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所医学高等学府——浙江医药专门学校

中国第一所医学高等学府——浙江医药专门学校
孙序裳
注:作者当时系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学生,曾任浙江省卫生处处长。

浙江医科大学到1982年6月1日,建校70周年,学校已成立了校庆办公室,将隆重举行庆祝活动;我作为一个老校友,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浙江医科大学的前身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是我国国内首创的医药专门学校,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艰难困苦的时代中,中国人自己兴资创建起来的国内最早的一个医药高等学府。她的诞生,充分反映了我国医学界前辈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反帝斗争的精神。

西医输入浙江的历史
我国在医学上向来是施行中医的。西医的输入,是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入侵而传人中国来的。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从此外国人有在中国内地传教等特权,然后由宗教渗入到其他文化侵略。西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输入到我国来的。我浙江省之有西医,则是开始于英国人的广济医院和广济医校。
远在1869年(同治八年),英国教会圣公会先在杭州横大方伯(即现在的解放路)赁屋三间,设立广济医院,专治戒烟病人,主其事者为英人麦多医师。过了二年,由英人高德医师继任,当时杭州还没有西医医院。1881年(光绪七年),英国人梅藤更夫妇来浙江传教,继任了广济医院,设立门诊。该院初创时设备简陋,每日门诊平均一二百人。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当时已是耳目一新的新事物,颇引起社会人士之注目。这就是西医输入浙江的开始。到了1883年梅藤更用捐募基金,新建成了院舍,这才初具规模。有了新院舍,梅藤更就在是年创设了医校,医校校址就是附设在医院内的余屋,辟为课堂和实验室,进行教学。1885年招收第一期学生,正式授课。有刘铭之、张葆庆等]0人是在1889年毕业的。1890年到1905年,先后招收了二期至五期学生,医校添设了略为完整的生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病理实验室等,医院方面也新建了女病室,增设了皮肤科、产科、妇科、麻风院等。这是医院、医校成立后内部扩展情况。
1904年梅藤更又成立广济产科学堂(后改名广济产科专门学校),以梅之妻为主任。1906年梅藤更将医校与医院划分为二部,以大方伯医校建成新厦作为医校校址,正式定名为广济医学堂,在辛亥年后,改称为广济医学专门学校,梅藤更自兼校长,朱伯龙(海宁人,早期毕业于该校,曾任广济医学专门学校的教务长,后任军医署副署长等职)为教务长。先后招生六、七两期。同时继办广济药学堂,后改名为广济药学专门学校,以垄断西药事业。药校以英人莫尔根为主任。以后医校先后成立了各科分部。1910年,梅藤更例假回英国,翌年返杭。他从英国添购了各种医疗器械以及各种电疗器具,充实医院、医校设备,以扩展势力。1913年,招收第八期学生。1917年,招收第九、十两期学生。其时,经历届同学建议,督促学校筹办立案,以接受我政府之监督。梅藤更迫于无奈,不得不于1917年造册呈请浙江省政府咨请北京教育部立案。1918年春,奉教育部令批准立案。
以上所述就是英国人在杭州设置广济医院和广济医学专门学校的大概情况,这一部分资料,大多是我的老友朱伯龙对我说的。
综上资料,具见我国之有西医医院和医校之输人,在杭州是以英人梅藤更之办广济医院和广济医校为最早。所以若以新医输入我国而言,则英国人梅藤更实导其先路。而我国学子,先后毕业于广济医校而对国家对人民亦多有贡献,从这方面来评价,说梅藤更有其一定的业绩,是亦不能一概抹煞的。

浙江医专的创建及其贡献
现在回头讲我国第一所医学高等学府—一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的创建经过,扼要地回忆如下:
1912年,我国留日学生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学成归国后,立志抱有革故迎新振兴中华的宏愿。其时有韩清泉、汤尔和、钱泽人、厉绥之等浙江医学界的老前辈,他们从日本归国后,即筹办浙江病院之第二年,因目睹英人对我国学生任意欺凌,横加压迫,态度高傲跋扈,还勒索入学保证金,收取高额学膳费,强迫读圣经做礼拜,迫令洗礼人教会等等,我国青年学生忍气吞声,备尝痛苦。韩清泉、钱泽人等目击在心,极为愤慨,决心自己创办医校以与英帝之广济医校相抗衡,为国争光;且以培育西医人才,振兴中华。他们感到责无旁贷,于是积极倡议,奔走当道。乃由政府拨款筹措,于1912年6月1日正式成立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当时浙江省教育司司长是沈钧儒,积极拨款资助,并由省教育司报北京教育部核准立案。这就是中国人自己兴资筹办的我国国内最早的一所医学高等学校一一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创立的由来。
浙江公立医学专门学校于1912年正式成立时,初借杭州板儿巷民房为校址,公推浙江病院院长韩清泉兼校长,开始招收第一期学生,以旧制中学毕业为投考的资格,学习四年毕业·。第一期只招收60名。翌年稍扩充,另租竹竿巷张姓大厦为校址。于是增加预算,添聘教授。1913年,校长韩清泉以全国尚无药科,乃增设了药科,改校名为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聘请留日药学专家李绳其为药科主任。这是我国首创药科的先导。
1915年,北京召开全国教育晶展览会,浙江医药专门学校送陈医、药二科成绩品,如各部门医药模型等件展出,北京政府以及社会人士都深加嘉许,列为特等。教育部还特颁“绩学宏仁”匾额,以资奖励。1930年,医专出品参加比国博览会,得金质奖章,这是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创办以后,即以优异成绩博得社会好评的光荣史之一页。
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的创立,是我国医药教育史上的创举,她给当时全国医学界以很大的振奋,影响所及,各省向往。北京、江苏、江西、福建、山东等省,有的派员来校参观访问,有的函询学校设施概况,以资借鉴。他们先后仿效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的规范设施,成立各省医学专门学校。首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继则江苏、江西、福建、山东等省亦次第成立医专,但大都无药科之设,而江苏、江西、福建等省的医专,办了几期就停办了。始终存在并日益获得发展的,仅浙江医药专门学校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二所而已。
回忆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初创前期所碰到的种种困难,不是现在青年同学所能想象得到的。那时的医校只有十几位老师,由于没有办学经验,就连续派人赴日本和德国考察,向外国学习。那时,既没有什么教研组,也没有像今天大学那样每个课室学系配上成套设备,专家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技术员等人才济济。那时医专仅仅十几位老师就是一切,没有正式的固定课堂,没有医书课本教材可供教育学习之用。只是老师课堂口授,学生笔记。如遇到医药学专门名词不容易一时领会的,老师就摘写在黑板上,让学生经常注意,以便于记忆。至于解剖等挂图,书店还未出版过,是由学校随需要聘请绘图员随时绘制应用。对尸体解剖方面,因当时尸体不易得到,就商请省会警察所帮助,将判决枪毙的没有人领葬的罪犯尸体拨归医校教学解剖之用;也将浙江病院的住院病人死后无家属来领葬的,报请司法部门同意,拨为医校尸体解剖以供研究之用。医校在一切教育没施方面,也都是坚持勤俭办学,尽量以不花钱、少花钱为原则的。
第一班医科学生,招收60名,因为没有校舍,只能租用民房上课。建校9年之后才有自己校舍,建校24年才有学生宿舍。记得我在1917年入学本校时,只能自己解决吃、住等问题。全校同学都是在学校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与学校领导一起,克服困难,勤奋好学,共赴时艰,力图为祖国医药事业之发展作出贡献。
医校建立后,学校领导人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多方奔走呼吁。由于学校创办后的显著成绩,获得了社会公众舆论的一致赞扬,再经韩清泉、盛在珩(佩葱,镇海人,曾任浙江省议会议员)、钱崇润等诸前辈的努力,1920年得到浙江省议会的决议,拨款7万元,作为学校建筑费。学校就在刀茅巷共购民地30余亩,建造了新校舍。1921年,新校舍落成,这才改变了因学生不断的增加而东迁西移的困境,安定了教育环境,使学生得以安心上课。医校还在浙江病院修建新屋,辟为高年级临床实习教室和基础课的细菌、医化以及化学实验的教室,作为医专的分校及临床实习医院。当时因为教师专才不足,乃暂时聘请日本教授高桥德卫为外科教授、伊藤斌夫为产妇科教授、横山铁太郎为细菌实验室助教等等。几年之后,本校校友在国外留学归来的多了,人才俱备了,于是将日本籍教授解聘,由本国教授担任。
当时医校的教育体制是仿照日本,而日本的医学是源自德国,所以医校曾被称为“德日派”。后来医校毕业生留学德国、日本的比较多,即此之故。
