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

《科学文化评论》第10卷第4期(2013):84—107
人物·访谈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
范岱年先生访谈录

熊卫民

本文初刊于《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是即将出版的《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的一节,《科学春秋》获作者授权刊载,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专项“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编撰与研究”(编号KACX2-YW-001)。

摘要
在回顾老浙大人,尤其是老浙大的地下党员在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从备受重视到饱受打击的故事时,范岱年教授详细介绍了他亲历过的丁瓒下台、胡适批判、许良英在肃反运动中遭停职反省、他和朋友被打成右派等事件,他对钱三强、陈康白、武衡、张明远等领导人的印象。访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珍贵的院史资料。
关键词 中国科学院 浙江大学 地下党 许良英 丁瓒 范岱年

访谈时间:2013年2月2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国科学院黄庄小区
受访人简介:范岱年(1926.),浙江上虞人。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随即考上该系研究生,并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5月,到杭州军管会工作。1952年9月调入北京,历任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等职。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美国科技史。译校过恩格斯、爱因斯坦、海森伯等人的哲学论著,译校了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大量著作。著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与许良英合著有《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合作编译有《爱因斯坦文集》。

图1 范岱年研究员(2013年2月27日熊卫民摄于范家)

一 大批老浙大人到中国科学院来工作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竺可桢领导的浙江大学知名度很高,在抗日战争年代,是与西南联合大学相提并论的,并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它培养了很多人才,其中有不少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我想以“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为题,请您谈谈相关情况。我所说的老浙大,指的是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前,主要由竺可桢所领导的浙江大学。而老浙大人,指的是老浙大的学生和教师。

图2 竺可桢(1890-1974)

范岱年(以下简称“范”):浙大是个很大的学校,科学院包括很多研究所,也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从浙大到科学院各机构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渠道,其中很多人都跟我没什么来往。我只能就我所知,谈一些人和事。
熊:那是自然。我感兴趣的,也主要是您的亲历、亲见、亲闻。
范:科学院是1949年成立的,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是最早到科学院就任的副院长。他还兼任计划局局长。不久,国家实行院系调整,浙大从综合性大学改成工科大学,竺可桢就把浙大理学院的不少科学家拉进了科学院。譬如,王淦昌(原浙大物理系教授)去了近代物理所,贝时璋(原浙大生物系主任)去了实验生物所,王葆仁(原浙大化学系主任)去了有机化学所……① 他并没有拉帮结派的意思,但是,科学发展需要人才,肢解浙大正好造就了一个从浙大请人的机会。北大也有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但科学院不能从那里拉人,浙大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被解散了,从浙大调人,阻力就小多了。
熊:沈善炯也是这个时候从浙大理学院调到实验生物所的,不过,他本科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1950年留学归来后才到浙大工作。
范:除前面说的这些人,还有一批科学家从浙大调到了科学院,譬如黄秉维,他后来当了地理所所长②。你可在头两批学部委员和1980年当选的学部委员名单中查一查,里面应当还有一批从浙大毕业或从浙大调过来的。③
除科学家外,科学院还从浙大调了一批地下党员过来。最早到院的老浙大地下党员大概是黄宗甄。他是科学时代社的社长,以前就在中央研究院工作,1949年时,他参与了科学院的筹备。科学院成立后,他很受重用。但1952年初的“三反”运动冲击了他——他大概有点公私不分,被说成是“贪污”后,他的党籍遭到取消。后来他去了科学出版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寿楠到院也非常早。他以前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科学院成立后,他到了近代物理所。他在所里面,对科学院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也是科学时代社的。
熊:施雅风、薛禹谷等人是不是也很早就到了科学院?
范:他们都是浙大毕业的,也是党员,但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科学院,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我只记得解放初施雅风在南京。1952年是个转折点。当时党的政策是这样的,1949-1952年主要进行“民主改革”,搞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主要力量放在地方,像我们这些原浙大的地下党员有许多在杭州参加军管会搞“民主改革”工作。1952年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民主改革”运动告一段落,要搞建设了。所以中央就把大区撤销了,中南、华东、华北、西北等大区都被撤销,还决定调大区基层的干部,特别是理工科的党员归队。在这个潮流下,又有一批浙大人调到科学院来了,其中第一个是许良英。许良英调来还有个特殊情况。当时科学院的机关报是《科学通报》。1951年时,《科学通报》出了几个政治问题。一个是转载外电报道,说印度一个地方地震,而那个地方实际是属于中国西藏的。把自己的领土当作是印度的领土,这当然是政治错误。还有一个是,毛泽东当时发表了《实践论》,那被认为是一件大事,应该转载、学习、讨论,可《科学通报》没什么反应。所以,中宣部就让龚育之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科学通报》,说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
熊:是中宣部让龚育之写的?
范:龚育之那时候在清华大学念书,还没到中宣部工作。中宣部通过何祚庥让龚写一篇批评《科学通报》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批评科《科学通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的文章发表后,科学院很紧张,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陶孟和副院长以及编译局杨钟健局长都非常紧张。他们打听到龚育之是老地下党员龚饮冰的儿子,还在清华念书呢。后来,竺可桢就跟杨钟健一道去找龚家找龚育之。龚育之有肾病,当时正在家里养病。他们想把龚育之调来负责科学通报,可在这之前中宣部就已定了要龚育之过去了[竺可桢2007,页538—540]。
熊:中宣部先定好了?
范:对。何祚庥、龚育之都是中宣部从清华大学要去的。紧接着竺老就想到了许良英。1952年1月就下了调令,可浙江省委不放,直到中央发文件要求“技术干部归队”,许良英才于1952年6月到科学院来。他一来就得到重用,除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外,还担任科学院团委书记等职。鉴于科学院急需人才,他还开了个名单,把朱兆祥、周志成、任知恕、吴洵高、我,以及他的爱人王来棣调了过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原浙大地下党的。那个时候,科普④、科联⑤跟科学院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那里也需要党员,就把朱兆祥、周志成分到了那里。

图3 许良英和王来棣(1950年)

