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生:漫谈大学合并

(原载于《大学(研究与评价)》2009年第6期)

[摘 要] 通过对浙江大学合并的背景、过程、发展和效益等分析,说明通过合并,浙大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达到了合并的预期目的,从根本上提高了学校的办学层次、水平和质量。大学合并之后的发展关键在于实施整合措施,如提出高奋斗目标,调整学科结构,制定与落实发展规划,细致处理各项政策等。
[关键词] 浙江大学;大学合并;融合;学科建设

20世纪末期,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中一项内容是一批大学实行合并。本次院校合并工作起因于1994年原国家教委在上海召开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在这次会上,为改变当时高校隶属关系比较复杂且条块分割的状况,提出了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八字方针和五种形式。八字方针是“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五种形式是“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协作办学、合作办学、划转地方政府管理”。在实施这个方针的过程中,1998年9月15日由原来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新浙江大学成立已经10年,总结和回顾一下四校合并的历程和成效将有助于增进人们对20世纪末期院校合并相关问题的理解,并且为其他合并院校发展提供借鉴。
一、新浙江大学:四校合并
浙江大学前身是1897年在杭州成立的求是书院,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四所现代大学之一。学校历经变化,1927年定名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的名字延续至今。1936年,著名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杭州沦陷,竺可桢率领浙江大学师生经江西、广西,辗转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坚持办学。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浙江大学汇聚了众多名师,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20世纪40年代英国科学史专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剑桥大学生物学家李约瑟博士先后两次到浙江大学参观考察,盛赞当时的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有些院系被分散到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留下的分成四所院校,原厦门大学的工学院和之江大学的工学院部分专业调入浙江大学,和其工学院组成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及一部分文理学院的学科组成浙江师范学院,后发展为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农学院单独成为浙江农学院,后发展为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单独成为浙江医学院,后发展为浙江医科大学。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许多原来的综合大学被拆解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等,还成立了许多专科学院,如钢铁学院、化工学院、地质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等。有些学院经过调整后,设有文学院和理学院。这些学校称之为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即是说,此次院系调整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理、工、农、医、法学科俱全的综合性大学不复存在。特别是工科院校,缺少理科的支撑,教学质量难以提高。有鉴于此,浙江大学于1957年在工科院校率先恢复理科,但相对于过去浙江大学的理科力量薄弱得多。许多教育界人士希望国家能尽早恢复或建立一些学科齐全、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9年,浙江大学校长刘丹率领一个教育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回国后就访问所得认真进行整理总结,提出在我国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特别指出:“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使得一些基础较好的、拥有文、理、工、农等学院的老大学都分成文理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及一些专门学院,以致当前全国竟没有一所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学院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这对我们这样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很不相称的,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缺陷。因为,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各门学科互相渗透,新兴边缘学科不断产生,而多科性综合大学由于各种人才汇集,图书仪器也比较齐全,容易吸引和组织校内外各门学科的专家,经各方面合作,突破传统学科的框架,有效地发展跨学科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学,因此较快适应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同时,师生在这样的大学里教学,耳濡目染,集思广益,思路开阔,有可能比在单科性学院和文理大学里教得更好,学得更活,提高得更快,更有利于出高质量人才和成果。”并且建议“从长远的战略观点考虑,我国当下决心在各大区、重大城市创办或恢复一些综合性大学”。由于当时的条件,这个建议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四校曾经签订过一个联合办学的协议,但还是不能起到一个综合大学的作用。因此,四校的领导层一直在考虑如何实现这个愿望。
前已述及,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就高等教育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结构布局进行了调整,开始有一些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大学。在这个情况下,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院士和浙江大学副校长王启东教授1996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主动向中央政府提出原来分开的四所大学重新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提议,并得到中央领导、教育部和浙江省政府的支持。经过两年的沟通协调,并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于1998年9月15日重新合并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有人批评我国的大学合并是政府领导人的长官意志,是瞎指挥。以四校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而言,并非如此,而是学校基于发展愿景提出申请并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而实现的。
二、新浙江大学的跨越式发展
我国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有相当数量的大学实行了合并。确实,有些学校合并是成功的,效果是好的,学校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的合并并不成功,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对大学的合并是否有必要,有各种议论甚至批评,这也是很自然的。浙江四校的合并,各界普遍认为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李岚清副总理在《教育访谈录》中谈到大学合并这项工作时认为“浙江大学就是个成功的范例”,并说“该校合并以后,教师实力、学科结构、学校的扩建、办学规模、教学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国内都名列前茅”。“无论在软件还是硬件方面,都加快了创建一流大学的步伐”。2004年7月,教育部周济部长在一次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六年来(指新浙江大学成立六年)浙江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发展的标兵,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
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学者也以新浙江大学的成立作为例子,认为合并后的浙江大学“规模之庞大、学科之齐全、实力之雄厚,令人刮目相看。新浙大的组建,是我国大学教育体系改革的又一重大突破,是世纪之交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也是我国高校实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重要成果”。1[2] 众所周知,作为一所高层次的高等学校,必须承担起三项重要任务:为社会培养一定数量的具有高综合素质的人才,创造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从这些方面看,十年来浙江大学可以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一)人才培养
新浙江大学合并时,必须保持原来四校的本科生招生规模并所有增加,但同时又坚持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统筹发展,适度控制本科生规模,逐步加大研究生规模。在教育理念中坚持“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确定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的培养目标。加强专业整合与改造,优化专业布局。经过调整,从合并时的144个专业调整为112个。经过10年发展,在校全日制学生的规模和结构持续优化,研本比从并校初期的1∶4.5提高到1∶1.4。至2008年6月在校全日制学生总数39136人,其中本科生22922人,硕士生9591人,博士生6623人;其中,专业硕士研究生6291人,外国留学生1774人。
由于教学资源、培养方案不断优化,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高。2003-2007年浙江大学学生参加国际大学生学科竞赛共获奖74项,其中有两队两次获得美国大学生数模竞赛最高奖——INFORMS奖;参加国家级大学生学科竞赛共获奖100多次。浙江大学本科生还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200多篇,其中有的是影响因子大于6的国际权威刊物。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数及提名数均列全国高校前列。数学专业在读博士生还在《美国科学院会刊》发表论文,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高校首次在该杂志上发表的数学论文。200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了“首届中国百篇最具影响优秀国际论文”,浙江大学共有6篇入选,其中2篇的第一作者是在读博士生。
(二)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关键。学校的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规划为重点,全面提升科学竞争力,支持重点,优化布局,整体推进。根据学科规模、学科水平、发展潜力、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及学校学科整体布局的要求,对不同学科实行分层次滚动建设。合并初期浙江大学有13个国家重点学科,主要集中在工学、农学、理学和教育学门类。经过10年建设,2007年经国漫谈大学合并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已经形成14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10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国家重点学科覆盖二级学科达71个,涵盖了工学、理学、农学、医学、管理学、教育学、法学、文学八个学科门类。重点学科数显著增加,覆盖面更广,学科分布更加合理,结构显著改善。原四校共有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1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75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学科217个。现在,浙江大学在11个学科大门数上有41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245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321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学科,1个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14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43个博士后流动站。
(三)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讲都有重大突破。科研队伍的规模和水平,科研基地的建设上都取得重要进展。我国实行的973计划,是国家支持基础研究中体量最大的项目类型。截至2007年,浙江大学已获批项目8项,居全国高校前列。十年来全校科研经费从3.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4.02亿元(2008年达17亿元)。被SCI收录的论文从346篇增长到3146篇,授权专利数从78项增加到803项。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质量不断提升。目前进入ESI前1%的学科已达到10个。2007年,到校的科研经费、获国家科技大奖数、国家重点实验数、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数均达到全国高校第二位。SCI收录论文数、输出技术合同交易额均居全国高校第一位。EI收录论文数列全校高校第二位。经过10年发展,与国际知名大学比较,浙江大学的科研已经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规模基础。
(四)社会服务
浙江大学的合并是省部共建,共建的基础就是对全国和浙江省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在服务立项上以浙江省和长江三角洲为重点,服务西部,面向全国,不断拓展。在服务内容上教育与人才培养、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决策咨询全面推进。在服务形式上,从教师自发的项目合作到学校有组织地进行资源整合。在科技合作和成果转化方面,学校与地方、企业的科技合同金额从8000余万元增加到7亿元。十五年来,完成地方政府和企业的R&D(研究与开发)项目19000余项目,合同金额超过33亿元,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01年经国家科技部、教育部批准,首批浙江大学科技园开始创建,以“一园多点”方式,主园区在杭州,并在浙江宁波和江西南昌建立了分园,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辐射。
在人才培养上不仅比合并前培养了近三倍的全国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和研究生,还分别和杭州市、宁波市政府合作组建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独立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大学城市理工学院,现在两所学院的在校本科生人数分别达到了12000人左右。总之,对照教育部1998年四校合并组建新浙江大学的文件中提出的“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对于面向21世纪在我国组建若干所规模大、层次高,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希望“新的浙江大学建设成为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学,为浙江省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学术繁荣做出新的贡献”。新浙江大学10年的建设和发展为达到这个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四校合并的效益分析
通过合并,新浙江大学的学科布局结构合理,学科综合实力得到增强,从而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完成大学为国家和社会承担的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一)合并提高了办学的层次和水平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都必须是多层次多元化的。有些大学应该负起提高整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和科技水平,应该是创新能力的体现者,是知识文化的创造者;有些学校则负责提高全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有些应比较直接解决面对社会的问题,包括技能性的训练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能力。不同类型的大学总体上没有高下之分,但是存在分工不同,高层次的大学由于历史的原因或其内在的能力,就应该负起一般大学难以承担的更为重要的责任。并校前,四所高校一所属部属学校,三所为省属高校,各自都在其所属的层次上处于前列,但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向前迈步也都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三所省属高校要进入全国重点大学的行列,难度更大。通过合并,三所省属大学都进入了全国重点大学的行列,无论从招生、教师安排、教师聘任、职称晋级、科研项目的申请、成果评定等都在高层次上运行,这对于培养数量更多的高层次学生以及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都提供了良好条件。例如四校合并经过10年的发展,学校的师资队伍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学校过去10年共聘请国外专家、学者3000人来校讲学,进行合作研究和指导研究生。320余名国际知名学者获聘学校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其中包括数十名诺贝尔奖、菲尔茨奖、图灵奖获得者,如国际数学科学大师丘成桐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戴维·罗格斯教授、菲尔茨奖获得者威腾教授(EdwardWitten)、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教授等。
(二)多学科综合有利于学科交叉,产出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就科学技术而言,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科仍然在高度地分化,同时许多不同的学科又相互交叉、融合、渗透,并在此过程中产生许多新的学科和边缘学科。而且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综合性大学由于其学科较为齐全,有利于在内部组织这类交叉学科的研究平台,而且对培养学生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实施学科交叉的能力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近年来我国实行“111引智计划”,即从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优势学科队伍中,引进、汇聚1000名海外学术大师、学术骨干,在国内高校建设100个一流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以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科技成果、提升学科的水平、提高该校整体水平和国际地位,这是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为在我国高校中落实建设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大学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由于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综合实力较强,该计划自2006年启动以来,学校已有三个项目成功入选。
(三)在更高层次上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近几年来,浙江大学参与国家一些重大项目的研制,如神舟号飞船的工程项目等,并在其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近年来,化工学院教授在有机半导体研究中发现了光学极性反转现象,理学院物理系教授在铁基超导体中的新发现和农学院教授发明的控制转基因水稻“意外传播”等都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政府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决策后,浙江大学积极参与,先后派出28名高层次人才赴浙江省湖州市挂职,参与这项工作的教授专家近4000人次,并有1000多名在校大学生前往参与社会实践及学习锻炼,学校还与有关部门及企业签订合作项目300多项。如支持杭州市的建设,市校合作共同开展建设“和谐杭州示范区”,为杭州市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四)通过结构布局调整以便充分利用资源四校合并前,据当时统计,重复建设的学科有16个,占当时四校学科总数的10%。同一学科中高层次人员分散在不同学校,有的学校一些重点学科只有极少数高层次人员。合并后,有关学科无论从人员结构和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方面都得到加强,保证了学科建设更快地提高。如果不合并,每个学校都在考虑增加更多的专业,建设更多的学科,这种学科建设低水平重复的情况会逐步增加,必然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以管理成本而言,合并前四校校级领导成员共38人,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校级领导成员13人,几近于原来人数的1/3。中层管理人员经过两次调整,只占原来四校中层管理人员的40%,管理成本大大节约。人员经过筛选,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
四、四校合并后的整合措施尽管四校同根同源,但毕竟各自发展了46年,在此期间各校各自发展,都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而且由于领导体制、内部管理上存在差异,学校合并后也必然涉及到利益结构的调整,因此在工作上必须认真处理好有关问题。
(一)提出高的奋斗目标,以发展促融合学校合并后只有一个统一的法人,实行人、财、物、教学、科研五统一,如果仍然分散,必然难以达到真正的融合,也会失去合并的意义。而要做到真正的融合,首先要使全校人员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而且这个目标既是鼓舞人心的,又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为此在并校时就十分明确合并的目的,绝不应单纯追求规模大,而应该追求层次高。学校明确提出,经过合并,要在国内建设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大学,在20年内,也就是浙江大学建校120年(即2017年)左右能够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并且提出了分步实施的计划,即五年打基础,十年见成效,再奋斗十年达到既定目标,以此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并要求全校上下树立“一流意识、全局观念、奉献精神、踏实作风”的精神风貌,同心同德为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努力。
(二)及时调整学科结构,制订发展规划并认真组织实施学校合并之后,将原来的有关学院按照“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的原则予以调整,重新组建了20个学院,其中理、工、农、医等14个学院,经济、管理、人文、法学等6个学院,随后又做了一些调整,增设了计算机及软件学院、航空航天学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运作,最近又对学科结构、管理体制进一步加以调整,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学科建设的科学性及运作的高效性,以利于学科更好地发展,水平更快地得到提高。为了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浙江大学及时制定了发展规划。从1999年开始,广泛发动院、系、部门进行讨论,紧密结合国家实施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在深入讨论归纳的基础上,先后制定的《浙江大学中长期事业发展纲要》、《浙江大学学科与队伍建设规划》、《浙江大学“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等多项规划,通过这些规划的制定,在学校建设发展的基本思路、发展步骤和重大措施等方面取得了共识。规划制定后,学校不断创造条件,认真组织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三)细致处理各项政策学校合并,涉及各方面的问题很多,如人员的精简分流、原来各校的许多制度的差异、同类人员工资福利的不同等。对此必须进行细致的处理,以保证学校秩序的稳定。总体原则是就高不就低,过去哪个学校的制度更合理、更有利于提高办学水平就吸收采纳或适当调整成为新浙江大学的规章制度。分流人员如工作岗位、职务变动,原来工资待遇继续保持三年。年轻的员工调整后鼓励带薪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总之,合并后要使得每个成员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工作井然有序,人员心情舒畅。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有一个稳定的校园环境,不能操之过急。为此,学校用了半年时间调整行政部门,院系调整则花了一年时间。
(四)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保证学校各项事业快速发展为了支持学校合并、省部共建,国家和浙江省都投入了大量经费,对于这些投入的经费,学校认真安排投入到学科建设中,同时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加快学校软硬件建设。并校之初,学校生均办学资源的排名曾降至部属高校的下游水平,目前总体办学条件有了跨越式发展。十年间,实验室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新建重点实验室20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4个,11教育部重点实验室8个,浙江省重点实验室8个,仪器设备总产总值从4.3亿元增长到19.9亿元。在基本建设方面,仅以学校基建处负责的项目为例,共完成投资额30多亿元,完成建筑总面积94.8万平方米。同时利用各种资源,新建教职工专用房80多万平方米,是1998年教职工住宅面积的1.4倍。财务总收入从1998年的7.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43.5亿元,固定资产值从10.3亿元增长到61.8亿元。占地3100多亩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于2002年10月份正式投入使用,一个“现代化、网络化、园林化、生态化”的新校区展现在人们面前,为师生的学习生活环境的改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五、总结
总体而言,四校合并工作是成功的,学校一直保持稳定,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分三步走的计划,前两步已经达到了既定的目标,为今后十年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浙江大学的合并之所以成功,因素很多,包括中央、教育部、浙江省、杭州市等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四校属于同根同源的内在联系,全校上下一致奋发积极向上的精神等。经过浙江大学并校十年的实践,笔者认为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布局进行改革调整是必要的,当时提出的“八字方针”也是正确的。改变自1952年以后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的状况,在有条件的地区或学校恢复或建立一批学科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很有必要。把过去分散在各个有关部门管理的学校归并到教育部或所在地方政府管理也是合理的。而且就我国的情况而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由一些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经济、技术的状况已经改变,再由其管理大学和专科学院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至于社会各界对20个世纪以来进行的大学合并工作仍有一些争论,或是因为有些人对这项改革的全过程缺乏深入了解;或者是因为确有部分院校合并工作不成功,合并不仅没有带来新的发展面貌,还遗留了一堆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对于院校合并,一方面要具备前提条件和需要,另一方面在合并工作中要重视实现真正的融合。此外,合并还需要足够的外部支持。总之,如果开始并校的目的不明确,条件不成熟,就难以成功。而且就一个国家而言,也并无必要把大学都办成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大学必须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类型,分担不同的任务。

