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竺校长我们永远怀念您 吴大信

敬爱的竺校长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吴大信(1949届史地)

我对竺校长和他倡导的求是精神在两方面的感触最深:一是在我1948年9月被特刑庭公审的那一天,竺校长不仅亲自旁听了公审,还和苏步青教授一起促使法官同意在公审宣判后改善了我在监狱中的关押情况,把我从一般监房改关到病监去和陈建新、黄世民、邵伯瑾等三位学长关在一起,这使我在狱中的生活大为改善,白天可以在病监的小院中自由走动,还可以看到《东南日报》,以此分析整个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情况。二是求是精神对我教育很大。因我是杭州人,1946年夏从厦门大学转入浙江大学读大二。求是精神,首先是充满民主、自由、爱国精神的生活壁报(后改为费巩壁报)对我教育很大,使我热切关心国家大事,因此1947年初在浙大,不仅参加抗暴游行,而且参加了三天的抗暴宣传队,不久也就因这次宣传参加了进步的拓荒社。“五?二○运动”中担任浙大宣传队总队长,7月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1月提前半年转正后,任地下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因此在多次学运活动中,能直接听到竺校长的教诲,他那深切爱护学生而又要求学生平稳、科学行事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由于我1946年秋才进浙大,对浙大在湄潭、遵义、永兴甚至在龙泉的情况并没有亲身经历。因此最近我对竺校长在浙大13年中对学运的支持和对学生的深切关怀、爱护的情况先进行了仔细的学习和了解,这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校长的崇高形象和高尚品德。

下面我想就校长在执掌浙大13年中对学运的支持和对学生的关怀、教育、爱护的若干重大行动来谈谈我的感受和想法。

1936年竺校长一到浙大,当天下午就对全体师生发表演说,倡导以民主、自由、爱国为主旨的求是精神,教育学生应当养成“明辨是非”、“不肯盲从”、“为正义和科学要不畏艰险”;1939年给新生讲话的题目就是《求是精神和牺牲精神》,1936年在召开的第一次校务会议上,竺校长提出要撤销前校长郭任远推行的有关军事管理的制度,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拥护,从此浙大走上了坚持民主办学、学术自由和爱国爱民的光明大道。1936年5月爱国学生在“一?二八”事件四周年时,出纪念墙报,批评政府,当传出政府要逮捕学生自治会主席梁涛时,竺校长即刻通知梁涛暂时离校避风。

1937年学生侯焕昭因代表浙大参加全国学联筹备会议,于5月19日在被骗出校门后遭逮捕,竺校长多方努力,于24日将侯焕昭保释出狱回校。

1940-41年间,由教育部指派的训导长姜琦被学生赶走后,竺校长不顾教育部规定的训导长必须由国民党员出任的种种无理规定,亲自邀请具有民主思想的费巩教授任训导长,使浙大民主、自由、爱国的思想得到更大的发扬。费巩教授任训导长期间,支持学生创办《生活壁报》(后改为《费巩壁报》),壁报以民主喉舌、支持正义、抨击时弊、揭露当局、评议批评学校举措,发扬求是精神为宗旨。撰文不受任何检查和限制,作者姓名绝对保密。这一浙大民主、自由、爱国的重要阵地,使浙大所有师生都能深受教益。我是受教益较多的一个,从而走向进步,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1年12月在学生进行倒孔游行时,竺校长不仅亲自带队,而且为了更好地保护学生,在队伍出发前,还对大家说“我领队,大家要有秩序,勿与军警发生冲突”。在游行中,他还再次找警备司令张文达,要他下令军警勿与学生冲突。在倒孔运动中,遵义“黑白文艺社”社长何友谅、社员王蕙和“质与能自然科学社”社员陈海鸣被捕,以后何友谅不幸牺牲于集中营,滕维藻、潘家英、王蕙、陈海鸣经竺校长多方营救,先后获得保释。