熊:当时实际是科学院代管科普,对不对?
范:它们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前面是科学院,后面旁边是科普。黄继武也是浙大地下党的,他在科联。他是从哪里调过来的,我不清楚。本来说是要“归队”,所以我以为会让我去物理所去搞物理研究,结果院部说不行,院里党员很少,你们都要留下来搞行政工作,结果把我留在科《学通报》当编辑。任知恕本来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调来后安排到干部局。吴洵高和我起初都在编译局,后来我随着科学通报被分到学术秘书处,他还是在编译局(后改为科学出版社)。王来棣原来是学历史的,她被分到近代史所搞研究。就她一个人算是真正“归队”了,我们其他五人都没有搞学术研究。
熊:她受命访谈中共的创始人,在1950年代初还是很受重用的。
范:那当然啦。我跟王来棣、周志成是乘同一辆火车一起离开杭州的,王来棣手里还抱着儿子许成钢。我们从浙江省出来,到上海华东局组织部把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组织部,转完以后,再从上海搭火车到北京。许良英到车站接我们,随后我们还一道去拜望了范文澜。范文澜是从延安来的老党员。

图4 1952年8月,杭州的同事和朋友送别范岱年(前排左3)

二 早期的科学通报与批判胡适运动

熊:他还是近代史所的所长。你们是几月份到的北京?
范:1952年9月,正好科学院刚搞完思想改造运动。不久前,陈伯达到院里来做了一个报告。他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不管科学院的具体事。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政治地位比其他副院长都高,所以他到科学院做的这个报告很受重视,被作为党在科学院工作的指导方针,发表在《科学通报》1952年第9期的头一篇[陈伯达1952,页585.592]。
熊:我访问过的科学家对他这个报告的评价还不错。
范:他引了列宁的文章中的一句话,说不要强迫科学家、工程师信仰马克思主义,要让他们循着自己的途径,通过自己的工作成果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他说,科学院的共产党员的任务是为科学家服务,给他们创造好条件让他们好好做研究。当时对他的讲话很重视,我们一来就要求我们学习他的报告。
熊:是不是任知恕后来又调了一批老浙大的地下党员过来?
范:任知恕比我晚一两个月到科学院,吴洵高也比我晚来一段时间。任知恕到干部局之后,又调了不少干部过来。你可以向他询问具体情况。
熊:您到《科学通报》后,就直接做编辑室副主任?
范:不,我先当编辑。编辑室内还有一个叫汪容的也来自浙大。他后来是许良英和我介绍入党的。他老早就是党的外围组织科学时代社的成员,在思想上早就很进步,因病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他物理学得很好,许良英把他拉到《科学通报》,让他做物理方面的编辑。化学方面的编辑是苏世生,他后来当过科学院的副秘书长。你知道这个人吗?
熊:知道。
范:他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分配过来的,负责化学类稿件。应幼梅毕业于浙大生物系,是贝时璋的学生,他负责生物类稿件。后来还调来一个从中央大学毕业的叶蒸。他是学地理的,由他负责地学类稿件。这么一来,各主要学科都有了编辑,只剩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没人。我是党员,得服从分配,就安排我负责这两个学科。我们曾从《苏联科学院通报》上翻译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
熊:当时苏联还没有发射人造卫星吧?
范:没有发射,但在《苏联科学院通报》上已有很详细的介绍文章。《科学画报》也登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可它那里登的是科普性通俗文章,而我们这里登的是由苏联的科学院院士撰写的很重要的学术文章[卡尔潘柯、斯库里琴1956,页39-47]。它是由我和曾肯成、王新民等人翻译的,《新华文摘》还转载了它。王新民后来当空间中心的主任,曾肯成是很杰出的数学家。在社会科学方面我做了一项比较重头的工作。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然后,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要求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运动。此时科学院正在筹备成立学部,特意把潘梓年从武汉调来,抓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备工作。社会科学部办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批判胡适。潘梓年做了一个报告,讲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我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章,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潘汉年1955,页1—10]。后来,又组织了好多座谈会,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对胡适展开批判。
熊:胡适对人文、社科领域影响深远。
范:差不多每个座谈会我都去了,回来后就写报道。科学通报上登了四篇,其中两篇是我写的[范岱年1955a,页31—33;范岱年1955b,页41—45]另两篇是我让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位同志写的[刘桂五1955,页61—61;刘厚成等1955,页54—58],因为当时我有别的事。
熊:是不是后来将座谈会上的那些发言编到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里面去了?
范:对。我只是对人们的发言作了摘要报道,而胡适思想批判则登载了全文。当时是一面倒,都骂胡适,试图把胡适骂倒。有些人是很左的,譬如中央党校的孙定国⑥。他原来是解放军的军长,然后转过来搞理论工作,特别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了。我印象较深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的马特,他很低调,不怎么发言。当时做到这点就不容易,像金岳霖、冯友兰等人,都不得不表态。敢替胡适说话的只有于光远,他在中宣部科学处内部曾说:“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不错的吧。”

三 1952年整党及丁瓒案

熊:然后许先生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
范:我先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我1952年调到科学院来时,正值整党。当时科学院北京地区党员不多,总共也就三、四十人,还不够组成一个总支,只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为历史学家刘大年。分了三个小组来整党:科学院院部、科联、科普合起来一个组,许良英是小组长;近代史所等在东厂胡同附近的几个研究所一个组;西边近代物理所等研究所一个组。科普有一个名人——从延安来的高士其,那时他已经有病了,但也来参加整党。
我们院部的这个组里有一个女的李某某,以前在清华大学时是地下党员,跟何祚庥是同学。她很积极,所以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的计划局。整党要求每个人都讲自己的历史。她就交代自己曾参加过三青团,还当分队长什么的;另外,虽然她出身贫苦,但她当过白崇禧的干女儿,曾在他的家里住过。整党小组认为事情很严重,打算取消她的候补党员资格。何祚庥、罗劲柏等原清华的地下党员都觉得李这个人不错,给她说情,但没起什么作用。李这个人有些手腕,她早就知道自己有历史问题,就向支部书记刘大年靠拢,但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她还是被取消党籍。后来何祚庥有一次在会上说,你们不要以为许良英多么开明,他以前整人也很厉害的。何祚庥举的就是把李开除出党的例子。其实这是在国家机关党委领导下做的决定,不能由许良英一个人负责。按照当时的政策,不管是谁主事,对于既是三青团骨干,又是白崇禧干女儿的人,肯定很难让她在党内继续待下去。开除党籍后,李就不能再在计划局这种要害部门工作了。她被调到编译局当编辑。不知道以后拨乱反正时是不是给她作了改正,恢复了党籍。
整党时还有一个大案——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丁瓒⑦被开除出党。丁瓒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1927年就入了党,是个老党员,后来被捕,被关进苏州反省院。不仅如此,他还当过苏州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⑧。自治会与黄色工会类似,属当局的工具,当局通过这个组织用犯人管犯人。反省院内的一些共产党员因此觉得丁瓒这个人品质不好,是帮国民党官方的。后来抗战国共合作时,丁瓒被放了出来,到达重庆,通过廖沫沙、徐冰这些人,又重新入党。然后,他到美国留学,再后,他回国。他加入了科学时代社,是南京分社的,在科学界做了不少统战工作,所以1949年时他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筹办人之一。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党组副书记,恽子强被任命为党组书记。恽子强是恽代英的弟弟,原本是学化学的,曾做过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他是个很老实的人,跟科学界交往很少,而丁瓒很活跃,跟科学界联系很多,所以尽管丁只是副书记,可科学院的工作主要是他在抓。

