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传略

浙江大学在遵义

谭其骧先生传略
吴应寿
谭其骧先生字季龙,浙江嘉兴人。· 1914 年出生于沈阳皇姑
屯车站职工宿舍,次年随父南归嘉兴原籍。
先生是当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但并不是一开
始就搞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先生先在家乡读私塾、小学和秀
州中学, 1926 年就读于上海大学和暨南大学。大学第一年读社
会学系,第二年改读中文系,第三年初又改读外文系,后来才转
入历史系。先生以后数十年学术上的发展.那时就奠定了基础.
北平(现北京)是当时全国人才萎萃之地,文化教育的中
心.有志做学间的,一般都要去北平.先生大学毕业后,即于
1930 年秋负笼北上,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在大
学时,受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的影响,选择了中国移民史作为研
究方向,毕业论文为《中国移民史要》,赂述自上古至清国内各
族迁徙大势,得到潘先生的好评.研究生毕业论文,虽仍然选择
移民虫,但先生却认为研究移民史应该从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或一
个时代一个时代着手,而不应该再搞全面的史赂、史要或简史。
先搞清当前各地区人民的来历,才是研究移民史的主要课题.于
是先生从湖南省做起,写成《中国内地移民史-一湖南篇》(后
来中央大学《方志月刊》转载时改为《湖南人由来考》)。
先生在读研究生期间,对魏晋南北朝史、中亚交通史都有兴
趣,写过这两方面的学术论文。特别是和业师顾额刚先生展开两
汉州制的i寸论后,提高了先生在大学本科时业已萌发的对中国沿
革地理的兴趣和研究能力。
1931 年秋,顾顿刚先生讲授“尚书研究” 一课时,讲到《尚
书·尧典》的写作时代,认为应在西汉武帝以后。因为《尧典》
中说虞舜肘,“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
州,没有f .二州。到汉武帝置卜三刺史部,其中卡二部皆以某州
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所以十二州应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
为了让学生了解西汉制度,还印发《汉书·地理志》作为尚书研
究讲义的附录。先生读了讲义后,认为讲义中所列举的十三部不
是西汉制度,而是东汉制度。于是师生间展开了一场州制的讨
论.先生当时还只是刚满二十岁的不知名青年,顾先生却是海内
外知名的教授,先生不为前人成说所左右,为了探索真理,敢于
提出个人意见;顾先生虚怀若谷,不以权威自居,平等待人,使
学生敢于畅所欲言,把问题深入讨论下去。通过这场讨论,不仅
解决了二千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汉武帝十三刺史部、王莽十二州
以及传说中的虞舜十二州等问题,而且在这次讨论基础上,顾先
生还写成了著名的《两汉州制考》。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先生回
忆此事深有感触地说:“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
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这对于我后来
能够在大学里当一名还算称职的教师,在学术上多少能够取得些
成就,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当时研究生学习期限为两年。1932 年春,先生在研究院毕
业前半年就进北平图书馆当馆员。同时,老师邓之诚先生力荐他
去辅仁大学教4 中国沿革地理”。次年,先生在北大、燕京兼课。
1934 年春又协助顾先生成立“禹贡学会?和创办《禹贡》半月
刊。此时北平学术界有不少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地名、民族、边
疆史地、中西交通、地方志、地理学与地图史等和历史地理有密
切关系的学科与课题,常发表文章于各种报刊。在顾先生教的和
先生班上的学生习作中,不时发现一些有一定质量的论文,却无
处可以发表。成立学会和创办半月刊, 一方面是为了大学生习作
有发表的园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组织和团结志同道合
的人们加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因为《禹贡》是我国展早的一篇
叙述全国自然人文地理方面的名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所以
这个专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学会和专门发表这一方面学术论
文的刊物,就定名为《禹贡》(《禹贡》半月刊原定的英文名称是
Historical Geography 半月刊).