亲历回归与合并:张浚生访谈录

《亲历:回归与合并:张浚生访谈录》
有智,曙白,单泠著
ISBN:978-7-308-08577-9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1.05

目录:
第一章 年少秉事 激扬意气
第一节 我是汀州客家人
第二节 我当了“纳米书记”
第三节 千里迢迢求学路
第四节 没有挖出一个“右派”
第二章 多事之秋 守持尤难
第一节 浙大人的激光之梦
第二节 在煤与女儿之间
第三节 “文革”中的两个不眠之夜
第四节 到中央党校学习
第三章 投笔从政 求实为官
第一节 一个研讨会和一个乡镇企业典型
第二节 一条河流和一个涵洞
第三节 一个乎民英雄和一个派出所所长
第四节 一封市民来信和一次趟水夜访
第五节 一个作家和一杯牛奶
第四章 衔命“留学” 初经风雨
第一节 初到香港
第二节 “本子风波”
第三节 国共斗法
第五章 入乡问俗 广交朋友
第一节 “剪彩王子”
第二节 邵逸夫:“你说过要陪我走完全程的”
第三节 曾宪梓:我们一起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第四节 田家炳:卖房产给内地教育捐款
第五节 霍英东:北京申奥成功他热泪满面
第六节 黄周旋:200万港元重奖中国女排
第七节 曹光彪:第一个建议内地搞补偿贸易
第八节 何英杰:华东水灾他捐了一个亿
第九节 一首歌卖了十八万
第十节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第十一节 胡文虎:我陪他的家人去北京
第十二节 何世礼:“我曾经想把叶挺将军保护下来”
第十三节 庄世平:两袖清风的大银行家
第十四节 何梁何利基金
第六章 中英争锋 身处浪尖
第一节 中英关系的基本格局
第二节 卫奕信印象
第三节 彭定康其人
第四节 针锋相对的较量
第五节 “直通车”为什么不通了?
第六节 玫瑰园计划
第七节 “海外公民”和“居英权方案”
第八节 人权法案与“张杨事件”
第七章 坦诚相待 化雨传媒
第一节 香港的新闻界
第二节 担任新闻发言人
第三节 关键是交朋友
第四节 我和金庸
第五节 曾经打算办一份英文报纸
第八章 处变不惊 当机立断
第一节 香港《文汇报》开天窗始末
第二节 策反香港《文汇报》的阴谋
第三节 最困难的时期
第四节 罢免李子诵
第九章 审时度势 稳定大局
第一节 “87股灾”
第二节 大亚湾核电站风波
第三节 拆除九龙城寨
第四节 许家屯印象
第十章 筹备庆典 不辱使命
第一节 担任回归庆典筹委会副主任
第二节 挑选庆典会场
第三节 不眠之夜
第十一章 四校合并 殚精竭虑
第一节 应承:对我而言是“背水一战”
第二节 筹建:做不好我是要跳钱塘江的
第三节 融合:一切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第四节 发展:“浙江大学就是个成功的范例”
第十二章 居高思远 躬身力行
第一节 大学的党委书记要抓大事
第二节 遇到问题要敢于面对,这是我的原则,
附录
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
“一国两制”必将获得成功
芭蕉抚臂无人见 暗替千花展绿荫——《李光前传》序
China’s man in Hong Kong sees little chance of compromise on Patten’s plan for democr。aey
香港的前途充满光明——在“香港前景问题”讲座上的演讲
改正收回欢迎巧言诡辩不必
请和爱泼斯坦对照
在纪念抗战胜利仪式上的讲话
原来如此
无助于事情解决的决议案
在香港职业训练局和香港报业公会联合举办的“新闻研讨会”
开幕礼上的讲话
答德国记者贝尔德的访问
接受澳大利亚记者采访的答问
接受德国《商报》驻京记者塞德利茨采访时的答问
接受丹麦记者采访谈话全文
比较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
李登辉要把台湾引向深渊
彭定康先生究竟想干什么?
百闻不如一见
在会见日本主要新闻机构政治部长访港团时的谈话
香港九七后繁荣稳定的保障
“三违反”的自供状
在庆贺教师节联欢宴会上的致词
谈香港回归的有关问题——答俄罗斯公众电视台驻京记者问
特首之言掷地有声
回归带给香港更多机遇——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记者采访
在香港地区事务顾问任期届满仪式上的讲话
在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周年筹备委员会上的讲话
弘扬求是精神 勇于开拓创新 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在新浙江大学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五千年五百年五十年
在浙江大学2001年暑期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象山)上的讲话摘要
崇高理想 良好品德 宽厚基础 卓越能力 踏实作风 健康体魄——诠释浙大“德智体美劳”
在浙江大学2003年暑期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苏州)上的讲话(节选)
在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集中学习时的党课辅导报告
指陈当世之宜规划亿载之策
浙江省人民政府第四届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工作报告
漫谈大学合并
深入研究竺可桢教育思想 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
后记

梅滕更:从鞠躬到尽瘁

梅滕更:从鞠躬到尽瘁
2014-12-07 来源:都市快报 作者:记者 徐迅雷 编辑:高婷婷

梅滕更老少鞠躬照

他在杭州服务了45年 是浙医二院的始创元勋

档案索引

档案是个人的、地方的、国家的,档案又是全民的、社会的、世界的。一批来自英国的档案照片,让梅滕更再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2012年4月,浙江大学方新德博士受浙大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委派,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史料。方老师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档案学的,他拍摄回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历史档案,其中与浙江、与杭州相关的稀见档案图片,已被浙江省档案馆收藏。

这些史料档案,主要出自当年英国驻浙江的领事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次年英国在宁波设立领事馆,随即宁波开埠。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大清帝国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杭州也成为开埠城市,1897年英国开设了驻杭州领事馆。这两个领事馆当年所产生的各种资料,保存到今天,弥足珍贵。

方老师所摄英国档案,主要是杭州领事馆部分,约有4000页,体量巨大。其中有梅滕更在1911年-1914年间处理宝石山等处医院房产的材料,共26页。《都市快报》曾经多次报道过这位来自英国的著名医生梅滕更,他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始创元勋。他在杭州服务了45年,他把一辈子的黄金岁月,都奉献给了这个人间天堂。

感人的照片,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在一张百年老照片上,在遥远的黑白画面里,两个人——一老一少、一大一小、一高一低、一洋一中、一医一患,他们双手合一,相互鞠躬行礼。小伢儿四五岁的样子,穿着长衫;大老外年过半百,戴着礼帽。这是梅滕更医生巡查病房时发生在廊道里的一个场景。那位小病友自是可爱,而梅医生不是更可爱吗!瞧他们鞠躬,那么诚挚,梅医生的腰都弯成标准的90度了。

如果那时有“荷赛”“华赛”奖,一定要把金奖颁发给这张照片。穿透百年时光,那吉光片羽依然璀璨闪烁——这张“老少鞠躬照”,在当今的网络上一度转疯了,感动了无数阅读者。

杭州著名企业家宋卫平也是受感动者之一。他把这个画面定格为立体的雕像,让它永久地矗立在浙医二院的门前。这是把和谐的医患关系固定下来,树立起来。2014年12月5日,浙医二院迎来145周年院庆;这组老少鞠躬的雕像,是对不远万里来自英国的梅滕更医生的最好怀念。

事实上,“大洋人”梅滕更那时来到杭州,或骑蒙古马,或坐小马车,遇上认识的长者或妇女,总会下来恭敬地深鞠躬,并且友善地和他们聊天。梅医生的出现,成了小伢儿最开心的时刻。他们一边欢快地蹦跳,一边喊:“梅医生来了!梅医生来了!快让路!梅医生来了!”

长于以当真为特色的“英式幽默”的梅滕更,常常以一种好玩的方式,和小顽童互相鞠躬,像跟省长鞠躬一样。梅医生喜欢带着洋腔,和某个小男孩搭讪说:“你好呀,老头子!”

而孩子们也总会用同样的方式和他说话:“您好,阁下!”

