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

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

游修龄

1950 年代后期,前西北农学院院长、全国政协代表辛树帜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一个议案,建议国家要鼓励整理总结中国悠久丰富的农业历史遗产,成立必要的农业历史遗产的研究机构。这个建议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当时浙江农学院院长丁振麟与辛院长同是政协委员,丁院长曾把辛院长的提案带回学校,给我看,他觉得应该考虑在浙农成立遗产研究室。辛院长每次来杭州,必探望丁院长,附带一定要召见我这个后辈,送给我他的近作,只因我写过一点《齐民要术》的小文,便承他的鼓励。到1960年时,浙江农学院和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合并,改名浙江农业大学及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由浙江省委书记李丰平兼任校长和院长(丁为副校长副院长),指示浙江农业大学筹备成立浙江省的农业遗产研究室,学校经过研究,把遗产研究室放在图书馆里,以便利用现成的资料,开展初步的工作。
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的人员编制是从图书馆抽调三名,从退休的教授、技术人员中对农业遗产有兴趣的选择四五名,共七八位组成。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以前都没有研究农业遗产的经历,但是可以从收集、整理、抄录已有的农业遗产资料开始,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当时我正从农学系调到校院合并后的科研处任处长,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归科研处领导,我本人对农业遗产研究很有兴趣,对这个研究室自然非常关心,并且也成为不占编制的成员之一。经过几年的努力,1965年出版了《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辑,《浙江农谚解说》,及发表在国内其他刊物上的农史文章多篇。
接着,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开始了,我恰好是这个研究室的主管和成员,又撰写、编辑不少的古籍文字资料,这个“农业遗产研究室”便成为典型的“厚古薄今”的活标本,给予“砸烂”,我则成为罪魁祸首;又因我翻译了不少国外的农业科技文献资料,又是“重洋轻中”的典型,有了这“厚古薄今”和“重洋轻中”两顶帽子,当时我虽然还是讲师,却也不必申请而荣获“反动学术权威”的美名,不断地挨批挨斗,这里不说了。
文革结束以后,靠边站的干部包括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也解放了,校领导让我选择,去科研处、教务处或图书馆,三者择一,唯不能回农学系,因有这两顶帽子的阴影随身,不受造反派欢迎。我想在图书馆读书最为方便,就不加思索地选择了图书馆。
到图书馆上任后,大概是积习难改吧,我又想起了农业遗产研究室,于是打报告给学校,建议恢复“农业遗产研究室”,同时鉴于原名称太犯忌,恢复后的研究室,要联系科学技术实际,把室名改为“农业科技史研究室”,简称“农史室”,获得批准,重新开张。
恢复了的农史室,编制人员很难解决,原有的二位图书馆人员可以继续,原有的退休教授都已先后作古,只好聘请校内有兴趣的教师兼职,以虚壮声势。于是我申请招收农史研究生,以求从根本上培养新生力量。当时恰好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引起国内外考古、历史、文化等领域的密切注意,我的河姆渡稻作起源论文又获奖,终于得到批准,招收了五名研究生(其中一名与蒋猷龙先生合招)。有了研究生,可以配备一名工作人员,总算添了一名编制。在培养研究生的前后十来年里,是农史室最风光的时候,对外接受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农学卷》农史分支的主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史卷》主编,中国农史学会的会员、副理事长,参加国内国际的农史学术活动,应邀去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作高级研究员等。
