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自述:愉快的13年

沈善炯自述:熊卫民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11

第五章 愉快的13年

  一回国,我的老师张景钺教授就催我回北大生物系工作。但北大的另一个老师却强烈反对,甚至说:“如果沈善炯来,我就走!”这就使我的老师感到很为难。那个人也曾当过我的老师,据说是因为张景钺先生对我的期望过高,总在大家面前赞扬我,她有点看不惯;又担心我去了后,给她造成压力,所以才极力阻挠。其实我并不愿意回北大,我并不主张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在美国时我就向老师表示过,我想去医学院工作,在那里我可以教生化,然后等待时机再回到我的第一志趣遗传学上去。南开大学为争取我去,特地将我的妻子卢盛华从沈阳调到天津,①但我还是没有允诺。最后经浙江大学的谈家桢和我的好友丁振麟介绍,我去了杭州,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生化科工作,任副教授。
  ①1947年我去美国留学后,为了替我维持这个家,盛华带着我的妹妹和我们的女儿去东北,后到沈阳工作。——沈善炯注。

  从1951年至1952年初,我在浙大医学院教了两班医学院同学和一班理学院药学系同学的生物化学课。同学少年皆勤奋好学,他们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一般都能看英文参考书,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也常毫不拘束地跑来问我或和我讨论。鉴于同学们的求学热忱,我希望多给他们介绍一些基础知识,因此我必须加倍自学,这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乐趣。那时我才34岁,置身于年轻学子之间,感到桃李芬芳,学友情深。
  教书之余,我常踱到西湖边去看岳飞庙。“文革”过后,我再去那儿,发现变化不小:造反派、红卫兵把岳飞的坟(衣冠冢)都掘了,后面爱国诗人陆游的题词被拿掉,蔡廷锴写的“军人模范”也遭磨灭。庙里原有一副对联,“父子北征,忠孝岳家军第一;君臣南渡,河山宋室庙无双”,也不见了踪迹。我在浙大的学生叫我写一副补上去,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动笔。


2005年与当年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杭州聚会

  1952年,全国大学都要参考苏联的高等教育制度进行院系调整,浙大医学院归并到了浙江医学院。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洪式闾特地持聘书到我家里,希望我仍能在浙医任职,但我已决定去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了,这也是我的恩师张景钺先生推荐的。我于1952年2月离开杭州,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与几位为我送行的同学在车站告别。“先生,我们分别了,但我们将一直记着您。”这句临别之言一直回荡在我的心坎里,特别是在我以后困苦的日子里,给了我不少信心和力量,使我想到还有不少青年是爱戴我、尊敬我的。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如今我当年的学生已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不少贡献,有的已是国家的栋梁,担负着医学上的重任。
  我有道德学问高尚的恩师,他培养我入科学之门;我有愿意献身科学、报效国家的学生,他们鼓励我对科学执著追索,做个有用之人。夜来扪心自问,我真不愧此生。
  我到上海后住在陕西南路的一个宿舍里,盛华和我们的女儿沈韦仍留在杭州。那时曾在联大教过我的殷宏章先生适从印度回来。他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后来到了印度。新中国一成立,他应政府的号召回国,也要到实验生物研究所工作。殷先生很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当时属于实验生物所的植物生理研究室工作。因为过去的师生之谊,我勉强同意了,但我内心是不大愿意留在植物生理室的。

