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与国民党湄潭县党部房屋纠纷案呈文二份

浙大与国民党湄潭县党部房屋纠纷案呈文二份

一、呈报本大学使用文庙之情形及县党部迁移之经过
案奉

  钧部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高字第三八四五二号密训令,略开: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本年十一月第一七七〇八号公函,据贵州省执行委员会冬电陈‘此次浙江大学迁移湄潭寻觅地址,异党分子以为有机可乘,遂相互勾结,由地方劣绅何介三及言行荒谬、诋毁总理、经中央会饬贵州省政府撤职之前任湄潭中学校长冉茂森等人出面,利用协助浙大迁湄委员会名义,一面擅将湄潭县党部原有地址创办浙大校舍,并凭藉驻军力量,威逼该部迁移于破败的城隍庙,以遂阴谋;一面勾结浙大同党,大肆活动,气焰阴谋嚣张。瞻顾前途,危险堪虞。为此电呈请鉴核,准予饬令浙江大学将县党部原址让出,以维党的威信,而杜异党阴谋’等情,密请复查等由,会仰严密侦察具后,以凭核办。”
等因:奉此,查本大学筹迁湄潭之初,即由该地士绅会同县政府组织欢迎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公决划拨城厢房屋多所,并令指定青山及守备塘以东湄潭河附近为建筑用地,并将经过情形及所划拨房屋与指定使用地,绘具略图,呈奉
钧部,二十九年七月四日高字第二一五七九号指令准予备查,并蒙军事委员会及滇黔绥靖副主任公署备在案。
  按欢迎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原由湄潭县严县长任主席。严县长奉调后,即由继任之杨县长任主席。该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将文庙全部划归浙大应用,湄潭县党部原借文庙之部分为办事处,拟请暂移男小。旋经商定,后经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之决,县党部迁城隍庙,由浙大补助修理费以五百元为度,当时各方面均表赞同。继于二十九年六月六日本大学交付湄潭党部修理费贰佰叁拾柒元并另给迁移费伍佰元,均给县党部书记长黄龙渭君签收,有盖印收据为证。手续清楚后,本大学遂将农学院先行迁湄上课,现在理学院之生物系亦已迁往,该校一切教学设备逐渐布置就绪,事实上难以腾让。
  后查湄潭校舍与使用地虽由地方绅士与县政府合组之欢迎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所决议,均给湄潭县政府呈报,贵州省政府鉴核备案。而县党部之迁城隍庙事前确系征得党部之同意,因此一面迁移,一面付款,并无若何勉强之处。所谓凭藉驻军力量威逼迁让一节,尤为无稽。至于异党分子勾结浙大同党大肆活动云云,查本大学办理湄潭校舍之教职员中,迄今目前为止,对于中国国民党尚无不忠实之行为。奉令前因,理合据实后,敬祈
誉鉴。谨呈
教育部
  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

二、呈报借用湄潭县永兴场南华宫为教室之经过情形

  查本大学数年来学生激增,二十九年度各级到齐,约有1700余人,遵湄两地校舍不敷容纳。前承湄潭地方绅士与县政府所组织之欢迎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介绍,以离湄潭在县城约二十公里之永兴场,尚有公共余房场地,可资借用。当于本年二月间派员同往查看,颇为满意,遂决定设永兴分部,为一年级先修班学生教学之
所,尔斯有南华宫一处,尚设女小,因其将与男小合并,遂与地方当局洽定,候女小腾出后,此南华宫即为永兴分部校舍之一。盖本大学本年度一年级及先修班学生众多,均需实施基本训练,是以需要容量较大之教室若干,方足分配。迨女小迁出后,本校派员前往准备,而一部已为本兴区党部所借用,其他部分迄今尚空着。惟据区党部云,将设妇女纺织班,本校以区党部既有用途,当即重向各部觅屋,及至本年十一月,新生大半到校,实到者竟超出事先准备之容量,宿舍教室均感不敷.而巨大教室一间能容百二十人上课者尤感缺乏。当地既另无适当房屋,匆遽间又不及自建,而开课之期又未使延长,遂不得不向永兴区党部书记长叶道明君情商,请将原系女小之礼堂,于其间隙之时暂借本校上课,每日以上午之四小时为限。当时已蒙叶君口头应允,惟尤以将来妇女纺织班之机声嘈杂有扰授课为虑,旋与地方绅士,川馆主人及商会会长等会商结束,认为党部织机可在川馆安置、其议遂定。
  永兴分部原定二月二十九日开课。先一日下午本校员工赴南华宫布置教室。尔时叶书记长适以事离永,但事先又曾与妇女纺织主任陈绍康君作一度之接洽、即将桌椅等件布置就绪。讵是晚叶君返永,竟食言反悔,将本校课桌椅等件抛置天井,翌晨并发现党国旗抛在地上,意图污蔑本校之所为。凡此事实,本校地方人士均所共见,勿庸赘辩。近虽几往交涉,得能安然上课。惟党部为领导民众之机关,学校乃造就人才之处所,本校素本党校合作之义,稚不顾以借用教室之细故而滋生误会。毋奈目前遵湄两地校舍狭隘不堪,永兴又无其他恰当之房屋可资应急,若自行建造,则工料两缺,仓卒不克竣工,是以不得不暂借南华宫,相不妨区党部之工作之间隙时间内授课,除俟招标在永兴建筑落成后,即行另迁上课外,谨将借用南华宫经过情形,据实缕陈,恭祈鉴登。
谨呈
教育部
  衔校长 竺可桢

