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生访谈录》第十一章 四校合并 殚精竭虑

第十一章 四校合并 殚精竭虑

第一节 应承:对我而言是“背水一战”

  问:香港回归之后不久您就回到了浙大,您是什么时候听说“四校合并”这件事的?
  答:浙江大学的合并在201世纪70代末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其中有很深的历史原因。
  经过竺可桢校长十三年的建设,解放前和解放初浙江大学已经成为国内一所很好的综合性大学,尽管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时候浙大被拆散了。当时国内教育界、科技界的普遍认为清华、北大、浙大和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四所大学”。
  那时候浙大的名望很高。有两位著名学者,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还有一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他们都亲口对税谈超过当时浙大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
  有一年周光召先生来浙大主持召开全国科协理事会,一天中午我们在玉泉饭店宴请与会代表,他在宴会上的讲话中就说,浙大是很有名的大学,我有机会在浙大主持这个会非常高兴。他说,他自己当年考大学的时候,就是报了清华和浙大,后来清华录取了,就去了清华。龚育之先生也对我讲过,他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也是报了清华和浙大,清华录取了就去了清华。
  龚育之先生还把这件事写选了他的著作《龚育之自述》中,书中说得更详尽,他当时报考的学校是清华、浙大、交大还有同济。
  我刚考入浙大还是一个新生的时候,院系调整结束不久,不少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也经常会谈起老浙大的事。在浙大的教师中,对老浙大被拆散持反对意见的不在少数,在“反右”前鸣放的时候还有学生贴出用很大的标题“还我教授”的大字报,并把“还我教授”的传单送到每一个学生宿舍征求签名。“反右”的时候有些人还因此事被错划成了右派。
  其实不仅在浙大内部对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浙大被拆散、母体变成了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有意见,而且在我国教育界、科技界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1957年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中有一篇《当前科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材料,其中就提到“在高等学校方面……还不满意院系调整,拆散一些有很好基础的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
  浙大虽然被拆散了,但是重新合并的思想是一直延续着的。竺可桢老校长当时虽然已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但还一直关注浙大和杭大合并的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1979年5月当时浙江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刘丹同志带领浙江大学代表团到美国考察访问,从纽约到洛杉矶,在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中,浙大代表团参观访问了全美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既有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还有美国的社区大学。回来之后他们感触良多,一是世界科技发展很快,新学科大量涌现,我国大学的学科太落后、陈旧,必须更新改造;二是我国大学学科专业面太窄,结构单一,适应性差,很难运应现代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三是当时我国大学多为学科性院校,规模小,不利于文理交叉和培育新学科。
  中国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刘丹等当时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提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将一些基础比较好的,拥有文理工农等学院的老大学都分成为一些文理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及一些新的学院,以致当前全国竞没有一所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位大学,这对我们这样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很不相称的,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缺陷。”报告中还提到,为了适应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需要,有条件的城市和大学可以恢复或创办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这里用词比较含蓄,实际上就是想要把浙大恢复成综合性大学。这个报告还以《关于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的意见》为题在报上公开发表。
  当时刘丹同志在省里也做了很多工作,还在全国人大会议作为一个提案提出,希望把浙江四所大学合并组建一所综合性大学,他们的这个提议,当时省委省政府有许多领导都支持。当时省委的主要领导李丰平、薛驹等还亲自主持召开了几次座谈会,针对浙大办学中存在的问题,制定了若干改革措施和具体方案,并由省里出面在杭州搞了四所大学的联合办学,还签了合作办学协议。但协议没什么约束力,所以也没能做多少具体的事情。
  刘丹同志很坚持,他一直在想这件事,有一次,路甬祥同志还和我说过,1989年刘丹同志病逝前,他和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吴敏达同志在刘丹同志身边。家里的事,刘丹同志都没有交代,临终嘱咐他们二人,四校合并的事情要一直关心。除了刘丹同志之外,还有一些从老浙大出去的同志,像原浙农大的朱祖祥院士等也很坚持。但是,由于当时外部客观条件的不具备和内部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一良好愿望终究朱能实现。
  浙大合并的事,1998年12月原杭大老校长陈立给过我一贺卡并附上几句话:“病中曾剪报,事涉竺校长有关企盼四校合并一文,附上,供便中参考。”所附的文上说“新浙江大学的成立圆了不少人多年的梦,这中间就有原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文章提到1963年竺校长以人大委员身份访问浙江,就向省里领导提出建议,浙大应与杭大并为一校,1970年又向周建人省长提出,周亦首肯。

  问:那么正式提出四校合并是什么时候?
  答: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布局开始调整,中央提出了“调整、合并、合作、共建”八字方针,全国从1992年开始有不少大学进行了合并,包括四川大学、扬州大学、南昌大学、同济大学等。这项工作是李岚清副总理亲自抓的。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是朱开轩,具体的工作是他在负责。
  1996年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期间,原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样和原浙大的王启东数授两位老先生,一位是浙江省九三学社主委、中科院院士,一位是浙江省民盟主委、浙江大学副校长、材料科学家,两位都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们在人大开会的时候又提出这个话题,当时李岚清副总理刚好参加浙江代表团的分组讨论,昕了两位老先生的建议后,觉得很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此事后李副总理想极力促成四校合并这件事,他一直在关注这项工作,就指示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跟进落实。1996年10月朱开轩同志还亲自带队到浙江来调研四校合并的事情。

张浚生和谈家桢先生亲切交谈

  在这期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浙大任教的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王淦昌、苏步青、谈家桢、贝时璋等也联名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建议将在杭州的原来从浙大分出去的四校重新合并。江泽民总书记也把此信件批转给了李岚清副总理。
  一开始浙江省的一些同志不赞成,中央派人反复做工作。那时候到浙江来做工作的主要是国家计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他的身份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国家计委可以在财政支持上解决一些难题,二是这位负责人是原来浙江省一位老领导的儿子,浙江省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他们的通家之好。他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被说通了。
  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就要有人来主持操办,关键是人选问题。当时教育部和浙江省委、省政府反复磋商、酝酿谁来主持四校合并筹建工作,推荐了几个人选,有的人选省部达不成一致的意见,有的人选自己又不愿意干。事情就这样拖着了。
  有一次,路甬祥同志告诉我,1997年7月,他当时已担任中科院院长了,有一次随同李岚清副总理去新加坡访问,因为他也一直关注这件事,正好有这个机会,他就问李副总理,浙江四校合并的事进展情况怎么样了。李副总理就告诉他,合并的事已经确定了,只是还没有找到具体操办的人选。
  这时路甬祥同志就向李副总理推荐了我,说香港现在已回归了,张浚生同志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否可以让他回浙江来负责这项工作。李岚清副总理原来是管经贸工作的,他当经贸部部长时出国访问经常从香港经过,也认识我。李副总理听了路甬祥的建议就说,很好啊,他是个很合适的人逃。不知道张浚生同志愿不愿意。路甬祥同志自告奋勇说,我去找他谈谈看。这样,李岚清同志就把动员我回来支持四校合并工作的任务交给了路甬祥同志和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陈至立部长与我本来就很熟,她在上海市委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我们还是福建同乡。

  问:您就这样回来主持四校合并这项工作了?
  答:没有,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
  我记得好像是1997年8月,路甬祥同志因事到香港,期间他专门找到我,对我说,四校合并的事现在筹划得差不多了,基本条件也已经成熟了,但是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去主持这项工作。他说,我向李副总理建议你去主持。我说,四校合并是件大好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浙大任党委副书记时就很支持四校合并。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我对路甬祥同志的建议,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至立。陈至立同志听到以后就说:“张浚生同志下次到北京的时候,我再当面和他谈谈。”于是路甬祥同志离开香港时,就告诉我,要我到北京时与他联系,我们再具体谈谈。
  1997年10月,我妥去北京开会,就提前告诉了路甬祥同志。我到了北京后,路甬祥和陈至立两个人请我吃晚饭。
  那天晚饭就我们三个人,天气很冷,晚饭的时候,他们两位反复动员我回杭州主持四校合并工作。
  我主要说了四校合并这件事的难度。我说,虽然这四所学校是同根同源,但毕竟分开45年了,再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事情本身的难度;还有另一方面的难度,四校合并牵扯到中央和地方的很多利益,涉及几万人的方方面面问题,在全国还是很少见的。千头万绪,足以让人寝食难安。我说,一旦我回到杭州主持这件事,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谁都可以管你的。
  当时我对他们说了一个例子。那是我在浙大当党委副书记的时候,浙大也算是一所有影响的部属重点大学,为了学校幼儿园的事,要杭州市批一个文,后勤的同志几番找市里的相关部门,就是批不下来,后勤的同志就向校党委汇报,我主动提出由我去找市里的有关部门联系。那天,事先我已经通过电话和市教委的同志联系好,要找他们去商议这件事。到了市政府门口,电话打进去,他们说:“好,你等会儿,我们现在有事。”我只好等着,在传达室的旧沙发上坐了一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理我。还好当时的市委常委、秘书长孙家贤同志,他从外面进来,一看,问:“张浚生同志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有事找市教委。他说:“你为什么不进去?”我说:“他们叫我在这里等,我都已经等一个小时了。”孙家贤一听就火了,拎起电话就问市教委:“你们什么态度?!人家一个重点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来了,你们这么对待人家!”这一通骂才把市教委的人骂出来了。这是我在学校工作期间唯一一次去找市里办事,闭门羹就是这么吃的。这个故事我后来还对张德江同志说过,他担任过延边大学的副校长,深有同感,他说就是这样,管你什么大学书记、校长,派出所所长都可以管住你。所以我对他们两位说,如果我回去做这件事,吃苦头是肯定的。自己能不能挑起这副重担,心中实在没有数啊!
  那天谈下来,还是没有什么结果。但他们俩都认为我没有拒绝,就还有做工作的余地,还是有可能的。临走前,陈至立同志还问我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这样到了1997年的12月,新华社香港分社要调整领导班子,当时中央组织部党政外事局的局长李建华,现在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他来找我谈话,也说到要我回浙江主持四校合并的事。我对李建华同志说,去年社领导的民主生活会上,我就讲过我在香港工作了整整12年,现在香港回归了,历史任务完成了,我也已年过60岁了,准备回到内地,至于回学校主持四校合并,确实感到工作难度很大,还下不了决心。
  大概在这一年的12月25、26日的时候,中央组织部通知我,要我到北京去谈工作。由当时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张柏林同志和我谈的,他说本来安排是张全景部长和我谈,因为张部长在外面开会,就临时改由他和我谈。
  我和张柏林同志的这次谈话主要是两个内容,一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要调整领导班子,中组部事前派人到香港对我们任职的情况作了考察,他就把中组部这一次考察情况对我讲了。张柏林同志讲了很多,当然讲了不少对我在香港期间工作肯定的话,如对中央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理解很深,在重大问题的处理上大胆、果敢,等等。
  谈话的第二个内容是关于我从香港退下后的工作安排问题。在这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姜恩柱也给我通过气,分社领导班子要调整,几个到年龄的同志都要退下来。姜恩柱还说他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去看胡锦涛同志,锦涛同志专门交代说,浚生同志要安排好。
  张柏林说:“你也表过态,准备回内地,有几个安排听听你个人的意见,一是回浙江任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一是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说政协、人大就不要去了,我已经过了60岁了,如果中央没有什么其他合适工作要我做,我就退休吧,回浙江退休也可以。他又说:“如果省人大、省政协你都不去,那就安排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工作。”我说:“我本来就从浙江出来的,你安排我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我又不能驻会,好端端跑到北京干什么呢?”
  谈到最后,张柏林同志说:“岚清同志提出来,希望你回去主持浙大四校合并的工作,我们也想听听你个人的意见。”我说这事我知道,路甬祥、陈至立同志都和我谈过。张柏林就说:“本来让李建华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和你谈这件事。他没及时和你谈。”我对张柏林解释,不是李建华没有及时找我,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和他谈。
  这时张柏林同志就问我:“对这件事你看怎么样?”我说,四校合并我支持,过去支持,现在也支持。
  为什么支持?我讲了三个理由。一是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百年大计,首先还是要靠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在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对此有深刻体会。二是我在香港十几年,几乎每年都带团队到内地来访问。这几年我也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招商引资建设开发区,外商为什么要在我们这里办厂?一是土地价格便宜,二是劳动力价格便宜,三是税收的政策对他们很有利。但是1990年以后有些条件在消失,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一年一年往上涨,而且原来优惠的税收政策也没有了。由于赚不到钱,有些投资的人甚至丢下厂房跑了。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包括掌握这些技术的企业进驻开发区,开发区就有可能萎缩。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创新能力,包括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能力,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的竞争力水平,这一点我这几年感受非常之深。三是浙大是我学习、生活、工作了近30年的母校,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浙大当党委副书记的时候就积极支持四校合并,这是件大好事。对浙大来说,如果合并,可以优势互补,加快学科交叉和融合,大大增强实力,提到学校的地位,为国家的建设发展作更多贡献。而且路甬祥同志也给我讲过,这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刘丹老校长未了的心愿。
  从这三条来看,我支持四校合并,但我知道这是非常难的事,回去之后会遇到什么样困难我都无法预计。当时,我还说了,我答应的事,一定尽力做好,如果办不好,我要跳西湖,跳钱搪江,而且跳下去必死,因为我不会游泳。这个话,其实我对陈至立、路甬祥同志也说过。
  张柏林劝我说大学很重要,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退下来以后就去大学当了校长,他还讲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说:“柏林同志,你不要给我宣传,要说例子,我可能比你知道得还多,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国情不同啦!在中国当大学党委书记,无论你是什么级别,到时候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卡住你。”我就又把当年去杭州市教委办事的例子给他讲了一遍。
  最后张柏林同志说反正时间还来得及,有关我的工作,让我再考虑考虑,他们也再考虑考虑该怎么办。他把我送到门口、再送到电梯口,一直把我送到楼下。
  后来我才知道,张柏林同志和我谈话,为什么他先说到政协、人大任职的事,然后才提回浙江的事,以及为什么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例子,因为组织部门考虑的是干部政策,他们希望给我安排一个相应的职位,而大学即便是部属重点大学党委书记都是教育部党组任命的,我到浙大担任党委书记是低职高配,他们怕我思想上有顾虑,其实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大概到了1998年2月份,中央文件下来了,新华分社班子开始调整。我回浙江,另一位副社长回广东,因为我还没有最后表态,所以没有讲安排什么工作。到2月18日左右,北京开中央外宣工作会议,因为我还没有离开新华社香港分社,就去北京开会,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中央外宣工作会议。
  因为前次和陈至立、路甬祥同志谈的时候,陈至立叮嘱我,下次到北京再谈。因此,在去北京之前我打了个电话给路甬祥同志,路甬祥同志告诉了陈至立同志,陈至立就打电话通知我说:“你到北京后,先别去中央外宣会议报到,先到我这里来,我还有事要与你谈。”
  那天飞机晚点了,晚上11点多才到北京。陈至立部长和周远清副部长两位一直在那里等我,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晚饭。陈至立同志说:“这个事情拖了好儿个月了,岚清同志一直在催我,你最后给我一个态度,去还是不去?我也好向岚清同志交代。”讲到这个程度,我叹了一口气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反正我也是背水一战,那就去吧。那天的晚饭到午夜近1点钟才结束,然后我才赶去北京大兴县报到参加中央外宣工作会议。