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
  1950年代初,几经战乱的中国百废待兴,我和其他归国留学生一样,诚心诚意地愿将自己的一技之长奉献给新中国的重建。当时我国的抗生素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有些国家还限制我国进口抗生素。为应医药工业的急需,殷先生和我商量,决定研究抗生素的生产,成立抗生素研究组。这个组开始时只有助理研究员单慰曾、技术员张文玲和我三人。我对抗生素可以说是外行,只好硬着头皮到上海仅有的一家青霉素厂,向有经验的技术员和工人学习关于发酵、提取和鉴定等过程的操作。回溯往事,我要感谢当时的青霉素厂厂长童村、技术员余尔谷还有工人杨采娥对我的帮助。他们无疑是我学习和研究抗生素的启蒙老师。
  抗生素的研究后来被列为国家的重点研究项目,并由院属有关研究所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卫生部上海青霉素厂等在上海成立了抗生素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负责领导和主持这项工作,汪猷、高怡生、殷宏章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陈善晃、青霉素厂厂长童村以及上海医学院的林兆耆、苏德龙等均为委员会委员。由于上级的重视,我们的抗生素研究组很快就增加了陈俊标、洪孟民、宋鸿遇和顾德安等人员。根据抗生素工作委员会的协调,我们主要研究金霉素的生产,包括菌种的选育和金霉素的发酵等。由于大家勤奋努力,不到三年时间,我们就在金霉素的工作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徐昌霖曾到我们实验室来体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为此写了剧本《情长谊深》,接着摄成电影。我和宏章师一起研究抗生素的情景跃然幕上。
  宏章师的教诲和帮助使我难忘。他的智慧给我很多启发。我们注意到,将生长延滞期(1ag phase)或稳定期(stationary phase)的细菌细胞接种到培养基后,都重新从延滞期开始生长,但将生长在对数期(109 phase)的细胞接种到培养基上,却不再经延滞期,而是由对数期直接跨入生长最高的稳定期。宏章师根据细菌生长的这种动态变化推断,作为代谢产物的抗生素的合成也将与生产抗生素的放线菌的生长期有关。我们研究金霉素生产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使金霉菌在不同条件下生长,然后接种到发酵培养基中培养,再观察金霉素的生产,结果发现金霉菌的接种条件确实影响发酵中金霉素的合成。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实验生物学报》上。我在工作中有时很急躁,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偏激,宏章师总是谆谆教诲我,而且为我争取工作条件,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支持。殷师母曾对盛华说:“我们宏章,为了沈善炯,添了不少白发!”真是一言见真情。
  在研究金霉素的生物合成中,我们首先证明金霉菌在分解己糖时,戊糖循环的运转与金霉素的合成有关。根据金霉素分子芳香族环来自1,7一二磷酸景天糖的理论,我们得出在发酵液中的磷酸盐会抑制金霉素的生产的结论——它会阻止戊糖循环,从而限制1,7一二磷酸景天糖的生成。我们进而推断,控制磷酸盐在发酵液中的含量将是提高金霉素生产的重要因素。这个理论经中间试验检验后获得生产部门的认可。
在各相关单位的密切合作下,我国的抗生素研究进展很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终于能够生产一些主要抗生素,而金霉素是其中较早投入生产的抗生素之一。这是我回国后在科研工作中感到最成功的一次合作。可惜这项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但片段记录可见诸竺可桢日记①。
  ①竺可桢在1955年2月18 H的日记中记有如下文字:“下午3点,与柯夫达同志、吴副院长、柳大纲及过兴先谈抗生素事。目前国内青霉素已能自制,可到1600单位,合乎国际标准,链霉索和金霉素则正在试验时期,后者已经过30加仑和53加仑的试验时期……对于汪猷、沈善炯[的]工作应表扬,并将成绩报告国务院。”见竺可桢:《竺可桢全集》。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1957年4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正在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对新中国都抱有强烈的希望,愿将一生献给中国的科学事业。很多人普遍认为,老共产党员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赴汤蹈火,出生人死,能进入这样的集体是一种殊荣。我也正是这样看待共产党员的。生化所的曹天钦于1956年5月入党,是中科院上海岳阳路区各所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中最早入党的。之后每次讨论科学家人党申请时,党组织总是邀请其同辈参加会议,意在教育大家,促使大家向这些够入党条件的入学习。我的这次入党讨论会也邀请了钮经义、邹承鲁等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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