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的疗养室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江大学的疗养室
@吴寿松

浙江大学曾经在遵义设立过一个疗养室,在当时十分艰苦的
条件下,千方百计使不少患重病的学生获得健康。这件事恐怕大
家还不大知道.那时,大多数同学的家庭在沦陷区,经济来源断
绝,学杂费及膳费以贷金充之。所谓贷金,就是由同学提出申
请,经院长批准,缓缴学杂膳费,约定毕业以后偿还.但到我们
毕业肘,法币已经膨胀到天文数字,还与不还已无所谓了.靠贷
金,饭是有得吃了,但是菜则仅白菜或萝扣一碟,清汤寡水.长
期如此,引起营养不良,同学身体素质下降.肺结核菌最易攻向
体弱者,故肺病患者增加.这是一种传染病,同学得了很难措
置.我于1940 年冬忽然大咯血,经诊断为肺结核,生活不能自
理.在万分焦急中,竺校长忽然亲临着望(我们住在北大路男生
宿舍,即今汽车站左边).我父母都在沦陷区,我见了他老人家
尤如大阜之望云霓.校长嘱我勿慌,学校保证会想办站。我当时
也忖度不出校长准备怎样办.过了一天,校方派来两位工友,把
我送到新设的疗养室。室系租用民房,地点在中北路中段西侧,
独门独院不临街,颇为清静,楼上三间为病员住(我去时已有一
位姓李的结核病患者),楼下三间由工友鲍士良夫妇住。鲍负责
料理我们的膳食及内务。校医周威老先生隔几天来看我们一次。
周老是留日留德的医学博士,医术医德为全校所钦服.我在身体
情况好转后曾到他府上去过.看到室内挂有中文系王驾吾教授送
他的一副对联:“得医者意也之意,其术则神乎其神”。我住了三
个月,病情有缓解,但尚不能复学。结核病患者日增,于是校方
决定把疗养室迁往北门阿家寺。该寺房屋颇多而仅女尼三人。我
们去时并不见有佛像。寺的后院全部租给学校。病室有三大问两
小间,可容卜余人,其余房间就是休息室、工友宿舍、厨房。阿
家寺在山坡上,寺后即山,人迹少到,颇为清幽.我曾白日见纺
狗在山上行右。这里空气非常新鲜,疗养肺病倒是一个好条件。
迁移后,生校长亲自来看望我们,并给我们讲了话,大意说他年
轻时也曾体喝多病,叫我们要有信心把身体养好。我汇报了由于
家庭沦陷经济无来源的困难,校长劝我不要担心,答应学校给特
困的同学一些救济金.
由于疗养室位置高,距校本部远,周老先生常来有困难,学
校则约请在遵义开业的朱诚中先生为我们看病。此肘病员已增至
十名,照料我们的仍只是鲍士良老师夫妇二人。他原有一小男
孩.此时又添一小女孩,叫志芳,还是我给起的名字。这画是一
件小事,但也可以知道鲍老师一家与病员的亲密关系了.我们病
员在闲谈中都有一种担心,即肺病会不会传染给两个小孩,所幸
这事没有发生。
那时治肺结核的特效药还没奋发明,我们主要靠静养及呼吸
新鲜空气。
病员的生活颇不寂寞,我们常在一起谈天或各自看图书。有
的病员弄到“禁书’如邹韬奋的《抗战以来》等,使我们在养病中
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报纸是没有得看,收音机全校只有一台。我
们的经常性信息源就是鲍老师每天由校部带回来的一些传闻和来
访同学的口述A 但当时国际国内重大的变化,我们并不隔膜。记
得太平洋战争发生那一次,我们兴奋了几天,认为战争结束有个
盼头了。1943 年初,我被允准复学,但仍住疗养室,早出晚
归。我又成了病员的一个主要信息源。
朱诚中先生那时大约40 岁,在药械均缺的情况下,他想方
设法为我们治疗。例如人工气胸术是被认为较有效的一种治疗措
施,朱先生拼凑了一套气胸设备,为有的病员施治。他唯一的助
手是钱仲韩先生,他是一位青年教授,兼机械系主任。完全是出
自对病员的同情才来当医生助手。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就无挂形
容了。昨见报载,钱先生已被选为江苏省政协主席。祝愿他健康
长寿!不知道钱先生还记得上述情况否。
疗养室成立了两年多,几乎所有病员陆续康复返回学习岗
位,我记得名字的有徐道现(机械系)、顿金梅(机械系)、方国
(中文系)、吴惠(史地)、朱祖辈(化学)等。有三位同学不幸
终于逝世。上述同学康复后,由于患者又继续住进去,所以疗养
室直到迂校才告结束。在抗战的艰苦阶段,为了救治我们这些离
乡背井的、不幸染上危疾(特效药未发明以前,肺结核病是被认
为不治之症的)的学生,在竺校长的关怀下,学校是尽了最大的
努力的。不这样,我们病员当中多数人恐早已没有今天了。1984
年我重到遵义,特别到阿家寺去看看.寺已改别用,有一间屋的
屋顶尚在.附近有小工厂数所,有居民住宅区,人烟稠密,与当
年的清静真有天攘之别,但是寺附近的地貌则完全辨认得出来.
(本文作者:重庆蓄电池厂技术顾问、高级工程师,
浙大40 年代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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