  问:这是您第一次松口,表示接受这项工作。
  答:是啊。我自己也很清楚,这可能是我这一生中要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了,也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次选择。香港回归,使命完成,我本来可以退休安度晚年了,结果丢下那些相对比较清闲的安排,挑了这件苦差事,我当时心里真不知是甜还是苦,在我看来,真有点“背水一战”的味道。
  开完中央外宣工作会议,我回到香港。3月10日左右,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连续几次给我家里打电话找我,因为那天我外出参加活动,很晚才回家。回家后杨惠仪让我给李泽民同志回电话,问他什么事。他说中央组织部张柏林同志在会议期间找了他,同时,陈至立同志也找了柴松岳省长,告诉他们我同意回杭州主持四校合并事,省里很高兴,也很欢迎,希望我先回杭州和省里同志见面谈一次。我问他什么时候合适,他说3月20日以后。这样,我们就约定3月24日,我回杭州和省里主要领导见面。23日那一天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至立同志,并说我准备24日回去与浙江省委的领导见面。她听了,很高兴地说:“好,你赶紧回去跟他们见见面。”她还告诉我,就在那天国务院的任命文件已经下达。当天晚上陈至立同志就把文件先传真了一份给我,国务院批复给教育部和浙江省委,同意浙江四校合并,任命张浚生为筹建小组组长,潘云鹤为副组长,批复日期就是1998年3月23日。
  回到省里,李泽民同志告诉我,中组部安排让我在省里挂一个省政府特邀顾问。另外他还告诉我说,对浙大的合并,省里也讨论了很长时间,有一些老领导不赞成,现在工作做通了,中央也准备了一些资金,由中央出四个亿,省里出四个亿支持浙大合并的工作。当时国务院的文件还没有到省里,我就把带来的一份传真件拿出来给他们看了。
  和省里主要领导见面后,我到浙大和梁树德、潘云鹤、胡建雄同志一起吃中饭,告诉他们,我决定回杭州和潘云鹤同志一起主持四校合并工作,国务院也已经正式发了文件,并把和省委书记、省长谈话的情况告诉他们,还告诉他们我大约要一个月后才能返杭,请潘云鹤同志在这期间去拜访一下省里的老同志,了解一下他们对并校的看法,因为李泽民说,原来一些老同志是反对并校的。这样,第二天我就返回了香港。
  由于我在香港工作时间交的朋友很多,最后一个月,除了交代一些工作外,告别、钱行等应酬活动一直排得满满的。直到4月27日,我才离开工作了13年的香港,回到杭州,开始和香港完全不一样的新的工作和生活。

张浚生夫妇挥别香港

第二节 筹建:做不好我是要跳钱塘江的

  问:您回到杭州后,着手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答:当然是成立四校合并筹建小组。
  我是1998年4月27日晚上9点左右回到杭州的,28日上午就到省里参加省委书记办公会议,商量筹建小组的事情。在这之前,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曾经给我通过电话,说筹建组一定要在4月30日之前成立起来。时间扣得非常紧,我是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啊。
  上午到省里开完会,下午我就到浙江大学找到校长潘云鹤和常务副校长胡建雄。我对老潘说,我上午到省里开会,看来省里对建立筹建小组的事情一点准备都没有,不能再等了。我这里有几件事需要学校帮忙:一是给我安排一间办公室,我回到杭州后还没有办公的地方;二是能不能找个同志配合我一下。第二天孙旭东同志就来报到了,他原来是学校党办副主任。小孙来了,我的工作也算有了个助手。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一天,我就到四个学校的校区都去看了一下。去的时候,都没有通知各学校的领导。由于受过去80年代我在学校工作经验的影响,我特别关心学生食堂的情况,到各校区食堂都去看了看,发现各校的学生食堂都办得非常好,和我过去在学校工作时大不一样,也就放心了。在华家池校园走着的时候有两个刚打完网球回来的学生与我擦肩而过,已经走过去的学生突然回过来说:“哎!这是张浚生喏!”我就停下来问:“是我。你怎么认识的?”“我们在电视里看见过你,是不是四个学校要合并了?”“是啊,你们赞成吗?”“我们赞成,欢迎合并。”后来我知道这两个学生是学农业经济的。
  至于我的办公室,本来应该是省里安排的,我是回到省里主持四校合并工作的,我离开浙大已经15年,不属于哪个学校,与老浙大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不好让学校里安排。但是4月28日开会时省里都不提这件事,我总不能在大马路上办公呀,只好向学校提,我毕竟是老浙大出去的,有些要求还好提,有些人还叫得动。其实我个人的想法是,这个办公室最好不要放在任何一个学校而是应该放在省里,这样比较超脱,但省里没有安排,我个人也不方便要求。
  当时浙大很配合,一些工作都是以浙大为主开展。比如我在筹建大会上的发言稿就是浙大党委办公室的同志起草的,我再修改,增加了一些内容。特别是在稿子中写了杜甫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句,大家很注意。连当时还在华中理工大学任校长的周济同志都注意到。他任教育部副部长来浙大调研指导工作时还说起了这件事。
  筹建大会前一天,即4月29日,教育部的领导陈至立、周远清和十来位司长都到了杭州,他们到了以后,先开了一个会,四个学校的主要领导都到了,会上大家都表了态,总的来说都表示支持,但也有个别同志比较勉强。
  4月30日上午9点,在浙江省府大楼12楼省委常委会议室召开“新的浙江大学筹建小组成立大会”,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副部长周远清,省委副书记刘枫、副省长鲁松庭以及四所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宣布了国务院对筹建小组的组长、副组长的任命文件,还宣布了小组成员名单。筹建小组成员一共9个人,除我以外都是原来四个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我担任新浙大筹建小组的组长,潘云鹤同志担任副组长。几位领导讲话之后,我在会上表了态。我说,离开大学15年,离开浙江13年,现在又重新回到杭州,担任新浙大筹建小组的组长,我感觉到压力很大,难度很大。我表示要尽快进入角色,要重新学习,有中央和省委、教育部领导的支持,有筹建小组的团结合作,我们一定能圆满完成新浙大筹建工作的任务。
  当天下午两点,又在省府大楼的会议室召开了“新浙江大学筹建大会”。这个会议的规模比上午的会议更大,由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联合召开。省长柴松岳和教育部部长陈至立等领导都出席了,参加会议的还有四个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会议宣布了几个文件,一是有关成立四校合并领导小组的文件;二是成立“新浙大筹建小组”的通知;三是教育部和浙江省共建、共管新的浙江大学的文件,这个文件规定了四校合并后的浙江大学管理体制。
  陈至立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她说,四校合并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20世纪高等教育战线上一件举国瞩目的大事。四所规模相当且较为重要的高校组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在前一阶段改革中尚未有过。新浙大的建成将使学科覆盖到几乎所有的学科门类,这不仅对学校自身的发展,而且对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翻开崭新的一页。四校合并有利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必将对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她还说,建设好一所高水平的、学科门类齐全的、奋力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的、现代化的新的浙江大学,既是国家对新的浙江大学的希望和要求,也是新浙大所面临的挑战。她要求四个学校的领导班子、学科带头人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圆满完成合并组建工作。经过一二十年努力奋斗,使新浙江大学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科研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尽快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谱写新的光辉篇章。她还表示,教育部将把四校合并作为今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加强对合并工作的领导,与浙江省委省政府密切配合,保证合并工作顺利进行,推动新的浙江大学迈上一个新台阶,并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柴松岳同志也在会上说,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搞好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并努力把浙大办成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浙江省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他表示,省里将与教育部密切配合,全力支持新浙大依法自主办学,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他还要求,与会的四个学校的干部和教师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顾全大局,维护团结,恪尽职守,严守纪律,确保政令畅通,自觉维护筹建期间学校正常的科研教学秩序,做到工作不松、不断、不乱。
  这两个会议都开得非常成功,大家的情绪都非常好,会上几位领导同志讲话高屋建瓴,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舞。30日那天我请筹建小组的同志们一起吃了顿饭,还拿了一瓶从香港带回来的XO酒请大家喝。那时候“五一”还放长假,筹建小组在七天后正式开始工作。
  利用“五一”长假,我又到省里老领导那儿一一拜访,听取他们对并校的意见,铁瑛、李丰平、王家扬、商景才、崔健、薛驹、沈祖伦、厉德馨……其实这些老同志对四校合并一直都是支持的,并不像听到的那样说是他们不赞成合并。在此之前潘云鹤同志也曾拜访过铁瑛、李丰平、王家扬、商景才等同志,他们也都表示支持。商景才同志还说,80年代初刘丹同志在全国人大作为提案提出时,他头一个联署支持,后来没有做成,合并难度很大,一是国家要有财政支持,二是学校的级别要提升,现在国家在经费上已有保证,张浚生回来,学校的级别也解决了。同时他还对学校如何提高教学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随同潘校长一起去拜访的学校党办副主任孙旭东作了详细记录,小孙把这份纪录稿给我看过。我去拜访他们时,商景才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
  对于我去拜访,这些老同志都热情接待,王家扬同志还在家里表演茶道欢迎我。厉德馨同志是我在杭州市委工作时的直接领导,我们之间说话也更直率一些。他说:“你这个人啊,竟然敢接这个差事啊,这个事情可比当个省委书记还难一百倍。”他说的真是没错。类似厉德馨同志的这个话1997年12月底,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也对我说过,那时社会上已有传说我回杭州主持四校合并的事,他说,这件事太难了,不要去干。
  5月6日下午,我们新浙大筹建小组就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了工作计划,讨论了筹建小组组织架构和小组领导的分工,明确各组室的工作职责,以及在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

  问:对于浙江省的四校合并,中央、教育部和省里好像特别重视?
  答:确实是这样。从1992年开始,全国合并的高校不少,但没有哪个学校像浙大合并这样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高度关注,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委员长都作过重要指示,李岚清副总理亲自过问、直接指导。国务院还专门发文成立新浙大筹建小组,任命筹建小组组长和成员。教育部和浙江省委省政府还专门发文成立了四校合并领导小组,由陈至立部长组任组长,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省委副书记刘枫、副省长鲁松庭和我任副组长,教育部有关司局长和省教育厅厅长等任领导小组成员。光是筹建小组成立,不仅专门召开大会,而且教育部的正、副部长带上十来个司局长赶来参加,浙江省省委书记、省长,分管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的常务副主席和一些厅局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大会。
  陈至立同志对我说,通过合并组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在前一阶段高校体制改革中还没有过。因此,她明确告诉我们,那一年部里有两项最重要的任务,其中一项就是一定要把浙大的合并工作做好。浙大合并有什么困难,要我们教育部做的事,我们一定全力支持,尽力做好,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当时教育部直属司的陈小娅司长、陈维嘉副司长更是全力以赴地协助和指导我们的筹备工作。听说岚清同志非常关注浙大的合并,几乎每个礼拜都要询问筹建进展情况,多次通过不同渠道了解筹建工作情况,并作出重要批示,所以我们每个星期都向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报送浙大合并进展情况的简报,教育部就直接送给李岚清同志。中央重视,教育部重视,省委、省政府也很重视,省里每隔半个月就要开一次会听取汇报。

  问:四校合并工作千头万绪,筹建小组成立之后最先开始的工作是什么?
  答:因为筹建小组都是各个学校的领导,所以平时大家都还主持自己学校里的工作。
  我们筹建小组的成员也只能是每个礼拜开一次全体会议,筹建小组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和目标,按照总体的要求,六月中旬以前要对原来四个学校办学基本情况,包括人、财、物的状况调查清楚,并且制定合并以后新浙大的管理体制、未来发展的初步规划以及工作秩序等等;七月底以前要求提出四校合并的总体方案,方案还要报教育部审批;九月初在成立大会召开前,要求完成整个筹建工作,并且还要准备好新学期的开学准备工作,因此,任务非常的繁重。
  为了保证筹建工作任务的完成,当时成立了一整套工作机构,在筹建小组下面设立了一室四组的工作机构:办公室由潘云鹤任组长,人事机构由梁树德任组长,财务资源组由程家安任组长,教务管理组由陈昭典任组长,统筹规划组由郑造桓任组长。各级都由原四校的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担任副组长或成员,为筹备事务各司其职地开展工作。
  筹建过程当中,我的办公室是放在浙大,这是因为省里没有为我准备办公室。但筹建小组的会议是轮流在四个学校召开的,第一个星期在浙大,第二个星期在杭大,第三个星期在农大,第四个星期在医大,然后再从头开始轮流。这些细节上的安排也是很要紧的,要让大家感觉到平等,不要以为浙大是老大,合并就是浙大要把其他的学校“吃掉”。有一句话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地强调——“我们是同根同源,兄弟平等,强强合并,没有大小之分”。每次开完会,大家就在一起吃个工作餐,不安排宴请。这也是我特别约定的。
  当时我考虑到各校的日常工作都要正常进行,筹建小组成员都是各校的党政一把手,筹建小组的会不能开得太多。每次会议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提高会议的效率,整个筹备过程中总共召开过20次小组全体会议。

