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先生与浙江高等学堂

布雷先生与浙江高等学堂
阮毅成
两周以前,接到传记文学社来函,邀请参加今天举行的陈布雷先生专题座谈,就将布雷先生自著的《回忆录》与徐咏平兄所写的《陈布雷先生传》,又重读了一遍。对这位素所钦敬的长者,觉其声音笑貌,不仅萦回脑际,且完全如在目前。
关于先君苟伯(性存)公与布雷先生的长兄屺怀先生,在满清末年,同任浙江省谘议局议员,及北伐以后,同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两次同事,暨我与布雷先生昆仲交往的情形,我曾在《传记文学》月刊写过一篇记陈训恩先生的专文,并已辑入传记文学社出版我所著的《彼岸》一书,不思复述。惟布雷先生于清末,在浙江高等学堂肄业,良师益友,使其奠定日后学术与文章的基础,愿就此补充说明之。

浙江高等学堂之筹设
满清末年,提倡新学,各省纷设书院。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农历四月,杭州设求是书院。光绪二十七年(一九O一)十月,浙江巡抚廖寿丰,就求是创设官立大学堂,以浙江省石门县(后改名桐乡县)人劳乃宣为监督。校址在蒲场巷,经费每年银二万七千两。校舍为新建的当时所谓二楼砖造洋房,学级为高等预备科,学额为一百二十人。不收学费,膳费每人每月两元四角,由学生自缴。后再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由吴雷川(震春)先生任监督。吴,杭州人,世居学官巷,北伐统一以后,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

张葆灵推介陈布雷应考
布雷先生于满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自宁波府中学退学,拟投考高等学堂预科,但该校不收插班生,须请求特许,方能应考。事为张葆灵(世杓)先生所闻,为作书分致该校教务长等推介,经雷川先生亲自延见,命题授试,获得录取。布雷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谓:“半年来流荡不定之生活,至此得有归宿,深感葆灵先生介绍之力。”张,宁波人。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元月,国民革命军初入浙,组设浙江省财政委员会,五月,改为政务委员会,张与先君皆奉派为两委员会委员。故我于趋庭时,得获拜见。七月,成立正式省政府,先君留任,张解职,返至故乡种桔。我读布雷先生回忆录后,始知其与张先生之渊源,但张却从未提及往事。我每次谒见布雷先生,他必以张之近况如何为询,至为关切。我最后一次见到张先生,已在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五月二十三日晚,我因公到石浦。他闻我至,特至十里外,步行而来,年已逾七十矣。对我谈地方建设与民间疾苦,至午夜二时。我转述布雷先生关怀之意,张谓:“他忙于国事,我无事扰他。只为言老夫犹能健步,乡居尚安,即可矣。”布雷先生两任浙江教育厅长布雷先生在浙江高等学堂肄业时,教师阵容,达一时之盛。如范效文(耀雯)、陈佩忍、沈士远、沈尹默、张闷声(宗祥)先生等,皆为饱学之士,并乐与学生接近,且常以鼓吹革命之刊物,密示同学。故学生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逐胡虏,毫无顾忌。范,杭州人,民国初年,任杭县劝学所所长,在水亭址孔庙办公。我小学毕业时,各校在劝学所联合举行典礼,由范授凭。张,一字冷僧,海宁人,北京政府任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浙人误以为五四运动时被打倒之卖国贼章宗祥,通电拒绝,后知为同名之误,又再去电欢迎。布雷先生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曾两长浙省教育厅,遂与乃师有先后同官之雅。至陈、沈三先生文名之广,毋庸多介。对其恩师邵裴子终身不忘
布雷先生在浙江高等学堂肄业时,所受影响最大之教师,为邵裴子(长光)先生。邵初授英文,继任教务长。布雷先生于满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在高等学堂正科毕业,以请病假扣分,只得第四名,未有学校特颁之奖品,同学咸为不平。布雷先生在回忆录中谓: “邵先生招余往,慰勉备至。谓教师及学校,均以远大期尔,勿介介于等第名次而自馁。邵先生且谓余非不利予考试者,然学问贵有真实之造诣,尔天资不居人下。而沈潜不足。宜随时自策,无负诸师之望。邵师平日遇余最严,在同级中对余最不假以辞色。至是,乃知其望余之切,终身感之不能忘。”布雷先生对邵先生,确属终身不忘,每次见到我,必嘱我回浙后,代为问候。如有来信,亦必书“裴予师前叱名问安”。但邵先生与我来往虽多,抗战时期,几每周必见,却从未提及布雷先生。我每告以布雷先生问候之意,他总是微笑地说:“他太客气了。
民国十八年(一九兰九),浙江省在全国中首先成立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由省政府遴选,报请行政院核定,国民政府公布。我提名邵先生担任,并多次当选驻会委员。我又商浙省财政厅聘邵为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邵先生事先均未知也。战时省府,播迁不遑,邵始终随同迁徙,多所献替。胜利以后,省参议员改由各县市参议会选举,地方银行改为省银行,董监事由省参议会选举,邵无法蝉联,生活不继。旅沪之浙省某前辈函我,谓: “贤者饥渴,有司之责也。”邵先生不得已,乃将其多年所藏英文书籍,出售于国立浙江大学,藉以换米。此批书籍,购于清末,历经大战,在英美已多绝版,而战时存于杭州,幸未被劫。及布雷先生逝世,邵先生来我处,老泪纵横,谓: “他一死,国事前途可知矣。”