图5 丁瓒、恽子强和刘瑞龙(右起,1949年摄于北京)

熊:那丁瓒跟恽子强处得好不好呢?
范:恽子强不是个抓权的人,他觉得你能干就让你干,这样一个老好人,大概跟丁瓒并没有多大的矛盾。1952年开展“学习苏联”运动,科学院要派一个代表团访苏。名义上代表团的团长是钱三强,实际将由丁瓒在其中负主要责任。他们准备访苏时,我们开始整党,丁瓒等人因有重任在肩,特许不参加整党。但这个时候,从国家机关党委转来了一封揭发信。在国家机关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一位与丁瓒同在苏州反省院待过的老同志说,丁瓒怎么也来开会?他在监狱中表现不好啊。他就写了揭发信,问“丁瓒这个叛徒是怎么混到党内来的”。国家机关党委把这封信转到科学院来。于是决定丁瓒不访苏了,接受整党审查。
以前我在杭州市委时,一直都做党的工作,所以就把我从《科学通报》临时调出来,和国家机关党委的干事、原宜兴县委书记张义祥一道,专门调查丁瓒的材料。我们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跑,一个个去找,找了不少人,譬如外交部的章汉夫、乔冠华,中央统战部的徐冰,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剧作家陈白尘,还有北京医院的副院长计苏华等。都是张义祥提问题,他们讲,我做记录。由于时间比较紧,记录完毕、稍作整理之后,就让他们签字。
熊:当场就签字?
范:当场就签,因为要赶时间。如果以后再寄,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经调查,党组织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丁瓒在监狱中表现不好,当过自治会主席。(2)他在重庆是重新入党,可他在后来填表时却说自己是1920年代的老党员,所填党龄有错。(3)当时科学院有人揭发他,说他在办公厅当副主任时用了两个南通籍逃亡地主——包庇逃亡地主。凭这三条罪状,他的党员资格被取消。
熊:他有没有别的工作作风问题?
范:没有听说。
熊:听人说他比较霸道,这算不算问题?
范:他是比较霸道,但这不构成问题。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许良英是主要的发言人,他把丁瓒狠批了一通。他长期以为是他的批判导致了丁瓒的下台⑨。我说不是,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我们外调形成的那些材料。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丁宗一来看我。他们怪秦力生,以为是秦力生把丁瓒整下去的。科学院党组原由恽子强任书记,丁瓒任副书记。1952年以后,中央要加强科学院的领导,调了一批高级干部过来。秦力生第一个到,他以前是四川的一个区党委书记⑩。他来了之后,科学院才成立党总支,由他任总支书记,1952年底到1953年初的整党就是由他抓的。不久,张稼夫也来了。张稼夫原来是西北局宣传部部长,过来后任科学院党组书记⑪。所以秦力生是奉国家机关党委龚子荣的命令,直接抓丁瓒的案子。后来我对丁瓒的子女说,你们不要怪秦力生,他完全是执行国家机关党委的指示。最后处理丁瓒,也不是秦力生出的面——出面的是郁文,那时他也调来了,任人事局局长以及新成立的科学院机关党委书记⑫。因为我是搞材料的,对材料比较熟悉,他让我陪着同丁瓒谈话。郁文向丁瓒宣布取消他的党员资格。丁瓒很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科学院还是比较宽松的,虽然取消了丁瓒的党籍,不让他做党组副书记、计划局副局长了,但把他调到心理所后,还是让他当副所长,研究员。
熊:他当时很痛苦吗?
范:痛苦是当然的。后来,有人说院部有个“浙大帮”,很活跃,把党组副书记都给弄下去了。这里面有许良英、周志成,每次开会发言,都很激烈,上纲上线;而我是做具体工作的。在批丁瓒时,中宣部还来打招呼,说我们这些地方上来的党员同志比较左,要我们别太左了。其实我们哪有决定权?决定权都在国家机关党委那里。
熊:中宣部来打招呼……这意味着不是何祚庥他们的私人关系。
范:不是。胡乔木他们对丁瓒也蛮欣赏的。
熊:1949年筹建科学院的时候,陆定一不是让丁瓒和钱三强来负责吗?他应当也是欣赏丁瓒的。
范:这里头还有一件事情没弄清楚。丁瓒去美国,可能也是受党的委派。他是秘密党员,在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关系。对他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我们根本就没审查。除了苏州反省院,其他事情我们都没碰。我们找廖沫沙、陈白尘时,他们都支支吾吾。
熊:介绍丁瓒入党时,他们知道丁在苏州反省院的那些事吗?
范:这些人有点马虎。而且当时搞地下党,只要肯积极工作就发展,对于过去的经历,只要求当事人说说,根本没条件去核查。所以廖沫沙等即使想说也说不大清楚。
熊:他们介绍丁瓒入党时,丁瓒明确告诉他们自己以前入过党吗?
范:丁瓒说了,重新入党是明确了的。但丁瓒自己后来填表,总填自己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讲了一个事:丁瓒的上级是廖梦醒的丈夫,也即廖承志的姐夫,一个叫李什么[李少石]的老地下党员。暴露后,他也被关在苏州监狱。他的党内级别较高,是他指示丁瓒去做自治会的工作。可惜的是,这个李[少石]于1945年死于意外⑬,所以丁瓒是受命去自治会的事也就没有对证了。
熊:丁瓒这个案子算是冤案吗?
范:按照当时党的政策,丁瓒被处理并不算冤。但后来党组织又给丁瓒平反了。看来,还是承认这是个冤案[丁宗一2010,页18—21]。
熊:前几年许先生跟我说,他在1950年代比较左,是他把丁瓒搞下来的。
范:我知道后对他说:“你不能这么说,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凭你几句上纲上线的批判就能搞下来?”
熊:当时除上纲上线外,是不是也建议了该怎么处分丁瓒?
范: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把材料搞好后,秦力生说要开个批判会,然后许良英、周志成上去发言。要害是材料。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完全离开科学院,就跑这个东西。许良英对此不太清楚。我没有把这些材料都告诉他。
熊:是不是当时强调保密?
范:是啊,有纪律。科学院整党办公室有一个叫沈云的,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本来该由她来搞丁瓒的材料,可她文化程度比较低,让她到外头写材料,她可能不行。所以他们就把我调去做这个事。沈云看不惯何祚庥。他们整党办公室曾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说不欢迎何祚庥到科学院来指手划脚。中宣部收到信以后,就让何祚庥多听少发言,可何祚庥还是很大胆。这可能跟科学院内出身清华的人很多有关,他和他们比较熟。
熊:在批判梁思成的运动中,他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还写了专门的批判文章。
范:在那之前好久,他就已经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1952年,科学通报变成译报了,上面都是翻译的苏联批判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的文章,批共振论,批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批摩尔根遗传学等等,中国科学家的文章几乎没有了……批量子力学何祚庥可能参加了。这个人很自信,以中宣部科学处的代表自居,在科学家那里敢说话,到处指手划脚。
熊:肃反审查一结束,许先生就到哲学所去了,是吗?
范:这是后来的事了。我还跟你讲一点丁瓒的事。丁瓒的儿子跟我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劲夫等“走资派”还没有被斗,就把丁瓒拿去斗,而且级别还很高,跟彭真、陆定一在一起。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熊:他跟彭真有关系吗?
范: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据丁宗一说,后来丁瓒还让他到上海看赵丹,赵丹说了一句话:“你爸爸知道的事情很多,可能比较麻烦。”什么事情呢?黄敬是江青的前夫,这你知道吧?解放以后,黄敬做天津市市长,江青还给他写信。黄敬就很紧张,以至于精神出了点问题。丁瓒不是做过心理医生嘛,所以他就请丁瓒看病,跟丁瓒说了这些事情,还把江青的信也拿来给丁瓒看。丁瓒跟他说,这个事情你可得小心。赶紧把这些信烧了,别再跟江青来往了。后来黄敬跳楼自杀,这是否与他和江青的事有关?而“文革”一开始就斗丁瓒,很可能跟江青也有关系。否则,作为心理所的副所长,丁瓒顶多算“反动学术权威”,根本不该上那么高级别的批判会。
熊:看来,对于丁瓒下台,从国家机关党委转过来的那封告状信特别关键。
范:是苏州监狱里的几个老同志写来的。主要是那封信,有了那封信后才有调查,调查以后肯定他是自治会主席。如果那个李[少石]还在,承认是自己让丁去当自治会主席的,就好说一点。可李已经去世,死无对证了。在作调查时,我还见到了不少重要人物。譬如乔冠华,刚从朝鲜参加板门店谈判回来,住在现在的欧美同学会那里。我们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呢,穿着睡衣出来跟我们聊。
熊:他也了解丁瓒的一些事情?
范:嗯。
熊:丁瓒是不是在报纸上登过脱党声明?
范:这个我们没作调查。我们主要调查他在监狱里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自治会主席。

