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华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栾殿武

武藏野大学 环球学院,日本 东京 135-8181

栾殿武,男,武藏野大学环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比较文学,近代留日学生史。

摘要:本文以现存的《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日华学堂日志 第一冊》(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改 学堂日志》(1899-1900年)以及其它相关资料为基础,阐述日华学堂成立的过程并通过分析课程设置和宿舍管理,探讨日华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日华学堂与嘉纳塾以及成城学校并列,在早期清国留学生预备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还在课程设置和宿舍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留日学生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

关键词:日华学堂;清末;留日学生;高楠顺次郎;宝阁善教

引言

1896年,13名清国学子来到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的监督下学习日语,翻开了近代留日学生的历史篇章[①]。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留日学生人数增至8,000名,1907年达到最高峰,人数猛增至13,000人[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留日热潮的开端。

谈起清末学子来日留学的预备教育,以弘文学院最为著名。嘉纳治五郎在前述的嘉纳塾之后,为了接收清廷公使李盛铎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的学生,于1899年10月在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目二番地开设了亦乐书院,聘任三矢重松为主任教授,监督并教育5名学生[③]。1902年,北京警务学堂派遣数十名学生留日,亦乐书院便将校舍迁移至牛込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地,改名为弘文学院,后又更名为宏文学院。为了适应清末大量学子涌入东京留学的需求,弘文学院增设了5所分校,接收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进行日语和“普通学”的预科教育,规模兴盛一时,至今也广为所知。

但是,在弘文学院创建之前,还有一个专门从事中国留日学生预科教育的日华学堂,至今并未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该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也未得到充分探讨。日华学堂成立于1898年6月,以对于清末留日学生进行速成教育为目的,教授日语和普通学,是一所为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预备学校。日华学堂由高楠顺次郎[④]担任总监,受外务省委托而设,虽然学堂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曾经在此求学,是一所值得关注的教育机构。

高楠顺次郎(1866-1945)

日本最早阐述留日学生教育史的论述是松本龟次郎的〈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⑤],他在论述第一期留学生教育时未曾提及日华学堂。不仅如此,就连〈史话 高楠顺次郎〉[⑥],《高楠顺次郎先生传》,《雪顶·高楠顺次郎研究 其生涯与事迹》等阐述高楠顺次郎生平的著作也没有涉及创立日华学堂以及清末留日学生的教育,仅在附录的年表中“1898年的部分”写道“此时,设立日华学堂,监督支那学生”。由此可见,高楠顺次郎设立的日华学堂以及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理解。

因此,本文将以现存的《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日华学堂日志 第一冊》(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改 学堂日志》(1899-1900年、以下统称《日华学堂日志》)[⑦]以及其它相关资料为基础,阐述日华学堂成立的过程并探讨日华学堂在早期留日学生教育中所起的作用。

  • 关于日华学堂研究史的概略

以日华学堂为研究对象的先行研究,据笔者的管见,主要有以下主要论述。

最早介绍日华学堂的论文是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五)〉[⑧],实藤在文章中根据《日华学堂章程要览》,介绍了日华学堂开设的时期、宗旨、开设的课程以及25名留学生的入学时间和姓名[⑨]。而且,实藤在〈日华学堂的教育——留日学生史谈(五)〉[⑩]中,公开了《日华学堂日志》节选,同时参照宝阁善教的日记《灯焰录》(1898年)和《行云录》(1899年),进一步分析了日华学堂的教育。

吕顺长在《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的〈第八章 浙江早期留日学生〉中,以日华学堂创立的时间和浙江省出身的学生为主,介绍了浙江早期派遣留学生的经过以及这些学生在日本学习以及其后的经历,特别是对于汪有龄等求是书院出身的4名学生的调查详实,对于理解《日华学堂日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孙安石在《留学史研究的现阶段》中整理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收藏的相关资料的目录,其中有很多涉及早期清国留学生的资料,日华学堂的学生又受到了学界的瞩目。其后,柴田幹夫翻刻了《日华学堂日志》全文,发表了题为〈《日华学堂日志》1898-1900〉的论文[⑪],日华学堂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⑫]

  • 《日华学堂章程要览》

1898年,浙江巡抚廖寿丰决定挑选8名学生,派遣到日本留学。同年6月,4名求是书院[⑬]的学生和4名浙江武备学堂学生来到日本[⑭]。《读卖新闻》(1898年6月10日)曾经以神户发送的电文“清国留学生到来”为题报道了学生们9日晚经海路离开神户,而且12日又报道了学生们的姓名[⑮]

最初,他们住在目挽町二丁目的厚生馆,外务省特派候补翻译官酒匂祐三每天为求是书院的4名学生讲授2个小时日语。随后,高楠顺次郎受外务省之托,在本乡区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租借民房,聘请中岛裁之[⑯]为堂监,监督学生学习日语和普通学(算数、历史、地理等),这就是日华学堂的开始。外务省委托高楠顺次郎创建日华学堂的原因是1898年3月2日,高楠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同时兼任逓信大臣末松谦澄的秘书,因此受到外务大臣的秘书三桥信方的委托而创建了日华学堂[⑰]

