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士大学

柳 滔/暨南大学文学院
《浙江档案》 2018年第8期 P44-47页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高等院校纷纷内迁,东南地区出现严重学荒。为救济东南战地失学青年,培养抗战建国人才,浙江省国民政府创办了英士大学。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大学,历经磨难,在颠沛流离中不断发展壮大,肩负起发展战时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的重任,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抗日战争 英士大学 高等教育 办学

抗战爆发后,日伪势力大肆摧残沦陷区的文化教育机构。为保存民族教育资源,储备抗战建国人才,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一面积极引导战区高校迁入战时安全区域,一面在战争未及的后方创办新的学校。高校纷纷内迁后,东南地区中等学校毕业生及各大学肄业青年,苦于战时经济、交通因素的阻碍,无学可就。在此情形下,浙江省国民政府为救济失学青年,培养抗战建国的人才,创办了英士大学。本文拟就抗战时期英士大学的创办背景、迁徙经过及其办学情况作简单地梳理,以期追寻这所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著名大学。

一、英士大学的筹办背景与经过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迅速侵占我国大片领土,还对文化教育机构大肆摧残,给我国本就不发达的高等教育事业带来空前浩劫。“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爆发并迅速波及浙江,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民国时期,浙江的高等院校几乎云集杭州,在杭州沦陷后亦遭受严重破坏,“杭州师范、之江大学,均被敌焚毁”“浙江大学于一月十六日(1938年)被敌军五十余人用煤油纵火全部烧毁,该校图书馆重要图籍被敌运走”[1]。在此情形下,“浙大迁江西泰西,之江迁上海,医药学校迁临海,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宏道女学迁上海,其他学校均停办”[2]。高校的内迁,造成了东南各省市中等学校毕业及各大学肄业的青年,无学可供升、读;内迁各院校虽有招生,但因交通、经济等因素影响,考取而不能入校的学生颇多。

国家虽危而教育不可不办,形势虽险而学生不可不保。“为救济东南战地失学青年,同时为国家作育人才计,为适应国家当前需要计”[3],1938年11月浙江省政府第一〇二五次会议决定,筹建“浙江省立战时大学”,并“聘谷正纲、阮毅成、黄祖培、许绍棣、伍廷飏、许蟠云、李立民、王振汉、王佶、赵曾珏、黄祝民、莫定森、陈仲明等为筹备委员,并以教育厅长许绍棣为筹备主任”[4]。委员大多为浙江省政府官员或与学校将来教学、实习工作密切相关的单位负责人,如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教育厅长许绍棣、民政厅长阮毅成、财政厅长黄祖培、建设厅长伍廷飏;农业改进所所长莫定森、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校长王佶等。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在丽水县城郊三岩寺设办公处所,负责筹备一切事务。

1939年2月10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先办理工、农、医三学院,理工学院设丽水,暂分理化、机电、土木三系;农学院设松阳,暂分农艺及畜牧兽医二系;医学院设临海,系就省立医药专校改组,内分医学及药学二系”[5]。1939年2月开始登报调查各地失学学生,以作为开办设系的根据。原定报名期限为2月底截止,但“兹以沪上各校学生屡有疑问函询,并请求展期,除已将登记期限展至三月底截止外,并罗列各生质疑之点,通告本市各校,转知学生”[6]。答疑函件对“浙江战时大学”的学制及办理情形、转学手续、入学资格等相关事项一一说明,以便投考学生参考。规定学制除医学院为五年,其他均为四年。因该校既招收一年级新生,又招收各级插班生,因而对新、旧学生的入学作了不同规定。新生入学“须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同等学力不能应考插班生”[7]。旧生转学“应有原校修业证明,暨经试验及及格;欲请求转入性质近似之学系,经审查认可后,得准通融,惟须具备上条之证件,并经体格考试;各院系最后一年,不收转学生”[8]。此外,规定不收借读生,不设专修班,不限学生省份。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官员享受种种特殊权利和贪污腐败行为极为不满。苏联解体前,“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4]可见,绝大多数群众已经不认可苏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执政党,失去政权是早晚的事情。

1939年5月,为纪念被孙中山先生称为“辛亥革命首功之臣”的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湖州人),经省政府一〇七一次会议通过,将校名由“浙江省立战时大学”更改为“浙江省立英士大学”,以兹纪念。6月开始考试报名,定于8月8日至10日,“分别在丽水、金华、宁波、临海、温州五处同时举行入学试验”[9]。考试流程包含体检、笔试和面试三项,笔试科目有“公民、国文、外国文、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史地”[10]。因种种原因,“报名学生1000余人,考试时700余人,录取167人,嗣后因交通不便和经费困难不能入学的也有,注册实到者仅126[11]人,各系学生多系本省籍,几占80%”[12]。1939年10月26日,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始上课。学校共分4处设3个学院,其中校本部设于丽水县城省立中学内。学校不设校长,由校务委员会实施管理,并由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兼任主任委员。英大就这样在经费短缺、设施未备的艰苦条件下创办起来。