四 地下党

熊:在苏州反省院时,丁瓒也就二十多岁。那么年轻的一个人,就算真说错过话,做错过事,也未必就是不可原谅的。
范:你知道毛泽东早就定下了一个对待地下党的方针吗?四句话:“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⑭每次整党、每次运动都要淘汰一批人,像丁瓒这种进过监狱表现不太好的,第一批淘汰。我跟许良英是第二批淘汰的。一批一批地淘汰。
熊:你们参与了淘汰第一批。
范:然后有人再把给我们淘汰了。许良英第一次遇险是在反胡风运动中。文艺界好多进步人士都跟胡风有关系。那批人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搞下去了。
熊:刘少奇领导的北方的地下党是不是要好一些?不是有好多人都得到重用吗?
范:共产党是很矛盾的。它要建设国家,所以不得不用知识分子。但它从本质上讲是个农民党,而农民的思想是,天下都是我们打下来的,要由我们来坐天下。他们对待知识分子,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八个字,所以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听话的就用你,不听话的就打你。
熊:北方的地下党,譬如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那“61个叛徒”,后来可都是身居高位啊。
范:地下党确实有地域区别,但更重要的是时间区别。第一批中共地下党,是在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1920年代入党,资格最老;第二批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发展起来的,1935年前后入党;第三批是抗战爆发后发展起来的,也即“三八式”干部;而我们是在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1945年之后入党,属最后一批。薄一波等“61叛徒”以及于光远、李昌、李锐等一大批人,虽然最初是在白区加入的地下党,可后来他们到了延安,并经历了整风运动,就算是老解放区的党员。而我们这批1940年代后期入党的了,大部分没到延安受训过。
熊:抗战结束后,北方大部分都被共产党占领了。你们这批在内战期间发展的地下党员大多是南方的。
范:南方其实也有游击区。广东有琼崖纵队,浙江四明山也有新四军的三五支队,王仲良就是四明山游击队的领导。但游击队人数不多,知识分子数量很少。
熊:后来南方地下党被整得很厉害哦。
范:是啊,从北方老解放区南下的那批文化程度较低的党员,一次一次地整文化程度较高的南方地下党。延安整风时,刘少奇被树立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可后来连刘少奇也被整了。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刘少奇跟毛泽东有观念上的分歧。虽然刘少奇也很左,但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讲马列主义的同时,也讲了很多传统文化,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什么的,属于儒家的思想传统。这个书是我们入党时的基本教材,影响很大。我们当时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不仅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感觉共产党把中国的优良传统都继承了下来。可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就批所谓“黑修养”。毛泽东这个人是不讲“温良恭谦让”的,他讲造反有理,要打倒一切知识分子。所以,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毛、刘两人有分歧。关于党内斗争,毛、刘两人也有不同看法。那个时候,刘少奇认为,党像母亲一样,党内斗争应该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也许我们的感觉并不准确,但做地下工作时,我们就是这样看待他的。许良英当时说:刘少奇太温情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才有劲,对错误路线就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嘛。总之,刘少奇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而毛泽东鄙视既往,是造反的。所以大饥荒时刘少奇说“人相食,要上书”,而毛泽东就受不了这句话。毛泽东乐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五 钱三强入党