1935 年秋,先生离开北平赴广州学海书院任教,《禹贡》半
月刊编辑工作,交由冯家升先生接替。1936 年秋,先生又回北
平,到清华、燕京两校兼任讲师,除教“中国沿草地理”外,又在
清华社会系教“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气抗战初期留在燕京,除讲授
“中国沿草地理’外,又讲授“中国地理’ 0 1940 年春,先生离开
北平,到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任教.
1940 年,先生在遵义浙江大学时是副教授, 1942 年升任教
授.在遵义六七年中,除讲授“中国沿革地理’外,还讲授“中国
通虫”、“中国史学史’等.历史地理方面发表的主要文章有:《论
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秦郡界址考》;有关贵
州方面的主要文章布《播州杨保考》、《贵州释名》.《论丁文江所
谓徐震容地理上之重要发现》是1942 年在浙江大学纪念徐霞客
三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丁文江曾撰《徐霞客先生年
谱》,对《徐霞客游记》的价值和徐霞客在自然地理等方面的贡
献,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认为霞客对西南
地理有五大重要发现,最主要的发现是长江上源为金沙江,而不
是《禹贡》所说的峨江.先生对丁氏论点逐一辩驳,指出五大发
现中,有四大发现并非事实.就江源而言,《汉书·地理志》越
锁郡遂久县:“绳水出徽外,东至赞道入江”,绳水即今金抄江.
当时已知长江上源有金沙江,只是自汉代以来,人们受所谓经典
《禹贡》的束缚,不敢推翻《禹贡γ峨山导江”的阳说.故徐霞客
的功绩不是对江源有所发现,而是“正名”,敢言前人所不敢言.
先生实事求是之论,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秦朝是我国正式确立郡
县制的王朝、因为没有《地理志》,且《史记·秦始皇本纪》记
载又过于简单,秦郡数目和秦郡界址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是难于解
决的问题。《秦郡界址考》钩稽各种可信史料,正确地解决了秦
都界址问题。稍后又发表《秦郡新考》在一一辩驳了钱大昕、杨
守敬、王国维等名家的说法以后,断定秦朝后期有郡四十六(不
包括内史),也可能有四十八郡。先生在遵义任教期间,发现唐
末到明初聚居在遵义一带八百多年的杨保→族,已经淫没无闻.
于是从方志、中爬梳资料,证以当地传闻,写成《播州扬保考》,
对杨保族源、迁徙及占据播州(今遵义)的经过,与其它民族的
关系、消亡过程、后裔分布等作了详细的探索.以确齿的事实,
证明自明代末糠《杨氏家传》以来认为杨氏始祖是太原人,杨保
是北宋名将杨业子孙之说为不可信,正确地指出杨氏先世实为唐
末泸州(今四川泸州市)叙州(今宜宾市)边徽地区“泸夷”的首
领.我国历史上,人们受了大汉族主义和攀附名门大姓思想的影
响,族源问题一直是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的问题.先生恢复了杨
氏先世的本来面目,不仅需要才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需要有
献身真理的勇气.果然此论一出,当地杨姓哗然,认为说成夷人
是被先生抹黑,扬言要对先生动武。但事实毕竟是事实,解放后
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兄弟民族不再以不是汉族为可耻,先生
的论点已为当地人民所接受0 1981 年5 月,先生在北京香山别
墅出席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遇见贵州侯哲安同志.侯老
见到先生行筐中有此文油印本一册时,视为“海内珍本”,嘱先生
校刊一过,刊登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2 年
1 期。先生在1943 年7 月发袤的《贵州释名》,对贵州、夜郎、
黔中的得名,作了考证.
