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雷达事业萌芽的历史状况
及我党地下策反工作的卓越成就
十四所所史编写小组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
雷达是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雷达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当时在我国，由于工业基础薄弱，无论是国民党区还是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地区，雷达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故防空情报只能凭望远镜目测，再用电话以“消息树”的方式进行传递。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在中国大陆上的大部分装备和台湾的全部装备均被国民党接收，其中包括100多部在二次大战中留下来的雷达装备，以散处在台湾的居多，但均遭破坏，不能使用。
1946年8月，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训令”：“降日所缴雷达机器，交由第六厅负责整修，并计划运用”。为此，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于同年10月派研究员叶彦世偕同清华大学教授叶楷、中央大学教授徐璋本赴台湾各地进行了考察，并于同年11月返宁复命，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该所直属第六厅，并分京（南京）区，台区两地同时工作。京（南京）区所侧重训练雷达工作人员兼任修理，台区所侧重修理工作兼任训练。台区所于1946年11月5日开始筹备，1947年2月1日于台北马场町机场下正式工作，所长是叶彦世；京（南京）区所于1947年15日于水西门登隆巷10号成立，所长是叶造甫。
建所初期，技术人员奇缺，“京（南京）台两区技术人员，每区不过三、五员”，以后通过内部及公开招考，技术人员有所增加，到解放时，技术人员达到37人。这一批技术人员大部分是为了就业和掌握新技术具有钻研精神，通过刻苦产实践初步掌握了雷达维修技术。这了掌握雷达操作技术，“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于1947年至1948年分别于台北和南京两地举办雷达技术训练班，招考高中毕业生或具有一定电讯知识的人员。台北雷达训练班于1947年6月到10月培训出学员48人，南京雷达训练班于1947年6月到1948年3月培训出学员35人，大部分都分配到各要塞侦测队（即雷达站）任雷达操作员。
当时，雷达机器的来源，主要是接收日军留下来的旧机器，“在京（南京）台二地先后接收日式雷达机144架”，但均遭破坏，需要修复才能使用，另外，美军也将一部分雷达机器以剩余物资形式拨给国民党政府，1947年7月，国民党行政院拨给国防部美军剩余物资，SCR－268雷达8架，SCR－545雷达两架。以后美军又继续调拨给国民党一批旧的雷达，除上述两种以外， 有SCR－207，SCR－527，SCR－584、602等型号的雷达，这些雷达均集中在南京的马标。
“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建立后，即着手对雷达进行整修，至1947年底，整修出各种雷达（全部是日式雷达）76部（台区所修出的占大部分），具体数字如下：
1、 三式一号三型警戒机30部；
2、 三式空六号警戒机16部；
3、 四式警戒机 19部；
4、 要地用二型机 2部；
5、 野战移动用警戒机2部；
6、 四号一型标定杨 3部；
7、 四号三型改1标定机3部；
8、 二式一号一型警戒机1部。
这些整修好的雷达大部分均发往国民党各要塞使用，除台湾各要塞之外，在大陆的有江宁要塞、江阴要塞、马尾要塞、青岛要塞、吴淞口要塞、南京狮子山要塞等。1948年，国民党国防部举办了“国防新技术展览会”，该所选送了几部雷达参加展出。（型号有日本的四式、三式空六号；美国的SCR－545、SCR－268等）。
1947年底，“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台区所的修理要作告一段落，根据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的决定，，台区所予以撤销，人员和设备并入南京所，所长为叶彦世。第六厅于此同时筹组雷达研究所，当时，在南京妙耳山征地并建造了研究楼。1948年11月16日，根据第六厅的“训令”，将“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改编为“雷达研究所”，派葛正权为所长，叶彦世为副所长，所址仍在登隆巷，妙耳山研究楼建成暂时作仓库之用。该所成立时，有官佐56人（其中技术人30多人），士兵和工人96人，共152人。
我地下党的斗争取得的成果
我地下党对国民党这一重要军事研究机关比较重视，1948年初，南京地下党组织（具体联系的党员是吕东明、吕的上级为王荣源，解放后曾任中共南京市委监委书记，已故），动员浙江大学毕业生、进步青年张叶明利用其父与特种电讯器材修理所所长叶彦世比较熟悉的关系，进入该所，做搜集军事情报，争取群众的工作，（张叶明于杭州解放前夕被发展为地下党员，解放后参军，现已离休）。
