训练,都不是短期间能够解决得了的。随着江西方面军事形势的发展,同志们一致认为“根据目前形势,策动敌后起义,促使敌人内部分化,是支援前线北伐军最积极有效的办法”;最后一致决定,由我们学校首先宣告独立,逼着夏超表态。这肯定是上级党的决策。我不清楚。当时我是工专学生评议会(学生会的最高组织)会长,杭州学联主席,大家致认为由我来提议宣布最合适,我也义不容辞地挑起了这付重担。
十月十八日早上,评议会发布紧急通告,在校内体育场开全校学生大会,所有老师都被邀请参加,并特别为他们安排了座位。那次参加会的大约有一千六、七百人。大会开始后,我站到露天台上发言,内容大致是说“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我们安不下心来读书,这都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勾绪在一起,掠夺和压迫我们的结果”。接下去是列数孙传芳祸国殃民十大罪状,最后建议工专宣布独立,提请大会通过。
场上立刻爆发出一片掌声,欢呼跳跃,经久不息;这时由宋坎福⑤同志带头,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网!”“打倒孙传芳!”“拥护国民草命军!”“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等等。同时我们在事前准备好的青天白日旗、小彩旗、标语牌一齐上场,锣鼓爆竹,响成一片,庆祝浙江工业专门学校独立。接下去就是游行示威,从大操场到大马路,浩浩荡荡呼啸前进,口号声前伏后起,连绵不绝。说也奇怪,驻扎在报国寺的一营孙军,居然装聋作哑,龟缩不出。下午,我代表工专同学直接进省长公署找夏超谈判我对夏超说:“我们工专已经宣布独立了,省长准备怎么办?……”夏超连声说:“我知道了,我道了,我知道了,很好,很好,你先回去吧,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以上对话,只是大意)夏超说话唯唯诺诺,对我不象客气,简直是恭敬。我见到夏超只这一次。看上去他面黄肌瘦,背有点驼,比我矮上将近一个头。他的会客室倒还简朴,中间一张长桌,配着白洋布桌毯,四周是带靠背的西式木椅。谈话的时候他至在下首的主位,我坐在紧靠他右手的位,室内没有别的人。
回校后,我向同志们汇报。我说夏超既然不敢向我们开刀,只能横下一条心跟着我们走了。果然不出所料,只不过两天,驻扎在报国寺的那一营孙军,被夏超解除了武装。夏超起义了!事后有人说:“夏超起义是余宗范逼出来的。”实际上,动员他起义是党决定的他选择走这条路子,是慑于北伐军的威力和当时草命形势⑥,我不过执行党的决定罢了。
大约在十月底,孙传芳派了一个师打回杭州。听说这个师是孙传芳手头的王牌师之一,师长宋梅村,是孙传芳的嫡系死党。夏超措手不及,勉强带着警察兵到嘉兴去应战,当然不经一击就溃散了。听说夏超死在逃窜的路上。

①周风岐。浙江人,后来投靠蒋介石,当过浙江省政府主席。
②宣中华同志,浙江诸暨人,共产党员,浙江左翼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就义。
③傅联璋同志,四川人,共产党员,浙江工专学生,十七八岁时在四川当过团长,听说南昌起义时牺性了。
④当时浙江有两个省党部,一个是共产党员宣中华同志领导的国民党省党部,另一个是西山会议派头目沈定一领导的国民党省党部。我参加的是宣中华同志领导的国民党。
⑤宋坎福同志,江酉人,共产党员,一九二六年以后情况不明。
⑥一九二七年一二月间我在广州,无意中发现有位夏超代表许宝骙先生住在长堤的一家旅馆里,当时离夏超之死已经好久了。可见夏超首鼠两端,早已和广州政府有过联系。工专宣告独立这件事,只是促成夏超不得不立即表态而已。