《日华学堂章程要览》(《皇朝蓄艾文编》第16卷所收 上海官书局  1899年6月)

日华学堂的宗旨是“專在教養清國學生。務使學生從速講習我言語。諳熟我習俗。並修普通各科之學。而為治專門各科之地步。以期培成其材。”[⑱]由此可见,日华学堂是以学习日语和普通学科目为主的预备校。根据招生简章介绍,日华学堂的课程“分為二科。一曰正科。一曰另科。正科分為普通預備科及高等預備科。另科分為預備撰科及日語專修科。”所谓另科即是别科。

普通预备科正科的学制为两年,是进入高等学校(高中)和高等专门学校的预备课程,课程以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为主,主要补习中学的基础课,即所谓的普通学。

高等预备科正科的学制为一年,是进入帝国大学各个专业的预备课程,主要教授法学、文学、工学、理学、农学等各种专业课程的基础。

预备选科的学制无年限,一般大约两年为期,主要是为在正科学习的学生速成专业课,达到尽快进入帝国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的水平。

日语专修科专为学生速成日语,学制为一年。

以普通预备科正科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例,具体如下:

前學期                         後學期

日語說話十二點鐘日語說話讀書八點鐘
 讀本六點鐘 作文文法 
 文法三點鐘    
算學算術三點鐘英語說話譯讀九點鐘
    作文文法 
歷史萬國史三點鐘算學算術 六點鐘
    幾何  
輿地學萬國地理二點鐘輿地萬國地理 二點鐘
   博物植物學 二點鐘
每一禮拜 計二十九點鐘每一禮拜 計三十點鐘

普通预备科第二学年课程表

前學期                         後學期

日語作文文法五點鐘日語作文文法五點鐘
 譯讀  譯讀  
英語會話譯讀七點鐘英語說話譯讀七點鐘
 作文文法 作文文法 
算學幾何學六點鐘算學代數學 六點鐘
 代數學  三角術  
歷史萬國史二點鐘歷史亞洲史 二點鐘
 萬國地理二點鐘與地地文學 二點鐘
博物物植學二點鐘博物動物學 二點鐘
 動物學     
格致格致學六點鐘格致致學 六點鐘
化學化學 化學化學  
每一禮拜 計三十點鐘每一禮拜 計三十點鐘

引自《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前出)

从课程表可以了解最初的学生学习的课程,速成的重点和每周的学习时间。

每学年分为前后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从9月5日至第二年2月15日,第二学期从2月20日至7月20日。每天上课5、6个小时,根据课程的难易度随时调整。星期日和中日两国的节假日休息。寒假自12月29日至第二年1月7日,暑假自7月11日至9月4日,但同时规定7月22日至8月20日,每天要进行2、3个小时的集中讲义。

高楠顺次郎任总监,管理学堂的资金、人事和总体运营。中岛裁之任第一代堂监(1898年7月19日-9月20日),宝阁善教[⑲]任第二代堂监(1898年9月25日-1900年10月),第三代堂监高嶋米峰[⑳](1900年9月16日-11月29日)[21],堂监负责学堂的日常管理,并记录日常工作。从现存《日华学堂日志》的笔迹推断,两部日记由不同的人记录。

现存的《日华学堂日志》

除此之外,学堂人数增加后,还增设了管理宿舍和学生起居生活的舍监。第一代舍监是田代直树(1899年3月30日-9月1日),第二代舍监是上田三德(1900年3月17日-6月28日),第三代舍监由高嶋米峰(1900年9月16日-11月29日)兼任。

根据高楠向外务省提交的《南洋公学堂学生就学概况报告》,担任各个课程的教师和一周的授课时间如下:

高楠顺次郎(英语,3小时)、宝阁善教(英语语法,3小时)、梅原融(物理、化学、会话、读解,15小时)、海野(土屋)诠教(日语语法、读解、作文,12小时)、林田源太郎(历史、英语,6小时),吉川寿次郎(植物、算数、几何,6小时)、樱井义肇(地理,3小时)、酒匂祐三(日语会话、读解,3小时)、浅田驹之助(会话、实习临时助手、物理,6小时)[22]

高楠、宝阁、梅原、樱井都是京都西本愿寺文学寮出身,而且都是《反省杂志》的同人。1898年6月,日华学堂创建之初,高楠是东京帝国大学讲师,宝阁是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三年级学生,梅原是庆应义塾文科毕业生,而且是文学寮教授兼舍监,海野和林田是东京专门学校毕业生,吉川是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三年级学生,樱井是文学寮教授,酒匂是外务省候补翻译官,浅田是彦根中学原教师[23]

从招生简章来看,正科和别科的课程安排十分工整全面,第一学年以速成日语为主,辅之以补习英语和普通学,第二学年则增加英语和普通学的学时,为升入高中和专门学校打基础。这个课程设置为其后的各类留学生学校展示了教学模式。

  • 日华学堂的学生和校舍

如前所述,日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是1898年6月入学的浙江求是书院的学生,他们是钱承鋕、陆世芬、陈榥、何燏时[24]

