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履吉:天才回到中国后

施履吉:天才回到中国后
熊卫民

访问整理 | 熊卫民(中国科大特任教授)

施履吉院士(1917-2010)
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0年在浙大园艺系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浙大理科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5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动物系获博士学位,1955年克服重重阻挠归国,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生物物理所、昆虫所、动物所、微生物所副研究员,于1964年创建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任该中心研究员、负责人,后任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的话
在上海有关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作调研时,我屡屡听人谈起施履吉院士。他们称,施先生非常聪明、动手能力极强,是一位天才。施先生在美国念书时的多位同学,也称他是所有同学中天赋最高的,并对他回国之后,没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就没能像他的某些美国同学一样获得诺贝尔奖级的承认,表示十分可惜。

施先生究竟是如何回国的?回国后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对于自己的人生,又有哪些总结?带着这些问题,我访谈了患病在家休养的施先生。虽然健康原因已不允许多讲话,但那一天,他谈兴颇浓。

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施先生又进了医院,再也没能出来,未能审阅这篇访谈稿。

受访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施履吉院士
访谈时间:2008-7-26
访谈地点:上海建国西路施履吉院士家

一 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听说您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的负责人。我很想知道,这个中心是怎样建立的,建立后的运行情况,又是因何原因,后来被撤消建制?

施履吉院士(以下简称“施”):1955年我回国之后不久,裴(丽生)副院长找我,让我帮助贝(时璋)先生筹备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北京工作站,要按照生物物理所的规模来筹建。当时贝先生还没同意建生物物理所,正在说服他。我就按照我所了解的生物物理所的情况,根据生物物理所的规模,选购了很多新型实验设备,包括电子显微镜,分析用超速离心机、高速离心机,分光光度计等。

到1956年时,仪器设备已购置不少。我发现,除我用了极少一部分外,(生物物理)所里没有人用这些仪器。站在国家的角度,这是很不经济的。我就向院里提出,应当由整个生物口共同使用这些仪器。当时秦力生秘书长对此很感兴趣,把我叫过去了解情况,但后来就没下文了。

我还认为,一个搞实验的研究所,应当有自己的工厂。因为,一些创新的实验,可能需要用一些买不到的仪器,需要自己去做。比如我在美国做论文时,所需的仪器有很多是我自己做的。所以,回国后不久,我就向一机部的部长、副部长反映了这个想法。他们赞同我的意见,批了一套刨、铣、钻俱全的机器给生物物理所。结果在1958年“大跃进”时,机器内部的马达等就被拆下去做吹风机,弄得我十分心疼,结果造成了很多矛盾。

熊:跟所长的矛盾?

施:主要是跟行政副所长康子文的矛盾。那时候搞“大炼钢铁”,把大量含铁的器物拿到炉子中去烧,结果得到的全是一些没用的铁块块,我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又要把我们这套设备给弄坏!

把这套设备弄过来时,贝先生是签过字的。我就去向贝(时璋)先生反映,可他不吭声。与此同时,行政(副所长)认为我不服从调配,反对“大炼钢铁”,还组织人给我贴了很多大字报。

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就提出要离开生物物理所,甚至要去美国。因为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争取我们回国时讲过,可以自由来去。秦(力生)秘书长、郁文知道此事之后,专门来跟我谈话,此时我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就只是到动物所去呆了一段时间。张劲夫副院长、杜润生副秘书长对我是了解的,在他们的关照下,我才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大炼钢铁”过了之后,他们对我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又把我调回了生物物理所。

回到生物物理所之后,我发现新购置的那些仪器损坏了不少,像电子显微镜,人家送来的样品跟切片一样厚,一观察就把物镜给损坏了。我深切感受到,得有专门的人来调试、维修这些设备。而此时,很多科学家对生物物理所的许多新仪器没人用、不会用,也提了很多意见。大家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是,办一个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生物口各单位共同使用。院里就调我去办。

其他所的专家开出了很多仪器的清单,院里决定找个人去订,就把我调去。我把这些仪器购到、调试好,并在实验中心专门配备了一些实验室,结果,提出购买这些仪器的人,从实验中心开张起到关门,我一直没见他们来用过。