1944年冬,国民党军队狼狈溃败,贵州面临了将要沦陷的局面时,竺校长主持筹组师生在黔北坚持“自卫防护方案”,12月7日国民党教育部企图趁机解散浙大,电令浙大合并于中大,学生一律从军,对此,竺校长竭力维护浙大,国民党教育部的命令未能实现。

1945年3月,参加青年军的浙大学生李家镐、易钟照等五人在国民党二○二师被宣布为“共产党”而被捕,竺校长竭力营救,使李家镐等五位同学全部获释。

1945年初,费巩教授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杀害时,原浙大学生邵全声受牵连,被特务机构逮捕后,被判死刑,竺校长亲至监狱探望,竭力营救,首先将邵设法移送普通法院,接着又大力营救,1947年终于经竺校长保释出狱,使邵全声得以“虎口余生”。

1946年春,杭州学生爆发反内战示威游行,国民党省党部书记曾事前约见竺校长,要他阻止学生参加,竺校长说对学生只能劝阻,阻止必无效,没有对学生阻拦。事后,省警备司令竺鸣涛开了赵槐等七人名单,要竺校长开除其学籍。竺校长以须“查明真相”、“追出幕后主使”为托辞搪塞,从而使得没有一个学生受到处分。

1947年五月运动时,之大学生总数不及浙大的三分之一,可五月运动后期,之大被退学生四五十人,而竺校长对浙大学生却一个也没有处分。省长沈鸿烈对此极为不满,竺校长针锋相对,说他根本反对浙大让军警进校搜捕学生,说“学校处置学生不能动武”、“学校须以德服人”。沈鸿烈大为不满,大骂浙大是“共党租界”。

令学生最敬佩最感动的是竺校长从1947年10月份起,在于子三运动中的崇高行动。1947年10月2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在校外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郦伯瑾等三人。竺校长闻讯后立即进行营救,与省府秘书长、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国民党省党部书记等要人联系,要求放人或移交法院。当29日晚于子三被害于警备司令部时,竺校长闻讯甚为愤慨,当即驱车到省府责备沈鸿烈,并至监狱探望于子三遗体,指责警备司令竺鸣涛应负全部责任。当局为了掩饰真相,以防引起群愤,要竺校长签字证明于子三“畏罪自杀”,他严词拒绝,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自杀的!”当即愤怒离去。国民党的暴行即刻激起全校师生的义愤,30日学生不顾戒严令上街示威游行。浙大教授也宣布将于11月3日举行罢教,影响甚大。国民党中央党部连夜派要员来劝阻,劝竺校长阻止罢教,当即被竺校长严词拒绝。接着竺校长亲赴南京,至教育部、司法部、中央党部等处申诉,说明于子三被害真相,要求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这当然得不到当局的支持,对此,他在南京接待《申报》、《大公报》记者的采访时,公然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冤案。”还说“对此事处理结果,将判明政府的法治精神之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意愿之有无”。竺校长谈话见报后,蒋介石十分愤怒,要竺校长报上“更正”,竺校长斩钉截铁地说“报载事实,无法更正”,不畏残暴,正气凛然。对此全国报纸先后纷纷转载,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对于真相的封锁,从而结合当对各地学运的领导,在全国掀起了著名的于子三运动(于子三事件、反迫害运动)。

于子三运动从1947年10月开始,直至1948年3月14日安葬于子三于杭州西湖旁的凤凰山,前后将近五个月,在这五个月中,竺校长作了一系列的支持,其中主要的有1947年11月他有力地支持了郦伯瑾三个同学在公审中的斗争,1948年初在国民党“一四暴行”中,竺校长还亲自阻拦暴徒,保护学生,他还亲自选了凤凰山作为于子三安葬的墓地。于子三运动是1947年全国的第三次大运动,而且是最有力的一次,参加这次运动的有上海、北京等二十多个城市,有数十万人参加,为此,国际学联1948年还专门派人到浙大来进行慰问。正由于在长达五个月的斗争中浙大师生能英勇顽强地进行斗争,有力地敲响了蒋介石的丧钟,因而浙大光荣地被誉为民主堡垒。