9月25日,汪有龄转入学堂[25]。汪有龄最初是杭州府蚕学馆派到日本学习养蚕技术的,1897年12月15日到达神户,先在大阪向山本宪学习日语,经过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孙淦的推荐,1898年3月,到埼玉县儿玉郡競进社开始学习养蚕[26]。其后,汪有龄对时事政治产生兴趣,报请杭州府知事改换专业,得到许可之后进入日华学堂,继续深造。

《读卖新闻》(1898年6月12日)

10月31日,孙淦又介绍自费留学生吴振麟进入日华学堂[27]。这6名学生都是浙江杭州府派遣或者孙淦介绍的,也是孙淦负责监督的学生。

宝阁善教与浙江省派遣留学生的合影 后排自左何橘時、宝閣善教、陈榥

前排自左钱承鋕、陆世芬、汪有齢、吴振麟 (引自『宝阁先生追悼号』中央商业高等学校,1940)

1899年1月20日,南洋公学派遣的章宗祥、富士英、雷奋、胡礽泰、杨荫杭、杨廷栋[28]入学。他们留学的目的是希望学习政治和法律。由于日语水平不同,学堂设立了甲乙两个班,分别教学。学堂的学生人数达到12名。

2月6日,自费生陈玉堂入学,他来自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兄长陈步銮是广东的富商。据章宗祥的回忆,“同居年余,无人通其语言,其人甚有血性”[29]。3月17日,自费生郑康耆[30]拿着三桥信方的介绍信请求进入日华学堂,三桥秘书受清朝派驻日本的代理参赞罗庚龄的委托,介绍郑康耆入学。

3月31日,北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以及北洋水师学堂派遣的12名官费留学生入学。他们是黎科、張煜全、王建祖、張奎、金邦平、周祖培、安庆澜、高淑琦、蔡成煜、沈琨、张锳绪、郑葆丞[31]。来自北洋水师学堂的6名学生本来为了学习海军技术留学日本,但是日本的海军省不允许他们进入海军学校,因此不得已改变初衷,进入日华学堂学习[32]。学堂的学生增至26名,达到了在学人数的最高峰,在当时超过了嘉纳塾,初具学校规模。

5月21日,自费生梁炳光和谭锡鏞希望入学,但6月2日辞退。当时,横滨有大同学校,主要接收自费留学生[33]

1898年6月,最初的校舍位于本乡区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11月27日搬至指谷町一四〇番地。1899年1月,南洋公学的学生入学,再加上两位自费生入学后,人数达到14人,房间拥挤,且学堂初具规模,便于3月30日搬至本乡区驹込东片町一四五番地。这幢建筑原是下宿屋,名叫“金花楼”。根据现存的借据,这是一幢木结构二层瓦房,一层面积是75坪3合3勺(约合249平米),二层面积是76坪1合3勺(约合251.7平米),一个月的租金为75日元。

1899年3月30日驹込东片町一四五番地
1898年11月27日指谷町一四〇番地 
1898年6月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

日华学堂的三个校舍兼宿舍

当时的日华学堂是一楼做为教室,二楼做为宿舍。东片町的校舍的图纸现在已无法找到,但是从宝阁记录的日志来分析,校舍的结构应该是一楼有门房、教室、会客室、堂监室、佣人宿舍、浴室;二楼是寝室、食堂、谈话室、盥洗室、舍监室。

刚建校时,只有宝阁一人和学生们同吃同住,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搬到东片町的校舍之后,由于规模扩大,学堂聘请舍监,专门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34]。如前所述,第一代舍监是田代直树(1899年3月30日-9月1日),第二代舍监是上田三德(1900年3月17日-6月28日)。

从1899年3月至1900年7月,这个时期是日华学堂的鼎盛期,26名学生共同生活。1899年1月20日南洋公学的6名学生入学之后,人数达到12人,为了管理学生生活,学堂按照训育的理念,25日制定了宿舍的规章制度[35]。通过集体生活,陶冶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要览》第四章规定如下:

  • 學生舉止動靜須存中國體制。併挹日本習俗優長之處。以期完美。
  • 學生務重禮節。敦尚信義。以期言行一致。
  • 凡學生自應遵照本堂所定章程以及隨時所示條例。并須聽從師長約束。
  • 凡學生在教堂時。慎其言語。舉動悉聽教習指導。除辨難質疑外。不得擅自闲談。
  • 學生每進講堂就講。及課畢退堂之時。應即起行禮。在教堂外遇見教習。亦須行禮。
  • 學生在學堂。隨時務遵規約。考試及授業之時。非經教習准允。不准交談。如有違者治罰。
  • 學生房間務宜潔淨。整理器件為要。
  • 凡在房內。以靜肅為要。不准喧嘩。看書亦須默會。勿妨別人修業。
  • 學生在房修習之時。非有緊要。不准至別人之房闲談。
  • 晨起夜寢時刻。冬夏稍有遲早。大率晨起在午前六點鐘。夜寢在午後十點鐘。
  • 學生就床必須滅燈不准闲談。
  • 一切茶果點心不准學生帶進房內。
  • 學生走街隨時留意舉措。以持體面。
  • 學生例准出外游走之外。不准出門。遇有不得已。須告明舍監允准後。方得出門。
  • 學生遇有疾病。或有事故。不能到講堂肄習者。必須報明舍監。
  • 學生遇有疾病。應即報明舍監請醫診治。
  • 學生遇有來訪人。除考察員由職員導引外。不准延入房內。只准客廳會談。
  • 以上所開學生。如有違背。應即加戒飭。再三戒飭仍有不遵。視其輕重處以謹飭停學黜退不等。