当时,我们大部分人的技术水平都很低,只知道有这样的设备,但不知道怎么去用它——不会做适当的样品,仪器出了故障更不能去维修。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应当培养一些精通仪器的人才,不但会使用,还要能制造某些设备。当时离心机非常需要,超速、高速离心机我们国家都没有,我就培养了一些人来做这些仪器。比如说金如松,他是朝鲜族人,从东北某大学的仪器专业毕业,被分到实验中心,我大力培养他,他做得很好,到现在还在搞超速离心机。还有小洛,名字我记不全了,专门搞维修,一直到现在,实验室的仪器坏了还常常去找他。

当时,细胞生物学已经发展到研究细胞的吸收光谱,而相关的显微设备我们没有(国际上也只有英国有),我知道相关的原理,就组织一些人,自己研究制造出了这种设备。当时国外还有一种X光显微镜,买不到,我们就自己制作。姚山林你知道吗,我和他以及工厂的其他一些老师傅一道,共同把它制作出来了,拍的照片很漂亮。我们生物实验中心,当时就做了这样一些事,还建立了专门的工厂。我们实验中心的仪器设备坏了,可以不出中心(搞定)。比如有一次,某位年轻人把电磁目镜——电子显微镜上决定分辨率的关键设备,精度要求非常高,非专业人士很难做出来——给弄坏了,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后来国外公司进行售后服务,派人来检查电子显微镜的性能,也没发现问题。

熊:您用这些设备做了哪些研究?

施:筹建北京生物实验中心时,院里下了一个死命令:你不能用这些仪器设备去做自己的工作。这是应一些老专家的要求而作的决定。那些老专家提出,如果让我去主持实验中心,那么,我不能用那些设备去做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没来用,我也没能用着。

很快就是“文革”,我在湖北潜江中国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呆了三年, 1969年去,1972年回来。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我曾回过北京一次。到实验中心一看,那些仪器都糟糕得很,满是灰尘,损坏了很多。

我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属竺可桢先生当校长后招的第一届学生,彼此感情很好。那时候他的年岁已高,回北京之后,我就去看他。他问我实验中心怎么样。我就把从建立到当前的情况都告诉了他:除了电镜之外,很多先进的设备都无人问津。提出购买那些仪器的人,一直都没见过面。从标本的制备,到设备的调试,都是我们来做,等等。竺副院长问:这样的单位怎么办?我说:取消。1972年我从干校回来之后,这个中心就被合并到了生物物理所。当时院生物口的军代表兼任遗传所的军代表,他一定要把我调到遗传所去,我只能服从分配,所以,1972年后我就没再回生物物理所。

熊:购买这些仪器设备,花了多少经费?

施:在生物物理所的筹建阶段,光我经手的仪器设备就花了几百万(元),还有不少仪器不是我购买的。北京生物实验中心的经费也有几百万(元)。

熊:这些仪器有不少是从国外进口的吧?

施:是的。有许多是走私的。比如分析用的超速离心机,就是从美国走私过来的,标准伯克努的。我们一次购进三台,一台放在实验中心(我安装的),一台放在化学所,一台放在武汉微生物所(也是我去安装的)。

熊:那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禁运,对吧?

施:是的。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如伯克努的分光光度计,也都是从美国走私来的。1955年回国时,我自己带了一批设备回来。到实验中心后,因为没有顾客,我就想自己做点仪器,其中需要用到真空管,我从国外带回过一些,我想将它们调到实验中心,结果生物物理所不同意,说还给我个人可以,调不行。后来我到遗传所,要用X光显微镜,想把这个设备调过来,结果也不同意,后来调给其他不会用这个设备的人,将其糟蹋掉了。

我在遗传所做研究,需要用到超速离心机,一用就是72小时不能停,可北京中关村这边老停电,也不提前通知,导致一些工作老做不出来。后来我很恼火,就申请调到上海来。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报告一直写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处,才于1979年调到了上海细胞生物所来。