范:从1952年到1955年,在未受“淘汰”之前,我们都是很受信任的。许良英不光管《科学通报》,在别的方面也受重视。张稼夫不时叫他提名调人,还让他列席科学院党组会议。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钱三强就是在我们这里发展的。他当时任近代物理所所长、学术秘书处秘书长,很受信任,但不是党员。中宣部决定让他入党,而且准备让他做八大代表。可他在近代物理所跟支部书记李寿楠关系不好,估计通不过,所以就让我们学术秘书处支部来发展他。那个时候许良英是支部书记,我是组织委员。尽管钱三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稼夫和于光远,但在入党的时候,许良英还是把钱三强狠批了一顿,说他自高自大什么的。当时还有规定,候补党员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而且要有一个支部委员作他的联系人。结果我被确定为钱三强的联系人。所以,每个月他都要给我交一份思想汇报。每次看过汇报,我都要找他谈一次话。
熊:钱三强那么忙,还每个月都给您交思想汇报?
范:头几个月他还是交思想汇报的,后来忙,也就不交了。我这个人不那么跋扈,对钱三强还是比较尊重的。

图6 范岱年在办公室工作(1957年3月6日)

熊:您手头还有钱三强的思想汇报吗?您是怎么找他谈话的呢?
范:不能保留,思想汇报材料都要交上去。当时我主要对知识分子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的习气提出批评,说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
熊:入党本是一件光荣的事,可许先生在入党仪式上那么批评钱三强,钱三强服气吗?
范:要入党总得挨批,过关嘛。
熊:是不是心里面未必服气?
范:他知道要入党就得挨批,那只是个形式。当时的基调是,知识分子入党是叛变自己出身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入党时是要给你来个下马威的。周恩来作思想改造运动的动员报告时还现身说法,说自己出身于地主家庭,要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要过家庭关。
熊:后来钱三强与许先生的关系怎么样?
范:还可以。钱三强对我们还是不错的。学术秘书处的秘书长本来是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陈康白⑮。陈是老革命,原来学工的,很早就到延安了⑯。他曾给毛主席提过建议,说应该修一条从延安到太原的铁路。后来有人批评他说,那不是修路让敌人进来吗?他还有一个笑话。抗战胜利后,王震带部队南下,到了一个地方,被国民党的机关枪挡住了,冲不过去。陈康白就献计。献了一个什么计呢?他说:拿一张八仙桌,上面铺上棉被,泼水浇透,抓住四条腿,推着桌子往前走,机枪子弹就打不透了。王震说:好啊,那明天你就来试吧。陈康白一晚上没有睡好觉。还好,王震是开玩笑,第二天没有打仗,就把部队给撤走了。这是陈康白亲口跟我们讲的。
熊:他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计策呢?
范:他没有讲。他只说自己献过这样的计。

六 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

范:陈康白任秘书长后不久,东北分院的武衡也调过来了,任学术秘书处副秘书长。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在一二·九运动中到达解放区,后来当过嫩江省⑰的工业厅厅长、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他是个抓权的人,而且他是老党员,钱三强是新党员。许良英是个只认死理、不计利害、不讲情面的人,他不管武衡的身份,在支部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批评武衡。武衡心里不高兴,可在组织上也没有办法——虽然他是副秘书长,可许却是他所在支部的书记。1955年开始反胡风、肃反,他算是抓到了一个机会,就猛批许良英,把他停职反省。事情是这样的,许良英曾介绍方然入党,而方然是胡风的朋友。后来方然去了杭州,在杭州的安徽中学当校长。解放后,他找到杭州的青委书记周力行,提出要入党,周力行同方然在重庆认识,同意介绍他入党。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方然只认识周力行,周力行就要时任党工科科长的许良英充当另一个介绍人。周力行不但是许良英的上级,还是许良英1946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入党时的介绍人。许良英对他是十分信任的,就遵命充当了方然的介绍人。许良英跟方然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我十分清楚。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方然被打成了胡风分子。不久,反胡风运动演变为肃反运动。武衡追问许良英:你怎么把胡风分子介绍入党?猛斗许良英。我说我是知情人,当时是怎么个情况,许良英跟方然没有关系。结果,让我靠边站,虽然我是组织委员,研究批斗许良英的会不让我参加。那一次,许良英被斗得很厉害,虽然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仍让他停职反省。一年后审查结果出来,承认他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可他感情已受到伤害,不愿意再留在院部了。