1949年初,淮海战役,敲响了蒋介石的丧钟,时局日趋动荡,浙大成立了安全委员会,领导全校师生坚决护校,但有部分师生情绪惶恐不安,不知浙大以后往何处去。教育部杭立武等不断催促,要竺校长去台湾并将浙大迁台。这时,在新任省主席陈仪将被捕关押的学生全部释放时,竺校长亲往保释。4月24日竺校长倡议,在原学校安全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应变委员会。应变委员会包括学生代表,由25人组成,由严仁赓、苏步青任正副主任,竺校长为主席团七成员之一。接着竺校长在应变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表示,浙大是浙江的大学,无论国内形势如何变化,浙大绝不搬到其它地方去,他的讲话,大大安定了浙大的人心。4月29日,上海教育部长杭立武再次催促竺校长去沪,加上外间谣传竺校长留杭是想当维持会副会长,竺校长再三思维,决定以自己离校表示自己可不负责任以摆脱杭立武等要浙大或疏散或迁台等纠纷,决定当天离杭赴沪。29日当天下午2时,竺校长辞别家长,离开了他执掌13年之久的浙大,离开前他给浙大应变会正副主席严仁赓、苏步青留了一封信,说:“适因前日报上载上海各大学有逮捕学生及强迫疏散之消息——顷间教育厅李厅长见告,周主席已面告并转嘱安保司令王云沛,谓渠等负责期间绝不入浙大捕人,弟心释然——一切交代手续已托振公秘书办理。临别不胜依依——又启者:执行会重要职员如警卫组主任等,必须住入校内。”这说明竺校长对他执掌13年的浙大,对浙大师生的关怀、爱护是何等的深切啊!临别依依,他还安排考虑得十分周到。4月30日中午,竺校长到上海中央研究院后,即打发陪同他来沪的人回杭并要其转告夫人陈汲,叫他们放心,他决不去台湾或者广州。当天下午3点,他访晤教育部长杭立武,杭要竺校长去台湾或者广州,当即被竺校长拒绝,5月6日在路上碰到蒋经国,蒋经国也邀他去台,被他婉言谢绝,竺校长决心留在上海,等待黎明的到来。

综上所述,竺校长光辉的一生,我的感受是竺校长当然首先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但是在我们这些参加学运的学子的心目中,他却首先是位可敬的教育家,是对学生深切关怀十分慈爱的长辈。这是浙大人的共同感受。在浙大人中,也可能有极个别人对竺校长有些误解,认为竺校长有时对学运有不同看法,有不支持或者消极情绪,这是极大的误解。竺校长对学运中某些地方确实有过不同意见,甚至是严肃的批评,但那恰恰是指出学运中某些不当之处,和批评某些不利于学运和师生安全的过激行动。在这儿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一是五月运动时我们浙大搞了无期限罢课,这一表面上看起来很坚决的很勇敢的行动,却是错误的,它造成了学校的松散、混乱,既荒废了学业、又造成了学运队伍的涣散,因此竺校长支持我们罢课但要求应是短期的,而无限期罢课是错误的,这一意见是正确的;二是1949年春,在同学欢迎我们被捕的五个人被释放出狱时,不仅举行了游行而且还在墙上用油漆写上打倒四大家族的大字标语,对这一过激行动,特别是用油漆写上述大标语,竺校长很生气,做了严肃的批评。这是十分正确的,事后党、组织上根据周总理的教导也批评了这些过激行动。因此我认为个别人对竺校长的误解,实际上是不了解事物的复杂性,特别是对学运复杂性不了解的一种幼稚的片面的看法,我想他们在努力了解竺校长13年中支持学运深爱学生的无数次行动后,一定会纠正误解,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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