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访施雅风伯伯 钱永红

三访施雅风伯伯

浙江大学校史特聘研究员 钱永红

惊悉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施雅风先生病逝,甚感悲痛!施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冰川学家、地理学家,是中国冰川考察与研究事业的开创者,中国冻土与泥石流考察研究的倡导、组织者。他与我家三代人有着深厚的情谊。我曾经3次在南京拜访过施伯伯,倾听他口述自己的求学往事和学术生涯。如今,93岁的施伯伯圆满地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人生之路,他的音容笑貌和对科学、民主的不懈追求已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一访送书

2001年家父钱克仁去世,在慈母的鼓励、支持下,我编辑出版了《名师严父——纪念钱克仁米寿》一书,并分送各地的亲朋好友。因为施雅风院士与家父一样,是西迁浙大时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我从家父好友朱传钧伯伯处要来了施家的地址,2002年的一天登门拜访施伯伯。

施伯伯非常热情,请我到书房坐下,说我长相和说话随祖父,告诉我他与我们钱家非常熟悉:

我1937年考取浙江大学史地系,入学后,就听说数学系有你祖父钱宝琮教授,学生会有你父亲钱克仁学长。抗战爆发,浙大被迫西迁。1938年9月,师生在广西宜山复学。你姑母钱炜考入浙大师范学院史地系,成为我的同学。我这里还收藏了一张当时史地系同学的老照片呢。

施伯伯是地理学专家。我告诉伯伯自己特别喜欢历史与地理,从小就爱看《地理知识》杂志,记得1966年“文革”爆发,《地理知识》和其他刊物一样,遭到停刊的厄运。好在1972年10月,停刊了6年的《地理知识》,率先复刊了。70年代能看的知识性、大众性的刊物不多,我便用自己的零花钱订阅,成了它的忠实读者。施伯伯听了很高兴,问我是否知道杂志何时创刊的。我不清楚。伯伯说就在南京创办的,是他和几位当时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年轻研究人员发起的。创刊号于1950年1月问世,施伯伯写了发刊词,第一句话是:“地理学是群众性的学问,因为它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特殊的地方知识。”我很兴奋,像似发现了“新大陆”,找到了长江的源头,并告诉伯伯,《地理知识》是我儿时熟悉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我从杂志中获取了不少知识,对后来我从事的外贸工作帮助很大。昔日的《地理知识》成为如今的《中国国家地理》,它依然是我的喜爱刊物,今天看到它,就想起了施伯伯。

施伯伯粗略翻阅了我的赠书,看到书中收入的一张“1940年6月浙大黑白文艺社欢送社友在遵义留影”老照片,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

当时的“黑白文艺社”是浙大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你父亲毕业后,浙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依然热火朝天。1942年初,遵义浙大发生“倒孔(祥熙)运动”,因为孔祥熙时为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以贪著称,不得人心。其时日军袭击香港,孔的专机去港接回他在港亲属,而置在港许多重要知名人士于不顾,激起众怒。一天早饭后,浙大黑白文艺社和学生会在遵义何家巷大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要求同学们上街游行,严正要求国民政府撤换孔祥熙。可当时遵义街上已布满刺刀出鞘、持枪而立的军警,竺可桢校长和多位老师极力劝阻同学不要上街。在相持不下时,王蕙同学突然从人群站出,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责问竺校长(大意):“平时你教导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我们要以游行表达我们的意见,你为什么极力阻拦呢?”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决定冒险上街。竺校长亦毅然改变态度:“你们一定要上街,那我就带头行进。”竺校长的带头游行,有利于防止军警的粗暴干涉,保护了同学们的安全。我当时还到遵义新城丁字口的茶楼演讲,揭露孔祥熙的腐败劣迹。王蕙的发言,深遭当局的忌恨。一个月后,王蕙、何友谅等同学同时被铺。何被残酷迫害致死,王被竺校长等营救出狱。

与何友谅同学同住的王天心同学也是学运积极分子,幸好那几天前去湄潭未回。何友谅被铺后,我预感到王天心被列入抓捕名单,我便以跑野外做毕业论文为名,从遵义步行赶往湄潭,在虾子场碰到王天心,即向他通风报信,并将他引到遵义仙农巷叶良辅老师家。叶老师留我们吃了晚饭。正要离开,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先生提着灯笼进入叶家。张先生在政治上是靠拢蒋介石的,我们对张当然有所戒备。王天心避闪不及只得与张应付。张已知王可能是逮捕对象,询问王何以自处。王机警答道:“正没有主意,请老师指点。”张说:“停会儿你到我家中面谈。”王硬着头皮去了张家,伪称将搭便车东行,以顺道搜集毕业论文为由,请张先生开了一张旅途查验放行证明,并盖上了史地系的公章。第二天凌晨,我和吴士宣同学一起秘密送王天心上驶往贵阳的汽车,避往桂林,免于遭难。事后来看,张其昀先生大概不愿自己直接管辖的学生受害,所以王天心同学出走之谋并未受阻。