二、抗战时期英士大学的迁徙

抗战期间,英大多次被迫迁徙,并不断发展壮大,可谓是诞生于兵荒马乱之中,成长于颠沛流离之际。

自正式开课以后,英大师生日益增多,到1941年已有学生438人、教职员193人[13],原有校舍已不敷容纳。为解决校舍问题,英大开始了第一次迁徙。此次迁徙规模较小,仅将各学院分别迁往适当地点,“农学院设于松阳,工学院及医学院设丽水,所有各学院二年级以上学生,均分别在上述新址开学上课”[14]。对于丽水校区并无影响,“至各学院及代办合作专修科一年级新生,则仍在丽水该大学原址上课”[15]。1941年浙东事变爆发时,英大图书馆藏书在疏散途中遭受了损失与破坏,据资料记载,“4月22日在大水门被敌机轰炸一部分,运抵松阳后,复为白蚁蛀坏一部分,共计损失图书411册”[16]。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金华沿线直至丽水皆成战场。为避战乱,英大决定迁往云和继续办学,由此开始了第二次迁徙。此次迁徙规模较大、路途较远,过程也异常艰辛。在撤离中,“学生、教职员先走,教学器材、文卷资料装成二百多只木箱,雇工一百余人步行肩挑,随后出发,上午离城,当日下午即告陷落”[17]。因迁移匆忙,也造成了大量教学设备的损失与破坏,据记载,“总分馆图书一再搬移,颇有散失,其中以松阳第一分馆损失最大,总馆所有杂志、日报及小册,亦均未及与图书馆一并自丽水运出,全部牺牲,殊属惋惜”[18]。师生在历经艰险到达云和后,在一个叫小顺的偏远村庄继续办学。据英大学生蒋风回忆,“当时,一日两餐吃的都是稀饭。晚上住宿,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学生一起挤在小顺铁工厂车间搭起的上下铺过夜。当时穿的是草鞋,点的是汽灯,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19]。后因日军为打通浙赣线而疯狂骚扰浙南地区,英大再次被迫迁徙。在迁徙途中本想落脚景宁,但因浙省教育厅、警察厅等众多政府机关迁至景宁,英大只租到一处庙宇,无法办学。因而继续向泰顺县迁徙,最终落脚司前镇,通过租用镇上的祠堂、庙宇和地主的堂屋,得以维持继续办学。

1943年4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英士大学由“省立”升格为“国立”,成为浙江省第二所国立大学。改为国立后,学校的管理制度由委员制改为校长制。教育部先委任原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为校长,吴未就任;后由暨南大学总务长杜佐周出任校长。此时英大的规模也日益壮大,为方便办学,教育部决定将英士大学工学院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并委任英大教授陈荩民为代理院长,因落址泰顺县百口丈镇,又被称为“泰顺北洋工学院”。6月,教育部又将东南联合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大。自迁入泰顺后,英大便坚持在此办学,直至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1月转入永嘉,1946年3月又转入金华,并最终将校址定在金华,直至1949年被裁撤并入浙江大学。

纵观英大的迁徙历程,不难发现,其虽数度播迁,但从未离开浙江,并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救济失学青年、培养抗建人才的重任。至抗战胜利前,英大在校学生的人数已由创办之初的126人,增长到899人,学生遍及浙、皖、苏、赣各省;教职员也从创办之初的72人,增长到169人[20]。学校也由“省立”升格为“国立”,成为浙江省第二所国立高校,也是抗战期间浙江省内唯一的国立高校。

三、抗战时期英士大学的办学情况

英士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办学过程中,遭遇了经费不足、设备不足、屡次播迁、生活设施简陋等种种困难,但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在体制、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经费的来源与窘境

