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竺可桢先生

怀念竺可桢先生
苏步青

    竺先生是一个好校长,他与蔡元培一样,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好的大学校长。他比我大12岁,我们在浙江大学共事10多年,关系甚好。他的为人与高尚的品德,至今还令人难以忘怀。
竺先生初来浙大时,我对他是有看法的。因为他这个学者,有好几位大官僚的姻亲。来到浙大后又带来了大批东南大学的师生,分任院长、系主任和教授等等。可是到了抗日战争开始,我对他的看法,就渐渐地改变了。
我是在1931年到浙江大学任教的,比竺先生早去五年。那时候,著名的学者如贝时璋、陈建功、蔡邦华、李寿恒等等也都早在浙大了。
抗战开始时,南京政府匆忙逃到重庆。他们把中央大学等嫡系学校都搬到了安全地区,而对我们浙大则不问不闻。我们浙大成了无人顾问的孤儿。那时候,我们的校务委员会成员,对搬与不搬,意见总不一致。最后决定把一年级新生先放到天目山暂避一下再说。以后局势越来越糟了,又搬建德。这时候,竺可桢校长,真像三国时的刘备一样,带了七百多位师生“走长板坡”。到了10月24日,杭州沦陷,学校只好再向西继续搬迁。但是又不能离开浙江太远。那时期,我因为孩子多,行动不便,只好先在建德乡下暂避轰炸,未跟学校走。而陈建功先生则把家眷全送到绍兴家乡,自己则跟着学校走了。一路上,有些地方还不通舟车,只好步行。陈先生就是从金华步行到江西玉山的。真是流离颠沛,但这也是浙大的好校风。学校带了那么多的图书仪器,走了那么多的地方,可是一件仪器都没有损 坏,真是不容易啊!
要写浙大搬迁史,可不能忘掉当时的一位大功臣。那是浙大电机系的老校友赵曾珏先生。他那时是第三战区的电讯交通管理局长,负责东南四省的交通调度。浙大的搬家,他帮了大忙。如果没有他的大力相助。困难就更加多了。
搬家时,当然校长是最忙人,因为样样事体都要找他。如搬迁、教学、经费等等都要他去烦心考虑。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路上受盘问,搞不好还有生命危险(当时国人情绪对日本人仇恨极大)。我为了此事,已经向朱家骅(当时浙江省长)讨来了一张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一律不得盘问检查。”可见他对我们这些教师考虑多么周到。这在当时,我是很感动的。
学校西迁到吉安,一路上受敌机轰炸,以后学校继续前进。结果搬到了赣江上游的泰和。到泰和后条件困难多了,医疗条件特别差,校长夫人(张侠魂女士)就是在那种困难条件下生病去世了。可是那时期的竺校长,那里顾得上自己亲人的病情,又开始上课、招生等工作,完成了这一学期的学校任务。
我们到了泰和以后,见江水经常泛滥为患。江西的老百姓,受的苦楚真是说不完。竺先生知此情况以后,就命土木系师生帮助地方除害。结果在赣江岸边建造了一条长堤,终于把千年水患制服了。一个流亡过境的大学校长,自己的事已经够多了,但是他还想到江西地方上的老百姓,去帮助他们战胜水患,这真是一个好校长。
我们在泰和时,学校文风甚盛。那时候有马一浮、钱钟书等等著名学者,都来浙大执教。记得马一浮先生写过一首诗,诗中有:“居人先鸟起,寒日到林迟”的绝句,他详述了浙大当时的情况,师生们比小鸟起得早,而工作在寒冷不见太阳的地方。可见当时师生的干劲了。我们数学系的张素诚、周茂清、方淑姝等几个同学,就是在那时毕业的。这也说明,在困难条件下,我们照样可以培养出优秀人才。
在南昌失陷以后,泰和又保不住了。于是我只好再搬。于1938年又迁广西宜山。在这年暑期,我回浙江去探亲,因为交通十分不便,待回校后,已开学二个月。在这二个多月里,敌人飞机轰炸不迭。那时,因为我们学校在宜山建造了许多简易的临时宿舍和实验房屋,全像营房,所以敌人把我们校舍看成兵营,每天不断地前来轰炸。有一天,竟丢了一百十八枚炸弹。幸我全校师生命大、福大,竟无一人伤亡;图书仪器都未损坏。可是,在宜山住不久,南宁又失守,我们只好再搬。这下有经验了,一下子搬迁到了贵州遵义和湄潭。幸亏这一次考虑深远,要不然,在那次“黔南战争”中,浙大将全校被困在敌军包围之中,就不堪设想了。
    我是1940年初到遵义的。那时,我们数学系就设在江公祠里。有一天,竺校长对我说:“你不必等到暑假了,快把家眷接出来吧!”我说:“那里来这许多钱?”他说:“这不用愁,我们学校替你包下来。”他一下子批给我900块大洋。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数字啊!於是我在4月份就回浙江温州接家眷,这时期的交通是更加困难了,所以在返回学校时,走了35天才走到广西柳州,以后再乘公路汽车回到了遵义。回来后见到竺校长,他高兴地说:“这下我放心了。”这样的校长怎不使人感动呢!说心里话,从那时起,竺先生要我做的事,我从不推辞。后来他要我做院长、教务长、导训长以及他临走时留下信来,要我和严仁赓先生当校务维持会的负责人,我都接受了。