当年传教士来到中国,很多与兴医办学相结合。梅滕更致力于建设浙医二院的前身——广济医院,使之成了当时全中国最大的西医医院之一。广行济世,广慈博爱;济人寿世,救死扶伤。艰难时世,梅滕更院长以45年之韶华,将优渥的情怀播撒在中国杭州的大地上。

这是洒向天堂之爱。

A.苏格兰风笛吹向杭州

苏格兰风笛是一种充满喜感的乐器,音色与中国唢呐相似。1881年,梅滕更把这充满喜感的“风笛”,不远万里,吹向中国,吹向杭州。

这是载入史册的事件。在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1840-1949)》中,在1881年(清光绪七年辛巳)11月条目下记载:“英国籍医师梅藤更来杭,接办圣公会之戒烟所。”

“梅藤更”之名出现不少,但更准确的中文名应该是“梅滕更”。梅滕更的英文名字是David Duncan Main。1856年6月10日,他出生于苏格兰艾尔郡的一个村庄,是家中第三子。

在他出世后整整20年,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在杭州出生,老宅在耶稣堂弄。父母都是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司徒雷登,自己尽管也做过传教士,但他以外交官、教育家名世。这20年的时间差,使得梅滕更在1926年70岁退休回国,没有赶上之后中国大地最激烈的风云激荡。毛泽东只说“别了,司徒雷登”,没有说“别了,梅滕更”,所以知道司徒雷登的人多,知道梅滕更的人少。后人愿意把梅滕更比作“英国的司徒雷登”。

1881年对梅滕更来说是“三喜”临门:一喜是他完成了为期4年的医学培训课程,取得了医学学历;二喜是他确定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三喜是26岁的他结婚了。

梅滕更一生深爱的伴侣是一位护士,出身于名门望族,她叫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斯密斯。

此南丁格尔与彼南丁格尔是什么关系?

是啊,南丁格尔,“提灯女神”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是出生在意大利的英国女护士,是她开创了人类世界的护理事业,国际护士节就源自她的生日——1820年5月12日。梅滕更的夫人也叫南丁格尔,就因为也做护士的母亲,感动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的故事,于是拿了她的名字作为自己女儿的名字,希望女儿也能像南丁格尔一样,为人类救死扶伤。

1881年9月,这对小夫妻在苏格兰爱丁堡的教堂举行婚礼后,即于9月28日起航,离开祖国,前往中国。一年以后的9月,比梅滕更小5岁的另一位传教士苏慧廉,受英国另一个教会委派,出发前往中国浙江的温州;苏慧廉后来成为著名的汉学家、教育家,成为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的老师。那时,浙北有了梅滕更,浙南有了苏慧廉。

年轻的梅滕更,最早梦想到东方的印度做传教士,从事医学宣教;只因当时杭州的传教职位空缺,朝气蓬勃的他于是应圣公会之招,去了另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中国。夫妇俩携手从上海上岸,经宁波、过绍兴,最后抵达杭州,接手广济医院。那时多艰难:人地生疏,举目无亲,风俗不谙,语言不通,抵达上海时甚至不见迎接者的影踪。

广济医院的前身是一个小小的“戒烟所”——帮助戒鸦片的。它由英国圣公会的前身“安立甘会”委派传教士麦多医生在1869年创立,成为浙医二院院史的起点。戒烟所当时仅有病床16张,设在横大方伯——方伯是明朝布政使的称谓,“横大方伯”与“直大方伯”成了杭州富有特色的街巷名称。

杭州著名的浙大一院和浙医二院为何就在“大方伯”这一带,原来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1870年,在戒烟所的基础上,英国圣公会创建了大方伯医院;1871年,他们派传教士甘尔德医生来到杭州,医院地盘又有所扩大,这一年正式改名为“广济医院”,杭州人习惯叫“大英医院”。

杭州是天下人的杭州。十年之后,梅滕更夫妇到来。梅滕更热情、谦和、幽默、乐观,到杭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逛了一遍杭州城,立马开始学汉语;天性乐观的他对妻子笑言:“让我们来建个‘保持微笑’的开心俱乐部!”

他们很快迎来了在杭州的第一个春天,漫步西湖边,“晚风拂柳笛声残”,花动已是满城春色。

B.洋风浸润的广济医院

苏慧廉的女儿、作家谢福芸,曾在书中多处提到梅滕更,当时访问杭州的老外,大多首先拜访成为名医的绅士梅滕更。

另一位女士鲍金美,父母是美国人,1910年结婚后刚过蜜月就从美国来到杭州做传教士。1913年,鲍金美在上海出生,随即被母亲带回杭州的家,9岁之前她都在杭州度过。

后来她写了一本回忆录《杭州,我的家》,浙江省档案局收藏有中译本,由浙江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于2003年3月在内部翻译印行,书中就写到了她眼中的梅滕更医生。她父亲鲍乃德是基督教杭州青年会的创办人和总干事,与梅滕更很熟悉。

在她跟那张“老少鞠躬照”中的小孩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他们一家搬到了大方伯旁边的马市街,成了梅滕更的近邻。有一天,调皮的她在街边草坪上摘吃了一大把野果,母亲看见后吓到了,“她当即将手指伸进我的嘴巴,强使我吐出来。但我到底吞下了多少?它有毒吗?如果有毒,毒性有多强?”

怎么办?赶紧去请梅滕更医生!快!于是,一个信使飞奔而去。问题是,梅滕更医生在哪里坐诊呢?如果从广济医院过来,不用太长时间;如果去宝石山上的肺病疗养所看病人,情况就不妙了;或者更糟糕,是在宝云山视察新的麻风病院,那该怎么办?“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他终于来了。我母亲满脸忧虑地奔向大门口迎接他。”

鲍金美描写她印象中的梅滕更医生:留着胡子,看上去总像一位穿便装的快乐圣诞老人,而且总带着一种小男孩般的顽皮。梅医生凝视着她母亲递过去的白色小果实。母亲焦急地问:“它是不是有毒?”梅医生却问:“吃了有多久?”一听过去这么长时间,他说:“现在送到医院去清胃,已经太晚了。”母亲的脸一下子就煞白了。

梅医生弯下腰,仔细观察站在她旁边的小病人——这很像他与“老少鞠躬照”中的姿态。问:“肚子痛吗?”答:“不,我想没有。”“好吧。我看我们不必担心,马上给她服用足够剂量的蓖麻油。”鲍金美最后当然是安然无恙。那时没有救护车,梅滕更医生就像救护车一样过来了。按正常应该是带着“小病友”往医院跑,大概因为平常关系太好了,焦急的母亲立刻想到的是“赶紧请梅医生来”,梅医生就来了。

还有一位女士——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著有中国游记,中译本名为《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其中有两个专章:《杭州》和《杭州的教会医院》。她从上海到杭州,梅滕更医生在一座桥上迎接她,带她穿过人口稠密地段,通过高墙下的一扇门,她看到这个“东方最好的医院”:一个棚架上,悬吊着淡紫色的紫藤花簇,成百上千;大围栏伸入草坪,护住玫瑰花坛;一幢老式英国房屋,两幢精美的两层楼房……“有修剪过的草坪、英国的花树、英国风味的建筑和住宅,真是不可思议的变化”。

是的,这就是洋风浸润的广济医院。伊莎贝拉到了院内,观察记录更为仔细:“医院用著名的宁波清漆涂刷,那是真正的漆,它缓慢凝固形成一个非常坚硬的表面,反光性好。墙、地板和寝具,一尘不染,无可挑剔!

“妇女病院的大病房,有鲜花、油画、桌椅、脚踏式小风琴,看起来像英国大厦内一间舒适的双层客厅,这里由梅滕更夫人管理……”

到了2013年岁末,一位著名的中国女士——柴静,感慨于网络上盛传的“老少鞠躬照”,写下了长篇博文《一百年前的医患关系》,其中说道:梅藤更要求医者作出表率,在医院里不能大声说话,有交流需一旁轻声私谈;见面不能冷漠不语,须相互问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发出声音……

穿越百年时空,4位女性对梅滕更和他的西医医院,都是赞誉有加。

梅滕更儿子(右)在调试杭州第一台X光机

C.知识·技能·良知

梅滕更有句名言:“好医生应该具备3个H:Head(大脑里的知识)、Hand(手上的技能)、Heart(心中的良知)。”

说到,可贵;他自己做到,更可贵。

医学是科学,知识的储备是基础的基础;加上多年诊疗经验,化经验为知识为理论,这样才能更上层楼。梅滕更在中国45年,主要是办医院办医校做医生,其次才是宣教,同时也讲授、传播医学知识。

作为广济医院的院长,梅滕更不是一个只会坐办公室的行政官员,而是一位医技高超的名医。

“外国医生能让跛子走路!”是当时杭城到处流传的一句惊讶话语。一位妇女,一条腿溃烂,需要截肢才能保命。百年前的截肢手术,那是巨大的工程巨大的挑战。梅滕更是主刀医生,梅夫人做洗手护士,医校的一位助教过来当助手。

浙医二院院史书《百年名院 百年品质——从广济医院到浙医二院》详载了这次手术:术前,这位女患者皈依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手术时,实行的是氯仿麻醉。整个手术过程困难重重,它是梅滕更行医生涯中耗时最长的手术之一。最终手术非常成功,患者恢复良好。

西医进入中国之前,谁见过这医术?出院时,梅滕更指导木匠打造了一条木质义肢,多年无法站起来的患者从此站起来了,竟能走路了!

作为福音医者的梅滕更医生,对患者的关爱情怀,是自然而真诚地流露的。在军阀混战时期,梅滕更参与红十字会救护活动,曾亲率医疗救援队奔赴一线。

伊莎贝拉在书中说:“梅滕更博士机敏、和蔼与忠诚,是中国人对外国人友好的一个原因”,“尽管病人处境悲惨,但他们还是会被梅滕更博士的笑话逗乐”。

一次,她拿着相机,在院子里拍摄都督的几个警卫,整个院子爆发出阵阵欢笑;梅滕更使劲夸赞警卫大腿强健,逗得病人也开怀大笑。

梅医生在医院查房时,总是充满了欢乐,许多正在康复的病人都很期待见到他。由浙江省档案馆收藏、1935年出版、亚力山大·甘米(Alexander Gammie)所著的英文传记书《梅滕更在杭州》(Duncan Main of Hangchow),生动描述了有一天早上发生的“好玩的一幕”:从床的这头走到那头时,梅医生被床撞到了膝盖骨,他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痛”,表情很夸张。病人们立刻上前帮忙,现场一片忙乱。梅医生依旧不停地呻吟,有点小夸张。一位老妇上前揉他撞伤的地方,一两个人开始给他扇风,另一个人抬着他的腿,一个人扶着他的背,一个人给他把脉,还有一个急忙跑出去叫梅医生的妻子,其余的人都聚拢了过来。

梅夫人赶到后,一眼就看穿了梅医生的恶作剧——他在享受这场“欢乐盛宴”。

梅夫人肯定了大家为这位“病人”做的事,然后匆匆转身走开,不一会儿她拿来一个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下一张照片,笑言命名为《局势逆转》——医生变成了“病人”,病人变成了“医生”。

美国医生特鲁多有一句著名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福音医者梅滕更,就是最会安慰病友的人。

《梅滕更在杭州》一书记载,他对一个从来不会笑一笑的小病友,一次次逗他。小病友在冬天穿着厚棉袄,像个胖乎乎的矮脚鸡,梅医生就模仿大公鸡:先弯下腰,然后慢慢直起脖子,身子往后仰,发出公鸡“咯咯咯”的叫声,逗得小病人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

“未雨绸缪,脚踏实地,定期锻炼,笑口常开”,梅滕更对“广济人”提出的一系列素质要求中,有一条就是“尊重”——对自己、对他人、尤其是中国人,要有足够的尊重。

谁能想到,在松木场麻风病院的圣约翰教堂,传教士与接受治疗的病人一起领受圣餐,大家共用一个杯子喝酒。杯子经过患者与传教士的唇边舌尖,一切都已习惯成自然。

百年前的医患关系,主旋律正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相互合作。对于治疗的无知与偏见,被一声“病治好了”就扫到九霄云外。梅滕更以他的良知与识见,带来了现代医学和现代文明;“广济之舟”,摆脱病痛,并非虚言。

D.可以验证刻在石碑上的话对不对

除了医学技能,梅滕更更具有领导医院发展的巨大能力。

他接手时的广济医院,那是一穷二白: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像样的设备、没有手术室;在他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广济不仅发展了总院,而且建起了肺病医院、麻风病医院,开办了医校、药学院、护士学校、协和讲堂等等,成为当时中国一流的医院和医校。

1911年,医院从英国引进了X光机,那是全中国最早引进的一批X光机。《梅滕更在杭州》书中有张照片,是梅滕更的大儿子在帮助调试X光机。医院还装备了发电机、自来水塔、电灯、电话、电疗器,诸多项目,皆属杭州第一。

至梅滕更退休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患者年住院4000例左右,已成全国最大的,技术最强、管理最先进的西医医院之一。

广济医院具有很大的公益慈善性质,几乎不收诊金,是真正的非营利医院;要持续发展和维持运转,一靠院外经营,二靠各种资助。除了英国圣公会提供部分资金外,梅滕更努力争取各个基金会的帮助,以及官绅的捐赠。

为了扩建医校校舍,作为校长的梅滕更回到他的祖国募捐,声言如募不到10万元决不回来。英国的麦克莱爵士夫妇,为纪念在一战中于1918年在法国阵亡的儿子,当场认捐1万英镑,相当于10万元大洋。他儿子曾在一封信里说,使命似乎在召唤他成为一名医学传教士,他很愿意走上这条路。支持梅滕更在杭州办医校,正是对儿子的最好纪念。《梅滕更在杭州》一书,特意收录了他们的儿子埃比尼泽·麦克莱中尉的照片。