二访谈书

2008年12月,我编著的《一代学人钱宝琮》出版。2009年春天,我再一次相约去施家送书。进门不见施伯伯,施伯母说他在办公室等我呢。我随后跑到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见到施伯伯正聚精会神在电脑上修改自己的学术论文。伯伯放下手中的工作,与我交谈起来。他对我坚持六年,钩沉整理祖父文集的行为表示赞扬,并鼓励我多做老科学家学术资料的收集工作。他回赠了自己的新书《冰川的召唤》。我对书中描写他访问南极章节很感兴趣。他深情地回忆说:那是1988年1月的事了。已经68岁的施伯伯和另外3位科考工作者环绕半个地球,到南美智利乘坐美国大力神运输机来到设在南极乔治王岛的中国长城科学站。与冰川打了30多年交道的他,站立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炎黄子孙建立的科学考察基地,感到无比自豪。在离开北京时,伯伯正患气管炎,还伴有咳嗽,亲戚朋友都为他这么大的年龄去南极而担心。到南极后,出乎他意料的是,自己饭量正常,睡觉充分,没有一点不良反应,原先的气管炎好了,不咳嗽了。因此,他每天在南极从早忙到晚,在秦大河先生的精心安排下,参加各种活动,查看研究文献,兴趣浓厚,精力充沛,感觉好像有点返老还童了。15天的南极冰川考察结束了,他恋恋不舍地登上回国的飞机,回国后,写出了论文《南极洲:国际上科学竞技场》。他的学术精神真实感人!

我知道施伯伯是我国冻土学研究的奠基人。1960年他领导的青藏铁路冻土考察及研究成果为我国后来的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我说:“您是青藏铁路的成功通车功臣啊!”伯伯非常谦虚地说:“事业都是他们年轻一代干的。我只是给他们垒了能下蛋的‘窝’而已。”

我们的话题转换到竺可桢研究。50年代,施伯伯曾在北京中科院工作一段时间,是竺可桢先生的学术秘书。80年以后,又是竺可桢研究会的理事长,我很早就阅读了施伯伯与许良英先生合写的《竺可桢传略》(《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二期),那是我看到的竺老传记中最早的一篇。我恳请伯伯谈谈他的写作经过。他告诉我:

1974年,竺老去世,悼词中对他解放前的贡献一字没提,我觉得很不公平。1977年初,我联合了多位地理学界、气象学界的学者写信给科学院,建议编辑《竺可桢文集》。文集于1979年正式出版。在文集出版之前,我还写了《竺可桢传略》初稿。为了这篇比较详细、全面的传略,需要收集更为翔实的材料,我只能去竺家,向竺师母求助。没想到竺师母从床底下搬出一个木箱子,里面有十几本笔记本,并告诉我说,竺老一生都坚持记日记,生前曾经交代过,不许家里人看这些日记,现在送给你们吧。

最初读竺老日记,只是为了写介绍竺老生平活动和学术贡献的文章,后来,越读越被竺老的精神所感动,竺老真是中国伟大的科学家!日记的字里行间,展现出竺老异常勤奋、极端周密的治学原则;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忠心为国的大无畏精神,我有了出版竺老的日记想法。很感谢好友吕东明先生,他召集了11位从浙大毕业、已经离退休的老同志,包括你的钱炜姑母,花了二年半时间选抄摘录日记原文。《竺可桢日记》前两册赶在1984年竺老逝世10周年纪念会时出版。后三册由我另一位好友黄宗甄先生主持选编,在1990年初问世。《竺可桢日记》在科学界、教育界的反响很大,现在的《竺可桢全集》将出版竺老的全部日记,我们可以从中进一步发掘竺老的学术遗产,研究他的奋斗、创新、前进的人生轨迹,同时也可以了解到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科教事业和社会发展的历程。

三访说史

在施伯伯的建议下,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浙江大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于2010年3月26日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和学术报告会。我应科学院邀请参加这一盛会,并指定在下午的学术报告会上作《竺可桢: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主题发言。