  问:从4月30日开始召开筹建工作大会,到9月15日新浙大挂牌,筹建工作只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您现在回想一下,当时筹建工作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碰到过什么难题?
  答:就我个人而言,离开杭州13年,离开学校15年,重新回到学校就有一个适应工作和生活环境变化的问题。特别是按照中央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如何办好新浙大,这是我一直思考的大问题。
  所以在整个筹建过程中,一方面我要尽快把中央的指示精神吃透,既要顾及眼前筹建中的工作,也要顾及浙大长远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尽快适应从香港到内地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改变。因此,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虚心认真地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我首先是搞调查研究,向各个学校的老领导、老同志请教,向专家教授请教。在筹建过程中,我多次拜访了省里和四校的一些老领导、老教授,同筹建小组的同志分别都交谈过,前后还召开了几十次各个学校负责人、教授、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仅在5月12日至17日就分别与各校和学科的教授座谈了七次。这样就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各个学校发展的历史,它的文化,以及学科方面的情况。另外,当时我还尽可能多地阅读一些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资料,了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现在我还记得,在筹建过程中,我收到了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校友的来信,他们对合并组建工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和意见。这些都使我受益匪浅。
  现在回想一下,在四个多月的筹建过程中,从我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不管是老领导、老同志,还是专家、教授,绝大多数都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人心思合,对办好新浙大的信心也很足。如原浙大的张万礼、周培源,原杭大的赵伟、史晋川、孙笑侠、罗卫东、徐前方、金祥荣、汪斌等教授都给我来信,认为我提出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九字方略”的建设目标很好,表示支持,“新浙江大学的希望在于改革”。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可以这样说,当时筹建工作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很好,各项工作的进展都还顺利。筹建小组所有成员,以及各组工作人员,也都认真负责积极努力,及时提出方案供筹建小组讨论决策。例如,筹建小组下面专门有一个负责财务资源的小组,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要把当时四个学校的资源状况都调查清楚,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们还要对合并后的浙江大学的财务和管理体制提出建议和方案,因此工作难度是很大的。还有人事机构组及时拿出《学校关于四校合并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与政策建议报告》,这对筹建工作及合并后的工作顺利开展都非常有帮助。也就是说筹建组的所有同志都能以新浙大的一分子,以主人翁的态度参与讨论筹建工作,因此,多数问题都能经过反复讨论后取得一致意见,工作确实比较顺利。

  问:四校合并是不是大家思想都很统一,在筹建过程中有没有不和谐的声音?
  答:当然,在筹建过程中间也会碰到很多矛盾和问题。这样大的事情,思想认识上怎么可能铁板一块都统一呢!无论是干部、教师甚至一些学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特别是涉及一些人和利益的问题,有一些同志思想不通是很正常的。例如,干部调整、人事安排、管理体制改革和院系调整等这些工作,难度很大,因为这涉及一些个人和小集体的利益以及各个学校不同的文化氛围和工作习惯,因此,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反复复地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希望我们的干部和教师首先要从大局着眼,以改革的精神去面对我们可能逃到的困难,顾大局,弃小利,真正把我们的思想统一到做好四校合并工作、发展新浙大上来。
  合并后的学科调整当时由潘云鹤校长负责,在筹建小组讨论时提出了一些建议,基本上也就是后来20个学院的组建框架。把这个考虑方案提出来当然安听大家的意见,这本来就是讨论过程中的事。但是有一天晚上,一位思想不通的同志就很生气地给我打电话,说某某某昨天又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又把思想打乱了,意见很大。我在电话里也只是笑笑,给他解释。
  个别同志对某些问题有意见,是正常的。但奇怪的是,第二天我去省里参加书记办公会议,从省里一位领导的口中几乎是完全重复地说了这番话,还指名道姓地说某某讲了一些很不负责的话,等等,这就不正常了。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能这样传播“听说”的事,把流言蜚语当成正事提出来呢?而且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所以在那次会上我就很严肃地谈了我的看法。我说,四校合并工作现是在筹备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点是使四个学校从干部到教师要在思想上融合,绝不要听到一些流言蜚语都拿来在会上说,并点名指责什么人,在这种会上说了,传出去很不好,影响学校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什么谁说,谁脱了裤子光着身子迸浙大啦,谁泼冷水啦……在会上讲这些干什么呢?
  还有,我说,每一次开会,你们都反反复复地对着我说,四校合并是中央的决策、意义如何重大,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等等。在我没有表态接受这项工作时,我考虑过会面临的困难,但是我说过,只要我答应下来,接受任务了,就一定要把它办好。我甚至还说过,我答应下来又没有办好的话,我非得跳钱塘江或跳西湖不可。所以,大家不要每一次开会都对我讲这件工作如何重要,意义如何重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许做好不许做坏……”我张浚生是一定会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好这件事的。我希望大家对这些都有统一认识,大家都有责任来达到这个要求。
  我还说了,过去我在香港工作时回到浙江是客人的身份,大家很客气,很热情,我很感激。现在我是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一项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希望大家不必客气,及时检查督促,我一定努力把应做的工作做好。但我有话也会直说,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有一些我力所不及的工作,希望大家帮助解决,不要推诿、扯皮、贻误工作。大家都应按照中央的要求做。
  的确,我很烦许多会议,一些人讲话,反反复复讲一些所谓的大道理,讲空话、套话,结果会开得很长,话讲得很长,但实际上能解决的问题很少。

  问:您在省里开会这样讲会不会有人不高兴,有没有作用?
  答:有没有人不高兴,我不知道。按道理说,我也是实话实说,而且是有话就说,也不应该有什么不高兴的。作用还是有的,以后的会上讲套话、空话的确实少了。
  浙大的合并,省里有些同志的确不是很赞成,但不是那些老同志。柴松岳同志就曾经很坦率地告诉我,对浙大的合并,他个人原本是不赞成的,但中央决定了,就坚决执行,全力支持。我认为这个态度是正确的。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对一些具体的事,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也可以向上级反映,但是一旦组织上作出了决定,就应当认真贯彻执行。“个人服从组织”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在这里我说一件事,就是我们筹建小组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有同志就提出来了“四校合并网络先行”,就是要早些把四个校区六个医院的网络先建起来,这样工作开展就方便多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建议很好,杭州市也很支持,经过设计预算需要2000万元。5月中旬,我给陈至立同志打电话,她马上说,没问题,浙大四校合并经费共有八个亿,其中中央四个亿,虽然现在没有到位,教育部可以先垫付给你们,以后再扣除就是了,但是根据原来的约定,教育部和浙江省各出一半,1000万,教育部马上拨给你们。给陈至立同志打完电话,我又给柴松岳同志打电话,他也很支持。我们打了报告给省里,马上批了。教育部的钱5月底就到了,但省里的钱8月初还没到。
  8月12日,我们去北戴河,向李岚清副总理汇报筹备工作情况。上午先到教育部开领导小组会,省里一位同志在会上汇报工作,说浙江省如何支持四校合并,做了什么什么事,经费上如何如何支持,拨了多少多少钱,什么什么项目。我在来北京之前刚看了项目经费清单,知道他的话是不实的,但我也没吱声。散会的时候,他又对周远清副部长说,我们把浙江省三个最好的学校送给教育部了。周远清马上说,你这是什么话?大学都是国家的。
  这天下午我们到北戴河,向李岚清同志汇报筹备工作,陈至立部长、国务院发改委副主任李融荣、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国务院副秘书长徐荣凯等都在场,听四校合并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我先汇报,然后是省里的同志汇报,他又把在领导小组会上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听完汇报后,李岚清同志对下一步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晚上,我们几个人到刘枫同志房间里,一起核对我们各人记录的李岚清同志讲话精神,以便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材料,回来好传达贯彻,也好向省委汇报。记录整理完了,我对省里这位同志说,上午在领导小组会上,下午在李副总理那里,你都说这个费那个费都拨给浙大了,我出发之前查过了,起码网络建设费就没有拨。柴省长5月中旬就批了,现在是8月份了,还没有拨。他赶紧说,“后来我提了点意见,回去马上拨,回去马上拨”。

  问:除了您讲的经费上的问题之外,在筹建过程中还发生过其他什么事吗?比如招生问题?
  答:当时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头痛。省里要求合并后的浙大在浙江省的招生比例不低于80%。在筹建过程中,有一次在省里参加书记办公会议的时候,我就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在浙江省招这么高的比例,生源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浙江大学本来就是全国重点大学,原来在浙江省招生比例一般都是50%左右。这一点我特别敏感,因为上世纪60年代初一段时间浙大曾经由部属高校变成了省属高校,只能在本省招生,损失很大。他们说这个不用讨论了,浙江省和教育部是签了协议的。后来,我看了教育部和浙江省关于“共建浙大”的协议,里面确实有一条“在浙江省招生名额不少于80%”。我也没话好说。
  就算在浙江省招生比例已经到了80%,省里个别同志还是不满足,还要求扩大在浙江的招生名额,没有合并之前,浙大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是l:2.7,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已经是相当低的了,合并之后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一下子稀释到1:4.5,教育部也觉得这个比例不行,与办一流大学的目标相差太远了,就给我们增加了研究生的招生名额,但省里还要我们增加本科生的名额。我们和省里谈这个问题,我说,按教学资源配置,一般来说:一个硕士生要抵两个本科生,一个博士生要抵三个本科生,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已经增加了那么多,按比例算我们要增加多少资源啊,我们怎么做得到。但省里有的领导说,研究生是教育部的事,我们只管本科生。这样就没有办法谈下去了。
  1998年刚合并的那一年,学校的本科生招生还是四个学校分开招的,从1999年开始统一招生。这一年招生,基本上按原来四校招生人数安排计划,最后为了取整数增加了四个名额。这时,省里意见就很大了,要求学校再增加名额,还专门针对招生工作向四个校区发文件,要各校长“严格按照协议办”。当时并校都已经快一年了,还按原来的四个学校发文件,这个做法其实是很不正常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有些人的情绪。
  那一年省里某个部门的一位处长来学校开会,和学校招生部门就招生人数问题有些争执,公开拍桌子说:“你们想舒舒服服创世界一流?”当时社会上也传出来很多议论,说是省里给了浙大四个亿结果只多招了四个学生,到开省人代会的时候还谈这个事情。后来我听到这个情况,就和潘校长商量,增加名额困难肯定是有的,我们还是尽量克服吧。结果是潘校长主动和省里有关同志沟通,增加了100个名额,事情才消停了一些。

  问:当时全国有不少高校也进行了合并,你们在筹建过程中参考过他们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吗?
  答:在香港工作时也曾听说过内地学校合并的事,当时不太关注。回到学校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大学合并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在浙大合并之前,一些地方政府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对当地高校的布局结构进行了一些调整,出现了由多所高校合并重组的南昌大学、上海大学、扬州大学、广西大学等等,并且这些地方学校的合并都还比较成功,有了一些好的经验。因此国家在高校管理体制调整工作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方针,就是“共建、调整、合作、合并”这八个字。这八字方针的提出推动了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加快,也涌现出了一批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典型。因此,当我接手新浙大筹建工作之后,我就想到一些合并比较成功的大学去取取经,但因为忙,只去了上海大学和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的合并是在国内比较早的,因为这两所学校都是部属高校,因此也是很典型的。我到四川大学去学习取经的时候,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卢铁城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我在四川大学看了一天,卢校长问我看了一天有什么感想。我说,川大与浙大的合并比较一下,有三个有利,三个不利。川大的三个有利,浙大没有;浙大的三个有利川大也没有。他说,是吗?你说说着。我说,川大的三个有利,是合并的两个学校,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都是教育部的直属大学,体制一样;二是学科互补性很强,科大是科为主,川大是以文理为主;三是两校校园靠近,两个校园就是一条马路之隔,而且成都市还同意把这条马路变成校园内道路,使两校合并后有一个整体的校园,这就更方便了。这三个有利是浙大所没有的。浙大是四个学校两种体制,一个是部属的,三个是省属的;学科既有互补又有重叠;校园分散,原来四个学校有五个校区。但浙大也有三个有利条件是川大所没有的,简单说就是“票子”、“班子”和“牌子”。川大与科大合并的时候,据说上级给了7000万,但并没全部到位。浙大合并,中央和省里答应支持八个亿,钱的问题也很重要,合并中很多地方是要用到钱,这是一。二是川大与科大合并初期班子问题没解决好,在两个学校之间搞平衡,没有真正合起来。三是牌子问题,我是从原来的科技大学这边进校的,进来的时候看到门上一块木头的牌子是“四川联合大学”,底下一块很大的石头,还是“成都科技大学”。我也到原四川大学的门口看过,也是墙上的木牌写着“四川联合大学”,下面一块大石头上面是“四川大学”四个字。给我的书面介绍材料,上面写“四川联合大学”,下面有个括号“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这说明了校名争议很大,很怕被别人吃掉,“牌子”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好。而且“四川联合大学”的“联合”两字,在中国感觉不大好。卢铁城同志对我的一席话表示赞同,并说,这些问题目前正在解决过程中。
  后来听说李岚清同志到四川考察,对这个校名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提出了批评,全校师生才统一思想,沿用“四川大学”这个校名。虽然校名即“牌子”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但形式是会影响思想情绪、心理状态的,浙江大学一定不能出现这样的状况。

  问:在筹建期间,您提出今后浙大发展目标是建设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世界-流大学,当时是出于一种怎么样的考虑?
  答:从中央来讲,对四校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的意义是看得很重的,从筹建大会上陈至立部长的讲话以及8月份教育部关于新浙大的成立所发的文件可以看出,浙大的合并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和地位。因此,在筹建过程中,我们就在考虑合并后新浙江大学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她的特色和影响应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也是涉及今后浙江大学长远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至于为什么提出这个“发展目标”,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国内高等教育发展是有一些大背景的。
  四校合并筹建小组成立是在1998年4月30日,几天之后,也就是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校庆。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在北大百年校庆大会上有一个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面向二十一世纪,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个目标是中央第一次提出来的,也是对像浙江大学这样一所高水平大学提出的要求。
  江泽民总书记在北大讲话中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后,我们当时的确感到很兴奋,筹建小组同志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大家都感觉到现在是大学发展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所以在6月2日我接受筹建小组宣传组同志采访时就正式提出,要经过十五到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在建校120周年前后,把浙江大学办成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在那次采访谈话中,我对未来浙江大学的发展目标提出了九个字,也就是你们提到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这九个字。其实这九个字的建设目标,我在5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就讲了,得到了许多同志的赞同。当时我说,在筹建大会上我引用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两句话,就是表示新浙大应当有这样一种雄心壮志,也就是在21世纪的某个时期,可能要经过整整一代人的努力,把浙江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我说,“综合型”就是学科门类齐全,办成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型大学;“研究型”就是要在搞好本科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尽量多承担科研任务,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多学科的综合优势,多承担高层次、新兴学科的重大科研项目,并使这些研究成果尽快转化成社会生产力,成为国家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和高科技研究开发基地;“创新型”就是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承担责任,不仅完成一般的人才培养和开发任务,而且能在引导全社会科技发展和思想文化进步中有所创造、有所建树,成为文化创新、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我想,如果我们能在这三个“型”上下工夫,创一流,浙大就能真正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6月2日的那次谈话在浙大校报上以《张浚生同志答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之后,筹建小组又专门就新浙大的发展目标进行讨论,对照在筹建过程中陈至立部长的几次讲话,大家感到,对新浙大的建设目标,中央和教育部的领导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四校合并组建新浙大就是要朝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前进。所以在接下来的筹建过程中,我们就提出要在十五到二十年内把浙江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后来讨论中大家说不要提十五到二十年,还是提在建校120周年前后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目标,这也是新浙江大学办学的理念。
  提出一个高的目标,实现是不容易的,要做很多工作,学校主要大力引进、培养一流的师资,要有一流的管理,创造一流的办学条件,包括校园环境、图书设备、实验室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招到一流的学生,培养一流的人才,出一流的成果。所谓一流的人才,不是看官位有多大,而是看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有多大。
  办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好高鹜远,是为了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一个国家办高等教育是要有一定层次的,但是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更需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若干所就不是一两所,但也不是几十所,就像一个宝塔,上而肯定会有最顶尖的一批,下面数量越来越大,它们的水平相对就会低一些,浙江大学历史悠久,原来又有很好的基础,通过合并,学科交叉融合,她就具有了可能性,可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如果能够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就有能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更好的贡献。