广济医校1885年初创时只招收10名医学生,之后发展成医学、药学和产科3个专门学校,培养了众多学子。青年陶行知曾入校就读,因信仰不合而离校。

浙医二院院史书收录了新医校落成的碑记,由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1924年题写,赞颂梅校长:先生莅浙,四十五年,以医救世,实导其先,博爱为教,宏愿允宣……

在大理石碑揭幕典礼上,梅医生对大家说:“感谢同学们的厚爱,我觉得自己受之有愧。构筑最有价值人生的,不是名声,不是大理石板,不是财富,也不是地位,而是奉献……”

他再次展现了幽默的风格:“我希望大家说的这么多好话没有说错,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可以验证你们刻在石碑上的话对不对。”

E.宝石山·宝云山·莫干山

“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仁者乐山,梅滕更喜欢山。

在杭州,他把肺病医院建到宝石山上,他把麻风病医院建到宝云山上;在德清莫干山,他不仅建起了麻风病医院,而且建了有休假特色的临时医院。

在整整100年前的1914年,广济医院松木场分院落成,这是一个麻风病院,坐落在宝云山东麓山脊上。宝云山在葛岭初阳台东北,宝石山北边。

如今留存着一组当年所建的建筑,就在浙江省档案馆的里侧,弄堂向里左拐沿右侧山坡小道上去,红黄等不同颜色的老房子就是,有的依稀是欧式风格,是杭州市文保单位。

当年,这里是荒郊野外。这些建筑分别为男麻风病院、女麻风病院、男隔离病院、女隔离病院、男清气院、女清气院、教堂等等。在那时,这是国内设备最好的麻风病院之一。

久伫荒郊亦为家。广济的医护人员和麻风病人,就以此为家了。

1932年,郁达夫以麻风病院为背景,写了小说《蜃楼》,其中有云:“有许多结构精奇的洋楼小筑,散点在那里,这就是由一位英国宣教士募款来华,经营建造的广济医院的隔离病院……”

2014年5月,梅滕更的曾外孙女布莱克夫妇来中国杭州寻根,追寻曾外祖父的踪迹。

“梅滕更老院长,不仅创建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广济医院,还在莫干山山脚下创建了麻风病院。”现任浙医二院院长王建安教授感慨地说,“那时,麻风病比现在的艾滋病不知恐怖多少倍。我时常在想,一位英国医师和他年仅19岁的妻子,离乡背井服务45年,还收治麻风病人,真是了不起。”

结核、麻风和梅毒,是世界上三大慢性传染病。麻风病由麻风杆菌传播,主要侵犯人体皮肤、神经及内脏等器官,一旦得病,致使神经末梢坏死,导致毁容、残疾,甚至死亡。20世纪初,杭州流行过麻风病;广济医院的病例档案,见证了杭州麻风病的病史。

梅滕更致力于收治麻风病人,并且提高治疗水平。1921年,英国医学博士苏达立受教会派遣来到广济医院,他与梅院长一起“两手抓”:一手抓援助,争取到英国国际麻风救济会的援助资金,大大改善了病院的环境设施;一手抓人才,先后请了不少世界著名的麻风病专家来杭工作。梅滕更院长退休后,苏达立曾两度出任院长一职。

广济医院医治麻风病,本着公益慈善原则,其“事务规则”记载:“麻风病一症,酷毒非常……患者以贫苦人为多,衣被药食,皆由本院施送,不收分文。倘有愿出饭金者,则充为本院膳费。”

麻风病治疗需要集中隔离,病房建在相对偏远的山上为宜。后来在德清莫干山建立麻风病医院,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梅滕更这样评价莫干山:“这是一个极好的地方。它这样安静、平和,这里有阴凉的小径,竹林也很美。患病的孩子们一到这里,健康状况就开始改善。”

莫干山是我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以“清凉世界”著称于世,从1896年至1926年,洋人纷纷来此建房消夏。梅滕更1910年到莫干山购地建房,地点选在炮台山的一块台地,建了一座英国古城堡式的别墅,附设网球场、游泳池、阅览室等。冬暖夏凉的古堡,一时间成为了莫干山的标志性建筑。但它不是梅滕更独享的,广济医院的外籍医生和中方高层,都可以到这里来消暑度假。

由于这一带医疗条件匮乏,梅滕更决定在莫干山开设临时医院,利用医生来此休闲的时间,为百姓服务。1924年夏天,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开张,门诊室、外科室、病理室、药房等各种设置一应俱全。苏达立上山主理其事。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安吉、孝丰、湖州一带都有百姓赶来看病。

自打上了莫干山,梅滕更就经常亲自为山民义诊看病。对莫干山人文历史素有研究的德清图书馆朱炜先生,以生动的笔墨,描述了当年的情形——

上山第二天,梅滕更的信差就敲着铜锣满山跑,告诉周边的山民:“梅先生上山了,有病的都可以来看了!”这面铜锣,至今珍藏于看门人楚庆仁之子楚召南家中。于是,在莫干山,通常会上演这样的一幕:一夜过后,有被人背着的、抬着的,或自己拄着拐杖的病号从各地涌来。他们相信并认可梅医生的医术,更重要的是,梅医生看病从不收钱。

而梅夫人也喜欢莫干山,山民们总能听到,这位美丽又善良的梅夫人在炮台山的小洋房里弹风琴。她与看门人的妻子还成了闺蜜……

保俶塔边的建筑惹冲突 马市街上的房产引争议
甘博拍摄的保俶塔与肺病疗养院 英国驻杭领事馆1914年12月19日给浙江地方官发出的照会(中文),其中谈及梅滕更。

F.保俶塔边上的冲突

民国初年,美国传教士甘博拿着先进的相机,在杭州走街串巷,拍摄了大量照片。

他喜欢以梅滕更为“模特儿”。他拍过梅滕更乘坐他自己设计改造的“小马车”——车厢由两个自行车轮组成,以小马驹为动力;坐在这“中西结合”的车子上出门溜达,梅医生好不惬意。

甘博在1917年所摄的一张保俶塔照片很经典,只见保俶塔破败得厉害,塔身上都已长了不少灌木。塔两边的建筑,正是梅滕更所建的肺病医院和疗养所。

梅滕更选址宝石山上,盖因肺病患者需要隔离和空气流通。当年对付肺结核,还没有特效药。1895年,梅滕更向保俶寺和尚怀仁租地筹集;1899年,宝石山上、保俶塔下两幢主建筑落成,一洋一中,一大一小,一西一东,统称为西湖肺病疗养所,这是杭州海拔最高的医疗机构。

那时的宝石山、松木场,皆属荒郊野外,但保俶塔毕竟始建于五代十国时期,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尽管其时已破败不堪。肺病疗养所在使用十年之后,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予以收回。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影响“风水”。

1909年1月,由浙江洋务局总办王丰镐出任中方交涉使,与梅藤更交涉,要求收回土地及房产。王丰镐赴沪与英国驻沪总领事磋商,并照会英国驻杭领事,双方争持数月未果,但王丰镐毫不妥协。执掌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的沈钧儒,向省谘议局提出《收回宝石山、莫干山地亩,以保内地主权》的议案。“以保内地主权”一语,揭示了这本质上是主权利益之争。

这是梅滕更来杭后所遭遇的最严重冲突。最终是梅滕更知难而退,作出妥协让步,将所有的土地契据共21件,连同已建房屋交还地方,由政府补偿有关建筑费用。

在浙江省档案馆收藏的来自英国的档案照片中,有各方在1911年7月20日所达成协议的英文文本,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内容翻译过来是:

一,各方最终明确同意,当地官方应派出官员随梅医生考察宝石山的山地,画出详细尺寸图,以及准确盘点出所有承诺的东西,还有花、树、石雕等设施,所有这些都予以归还,成为政府财产。

二,各方同意,官方重获宝石山上疗养所的所有权后,应提供维持这座设施运转的资金。

三,各方同意,位于山顶上的肺病医院,此后应作为陆军医院,或用于类似用途。

四,各方同意,原来商定的连续10年每月向广济医院补助200美元,现改为一次性支付总额24000美元,并开具收据。

此协议一式四份,分别由英国领事、梅医生、外交事务专员及地方长官保存。

签字双方分别为中方交涉使王丰镐和英国执业医生梅滕更。

有意思的是,档案中还有一封王丰镐写给梅滕更的信,说房屋和土地产权问题已协议解决、记录在案,“不过,当地官方虽已拥有了疗养所,但仍请求您自愿成为他们的保健医生,当地官方已准备了一处合适的房子,供您使用”,“当您回到您的祖国,或者不再居住在杭州城,这份协定就将自动终止”,云云。

从以上档案材料看,很清楚的一点是,把宝石山上洋人的东西拿回来,拿回自己用,肺病医院变成陆军医院,广济疗养所变成地方官疗养所,并不是拆除景区“违章建筑”。由于地方官的疗养所缺乏医卫人员,梅滕更还得去充当“卫生官”,提供保健疗养服务。

这个过程与结果,与近百年之后洋咖啡星巴克被逐出故宫事件惊人相似,只是时间从1911年7月换成了2007年7月,地点从宝石山换成了故宫,医疗机构变成咖啡店,主事者从相当于“外事办主任”的交涉使王丰镐变成了“爱国愤青”央视主播芮成钢,而最重要的是,最终都变成“洋为中用”,洋咖啡星巴克撤出故宫后,马上中国牌子的咖啡店就进驻了故宫。

另有一份中文档案表明,达成协议3年后,英国驻杭领事馆在1914年12月19日发出照会,言及梅滕更在杭多年创办善举,因当地有人反对,将宝石山产业退还后,“商允从优奖叙,并应补助款项”,以另外购地建医院。梅滕更之所以要求奖叙补助,是因为反对者败坏名誉,补助款并非梅滕更所得,而是办理善举之用。

梅滕更那时选址宝石山建医舍,显然是个错误的选择。从长远看,保俶塔的身边当然是干干净净为好。

案件了结十多年后,1925年的夏天,有一对美籍老外新婚燕尔,喜滋滋来杭州西湖度蜜月。新娘多萝西童年曾在杭州生活过,新郎马尔智则在燕京大学任教。他们拍了许多杭州的照片,马尔智还写下了蜜月日记。在1925年7月4日的日记中,已经被收回的广济医舍,被描述为“一座野蛮透顶的建筑”,账依然算在梅滕更身上:

西湖北面宝石山脊的一翼上有一座优雅细长的保俶塔。在宝塔的脚下,有一座丑陋的二层楼谷仓式住宅,几乎要盖过那宝塔的风头。那房子是英国人梅滕更医生修建的,突兀地露出一片蜡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一个幽灵;那白色的方形粗暴地直逼你的眼帘。这是一座野蛮透顶的建筑,仅仅为了它,那些爱国的中国人也会捶胸顿足,希望我们这些外国人都滚回去。

这些房屋,直到解放后,因受白蚁侵害,才被拆除。保俶塔经过修缮变得更美丽了,只让郁郁葱葱的树木簇拥它。这最好。

G.“我警告梅医生注意这一影响”

“生在光明之中,我们才学会走过黑暗。”面对各种困境,梅滕更内心生长的力量,砺人砺己,他有句名言:“乐天的性格,就像是轮胎中的气,用量不多,却能让所有人前行时变得轻松、变得快乐。道路越是崎岖,越是需要它。”

王丰镐在任浙江交涉使时,办理过全省多地诸多涉外权益案件,他与梅滕更打交道,还涉及马市街房产的问题,时间也在1911年。

慈善公益事业要想发展壮大,自身需要多方经营、勉力事善。梅滕更非常擅长“院外经营”,以地产开发来补助办医办学。

他领导广济,在大方伯和马市街一带,买了数十亩土地,购建了几十处房屋,其中部分通过租售以增值得益。当时,梅滕更将4个房子先租后售,转给了美国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代理人鲍尔。鲍尔买房子时也蛮慎重的,咨询过英美两国的领事,两者皆书面回复,他可以从他愿意的任何人处购买地产。

然而,麻烦还是出来了。按照当时条约的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内地”购置不动产,但教会、医院、学校以及公墓例外。地方官们认为,杭州是“内地”,梅滕更无权那样做。

在浙江省档案馆所藏英国档案照片中,有一系列的交涉文件,可见双方的立场与态度。交涉双方为王丰镐和英国驻杭州领事赛斐敕。王丰镐认为,“梅医生作为传教士,不能在内地以自己名义买卖房产”;而赛斐敕在致王丰镐的复信中说,“我带着十分惊奇的心情,阅读了您的函件;十分遗憾,我完全不能理解您的预设论据”。

赛斐敕说,杭州已是一个开放的口岸,把杭州设想为“内地”是错误的;“外国人在贸易口岸居住、贸易、买卖不动产,不需批准,不得阻碍”,梅医生“有权在包括杭州在内的中国任何贸易口岸中拥有他自己的私人财产”,愿意的话可以卖给任何人,“地方政府无权阻碍或反对他行使这样的权利;至于鲍尔先生购买梅医生财产,那是应由美国领事关心的问题;而鲍尔先生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同样享受和梅医生一样的条约权利”。