由此可见,学堂对于学生的日常生活的管理相当严格。第一条~第三条是作为学生的基本准则;第四条~第六条规定了上课时听讲的态度,行礼、肃静、禁止闲谈,规定得相当细致,这是当时日本学校教育的基本方针;第七条~第十七条是宿舍的基本规章,其中包括共同生活中需要遵守的礼貌,特别是第八条和第九条,在房间里保持肃静,看书时禁止朗读,不准至他人房间闲谈等,规定相当严格,但是如果和东京同文书院的宿舍规章比较,并没有“舍内应保持清洁,不得将东西丢弃至窗外,或者不得在痰盂外吐痰”(第七条)、“在宿舍内应保持肃静,不得唱歌喧哗”(第八条)、“进宿舍时要去掉鞋上的污泥,不得弄脏舍内”(第九条)、“在宿舍内不准随意烹调”(第十一条)等针对清国留学生的特别规定,内容属于一般宿舍管理章程之内。

  • 日华学堂所发挥的作用

1898年6月,日华学堂创建时,东京只有两个接收清国留学生的预备校[36],一是嘉纳塾。二是成城学校[37],该校于1898年7月设立清国留学生部,主要负责清国政府派遣的武备学生的教育。这个时期,清朝地方政府派遣,经由外务省接收的留学生,武备生进成城学校,文科生进日华学堂。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日华学堂印刷了《日华学堂章程要览》,交给矢野文雄驻清国全权大使50份,还交给驻上海、天津、汉口、杭州领事馆各30份,同时还托付湖北留日学生监督,盐运使衔分省知府钱恂[38]50份,而且还委托孙淦将章程寄到清国的报社,请他们向清政府相关人士和报社宣传,积极募集学生。

同时,为了扩建学堂,1899年2月20日,高楠、梅原、樱井、麻田商议修建新校舍,21日,宝阁和麻田一起去三井银行,交涉贷款建校事宜。3月7日,宝阁再次和麻田去三井银行,商议贷款之事[39]。在此之前,校舍都是借用民房,规模较大的也是下宿屋,主要以住宿为主,要扩大规模,需要建设以教学为主的校舍,这也是高楠等人下决心建校舍的基本想法。可见,这个时期,高楠和学堂的教师们已经预见到预科教育的前景,计划大规模招生。尽管建新校舍的计划没能实现[40],但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高楠等人认真办学的基本理念。

日华学堂建校后,就受到留学生教育方面的各界人士的瞩目,东亚同文会干事柏原文太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本田增次郎、成城学校干事田村松之助、王子养蚕传习所的下井盛夫、《教育时论》编辑主任辻武雄、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本愿寺理事名和渊海、文学寮长薗田宗德、同文会员中西和井深、清国留学生总监督夏偕复、亦乐书院主任教授三矢重松、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法学士田中次郎等先后来访,其中不乏留学生教育方面的重量级人物。除此之外,嘉纳塾的学生、成城学校的学生、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琨、外务省的翻译官楢原陈政,并推荐自费留学生。清国公使馆也非常重视日华学堂,多次派官员视察[41],浙江留学生监督孙淦和南洋留学生监督钱恂也经常到学堂访问,这些也反映出当时各界对于日华学堂的重视。

在学校制度方面,日华学堂的学制工整,课程科目齐全,适合各类留日学生速成的需要。在教学管理方面,有堂监和舍监,同时还制定了学生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在招生方面,学堂制作了《日华学堂章程要览》,详细介绍了学堂的宗旨、学年学期放假、学科课程、考试毕业、入学退学、学生须知、学堂沿革、在学人数等,内容翔实,制度规范。

制度规范还体现在校服,1898年10月,学堂请武田店为学生们定制了制服、皮鞋、帽子,尽管是速成预备学校,在校服方面,仍然按照正式的学校规范,这一点也体现了高楠的教育思想。

如前所述,在日华学堂学习的学生,最多的时候达到26人,除个别退学以外,大部分都进入旧制高中、专门学校、帝国大学继续深造,回国后成为国家有用之才[42]

1899年9月,7名学生进入第一高等学校学习,开创了留学生进入日本旧制高中读书的先河。其中,何燏时、陈榥、陆世芬进入工科,汪有龄、吴振麟、钱承鋕、章宗祥、胡礽泰进入法科。富士英、雷奋、杨荫杭、杨廷栋、王建祖、周祖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另外11人作为选科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和工科深造。黎科、郑葆丞进入土木工学科;張煜全进入政治科;金邦平进入农学科[43];沈琨、张锳绪、高淑琦进入机械工学科;安庆澜进入造兵工学科;張奎、蔡成煜进入应用化学科学习。

『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 陆军学生之部』(3-2530-0148~0149)