附录 关于1926年浙江工专学潮与夏超起义

最近,看到浙江省文史资料有关于1926年9―10月间浙江省工专学潮与夏超起义的一段记事,原文如下:“1926年10月间,学生们为了配合响应北伐军的到来,反对军阀孙传芳,支援当时浙江省长夏超的起义独立,于10月18日参加市民大会时发起名为革新校务的政治性风潮,反对校长和许多教职员,封闭学校各处所。工校历年风潮以这次为最大。因为夏超态度动摇,有些举棋不定,校中几位进步学生就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的招牌挂在省长衙门前面,以求坚定夏超的态度。不料夏超起义后,其军队在嘉兴一站被孙传芳军队所击溃,孙部宋梅村又到杭州。学校继续开学,行政当局竟开除闹风潮的学生四十余人,专门部的高年级生就都不回校上课……”(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六页)
这段记载,条理清晰,但有些情节不符:
(1)资料上讲到“名为革新校务的政治性风潮”是在9月中旬全校师生欢迎新同学大会开始的。当时我刚进工专,在大会上代表新生致答词,其中有讲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文化侵略的一段话,我说:“浙江是历来我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现在只有一所教会办的之江大学,这是我们浙江的耻辱。”我主张“把教育权收回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根除学校里的洋奴教育作风。”(顺便提一下,我在考进工专以前,是上海光华大学国学系的学生,因为反对洋奴教员史乃康,学校以“不堪教诲”为借口勒令我退学。)我主张收回之江大学,把工专改组为浙江大学。没有想到这次讲话轰动了会场。全体同学热情高涨,掌声经久不息。紧接着,同学们自动地组成了“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改大委员会。”
当时学校校长徐守桢不但不支持这个运动反而出面干涉,以致发展成对抗,这是学潮的第一个阶段。到了十月十八日宣布工专独立,驱逐校长徐守桢出校,强追夏超起义,是工专学潮的第二个阶段。就在那时,我们得知蔡元培先生来杭,住在绍兴会馆我柳昇荣同志还代表过改大委员会去敦请他出任我们学校的校长。虽然因为那天蔡先生不在会馆里而没有碰上他,又因为以后事态的发展使得我们没有能再去,但也可以说明工专学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不是没有一点联系的。资料上只一般地提到“名为革新校务的政治性风潮”而没触及“工专改大运动”与“工专宣布独立”两个基本内容,这是很不够的。
(2)资料上讲的“校中有几位进步学生把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的招牌去挂在省长衙门前面,以求坚定夏超的态度”,这个说法不可靠。因为当时进步学生的行动是由地下党领导着的,彼此间是互通声气的。如果有这回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是不会不知道的。再说,即使以后夏超打过十八军军长的番号,学生们怎么就知道夏超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呢?如果是“几位进步学生”的任意行动,夏超又恁么能够接受同学们任意给他挂上的番号呢?这都是不可能的。
(3)夏超手下没有军队。孙传芳军队回师时,夏超带着去应战的,只不过是匆匆忙忙改编起来的一、二千名警察兵,当时是否挂过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番号,这我不知道。
(4)资料上说“反对校长徐守桢,封闭学校各处所”也不确切,实际上,对校长徐守桢,同学们不仅是反对,而且是于十月十八日早上随着工专宣布独立后就把他赶出校门的。我亲眼看见徐守桢是在同学整队游行时,在高呼革命口号声中被押解出校门的。至于绝大多数教职员,同学们不仅不反对而且是非常爱护和尊敬他们的。只有个别反动分子特别是训导处的个别顽固分子,同学们才对他们有些岐视,但也没有把他们赶走。“封闭学校各处所”也不是事实。在当时急风暴雨式的学潮中,全部校务都处于停顿状态,还用得到去封闭么?为了防止极少数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对各处所采取适当的警戒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地下党的安排,怎么能说封闭学枚各处所呢?(以上我所提供献材料,如果柳异荣同志现在还在杭州电讯局,当然是最好的见证人。另外,只要是经历过那次学潮的老同学,都可以为此作证总之,在浙江是不难查明的)

(二)宋梅村的大刀队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学生离校团
(1926年10-11月)

宋梅村回师杭州事件来得如此突然,我们竞一无所知,从未想到。一天下午,我父亲①差人把我从学校叫回家②,带着惊慌的神色指着我的鼻子大骂:“畜牲!你做的好事还要不要脑袋?我侍候孙大帅,吃他的饭,你狗胆包天,敢造他的反?现在已经有人告发到孙大帅那里了,我把公事压在手,不能过两小时,就要送上去,这是军法,你懂得没有?赶快给我动身到马村③去,一点不许耽搁。”(基本是原话)这时我跟我父亲分道扬镳,他大踏步向前门走去,我立刻溜出后门,找到一辆人力车,跳到车上,对车夫说:“到报国寺大同宿合④,越快越好,我多付钱。”我明白必须跟父亲在时间上赛跑,如我落在他后面,同志们都完了。我及时赶到目的地,通知了和我有联系的地下党员我和萧澄⑤、戴尚文⑥、柳昇荣⑦、傅联璋等一行十八个人⑧随即直奔里西湖,借黄龙洞宿了一宵。事后听说,就在我们离开大同宿舍之后不久,有一连孙军包围了那个宿舍,他们扑了空,一个人也没抓到。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奔西向山地转移,过金鼓涧,遇见位老道,得知我们是避难的学生,把我们引到一处密室是间十来平方米的木板楼房,要通过神像后面的暗门,摸黑爬一乘扶梯才能到达,外人是无论如何发现不了的。老道每天供应我们三顿饭,还答应帮我们把风。我们得到这样个隐蔽处所,当然喜出望外,暂时安心下来了。我们开始考虑工作,时常三三两两趁游艇进城,拣僻静处上岸,绕道到湖滨体育场的小图书馆门前跟城里的同志碰头。这时我们才知道孙传芳已经悬重赏通缉我们了。同时孙军成立了“大刀队”,到处搜捕“赤化分子”,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用大刀砍杀,悬首西湖商场示众。我们有一位好友汪新田同志⑨就是被孙军砍杀、枭首示众者之一。我们还知道原先被我们赶出校门的工专校长徐守桢已经回校⑩,宣布开除了四十几名同学的学籍,我十八人也在其内。北外,也有不少同学因同情我们而自动退学的。为了扩大影响,继续向反动派进行斗争,我们决定联合被开除的同学,以及自动退学的同学,秘密成立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学生离校团。尽管名义上有了这个组织,并得到地下党支持,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的情况下,事实上我们竟无法开展工作。
一天夜里,老道上楼告诉我们,傍晚来了几名暗探,追究我们去向,好不容易被他支吾开了,怕再来不好应付;我们也怕连累老道,决定转移到别处去。可是我们还能向哪里去呢?当天晩上,我们决定由萧澄同志进城向宣中华同志汇报并请示。第二天一六早,萧澄回来说:“省党部(指左翼国民党)决定叫余宗范同志代表我们离校团和杭州学联(我是学联主席)去广州向中央党部汇报情况并请示。”同志们一致赞同,萧澄当即递绐我两份已经准备好的证件。我们随即告辞老道,离开金鼓洞,奔向虎跑。就在那里,大家品茶为我送行。虎跑肯定不是可供同志们歇脚的场所。前途茫,他们以后又到哪去了?我就不知道了。