  查永兴分部缺一大教室,借区党部礼堂上课事已于旬日由储主任与叶道明书记当面解决。即本校即日兴工自建教室,在已未竣工之前,暂借用礼堂。
竺可桢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求是学人忆湄江 苏步青 王淦昌 谈家桢 张其昀 李政道 孙逢吉 吴耕民 朱祖祥 陈锡臣 郑家骏

求是学人忆湄江

苏步青
  “教师节,秋日亦春风。冷板凳浮沧海外,菜根香透旧斋中,回首思无穷。”
  “一谈到菜根‘香’,我就想起抗战时期随浙江大学‘流亡’到遵义附近的湄潭的’情景来。那时,一家八口破庙安身,生活困难,吃地瓜〈番薯〉蘸盐巴过日子,总算熬过来了。我刚满四十岁,在庙前开垦出一块大约半亩的荒地种蔬菜,夜晚在桐油灯下还要吟诗作乐:
  半亩向阳地, 全家仰菜根。
  曲渠疏雨水, 密栅远鸡豚。
  丰歉谁能补, 辛勤共尔沦。
  隐居那可及, 担月过黄昏。
  “浙大在遵义七年间,应该继承和发扬的.要算领导作风和师生员工亲密无间,团结一致,艰苦办学的精神。……浙大教师在竺校长领导下,友爱互助,勇于进取,他们每到一地,草草定居,立刻上课,教学科研硕果累累。竺校长提出的“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
  寄生破寺复何人, 眼底河山一片新。
  莫道桐油灯影淡, 如今放焰暖生春。”
(苏步青: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著名数学家,曾任浙大数学系主任、教务长。)

王淦昌
  “湄潭是一个很小的山城,那里风景优美,丛丛竹林掩映着缕缕炊烟,更显得山城的幽雅宁静。那里风水联堡和观音洞是我们工作之余留连忘返的地方。现在回想起这些,尚有心旷神怡之感!”
  “抗战时期的湄潭,学校没有电灯,用桐油灯照明。……虽然物质条件很差,生活清贫,但我们朝气蓬勃,精神偷快,学术风气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每当我想起在湄潭的情景,顿时会觉得自己年青了许多。说实话,那是我是为留恋和怀念的时光。”
(王淦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核弹先驱,原浙大物理系主任。)

谈家桢
  “湄潭离遵义75公里,但须翻山越岭,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路过湄江桥,就到了生物系实验室唐家祠堂。自此,稳定地渡过了六年难忘的科研和教学生涯。
  “湄潭素有‘小江南’之称,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她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幽美宁静,物产丰富。夕阳西下,漫步湄江边,此情此景,似入世外桃园。
  但是,我们教学和生活条件是异常的艰苦。唐家祠堂破败不堪,年久失修,四面通风,摇摇欲坠。尽管如此,全体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在‘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精神向上,努力工作,勤奋学习,蔚然成风。”
  “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在科研上有一些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是在湄潭写成的。我引以为自豪的在日后科学和教学中成绩蜚然,独树一帜的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约。我们吃了湄潭的米,喝了湄江水,是勤劳淳朴的湄潭人哺育了我们,深情厚意,终身难忘,多少年来,我渴望再访我的第二故乡。1986年,我终于了却心愿,……我又走过了湄江桥,瞻仰狮山雄姿,重睹了当年浙大办公的文庙。我兴奋地找到了当时在天主堂内的我的寓所,这是一幢标准贵州式全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有几家住在里面,在当时湄潭县中也算得是上乘建筑。如今虽旧,仍保护良好,我感到十分亲切。我踏上原唐家祠堂遗址时,……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四十年后旧地重访,使我激起一连串回忆的涟漪,似乎人也变得年轻多了。湄潭对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衷心祝愿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故鼎新,繁荣富庶。”
(谈家桢 复旦大学教授,著名遗传学家,原任浙大生物系教授)