地方官进一步的理由是,传教士“个人在内地购买房产”,是违反条约的,只有传道所的“法人财产”才行。那么得查清,梅滕更操持的房产,究竟是个人的还是法人的。对此,王丰镐在致赛斐敕的信中说,“我发现,梅医生作为一个传教士医生,可能仅仅以他的传道所名义,为法人财产购买房产,而他个人可能没有获得自有房产”,如果梅医生把马市街房产列为他个人财产,那是不合适的,而把房屋卖给美国商人鲍尔则更不合适,“所以他们的买卖协议是无效的,我要求你必须立刻命令梅医生取消买卖”。

这个事情交涉的过程,一直在法律的框架内理性进行。赛斐敕在1911年3月20日致北京英国公使馆的信中说:“如果对财产的所有权是有争议的,就会引起法律上的复杂化。我警告梅医生注意这一影响。结果他作出安排,和鲍尔先生达成一致,后者同意:从梅医生处取得4000英镑后,取消销售合约。”

该让步时让步,该妥协时妥协,这就是屈伸有度的梅滕更。从这一案例可见,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转型期,中外在价值观、主权观、人权观、财产观诸方面,冲突是必然的,妥协是已然的,交融是当然的。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冲突依然时有所现,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在中国的传唱也曾中断过。到了1962年,有人撰写关于梅滕更的史料文章,从头到尾全是批判,说他是“英帝国主义分子”,一无是处。

从不同文化交流和交融的视角看,梅滕更本身是一个融合力极强的人,他擅长跟各色人等打交道,不见外。

浙江都督朱瑞,1916年病逝时,梅滕更也送了挽联:“始终以顾全浙局为心,名将几人,能如循吏;国家有寄托长城之责,中原多故,遽陨元戎。”不知是他自己所撰还是托人代撰。

梅滕更也与驻扎杭州的满清旗人打成一片,《梅滕更在杭州》书中有这样的记叙:一位满族将领和他的家人也在广济住过院,“1900年梅医生回国休假期间,慈禧太后曾下令消灭基督徒和外国人,正是这位满族将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了其他官员,拒不执行慈禧的指令”,以此保护广济。

在庚子之乱中,慈禧其实没有下过此令,而在广济住院治好疾病、平常与梅滕更院长交好的将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图保护广济医院,倒是在情理之中。

这本书里还有一张很有意思的“中西交融”照片:圣诞节,梅滕更到麻风病院看望病人,大家一起合影,人人都穿得很整洁,有的因麻风病致残的患者还拄着拐杖;而在照片一角,一张桌子上供着一头毛已褪尽的猪作为祭品。

梅滕更记录他在中国45年的医学宣教生涯

如果能再年轻一次 我梦想还要居留在中国

H.爱西湖,爱杭州,爱中国

1913年,因为医院人手短缺,压力很大,梅滕更干脆把大儿子唤来中国,帮助分担工作,担任医院秘书和业务经理,一直持续到1927年。

梅滕更说:“能够来到中国,我一直心怀感激。如果我可以再活一次,我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

退休回国后,梅滕更写了一本小册子,前三分之二写杭州历史名胜、西湖十景,后面三分之一才写杭州医学传教的回顾。他们夫妇俩都是那么的爱杭州、爱西湖。

“早上,最先迎接我的,是西湖湖面上难以形容的美妙的日出。它最初看起来像是壮丽的火焰,从东边露出来,红扑扑的。黎明来临,光芒在上空照耀,这种感觉无法形容。深红色的光充满整个湖面,湖中小岛、堤上六桥、堤岸树木都倒映在水中——多么美的画面!”

在离开杭州前,梅夫人在致友人信中这样描述西湖:“难怪中国人这么喜爱这美丽又悠久的湖。在人们还没有苏醒的最安静时刻,从山顶上看到它,会让我永远记得它,热爱它。”

在1926年10月16日一封写于杭州的信中,梅医生说:“我经常对其他人说,‘多给自己一些读书时间’。我们都喜欢书,过去这么多年,我收集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将来足够悠闲、完全自由时,可以好好读读它们。”

他退休归国,临行前宴请杭州地方人士,话别时诚挚地说:“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只是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在上海上船离开中国前,医界同仁以及诸多他培养出来的医学毕业生,赶来与他依依惜别。梅滕更说:“我们为中国培养的这些优秀、年轻的医生、助产士、药剂师、护士,要比我们自己更有价值。他们正在以各种方式不断延续我们的生命。”

中国元素已经融进梅滕更的血液。《梅滕更在杭州》一书写道,每个圣诞节,梅滕更都会给英国维多利亚·玛丽王后寄中国日历,他也收到了王后本人寄给他的圣诞节贺卡。

有一回,玛丽王后来到爱丁堡短暂停留,原本打算去看看梅医生收藏的中国物件,但遗憾的是,因为行程安排太过密集,王后没能成行。

他说:“要是能够返老还童,要是我还有第二个青年精壮的时期,我梦想还要居留在中国。”

这就是梅滕更的“中国梦”。

I.从病者福音到仁爱而劳

“70岁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跟50岁时一样健康,如果不说是更健康的话。”梅滕更说。

在杭45年,梅滕更孜孜不倦,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蛮拼的”。退休时,他还说:“我的大脑不是冷藏库,也不是装古董的博物馆。‘过去’已不再,‘现在’就在我们说它时从脚下溜走,活在现在就像站在滚桶上一样,你得不停前进才能站稳。”

回到英国后,梅滕更住在爱丁堡,他没有歇下来。除了阅读带回去的中国书籍,他还将英文医学书籍译成中文。

其实早在1895年,他就把英国伟伦忽塔所著的《医方汇编》介绍到中国:他进行口译,由来自浙江慈溪的医家刘廷桢笔述,全书4卷,由广济医局镌印,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译本“以中融西”,成了近代中西医汇通史上的一个范例。

为了办医校,他还翻译了中国第一本产科教材《产科西医心法》等医学典籍。

另外一个重要“退休生活”项目,就是常常外出演讲,述说他在中国的经历、分享他丰富的人生体验。他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其中包括苏格兰皇家地理协会名誉副主席的头衔。

1934年8月30日,鞠躬尽瘁的梅滕更在苏格兰老家辞世,享年79岁。梅医生去世后,在杭州,他的大儿子参加了两场悼念仪式。一场在广济医院举行;另一场在宝云山山麓麻风病院的圣约翰小教堂,所有麻风病人都参加了。一位年纪最大的病人站起身来,准备说几句悼念的话,但悲伤涌上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一位女病人也站起来,但还没开口,已经痛哭失声。

在梅滕更逝世后第二年,传记书《梅滕更在杭州》出版。

他儿子说,一个传播福音的外国传教士,应该具有完整的信仰、持久的耐心、诚挚的愿望,“我爸爸生活和工作故事的发表,对渴望到国外从事宣教的年轻人来讲,希望能帮助他们激励灵感、为他们提供指南。”

英国教会也特地为他写了一本名为《人间天堂的梅滕更》的传记。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专门研究医学传教史的英文版《杭州医学传教会的故事》,全面介绍了英国安立甘会派出梅滕更等传教士,在杭州从事医学传教的活动。那时杭州,正是一片丰收的“禾场”。

科学、哲学、宗教,是回答同一个问题的三种不同方式;宗教起源于人类对既有的生存条件作出的反应,与人类精神生活的关系最密切。基督教信仰改变了古典文明下长期形成的蔑视人的生命的态度,追求“爱人如己”的境界,“博爱”因此而来。

遥想整整130年之前的1884年,到杭州广济医院才3年的梅滕更,从圣公会争取到1700英镑的拨款,建成新的广济总医院,大楼门廊挂着的大匾是4个汉字,成为和谐医患关系的最佳注解——病者福音。

在梅滕更去世整整80年之后,苏格兰于2014年9月18日举行独立公投,结果是反对独立的得胜,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梅滕更在苏格兰的墓碑至今保存完好,上面刻着4个漂亮的繁体手书汉字,概括了他鞠躬尽瘁的一生——仁爱而劳。

http://hznews.hangzhou.com.cn/kejiao/content/2014-12/07/content_5557964.htm

大医精诚 泽惠闽浙 ——中国现代外科先驱余文光教授

  如今的莆田人大都不知道余文光是谁?而上个世纪的莆田人大都知道余文光是谁!因为余文光在他家乡莆田圣路加医院当外科医生23年,任院长12年。其间活人无数,惠泽万民,莆人誉为“华佗再世”。余文光之名几与莆田圣路加医院齐名!

  (一)漫漫学医路

  1901年6月10日,余文光生于莆田城内的一个医生家庭。父亲余景陀是兴化圣教医院(莆田圣路加医院前称)医师(后任院长)。余文光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长子(这六个孩子后来大都在各自事业领域中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少年余文光在家乡莆田读书,秉性聪颖,以至于1915年,仅14岁的他,就被他父亲的朋友推荐资助去香港圣·斯芬学院专攻英语。1917年他才16岁便考入了亚洲顶级大学——香港大学医学院学习,学业异常优秀,并赢得了中国奖学金之冠(该奖学金是每年一次颁发给考试成绩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在校期间,他还当选香港大学学生会秘书长之职,为此,备受校长卡侬·马丁教授的称赞。

  1922年,他以获得医学学士和外科学士两个学位的双优成绩从香港大学毕业。之后,在香港政府办的平民医院(该院后成为香港大学教学医院)中当了一年的外科住院医生。1923年,余文光赴英国剑桥大学基督教学院学习,并于翌年提前修满学业,以全优成绩获取了公共卫生毕业文凭(D.P.H)。他放弃了英国医疗机构的高薪聘请,于1925年春天回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在家乡的莆田圣路加医院担任外科医生,并积极筹建华实产科院(当时以英人院长华实命名的产科院)。从1927年起,他在家乡莆田极力推行乡村妇幼卫生事业,先后在黄石、梧塘、涵江、笏石等乡镇设产科分院,帮助培训助产士,提倡科学接生,破除了数千年来的传统旧法接生,使产妇婴儿的高死亡率得以明显的下降。

  为了获取更新、更高的知识。1932年,余文光再次出国到英国苏格兰攻读F.R.C.S学位(英国爱登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学位,这是英国外科三个学位中最高的一个学位)。次年,他就带着这个无与伦比的头衔荣归故里,仍旧回到莆田圣路加医院供职,并开始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行医生涯……

  (二)雄心怀壮志

  余文光一回到家乡就忙于从事外科新技术的开展和医生及护士、助产士的培训等业务。此外,他还协助其父余景陀院长打理业务。

  1937年,院长余景陀退休,长子余文光接任莆田圣路加医院院长及圣路加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校长。余文光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他苦心经营,创新发展,他意识到要普及发展农村妇婴卫生事业,必须大力扩增人才的培养,他强调卫校三年级学生在医院实习时,必须认真带好二年级的师弟、师妹,而后者必须服从前者。他亲自译写了《实用产科学》,作为培养助产士的教材,带领学生到各乡镇宣传推广科学接生。在他的以身作则带领和倡导下,卫校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学风和传统。严谨务实的校风后来在闽省内广为流传。

  卢沟桥事变前后,余文光与其他教会、社会人士联办、创办了仙游协和医院(今仙游县医院)、德化惠德医院(今德化县医院)和莆田广宫、大洋等分院作为抗日后方医院;他还经常带领救护队到各乡镇注射疫苗,开展防疫工作;为了便于战时抢救伤病号,他精心设计了流动医院方案,把药品设备进行分装打包,便于山区搬运,每到一处,箱子一打开,就马上可以办起一个简易后方医院。

  1939年11月1日,对于莆田人民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日寇九架飞机空袭莆田县城。圣路加医院被日机轰炸,病人九死五伤,炸毁楼房15间,平房一座,药品、设备损失达11万银元。(毗邻的梅峰小学一名老师也被炸伤)。事后余文光立即组织救死扶伤,义演募捐。他的善举受到当时莆田平民百姓的普遍赞扬。

  1945年,他再次赴英国伦敦大学,在贝尔哈姆医院的Tamner教授指导下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外科新技术进修,而另外的半年去了美国,在明尼苏达梅耶医学中心进修,此外,他还去纽约长老会医院、密歇根医院、约翰霍金斯医院作短期考察,在这段时间内,他伺机募捐到了5万美金回国。于是,他在被日寇飞机轰炸过的废墟上建起了规模宏大的“H”型五层病房大楼(后因资金不足,大楼完成三分之二)。同时,他还开始引进各种内、外科临床技术人才,使莆田圣路加医院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大放异彩,成为闽省三大医院之一。

  (三)熠熠写辉煌

  1949年10月,余文光离开莆田去了杭州。并在杭州广济医院(后为浙医大二院)任外科主任。1951年,在他的倡导下,广济医院院长英国人苏达立医生将医院主动交给人民政府接办,改称“浙江医学院第二教学医院”,余文光任副院长兼外科主任、教授。几年后,他被任命为院长,直至他80岁时因患“右侧颈动脉系统脑动脉栓塞”后卸任。浙医二院在他主持的三十年间越办越红火,名扬海内外。