①我父亲叫余重耀,号铁山,当时是孙传芳的机要室主任。
②当时我家住杭州城内红门局十九号,属于嵊县工商地主前丹平的房产,前门向一条大巷,后门通小街。
③马村是一个小村庄,在浙江诸暨县,离城南约十华里的地,我母亲是马村人,要我到马村去,就是叫我躲到外祖父母家里去。
④大同宿舍是工专同学宿舍,很多地下党员都住在那里,我是寄宿生,也在那里住。
⑤萧澄,四川人,共产党员,工专同学,“四・一二”享变后被国民党通缉,当时任中共浙江省书记,我在1927年7月间和他在杭州分手后一直无消息。
⑥戴尚文,号乐山,四川乐山人,共产党员,工专同学,”事变后被国民党通缉,月间我和他在杭州分手时,他任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工作积极努力,没有听说发生问题。解放前,从上海报上看到有个戴尚文任XX航空公司一个小办事处的主任,当时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后来偶然在飞机场撞见过,没有谈话。
⑦柳昇荣,又叫柳劲秋,柳映堤,浙江兰溪人,共产党员,工专学生。他是走读生,不住校,当时是我过他家去通知他一起逃跑的。 “四·一二”事变后被国民党通缉,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宣传部长。7月初,我们还在一起,没有发生问题。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我在杭州碰见过他。解放后听说在杭州电讯局任职。
⑧除我们十八人外,昕说另外有一路司学,是跟宋坎福同志起撒离的。那一路的情况不清楚。我们一道撤离的十八人的姓名,可以在广州中山大学1926年12月“编级测验”的档案材料中找到。
⑨汪新田同志,共产党员,当时左翼国民党杭县县党部书记。
⑩工专校长徐守桢,字崇简,曾留学美国,思想反动,就在工专宣布独立那天早上被押送出校。

浙大高工杂记

浙大高工杂记
沈善圭

每次展读浙大校友通讯都使我浮泛起对求是桥畔的怀念。我是1935年考入浙大高工〈浙大工学院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上学的,曾与浙大校友一起参加过”一二·九”时期在城站冒雨”站轨”、游行,以及随后的”驱郭”风潮,迎来了新校长竺可桢。记得竺校长就职典礼时与陈布雷、黄华表同来,三人一般清癯矮瘦,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1937年冬迁校建德,在万源当、灵济庙与浙大同学更有一番风雨同窗的情谊。浙大离浙入赣前夕掀起了签名从军热潮,刘奎斗、洪鲲、张哲民等大哥哥们振臂投笔于先,我们高工同学也纷纷响应,奔到不同的抗战前沿。有些高工同学后又考入浙大深造,成为遵义时期浙大民主运动的活跃分子,如陈海鸣、解俊民、许良英、金德椿等。
浙大高工共设四个专业:机械工程科、电机工程科、土木工程科和染织工程科。其中染织科是浙大高工的特色专科,驰名中外的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就是高工染织科校友都锦生艰辛创建的,浙大高工也有一所设备完善的染织实习工场。其它三科都由大学部的同系兼办,故都由系主任兼科主任,如王国松老师曾兼任高工电机科主任,高工部主任原亦由工学院院长兼任,如朱一成院长、李熙谋院长。竺校长接任后,逐渐与大学部分开,高工主任先由染织科主任陈庆堂兼,后由土术科主任胡鸣时兼,但教师仍大都为浙大毕业校友。至高工的体育、军训课,则与大学部完全一样,体育老师舒鸿、高尚志、赵铁都教过我们,军训教官徐树人、黄云山和韩治、刘志锐等都为我们所熟悉。
从大学路校门到求是桥的大路旁,一倒是文理学院和校长办公室、大礼堂(报国寺旧址) ,另一侧是水塘(慈湖),水源经求是桥下至体育馆〈有游泳池〉与护城河相遇。过桥为一土山与湖岸并行,约长百余米,山背即为工学院,内有工厂、实验室、教室和教职工宿舍,五幢学生宿舍楼分别以仁、义、礼、智、信斋命名,而我们高工部办公室和学生宿舍则在湖后的中式楼房〈原浙江省立一中蒲场巷旧址〉中,与浙江省立图书馆为邻,有一小门相通。
1935年郭任远校长时期实行军事管理,规定学生应穿仿照笕桥航空学校式样的校服,胸前要佩戴表示班级、姓名的标志和符号,路遇校长、教官应在七步外立正行礼,目迎目送,如有衣冠不整、礼貌不周的会被记名处分。吃饭前要集队进入膳厅,由教宫发令”立正、坐下、开动”,不准喧哗走动,并限定十分钟内吃完,发令解散。每四人为一桌,桌上有带铃的红绿牌子,要添酱油时摇红牌、要添麻油摇绿牌,由炊事员送来。膳厅中央高台上为领导和军事教官就餐席位,便于监视学生食堂纪律。许多同学不习惯于这样严格的生活管理,常借口饭菜不洁、有苍蝇而掷碗,当被教官发现时遭到训斥、记过、甚至开除学籍。
1937年冬迁校建德后,高工因省教育厅经费停发,被迫解散。我们三年级学生离毕业只差半年,闻讯震惊,尤以苏浙家乡已沦陷、无家可归者为甚,曾派代表晋谒竺校长要求绽持而未果。竺校长日记1937年11月26 日有谓”省立学校一律解散,高工亦不得不与他校一致”云云,并提及嘉兴省立二中校长张印通带二百余人迁往内地,迄今颠沛流离、彷徨无措等情。但是我们却十分钦仰嘉兴二中张校长当年这股使劲,不忍将不愿做亡国奴的莘莘学子弃之不颐,如今这二百多名学生早已考入后方国立中学和大学毕业后,蔚成人材。
经竺校长查证〈见竺可桢日记1937年3月25 日〉浙大高工原为第三中山大学〈浙大前身〉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第三中山大学的前身为浙江省甲种工业专门学校。1930年远高工改为代办,由省教育厅补助经费,但竺校长仍认为高工是大学的一部。
据竺可桢日记1936年9月统计全校学生数为大学部510人(内新生165人),高工280人(内新生116人),另初农一百多人,可见高工学生几占全校三分之一。在工作岗位上高工毕业生也多突出成就,如周传甲校友曾是国内热电厂安装专家,解放后任苏南电业局局长;杭效祖、陈乃宁校友曾是原欧亚、中央航空公司技术总负责人,陈去台湾后任民航局长,其它在发电厂、电信局、机修或制造工厂也都与浙大校友相辅相成,并肩齐进。