我和表哥洪一新(钱炜之子)带着发言稿,于2010年3月6日第三次来到施家,想征求施伯伯的意见,受到了他老人家的热情接待。我向伯伯简要汇报了发言稿的主要内容,他听了之后,满意地说了一句:“你不容易啊!”而后,伯伯又开始了口述历史:

竺可桢在任浙大校长时,行政公务很繁重,仍能挤出时间,潜心研究学术。他倡导我们史地系组织过“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作了《徐霞客之时代》的精彩学术报告。还有天文学史中的二十八宿起源与时间问题。在积累了三万多字笔记的基础上,竺老花了十九天,详尽论证了二十八宿起源首先在中国,这篇科学史论文有一万六千字,分别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气象学报》上。李约瑟来湄潭时,竺老又在湄潭给浙大师生作了二十八宿起源的演讲,你祖父也作《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演讲。通过几天的实地参观、学术交流,李约瑟一行一再推迟原定行程,感觉“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赞扬竺校长领导的浙江大学学术氛围的浓厚。李约瑟所说的四所大学为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一的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这下把浙大的学术地位迅速提升,竺校长功不可没!

施伯伯又谈了他最后一次与竺老见面情况。

那是1972年,仍在“文革”中,当时,竺老82岁,不顾“手已无缚纸之力”的病弱身躯,在无助手协助的情况下,亲自查找文献资料,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力作。手稿没有人誊写,他就让他的外孙女姚竺绍帮忙。因为当时复刊的学术杂志很少,竺老将论文稿交给《考古学报》主编夏鼐先生。夏先生很为难:“这是气象学内容,不合适发表在考古杂志上。”竺老说:“我这篇文章讲的是五千年的变化,前面三千年利用了很多考古学方面的史料。”最终论文发表在《考古学报》上。一年后,复刊的《中国科学》再次发表。该文对中国5000年的气候变迁作了深刻的探讨,首次作出关于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论述,给出了5000年中国气候变化比较准确的轮廓,是这个研究领域70年代我国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开辟了现代气候变化研究的新方向。

 

民主精神与科学创新

 

我和表哥起身,正想与施伯伯道别,他老人家拿出了自己写好的文章——《民主精神与科学创新 —— 纪念竺可桢院士诞辰120周年》,说这是他明天江苏浙大校友会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的发言稿。说着说着,就开始了演讲。他女儿担心老人劳累,过来打断了他,告诉他明天我们都会去会场听讲的,今天就别说了,但施伯伯根本没有理睬女儿的提醒,演讲继续进行:

浙江大学以前就叫求是书院,求是书院,那么求是呢,就是求一个事情都要求一个是,就是求真理。民主与科学是近代文明的两翼,相辅相成。竺老在这两方面都是深入的理念。他就读的美国哈佛大学以真理“为校训,倡导师生将“凭借事实,追求真理”为衡量学识的第一要义。竺老出任浙大校长,首先实行导师制,立“求是”为浙大校训,既继承求是书院,也借鉴哈佛校训。40年代的浙大之所以能被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是因为竺校长在十三年任期内,克服无数困难,顶着巨大反动压力,在浙大倡导民族精神,实施科学创新,使浙大从普通大学一跃而跻身国际著名一流大学。

……

我想引申钱学森的意见:现在的中国虽然有几百所大学,当然包括著名的北大、清华、浙大、南大等在内,没有一所适宜培养具有创新型思想人才,关键是缺乏创新思想学风,缺乏民主而活跃的学生讨论辩论会。这样,就很难建成创新型国家。如今要建立能汇聚一大批创新型教授的大学还必须的有蔡元培、竺可桢这样的好校长。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能做到大学现行的党委领导制改为校长领导制,而选择校长的首要条件是实际科学创新能力与民主精神,这样才能使大学涌现大量科技创新人才。这是我毕生的政治理想,明知当前做不到,但我仍要大声呼吁!

2010年3月7日是竺可桢先生120周年生日。下午在南京熊猫集团会议厅,江苏省浙大校友会隆重举行了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大会。92岁高龄的施雅风伯伯首先作了《民主精神与科学创新》的报告,台下200多位听众为之感动,不时地鼓掌。这是施雅风院士一生中最后一次学术演讲,也是他老人家对中国科教事业的殷切期盼!

施伯伯,您功成名就!

施伯伯,安息吧!

                                            2011年2月22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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