农史室曾接待了何炳棣教授的访谈,英国李约瑟助手F. 白馥兰女士的访谈,建立通讯交流的有日本天野原之助先生,渡部忠世先生,冈彦一先生…等。接待来访的学者有渡部武、Morishima,藤原,菅谷,…等。通讯联系的国内外学者更多。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天野和冈彦一两先生。我与天野先生从未晤面过,但承他赠我他的著作论文,彼此并讨论过一些农史问题。1991年我在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里,看到馆里收藏了天野先生生前的手稿、笔记、草稿、和来往通讯手迹,满满地排列了两大书架,足见先生生前用力之勤奋。使我念念难忘的是冈彦一先生,那年他本来是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遗传学的讨论会,会后不回国,特地南下杭州来看我,同我作了长谈,他会讲汉语,又会用中文写信,这更方便了我们的沟通。他出版过一部“Origin of Cultivated Rice”(《栽培稻的起源》),是用遗传学的角度论述的。在写书过程中,需要涉及一些中国古籍上野生稻的文献,恰好我有一篇关于中国古代野生稻的考证文章,他需要引用其中小部分的内容,一般凡是引用他人文献,只需注明出处即可。但是冈彦一先生非常认真,事先他来信征求我的同意,我回复表示完全同意,他又来信表示感谢。到书一出版,立即寄给我一本,书里对引用我的文字又表示感谢。天野先生赠送我的一本关于《齐民要术》的专著,参考引用了我关于《齐民要术》的论文观点,每引一起,注明一次,我数了一下,竟然有40余处之多。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述说这些经过,是鉴于当前国内的不少论著,引用他人文献往往不注出处,好像是作者自己的观点,说明出处或表示致谢更无从谈起,做学问不可不尊重他人的研究。冈彦一先生退休以后还同我通讯,寄来他和夫人到国外旅游的照片,他夫人病逝于癌症,他还寄给我孤身的照片。冈彦一的成就主要在水稻遗传学方面,成果累累,学生杰出的很多,他写《栽培稻的起源》只是他的业余钻研而已。
遗憾的是,农史室虽然参加校外的活动很频繁,联系广泛,它在校内的日子却不好过。原因是人员的编制矛盾。学校人事处只给图书馆一个编制总额,如何分配由图书馆作主。图书馆觉得农史室的建立,是减少图书馆的人员,影响图书馆的工作。这个问题在我任馆长时并不存在,因为我一向主张图书馆应该有研究的部分(不一定是农史研究),以带动学术气氛,提高人员素质,这其实是国际常识。但在国内不同,在我卸任馆长之后,这个矛盾就突出起来,后来的几任馆长对农史室不了解,总把它当作与图书馆无关的额外负担,只是尊重我还在带研究生,不好直言。有一位馆长通过办公室主任,对我直言农史室放在图书馆不合适,希望迁离图书馆;有的馆长除了谈论农史室不要放在图书馆之外,还宣传农史室可以取消,并不断向学校反映,在农史室取得成绩的同时,不放松拖后腿。
校长方面,有了主张成立农史室的李、丁校长,才有农史室的诞生,后来的几位校长也给予认同,农史室才能办下去。但是随着年轻化,新校长对农史的理解与老校长不同,他们目光远大朝前看,对回顾历史以史为鉴没有兴趣,再经图书馆长一反映,农史室的命运便定局了。校和馆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即农史室退休的人员,退一个少一个,不给补充,这样,最后只剩下我和一名留下来的研究生两人,我退休了,馆长便要这位研究生改行做图书馆的工作,否则,不好安排。这位研究生去日本读博士学位,得了博士回来,情况依旧,要他改行,现在他已转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很受该所的欢迎,因为该所急需开辟水田考古,寻找水稻遗址的人才,他正好符合要求,在新岗位忙着开展工作。
其实,按我的设想,浙江大学完全应该创办考古研究部门,浙江和南方的考古文化遗址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早,文化内含越来越丰富,关系中国南方古代文明的前景太重要了,需要发掘的工作是大量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力物力非常不够,有浙江大学加入开发,研究的结果,就是世界一流的,舍此不为,只把目光盯在国际一流上,不知道国际一流就在我们脚下,多么遗憾!“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也。”越想越觉得庄子这话的睿智和解惑,许多事情的遭遇都类似,又何只区区一个农史室的命运呢。

附编者回作者的信:

游先生,

您好。“前浙江农大农史室的经历”一文收到,并已上网。农史室本以研究农史为对象,今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农史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看到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地方落到今天的田地,的确有些伤感和失落。但我想历史不会忘记。您在农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也早已超过了农史室。作为您的学生,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使您和农史室的事业得到继承和发扬。尽管我们觉得您是一座永远翻不过去的高山。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得至,心向往焉。

农史室永远在我们心中。

http://agri-history.ihns.ac.cn/scholars/yxl/yxl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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