张其昀
  “‘求是’则是博学明辨,实事求是,此乃儒学的精神,亦为现代科学精神与方法。我们对学术研究应该求真是真非,对国事与政局应该求公是公非。故‘求是’,不但是浙大的校训,也应是全国各大学的共同校训。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求是,求是包含求真在内。求真、求善、求美三者不能分离,总称之为求是。
  “战时浙大辗转播迁,可以说是一首史诗。一个大学的成绩,以其事业生的成绩为衡量之标准。……现在台湾宝岛有浙大同学六百余人,尤以工学院毕业同学在公民营企业及空军与联勤部门甚多表现,农学院同学在农学研究与农业推广致力甚勤,其他各院的同学都是英年俊发,贡献良多。”
(张其昀:原浙大文学院院长,后在台湾创办中国文化大学,八五年在台北逝世。)

李政道
  “我对浙大是有感情的。因为从贵州到杭州,在束星北、王淦昌先生的启迪下,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白天到茶馆看书、作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再闹也不管。”
(李政道: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现任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孙逢吉
  “一九四〇年浙大迁至贵州,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设于湄潭,一年级设于永兴场。
  在湄潭城外湄江之西,贺家祠堂四周,租用二百亩土地建农场。
  当时在农场开展了农艺、园艺和植保的各项试验研究工作.本人研究鉴定当地栽培最广的两大类油菜植物分类,同时用通信方法,输入西方〈英国〉所有之各类油菜,以供比较。四年后,将研究结果送交美国发表,浙大复员时,园艺系将输入之蕃茄与洋葱,各种草花种子赠送当地农民。农场设备也全部赠送湄潭作为纪念。”
(孙逢吉:四十年代浙大教授、农场场长,现定居美国加州。)

吴耕民
  园艺系在湄潭办学七年,由于其地山高林密,敌机不来侵扰,得以照常上课,教师循循善诱,学生孜孜苦读,成绩较为优良。教师自行编写讲义和实验提纲,均用手抄、石印,用土纸代替白纸或油光纸,其勤俭刻苦的精神,至今回思,可留作后人楷模。”
(吴耕民:浙农大教授,原浙大园艺系主任)

朱祖祥
  “在湄潭时代的农化系,开始是利用湄江两岸的一座破旧的禹王宫作为办公及教学实验用房。”
  “在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的环境中,其困难情况有时确实出乎想象之外。例如:生活上既无电,又无蜡烛油灯,经常只有一二根灯芯,用桐油点燃作挑灯夜读之光源。实验加温或蒸馏也常用木炭来代替酒精灯。至于用水,则须提水上高梯,将水贮入水桶中,通过橡皮管的控制,流注入冷却管或备洗涤之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艰苦奋斗,凭着求知的毅力,发扬求是学风,竟也能使一个初创的农化系获得可喜的教研成绩,培养出一批有良好业务基础而又能艰苦奋斗,独立思考、勇于创业,不断进取,甘为科研事业献身的青年学子。”
(朱祖祥:浙农大名誉校长,40年代初浙大毕业留校任教)

陈锡臣
  “湄潭气候浪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凉爽舒适,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山青水秀,风景优美,‘风水联堡’的小竹林溪径, 奇畅河的绿没晚窍,佛境观音洞的清幽,七星桥下的百鸟归林, 都是师生课余之暇的游乐之处。加上人民淳朴,无日机侵扰,无警报之忧,在抗日战争期间,是绝好的教学和科研之地。
  “湄潭的农户品丰富,农作物以水稻、王米、小麦、油菜为主, 果品种类繁多,如金盖梨、木瓜梨、清脆李、白花桃、硬柿、板栗、核桃、凉薯等,质优价廉,至今仍为当年湄潭师生的美好回忆。
  “湄潭办学七年,农学院在竺可桢校长和蔡邦华院长领导下, 发扬‘求是’精神,团结一致,追求真理,克服困难,培养一批批出色人才,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
(陈锡臣:浙农大教授, 40年代曾在浙大任教。)

