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老师 徐义亨

我的大学老师
作者:徐义亨(1962届化工系)

1957年国家经济正处于马鞍型的低谷,全国大学的招生人数猛减到十万零七千。我能在这一年考进浙大化工系,可谓人生的一大幸运。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浙大由一所综合性大学变成了一所纯工科大学,留下的教授和副教授仅七十多位。不过,这在当时国内的工科院校里算是多的了。

在我入校时,化工系有李寿恒先生、周庆祥先生、王仁东先生、丁绪贤先生、严文兴先生、李博达先生以及杨士林先生等几位大教授。他们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也是文章道德的一代楷模,更是一辈子手执教鞭的“教书匠”,又都有着自己丰满的个性。

开学时,由于所学的是新开设的“化工自动化”专业,还没有成立教研室,所以就有系主任周庆祥先生亲自给我们介绍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的设置概况。周先生开始讲话时对大家的称谓,既不是“同学们”,也不是“同志们”,而是“诸位”,让我感觉十分经典,好像回到了过去的岁月。周先生早年留学于美国密西根大学、麻省理工大学以及英国伦敦大学,致力于高压高温下纯蒸汽和混合蒸汽的压缩性研究和低温条件下热力学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是我国化工热力学方面的权威,学术造诣很深,可惜我没有机会一睹风采。后来,我的一位学长,国内研究流化床的权威、沈阳化工研究院的王尊孝先生告诉我,1948年周先生刚从英国回浙大任教不久,要给化工系的高年级学生开设热力学课程,同学们认为在“物理化学”课程里已学过了,无需重复。于是系里决定通过摸底考试再考虑课程开设与否。考试结果全班同学均不及格。在考试课堂上,周先生一边察看大家在答题时的困惑,一边嘴里在嘀咕:“连这样的题目都不会做,还不想学。”

曾任浙大校长、高分子学科的奠基人杨士林先生早年毕业于浙大,后又考取公费生派往丹麦哥本哈根多科性工业大学有机化学系学习。1958年,他在给我们上《有机化学》时,正是国内大搞教学革命的年月,出现了许多反常的“新鲜事”,如学生自编讲义和学生上讲台讲课等。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学生给老师张贴大字报,许多老师不得不顺从形势。而杨先生极为巧妙地应对这种浮躁的做法。他在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就要我们大家记好笔记,而后再让同学们将他的讲课内容编写成讲义,每人负责一节,最后由杨先生修改审定。名义上这也算是学生自编讲义,实际上全是杨先生的讲稿。今天在重温此事时,经历了多重政治运动后的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既不能与当时的政治潮流相悖,又不愿为浮躁的举措所困累,绞尽脑汁地精心安排,这正是杨先生崇高品行和智慧的体现。

《高等数学》是一门十分抽象的课程,需要凭借高度的逻辑思维。它是我在大学里最投入的一门课,考试成绩全优,这完全得益于我的三位数学老师。

我的第一位高等数学老师是梁文海先生,我进大学后上的第一堂课就由他讲授。这位完全以教学取胜的老师在走进教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一下窗帘,以免边上的同学因反光而看不清黑板上的书写。在课堂上梁先生不苟言笑,但语言流畅,再加上漂亮的板书,真可谓满堂生辉,让我对大学里的授课老师顿有一种崇敬的感觉。梁先生18岁就大学毕业,在给我们开课时,其实还很年轻。巧的是我在大学毕业后去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是梁先生的兄长——沈阳农学院的梁文卿先生给我们上《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于是我便成了他们两兄弟的学生了。兄弟俩同教数学,风采各异,兄长凝重肃穆,小弟酣畅淋漓。梁文海先生会弹一手悦耳的吉它,特别是那支意大利的《我的太阳》,是我当年在走近他宿舍时常驻足倾听到的一首动人乐曲。

我的第二位高等数学老师是郭竹瑞先生。郭先生在样条函数与函数逼近论方面的研究很有成就,文革后主持浙大数学系的工作,曾被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获人民教师奖章。凡是受教过他的学生,对郭先生的教学认真以及治学态度没有不钦佩的。然而,1958年郭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正逢“运动加劳动”的岁月,大家没有时间去复习功课,上课也无精打采,而郭先生的讲话速度又快,所以部分同学听不懂就给他提意见,令他在课堂上伤感地说:“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实在不行,那只有能者为师了”。现在反思此事,把形势惹成的过错,发泄在郭先生的身上,作为当年的学生实在有愧。

毛路真先生是我的第三位数学老师。一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从教于浙大的教授,又是数学系的系主任,为一个工科专业本科生开基础课,这是极难得的。毛先生讲课很善于将严密的数学概念形象化,一头通向直观感觉,另一头通往逻辑分析,把抽象的数学问题深入浅出地引导出来,这是毛先生讲课的艺术。毛先生对每堂课的五十分钟时间卡得如机械般准确。上课铃声一响,他以敏捷的步子走进教室;讲完课跨出教室也刚好是下课铃响的时候,从不拖延,也不提前。他进教室素来是两手空空什么也不拿,但讲课时却似滔滔流水,再繁复的公式定理或例题也都能背得滚瓜烂熟,这很使当年我等年青人惊讶和自愧不如。

毛先生的儿子毛昭晰教授后来告诉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毛先生在教书之外,宁可自己种菜来养家糊口,也不去外面谋取生财之道,他严格要求自己“一不当汉奸,二不当奸商,三不当贪官污吏”。唯保存自己的学术与品格。一生安贫乐道,恬于进趣。

也许我所学的专业在当时是属于全新的,所以大多的授课老师都是国内该学科内颇有名声的学者,包括讲授物理的王谟显先生、化工原理的谭天恩先生、物理化学的韩世钧先生和电工基础的黄礼镇先生。