《天涯赤子情》读后怀旧

《天涯赤子情》读后怀旧
张羽生

有幸得到一册《天涯赤子情>> ,颇珍爱之。一则此书坊间不易购得,再则儿篇鸿文所叙之事,不少在当年余曾亲历其境,或亲予其事,并有关师长及学友各事,一一唤起对往事之亲切回忆。书一到手,便亟不及待地披阅一过。情不自禁,有感而发,凑成儿则零星随笔,明!寄怀念之惰,不过狗尾续绍之作而已。
一、追思坐故校长
余所记忆中之前校长空师可祯,在拙作《缅怀一代宗师》与《一个流亡大学生的日记摘抄》两文中具有追念记述。前文系今春因故不克参予母校九秩大庆盛典,临时撰写以为祝贺之词。惜当时日记尚未找回,仅凭苦思追忆搜得,不免有失实之处。今所需补充者,系据1936 年4月25 日笠校长到校视事之纪实。节录堂校长讲话中二三点办学方针z1. 聘请学德高尚的好教授。一个大学的名声,全靠有没有好的教授,才能教育出良好的青年。但有了好教授,学生应该专心字业,不宜时!13 学潮,致他们不安于位。

  1. 扩充设备。有了好教授而没有良好设备,也不能使学生安心研究。美国哈佛大学一年要购五六万册图书,而浙大图书馆当时藏书总数也不过如此。
  2. 建筑校舍。浙大校舍之差,全国所有国立大学中,找不到第二个可与伦比。校舍固然不必怎样奢华,但象浙大这种将倒下来的破旧房屋,简直太不象样了。
    二、祝农学院前院长卢师守耕健康长寿
    读汤冠雄校友《卢守耕教授青山不老》一文,知卢师今年事寿己九十有一矣。再观书前《台北浙大农学院泉亭旧雨聚餐留影》照片,见卢师依然不减当年风貌,不类巳届笔莹之年的老人。
    回忆母校于1935年友生驱郭任远校长学潮,农学院学生也同时驱神学博士李德毅院长,曾至省教育厅请愿。1. 936年空可损接任浙大校长,农学院亦易人,初发表为胡福梳氏,经久未到院视事,院长空缺近一学期。及1936年秋开学时,始知新院长卢师守耕已到任。时在华家池农院大j豆前侯校车去大学路,每见一身材魁梧、慈祥和善之中年长者坐私人包车来院办公,即卢院长也。余所选副组为作物组, 1938年在泰和时选读卢师所开稻作学,一次稻作实验,在华阳书院农场实习插秧,一般实验只是助教指导,而比次卢师亲临指导,实为难得。1939年在宜山选读高级育种一课,卢师学识渊博,讲解精辟,深受同学爱戴。尤以高级育种多当时新材料,如米丘林学说,实为卢师首先介绍者。1942年卢师与孙师逢吉等途经贵阳时,贵阳浙大校友会农院校友设便宴接风钱行,是为余与卢师最后一次会晤,面距今不觉四十又五年矣。
    三、诲人不倦的梁老板
    当年浙大同学有一习惯,每称系主任为老板〈但当面从不如此称呼)。不仅无不尊之嫌,且见亲切之感。梁老板者,即余在校四年一直为农经系主任之梁师庆椿也。
    余考浙大时-,选读农社系,旋改农经系。当时该系录取人数凡十余名,入学者亦近十人。但四年中退学或转系转院之人颇多,及至泰和,仅余与前届休学后复学之张家驹凡〈现在浙农大〉二人。古文二八级在梁师门下自始至终受业者仅余一人矣。先后选读其所授农产运销、统计学、农村调查、农业金融诸主课,并参加农经学会与农经讨论各活动,直接受其教益良多。梁师学识丰富,教授有方,治学严谨,在农业经济学界享有权威。所著《世界粮食问题>> ,为商务印书馆列入星期标准书。
    梁师除精于专业外,其他方面知识亦甚渊博。如1936年美国诗学权威文温斯来校讲学,听者甚众。讲毕提问者亦不少,而农院教授提问者,仅梁师一人。以娴熟之英语,侃侃而谈,条例清晰,使人叹为听止。
    母校迁宜山后, 1938年冬方开课,农院二年级公共课农业经济学,由梁师亲自授课。余与家驹兄在毕业班,每于无他课时去旁听,从不缺席。某日上课,时间已过二十分钟,梁师犹未至,听课学生凡五十余,无一知梁师请假者,亦竞无一人离开教室。原来其时梁师得中山家中来电,告知其封翁在空袭中遇炸亡故,梁师阁噩耗,衷痛之余,只得临哇售假,待布告贴出,学生咸已集中教室,故无一人知之。
    梁师所授农业金融,一次月考,嘱我等须以英文答卷。
    批改后发还试卷,以红笔仔细改正文法错误多处。梁师尝谓人言读农经系易,反之即证其所攻系之难。实则要读通读精农经系,并不比任何一系容易。
    阅高德根校友《祝梁庆栋老师八秩大寿》一文,始悉梁师母于四年前不幸仙边。犹忆1937年春某夜,余从邱午庭兄之约,与大一大二农经系同学忆往梁师寓所,请教读书治学方法,梁师母亲:;二广东名点鸡粥款待之情。益有经久难忘者,1938年母校自泰和三迁宜山,余受梁师之嘱,与梁师等四位师长及家属相衔由导入桂,在自韶关至广州!小船上、广州至梧州与梧州至柳州轮船上,与梁师一家旅途共同生活之情景,虽时隔半个世纪,梁师母之音容,似犹历历在目也。其时梁师一家途中折返中山故居,不意竞为梁师父于最后一面。其后至1939年元旦,梁师嘱余与二九级吴大1.! ? 兄乘自行车去宜山远郊农村战地儿童保育分院〈系宋氏姐步所办,但不知为孙夫人抑蒋夫人耳) ,接洽以太老师之名扫赔款项并设梁父奖学金事宜。