布雷先生浙高的同学
布雷先生在浙江高等学堂,颇得交友之乐,在其回忆录中,多有记载。当其得特许考插班时,郑晓沧(宗海)先生亦同时经申请插班入学。郑,海宁人,为我国名教育家,首将《小妇人》一书译成中文,风行宇内,曾任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浙江大学教务长、龙泉分校主任。布雷先生第一次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约其任秘书兼第一科科长。我与郑先生来往颇多,抗战初期,郑防空袭,我招待其住缙云县仙都乡。我所创办之卫生所成立,为乡间第一次有科学医药设备。我请其参加开幕典礼,他撰联为贺: “欲共斯民登寿域,始知此地是仙都。”我来台后,承杨忠道君见告,谓: “民国三十一年秋,自永嘉赴龙泉,入浙江大学分校。因战时交通阻梗,以致注册时间已过,当谒见郑先生,特准补办。今日得略有成就,皆郑先生当年之赐也。”杨现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国际间知名之数学家。郑先生当年以特许插班受惠,转而嘉惠下一代青年,为国家造就人才,与布雷先生平时乐于提携后进,皆为能不忘其本者。抗战胜利后,郑先生访美返杭,张书旗兄托其带赠我自绘花卉一幅,极佳。他卜居西湖罗苑,推窗而望,全湖在目。我常去访谒,作竟夕之谈。我在京在沪,布雷先生每嘱回杭后,代候郑先生。布雷先生在回忆录中,亦提及满清宣统二年,浙江考选官费生十名,赴欧美留学,其中有施少明(仁荣)先生。施,余姚县人,后为我夫妇之英文业师。他已考取留美,因家人不愿其远行作罢。他历在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教课,我初习法文,亦施所授。抗战期间,逝于皖南,方在中年。布雷先生曾多次与我谈及其在高等学堂时之同学,对郑先生之毕生从事教育,至表敬佩;对施先生之放弃官费留学机会,则每表惋惜。

由浙高到浙大
民国成立,浙江高等学堂停办。蒲场巷校址先后为浙江巡按使署及浙江省长公署使用。迨民国十六年,浙江省政府成立,改设于杭州梅花碑之满清时代织造衙门,蒲场巷高等学堂原址,乃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所在地,此为国民政府当时采取大学区制之措施,兼司全省教育行政。由蒋梦麟先生以省府委员兼任校长;刘大白先生任秘书长,聘邵裴子到校任教。自民元以来,浙省高等教育,至此已中断十六年之久,始得在省内有国立大学。民国十七年,国府废大学区制,将省教育行政交还省府,复设教育厅,布雷先生任首任厅长。蒋(梦麟)先生亦曾在浙江高等学堂肄业,与布雷先生亦为同学。
大学区制既废,第三中山大学乃改为国立浙江大学,仍由蒋先生任校长,不久由程天放继任,邵先生继续任教。杭州市政府将蒲场巷改名为大学路,南自清泰路起,北延长至报国寺。凡大学路以东地区,直至城墙,咸划为浙大范围,为杭州市内之大学城。浙江省立图书馆,后亦设于大学路,而将原有西湖庋藏四库全书之文澜阁馆址改为分馆。抗战前一年,省立图书馆举办浙江全省文物展览,盛极一时。任馆长并主持展览者为陈叔谅(训慈)兄,布雷先生之介弟也。
(选自台湾浙江大学校友会印行的《国立浙江大学》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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