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海史册留公名——缅怀徐朔方教授 李丹

曲海史册留公名
——缅怀徐朔方教授

李 丹

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徐朔方先生(1923-2007),原名徐步奎。浙江东阳人。他是温州人的女婿。自1947年起,他在温州中学和温州师范学校教过七年书。1954年,徐先生调往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改组为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执教,直到与世长辞。

最早刊出徐朔方教授于丙戌年除夕下午 4 点半左右在钱塘江南岸杭州武警医院病逝消息的报纸,是他逝世已六天(正月初六)的《都市快报》。记者何欣写了一篇《徐朔方病逝》的消息。同一天,“中新浙江省网 2 月 23 日电”全文转发了这篇文章。

闻此噩耗,我想起了英国诗人狄伦·托马斯的名句:“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 (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徐老鹤归华表,令人扼腕唏嘘。但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似乎也并不太出乎人之意料。因为84岁的他,深度昏迷在医院,已近三个年头了。

那是 2003 年 7 月 26 日下午。八十一高龄的徐先生被扶到户外散步,却夏生凉。忽而,天气骤变,浓云密集,黑云翻墨,风卷而至。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袭来。搀扶徐朔方教授散步的人,让徐老在原地的路上呆着,自回家去取伞。待返回后,发现徐先生已摔倒在地。急送到杭州同德医院检查,为颅脑出血。经医生奋力抢救,总算留住了这一位“终身教授”的生命。(1994年,徐朔方教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并报国家人事部批准为杭州大学暂缓退休教授。)

徐老这一摔,几乎让他成了“植物人”。在这次摔倒在地的前一个年头,要比徐步奎先生年长七岁的著名老作家、老诗人莫洛(马骅),在林绵师母陪同下,从温州赴杭州参加省文代会。在文代会期间,莫洛夫妇去看望过他俩的挚友徐步奎。当时徐老的健康情况,诚如马老的大儿子马大观兄给我发来电子信中所告知的:“徐步奎先生仅脚不太便,反映迟钝,但还能够说很多话。”

去年(2006年)12月,我应邀在杭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讲学。副院长江平兄在跟我聊天时对我说:“抗战时的1943年,徐步奎先生考入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时避乱,内迁龙泉)。他在国文系读了一年之后,转到英文系。先父江超中(又名江潮,原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那时正在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读书。曾言及他们那个班级只有11名学生。徐步奎先生是读英文系的,但他常来国文系听课,是那个班级的第12个学生。”

我在讲学之余,由跟徐步奎先生有着两代世交情谊的杭师院退休副教授应守岩兄陪同去看望我俩的业师吴熊和老先生。老教授吴熊和著有《唐宋词通论》、《唐宋词汇评》等,他原是浙江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当我言及欲去探望徐步奎先生时,吴老师直言劝我“不用去了”,因为“一周之前,平慧善老师去看望徐步奎先生,徐先生已经不认识这位跟他一起工作过 40 多年的老同事了”。“如果你去,徐先生也不会认识你的。何况,他已不会说话”。由是,我真的就没去萧山杭州武警医院探望,只在心中为徐老祈祷。这,竟铸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徐老在“神州大地举杯同庆辞旧迎新”的除夕爆竹声中解脱了。惋恻之余,我想起了老子在《道德经》第五十一章所说的:“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又想起了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说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是的,人总是要死的,或早或晚,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徐老走了,回忆往事,旧游如梦。

我成为徐老的一名学生,那是1959年,我考进了杭州大学中文系。他执教我们的元明戏曲。我呢,成了他的科代表。由于我要交班级作业,要向他反映我们学生对教学的要求,因此,我常去他家。

忘不了,他曾经接受我们班级的邀请,跟我们同去西湖划船;

忘不了,他在晚自修时会来我们学生宿舍对我们进行辅导。我们的学生宿舍,仅几个平方,6人或8人挤在一小间,既是寝室,又是学习室。那个时代,像我们这样的学习环境,已是“高等学府”中的上等设施了。他笑嘻嘻地坐在高低铺的木床下铺床沿上,请我们向他提问。如果他抬头时一不小心,就会把头碰撞到上铺床的床板上。这种事,已发生过。而他,好像无所谓,总是耐心地进行着“你问我答”。他还查阅我们的听课笔记。想起这些往事,我心中油然升腾起无限敬意:这就是诲人不倦的精神啊!这就是令人一辈子都铭记的高尚师德啊!