解放后,浙江大学史地系停办, 1950 年先生转来复旦大学
任教.开始四年半除半年下乡搞土改、半年思想改造外,全力从
事教学工作,教“中国通史”中的“泰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
唐五代宋辽金史”各段。1955 年起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我国沿革地理的研究,源远流长,成绩可观。地图的制作很
早, 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的2100 多年前的地图,就
有很高的水平。早在1700 多年前西晋裴秀运用制图六体的理
论,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唐贾耽又应用裴秀的制图六体,以
朱、墨二色分注古今地名,制成《海内华夷图》,开创了我国历
史地图用分色格表示古今地名的先例。北宋税安礼撰的《历代地
理指掌图》,自帝替至北宋44 图。图县粗略,但实为历史地图的
草创。至清末杨守敬集古代编制历史地图成就的大成,在门弟子
协助下,编绘成规模巨大的《历代舆地图》。自春秋、战国、赢
秦、前汉、后汉历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
十国、宋、辽、金、元、明、或一朝或一国各为一组,共44
组,冠以《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分订34 册,古今对照,朱、
墨套印,比例尺较大,比过去的历史地图详细精确。但由于历史
条件的限制,这部图集在今天来说却显得陈1日,缺点不少;特别
是一朝或一国不再按政区分幅,只用横、纵或南、北、东、西排
列,装订成册,翻检极不方便。1951 年9 月,首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在北京怀仁堂召开,毛泽东同志向吴晗同志提出,希望组
织人力用现代科学方法重新改编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以1955 年
春,吴晗同志与范文澜、尹达同志共三人成立“重编杨守敬《历
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推荐先生主持重编工
作.
先生不但长期从事我国历代疆域政区研究工作,而且有编制
历史地圆的经验.早在抗战时期,在遵义浙江大学时曾编过二三
十幅中国历史地图,只是由于当时制图印刷条件所限,未能出
版.解放之初,曾为曾世英先生主编的《人民地图集》编绘过几
幅放在卷首的历史地图。1951 年下半年又应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华地图社之约,与吴应寿同志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由于内容
丰富,工程浩大,而人力太少,至1953 年初,仅政区部分只编
绘到东晋南朝,完成无期,不得不停止工作,但却为后来编绘
《中国历史地图集》积累了经验。先生得“杨图委员会”邀请,欣
然受命,并以满腔热忱投入了这项工作。工作之初,本来想用较
短的时间改编“杨图”,但随着工作的进展,发现“杨图”的精确度
差,内容也多谬误;且“杨阁”所用的底图是《大清一统舆图》,
无法直接过到今天的地图上。特别是“杨图”仅限于历代《地理
志》(或补志),即中原王朝,没有全面反映我们这个多民族组成
的国家的边疆政区面貌。很显然,编绘工作,无法速成。
由于工作量大,无法近期完成, 1957 年初先生回到上海复
旦大学作较长期的工作规划。开始时有章宾、吴应寿、邹逸麟、
王文楚四位同志参加,其后陆续参加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所、民族所、中央民族学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七八个单
位,其中包括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编绘人员多时达七八十人。
前后历时20 年,至1975 年始出版内部试行本,至今修订过的正
式发行本尚有最后→册没有出版@本图集内容远远超过“杨图”,
不止重编改绘而己,故定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上起原始社
会,下及清朝,全集八册,二十个图组,三百多幅图,古今对
照,彩色套印,按政区分幅。地图集一经问世,使得到j海内外学
术界的重视,认为是中国历史地理建设上具有开拓性建树的著
作,中央领导同志赞扬为建国以来“史学界最有成绩的工作之
” 。
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后,还担任了不少繁重的工
作。1957 年起,兼任复且历史系主任, 1959 年起又兼任中国历
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历史研究所所长, 1964 年起当选为第三.
