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竺可桢校长

缅怀竺可桢校长
滕维藻电
藕舫师辞世不觉已十有二年矣。回忆余在浙大就读,往事历历,如在眼前。竺公不仅为萤声海内外之科学家、教育家,在学术上、事业上之卓越贡献,已为人所共见;而他在国步艰危之际,凶焰猖獗之时,犹能主持正义,爱护青年。其甘冒风险、保护师生安全之崇高风范,余则更有亲身之感受。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时反动气焰嚣张。贵州省国民党党部在黄宇人特务头子的主使下,视浙大进步学运为眼中钉,对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多方镇压。国民党湄潭县党部中统特务叶道明更是不断制造事端,对我i几次企图动手逮捕。有一次,当我傍晚回宿舍途中二特务曾来堵截,幸被我及时发现避开而脱身,并将此情况报告系主任梁庆椿教授。次年初,昆明爆发“倒孔运动” i 消息传来乡群精愤激,遵义同学于一月十六日上街游行军威,并发通电,震动全国。变湄潭浙大同学从食堂席棚上看到牙昆明传来的“倒孔”犬字报及遵义举行“倒孔”的消息后,也在酝酿组织游行。当时,湄潭进步学运主要由顾源、李学应等筹划领导。我在泰和和宜山时曾任浙大最大的进步学生社团“黑白文艺社牛的第一任社长,潘家苏(农学:院农经系助教)曾继我任第二{f 社长,在到湄潭后我们仍积极参加学运,同三青团的骨干分子进行尖锐斗争,为此,国民党湄潭县党都便认为我们都是“倒孔运动”的核心人物,一月廿一日晚,叶道明经过事前策划,以查户口为借口,深夜率领保警队到我们住处搜查,并将他们自己藏的反蒋倒孔宣传品出示,要强迫我们具结承认系从我们住处发现:我与潘当场坚决拒绝,并于次日晨将情况报告学校。
竺校长得讯,立即赶来湄潭了解情况,并找我及潘两人谈话。我们力陈此事系叶道明等之诬陷。空校长闻之动容,认为此事案情复杂,必须进行调查,并觉得我们不宜留在湄潭,以免再生枝节。
从一月廿六日起,我们被遵义行政专员高文伯移送遵义警备司令部后,为了营救我俩?全校长从下列几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一、在校内召开行政会议,说明事实经过及疑点,使校内主要负责人及著名教授、学生代表等了解事实真相二其后,当重庆教育部派督学等来校时,许多教授主持正义,如苏步I青、梁庆椿等老师在会上仗义执言,揭露特务恶行;同学中亦群情愤慨生表示支持和组织营救。
二、当时,遵义警备司令部传出消息-说欲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我们可以不经审判而直接判刑直至枪决,云云。全校长根据当时情况,一再找高文伯及张卓(伪警备司令〉,提出严正要求:对滕、潘f 案件必须“予公正之审判,并给学校以充分之时间,以搜集证据”;要求高文伯保证“审问时不用私刑”。为此,全校长还派蔡邦华院长赴贵阳,会见省主席吴鼎昌,提出同样要求,藉以争取时间,延缓“审判”。
三、积极搜集反证。后来在校内有关人士协助下,果然搜集到叶道明利用县党部信封,伪造传单,陷害我们的铁证。空校长经过考察,并亲自前往警备司令部核对和记录信封形式及水渍位置”加以分析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向高文伯和国民党教育部派来的督学提出“无罪释放”我等和惩办叶道明栽赃诬陷的严正要求。后因敌人阵营内部发生矛盾,中统出面派人来遵义将我等解赴重庆关押,竺校长的要求没能实现。但他作为校长,在当时的艰难情况下,确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我们拘禁于遵义警备司令部期间,竺校长曾多次到桃源山(洞)分别探视我、潘家苏(我们被分押两处)。每次见面,虽然谈话时间不长,但却予我等极大之宽慰。竺校长总是告诉我们学校正在交涉、营救,要我们不要着急或消极悲观,事情最后会弄清楚。大概他耽心我们年轻不懂事,可能产生轻生的念头。他说话时,那种慈祥的面容和微笑的表情,虽已历时四十多年,至今记忆犹新。当他知道我们和士兵同住,吃饭问题无法解决时,就回校安排工友给我们送饭。当时他已五十三岁,加之战时营养缺乏,爬山坡不免吃力,我每次目送他跛行(那时因浙大经费困难,竺校长带头不生火,脚生冻疮,因连日为我等事奔走,冻处溃烂)下山的背影,不禁热泪夺眶而出。还有一次竺校长来看望我时,见我愁闷无事,回去便派人送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供我阅读。我虽在修读经济思想史课程中粗略了解斯密的学说,但并未读过原著;经过阅读,至今仍觉斯密理论中有不少可供吸收消化之思想原素。
有一次,竺校长来看望我,曾趁看守士兵不在时,轻声嘱我如审讯,可以不必肯定传单系叶道明所捏造,以免此案久延不决,俟争取无罪释放后再进行第二步。由此可见,竺校长对我等关切爱护,可谓无微不至,真情感人。
三月六日以后,我们被押解到重庆,并被关在中一支路德园看守所,不久,又移至市郊唐家坨,以避日机轰炸。铁窗生活,苦境难言。竺校长两次赴渝,均设法前来探视,但一次因我等在乡下未得见,一次因道路不熟未找到,待次晨见到时,竺校长还带来家信及同学慰问函。其时,因事情已大白,中统特务不得不考虑释放我等,但坚持要我转中央大学。经竺校长力争,谓我必须回湄潭结束学业,结果由竺校长保释,予四月廿七日带我回到遵义,途中竺校长告我:“作为校长,对你们遭受诬陷,我有责任弄清真相,保护你们。至于你们个人思想信仰如何,则系你们自已的事,我不应干涉。”此种开明民主思想与认真负责精神,足以说明竺师的伟大人格和风范。
此后,我与竺师仍时有联系。当年八月二十四日,余自湄潭补考毕业,在特务监视中至遵义句空校长辞行,并告以将赴渝考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空师阅后甚为欣慰,告我如无旅费,可到诸葛骥先生处领取。经平南开”录取后,我曾函报笠师。笠师复函,慰勉有加。
一九四八年七月,我结婚前函告空师,全师又寄来贺辞一幅,及与夫人合影一帧。余欣喜过望,珍藏十余年,惜9 文革”中被搜劫不复得。五十年代中,竺师桂“南开”参观,余作向导,旧地重来, (竺师于一九二六年曾任南开大学地理学教授)甚为欣忡Q 此后即来再见到过笠师。
通过我和潘被捕及释放这一段经过,足见堂师之为人,其正义凛然,嫉恶如仇,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甘冒风• 2;’! . •险,爱护青年之精神和心志诚万世师表也。余在南开大学工作四十余年,时时以笠师精神自勉,以期无愧于空师及浙大师长之教导。一九四二年事,某些具体情节已不受记忆,带家苏兄先我而逝,湘云又泊在沪读,不能共忆往事,共颂空公之德,诚憾事也。
〈滕维藻教授系1942年浙大农经系毕业,南开犬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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