    余与梁师最后一次通讯,系1944年在贵州镇远时。梁师时已改任中农行经研处长,该处办有一农村金融刊物,已忘其刊名。余曾以《贵州之农村倍贷》一文寄去,后去函索取载有该文之一期,梁师原以事冗忘之,即复函寄来刊物并稿酬。此后梁师去美,阔别有近半世纪,远、洋重隔,难通音间,惟遥祝老师长寿而已。
    四、与孙师逢吉的一次误会
    阙孙师生吉《湘潭轶事》一文,知孙民现居美国。孙师曾为余授作物概沦及相作学二课。其间孙师与余曾有一次误会,至今记忆犹新。1938年冬某日一堂棉作课,孙师未开讲而先发牢骚。谓有人在外扬言其所讲课只是照Brown所著<< Cotton >一书照本宣读,而无何新材料,他闻知后不得不声明几句云云。最后说到任何功课,无论农业经济也好,决不能把所有教材都照搬来讲授。因当时选修棉作之农经系学生仅余一人,孙师虽未指名,但突出以农业经济为例,则不言而喻矣。余以未有此事,但既不指名,亦不便分辩。不过余未因比而不尊重孙师。
    五、笼农时期的老师长
    j在农时期,早在余入浙大近十年以前。而改迁华家池,则为余入学前一年之事。阅前辈朱学’曾学长回忆《宛桥时期的农学院》一文,足见当年农院师资阵容。余入学后,仍在校中执教者有范资、林汝瑶二师。范樊师为生物系教授,兼为农院学生授植物学,在余一届教毕后不久即逝世。余又曾选林汝瑶先生园艺学,后未开课。
    卢、孙、童、徐诸教授,当初余在校时并未知诸师系组农时期老教授之再度来院任教者。童师玉民于1936年再来农社系,改名农经系后,除梁主任外,仅童玉民与货公安二教授。但二人具不孚众望,农经系学生i边要求更换。一日去华藏寺苍童师寓所,请其自退。童镇定自若,家中置有钢琴一具,尚笑谓诸生中谁善比,有兴奏一曲否。实则堂之教学并不甚差,口佳略见过时耳。二十年代肆间农学课本书籍,颇多童民著述。但兼杂并!凉,涉及农作、育种、园艺、土肥、病虫等等,实则专长合作学。再皮米院后,亦专教合作,元以合作原理一课,大体尚可差强人意。而比后农经系除梁师外,每年要另聘新人,却每况愈下,较之童氏,更为逊色耳。解放初余在省实业厅工作,一次教育厅长俞子夷作劳动创造之报告大会上,与窒师立民运,仅含首微笑招呼,后即未闻其所之。
    徐!步师与童相似,教特用作物。教材陈旧,而言之11内呐,一口江山话,不易听筒,人望亦不甚佳。后去英士大学。
    余离校后,究;火时期老教授再度来院者,尚有蔡邦华、吴耕民、官另与:先生。蔡在22 义时按长发院、吴任园艺系主任、宫’则于胜利复员杭垣时始再来院任农经系主任。三民余均未亲炙教益。惟苔’另师则于四十年代初即识, 1940年蒙梁师介绍至中农所黔站任事,站之农经系主任即信氏,故有上下属之关系,凡三年。胜利后雷主持母校农经系,信I 数度为余谋职助一臂之力,以是过从较密,类师生谊。1979年余去农大会家驹凡,据兰芳师已故。
    六、健忘的关教务长
    潜柏西校友撰文中谈到在浙大老师中,有两仕益师记忆力惊人,即体育主任舒鸿老师与理学院长胡刚复先生。余则记得尚有一健忘之老师,即教务长郑晓沧老师。
    郑师与余既有乡谊〈海宁人) ,也攀上点戚桩,故久耳其名。余念高中肘,曾读过其所译之《小妇人》、《好主:子》等美国小说,其译笔之细腻流畅,素所钦衔。时余家藏有《修学效能增进法》一书,亦系郑氏力译,余常部书阅读,对学习方法大有祠,益。入浙大后,在杭时虽无缘进氓,至泰和却曾去其寓所拜访,叙过乡谊。后学校迁宜山,一日余为贷金事造访,彼正书函,未彻l 长袍,见余至,亟入室更衣,既而殷殷劝坐,若不识者。坐下询余姓名家乡,余告’. 45 •之。泣不元惊i宅日t ” 汝即张羽生乎?否!汝非羽生。否则吾何为不识?汝似有异于前之所见。”其记忆力之差,较之舒、胡二师,相距甚远。
    七、健谈的胡刚复院长
    胡刚复院长不仅记忆力惊人,其健谈亦闻名全校。施昭仁学长与潘柏西校友均已在文中提及,余亦有同感。
    余与胡院长因隔院而向无交往,但在宜山有一次因事去拜访。时胡方由泰和返回宜山,问了我许多事,还与我讨论写论文之事,从农民银行放款谈到信用合作社问题,进而谈到德国土地抵押银行、中国的土地法。在我印象中,不仅是个物理专家,简直似农经系的导师一般。告辞时走到楼梯口,还拉迁我说长道短,我却一直找不到插嘴机会。胡民随笠校长来校前,余久已耳闻胡氏三兄弟〈另二为胡明复、胡敦复) ,这仅有之一次渴见,完全没有陌生的感觉。
    八、宛|供铁蹄下西方一美人