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1 年起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
员。此外还兼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学会理事、上海史
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中国历
史大辞典》副总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地理卷分编
委、《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总编辑、《历史地理》集刊主
编、《辞海》编委兼《历史地理》分科主编等0 1957 年以后讲授
过两学年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带过几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
究生,还应邀到日本讲学。
先生在学术界成绩卓著,成果累累,这和他勤奋努力,数十
年如一日,分不开的。先生治学谨严。他主张写文章要言之有
物,要有创见不能迷信古人。先生曾说:“只有不迷信,才能发现
问题,才能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先生反对拼拼凑凑,拾人
牙慧;也不赞成专为容易在报刊上发表,写应时文章,认为这样
做成不了一个扎实的学者,也成不了真正通古今之变的通A..且因
此先生发表的论文或主编的历史地图、辞书-刊物,都具有4定
的质量.
先生治历史地理,力求揭示其内部本质,找出其规律性,并
逐步建立了历史地理学.
1961 年5 月先生在复旦大学校庆科学报告会上所作的《何
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解决了黄河何
以决溢改造多而东仅以后曾长期安流的问题,揭示了水土保持对
治理黄河的重要性.《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找出了海河多灾
的主要原因是闸北平原众多的水道集中于天津以下一段海何人
海,宣泄不畅所载.这不仅找出了梅河变迁的规律,而且对根治
海河具有现实意义.
先生昌年逾花甲,仍与研究室青年同志一道外出考察,回校
后还亲自执笔写《太湖以东及茄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考察报告》。
1977 年,先生又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考察了长江和洞庭湖
水泵,在河南、河北两省考察了黄河下游故道,为研究工作取得
了第一手资料.
先生重视调查研究的同时,还尽量利用考古成果。这在他的
论文中,有相当突出的表现,如《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
侵》一文,就是一个例子。先生此文,根据文献记载,证以近年
的考古发现,肯定西汉中叶确实发生过一次大海侵。又根据文献
和考古资料以及地理研究的成果,论述了上海地区不同时期的成
陆过程.. 1958 年安徽寿县出土鄂君启节铭文,为解放后发现的
最重要的楚文物之一.先生据以写成《鄂君启节铭文择地》,对
节文中的地名及交通路线作了考证. 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
墓出土文帝时代的3 幅地圈。先生又作了《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
幅地图》和《马王堆汉蓦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
题岁,指出古地图的惊人成就,并根据古地图,对长沙国的南
界、其西南边区各县及有关水道变化,作了较深入的考证。
先生解放前后的论文,特别是解放前的论文,在复旦历史地
理研究所几位中青年同志协助下,汇编成册,交人民出版社出
版.先生是嘉兴人,嘉兴在秦始皇以前本名长水,故取名为《长
水集》.由于印刷周期长,至1987 年始得出版问世。
先生不仅本人治学严谨,对待集体工作也一样严肃认真.解
放后他担任了很多国家交下来的集体科研和主编任务,他除了发
凡超例,抓总的领导工作外,还亲自参加编稿、审稿,从不做空
头或挂名主编.因此他主编的科研项目,都有较高的质量。
先生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同志,由于长期担任集体科
研任务,抽不出较多的时间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设,所以至
今这门学科还没有形成体系,甚至连一本《中国历史地理讲义》
都没有编成。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尚有待解决,不少领域也有待
开拓。先生常以此耿耿于怀,但毫聋之年,已感力不从心,特别
是自1978 年中风半身不遂以后,行动不便,把希望寄托在中青
年同志身上.先生为了继承和发展“禹贡学会”事业,培养较多的
历史地理专业人才,让优秀的论文有较多的发表机会,在中国地
理学会积极支持下,还于1979 年底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
之、史念海创办《历史地理》集刊,担任了该刊主编并聘请顾顿
刚先生为顾问.刊物发行后,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赞扬。
先生盈年事已高,又残疾在身,但他并不因此却步,而是继
续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甚至在病床上还处理大量稿件。病后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要求更
高。现在先生且不再担任历史系主任和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长,
但仍继续担任各项主编和参加国内各项学术活动,也继续带博士
研究生,为我国历史地理事业而呕心沥血。
(本文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浙大史地研究所40 年代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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