嗣后学校领导人鼓励毕业学生出国深造,以便为学校造就师资骨干,为祖国医药事业造就专门人才。1921年至1925年,是医专学生留德的最盛时期,在后期留日留美的也增多了,先后达数十人。在校长钱崇润(前校长韩清泉于1921年春逝世,教育厅派钱崇润继任)带领下,有留德的谢祖培、陈宗裳、程浩、姚善湔、张辅忠、罗霞天、连瑞琦、吴麟孙等20余人;留日的有孙去病、宋梵仙、吴士绶、刘崇燕、徐承荫,蒋彦民、陈璞等30余人;留美的有程恭颐、陈过、姚永政、李容等10余人。他们相互交换意见,各专一科,俾得造就将来骨干力量。如医校医科第一期毕业的倪章祺,留美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院生理系教授多年,著有论文《驴皮胶之化学成分及其对于氧代谢之影响》和《氟对于生物之毒作用》等等。姚永政毕生研究寄生虫学,曾往西南云贵及边区地带,调查对于危害民族健康和生命的瘴气,首先证实为恶性疟疾。留德的如医科第一期吴哲揆,任东南医学院及上海铁道学院教授多年;第六期谢祖培,任清华大学教授40年以上,二人均以学有专长,培育了许多青年著闻。陈宗棠任杭州传染病院院长及浙江省卫生试验所所长,擅长细菌学,著有《传染病学》。留日者如第十四期吴士绶,在日本帝大青山外科得博士学位,以擅长外科闻世。在药科如第一期张辅忠.回国后任职上海五洲药厂,设计全套制造甘油及肥皂,以化工学改造方法,获得成功等。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浙江医校先期毕业校友张振夏、俞体仁等等,赴法国担任华工总医院医师,为参战的华工进行医疔作出了成绩。又如徐承荫擅长微生物学, 日本归国后,历任浙江省卫生试验所所长、福建医学院教授多年,著有《福州市细菌性痢疾的病原学问题》以及《福民痢疾杆菌第4型的生物学性状及其变异的研究》等论文。其他不及一一例举,他们都在不同岗位上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这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工作队伍中的一支新兴的重要力量。曲折的历程
1925年五卅运动的浪涛,澎湃潮涌到杭州,浙江医校师生同杭州各校师生一起,义愤填膺,纷纷投入了英勇的反帝爱国斗争。而广济医校在英人梅藤更的奴化教育控制压抑下,医校学生的爱国运动不易开展。但在6月1日杭州市各界反英帝斗争游行示威队伍经过广济医院、广济医校门口时,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反对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厂也有人高呼:“广济学生有不参加游行者为洋奴!”这激起了广济医专学生的爱国反帝的激情,他们立即集会声援,投入反英的斗争,当遭到广济医院当局英人以开除学生相恐吓,该校学生就在6月6日集会,集体宣布退出广济医专。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师生,为了支援广济医专学生的爱国反帝斗争,决定成立“六六”特班,由钱潮任内科教授主持接收他们的业务和教育工作。1927年,北伐胜利,政府派洪式闾、程浩、姚梦涛、童志沂、黄鸣龙、黄鸣驹等人接收了广济医院和广济医校,并由民政厅长马叙伦的介绍,派洪式闾为广济医院院长(后来又将医院和医校发还给英人)。当时就给英帝国主义分子梅藤更以严重的打击。广济医专就此一蹶不振,停止招生。而浙江医药专门学校却在斗争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医校师生为了纪念这一反帝斗争的光辉历史,曾在刀茅巷校舍内建立了“六六”班同学纪念碑。
1926年,当北伐战争揭开序幕之后,北伐军中医疗工作人员非常缺乏,在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的前任教授孙洞环(时任黄埔军校卫生处长)和陈方之(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等急电催促下,医校动员了大批毕业同学赴广东,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医疗卫生工作。在北伐战争的中期,又有一批早期毕业的校友前去参加了北伐军的医疗卫生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参加北伐战争的浙江医专同学将近300人,我所能记忆的有陈宗棠和我自己担任总部军医处医务科职务,程浩任统计科职务,吴麟孙,宋懋传、郑飞伯等任陆军医院和后方医院院长并动员医专毕业校友前往组织各部队之野战医院及卫生队等各级医疗机构。可以说,在北伐过程中,浙江医专校友,是尽了救死扶伤的崇高职责,在北伐战争中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战斗力量。