    1939年春,二八级会在宜山举行全会,工院级友高昌瑞凡以灯i迷八则供同学猜射,各打级友之名一。本题所用二句,系其中一则谜面上之末二句。设问”红察奔绝尘, 青驰嘶长鸣,宛iit? 铁蹄下,西方一美人。纱红续与青-3总为二名马,于日”冯”字P 西方一美人指好莱坞红影星葛莱泰·嘉宝。其姓与否级加保学灿之名同音。其:这底即冯加保也。
    冯姊与余同期考入母校,攻蚕桑,同年在宜山毕业。性沉静,语每有羞涩之状,衣若亦朴素,类古代闺秀。四年中从未见有男同学追求加保。其为龚粥学长之夫人,余至毕业后五年( 1944年)始知之。其时余在贵州镇远。龚到兄为1937年农艺系毕业,高余二级,向少往来。是年日寇西侵入黔,某日,一少妇抱一幼儿骤来余舍,视之出乎意外竟为加保姊。原来龚兄当时在中农所替自站〈在金枉,与镇远相近》任职,余二人原来同为中农所人员,而一在湘,一在黔,竟, 未知之。及加保姊自芷江来镇远,始知二人已结为优棚。其时敌骑深入独山,而湘省日军尚无西犯之迹象。龚兄为安全计,追加保来镇远央余代为觅一定居之处。时余已辞去中农所职,改入教界,龚何由知余在镇远,且知余寓所,已无暇询及。其后结果如何,余已全忘,但加保姊卒未在镇住下。
    :兹阅龚凡<( ;~朋自校友年会来>> ,不悉夫妇二人有否忘却比段历史?
    九、参加钱江炸桥的几位级友
    1 ‘9 37年冬日寇铁骑迫近杭州,母校仓促迂严〈建德旧为严州府) ,时|略闻吾级工院数同学参予爆炸钱江大桥以阻日-军南下一事,而未悉其详。今阅刘奎斗级友《怀念并肩作战打游击的九位同学) (文中补i,己,实为12人〉一文,方知底,细。虽系工院同学〈除程民德兄为数学系外) ,因其中九人具为级友,且在1936年夏南屋桥集中军训时同处,故皆熟悉。至今尚能忆其名,且当年风貌仍留在脑际者有刘奎斗、洪银、汤兰九、丁而昌、李建奎、程民德、王家振七人。当年一起军训时,主任教官徐树人每次呼同学名,及汤兰九时,读音似”打兰球”,因而汤兄得一雅名,更易记之。阅刘文知汤凡已故,为之扼腕。洪短、王家珍二兄在1982年八十五周年校庆时均会面过(闻程民德凡其时亦在,情未见),俱己一别数年,皆垂垂老矣。非经介绍,已不相识。
    十、”临渊羡鱼”徐守训
    |涌徐守洲学长在85周年校庆大会上讲话稿,及撰文《校庆来去>> ,还能想到徐学长当年风趣。徐学长为二七级农化系生,多才而幽默,会口技,善作画等。渠尝谓吾之名按古语”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难免有”守株待兔”之嫌,故不之喜,然迄今终未更名。徐学长本应在泰和毕业,但到宜山见其仍在。如1939年春日机大炸宜山后,余央其在纪念册上赠词,他作一敌机炸宜山之画应之,敌机俯冲、炸弹下堕,标营起火之状,极其迫真。纪念册已失,余曾将此画剪贴1939年日记本上,亦失落无由找回。( 1939年日记本亦曾记下敌机轰炸经过,但无蔡致模校友《随校西迁记》一文所叙之祥。历述一同学避炸二易其地之情,余亦有同样遭J里飞A二丑。”余初意徐学长之去宜山,或系休学后复学,但自杭州至泰和,一直见其间在,且余所保藏之1939年初夏欢送农院应届毕业生同学在庆远农场留影上,并无其人。若是当时留校为助教,则仅知是届农化系留助教系朱祖祥兄。余之记忆力衰退如此,不复能解此i运矣。八二年校庆会上,余尝思面询以释疑。但相别近半世纪,相连亦不相识。校庆大会讲话时,文娱晚会操作电脑表演时,均未悉这位远涉重洋专程回娘家来之贺客,即徐学长也。后农院校友去华家池联谊,经介绍始识之。但彼时人众,他应酬甚忙,匆匆邂逅,未!;民交谈。
    十一、骑马跑回记趣
    韦人坊’学长在《大学路运浙大点滴》一文中所述驹马一亭,使余囚i乙起1936年骑马堕入水田之趣事。初入学时,字!3校长对大一学生实行严格之军事管理,曾扬言军管之旨,在训练每一学生能掌握特务技能,因比人人均需学会lii5 射、ia泳、驾驶〈汽车〉等术。并自上海跑马厅购囚淘汰之马数匹,事ff养于华家池,供学生习骑。但因驱郭后郭己离校,军训1\ ì果从未有一次马术练习,且大一时住工院信斋宿舍,亦无去农院上课之机。仅于2月18 日去华家池试骑一次,感觉尚良好。20 日余正在化学实验,时驱郭兼驱农院长李德毅,郭虽不再来校,而李则时或潜来农院,为一学生所见,乃召全院同学去包围李,要其答应不再来院,李答以三时许与学生见丽,级代表来召余去,乃停止实验而往华家池。至则为时尚早,应l!l~ 午庭与邱鸿钧二同学之邀至马房习骑。余所骑二号马性较烈,不服御,而习骑人多,骑师不暇一一指导,任由骑去。将走近田膛,对面一马返回,适于足脱蹬,马欲随其伴回马房,疾奔,将余摔入滕旁水田,全身泥浆,辛未受伤。设或摔入塘,或驰骋于马路上,必将酿成大祸。何幸得4女11 韦兄之纵马西湖之滨哉?此后余不再骑马。

