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内迁遵义的浙大图书馆

浙江大学在遵义

抗战时期内迁遵义的浙大图书馆
+王树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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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遵义遂成为陪都重庆的南
大门。它又处于当时唯一国际通道滇缅路的一个咽喉地带,北倚
黔北要隘委1.1.J 关,南濒乌江天险。从地形看,它确是大后方一座
既重要又安全的城市.其时人口骤增至卡万上下,商业畸形繁
荣.另外,由于大批文化人的过路、暂住,浙江大学、陆军大学
和步兵学校等大专学校迁来,众多专家学者的随校留遵, 一时遵
义文化教育事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人称这一时期为
遵义文化交流的大好时节,这一说怯是切合实际的,公允的。比
如当时在遵暂住的文人熊佛西,吴惑、丰子也、端木蘸良和浙江
大学教授空可楠、苏步青、谈家桢、梅光迪、张其陶、谭其骥、
缪俄等不下百人的学者,都是茧声文化、学术界的名流。他们对
图书的珍视与爱好都达到了不可须突离开的地步。这批文化人多
数与浙大教授们有交往.像吴志就是空可锁、梅光迪教授的哈佛
同学、东南大学同事;熊佛西、丰子信、端木藏良等也是他们的
老朋友。流亡古城的文人、作家、除到街头书店浏览书刊以外,
浙大图书馆也成为他们摄取精神食粮的一个重要场所。至于浙大
众多的学者.教授,长年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图书馆更成为他
们知识、信息和文献资料的提供中心。
遵义闹市中心的桃源山江公祠,为山城一景,居高瞰下,可
望全市。浙江大学图书馆便设在这里。当年门外叠砌假山,散种
花卉,翠竹修篷,景色清幽,是一个清静读书的好地方。门框旁
挂着“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木牌,字体硬瘦挺拔,格外醒目。每
天不知多少浙大师生从这里借得书后,走向大街小巷(其时,浙
大教工、学生多散居在新、老城古庙、祠堂和私人住宅内),书
香溢漫全城。当时人称遵义为大学城,亦非过誉。江公祠本系纪
念清咸丰遵义知县江炳琳而建,乃两层木式结构古建筑,院内前
方有戏台一座,雕梁画栋,颇具黔北祠庙特色。进门靠左一排房
子为采编、出纳联合办公之处;右一排则为参考阅览室;中间上
下楼房均为书库。藏书在卡万册左右,以理工科书刊为重点,社
科文史一类亦占一定比例,线装书籍也不少。浙大图书馆一贯重
视报刊的收藏。当时虽处战争年代,几经辗转流离,但收藏工作
从未中辍。堂可祯扛鼎之作《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
和不少教授的著名论著所采用的文献资料,多出于此。馆长为图
书馆学专家皮高品先生。工作人员在遵义仅五六人,湄潭分馆人
更少,永兴分馆只一人。当时浙大师生共两千五百余人。图书馆
制度周密,工作有条不紊,效率极高。其时书库开架借阅。像张
荫麟等教授对文史古籍的排架位置都了如指掌;一般学生,对所
需图书排放位置也大致清楚。至于参考阅览室,更是公开阅览。
文科学生到这里浏览像《东方杂志》一类政论刊物者大有人在。
由于馆舍条件限制,新文艺书刊较少。今天的遵义市人民印刷厂
附近的市副食品公司门市部那所木式结构的老房子,就是当时浙
大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负责人钮志芳系中共地下党员。服
务处的小图书室,却填补了浙大图书馆这方面的空白。它藏有不
少进步文艺书刊,都是从当年文化比较活跃的桂林、重庆等地三
联书店采购来的。这些书刊,在偏僻、闭塞的山城,为广大浙大
师生确实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精神食粮。比如苏联小说《战争与和
平》、《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我国现代进步.