随着到东京留学的人数增加,留学生之间横向交流日益频繁,1899年秋,清国留日学生第一个社团“励志会”在东京成立,成员有44名,其中日华学堂出身的学生就有17名[44],据曹汝霖的回忆,他们定期召开学术研究和讨论时事问题的讨论会,加深友谊[45]。会员来自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直隶、安徽、广东、福建等地,其中早期派遣留学的浙江、江苏、湖北占大多数。他们超越地缘因素,萌生国家意识,根据政治主张形成了稳健派和激进派,激进派组织留日学生结成革命团体,参加早期革命运动,对其后东京青年会[46]、军国民教育会[47]、清国留学生会馆、中国同盟会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00年,陆世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金邦平、富士英、周祖培、章宗祥、钱承鋕、呉振麟又加入译书汇编社[48],参与出版月刊《译书汇编》,翻译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文献,其中,雷奋、杨荫杭、孟徳斯鳩的《法意》、穆勒《论自由》等著作。译书汇编社最初的名称是”励志会译书处”,发行人是沈翔云,但地址是在本乡区东片町一四五番地,也就是日华学堂的校舍,由此可见日华学堂的学生在其中担当主要角色。

后排左起  蔡鍔、呉振麟、冯阅模、高逸、章宗祥、曹汝霖

前排左起金邦平、陆世芬、王璟芳、吴禄贞、张绍曾、钱承誌、范源廉

杨廷栋不但参与《译书汇编》,翻译《政治学》、《政法哲学》、《民约论》等欧美法律和政治名著,同周祖培共同翻译了《女子教育论》,宣传启蒙思想,还与雷奋一起于1901年6月25日在东京参与创刊《国民报》,主张民族主义、自由平等,批判康梁的思想,提倡政治改革和革命。他翻译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于1902年以《路索民约论》为标题,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这是卢梭《社会契约论》最初的中文译本。

章宗祥翻译了《国法学》、并著有《日本游学指南》,为其后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们提供了选择学校和日常生活的指南。除此之外,杨荫杭翻译了《名学》、这是加藤弘之的《物競论》的中文译本。

译书汇编社最主要的贡献是首次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政治学或国家学以及法学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和引介西方政治学理作出了贡献。

1901年9月,清廷下旨将各省书院改设为学堂,各地陆续出现一批官办和私立学堂,教科书成为迫切需要。译书汇编社成立之后,又组建了教科书译辑社,主要翻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陈榥和何燏时虽然未加入这两个组织,但是也先后参与了翻译工作,其中陈榥翻译了《中学物理教科书》、《物理易解》、《中学代数教科书》,何燏时翻译了《中学生理教科书》[49]。由此可见,当时留学生们对于翻译和推广新知识的热情以及教育救国的政治理念。

1902年,留日学生骨干发起开设清国留学生会馆倡议时,范源廉等7名留学生组成了起草委员会,其中就有呉振麟、章宗祥、金邦平3人[50]。留学生会馆成立之后,在当时是留学生的大本营、俱乐部、出版总部、讲演所,这里负责接待人生地疏的新留学生,还为留学生升学向公使馆做担保,同时,还开设日语补习班,为刚到东京的留学生排忧解难。呉振麟、钱承鋕、陆世芬、金邦平、章宗祥作为干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1]

1902年5月,吴汝纶到日本考察教育体制时,与文部大臣以及其他教育界人士会谈,吴振麟、章宗祥、张奎在场担任翻译并做笔录。其中,章宗祥担任了吴汝纶与文部大臣菊池以及大学总长山川会谈的记录[52],张奎担任与前文部大臣滨尾新会谈的记录[53],吴振麟担任与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以及伊泽修二的会谈记录[54],他们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受到当时清政府和公使馆的重视。

日华学堂的学生,作为早期留日学生,还发挥了留学生领袖的作用,在1902年7月围绕成城学校入学问题发生的吴孙事件[55]中,留学生和蔡鈞公使发生冲突,清廷派載振到日本调查,9月5日,載振在留学生会馆面对400名留学生进行了訓諭,张锳绪作为留学生总代,代表留日学生致答词。陈榥在东京帝国大学在学期间,曾任留学生总会的学务干事。

结语

众所周知,早期留学生赴日留学是张之洞的《劝学篇》的推动和日本文武官员努力的结果[56],这些留学生绝大部分是官费生。他们受到日本政界和教育界的重视,上田万年就曾发表〈关于清国留学生〉[57],阐述了留学生教育的意义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关于日语教育的方法和教学时间的方案,还有通过寄宿进行训育的思想。高楠顺次郎是上田万年在东京帝国大学亲手提拔的年轻讲师,在留学生教育方面,应该受到了上田的教育思想的影响,而且,在日华学堂的管理方面,忠实地执行了上田的留学生教育思想。

日华学堂与成城学校并列,作为外务省指定的清国留学生预备教育机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培养了早期的公费留学生,从该校毕业的学生分别经过在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东京专门学校、高等商业学校的深造,在留学期间积极参与组建励志会和译书汇编社等团体,其中有的还是学生领袖,锻炼并发挥了领导才能,回国后则成为活跃于各界的栋梁之才。