地理与水利——兼论办学

地理与水利——兼论办学
朱鹏程(1941)

浙大各院各系都培养出大批人才,也出了不少杰出人才。本文主要举例说明大学之中,各院各系息息相关,而为一鉴体。
1935年竺可桢就任校长后,在1936年即创办史地系,在全国各大学中,地理系本来很少,史地系应属首创。史地系拥有十六名教授,为其他各系所欣羡不已。轰轰烈烈抗日战争期间,史地系教授张其陶、顾毅宜等,以历史与地理的观点,纵论抗日战争的形势与前途,鼓舞着全校师生抗日的意志,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本来作为国民,无祖国河山、历史的认识,何米热爱祖国的热情,本文所欲言者,倒不是这一类众所共知的事实,而要讲一点大部份校友未曾注意到的事迹。
当时任教地质学的叶良辅教授应是开创中国近代地貌学的老前辈。因为笔者不是史地系学生,以下所述,仅系片断,望熟知详情者,予以更正。叶先生体弱早逝,生前在浙大任教期间, ;首先后培养了一批研究生,计有丁锡址、沈玉昌、杨怀仁、施雅风、余泽忠、陈吉余、冯怀珍等,现在都是全国若名学者,卓有贡献,诸如施雅风对于西藏冰川的考察研究成果,及提出了利用天山雪水,开发大西北水利资源的宏伟识想,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员,在研究防治冰川,冻土、泥石流工作中,起着骨干工作。陈吉余在长江、河口的整抬工作中,他根据长江河口的发育过程,制订了长江河口的整治原则,也是一般水利工程师所达不到的。沈玉昌对于河流地貌的研究,在国内也起到了开拓作用。
远在Hr多年前,笔者开始认识到地貌与水利工程的关系。譬如在研究黄河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对于渲关上游的淹没浸没等影响时,则在自然情况下,边关的卡口作用,对于黄河洪水的倒灌渭河,必然要引起渭河河口的淤积,造成秦川百里的肥沃土地F 三门峡水库抬高水位以后,应以天然洞道的淤积情况,作为渭河河口淤积研究的基础。又如黄土高原的阶地, 是河道下切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各阶地高程纵向联线,应是河道冲刷形成的自然坡降。诸如此类的情况很多,不胜一一列举。
最近在研究海滩挖槽引水作为电厂冷却用水时,又碰到工在波浪作用下近海的地貌问题。一般水利工程师,往往只能就事论是,局限于一事一物。工程建筑、设计,如果不能宏观地来观察问题,就不能作出很完善的工程规划。水利工程与地貌有联姻,只是科学技术部门之间相互关系实例之一。
其实,水利工程也离不开历史的研究。1940—1950年在浙大任教的谭其骤教授,在这方面很有研究。譬如黄河的治理,大禹治河是人所共知的,东汉有贸让,西汉有王景,明有潘季驯。假如没有对于古人治河思想原则,有一个系统的历史性总结,要对黄河治理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也是不可能的。长江、珠江和其他河流何尚不如此。
回忆到抗日战争时期,国学大师马一浮作词的校耿,立在些气魄。气魄以何而来,是文学陶冶的结果。我个人数十年来的体会是,搞文学、历史、地涩的人,其视野、胸襟和气魄都要比搞理工的人远为开!泪。宏观是事物微观作用的综合反映,宏观决策要有微观因素的作用为基础,显然单个微观因素起不了作用的。此所以文、理、工、农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所以大学应如百川汇海,方成其大。
回忆当年,在天目山、自鸳洲、太原书院、宜山标营、遵义师范,文理工农,不分彼此,青灯之下,共同砌膛,师生相处,宛若家人。文理学院人数少,更其如此,所以人’才辈出。更有甚者,在艰苦的岁月中,患难相共,师生之间友情胜于父母与手足,真是名符其实的”母”校。
大学培养出的人才,应有宽旷的视野,宽大的胸襟,宏大的志气,以国家、世界的重务与使命为己任,大学有如大熔炉,各院各系师生在其中冶炼而成合金。当今世俗,以实用与经济效益为重。惟恐大学将不成其为大学,而为专科学校。所以我主张理工学院学生,中文是必修课程以外,还要选修人文科学两门。诸如中国通史、地理概论、文艺修养等等。则每一个资质本美的学生,经过数载的陶冶,如玉之受琢,终成大器,大有别于为追求物质享受的世俗焉。