  问:新浙大成立大会是在9月15日召开的,前期的准备工作也做得很仔细,这对浙江大学来说,应该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是吗?
  答:新浙大成立大会是件大事,我们四个多月的筹建工作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记得8月12日我们到北京和北戴河汇报了筹备工作进展以后,根据李副总想讲话精神,就着手安排成立大会的事宜。
  这些工作按原来的分工是由郑造桓同志负责的,在后期我也直接参与了一些新浙大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在讨论新浙大成立大会时,我说,这次大会非同一般,是检验我们四个多月筹建工作成果的一次重要活动,我们请了许多重要的客人,接待工作很重要。如果接待工作出了疏漏,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工作不踏实、不严谨。此前就有一些兄弟院校的大型活动,因为接待工作没有做好一直为人诟病,其实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在香港工作期间,有一次,我回学校来参加一个庆典。那天晚上原来说好校领导要陪我吃饭的,结果我等到晚上8点多钟校领导也没来。听说是有关部门没有协调好。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没关系,如果发生在别的什么客人身上就不好了。所以接待工作主要做得很细致,对重要的客人,要做到人盯人。结果整个成立大会开得很成功,没有出现不愉快的事情。
  还有一件具体的工作是我一再强调的,就是到新浙大成立的时候,要把所有合并之前有各学校名字的牌子全部拿掉,实验室能改名的也要改过来,来不及改名的要先用红布这起来。到9月上旬,我一个一个校园去检查。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工作,但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一定要让大家感觉到自己都是新浙大的人。
  我们还讨论了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成立大会的会标怎么写?“浙江大学成立大会叫“浙江大学”本来就存在的,怎么能又“成立”呢?敌后决定用“新浙江大学成立大会”。
  正好到了8月下旬的时候,教育部的正式文件也到了。教育部《关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决定》这个文件写得非常好,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有三条:一,合并后的新的校名定为“浙江大学”,实现一个法人、一个领导班子、一个建制,并相应撤销原有学校的独立建制;(顺便说一个事,至今还有一些人要在杭州恢复杭州大学的名称,把某个学校改名为杭州大学,还有人作为提案提到全国政协会议上。这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这件事,2002年7月我曾在学校常委会上传达过教育部有关领导的意见:“合并后的高校与合并前的高校有历史继承性,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重新启用合并前高校的校名,以免造成高校校名混乱。”)二,新的浙江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实行教育部与浙江省共建共管,原属四校的在编人员、资产全部划归新的浙江大学统筹管理,教育部与浙江省分别拨款的投资渠道不变,双方投入的经费由新的浙江大学统一安排使用:三,决定明确指出,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面向21世纪在我国组建若干所规模大、层次高、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希望浙江大学成立以后能够办成一所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学。
  教育部的这个文件很重要,但四校合并的意义和目标表述得非常清楚,与我们用的“新浙江大学成立大会”的会标不谋而合。

新浙江大学成立大会

  问:9•15,对百年浙大来讲是一个新的历史里程碑。据说成立大会规格很高,气氛很热烈,李岚清同志还亲临发表重要讲话?
  答:是的。那天天气也很好,天高气爽,凤和日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中央有关部委和省市领导,香港、澳门的许多客人和许多兄弟院校的领导和学校两千多名师生员工参加了新浙大的成立大会。9月15日那天,李岚清副总理亲临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新浙江大学的成立,不但是浙江大学历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而且也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的重要一页。四校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是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党和国家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厚望,希望你们能在这场改革中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高教管理体制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陈至立同志代表教育部、李泽民同志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都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浙大的改革发展,共同办好新的浙江大学。成立大会上还宣布了新的浙江大学党政领导班子名单。根据中组部的任命文件,由我担任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根据国务院的任命通知,潘云鹤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任期四年。

《人民日报》有关新浙江大学成立的报道

  我和潘云鹤校长也在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表了态:有着光荣传统的浙江大学,一定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努力按照江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四项要求,弘扬求是精神,勇于开拓创新,培养杰出人才,攀登科学高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成立大会之后,在原来的四个校区同时举行了新浙大校牌的揭牌仪式。在参加玉泉校区揭牌仪式上,我碰到了在浙江大学生活工作六十一年的王启东教授,他显得格外激动.他对我说,浙大的这次合并来之不易,这是一次高水平大学的联合,合并后的浙江大学最有条件向世界一流大学奋进,躬逢盛世,我们能看到今天这个合并的场面,心里真的很高兴。

第三节 融合:一切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问:1998年9月15日新浙江大学成立,新浙大成立以后,学校面临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答:当时新浙大面临的最主要的工作有四项,一是机关部处的调整;二是学科重组,重新构建院系和研究所;三是统一管理制度和政策;四是制定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和重点建设项目规划。
  相比而言,机关部处、直属单位的调整比较顺利。经过调整,机关部门由原来55个精简到了33个,到了2000年进一步精简到25个;校部机关管理人员从并校初期的1135人压缩到了860人,2000年又进一步压缩到了599人;校部机关中层干部,在并校初期精简了37%,2000年又在此基础上精简了22%。经过机构调整和改革,原来机构设置重叠、人员臃肿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改变,校部党政管理机构的基本职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同时又一项一项地统一和调整学校财务管理、经济分配、学生管理等各方面的政策。用了一年左右时间,把学校各项管理工作重新调整好。
  在新浙大筹建的时候,我有一条工作原则,原四校的具体工作我一概不管,因为四个学校的领导班子都在正常运作。只有一件事我过问了一下,在筹建小组成立前后一段时间,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突击花钱和进人,四个学校的人事和财务都被冻结了。但是一直冻结,各个学校正常的工作就要受影响。因此我向教育部请示,希望解冻。部里表示,在筹建期间的用钱、进人,由我审批就可以解冻。
  记得我批的钱里有一笔总数30万元的款项,是当时的浙江农业大学自筹建造学生浴室的,但即使是自筹的,也要一次次报省教育厅批。这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大学办学自主权的缺失。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在四校合并之前采访我,问我在筹建的这几个月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脱口而出,高等教育投入太少、自主权太小。那次的采访播出之后,我去参加一个教育部的会议,碰到了很多大学的书记、校长。他们对我说:“你说的这两条,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这是学校办学最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不敢公开说,你说出来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请各校领导抓紧教师住房的筒子楼改造。因为筹建期间,我到四校的筒子楼都去看过,看到我们一些教师的住宿条件那么差,我掉了眼泪,恰好当时在李副总理的关心下,提出要改造筒子楼。我们在筹建过程中就成立了筒子楼改造领导小组,1998年9月10日正式启动,提出以坚固、耐用、实用为原则进行改造,当年就完成了22000平方,1999年6月底改造了21000平方。
  对于新浙大的工作,当时真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有点战战兢兢。为此我还和陈至立部长说过,要给我一个“返青期”,就像种水稻一样,秧苗插下去之后,有一段时间下面的叶子会发黄,然后施肥、养护,新的叶子才长出来。她说这个不行。所以合并之初,就要考虑一些事关全局的事。“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问:合并之后的过渡期间,当时机构调整和组建是怎么傲的,总的原则是什么?
  答:一流的大学不仅领耍一流的学术骨干队伍,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设备,还需要一支一流的管理队伍,因此,合并之后,能不能保证新浙大的正常运行,能不能通过合并使得校内资源优化组合,形成一个新的管理机制,这是我们当时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合并前的四所大学虽说l原来是同根同源,但已经分开了46年,都已形成了各自很完整的运作体系,包括文化环境,由于原来四校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在管理体制上有许多差异,尤其在干部人事制度上,都各有一套办法与体系。再说,由于我国高校长期以来受到了“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思想观念,严重制约了高校干部和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对合并以后的浙大机构调整带来了许多矛盾和困难。因此,如何利用合并组建新浙大的有利时机,组建一套适合于一流大学办学目标的、有利于浙大共同发展的新型管理机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们当时制定的机构设置和组建的总体方案,计划先用半年时间把学校都处级干部调整好。这里有一个大的原则,新浙大的管理机制,必须是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办事高效、运转协调,必须是有利于新组建的学校内部的融合,有利于人、财、物和教学、科研的统一,有利于保证教学上质量、科研上水平、办学上效益。因此,在机构改革中,我们努力做到分级管理,减少管理层次,力求管理跨度合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明确校、院等各级管理机构的职责,适应学校改革发展的需要,同时能有效地配置人、财、物等信息资源,避免重复管理、分工过细和因人设事。

  问:机构调整涉及人的问题,矛盾是不是比较突出,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答:新浙大管理机构的设置涉及原来四校所有机构的调整和组合,当时四校光是校级领导就有38人,还有731位中层干部,其中正处职278人、副处职453人,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要转岗分流,工作难度是很大的。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负责机构调整的组织人事部门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和具体的方案。当时考虑了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一步到位,推倒重来,这个方案的优点在于搞好新的工作机构以后可以马上进入运转,领导班子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上,但其缺点在于一次性调整的震荡会很大,影响会很广,可能会带来很多思想上的问题和操作上的困难。另一种是过渡方案,即经过半年至一年时间,逐步过渡到第一方案。这一方案有利于平稳过渡。
  后来我对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同志说,这里可以用上1983年我在杭州市委工作期间搞部委办改革的经验,不要一下子全部铺开,而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做,几个部处几个部处地分批进行调整,还没有调整到的处室仍按照原来的职能正常工作,调整好了以后在新班子带领下开展工作。由于采取这样一种分步到位的机构调整方法,原来各校都处的同志都很配合,很有大局观念。
  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原则,部处的调整,不要有校区的概念,本着合适的原则,择优任用。有的学校合并不好,关键是在干部任用这一环出了问题。党委书记、校长是哪个学校的,部处也尽最用那个学校的同志,这样就容易搞砸,而我们在机构调整中,中层干部都是经过大家推荐,再组织考察,然后上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哪个同志适合担任什么职位就担当什么职务。人事安排如果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能谈通就由他们谈,实在不行我才亲自出面做工作。
  学院组建好以后,学院的人事安排、领导班子的配备也发生过一些问题,我们尽量做到听取各方面意见,但不能没有原则。像有的教授,只想当正职,安排他当学院常务副院长、学院党委副书记,就不干,翻来覆去做工作都不行。类似的情况在好几个学院都遇到了。
  那段时间天天开常委会,有的时候上午开,中午也开,晚上也开,有时为一件事一直开到很晩。对干部的安排,我们尽量要做到合理,但当涉及到具体一个人的安排时,主要打破“小圈子”,很不容易,对同一个人,不同“圈子”里的人,评价会完全不一样。有些同志谈了之后,通了;也有些同志谈完之后,还是不愿意干,只好算了。有的是个人想干,但是不合适;有的是个人不愿意干,但是经推荐考察,很适合干,就尽量动员他出来干。比如人事处长朱荫湄同志是我反复做工作,才把她动员出来的。她是原来浙江农业大学的教授,也是农大原校长朱祖祥院士的女儿,当时很多人推荐了她,认为她比较合适,但她不愿意干。后来我跟她说浙大四校合并是她父亲留下的遗愿,她最后才同意。她在人事处长这个岗位上干得很好。

  问:现在看来,浙大合并的过渡期还是比较平稳的,您认为这里面有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答:合并初期的过渡时期,可以说,工作千头万绪,矛盾和困难也很多。
  我也在考虑,之所以浙大合并后能比较顺利的发展,我感觉这里有几个因素,一是我们提出了很高的奋斗目标,也就是用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去凝聚人心,以发展促融合。因为学校合并后,只有一个统一的法人,中央要求新浙大的管理体制实行人、财、物、教学、科研的五个统一,如果仍然分散,必然难以达到真正融合的要求,也就失去了合并的意义。而要做到真正的融合,首先要使浙大的全体师生员工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既能达到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目的,而又能经过不断努力可以实现,也就是说,不应该是一个空中阁楼。因此,我们在并校时就明确了四校合并的目标,不是追求规模大、学科全,而应该追求高层次,办出高水平。当时社会上说新浙大是中国高校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当然体量很大,更重要的是它有很强的实战能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感觉到,我们在合并的过程中间,要认真领会中央和教育部的方针政策,细致、稳妥地处理各类矛盾和问题,要以人为本,制定各项政策。尽管四校同根同源,但毕竟各自发展了46年,在此期间,各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但是由于领导体制、内部管理上的不同,也包指各个学校组织文化的差异,合并以后必然会涉及利益结构的调整,甚至包括文化的冲突。
  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稳妥、细致地处理好各种矛盾问题。例如,涉及人员的精简分流,这也是当时机构调整中碰到的-个大问题。由于原来各校人事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同类人员工资福利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对此必须送行稳妥细致地处理,以保证学校秩序的稳定。当时我们考虑一个总体原则,就是“就高不就低”,过去哪个学校的制度更合理,更有利于提高办学水平和稳定人心,就吸收采纳或适当调整后成为新浙大的规章制度。例如,我们规定在机构调整中的分流人员,如工作岗位、职位调动,原来的工资待遇继续保留三年。年轻的员工分流后,鼓励他们带薪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总之,一个大的原则,要使合并后的学校每一个成员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这样来保证学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发股局面,使得教学科研工作井然有序,每个职工心情舒畅。因此,像这类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必须稳妥地进行。例如像院系调整,我们花了差不多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所以新浙大成立以后,尤其在过渡时期,我们做事情相对比较慎重。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也可以说是关键的因素,就是上级部门的关心、支持,李岚清副总理一直关心新浙大的工作情况,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也很关心,特别是陈至立部长、张德江书记特别关心。当时我到部里、省里汇报浙大的工作,他们再忙,也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尤其是张德江同志,1998年9月15日我们开新浙大成立大会.1998年9月16日他正式到省委上任。
  张德江同志到浙江任职之后,浙江大学的工作一直排在这位省委书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在我任职浙大党委书记这几年的时间里,张德江同志亲自到学校调研、考察、作报告和指导工作就多达20余次,光是浙大并校后的头三年里,他就来了15次,对我们学校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希望,也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办学上的困难,像这样一位对教育事业、对浙江大学发展充满激情,而又实干的省委书记,对新浙大真是幸运。
  我记得,1998年10月30日,也就是张德江同志到浙江后的一个半月,他第一次到浙大来调研,我们陪同他看了学校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学生食堂和学生宿舍,他很认真地听了我有关浙大并校后工作的汇报。当时,他讲话的第一句就说,浙江大学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大学,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各类的人才,为我国特别是我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了突出的贡献。他说,浙江的人民不会忘记,省委省政府也不会忘记浙江大学为浙江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希望浙大继续努力,为浙江跨世纪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听了,都是很激动。他说:“新浙大就是要办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要在15到20年的时间办成一流大学,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机,你们责任重大,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迎接这个挑战,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几届班子的努力,长期奋斗办成一流大学。”他也说,浙大在浙江在杭州,浙大是浙江的光荣和骄傲,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全力以赴支持浙大的改革和发展,支持把浙大早日创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问:您前面讲到新浙江大学一开始就有很高的发展目标,能和我们说说当时的想法吗?
  答:浙大合并之初,就确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但是宏大的目标在实现的过程中,也是主要从非常具体的工作人手的,尤其像浙大这样的大学校,开了成立大会,只能说是走出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更艰难。因此对我个人来说,首先是要把办好教育当作终身事业来傲。是不是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做,这是检验一个共产党人最终是否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的尺子。我以为,对新浙江大学来说,有三件事是一定要抓住的,一是一定要有一个高的目标,高的要求,否则就不值得花那么大的力气搞合并,这一点许多教授的认识是一致的。我查看了1998年5月12日在原杭大调研时的记录,许多教授都说合并后提高了办学的层次,增强了活力,更有力量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还举例说,过去某教授在词学研究中在国内可列首位,但因为在杭大,进不了国家评审组行列,合并后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二是对学生要有一套新的、完整的培养理念,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得求。三是要达到前两个目的,就要从各个方面创造条件努力去实现。在实际工作中,提口号一定要慎重,一旦口号提了,就要坚持下去,不要老提新口号,搞形式主义那一套。
  有一个高目标、一个理想、一个好的理念是很重要的,但对我们基层工作的干部,最关键的还是要在具体的工作中时刻记得这个目标,不要背离这个目标,包括我们出台的政策就工作方案。四校合并,有人担心合并容易融合难,真正融合,也许主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确实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不能因为难,就可以不做。作为一把手在公众场合的讲话很重要,不要老提新概念、新口号,要言行一致,要检点自己的言行,不然的话,你的努力就有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是与原定的目标相悖的。