由此可见,日华学堂的预备教育应该说是成功的。以高楠为首,日华学堂的教师大多出身于京都西本愿寺文学寮,他们遵照佛教精神热心地教育和指导留学生。

除了教育以外,在生活方面,教师们在课余时间带学生们参观东京的上野公园、动物园、小石川植物园、浅草凌云阁、飞鸟山等各种地方,让学生了解日本文化,熟悉日本的生活,同时不允许学生们出入料理店,以免学生们受到勾引,沾染上不良风气[58]。而且,宿舍中平时禁止饮酒,只有逢年过节时允许少量饮酒。这是因为日华学堂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反省会成员,他们在西本愿寺文学寮读书时就戒烟戒酒,因此他们也将这一宗旨引入宿舍管理之中,致力于培养留学生们具备高尚的品德。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高楠和宝阁等商议制定堂规,明确规定“晨起、就寝、饮食、散步”等日常作息时间[59]。而且,他们还积极寻找新校舍,从1898年7月的本乡区驹込西片町十九番地,11月27日搬至指谷町一四〇番地,1899年3月30日又搬至本乡区驹込东片町一四五番地,三易其址,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这三个校舍的特点就是都在第一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附近。同时,为了适应学生们饮食习惯,不仅订购猪肉,还派厨师去三崎町的嘉纳塾观摩[60]

而且,鉴于学生们不服水土,体弱多病,在学生人数增加后,不便带到校外散步的情况下,高楠指示在校舍内增设双杠、单杠等运动设施[61],让学生们平时在校内锻炼身体,这也是高楠贯彻新型教育理念的举措。这对于从来没有参加过体育运动的留学生来说,应该是十分新鲜的体验。

日华学堂是当时为数极少的接收清国留学生的学校之一,日本学界缺乏教育留学生的经验,三崎町的嘉纳塾的嘉纳治五郎、本田增次郎,继任的三矢重松都曾经访问日华学堂,因此日华学堂在交流经验,互相促进留学生教育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各界人士的来访也反映出当时各界对于留学生教育以及对日华学堂的重视。

日华学堂办学时代,正值戊戌变法时期,大清国内兴起新式学堂教育,缺乏教科书,日本的出版界抓住商机,积极筹备翻译出版普通学校教科书,金港堂的理事就曾发出邀请,希望听取学生们对于翻译出版教科书的意见[62]。还有一些学习汉语的日本学生来访,希望和留学生交谈[63],这些对于民间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高楠顺次郎创建日华学堂之后,又与梅原融等一起筹建日本桥简易商业夜校[64], 1902年5月,又与南岩仓具威、宝阁善教、梅原融、前田慧云、樱井义肇等一起创建了中央商业学校[65],1924年设立了武藏野女子学院。高楠顺次郎和宝阁善教、梅原融等人,都是刚刚留学归国或者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虽然热心于教育事业,但经验不足,他们通过经营日华学堂积累了中等教育和管理学校的办学经验。

日华学堂与嘉纳塾以及成城学校并列,在早期清国留学生预备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还在课程设置和宿舍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在留日学生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

注释:

[①] 这13名学生是唐宝鍔、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翬、吕烈輝、馮闇謨、金維新、刘麟、韓寿南、李宗澄、王作哲、趙同頡、翟世瑛。来日后不久4名回国,2名中途退学,3年后毕业的只有7名。嘉纳在神田三崎町租民宅作为校舍,请高师附中英语教师本田增次郎负责教育和起居。

[②] 这个数字源自《关于清国留学生教育协会员的行动》(乙秘第570号、1907年6月6日)、《在本邦清国留学生举动报告》(《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第一巻、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

[③] 他们是戢翼翬(湖北、21岁)、鄒瑞昌(安徽、25岁)、熊垓(江西、17岁)、黄大暹(四川、17岁)、李盛銜(江西、19岁)。戢翼翬是1896年来日留学的13名学生之一,此时已经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学习。

[④] 高楠顺次郎(1866-1945)出身于广岛三原,1889年毕业于西本愿寺普通教校,1890年起先后在英法德国留学,专攻印度学。1897年回国,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1899年晋升为教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日华学堂总监、参与创建中央商业学校、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武藏野女子学院院长、东洋大学校长。

[⑤] 松本龟次郎《中华五十日游记》附录,东亚书房,1931年7月。

[⑥] 前岛信次《大法轮》1951年7月刊-10月刊。

[⑦] 参照实藤惠秀和柴田幹夫翻刻的《日华学堂日记》(1898年)和《日华学堂日志》(1899-1900年)。

[⑧] 《日华学报》第62期,1937年7月。

[⑨] 实藤在其后出版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1960年)中基本收录了同样的内容。

[⑩] 《东亚文化圈》第三卷第二期,1944年。

[⑪] 《新潟大学国际中心纪要》第9期,2013年。

[⑫] 除此之外,还有徐苏斌〈关于战前留学日本的中国技术人员的研究〉、韓立冬〈《五校特约》之下的一高特设設予科〉、洪涛〈清末留日学生-以江苏省为中心-〉、横井和彦、高明珠〈中国清末留学生派遣政策的展开:与日本留学生派遣政策的比较〉、張允起《日本法政思想研究》、史洪智〈日本人法学者与清朝末期的政治改革〉、刘建云〈清末早期的留日政策与郭开文的日本留学〉、胡颖〈关于清末中国人日本留学生的研究-从留学经费的视角出发〉、拙文〈高楠顺次郎的教育思想——通过日华学堂学生暑期学习的考察〉等文章都分别涉及到日华学堂的学生。