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夏衍、端木蕉良,姚雪垠等人
的小说、剧本以及文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在这里都可以借
到。这些书籍是钮志芳辗转托人从广西大学、重庆青年会取得,
再托外国传教士路过遵义时带来的。这里除订有《大公报》、
《中央日报》以外,还陈列有《新华日报》和民盟办的《民主
报》等进步报纸。有时还展出美国新闻处的《时事新闻照片》。
熊佛西、端木蕉良等人还在这里作过有关抗战文艺方面内容的报
告。的确,不少青年从这里受到教育,提高了觉悟,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
钮志芳同志、每当回忆这段往事时,总是深情地怀念并感谢丝
可锁校长对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使他们在那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能
发挥出比较理想的作用。竺校长对图书馆的建设是化费了很大心
血的。图书馆从杭州西迁辗转搬运,到遵义民日时整理开馆,以及
到重庆争取外汇添购国外新版书刊等事务性工作,他都亲自过
问、督促,甚至亲手经办。他曾一再教请图书馆泰斗刘国钩先生
到校任课,后因故未能如愿,才继聘专家庭高品先生任图书馆馆
长.皮高品教授在遵义与地方名流交游至广。图书馆曾把部分普
及读物、文史书籍复本,赠给地方学校(现在的文化小学、市立
二中等校今天还保存有浙大赠送的《宋史》、《明史》等书)。遵
义学界对浙大图书馆也极为关注与支持。当时在遵义的图书馆专
家除皮高品教授以外,浙大文学院不少教授也都是同业先辈。比
如:中文系夏定域(字朴山)教授,顾额刚先生门生、史学家、
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在浙大开过目录学课程。1937 年起到抗
战胜利前的一段时间,对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内迁装运、贮
藏、整理工作,付出过极大精力。抗战胜利后,任浙江省图书馆
研究员,对浙江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作出了贡献。史地系谭其
骗(字季龙)教授,当年顾顿刚先生最器重的青年史学家, 1936
年燕大研究院差半年毕业的时候,被聘为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
馆前身)馆员,从事地方志研究,为我国当代历史地理学专家。
中文系王焕镶(字驾吾)教授, 30 年代在柳治楼(字翼谋)主
持的南京国学图书馆从事编目工作多年,精于目录学,以编著
《首都志》闻名学界。副i承铃(字衡叔)教授,对善本古籍有研
究,胜利后任浙江省博物馆馆纭。史地系李洁非老师, 30 年代
在浙江省图书馆工作,史学家。1937 年受竺可桢校长委托,负
责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迂押运工作;另j遵义兼任史地研究所图书室
工作。另外中文系祝文臼教授,也是一位古籍专家。他们对学校
图书馆的发展都作过不少帮助。还须一捷的是贵州省文学界老前
辈意先艾先生,当时任遵义师范校长,与生校长及文学院一些教
授交情至笃。蒙老1931一1937 年曾在北平松坡图书馆工作,也
是当时遵义图书工作的前辈。他对当时遵义图书馆事业也卡分关
心。浙大的一些读书活动、文艺活动,都是在师范学校举行的。
师范学校师生也都积极参加。有人说过:如果那时浙大能增设一
个图书馆学科的专业,在全国也当是第一流的。
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两年之内,四移校址,辗转五千里,历尽
艰险,教学从未中辍,最后达遵义、湄潭。一个普通大学,几年之
间,各方面蒸蒸日上科研、教学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引起国内外
学界瞩目。今天不少当年在浙大工作的老教授、老专家,仍深切
地留恋着这段难忘的学校生涯。我国的高等教育史研究者在总结
这段经验肘,一致认为这与空可榄校妖亲自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
是学风”和众多教授、学者治学严谨、勇于攀登的精神分不开。
同时,还必须看到,图书馆同志的辛勤劳动及十万册书刊所发挥
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竺校长说得好:“一个大学必有众多超
卓的学者,才能感到图书馆设备的重要;也唯有丰富的图书设备,才
能吸引专家学者,而且助成他们的研究与教育事业.人才与设备
之间,是铺车相依、相得益彰的。”可谓至理名言。
(本文作者:遵义医学院副教授,浙大中文系40 年代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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