  纵观余文光教授在闽浙从医共六十年之久,他之所以被誉为中国现代外科先驱,是因为:

  1.他是福建省第一位(1926)介绍并经过自己变革的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的毕氏Ⅱ式手术的外科医生。解放后,他又在浙江普及了这一手术方法。

  2.他是中国第一位(1953)对胰头癌施行Whipple氏手术的外科医生,他的专著《胰腺头癌切除术》1954年发表在中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上。

  3.在浙江省,他是第一位(1954)将脾肾分流术用于门静脉高压合并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治疗。这项技术对当时治疗浙江省流行的血吸虫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在实验外科领域,他是国内最早对动脉修补物(人造血管)的研究者之一。在浙江省,他首次利用丝织的Orlon血管移植成功治疗了一名腹股沟部巨大肉瘤切除的患者,使其免于截肢。1960年他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血管重建的动物实验与临床实践》。

  5.他不仅注重大的、引人注目的高科技技术,他也同样重视上世纪危及大多数百姓的“常见病”——胆道蛔虫。他在《中华医学杂志》的一篇社论上号召:“我们必须把由胆道蛔虫感染的胆道疾病的发病率列入医学生的教学大纲”。这一精良的告诫已为中国的医学同仁所接受和采纳。

  6.1981年,余文光已是八十高龄。他还与同事们总结出了28年来胰头癌Whipple氏手术经验,并发表了学术论文《胰头和壶腹癌Whipple手术的经验》、《胰头和壶腹癌的手术回顾(211例)》等论著。

  (四)管理之智者

  对医院(学校)的管理也是余文光年轻时多次赴英留学时,从西方院(校)亲身接受的经历和回国后受圣路加医院外籍院长之影响所致。以至于在他担任莆田圣路加医院及附属高级护士、助产士学校的院(校)长时,他异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引进,求贤若渴,知人善任,上世纪四十年代引进许多年轻的才俊。如:妇产科余熙笙 (上海妇孺医院毕业),外科李温仁、章安澜(北京协和医院毕业),内科陈宠耀(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陈泽深、洪惠忠(华西医学院毕业),王兆惠(北京医学院毕业),徐云儿(国立中正医学院毕业)等等。后来他们都成为国内知名院(校)的管理精英。

  余文光重视直观教学,他创建护理示范教室,设立校内示范家庭,公共场所卫生示范教育,指导莆田城内道路的修建,这些在闽省内均属首创。余文光不仅精通外科,而且熟悉妇产科、内科、儿科等,他坚持每周一次的全院总查房,要求医生必须详尽报告病例,他要亲自查完各个病房并及时解决实际问题。他对于专科建设十分重视,在他任浙江医科大学二院院长时,由于当时还没有心胸外科,无法进行心脏手术,这对病人和教学都极不方便。余文光对医院同仁说:建设这样一个科室是绝对必要的。在他的倡导下,该院于1980年建成心胸外科,之后开展了一些心脏重大手术。

  (五)德乃医之魂

  医德是医师的灵魂。余文光从医六十年,对病人一视同仁,不分贵贱,极富同情心,他不仅在医疗中不收病人的礼物,反而叫家人把自己家(在莆田时)种的番茄和买来的水果送给一些贫困家庭的病人补充营养,这样的例子不是寥寥数次,而是反复、经常地做。对于个别特困的病人,他尽力给予减免医药费和物质上的帮助以及精神上的安慰,鼓励病人尽快康复。这也就是余文光在莆田能够做到家喻户晓,受到百姓爱戴并广为流传的原因。

  解放后,他在有着“中国花园城市”之称的杭州又度过了他三十多年的岁月。他深深地爱着这座城市、这家医院和这里的同仁,并努力地为他的病人服务。“文革”之前,是他一生行医生涯的黄金岁月,用他的话说:“干的时间久了,越干越爱干自己的专业,越干越想为病人多做点工作”。“文革”期间,他被停止工作,惨遭迫害,备受侮辱,但他感到心情沉重的,首先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十分痛惜“白白浪费了十年的宝贵时光”。当他恢复自由之身时,已是74岁的老人了。为此,他更加抓紧时间工作。有一次他亲自参加肝脏移植手术,连续工作十二小时没有离开手术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着这位近八十岁高龄的老人?这是坚强的事业心、责任心和大医精诚!

  他的所有的努力。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荣誉中看到其中的部分:他除了自身是浙江医科大学外科教研室主任,附属二院院长之外,他还兼任中华医学会浙江省分会副理事长和外科分会理事长,浙江省科委顾问,民主促进会的中央委员和浙江省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历届政协委员,1979年当选省政协常委。

  1982年12月,余文光教授因一年前患“右侧颈动脉系统脑动脉栓症”所留下的瘫痪后引起的后遗症、并发症而离开了他深爱的亲友和病人。他为自己六十年的行医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他留给后人的是一份永远的大医精诚!(姚益群)

浙大与国民党湄潭县党部房屋纠纷案呈文二份

浙大与国民党湄潭县党部房屋纠纷案呈文二份

一、呈报本大学使用文庙之情形及县党部迁移之经过
案奉

  钧部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高字第三八四五二号密训令,略开: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本年十一月第一七七〇八号公函,据贵州省执行委员会冬电陈‘此次浙江大学迁移湄潭寻觅地址,异党分子以为有机可乘,遂相互勾结,由地方劣绅何介三及言行荒谬、诋毁总理、经中央会饬贵州省政府撤职之前任湄潭中学校长冉茂森等人出面,利用协助浙大迁湄委员会名义,一面擅将湄潭县党部原有地址创办浙大校舍,并凭藉驻军力量,威逼该部迁移于破败的城隍庙,以遂阴谋;一面勾结浙大同党,大肆活动,气焰阴谋嚣张。瞻顾前途,危险堪虞。为此电呈请鉴核,准予饬令浙江大学将县党部原址让出,以维党的威信,而杜异党阴谋’等情,密请复查等由,会仰严密侦察具后,以凭核办。”
等因:奉此,查本大学筹迁湄潭之初,即由该地士绅会同县政府组织欢迎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公决划拨城厢房屋多所,并令指定青山及守备塘以东湄潭河附近为建筑用地,并将经过情形及所划拨房屋与指定使用地,绘具略图,呈奉
钧部,二十九年七月四日高字第二一五七九号指令准予备查,并蒙军事委员会及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备在案。
  按欢迎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原由湄潭县严县长任主席。严县长奉调后,即由继任之杨县长任主席。该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将文庙全部划归浙大应用,湄潭县党部原借文庙之部分为办事处,拟请暂移男小。旋经商定,后经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之决,县党部迁城隍庙,由浙大补助修理费以五百元为度,当时各方面均表赞同。继于二十九年六月六日本大学交付湄潭党部修理费贰佰叁拾柒元并另给迁移费伍佰元,均给县党部书记长黄龙渭君签收,有盖印收据为证。手续清楚后,本大学遂将农学院先行迁湄上课,现在理学院之生物系亦已迁往,该校一切教学设备逐渐布置就绪,事实上难以腾让。
  后查湄潭校舍与使用地虽由地方绅士与县政府合组之欢迎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所决议,均给湄潭县政府呈报,贵州省政府鉴核备案。而县党部之迁城隍庙事前确系征得党部之同意,因此一面迁移,一面付款,并无若何勉强之处。所谓凭藉驻军力量威逼迁让一节,尤为无稽。至于异党分子勾结浙大同党大肆活动云云,查本大学办理湄潭校舍之教职员中,迄今目前为止,对于中国国民党尚无不忠实之行为。奉令前因,理合据实后,敬祈
誉鉴。谨呈
教育部
  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

二、呈报借用湄潭县永兴场南华宫为教室之经过情形

  查本大学数年来学生激增,二十九年度各级到齐,约有1700余人,遵湄两地校舍不敷容纳。前承湄潭地方绅士与县政府所组织之欢迎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介绍,以离湄潭在县城约二十公里之永兴场,尚有公共余房场地,可资借用。当于本年二月间派员同往查看,颇为满意,遂决定设永兴分部,为一年级先修班学生教学之
所,尔斯有南华宫一处,尚设女小,因其将与男小合并,遂与地方当局洽定,候女小腾出后,此南华宫即为永兴分部校舍之一。盖本大学本年度一年级及先修班学生众多,均需实施基本训练,是以需要容量较大之教室若干,方足分配。迨女小迁出后,本校派员前往准备,而一部已为本兴区党部所借用,其他部分迄今尚空着。惟据区党部云,将设妇女纺织班,本校以区党部既有用途,当即重向各部觅屋,及至本年十一月,新生大半到校,实到者竟超出事先准备之容量,宿舍教室均感不敷.而巨大教室一间能容百二十人上课者尤感缺乏。当地既另无适当房屋,匆遽间又不及自建,而开课之期又未使延长,遂不得不向永兴区党部书记长叶道明君情商,请将原系女小之礼堂,于其间隙之时暂借本校上课,每日以上午之四小时为限。当时已蒙叶君口头应允,惟尤以将来妇女纺织班之机声嘈杂有扰授课为虑,旋与地方绅士,川馆主人及商会会长等会商结束,认为党部织机可在川馆安置、其议遂定。
  永兴分部原定二月二十九日开课。先一日下午本校员工赴南华宫布置教室。尔时叶书记长适以事离永,但事先又曾与妇女纺织主任陈绍康君作一度之接洽、即将桌椅等件布置就绪。讵是晚叶君返永,竟食言反悔,将本校课桌椅等件抛置天井,翌晨并发现党国旗抛在地上,意图污蔑本校之所为。凡此事实,本校地方人士均所共见,勿庸赘辩。近虽几往交涉,得能安然上课。惟党部为领导民众之机关,学校乃造就人才之处所,本校素本党校合作之义,稚不顾以借用教室之细故而滋生误会。毋奈目前遵湄两地校舍狭隘不堪,永兴又无其他恰当之房屋可资应急,若自行建造,则工料两缺,仓卒不克竣工,是以不得不暂借南华宫,相不妨区党部之工作之间隙时间内授课,除俟招标在永兴建筑落成后,即行另迁上课外,谨将借用南华宫经过情形,据实缕陈,恭祈鉴登。
谨呈
教育部
  衔校长 竺可桢

  查永兴分部缺一大教室,借区党部礼堂上课事已于旬日由储主任与叶道明书记当面解决。即本校即日兴工自建教室,在已未竣工之前,暂借用礼堂。
竺可桢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求是学人忆湄江 苏步青 王淦昌 谈家桢 张其昀 李政道 孙逢吉 吴耕民 朱祖祥 陈锡臣 郑家骏

求是学人忆湄江

苏步青
  “教师节,秋日亦春风。冷板凳浮沧海外,菜根香透旧斋中,回首思无穷。”
  “一谈到菜根‘香’,我就想起抗战时期随浙江大学‘流亡’到遵义附近的湄潭的’情景来。那时,一家八口破庙安身,生活困难,吃地瓜〈番薯〉蘸盐巴过日子,总算熬过来了。我刚满四十岁,在庙前开垦出一块大约半亩的荒地种蔬菜,夜晚在桐油灯下还要吟诗作乐:
  半亩向阳地, 全家仰菜根。
  曲渠疏雨水, 密栅远鸡豚。
  丰歉谁能补, 辛勤共尔沦。
  隐居那可及, 担月过黄昏。
  “浙大在遵义七年间,应该继承和发扬的.要算领导作风和师生员工亲密无间,团结一致,艰苦办学的精神。……浙大教师在竺校长领导下,友爱互助,勇于进取,他们每到一地,草草定居,立刻上课,教学科研硕果累累。竺校长提出的“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
  寄生破寺复何人, 眼底河山一片新。
  莫道桐油灯影淡, 如今放焰暖生春。”
(苏步青: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著名数学家,曾任浙大数学系主任、教务长。)

王淦昌
  “湄潭是一个很小的山城,那里风景优美,丛丛竹林掩映着缕缕炊烟,更显得山城的幽雅宁静。那里风水联堡和观音洞是我们工作之余留连忘返的地方。现在回想起这些,尚有心旷神怡之感!”
  “抗战时期的湄潭,学校没有电灯,用桐油灯照明。……虽然物质条件很差,生活清贫,但我们朝气蓬勃,精神偷快,学术风气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每当我想起在湄潭的情景,顿时会觉得自己年青了许多。说实话,那是我是为留恋和怀念的时光。”
(王淦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核弹先驱,原浙大物理系主任。)