姚錱 周本湘
  “湄潭山明水秀,景色宜人,物产丰富,民风淳补,素有‘小江南’、‘黔北粮仓’之称。离县城西门不远,有一条碧波清澈的湄江蜿蜒而过,跨湄江桥,可通西岸。桥头水边南侧有四合院房,座落在缓坡上,称魏家院子,生物系有好几位教授就住在这所院落内,当时风气,尊师爱生,亲如家人。……湄潭县城位于湘江之滨的小盆地,四面群山环绕,成为天然屏障,六年中从来没有听到过日机空袭警报,环境比较安静,是做学间的好地方。抗战时期,虽然交通运输比较困难,然而由于当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一般生活资料和食物用品还是得到基本供应。浙大师生员工和当地群众相处十分和谐。遵湄两地,对我们都有过惠泽,至今难忘。”
(姚錱:中科院细胞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周本湘:华东师大教授。二人均为浙大30年代毕业,曾任教浙大。)

台湾徐振先生来函
  自前期“浙大通讯”获知,贵馆〈浙大西迁陈列馆〉征集浙犬西迁湄潭遵义时期师生诗文日记、学术论文等。敝人特寄奉资料,共襄盛举。
  缘本人系1939年进浙大龙泉分校,就读一年级,校方协助迁来湄潭,就读农学院农化系。当时杨守珍博士任系主任,土壤肥料、生物统计分别出彭谦、朱祖祥老师担任,酿造及农业微生物、农产加工分别由曾慎博士及白汉熙老师任教。生物化学、食品营养则由罗登义教授、吴志华助教任教。其余为农产品分析、农药制造、胶体化学均由系主任担任。当时四年级学生规定要做毕业论文,我选择了《蓖麻子脂肪水解醇素活性之研究》作论文题目,与陈宗汉合作,指导老师为系主任。……兹将该单行本之影印本寄上。
徐振敬上
1991年6月3日
(徐振: 40年代浙大生物系毕业,解放前去台湾大学农学院应用微生物研究室工作。)

郑家骏
  “湄潭在贵州的中部,是一个风光明媚的小城。卅多年前抗战时,浙江大学理学院和农学院从杭州经广西宜山迁来。学子有幸,从一个人间天堂搬到另一个人间天堂。也许当初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如今回想一下,能有福气在这种地方住,真是前世修来。
  “杭州之美在西湖,源潭之美则在滔江之滨,前者像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女,后者则是个绰约天真的村姑。刚到杭州的人会很快喜欢杭州,可是到湄潭的是越住久越欣赏她的美。她不招览人家注意,可是这种美最隽永、最令人怀念。”
(郑家骏: 1948年毕业于浙大化学系,后留美获博士学位,现任美琪萨斯大学教授。)

阚家蓂
  “我们这一班, 一年级时在贵州湄潭、二年级时在湄潭县城三、四年级在遵义。在四年中,我足迹踏遍黔北之地,度过了许多欢乐兴奋的时光,也遭逢到艰难困苦的日子。……质朴的永兴只有一条短短的大街,依然保持农材泥土的芳香。春天里,新绿遍野,柳梢披风,经往来于江馆、楚馆之间的这批新入大学的女孩子们,编织很多缔丽的梦,像天边的五彩云海,只觉光明灿烂,前程似锦白夏天,烈日当空,我喜欢小城唱湾的精谧,新集放后, 处处绿荫照人。当秋高气爽时,湄潭又有一神清新气氛。这时,云敛长空,天显得特别高,水澄远浦;地也显得特别净,疏林摇落下,一批批学生常于傍晚时分漫步河边,悠然寄畅,满身都是清香。冬天,最好在遵义,躲在女生宿舍里自修,任外面寒风萧索,你感到里面还是温暖宜人……。许多年来,我始终忘不了浙犬。我心中所想的和生活所留恋的,不是美国式的锦衣玉食、高楼香车。我所怀念的,依然是永兴场的江馆、楚馆,湄潭的文庙、湄江,遵义的何家巷、杨柳街……,浙大永远在我心中。
(阚家蓂:女, 40年代毕业浙大文学院,后旅居美国。若有散文集《旅乡侨思》等)

我的祖父孟宪承 孟蔚彦

孟蔚彦|我的祖父孟宪承
(作者系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我校首任校长孟宪承之孙)