忘不了,那是1961年初,他的夫人杨笑梅女士不幸病逝。美丽的春天,碧草如茵,可惜师母已不见。我去徐先生家,总能在他窗前听到他弹奏的钢琴声。我走进他的房间,只见他的钢琴架上翻开着一本五线谱。我默记下几句窗下听来的钢琴曲旋律去问马骅老师。马老师告诉我:“徐先生弹奏的钢琴曲是贝多芬的《悲怆》……”啊,中年丧妻,徐步奎先生何其悲哀!“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徐师母独自远行了,徐先生只能用钢琴曲来抒发他对爱妻深沉的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牡丹亭》内页标注:“徐朔方 杨笑梅校注”。从中可知:瑞安人杨笑梅也是汤显祖研究家。我还打听得:师母杨笑梅是徐先生的大学同学,她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两人相恋时,杨笑梅已查出有病。徐先生很爱她,不忍离去,坚定地要跟她结婚。结婚后,杨一直卧床不起,徐先生悉心地照料夫人的起居,家务都是徐先生“包”的。人称徐先生是“模范丈夫”。

我在杭大读书时,曾在马骅老师的房间里,偷看过徐先生请马老(莫洛)给他修改哀悼夫人杨笑梅的长诗。徐先生在手稿的扉页上写着:“献给爱妻杨笑梅”。徐先生写在厚厚的精装笔记本里,写了厚厚的一本。这些深情怀念爱妻的长诗,在25年之后,已纳入徐朔方诗集《似水流年》出版了(199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当然,在《似水流年》这部诗集里,还有徐先生另一些内容的新诗。是的,徐先生在他学生时代就很爱写新诗,他曾在朱光潜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新诗。写到这里,我应该补叙几句:徐先生中年丧妻,杭大中文系领导非常关心他。领导给徐先生当了“红娘”。徐先生的第二夫人,是系领导给介绍的杭大中文系1961届毕业生绍兴姑娘宋珊苞。学姐宋珊苞毕业后分配在杭州一中(今杭州高级中学)教语文。可叹的是,宋珊苞又早于徐先生撒手人间——她于2001年病逝。可慰的是:宋珊苞生育的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大儿子徐礼杨,杭大数学系毕业后去美国,获美国数学博士;徐先生的小儿子徐礼松,杭大物理系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已获得物理学硕士。孙子在美国读中学,成绩优异,已获得“美国总统奖”……

我在杭大读书时,知道徐先生很喜欢体育运动。他每天清晨都要骑着自行车绕西湖飞跑一个大圈。他爱游泳。每当夏天下午他给我们班级授课,他常会将游泳裤也带进教室放在讲台上。有时,他会把湿漉漉的游泳裤随手搭挂在教室的窗户,迎风飘扬,不拘生活小节;有时,他一下课,就从手提包里拿出游泳裤,在我们眼前一挥,笑嘻嘻地说一声“我去游泳了”,接着,就骑上自行车离我们而去……

若说他不拘生活小节,似乎又不妥。因为在杭大中文系老师中,穿戴最时髦的是他。在上世纪60年代,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全国都凭布票购布,每人一年发布票2尺8寸。整个中国,只有多口人家的家庭凑合起来才能够给家中一位成员新添一件衣服。口号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几亿人的穿戴,几乎是清一色的蓝色或黑色——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一群“黑蚂蚁”一群“蓝蚂蚁”。当年,党中央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生活要“艰苦朴素”。别说老百姓,就连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出国访问,他的衬衫与袜子也是缝缝补补的。而徐步奎先生,他穿“洋派” 西装、他穿背带西装裤,他潇洒地走在杭大校园,特别耀眼……