1927年“四一二”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镇压各地的爱国志士和工农群众,并建立了新军阀统治。生机勃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在这黑暗时期,我校共产党员曹仲兰、魏特等四位同志和周围的几位同志都遭到逮捕。后来,曹仲兰同志英勇牺牲,魏特同志死于狱中。自此,浙江医专革命活动暂时受到挫折,开始了苦难的历程。
1927年,浙江医校改公立为省立。但在蒋梦麟任教育部长时,竟勒令医专停止招生,逐年结束。经毕业同学及在校师生的力争,始得继续招生。于1931年8月改组为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
迨至1937年七七事变, 日军侵入我国,打响了卢沟桥的第一炮后,战事迅速延及沪上。“八一三”后,浙江受到威胁,杭州每日均有空袭警报或空战,医校无法上课。11月12日,浙江省府当局通知浙江医专于5日内向浙西撤退,地点由学校自己决定。浙江医专就转移到淳安。由于运输工具缺乏,结果只能将重要部分仪器、药品材料等抢运出来,其他图书、物资均遗留在杭州。学校撤离后,由于政府和学校当局,对于教育重大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将医校随意辗转搬迁,最后由王吉人校长以个人私见,竟转移到其家乡临海。1939年,敌机轰炸临海,校舍被击,学校物资受到很大损失,学校撤退至天台,其后迁缙云壶镇。1943年再迁回临海,处于半停顿状态。
1945年抗战胜利,浙江省政府各机构先后还治杭州,但对浙江医专之复员还是漠不关心。其时,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因他已在金华办有浙江省立英士大学,为了扩展其在大学教育的统治势力,曾趁此机会示意王吉人,计划把省立医专并人英士大学,将省立医专停办。王吉人同意,而学生闻讯则表示强烈反对,曾引起了风潮。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医专教授和社会人士的一致支持。许绍棣怕事态扩大,就欲以行政命令解决,在1946年的一次省府委员会议上,他宣布医专学校被毁经过,主张将省立医专就此停办。当时,我担任省卫生处处长,列席会议,即起而说明:省立医专是西医输入中国以来,我国国内最早创办的一所医药高等学校,她是在艰难困苦的时代中创建起来,在与英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在北伐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浙江医专先后毕业的校友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存在,是浙江人民无尚的光荣与自豪。现在抗战胜利,医药事业更需大力发展,断无把这所具有重要而光辉历史意义的浙江最高的医药学府停办的理由。我与许绍棣作了面对面的论战,据理力争。结果,黄绍竑主席和多数委员都同意我的意见,会议就决定:在卫生处协助下继续复校。我当时又提议:省立医专校长王吉人处理无方,应予撤职处分,另选卫生处直属加兴省立医院院长陈宗棠(曾留德)继任。也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会后,我指定将敌人所占用过的伤兵医院(即法院路高等法院旧址)迁出,作为校址(因原有刀茅巷校舍已被日军夷为平地)。同时与联勤总部第二十二后方医院协商(院长王肇康,是省立医专毕业老校友),将在小车桥的部分房屋让给省立医专作为临时宿舍,才能正式复课。这样,总算把浙江医药专科学校保存下来,迁回杭州正式复校。
1946年底,浙江省政府改组,我也辞准省卫生处长职,继任了浙江病院院长,我就将浙江病院作为浙江医专实习场所,这才算初步解决了医校最急迫的实习问题。越二年,又经各方校友及在校师生力争,把浙江医专升格为浙江省立医学院,于1948年得教育部批准。
回顾浙江医校几十年的发展史,虽没有达到理想水平,但是她在几十年间,培养了将近3000名的医药卫生专门人材.除少数外,绝大部分都热爱祖国的,他们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烟火迷漫的前线和后方,为救死扶伤以及为社会的医疗卫生工作,做出了英勇卓越的贡献。有不少校友对医药卫生事业悉心研究,为社会创造财富,造福于人类,做出的成绩是有口皆碑的。在今天还有不少浙江医校的老校友,依然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领导骨干。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以后,浙江省人民政府接管了这所古老的医校,改名为浙江医科大学。从此,她有了新的强大的生命力。
(曹云鹏整理,198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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