张浚生和著名科学家霍金先生在一起

  问:有了一个高的目标,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傲,那么当时学校是如何把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与具体的工作结合起来的呢?
  答:刚才我已经讲了,合并之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一流大学的高目标,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抓住学科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按照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抓紧制定学校事业发展规划。学校合并以后,将原来的有关学院按照“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的原则进行了调整,重新组建了20个学院,其中理、工、农、医等14个学院,经济、管理、人文、法学等6个学院。
  调整之后,为了更好地体现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以及学院运作的高效性,同时有利于更快地提高学科发展的水平,当时我们就考虑研究制定学校学科建设的发展规划和浙江大学中长期发展纲要。
  制定规划,大事要先确定。比如,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挺出后,它的内涵是什么?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五四”讲话时提出了,国家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但是一流大学的具体标志是什么?清华大学提出要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大学”。综合性很容易理解。“研究型”,国际上主要是美国有具体指标的,包括博士生人数,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纵向科研经费数目,等等,强调大学的科学研究能力。其实浙大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期,竺可桢校长就一直很重视学校的科研能力,也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和大师级教授,我们对合并后的浙大办学目标的提法是“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综合型和综合性没有什么不同,增加了“创新型”。
  我认为,一流大学必须强调创新。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都必须强调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只能是跟在人家后面。这一点我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我还在学校工作,参加过很多科研项目鉴定会,很多成果都说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不管是哪种提法,都还是跟在别人后面,不是自己创造的。强调创新就是要有创新意识,要作出创新成果,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要为创新提供条件和环缆。什么是创新?毛主席讲的“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几个“有所”,我认为就解释了“创新”的含义。研究型大学必须是创新型的,所以我们提出了“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丸个字。
  制定规划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新的起点,必须要有高目标,尤其浙大想要跻身于一流大学的行列,更是要有高的目标。“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确是如此,综合型的大学学科必然多,必须突出重点,统筹平衡。如果不统筹平衡,一些弱的学科就会慢慢消失掉了,学科多的优势也就丧失了;但只顾了平衡,不突出重点,强的学科就不可能进一步提高和发展。
  从1999年5月份开始,学校广泛发动院系广大教师和学校有关部门进行讨论论证,向时综合国家实施的“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建设目标,在深入讨论、归纳基础上,先后制定了《浙江大学1998-2002年建设与发展规划》、《浙江大学中长期事业发展纲要》、《浙江大学学科与队伍建设规划》、《浙江大学“十五”事业发展规划》等等,明确提出,经过合并,要在国内建设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一流大学,在二十年内,也就是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左右,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同时,我们还提出了分步实施的计划。通过这些规划的制定,在学校建设发展的目标思路、发展步骤和重大措施等方面取得了共识。
  规划制定后,学校不断创造条件,认真组织实施,每年的暑期工作会议都围绕一个主题开展讨论、务虚,如2000年的主题是“改革、发展、提高、鼓劲”。2001年的主题是重点研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步骤,为制订“五年打基础,十年见成效”的改革发展规划统一认识。2002年的会议主要是研究向紫金港校区搬迁,明确紫金港校区应建设成为浙江大学的主校区,调整校区布局结构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快人才工程建设等问题以及学科建设、特别是交叉中心发展等问题。
  我在几次大会上反复地讲,实现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我们要五年打基础,十年见成效,再奋斗十年或更长一点时间,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当时,我还对全校教职员工提出了十六个字的要求,即“一流意识,全局观念,奉献精神,踏实作风”。这不仅是希望对全校干部教师要有这样的理念,更重要的是我自己首先要坚定地树立这个理念来开展工作。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和口号的确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使全校上下形成了一种改革创新、求是奋进的精神风貌,大家同心同德,为实现浙大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
  抓思想教育,也得实实在在地抓,不要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中央和上级的要求当然要坚决贯彻执行,但一定要结合我们学校的工作实际,我是很反对傲表面文章的,很反对一开会就是照搬照抄中央和上级文件,拿着文件读半天,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文件不会自己看。我的习惯是抓几个要点,每一次重大活动的部署,结合我们自己的工作实际来展开。如“三讲”、“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试点工作”,“建党80周年的学习教育活动”等,都强调要结合实际、区别情况、分类指导,务必取得实效。
  新浙大成立之后的头两个月,学工部要我讲一讲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要求,我对学生提出了30个字的要求:“崇高的理想、良好的品德、宽厚的基础、卓越的能力、踏实的作风、健康的体魄。”对一个人来说,一定要有理想,但每个人的现想层次不一样,“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是共产党人的主提高理想,但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具体到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要有要求,有很多事都是与品德有关的,比如“遵纪守法”,比如“诚信”,比如不能“抄袭”、考试作弊、论文作假……都是品德的问题。
  从大学生的学习上说,大学其实也还在打基础的阶段,但我们总是习惯要教学生一些马上能用的东西,如果只是学技能,只要办离职就可以了,不需要办高水平大学。现在学生从高中就开始分科了,理工科的学生文字表达能力不强,文史知识、甚少,文科的学生了解、掌握的科学知识的面太窄,这就涉及基础知识的问题,现在称为通识教育。还有就是能力的培养,有知识不一定有能力。一个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包指交流、表达、合作,对待困难和荣誉的态度,等等。

  问:新浙大后来组建了20个学院,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您觉得当时的组建方案是成功的吗?
  答:当时学院的组建意见不是很统一,许多教师对此很关心,一些学科带头人担心自己学科在新浙大得不到应有的发展空间,担心学科整合交叉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因此,我们花了一年多时间对组建方案进行了反复讨论,到最后组建成20个学院,是不是完全合理,说法也不一,像材料和化工放在一起,就有人提意见说材料削弱了,化工也削弱了。还有机械和能源,是不是合适放在一起?如果不放在一起的话,机械一个学院,能源一个学院,类似这样处理,那学院就会多得不得了。在组建过程中,大部分的教师都比较顾全大局,比如机械和能源,合并之后是叫“机械能源学院”还是叫“能源机械学院”,材料和化工也一样,是“化工与材料学院”,还是“材料与化工学院”,好在这些学院的同志都很顾全大局,还是比较顺利地调整好了。
  学科结构调整和院系设置是合并后新浙大建设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我们感到合并后学科如何合理地整合,既需要认真调查研究,多听各方面意见,多做细致工作,又需要周密地规划,要求把学科设置方案尽可能制定得科学合理,不仅要符合学科发展的方向,有一定的前瞻性,也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原来四校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尽最兼顾各方面的需求。

2002年8月12日,张浚生为浙江大学数学科学研究中心成立授牌
(右一为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左一为浙江省副省长吕祖善,右二为著名数学家丘成桐)

  那一年暑假期间,我们特地住在之江校区,关起门来,花了两天的时间专门讨论,解决学院的设置问题,把20个学院定了下来。在此之前近一年多的讨论中,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按照传统大学的布局方式,设立文、理、农、工、等大学院,这样的布局,国外很普遍,历史也很长,大学院的优势是有利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另一种想法是小学院制,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在较小的范圈内把学科的优势凸显出来。小学院制的优势是能迅速反映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以及浙江大学的学科特点,有利于知识的创新和人才的培养。最后确定的方案,设置20个左右的中等学院,既兼取大学院制与小学院制各自长处,也形成了学校—学部—学院—系这样的结构,其中校、院为实体,学部和系为虚体,也就是两实两虚。
  这样一种设置,有利于学校统一领导和充分发挥各学科的权极性,考虑了新浙大的学科优势和特色,考虑了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考虑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结构,也考虑了国家学科设置和教育的本科设置以及国家对科技教育发展的学科分类,又体现了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补。因此,我感到这样的学院设置是一个成功的方案,而且后来的运行也说明这种设置对学校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能在一年内就把学科设置的工作做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学科设置涉及四校实质性的合并问题,也涉及新浙大建设发展的根本问题。合并后的这些年,浙江大学之所以有这么快的发展,特别是在学科建设方面,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现在看来,当时学科设置的方向是正确的,实践证明也是成功的,当然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在一定时候适当作些微调也是必要的。

  问:您作为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在工作中肯定碰到过不少具体问题,那时候是怎样处理的?
  答:新浙大成立之初确实碰到过很多问题,这也很正常,特别是学院组建的时候,各种意见、建议很多,在美国的老校友都很关心,纷纷来信表达自己的看法。有的校友建议恢复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的设置,只要文理工农医等7个学院;还有的人意见正相反,要地质、物理、数学、化学等等各自成立一个学院,我一数要成立47个学院,这怎么领导呀!还有的学科动员了自己的知名校友、老教授给学校写信,提建议。
  我还记得,当时信电系不知道是谁发了一个传单,说是学校要把信电系并回电气工程学院。传单一发之后,全系从博士生、硕士生到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全体都反对。事实上,这个意见确实有人提出过,说是国外大学的学科,强电和弱电是在一起的,而我们把强电和弱电分开了,对强电和弱电的发展都不利。但学校对这个问题当时还根本没有研究呢。那一天晚饭后我正在邵逸夫科学馆给学生作报告,就在我讲话的过程中,进来了一二百人,都是信电系的学生,他们递条子给我,一定要见我。我就让在现场的童芍素副书记转告他们,我现在还在讲课,让他们先回去,有什么事明天再商量。他们说不行,今天一定要见,我说那也要等我把课讲完再见。一直到晚上8点多,我讲完了出来,他们就在邵科馆一楼的大厅里等我。学生们很有组织、很有秩序地坐在那里,我进去的时候,有同学领头喊起立,鼓掌。
  我就坐下来和这些学生谈,告诉他们院系如何调整学校还在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决定。这时,就有同学把传单拿过来给我看,说,喏,这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我说传单是谁发的,学校不知道。现在学校刚合并不久,一些院系肯定是要调整的,关于怎么调整,现在意见很多,但都没有决定。也确实有人提出来要强电和弱电并在一起,但学校还没作决定,刚讲到“学校还没作决定”,下面同学就开始鼓掌,马上有一位同学站起来问,“你的意思是说不会并喽?!”我说这个事情我现在也不好讲,因为现在正在讨论过程当中,考虑哪个方案更合理。学校的原则是,对学科的调整要符合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要求。方案正在研究,潘校长正在抓这个事情。让我说一定不合并,我现在也不能确定。讲到这里,下面就又开始乱了,嘘声一片。我一直很平静地和同学们讲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说,这个传单里讲的肯定不是事实。我们在院系调整过程当中会充分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老师、学生的意见。现在已经9点多了,这里还有一年级的同学,还要回之江校区去,不能太晚了。散会的时候,我出来告诉管后勤的同志,把之江校区的同学用车子送回去,让他们走回去会不安全。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下来了。
  陈至立同志知道这件事后,非常关心我,叫我以后不要随便走到第一线去。其实我当时如果不去和同学们座谈,他们有意见,这些学生拉起一个队伍不到校外去,在玉泉校区校内游行一圈,也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对这类突发事件,如何处理?我们是否到第一线去,应该审时度势,而且我完全相信我们的学生是有觉悟的,是通情达理的,应该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这样就能互相信任、理解。

  问:听说光是附属医院的命名也讨论了很久才定下来的?
  答:是啊。这些医院合并前的名称是“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等等,并校之后,在讨论医院的名称时,医院的同志就有人提出合并后应称为“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等等,钱们也同意这个意见,但是通不过,最后几经交涉还是改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不只是名字长,而且出去办事也不方便。这也是学校行政化的弊病,按照学校管理体例,过去浙江医科大学是厅局级的,院系是处级的,同样一所医院,原来是一个大学的附属医院,并校了,变成了大学的一个学院的附属医院,比别人“矮”了一戳,变成是科级单位了,和别的医院不能平等对话了。

