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我永远怀念你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大我永远怀念你
.安毅夫

每当有人问我:“这一生中,哪个阶段,你最怀念?”我总是回
答:“在浙大读书的那几年。”确是如此,尤其是在遵义的那些年
月,那是我氏知识、壮身体,并且确立自己人生观的关键时期,
是我一生中i是值得怀念的年代。
当时的浙大在雪可锁校长“求是”学风熏陶下,在众多品德
好、学识高的老师教诲下,学风淳朴而勤谨。学生们受到良好的
教育。
浙大一l句重视体育。我本来爱好运动,常参加球类和田径锻
炼、比赛,增强了体质。我曾是篮球和足球的校代表队成员。虽
然以后我曾遭遇过较长时期的生活泼折,但能够经受意想不到的
考验,迄今66 岁了,尚相当健康。这同当年母校对体育教育的
重视和对体宵运动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但更加使我怀念的是那几年里,我不仅受到良好的爱国教
育,而且寻找到并接受了马列主义真理,确定了自己的人生观。
中学时代,我很用功,“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
书”。希望国富民强,却又认为,那是我以后的事。“读书赦国”
-一是我当时的想站。1941 年秋进了浙大, 1942 年初碰上“倒孔
运动”。跟随同学们在永兴场那条街上游行一趟,喊喊口号,心
头恨的只不过是某些国民党大宫,例如孔祥熙而己。但不久,却
听说遵义、湄潭的“倒孔运动”受到国民党镇压,有同学被捕。这
使我不得不产生一个问题,“难道爱国有非吗?”
二年级以后,我来到遵义。当时浙大的民主空气很浓,《生
活壁报》J:常有要求民主、自由的文章,同学中也有不少人以民
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自许,也都很合我的思想。这时的客观形
势是:日寇大举入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物价迅猛上涨,官
僚富豪们大发国难财,而老百姓却日益贫困;特务的横行把“民
主”“自由” 的微弱呼声压得奄奄一息。为什么?为什么?怎样才
能救中国?中国该往何处去? -一连串的问题使我迷惘。这时,又
听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向敌后,收复失地,各项政策,深受
人民拥护。共产党干些啥?马列主义说些什么?难道真比国民党
好?比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又是一串问题令我难解。正在这
时,我认识了比我高两班的机械系同学吴作和,我向他倾诉了内
心的苦闷。他带我到他的宿舍一一何家巷3 号51 室,在他床下
有两大箱,共数百本书籍,全是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
原来是“倒孔运动”后被查禁的“黑白文艺社”的藏书。好像发现
了宝藏一样,我孜孜不倦地阅读起来,越读越觉得有道理,越读
越使我对马列主义信服。同时,从当时可以搞到的《新华日报》
和《群众》杂志上,对共产党的现状,也愈益了解。吴作和毕业
离校后,我搬到他宿舍去,这几百册书也就放在我的床下。这都
是些禁书, i午多进步同学常常悄悄地来借阅,(以后,我搬出去
住,这批书转交给陈耀寰,抗战胜利后,又交其他同学带往杭
州J 我们常一块读书,一块讨论。终于,我得到了结论:现
时,读书救不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路,在中国走不通。
中国要强盛,人民要幸福,只有意共产党领导的、马列主义指引
的道路.同时,我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中去,可是那时候,我还
有一个糊涂思想:共产党好,但我不参加,我要做一个党外布尔
什维克,赞助革命而不参加革命。所以,虽有些同学、朋友积极
找党的组织,我却无动于衷。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与初愿相违,客
观的现实粉碎了我的糊涂思想。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把我列为
共产党员,甚至对我采取传讯、恐吓和监视等手段,这不能不令
我惊醒,使我认识到不可能置身事外的“赞助”。要救中国可只有
自己亲身参加,投入革命。我也开始寻找党的组织,大学毕业后
不久,在上海,我终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人生道路上, 一定的机遇是重要的。要不是有共产党的政治
影响,要不是我进了浙大,要不是浙大当时有浓郁的民主气氛,
有大批热血爱国的师生,有前几班老大哥、老大姐的“马列主义
小组”和“黑臼文艺社”,也就不会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学生运动,
也就没有我接受、信仰马列主义的条件。当然,许许多多青年也
通过各种不同的路程走上革命道路。每个人的具体经历可能各有
不同,每个人也都会有他自认为最值得怀念的时刻。而我,我现
在仍要回答的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是在浙大读
书,尤其是在遵义的那几年。”
(本文作者:贵州民族学院院长,浙大40 年代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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