1948年底，国民党在打内战的战场上节节败退，我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首都南京已暴露在我军的进攻方向上，南京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纷纷南逃。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也命令雷达研究所向南撤逃。
雷达研究所所长葛正权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不愿追随国民党继续打内战，想把这一批宝贵的雷达器材保存下来，但又不能抗拒第六厅的命令，于是他暂将雷达研究所迁往杭州，再伺机行事。1949年1月6日至4月16日，该所分七批迁到杭州，当时有官兵100人，携带器材1156箱和6部雷达整机（SCR－268、SCR－270、SCR－527、SCR－545、SCR－584、602雷达各一部）。葛正权并在南京设立了一个17人的留守处，看守一时运不走的大部分雷达和器材（约1500吨），任命汪乃秩为留守处主任。
我南京地下党组织得悉这一情况后，即将此情报转给杭州地下党组织，由张叶明同志负责联系，接受杭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具体联系工作的是在杭州地下党党员谷超豪、许良英）。
雷达研究所迁到杭州以后，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继续命令该所向广州、台湾撤逃，葛正权就采取拖延不动的办法，1949年3月间，第六厅厅长钱昌祚曾专程到杭州摧促该所南迁，并应允拨三万银元作拆迁费，葛表面应允，但在钱走后仍按兵不动，也不去领取那三万银元。在是否南逃的问题上，该所分为两派，一派发葛正权为首，消极对待南逃，采取按兵不动的策略，实质上是暗中等待解放；另一派以副所长叶彦世为首，力主南逃。由于葛正权在职务上和军衔上的优势，所以“按兵不动”这一派占了上风。
1949年3、4月间，我地下党南方局（负责人刘雅清）布置地下党员许锡瓒公开身分是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少校科长，后为我三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已离休）组织护厂护校工作，并劝说国民党高级科技人员留下来，为建设新中国服务。许为此写了劝说信给雷达研究所所长葛正权，葛内心表示接受。葛在离开南京去杭州时曾秘密地将此信给南京留守处副主作戴季江看阅过，示意戴要保护好器材，到时按帐册完整地交给解放军。当时，南京留守处主作汪乃秩为了了解局势和稳定留守处的人心，走访了他的老同学李世仪（李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未暴露身份），李向他讲清了形势，即国民党败局已定，大势已去，应该顺应历史潮流，留下来为建设新中国出力。汪接受了李的意见，决心把留守处完整地留下来。
1949年4月21日左右，南京国民党军队已撤逃，此时我军尚未入城，一部分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不良分子（约200余人）包围了雷达研究所留守处，企图抢劫器材，留守处人员经过了极大的努力，保卫了仓库的安全。4月23日南京解放，24日留守处主任汪乃秩副主任戴季江一同到二野司令部三局请求解放军接管该留守处。5月4日二野三局派军代表贾鹤龄接管了雷达研究南京留守处。
4月25日中共地下党员许锡瓒专程从上海赶到杭州与葛单独会见，劝说葛正权不去广州，葛向许明确表示不再迁往广州。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我军逼近杭州。我杭州地下党通过张叶明同志发动该所下级军官和青年职工开展了护所斗争，以防止国民党散兵游勇和的破坏，葛正权给以支持，并将雷达整机、器材、文件资料予以封存，等待解放军接管。5月2日，在第二十次所务会议上，葛正权佯称：“本所迁移与否已报厅请示未电复”。至5月3日杭州解放，5月4日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派航空处处长王中笑接管了雷达研究所。从此我国的雷达事业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注：
1、1949年11月，华东军区航空处南京办事处召开了评功授奖大会，表彰雷达研究所职工的护所功绩，办事处主任乔坚在讲话中肯定了该所职工的起义行动。当时有42人立功受奖，其中葛正权、张叶明两人荣立一等功；王懋生、程嘉钧、汪乃秩、戴季江、刘忠兴等6人荣立二等功；葛兴、项家骅、张传杠等34人荣立三等功。
2、1983年10月20日，空军政治部联络发出文件《关于伪国防部六厅雷达研究所人员按起义人员政策对待问题》，文件中确定葛正权等105人按起义人员对待，另确定包智雄等13人因有反动行为，不按起义人员对待。
3、1985年12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向原雷达所105名人员颁发了《起义证》。
以上根据材料：
1、《关于伪国防部六厅雷达研究所人员按起义人员政策对待问题》
空军政治部联络部 1983年10月20日
2、《杭州党史资料》 1984年第二期
3、《关于国民党伪国防部雷达研究所在解放前夕的一些情况》 许锡瓒 1984年12月5日
4、《杭州市军管会军事部航空处接管工作初步总结报告》 1949年6月1日
5、《牡丹江老航校建校四十周年纪念回忆录》 王中笑 1986年5月28日
6、《（伪）国防部第六厅三十六年度工作报告书》
7、《为请派员来所接收由——伪国防部第六厅雷达研究所报告》 1949年5月3日
8、《（伪）雷达研究所会议记录》 1949年
9、老同志的回忆（葛正权、戴季江、汪乃秩、周绍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