  问:1999年7月,浙大聘请了一批院士担任学院的外聘院长,这个做法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外聘院长”的起因是什么?
  答:部处调整用了半年时间,又花了一年时间研究院系调整。实际上院系的调整是从筹建工作开始时就在做了,是由潘云鹤校长负责的。在院系调整的时候,我们就在考虑,调整后的学院谁来当这个院长,这可不是像一般干部任命那么简单,一个学院院长必须是要有很高门槛的,作为一个学院、学科的带头人,不光要有很深厚的学科造诣,而且应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能够战略规划学科发展的方向。
  为什么请院士当学院院长?在讨论的过程中,也有很多老师,包括外面的校友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当时主要考虑到,新浙大应该有一个新的面貌,各学院的院长应该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另外,浙大要建成一个高水平的大学,院长是一个很重要的形象。既然浙大合并的目的不是为了大,而是为了强。那么请到高水平的学者来当院长,就能够帮助我们提高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和学术地位。因此,我们提出如果学校里面某个学科有院士,只要其愿意干,而且有行政能力,就请他出山。
  当时的机能学院院长是岑可法院士,建工学院院长是董石麟院士,药学院院长是陈耀祖院士,环资学院院长是曹楚南院士,这几位院长原来就是浙大的。有些学院浙大自己没有院士,我们就设法从外面聘请。
  大批著名学者与优秀人才的加盟,拓展了浙大的学科发展领域,使学校研究型大学的特色日益显现。比如材化学院院长沈家骢院士,他毕业于浙江大学,原来是吉林大学副校长,已经是浙大的兼职教授,材化学院成立后自然想到了他。医学院院长陈宜张院士也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是郑树教授推荐的,他在位四年,为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还有计算机学院院长李国杰院士,理学院院长贺贤土院士,都是浙江大学校友,是学院推荐,我们了解后感到合适而决定聘请的,还有农科的吴常信、洪德元院士等。当时我们是20个学院,理工农医14个学院中11个院长是两院院士。人文社科一共6个学院,人文学院院长请金庸先生,经济学院院长请王洛林,管理学院院长请高尚全,法学院院长开始没有,后来到武汉大学请了李龙教授,他们的陶校长很支持,我也给他写过信;外语学院开始是我们自己的教授,后来请了原柏林工业大学副校长施泰恩·米勒担任院长。

张浚生出席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聘请仪式(右一为潘云鹤校长)

  此后,包括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核物理学家唐孝威院士,微流控专家方肇伦院士、哈佛大学著名人文学者杜维明、麻省理工学院电磁学专家孔金瓯等一大批国际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的到来给浙大带来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科学知识,大大提高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

  问:最轰动的要数人文学院聘请了查良镛先生来担任院长,能说说这其中的由来吗?
  答:之所以想到查良镛先生(即金庸),是当时正好有一篇报道,媒体记者采访金庸时间他是否还继续写小说,他说不写了。问他以后想干什么,他说可能到北大或浙大研究一点学问。看了那篇报道,于是我跟潘云鹤校长商量,是不是就请金庸先生来当人文学院院长。金庸当时已经是浙大的名誉教授,也是原杭大的名誉教授,老潘也同意,我马上打电话给金庸先生,转告我和潘校长聘请他来浙大当人文学院院长的意愿,金庸先生听了很高兴,说,好啊,一口允诺。
  后来由潘云鹤校长出面写了聘请信,潘校长去香港出差,特地又当面去请他,他接受了。
  1999年3月26日,金庸正式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举行的聘任仪式上,金庸说浙江是他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浙大也有许多他的老朋友、老同学。因此,他“对这里十分有感情”。
  对于外聘院长,我们当时思想很明确:其一,新浙大学院的掌门人就应该是全新的形象,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并不像有些媒体所说的“炒作”。这些人都是一流的学者,他们能使新浙大有一个良好的形象。我们还不单单是请他们挂牌,还要求这些人确实有那个水平,对学科的发展处在什么位置更加了解,能够为我们的学科发展提出指导意见,事后证明也确实起到了作用。其二,我们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每年组织一些国际国内相应学科的高层次的学术会议,他们人脉关系广,对学科现状以及前沿都了解,能够做到,他们自己也可以开讲座。其三,还希望他们在浙大招收和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这三点能做到,请他们担纲掌门才有意义。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他们直接参与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们自己的业务很多,就是本校的那些院士当了院长,也不能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行政管理量方面。所以也都给他们安排了常务副院长,负责日常的行政工作。
  外聘院长对我们学校的学科建设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一直关心学科、学院的发展。比如金庸先生,那么大年纪了,还帮我们组织了好几次重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把北大、社科院的好多专家学者都请来了,还在学校开设了人文和经济的关系等讲座。王洛林同志、高尚全同志都非常认真负责,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沈家骢先生、贺贤土先生等,对负责的学院的发展、学科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陈宜张先生也是这样,他经常来,退下来后,还拿出自己的薪金在医学院设奖学金,鼓励青年学子。巴德年院士2002、2003年主动提出来浙大,接替陈宜张院士担任医学院院长,他认为浙大的学科结构和学术氛围适合培养高水平医学学科人才,并且给非医学专业学生开设生物基础课程。我们请的这些院士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尽管,后来浙大发生了“贺海波学术不端事件”,由此关于外聘院长的问题一度在社会上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我的观点很明确,不能因为发生贺海波、李连达事件而否定外聘院长的做法。这要看你请的人是不是能够认真做事,我们原来外聘的这些院长就很认真地承担了自己的工作。而且,你请他的目的要明确,你请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他们是否已经做到了,也要考核。
  所以发生“贺海波学术不端事件”,一是贺海波本身学术品德不好,二是受聘的李连达院士未能尽到院长责任。后来这件事情闹得那么大,也跟当时的处理有很大关系。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李连达该批评的就要批评,对贺海波该处理的就要处理。而且一旦事情查清楚了要立即处理,特别在现在的网络时代,瞒是瞒不住的。实际上,这件事学校2008年10月份已经作了处理,但没有将处理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也没有通过这个事件在校内开展学风教育,把坏事变好事。后来我跟杨卫校长说,不管是院士还是什么人,错了就是错了。不管是学校还是个人,勇于承认错误才会赢得尊重。  

  问:浙大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也是合并以后学校的一项重点工作,请问当时是出于何种想法启动科技园建设的?
  答: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对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到了关键时期,当时对高等院校提出了一个“如何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经济腾飞和科技发展做贡献”问题。1999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以后,根据国家关于加强科学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总体布局,我国在一些著名大学开始了创办科技园区的试点工作。正在这个时候,柴松岳省长拿到了清华大学的一个访问团去美国硅谷考察之后写的一份材料,讲的是斯坦福大学对硅谷建设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把这个材料批给我和潘云鹤校长。
  其实,浙大合并以后,作为省部共建的一所重点大学,如何能立足浙江面向全国,为地方经济建设做好高水平服务,一直是我们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李岚清副总理在浙大组建和来浙大视察过程中,多次指示我们,共建的基础是贡献,任何大学,包括浙江大学,首先要为这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好,这样才有可能调动这个地区来支持学校的发展,没有贡献,你就别想人家来给你搞共建。
  那么,大学如何为地方服务呢?你的优势是人才和学科,而缺少的是资源和平台,正在这个时候有了省长的批示,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办大学科技园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为浙江经济服务非常好的机会,学校马上开始筹建,准备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创办科技园,我们希望能通过大学科技园这个平台,发挥学校科技、人才和知识的综合优势,在政府支持和国家政策引导下,提升浙大服务社会的能力,推进产、学、研结合,充分发挥浙大科技园在高新技术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高新技术产业辐射以及提升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功能,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区绒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创新源泉,也成为创建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1999年12月国家科技部、教育部联合发文建立国家大学科技园,也把浙大科技园列为了全国首批15个试点单位之一。

  问:浙大科技园是什么时候正式启动的,怎么建的,当时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
  答:我们在1999年下半年开始筹备,正式启动是在2001年10月,当时学校举行了一个科技园工程奠基仪式,科技部和教育部专门发来贺电,省市主要领导都来参加了。在奠基仪式之前,柴松岳省长专门主持召开了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领导小组会。他在会上说,浙大科技园的建设既是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的一个军要组成部分,是杭州闰家级高新技术园区和全省“天堂硅谷”核心区块,对于加强和促进浙江经济,乃至全国的经济创新和发展必将产生重要作用。
  浙大科技园的建设省市都很支持,也没有什么大的两难,只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那是2000年4月份,我和潘校长去和省里领导商量,如何一起向科技部和教育部汇报开办浙大国家科技园的问题,同时请柴松岳省长担任浙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柴松岳同志很支持,同意拿出6000万元作启动经费,批文给了当时的省财政厅厅长翁礼华。柴松岳省长批示的意见;是看看今年省里的经费情况,若拿得出,由省里拨给,若拿不出,可以先让浙大贷款,省里贴息。黄书孟副校长就去找翁礼华,翁礼华同志是个办事很严格、很认真的人,据说他当财政厅长时从来不接受哪个单位请吃饭。我们去了,他说我是浙大校友,我请你们吃饭。翁礼华把我、潘云鹤,还有郑造桓、黄书孟一起请去,他说,报告柴省长已经批了,今年省里也还有钱,就按照柴省长的批示给你们拨付。听到这个消息,6000万同意拨下来,我们真是很高兴。但后来真正拨下来,是4000万,扣掉2000万,而且这4000万,省里那位同志还批了一句:“在并校的四亿中扣除”。开始我不知道,黄书孟还去查,怎么是4000万,还是“在并校的四亿中扣除”?翁礼华对黄书孟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你们以为吃到了一块大肥肉啊?一咬,还是你们自己的大腿。”真没错,就是自己的大腿,真让人哭笑不得。
  其实办大学科技园是一个合作共赢的重要举措。地方政府也十分看重浙大合并之后潜在的科技和人才实力,希望能与浙江大学加强战略合作。中央和省、市领导对浙大科技同的建设一直十分关注。2000年6月,时侄宁波市市长张蔚文来和我们谈双方科技协作的事,当时主动提出要在宁波建立浙大科技园的宁波分园,并且规划了一平方公里的用地,宁波市财政首期也支持6000万元用于科技园创业孵化大楼的建设。这年的11月,学校和杭州市专门签署了科技园区建设协议,明确省、市、校共建浙大国家大学科技园,把科技园的核心区规划在浙大玉泉校区附近,包括老和山区块和古荡工业园区块及周边区域。当时规划用地达到了1700多亩,而且明确浙大科技园是杭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宽要组成部分,规划设计由杭州市规划局负责向全国进行招标。
  
  问:四校合并后不久,为了解决教职工的住房问题,学校搞了一个“450”工程,教职工反响特别强烈,能和我们说说当时的想法吗?
  答:合并一年多之后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但那时候我还有两大心病,一是学校教职工的住房条件实在太差,其中尤以老浙大的教职工为最;二是校办企业亏损太多,每次讨论听到的亏损数目都是大数字。最严重是原来农大校园周边建的市场,地是学校的地,造房子的钱还是学校担保的,但市场开张了以后,得益的钱是个人装进自己的腰包了,而赔钱是学校赔。有时候打一次官司,学校就赔千把万,哪有这么糊涂办企业的?!我真的发火了,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在常委会上气得拍桌子。
  解决教职工住房问题是老大难,要从根本上改善教职工住房困难的状况,必须痛下决心。2002年每期学校在绍兴召开务虚会议的时候,我和潘校长专门昕取了学校职能部门有关改善教职工住房困难、解决住房问题的汇报,当时我就说,“一定要解决好教职工住房困难这块心病,要在四年内建设50万平方米的住房,解决教职工的住房困难问题,同时为引进入才提供住房条件,安居才能乐业,我们要把这项工作列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设目标,是在卜凡孝副校长和房产、基建等部门事先作了调研基础上提出来的。自建教职工住房,首先得有地,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挖潜力,调整原有的住房用他;二是浙大原来在三墩置了200多亩地,还没有建。2000年,市里又规划了3300亩地建新校区,也可以建一些教职工住房。其中,在紫金港校区余杭塘河北176亩建17.6万平方米,紫金港校区内198亩建23.4万平方米,共计41万平方米,力争在3年内完成;玉泉、西溪、华家池校区老家属宿舍区改建10万平方米,力争在4年内完成。
  有关部门提出“450工程”方案,并帮我到几个校区转了一圈。我记得,2003年2月19日,新学期伊始,为进一步检查落实“450工程”的各项工作,我和卜凡孝副校长以及有关职能部门的同志,专程去看了求是村、文三新村、景坛小区和紫金港塘北小区的几个建设工地,了解工程进展、配套设施建设、小区绿化和征地工作等情况,现场看了一下,心里就有了底气了,确实是可行的,特别是听到有关部门负责人说,预计到2005年底,“450工程”建设中最大的两个新建小区——塘北小区和港湾家园都能全面竣工的消息后,我真的很高兴。我说这样按平均100平方米一套考虑,我们可以建5000套,那就会大大缓解教师的住房困难,我再三希望大家,一是要抓好建设进展;二是要保证建筑质量;三是要完善配套设施规划,把浙大新住宅区建设成为一个生态化的花园住宅区,切实为级职工谋福利。
  “450工程”就是这么来的。这些住宅分布在紫金港校区余杭塘河北、紫金港校区港湾家园,还有玉泉、西溪、华家池校区老家属宿舍区的改建,这个计划我退下来之后还在继续实施,现在已经超额完成了。