  第一次见到祖父,应当是在杭州,但我只记得西湖泛舟,还掉了一方手帕,当时我四岁。现在每当想起祖父,就会想到华东师大河畔带花园的小屋,我在那儿度过多少周末和暑假。每逢祖父去北京开会,我就去陪伴祖母,晚上就睡在祖父的大床上。再后来,祖父祖母搬出校区,和我父母同住,我和祖父曾有朝夕相处的机会。在祖父还存世的后人中,我大概算是最“了解”他的人了。追忆起来,我记忆中和祖父直接的交流不会超过十句话。我只能将我所知道的祖父,零零星星写下来,告慰逝者,也给四十年来还在怀念他的人留下一点文史资料。

祖父和他的父亲

  祖父幼年丧父,与他二十一岁就去世的父亲实在是缘浅。

  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盐湖城美国家谱中心找到1928年版的《孟氏宗谱》,开宗第一人为孟轲,接着找到了我祖父(孟宪承)和我父亲(孟永伟)的名字。按家谱,孟轲第四十七世孙仁仲公封信安郡王,靖康之变,随宋氏南渡,镇守吴地,入籍于吴,其五世孙养静公迁往常州,养静公第十八代孙为文鏕。文鏕“少孤失学,弃书服贾”,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发妻离散后,娶奔牛张氏。张为富家女却安于夫家的清贫,一生扮演孟母教子的角色。三个儿子经她的调教,果然脱颖而出,一表人才。三兄弟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曾有好事者写成“孟氏三兄弟”小说,20世纪30年代连载于上海报纸。长子孟森和次子孟昭常曾任晚清咨议局议员。孟森,字莼孙,别号心史,为北大著名教授,清史泰斗。

  三子孟鑫,子潮生,1875年生于杭州。十岁丧父后,母亲张太夫人便安排他随长兄孟森读书,因为家里已经请不起塾师。鑫“天才绝异更胜于其兄”,十五岁“应童子试”为第一名,十八岁“应有司试”,初试又是第一名,两位兄弟伴他去复试,不料因为大意误时,赶到考场,大门紧闭,鑫居然“绝不相尤”,慨然曰,“来年考试第一名还是他”。同乡刘厚生劝他,话不可以这么说,因为“文字求知权不仅由我”,孟鑫不做争辩,来年考试,果然第一。1894年孟森与孟鑫同时参加乡试,孟森打算玩掉包计,将自己的文稿与孟鑫对调,孟鑫却相信自己的功底,假装答应,实际上提前誊清交卷。考后孟森要来孟鑫文稿,大骂不通,“辱没我家”,取出家法,击掌心十下。孟鑫欣然受之。

  孟鑫的试卷,江南正主考冯汝骙“激赏之”,准备拔为第一名,而副主考黄绍第则认为“此卷才气佳,定系不得志之老名士游戏三味,文体过怪”。黄建议,仅授副榜举人。发榜后,才知道这位“不得志老名士”年仅十九,两位考官“相顾失色,谓不料黄口小儿,如此儒雅”。从此“常州三孟名声大噪”,而孟鑫“白眉为最”。但是副榜举人不得再试,形同落榜,孟鑫气盛心傲,如何受得了如此打击,不到两年便一命呜呼,短促一生埋没在科场。他去世后,书商争相刻印他的文章,读书人据为范文,而母亲张太夫人“痛绝,眠食失常,累年不解”,孟森与孟昭常“百念俱灰”,此处“百念”应当包括孟森兄弟的功名心。后来孟森作为历史学家,猛烈抨击科举制度,当有为早夭的兄弟伸冤的深层含义。

  1928年出版的《孟氏宗谱》,孟森作序,自称“迁常十九世孙”,按此推理,孟森与兄弟孟鑫当为孟轲七十代孙,孟鑫的儿子当为孟轲七十一代孙。孟鑫的儿子便是孟宪承。

祖父和他的母亲

  因为家贫,母亲张太夫人安排次子孟昭常入赘吴家,三子孟鑫则入赘杨家。杨家为常州望族,住常州青果巷西庙沟,祖上有皇帝赏赐的杨园在常州东门。主人杨性泉为常州举人,曾任扬州知县,这是肥缺。杨家育有一女三子,三子个个一表人才,均去日本留学法律,大儿子杨治坚,参加同盟会,后由孙中山派至上海任审判厅厅长。杨家唯一的千金知书达理,久闻孟家少年才华横溢,媒人前来说合前,她早就心许了。成婚后,伉俪甚笃。据说孟家祭祖,孟森与钱氏,孟昭常与吴氏,出场时相视如路人,只有孟鑫和杨氏,亲戚回忆说,“两人勾肩搭背”,遣词未免欠雅,但是传神地描摹出小儿女的亲昵。当时两人不过十八、十九岁。