谈家桢
  “湄潭离遵义75公里,但须翻山越岭,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路过湄江桥,就到了生物系实验室唐家祠堂。自此,稳定地渡过了六年难忘的科研和教学生涯。
  “湄潭素有‘小江南’之称,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她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幽美宁静,物产丰富。夕阳西下,漫步湄江边,此情此景,似入世外桃园。
  但是,我们教学和生活条件是异常的艰苦。唐家祠堂破败不堪,年久失修,四面通风,摇摇欲坠。尽管如此,全体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在‘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精神向上,努力工作,勤奋学习,蔚然成风。”
  “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在科研上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为自豪的在日后科学和教学中成绩蜚然,独树一帜的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约。我们吃了湄潭的米,喝了湄江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哺育了我们,深情厚意,终身难忘,多少年来,我渴望再访我的第二故乡。1986年,我终于了却心愿,……我又走过了湄江桥,瞻仰狮山雄姿,重睹了当年浙大办公的文庙。我兴奋地找到了当时在天主堂内的我的寓所,这是一幢标准贵州式全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有几家住在里面,在当时湄潭县中也算得是上乘建筑。如今虽旧,仍保护良好,我感到十分亲切。我踏上原唐家祠堂遗址时,……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四十年后旧地重访,使我激起一连串回忆的涟漪,似乎人也变得年轻多了。湄潭对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衷心祝愿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故鼎新,繁荣富庶。”
(谈家桢 复旦大学教授,著名遗传学家,原任浙大生物系教授)

张其昀
  “‘求是’则是博学明辨,实事求是,此乃儒学的精神,亦为现代科学精神与方法。我们对学术研究应该求真是真非,对国事与政局应该求公是公非。故‘求是’,不但是浙大的校训,也应是全国各大学的共同校训。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求是,求是包含求真在内。求真、求善、求美三者不能分离,总称之为求是。
  “战时浙大辗转播迁,可以说是一首史诗。一个大学的成绩,以其事业生的成绩为衡量之标准。……现在台湾宝岛有浙大同学六百余人,尤以工学院毕业同学在公民营企业及空军与联勤部门甚多表现,农学院同学在农学研究与农业推广致力甚勤,其他各院的同学都是英年俊发,贡献良多。”
(张其昀:原浙大文学院院长,后在台湾创办中国文化大学,八五年在台北逝世。)

李政道
  “我对浙大是有感情的。因为从贵州到杭州,在束星北、王淦昌先生的启迪下,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白天到茶馆看书、作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再闹也不管。”
(李政道: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现任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孙逢吉
  “一九四〇年浙大迁至贵州,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设于湄潭,一年级设于永兴场。
  在湄潭城外湄江之西,贺家祠堂四周,租用二百亩土地建农场。
  当时在农场开展了农艺、园艺和植保的各项试验研究工作.本人研究鉴定当地栽培最广的两大类油菜植物分类,同时用通信方法,输入西方〈英国〉所有之各类油菜,以供比较。四年后,将研究结果送交美国发表,浙大复员时,园艺系将输入之蕃茄与洋葱,各种草花种子赠送当地农民。农场设备也全部赠送湄潭作为纪念。”
(孙逢吉:四十年代浙大教授、农场场长,现定居美国加州。)

吴耕民
  园艺系在湄潭办学七年,由于其地山高林密,敌机不来侵扰,得以照常上课,教师循循善诱,学生孜孜苦读,成绩较为优良。教师自行编写讲义和实验提纲,均用手抄、石印,用土纸代替白纸或油光纸,其勤俭刻苦的精神,至今回思,可留作后人楷模。”
(吴耕民:浙农大教授,原浙大园艺系主任)

朱祖祥
  “在湄潭时代的农化系,开始是利用湄江两岸的一座破旧的禹王宫作为办公及教学实验用房。”
  “在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的环境中,其困难情况有时确实出乎想象之外。例如:生活上既无电,又无蜡烛油灯,经常只有一二根灯芯,用桐油点燃作挑灯夜读之光源。实验加温或蒸馏也常用木炭来代替酒精灯。至于用水,则须提水上高梯,将水贮入水桶中,通过橡皮管的控制,流注入冷却管或备洗涤之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艰苦奋斗,凭着求知的毅力,发扬求是学风,竟也能使一个初创的农化系获得可喜的教研成绩,培养出一批有良好业务基础而又能艰苦奋斗,独立思考、勇于创业,不断进取,甘为科研事业献身的青年学子。”
(朱祖祥:浙农大名誉校长,40年代初浙大毕业留校任教)

陈锡臣
  “湄潭气候浪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凉爽舒适,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山青水秀,风景优美,‘风水联堡’的小竹林溪径, 奇畅河的绿没晚窍,佛境观音洞的清幽,七星桥下的百鸟归林, 都是师生课余之暇的游乐之处。加上人民淳朴,无日机侵扰,无警报之忧,在抗日战争期间,是绝好的教学和科研之地。
  “湄潭的农户品丰富,农作物以水稻、王米、小麦、油菜为主, 果品种类繁多,如金盖梨、木瓜梨、清脆李、白花桃、硬柿、板栗、核桃、凉薯等,质优价廉,至今仍为当年湄潭师生的美好回忆。
  “湄潭办学七年,农学院在竺可桢校长和蔡邦华院长领导下, 发扬‘求是’精神,团结一致,追求真理,克服困难,培养一批批出色人才,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
(陈锡臣:浙农大教授, 40年代曾在浙大任教。)

姚錱 周本湘
  “湄潭山明水秀,景色宜人,物产丰富,民风淳补,素有‘小江南’、‘黔北粮仓’之称。离县城西门不远,有一条碧波清澈的湄江蜿蜒而过,跨湄江桥,可通西岸。桥头水边南侧有四合院房,座落在缓坡上,称魏家院子,生物系有好几位教授就住在这所院落内,当时风气,尊师爱生,亲如家人。……湄潭县城位于湘江之滨的小盆地,四面群山环绕,成为天然屏障,六年中从来没有听到过日机空袭警报,环境比较安静,是做学间的好地方。抗战时期,虽然交通运输比较困难,然而由于当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一般生活资料和食物用品还是得到基本供应。浙大师生员工和当地群众相处十分和谐。遵湄两地,对我们都有过惠泽,至今难忘。”
(姚錱:中科院细胞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周本湘:华东师大教授。二人均为浙大30年代毕业,曾任教浙大。)

台湾徐振先生来函
  自前期“浙大通讯”获知,贵馆〈浙大西迁陈列馆〉征集浙犬西迁湄潭遵义时期师生诗文日记、学术论文等。敝人特寄奉资料,共襄盛举。
  缘本人系1939年进浙大龙泉分校,就读一年级,校方协助迁来湄潭,就读农学院农化系。当时杨守珍博士任系主任,土壤肥料、生物统计分别出彭谦、朱祖祥老师担任,酿造及农业微生物、农产加工分别由曾慎博士及白汉熙老师任教。生物化学、食品营养则由罗登义教授、吴志华助教任教。其余为农产品分析、农药制造、胶体化学均由系主任担任。当时四年级学生规定要做毕业论文,我选择了《蓖麻子脂肪水解醇素活性之研究》作论文题目,与陈宗汉合作,指导老师为系主任。……兹将该单行本之影印本寄上。
徐振敬上
1991年6月3日
(徐振: 40年代浙大生物系毕业,解放前去台湾大学农学院应用微生物研究室工作。)

郑家骏
  “湄潭在贵州的中部,是一个风光明媚的小城。卅多年前抗战时,浙江大学理学院和农学院从杭州经广西宜山迁来。学子有幸,从一个人间天堂搬到另一个人间天堂。也许当初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如今回想一下,能有福气在这种地方住,真是前世修来。
  “杭州之美在西湖,源潭之美则在滔江之滨,前者像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女,后者则是个绰约天真的村姑。刚到杭州的人会很快喜欢杭州,可是到湄潭的是越住久越欣赏她的美。她不招览人家注意,可是这种美最隽永、最令人怀念。”
(郑家骏: 1948年毕业于浙大化学系,后留美获博士学位,现任美琪萨斯大学教授。)

阚家蓂
  “我们这一班, 一年级时在贵州湄潭、二年级时在湄潭县城三、四年级在遵义。在四年中,我足迹踏遍黔北之地,度过了许多欢乐兴奋的时光,也遭逢到艰难困苦的日子。……质朴的永兴只有一条短短的大街,依然保持农材泥土的芳香。春天里,新绿遍野,柳梢披风,经往来于江馆、楚馆之间的这批新入大学的女孩子们,编织很多缔丽的梦,像天边的五彩云海,只觉光明灿烂,前程似锦白夏天,烈日当空,我喜欢小城唱湾的精谧,新集放后, 处处绿荫照人。当秋高气爽时,湄潭又有一神清新气氛。这时,云敛长空,天显得特别高,水澄远浦;地也显得特别净,疏林摇落下,一批批学生常于傍晚时分漫步河边,悠然寄畅,满身都是清香。冬天,最好在遵义,躲在女生宿舍里自修,任外面寒风萧索,你感到里面还是温暖宜人……。许多年来,我始终忘不了浙犬。我心中所想的和生活所留恋的,不是美国式的锦衣玉食、高楼香车。我所怀念的,依然是永兴场的江馆、楚馆,湄潭的文庙、湄江,遵义的何家巷、杨柳街……,浙大永远在我心中。
(阚家蓂:女, 40年代毕业浙大文学院,后旅居美国。若有散文集《旅乡侨思》等)

我的祖父孟宪承 孟蔚彦

孟蔚彦|我的祖父孟宪承
(作者系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我校首任校长孟宪承之孙)

  第一次见到祖父,应当是在杭州,但我只记得西湖泛舟,还掉了一方手帕,当时我四岁。现在每当想起祖父,就会想到华东师大河畔带花园的小屋,我在那儿度过多少周末和暑假。每逢祖父去北京开会,我就去陪伴祖母,晚上就睡在祖父的大床上。再后来,祖父祖母搬出校区,和我父母同住,我和祖父曾有朝夕相处的机会。在祖父还存世的后人中,我大概算是最“了解”他的人了。追忆起来,我记忆中和祖父直接的交流不会超过十句话。我只能将我所知道的祖父,零零星星写下来,告慰逝者,也给四十年来还在怀念他的人留下一点文史资料。

祖父和他的父亲

  祖父幼年丧父,与他二十一岁就去世的父亲实在是缘浅。

  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盐湖城美国家谱中心找到1928年版的《孟氏宗谱》,开宗第一人为孟轲,接着找到了我祖父(孟宪承)和我父亲(孟永伟)的名字。按家谱,孟轲第四十七世孙仁仲公封信安郡王,靖康之变,随宋氏南渡,镇守吴地,入籍于吴,其五世孙养静公迁往常州,养静公第十八代孙为文鏕。文鏕“少孤失学,弃书服贾”,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发妻离散后,娶奔牛张氏。张为富家女却安于夫家的清贫,一生扮演孟母教子的角色。三个儿子经她的调教,果然脱颖而出,一表人才。三兄弟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曾有好事者写成“孟氏三兄弟”小说,20世纪30年代连载于上海报纸。长子孟森和次子孟昭常曾任晚清咨议局议员。孟森,字莼孙,别号心史,为北大著名教授,清史泰斗。

  三子孟鑫,子潮生,1875年生于杭州。十岁丧父后,母亲张太夫人便安排他随长兄孟森读书,因为家里已经请不起塾师。鑫“天才绝异更胜于其兄”,十五岁“应童子试”为第一名,十八岁“应有司试”,初试又是第一名,两位兄弟伴他去复试,不料因为大意误时,赶到考场,大门紧闭,鑫居然“绝不相尤”,慨然曰,“来年考试第一名还是他”。同乡刘厚生劝他,话不可以这么说,因为“文字求知权不仅由我”,孟鑫不做争辩,来年考试,果然第一。1894年孟森与孟鑫同时参加乡试,孟森打算玩掉包计,将自己的文稿与孟鑫对调,孟鑫却相信自己的功底,假装答应,实际上提前誊清交卷。考后孟森要来孟鑫文稿,大骂不通,“辱没我家”,取出家法,击掌心十下。孟鑫欣然受之。

  孟鑫的试卷,江南正主考冯汝骙“激赏之”,准备拔为第一名,而副主考黄绍第则认为“此卷才气佳,定系不得志之老名士游戏三味,文体过怪”。黄建议,仅授副榜举人。发榜后,才知道这位“不得志老名士”年仅十九,两位考官“相顾失色,谓不料黄口小儿,如此儒雅”。从此“常州三孟名声大噪”,而孟鑫“白眉为最”。但是副榜举人不得再试,形同落榜,孟鑫气盛心傲,如何受得了如此打击,不到两年便一命呜呼,短促一生埋没在科场。他去世后,书商争相刻印他的文章,读书人据为范文,而母亲张太夫人“痛绝,眠食失常,累年不解”,孟森与孟昭常“百念俱灰”,此处“百念”应当包括孟森兄弟的功名心。后来孟森作为历史学家,猛烈抨击科举制度,当有为早夭的兄弟伸冤的深层含义。

  1928年出版的《孟氏宗谱》,孟森作序,自称“迁常十九世孙”,按此推理,孟森与兄弟孟鑫当为孟轲七十代孙,孟鑫的儿子当为孟轲七十一代孙。孟鑫的儿子便是孟宪承。

祖父和他的母亲

  因为家贫,母亲张太夫人安排次子孟昭常入赘吴家,三子孟鑫则入赘杨家。杨家为常州望族,住常州青果巷西庙沟,祖上有皇帝赏赐的杨园在常州东门。主人杨性泉为常州举人,曾任扬州知县,这是肥缺。杨家育有一女三子,三子个个一表人才,均去日本留学法律,大儿子杨治坚,参加同盟会,后由孙中山派至上海任审判厅厅长。杨家唯一的千金知书达理,久闻孟家少年才华横溢,媒人前来说合前,她早就心许了。成婚后,伉俪甚笃。据说孟家祭祖,孟森与钱氏,孟昭常与吴氏,出场时相视如路人,只有孟鑫和杨氏,亲戚回忆说,“两人勾肩搭背”,遣词未免欠雅,但是传神地描摹出小儿女的亲昵。当时两人不过十八、十九岁。