  问:四校合并之后最大的“动作”就是建设新校区了,紫金港校区的规划建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初为什么决定要建一个新校区?
  答:四校合并之后,我们首先遇到一个难题,就是由于校区分散,新招收的本科一年级学生无法集中在一个校区上课。由于合并之前四个学校都分散在杭州市区的几个地方办学,没有一个校区可以容纳所有的新生,老浙大的基础部在之江校区,也只能容纳2000多名新生。
  新生进校后分散在各个校区会有很多问题,一是基础课安排很困难,老师几个校区上课疲于奔命,老师难学生难教学安排也难。二是学校刚合并,之江校区原来是老浙大的,华家池校区、西溪校区和湖滨校区原来是浙农大、杭大、浙医大的,学生中进了之江校区的认为自己是进了浙大,但进了华家池、西溪的同学,就会认为“我还是进了农大”、“我还是进了杭大”等。甚至陪着孩子来报到的家长,也会说同样的话。
  在紫金港校区没有建成的那几年,每年有家长给我写过这样的信,环资学院的新生还曾经联名给我写过信,要求搬到玉泉来,说“我们考的是浙大而不是农大”!我给他们回了信,作了解释,华家池校区的负责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不管用。有一天他们推举了四川、浙江、陕西、黑龙江考进浙大的学生,代表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新同学,找到我,反映他们的意见,我听了他们的意见,与他们谈话、解释。类似的事经常发生,新同学的这种思想状态既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也不利于学校很好地融合。因此,合并之后,我们就考虑要建一个基础部,把一年级新生集中起来进行教学和管理。
  办学空间的分散限制了合并后浙大综合优势的发挥,校园布局的调整作为新浙大的一个重大课题迫在眉睫,但要建基础部,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现有的儿个校区都没有这么大一块地方可以兴建,因此只能在校外找地。
  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为建造基础部寻找新的地址,一开始我和分管后勤基建工作的卜凡孝副校长在杭州市的周边萧山、余杭、海宁、临安、留下和小和山等看了几块地,地方政府听说浙大要建基础部,都很热情,看了七八块地,但总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之处。
  到年底的时候,富阳的市委书记,叫郭太宏,他听说了浙大在找地建基础部,非常热情地找到我,说“张书记,我这里有6块地给浙大挑,你来看看”。我去了,他陪我一块地一块地看,先给我看最角落的,到最后一块,是一片小丘陵,有1300亩左右,在黄公望森林公园附近,还靠着富春江,背山面水,前而有一条60米宽的公路,富阳市政府给我们的条件也非常优厚:5万块钱一亩,没有“原住民”,就没有拆迁的事,七通一平全部由富阳市政府负责完成。那天刚下点雨,地上还很湿,我在坡地上上上下下看了一下,很满意。
  回来之后,我在常委会上说了,富阳这块地作为基础部这个地方不错,地方政府给的条件也很优惠,但有两个问题美中不足:一是地块面积不够大,尽管作为基础部还是够用的,但是今后要进一步发展还会有困难;二是离市区远了些,当时杭州绕城公路还没建好,从之江校区过去要25分钟车程,从玉泉校区过去要40分钟车程。我建议大家都去实地看看,再作定论。我在常委会上说过之后,没多久学校安排党委常委们,包括副书记、副校长们,一起去富阳看了一次,大家都说这个地方还不错。这下消息传出去了,说浙大要把基础部建到富阳去。
  有一天,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和副市长叶德范来找我,王书记开门见山就说:“听说你们要到富阳去建一个新校区,你们不要去富阳,杭州市三墩那里有一块很好的地方,市里可以给你们,你去看看”。王国平书记说过之后,我就让有关部门同志先去了解一下,原来这个地方是杭州市城市建设规划中的生活示范区,他们希望今后这个示范区有更多文化科技的内涵。
  过了几天,我去了三墩。我在古墩路的一座桥边下了车,那时周边的环境又脏又乱,我当时心想,要在这里建基础部,光是拆迁工作就够呛。过了几天,王国平同志打电话来问我去看了没有,我说去过了,不合适。他说,你有没有走进去,那里面是很好的,你再去看看。我就又去了第二次,这次我过了桥,往前走了一段,大概就是现在新校区东门那一片,看过去也是破破烂烂,我还是觉得不好,不想要。但王国平和叶德范还是坚持要我再去看看,说你自已去看,地形不熟悉,不知道具体的地块在哪里,我请三墩镇的同志再陪你去看看,那一块地不是在马路边上,而且古墩路,市里也是要改造的。
  第三次,我请卜凡孝副校长也一起去,由三墩镇的书记、镇长陪同。这次看到了真面貌,的确同我前几次看到的不一样,我们一起走进里面,眼前是一大片田野,有很多的水域和稻田,很平整的一块地,一马平川,居住的农户也不多,那时我就想起来,这不就是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我们机械系的毕业班同学来参加双抢劳动的地方嘛。当时周荣鑫校长刚到浙大,还到田头来看过我们,幸运印象很深。但是我详细了解之后发现,这块地也有两个问题,一是中间有一块地已经规划给省里建住宅,大概有300亩;二是高压线从这块地上穿过,如果基础部建好后,高压线从校园上空穿过肯定是不安全的。回来后我把这个顾虑告诉了王国平同志,王国平同志的回答很干脆,省里的地我们另作安排,高压线移走,市里出钱处理。有了王国平同志的表态,基础部土地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说真的,浙大基础部建设这件事杭州市和西湖区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这一块地有3300亩,我们一算,不光是一个年级新生可以安排,安排两个年级的学生都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把一部分学院也搬进来。
  讨论基础部建设时,当时还有两个设想,一个是国家大学科技园,从西溪路开始,规划是1700多亩,这样的话,浙大从王泉校区开始,连上科技园,再到三墩新校区,就会对地方科技产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潘云鹤同志还借用书法理论提出了一个“笔断意连”的概念。当时还设想把玉泉校区老和山下的防空洞和科技园背后老和山的防空洞打通,把玉泉校区和浙大科技园连通,这会对浙大教师科技成果转化、创办科技企业带来很大使利,也能在杭州市的西部形成一个高新产业的园区,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潜力。二是科技园原来是打算建在玉泉校区南面的灵峰附近的,那里的土地原来红线画着就是浙大的,后来被农民占用了,为了科技园的建设,我和分管科技工作的程家安副校长、科技处的葛周劳副处长专门去看过原来红线内的区块,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大雪天,很冷,我还专门穿上了从来没穿过的羊毛皮靴。但这块地省里有人认为是“风景区怎么能给浙大”,所以才有了后来西溪路上浙大科技园的地块。

  问:基础部的建设需要投入很大的资金,这些钱是怎么解决的?
  答:是啊!基础部的建设当时初步匡算一下需要投入30多个亿,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为了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在确定基础部的地址之后,我们专题向教育部报告了基础部的建设规划,教育部对此十分重视,大约是2000年10月,教育部张保庆副部长、直属高校司陈小娅司长专程来学校考察,商议基础部建设规划和资金等的事宜,张副部长看了杭州市三墩镇的这个地块表示同意,按他的说法是来督办的,谈到浙大基础部的建设费用问题,当时估计总共要投入约30个亿,学校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教育部的意见是,新校区的建设费用由学校向银行贷款,国家贴息,贴息部分由教育部和浙江省各出一半。
  张副部长为此事专门与省里有关领导商议,但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当时,张保庆和陈小娅同志住在杭州刘庄国宾馆,我和潘校长专门去向他们汇报工作,谈到基础部建设的费用问题,张副部长对我们说,看样子浙江省不会同意出这一半贴息的费用,实在不行,都由教育部来出。他还特地吩咐我们,“基础部建设这么大的事,你们学校必须要有一位领导专门管这件事.你是一把手,不可能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这上面,但这是大事,不能有一点疏忽。”

  问:基础部建设工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2000年年底最终确定了基础部建设的具体事宜。这一年的11月3日,学校和杭州市签署了合作建设浙大基础部和科技园区的协议,这个协议分别由杭州市市长仇保兴和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签署。根据此协议,浙大基础部选址在西湖区塘北,占地面积3100亩,建筑面积为71万平方米,包括配套设施齐全的教学区和生活区。整个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完成后,可容纳全校一、二年级学生,近期规模为两万名学生。学校决定2000年底就新校区的总体规划向国内外公开招标,校园建筑物及大市政配套工程建设将于2001年动工,一期工程计划在2002年9月新生入学时正式启用。
  万事开头难,用地批下来了,到2001年年初,基础部总体规划设计方案确定之后,工程还是没有动跑来,我心里很着急。过了春节,我请学校分管副校长、设计院、基建处的同志一起去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参观学习,中山大学在珠海新校区建了一座7万方的建筑,影响很大。回来后,我在党委常委会上介绍了中山大学新校区建设的经验,并决定建立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提议由卜凡孝同志当总指挥,这样他就可以调动全校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基础部建设工程领导班子组建后,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干起来了。
  真正动工是2001年9月18日。我们当时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新校区开工建设典礼,那天省里的主要领导都来了,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亲自宣布新校区建设工程开工,并启动打桩按钮,教育部还专门发来了贺电。柴松岳省长在讲话中说,建设新校区,这是浙江大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新校区的建设将进一步提高浙江大学办学的综合实力,为学校下一步的发展增添后劲,开辟道路,迸而为浙江大学创建一流大学打下坚实基础。
  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也说,“杭州的发展离不开浙大这样的名校,我们提出要建大学城,首先就是要把浙大建设好,只有把浙大建设好了,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才能落到实处飞他还表示,市委市政府将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少花钱,多办事,快办事,办好事”的原则,以高度的责任心,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浙大的建设,我也在开工典礼上讲了话。我说,我们要按照建设一流大学校园建设的要求,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如期完成建设任务,同时要抓住新校区建设的机遇,加快学校改革发展的步伐,积极推进和杭州市持续、稳定、全面、特殊的战略合作,积极推迸知识创业和技术创新,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2001年9月18目,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柴松岳、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等省市领导出席紫金港校区开工典礼

  问:新校区建设工程进展顺利吗,您当时最担心的是什么事,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答:说实话,从开工典礼举行之后,我的心一直都挂着那块地方。这块地方是软土地基、农田,会给施工造成很多麻烦的,水管埋好了,但土地一下沉,水管就破裂了。还有,我最担心的是工期,能否按规划设计方案如期完成施工,实现2002年9月新生入住,当时我心里的确没有把握。
  那年的冬天天气不错,晴天很多,对施工有利。但是春天一到,雨就多了,每天晚上,如果天气不好,我就会站在窗口,嘴里不由自主地念叨“又下雨了,又下雨了”。我太太常会笑我:“你操这么多心,下雨你也管?”她不知道我是在担心新校区的工期,学校的工作是有周期的,我们准备让2002年新生直接进入新校区报到,如果工期耽误,新学年开始赶不上,就会耽误整整一年啊。
  那么大的工程,一点事故都没有是不现实的。那年夏天,工地上发生了一次塌方事故,原因是施工队立柱立得不稳,塌了。当时我正准备出差去广州,一接到电话马上赶到了工地。伤员紧急送到了医院,医院一定要钱到了才救人,把我气得直想拍桌子,人命关天的时候,还是“钱、钱、钱”。我说:“你们还怕浙江大学和施工单位赖你们钱吗?”

  问:浙江大学新校区是什么时候定名为紫金港校区的,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
  答:新校区动工建设后,2002年4月16日上午,李岚清副总理在时任省委书记张德江的陪同下,来到建设中的浙大新校区工地,察看正在建设中的一幢幢新楼,了解工程进度,他看了很高兴地说:“你们赶上了好时光,你们正在建设新校区,从规划、设计、建设的水平来看,堪称一流。”岚清同志的讲话给了我们和新校区建设者很大的鼓舞。
  新校区建设是学校进一步加快校园布局调整,拓宽学校发展空间,提高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因此学校常言委会经常讨论新校区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我在会上再三强调要把新校区的建设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室,作为办学的百年大计,丝毫不能松懈,而且新校区建设要有前隐性,要离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商质量施工,要把新校区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网络化、生态化、园林化等特点的,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相适应的大学校区。这个“四化”的概念还是潘校长提出来的,他本科是学建筑学的。
  在新校区建设过程中,为了增强新校区的文化内涵,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圈,吸引全校师生、广大校友关心新校区的建设工程,当时有同志建议应该尽快给新校区定个正式名称。我把这件事交给了宣传部的问志去办,他们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发动社会各界征集浙大新校区名称。
  2002年7月4日的党委常委会专题讨论了新校区的命名问题,最后大家一数同意把浙大新校区定名为紫金港校区。当时据有关部门介绍,塘北的新校区地址原先就有个紫金港的地名,紧挨新校区的西边,也有一条紫金港路,而这个港字又带水,与现有的五校区名称风格一致,紫金港象征着金色的港湾,一代又一代学子从这里启航,驶向未来。这个名称富含寓言和现代感,又符合以地理位置命名的原则。

浙江大学紫金新校区

  新校区建设成后,校区内的湖名、路名也都是在通过广泛征集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来确定的,在讨论时校区内东部和西部两条最长的路,一条命名为迪臣路,一条命名为舫路,这是我提出来的。当时有人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迪臣是原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创始人林启的字,消肪是原浙大校长、著名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的字,以此纪念他们两位。在这里还顺便说一下,原来浙大校庆是每年的4月1日,这一天是西方国家称为“愚人节”的日子,我觉得不好,结果请黄书孟同志去查查浙大校史,查出求是书院首次正式开学时间是1897年的5月21日。2003年5月8日我们讨论决定,把5月21日定为浙大校庆日。


浙江大学紫金港新校区

  问:2002年开学,一、二年级学生就住进了紫金港校区,学生对新校区有什么反映?
  答:那一年安排新生9月底进校,这已经比通常新生入学延迟了一点时间,但到时候能不能住进去,当时争论很大。设备处的同志因有些教学设备还没有安装就绪,就提出来能否再延迟一段时间,但是再延的话,就会影响一年级新生的正常教学。在常委会上,最后我拍了板,只要做到能吃能住能上课,就搬!卜凡孝同志说:没问题,完全可以做到。
  当时我之所以敢拍板,这和我当年求学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当初我选浙大的时候,学校也正在玉泉兴建新校舍,那时的情况比现在紫金港校区更差,整个玉泉校园就像一个大工地,有些教学楼还在建造中,校内没有一条完整的道路,坑坑洼洼的,上大课在草棚里,食堂也在草棚里,我们当时不照样在那儿读书上学吗?而现在我看到的紫金港校区的条件,比我进浙大读书时强多了。
  7月底的时候,我还一个人去紫金港建设工地看了看,路尽管还在修,看进度很快就能修好,只有食堂没结顶,这让我很不放心。过了几天我又去看,食堂结顶了,但一套从日本进口的生产线没有到货,设备是从海上过来的,如果天气条件不好,海上有大风大浪,货轮航程也会受影响。我问卜凡孝同志,行不行?他很肯定地表示,来得及的。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好的准备和筹划,让军训的二年级同学先进入新校区,并且把军训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适应新环境新生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正确辛苦待建设中的新校区。二年级学生经历过了之后,就会用正确的思想影响新生。这个方法很有效,对安定新同学的心态、情绪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002年9月初,学校专门发了一个关于紫金浴校区搬迁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学院各单位高度重视新校区的搬迁工作,要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确保搬迁工作的妥善、平稳、安全进行。同时,还对搬迁的各项工作列了一个检查时间表,要办公室来总体协调、督查。
  从10月8日起,6700余名浙大二年级学生从原先居住的玉泉、西溪、华家池、湖滨等不同校区搬迸了新校区,在新校区上了第一堂课。那一天,我正在日本大阪访问,我打电话给卜凡孝同志,问他学生情况怎么样?他说:“挺好!同学们都很高兴。”10月10日晚上我回国,11日就赶到新校区去看同学,和碰到的同学聊天,问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他们都说很好。我说新校区还没有建完,生活上可能会有不方便,他们说,“我们每天都看得见新校区的新变化,昨天没通的路,今天通了;昨天没有清掉的废土,今天搬走了;昨天还是黄土,今天铺上了草坪、种上了树……”他们的回答让我舒了口气,而到了10月14日、15日两天,6000余名新生来到新校区集中报到。
  短短一周时间内,就有将近1.5万名师生进入了新校区,也掀开了浙大办学历史上新的一章。新生进校的过程很安全、顺利。在新校区的建设中,指挥部的同志们真是非常艰苦,非常辛苦。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了这个艰巨任务,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要记住他们付出的劳动和汗水。
  新校区启用后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信步走到教室里,看见正在上自修的同学,教室里有暖气,一个个学生安静地在学习,辛苦完之后,我走出放室,在教学楼的空地上,头上是一轮明月,在淡淡的月色下,校园是那么美丽整洁,一般暖流流遍全身,心情之舒畅,真是难以言喻。