  杨氏1894年生下男儿,取名宪承,字伯如。本是尽享天伦之时,但天不假年,1895年,孟鑫英年骤然去世。孟宪承自小与杨家兄妹一起长大。笔者曾采访杨家后人,据其回忆:“杨老太太自己眼睛瞎了,对儿子宝贝至极,夏天打扇驱蚊,冬天亲为生火防冻,宪承足不出户,任凭杨家三个孩子在窗外戏耍,充耳不闻,杨家大太太曾赞叹:‘从来没见过这样用功的孩子,真是孟夫子家的后代’。”

  孟宪承七岁入私塾,后入常州府小学堂,再入南洋公学(中学部),1911年9月毕业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6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圣约翰大学,9月任教于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生中有梁实秋等。梁实秋在《雅舍杂文》中《清华七十》一文里写道:“在中等科教过我英文的有马国骥、林语堂、孟宪承诸先生……孟先生是林语堂的同学,后来成为教育学家,林先生活泼风趣,孟先生凝重细腻。记得孟先生教我们读《汤伯朗就学记》,这是一篇文学杰作,写英国勒格贝公共学校的学生生活,先生讲解精详,其中若干章节至今不能忘。”

  1919年至1920年,孟宪承入美国华盛顿大学,师从杜威博士,主修教育,副修哲学,一年内修满十七学分。课余与俞庆棠合译杜威著作《思维与教学》、克伯屈著作《教育方法原论》,均交商务印书馆,分别列入“汉译世界名著”和“现代教育名著”丛书出版。1920年11月去伦敦大学深造,研究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育学等,1921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被母校聘请为教授兼国文部主任。

  杨氏生子育子,一生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望子成龙。寡母孤儿,相依为命,杨氏思念往昔夫妻恩爱,叹息命运不可预测,黯然泪下,久而久之,眼睛哭瞎了。她每年要去茅山进香,住一两个月。后来孟宪承给她的私房钱,全部捐献给苏州寒山寺,期盼着“下辈子我的眼睛就亮了”。

  我当然没有见过太祖父和太祖母,但我见过两者的照片。发黄的照片上,孟鑫头顶盘着辫子,眼神似乎未脱稚气。照片上的杨氏却不敢抬头,侧目,若有所思。

祖父和祖母

  1914年孟宪承迎娶谢纫惠为妻,婚礼在上海爱文义路孟昭常家举行(证婚人是郑孝胥),由此结成一段长达53年的良缘。祖父终其一生,穿的是祖母手制的布鞋,即使出洋,外面套的是西服,里面还是祖母手缝的粗布衣服。被褥都是祖母亲手浆洗,用的是面粉,干了的被褥僵硬冰凉。祖父的早餐必定是祖母用铁丝夹在煤气灶上烘焦的面包,一点奶油和一杯牛奶。这大概是西方生活在祖父身上留下的唯一印记。在旧上海,一次去看牙医,因为一身布衣,身旁的洋人不时假以白眼,待祖父取出洋书来读,洋人便来搭讪,祖父开口便是纯正的英语,洋人肃然起敬,没有想到身边的“土佬儿”,实在是个“洋秀才”。

  祖父生性拘谨,不苟言笑,祖母则豁达开朗,练达于人情世故。1967年夏天,特别闷热。一天晚饭后,祖母先去睡了,一觉醒来,发现祖父床上是空的。祖父还坐在阳台上,斜倚在藤椅上,还夹着一支烟,人已经昏迷过去了。因为脑中风,他昏迷了十天,再也没有醒来。

  大殓时,租用了胶州路殡仪馆的一间小厅,在场的只有至亲,十人左右,祖父裹了一身厚实的毛装,帽子压低了,脸上化妆后不自然的红艳。祖母没有哭泣,只是拽着祖父的手不断呼道:“伯如,伯如。”文革后,为祖父平反,另开追悼会。他的骨灰一直安息在苏州,由先后去世的祖母和我的父母陪伴。