七 张明远

范:那个时候,办公厅还有一个副主任叫张明远。张明远可是个高级干部。他1925年入党,1926年曾到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30年,他在天津监狱参加了彭真(傅懋恭)领导的狱中斗争[张明远2004,页32-45、页140-165]。1953年,他是东北局的副书记,被不明不白的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所谓“五虎将”之一,然后被免职。一般的机构都不敢要他。张稼夫大概了解他,说他有能力,就于1955年初把他调到科学院的办公厅当副主任,还是“代副主任”。他来之前,国家机关党委跟我们支部打招呼,说他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让我们好好监督他。所以,头一次过支部生活,张明远就说:“我犯了错误,希望大家帮助。”当然他对错误说得比较轻。许良英就说:“你犯的是一般的错误吗?你那是罪行!”后来许良英停职反省了,武衡就让张明远来管《科学通报》。因为杂志社只有我一个党员,所以社论和政策性的问题都归我管。我和张明远合作得很好,因为即使他犯过错误,我还是尊重他的。我与他合作起草过一份给中央的报告。1956年张稼夫调走,张劲夫来,办移交的时候正值国家制订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当时科学院的笔杆子是汪志华,代党组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什么的,历来是他的工作。可此时他被调去制订远景规划了。后来院党组就让张明远和我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把过去的情况总结一下,对今后的工作提几条建议。因为我学自然科学的,对科学院的情况比较了解。张明远是领导干部,对如何写这类文件是有经验的。我们对科学院的学科作了分析,哪些我们比较强,跟国际水平比较接近;哪些比较薄弱;还有一类是空白的,需要从头开始建立。然后,我们提了一些建议,譬如建立学部委员制什么的。
熊:这是一个给中央提建议的报告?
范:就是张稼夫向张劲夫移交工作,并对以后如何施政所提的一些方针和建议。虽然我比较熟悉情况,但由于起草党内文件的经验很少,所以我写得有些松散,张明远一改就显得提纲挈领,紧凑多了。后来中宣部罗劲柏等看了之后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张明远很看重我。1956年,科学院成立宣传局,让我去做下属宣传处的副处长。后来宣传局撤销,张明远就调我去办公厅资料室,接替原资料室主任李海的工作。
熊:科学院还成立过宣传局这么一个机构?
范:当时学习苏联,搞体制改革,看到苏联科学院有个报道局,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宣传局,把本来归学术秘书处管的科学通报编辑室放到宣传局,另外再成立一个宣传处。该局局长叫姜什么,后来调到社科院去了。我带着管绍淳到了宣传处,由我任副处长。宣传局成立以后,科学家反应很大,说这个局有什么意思呢?后来又把它撤销掉了,《科学通报》还归学术秘书处,而我则被调去当资料室副主任,李海走了嘛。当时张明远的想法是把资料室变成政策研究室,他很看重我,所以把我调去。我觉得室内人手不够,就提名把上海的黎功德调来。黎功德的年龄比我大,他曾经是中央研究院的助理员——我以为他是助理研究员,就推荐他当主任,实际上助理员只相当于研究实习员,而他入党也比我晚——我比较客气,就推荐他当主任,我当副主任。不过,张明远对我还是比较信任。党内我还是支部委员,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起草学部大会报告,跟郭院长、张劲夫到各个所去考察,都是我跟着去。对我还是比较重用。到反右的时候,因为许良英出了问题,而我们都是浙大来的,是所谓的“浙大帮”,就让我揭发他。跟他划清界线。可我揭发不出什么事情来,就开始批判我,后来把我挂起来,最后在定案时把我定成右派。
熊:您没有右派言论?
范:没有多少言论。我那个时候很老实,就拼命检查自己的思想,后来那些检查就成了罪状。另外,我跟管绍淳要好,他后来把我晚上在宿舍聊天时说的一些话,譬如“毛主席也可以批评嘛”等等,都揭发了出来。这些私下的闲聊本来没什么,可整你时就成了罪状。张明远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认为我不够当右派,在批判我的会议上还一直称我为“范岱年同志”,在党内研究时,不同意定我为右派,结果,“包庇右派分子范岱年”成了他的一条“罪名”。1959年他带科学院劳动锻炼的一个大队到安徽来安县。他看到那边农民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吃饭不要钱,到1959年春天就没有粮食吃了,就写了一个报告,反映农村情况。结果正好批彭德怀,把他也调回来批,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把他的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也给撤了,调到中关村的劳动生产办公室任主任,负责供应科学家的副食和蔬菜等。他大概有一些老部下在内蒙古,就利用那些老关系,搞了好多黄羊肉来给科学家吃。这人品质很好,到那里之后依然勤勤恳恳。我都不知道他为了我而担了“包庇右派分子”这一条“罪状”,直到1979年我改正以后,他这一条“罪名”才撤掉[张明远2004,页403一404]。有一次他女儿来访问我。她告诉我,改革开放以后,张明远问李富春:“定我为反党分子有什么根据呀?”李富春说这是毛[泽东]定的,别人也不知道。1979年他恢复原来的级别,当上了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曾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党的十三、十四、十五大,撰写回忆录和革命史,直到1998年逝世。他的夫人叫黄哲,1955年调到科普工作,很左,把周志成打成右派。而他在办公厅还保护、“包庇”我。所以两夫妻水平不一样。许良英当时对张明远不了解,有点盲从上级,一来就对他猛批。其实张明远这位老同志还真是不错的。

图7 1959年在安徽来安下放劳动时的合影
(前排右1为范岱年,二排右2为张明远)

八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反右派运动

熊:有一丁点过失就抹杀以往的功劳,作为罪人加以批斗,不揭发、不顺从就定为同谋、同罪,政治运动实在是太残酷了。
范:朱兆祥本来在科普工作,后来调到力学所去了。为什么到力学所去呢?是因为钱学森回来,需要一个很强的干部辅助。朱兆祥在浙大时学的是土木工程,成绩很好,他又是党员,所以把他调去做钱学森的助手。他到广州把钱学森迎接回来,帮助钱学森建立力学所,他在所里做办公室主任,工作得本来蛮好的,结果来了个叫曾晋毅的书记兼副所长,对他心存芥蒂,在反右运动中把他打成了“反党分子”。反党分子不是右派,还可以教书。朱兆祥后来就到了中国科技大学,教爆炸力学,教得很不错。改革开放后,张劲夫有一次碰到朱兆祥,跟他道歉,说反右时把他打成反党分子,把浙大的一批人划成右派,实在抱歉。他说自己实在是保护不了。他保了一批科学家,像华罗庚、童第周什么的,但我们这些地下党员,他保不了。
熊:过兴先是许良英调过来的吗?
范:可能有点关系。过兴先在生物学部,我跟他在工作上没什么联系。他这个人比较老实、比较稳重。任知恕跟我是很密切的。那时候几乎每个礼拜天,任知恕、我,还有管绍淳,三个单身汉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到处逛。那个时候我在《科学通报》常有点稿费,所以我经常请他们吃午饭,北京好多的小馆子都去过。管绍淳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着我从《科学通报》到宣传处,然后又到资料室。他这个人也很冲,在鸣放时贴了一张大字报”三问党中央”,问“到底肃反有没有扩大化”什么的。当时办公厅就有一个姓魏的干部贴大字报批判管绍淳的“右派言论”。记得那时第二次学部大会刚刚开完。我们资料室的人都同情管绍淳,就起草了一个大字报,说有什么问题可以批评,但不要随便给人扣右派的帽子。张明远对管绍淳比较了解,也同意的,于是我们就把大字报贴了出去。后来,这成了我的一条罪状,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我起草的。再后来,还让管绍淳揭发我。他问我:“我写什么呢?”我说:“你什么都可以写。”结果,他把我们在宿舍里面聊天的东西都写了出来。
熊:哦,那个时候要把您打成右派,要求他揭发您?
范:他先出事。影响我的命运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许良英,一个是管绍淳。管是跟我走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一个机关,住一个宿舍。结果,他贴出了“三问党中央”的大字报,按当时的标准是够右派了,后来就批判他。还让他揭发别人。

图8 管绍淳、许良英和王来棣(2005年摄于北京)