徐先生爱游泳,他更喜欢散步。我在杭大读书时去他家,常在晚饭之后。此时,他会让我陪他往黄龙洞方向散步。他知道我很用功,而那时又值国家困难时期,食物很少,吃不饱,饥肠辘辘,人人营养不良。我班级中患浮肿病的同学有好几个。如窗友张世欣(今浙师大教授,曾任浙师大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当年他也是浮肿病患者之一。杭大医院配给他的最好的治疗浮肿的药就是一纸袋的米皮糠。我常会向张世欣学兄讨一瓢勺米皮糠来充饥。当年的学子都记得:杭大曾宣布停课三天,要求全校学生自力更生,以小组为单位到天竺、龙井、九溪十八涧等山中去挖掘葛藤根,然后交给学校食堂磨粉煮汤,给大家“增加营养”。那时,我身体欠佳。徐先生多次劝我“不要太用功,多活一天就够了”。他还说他读小学与初中时,他的成绩报告单上挂满“红灯笼”,每个学期总有好几门功课是不及格的。“我哪会像你们班级的人这样用功!”我说:“徐老师,您真会开玩笑。”他说:“真的,我不骗你的。”他知道我是从遂昌来的学生(我是松阳人。1958年,松阳县与遂昌县合并为“遂昌县”。1981年,两县依旧分治),而汤显祖曾在遂昌当过五年知县(明万历二十一年即1583年春,汤显祖从广东徐闻县“量移”到浙江省遂昌县;万历二十六年即1598年,汤显祖弃官离任回老家江西省临川)。因此,散步聊天,聊得最多的便是遂昌的乡俗,或遂昌的名胜。惭愧啊,徐先生知道的遂昌风土人情乡俗与风景名胜,比我所知道的远远要多得多!至于明代时遂昌县金矿、银矿的开采情况,我真的“无可奉告”——因为我不知道。他呢,却能说出许多。他还说汤显祖不愿意给明代朝廷征取金矿银矿的种种恶税,由是弃官回江西临川老家了。此后,我去查汤显祖的诗,的确不假。如:“平昌金矿浸河车,曾道飞烧入用佳。中使只今堆白雪,衰翁几日试黄芽。”(《戏答无怀周翁宗镐十首》)

跟随徐先生散步聊天,是一种享受。关于汤显祖的许多知识,我是在伴随着他散步时得到的。比如,汤显祖两次放犯人回家过年,限期三日,必须自动归狱。再比如,汤显祖在遂昌县搞的“元宵节‘纵囚观灯’”——他从狱牢里放出“在押犯人”,让这些囚犯在正月十五夜去街上观灯,尽情享受中国人欢度元宵佳节的欢乐。还比如,汤显祖写出了剧本,让犯人也参加排演,如果犯人不会唱戏不会演戏,就让人教犯人学敲锣打鼓拉琴吹笛……

我说:“汤显祖认为在押囚犯也有父母妻子子女,也应享受人之‘天伦之乐’,他敢将在押犯人放回家三天欢度春节过大年,这种闻所未闻的破天荒事情,有着不可思议的了不起;汤显祖敢让囚犯在元宵节夜到遂昌街上去自由自在地观灯,我真的有点想不通:汤显祖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胆子?”徐先生说:“这叫文明。”又补充说:“汤显祖说遂昌山民很淳朴,他们都会按时回牢狱的。”啊,我像是在听天书!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全是“阶级斗争”,是“专政”,是“对阶级敌人决不手软”……

徐先生问及汤显祖在遂昌当知县时所兴建的射堂、尊经阁、报愿寺、钟楼,书院等古迹留存情况,当年的我,真的一无所知。在散步时,他还告诉我:汤显祖不只是一个剧作家,还是一位好导演。他写的《紫箫记》,词藻很美,但是不宜在舞台扮演。他的朋友帅机批评汤显祖的这一个剧本是“此案头之书,非场上之曲”。汤显祖听后,便重新写。终于写出了可以在舞台演出的53出《紫钗记》,即“临川四梦”之一。“临川四梦”是《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又称“玉茗堂四梦”。但徐先生绝对否认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他在遂昌时写成的。徐先生说:“只能够说是‘汤显祖在遂昌时酝酿的’”。在学术界,这成了“一家之言”。

凡熟悉徐朔方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一家之言”,很多很多,自成体系,振聋发聩。如果给换句雅一点的话,可以叫“他很有个性”。

比如,他一炮打响而成其大名的,是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琵琶记》学术讨论。其时,春风得意正33岁的他,在浙江师范学院(今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执教外国文学。那时他还担任着浙师院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副主任。他以刊发于1956年4月8日《光明日报》的一篇《琵琶记是怎样一个戏曲》而被邀请到北京去参加《琵琶记》学术讨论会。会上,他独成一派,舌战群雄,与之辩论的,都是国内的一代名流,如翦伯赞、田汉、尚钺、李长之、赵景深、陈中凡、王季思、戴不凡、钱南扬……。1956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琵琶记讨论专刊》(《戏曲》杂志社编),详尽地记录了每一位学者的发言。例如谁打断了谁的话,谁插嘴说了什么话,都有详尽的载记。这次学术讨论会后,徐先生回到杭州,很快地,他就被中文系领导将他从外国文学教研室调入了古典文学教研室——他又跟他的老师夏承焘先生在一室了。并且,他还担任了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副主任。在大学学科教学中,像徐朔方先生这样既能够执教外国文学,又能够教古典文学的“两栖动物”,在我国高等教育界,稀见!因此,学生时代的我们,对学贯中西的徐步奎先生很有些崇拜——尽管他当年还只是一名讲师。