祖父和我的父亲

  我父亲从小醉心的是建筑,可惜建筑系只读了一年,因为肺病辍学,病愈即转入经济系,当然也出于求职容易的经济考虑。毕业后他在一家私人银行做小职员。当时祖母的妹夫(香港中国银行董事长)提议为伯父和父亲安排去英国留学金融,但伯父讨厌算账,而学经济出生的父亲却向往“解放区的天”,两兄弟都放弃了机会。1949年后父亲被调入区政府的财会办公室,1954年加入中共,后升等为副科级。

  星期天,一家四口去华东师范大学,整个上午母亲在厨房帮助祖母料理午饭,父亲则陪着祖父在客厅说话,祖父一边吞云吐雾,一边高谈阔论,父亲端坐着执礼恭听,哥哥和我或者在祖父的书房翻书看,或者穿过花园来到河边打水漂,那是茅盾《子夜》里写的丽娃河。

  父亲的死与曾被红卫兵打断的腿有关。半夜起来用厕所,不慎跌倒,那条打过钢钉又拆去钢钉的腿再次折断。天亮才转送医院,因为水泥地上躺了太久,着凉转为肺炎,腿断了,人坐不起来,痰无法抽取。他走了,拖着那条断腿。但父亲走得坦然,没有牵挂和芥蒂,预立了遗嘱:“不开任何形式的追悼会。”祖父去世时,父亲在日记本上写了几首悼念诗,被红卫兵收去罪加一等。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悼念诗,但还记得父亲写给我的一首诗,1986年他回忆18年前“身羁牛棚,罹受迫害,批斗归来,冥坐一室,万念惧灰”的情景,写了一首五绝:“幽兰临深渊,流水空涓涓。无谁怜香洁,一任风雨寒。”

祖父和我

  圣约翰大学1879年为美国主教Schereschewsky创立,起始不过是一所中学,真正的发展始于1888年,是年卜舫济出任校长,他上台后,扩建校舍(校园占地45英亩,约270市亩),增聘教授,扩展课程,圣约翰大学从此成为上海最老、最富盛名的教会学校。虽然在学术水平上,和北平燕京大学不可比拟,但是中国学生选择圣约翰大学,是将它作为留美深造的第一步。达官贵人纷纷将子女送入,圣约翰大学的校友自成一帮,当时媒体称为“St. John’s Cliques”。1915年祖父在校期间,译《太平天国外纪》交由商务出版。

  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英租界巡捕公然在南京路对手无寸铁的中国示威者开枪酿成血案。受伤者之一为交大学生聂光墀,聂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附中,当他高举满是鲜血的双手,向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哭诉血案的经过时,校长卜舫济赶来要将聂赶出校门,激怒素来循规蹈矩的圣约翰学生。6月1日午,“孟宪承以国文部主任的身份召开圣约翰大学教授会,会上慷慨陈词:‘假如做一个学生,只知自己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而不知是中华国民,看到同胞为外人屠杀漠不关心,这对我们平日所讲的国民自觉教育,将无法自圆其说,今后我们也无颜再以学问文章与学生相见于讲台。’”当晚卜舫济主持中外籍教授会,会上钱基博教授谴责了租界当局的暴行,要求校长理解学生。“担任翻译的孟宪承教授一边翻译,一边流出了眼泪,最后语不成句。”当晚,会议付诸表决,三十一票对十九票通过决议,罢课七天,学生可以参加反帝运动,期间并可在校内留宿。卜舫济还勉强同意学生将中国国旗降半旗以致哀。但是上海美国教会主教不同意,认为此举将被视为“圣约翰大学的政治表态”,可是主教自己早已表了态,他说:“租界巡捕极为克制,即使被击倒地,也不开枪,结果不得不动手以拯救自己的生命和租界。”6月3日,圣约翰大学学生发现旗杆上空有美国国旗,而中国国旗不知去向,遂去质问卜舫济,卜舫济下令不准降半旗,学生取来中国国旗,安放在礼台讲台之上,行三鞠躬,卜舫济又赶来宣布“解散集会,学校关门”,此时中国师生终于忍无可忍,522名中国学生,包括即将于七月毕业的学生,在十九名中国教师的带领下,步出学校,领头的为钱基博和孟宪承。他们宣布“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发誓“以后不再进入任何外国教会学校”,同年八月,他们自行创立“光华大学”,孟宪承为十二人筹委之一。