到上海之后,我才总算可以开始做一点自己的研究。我先用高精度、高灵敏度的定量定位法证实胚胎发育双梯度的理论,从而结束了实验胚胎及化学胚胎学术界的一个长期争论。然后,我又用受精卵作为DNA的受体细胞,进行了高等动物的遗传转化研究,发现分离染色质可以形成细胞核。1985年时,我以动物个体尤其乳腺作为生物工程发酵罐,与合作者获得了转基因动物。我还对染色体关键元件——着丝粒进行过系列研究并获得了其DNA。

对于细胞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我是有很多想法的,但可惜的是,回国20多年后才得到实践的机会,而此时我的年事已高,已做不了什么大题目了。哎,我的牢骚话太多了吧?

91岁的施履吉。作者2008年7月26日摄于施先生家中

二 回国

熊:我来上海,目的就是听老前辈讲心里话,讲真话。前天,我已听您的邻居沈善炯先生讲过自己的坎坷经历。

施:我跟老沈同龄,他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他1950年从美国回来时,我不能够回来。那时正值麦卡锡主义抬头,我的护照被扣掉,美国当局还通知我,假如我私自离开纽约,代价将是5000美元罚款和5年监牢。我到哪里去,后面都有FBI(联邦调查局)的人跟着。

日内瓦谈判后,为了回国,我跟美国当局打官司。期间我还被抓起来过一次,关了我一天。警察很混帐,在星期五把我关起来,因星期六、日不办公,这样就至少可以把我关三天。而且当时保金不收现金,只收国债券。我的朋友们对我很关心,紧急联络起来,买了不少国债,才于星期五当天把我给保出来。

我打官司取得胜利,多亏了哥伦比亚大学很多朋友的帮忙。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艾森豪威尔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他们帮我到华盛顿去游说。

熊:当时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说了,你们可以“来去自由”?

施:是的,他说过。但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想过留在美国不回来。当初去的时候就下决心学成归国,所以(1949年)一解放就要求回来,但护照被扣掉,只好在那边工作。沈善炯走的时候,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的命令还没下来,可我要走时,命令下来了,那时候老沈刚到日本,结果在那儿被扣留。

三 牛满江

熊:您很早就做过注射遗传物质到受体细胞中去的实验?牛满江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施:我注射的是DNA,牛满江注射的是RNA,他认为RNA是遗传物质。老沈上过他的当,在1960年代曾写过RNA也是遗传转化因子的论文[1]。我们俩之间还因此有点误会。老沈的这个工作出来后,院里很重视,一度想由科学院出面来发国际消息。发之前,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此有不同看法,说一定要慎重,因为这牵涉到国家的荣誉。后来院里就没有发国际消息。其实我还应该直接跟老沈说一下,可我没说。那时候经常搞运动,老把私下谈话的内容拿出来批,搞得大家面红耳赤、吵得一塌糊涂。那种东西,非常影响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所以后来大家私下交流很少。

熊:听说1980年您还评论过牛满江的文章?

施:我在美国就认识牛满江,回国之前我还去旧金山看他,希望他也回来,他说自己会回的,可后来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我们的联系也就断了。1972年后,他跟童(第周)先生搞合作。我对他的工作有兴趣,重复了他的实验,但得到的结果与他报道的很不一样。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投到《中国科学》,结果被退回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送人审,连看都没看就把它退回来。我们国家的事啊,真是……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反映给科学院副院长冯德培,冯老给《中国科学》提意见,最后它还是登了[2]。登了之后人家也引了,比如说孔宪铎的书(《中国的生物工程》)就引了。

熊:有资料说牛满江还因此要与孔宪铎打官司。

施:还有这样的事!结果如何?

熊:我不知道。正想问您呢。

施:到上海后,我的消息就很不灵通了。我只听说孔宪铎的书出版之后,牛满江在美国就申请不到基金了,在台湾也不再走红。我很不欣赏牛满江,和他见面,招呼都不愿意打的。当时童先生对我也有意见,因为我很早就说,他们的RNA研究靠不住。

注引:

[1]详情参见熊卫民《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第124-127页。

[2]施履吉等《异种DNA对胚胎发育的影响》中国科学.1980(12):121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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