熊:在揭发前,他还征求您的意见?
范: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揭发,他就把我私下聊天的内容给揭发了。最后,他是右派第六类,我是第五类。右派一共被分为六类。第一、二类属极右,处分是劳动改造。许良英是第二类,被安排去北大荒,他当时患有关节炎,腰都直不起来,到北大荒去肯定活不了。如果不去的话就退职回家,结果他就退职回老家了。王来棣在近代史所本来颇受信任,因为不能跟许良英划清界限,被开除党籍,临近生产的孩子胎死腹中。我是第五类,处分算是比较轻的,戴帽子、开除党籍、保留工会会员籍、行政降三级。我原来是副处15级,后来降到科级18级,工资从126块降到89块。管绍淳是第六类。第六类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团籍、重新分配工作,也就是不做右派处理的意思。管绍淳不能在办公厅工作了,被分配到新疆土壤研究所。结果1979年改正的时候,他不能改正,不能从新疆回北京,因为没把他按右派处分,只是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他留在了新疆,直到他女儿在北京找到工作、买了房子,他才被接回来。任知恕在公安局工作过,他比较谨慎,一个是说话谨慎,另外一个是让他交代时他也不乱说,所以抓不住他什么把柄,再加上郁文比较欣赏他,他就被保了下来。
熊:当时他有危险呜?
范:他很危险,批判了他好多次。因为他跟我和管绍淳关系太密切了,每个礼拜天都在一起,大家都知道的。可怎么斗他、批他,他就那么几条。而我这个人比较老实,想表现自己的忠诚,就深挖自己的思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结果把自己陷进去了。当时有一个叫李钊的,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干部,可行政级别好像还比我低一点。他很不服气,所以狠狠地打我们,说我们是“浙大反党集团”什么的。批张明远的大概也是这些左派。李钊后来去了地理所,据说一直很左。
熊:挨批斗时您是什么感受呢?
范:我希望表现出良好的态度,使自己能够保留党籍,可最后是交待得越多,过错越大,不但没有保留党籍,还被打成了右派。张明远对我不错,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还称我为“同志”。批判会过后,他让我继续在资料室工作——对外的工作我不做了,我只做对内的工作,主要是编名为《科学简讯》的对内刊物。后来有一天郁文说:“你们怎么还让他做这些工作?”因为.上面已经定了我为右派分子,不让我再做那些工作了。
那个时候科学院还给了右派以希望,说只要好好的改造,还可以回到党的队伍。所以,难受过了之后,我也就接受了现实。我当时把这件事当作是对自己的考验,要争取重新人党。我觉得问心无愧,因为自己对党还是很忠诚的。当时是这样一种心理。郭沫若还专门找科学院的右派做了个报告,这个报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查到?郭沫若在人代会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可那个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龚育之写的,他去念就是了。
熊:有人说是于光远写的。
范:我听李佩珊说是龚育之写的。于光远不会做这样具体的事情,他顶多出一些点子。
熊:郭沫若跟你们讲了些什么呢?
范:当时科学院确定了大约两百个右派。北京有多少?
熊:我不知道。
范:记得当时把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全部右派都集中到端王府一个礼堂,请郭沫若去做了一个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意思是你们不要背包袱,不要灰心,只要改好了,科学院还是爱护你们的。郭沫若的那个报告还是蛮温情的,听了以后,我也就不那么灰心了。不知道科学院的档案中有没有存这个报告?
熊:我还没查过。
范:有一次,科学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过批判五个青年右派的大会。哪几个人呢?徐志国、萧国基,科学院院部的.何犖,应用物理所的,胡绳的弟弟项志遴,物理所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到科技大学教书去了。还有一个是谁?一共是五个年轻人⑱。当时计划处副处长朱琴珊私下对我说,右派的有些思想跟我们也差不多啊。
徐志国是什么问题呢?他是院部的俄文翻译,年纪比较轻。有一天,他说:宪法规定当国家主席要35岁,年龄定得太大了。这被解释成为他有野心,年纪轻轻就想要当国家主席。萧国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言论比较尖锐。他提出了新阶级论,说现在的官员是新的特权阶层。项志遴是留苏回来的,他说苏联也不怎么样。结果定他为“反苏”。何犖是什么“罪行”我记不清了⑲。
批判也有规格的,哪一级放到什么规模批判,报登到什么报,都是有规定的。譬如许良英是上《人民日报》的,那几个青年右派是上《风讯台》的,而我这样的不上报纸,只在院部机关贴贴大字报。后来处理也分很多等级。陶孟和副院长没有划为右派,但《风讯台》登过一篇报道,标题是“陶孟和的右派言论”,算是对他的警告吧。
熊:这样才能分化你们。
范:当时给人一个印象是,如果你认罪态度好,就会对你好一点。许良英是科学院借北大西门边的那个大礼堂批判的,召集好多所的人参加。而我和管绍淳一直就在办公厅内批判,没有到外单位。
熊:北大西门边……您指的是校长楼内的那个大礼堂吧?那里能容纳几百人。
范:就是那里,我记得是在二楼。当时批判哲学所的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李德齐。李德齐是北大毕业的,也是地下党,在解放前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很活跃的。他和许良英都是左派,结果哲学所把他们俩揪出来批。

九 其他老浙大人

熊:像您这样于1950年代到科学院来的来浙大人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情况如何?
范:汪容是许良英和我发展入党的。他被下放到藁城劳动,因身体不好,吃不消。他爱人写信给我,我就向院领导反映。后来,他提前结束劳动回到北京,调到高能物理所去了。
熊:施雅风呢?
范:施雅风我不熟悉。当时我们没有来往。
熊:他不是也在学术秘书处吗?
范:他只是来开开会。他是所里的,不是学术秘书处的。他当时跟许良英也没有多少来往。
熊:你们同在浙大时相互认识吗?
范:在浙大时我还不认识他,但许良英应该认识他。施雅风是在浙大毕业后在南京入党的,不是在浙大入党的。施雅风在1953年就挨了一次批判,受了一次处分。他那个时候兼编《地理知识》,1952年不是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嘛,他发表了两篇文章,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41个项目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报道。后来,李四光把这比作《三国演义》里面的张松献地图,说:你这不是把我国的建设计划都告诉美帝国主义么?称施雅风犯了政治错误。施雅风好像受了党内的警告处分。李四光也蛮左的,很会整人,把施雅风搞的够呛。“文革”的时候,他把方俊领导的大地测量局给撤掉,把相关人员都放到地震局去搞地震预测。
熊:叶笃正他们呢?那个时候您跟他们有联系吗?
范:那个时候我跟叶笃正也没有来往。还有个顾震潮也很不错。但顾震潮没有当院士,他死得早,1955年、1957年遴选学部委员时没有他,1980年第三次选学部委员时,他已经去世了。叶笃正等是1980年当学部委员的,他们都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当时气象学有四个杰出人才,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和杨鉴初。顾震潮好像跟许良英的关系比较密切。叶笃正在所里,学术秘书处开会时偶尔遇到,但我跟他好像没怎么讲过话。改革开放后,我才和他熟识。
熊:上海的那边的老浙大人,譬如张友尚他们呢?
范:此外,中国科学院上海地区还有胡永畅、张淑改、池志强等校友。张友尚?我不知道。当时我们组织性很强,都不拉什么校友关系。那个时候,共产党很强调服从党组织,对党组织之外的社会团体很警惕,所以连校友会什么的也没人敢组织。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校友会的活动。胡永畅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上海分院当秘书长,卢嘉锡、严东生主持科学院时,他被调到北京来当副秘书长。那时候的正秘书长是顾以健。顾以健也是浙大地下党员,他入党很早,但是他在浙大没什么活动,后来出国留学了。由于他表现很一般,既不发展党员也不活动,许良英看不起他。
熊:哦,原来胡永畅也是浙大毕业的。
范:是的。1980年代,科学院的老浙大人中出了两个秘书长。他们两个还不和。
熊:你们北京地区的校友经常有点活动吗?
范:以前没有活动,改革开放后,一个在美国的汤姓校友捐了一笔钱给浙大校友会。有了这笔经费后,我们每年吃一顿饭。分届分地区吃,我们1947和1948年毕业的北京地区的浙大校友每年在一起吃一顿饭。黄宗甄和北京理工大学的戚叔纬对校友活动很感兴趣,是他们组织的。他们还出版了校友通讯录。
熊:那看校长,看老师之类活动呢?
范:都几乎没有。我们很少去看竺校长,后来也就是每年去看看系里的老师,譬如王淦昌。另外,在第一次学部大会期间,我曾与许良英一块去看望来京开会的苏步青。苏步青还记得我曾听过他的课。