第四节 发展:“浙江大学就是个成功的范例”

  问:有人说,浙大的并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而且当时中央对新浙大提出了很高要求,十多年过去了,您现在是如何评价四校合并这件事的?您认为浙大并校是成功的吗?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到目前为止,对大学合并的这件事还是有很多议论,甚至批评。这也是很自然的。我国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有相当数量的大学实现了合并重组,可以说,这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结构和布局的调整,其改革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远,也不是十几年就能看得出来的,恐怕要几十年以后才能对其下一个准确的结论。在这么大的一次教育结构调整中,社会上包指教育界对此有很多议论,这也很正常。因为确有一些合并学校是成功的,效果是好的,学校得到了很大发展。也有合并不成功的,现在也存在很多问题的。
  从浙江大学的合并来看,各界普遍认为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李岚清副总理在他所著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上,对新浙大四校合并这件事是这样评价的:"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就是经过了两年多的酝酿、研究,才实施的。高校的合并绝不是简单的为合并而合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合理地配置和充分利用教学资源,提高办学和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他认为“浙江大学就是个成功的范例”,并说“该校合并以后,教师实力、学科结构、学校的扩建、办学规模、教学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跃式的发展,在国内都名列前茅”。他还说,浙江大学“无论在软件还是在硬件方面,都加快了创建一流大学的步伐”。
  2004年7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浙江大学的一次干部教师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六年来(指新浙江大学成立六年),浙江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发展的标兵,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
  我们说高校合并不仅仅是“1+1=2”,简单的比大比全,更重要的是比强,要达到“1+1+1+1>4”的效果。因此,我也看了一些国内教育专家对新浙大合并后发展的一些评价。也有学者认为,合并后的浙江大学规模之庞大、学科之齐全、实力之雄厚,令人刮目相看。新浙大的组建是我国大学教育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也是世纪之交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也是我国高校实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重要成果。

  问:除了领导和专家的评价外,从并校十年来学校本身发展来看,其效益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办一所一般性的大学并不困难,但要办一所高水平,甚至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就很不容易,而浙大无论从它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都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大学,特别是一所高层次、高水平的大学,众所周知,它必须承担起三项重要任务:一是为社会培养一定数量的、具有综合素质的高质量人才,二是创造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三是尽可能地利用大学的人才和智力要素,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引领文化的发展。从这些方面看,并校十多年来,浙江大学可以说实现了跨跃式的发展。
  现在说到发展,有很多人喜欢用一些定量的数据来作比较。数字尽管是很枯燥的,但的确也能说明很多问题,有专家分析,大学合并后,如果是比较成功的话,它能发挥高水平文化的带动作用,这可以表现在各项办学指标的上升上。因此,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把并校之后浙大这十多年的发展分成几个阶段,通过这几个阶段办学指标,例如学科、成果、队伍、师资、学生等等,发生的一些变化,来看看并校之后所产生的效益。
  合并之前,浙江四校共有一级学科博士点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75个。并校后的第一年,我把它称为起步阶段或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实现了平稳过渡,很快地体现出学科资源优化重组的优势效应,体现在办学指标上的快速上升。例如,合并后的第一年,浙大的学科覆盖了除军事学以外的11大学科门类,1999年学校新增一级学科博士点14个,新增二级学科博士点9个,使学校博士点总数达到了106个,居当时全国高校第二位;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29个,位居全国第一位。也就是说,并校后的第一年,学科综合的优势就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这也反映在学校科研项目的大幅度的增长。1999年,学校新增科研项目比合并前的1998年增长了30%,科研经费总量达到了5亿元。
  合并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到了2002年,我们当时筹划向全社会宣传浙大并校取得的成绩。因此,在这年5月份的时候,学校邀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主流媒体的记者到学校来实地采访,看看浙大并校能否产生新的优势。那段时间,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都发表了很多专题报道,对并校以来浙大取得的成绩做了非常好的宣传。《人民日报》当时发表的专题文章的标题就是“浙江大学:并校带来新优势”,而《光明日报》则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浙江大学在学科高原上‘造峰’”的长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浙江大学在学科高原上造峰的报道,读来令人振奋,发人深思,近几年在我国高校改革与发展中,合并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合并并不是盲目追求外延的扩大,目的在于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创造新的优势。”
  如果把这个算为第二阶段的话,我认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合并中体现新优势,在融合中得到大发展”。这一阶段,浙大一级学科博士点从原来的16个增加到了28个,居全国高校第一位。这一年学校科研经费总量达到了7.2亿元,居全阁高校第二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连续三年居全国高校前两位,被SCI和EI收录的论文总量在全国高校名列前茅,发表的论文总数居全国高校第一位。这一阶段还体现在学科的综合优势上,学科的综合优势提升了学科的竞争能力。原来相对薄弱的学科,例如农学类和医学类学科,通过合并交叉重组之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农学类的博士点、与合并初期相比,增幅达到了107%,一级学科博士点从无到有,到2001年底达到了7个,学科的综合水平据当时某高校评估机构评估,已名列全国农学学科的第二位。医学学科也是同样得到快速发展,并校前的以临床诊治为中心的办学模式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学科建设的各项主要指标得到大幅度攀升。

  问:您的任期是到2004年7月份结束的,由于年龄的关系,您退出了浙江大学领导岗位,在这之前,浙江大学并校发展又体现什么样的特点?
  答:由于年龄的原因,2004年7月,我从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岗位上退了下米,担任了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在这时期,据国内一些评估机构的评估,浙江大学的综合办学指标稳居在全国高校第三位,我感到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是,在总量继续增加的同时,办学规模从外延的扩张转变为内涵的拓展和质量的提高、结构的优化。学科的综合优势向着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优势互补的方向发展。

张浚生在核试验科学家座谈会上和专家畅谈

  据当时提供的数据显示,浙大的科研经费以每年1个多亿的速度增长,到了2005年底,科研经费的总量已经达到10亿元人民币,继续位居全国高校的第二。学校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能力不断增强,为载人航天事业等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也位居全国高校之首。被国际著名检索机构SCI、El收录的论文位居全国高校第三位。国内论文发表量名列第一。尤其值得可喜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科研经费大幅增长,从1998年的706万元增长到2005的6000多万元,位居全国高校的前列。还有,现在从人才培养的结构来看,研究生招生人数已经超过本科生,形成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研本比”,即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从并校初期的1:4.5调整到了1:1.4,可以这样说,并校十年,浙江大学进入了办学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最近杨卫校长给我提供了一份数据。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提供的材料,2009年国际论文被引用篇数较多的高校,浙大为第一位;“表现不俗”的论文,再次列全国高校第一;浙大作为第一作者署名机构的2004年至2008年发表的论文,在2009年被引用论文数、被引次数均居全国高校首位,2000年至2009年SEI收录论文累计被引篇数也列全国高校首位,科研经费已达27亿元,仍居全国第二。

  问:您刚才的分析和列举的浙大主要办学指标的变化的确很有说服力,那么从办学的宏观效益来看,浙大又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呢?
  答:2009年3月份,台湾东华大学邀请我去参加一个研讨教育的国际会议,要我谈谈大陆高校合并的情况,我撰写了一篇文章《漫谈大学合并》。
  文章寄去了,但因为刚好我要在北大出席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动员会,时间冲突,没有去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核心期刊《大学研究与评价》2009年第6期上。
  在这篇文章里,我通过对浙大合并的背景、过程、发展和效益的分析来说明,通过合并,浙大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了跨跃式发展。我的结论是,新浙江大学10年的建设和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实现了教育部当时在合并之初文件中提出的目标,也就是说,“希望把新的浙江大学建设成为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学,为浙江省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学术繁荣做出新贡献”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下一步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问:您能否具体地谈谈这十年来浙大在学校层面上的变化吗?
  答:我想从四个方面做一个概括。首先,浙江大学的办学层次和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都必须是多层次、多种类型的。有些大学应该组负起提高整个国家和区域的文化和科技发展水平,应该是创新能力的体现者和知识文化的创造者,有些学校则负责全民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有些则应比较直接地解决面对社会的问题,包括技能型的训练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能力。因此,不同类型的学校在总体上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有分工的不同。高层次的大学,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其内在的能力,就应该担负起比一般大学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
  我们知道,并校前浙江四所高校,一所部属高校,三所为省属高校,每个学校的办学水平都在其所属的层次上处于前列,但是要在原来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也都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三所省属高校要迸入全国重点大学的行列,难度更大。因此,通过合并之后,都进入了全国霆点大学的行列,无论从招生、教师聘任、职称评审、项目申报、成果评定等方面,都在国家一级高层次上运行,这为我们培养数量更多的高质量的人才,以及出高水平的成果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从人才培养的质量上看,由于并校后教学资源和培养方案的不断优化,生源质量不断提高,学校总体的教育教学质量得到了跟着的提高。2003年到2007年,浙江大学学生参加国际大学生学科竞赛共获得了74项大奖,其中包括美国大学生数模竞赛最高奖——INFORMS奖,参加国家级大学生学科竞赛共获奖100多次。浙大的本科生还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200多篇论文,其中有些文章发表在影响因子大于6的国际权威刊物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浙大获奖数和提名数均位居全国高校前列。有数学专业的在读博士生,还在《美国科学院会刊》上发表论文,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高校的学生第一次在该杂志上发表的数学论文,类似这样的数据和例子每年都有很多。

  问:那么在学科建设方面呢?合并之后是不是更有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
  答:就科学技术而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科仍然在高度的分化,同时,许多不同学科又相互交叉、融合、渗透,不断产生新的学科和边缘学科,而且自然学科、技术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互相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因此,综合性大学由于其学科较为齐全,更有利于在内部组建这类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的研究平台,这对培养学生具有多学科的知识,掌握学科交叉的能力,都非常有利。因此,我说,合并之后浙大的第二个变化是多学科的综合有利于学科的交叉,产出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能全面提升学科的竞争力。
  合并初期,浙江大学有13个国家重点学科,主要集中在工学、农学、理学和教育学门类,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浙江大学已经形成了14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21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和10个国家重点培育的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覆盖面在二级学科达到了71个,涵盖了工学、理学、农学、医学、管理学、教育学、法学、文学等8大学科门类。重点学科数量显著增加,覆盖面更广,学科分布更加合理,结构显著改善。这对学校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承担国家重大项目,产出高水平的重大成果,以及适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能力达到了全面的提升。

张浚生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威廉姆·福格尔先生亲切握手

  近年来,我国实行了“111引智计划”,即从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学科队伍中引进、汇聚1000名海外学术大师、学术骨干,在国内高校建立100个一流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以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提升学科发展水平,提高高校整体水平和国际地位。这是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为在我国高校落实建设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大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由于合并后,浙大学科门类齐全,综合实力较强,该计划自2006年启动以来,浙大已有3个项目成功入选。

  问:大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充分利用学校的知识和人才优势,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那么,浙大在这方面现在做得怎么样?
  答:教育部在关于浙江大学合并的决定里指出,新浙大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实行教育部与浙江省共建共管。我们理解,所谓部省共建共管,其基础就是要利用浙江大学合并之后形成的学科和人才优势,为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我们当时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把浙江大学定位在高水平、强辐射上。所谓强辐射,就是要以浙江省和长江三角洲为重点,利用浙大的人才和知识优势,服务全省,面向全国,不断拓展。因此,合并之后的浙江大学应该能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高水平的服务,这种高水平的服务包括人才培养、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决策咨询等内容。1999年下半年,我们提出要主动参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当时和贵州、云南等省都开展了多种科技教育合作,派教师到西藏等高校任教,到内蒙古挂职。2001年,经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批准,浙大在全国高校首批建立国家大学科技园。主园区的核心在杭州,以“一园多点”的方式,在宁波、南昌等地建立分园,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辐射。早在2001年,有一次陈至立同志陪李岚清副总理到浙江视察教育工作,从温州,经宁波、绍兴到杭州,到了杭州后见到我和潘校长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一路走来,浙江大学在浙江是无所不在,每到一处都会讲到和浙大的合作,得到浙大的支持。确实当时我们和浙江所有的地市都有合作协议,我还几次带博士生、博士后到地市去开展合作交流。为了支持浙江高校教育大众化的需要,我们还主动和杭州市、宁波市合作,创办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和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现在这两所大学的在校学生规划都达到12000人,是教学质量很好的两所万人大学。
  据初步统计,这十多年来,学校完成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研究和开发项目总最达到了19000余项,合同金额超过了33亿,创造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近几年来,浙江大学参与承担了一些国家重大项目的研制,如神舟号飞船的工程项目等,并在其中作出了贡献。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合并后的浙江大学通过结构布局的调整,大大地提高了办学资源的利用率。四校合并前,据当时统计,重复建设的学科有16个,占当时四校学科总数的10%左右。同一学科中,高层次人员分散在不同学校,有的学校一些重点学科只有极少数高层次的人员,这种学科建设低水平重复的情况必然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合并后,无论从学科的人员结构到学校的图书资料和仪部设备等方面的资源利用率都得到了大大提高,提升了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办学水平。

  问:我们记得在四校合并初期,浙大的四位老教授曾经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把四校合并的结果概括为三种统界。您认为他们当对对四校合并结果的预测,您刚才谈到的几个阶段的变化是不是有某种吻合之处?
  答:四位老教授写的这篇文章我当时也读过。这篇文意写在四校合并之际,它的标题好像是《发挥综合优势 创建一流大学》。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影响还是很大的。文宫中引用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提出了四校合并的结果不应是简单的加法,而应该做到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他们很形象地把合并产生的结果比喻成三种境界:一是机械的联合,也就是说各学科之间建立起外部的联系,尚未渗透到各学科内部,这是综合之“初探胜境”;二是化学的化合,也就是各学科互相渗透引起化学反应,产生了不同于其组分的新东西,这是综合之“渐入佳境”;三是生物的媾合,各学科互相交融,形成新的胚胎,孕育新的生命,这是合并的最高境界。
  他们的观点我是赞同的,从浙大这些年的发展来看,应该说总体上是相吻合的,然而,我看现在的浙江大学还远未达到合并的最高境界。从目前学校的发展趋势来看,仍还有很多忧患,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学科布局和建设水平以及如何面向国家和社会重大战略需求等等,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科综合交叉融合的优势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一些传统的学科也面临着很多发展的忧患,有些甚至出现了滑坡。这些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当然,从历史上看,一流大学的建设都要经过长期积累的过程,固然要有政府的支持,资金的投入,但更重要的是学校领导、教师、学生长年累月;辛勤努力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看到,要真正办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经得起社会实践的考验。对此,我们既要有雄心壮志,又必须脚踏实地努力奋斗,才能真正在增强创新能力、培养创新人才、贡献创新知识、做出创新成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才能真正体现一所一流大学的社会责任和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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