竺先生是最爱惜人才的。只要有好教师,他总是毫不犹豫立刻聘请,而且是千方百计地去聘请。所以许多有才干的教授都肯来浙大任教了。谈家桢教授是在1937年从美国回来的。竺先生立刻聘请,他来时才28岁。后来章士钊的儿子章用和曾士炯从德国回来,他知道后也立刻聘请。那时期正在搬迁中,我们的欢迎会全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因为竺先生爱才,所以他们也十分负责。有一次(在建德时)学生问章先生:“警报都响了,老百姓都已逃警报去了,我们还上课吗?”“怎能不上课”。“黑板挂在那里?”“就挂在我的胸前”。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浙大教师特有的精神。章先生他一生从未用扁担挑过东西,可是他在浙大随校西迁时,就是自己挑着行李与学生们一起步行前进的。他当时还患有肺病,最后他病死在西迁路上,真是太可惜了。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教授,如罗宗洛、梅光迪、王淦昌、卢嘉锡等等,也都是这样请来的。
再以后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来浙大参观,他称我浙大是“东方剑桥。”这句话,我是亲耳听到的。当时如无竺校长先生主校,浙大就不会有这样高的荣誉。
我在湄潭时期,还有一件使我终身难忘的事。那是在1942年的某一天。我正在家中翻晒木箱里的霉烂山芋。正巧这天竺先生来我家看我。他说:“搬这些东西何用?”我说:“这是我这几个月来赖以生活的粮食(我们是把烧熟了的山芋蘸盐巴当饭吃的)”。我那时是八口之家,工资每月350元,怎够维持?校长见此情况,就对浙大附中的校长胡家健先生说:“今后把他的二个儿子,在附中改为公费待遇,免交膳费。”胡家健先生说:“那好,就叫他二人搬进附中来住吧!”因为当时的公费生都要住宿在校里。可是我在家中又抽不出来这二个学生住校的被头,所以仍旧不能享受。后来校长又知道了,又对附中特批了“走读生也可以享受公费”的规定,才解决了被头的困难。这件事情,我怎能忘怀。到了第二年,竺先生又把我第一个人上报到中央教育部,给我评上了“部聘教授”的职称。这一年我的薪水一下子增加了一倍,变成700元了。这时我的困难才真正解决了。
我们回到杭州以后,不久出现了“于子三事件”。于子三被害,我与竺校长二人去狱中看到尸体,我们不承认他会自杀。这时的竺校长,他不畏强暴,爱护自己的学生,一直坚持真理和正义,确是令人佩服的。这时候他要我当训导长,我也同意了。可是在1948年时学生要求上街游行,我也接到了恐吓信,在当时确也有点害怕。后来,陈仪调浙江任省长,他是日本留学生。他在福建时,又请我们去帮他办过训练班,所以比较熟悉。从此我的胆子又渐渐大了。当时浙大一些进步学生都是竺校长把他们保护起来的(说他们有病,不准外面来抓人)。又如浙大的一个助教和四个进步学生被抓,后来由张其昀陪着我去监狱把他们保了出来。这时刻的张其昀先生,也做了一件好事。而我则要打手印作保,说是逃了人要向我要人。不久他们真的都逃走了,可陈仪他们没有前来追究。因为这时期的蒋介石也正忙着逃台湾去了。
建国以后,竺先生去中国科学院担任副院长,我们见面的机会比较少了。他初去时,是他提名要我去负责筹备数学所,后来又要我去主持其所。可是复旦大学杨西光校长坚决不同意。他说:“苏陈二人,我只能放走一个,如今陈建功走了,苏步青不能放。”陈先生离复旦是浙江省的强力要求。他们提出:“还我苏、陈二教授”的口号,结果复旦放了陈先生回浙江去了。科学院数学所的事,那时正好华罗庚先生从美国回来,所以就请他主持数学所。我幸好未去北京,否则我也不会有今天。因为我是喜欢数学书的,一向“以教为乐”。这些年来,能培养这么多的教育骨干,我感到很高兴。所以我认为留下来要比调数学所更愉快些。
竺先生年龄比我大,他为人又好,使我学习的地方太多了。我没有想到,1962年在广州举行全国“科学规划”讨论会时,他对我说:“你的生日到了,就在这里我们替你作作生日”。我们离开浙大已经十多年了。他还能记得我的生日,真太感人了。那次会议,共有三百多人参加,而浙大校友则有65人。竺先生看见这许多浙大师生,非常高兴。他把大家召集起来为我举办了一次“祝寿会”。这是我今生难忘的事。
总之,竺先生为人太好了,他对浙大每一位教授都是如此关心,他们要谈的事也一定很多,今天我就先谈这一些吧!
(本文是由苏先生口述,再由校友杨竹亭记录整理成文)
(本文作者:苏步青(1902—2003)浙江平阳人。著名数学家,专长微分几何,是我国近代数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名誉校长,曾任浙江大学教务长、数学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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