  杨氏1894年生下男儿,取名宪承,字伯如。本是尽享天伦之时,但天不假年,1895年,孟鑫英年骤然去世。孟宪承自小与杨家兄妹一起长大。笔者曾采访杨家后人,据其回忆:“杨老太太自己眼睛瞎了,对儿子宝贝至极,夏天打扇驱蚊,冬天亲为生火防冻,宪承足不出户,任凭杨家三个孩子在窗外戏耍,充耳不闻,杨家大太太曾赞叹:‘从来没见过这样用功的孩子,真是孟夫子家的后代’。”

  孟宪承七岁入私塾,后入常州府小学堂,再入南洋公学(中学部),1911年9月毕业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6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圣约翰大学,9月任教于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生中有梁实秋等。梁实秋在《雅舍杂文》中《清华七十》一文里写道:“在中等科教过我英文的有马国骥、林语堂、孟宪承诸先生……孟先生是林语堂的同学,后来成为教育学家,林先生活泼风趣,孟先生凝重细腻。记得孟先生教我们读《汤伯朗就学记》,这是一篇文学杰作,写英国勒格贝公共学校的学生生活,先生讲解精详,其中若干章节至今不能忘。”

  1919年至1920年,孟宪承入美国华盛顿大学,师从杜威博士,主修教育,副修哲学,一年内修满十七学分。课余与俞庆棠合译杜威著作《思维与教学》、克伯屈著作《教育方法原论》,均交商务印书馆,分别列入“汉译世界名著”和“现代教育名著”丛书出版。1920年11月去伦敦大学深造,研究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育学等,1921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被母校聘请为教授兼国文部主任。

  杨氏生子育子,一生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望子成龙。寡母孤儿,相依为命,杨氏思念往昔夫妻恩爱,叹息命运不可预测,黯然泪下,久而久之,眼睛哭瞎了。她每年要去茅山进香,住一两个月。后来孟宪承给她的私房钱,全部捐献给苏州寒山寺,期盼着“下辈子我的眼睛就亮了”。

  我当然没有见过太祖父和太祖母,但我见过两者的照片。发黄的照片上,孟鑫头顶盘着辫子,眼神似乎未脱稚气。照片上的杨氏却不敢抬头,侧目,若有所思。

祖父和祖母

  1914年孟宪承迎娶谢纫惠为妻,婚礼在上海爱文义路孟昭常家举行(证婚人是郑孝胥),由此结成一段长达53年的良缘。祖父终其一生,穿的是祖母手制的布鞋,即使出洋,外面套的是西服,里面还是祖母手缝的粗布衣服。被褥都是祖母亲手浆洗,用的是面粉,干了的被褥僵硬冰凉。祖父的早餐必定是祖母用铁丝夹在煤气灶上烘焦的面包,一点奶油和一杯牛奶。这大概是西方生活在祖父身上留下的唯一印记。在旧上海,一次去看牙医,因为一身布衣,身旁的洋人不时假以白眼,待祖父取出洋书来读,洋人便来搭讪,祖父开口便是纯正的英语,洋人肃然起敬,没有想到身边的“土佬儿”,实在是个“洋秀才”。

  祖父生性拘谨,不苟言笑,祖母则豁达开朗,练达于人情世故。1967年夏天,特别闷热。一天晚饭后,祖母先去睡了,一觉醒来,发现祖父床上是空的。祖父还坐在阳台上,斜倚在藤椅上,还夹着一支烟,人已经昏迷过去了。因为脑中风,他昏迷了十天,再也没有醒来。

  大殓时,租用了胶州路殡仪馆的一间小厅,在场的只有至亲,十人左右,祖父裹了一身厚实的毛装,帽子压低了,脸上化妆后不自然的红艳。祖母没有哭泣,只是拽着祖父的手不断呼道:“伯如,伯如。”文革后,为祖父平反,另开追悼会。他的骨灰一直安息在苏州,由先后去世的祖母和我的父母陪伴。

祖父和我的父亲

  我父亲从小醉心的是建筑,可惜建筑系只读了一年,因为肺病辍学,病愈即转入经济系,当然也出于求职容易的经济考虑。毕业后他在一家私人银行做小职员。当时祖母的妹夫(香港中国银行董事长)提议为伯父和父亲安排去英国留学金融,但伯父讨厌算账,而学经济出生的父亲却向往“解放区的天”,两兄弟都放弃了机会。1949年后父亲被调入区政府的财会办公室,1954年加入中共,后升等为副科级。

  星期天,一家四口去华东师范大学,整个上午母亲在厨房帮助祖母料理午饭,父亲则陪着祖父在客厅说话,祖父一边吞云吐雾,一边高谈阔论,父亲端坐着执礼恭听,哥哥和我或者在祖父的书房翻书看,或者穿过花园来到河边打水漂,那是茅盾《子夜》里写的丽娃河。

  父亲的死与曾被红卫兵打断的腿有关。半夜起来用厕所,不慎跌倒,那条打过钢钉又拆去钢钉的腿再次折断。天亮才转送医院,因为水泥地上躺了太久,着凉转为肺炎,腿断了,人坐不起来,痰无法抽取。他走了,拖着那条断腿。但父亲走得坦然,没有牵挂和芥蒂,预立了遗嘱:“不开任何形式的追悼会。”祖父去世时,父亲在日记本上写了几首悼念诗,被红卫兵收去罪加一等。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悼念诗,但还记得父亲写给我的一首诗,1986年他回忆18年前“身羁牛棚,罹受迫害,批斗归来,冥坐一室,万念惧灰”的情景,写了一首五绝:“幽兰临深渊,流水空涓涓。无谁怜香洁,一任风雨寒。”

祖父和我

  圣约翰大学1879年为美国主教Schereschewsky创立,起始不过是一所中学,真正的发展始于1888年,是年卜舫济出任校长,他上台后,扩建校舍(校园占地45英亩,约270市亩),增聘教授,扩展课程,圣约翰大学从此成为上海最老、最富盛名的教会学校。虽然在学术水平上,和北平燕京大学不可比拟,但是中国学生选择圣约翰大学,是将它作为留美深造的第一步。达官贵人纷纷将子女送入,圣约翰大学的校友自成一帮,当时媒体称为“St. John’s Cliques”。1915年祖父在校期间,译《太平天国外纪》交由商务出版。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英租界巡捕公然在南京路对手无寸铁的中国示威者开枪酿成血案。受伤者之一为交大学生聂光墀,聂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附中,当他高举满是鲜血的双手,向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哭诉血案的经过时,校长卜舫济赶来要将聂赶出校门,激怒素来循规蹈矩的圣约翰学生。6月1日午,“孟宪承以国文部主任的身份召开圣约翰大学教授会,会上慷慨陈词:‘假如做一个学生,只知自己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而不知是中华国民,看到同胞为外人屠杀漠不关心,这对我们平日所讲的国民自觉教育,将无法自圆其说,今后我们也无颜再以学问文章与学生相见于讲台。’”当晚卜舫济主持中外籍教授会,会上钱基博教授谴责了租界当局的暴行,要求校长理解学生。“担任翻译的孟宪承教授一边翻译,一边流出了眼泪,最后语不成句。”当晚,会议付诸表决,三十一票对十九票通过决议,罢课七天,学生可以参加反帝运动,期间并可在校内留宿。卜舫济还勉强同意学生将中国国旗降半旗以致哀。但是上海美国教会主教不同意,认为此举将被视为“圣约翰大学的政治表态”,可是主教自己早已表了态,他说:“租界巡捕极为克制,即使被击倒地,也不开枪,结果不得不动手以拯救自己的生命和租界。”6月3日,圣约翰大学学生发现旗杆上空有美国国旗,而中国国旗不知去向,遂去质问卜舫济,卜舫济下令不准降半旗,学生取来中国国旗,安放在礼台讲台之上,行三鞠躬,卜舫济又赶来宣布“解散集会,学校关门”,此时中国师生终于忍无可忍,522名中国学生,包括即将于七月毕业的学生,在十九名中国教师的带领下,步出学校,领头的为钱基博和孟宪承。他们宣布“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发誓“以后不再进入任何外国教会学校”,同年八月,他们自行创立“光华大学”,孟宪承为十二人筹委之一。

  卜舫济和该主教都相信,“整个的事件为共产党学生操纵”,但他们未必理解,为美国教会一手培养,为母校所器重的时年三十一岁的孟宪承会如此激烈,孟宪承信守自己的诺言,拒绝和外国教会学校再有任何来往,拒绝工部局的礼聘:担任待遇极为优渥的华人教育总管。他安于布衣生涯,教书育人(曾任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的教授),著述译述(《西洋古代教育》、《现代教育学说》均由商务出版)。1942年内迁湖南,以部聘教授身份在国立师范学院任教。1947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讲授西方哲学史,强调要结合外国的研究生制度和中国的书院办学。他曾为蒋介石召见,蒋长袍马褂,表示礼贤下士,但祖父坚决谢绝中将衔的“中央政治教官”一职。祖父曾在苏州家中设一秘密书房,与从“反省院”释放出来的章汉夫研究马列,章汉夫为我祖母兄长之子,我父亲的表兄,曾在外交部任副部长,文革期间遭四人帮迫害致死。当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时,祖父积极掩护营救进步学生。杭州解放后,出任浙大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9月调上海,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据说为陈毅、谭震林推荐,10月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上述这一段历史,一半是我自己后来到了美国查找资料(包括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所得,一半是我父亲告诉我的。至于祖父,他对这一段历史从未有过片言只语。因为代沟的缘故,我们祖孙之间极少对话。记得小时候曾打开他的写字台,第一个抽屉是空的,里面只有一本他游欧时带回来的相册,开卷第一页便是巴黎的铁塔。有一次在他的书房,翻到一本法语的教育史,还是毛边的装帧,正好祖父进来,叹息说:“法语不用,全忘了。”他回忆说,当他在日内瓦任中国驻国联代表团秘书时,曾进戏院欣赏法语的戏剧。20世纪40年代他就和堂兄们一道在上海请白俄教俄文,白俄相当奇怪,问,中国人都姓孟么?我曾在他的书里翻到一张他手书的俄汉植物名称对照表。当时华东师大聘请的专家——列宁格勒师范院校教授列别杰夫曾经对祖父说:“你们去苏联,不需要翻译。”祖父有极好的英文,我姑婆蕴佳曾问他:“中国人常说的‘弄’、‘搞’,英文怎么翻?”祖父脱口而出:“manage。”笔者小时候曾亲见他一面收听外电广播,一面给祖母同步翻译美国的新闻报道。

  他读文学著作,曾经说:“我不弄文学太吃亏了。”他以娟秀的字迹做笔记,几十册硬皮的笔记本,连同许多未发表的论著,文革期间不知去向。1954年—1955年间,他编写《中国教育史纲要》,作为高校交流教材,强调“原始性、关键性、启发性,转折关系要讲明”,他清晨即起工作,结果祖母四点起床,在书房生火,书房很冷,平时他很少用,书房四壁是书,大写字台上往往搁着祖母晾晒的黄豆。

  我曾采访过他培养的研究生。他开研究生班,指导教育原理、中国教育史,为全国重点学科,他的学生曾有回忆:“第一次研究生课,黑板上板书工整六个字‘古代历史材料’,没有一句客套话,讲课有条理,一句是一句,两张报告纸是全部提纲,发挥得淋漓尽致。再也没有一个老师讲一堂课,可以如此自始至终吸引着学生,他的旧学底子厚,儒学和清代的考据学左右逢源;他中英文俱佳,作报告二三十分钟没有一句废话。”他带的五名研究生后来都成为教授,其中三人为博士生导师。1961年,与陈学恂编写了《中国历代教育史资料》,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他完成于1963年的《中国历代教育文选》,该书1989年又由台湾五男图书出版公司作为大学用书出版。

  现在读祖父的传记,更多的是提到他1949年前的旧作。他的挚友历史学家吕思勉,当时住在苏州。每次来上海上课,一定要品尝“孟太太的菜”,而后和祖父做学术上的探讨,吕的著作《雁石杂记》和《雁石续札》都是这些谈话的启示。吕先生去世后,很少再有人同祖父探讨学术问题。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想,祖父在研究什么,思索什么,在孜孜不倦什么,可惜我已经无法再作探究。不过我相信,在他的晚年一定是无可排遣的落寞心境。

  祖父处世行事一贯低调,华东师大为他立铜像,他若有知一定不肯。但因为铜像,他得以停留在他一生停留最久的“驿站”,得以和他所挚爱的师生相守在一起。祖父会高兴的。

本文刊发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