战地服务团往事回忆

战地服务团往事回忆
巴西圣保罗州·梁德荫·

一九三七年因为战事的发展,学校从天目山、建德、泰和:再事内迁,至广西的宜山,临时校舍一部分建在龙江边,借用标营,另一部居于城内,在那里定居了一段时间。如果战事不起变化,可能再迁回杭州,谁知好景不常,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日本军阀,对于后方不设防的城市,滥肆轰炸,竟有意无意炸毁我们的校舍,幸而无人损伤。接着战事在广西过境逐渐发生,学校为了保全宝贵图书仪器,奉准国民党教部,再行迁往内地,选定了贵州遵义为临时校址。事实上必须停课一大段时间。国难当头,同学们岂无报国之心?我辈文弱书生,充其量也只能作些宣传慰劳和医护工作。于是便由1940 、41 、42三班同学六十余人,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坐校长亲自授旗,次日出发,气昂昂地开赴前线,去战地服务。六十几人分作若干工作小组。第一站到大塘,大塘还不是战地,中午行军到达时,正值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去前线视察,见到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的旗帜,甚为高兴,召集大家列队训话,语多嘉勉,我们颇为感动。当时宿迁江,次日向战地进发。各小组都挠了慰劳品及医药设备,到各自分派的地方工作,我被派到头’阳,同组的有庄自强、华是1 增,还有范文涛、周敏先、钱炜几位女同学。宾阳附近村洛因战火所及,十室九空,人口极少,所以我们工作对象大部分是军队和伤兵。我们作一些分友慰劳品和简单的医护工作,空时与士兵相遇,听听他们内心的感觉。一般说来,觉得敌人配备优良,正面作战较为吃亏,只能利用熟悉工的地形,凭险奇袭,靠着爱国热情,艰苦支持, 引敌深入后,敌人兵力分散,物资供应困难,疲于夺命时,我们便有• 胜利的机会。话虽如此,但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艰苦而漫长的路程,不知多少人家破人亡,前途迷蒙。何日能见天日,谁也不敢预料,但大家同仇敌f气,并无悲观失望的感觉。
我们在宾阳居留十天左右,宾阳的天气甚是温和,景色宜人,有类江南,也类成都。我们在工作完毕后,也喜欢欣赏傍晚的景色,红色的晚霞,迷蒙的远山,有时让我们忘记这是在战地上。
一个晴朗的早晨,华慰增和几位女同学去医疗站工作,我与自强预备再去找附近的居民谈谈。我们最后出门,才走到近郊,便遇到日机轰炸和扫射,只好隐伏在低洼的田梗旁躲避一时。谁知一伏便是三小时,敌机始终轮番轰炸扫射,一批去了一批又来,我们无法抬头。这时有个背枪的中国军人气急败坏地退下来,一边跑一边说=”敌人来了快走吧。”我与自强稍一迟疑,应如何去留z 就听见一人吹军笛声,我稍一抬头,便有排机枪对我指a 撑弹击中我面前的土梗,砂土顷我一头一面,我们相互观看滚而未受伤,然后决定突围。
既然不能汕j毡,只有一路翻滚向后移退,我见不远有一片更低洼的田地,使一跃而下,这时已较安全了,自强则从另一方而隐去。我们曾有约定2 若是失散时,就在迁江聚面。我连哎兼程, 二日后,抵达迁江。到了迁江已有数位同学先我而至,白强并不在其中。在迁江停留数日,同学们都己到达,只缺戴行钧一人,在迁江大家商定留一、二人作联络,由洪战凡再化装重至战地寻戴君下落,余人则向贵州遵义新校j主集合。到了遵义,洪蛇兄也回来了,未能寻获戴君,事隔月余,戴君音信毫无,大家都认为行钩己杀身成仁。在极度悲痛的气氛中,召开了一个追悼会,全校师生都来参加,由吴恕三写了挽歌,刘颂尧制谱,内容沉痛悲壮,深切动人,会中歌毕,大家均已泣不成声。‘ 沉痛的心情持续半年,戴行钧竞自后方辗转回校,于是大家高兴欢呼,戴烈士回来了,悲痛一扫而空,以喜剧结束了。
当年战地服务团的伙伴们多己老大,先是张宗骥、吴恕三的病逝,继而范文涛的病残,最近更有蒋鸿宾、庄臼强相继逝去。人非草木,心能无伤?对当年的伙伴们,我十分怀念,请接受我遥远的祝福吧!
(原载浙大1941届北京校友编”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