著名元曲研究专家温州人王季思教授是徐步奎先生的国文老师。在《琵琶记》学术讨论时,徐先生不同意王季思《琵琶记》研究的某些观点。今读徐先生的论著,他跟王季思先生的学术分歧好像颇多。不仅《琵琶记》研究存有分歧,其《西厢记》研究,也存分歧。此可如徐先生在《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的《后记》里所写的:“王季思老师逝世已久,我虽还视息人间,但也垂垂老矣。王老师生前对我奖掖有加,而我这篇文章不得不批评他的《西厢记》作者的时代说。这也许可以说是学习他对业师陈中凡先生的批评。现在虽然已经不可能向他请教了,我想他的在天之灵,如同他生前一样包容广大,一定不会认为我是忤逆。”(《徐朔方说戏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在古代文献中,明代叶子奇《草木子》卷四、祝允明《猬谈》、徐渭《南词叙录》等,都说南戏起源于温州,称南戏为“温州南戏”或“永嘉南戏”。此说的旁证,可有如众所周知的《琵琶记》作者是瑞安人高则诚;《张协状元》的“占断东瓯盛事”,说明《张协状元》是在温州编成的。但,徐朔方先生绝对不同意将南戏称为“温州南戏”之说。他认为“南戏广泛流传我国南方各省,并不局限于温州一隅。”(详见徐朔方《曲牌联套体戏曲的兴衰概述》一文)

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奠基人之一王国维(1871-1927),徐朔方先生也敢大胆地向他挑战。至今为止,能有几个学者敢向王国维先生挑战?徐朔方先生是一个。徐先生直言:“王国维说‘真正的戏剧起于宋代’,可是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具体落实,他的真实主张是‘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剧开始也’。这是王国维曲论的一大缺陷。”“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我国古代戏曲史的奠基之作。……他以大都、平阳、杭州为杂剧发展的三大中心,无视另一更重要的杂剧中心城市开封。”徐朔方先生的戏曲研究,真犹吴熊和教授在挽联中所写的:“一枕沉酣似续临川四梦;百篇芒角直追曲海二王。”——“二王”指明代戏曲理论家、剧作家王骥德与近代大学者王国维。“芒角”者,棱角也。

对于70后的新一代戏曲研究者的浮浅学术作风,徐朔方先生极其憎恶鄙夷。同样地,他也“很有个性”。如《再答程芸博士对我汤显祖研究的批评》一文,他写道:“去年,我在大连《外语与外语教学》杂志发表《答程芸博士对我汤显祖研究的批评》时,到此为止,没有再分析下去。现在才知道自己错了,不能寄希望于对方的自知之明。……程芸同志不相信古人的论述,而文章也不能不写,于是就只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主观能量,写下洋洋大观的两次‘推论’,其勇可嘉。但是,对于问题的实质,我们不得不有所保留。”此时徐老已年近八十,他依然锋芒毕露。(按:程芸,男,1972年生。江西省景德镇人。武汉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

徐先生学殖深厚,兼职的头衔很多。如:国家古籍整理领导小组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为抢救昆剧,1986年10月,浙江昆剧研习社在杭州成立,他还担任了社长。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徐先生多次应邀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日本、中国台湾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

徐先生终身献身学术,学贯中西,识高当代,建树多方,尤以汤显祖研究和元明清小说研究卓然成为大家。

我整理了一下徐先生已经出版的汤显祖研究著作,兹按出版年份予以排列,计有:

《汤显祖年谱》(徐朔方著,中华书局, 1958 年第一版)

《牡丹亭》(汤显祖著,徐朔方、杨笑梅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第一版。1982年重写《前言》,第二次印刷;1997年 3 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汤显祖全集新编》(徐朔方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第一版)

《汤显祖年谱(修订本)》(徐朔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一版)

《汤显祖诗文集》(上集、下集)(汤显祖著,徐朔方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一版)

《论汤显祖及其他》(徐朔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一版)

《汤显祖评传》(徐朔方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一版)

《汤显祖全集笺校》(全书 1-4 册)(徐朔方笺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一版)

是的,人们一提起汤显祖,就会想起徐朔方;人们一提起徐朔方,就会想起汤显祖。

20世纪80年代,西风东渐,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金瓶梅》的研究,也沐浴着现代化的学术之风。徐朔方先生编的《<金瓶梅>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以及他著的《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齐鲁书社,1988),有独特意蕴与不凡的见解。