  卜舫济和该主教都相信,“整个的事件为共产党学生操纵”,但他们未必理解,为美国教会一手培养,为母校所器重的时年三十一岁的孟宪承会如此激烈,孟宪承信守自己的诺言,拒绝和外国教会学校再有任何来往,拒绝工部局的礼聘:担任待遇极为优渥的华人教育总管。他安于布衣生涯,教书育人(曾任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的教授),著述译述(《西洋古代教育》、《现代教育学说》均由商务出版)。1942年内迁湖南,以部聘教授身份在国立师范学院任教。1947年任浙江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讲授西方哲学史,强调要结合外国的研究生制度和中国的书院办学。他曾为蒋介石召见,蒋长袍马褂,表示礼贤下士,但祖父坚决谢绝中将衔的“中央政治教官”一职。祖父曾在苏州家中设一秘密书房,与从“反省院”释放出来的章汉夫研究马列,章汉夫为我祖母兄长之子,我父亲的表兄,曾在外交部任副部长,文革期间遭四人帮迫害致死。当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时,祖父积极掩护营救进步学生。杭州解放后,出任浙大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9月调上海,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据说为陈毅、谭震林推荐,10月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上述这一段历史,一半是我自己后来到了美国查找资料(包括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所得,一半是我父亲告诉我的。至于祖父,他对这一段历史从未有过片言只语。因为代沟的缘故,我们祖孙之间极少对话。记得小时候曾打开他的写字台,第一个抽屉是空的,里面只有一本他游欧时带回来的相册,开卷第一页便是巴黎的铁塔。有一次在他的书房,翻到一本法语的教育史,还是毛边的装帧,正好祖父进来,叹息说:“法语不用,全忘了。”他回忆说,当他在日内瓦任中国驻国联代表团秘书时,曾进戏院欣赏法语的戏剧。20世纪40年代他就和堂兄们一道在上海请白俄教俄文,白俄相当奇怪,问,中国人都姓孟么?我曾在他的书里翻到一张他手书的俄汉植物名称对照表。当时华东师大聘请的专家——列宁格勒师范院校教授列别杰夫曾经对祖父说:“你们去苏联,不需要翻译。”祖父有极好的英文,我姑婆蕴佳曾问他:“中国人常说的‘弄’、‘搞’,英文怎么翻?”祖父脱口而出:“manage。”笔者小时候曾亲见他一面收听外电广播,一面给祖母同步翻译美国的新闻报道。

  他读文学著作,曾经说:“我不弄文学太吃亏了。”他以娟秀的字迹做笔记,几十册硬皮的笔记本,连同许多未发表的论著,文革期间不知去向。1954年—1955年间,他编写《中国教育史纲要》,作为高校交流教材,强调“原始性、关键性、启发性,转折关系要讲明”,他清晨即起工作,结果祖母四点起床,在书房生火,书房很冷,平时他很少用,书房四壁是书,大写字台上往往搁着祖母晾晒的黄豆。

  我曾采访过他培养的研究生。他开研究生班,指导教育原理、中国教育史,为全国重点学科,他的学生曾有回忆:“第一次研究生课,黑板上板书工整六个字‘古代历史材料’,没有一句客套话,讲课有条理,一句是一句,两张报告纸是全部提纲,发挥得淋漓尽致。再也没有一个老师讲一堂课,可以如此自始至终吸引着学生,他的旧学底子厚,儒学和清代的考据学左右逢源;他中英文俱佳,作报告二三十分钟没有一句废话。”他带的五名研究生后来都成为教授,其中三人为博士生导师。1961年,与陈学恂编写了《中国历代教育史资料》,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他完成于1963年的《中国历代教育文选》,该书1989年又由台湾五男图书出版公司作为大学用书出版。

  现在读祖父的传记,更多的是提到他1949年前的旧作。他的挚友历史学家吕思勉,当时住在苏州。每次来上海上课,一定要品尝“孟太太的菜”,而后和祖父做学术上的探讨,吕的著作《雁石杂记》和《雁石续札》都是这些谈话的启示。吕先生去世后,很少再有人同祖父探讨学术问题。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想,祖父在研究什么,思索什么,在孜孜不倦什么,可惜我已经无法再作探究。不过我相信,在他的晚年一定是无可排遣的落寞心境。

  祖父处世行事一贯低调,华东师大为他立铜像,他若有知一定不肯。但因为铜像,他得以停留在他一生停留最久的“驿站”,得以和他所挚爱的师生相守在一起。祖父会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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