作为战时新生的学校,经费短缺是困扰英大创办的最大难题。英大的创办经费由省政府负责拨给,但因战时原因,基本没有足额发放。以1939年开办费为例,“本校开办费,省政府原定国币十二万五千元,嗣以紧缩关系,减掉六万元”[21],而依据教育部十八年所定筹办大学的经费标准,“本大学之三个学院的开办设备经费至少需六十五万元之谱”[22],其实际发放的经费仅为标准的1/10。“至于日常经费,二十八年度每月仅领到二万四千三百元。二十九年度新预算增至五十余万两,其中购置学术设备及学术调查等费共计三十八万,占全部经费百分六十八之谱”[23]。而此时英大,不仅需要支付征地费用,还需要花费大笔经费修建校舍、支付教职员工资与日常教学费用,还要补助困难学生,学校经济之窘迫由此可见一斑。

(二)学生的管理与救济

为加强学生管理,英大成立之初便实行导师制,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业及身心等予以体察训导,并“分组举行讨论会,每两周一次,以自我批评、思想检讨、生活建议为中心,由训导处派员出席指导,以期改进日常生活”[24]。导师均由专任教授和讲师担任,并由训导长兼任主任导师。除实行导师制外,还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与管理,并以军事训练作为一切训练的基础。教职员与学生一样,均受军事管理,日常的作息均实行军事化、纪律化,“每日上午五时(陇蜀标准时刻)起身,五时三十分举行升旗礼,六时早膳,七时上课,十一时午膳,十二时上课;下午三时起课外运动,四时三十分举行降旗礼,五时晚膳,六时上自修课,九时就寝。在用膳就寝时,均列对点名,每日临时检查内务。”[25]严格的管理既适应了战时需要,也营造了良好的学习风气。

经费短缺不仅是困扰学校办学的难题,也是困扰学生就学的难题。即使是在战时,“学生每学期入学时缴纳杂费六元,代管费七十五元(盈还亏补),包括膳费四十五元(每月九元,现因物价高涨略增)、书籍费十五元,讲义费十元,预备费五元,共计八十一元。新生入学时加缴制服费二十元,若每生每月再加另用费五元,以十个月计算,则须五十元。故每生一学年之费用,约需二百六十元。”[26]而此时的学生大多是从省内、外的沦陷区迁徙过来,基本与家中音信不通,不仅无力承担学费,就连生活也无着落。因此许多学生不得不做工读生,一边学习、一边做工,以维持学习、生活。

为救助学生,英大根据教育部所颁规程和本省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省立英士大学设置免费及公费学额暂行办法》和《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施行细则》等办法。公费和免费学额,仅针对本省籍家境清寒、体格健全、资禀颖异、学业优良的学生,“免费生学额占学生总数百分之二十,公费生学额占百分之六。其额数之分配依各学院人数比例平均分配之。受免费待遇之学生,除代管各费应照缴外,其余一律免收。受公费待遇之学生,除享受免费生同样待遇外,并由校方发给每人每年一百五十元,分两期给予之。”[27]对隶属战区且费用来源断绝的学生,经切实证明必须救济者,可向学校申请贷金,“代金分配分全额、半额两种。是项贷金以本大学经常费内撙节拨充为原则,必要时呈请教育部或浙江省政府拨助之。”[28]但因学校经费困难,贷金发放的也较少,“据悉二十九年度上学期贷金为三十元,下学期为九十元。”[29]因此,即便是申请了贷金的学生,也会因为无法维持而不得不做工读生。

(三)院系的设置与调整

“战时大学”在筹备时原计划设文法商及理工、农、医四种学院,其中“文法商学院分社会、教育、政治、经济、会计等五系;理工学院分数理、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五系;农学院分农艺、林垦、畜牧、兽医等三系;医学院则就省立医专改组,仍照规定,并不分系,另仍附设药学专修科。”[30]但据调查登记结果,放弃了设置文法商学院,对其他院系专业也作了调整。1939年2月,筹备委员会决定“先办理工、农、医三学院,理工学院设丽水,暂分理化、机电、土木三系;农学院设松阳,暂分农艺及畜牧兽医二系;医学院设临海,内分医学及药学二系”[31]。1940年12月和1941年2月,浙江省建设厅委托英大代办农业专修科和合作专修科,农业专修科于1943年停办。1941年英大举办大学先修班一期。1943年英大改为国立后,工学院被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并委任英大教授陈荩民为代理院长,校址设于泰顺百口丈镇。1943年6月,东南联合大学被撤销,其文、理、商三学院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则并入英士大学。1945年7月,北洋工学院回并英大,停办合作和艺术两个专修科。到抗战结束,英士大学的院系已涵盖文法商、理工、农、医、艺术,成为一所真正的完整性大学。抗战时期英士大学各院、科学生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表1:英士大学各院、科学生数量变化表

“–”表示未开设或停办。数据来源: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5—126页相关数据资料整理。