图9 范岱年(左)、许良英(右)去看望老师王淦昌(中)(1998年5月27日摄)

熊:他当时是在物理系讲课吗?
范:不是。我们搞理论物理的,当时可以选副系,我选了数学系作为副系。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复变函数论我都是听了的。苏步青记性不错,他还记得我的名字。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在科学院的老浙大人还很多。据我所知,还有昆虫所所长蔡邦华,数学所副所长张素诚、研究员龚昇(后任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力学所研究员胡海昌,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忻贤杰、韩康琦、吕敏,化学所研究员钱人元、朱秀昌,地理所研究员赵松乔、陈述彭、左大康。薛禹谷是微生物所所长,还有一位研究员李禄先。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郭可信、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研究员邹元爔、经济所研究员刘潇然也都是老浙大人。谷超豪和我同年级,也是地下党员,他在复旦大学数学系,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担任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些人有的和我没有交往,有的偶尔和我有些交往。例如左大康,比我低一年级,也是地下党员,1946-1948年我们还同住一宿舍,1953年来科学院地理所,1956-1960年留苏,回来后曾任地理所研究员、所长,可是我一直不知道。直到1983年,我去意大利开会,在罗马的一家旅馆里碰到他,才知道他在地理所,以后也没有联系,他在1991年就去世了。其他可能还有许多老浙大人也在科学院,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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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桂五 1955.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科学通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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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郑度、杨勤业、李秀彬 2001. 深切怀念黄秉维先生.《地理研究》.

注释:

①王淦昌于1950年2月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建,并在4月任该所研究员;贝时璋于1950年5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王葆仁于195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国家调整浙江大学的院系(1952年)、将其变为工科大学之前。②黄秉维于1942年离开浙江大学,先后在资源委员会、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工作。1953年,他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次年任代所长。见郑度等2001,页1—4.
③据浙江大学校网,截至2012年,浙大校友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60余人。另见王玉芝、罗卫东2010,页95—101,其中51位于1937—1946年间在浙江大学工作或学习过。
④“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1958年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合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⑤“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简称。
⑥孙定国(1910—1964),山东牟平人,曾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48年被派往后方的马列学校学习,从此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在1964年的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因不堪批斗和凌辱而自杀。见散木2005,页21—27。
⑦丁瓒(1910—1968),江苏南通人,心理学家。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考入中央大学心理学系,1935年毕业,在北京协和医院脑系科做研究生。一度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于苏州反省院,出狱后先后到北京协和医院、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等机构从事心理卫生研究。1945年在重庆重新入党,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47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进修。1949年任世界科协中国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副秘书长等职。同年来中国科学院工作,历任党组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计划局副局长、心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见汤慈美2010,页l02-1O7.
⑧也有文章称苏州反省院设的控制反省人员的组织叫“自治市”,丁瓒一度担任副市长。见郭正亮2004,页46—48.
⑨笔者曾就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的历史访谈过许良英教授。他详谈了1952年整党的经过,并认为自己在开除李某某、丁瓒出党方面起了不好的作用——“我那个时候左了”,他红着脸说。据熊卫民2006年7月7日对许良英所作访谈。
⑩秦力生(1915—1993),山西孝义人,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随解放军挺进西南后,任西康省委副书记。1952年9月,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任院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⑪张稼夫(1903—1991),山西省文水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1952年12月底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
⑫郁文(1918—2010),河北满城人,l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延安,入中央党校习。l951年任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l953年初调到中国科学院,任院党组成员、人事局局长。 
⑬李少石(1906—1945),广东新会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先囚于南京监狱,次年转解苏州反省院。1937年获释。抗战结束后,他参加了国共重庆谈判。在谈判行将结束的1945年lO月8日傍晚,他坐的车不慎撞伤一国军士兵,另一国军士兵向汽车鸣枪,击中其右胸,致使其在当晚去世。见秦立海2006,页4l-44。
⑭这个十六字分针可见诸于唐宝林2012,页72—79;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1sjj/article_2012041357559.html。
⑮陈康白任秘书长的时间为1954年4月-1956年4月。据中国科学院院庆6O周年网:http://www.cas60.cn/lryld/200909/t20090919_2511935.html
⑯陈康白(1898—1981),湖南长沙人,192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2年赴哥本哈根大学研究院攻读有机化学方向的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赴延安,先后担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原军区军工部部长、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东北人民政府计委重工业处处长等职,l951—1953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据金能明、林清育.誓与马列共生死——陈康白:http://chem.xmu.edu.cn/intro/ckb.htm
⑰1949年4月,该省并入黑龙江省。
⑱受批判的五人为徐志国、何犖、项志遴、徐芻、夏永年。这个有四千人参加的批判会从9月18日开始到21日结束,一共持续了四天。徐芻是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的问题为“收听和散布美国之音”,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拉拢、收买”,称党的上层“腐化了”等。夏永年是化工冶金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他的问题为对肃反“怀恨在心”,“叫嚣独立思考”,声称“党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等。见“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院北京区四千青年集会 召开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痛斥何犖、项志遴、徐芻、夏永年、徐志国的右派言行”.《风讯台》.1957年10月12日。
⑲何犖的主要罪行为:“挑拨党同科学家和青年之间的关系,大叫党不能领导科学,煽动大家起来‘保护科学工作不受各种摧残’,要求取消‘院本部和党组织’”。见斗争走向深入我院京区各单位一批右派分子受到严正批判. 《风讯台》. 1957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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