[⑬] 浙江巡抚廖寿丰向光绪皇帝递交《清浙江巡抚廖寿丰创办求是书院兼课中西实学事奏折》奏折,获准后,1897年,廖寿丰携杭州知府林启及一批地方乡绅创办了求是书院,当年招收了“举贡生监”30名。求是书院讲求实学,是中国早期的近代高等学堂之一,自1898年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901年改名为浙江求是大学堂,1928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⑭] 他们分别是求是书院的钱承鋕、陆世芬、陈榥、何燏时和武备学堂的萧星垣、徐方谦、段兰芳、谭兴沛,其中武备学堂的学生是首批到日本留学的武备生。

[⑮] 同行的是候补知县张大镛(字声之),他和蒋锡之(字嘉铭)一起带队,参观日本各类学校之后,8月返回浙江。

[⑯] 中岛裁之(1869-1942)熊本县出身,1891年毕业于西本愿寺普通教校,同年去中国各地漫游,1892年作为外务省第二批派遣留学生再度去中国。回国后于甲午战争中做为翻译再次来到中国。1898年进入保定莲池书院,拜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为师,同时在书院教授日语和英语。不久后回国,任日华学堂的堂监,2个月后辞职,1899年1月随西本愿寺新门大谷光瑞去中国巡游,后又来到成都,担任四川东文学堂教习。1901年来到北京创建东文学社。

[⑰] 同年6月以后,高楠为了集中精力处理日华学堂的工作,7月8日辞去逓信大臣秘书的职位。

[⑱] 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皇朝蓄艾文编》第16巻所収、上海官书局、1899年6月)

[⑲] 宝阁善教(1868-1939)福井县出身,毕业于西本愿寺普通教校,1891年进入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学习。1896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历史1899年毕业于国史科。担任日华学堂堂监之后,1901年担任高轮佛教大学教授。1902年与高楠等人一起创建中央商业学校,1907年任中央商业学校主监,1935年就任财团法人中央商业学校理事长。

[⑳] 高嶋米峰(1875-1949)新潟县,出身毕业于哲学馆,早年受基督教影响提倡新佛教运动,创立新佛教同志会,提倡禁酒禁烟废娼运动,并创刊《新佛教》杂志,曾任东洋大学第12代校长。

[21] 据《高嶋米峰自叙传》的年谱介绍, 1900年9月16日高嶋搬入日华学堂,接替宝阁监督留学生,11月23日,加藤玄智推荐高嶋进博文馆,11月29日,由日华学堂搬入龟鹤馆。

[22] 浅田辞职之后由美浓田(野田)琢磨(代数)代替。

[23] 一周的报酬明细为:宝阁15日元,梅原20日元,海野12日元,林田7日元,吉川8日元,樱井5日元,酒匂7日元,浅田6日元。参照(《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陆军学生海军学生外之部》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请求号码3-2530-66)

[24] 钱承鋕,字念慈,出身于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时年23岁。陆世芬,字仲芳,出身于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时年23岁。陈榥,字乐书,出身于浙江金华府义乌县,时年21岁。何燏时,字燮侯,出身于浙江绍兴府诸暨县,时年21岁。

[25] 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汪有龄十九》(1089页)。汪是浙江省杭州府人,时年21岁。

[26] 参照《读卖新闻》(1898年6月10日和12日),其中有关于汪有龄和稽侃的报道。

[27] 吴振麟是浙江省嘉兴府嘉善县人,时年19岁。

[28] 章宗祥来自浙江湖州府乌程县,时年21岁、雷奋来自江苏松江府华亭县,时年20岁、以上为师范生。富士英出身于浙江嘉兴府海盐县,时年19岁、胡礽泰出身于江苏太仓州宝山县时年21岁、杨荫杭出身于江苏常州府无锡县,时年21岁、杨廷栋出身于江苏省苏州府吴县,时年19岁、以上4名是中院生。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和宝阁善教提交给青木外务大臣的报告(《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陆军学生海军学生外之部》,请求号码3-2520-0052)。

[29] 陈玉堂来自广东潮州府,讲潮汕地区的方言,因此和来自江浙一带吴方言地区的学生以及广东粤方言地区的学生语言不通,无法交流。

[30] 郑康耆来自广东香山县,时年19岁,当时寄居在横滨居留地221号馆。(《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陆军学生海军学生外之部》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请求号码3-2520-0074)。

[31] 黎科来自广东新会县,20岁、張煜全来自广东广州府南海县,19岁、王建祖来自广东番禺县,21岁。以上3人是头等学堂学生。張奎来自江苏松江府上海县,18岁、金邦平来自安徽徽州府黟县,18岁、周祖培来自江苏苏州府吴县,18岁。以上3人是二等学堂的学生。其余的6名来自北洋水师学堂,安庆澜、蔡成煜、張锳绪出身于直隸省天津府天津县,分别为20岁、20岁、23岁。高淑琦来自浙江杭州府钱塘县,22岁、沈琨是直隷省静海县出身,23岁、郑葆丞来自福建福州府闽县,19岁(参照《日华学堂章程要览》)。