院科学年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合作专修科农业专修科先修班法学院艺术专修科合计
1939 17 78 31 — — — — — 126
1940 64 145 72 — — — — — 314
1941 95 143 113 21 26 40 — — 438
1942 85 107 96 24 23 — — — 338
1943第一期 140 — 144 26 — — 223 25 568
1943第二期 140 — 144 24 — — 210 20 538
1944第一期 127 — 187 24 — — 251 21 610
1944第二期 121 — 190 23 — — 155 21 610
1945第一期 143 397 15 — — — 322 — 877
1945第二期 144 425 15 — — — 309 — 899

抗战期间,随着院系的增设和学校规模的扩大,英士大学的教职员工数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2:英士大学教职员工数量变化情况表

数据来源: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5页相关数据资料整理。

教职员数学年度 教员数 职员数 合计 备注1939 20 52 72 1940 35 58 93 1941 101 92 193 1942 73 54 125 1943上学期 91 66 157 内兼课教员18人1943下学期 91 66 157 内兼课教员18人1944上学期 90 66 156 1944下学期 90 66 156 1945上学期 104 65 169 兼课教员5人1945下学期 113 69 182 兼课教员5人

由以上两表可知,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英大的院系设置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师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多。到抗战结束,英大已发展为文、理兼有的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救济了大批战地失学青年,为抗战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四)英大的精神与使命

每一所大学,都有其内在的精神与使命。英大创办于抗战之际,以“救济东南战地失学青年,为国家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为宗旨,一度成为战时浙江境内唯一的完整性大学,各界对其寄予厚望。其校名、校徽和校歌等也都蕴涵着崇仰先烈、抗战救国的精神与使命。

英士大学以“英士”为校名,就是为了崇仰陈英士(其美),发扬其革命精神。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英大开学典礼上说:“英大三个学院设立的目的,是在造就三种不同的专门技术人才。……要效法英士先生牺牲个人,贡献国家民族的精神,把所学的技术悉用之于国家,乃至牺牲个人的物质享受和生命!”[32]教育厅长兼英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许绍棣指出,“英大为本省最高学府,为作育专门人才和应抗战建国之需要而设立的”[33],“英大的使命,概括地说,即为弘扬文化、研究学术、养成健全品格,培养专门人才,以应抗战建国的需要。”[34]

四、结语

英士大学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历经战乱动荡、颠沛流离的苦难,先后由许绍棣、吴南轩、杜佐周、何炳松、周尚、杨公达、汤吉禾、邓传楷等一批著名学者和教育名家出任或代理校长,在英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英大成为民国时期36所国立大学之一。其虽仅存在了十年左右,但却为抗战时期东南地区的教育作出了贡献。该校各系人才辈出,遍布农业、医卫、经济、教育、政法、文化、艺术各界,为抗战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国科院院士张嗣瀛、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如、刘大钧等均自该校毕业。1949年英士大学裁撤,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部分院系并入浙江大学后,仍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作用。毫无疑问,英士大学是我国抗战时期的著名大学之一,其在抗战时期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值得后人追寻与铭记。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王所南:《杭州沦陷以后》,《抗战华侨》,1938年第1卷第4-5期,第23页。

[3][10][12]蒋径诩:《浙江英士大学概况》,《浙江政治》,1940年第9期,第110、111页。

[4][30]《浙创办战时大学》,《教育杂志》,1939年第29卷第2期,第92页。

[5][31]《浙江战时大学开办》,《申报》,1939年2月23日,第十版。

[6][7][8]《浙江战时大学来函解答各校学生质疑》,《申报》,1939年3月1日,第十三版。

[9]胡庆荣:《关于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战时中学生》,1939年第1卷第6期,第76页。

[11][13][20]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25页。

[14][15]《英大校舍不敷,分别迁设学院》,《申报》,1941年9月25日,第七版。

[16][18]吕绍虞:《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图书馆概况》,《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3年第17卷第5-6期,第3页。

[17]朱宗尧、陈绍镛:《抗战期间在丽水创办的英士大学》,《丽水文史资料》(第12辑),1995年,第193页。

[19]蒋风:《新世纪的足迹:蒋风的儿童文学世界》,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97页。

[21][22][23][32][34]蒋径诩:《战时新生的英士大学》,《民意周刊(1937年)》,1940年第148期,第9、11页。

[24][25][26][27][28]教育部编:《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要览》(上册),正中书局,1942年5月,第109页。

[29]孙仁琦:《英士大学在丽水》,《学生之友》,1942年第4卷第2期,第31页。

[33]许绍棣:《二十九年元旦献词》,《英大周刊》,1940年第2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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