徐朔方先生还治史。1984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史学论著《史汉论稿》,便是他在那“我的专业在一个无以名之的年代里被迫中断”,“到后来秦始皇及法家走运之时”,“在斗室里‘偷闲学少年’”,埋头于《史记》与《汉书》,进行比较研究的硕果。

我整理业师徐先生留给我们的等身著作,仍按出版年份给以排列,还有:

《戏曲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

《长生殿》([清]洪昇著、徐朔方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

《元曲选家臧懋循》(徐朔方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美欧游踪》(散文集,他游历美国、希腊、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等地的散文15篇)(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沈璟集辑校》(徐朔方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晚明曲家年谱》(43种年谱。1-4册)(徐朔方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小说考信编》(徐朔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元明清戏曲经典》(徐朔方、李梦生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第一版)

《徐朔方集》(1-5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徐朔方说戏曲》(徐朔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一版)

《南戏与传奇研究》(徐朔方、孙秋克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长生殿>插图本》([清]洪昇著、徐朔方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古本小说集成》(53种)(徐朔方、章培恒、安平秋、柳存仁编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明代文学史》(徐朔方、孙秋克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这真是一座立于奎章真境的丰碑啊!他真的是“学贯中西,傍史依经,曲学会归成泰斗;识通今古,谠言鸿论,等身著作伟典范。”(台湾大学曾永义教授挽联)

或许,你可能没想到:他是中共党员。1956年,他提交了入党申请;1962年,他又一次提交入党申请,直到1986年,他终于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还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3)代表、第七届浙江省人大常委。

徐朔方先生的追悼会,是2007年2月27日(正月初十)在杭州举行的。3 月 8 日(正月十九),他的儿子徐礼杨博士代表全家将徐朔方先生的珍贵遗物,包括徐朔方教授生前的部分手稿、证书、著作、照片和实物,无偿捐献给了浙大档案馆。

徐朔方先生的部分遗物,包括他研究汤显祖的著作《汤显祖全集》、《汤显祖年谱》以及他自己珍藏的汤学研究图书资料三百多册,包括一些珍贵的手稿和孤本,按照徐先生生前的遗愿,也已由他的儿子徐礼杨博士代表全家于2007年3月17日(正月二十八)赠送给了设立在浙江遂昌县的“中国戏曲协会汤显祖研究会”。

如今,徐先生走了,而不是跟我一起散步。悲痛啊!

逝者已矣,留给我们的是哀悼和无穷的思念。

昔日学生的我,祭奠以诗,吟曰:

(一)

文曲光沉去渐遥, 此时怅望傍溪桥。

执经请业今何似, 长忆龙吟动九皋。

(二)

哲人其萎上云霄, 北斗泰山硕德高。

又见钱塘春水涨, 飞花还报尽思涛。

徐朔方(步奎)先生,安息吧!

 

2007,03,26写于一悟书斋。

 

【附记】写毕此文,我用电子邮件发给当年多位窗友,请求审正。应守岩兄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有一段话详叙了我文中所提到的关于他与徐步奎先生的“两代世交情谊”,录之如下:“徐步奎先生父母住在东阳县城南街叫‘黉门前’的地方(解放前的孔庙前,今已拆为广场了)。1958年时,他们来我的邻村东阳县城西郊的焕山开小店。我的村子叫河山,与焕山同为一个行政村。他的父母与我的父母是老朋友。我的父亲常去他小店坐坐,他们有什么事情也常找我父母商量。先生的父亲名徐圣达,年龄比我父母要大。因此,我叫他们是‘伯父’‘伯母’。我来杭读书后,寒暑假经常给徐先生带东西(如过年的年货之类)。师母杨笑梅,我是见过的,但她躺在病床上,未曾说过话。先生与宋珊苞结婚时,他们送我一斤水果糖(正值国家困难时期,难以见到水果糖的影子,很是珍贵)。后来我分配到杭一中语文组,师母宋珊苞成了我的同事。文革初期,先生一家曾住在杭一中。我与先生有来往。先生的先父去世较早。他的母亲在2001年还在世。因宋珊苞去世那一年(2001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我去看望徐先生,先生说他母亲还健在。另,在我去参加徐先生追悼会的路上,吴熊和老师跟我说起徐先生给大儿子取名为‘礼杨’,有纪念前夫人杨笑梅的意思。由是,我联想到他给小儿子取名为‘礼松’,‘松’者,谐音‘宋’也,指后夫人宋珊苞。由是可知,徐先生给两个儿子取的名字,蕴含着徐先生对两位夫人浓浓的深情和敬意,他对前后两位夫人都非常的爱。”

(此文已刊《墨池》双月刊2007年3期与浙江大学《求是儿女网刊》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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