[32] 参照《汪康年师友书札》(同前)中《汪有龄二十六》(1096页)。

[33] 1897年,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在横滨创建了大同学校,校长是犬养毅。

[34] 田代直树只担任了半年舍监,9月1日进入时事新报社。

[35]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9-1900年)1899月1月25日的记录。

[36] 1899年,柏原文太郎等创建了东京大同学校,地址是牛込区东五轩町,主要接收亡命日本的青年,蔡锷和范源廉曾在该校学习。1899年10月,东京同文书院在东京牛込区山吹町291番地成立,接收福州东文学堂的学生开始授课。

[37] 成城学校始建于1885年,是以步兵军曹出身的日高藤吉郎创建的“文武讲习馆”为主体,1886年8月改名为成城学校。该校为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校。陆军省每年为成城学校提供1200日元的补贴作为办学经费,宫内省提供校舍的用地,第一代校长是日高藤吉郎,第四代校长是川上操六,第七代校长是儿玉源太郎。

[38] 因钱恂此时临时回国,日华学堂便托付他带回招生简章。参照《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 杂之部》(3-2533-0009)。

[39] 参照《明治三十一年一月改 学堂日志》2月20、21以及3月7日的记载。

[40] 1899年初,宝阁曾经和麻田多次去三井银行商议贷款修建校舍,并选中了地址,但是最终三井银行未同意贷款。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9年3月24日)。

[41] 公使馆员廖宇春、冯氏、朱氏曾多次视察日华学堂。

[42] 章宗祥、金邦平在北洋政府出任内阁成员;汪有龄作为法律专家参与起草宪法和南北和谈;王建祖、張煜全、何燏时等在教育界先后担任校长;吴振麟、富士英、胡礽泰任外交官;杨廷栋、雷奋、张锳绪、陈榥、杨荫杭曾在政府部门任职,而且他们大多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

[43] 金邦平后从农学科退学,转入东京专门学校学习。

[44] 这17名成员是张锳绪、陆世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金邦平、富士英、章宗祥、钱承鋕、陈榥、吴振麟、沈琨、黎科、张奎、郑葆丞、高淑琦、蔡成煜。

[45] 参照《曹汝霖 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

[46] 1902年12月留日学生叶澜、汪荣宝、秦毓鎏、张继等发起成立,青年会的会约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表现出鲜明的革命色彩。日华学堂出身的金邦平也是发起人之一,他们大多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青年会是留日学生中具有革命倾向的团体,对留日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47] 1903年5月,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学生军。留日士官生蓝天蔚被推为学生军队长。清朝留学生监督和日本警方出面干预,迫令义勇队解散。同月,留日学生再度聚会,将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该会主张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以军事拒俄。

[48] 参照月刊《译书汇编》第2年第3期的广告。社长是戢翼雷奋、杨荫杭主持日常工作。

[49] 参照《江苏》第一期卷末广告。

[50] 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是范源廉、呉振麟、章宗祥、曹汝霖、程家樫、高逸、金邦平。

[51] 留学生会馆的干事是呉振麟、钱承鋕、范源廉、蔡锷、陆世芬、王璟芳、曹汝霖、张绍曾、高逸、吴禄贞、金邦平、章宗祥。

[52] 参照《东游丛录》〈文部大臣菊池谈片〉(73页)和〈大学总长山川谈片〉(77页)

[53] 参照《东游丛录》〈前文部大臣滨尾新谈片〉(83页)

[54] 参照《东游丛录》〈帝国教育会会长辻新次氏谈片〉和〈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氏谈片〉(85和87页)

[55] 当时在留日学生中,军事是热门,驻日公使蔡钧为防止革命排满,禁止各省自费学生学陆军。7月28日,吴稚晖、孙揆均等26人为此到使馆请愿,举行静坐。蔡钧勾通日警,拘留了吴孙两人。在起解时,吴稚晖跃入城壕自沉,因河水不深而遇救。此事激起留日学生极大愤怒,联名致电外务部,要求撤回蔡钧,酿成了”成城入学”事件。

[56] 文官有驻清公使矢野文雄,贵族院院长近卫笃麿等,武官有福岛安正,宇都宫等。

[57] 参照《太阳》第四卷第十七期评论栏(1898年8月20日发行)

[58]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8年8月18日和8月21日的记述。

[59]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8年11月7日和1899年1月22日以及25日的记述。

[60] 据厨师汇报,日华学堂在衣食住方面都要比嘉纳塾更加规范。参照宝阁善教的日记《灯焰录》1898年10月19日的记载。

[61] 据《日华学堂日志》记载,1899年5月17日订购体育器械,25日在学堂南面安装单双杠。

[62]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900年6月20日-21日的记载。

[63] 参照《日华学堂日志》1899年11月8日的记载。

[64] 该校于1900年6月开始筹建,10月3日晚6点正式开学。参照《龙北先生追忆集》第22页。

[65] 中央商业学校最初建于京桥灵岸岛,战后,1951年改组为中央商科短期大学,1966年改名为中央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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