王谟显先生自1932年毕业于浙大后,在物理学前辈张绍忠教授的推荐下,先去清华任教,期间受物理学家赵忠尧、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等名教授“为人之道,治学之法”的熏陶。1940年又回浙大,后又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于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其后,王先生不为国外优裕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所动,婉谢导师的挽留,又辞去友人劝他去台湾的邀请,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能聆听王先生的讲课真可谓有幸,是我五年中最难忘的课程之一。王先生讲课条理清楚,言简意赅,能倾倒一大批学生。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大教授,又是副校长居然还兼任我班习题课的老师,以往,这都是小助教的事。不过在习题课上,大家对王先生都有点畏惧,因他经常要“吊黑板”,如基本概念出错,他不留情面,被吊黑板的同学非挨扣不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情况:凡去阶梯教室听王先生的大课时,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抢前排位置;而在上王先生的习题课时,谁都不愿坐在头排或过道的座位上。数十年过去了,王先生的教学让我真正地体察到何谓“严师”。

和化工过程紧密相关的自动化技术始终情系着我们这一代专业人的学业和工作,也昭示着我所学的这个专业的内涵。在校的五年学习期间,有关化学、化工课程的设置比重以及多次去化工厂实习就足见前辈师长对化学工程知识传授的重视。对此,蒙谭天恩先生和韩世钧先生的精彩授课,让我受益终生。谭先生,早年就有“谷物干燥器”的发明创造,对先进的传质设备也颇有研究,曾任第一届“全国化工原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韩先生在溶液热力学和流体相平衡方面取得过丰硕的成果,对国内众多的化工、炼油装置的设计和开发做出了很大贡献。记得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我在设计院工作并代表设计院去贵州某施工现场处理工程问题时,该厂的厂长居然问我:“你到底是学自动化的还是学工艺的,怎么对工艺那么熟悉”。也不止一位自控设计界的老前辈跟我说过,以往六十年代的浙大化自专业毕业生和其它院校的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懂工艺,懂得控制系统设计的工艺原理。一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能普遍存在于工程界人士的心目中,这完全是寒暄、客套之外的美誉。

当年的浙大,黄礼镇先生讲授“电工基础”是有口皆碑的。高度的概括是黄先生讲课的特点,他在一堂课上的讲课内容可以多至讲义上的十多页,也可以少到仅一两页,每堂课我们都听得很过瘾。记得在学完这门课的最后一节课上,他说:“电工基础这门课无非是从几个基本定理演绎出几种复杂电路的计算方法;这些方法的实数运算就可求解直流电路,若用复数就可求解交流电路,若用算子就可计算电路的动态过程了”。厚厚的一门课就这样被他用几句话给概括了。

我所学的化工自动化专业是1956年正式招生的。早在1954年,王骥程先生被授命筹备国内高校第一个“化自”专业,为新专业的教学和实验室的筹建倾其全力。1958年周春晖先生偕夫人刘韵清先生刚从美国归来时,王先生便奉时任浙大副校长刘丹之命,代表学校和化工系领导邀请周先生和刘先生赴浙大任教,于是便成立了正式的化自教研室。

周先生早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又于德拉华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仑士勒理工大学任教多年。周先生回国时,曾受中科院等多家单位的邀请,但周先生选择了浙大,并以教育为一生之己任,作为一名充满激情的教育家,周先生将自己的大半生岁月献给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曾有一位哲人说过,“人类天性中最深切的动力是做个重要人物的欲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也都很珍视自己的个人成就。自周先生到浙大任职后,在荣誉和职务面前王先生总甘居于后。

我的老师周、王先生,四十年间的合作,既无豪言壮语,也无心哗众取宠,更不企求产生轰动效应,只是默默耕耘,从零起步,通过师生三代人的努力,直至把“化自”办成了国内高校的“五星级”专业(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国家重点实验室、控制理论和控制工程以及检测仪表和装置两个国家重点学科),现今的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那是极罕见的。在浙大的校史上,可谓典范。

我没有忘记1998年在为王先生七十寿辰举办的庆祝会上,周春晖先生曾即兴说了一席话,化工自动化专业的开创和发展,许多工作都是老王做的,而我因为是从美国回来的,沾了“崇洋媚外”的光,人们把很多功劳都记在我的头上了。

当时周先生讲话的神情是既真诚而又坦率,整个会场的气氛也是谈笑风生。周先生年长王先生六岁,系属同辈人,又昵称王先生为“老王”。在后辈心目中,两位先生的倾力合作,彼此之间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侠士遗风,想来令人无不动容。

从1961年第一届毕业生开始算起,化自的弟子至今已有五千,可谓桃李芬芳。他们之中有曾任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的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神五”飞船发射的地面总指挥、过程控制领域内的众多开拓者。更多的是工作在自动化领域里的设计、研究和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在上个世纪的后四十年,凡是中央级的设计研究单位或重点大学的自动化专业以及国家重点企业,均有化自的同学,且都是技术上的中流砥柱或骨干,这是我辈浙大化自人颇为自豪的。

五年的大学生涯,学习的课程有三十门之多,受教过的老师也有数十位,他们有的依然健在,有的已经作古,撰写此文不仅仅是追忆,也是反思,更是对母校的依恋。

我永远忘不了1982年在85周年的校庆大会上,当原浙大副校长、一级教授王国松先生走上主席台上时,老校友们情不自禁地纷纷起立,全场响起雷鸣似的掌声,面对这位与浙大有62年渊缘的前辈师长,即便已是鬓染微霜的老学长,在恩师面前,犹如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年代。此景此情,催人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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